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思想概述4篇

第一篇

一、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精神的契合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强调，全国广大青少年，要志存高远，增长知识，锤炼意志，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的讲话，内在地蕴涵着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体表现，精神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一)理想信念教育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性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110理想信念教育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理想信念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能鼓舞青少年奋发向前，是成就事业的强大动力。理想信念教育首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教育是一种信念和理想教育，是一种美的追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是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理想信念的具体表现，崇尚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观是青少年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当代诠释。年少的已深藏远大革命理想信念。在小学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他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2］10这表现了年少的忧国忧民和救国救民的远大人生抱负。在旅日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2］27他在旅欧期间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2］55此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坚决捍卫了自己的崇高理想，把高远的理想信念和脚踏实地的革命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认为“人应该是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3］216，没有理想和志向，人就会碌碌无为。高远人生理想的精神风范，应该是当今青少年效仿的标杆。市场经济建设的当下，人们生活水平整体大幅提高，广大青少年养尊处优，容易满足眼前优越生活，但往往胸无大志。然而，“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高尔基语)。为此，我们要用高远人生理想信念去教育青少年，为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努力奋斗。

(二)民族精神教育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民族精神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精神与民族精神是一致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升华。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加强青少年的民族精神教育必须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引导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帮助青少年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优良传统，了解五千年历史中孕育的优秀传统美德，了解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了解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以及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以此培育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感。深深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赴日留学时写诗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认为，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爱我们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无私奉献人民，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风范，坚持知行合一、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持中贵和、寻求统一的处事风格，保持朴实生活的作风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因子。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和争夺下一代。为此，需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的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精神是民族精神教育的体现和升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离不开精神这一精华。

(三)时代精神教育

时代精神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青少年只有具有时代意识和把握时代精神，才能融入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潮流中。时代精神体现了时展潮流，标志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中国逐渐培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激励着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亦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精神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特质。早在《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就强调，学生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不能浅尝辄止，要敢于突破前人。重视实际、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他的一生是为追求真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一生，他始终保持一种不馁的奋斗精神。正如所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的压迫下没有胆怯过。”［4］121又说“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5］314。可见，精神与今天的时代精神有高度的契合性。精神具有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思想特质。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时代精神在精神中都有深刻展示，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四)艰苦奋斗精神教育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这充分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加强青少年的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艰苦奋斗是一种生活准则，一种工作作风，一种利益观念，一种精神状态，乃至一种高尚的人生价值追求。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知难而进，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工作作风;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革命风格;励精图治，克勤克俭，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皆是我们青少年要始终保持的艰苦奋斗之精神。一生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不仅倡导艰苦奋斗精神，并亲自践行。物质生活上，他崇尚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他多次强调，“生活要艰苦朴素”“要继续艰苦奋斗”“要使艰苦奋斗成为我们的美德”［5］427。精神上，强调，要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努力为人民“集中最大的权力，做最大的好事”“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世界就会高尚”［5］427。当今，我们国家虽然日益富强起来，但艰苦奋斗仍然是我国青少年秉持的高尚品格。今天的青少年思想上追求安逸享受，生活上铺张浪费;而艰苦奋斗的高尚精神，对于今天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总之，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丰富的变化的，教育内容不仅仅局限以上方面。精神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这种一致性和统一性正是两者的契合点。

二、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与精神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为核心的全面素质提升，成为新时期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总的价值取向，这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所秉持的基本价值立场和价值态度。具有崇高的精神风范，精神是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修养的参照系和目标取向，这正是用精神进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关于精神的这种参照系和目标取向的定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以精神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

的参照系和目标取向符合党的教育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德伟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用精神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参照系和追求目标，一直是党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期冀。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精神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具体表现和载体，精神符合我党的政治认同标准。通过树立精神的旗帜，促进青少年的形象认同，实现党的目标价值追求，展现思想道德教育的阶级性功能，是党和国家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指向。具有纯美的人格风范，精神表现了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追求和憧憬。这种内在的一致性，特别符合我们当前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理念:人的全面发展。

(二)以精神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

的参照系和目标取向符合变化的社会实践需要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市场经济文化是当代中国青少年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这种挑战在于市场经济构建了一种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相抗衡的价值系统，即功利主义价值系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等不良行为的盛行。青少年面临各种精神和物质的诱惑、侵蚀，给青少年心理上造成了剧烈的震荡，急需一个精神的参照系和目标追求。据此，需要通过学习与弘扬精神，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使他们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健康地成长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新一代。可见，对精神的追求和向往更是青少年的需要，是他们人性之表现，“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6］514，这种需要就是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精神是真、善、美的集合整体，青少年把精神作为自己道德修养的参照系，努力效仿的高尚品格，并把其内化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引导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人生展现美的特征。

