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学论文范文10篇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毕业论文;法学本科;;答辩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一）毕业论文形式单一。以传统论文形式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是绝大部分高校对法学毕业生的要求。传统论文要求围绕着某一个问题提出论点并展开一定深度的论述，论述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实践层面，从理论层面来看，绝大部分法学学生理论功底不够深厚，论述缺乏创新和深度，从实践层面展开，很多学生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闭门造车，提出一些想当然、人云亦云的观点但论证不足。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锻炼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而非科研能力。所以，采取传统论文的形式来考核法学学生显得不够科学和合理。（二）毕业论文考核标准不清晰很多高校的毕业论文考核标准过于模糊，用“选题合理”、“结构清楚”、“论述充分”、“格式规范”等字眼来要求毕业论文，且不区分专业。模糊的标准不能反映法学这一学科的专业特点，也未对法学论文应当体现的法律知识功底、分析能力、应用能力等提出具体要求。（三）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调查发现，近年来法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主要表现在毕业论文选题问题多、论文结构不合理及对观点的论证不够深入等方面。从选题来看，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选题被动。很多学生平时积累不够，往往临时抱佛脚，要么从网上搜索他人提供的论文题目，要么依赖指导教师指定论文题目，选题的被动性导致很多学生对所选题目缺乏自身的思考，论文的写作思路很容易受到网络论文或指导教师的影响，变得缺乏独创性。第二，选题或陈旧或过于激进。如“未成年人犯罪”、“精神损害赔偿”、“个人破产”等词语经常出现在毕业生的论文选题中，这些题目并非没有写的价值，而是多年来被历届学生选为毕业论文题目，重复率过高，且后来的论述并没有超过前人，多是老生常谈，或是泛泛而谈。根据笔者所在高校的调查发现，法学学生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代孕合法化”作为论文题目的比较多，从我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现状和公众的接受度来看，起码未来很多年都不可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当前，同性婚姻、代孕的合法化探讨过于激进，况且从法学本科生的社会经验、理论水平来看，很难驾驭如此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题目。第三，题目过大。有些毕业论文题目所涉内容过于广泛，导致论文虽面面俱到，但如蜻蜓点水，流于形式，缺乏论证。论文结构不合理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对概念的介绍过多。论文可以对重要的概念进行介绍分析，但很多学生对概念的介绍过多且没有价值。第二，对国外立法规定的介绍篇幅过大。很多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国外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但很少谈到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有凑毕业论文字数的嫌疑，或虽有涉及但仅仅是泛泛之谈，对完善我国的立法规定很难起到借鉴意义。论证不够深入也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普遍存在的问题。临近毕业，很多学生心态浮躁，加之考研、就业的压力，很难将心思放在毕业论文上，有些论文对观点的论证浅尝辄止，有些论证只是观点的重复和堆砌，有些只是重复他人的论证而缺乏创新。（四）毕业论文标准不够科学。近几年，为了保障毕业论文质量，防止抄袭，高校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重复率检测对于减少论文抄袭，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的检测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机构的标准存在缺陷。现在高校主要使用的是中国知网、维普这样的数据库网站，从这些网站提供的检测报告来看，标准不够科学和合理。比如，法学论文需要引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来表达和论证某些观点，只要引用是必要的，字数不多，都应该是合理的，但检测网站直接将引用的法条视为重复。再如，某些通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会由于在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出现过而不能再被其他论文作者使用，导致后来者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五）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有些高校的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主要表现为：第一，欠缺对学生的答辩准备监督。学生在准备回答答辩组问题期间，答辩组缺乏对学生的约束和监督，学生可以随意上网搜索答案，或与其他同学讨论答案，甚至找论文指导教师询问答案，结果学生可以轻松地回答答辩组问题，导致答辩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核学生的能力。第二，给予学生的答辩机会过多。对于论文有严重问题不能参加答辩或通过答辩的，答辩组把关不严，多次给予答辩机会的情况时有存在，导致学生普遍认为毕业论文最终必然能通过答辩，从而不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毕业论文质量堪忧。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意义

（一）有助于实现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契合大学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对学生的研究能力要求不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应当符合该目标，重在通过毕业论文检验学生的法律知识功底、法律应用能力，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改变毕业论文单一的理论性论文的模式，通过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更契合。（二）有助于遏制毕业论文造假现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如果采用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毕业论文（设计）模式，对学生毕业论文创作的主动性就会提出很高要求，学生只有通过亲自参与实践调查或案件处理，对法律问题或案例进行分析，才能完成报告，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学生闭门造车、抄袭加少量修改的论文写作状态，有助于遏制当前比较严重的论文造假现象。（三）有助于彰显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法学毕业论文改革力图减少毕业论文抄袭，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自身能力完成毕业论文，体现了学生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法学毕业论文通过严格规范答辩制度，鼓励学生对自己原创的论文进行陈述和答辩，减少答辩作弊现象，也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

三、改革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几点建议

（一）改革毕业论文的形式和考核标准。1.改革毕业论文的形式。将单一的论文形式扩大为论文、案例分析报告及调查报告等形式。案例分析报告是指毕业生先选择某一在毕业实习中接触到的诉讼或仲裁案例，将所有案件处理环节包括当事人咨询、提起仲裁或起诉、受理仲裁或立案、开庭、仲裁裁决或判决、申请执行或上诉等进行陈述，将所涉法律文书整理齐全并装订，对所涉争议进行法律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此全面考察学生的法律基础知识、法律文书撰写能力及法律应用能力。调查报告是学生以某一法律规定或法律问题为出发点，结合实际，调查该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或法律问题的现状，分析法律规定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或引发法律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对策，以此考察学生的调查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改革毕业论文的考核标准。结合毕业论文的形式，设定具体的考核标准。论文侧重为理论型论文，科研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选择论文作为毕业设计的形式。其考核标准为对某一法律问题或法律制度能够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并进行深入的分析来论证该观点，体现出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案例分析报告要求所选案例是自己参与处理的案例，能提供完整的、自行书写的案件处理文书，能对所涉法律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处理办法。调查报告要求对所涉法律制度或法律问题进行实际调查，有调查材料作为支撑，能够有条理的分析法律规定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或引发法律问题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二）改革毕业论文题目审查制度。应当增加或规范毕业论文题目审查制度。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几点加以明确：第一，审查时间。根据毕业论文完成周期具体规定审查时间。第二，审查机构。为了保证审查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审查成员一般应具备较高的相关专业职称，审查成员可以聘请校外高校教师。第三，审查内容。一般审查论文题目及大纲，对大纲的审查有助于审查机构了解学生的选题动机和写作思路。第四，审查流程。适宜采取面对面形式，包括学生陈述、老师提问及学生回答等环节。第五，审查结果的通知和异议处理。审查结束后，应当告知学生审查结果，不予通过的理由及修改建议，学生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审查。第六，对修改后的论文题目再次审查。第一次审查不合格的，由学生修改或更换毕业论文题目，并由审查机构再次进行审查。（三）改革毕业论文标准。1.区分专业制定毕业论文标准。如前所述，法学论文经常需要引用法条对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对观点进行论证，与其他专业的论文相比有其特殊性，而且全国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数量不少，因此，有必要专门制定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标准。2.由权威机构制定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标准。由教育部牵头，法学专家主导，技术专家和数据网站参与，对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标准进行具体研究，制定一套合理的毕业论文标准，替换一些数据网站现行的不合理的标准。（四）改革毕业论文答辩规则。1.规定毕业论文答辩准备制度明确毕业论文答辩要固定学生准备场所、限制答辩学生进行答辩准备时可参看的材料并明确监督人员设置及职责。其中，学生可携带的参考资料应当仅限纸质的、与其毕业论文有关的资料，不允许通过互联网、与他人交流等方式获得答辩提示。每一准备场所应当配备至少一名监督人员，其职责在于维护准备场所秩序，对答辩学生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答辩作弊。2．严格规范二次答辩制度。对于第一次答辩未通过或因其他原因未能参加第一次答辩的，只能在毕业前给予一次重新答辩的机会。对此，要建立对答辩小组的监督机制，答辩小组要及时将答辩情况反馈给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应当加强对答辩情况的审查和监督，至少委派一名监督人员参与现场答辩，及时了解答辩情况，减少答辩的随意性，保障答辩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参考文献：

[1]韩冰、邹云潞．从结果“倒推”过程：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问题及对策．黑龙江教育．2016（9）．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2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我插队山村一年后的一个冬天。漫天飞雪下得有半尺多深，大干工地领导要我回县城买雷管急用。我上午冒雪骑自行车走了约30公里的山路到县城，下午又不顾父母的坚决劝阻，用自行车驮着两箱雷管回工地。山路崎岖，天寒地冻，回到工地已近半夜。如果当时连人带车摔倒，很可能会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决不会有半点退缩。

应当说，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之一，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今天看来，恢复高考显然是我们国家在结束后恢复秩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个重要信号，是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当时，我不仅对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所知甚少，就是对高考的科目、大学的名称也懵然无知。由于我在中学和插队农村就一直喜欢舞文弄墨，加之当时正是全民文学热，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将非常热门的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至于考哪一所大学，则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当时就没有看到过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招生简章，于是安徽大学中文系自然成了我的首选。我至今仍常常觉得奇怪：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并不出类拔萃。在我的中学同学中，不乏智力和成绩优秀于我的，但却大部分都在那次竞争激烈、百里挑一的高考中落选了，而我则作为幸运者于1977年底考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当我在舒城山区的农场种地、养猪场养猪、茶厂当会计、大干工地当土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有一次，我被大队派到公社学兽医，本应当学一个月，但我只学了一天就实在坐不下去了。当时我想，这一辈子看来与上学无缘了。可谁想到，事隔一年之后，我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竟然一读就读了十年。人事的难以逆料竟至如斯。

1978至1982年四年的大学教育，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也恰值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象干燥的海绵浸入水池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象从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一样，对新思想从排斥、怀疑，到思考、吸纳。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十分痛苦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我如同一粒迷茫的水珠，被思想解放的大潮推涌着、裹挟着前行，终于逐步融入了这股推枯拉朽的大潮。思想解放需要厚实的知识基础的支撑。我当时在77级同学中属年龄最小之列，与年龄最大的同学相差11岁，故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整个大学四年，我每天早晨5：30起床，晚上11：30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

读外语。在刻苦读书之余，我强身健体，并学习洗了四年冷水浴，数九寒冬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通过四年艰辛的学习和锻炼，我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法、乃至身体素质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位卑未敢忘忧国”。置身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使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萌发一种激情，渴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于这个时代，贡献于变法图强的国家和民族。随着对文学的深入了解和对法学的初步接触，我越来越觉得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比较间接；而我形象思维偏弱、抽象思维较强的特点，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法学的兴趣。恰在此时，安徽大学法律系陈安明老教授要在全国首次招收2名行政法硕士研究生，于是便促成了我弃文从法、报考行政法硕士研究生的举动。此举当时在同学中颇具争议，因为那时文学的热度仍然要高于法学的热度。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作为文学专业学习的结束和法学专业学习的开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以慈悲调剂公道-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戏剧冲突的性质》为题。该毕业论文反映了我当时赞成莎士比亚朴素的法治观：以慈悲调剂公道；也反映了我弃文从法之前对文学的留恋和对法学的期盼：欲以文学之慈悲调剂法律之公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儿子朱陈教授在该论文上批了几个大字：“这篇毕业论文只能给予优秀”，从而为我的文学生涯划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二、步入治学的生涯

从文学步入法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是我求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一次重大选择。1982年初，法学尚不兴旺，行政法更属“冷学”：没有行政法学教师，没有行政法教科书，没有研究行政法的文章、书籍，社会对行政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硕士导师陈安明教授①，毅然在全国率先招收第一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实属有很远大的眼光。陈老先生为人宽容谦和，为学一丝不苟，人品学问，皆为楷模。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我似有一种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感觉。虽然既要学习法学的基础课程，又要学习行政法的专业课程，还要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但我并未感到窘迫和紧张，相反颇觉得游刃有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四年的中文毕竟没有白学。或许，这正是美国大学的法学本科专业需其他专业本科毕业后才能学习的理由所在吧。

虽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也发了五六篇文章，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我行政法研究能力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当时，行政法与行政学的分野还不清晰，行政法的法学属性还不强，可供参考的国内外行政法著作、书籍、文章都很有限；因此，确定什么选题就花去我很多思考。由于学术界刚开始研究国家公务员制度，经反复斟酌，我确定以《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主要力图解决以公正考核来选拔和激励行政工作人员的问题。这是国内第一篇从行政法角度全面探讨我国现行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的长篇论文，①对以后国家人事部起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考核一章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今天看来，由于当时考核法律制度很不健全，该论文的法学性还不强；但在当时，我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增强它的行政法属性，减少它的行政学属性。

撰写硕士论文整理了我的思维，训练了我的文笔，使我以后能够比较从容地把握行政法学论文的撰写。1985—1987任教于安徽大学法律系的最初3年，我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了约24篇行政法学论文，这在当时也算成果颇丰了。

1987年底，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置身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我既感受到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又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第一次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思考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或没有想透的问题。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我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同时利用各种时间学习美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脑海里就开始了去与留的交锋与决择，就象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的决择一样沉重。虽然赴美国之前，我也像当时大部分青年学者一样，准备留在美国读博士，甚至希望定居美国。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过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使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总是承受着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人生价值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能够事业有成，生活富裕，但我很难直接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十分充实。主意一旦拿定，我当即按期回国。

应当说，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和比较所确定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以后，我虽然数度去美国，并考察访问过10多个国家，但从来没有再萌发过移居国外的念头。当我1988年在美国看到抽油烟机还刚刚开始流行，很多华人教授还相互介绍，而数年后抽油烟机就走进了中国城市的每个居民家庭时；当我看到1998年我驻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服务小姐竟将我登记的北京居民身份写为日本国籍，而2000年我再度去柏林，一般商店的服务员都能用中文喊“您好”时；我情不自禁地为祖国的日益富强和更加开放而自豪，我也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奉献了微薄之力而骄傲。

1989年和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相继颁布，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开始进入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救济的新阶段，保障公民权和监督行政权逐步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主编了《行政复议概论》，参与主编了《行政诉讼法教程》和《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行政复议概论》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著作，为此获得安徽省第二届（1985—1992）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安徽大学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是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二次重大选择。90年代初，以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为契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已初露端倪。“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当时还是全民经商热，但作为一名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涉足行政法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我较为敏锐地察觉行政法学已开始从“冷学”向“显学”发展。我渴望进一步深造，渴望在更高层次上献身于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0年初，当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北大拜访老朋友时，偶然得知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将招收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当时报名期限已过，离考试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老师的关照下，我当即补办了报名手续，并于1990年9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北大是著名学者的摇篮，思想文化的蓄水池，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交汇点和中转站。在北大师从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学习的三年，是我思想观念、学术水平、乃至人格修养获得极大提升的三年。肖蔚云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对我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肖老师人品古朴方正，治学精深严谨，为人、为学对我影响至深。罗豪才教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对我国新时期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罗老师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思想深刻，对中西方行政法学的发展大势有精深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对不同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批评能兼容并包、虚心采纳，其虚怀若谷、执著学术、广开言路、提携后学的宗师风范，在学界有口皆碑。

我国行政法的快速发展，要求有新的行政法学理论适时作出总结和予以支撑。这是一个需要新理论而且实际产生了新理论的时代。从80年代中期以后，罗豪才教授一直在思考，我国行政法是应当以当时中国和苏联实际存在的“管理论”（重心在于管理公民和法人）为理论基础，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控权论”（重心在于控制行政权）为理论基础，亦或在中国社会变革和行政法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基础理论。到90年代初，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条件已渐臻成熟。罗豪才教授在一次次的思考中，一次次的讲课中，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平衡论”（重心在于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崭新观点。

我成为罗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有幸与另一位硕士生追随、参与罗老师第一次将“平衡论”理论和盘托出，在《中国法学》首次发表了《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①的长篇论文。“平衡论”提出以后，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②，其影响波及到整个法学界和行政学界。③平衡理论既根植于当时我国的行政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同时其基本理念又进一步融入我国其后制定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立法法》的立法精神。

追随、协助罗豪才老师创立“平衡论”学说，既对我以后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教益极深，也对我1992年开始构思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着手调研起草《行政处罚法》，我参与了调研起草工作，并因此确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当时，专门论述行政处罚的法学著作寥若晨星，人们对行政处罚问题还不十分重视。在此情况下，我研究行政处罚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而首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构建本书的基本框架，使其既有鲜明、深刻的理论主线，不陷于分散、琐碎的法律规定不能自拔，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行政处罚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看法。

在反复分析比较之后，我决定不面面俱到地论述行政处罚的各项具体制度，而是以平衡理论为主线，大处着笔揭示贯穿行政处罚创设、实施和救济全过程之中的一般规律，总结隐藏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处罚现象之后的基本原理。在结构上，我采取以行政处罚贯穿立法、执法、救济三个环节为经，以行政处罚反映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和平衡为纬的方法，共将全文分为导论、上篇、中篇、下篇、结论五大部分。①与这一结构相适应，我将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论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②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不断梳理，思想不断深化，灵感之火不断燃烧又不断熄灭的“思想探险”过程；也是一个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充满痛苦，极富挑战性又极富杀伤力的“生命体验”过程。在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理论主线和结构时，我常常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有时山穷水尽，有时又柳暗花明；经常晚上为一个创新的思想火花而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早晨醒来又觉得全无新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有经过艰苦的“思想探险”和“生命体验”过程，才能抓住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又朴实具体、实实在在的创新观点，并将它固定在博士论文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一直以为，不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博士论文撰写，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

