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主义范文10篇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1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两面性资本运作秩序科学发展观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这使人们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对那些迷信资本，热衷资本主义的人来说，不啻是一服清醒剂。但到目前为止，那些对资本顶礼膜拜的人，不是噤声，就是在寻找新的辩护词。一些专家学者由住房按揭贷款和金融衍生品立论，通过研究美国金融市场历史、现状和庞杂的投资现象得出结论，认为是美国的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失调、金融创新失控、金融监管缺位等等造成危机。这仅仅是局限于金融市场本身来看待金融危机，是不够的。不联系金融资本的本性、西方经济制度的本质来认识这次金融危机，是难以看清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深层原因的，也难以回答一向被看作“完美”的自由市场制度为何未能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深刻认识资本的两面性，破除资本迷信

自从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普遍的学术解释是，次贷问题、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是祸根。然而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资本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造成严重的危机。在资本存在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资本的这种两面性都有充分的表现。而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形式，也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决不会放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其本性是逐利的。马克思对于资本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资本逐利和贪婪的本性，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史。在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逐利和贪婪，是靠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甚至不惜借助于战争进行殖民掠夺，“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就当今世界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是靠所谓民主制度发展强盛起来的，而是靠早期的殖民掠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用别人的鲜血和汗水筑起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一百多年过去了，资本明火执仗的逐利方式难以为继。于是资本积累变换了方式，通过金融诈骗掠夺别国人民的劳动成果维持自己的“繁荣”。在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时代，金融运作变成资本运作的最高形式，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存在方式。尽管马克思生前没有看到当今金融资本别出心裁的运作方式，但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的揭示并没过时。近些年来，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加速，借助金融创新，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资产和其它国家的资产被华尔街转移到自己手里，以供其垄断市场，操控全球经济，维持资本的地位。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投机逐利性，借助于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加以包装，加以掩盖。上世纪90年代，华尔街炒概念股，比如网络概念股走红，但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这本该是一种警告性信号，然而，为了不中断华尔街金融资本“圈钱”的游戏，美联储大幅降息至二战以后最低水平1%，并维持这一利率长达1年之久，造成了超级低廉的信贷成本。在金融杠杆作用下，逃离网络投资的10万亿美元利用廉价信贷，又把地产泡沫吹大。

2002年以来，在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制造的房地产投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使金融泡沫越搞越大，金融创新达到离奇的地步。华尔街的毕业于名校、拿着天价高薪、拥有堪称完美的从业经历、掌握着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资本的精英们，“凭借其贪婪和投机的特性”，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发明出了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产品,制造出非透明且难以再定价的CDS（信用违约交换）、MBS（房屋贷款证券化）等金融衍生产品。如此充满想像力地制造新奇的金融创新工具，不断地制造出美国华尔街的巨大金融泡沫。对此，连小布什总统都自嘲华尔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但这正是资本“清醒”的表现，只有凭借这些欺诈手段，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靠着不断变着花样地推出新奇的金融创新工具，华尔街金融资本不断地制造新的投机获利机会。金融创新只不过是精心设计的圈钱、骗钱的游戏规则。

华尔街这种圈钱、骗钱的游戏为什么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美国通过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大债主，确立了美元帝国的地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拥有不受监督、可无限印发美元纸币的特权。美国人是不储蓄的，他们的高消费建立在向未来借钱的基础上；未来的钱不够用，向世界借；向世界借来的钱仍然不够用，再向世界的未来借。当然，美国人“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美国有足够的工具和手段用各种方式向未来、向世界拿到足够多的钱，不管是美国家庭还是美国政府，他们都不怕负债。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就可以随时开动印刷机，通过“纸”换走别国财富，而美国人又靠贷款来获取消费物资，这样，美国人其实不需要自己创造出相应财富，就能享受他国创造的财富。如果人家拿着这些美元来要“债”时，美国怎么办？美国人的金融创新解决了这个问题。金融机构放出贷款（债），使它证券化，让人家拿美元来买。这样，既轻易换走了他国用资源换来的美元，又将贷款的风险转向他国。事实上，美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花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这种自私消费的模式就是一种变相的“花世界人民的钱，过美国人的日子”。华尔街借助于金融创新，不仅满足了金融资本的投机逐利本性，同时为美国巩固了霸权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元强势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不仅输出了美元，也输出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新奇产品。一句话，通过金融操作，美国人用别人的钱，过自己奢侈的生活，创造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繁荣。美国政府不但放任资本的发展，而且是登峰造极，助纣为虐，创造出新的敛财手段，把自私自利放大到极限。