(三)以精神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

的参照系和目标取向体现了精神本身的特质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已经逝世三十多年，他的精神并没随他的逝世而隐退，而是一直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具有永恒的教育价值。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宽广外延。精神丰富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表现形式，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参考素材。精神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对人的尊重。体现人的价值和对人的尊重，是精神被青少年视为参照系和追崇的人学基础。的人本思想在精神中得以充分展现。精神所体现的人的价值和对人的尊重，是青少年愿意奉其为楷模的人学之基。总之，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精神是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的参照系，也是党和国家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取向，更是青少年追崇和效仿的一面光辉旗帜。

三、用精神教育青少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精神是一个逻辑的整体，内涵丰富深刻，外延宽广，具有永恒的价值。用精神进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一种价值追求，但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撑。精神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在实践中的对接、契合，需要找到恰当的契合点。在这方面，应当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内容的选择应当具有侧重性

精神体现在身上，体现在他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涉及他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和社会活动的各领域，表现形式亦多种多样。但是并非所有的内容都适合用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在用精神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不必追求精神体系呈现的完整性，而应当有所侧重、有所选择。这种侧重和选择，主要体现在针对性和合宜性。内容选择应当侧重针对当代青少年的弱点和缺点。今天的青少年物质生活殷实，智力水平较高，但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如一些青少年缺少信仰，没有志向，缺少顽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诚信观念，亦缺感恩之心，漠视生命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中着重引导青少年学习弘扬信仰坚定、追求理想、百折不挠、诚实守信等精神和品质。总之，当代青少年所缺少的就是我们所要侧重选择的。内容选择还应当体现合宜性。当代青少年所处的环境与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区别，当代青少年的社会角色与也有着极大的区别。因此，用精神培育青少年应当侧重选择那些和当代青少年相适宜的精神元素。如少年立志、追求进步的精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崇尚和谐的精神等。如精神中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善于在不同政治人物之间周旋的能力等，就不是很适宜的内容。

(二)对精神的诠释应当体现时代性

虽然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精神毕竟是在自己的人生历程特别是学习与实践历程中逐渐孕育生成和丰富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处时代的烙印。精神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特性，但这种统一并不会自动显现出来。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发挥精神的当代价值，如何把精神更好地运用到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无疑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对精神进行时代性的诠释无疑是一条有效的方法。陆九渊曾说:“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集》)陆九渊所言的“六经注我”，就是继承孔孟之道的方法，“我注六经”，就是借六经阐发自己的思想。所以，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于六经就有不尽相同的解释，但其本真精神是不可违背的。用“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诠释精神，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方法论意义。我们可以对精神依着“我注六经”的方法，在保持其传统纯美性的基础之上进行时代性的解读，赋予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彰显精神与时俱进的品格，以更好适应当今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需要。否则，机械刻板地阐释精神，囿于所谓的原汁原味，就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教育效果。

(三)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应注重可接受性

用精神培育当代青少年一定要注重青少年的可接受性，如果内容和形式都超越了青少年的可接受性，精神也就是失去了它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教育的有效性就势必大打折扣。关于这个问题，一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思考、权衡。一是对青少年的境界要求应具有可接受性。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那些纯而又纯，高而又高的思想道德标准教育青少年、要求青少年。在青少年眼里，过高标准和境界要求，与现实社会的反差很大，不切实际，因而他们对这样的思想道德教育有着一定程度的排拒心理。精神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我们不应该单单选择那些特别崇高的精神品格;也要选择那些青少年很容易和有条件达到的精神内容，这才能增强可接受性和教育引导的实效性。二是要注意尊重青少年的正当利益要求和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当下中国社会，人的利益意识、权利意识、以人为本与和谐观念越来越强烈，青少年更是如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向法治化方向演进，青少年的依法维权意识已普遍增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用精神培育青少年，我们毫无疑问应当弘扬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我们必须拒斥个人利己主义;但基本立足点，应当是在引导青少年坚持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统一的价值取向上下功夫，应当在强调人民利益至上的基础上，注意尊重青少年的正当利益要求和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这才能增强精神教育的可接受性。三是方法途径的可接受性。在用精神进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适当的教育形式和教育过程。改变传统思想德育把青少年作为客体的塑造方式，要充分发挥青少年在精神教育中的主动性，形成教育者和青少年互动的教育模式。当代青少年个性意识、求新意识强，喜欢逆向思维，采取这种符合其特点的新颖的教育形式或许更能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提高教育效果。是举世景仰的一代伟人，在精神的教育中，应当避免因为是伟人而不敢组织学生讨论、只是一味灌输的现象。其实，组织讨论，让青少年把各种想法特别是与教育者不同的想法说出来，并恰当引导，教育效果会更好。如果只允许青少年把不同想法特别是怀疑、质疑放在心里，那么，这种怀疑、质疑也许很难消解。四是注重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代青少年更强调用事实说话。因此，在精神的教育中，虽然本身就是榜样，但由于这里有一个精神可学性的问题，所以教育者应当为当代青少年学习精神选择具有一定示范性的恰当的参照群体、参照个体。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者本身应当成为践行精神的模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教育者亲身践履精神品格，发挥榜样的作用，对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和实效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总之，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它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弘扬精神，是我们青少年教育的永恒课题。只要我们在精神教育中找准与当代青少年的契合点，就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教育效果。

