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10篇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1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供产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2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卓炯;经济思想;商品;市场经济

卓炯先生(1908一1987年)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的经济思想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在亲身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卓炯的经济思想的体现，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继承。

一、卓炯经济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经济研究中，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具体和抽象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卓炯在经济研究中，特别运用了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理论等方面，都做了一般与特殊的分析。卓炯认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人类认识互相联结的两个过程。在《试论商品经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篇文章中，他兑：“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且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矛盾得不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说。卓炯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得力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方法n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也要归功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

不过，卓炯并不把马克思文义当作不变的教条，他主张全面深入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恩格斯说道的一勺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观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28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接着说：“我们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学习他的某些字句。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在实际研究中，卓炯对此可谓身体力行。

例如，卓炯一直批判教条主义。在商品经济是否适合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卓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一句话。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这一句话曾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人把这句话作为重要的论点，主张取消集市，“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严重误导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卓炯在认真分析之后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要消灭的货币是指狭义的货币，“就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就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消灭货币、实际上指的是废除剥削制度。我国在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这种货币老早已经被消灭了。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卓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以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为基础的。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是在广东省德庆县风村公社写成的、当时署名“于凤村”。这表明，他的理论是对基层实践的深刻总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卓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要点名批判一些人的观点。他不仅批判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骆耕漠、孙冶方、于光远、薛慕桥等、还批判革命导师恩格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和货币》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恩格斯的一个思想：“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原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卓炯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假设是和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的假设相矛盾的。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这种实物经济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受卓炯批判最多的是斯大林。卓炯几乎是对斯大林“产品经济”思想的全方位的批判。卓炯在当时就看到了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二、卓炯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首先是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和重视与提倡运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卓炯首先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这对我国商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卓炯就认为，“商品的本质形态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而商品的特征形态问题才是一个所有制问题。”他认为是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了商品的社会性质，所以，“商品经济不但与社会主义不矛盾，也与建设共产主义不矛盾，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同时，他认为：“商品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价值规律问题”，他把价值规律概括地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商品的交换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进行”。卓炯认为：“只有利用价值规律，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卓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卓炯还利用《资本论》的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扩大商品经济论”，把商品生产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其次是卓炯的市场经济思想。尽管卓炯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理论，但从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基本可以说就是市场经济思想。在卓炯的经济理论中，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提池。他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时说：“理论L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商品经济就是币场经济，是一个东西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有了商品，而没有市场，怎么交换啦?市场就是一个交换的场所嘛！”

卓炯一直特别重视市场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在1962年的论文中写道：“我们的市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等量齐观，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它建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它具体表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经济联系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市场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否则就会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说，“市场问题的根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客观依据就是价值规律。因此，在处理市场问题时就必须正确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卓炯的经济理论对计划经济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他1978年写的《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文章中，卓炯主张将计划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对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否定，主张从工资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商业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特别指出：“离开市场的所谓计划调节，只能是离开社会需要的盲目生产，结果是不需要的产品大量积压，如无锡一间乒乓球厂，积压产品可供全国七年之用。”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卓炯当时已经向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开战了。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卓炯还对计划经济认识不彻底，认为“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计划经济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后来他又说：“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因而必然有市场的存在，同时这种市场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必须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不过，卓炯这儿所说的计划并不是传统的苏联式的僵硬的计划举措，而是发挥市场作用的“计划商品经济”的计划，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突破。

与市场经济思想相对应，卓炯很重视商品流通环节。1979年他写了《要注意改革流通环节》的文章，他说：“商品生产的特征是要有流通环节，否则生产就发展不起来。在当前的体制改革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生产环节的改革，而且要注意流通环节的改革。”卓炯的见解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对当时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4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经济数学是一种严密、精确、实用的思维工具，是一门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以解决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科学。基于资源存量与流量的可度量性，为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公平，效率更高，经济必须借助于数学。经济活动的实践证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量，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运用数学的程度与数学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尽管数学的概念和结论极为抽象，但是它们都是从生产实践来的，并且能在其他学科中、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应用数学来发展现实世界的这种可能性根源在于：数学从这个世界本身提取出来，并且仅仅表现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关系的形成部分，因此能够一般地加以应用。

由于现代化生产发展的需要，经济学中定量分析有了长足的进步，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微分方程等已引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经济控制论等分支，这些新分支统称为数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探索客观经济过程的数量规律，以便用来指导客观经济实践；在经济应用数学中，“成本函数”、“收益函数”、“需求函数”和“供应函数”等，得到广泛的应用，把“二次函数”和“分式函数”扩展为“多项式函数”和“有理函数”，并用它们构造了总成本函数、收益函数、利润函数、库存总量函数、边际函数等。所有这些函数思想在大学的应用数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利用，并且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相结合，集中体现了经济数学思想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以下论述中我们针对企业管理的特点，重点阐述企业管理中的若干经济数学思想，以求对企业管理实务工作者有所裨益。