在论文的总体思路理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基本是一气呵成。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填补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一个空白”。①《法制日报》1993年6月22日头版对我作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作了报道。本文作为运用平衡理论研究行政处罚个案制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亦获得了罗豪才教授的厚爱和肯定。在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该论文时，罗老师欣然作序，认为“全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思想有深度，文字功底好，可读性强，是一本难得的行政法学术专著。”

当然，囿于资料和时间，这篇论文在当时对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论述，论文从内容到形式也都还有诸多缺陷。但经过了这次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通过以后评阅和指导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我逐步形成了关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些体会和想法，这应是我取得的更大收获。由于这些体会和想法未必成熟，更未必正确，所以一直没有见诸文字，以免贻笑大方。但2000年初在《中外法学》上读了刘南平先生的《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②一文后，觉得很有共鸣；特别是刘文中关于西方博士学位论文均应有“命题”，以及“命题”应有原创性的观点，很能反映当初我撰写博士论文时苦苦思索全文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主线，以及围绕理论主线结构全文时的心路历程和理论追求。③

北大以其博大深邃、人才辈出闻名于世。北大对她的学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又是极其关爱的。在北大三年艰辛的攻博期间，我荣幸地获得“北京大学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十嘉奖（一等奖）“，并两度获得”光华奖“。1993年7月博士毕业时，因渴望投身如火如荼的法律实务工作，我心存感激地谢绝了母校和恩师的挽留，奔向了更为博大宽广的社会。但母校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学子：1993年我毕业后不久，北大法学院即聘我为兼职副教授，1995年聘我为兼职教授，1999年聘我为博士生导师，给了一系列令我时时诚惶诚恐、不敢承受的莫大荣誉。但我清楚地知道，比这些荣誉更珍贵、更重要的是我的北大师长、朋友、同学给予的多年教诲、爱护和支持。罗豪才、肖蔚云、张国华、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姜明安、吴志攀、武树臣、方世荣……等等，等等，一想起他们，我就从内心深处心存感激，我也就更加不敢懈怠。对他们和对母校的感情，使我和我们家逐步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北大情结：1991年，我力劝我弟弟也考取了北大计算机系的博士生；2000年，我又力劝我侄子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以后，如果我的孩子有能力，我也要力劝他考入北大，接受北大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启蒙与教育。

从北大毕业后，经过四年社会法治实践的风雨洗礼，我对我国法制运行的现实状况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期望能从理论上作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梳理与总结。我的这一朦胧愿望由于又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变得清晰和强烈起来。记得那是1996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到绍兴鲁迅故居参观，我正好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一起观看百草园。应老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负责人之一，直接组织和参与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诸多综合性行政法律的调研、起草与讨论，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老师勤于治学、专注立法、重视实践、爱才用才的大家风范，一直令我十分敬佩。当时，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法学师资十分缺乏，应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法学教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听了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觉得自己博士毕业后已经较好地补上了法治实践这一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验法治生活的初衷，现在是该归队的时候了。在应老师的全力推荐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多方努力，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的律师事业，于1997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作出了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是我国培养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学府，有着花园式的校园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她的高层次，她的大舞台，使她既充满魅力，又充满挑战。投身新的环境，回到校园生活，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勤奋的精神和更加认真的态度，来完成一项一项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我把自己在法治理论上的思考和法治实践中的体会，向省部级、司局级公务员介绍、讲授，足迹遍布相当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并被聘为中央国家机关宣传教育工作团宣教员。在一次次的讲授、一次次的调研和一次次的思考中，我逐步萌发了不仅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发展也有规律的思想火花，并进而形成和率先提出了“法治规律”①的理论观点，以力图从客观规律的高度揭示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法治道路的多样性。为了进一步探索中西方的行政法治道路，应松年老师和我共同主编了《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一书（80余万字）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西方依法行政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动态比较和研究。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工作的三年半时间，我有了更多的立法参与，更广的国际眼光，更强的实践观点。加强中美行政程序法的交流与合作，是主席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达成的意向；加强中德行政法交流与合作，是德国总统来华与主席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国外交部将这两个重大项目交给应松年教授承担。我协助应老师组织和参与了1998年以来的中美、中德之间数10次行政法、行政程序法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立法研讨。

为了推动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参加的东亚行政法学术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合作，在罗豪才、应松年教授的倡导、组织下，中国大陆组织或参加了分别在大陆、台湾等地召开的四届高层次、大规模的东亚行政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我参与组织和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我协助罗豪才会长、应松年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并参加了每年一次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

通过参与组织和参加这些国内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我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学术影响有所扩大。1997年以来，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我修订再版专著1本，与方世荣教授合著《行政法律关系研究》1本，主编著作2本，参著8本，发表长短文章80余篇。2000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的课题，目前正投入很大精力展开研究。

我要特别感谢我国行政法学界的老师、朋友、同仁，尤其是要感谢罗豪才老师、应松年老师十多年的栽培、帮助，给了我太多学习发展的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同事，尤其是要感谢应松年老师三年多的培养、支持，给了我很多难以承受的荣誉。没有他们的爱护和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三、体验法治的底蕴

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因此，我们要把握法治的真谛，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深入实践中的法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

参与立法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一种方式。立法以其最理性、最凝炼的方式表述着法的精神，维护着社会正义。从1988年参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讨论开始，我陆续参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的立法调研、起草和讨论，并参与了几十部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讨论或立法论证。1998年以来，我协助应松年老师组织实施中美、中德以及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交流和立法交流，直接参加了《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专家试拟稿的国内外立法调研和起草。在这些立法调研活动中，有一件事给我震动很大。那是在1988年11月召开的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锡拉丘斯大学的两位行政法学教授WilliamC.Banks和RechardGoldsmith认为，制定于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固然在控制行政权违法和滥用方面有很大历史功绩，但由于它精心制作了一个十分正式的审讯型的裁决程序，并且配置了大批独立性过强、工资过高的行政法法官，因而致使行政效率受到很大影响，需要修改。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以APA为蓝本强化行政程序、制定行政程序法时，APA故乡的司法部长却认为非正式程序是“行政程序的命根子”。①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APA及其对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影响。我当时进一步询问，APA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因制定时就考虑不周造成的，还是由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因重心在于保障公正而损害了效率？回答是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为美国行政法核心的行政程序法的成败得失，1999年8月我陪同应松年教授去美国进行考察。在对纽约州和加尼福利亚州行政程序法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发现，两州的行政程序法截然不同：前者以非正式听证程序（简易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分散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后者则以正式听证程序（审讯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集中管理，有利地保护公民权利。两者都形成于各州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制度之下，都产生了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的特定作用；但两者也都有其不足，尤以加州为甚，而要修改却十分困难。

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的深入了解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准确把握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更不能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参与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我的法治观由过于理想而变得更为平实。我逐步认识到，行政法治既不可能是高悬于旧体制之上的空中楼阁，也不应当是仍旧依存于旧体制的管理工具，而必须是顽强地从旧体制中萌芽、在新体制中生长的充满生命力的参天大树。

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二种方式。法律实务工作者或许不需要象法学理论工作者那样整天进行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辩，但却更需要将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运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实践中的法律有着更深刻、更鲜活、更真实的感悟和理解。为了弥补自己对法律实践不够熟悉的缺憾，我从80年代后期即开始有意识地从事一些兼职律师工作。1993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更是直接进入了专职律师队伍。这一意外之举当时的确使很多熟悉的朋友为之惊讶，觉得我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10余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去当律师十分可惜。从全国而言，当时律师的地位还不高，博士当专职律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权衡再三，还是作出了自己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三次重大选择。我心里十分清楚，当律师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法治实践。我期冀做一个学者型的律师和熟悉法治实践的学者。这也是我在当律师期间能够不离开学术，并在当了四年律师后又能够重返学术界的内在原因。

我的上述想法能付诸实施，主要得益于全国律师协会前会长任继圣教授的示范和鼓励。任老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是新中国律师事业的开拓者和最早实践者，是学者型的律师和律师型的学者。当时，司法部要办一个千人律师大所-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请任会长挂帅组建。任老力促我加盟。面对充满诱惑和蓬勃发展的律师职业，面对我十分尊敬的同乡、前辈的热情邀请，更面对自己内心的夙愿和冲动，我无法拒绝。虽然后来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千人大所计划夭折，任老又推荐我去全国最早和最大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任法律部主任，但我当几年专职律师的初衷仍没有丝毫改变，并于1994年组建成立了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自任主任。

权利的实现重于权利的宣告。律师以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有方式，通过具体的个案将纸面上的法律权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律师职业是充满艰辛的，但又是充满挑战的。四年的专职律师生涯期间，我被评为二级律师，被选为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获得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等专门律师业务的从业资格。我在国内外了300余件行政、经济和民事案件，绝大部分胜诉。在这些案件中，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工商局、招商局行政诉讼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个案件并不是我的最复杂、花去时间最多的案件，但却是影响最大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较好地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行政审判的公正精神的“民告官”案件。该案因此被《民主与法制》①杂志列为二十世纪我国二十大名案之一。

“贤成大厦”案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作为律师在庭审和庭辩过程中的价值。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代表了我国行政审判的最高水平；以应松年教授、江平教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宗泽一级律师等为代表的原被告双方20余人的庞大人队伍，代表了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最高水平；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地方人大、政府、以及有关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泰国驻华使节、与各方当事人有关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等200多名旁听人员，组成了层次高、规模大、影响广的旁听阵容。案件审理进行了五整天，由三个摄像机全程录相。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把这个庭开成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示范庭。我作为原告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的第一人，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行政法专业水平和律师的庭辩水平，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声张了行政诉讼法的正义精神，捍卫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赢得了法庭的肯定和听众的赞许。该案最后冲破重重阻力，以原告完全胜诉告终。

在四年专职律师的生涯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和学术。在我的组织、奔走和时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魏振赢、副主任武树臣的大力支持下，以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颁布为契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与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联合实施了“一帮一律师助学工程”和设立“律师助教基金”。①由于这是全国首次律师事务所与法学院系联合实施的助学助教活动，因而得到了律师界、法学院系和以及社会的响应和支持，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做了专门报道。

进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的实证调查，是我律师从业期间的又一项创新之举，也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三种方式。1996年2月8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就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继1978年作出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所作出的第二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真正开始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的转变。这第二次转变甚至比第一次转变更困难、更复杂，遇到的阻力更大。

出于报效国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牵头于1996年3月成立了由首都10余名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的教授、博士、记者组成的《依法治国研究》课题组，力图从多学科角度重点调查和解剖几个依法治市时间较久、成果较明显的省、市，以在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方法。受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委托，我个人出资约8万元，于1996年7月、8月、10月率课题组三下南京，对该市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全方位调查；以后又三上本溪调查；并对上海等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13个城市进行了1550份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篇《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的系列调查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省、市将其作为地方依法治理的重要参考，司法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对该调研成果十分重视，《法制日报》1996年7月17日在头版报眼位置做了《探索依法治国局部实践经验北京博士自费考察南京》的长篇报道，7月29日该报记者又以《借鉴南京经验推进依法治国》为题对我作了专访。①我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花了很多功夫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颇有点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些同行觉得不好理解，但我却常常以此举对依法治市乃至依法治国有所俾益而自慰。在过去的近5年里，全国有60多个城市去南京学习取经，南京的依法治市也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时至今日，我仍与南京市委、市政府、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市司法局的领导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我曾经想以南京的一个县、区或镇为试点，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法治教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依法治理试验，但终因条件尚不成熟而作罢。最近，司法部约我主编一本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的教材，这正好与我久已萌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欣然答应下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实施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这一宏大的基础性工程，不让法治贴近12亿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不使法律成为每个老百姓的最高行为准则和基本生活方式，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就永远只能是法学家设计和憧憬的海市蜃楼。

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四种方式。法律条文是抽象枯燥的，但一个又一个千差万别的案件使它们鲜活生动起来。在这些案件中，或者正义得到张扬，违法得到惩治；或者正义受到扭曲，违法受到纵容。近10年来，我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民、法人100余起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通过这些论证和咨询，我既表现了一个法学工作者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诠释和信仰，又从中看到了运行于复杂社会生活之中的法律的成功和缺失。

2000年我曾参与论证我国第一起状告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案。该案法院一开始不愿受理，担心告中国证监会可能引起股市震荡。我和其他专家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告中国证监会造成股市震荡，告公安部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告国家经贸委造成中国经济滑坡；照此逻辑发展，《行政诉讼法》就应当废止，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就应当撤销。但事实恰恰相反，告中国证监会不仅不会影响股市，反而会有利于规范和完善股市，有利于健康发展股市。法院采纳了专家论证的意见，受理了此案，并判决中国证监会败诉。由此引起了数起中国证监会当被告并败诉的行政案件。嗣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股市是否应当严格监管的大讨论和大争辩。

在我参与论证和咨询的大部分行政案件中，“民告官”遇到极大阻力，司法权难以抗衡行政权。专家学者的论证和咨询意见，固然有时可以使公民权或司法权受到支持，但并不能带来《行政诉讼法》整体实施状况的改观。因此，推动整个法治环境的完善，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在第一部分中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探讨中，笔者谈到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一文的行文思路与传统的法学论文似乎不相一致。事实上，其实证研究大量借鉴了法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而法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从法学角度阐述，法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研究法学问题的综合性学科[5]。有鉴于此，是否存在借鉴其他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可能性呢？笔者的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方向。国际经济法本身就是“调整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关于商品、技术、资本、服务在流通结算、信贷、税收等领域跨越国境流通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称”[6]，在其立法目的上，也强调促进货物、服务、技术、资本的流通，保证交易安全，从而鼓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从立法过程上看，国际经济法的几大重要渊源：国际条约、多边、双边协定、国际组织决议，其制定的过程牵涉到多方的利益，需要两国、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参与，因此立法过程格外漫长。换言之，国际法相对于国内法而言，其立法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从立法效果来看，某一项国际条约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型，可是缔约国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可谓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引入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在立法前的这一阶段，预先就立法效果进行评估，以求尽量避免立法成本远高于立法收益这样的结果出现？这一问题可能可以由法经济学来尝试提供解决方案，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影响评估分析等方法都值得尝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追求监管的有效性，而管制影响分析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了重要的政策依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监管的出发点在于平衡“效率”和“公平”二者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避害性，可能被利益集团裹挟，造成“监管俘获”，最终导致制度模糊的“框架式”立法，为法律解释留下较大的空间，也给之后的司法执法带来难度。本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引入的政府监管，再次因为“监管俘获”而造成“政府失灵”，究其根源，正是缘于缺乏系统而有效的监管绩效评估手段和办法。自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开始尝试放松政府监管的力度，改变政府监管的方式，并对政府的监管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影响评估分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进入新千年后，欧盟政府也开始借鉴使用这一工具，并在其基础上修改、制定了新的评估指引文件，在2009年重新颁布《影响评估指南》。如今，国内学者对管制影响分析以及相关工具的分析研究不断增多。席涛教授通过对管制的历史分析发现，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管制成本和收益信息透明化，解决了监管俘获的问题，也解释了监管对社会福利的增进与损失。他介绍了美国的立法程序，并在对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做了详尽的探讨[7]，后指出，“由于中国框架式的立法缺乏对经济、社会以及相关环境的影响评估和法律法规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形成了法律的‘一法四配套’的特征。”[8]这样的做法不仅削弱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也促长了政府的行政主导权和自由裁量权。从以上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简单而言，其原则是整个监管过程所支出的成本应大于收益，其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社会福利是否能够最大化；以定性、定量等分析方式，评估立法或政策制定将要施加的影响，探讨其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这一工具的主要运用还是在于立法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主要运用于行政法领域[9]，但也有国际法学学者开始尝试在国际法学研究中运用这一研究方法[10]。笔者曾尝试在对《2006海事劳工公约》的分析中，专门选取公约对于船员提供的社会保障的部分作为研究对象，以影响评估分析为工具，对我国在履约后在船员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将完成的立法修改对航运业的三大重要角色———船务公司、船员服务机构、船员以及政府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判断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析中主要遇到的问题，如前所述，还是只能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定量分析囿于资料和数据所限，难以展开。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面对确实缺乏数据材料的研究对象，调研访谈固然能够收集部分数据，但难以代替能够直观反映问题的基本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定量分析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三、结论

在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二者均需基于扎实的文献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做好资料搜集、归纳整理的前提下，才能选取合适的比较研究对象及作为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重要素材的数据样本。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也颇具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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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雷.行政立法评估之成本收益分析———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J].环球法律评论，2013，（6）：132-145.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4

内容提要:文章借鉴苏力教授关于法学研究范式的分类，用“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个范式来描述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的主要研究，并分析各自的趋势。其中，“立法法学”是文章作者创造的一个词汇。

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地回顾和反思。在中国行政法学会成立20周年这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年份，回顾和反思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似乎有了特别的意义。可是，面对数以千计的著作、数以万计的论文和难以确切统计的学术研讨，我们如何去梳理其中的脉络呢？已经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的方面，作过富有启发性的评述。本文打算从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角度，检讨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路径，并试图对未来的发展作一点猜想。

