古典文学东渐思索

最近国内学界，许多人呼吁建立中西合璧的西方古典学①。现代西方古典学从18世纪末到二战为第一阶段，从二战到当今是第二阶段，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19世纪德国古典学。18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以古希腊为典范，不同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偏重古罗马的古典主义，为古典学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它是通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的最根本途径。古典学的基础与核心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philologie)，包括古典语言，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献学，包括校勘、考证、作品真赝、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古典语文学的主体是古典文学。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研究情况。这里的文学不仅指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也包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修昔底德的《历史》等哲学、历史著作;还包括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著作，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朗吉努斯《论崇高》等。文学的研究仅指对这些著作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诗学、美学的阐述、批评及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层面的研究，如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伦理、哲学或政治研究不是本文的对象;但对其进行诗学的研究却一定在本文范围之内，如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等。西学东渐的初始阶段是没有文学、历史、哲学的区分，随着研究的深入，专门化了。哲学、历史方面已颇有成就，如《西方哲学东渐史》［1］、《希腊史研究入门》［2］，只是文学还未有人问津。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按照其发生的机缘与研究范式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归化”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文治”大业;20世纪90年代后，走向古典学的自觉。前两个阶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肩负着文以载道的重任。但第一个时期与第二个时期还是有区别的，第一个阶段虽然也有很浓的政治味，但古典文学却是“新娘”，欣赏和崇拜，争相译介，以此为荣;而第二个阶段却完全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了说教的“老太”，译介研究的人，也是被安排改造的一些“问题”人。第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不再背负历史兴亡的包袱，翻译、研究都比较客观，回到了文学自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就。三个阶段是中国社会本身发展选择的结果，也是两者互动的结果。

一、20世纪50年代前，从包装推销到“改良群治”、“营构思想”主动引入

由于古希腊(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公元前753年—475年)与当时中国相距遥远，中间隔着广袤的中亚、西亚，在当时境况下，两国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东汉时，甘英曾到达红海而返;“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实对”［3］，但其后不知所终。唐时，景教曾传入中国，武宗时禁而绝。蒙古人对基督教比较宽容，但随着元朝的灭亡销声匿迹。明清基督教士较大规模来中国传教，“那个时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水利专家、发射专家，确实可谓‘群贤毕至’，什么人才皆有。他们能推算日食，能铸造大炮，能绘制地图，建浑天仪;用拉丁文写作让欧洲人了解中国，又用中文写作让中国人了解欧洲。”［4］最早介绍西方文化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是利玛窦，他用中文写了哲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认识了经院哲学的逻辑，如1603年写的《天主实义》”，再如艾儒略《西学凡》概述西学各科内容，最多的当然是基督教典籍的翻译与刊刻发行。他们把基督教义比附中国传统哲学，如“理学”、“道”等，以及“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5］。如:托马斯《神学大全》，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汤若望《主制群徵》，南怀仁《教要序论》等。以学术的面貌出现，易于为中国士大夫接受，如利玛窦《几何学原本》收入了《四库全书》。“礼仪之争”后基督教在中国遭到全面禁止，中西刚刚接触即又隔离。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甲午战败，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民有智则有民，民无智则无国，智也者，民所以自主、自由、自立，亦即国之所以自主、自由、自立者也”，“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意欲通过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以此来，重建中国思想文化，并进而征服中国的文化危机。中国人开始主动引介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翻译始于《伊索寓言》。早在明清时，传教士们就译过《伊索寓言》如，利玛窦、庞迪我、金尼阁等。1840年广东报出版了传教士翻译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88年天津时报馆出版了《海国妙喻》，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杼和严复侄子严培南、严璩合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80则，1909年陈春生用官话翻译《伊朔译评》，共收200多则。除了寓言，神话、史诗、哲学、历史等著作大量被译介。1928年世界书局出版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创造社出版部出版邓均吾译《希腊神话》和1930年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张师竹、张东荪根据Loeb丛书用文言译出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1934年出版郭斌和、景昌极据希腊原文译校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及傅东华的《奥德修纪》等。由于强烈的功利性，这段时期的翻译方式主要是意译和达旨。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第十章安德里翁与月神亚谛摩斯恋爱，作者只是大致介绍了剧情，然后自己再做些阐释:安迭迷恩与亚谛摩斯的恋爱是希腊神话中一个极美丽极含诗意的故事，安迭迷恩是腊德摩斯山上一个牧羊人，长得非常美貌。有一夜，月神亚谛摩斯……安迭迷恩的故事极富于诗意，他好似一个少年诗人。

