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参与式档案管理档案权利

摘要：参与式档案管理是档案管理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转型阶段的产物，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公民的档案权利在参与式环境下获得了更多的实现，同时也引发权利自由边界的探讨。文章在阐释参与式档案管理建构的档案权利世界的基础上，以文献观察法分析参与式管理背景下的公民权利自由及其边界。得出结论为保障参与式环境下档案权利的有限自由，需要从公民权利意识、权利制度和权利生态三方面做出改变。

关键词：参与式档案管理；档案权利；自由权；权力规范

“参与式”是近年来档案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同时档案权利的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益，而“参与式”档案管理则给予该法定自由更广阔的施展平台。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无边界”的自由在文明土壤中生根发芽，档案权利的自由在开放包容的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多元宇宙中也应当受到合理的规范。学界目前缺少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环境中公民档案权利自由及其边界规范的研究，本文拟以权利自由的限度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讨论参与式档案管理中档案权利的自由及其边界，实现档案权利生态的和谐。

1参与式档案管理

亨利•詹金斯等学者结合web2.0的特征，指出“参与文化”是“以Web2.0为平台，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种身份认同，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通过这些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1]。在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参与”思维和文化几乎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等领域中，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档案作为信息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也受到了“参与”浪潮的波及。2008年，吉士多•弗利亚的文章提到参与式档案应具备“分散保存、用户为中心和广阔背景”的特征，这也被誉为是参与式档案管理领域最早的文献之一[2]。而更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特里•库克有关第四个社群档案范式的论述，即“在这个多元的数字宇宙中，专业的档案人员需要从制度高墙后的精英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社群工作的倡导者和教练员，鼓励参与式建档……”，这种“基于社群的档案范式涉及档案核心规则的变化，即从排他性的档案管理和所有权到共享合作的转变”[3]。这是一种对参与式建档和协同合作的形象诠释，代表着国际档案界积极关注公民参与档案管理的机会、途径和方式。国内关于参与式档案管理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学者开始讨论参与式档案管理开发和利用服务的路径、策略等。在参与模式研究领域，寇京提出公众参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模式主要有权限转移和征询接受两种[4]；加小双和安小米提出参与式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三个模式，即内部授权个体、内部授权组织以及服务用户参与模式[5]；周文泓基于参与式生成与发展的社交媒体网络环境，提出相关的信息服务和档案管理的创新方向，即一个全景的档案世界[6]。针对参与式档案管理，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以档案实践为研究问题，缺乏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学理性反思。参与式档案管理一方面为公众带来了多元包容的文化、开放共享的资源以及便捷易得的平台，让公众从档案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另一方面，档案权利作为公民参与的伴生物，势必会受到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影响。