二、企业管理中的若干经济数学思想

在企业管理中，成本利润、收入需求、价格等经济量是决策中必需考虑的因素。为了达到利润最大、成本最小、价格最合理，就要把握最佳产量、最佳销售量，最佳销售价格，这常用到求函数的最大、最小值问题，即经济学中的最优化问题，其实质就是求得能够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值时的选择变量的代数值。

1、成本与利润函数

企业成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成本的特点是短期内不发生变化，即不随商品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固定成本(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管理者的固定工资等)；第二类成本的特点是随商品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变动成本(通常有能源费用、原材料费用、劳动者的工资等等)。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和为总成本，即TC(q)=FC(q)+VC(q)，其中q为企业的产品产量，这就是企业的成本函数。利润就是生产者收入扣除成本后的剩余部分，即收益与成本之差，L(q)=R(q)-C(q),这就是企业的利润函数。

生产者提供商品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利润，决定生产规模也是获得最大的利润。对于生产者来说，成本总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因而生产决策者不能只盲目地追求产量，还需要根据利润的变化情况确定适当的产量指标。利润函数L(q)=R(q)-C(q)=0时，此时生产者既不赢利也不亏损，即收支相抵，我们将满足收支相抵的点称为盈亏平衡点(又称为保本点)。盈亏分析常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定价或生产决策。

2、边际分析

在经济研究中，若以原函数代表成本、收入、利润等，通常称之为总函数，如总成本函数，总收入函数，总利润函数等，而对应的导数就称之为总函数的边际函数。边际是对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进行数量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边际成本在经济学中，把产量增加一个单位时所增加的总成本或增加这一个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定义为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就是总成本函数在所给定点的导数。边际成本在一定产量水平以下，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在一定产量以上，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提高，此时，成本会随产量的增加越来越高，这是由于在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后，要再增加生产需投资新的设备或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造成成本的增高。因而在生产管理中，边际成本的分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需求弹性分析

在经济学中，把某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称为弹性。需求函数弹性就是物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需求弹性Ep为需求变化百分比与价格变化百分比的比值。需求弹性有其实际的经济含义是表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或上升)百分之一时，其需求量将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经济学中，当Ep<-1时，称需求量富有弹性，也就是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需求的较大变化，这时需求量对价格的依赖是很大的，换句话说，适当涨价会使需求较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收入；当-1<Ep<0时，称需求量是缺乏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小于价格的相对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小，在适当涨价后，不会使需求量有太大的下降，从而可以增加收入；当Ep=-1时，称需求为单位弹性，这是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基本相等，即商品的涨价或降价对商品的销售基本无大的影响。

在企业管理运用弹性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1）考虑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主要有：商品的性质，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小，奢侈品、可有可无的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商品的替代性强弱，可替代的物品越多，性质越接近，弹性就越大；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一种商品其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越小，则其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商品用途的广泛性，用途越广泛，需求价格弹性就可能越大；时间因素，同样的商品，从长期看，其弹性越大，从短期看，其弹性小。（2）考察价格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关系。在产品富有弹性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反而使销售收入减少，降价却能增加销售收入。但随着价格的下调，需求价格弹性也随之降低，因此降价促销是有限度的。近几年的彩电大战、VCD大战实际上是降价大战，其结果是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弹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而有效的实战依据。（3）考察需求交叉弹性。交叉弹性Exy是指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对另一种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当企业的产品有互补关系时，就其中一种产品，定价较低可能会减少这部分产品的收益，若其互补品的销量迅速增加，导致企业总的利润增加，则此降价方案可行。Exy越大，说明竞争越激烈。因此，企业决策人员应了解掌握本企业产品的需求交叉弹性，除了采用灵活的价格策略外，更应把功夫放在开发产品、改进市场、降低成本等方面上，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4、最优化问题

在经济管理中，常常要寻求经济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的最大、最小值，这就是最优化问题。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最终目的，选择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是经济数学在经济管理中最显著的应用。设利润函数为L(q)=R(q)-C(q)(q≧0)，为求出使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首先必须满足必要条件，即利润函数的—阶导数等于0，此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其次，还必须满足充分条件，即当利润函数的—阶导数等于0时，二阶导数小于0。满足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的产出水平将使利润最大。最优化问题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也经常碰到。