从资本的本性，再到金融资本的本性，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不是坏事，它促使人们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什么叫资本主义？简而言之，把资本当作“主义”，迷信资本的逐利本能，核心就是私利，扩而大之，也不过为一国私利服务，绝对不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利益。华尔街金融危机充分揭示，资本被极端化，成为一个社会的神主牌，必然会导致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危机爆发。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在揭示资本逐利性和贪婪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积极的一面。资本的出现是相对于等级制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因为它具有推进社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强大动力。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刺激了人们获取利益的积极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资本的自由流动，改变了人身依附，社会活力增加，生产力得到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对资本的两面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资本既有调配资源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也有追逐利润的原始性，如果不对它进行控制，最后就会由于图利而导致失序。我们既不能搞资本迷信，也不能陷入资本恐惧，既要承认和尊重资本的价值，充分运用资本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功能，不断深化对资本运行规律的认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深刻认识资本的破坏性和贪婪性。不唯资本是从，不做资本的附庸，防止资本的无序化。

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近些年来，对资本的控制讲得少了。对资本的作用，一些人只讲其利好的一面，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在现代社会，没有资本不行，放任资本也不行，科学地运用资本，将繁荣社会，造福人民；听任资本的原始性和破坏性，将危害社会，祸及大众。具体到现代金融业和金融创新，要充分认识到，现代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健康的、可监管的金融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只看到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而“闻资色变”是错误的。因金融资本没有摆脱资本逐利性和贪婪性，就不吸取金融创新的教训，不借鉴金融创新的经验，也是不可取的。

二、把握客观规律，防止资本运行无序化、极端化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始，西方一些大国把自己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视为前苏联解体、结束冷战的“功臣”。其实“前苏联”模式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的失败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并未取得制度的胜利。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些大国头脑发热，自视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欲将自己的制度打造成为千年不变的资本帝国，这是完全违反历史辩证法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主义者们忘乎所以，以为将统治世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感逐日提高，导致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有：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断言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宣传私有制是灵丹妙药，是惟一选择。基本特征是：1、全面私有化。2、否定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作用，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5、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自由贸易。6、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否定社会主义，大力宣扬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励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过于自信，甚至到了迷信境地，宣称市场本身就有纠偏的功能，政府只要放手不管，市场就完美了，经济就可以发展。这样一来，美国采取放任的自由市场政策，并使之在金融领域盛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在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至40%。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政府监管没有了，中央清算系统不灵了，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不起作用了，准备金保证要求放低了，风险监控不追踪了。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衍生品的“盛宴”当中，从而使隐患一步步扩大。这种放松管制的爆发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多重委托关系的链条便从根本上断裂了，逐利的击鼓传花游戏玩不下去，危机便不可避免。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始，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些大国特别是美国借助经济全球化，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虽在拉美国家和前苏联留下恶果也不认账，更谈不上反思自身体制制度的缺陷。相反，为了本国的利益，为了继续维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感，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中以自己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为标准，凡是不搞自由市场经济就横加指责、干预。在金融领域，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评价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一方面吸引更多国家的资金更自由地流向华尔街，另一方面为本国的金融炒手、金融大鳄在别国金融市场投机逐利开道。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就是典型一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当时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要求亚洲政府要让市场主导，该倒的银行就让它倒。与亚洲金融风暴形成对比的是，自华尔街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行动。英国的救市方案，则是直接注资，换取银行的优先股，实际上就是银行的国有化，政府直接接管。这些救市措施，实质上采用的是政府干预的办法和手段。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所谓风险自负的投资原则再也难以坚持下去，所谓资本市场万能论更是不攻自破。对比亚洲金融风暴与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西方一些国家看待金融危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事实表明，绝对相信市场本身就有纠偏的功能，政府只要放手不管，市场就完美了，经济就可以发展，根本是行不通的。而且，主观上认为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不管用了，过时了，不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具体阶段、具体问题，抽象地认为自由市场比政府干预优越，也是主观和片面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劣，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要看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金融危机让全世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盛行全球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利弊。凡是搞原教旨主义早晚会出毛病。前苏联模式是搞纯粹的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违背了客观规律。但社会主义在改革前进，意识到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搞极端化，吸收了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着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不思悔改，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金融危机就是一种惩罚。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本原教旨主义的翻版。这种走向极端的制度不具备现代制度的特征。现代制度高度重视客观规律，是根据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的。欲把一个制度打造成千年不变的资本帝国，无疑是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痴人说梦。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只能是近代制度，不能说是现代制度。现代制度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结合，而资本主义已走上了极端化的道路。