自从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研究范式”（paradigm）的概念[1]，它被人文、社科学者广泛借用来分析各自领域的研究状况。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史”的范式转变。[2]虽然研究范式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它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至今仍饱受争议，库恩所开创的“研究范式”似乎已成为学术史研究的一种范式。2000年，中国法学界曾经发起一场关于法学研究范式的讨论。[3]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以“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范式概括了中国当代法学的面貌。[4]此后，在行政法学界内，宋华琳博士曾经讨论过中国行政法学的知识传统和学术背景，主要评论以“平衡论”为代表的一种行政法学研究范式。[5]石佑启和金自宁两位博士也分别讨论过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6]但是，石佑启博士着重谈的似乎是公共行政改革背景下行政法的变迁，而不在于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金自宁博士讨论了规范性研究在行政法学中的历史定位，并主张“开放的行政法学”；这一问题和观点与本文比较接近。但是，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梳理，仍有待进行。

撇开关于概念的种种争论，本文将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研究范式”：当学术共同体中一定数量的研究形成比较固定的“套路”，即大体相同的问题领域、运用类似的方法和知识，就可以说有了一个研究范式。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行政法学研究中问题、方法和知识，而不在于立场和观点；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同于学术流派。例如，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讨论者在观点上可能针锋相对，各持一论，却属于一个大体相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是对学术研究状况的一个概括和分类，研究者可以蹈循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可能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尤其是面临重大的学术创新）；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同于人人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本文准备借鉴苏力教授的观点，用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个范式来描述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的主要研究。与苏力教授明显不同的是，我用“立法法学”代替他说的“诠释法学”。这不表明行政法学研究不存在“诠释法学”，而是因为它从未主导过行政法学。即使是我所借用的“政法法学”和“社科法学”，它们的面貌与苏力对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描述也有所差异。

一、政法法学的衰落

政法法学是行政法学初创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当整个法学界努力“把法学的一些有某种政治禁忌的题目从极左政治或僵化政治中解脱出来，使之能够成为一个公众的、学术的话题”[7]，新生的行政法学尤其面临着如何使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重要性获得官方和学界认知的课题。引述权威文献和政治话语，为健全行政法制、建立行政法学鼓与呼，成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法学教育恢复数年后，学界开始研究行政法，呼吁加强行政立法、严格行政执法，并探讨在中国建立行政诉讼制度。[8]当时行政法学研究的基础几乎一穷二白。除了几本苏维埃行政法的译著和民国时期的著作，没有一本行政法著作。1983年出版的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行政法教材。该书指出，行政法“始终在落后的法律科学体系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9]；同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证和强调行政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实际上，几年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的总干事张尚鷟先生仍抱怨，行政法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遗忘和误解了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10]这种状况决定了，行政法学者还要为唤起大家对行政法的认识做很多工作。

新生的行政法学开始创建自己的体系，其中包括承继民国时期的法学遗产（例如吸纳“行政行为”、“自由裁量”等概念），眺望西方国家的行政法。但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仍是为健全行政法制、加强行政法鼓与呼。张尚鷟教授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代表。可以说，他的主要努力是呼吁加强行政法制、鼓吹重视行政法学。通过学习邓小平文选，他呼吁“加强行政立法，为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而奋斗”；对中央党校学员讲课，他呼吁“为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开创依法办事的新局面而奋斗”；对民政干部讲课，他号召“各级民政干部都需要学点民政行政法”[11]?在80年代中期全国报刊上发表的行政法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题目：“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是当务之急”（黎国智）、“健全行政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姜明安）、“国家行政管理需要制度化法律化”（张尚鷟）、“在改革中尽快完善行政法”（陶希晋）、“行政法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杨海坤）、“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张尚鷟）、“更新观念加强政府法制工作”（陈天杰等），等等。[12]虽然这些文章强调行政法制的重要性，偶尔也提出法制建设的某些主张，但整体而言，它们较少讨论具体的制度设计，更少关注法律推理的细节问题。

政法法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运用的话语与政治密切结合，论证问题以政治正确为标准。以《行政法概要》为例，该书除了大量引用法律文本或者政策性文件和少量解释性的脚注，仅有的4个引证性的脚注都是经典著作（马克思、各一次，列宁两次）。该书所论述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几乎都是政治教条的直接搬引。在论证“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等命题时，政法法学尤其注重引用政治权威。张尚鷟教授的《中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是他在1980年代中期讲稿和报刊论文的汇集。除了个别解释性的脚注，作者所引用的全部是政治权威，包括引用《邓小平文选》40次（其中23次系一篇学习邓选的体会文章），引用《人民日报》11次（涉及领导讲话、中央政策和事件报道），引用政府工作报告1次，引用《列宁全集》1次，唯一的学术性的引用是提到作者先前的一篇文章（第256页）。[13]在前述吉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编辑的《行政法论文选》的36篇论文中，总共5个引注，分别来自3篇文章；其中引用《列宁全集》1次，引用法学辞书2次，引用教科书1次，引用学术文章1次。学界普遍缺乏学术规范意识，学术积累浅薄因而可引用的学术文献匮乏，无疑是引注稀少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那个年代的主题是鼓吹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建立行政法学，最好的论据似乎就是领导讲话。邓小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讲话，以及彭真的一个讲话，“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进依靠政策，还有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在一段时间内被反复引用[14]；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的重要政策性文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更是被频繁引用。

政法法学并不限于行政法学初创时期。它紧扣时政，紧跟权威，不断与时俱进，延续至今。当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法学家马上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行政法学者则强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行政法”。当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口号，行政法学者立即指出，“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当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学者随即论证和宣传“建构法治政府”的重要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初的政法法学为新生的行政法学谋得一席之地，也为加强行政法治赢得了一种政治合法性。直到今天，它仍然为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治实践遮风挡雨。当前，学界对“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呼吁、宣讲，同样有助于增进行政法学在社会公众和官方体制中的位置。只要我们的法制建设还需要政治权威的认同和推进，政法法学就不会消亡。但是，那些政治命题和政治话语离今天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似乎已经渐渐远去。以今天的标准的来看，它们似乎不够“学术标准”，甚至算不上学术文章。今天的学生再也不用、并且不宜写这种文章。从学术论著的数量来看，政法法学显然也已经不占主流。学术分工的结果，导致写这些文章成为学界领袖们的专利和义务。

二、立法法学的盛行

虽然“诠释法学”是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它似乎从未主宰过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处在起步阶段时，立法严重缺漏导致“无法可释”；更重要的原因是，已有的法律往往得不到严格执行（包括在诉讼过程），执法的随意导致精致的诠释、理性的论辩无用武之地。与诠释法学的贫弱形成对照的是立法法学的盛行。

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历程，很大程度上是一段学者推动和参与行政立法的过程。早在1984年，行政法学者参与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的起草。[15]此后，随着行政立法研究组的成立和行政基本法（后改为《行政诉讼法》）的起草，行政法学者大规模地参与到行政立法中。随着行政组织法（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行政行为法（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救济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三分法的确立，行政法律体系的框架渐渐明确，与之相应的立法目标呼之而出。《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成为行政法学的一块块记功碑。在完成前述法律的起草后，行政法学界把目光到迄今最为宏大、可能也最艰难的立法《行政程序法》上。

作为一种行政法法学研究范式的立法法学，在它的初创时期就已显示端倪。在近20年的时间里，立法法学主宰了行政法学研究。那些拟议中的立法是学界领袖们挥手指向的攻克目标。对众多的学者来说，它们成为预先设定的研究重点，甚至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全部天地。它们吸引了行政法学界巨大的智力和精力投资。每一部法律的制定，都伴随着相当数量的研究。在这些著作中，应松年主编的《行政行为法》，预示和影响了我国的立法模式，成为立法法学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立法法学也留下清楚的痕迹。例如，1993年，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行政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的袁曙宏、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军），撰写的博士学问论文《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国家赔偿制度研究》、《国家公务员考选制度研究》，共同的特征就是探讨某一方面的制度建设。大体上，都可以归为立法法学。

立法法学的特点是“无法立法，有法修法”。一般过程为：呼吁制定某个法律，讨论、研究立法中的政策性问题，法律出台后发表注释，提出修改、完善的方案，冀望再次立法，开始一个新的过程。对立法的聚焦显示了行政法学界一个普遍的预设：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必须见诸立法的进步。一个学术主张本是为立法而提出，它的意义也必须落实到立法中去。例如，大多数学者提出行政法原则，他们的最终旨向仍是这个原则将来能够写进法条。一部法律的立与不立、一个观点的采与不采，自然成为衡量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指标。

虽然在提出制定某个法律时，可能也会引用权威的讲话、流行的政治口号，但它不满足于模糊的、口号式的政治话语，而试图通过立法建构具体的法律制度。在这一意义上，立法法学是对传统政法法学的超越。论证方式上，通常会从立法的必要性开始，外国经验，模式选择，直到具体方案。大量的文章论文用于讨论关于“某某法”制定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它们似乎顾不上耐心细致的实证研究，也不屑于宏大抽象的理论思辨。在讨论和主张某个立法建议，也可能举出现实中的事例，甚至一些统计数据、调查结论。在这方面，它接近于实证研究。但整体而言，它所运用的实证研究比较粗糙，缺乏规范。

对外国法的介绍和引用也是立法法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国外法律的重视，是我国法律界的一个传统。在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后，先后组织翻译了美国、苏联、日本、瑞士、西德、法国、英国、南斯拉夫等国的26部法律或者一些法律的介绍。应松年主编的《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胡建淼主编的《中外行政法规：分解与比较》（法律出版社2004年），则是行政程序立法方面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学者翻译外国行政法的著作，迄今已超过20本；中国学者还撰写了多部介绍外国行政法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别、时间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们涉及的国家几乎完全限于英、美、法、德、日这几个公认的法治发达国家。除了少数例外，中国学者撰写和翻译的外国行政法著作，都是新近的教科书，都力图介绍相关国家最新颖、最“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把目光集中于上述法治发达国家的最新制度，是我们在立法上“跟国际接轨”、“吸取外国先进经验”的心态相符合的。也许它还揭示了一个事实：当前的行政法学研究主要服务于立法的需要。

立法法学在中国的兴盛有它的道理。首先，法律归根到底是一种规范，法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应用学科，探讨合理制度的建构是法学永恒的主题。其次，中国行政法是在法律制度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建立法律制度体系是行政法学的当务之急。第三，通过立法确立法律规则，是最迅速、有效的途径。如果没有这些立法，就很难有法律实践中的规则，以及实践中碰到的种种问题，行政法学也就是纸上谈兵。在此情况下，行政法学者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影子立法者”[16]的角色，法学研究也自然而然地以立法为取向。在今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立法法学将继续成为行政法的主流。目前行政法律体系的框架基本成型，但法律体系仍然很不完备。依照官方的计划，我们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建立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17]我们还没有《行政程序法》、没有《信息公开法》、没有《人权法》，现有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也急需修改。中国行政立法的任务仍然很重，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我们也要认识到，立法法学占据行政法学主流，是中国法治建构特定背景和特定阶段的现象。在威权型的政治体制下，利益团体表达功能严重不足，立法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包括立法机构的专家和学者共同构成的“精英”的作业。在法律体系框架未定的情形下，法律现代化战略的引导下，精英参与尤其重要。但是，这种状况似乎不会永久延续。一旦利益团体日渐成熟，利益表达机制完备、法律体系基本定型后，立法将表现为不同利益团体的博弈过程，表现为一种政策性选择的过程。到那时，法案的提出将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事，法律的起草将主要是人大和政府内的法律专家的事。同心协力、亦鼓亦呼地推动和投身法律制定将不再是行政法学者的主要工作，从事立法研究将不再成为行政法学的主流。

三、社科法学的兴起

在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的初创时期，一些来自行政管理学、宪法学乃至政治学背景的学者率先关注行政法，并为它贡献了智慧。当时的行政法粗陋却开放，混杂着行政管理学、宪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话语。以后，当行政法学确立了属于自己的问题领域和概念体系并赢得学科独立后，它基本脱离了与其他学科的接触，走向封闭、自给自足。学科的人为划分和学术组织体制强化了它的封闭性。进入1990年代后期，在行政法学作为一门法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完全确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行政法学与其它学科互相割裂的现状。例如，部分学者在“新公共行政”的标题下，开始探讨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趋向、“准政府组织”、放松管制、非强制性行政方式等问题，并倡导行政法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在上述背景下，我尝试用“社科法学”来概括行政法学研究某些新的趋势。在传统的行政法体系之外，行政法学开辟出新的问题领域，尝试实证研究、价值衡量等新的方法，并为自身注入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社科法学”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概念。相对于前面所述的政法法学和立法法学而言，它们代表了行政法学研究问题的转向、方法的转向和知识的转向。

（一）社科法学试图回答的问题

要全面描述行政法学新触及的问题领域，是一件困难的事。这里举两个事例，一是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二是行政管制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问题本身并不必然代表新的研究范式，但讨论者往往结合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从而塑造了行政法学研究的新面貌。

中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83年，就有学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命题，并主张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应当是“为人民服务”。[18]此后，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观点纷呈，“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权益本位论”、“新控权论”、“政府法治论”等，不一而足。[19]其中最有影响的主张，当推罗豪才教授倡导的“平衡论”。自从1993年首次提出“平衡论”，在多位学者的持续努力下，逐步构建了比较系统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北大为中心的行政法学流派。[20]本文不准备评析各种观点，而是试图指出，对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显示了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功能的整体性反思和对行政法价值取向的强烈关怀。在它背后，还暗藏着研究者一个共同的预设：行政法学需要并且有可能建构一个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能够为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指导作用。[21]无论是专著和论文的数量，还是各种行政法学年度综述对它的重视，都证明构成了中国行政法学一个突出的主题。

对行政管制（规制）问题的研究，甚至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管制”这个概念的接受，是近年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行政管制研究可以看作“部门行政法学”的一次蜕变。传统的部门行政法多数简单套用行政法总论的概念和框架，对行政法的建设可能贡献不大。行政管制研究所设定的问题往往不是覆盖某个部门行政法的整体，而是从现实中存在的特定、具体的问题出发，试图去理清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方法上和知识上，研究者通常会搬用一些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还不多见，但是一些学者对此流露出明显的学术兴趣。[22]有学者把它描述为现代行政法学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到以行政过程为中心的一个转向。[23]

（二）社科法学运用的方法

实证研究和价值衡量是社科法学所运用的两种典型方法。

行政法学领域实证研究的一个代表是1993年龚祥瑞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该书是我国法学界第一次专门而深入地对一部法律实施状况的调研。作者运用问卷、访谈和统计数字等方式，对新生的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实证研究，指出行政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希望。该书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其它著作一起，被认为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一个“转型”。[24]此后，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的尝试。[25]这些研究不一定成熟，有的甚至说不上成功，但它们显示了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在包万超博士略为偏激的笔端下，则是：“行政法学家的社会职能主要是提供实证理论：描述、解释、预测行政法现象，并在这一基础上阐述种种价值理论和可能的制度安排。”[26]

价值衡量，更多地被称为“利益衡量”（虽然在我看来这两者有细微的差别），是一种规范研究。价值衡量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有着神合之处，后者有可能为价值衡量提供新的工具。目前，法律经济分析的成功研究仍然罕见，虽然它是一些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研究方法。这可能部分是由于法律判断很难进行量化的分析和操作，更多的是诉诸直觉和经验。

与主流的立法法学专注于通过立法确立规则不同，价值衡量方法扩展应用到了行政执法和司法领域。与通常的法律解释方法不同，价值衡量不再满足和拘泥于法条演绎，而是把目光直接投射到法条背后的各种法律价值，努力通过衡量各种冲突的法律价值寻求合理的法律规则。作为一种法律论证的方法，价值衡量坦率承认法治中的主观判断，默许以立法者的姿态解决执法和司法中的问题，鼓励执法者和司法者在法律条文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地方创造规则。执法者和司法者在运用价值衡量时，建立在对相关事实的细致考察和相关价值的审慎判断上，规范的命题有可能转化为实证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沟通了规范与事实的鸿沟，为法律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迄今为止，行政法学中对价值衡量的讨论尚不多见，运用价值衡量的实例更是寥寥。[27]

（三）社科法学的知识渊源

伴随着社科法学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新的知识被引进到行政法论著中来。在法学论文的引证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一系列“非法学”论著的引证率明显提高。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包万超博士把“公共选择”理论引入行政法[28]，宋功德博士则引入“博弈论”来探讨行政法上的均衡如何实现[29]。在宋功德博士的《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交易费用的视角》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法学圈以外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而参考文献列举的外国学者的经济学著作更是多达约40种。虽然迄今为止，行政法学者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还不是很多，也可能不够到位，有的甚至难免“半生不熟”；但是，行政法学者开始敞开胸怀，谦虚地学习和接纳别的学科知识，争取能够与别的学科进行对话。行政法学不再完全自说自话，而试图摆脱“当代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30]的形象。

另一个新的迹象是对外国经典著作的重视。最近几年，学界翻译了几本外国行政法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德国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法国奥里乌的《行政法与公法精要》、狄骥的《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31]如果说翻译外国的最新法规和教科书缩短了中国学界了解外国法的“时间差”，有助于我们在立法中借鉴外国经验，那么，对外国经典著作的译介则加强了中国学界对外国法的“纵深感”，有助于我们从法律比较中获得整体性反思。这些工作只有放在新的研究范式里才有意义；在追寻“最新颖、最发达”立法例的传统思维下，那些一个世纪前的“老书”肯定是过时的、不中用的。