三、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决策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正确处理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经济学和数学在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门科学，二者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是迥然不同的。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的模型化，使之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能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为经济实践过程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数学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提高了经济理论的实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然而，经济学不能变成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堆积，因为经济活动的规律纯粹用数学公式是推导不出来的，而且，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实践过程相当复杂和多变，同时还可能会遇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能够科学、恰当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把经济学和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工作的发展。相反，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允许，盲目地生搬硬套各种公式和模型，把错综复杂、或明或暗的经济现象设计成一堆庞大且难以处理的数学符号，可能导致经济学成为一种完全虚构的假说。这样，无论对经济理论研究，还是经济实践过程，都将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2、正确处理好经济分析中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融合的严密科学。经济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任何量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量以质为基础，而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经济理论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定性分析上，势必导致经济理论的抽象化、空洞化和理想化，使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如果只片面强调数学语言和方法的运用，而没有把经济理论作为依存的基础和条件，这种分析则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会导致经济理论的简单化、模型化和僵硬化。因此，数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必须以经济理论所论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基础。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我们也应该处理好决策中质与量的关系。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5

一、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未来邓小平理论研究，既要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要把邓小平理论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和统一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它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根据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和内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提法，邓小平理论有三个主要理论来源，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列宁后期的新思路、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有主源，还有支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其支源，它们都汇入邓小平理论这条滔滔东去的大江之中，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的重要内容。

1、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从劳动二重性是多层次的统一出发，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从讨论“俄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出发，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意打破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条道路以及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的“两论”为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基础。

2、列宁后期的新思路。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承认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的相容性，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中介环节，试图通过迂回、渐进、间接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1923年，他又提出了“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构想，要求实行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1984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列宁的商品市场观和全盘改革观对我们形成改革开放总体思路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3、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完整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指出了一条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论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宝贵思想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的“两论”是邓小平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思想来源。

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邓小平在进行理论创造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参考别人的经验而不照搬，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素材；后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为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养料。

二、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总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开展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在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继承和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强调保持解放思想破除思想僵化的主体精神状态，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又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和方向。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其深刻的内涵，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解放思想可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精神状态的改变，二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三是理论认识的突破，四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四个层面由外及里，由浅至深，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应当是各个层面的解放思想相互配合，整体推进。

20多年来，思想路线理论研究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关于思想路线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问题基本上能够说清楚。但是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如何贯彻思想路线却又很不容易，怎样在未来的实践中保证思想路线的贯彻？这是理论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唯书唯上，不面对现实，不接触矛盾，不注重从现实的矛盾中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拿出的东西道理对头，但在实际中不好操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要把思想路线贯彻下去，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必须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全社会的反馈、监督、制约机制；必须提高领导者的理论素养，制定坚强的党性原则。在新世纪里，改革攻坚需要新的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就要研究在复杂的形势下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倡尊重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三、邓小平理论发展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邓小平理论体系已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就要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并在对新的实践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向邓小平理论体系提供新观点、新内容，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2]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其理论新贡献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新发展将是邓小平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

1、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在理论上，明确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内涵、外延，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形成了新思路，在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在体制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产权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生产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学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突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原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政企分开与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系的建立；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及其理论；等等。邓小平经济理论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还有发展战略理论。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国民收入区域分配不平衡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途径和政策；消除农村贫困和实现农村小康、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式；等等。

2、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初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依法治国为方略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为：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党的治国理念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三个代表”论断，深刻地揭示新时期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角度研究邓小平理论，可以有以下几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法制化基础；党内民主化及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如何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全面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等等。

3、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文化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协调。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可缺少，主要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如何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做到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协调发展；邓小平文化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6

一、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未来邓小平理论研究，既要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要把邓小平理论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和统一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它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根据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和内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提法，邓小平理论有三个主要理论来源，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列宁后期的新思路、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有主源，还有支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其支源，它们都汇入邓小平理论这条滔滔东去的大江之中，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的重要内容。

1、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从劳动二重性是多层次的统一出发，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从讨论“俄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出发，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意打破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条道路以及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的“两论”为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基础。

2、列宁后期的新思路。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承认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的相容性，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中介环节，试图通过迂回、渐进、间接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1923年，他又提出了“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构想，要求实行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1984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列宁的商品市场观和全盘改革观对我们形成改革开放总体思路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3、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完整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指出了一条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论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宝贵思想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的“两论”是邓小平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思想来源。

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邓小平在进行理论创造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参考别人的经验而不照搬，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素材；后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为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养料。

二、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总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开展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在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继承和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强调保持解放思想破除思想僵化的主体精神状态，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又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和方向。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其深刻的内涵，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解放思想可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精神状态的改变，二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三是理论认识的突破，四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四个层面由外及里，由浅至深，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应当是各个层面的解放思想相互配合，整体推进。