作者：赵国付工作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二篇

一把握道德教育的有利时机

（一）道德教育应该尽早开始

夸美纽斯指出道德教育是进行其他教育的前提，他认为：“当儿童或较大的孩子开始受教时，如果不先进行道德教育，那就是一种非常缺乏判断力的表现。因为他们如果学会了支配自己的感情，他们就更适于接受别种教导。”[1]P91道德教育应该为其他教育的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就像种地一样，“假如你不把优良的种子撒在地上，它便生不出别的东西，只会生出最坏的莠草。但是如果你想开垦那块土地，如果能在开春的时候把它犁一遍，撒一遍种子，耕耙一遍，你的工作就很容易，成功的希望就很大”。所以“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灵之前，早早就教”[1]P167。“德”是衡量个人能否健康成长、顺利成才的重要尺度，他直接影响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儿童又是最单纯、最脆弱、最容易受影响的群体，道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但是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我国的家庭和学校仍然存在着重智轻德的倾向。从孩子刚接触学习开始，家长和学校就把文化成绩的好坏和各种过级证书的多少，作为衡量孩子是否成才的唯一标准，这种重智轻德的教育理念直接影响着孩子的道德观念。当然对于儿童不是要对其进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类的空泛的说教，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使其养成尊敬师长、文明礼貌、团结友爱等基本道德规范所要求的习惯。父母的培养、老师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都直接影响着儿童的道德教育。

（二）在充分激发教育对象主动性的基础上进行道德教育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马克思基本观点告诉我们，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求知欲，激发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对象“苦学”的状况。求知欲越强烈掌握新知识越快，认识也会越深刻、越透彻，从而才能使教育对象更好的把理论运用于实践。正如夸美纽斯所比喻的“假如一个人没有食欲，却又被迫去吃食物，结果只能是疾病和呕吐，至少也是不消化、不痛快”[1]P92。道德理论的接受与道德行为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对象自身的求知欲和主动性。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道德教育过程的问题上，对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化，却在如何开发教育对象的内在因素尤其是主观性上认识不足，方法欠缺。道德是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依靠对基本道德规范的倡导、实施、推行等外在的压力使教育对象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这种他律的方式对于人们接受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原则是起作用的，但是却不是起绝对的作用。只有教育对象把道德规范真正的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由他律走向自律，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三）分阶段的对教育对象进行道德教育

夸美纽斯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一切学科都应该加以排列，使其适合学生的年龄，凡是超出他们理解的东西就不要给他们学习”[1]P78。道德教育不是盲目对教育对象进行千篇一律的理论说教，由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知识、不同思想觉悟的人对道德教育的要求、原则和方法不一样，道德教育也显示出不同的层次要求。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个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素养、家庭背景、内心结构等等原因的差异导致人的思想道德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从纵向上来说，儿童处于道德认知的初级阶段，应该使其明辨是非，为以后的道德教育夯实基础。青少年处于道德认知的发展阶段，应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劳动观以及爱国主义观念。中老年人处于道德认知的成熟阶段，应该对其进行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教育。从横向上来看，对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来说，要求他们达到无私奉献，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要求他们不损公肥私、热爱祖国、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这种层次性的道德教育使得道德教育能够从实际出发，更加具有实效性。如果在进行道德教育时，没有针对性，不分对象，往往使得道德教育流于形式，得不到落实。

二为德育对象树立榜样

（一）教师的榜样作用

在夸美纽斯看来，不分好坏的模仿自己所见的一切是孩子们的天性。所以在孩子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给孩子们一个怎样的榜样就直接决定了孩子们模仿的事物的好坏。学校是孩子们生活的重要场所，孩子们呆在学校的时间甚至多于呆在家庭的时间。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学校的管理人员，使得学生从心里对其产生一种敬畏感，其一言一行都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后自然而然被学生认为是模仿的对象，起到一种榜样作用。夸美纽斯对于“榜样”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榜样应该兼指活的榜样和书本上的榜样。相对于书本上的榜样来说，活的榜样更重要，“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以“假如导师是用了最大可能的小心的选来的，具有优异德行，这对青年人的道德的正确训练，便是一大进展”[1]P168。教师的言传身教直接成为了学生们的活榜样。作为教师，除了教给学生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真、善、美的品质。教师具有怎样的道德态度，会直接并且深远地影响学生的道德成长。当学生在教师的榜样示范中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影响时，他们各方面的道德学习才能稳定的发展。这是道德教育的身教方式，也是道德教育中最有效的方式。在我们实际教育中，很多教师交给学生基本的道德知识，但是却并未像要求学生那样要求自己。这种言行不符的失范现象，使得学生在以教师为榜样的时候学会的仅仅是知行不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身教是胜于言教的，因为身教的影响是震撼人心的。所以教师要想培养学生具有我们所希望的美德，那么教师自己首先要具有这些美德，并且身体力行。