正如书名，这完全是一种向蒙童讲故事的口吻。为了吸引国内读者，这时译介都按照传统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道德伦理等对原作的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做了严重的增删和改译。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比附，不是洋人而是国人主动这么去做，目的是为了通俗化、大众化，从而达到新民的目的，和前面传教士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化”模式。当然为了一些异国情调，他们也常常弄些新鲜的名称，如人名的音译等，但骨子里，却被“归化”了。汪倜然几乎把希腊罗马神话装扮成一部中国传统的仙人异闻集。其它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如此，如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等。研究基本上是在哲学、历史范围内开展的，如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朱公振编著的《希腊三哲》，1934年出版严群《柏拉图》等，整个阶段成果屈指可数。因为基于启蒙和救亡的需要，国人的眼光主要专注于西方(包括日本)近现代的作品，而文学似乎还在尝鲜阶段，还没来得及回味。但他们在译介的时候也对这些被翻译的作品做些阐释，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对故事的阐释，以及该书例言，前四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过介绍性强，是一种导读性质。这一时期对古典文学还是很陌生，各种工作刚刚开个头，在那个年代已经实属不易了。正如李泽厚所说，启蒙刚刚开始，这种思想的洗礼很快就让位于民族的救亡运动，“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很快就让位于各项革命斗争实践了。

二、20世纪50—90年代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文治”大业

如果说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为了新民新思想的启蒙而译研古典文学，这一阶段古典文学译研则是社会主义“文治”大业的一部分。1978年前与后虽些微差异，但都完全是用政治观照文学。建国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因被视为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而得到足够的重视。20世纪50、60年代翻译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除少量是民国初期的旧译外，大部分都是新译或重新修订的译本。”

周作人(周启明)因剥夺政治权利而专门从事古典翻译，产生了一批高质量古希腊经典作品汉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罗念生、周启明译《阿里斯托芬戏剧集》，周作人译阿里斯托芬《财神》;1955年出版周启明(周作人)诸人翻译的《伊索寓言选本》、《伊索寓言》等三种，这是第一本据希腊文原文译出的，共收寓言358则;1957年出版杨宪益根据牛津大学古典丛书(ScriptorumClassicorumBibliothecaOxoniensis)译出维吉尔《牧歌》。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杨周翰用散文体译的奥维德的《变形记》(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译的塞内加诗体五幕悲剧《特洛亚妇女》和傅东华据英译本转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这是中国第一个《伊利亚特》全译本(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楚图南译施瓦布的《希腊神话和传说》，1961年出版罗念生译埃斯库罗斯的《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后者)等。与第一个阶段根据市场行情自发翻译、出版不同，从选题，翻译队伍的建设，翻译过程、定稿、署名、出版到批评都是阶级斗争事业的一部分，“均受到文化管理部门全面而强有力的管制。……为政治服务成为不容置疑的最高原则，……基本上不是个人和艺术行为，而成为集体的行为和国家意志的体现”［8］译本多有改译、窜译、删译，每一译本只有首先进行“病毒”扫描和清除后才能出版。典型事例是周作人(周启明)的译作大部分未得到出版。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只是证明，世界人民即使古希腊人民都在和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研究还停留在简单的叙述阶段。牛庸懋长文《略论荷马及其“伊利亚德”与“奥德赛”》［9］，全文五分之三在介绍荷马和“伊利亚德”与“奥德赛”的故事。并不是这时期学者水平低而是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决定的。这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的初期。1978年后，由于紧绷的政治压力解除，一些老一辈翻译家再续前缘，翻译出版古典作品，如陈康、严群、罗念生、水建馥、杨宪益、杨周翰、缪灵珠等。研究方面，1980年代初由孙席珍、蒋炳贤、郭智石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1957年版，翻译出英国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鲁刚、郑述谱的《希腊罗马神话词典》;198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罗念生的《论古希腊戏剧》，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罗念生编译的《古希腊罗马散文选》;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陈洪文、水建馥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等。对三大悲剧家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做了较为充分的批评阐释，但除此之外的许多优秀戏剧家和作品，都未涉及。研究“虽然不是从纯政治的视角观照文学，但旨在强调读者的任务就是准确理解并完全赞同作者在作品中的意图，通过取代和剥夺读者参与文本的机会和话语权，以实现作者对读者控制和垄断性制约的目的。”［10］文学虽不是阶级斗争的描绘，但仍是沉淀在作者脑海中社会文化的无意识反映，文学成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摩写，文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这种掩盖在文学形式下的深层文化，使被文学形式遮蔽的形而上的“规律”，“底本”、“历史”、“文化”、“思想”或者说“理式”显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完全成了“底本”的解蔽过程。如肖作铭的《柏拉图以前古希腊的文艺思想初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粗略的叙述和评价，力求得出与史实相近的结论。《荷马史诗》主要反映了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荷马时代’的社会生活”，［11］可见一斑。文学研究往往历史化，把文学的想象和构思现实化，文学的研究成了现实社会的索引或图示。如果说1950年前的翻译和研究有个共同的目的———启蒙，但方法上却没有统一模式和要求，完全自由选择。而1950年以来的翻译和研究则基本上是“延安派”，受马列主义指导，其基本观点都是意识对存在的反映，社会运动方式及其观念反映和论述历史的运动规律。