（四）社科法学的未来

行政法学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与中外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32]但是，社科法学将能够成为行政法的主流研究范式吗？霍姆斯关于未来的法律研究“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预言[33]，将会成真吗？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定义社科法学。对后一个问题，我心存犹豫。法律有自己的规则体系和知识传统，所有其它学科的知识必须放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理解，至少必须与它兼容。归根到底，法学是一门规范的学科，它永远无法回避具体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和整体性的价值反思，而这可能是统计学和经济学所无法彻底胜任的。我们也许很难确凿预见未来的行政法学，但可以确定的是，行政法学在整体上将更多元化，社科法学将成为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方向。未来的行政法学将不会沉浸在一个自给自足的规则体系中，而可能营建一个开放、反思的“法律帝国”。

结论

本文粗略地回顾了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历程，并把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式大致归为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类。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研究范式的变迁不是彻底否定以前流行的研究范式，仅仅体现不同时期行政法学所关注问题重心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知识的更新；变迁的过程是渐进的，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急剧转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三个范式，意在抓获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某些特征，而不是一个基于逻辑的分类，所以，它不能覆盖行政法学研究的全部工作。例如，本文的三分法不能覆盖对行政行为理论的精细分析，明显遗漏了通常说的“诠释法学”。本文的观点当然也不排除从其它角度提出新的分类。其次，像所有的学术分类一样，在类型化过程中必然有所失真。尤其是，三种范式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既不存在时间上的截然区分，也很难对具体学者一一归类。例如应松年教授，他在80年代前期写过不少可以归为“政法法学”的文章（现在偶尔还写），他也曾与人较早地提出“中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这个后来引起广泛讨论的命题，但他最大的兴趣和最多的精力恐怕还是在行政立法上。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主旨是做一个学术史的概括和梳理，而不在于倡导或批评某一种范式。

对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边缘的、附随的工作，它不能取代对行政法问题的研究。“身教”重于言传；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其价值比对研究范式的研究大上百倍。但是，对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仍然是有意义的。

第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行政法学发展的轨迹。在时间上，大致说来，在行政法学初创时期，政法法学占据主导地位。它使得行政法制的重要性获得认同，使得行政法学作为一门法学分支学科得以建立。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立法法学几乎主宰了行政法学研究。它使得我国相继制定了若干重要的行政法律，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重要的法律制度。从1990年底开始，社科法学渐渐兴起。它提高了行政法学的学术品位，拓宽了行政法学者的视野，丰富了行政法学者的研究方法。

第二，这种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行政法著作和行政法学者在学术传承中的位置，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理解它们的价值。今天你读一篇早期的行政法文章，可能会觉得粗糙、幼稚，它的观点完全过时，但在当时，它可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论证了一个对整个行政法学很有用的命题。例如，张尚鷟先生的很多文章，对我们今天写的文章可能引不出一句话，但当你带着一种学术史的眼光去看待时，会发现在行政法学的童年时代，有过象张尚鷟教授和他同代人不遗余力地呼唤依法行政的令人敬仰的身影。

第三，这种研究也启发我们，行政法学象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它的发展不是单向度的，不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讨论、不断“接近真理”，而可能是多面的。它包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运用新的方法和知识，以回应当时代的问题。如果说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什么呢？政法法学在今天仍然需要，但显然不是我们年轻学者和学生所应当干的活。行政立法仍然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行政法学界作为一个集体，仍然需要大力去研究。但我们如果能够在制度建设上有所贡献，恐怕也不是空泛地讨论、虚弱地主张什么制度、什么模式。我们所要做的是，发现新的问题，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具体细致、扎实坚固地研究那些我们确信有意义的问题。

要期望这篇文章能够完整、准确地概括行政法学研究的状况，显然是过于奢侈的冀望和无法承受的任务。我的目标更为低微，希望它提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共同问题：“什么是你的问题、你的方法和你的知识？”

注释:

[1]Thomas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nded.,1970。中文版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相关的主张和评论，参见德里克《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卷；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界》2002年第5期。

[3]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当时的讨论还涉及法学研究规范。

[4]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后收入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

[5]宋华琳《中国行政法学的知识传统和学术背景：〈行政法哲学〉阅读随感》。

[6]石佑启《公共行政改革与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1年；金自宁《直面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反思“以规范性研究为中心”的中国行政法学》，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对石佑启文章的评论，可参见戚建刚《对行政法发展的“范式转换论”之商榷》，《法律科学》2003年第6期。

[7]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

[8]例如，夏书章《机构改革与行政法》，《人民日报》1982年3月15日；张尚鷟《大家都来学点行政法》，《法律与生活》1984年第4期；姜明安《加强行政立法为四化服务》，《中国法制报》；刘海年、常兆儒《健全和严格执行行政法》，《人民日报》。早期的文章，部分收集在姜明安编的《行政法（文选）》（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学参考用书，1984年）、应松年等编的《行政法研究资料》（中国政法大学校内教学用书，1985年）等书上。

[9]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36-37页。

[10]张尚鷟《中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前言。

[11]张尚鷟《中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

[12]吉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编辑）《行政法论文选》，1988年。该书汇集了1986-1987年36篇论文。

[13]在这本文集的续集（未正式出版）中，作者引用《邓小平文选》4次，引用《列宁全集》1次，引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次，引用其它作者1次（罗豪才）。

[14]张尚鷟《为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开创依法办事的新局面而奋斗》，载作者文集《中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张尚鷟《国家行政管理需要制度化法律化》（中国行政法学会会议论文），《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

[15]该草案内容经过多次重大修改，名称也几经更改，最终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

[16]金自宁《直面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反思“以规范性研究为中心”的中国行政法学》，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00、101页。

[17]《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18]应松年、朱维究和方彦《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19]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见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尤其是第33-46页；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文正邦《论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行政职责本位论》，《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20]相关讨论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相关的研究专著多达10余本。专题阐述“平衡论”的专著主要有沈岿的《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宋功德的《行政法的均衡之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

[21]有些学者可能意识到这个预设过于自负，转而采取一个比较低调的用语：“行政法基础理论”。从罗豪才教授主编的两本《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3年），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细微的变化。

[22]例如，董炯、彭冰《公法视野下中国证券管制体制的演进》，载《行政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宋华琳《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制度的初步研究》，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王锡锌《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这方面的译文还有约翰.亚伯拉罕《渐进式变迁——美英两国药品政府规制的百年演进》，宋华琳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约瑟夫.托梅恩、西德尼.夏皮罗，《分析政府规制》，苏苗罕译，载《法大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骆梅英《行政法学的新脸谱：读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行政法论丛》第9卷。

[24]冯象《法学的理想与现实：兼评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书评》总第3期；邓正来《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书评》1995年11月（总第8期），后为《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转载。较早时期的其它实证研究，郑永流等著的《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武汉出版社1993年），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25]例如，姜明安主编《中国行政法治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何海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页司法权的实践史（1990-2000）》，《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2辑；何海波《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以明堂村近25年情况为例》，载沈岿编《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朱芒《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的功能：以上海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实施现状为分析对象》，《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沈岿《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26]《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下），《法制日报》2000年1月9日。对该文的一个温和而中肯的批评，参见金自宁《直面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反思“以规范性研究为中心”的中国行政法学》，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

[27]零星的研究，如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30－260页；何海波《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一个价值衡量的方法》，《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

[28]包万超《行政法与公共选择：论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学实证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年。

[29]宋功德《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交易费用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0]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上），《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9日。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5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应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1.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

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池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肩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2.第二个环节论文题目的确定。

案例研析型论文并非简单的案例研析。而是要在案例中选取案例所体现的重要争议点在此基础上论证。所以在选取案例之后还要选取与研判案例中的争议点并且确定论文写作的立场(控方、辩方还是裁方)这都需要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分工。另外还要注意判断学生选题的题目的大小与难易。不宜选取太大或太难的题目。

3.第三个环节法律、相关案例与学术成果的获得。

这是一个广义“找法”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加何获得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包括现行法、相关判例以及权威学者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需要指导学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和方法。第四个环节对司法习惯和案外因素的调研。影响案件判决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法官判决中的司法习惯和判决心理以及其他案外因素，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识别池会影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立场进而影响最终判决。一篇有价值的案例研析型论文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还要通过调研的方法搜集司法习惯和案外影响因素。并评价其影响的方式(影响事实认定还是影响法律解释，抑或影响量刑或赔偿数额的量定)程度和合理性。第五个环节论文写作与修改。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这个环节中训练最基本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和语言运用能力等。

三、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训练目标和评价标准

案例研析型论文应该遵守其特定的符合司法实践标准的论文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案件事实类型化准确。即对案件争议问题性质的归纳准确能够明确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是侵权还是违约浸犯哪种权利刑事案件的属于哪个罪名范围的问题。

2.找法全面、准确。能够查找到全部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查找到最高院以及本省级高院的相关权威判例加果没有上述两种依据的能够找到其他省份的判例或者找到多名权威学者的论著。

3.解释合理对所找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正确运用法的解释方法了冶当处理法律中的模糊冲突与空白，能够有理有据地选取合理的解释结论。

4.理论论证充分:理论点选取、论证充分同法判例选取充分、准确理论与司法判例运用恰当。

5.案件攻防点选择合理:能够从同一案件的不同立场思考选取控辩双方可能最为关注的焦点选取本方最有利的攻击点，并能够充分准备好对方最为薄弱的防卫点的防卫。攻防点选择符合法官接受程度、符合司法习惯和社会接受能力。

6.论证推导逻辑严谨征据链条、法解释、逻辑判断过程严密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不存在漏洞。

7.术语运用标准、体例规范，法言法语运用得当龙文体例符合学术标准。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6

一、法学本科课程设置要务实，立足岗位需求，切合实际

各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首先要充分了解法学本科毕业生将来的人生和职业需要。法学本科生毕业之后主要去向应该是从事法律实务；有部分法学本科生会通过公务员考试等直接进入党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在立法部门从事和立法相关的工作等；也有小部分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将来选择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此外，有一部分毕业生也会选择进入法律以外的行业就业，甚至“弃法从商”。对于不少非法律行业的用人单位而言，他们或许不要求员工拥有具体的法律职业技能，他们更看重员工具有比较扎实且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法律基础知识，以及法学本科教育给毕业生带来的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复杂事件的处理能力等基本素养。因此，针对多样化法律职业化需求，法学院校应以某一职业为主来培养、训练学生的相应能力，同时适当兼顾其他职业的需要，尤其要强化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高校还必须明确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根据本科教育职业化改革的要求，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应该是法学理论教育、法学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三者的结合统一。这里所指的法学理论，既包括法学基础（一般）理论，也包括各部门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它是学生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基础。法学职业道德则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国外法学院一直都非常重视对未来法律人进行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种教育近年来在我国政法院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法学职业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法律信仰及职业理想。此外，法律职业技能训练则是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分析法律问题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必须涵盖这些内容。

二、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应设计有特色且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一）课程设置应努力凸显地方特色。针对目前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就业难、就业率低的问题，全国各高校都在积极的引导法学本科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鼓励学生多走向基层，多到西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以广西为例，我们广西高校培养出来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其实大部分还是要服务于本地区。因此，作为地处广西的高校则更应该结合广西沿海、沿边同时又属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特点，有针对性的调整和设计课程体系。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明确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方向；在专业主干课和选修课的设计方面，针对毕业生面对的岗位群继续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和整合；通过具体课程的开设与否、课时安排多少、是选修还是必修等，来凸显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重点。（二）学校的课程除了一部分是由国家规定开设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和高校自主决定设置的。哪些课该纳入课程体系，具体涉及哪些课该开、哪些课该减这些问题，高校有较大的自主权。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很多高校都交由各系部来申报，最后由学校主管部门来核准，当然也存在学校主管部门直接决定的情况。而系部包括具体的授课教师，更多的是从微观层面，例如系部利益、老师研究专长等方面考虑问题，更倾向于强调本系部课程的重要性，而缺乏从宏观的层面来讨论课程体系及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和比例等问题。这就需要主管部门从全局的角度进行协调和把控，既要兼顾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也要考虑学科知识的多样性、专业特色的突出性等。总而言之，课程的开设与否、增加或删除是一个由系部、授课教师以及学校主管部门互相协作、讨论、决定的过程。而且，高校切勿在不具备开课条件的情况下匆忙开课；而课程一旦设置，就必须加强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尤其对那些学校自主开设的特色课程，高校更应积极发挥学术机构、教学督导机构的指导、监督作用，加大申请审查、教学评价、宏观管理的力度。学校一方面要保证课程开设后教师授课行为的规范化，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教师特长的发挥。此外，针对目前大量开设选修课的情况，高校还应重视对学生的指导，适时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爱好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做适当配套的选修。（三）目前，在法学类课程的设置顺序上，各高校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先理论法学后应用法学、先公法后私法、先国内法后国际法、先普通法后特别法、先实体法后程序法，这些排课方式为各大高校普遍采用和认可，而且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通过对学生意见的调研和教学效果的反馈，我们的开课顺序仍存在欠妥的地方，尤其集中体现在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特别是法理学的开课顺序上。法理学这类理论性极强的课程被普遍认为是学好其他科目的基础，因此，它们也是国家规定所有法学院必须开设的必修课程。根据传统，绝大部分的高校都按照以上原则，将法理学这类课程安排在低年级甚至是一年级就开设，但是往往这些课程内容又相当晦涩难懂，对于刚进校门、没有接触过法学的新生而言难度大且学习收获有限。通常是在学习具体部门法后，学生对这些理论法学课程才有较深入的理解。其实，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将法理学一类课程安排在高年级开设。例如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2013年版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法理学分成两部分，分别放在第一和第五学期作为必修课来开设，总共为80个课时。反观我们广西的高校，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实践。因此，在排课顺序上，我们在原有排课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先易后难、先具体后抽象的原则，并鼓励广西高校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改变墨守成规的传统做法，积极调研，及时反思和总结。排课要以学生为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法学课程设置顺序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三、继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课程教学改革，有效提高实训课程教学质量

法学本科院校对学生进行讲授和培训的法律职业技能主要分为普通技能和专业技能两大类。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能更好的适应法律及法律以外就业岗位的需求，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直接和法律职业有关的专业技能的改革与创新，还应该重视传统基础性技能课程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

（一）普通技能主要是指不论是法学专业还是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步入社会从事现代社会职业所需要的基础性技能

普通技能具体包括：书面表达技能、计算机操作技能、外语技能等。根据国家规定，各高校针对这些能力的培养都设置有专门的课程，并按要求将它们以基础必修课的形式，从学生一进校就开始开课教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学作为一门文科类专业，大部分的法学本科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都离不开写作，因此书面表达技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外语和计算机技能。现在各高校普遍都开设了“法律文书写作”或“应用写作”的课程，并且都在最后一学年把“撰写毕业论文”作为综合实训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课程设置、课时分配、学分安排等都能看出写作这一基本技能的重要性早已得到教育界的普遍认同，并落实到我们的课程体系之中。但是，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我们也发现现在本科生的写作能力普遍堪忧，尤其在毕业论文指导的过程中，发现经过三年多的本科学习后大部分学生居然还不知如何选题，不知道论文写作的基本程序，不知道一篇文章的基本框架，不知道如何去查找文献资料，不知道如何去组织自己的观点，等等。现在往往是除了专门的写作课以外，学生再无太多的机会尝试写作或接触写作，而我们的法学专业课程基本都是教师课堂讲授，即便有课后练习，但要学生提笔写文章的作业都很少。因此，高校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革：1.提高现有写作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监督，严格学生成绩的评定标准。尤其是毕业论文写作这一环节，作为综合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各高校都把它设置在第8学期，并给予充分的学时。但是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往往和学生的毕业实习时间相重合，再加之现在就业压力大，很多学生此时都把精力放在找工作和考研上，并不认真对待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而现在对于毕业论文的评定标准，高校的自主性较大，教师主观性也较强，再加上毕业生就业率对于高校的压力，高校和指导老师对此都比较宽松，能给通过的基本都给通过了，因而学生论文质量普遍不高。若要改革，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将毕业论文撰写提前到第7学期，尽量让它和毕业实习的时间错开。论文答辩的时间则可以安排在第8学期、学生实习回来之后，这样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写好论文。另外，就是高校要实实在在的重视毕业论文写作，严格教师的论文指导工作，明确论文指导标准，提高教师论文指导的积极性。2.在其他专业课的教学设计中有意识的增加文章写作的训练机会，而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完成书面回答专业问题的课后作业。这主要是对教师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们绝大多数的专业课主要都是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有些实践性强的课程还辅之以案例教学等方法。在现在大力提倡职业化改革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为了技能训练而忽略、放松理论知识的传授。那么，如何在有限的学时中既能教授专业理论，又能兼顾锻炼学生的动笔能力？笔者认为这就必须要运用起学生的课后时间。特别是有些专业课，以民法、刑法为例，理论性很强，有一定深度，同时实践性也极强，生活中的案例也相当多，非常适合案例教学。现在很多高校都给这两门课设置了80到120个左右的课时。课时看似很充分，但是如果课程既要讲授理论，讲案例，又要兼顾写作，学生学习还是非常紧张的。因此，授课老师可以针对某些问题给学生布置一到两篇课后小论文，并给学生提供课后阅读书目，课堂上适时引导学生查找资料，组织观点，给予点评。如果课时允许，老师还可以安排一两个课时，让学生对自己的小论文在班级上进行陈述和讨论。这既不占用太多的上课时间，又能督促学生课后主动学习，而且还综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口头表达、逻辑思维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从锻炼写作能力的角度出发以及基于现在学生课时任务重的现状，我们也不适宜门门课都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高校可以挑选几门（每学年至少一门）有一定理论深度并有一定课时保障的专业课来开展实践。而要推行这样的教学实践，仅依靠教师的自觉是完全不够的，学校还应当有一定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例如，针对民法学这门课，学生的成绩构成可以设计为三部分：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写作成绩。让课程中的课后写作环节在学生成绩中有所反映，这样既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相应要求，也督促学生要端正态度，重视写作。