20多年来，思想路线理论研究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关于思想路线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问题基本上能够说清楚。但是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如何贯彻思想路线却又很不容易，怎样在未来的实践中保证思想路线的贯彻？这是理论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唯书唯上，不面对现实，不接触矛盾，不注重从现实的矛盾中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拿出的东西道理对头，但在实际中不好操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要把思想路线贯彻下去，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必须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全社会的反馈、监督、制约机制；必须提高领导者的理论素养，制定坚强的党性原则。在新世纪里，改革攻坚需要新的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就要研究在复杂的形势下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倡尊重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公务员之家

三、邓小平理论发展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邓小平理论体系已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就要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并在对新的实践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向邓小平理论体系提供新观点、新内容，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2]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其理论新贡献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新发展将是邓小平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

1、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在理论上，明确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内涵、外延，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形成了新思路，在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在体制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产权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生产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学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突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原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政企分开与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系的建立；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及其理论；等等。邓小平经济理论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还有发展战略理论。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国民收入区域分配不平衡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途径和政策；消除农村贫困和实现农村小康、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式；等等。

2、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初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依法治国为方略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为：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党的治国理念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三个代表”论断，深刻地揭示新时期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角度研究邓小平理论，可以有以下几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法制化基础；党内民主化及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如何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全面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等等。

3、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文化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协调。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可缺少，主要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如何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做到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协调发展；邓小平文化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7

一、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未来邓小平理论研究，既要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要把邓小平理论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和统一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它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根据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和内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提法，邓小平理论有三个主要理论来源，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列宁后期的新思路、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有主源，还有支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其支源，它们都汇入邓小平理论这条滔滔东去的大江之中，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的重要内容。

1、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从劳动二重性是多层次的统一出发，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从讨论“俄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出发，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意打破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条道路以及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的“两论”为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基础。

2、列宁后期的新思路。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承认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的相容性，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中介环节，试图通过迂回、渐进、间接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1923年，他又提出了“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构想，要求实行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1984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列宁的商品市场观和全盘改革观对我们形成改革开放总体思路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3、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完整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指出了一条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论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宝贵思想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的“两论”是邓小平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思想来源。

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邓小平在进行理论创造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参考别人的经验而不照搬，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素材；后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为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养料。

二、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总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开展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在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继承和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强调保持解放思想破除思想僵化的主体精神状态，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又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和方向。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其深刻的内涵，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解放思想可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精神状态的改变，二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三是理论认识的突破，四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四个层面由外及里，由浅至深，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应当是各个层面的解放思想相互配合，整体推进。

20多年来，思想路线理论研究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关于思想路线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问题基本上能够说清楚。但是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如何贯彻思想路线却又很不容易，怎样在未来的实践中保证思想路线的贯彻？这是理论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唯书唯上，不面对现实，不接触矛盾，不注重从现实的矛盾中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拿出的东西道理对头，但在实际中不好操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要把思想路线贯彻下去，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必须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全社会的反馈、监督、制约机制；必须提高领导者的理论素养，制定坚强的党性原则。在新世纪里，改革攻坚需要新的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就要研究在复杂的形势下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倡尊重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三、邓小平理论发展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邓小平理论体系已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就要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并在对新的实践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向邓小平理论体系提供新观点、新内容，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2]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其理论新贡献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新发展将是邓小平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

1、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在理论上，明确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内涵、外延，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形成了新思路，在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在体制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产权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生产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学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突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原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政企分开与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系的建立；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及其理论；等等。邓小平经济理论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还有发展战略理论。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国民收入区域分配不平衡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途径和政策；消除农村贫困和实现农村小康、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式；等等。

2、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初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依法治国为方略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为：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党的治国理念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三个代表”论断，深刻地揭示新时期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角度研究邓小平理论，可以有以下几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法制化基础；党内民主化及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如何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全面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等等。

3、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文化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协调。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可缺少，主要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如何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做到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协调发展；邓小平文化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8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9

一、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未来邓小平理论研究，既要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要把邓小平理论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和统一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它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根据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和内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提法，邓小平理论有三个主要理论来源，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列宁后期的新思路、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有主源，还有支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其支源，它们都汇入邓小平理论这条滔滔东去的大江之中，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的重要内容。

1、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从劳动二重性是多层次的统一出发，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从讨论“俄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出发，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意打破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条道路以及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的“两论”为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基础。

2、列宁后期的新思路。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承认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的相容性，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中介环节，试图通过迂回、渐进、间接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1923年，他又提出了“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构想，要求实行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1984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列宁的商品市场观和全盘改革观对我们形成改革开放总体思路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3、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完整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指出了一条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论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宝贵思想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的“两论”是邓小平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思想来源。