（二）同学的榜样作用

夸美纽斯特别重视同学之间的学习榜样作用，他认为：“即使有些父母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子女，但是青年人最好还是一同在大的班级里面受到教导，因为把一个学生作为另一个学生的榜样与刺激是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与更多的快乐的。因为做别人所做的事情，到别人去到的地方，跟在人家后面不掉队，走在人家前面不落伍，这是我们大家所最自然而然地倾心的行动路线。”[1]P35从小学到大学，从课堂到日常生活，青年接触最多、最频繁的群体便是身边的同学。同一年级的孩子处于同一个年龄层次，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同龄人之间互相影响的巨大力量。同学之间具有道德影响的作用，充分利用好同学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帮助，长期在一些好的行为习惯的学生影响下，他也能从中学到一些好的行为习惯，改掉自身的陋习。在同学之间树立道德标兵，将他们的照片和良好的道德事迹展示出来或通过学校广播、网络进行表扬，制造健康的舆论，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学生积极主动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同时，同学之间还起到一种道德监督的作用。同学之间相互的道德评价，对道德行为产生一种约束作用，有效规范了不良的道德行为，整个同学群体的道德意识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个人道德行为的养成。

（三）父母的榜样作用

“假如父母是有道德的，是家庭教育中小心谨慎的保护人，这对青年人的道德的正确的训练，便是一大进展。”[1]P168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其一言一行都给孩子树立了一种模仿的榜样，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这种模仿的至亲效应的注脚。子女对父母的道德模仿往往是在无意中产生，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直接模仿的内容。因此，父母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但要做得恒久，更重要的是做得细腻。作为德育重要基础的家庭应努力创造有利于青少年道德学习的条件：首先，父母必须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对孩子进行教育，注重积累，使孩子慢慢的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其次，父母要重视以生活中的例子也就是孩子的亲身体验去教育孩子。通过讲述道德故事让孩子懂得基本的道德规范，通过参观博物馆培养孩子的爱国意识，通过孩子的日常游戏引导孩子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最后，身教的力量是无穷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活榜样，父母的行为方式直接给孩子一种处事的模版，只有父母自身具有良好品行才能够更有力的说服孩子。

三通过实践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行

（一）活动参与式的实践

“孩子们容易从行走学会行走，从谈话学会谈话，同样，他们可以从服从学会服从，从节制学会节制，从说真话学会真实，从有恒学会有恒。”[1]P167-168假如我们经常让孩子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并使他们从中发现和获取有关的道德知识，那么对于形成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的实际道德教育中，我们更注重于课堂上的道德说教，而往往这种口头上的文字空洞无力，在生活实际中，由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孩子们道德上的知行脱节。引导孩子们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实践，有利于深化其对道德的认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充分利用面对学生开放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交活动，如夏令营、调查访问、三下乡；学校的军训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能有效地培养学生与人交际、吃苦耐劳、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同时校内的一些传统的活动，包括班级活动、专题演讲、校园文化节等都有效的把德育教学融入了实际的活动当中，让每一个学生从各种活动参与中不仅提高了自我道德认知，形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行，而且不断的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二）转换教育角色式的实践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被视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在夸美纽斯看来教不仅仅是教师的天职，当学生把所得的知识传给其他同学和伴侣的时候，就完成了教这一过程。相对于一味的接受别人传受知识，自我学会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讨论问题最后以教的方式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夸美纽斯非常重视教育角色的转变，他认为“‘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教导自己，这是很对的，因为不仅时时复习可以把人的一件事情不灭地铭刻在心灵上，而且‘教’的本身对于所教的学科可以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在受教与教授的过程中，受教的内容往往容易在短暂的时间内被遗忘，但是在教授的过程中，教授的内容便变成了教授者身上的一部分，所以“假如一个学生想获得进步，他就应该把他在学习的学科天天去教别人，即使他的学生需得雇来，也应该去教”[1]P117。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内在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外在的道德品行，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让学生完成一个由学到教的转变，更能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积极的发现道德问题、思考道德问题最终回答道德问题。在这样一个道德探索的过程中，提高学生自我道德觉悟。让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在公共场合对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进行管制。让学生以教育者的身份对犯罪分子进行道德说教。在教育别人的过程中更好的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更好的教育了自己。