三、20世纪90年代，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回归古典学

前两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的研究，特别是第二个阶段，完全是政治的注脚，是被政治统摄下的另一种政治叙事而已。因此根本谈不上古典学的研究。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研究者建构起来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谱系，‘启蒙’、‘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性’等全新的关键词成了解读一切文本的万能钥匙。……蕴涵着一种对人的多样性、可能性及丰富情感的诉求。”“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爱等等，在叙述文学在这个世界的境遇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12］把读者从作者的专制下解放出来，读者的接受和阐述成了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者。文学及其研究彰显人性。古典文学的存在价值完全由于其“人性”、“主体性”、“自由”的存在，成为鞭挞形而上“专制”和独裁的主力，古典文学又充当了一次“文艺复兴”的旗帜。关键是这时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不再屈从于一种目的、方法;翻译和研究基本上可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而不必因为某种价值需求而遭阉割，变异。翻译上中生代承前启后，功不可没，如王焕生、王太庆、汪子嵩、徐松岩、王以鋳、崔妙因等文学、哲学、历史著作翻译名家;队伍空前壮大，如陈中梅、刘小枫、王晓朝、吴雅玲、石敏敏、程志敏、李永毅等新人辈出。译作出现了规模化，如苗力田先生的《亚里士多德全集》(1990—199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罗念生全集》(全集里还收录了非希腊文学)、《柏拉图全集》、《西塞罗全集》(只出了3卷)、《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和《两希经典文明译丛》、《日知古典》、《西方正典》等大型丛书。基本上都是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原文翻译，转译的不多。还有就是出现重译现象，由于原来的翻译受各种因素影响，存在大量的矫译、删节等，许多人重新翻译经典，同一著作出现多个译本，如陈中梅据古希腊原文用诗体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广东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重版)。罗念生、王焕生据勒伯古典丛书(TheLoebClassicalLibrary)穆雷校勘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古希腊文，采用六音步译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古典学书籍多个出版社一版再版，原来没能够出版的书籍也得到了出版，如1999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苦雨斋译丛》收集有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文学作品如阿波罗多洛斯的《希腊神话》、阿里斯托芬的《财神》，可见社会对古典文学的需求和重视。研究上有吕新雨的《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焕生的《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与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这些翻译和研究都突出人性主题。但和第一个时期一样“由于没有高瞻远瞩及详备统一的规划和组织协调，对西方经典汉译名称的一致性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全盘观念，译者各自为阵，造成了汉译西方经典目录上的里白、断层和错层，同一作品的汉译名称差异颇大。这些对经典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十分不利。”［13］翻译的国外研究丛书也大量出现，如2007年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徐向东、陆萌翻译的努斯鲍姆研究成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魁立主编的《学术文库/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其中收录了纳吉、巴莫曲布嫫的成果《荷马诸问题》等。这些翻译过来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内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给予了重要的启迪，让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古典文学的研究状况。研究同样今非昔比，对诗的研究，有北京大学2005、2008年分别出版的王柯平的《＜理想国＞的诗学研究》、陈中梅的《言诗》等;专注于神话的，如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以欣的《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悲喜剧研究的成果最丰富，如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王麒、子飘的《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古希腊神话悲剧之另类解读》等;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刘小枫与陈少明等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如华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和2008年出版的《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等等，大有囊括经典的气魄，从政治、哲学、神学切入，拓宽了解释的深度与广度，开辟了新的视角，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陈中梅、刘小枫等人从翻译到笺释，这其实是与西方学者站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终于摆脱了依靠他人的材料来进行研究的状况，这也是历代积累与努力的结果。在对经典的译、注、校、阐述中，他们试图还原历史情境，还原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本原，同时他们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研究做出新的阐释，重建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美学体系，使古典文学的研究回归到古典学。至此中国的西方古典文学已和国际研究水平接轨，这种水平的提高是一代代努力、积累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的需要，结束了中国人简单学习西方化的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已具备了建立西方古典学的一定条件。

古典文学从比附中国儒道文化想进入和主动引入，到社会主义“文治”大业一部分被马列主义政治观照和统摄，再回归古典学研究的自觉，这一过程影映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选择的结果，是“异者”期待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古典学在异质文明生根发芽的必然历程。从这一发展历程来看，也到了该建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