2参与式档案管理建构下的档案权利世界

长久以来，档案一直被视为权力的象征，被牢固锁在权力和制度的“高墙中”，远离公众。有学者认为直到近代，档案都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权力资源，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权威[7]。从18世纪末期法国档案开放原则的提出，到各国档案法律、信息公开条例的陆续出台，再到社会治理和开放政府的建设，公民的档案权利经历了从权利意识萌芽到档案权利确认再到全面实现的过程。2.1泛在式的档案权利场景。在传统的档案管理活动中，公民只有当身处档案馆、档案室等档案机构，或当档案需求产生时才会触发档案权利场景的产生。但参与式的档案管理依托互联网强大的互联互通能力，实现跨时空、多领域的实时交流；档案权利产生和利用的场景从线下扩展到无限泛在的线上网络。“社群”是参与式档案管理的重要基础，公民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合作方的影响，个人的档案权利在多方参与合作的前提下有可能向群体式的档案权利转变。参与式档案管理以个人的积极参与和社群的广泛联系为脉络，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勾勒出泛在式的档案权利的产生和利用场景。2.2多样化的档案权利内容。部分学者在谈及档案权利时，较多地倾向于论述档案的利用权利和与之相关的开放权利。罗军指出在档案馆的公共服务中，公民只有依法享有利用自由、利用公平和利用效能这三方面的利用权利，才能真正达到“档案利用”的目的[8]。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下，档案归国家权力所有，公民只是被动的服务接收者，无法参与档案管理的过程，只能享受档案工作者提供的有限服务，因此利用权利就成为了公民档案权利的主要诉求。但参与式档案管理给予了公民平等的参与权，档案工作人员从“排他性”的管理思想和权力框架下被解放出来，档案权利世界实现“利用权”“编纂权”“选择权”“公布权”“所有权”等一系列公民权利的“百花齐放”。权利内容的多样性不仅表明我国公民的档案权利意识在参与式档案管理中逐步苏醒，也意味着我国档案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2.3治理型的档案权利话语。档案权利话语代表某一时期档案制度、档案权利和国家权力共同的价值导向。参与式档案管理重塑了档案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关系，档案制度的天平向公众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倾斜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范围内档案资源和档案价值的共建、共治和共享。参与式档案管理是“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忠实追随者，它关注的是社会治理转型中的社会利益生产与分配，即在多元主体协商的基础上，参与的公民个体或者社会机构，以及参与指导的档案部门在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中获得的平等地位，而这正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真谛所在”[9]。参与式档案管理以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特征，促进这一时期的档案权利话语由“管理与被管理”过渡到“积极参与”的治理。

3参与式档案管理中档案权利的自由边界

参与式档案管理建构下的档案权利世界，是需要得到社会认可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度强调权利的自由和个性会使权利走向过于理想化的状态。档案权利看似在参与式档案管理中获得了新生，但国家权力向公众权利的倾斜并不意味着全盘妥协，因为完全的自由不可能存在。因此公民在享受档案权利自由的同时，仍然会感受到权利边界的控制。3.1档案信息的自由查阅与有限范围的公开。参与式档案管理旨在调动公民的互动积极性，释放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和活力。公民在参与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有权自由选择查阅开放的档案信息资源。但参与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意义在于共建的是档案信息化社会，共治的是档案资源服务与利用，共享的是档案管理成果，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因此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仍然不能触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底线，因为参与式除了更加包容个体差异之外，同样也注重社群的和谐状态。权利是社会上其他个体共同认可的一种较为统一的形式，既然要获得别人的认可，那么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就成为了权利自由的前提。经济学观点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不等于经济上的免费”（Politicalfreedomisnoteconomicallyfree）[10]，那么对于档案权利而言，公民在行使所谓的信息自由权时，需要动用经济资源、社会关系，以及利用信息产生的资费等，都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消耗，公民也不能免责。档案法第四章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分别对档案的利用权和限制利用做出了规定，指出：个人赠予、移交或寄存在档案馆的档案，持有者可对其中不宜向社会开发的部分限制利用，同时，未获得相关部门同意，任何人和组织无权公布档案，即便公布时也不得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11]。这些制约都是以“利益”为优先的，公民持有效身份证明可以查阅开放档案，但如果给予公民完全自由的信息公布权，有可能会对档案的所有者及相关人员造成利益上或者是精神方面的损害。尤其在参与式档案管理中，公民社群是虚拟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居多，权力机构要考虑公民的信息公布权利，公民自身也应当意识到权利的利益“红线”，承认公开权利的有限范围和条件。3.2档案信息的利用自由与编纂开发的价值准则。档案信息的利用自由权几乎是学界公认的权利内容，在参与式档案管理中公民的档案利用自由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共建和共治就是公民自由利用档案信息进行管理和建设，并提出建议和改进方式。但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的档案利用使公民成为治理的主体和主要参与者、贡献者，利用档案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问题，更大程度上公民参与档案管理是为社会记忆的传承，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对档案进行编纂加工。“开发利用”取代“需求利用”成为主流，档案利用者在自身享有信息利用权利之外，由于参与式的介入，档案机构赋予了利用者参与档案信息服务的权力[12]。公民或许会基于利益选择、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在参与档案共建、共治的过程中，影响档案管理效果的呈现。但公民随着其地位的上升，也要遵守一定的价值准则，尤其是在针对档案信息进行编纂、开发，并最终将结果推广到社会时，参与档案管理的公民要承担编纂开发的基本责任。公民有权自由利用档案信息，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档案信息进行不加限制的开发。公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档案利用权利自由与编纂开发的道德伦理之间不存在冲突，利用是对于个人而言的，而开发则面向社会，自然要受到社会的规约。3.3档案管理参与意愿自由与项目成员的资格控制。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是档案管理社会协同、社群协作的关键，落脚点在于公众的主动性。在参与档案管理的项目或工作时，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处于平等地位，既有主动参与的权利，也有放弃参与的权利。参与档案管理的决定权由公众自主掌握，档案部门则通过宣传、呼吁的方式，吸引对历史发展、社会记忆和档案信息感兴趣的志愿者和爱好者的关注，并使其和档案部门一起，共同从事社会记忆和社群档案乃至个人档案的建设和管理。但是参与的意愿自由和机会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参与式项目，认为公众只要“有意愿，就能够进入该领域，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想法，不仅是对档案价值的错视，同时也是对公众不负责的表现。如互联网时代的档案众包项目，档案机构将自身的档案资源建设工作以外包的形式呈现给公众。档案部门从源头对参与者进行控制，在鼓励大众网络自由自愿参与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参与平台、参与人员有所倾斜，如在知识水平较高的平台上宣传档案众包以获得更好的参与主体[13]。由此可见，参与式档案管理中对成员资格的控制与公众参与意愿自由权利并不冲突，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对志愿者的能力进行把控，以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的。既尊重公众的自由参与，又关注项目成果和资源优化，是参与式档案管理鲜明的服务特色。