四重视纪律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道德教育是纪律的出发点

夸美纽斯认为，在道德教育中除了为教育对象创造良好的道德的氛围以外，纪律对道德的规范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纪律不仅仅只应当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手段，而且只应当是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他认为“严格的纪律不应当在跟学习或文术练习有关的事情方面去用，只能在道德问题遭遇到危险时用”[1]P198。“只有对道德方面的过失才能采用一种比较严格的纪律”[1]P200。反思我国当今的教育，许多教育者通常把纪律当作惩罚“差生”的必要手段。在学生面前不是以道德教育作为纪律的出发点，而是一切以分数的高低来区分纪律实施的对象；不是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而是把纪律分化为二重标准去应对“优生”和“差生”。这种全为分数服务的纪律意识，久而久之在学生心中形成一种“分数至上”的观念，从而忽视了纪律的本质出发点——道德教育。在纪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清楚的意识到，纪律的存在是为了更好的规范受教育者的道德行为，使之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把道德教育作为纪律制定和实施的出发点，更好的实现纪律在道德教育中的规范作用。

（二）通过纪律有效的规范道德行为

夸美纽斯认为在纪律实施过程中，要使得纪律能有效的规范道德行为。教育者“要把他的动机表示明白，要确切无误的表明他的动作的根据是父亲般的慈爱，为的是要建立学生的品性，不是要去压制他们”[1]P200。纪律的最终目的在于对道德行为的规范而不在于惩罚。纪律的实施应当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具有客观性，而不是以教育者的主观意识去实施，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进行纪律惩罚的过程中要做到以理服人。由于教师体罚学生而引起的教学事故在我国已屡见不鲜，体罚是最直接最迅速的规范学生行为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使受教育者从内心真正的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从而没有从根本上让受教育者产生对自身错误的认识。因而也不能有效的规范受教育者的道德行为。因此，教育者要让受教育者意识到，双方只是在通过纪律的手段来共同规范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只是受教育者的一部分，受教育者的其他部分都是好的、积极的，让受教育者切实的从内心真正的接受纪律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规范作用，充分的发挥纪律的积极方面。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夸美纽斯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他主张对各种亵渎神灵的行为进行体罚，要求教师用取笑落后学生的方法去激励学生。但是，应该看到夸美纽斯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当时社会的超前性和对当今我国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作者：常蓉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三篇

一、把生活道德教育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考察

从历史的角度，就意味着把生活道德教育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去看它的来龙去脉，亦即对生活道德教育的认识，包括生活道德教育的提出、开展、内涵和真正的所指、未来发展的趋向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等。应该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去认识，而不应该仅仅从教育、道德教育自身的角度从某种哲学思潮的影响或某些学者的因素等角度来认识。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教育思想、观点的提出都能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影响，任何单一角度的归因都可能是片面和狭隘的。而且，对这种思想仅仅作出单一化的价值评判可能也有失公允，但是，这都不妨碍我们从某一角度对某种教育思想、观点进行透视和分析，并且限于这种角度和范围内对之进行必要的评说。所以，尽管教育发展有自己特有的逻辑，回归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道德教育的“否定之否定”，生活道德教育的理论建设也确实吸收了某些哲学思想和受到某些个体的推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活道德教育的提出、实践确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其他几个影响因素毋宁说也是出于历史之中的动态相合。同样，生活道德教育在实践过程中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瑕疵和困惑。只有置身于历史之中，我们才能看清楚它的未来。如果把教育的变革放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大节奏的语境下来看待，那么不难发现，百年来中国教育、道德教育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主题、所遇到的困惑以及选择都是与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的需求、社会生产和生活状况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无需详述，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人本化的历程，而这一切，都需要经济生活的变化为基础和前提。十年前，正好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国家提出市场经济政策并实施了十年，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家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无疑是颠覆性的，与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初期的困惑、遮遮掩掩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或蕴含的许多现代性价值观，如个人自主、平等、自由、权利和利益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深入人心，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和人们生活中的价值选择。世纪之交，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时代变了、生活变了，而且这种变化也明确得到了来自官方的、国家意志的认可，“以人为本”成为新时期的执政理念。而反观当时的学校道德教育实践，很大程度上还沉睡在知识化、意识形态化、成人化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观念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生活，回到当下的、儿童的、世俗的、以现代性价值观为取向的世界才如决堤之洪水，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的回应。所以，回归生活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可以看做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社会的演进在教育上的体现，而绝不是教育内部的逻辑推演和概念游戏。如果与20世纪初的生活教育相比，就会发现历史有时有着某种程度的“重演”。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面对社会的变革，在当时种种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下，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直陈旧时代的旧教育之种种不足，提出教育要面向新生活，如陶行知先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活教育的主张。他曾把生活教育的特质概括为：“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1]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当时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21世纪开始“，生活”再一次进入教育理论界的视野，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经历了百年的风云变幻，社会历史步入“常态”和“正途”之后，更高历史阶段的教育的又一次自我确认和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就有了更高层次的历史性的意义，如果这种选择能够持续下去，那么，不仅对于教育、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不再仅仅是某种工具和单纯的附属品———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开始真正为人的发展、为社会的现代化服务，开始展示一个正常的、期盼已久的时代的精神价值———尽管这个时代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历史毕竟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生活道德教育的提出、实践是符合历史的、时代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从教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知识化、概念化的道德教育的批判和反动，也不仅仅是源于本体论的角度对于道德、道德教育和生活之内在联系的逻辑沉思，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历史意味。当然，从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来看，生活道德教育在新世纪的登场也不失合乎逻辑的一面。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在教育界掀起的是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其中萌动着对各种教育异化和蜕变的反省，呼唤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90年代市场经济政策提出以后，以人为本、主体性教育理念则逐渐深入人心，而人本化、主体性不可能是虚空的，而是实实在在展示在人的生活之中，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运作和社会生活之中；之后，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观念有了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思想文化氛围有了进一步的宽松和解放之后“，生活”则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历史的前台。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回归生活”，其意义可能就溢出了教育的范畴而带有更大程度的思想解放、贴近现实、昭示未来的意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发掘了其历史价值，在教育与社会、当下与未来的互动关系中赋予了其更为长远的历史责任。由是观之，今天的生活道德教育绝不仅仅意味生活道德教育的回归与重建着对道德教育之形式上的转换或仅从一般意义上、空泛的意义上推崇生活之于儿童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从历史脉动、社会大趋势的角度看，在道德教育的实际内容和所推崇的价值取向上也应该是有所指的，这就是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推动、带来和确认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观，这理应成为当今生活道德教育的重要选择。