（二）专业技能是指法律职业人员需要经过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经验的长期训练获得的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是法律职业技能的核心，主要包括：法律识别技能（对法律规则、案件事实证据等的识别）、法律推理技能、法庭论辩技能、证据操作技能和法律文书制作技能。目前，高校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主要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教师在上课讲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通过案例教学或开设模拟法庭等途径同时训练和本科目相关的专业技能；二是专门开设独立的实训课程进行综合的专业技能训练，例如像我院开设的律师执业技能实训、刑事法综合实训等课程；三是在最后一个学期由学生自主联系单位进行毕业实习，一般时间为三个月左右；四是在校外建立实训基地，例如和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等单位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安排学生到这些实训基地实习或聘请这些单位或企业的专家到学校开设讲座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综合技能训练。目前，校内实训课程已经成为法学课程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还需在以下方面加以改革和提高。1.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穿插进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在教授理论的同时可以引用案例，一般选用的案例都是针对某个特定理论知识，涉及的案情和法律问题都比较简单。目前很多新出版的教材都已经开始注意理论和案例的结合，在课本中都会提供一些参考案例供教师和学生教学、学习时使用。但是现在案例教学在实践中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老师讲授上，真正能做到分小组讨论和老师点评相结合的案例教学则很少，原因包括课时有限、学生人数多难组织等，但关键还是在于很多教师没有真正树立法学本科教育实践为本的教学理念。不少老师还没有从传统的“填鸭式”教育中走出来，依旧停留在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阶段，学生课堂参与度低，独立思考的机会少，教学效果也欠佳。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最关键还是要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尤其是有一定教学年限的老教师，要及时的修改教案。针对更新以后的教材，教师要做好备课工作，特别是在案例的选择和引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组织和引导、基础理论知识和案例讨论的结合、课时安排和分配等方面一定要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在教学过程中真正的予以落实。2.专门法律实训课程普遍都是由各高校自主开设，而且具体课程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例如诊所法律教育、律师与公证业务、民事/刑事疑难案例分析、法庭模拟实习等。我们要使这些自主开设的实训课程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学校在决定是否开设这些课程时要做好充分调研，衡量是否具备开设此类课程的条件，切勿在条件尚不充分时就匆匆开课。首先，要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处理好这门实训课程和其他理论课程及其他实训课程的关系，尤其是要决定好什么阶段开课，判断是否和其他已经开设的实训课程存在重合，有没有必要再开设此门课程，等等。其次，要选择适合的教材。尤其是这些学校自主开设的实训课程通常市面没有专门的教材，因此在没有适合教材的情况下有时还需要组织教师来编写教材。另外，由于在实训课程中大多会使用大量的案例，如果完全凭借授课教师自己挑选案例，虽然这可以突出教师特长和个人教学特点，但是很难保证教学质量和课程的规范化。因此，高校有必要统一组织教师甄选案例，编订案例集作为实训课程的辅助教材。案例集可以统一存放于学校院系办公室，并交上课班级轮流使用。再次，要制订详细的教学大纲。这是指导教师授课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在开设特定实训课程前必须要组织教师把这项工作做好。有别于理论课程，实训课强调教学互动，强调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组织尤其重要，因此教学大纲应该尽量详细和规范，这样才能更好的指导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活动。最后，要选择合适的教师。因为实训课更强调实践和操作能力，因此授课老师本身就应该是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或专家，或应该由双师型教师（教师并兼职律师）或聘用校外相关行业专家来讲授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教学目的。（2）教师自身要克服惰性，要积极实践新的教学方法。这些课程都是在学生已经学过相关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之后才专门开设的，因此其教学方法有别于传统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教授中应更强调“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原则。虽然有教学大纲作为指导，但是如何较好的开展教学工作，把实训课的课堂有序组织起来，还需要教师在课前花更多的时间去制订具体教案，做好每一节课的上课准备，而且每一位实训课的授课教师都应该在上课时把自己放在辅助的地位，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实训教学活动中。（3）高校一方面要及时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明确相关制度并予以落实，另一方面要制订适合实训课程特点的学生成绩评定标准和方法。现在各高校法学本科学生每门科目成绩的评定一般是由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在计算最终成绩时，往往考试成绩所占比重较高，例如：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目前传统的考试方式是书面考试，主要有开卷和闭卷两种；平时成绩主要是由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综合评定。这样一种考核评价方式比较适合应用于偏重理论的传统课程，能较好的评定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但如果以书面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来评价侧重培训操作能力的实训课程，则不科学、不客观，也不全面。因此，在进行实训课的课程设置时，考核评价体系的设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必须和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相联系，具备具体、可量化、可操作、分等级的特点。如果没有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考评机制，法律实训课程教学工作的开展就很难落到实处。总而言之，近些年大部分的高校都对法学本科教育职业化改革，尤其是法学实训课的设置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即便困难重重，还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法律职业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趋势，法学教育注重法科学生法律技能的培养更是一种时代需求。我们应继续突出职业技能训练在法学课程设置中的重要地位，绝不能因为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忽视法学教育职业化的改革和创新。

作者:邓珊 单位: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民商法系

［参考文献］

［1］高海.爱尔兰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及其启示［J］.中国大学教学，2015（9）：83-86.

［2］刘德涛.地方院校法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J］.巢湖学院学报，2012（1）：137-140.

［3］江长水，张生.对我国法学本科课程改革的反思［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38-43.

［4］黎四奇，梁爽.对中国法学本科课程设置的检讨与反思［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5（4）：129-132.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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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索国际法学综合性文献资料的数据库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8

非常荣幸我的论文能够得到三位老师的指正。我大概占用5分钟的时间陈述。

（一）首先先向老师汇报一下选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一个可以说被写烂了的题目的原因。

关于经典，有这样一种解释：“每个人都说好，但少有人看得懂。”我想这个论断运用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现状上是不是可以这样篡改一下：“这个规则每个人都知道，但细究起来，有没有几个人能够说的清晰，说的准确。”

第一场答辩的时候，鲁老师对一位同学说，有的时候现有的中文资料多了，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我完全赞同。或者更近一步，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舶来品似的证据规则，现有的中文资料多了，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我的选题原因就是，三年之中，零零散散的，先是无意后是有意地看到该规则的有关资料相互抵触，各说各话，严重的甚至自相矛盾——这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想通过自己写作，理解、梳理出一个对于现有材料去伪存真似的有关该规则的概况。

对于一些实在太过分的我认为的错误说法，我就注明了出处。

（二）对于论文的满意之处。

一篇好的论文要不就是论题选题新，或者是论证方法新，或者是论据资料新。

以上三点我这便论文似乎都不够格，最后我就想是不是能够在学科结合的角度上，在论述上多做些努力。

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本文的第二章。在说到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背景与沿革方面。对于“背景”一部分，无论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还是“联邦主义的生活方式”等等吧，我都试图用自己很感兴趣，但却很浅薄的相关政治学方面的知识进行论述；对于“主要沿革”一部分，是用自己更加有兴趣，但却更加浅薄的相关历史学方面的知识来说明。

本来我最初的设想就是想把题目直接定为“论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背景及沿革”，觉得这样对于一个硕士论文的容量和我的兴趣而言可能会更加顺手，但我的导师建议我这毕竟是篇应用法学的刑诉论文，我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字数限制经过大幅度的删改，并且在语言上把最初的许多“之乎者也”的写法去处，我还是觉得对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到目前为止100余年的历史梳理我相对满意。

（三）缺点就特别多了，为了不太式面子又顾全良心，我就选取三个，简单说：

1、原文资料看得不够充分，这是语言水平的原因。

补救的办法我想了两个，第一是尽量把已经翻译过来的相关资料找全，我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现在可以说，我校图书馆中从上世纪80年代无知识产权概念时期的《法学译丛》等期刊到论文截稿时的大部分资料，我都是心中有数的。

第二是凡是转引过来的判决原文，我都在FindLaw或者直接在google上核对过。这个相对轻松，又尽可能保证不出大错。

2、自己心里最没底的就是有关“制度设计”的部分。

因为在我看来，但凡提到“制度设计”，就一定要有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阅历，可作为一个应届生，以上哪一个都不具备。更多时候，当我们人云亦云的对某一种现象提出所谓的解决办法时，我们甚至没有分清，那个所谓的问题，究竟是立法问题，还是执法问题，后者对于法学家而言，就是假问题——比如，刑讯逼供的问题讨论到了今天这个程度，上天入地法学家们都已经几乎把话说尽，警察还是怎么顺手怎么来，那么，具体执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究竟是应该由法学家来解决呢，还是应该交给政治家们？

甚至更进一步的，就连立法问题也不应该成为大多数法学家们的主要关注所在。法学家们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智识上的提供以及相关其他。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学生写作的论文中，所谓立法建议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部分，至少不应该是一个必要部分。这是由学生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3、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在交给老师定稿后才发现，我第一页的副标题是最后的定稿标题，但却忘了把摘要也的标题也改过来，答辩过后我会及时改正。请老师原谅。

最后，写完这篇文章的最大体会就是，如果说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实体法当中的帝王条款，那么我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应该是刑事程序法当中的帝王规则——虽不贯穿始终，但却最为重要。按张建伟老师的话说，那是刑事诉讼的“神髓”。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王兆鹏老师的《美国刑事诉讼法》一书中，悉心留意一下，全书大约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和该规则相关。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在56年前里程碑式的马普诉俄亥俄一案中，克拉克大法官写下这样的话，“在沃尔夫一案的裁决存在了12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审查沃尔夫议案中法庭用宪法性文件证明的隐私权不受各州的非法侵犯，并且在此指引下关闭那扇唯一的、至今依然像警察非法获得的证据敞开着的法庭的大门，为所有的人提供一份对抗那些完全相同的非法行为的特殊保护。我们认为，所有违反宪法搜查和扣押获得的证据，州法庭均不得采纳。”“如果我们不得不让一个人自由，那就让他自由，因为那是法律让他自由。”

每次读到类似标准的美国大法官似的掷地有声的短句，我总是有些感想，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官能对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的法治国梦想就算实现啦

我最深的感觉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这么魅力无穷，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它是一个各种权力自身、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场。从1886年的博伊德直至千禧之年迪克森，综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百年演进史，它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美国高超的司法技术乃至绝佳的政治智慧。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9

总体情况

2005-2006年期间，出版行政法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约700余种。除了后面谈到的教科书和各类专著，有两套书值得在此提及。一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法二十年丛书”，其中包括何海波编著的《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刘莘、莫于川主编的《行政法治文苑：行政法图书和论文索引总汇（1978-2004）行政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目录索引（1983-2004）》，杨小君编的《重大行政案例选编》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这套丛书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和文献作了全面梳理，为今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二是多本清末民国的行政法译著重新点校、勘校出版，其中包括范扬的《行政法总论》、古德诺的《比较行政法》、美浓部达吉的《行政裁判法》等[1].这些著作的重新刊印，有助于学界了解和研究中国行政法学的源流，在一定程度上续接了民国时期的法学遗产。

行政法学的文章难以确切统计。除了《行政法学研究》杂志以外，近年创刊的行政法学连续出版物《行政法论丛》、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公法》、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的《公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的《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和《宪政与行政法治发展报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公法评论》以及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也定期出版。根据对14个法学类核心期刊2005年全年和2006年部分期数的统计[2]，行政法文章248篇，占同期文章总数3529篇的7.0%.严格估算，即扣除可能同时属于其他学科的文章[3]，有227篇，占总数的6.4%.如果这个数字能够大体反映行政法学文章在学术刊物上所占的比例，那说明行政法学研究在整个法学研究中占了一个显著的比例，但还没有成为法学中的“显学”。

行政法学的研讨活动比较活跃。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和2006年学术年会分别在海南博鳌和青海西宁召开。其鳌年会正逢行政法学会成立20周年，会议集中回顾和评价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探讨了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2006年年会的主题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对中央提出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的关系进行研讨。最近几次年会都事先编印了与会学者递交的论文，会后正式出版。[4]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以及由日、韩和我国大陆、台湾地区学者组成的东亚行政法研究会国际学术大会于2006年11月接连在杭州举行。会议还邀请了港、澳行政法学者参加。

其它较大的学术研讨会有：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行政程序立法研讨会（2005/4）、中日《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修改研讨会（2005/11）；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2005/5）、“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研讨会（2005/9）和“中美行政立法与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讨会（2006/7）；浙江大学法学院举办了TRIPs与司法审查系列国际研讨会（2005年、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中美国家赔偿法研讨会（2005/7）和“司法审查国际研讨会”（2006/1）；中山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政府管制与行政许可”研讨会（2005/11）；厦门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政府管制与人权保障”研讨会（2006/5）。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成立，并举行“软法与公共治理”研讨会（2005/1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行政法研究所和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并分别举行了研讨会。此外，还有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中日公法学研讨会（2005/10）和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日行政法研讨会（2006/4）。

在2005-06年，行政法法学界相继为几位学者举办了贺寿活动，并分别出版了相应的贺寿文集[5].每一本文集荟萃了正在行政法学界活跃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数十、上百人。这些举动传达出了他们对老一代学者的尊重、行政法学术上的承续以及行政法学界的团队精神。它也似乎暗示，正当行政法学的第一批学者渐次步入老年，相对年轻的行政法学却开始进入它的青壮年。

行政法教科书

在2005-06两年中出版的行政法（含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至少有43种。其中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和应松年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是使用比较广泛的两种教材。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集合了40位作者，篇幅达211万字，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行政法学著作。编者把该书定位为一本“综合性、系统性兼具研究性的教科书”，其目的“不仅在于向读者介绍和传授关于行政法的一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努力汇集和反映20年来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编者说明）。

总体而言，行政法教科书种类繁多，虽然统编教材仍然影响巨大，但天下一统的局面早已不再。教科书的多元化为学者探索教科书写作提供了机会，但目前集合作品较多，个人独著的较少[6]，有个人风格的也较少。在体系结构上，多数教科书分为导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行政监督）4编。[7]这说明，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行政法教科书在体系上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但同时，现在通行的体例似乎不能容括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例如行政管制、人权保障和对“良好行政”的追求，公物的管理和利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建构，等等。行政法教科书的篇幅呈明显增长趋势。从1989年的第二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学》29万字到现今主流教科书的70-100万字，这种字数上的增长也反映了行政法规范的细化和讨论的深化。在编写体例上，最近出版的教科书比较重视参考文献和案例的引证。有的教材引注中提及的案例和参考文献已经足以列上10余页。

虽然行政法教科书的编写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由于行政法规范的高度分散，也由于行政法体系在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之中，普遍的反映是行政法教科书既不好写、也不好读。多年前，当韦德的教科书《行政法》问世，英国权威刊物《法学季刊》评论说：“行政法的学生太幸运了”；该书所论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该问题的巨大贡献，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也让这本书读来令人爽心悦目。我们期望中国也会产生几本值得同样赞誉的《行政法》教材。

比较行政法

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素来重视对域外行政法的借鉴。从80年代至今，我国翻译和介绍外国行政法的著作超过40种，翻译、介绍或者讨论外国行政法的文章多达1500余篇。在行政法论文中引用外国文献也蔚然成风。据统计，在《行政法学研究》杂志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文献316次，占全部引用的39%.这个比例与《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创刊至今的平均比例几乎没有变化。[8]

最近两年中，译介外国行政法著作多达12种，译介最多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和德国。其中美国的有肯尼思？沃伦的《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王丛虎等译）、特伦斯？丹提斯和阿兰？佩兹的《宪制中的行政机关：结构、自治与内部控制》（刘刚等译）、杰瑞？马肖的《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以及石子坚主编的《美国警察管理体制与执法规范》，德国的有乌茨？施利斯基的《经济公法》（喻文光译）、乌尔海希？巴迪斯编选的《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尤翰林编著的《中德行政诉讼法与地方自治法比较》以及印度学者赛夫的《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青锋等编著的《韩国行政复议制度》是近年来第一次对韩国行政法的介绍。刘春萍的《转型期的俄罗斯联邦行政法》是苏维埃行政法学在中国衰落后，近年来第一本介绍俄罗斯行政法的著作。在英法行政法方面，姜明安主编的“法学译丛·公法系列”组织翻译了MichaelTaggart编的《行政法的范围》和L.Brown和J.Bell的《法国行政法》。