4参与式档案管理中档案权利“有限自由”的保障策略

4.1培育正确的公民档案权利意识。参与式档案管理中公民的档案权利意识包括对自身享有的各项权利及其边界的认识。传统环境下，公民档案权利意识淡薄是影响档案权利实现的重要因素[14]。参与式档案管理中，公民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激发了其对档案权利的渴望。权利意识的培育不仅要让公众认识到自身享有档案权利，因为正确的档案权利意识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还要让公众明确档案权利是既满足个体需要、又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也不扰乱社会秩序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层面也需要努力营造权利意识的培育空间和氛围。4.2制定妥善的档案权利法规。完善档案权利法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在于将档案权利写进档案制度中去。目前我国对于参与式档案管理尚无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对于档案权利的确认更是无从谈起。档案制度的构建应当考虑参与式语境下多元主体不同的权利诉求，公民渴望更加宽松的行使权利的环境，公权力希望减少公民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档案部门则需要一个明确的、妥善的制度和规则来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参与式档案管理中的各项权利，尤其是公民权利需要依靠制度进行保障、调节，以确保参与过程中档案公权力的稳定性和私权利的合理性。4.3建设和谐的档案权利生态。档案权利生态是涵盖参与式档案管理中公民、国家、社会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的集合概念，强调的是公民的积极参与、国家的强力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档案文化的培育和宣传。参与式档案管理中，档案权利自由的限度意味着档案权利生态系统中各因素在互相交流过程中达到和谐的水平，公民没有陷入“权利病”、迷失在绝对化的档案权利话语中；国家也没有“福利”情结，居高临下地将档案权利作为对公众的“恩赐”。档案是具有权利和权力两个维度的产物[15]，参与式档案管理将两方放在了一个空间内，力图避免权利冲突与权力压迫、建设和谐的档案权利生态，使国家与公民保持良性互动，即国家承认档案权利自由、公民接受“有限”的前缀，从而确保档案权利自由限度的稳定。

作者:王向女 袁倩 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