二、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需要理论和实践中的文化自觉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活道德教育无论从概念建立、逻辑架构、理论预设还是从现实运作来看都不是自足的，都需要随着时展和社会需求不断发展、完善和更新。正如新世纪的生活教育和百年前的生活教育不同一样，每个时期的“生活”都要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赋予其新的富有时代性的内涵。事实上，随着生活的发展变化和生活道德教育的实际开展，许多现实的问题日渐浮现出来，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仍然面临种种困惑。现实的生活，特别是处于急剧的全球化、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生活，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并非路向明确、脉络清晰、秩序井然，而是处于多元、杂乱甚至是虚无的状态。因此，回归生活以后的道德选择和道德教育，马上就会遇到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问题，即到底应该过哪种生活。或者说，脱离生活的、神圣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化的道德教育可能是无效和起到负面效果的，但真正融入生活以后的道德教育也会遇到诸如哪种生活是值得过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各种不同生活之间的不同甚至冲突。但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观并不能涵盖一切，这其中除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之外，即便是现代性价值观本身，可能也需要随国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做出适当的调适。这样，文化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因为，如梁漱溟先生所语“，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2]如果说在生活道德教育提出并实施的头几年，文化和价值选择的迫切性问题还并不是特别明显，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市场经济负面价值的充分展现和生活中的道德事件、文化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生活怎么了？就是要儿童回归这样的生活吗？作为一个群体、社会和国家，除了要不断发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之外，是否还要有精神、文化、价值意义上的考量？如果有，这种考量、判断、抉择又是什么呢？总而言之，“文化自觉”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也是生活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时代性课题。

早在2003年，鲁洁先生就以敏锐的眼光提出了教育的文化自觉问题。[3]另外，笔者在《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和《全球化、文化变革与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等著作和相关论文中也对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所关涉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此处不再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文化自觉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是一个长期、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曾长期受到遮蔽和歪曲。今天，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仍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靠一两次运动、简单的行政指令等就能解决，应抛弃那种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实践，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法治意识的提升、由教育普及、网络普及而带来的民众素质的提高等，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和历史环境（尽管这种环境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由于道德、道德教育和文化间的根本性、基础性的联系，文化自觉之于道德教育的改革、生活道德教育显得必要而迫切，它关乎道德、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型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往大处说，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命运———因为它从深层次上标识着现代化的方向。文化自觉既需要理论上的积极探索，也需要实践中的不断尝试。令人欣喜的是，中小学教育实践中的文化意识也已逐渐显现，尤其是在道德教育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开始有意识地提倡某种文化，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化选择、反思和创造意识，一定的文化自知、自信。尽管这种自觉尚显粗浅，有的则是盲目跟风，但毕竟风已吹起，学校发展、教育改革已逐渐从外在的表层转向更根本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层面。