应松年主编的《四国行政法》介绍了英美德日的行政法，是最新的一本外国行政法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带有比较研究的著作，包括刘建平的《中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薛刚凌主编的《外国及港澳台行政诉讼制度》，姚艳霞的《政府采购国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王名扬写于10年前却未能完稿的《比较行政法》，也被正式出版。

在外国行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多篇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专题研究论文。例如，宋华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判例和学说的整理，讨论了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的发展变化，以及公共利益和行政裁量、管制改革之间的关系[9]；高秦伟介绍了美国谢弗林案所体现的对行政政策的司法审查[10]；何海波通过介绍英国学界关于“越权无效”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地位的讨论，透视了英国司法审查在过去40年中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合法性危机[11]；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比较翔实地阐述了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12]；鲁鹏宇以行政过程论为观察视角，介绍了日本行政法从法解释学到立法论的转变[13].还有一些文章，及时报道了国外法律制度及其发展。[14]这些文章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讨论有一定启发意义，是不应当忽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继翁岳生主编的《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之后，台湾学者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8版）也于200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但有助于对台湾地区行政法的了解，也有助于行政法学的比较和借鉴。

总体而言，对外国行政法的译介还存在几个明显的薄弱环节。类型上，对外国行政法的翻译多为教科书型的著作，而专题性的论著依然寥寥。在国别上，基本限于英美法德日五国，因而存在明显的盲区。例如，对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行政法，仍然缺乏了解。在时效上，与国外的最新发展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例如，王名扬的《法国行政法》缺少可以替代的理想著作，以致他的著作出版近20年后还是常引之书。在比较行政法研究上，中国当代法学无可置疑地存在着一个“王名扬时代”。他的著作仍然保持那么高的引用频率，说明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王名扬时代”。

行政法学一般理论

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方面，一些学者继续在比较宏大的背景下对中国行政法的功能和制度设计进行思考，并致力于探讨行政法的转型。[15]这些研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中国行政法的理想图景。[16]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旗帜下，北京大学罗豪才等学者提出了公法领域的“软法”现象，主张加强对软法的研究。[17]软法的研究者对软法的描述和定义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以看出作者试图概括的现象：由国家机构或者非国家机构制定或者形成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者司法执法力的行为规范。[18]软法概念的引入和软法手段的提倡，将鼓励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它也有助于尊重社会行动者的主体精神，推动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它的提出对传统上以“硬法”为中心的行政法研究范畴和框架，构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就现有的软法研究来说，似乎还要阐明，未来的行政法学如何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重构其范畴和体系？我们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如何在“软硬兼施”中得以实现？

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永久难题。随着2004年宪法的修正，“公共利益”（特别是土地征收条款中的“公共利益”）问题得到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其中部分文章收录在《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大体上，相关讨论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实体的进路，即探究什么是公共利益；二是程序的进路，即应当由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在第一个进路上，有学者辨析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概念的关系[19]，有学者讨论了认定公共利益的原则或者标准[20]，也有学者讨论了认定公共利益的方法。刘连泰建议采取一个反向解释（什么不是公共利益），把政府自身利益、商业利益和特定集团的利益都“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21]张千帆根据社会功利主义原则，将“公共利益”理解为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并奉之为行政法的基本目标，而行政法上的“平衡”就是社会净效益的最大化状态。[22]在第二个进路上，即认定公共利益的主体和程序问题。多位学者认为法律应当对土地征收中涉及的公共利益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23]，也有人提出司法审查应当发挥作用。张千帆根据美国的经验，认为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保障主要通过立法进行，我国各级人大应当发挥“公益机器”的作用。[24]还有学者认识到公共利益认定的困难，转而探讨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强调信息公开、公共参与等程序制约。[25]

约自2000年以来，行政法原则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热门。大量的硕士论文也是以此为主题展开。2005年出版了周佑勇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和胡建淼主编的《论公法原则》，它们基本上代表了行政法原则研究的最新成就。这些讨论以及国务院2004年公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的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加深了学界对行政法原则的了解，也增加了学界对于行政法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的共识。就目前而言，行政行为除了遵循制定法的规定，还应当遵循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在学界似乎不存在异议，但在法律实践中还有较大障碍。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评价和讨论，尤其是行政法原则的具体应用，似乎是逐步统一认识的一个可取路径。

对行政行为的研究被誉为中国行政法研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从1992年应松年主编的《行政行为法》出版以来，它一直是行政法学界理论研究的重点；事实上，也是行政立法的重点。最近两年研究有所深入。叶必丰提出对行政行为进行“正本清源”，即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认为不必过多批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26]赵冀韬则以德国法为考察对象，讨论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27]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问题，在前几年学界众多研究的基础上，金伟峰的《无效行政行为研究》一书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建构作了系统的阐述。沈岿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的关系，并指出目前的研究过于倚重理论移植、过于偏重原理叙述，主张公定力理论研究在兼顾技术规范诠释的同时进行重新构造。[28]对于这类抽象的、甚至思辨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如果不满足于纯粹原理的阐述，如何寻找一个好的讨论路径仍然需要探索。

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学界的话题。余凌云的《行政自由裁量论》，以英国法为主要知识背景讨论了行政裁量的合法性评价标准。[29]王天华则介绍了大陆法系国家自20世纪中期以来，“裁量一元论”（即否认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由裁量的观点）逐渐抬头并取代裁量二元论的趋势。作者指出，行政裁量观念的变化既得益于“裁量滥用”法理的展开，更是法治国家理念质变的结果。[30]另有两篇文章讨论了裁量基准的问题。[31]还有多篇文章论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32]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并不存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虽然存在着事实上的“特别权力关系”），也不应当把已经没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

学者们还研究了行政法学上的若干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袁曙宏等学者提出了加强统一的公法学研究的呼吁，并初步探讨了整体公法规范、共性公法特征和一般公法规律。[33]江必新探讨了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归纳了“以法行政—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的一般轨迹，主张我国应当实现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换。[34]此外，在公共参与和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问题也得到进一步的讨论。[35]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也被多位学者关注[36]，相关研究促进了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的完善。WTO规则对中国行政法影响的研究，继续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37]张树义主编的《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以行政裁决为中心》，系统地探讨了行政裁决问题。

行政立法研究

面对中国行政法制还不健全的现实，行政立法仍然是当代行政法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立法法学”，即以法律的制定、完善为目标的研究，相应地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38]当前，《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起草已被列入议事日程，《行政强制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进入审议阶段，《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也面临修订。

行政程序被公认为是建设法治国家方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行政程序的研究继续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点。近两年的主要著作有应松年、杨小君的《法定行政程序实证研究：从司法审查角度的分析》、马怀德主编的《行政程序立法研究：行政程序法草案建议稿及理由说明书》，姜明安主编的《行政程序研究》，以及王万华的《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硏究》和她主编的《中国行政程序法汇编》。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行政程序的问题。例如，王万华论证了我国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9]；高秦伟讨论了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40]；王麟讨论了行政协助问题[41]；多篇论文讨论了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42].还有一些文章关注了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的实施状况，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43]王锡锌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行政程序中的公众参与问题[44]，而且直接参与了《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的起草，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成果。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仍在制定过程中。这两年继续推出多本著作，主要有周汉华主编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丛书”3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域外个人数据保护法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刘飞宇的《转型中国的行政信息公开》和刘飞宇、王丛虎的《多维视角下的行政信息公开研究》。行政强制法还未出台，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似乎转冷。在胡建淼主编的“行政强制法研究丛书”之后，最近3年中似乎没有新的重要专著问世，法学刊物上讨论行政强制的文章也很少见[45].

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目标的著作，主要有江必新主编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务研究》和胡肖华主编的《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行政诉讼法修改纵横谈》。以《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为主要目标的著作，有杨小君的《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刘建平的《中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和马怀德主编的《国家赔偿问题研究》。还有一些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复议法》等其他拟议制定或者修改的法律进行了讨论。[46]总体的来说，学界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关注远远不如对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讨论，对部门行政法修改完善的关注更加少见。

《公务员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最近两年中颁布的重要行政法律。这两部法律颁布后，出版了一大批法律释义性质的著作。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并不多见[47]，相关的立法研究和法律释义主要是由实务部门的专家进行。在其它与行政法相关的重大立法中，例如《物权法》的制定中，行政法学者的声音也比较微弱，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从根本上讲，立法法学在中国的兴盛是中国法治建构特定背景和特定阶段的现象。中国行政法当初是在法律制度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建立法律制度体系是行政法学的当务之急。今天中国行政法体系初定，但行政立法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在今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行政程序法》最终完成以前，立法研究仍不可避免地成为行政法学的重要任务。

法律实施的探讨

除了立法研究，一些学者讨论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实施中的问题。这些研究不能完全等同于法解释学，与立法研究之间的边界有时也不完全清晰。但它们数量庞大，从来都是行政法学的显著部分。

《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它的实施状况迅速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指出了行政许可法所带来的影响[48]，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该法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49].有文章讨论了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问题，主张适度宽泛地理解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50]还有学者针对上海市机动车牌照拍卖的做法，论证当公共交通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拍卖的方式授予机动车牌照的合法性问题。[51]在《行政处罚法》的适用上，有胡建淼对“其他行政处罚”的研究[52]，叶平等对行政处罚中违法所得的研究[53]，李孝猛对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的讨论[54]，章剑生关于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的协助义务的讨论[55].这些题目不大，但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

司法审查是行政法学一个常论常新的内容。这两年中面世的著作有朱新力的《司法审查的基准：探索行政诉讼的裁判技术》，孔祥俊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行政行为可诉性、原告资格与司法审查》，宋随军、梁凤云主编的《行政诉讼证据案例与评析》，刘俊祥主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李国慧等的《法官的逻辑与经验：行政诉讼十大问题硏究》。贺荣主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实务：依法行政与行政诉讼》一套已出6册。该丛书汇编了相关的理论与实务文章，是教学单位与实务部门建立固定联系（教学基地）的产物。教学科研部门与实务部门建立固定联系制度对两方面的提高和发展都有好处，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此外，出版了一些分析相对深入的行政诉讼案例研究。[56]

一些学者把目光盯住行政行为合法性标准、行政规则的效力、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等传统的行政法问题领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57]宋华琳立足我国法律文本和司法审判实践，探讨了技术标准对司法的规范效应，指出技术标准对于行政审判中的事实认定、民事审判中判断违约责任是否成立和加害行为的违法性、刑事审判中填补犯罪构成要件的空白，均在实质意义上发挥着法的作用。[58]沈岿讨论了行政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司法的约束力，认为它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区别仅仅在于法院需要尊重的程度不同。作者维护“法源具有约束力”这一传统观点，又希望行政规则在诉讼中得到其应有的地位。[59]

一些文章针对行政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作了评论。例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戚建刚对我国环境应急机制弊端的讨论[60]；安徽“欣弗事件”后，宋华琳对药品监管制度改革的思考[61]；刘莘等学者在《法制日报》上发表系列短评。这些鲜活的评论是行政法学对法律实践所作的积极回应，有助于检讨现有法律和理论存在的漏洞。只是这样的例子还不多见。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行政法上一些新的问题或者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也弥足珍贵。例如，叶必丰对政府间行政协议的讨论和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的讨论。[62]

新领域与新方法

对政府管制（规制）的研究，以及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对实证方法和法社会学的运用，是近两年的一个亮点。

规制研究是最近几年被行政法学界注意。浙江大学朱新力等学者提出，早期行政法学普遍经历了从行政科学到法律科学的转向，而现代行政法学则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63]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唐明良在一篇论文中，以“福州禁售电动车事件”为切入点，从合法性考量、制度建构和管制政策设计三个层次分析当前的行政法案例。作者评论了政府强制变更企业经营范围行为的合法性，继而讨论了本案中政府管制政策形成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建构，以及政府管制中的多种政策工具。[64]另有文章讨论了我国业的管制问题[65]，出租车数量管制模式问题[66]，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和政府管制问题[67]，大学专业课程设置与政府管制[68]，国家科研项目的监理问题[69].这些研究具有特定而明确的问题取向，而不拘泥于行政法学的原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部门行政法学研究比较空泛的局面[70].它们将开创今后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有可能“反哺”行政法学一般理论，促进行政法一般理论的深化。

实证研究开始更多地被行政法学者运用。此前，应松年和杨小军曾就《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情况进行定点调查，并将调查所得写入了他们关于《国家赔偿法》修改的建议之中。朱芒和陈映芳以问卷调查对上海市民有关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意识和法行动的倾向进行了研究。调查表明，受访者对听证制度和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了解程度较低，对其实际效果存有疑义，实际利用该制度的很少；有过受罚体验的人，往往对听证制度的评价较低，且倾向于不利用听证制度。[71]陈耿通过访谈和观察，对四川省一个县《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后相关状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指出当地行政许可领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行政许可法》在西部基层地方的影响非常有限，通过立法打造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初衷还远远没有实现。[72]虽然法学从根本上是一门规范的学科，但一批数量的实证研究无疑有助于对法律实施状况的科学评估，从而推动法律的进步。我们期待更多方法科学、成果扎实的实证研究文章乃至专著面世。

法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一些文章得到比较成功的运用。何兵从一个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开除的事件入手，对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管制权力的构造过程以及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解构进行了多方位解析，向读者展示社会变革过程中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调整。[73]王锡锌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为例，分析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政府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作者指出，在立法过程中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缺乏有诚意的、有效的和充分的沟通，导致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的紧张；在执法过程中政府过分迷信强制和制裁力量而忽视了所有参与者制度性的相互学习，故加剧了规则表达和规则实践之间的背反。[74]这几篇带有法社会学方法的文章，着力于解释“为什么”而不是讨论“应当如何”，也值得今后研究中借鉴。

成就与不足

综观2005-06年的行政法学研究，在教科书的编撰和翻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公共治理的转型和行政法理想模式的探讨也有了深化，行政法原则等一般理论的阐述也得到推进，对《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信息公开法的立法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行政规制的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和法社会学研究的应用也出现了若干成功的案例。这说明，行政法学无论在回应实践需要，还是理论自身的建构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研究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传统得到发扬，行政法的学术流派也日渐浮现。这些都为今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基础。

与之同时，行政法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提出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首先，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行政法学回应和解决行政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还是很不够的。例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贯彻《行政处罚法》关于综合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产物，是地方政府的创新之举。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实践已有很大发展，但行政法学界对此始终缺乏足够的关注。[75]又如，政务（行政）中心是贯彻《行政许可法》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府的创新之举。各地实践中都有很多发展，但行政法学界对此同样缺乏关注，没有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索。[76]再如，浙江台州等地法院实行的行政诉讼异地管辖，是现有司法体制框架下寻求公正审判的一个大胆而比较有效的尝试，但也没有看到有分量的学术评论和分析。这些都是行政法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典型事例。

其次，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行政法学对整个法学研究作出超越学科的贡献也是欠缺的。行政法学从创建之始就大量借鉴了其它学科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行政法学在自身的发展中理应给宪法、民法和法理学等其它学科提供知识上的回馈，理应给法学总体知识的增长多提供一些自己的贡献。例如，行政立法体制、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体制都涉及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权限分配，对它们的研究完全可以对我国宪政研究有所推进。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不但是一个实践问题，更可以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法理学问题。迄今为止，行政法学界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似乎仍然局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少有开拓。

第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相当数量文章的选题过于宽大，论述空泛。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不多见。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屡屡被人提及，但鲜有成功的例子。在一些学科交叉领域，还没能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比较法研究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但在比较法研究中，更多侧重于规范的比较，往往缺少对一个法律制度在该国的功能、历史文化背景、现实运作状况的分析，缺少一个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个案研究开展得不够，案例分析大多停留在解说、论证判决依据上，缺少对制度原理的挖掘。学界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

最后，理论与实务还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法学研究规范还需要继续强调，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不同职业和学术背景的人士共同参与行政法学研究，促进了行政法学的繁荣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交流。但是，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实务界人士）知识结构、研究资料和学术训练的欠缺，使得他们发现和研究的问题往往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而学术界对现实中的问题似乎还缺少足够的关注，所论述的问题常常停留在理念层面上，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少文章暴露了作者缺少尊重学术传统、追求学术创新的清醒意识。在讨论一个问题时，无视其他学者和实务界人士的既有的研究，没有征引，也没有批评，形不成学术对话和争鸣，也形不成学术的累积，大量的低层次的重复研究使前人和自己的研究都浪费了。对现有的学术著作的学术性的评论还非常欠缺，学术批评更需要加强。

[1]后两种属于何勤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法学译丛”。该译丛还包括稍早出版的日本织田万《清国行政法》（2003年）、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2003）、铃木义男等《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2004）。

[2]所统计的14份核心刊物是《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法律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河北法学》。上述刊物2006年出版的只统计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它所反映的行政法文章的比例，应当基本一致。此外，《行政法学研究》两年中发表文章共约160篇，没有统计在内。

[3]例如，《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公民权与公权利》。

[4]2004年年会论文辑录在《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5年年会论文辑录在《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20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即出；2006年年会论文集待出。

[5]它们是《中国行政法的崛起：朱维究六秩华诞贺寿文集》，《行政法的中国之路：应松年七秩华诞贺寿文集》和《应松年文集》，《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九十华诞贺寿文集》。

[6]胡建淼的《行政法学》（第2版，2003年）和关保英的《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是近几年出版的少见的例外。