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邓小平在进行理论创造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参考别人的经验而不照搬，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素材；后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为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养料。

二、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总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开展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在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继承和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强调保持解放思想破除思想僵化的主体精神状态，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又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和方向。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其深刻的内涵，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解放思想可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精神状态的改变，二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三是理论认识的突破，四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四个层面由外及里，由浅至深，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应当是各个层面的解放思想相互配合，整体推进。

20多年来，思想路线理论研究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关于思想路线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问题基本上能够说清楚。但是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如何贯彻思想路线却又很不容易，怎样在未来的实践中保证思想路线的贯彻？这是理论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唯书唯上，不面对现实，不接触矛盾，不注重从现实的矛盾中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拿出的东西道理对头，但在实际中不好操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要把思想路线贯彻下去，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必须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全社会的反馈、监督、制约机制；必须提高领导者的理论素养，制定坚强的党性原则。在新世纪里，改革攻坚需要新的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就要研究在复杂的形势下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倡尊重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三、邓小平理论发展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邓小平理论体系已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就要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并在对新的实践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向邓小平理论体系提供新观点、新内容，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2]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其理论新贡献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新发展将是邓小平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

1、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在理论上，明确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内涵、外延，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形成了新思路，在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在体制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产权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生产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学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突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原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政企分开与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系的建立；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及其理论；等等。邓小平经济理论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还有发展战略理论。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国民收入区域分配不平衡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途径和政策；消除农村贫困和实现农村小康、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式；等等。

2、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初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依法治国为方略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为：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党的治国理念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三个代表”论断，深刻地揭示新时期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角度研究邓小平理论，可以有以下几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法制化基础；党内民主化及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如何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全面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等等。

3、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文化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协调。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可缺少，主要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如何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做到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协调发展；邓小平文化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篇10

一、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未来邓小平理论研究，既要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要把邓小平理论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和统一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它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根据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和内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提法，邓小平理论有三个主要理论来源，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列宁后期的新思路、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有主源，还有支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其支源，它们都汇入邓小平理论这条滔滔东去的大江之中，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来源研究的重要内容。

1、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从劳动二重性是多层次的统一出发，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从讨论“俄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出发，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意打破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条道路以及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完全对立的理论观点。马克思的“两论”为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基础。

2、列宁后期的新思路。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承认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的相容性，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中介环节，试图通过迂回、渐进、间接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1923年，他又提出了“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构想，要求实行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1984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列宁的商品市场观和全盘改革观对我们形成改革开放总体思路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3、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论。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完整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指出了一条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论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宝贵思想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的“两论”是邓小平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直接、最主要的思想来源。

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邓小平在进行理论创造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参考别人的经验而不照搬，结合本国国情吸收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素材；后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为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养料。

二、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

马克思主义总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开展邓小平理论创新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在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继承和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强调保持解放思想破除思想僵化的主体精神状态，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又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指针和方向。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其深刻的内涵，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解放思想可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精神状态的改变，二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三是理论认识的突破，四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四个层面由外及里，由浅至深，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应当是各个层面的解放思想相互配合，整体推进。

20多年来，思想路线理论研究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关于思想路线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问题基本上能够说清楚。但是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如何贯彻思想路线却又很不容易，怎样在未来的实践中保证思想路线的贯彻？这是理论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唯书唯上，不面对现实，不接触矛盾，不注重从现实的矛盾中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拿出的东西道理对头，但在实际中不好操作，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要把思想路线贯彻下去，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必须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全社会的反馈、监督、制约机制；必须提高领导者的理论素养，制定坚强的党性原则。在新世纪里，改革攻坚需要新的解放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这就要研究在复杂的形势下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倡尊重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三、邓小平理论发展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邓小平理论体系已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就要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并在对新的实践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向邓小平理论体系提供新观点、新内容，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2]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其理论新贡献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新发展将是邓小平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

1、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理论探索、体制创新。在理论上，明确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界定了公有制的内涵、外延，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形成了新思路，在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在体制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产权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生产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学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突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原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政企分开与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系的建立；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及其理论；等等。邓小平经济理论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还有发展战略理论。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国民收入区域分配不平衡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途径和政策；消除农村贫困和实现农村小康、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式；等等。

2、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初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依法治国为方略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为：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党的治国理念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三个代表”论断，深刻地揭示新时期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角度研究邓小平理论，可以有以下几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法制化基础；党内民主化及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如何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全面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等等。

3、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文化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把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协调。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可缺少，主要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如何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做到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协调发展；邓小平文化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