三、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重建社会”

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需要理论和实践中的文化自觉，而对于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认识到“重建社会”的意义。社会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相对独立、自主的领域，其运行的主导性逻辑不是权力和金钱，而更多的是道德和文化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社会生活才是文化的母体、土壤和依托，是个体道德成长和道德教育的不二法门。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文化是神，社会是形，文化是用，社会是体”，二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什么样的社会支撑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也内在地引领和规范着什么样的社会。当社会萎缩、不存在了，文化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传统文化道德以传统的社会为依托，传统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有变，然而传统社会相对而言独立于皇权之外，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内核，以士绅群体为代言人和主动的担当者。绵延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诉求正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存在才得以存在。今天的文化自觉、道德建设不能主要依赖行政力量、市场法则，具体而言，就是以现代公民社会为载体才能实现。笔者在此之所以提出重建社会，原因有二：一是当前社会生长、发育的空间太小，需要扩大和建设社会领域，真正给各种社会组织以应有的生长空间。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农经济逐渐解体，政治力量和国家管理方式发生变化，现代工业经济、市场经济慢慢登场，原有的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等等也慢慢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发生变化，这样，传统社会只能走向没落。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整个国家采取计划式集中管理模式，意识形态氛围浓厚，民间的自主、自治力量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4]

改革开放后，市场逐渐发育，成为了笼罩在社会之上的另一种力量，金钱和权力的逻辑渗透到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社会组织要么依赖和从属于政府、成为半官方的组织，要么依赖于市场和企业，成为谋利的组织、市场经济的一个链条，要么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特点，而文化和道德的存身之地在逐渐变小。所以，重建社会也就意味着不能再维持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也不能处处都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用经济的尺度衡量一切，政府和市场应各自退回到应有的领域，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把属于社会领域的事物、事情、活动等交还给社会。这也是当前新一届政府所大力提倡的。[5]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6]重建社会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需要更新，当前的社会建设不能再恢复和重建原有以小农经济、以宗法和血缘关系、以人身依附等为指征的社会，而应该建设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普遍特征为参照———即以现代大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现代契约关系为核心，以有限政府、法治社会为特征，以自由、民主为价值取向，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中国式”的现代公民社会，这就需要对传统的社会予以本质意义上的更新和重建。现代道德、道德教育所要进行的文化自觉和回归的社会生活，当是以现代公民社会为依托、以公民文化为重要内容、以公民生活为指向的社会生活。重建社会的意义当然不止于一个国家和教育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建设，它还有着更加深远和广泛的意义，但文化自觉的确需要重建社会，需要在自主的、健全的、充分发展的社会空间内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只要社会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state）的权力而言，价值观念的变迁也自然会找到它自己的轨迹”。[7]

那么，如何重建社会，既需要国家从体制上给社会松绑，给社会以发展、成长、壮大的空间，也需要现代人具有积极主动的社会关怀和参与意识，不断提升公民素质、文化和道德素养，而这种素质恰恰正是在社会参与、社会关怀和社会活动中培养起来的，这也正彰显了生活道德教育的真义。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回归社会生活，不是放任自流、积极迎合某些变相、非常态的社会生活，而是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批判反省的眼光、开放包容的心胸去主动地建设社会生活。具体来讲，在生活道德教育的实践中，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各种健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需要重新审视学生团体、各种学生自治组织的状态和作用，需要在大力提倡和维护现代公民价值观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开拓与创新。毕竟，中国式的公民社会和文化自觉是百年来未竟的事业，除了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别无它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笔者对生活道德教育的再生活道德教育的回归与重建认识，那就是“历史的角度”、“文化自觉”和“重建社会”，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角度是强调从更宽广的社会历史环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活道德教育的产生和演变，强调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基础、用动态的观点、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必然也会得出合乎历史发展和逻辑的结论，即文化自觉与重建社会。文化自觉则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对生活道德教育精神内涵和指向的追问，是生活道德教育得以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必需，也是未来长期面临的历史任务。重建社会则是文化自觉得以实现的组织依托和必要途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文化自觉就只能是在人们脑海中的空想，永远有名无实，因为文化自觉最终是在各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实现和体现其价值的。