[7]只有个别的增加单独的行政程序法（如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或者单独的公产编（如朱维究、王成栋主编《一般行政法原理》，或者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单独成编（如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8]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未发表。

[9]宋华琳《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0]高秦伟《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11]何海波《“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英国学界一场未息的争论》，《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

[12]何海波《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13]鲁鹏宇《日本行政法学理构造的变革：以行政过程论为观察视角》，《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

[14]例如，喻文光《德国水务私有化及其监管》，《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邹文星《日本生活保护法第4条对修改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启示：对加藤案件和中鸠案件的探讨》，《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5期；张向英《<传播净化法案>：美国对色情网站的控制模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15]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袁曙宏《服务型政府呼唤公法转型：论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中国法学》2006第3期；莫于川《有限政府·有效政府·亲民政府·透明政府：从行政法治视角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另参见《行政法论丛》第8卷、第9卷上金自宁、王新艳、王卫明、查庆九、苏西刚、张吕好、赵永伟等人的文章。

[16]邓正来批评，中国的法学研究没有提供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以及相关评论。

[17]相关文章汇集在罗豪才等撰写的《软法与公共治理》一书中。

[18]罗豪才、毕洪海《通过软法的治理》，《法学家》2006年第1期；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9]胡锦光、王锴《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20]关保英、梁玥《论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定》，《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

[21]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文史哲》2006年第2期。

[22]张千帆《“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

[23]前引胡锦光、王锴文；唐忠民、温泽彬《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现代法学》2006年5期。

[24]张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25]杨春禧、苟正金《论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决策机制：反思与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2期；杨寅《公共利益的程序主义考量》，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27]赵冀韬《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以德国法为考察对象》，法律出版社2006年。

[28]沈岿《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兼论公定力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路》，《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29]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1]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32]胡建淼《“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吴小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引进”》，《法学》2005年第4期；杨解君《特别法律关系论：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扬弃》，《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33]袁曙宏、宋功德《统一公法学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于立深《中国公法学现代化的方法论进路》、王广辉《论统一公法学的价值》、杨解君《公法（学）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34]江必新《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5]黎军《论通过行业协会实现公众参与》，《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黎军《论司法对行业自治的介入》，《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方洁《社团罚则的设定与边界》，《法学》2005年第1期；方洁《社团规章的行政法法源性论说》，《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6]韩大元、莫于川主编的《应急法制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于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和应急管理法专家建议稿及说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8卷。戚建刚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之演进》，《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2期；《六国紧急状态法典之比较》，《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我国危机处置法的立法模式探讨》，《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

[37]信春鹰主编《WTO与中国行政法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杨解君主编《WTO下的中国行政法制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士如等《中国行政法治与WTO规则的整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泰锋《WTO与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06年。

[38]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载《行政法的中国之路：应松年七秩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39]王万华《论我国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40]高秦伟《论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4期。

[41]王麟《行政协助论纲：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相关规定》，《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42]杨伟东《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及其责任》，《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钟瑞友《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天华《程序违法与实体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效果问题的一个侧面》，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9卷。

[43]竺效《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专家主持人制度初探：兼议〈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第8条的完善》，《法学评论》2005年第5期；竺效《论环境行政许可听证利害关系人代表的选择机制》，《法商研究》2005第5期；竺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许可听证案若干程序问题评析》，《法学》2005年第7期；白小莉《听证主持人实体性权力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4]王锡锌《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和政府：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为个案的研究视角》，《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

[45]仅有的几篇如，应松年《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方立新、邵亚萍《行政强制隔离制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6]刘莘《行政复议制度近期可能的改革》，《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周汉华《行政复议制度司法化改革及其作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章志远《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之再思考》，《现代法学》2005年第4期；杨小君《对行政复议书面审查方式的异议》，《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刘恒《完善我国城市规划法律程序制度的若干建议》，《法治论丛》2006年第1期。

[47]余凌云《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中的若干调查措施：立法制度变迁的梳理与批判性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48]王作富《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再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叶必丰《从行政许可法看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

[49]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邓峰《<行政许可法>的成本与局限性》以及周汉华、沈岿对该文的相关评议，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50]唐明良《论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解读及其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1]杨小君、黄全《机动车牌照拍卖行为的合法性认识：解读<行政许可法>第12、53条的相关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52]胡建淼《“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53]叶平、陈昌雄《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所得研究》，《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54]李孝猛《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法学》2005年第2期。

[55]章剑生《论行政处罚中当事人之协助》，《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6]例如，何兵《行政法案例研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57]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朱新力《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蒋岚《论行政诉讼的诉讼利益》，《行政法论丛》第8卷。

[58]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59]沈岿《解析行政规则对司法的约束力：以行政诉讼为论域》，《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

[60]戚建刚《“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凸显我国环境应急机制的六大弊端》，《法学》2006年第1期。

[61]宋华琳《药品不良反应与政府监管制度改革：从安徽欣弗事件引发的思考》，《法学》2006年第9期。

[62]叶必丰《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以行政机关为视角》，《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叶必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63]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

[64]唐明良《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拓展：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

[65]朱新力、唐明良《政府对业的法律规制：问题、成因及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制度面应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6]王智斌《出租车数量管制模式之探讨》，《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7]宋华琳《公用事业特许与政府规制：立足于中国水务民营化实践的初步观察》，《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胡敏洁《特许、行政法与规制工具》，《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68]何兵、赵鹏《从专业课程设置析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69]杨建顺《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0]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案的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5期。作者断言，“迄今为止，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都是不够深入、不够成功的”。

[71]陈映芳、朱芒《市民的法意识：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72]陈耿《<行政许可法>实施在我国西部基层地区的实际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南河县为考察对象》，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

[73]何兵《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74]王锡锌《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立法学论文范文篇10

总体情况

2005-2006年期间，出版行政法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约700余种。除了后面谈到的教科书和各类专著，有两套书值得在此提及。一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法二十年丛书”，其中包括何海波编著的《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刘莘、莫于川主编的《行政法治文苑：行政法图书和论文索引总汇（1978-2004）行政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目录索引（1983-2004）》，杨小君编的《重大行政案例选编》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这套丛书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和文献作了全面梳理，为今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二是多本清末民国的行政法译著重新点校、勘校出版，其中包括范扬的《行政法总论》、古德诺的《比较行政法》、美浓部达吉的《行政裁判法》等[1].这些著作的重新刊印，有助于学界了解和研究中国行政法学的源流，在一定程度上续接了民国时期的法学遗产。

行政法学的文章难以确切统计。除了《行政法学研究》杂志以外，近年创刊的行政法学连续出版物《行政法论丛》、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公法》、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的《公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的《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和《宪政与行政法治发展报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公法评论》以及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也定期出版。根据对14个法学类核心期刊2005年全年和2006年部分期数的统计[2]，行政法文章248篇，占同期文章总数3529篇的7.0%.严格估算，即扣除可能同时属于其他学科的文章[3]，有227篇，占总数的6.4%.如果这个数字能够大体反映行政法学文章在学术刊物上所占的比例，那说明行政法学研究在整个法学研究中占了一个显著的比例，但还没有成为法学中的“显学”。

行政法学的研讨活动比较活跃。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和2006年学术年会分别在海南博鳌和青海西宁召开。其鳌年会正逢行政法学会成立20周年，会议集中回顾和评价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探讨了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2006年年会的主题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对中央提出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的关系进行研讨。最近几次年会都事先编印了与会学者递交的论文，会后正式出版。[4]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以及由日、韩和我国大陆、台湾地区学者组成的东亚行政法研究会国际学术大会于2006年11月接连在杭州举行。会议还邀请了港、澳行政法学者参加。

其它较大的学术研讨会有：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行政程序立法研讨会（2005/4）、中日《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修改研讨会（2005/11）；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2005/5）、“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研讨会（2005/9）和“中美行政立法与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讨会（2006/7）；浙江大学法学院举办了TRIPs与司法审查系列国际研讨会（2005年、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中美国家赔偿法研讨会（2005/7）和“司法审查国际研讨会”（2006/1）；中山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政府管制与行政许可”研讨会（2005/11）；厦门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政府管制与人权保障”研讨会（2006/5）。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成立，并举行“软法与公共治理”研讨会（2005/1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行政法研究所和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并分别举行了研讨会。此外，还有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中日公法学研讨会（2005/10）和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日行政法研讨会（2006/4）。

在2005-06年，行政法法学界相继为几位学者举办了贺寿活动，并分别出版了相应的贺寿文集[5].每一本文集荟萃了正在行政法学界活跃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数十、上百人。这些举动传达出了他们对老一代学者的尊重、行政法学术上的承续以及行政法学界的团队精神。它也似乎暗示，正当行政法学的第一批学者渐次步入老年，相对年轻的行政法学却开始进入它的青壮年。

行政法教科书

在2005-06两年中出版的行政法（含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至少有43种。其中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和应松年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是使用比较广泛的两种教材。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集合了40位作者，篇幅达211万字，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行政法学著作。编者把该书定位为一本“综合性、系统性兼具研究性的教科书”，其目的“不仅在于向读者介绍和传授关于行政法的一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努力汇集和反映20年来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编者说明）。

总体而言，行政法教科书种类繁多，虽然统编教材仍然影响巨大，但天下一统的局面早已不再。教科书的多元化为学者探索教科书写作提供了机会，但目前集合作品较多，个人独著的较少[6]，有个人风格的也较少。在体系结构上，多数教科书分为导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行政监督）4编。[7]这说明，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行政法教科书在体系上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但同时，现在通行的体例似乎不能容括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例如行政管制、人权保障和对“良好行政”的追求，公物的管理和利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建构，等等。行政法教科书的篇幅呈明显增长趋势。从1989年的第二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学》29万字到现今主流教科书的70-100万字，这种字数上的增长也反映了行政法规范的细化和讨论的深化。在编写体例上，最近出版的教科书比较重视参考文献和案例的引证。有的教材引注中提及的案例和参考文献已经足以列上10余页。

虽然行政法教科书的编写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由于行政法规范的高度分散，也由于行政法体系在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之中，普遍的反映是行政法教科书既不好写、也不好读。多年前，当韦德的教科书《行政法》问世，英国权威刊物《法学季刊》评论说：“行政法的学生太幸运了”；该书所论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该问题的巨大贡献，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也让这本书读来令人爽心悦目。我们期望中国也会产生几本值得同样赞誉的《行政法》教材。

比较行政法

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素来重视对域外行政法的借鉴。从80年代至今，我国翻译和介绍外国行政法的著作超过40种，翻译、介绍或者讨论外国行政法的文章多达1500余篇。在行政法论文中引用外国文献也蔚然成风。据统计，在《行政法学研究》杂志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文献316次，占全部引用的39%.这个比例与《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创刊至今的平均比例几乎没有变化。[8]

最近两年中，译介外国行政法著作多达12种，译介最多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和德国。其中美国的有肯尼思？沃伦的《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王丛虎等译）、特伦斯？丹提斯和阿兰？佩兹的《宪制中的行政机关：结构、自治与内部控制》（刘刚等译）、杰瑞？马肖的《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以及石子坚主编的《美国警察管理体制与执法规范》，德国的有乌茨？施利斯基的《经济公法》（喻文光译）、乌尔海希？巴迪斯编选的《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尤翰林编著的《中德行政诉讼法与地方自治法比较》以及印度学者赛夫的《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青锋等编著的《韩国行政复议制度》是近年来第一次对韩国行政法的介绍。刘春萍的《转型期的俄罗斯联邦行政法》是苏维埃行政法学在中国衰落后，近年来第一本介绍俄罗斯行政法的著作。在英法行政法方面，姜明安主编的“法学译丛·公法系列”组织翻译了MichaelTaggart编的《行政法的范围》和L.Brown和J.Bell的《法国行政法》。

应松年主编的《四国行政法》介绍了英美德日的行政法，是最新的一本外国行政法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带有比较研究的著作，包括刘建平的《中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薛刚凌主编的《外国及港澳台行政诉讼制度》，姚艳霞的《政府采购国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王名扬写于10年前却未能完稿的《比较行政法》，也被正式出版。

在外国行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多篇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专题研究论文。例如，宋华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判例和学说的整理，讨论了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的发展变化，以及公共利益和行政裁量、管制改革之间的关系[9]；高秦伟介绍了美国谢弗林案所体现的对行政政策的司法审查[10]；何海波通过介绍英国学界关于“越权无效”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地位的讨论，透视了英国司法审查在过去40年中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合法性危机[11]；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比较翔实地阐述了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12]；鲁鹏宇以行政过程论为观察视角，介绍了日本行政法从法解释学到立法论的转变[13].还有一些文章，及时报道了国外法律制度及其发展。[14]这些文章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讨论有一定启发意义，是不应当忽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继翁岳生主编的《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之后，台湾学者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8版）也于200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但有助于对台湾地区行政法的了解，也有助于行政法学的比较和借鉴。

总体而言，对外国行政法的译介还存在几个明显的薄弱环节。类型上，对外国行政法的翻译多为教科书型的著作，而专题性的论著依然寥寥。在国别上，基本限于英美法德日五国，因而存在明显的盲区。例如，对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行政法，仍然缺乏了解。在时效上，与国外的最新发展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例如，王名扬的《法国行政法》缺少可以替代的理想著作，以致他的著作出版近20年后还是常引之书。在比较行政法研究上，中国当代法学无可置疑地存在着一个“王名扬时代”。他的著作仍然保持那么高的引用频率，说明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王名扬时代”。

行政法学一般理论

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方面，一些学者继续在比较宏大的背景下对中国行政法的功能和制度设计进行思考，并致力于探讨行政法的转型。[15]这些研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中国行政法的理想图景。[16]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旗帜下，北京大学罗豪才等学者提出了公法领域的“软法”现象，主张加强对软法的研究。[17]软法的研究者对软法的描述和定义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以看出作者试图概括的现象：由国家机构或者非国家机构制定或者形成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者司法执法力的行为规范。[18]软法概念的引入和软法手段的提倡，将鼓励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它也有助于尊重社会行动者的主体精神，推动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它的提出对传统上以“硬法”为中心的行政法研究范畴和框架，构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就现有的软法研究来说，似乎还要阐明，未来的行政法学如何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重构其范畴和体系？我们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如何在“软硬兼施”中得以实现？

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永久难题。随着2004年宪法的修正，“公共利益”（特别是土地征收条款中的“公共利益”）问题得到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其中部分文章收录在《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大体上，相关讨论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实体的进路，即探究什么是公共利益；二是程序的进路，即应当由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在第一个进路上，有学者辨析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概念的关系[19]，有学者讨论了认定公共利益的原则或者标准[20]，也有学者讨论了认定公共利益的方法。刘连泰建议采取一个反向解释（什么不是公共利益），把政府自身利益、商业利益和特定集团的利益都“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21]张千帆根据社会功利主义原则，将“公共利益”理解为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并奉之为行政法的基本目标，而行政法上的“平衡”就是社会净效益的最大化状态。[22]在第二个进路上，即认定公共利益的主体和程序问题。多位学者认为法律应当对土地征收中涉及的公共利益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23]，也有人提出司法审查应当发挥作用。张千帆根据美国的经验，认为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保障主要通过立法进行，我国各级人大应当发挥“公益机器”的作用。[24]还有学者认识到公共利益认定的困难，转而探讨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强调信息公开、公共参与等程序制约。[25]

约自2000年以来，行政法原则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热门。大量的硕士论文也是以此为主题展开。2005年出版了周佑勇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和胡建淼主编的《论公法原则》，它们基本上代表了行政法原则研究的最新成就。这些讨论以及国务院2004年公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的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加深了学界对行政法原则的了解，也增加了学界对于行政法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的共识。就目前而言，行政行为除了遵循制定法的规定，还应当遵循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在学界似乎不存在异议，但在法律实践中还有较大障碍。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评价和讨论，尤其是行政法原则的具体应用，似乎是逐步统一认识的一个可取路径。

对行政行为的研究被誉为中国行政法研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从1992年应松年主编的《行政行为法》出版以来，它一直是行政法学界理论研究的重点；事实上，也是行政立法的重点。最近两年研究有所深入。叶必丰提出对行政行为进行“正本清源”，即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认为不必过多批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26]赵冀韬则以德国法为考察对象，讨论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27]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问题，在前几年学界众多研究的基础上，金伟峰的《无效行政行为研究》一书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建构作了系统的阐述。沈岿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的关系，并指出目前的研究过于倚重理论移植、过于偏重原理叙述，主张公定力理论研究在兼顾技术规范诠释的同时进行重新构造。[28]对于这类抽象的、甚至思辨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如果不满足于纯粹原理的阐述，如何寻找一个好的讨论路径仍然需要探索。

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学界的话题。余凌云的《行政自由裁量论》，以英国法为主要知识背景讨论了行政裁量的合法性评价标准。[29]王天华则介绍了大陆法系国家自20世纪中期以来，“裁量一元论”（即否认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由裁量的观点）逐渐抬头并取代裁量二元论的趋势。作者指出，行政裁量观念的变化既得益于“裁量滥用”法理的展开，更是法治国家理念质变的结果。[30]另有两篇文章讨论了裁量基准的问题。[31]还有多篇文章论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32]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并不存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虽然存在着事实上的“特别权力关系”），也不应当把已经没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

学者们还研究了行政法学上的若干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袁曙宏等学者提出了加强统一的公法学研究的呼吁，并初步探讨了整体公法规范、共性公法特征和一般公法规律。[33]江必新探讨了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归纳了“以法行政—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的一般轨迹，主张我国应当实现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换。[34]此外，在公共参与和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问题也得到进一步的讨论。[35]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也被多位学者关注[36]，相关研究促进了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的完善。WTO规则对中国行政法影响的研究，继续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37]张树义主编的《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以行政裁决为中心》，系统地探讨了行政裁决问题。

行政立法研究

面对中国行政法制还不健全的现实，行政立法仍然是当代行政法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立法法学”，即以法律的制定、完善为目标的研究，相应地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38]当前，《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起草已被列入议事日程，《行政强制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进入审议阶段，《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也面临修订。

行政程序被公认为是建设法治国家方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行政程序的研究继续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点。近两年的主要著作有应松年、杨小君的《法定行政程序实证研究：从司法审查角度的分析》、马怀德主编的《行政程序立法研究：行政程序法草案建议稿及理由说明书》，姜明安主编的《行政程序研究》，以及王万华的《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硏究》和她主编的《中国行政程序法汇编》。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行政程序的问题。例如，王万华论证了我国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9]；高秦伟讨论了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40]；王麟讨论了行政协助问题[41]；多篇论文讨论了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42].还有一些文章关注了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的实施状况，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43]王锡锌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行政程序中的公众参与问题[44]，而且直接参与了《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的起草，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成果。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仍在制定过程中。这两年继续推出多本著作，主要有周汉华主编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丛书”3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域外个人数据保护法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刘飞宇的《转型中国的行政信息公开》和刘飞宇、王丛虎的《多维视角下的行政信息公开研究》。行政强制法还未出台，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似乎转冷。在胡建淼主编的“行政强制法研究丛书”之后，最近3年中似乎没有新的重要专著问世，法学刊物上讨论行政强制的文章也很少见[45].

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目标的著作，主要有江必新主编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务研究》和胡肖华主编的《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行政诉讼法修改纵横谈》。以《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为主要目标的著作，有杨小君的《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刘建平的《中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和马怀德主编的《国家赔偿问题研究》。还有一些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复议法》等其他拟议制定或者修改的法律进行了讨论。[46]总体的来说，学界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关注远远不如对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讨论，对部门行政法修改完善的关注更加少见。

《公务员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最近两年中颁布的重要行政法律。这两部法律颁布后，出版了一大批法律释义性质的著作。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并不多见[47]，相关的立法研究和法律释义主要是由实务部门的专家进行。在其它与行政法相关的重大立法中，例如《物权法》的制定中，行政法学者的声音也比较微弱，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从根本上讲，立法法学在中国的兴盛是中国法治建构特定背景和特定阶段的现象。中国行政法当初是在法律制度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建立法律制度体系是行政法学的当务之急。今天中国行政法体系初定，但行政立法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在今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行政程序法》最终完成以前，立法研究仍不可避免地成为行政法学的重要任务。

法律实施的探讨

除了立法研究，一些学者讨论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实施中的问题。这些研究不能完全等同于法解释学，与立法研究之间的边界有时也不完全清晰。但它们数量庞大，从来都是行政法学的显著部分。

《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它的实施状况迅速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指出了行政许可法所带来的影响[48]，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该法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49].有文章讨论了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问题，主张适度宽泛地理解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50]还有学者针对上海市机动车牌照拍卖的做法，论证当公共交通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拍卖的方式授予机动车牌照的合法性问题。[51]在《行政处罚法》的适用上，有胡建淼对“其他行政处罚”的研究[52]，叶平等对行政处罚中违法所得的研究[53]，李孝猛对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的讨论[54]，章剑生关于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的协助义务的讨论[55].这些题目不大，但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

司法审查是行政法学一个常论常新的内容。这两年中面世的著作有朱新力的《司法审查的基准：探索行政诉讼的裁判技术》，孔祥俊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行政行为可诉性、原告资格与司法审查》，宋随军、梁凤云主编的《行政诉讼证据案例与评析》，刘俊祥主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李国慧等的《法官的逻辑与经验：行政诉讼十大问题硏究》。贺荣主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实务：依法行政与行政诉讼》一套已出6册。该丛书汇编了相关的理论与实务文章，是教学单位与实务部门建立固定联系（教学基地）的产物。教学科研部门与实务部门建立固定联系制度对两方面的提高和发展都有好处，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此外，出版了一些分析相对深入的行政诉讼案例研究。[56]

一些学者把目光盯住行政行为合法性标准、行政规则的效力、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等传统的行政法问题领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57]宋华琳立足我国法律文本和司法审判实践，探讨了技术标准对司法的规范效应，指出技术标准对于行政审判中的事实认定、民事审判中判断违约责任是否成立和加害行为的违法性、刑事审判中填补犯罪构成要件的空白，均在实质意义上发挥着法的作用。[58]沈岿讨论了行政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司法的约束力，认为它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区别仅仅在于法院需要尊重的程度不同。作者维护“法源具有约束力”这一传统观点，又希望行政规则在诉讼中得到其应有的地位。[59]

一些文章针对行政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作了评论。例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戚建刚对我国环境应急机制弊端的讨论[60]；安徽“欣弗事件”后，宋华琳对药品监管制度改革的思考[61]；刘莘等学者在《法制日报》上发表系列短评。这些鲜活的评论是行政法学对法律实践所作的积极回应，有助于检讨现有法律和理论存在的漏洞。只是这样的例子还不多见。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行政法上一些新的问题或者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也弥足珍贵。例如，叶必丰对政府间行政协议的讨论和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的讨论。[62]

新领域与新方法

对政府管制（规制）的研究，以及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对实证方法和法社会学的运用，是近两年的一个亮点。

规制研究是最近几年被行政法学界注意。浙江大学朱新力等学者提出，早期行政法学普遍经历了从行政科学到法律科学的转向，而现代行政法学则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63]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唐明良在一篇论文中，以“福州禁售电动车事件”为切入点，从合法性考量、制度建构和管制政策设计三个层次分析当前的行政法案例。作者评论了政府强制变更企业经营范围行为的合法性，继而讨论了本案中政府管制政策形成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建构，以及政府管制中的多种政策工具。[64]另有文章讨论了我国业的管制问题[65]，出租车数量管制模式问题[66]，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和政府管制问题[67]，大学专业课程设置与政府管制[68]，国家科研项目的监理问题[69].这些研究具有特定而明确的问题取向，而不拘泥于行政法学的原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部门行政法学研究比较空泛的局面[70].它们将开创今后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有可能“反哺”行政法学一般理论，促进行政法一般理论的深化。

实证研究开始更多地被行政法学者运用。此前，应松年和杨小军曾就《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情况进行定点调查，并将调查所得写入了他们关于《国家赔偿法》修改的建议之中。朱芒和陈映芳以问卷调查对上海市民有关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意识和法行动的倾向进行了研究。调查表明，受访者对听证制度和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了解程度较低，对其实际效果存有疑义，实际利用该制度的很少；有过受罚体验的人，往往对听证制度的评价较低，且倾向于不利用听证制度。[71]陈耿通过访谈和观察，对四川省一个县《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后相关状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指出当地行政许可领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行政许可法》在西部基层地方的影响非常有限，通过立法打造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初衷还远远没有实现。[72]虽然法学从根本上是一门规范的学科，但一批数量的实证研究无疑有助于对法律实施状况的科学评估，从而推动法律的进步。我们期待更多方法科学、成果扎实的实证研究文章乃至专著面世。

法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一些文章得到比较成功的运用。何兵从一个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开除的事件入手，对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管制权力的构造过程以及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解构进行了多方位解析，向读者展示社会变革过程中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调整。[73]王锡锌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为例，分析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政府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作者指出，在立法过程中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缺乏有诚意的、有效的和充分的沟通，导致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的紧张；在执法过程中政府过分迷信强制和制裁力量而忽视了所有参与者制度性的相互学习，故加剧了规则表达和规则实践之间的背反。[74]这几篇带有法社会学方法的文章，着力于解释“为什么”而不是讨论“应当如何”，也值得今后研究中借鉴。

成就与不足

综观2005-06年的行政法学研究，在教科书的编撰和翻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公共治理的转型和行政法理想模式的探讨也有了深化，行政法原则等一般理论的阐述也得到推进，对《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信息公开法的立法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行政规制的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和法社会学研究的应用也出现了若干成功的案例。这说明，行政法学无论在回应实践需要，还是理论自身的建构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研究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传统得到发扬，行政法的学术流派也日渐浮现。这些都为今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基础。

与之同时，行政法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提出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首先，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行政法学回应和解决行政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还是很不够的。例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贯彻《行政处罚法》关于综合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产物，是地方政府的创新之举。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实践已有很大发展，但行政法学界对此始终缺乏足够的关注。[75]又如，政务（行政）中心是贯彻《行政许可法》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府的创新之举。各地实践中都有很多发展，但行政法学界对此同样缺乏关注，没有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索。[76]再如，浙江台州等地法院实行的行政诉讼异地管辖，是现有司法体制框架下寻求公正审判的一个大胆而比较有效的尝试，但也没有看到有分量的学术评论和分析。这些都是行政法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典型事例。

其次，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行政法学对整个法学研究作出超越学科的贡献也是欠缺的。行政法学从创建之始就大量借鉴了其它学科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行政法学在自身的发展中理应给宪法、民法和法理学等其它学科提供知识上的回馈，理应给法学总体知识的增长多提供一些自己的贡献。例如，行政立法体制、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体制都涉及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权限分配，对它们的研究完全可以对我国宪政研究有所推进。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不但是一个实践问题，更可以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法理学问题。迄今为止，行政法学界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似乎仍然局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少有开拓。

第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相当数量文章的选题过于宽大，论述空泛。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不多见。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屡屡被人提及，但鲜有成功的例子。在一些学科交叉领域，还没能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比较法研究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但在比较法研究中，更多侧重于规范的比较，往往缺少对一个法律制度在该国的功能、历史文化背景、现实运作状况的分析，缺少一个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个案研究开展得不够，案例分析大多停留在解说、论证判决依据上，缺少对制度原理的挖掘。学界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

最后，理论与实务还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法学研究规范还需要继续强调，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不同职业和学术背景的人士共同参与行政法学研究，促进了行政法学的繁荣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交流。但是，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实务界人士）知识结构、研究资料和学术训练的欠缺，使得他们发现和研究的问题往往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而学术界对现实中的问题似乎还缺少足够的关注，所论述的问题常常停留在理念层面上，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少文章暴露了作者缺少尊重学术传统、追求学术创新的清醒意识。在讨论一个问题时，无视其他学者和实务界人士的既有的研究，没有征引，也没有批评，形不成学术对话和争鸣，也形不成学术的累积，大量的低层次的重复研究使前人和自己的研究都浪费了。对现有的学术著作的学术性的评论还非常欠缺，学术批评更需要加强。

[1]后两种属于何勤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法学译丛”。该译丛还包括稍早出版的日本织田万《清国行政法》（2003年）、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2003）、铃木义男等《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2004）。

[2]所统计的14份核心刊物是《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法律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河北法学》。上述刊物2006年出版的只统计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它所反映的行政法文章的比例，应当基本一致。此外，《行政法学研究》两年中发表文章共约160篇，没有统计在内。

[3]例如，《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公民权与公权利》。

[4]2004年年会论文辑录在《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5年年会论文辑录在《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20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即出；2006年年会论文集待出。

[5]它们是《中国行政法的崛起：朱维究六秩华诞贺寿文集》，《行政法的中国之路：应松年七秩华诞贺寿文集》和《应松年文集》，《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九十华诞贺寿文集》。

[6]胡建淼的《行政法学》（第2版，2003年）和关保英的《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是近几年出版的少见的例外。

[7]只有个别的增加单独的行政程序法（如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或者单独的公产编（如朱维究、王成栋主编《一般行政法原理》，或者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单独成编（如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8]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未发表。

[9]宋华琳《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0]高秦伟《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11]何海波《“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英国学界一场未息的争论》，《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

[12]何海波《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13]鲁鹏宇《日本行政法学理构造的变革：以行政过程论为观察视角》，《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

[14]例如，喻文光《德国水务私有化及其监管》，《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邹文星《日本生活保护法第4条对修改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启示：对加藤案件和中鸠案件的探讨》，《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5期；张向英《<传播净化法案>：美国对色情网站的控制模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15]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袁曙宏《服务型政府呼唤公法转型：论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中国法学》2006第3期；莫于川《有限政府·有效政府·亲民政府·透明政府：从行政法治视角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另参见《行政法论丛》第8卷、第9卷上金自宁、王新艳、王卫明、查庆九、苏西刚、张吕好、赵永伟等人的文章。

[16]邓正来批评，中国的法学研究没有提供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以及相关评论。

[17]相关文章汇集在罗豪才等撰写的《软法与公共治理》一书中。

[18]罗豪才、毕洪海《通过软法的治理》，《法学家》2006年第1期；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9]胡锦光、王锴《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20]关保英、梁玥《论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定》，《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

[21]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文史哲》2006年第2期。

[22]张千帆《“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

[23]前引胡锦光、王锴文；唐忠民、温泽彬《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现代法学》2006年5期。

[24]张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25]杨春禧、苟正金《论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决策机制：反思与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2期；杨寅《公共利益的程序主义考量》，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27]赵冀韬《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以德国法为考察对象》，法律出版社2006年。

[28]沈岿《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兼论公定力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路》，《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29]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1]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32]胡建淼《“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吴小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引进”》，《法学》2005年第4期；杨解君《特别法律关系论：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扬弃》，《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33]袁曙宏、宋功德《统一公法学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于立深《中国公法学现代化的方法论进路》、王广辉《论统一公法学的价值》、杨解君《公法（学）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34]江必新《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5]黎军《论通过行业协会实现公众参与》，《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黎军《论司法对行业自治的介入》，《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方洁《社团罚则的设定与边界》，《法学》2005年第1期；方洁《社团规章的行政法法源性论说》，《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6]韩大元、莫于川主编的《应急法制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于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和应急管理法专家建议稿及说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8卷。戚建刚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之演进》，《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2期；《六国紧急状态法典之比较》，《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我国危机处置法的立法模式探讨》，《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

[37]信春鹰主编《WTO与中国行政法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杨解君主编《WTO下的中国行政法制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士如等《中国行政法治与WTO规则的整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泰锋《WTO与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人民出版社2006年。

[38]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载《行政法的中国之路：应松年七秩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39]王万华《论我国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40]高秦伟《论社会保障行政中的正当程序》，《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4期。

[41]王麟《行政协助论纲：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相关规定》，《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42]杨伟东《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及其责任》，《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钟瑞友《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天华《程序违法与实体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效果问题的一个侧面》，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9卷。

[43]竺效《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专家主持人制度初探：兼议〈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第8条的完善》，《法学评论》2005年第5期；竺效《论环境行政许可听证利害关系人代表的选择机制》，《法商研究》2005第5期；竺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许可听证案若干程序问题评析》，《法学》2005年第7期；白小莉《听证主持人实体性权力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4]王锡锌《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和政府：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为个案的研究视角》，《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

[45]仅有的几篇如，应松年《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方立新、邵亚萍《行政强制隔离制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6]刘莘《行政复议制度近期可能的改革》，《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周汉华《行政复议制度司法化改革及其作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章志远《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之再思考》，《现代法学》2005年第4期；杨小君《对行政复议书面审查方式的异议》，《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刘恒《完善我国城市规划法律程序制度的若干建议》，《法治论丛》2006年第1期。

[47]余凌云《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中的若干调查措施：立法制度变迁的梳理与批判性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48]王作富《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再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叶必丰《从行政许可法看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

[49]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邓峰《<行政许可法>的成本与局限性》以及周汉华、沈岿对该文的相关评议，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50]唐明良《论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解读及其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1]杨小君、黄全《机动车牌照拍卖行为的合法性认识：解读<行政许可法>第12、53条的相关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52]胡建淼《“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53]叶平、陈昌雄《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所得研究》，《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54]李孝猛《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法学》2005年第2期。

[55]章剑生《论行政处罚中当事人之协助》，《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6]例如，何兵《行政法案例研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57]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朱新力《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蒋岚《论行政诉讼的诉讼利益》，《行政法论丛》第8卷。

[58]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59]沈岿《解析行政规则对司法的约束力：以行政诉讼为论域》，《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

[60]戚建刚《“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凸显我国环境应急机制的六大弊端》，《法学》2006年第1期。

[61]宋华琳《药品不良反应与政府监管制度改革：从安徽欣弗事件引发的思考》，《法学》2006年第9期。

[62]叶必丰《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以行政机关为视角》，《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叶必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63]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

[64]唐明良《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拓展：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

[65]朱新力、唐明良《政府对业的法律规制：问题、成因及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制度面应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6]王智斌《出租车数量管制模式之探讨》，《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7]宋华琳《公用事业特许与政府规制：立足于中国水务民营化实践的初步观察》，《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胡敏洁《特许、行政法与规制工具》，《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68]何兵、赵鹏《从专业课程设置析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69]杨建顺《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0]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案的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5期。作者断言，“迄今为止，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都是不够深入、不够成功的”。

[71]陈映芳、朱芒《市民的法意识：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72]陈耿《<行政许可法>实施在我国西部基层地区的实际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南河县为考察对象》，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

[73]何兵《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74]王锡锌《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