作者：唐汉卫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第四篇

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本身寓于个体生命之中，肉体性的生命存在是一切道德实践活动的物质前提。离开了活的生命体，无所谓生命，也就无所谓道德了。然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它不仅仅是自然的肉身，更是一种超生命的存在。人之所以能够不断超越现实、超越自然生命，道德便成为了基本的依凭和价值向度，是道德使生命获得了超越的力量，指引生命走向真、善、美的境界。道德何以成为人的生命之必需？首先，道德使人的生命超越自然的存在状态。人刚出生时是一个自然的生物体，只有本能的吮吸、啼哭等，近乎无知，尚不能感知这个世界、社会和他人。这时候人的存在是一种纯粹而又简单的自然状态，其痛苦和幸福都直接与身体相联系，生理需求的满足便是幸福的全部，而需求的受挫便是其痛苦的根源。然而，生活于世界中，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需求和欲望，他需要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适应这个社会的规范和秩序要求。道德使人超越自然本能的冲动、走出蒙昧，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个体。越是文明的人，就是离本能越远的人。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指引个体从人类社会中习得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以此来协调个体的社会行为，协调个体与他人、社会及自然共在的方式，使个体生命与世界之关系不断敞亮。其次，道德使人超越自我而走向他人。有学者认为，与他人共在是人存在的基本境遇，他人对于“我”来说是无法回避的一种事实，“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存在和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

所以作为一个社会之人、一个真正的人，不应该仅仅只爱自己，还要学会关爱他人，去尊重、理解、同情和信任他人，建立起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互爱慕、平等的“我—你”关系。虽然道德应人类利益关系的实际调节需求而产生，但人类道德行为最基本的动机是互利而不是自利。因此，道德使人不仅仅关注个人的生命和生活状态，还使人关注他人的生命和喜怒哀乐，试图体会他人的处境、理解他人的内心。人的生命存在需要他人的参与，人的生活在这种“共在”中更凸显出其美好。道德的存在使人总能走出自我的圈子，面向更宽广的空间，从而拓展了人与宇宙中其他存在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自我与他者共享的一个世界，因而自我在追求个人利益和美好生活时，也需要为他者和社会带来幸福与美好。最后，道德本身是人性的内在构成部分，它使人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由于人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的生命存在，人总是不断超越现实，在不断超越和持续追问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种道德的生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道德生活是一种“好生活”或说“善生活”。这个“好生活”或“善生活”的概念，已从根本上揭示了道德的价值意义，“是人的存在、生活和行动本身的基本价值维度，因而具有与人的存在、人生和人的行动相同的哲学特性，即价值的存在论暨本体论特性”，也就是说道德是人类生活本身的一种价值维度，它同人的生活一样具有目的性价值的意义。人不是像其他动物一样，只是简单地去生存，而是要生活，还要过一种好生活、有意义的生活。对未知世界的探寻和对可能生活的追求使人总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这也构成了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总而言之，道德与生命、生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基于人的生命而产生并存在，人的生命因为道德而得以超越和趋向完善。道德是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过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主动选择和创造的，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基础。而人创造出道德真正的目的也在于满足人自身的需要，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存，乃至更好地生活。道德不仅在客观上保障个体和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满足人所特有的精神价值需要，呈现出人的生命存在中不可或缺的意义维度。

道德以自然的肉体存在为基础，但并非局限于肉体生命，而是超越自然生命的有限性，指向价值生命的无限性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超越。人的生命依凭道德而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并追求美好的、有意义的、理想的、崇高的生活。道德教育作为引导个体使其成为有道德之人、使生命趋向真善美的教育，它必然要超越生命存在的自然事实，它表达的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价值诉求，生命价值成为了道德教育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存在，这种有意识性使人不满足于生存的状态，而是寻求更好的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追求无限和永恒的价值向度，贯穿人的生命活动的始终。自然生命是道德教育的基础，精神生命是道德教育的归宿，道德教育不仅要呵护肉体生命，遵循自然生命成长的自在规律，使身体得到快乐和幸福，而且要提升学生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使精神生命得到培育、成长和提升。道德教育的本质要求我们尊重学生的人格，赋予道德教育以人性，以人的生命之完善作为最终的目的。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理想在今天开始变为现实，它为道德教育实践者提出了绝对目的，为所有关涉人精神成长的教育活动提出了绝对要求。

道德教育必须以人为目的，培育富有积极生命情态的个体，引发个体对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思考。我国当前的社会变革是整体性、深层次的文化变革，要求每一个人都更加积极、主动、自觉、理智地对待生活，要求我们具有珍爱生命的意识，形成主动谋求生命成长的生存方式，注重人的自身能动性的发展。道德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生命成长打好基础，在每个个体的心里播下道德的种子，使个体生命能够展开理性的翅膀，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道德教育必须尊重个体的权利，承认个体生命的独立价值，关注个体当下的生活，让童真、童趣和童稚得到自由的伸展，还个体一个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道德教育必须真正唤醒个体的生命意识，使其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启发个体的道德自觉与道德良心，孕育精神和人格，提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苏轼在《琴诗》一诗中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弹奏乐曲，手指和琴弦，合则百曲可为，离则一音无成。道德教育亦是如此，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唯有真正唤起个体的内在需求、唤醒个体的道德生命、激发个体的生命活力，才能使个体养成良好的德性。

作者：刘济良赵荣工作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