资本原教旨主义在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特别是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盛行于世，鼓吹的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资本原教旨派，如里根、撒切尔等，而且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不仅在西方有一帮吹鼓手，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对资本非常迷信的专家学者，以为资本主义就是灵丹妙药，能够包治百病，“看不见的手”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忽略了“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不能只讲“看不见的手”，不讲“看得见的手”，我们现在要讲两手，“看不见的手”也必须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对此要进行适当的调控，绝不能自由放任。当然，调控到多少合适，这需要对分寸和程度的科学把握。市场经济不能只要市场不要计划，也不能只要计划不要市场。只有计划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是僵死的，只有市场不要计划调节也是行不通的。放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必然放大资本的破坏性，使它逐利贪婪的本性无所顾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才能驱害兴利，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对规律的把握上，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对市场的调控不能影响市场作用的发挥，否则将造成市场的僵化。只讲自然发展，放任发展，是另一种违背规律的表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在经济领域，不过是资本寡头不受约束的借口，没有强有力的约束，资本的劣根性不能受到限制。不能允许任何人通过资本把私利放大到无限，而严重侵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就是要靠政府来维护。谁代表公共利益？政府代表。谁代表资本利益？资本集团代表。任何一个公平的理想社会都不能把私利最大化，公共利益最小化，那样最后的结局是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少数资本占有者受益。公务员之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对资本的占有方式不同，对资本的占有方式决定着资本的运行效率。只强调资本的社会占有，使资本的有益功能受到限制，就不能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只强调资本的私人占有，会导致资本的原始破坏性不受约束，放大贪婪逐利的本质，导致经济发展失序。因此，绝不能把资本的占有方式绝对化。完全的社会占有导致经济体制的僵化，前苏联的模式是最典型的教训，而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金融危机，则是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绝对化的恶果。对资本的占有形式，是社会化多一些还是私有化多一些，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程度适当把握。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经济危机频发甚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一个根本原因是资本私有化的结果。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中，不是靠公平贸易而是兵戎相向掠夺资源。而在生产社会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把资本占有完全私有化是违背规律的。当今时代，不认识不承认资本的社会化性质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美国等西方社会自恃战胜了前苏联体制，资本可以肆无忌惮，一味强调私有化，导致资本制度失控失序。现在又用资本社会化方式拯救危机，只能说是资本至上的失败。公务员之家

三、科学发展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观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国际环境中，必须长期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完全抛弃资本。因此，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端正对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两面性的认识，破除对资本的迷信和崇拜，确立科学发展的观念。

首先是思想认识的科学性。

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段时期以来，在认识上不少人一上来就贴标签，戴帽子。改革开放前，给资本戴上“腐朽的、没落的”帽子，而看不到资本有积极的一面。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又出现给社会主义贴上“是僵死的”标签，资本主义则被贴上“是完美无缺的”标签。这些都是不对的。这种认识上的绝对化是违背科学的。应当说，当前资本主义的僵化日益显现，社会主义的活力更为增强。所以在认识一种社会制度上，首先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前提，一说这个就是对的，一说那个就是不对的。金融危机的出现，使马克思《资本论》热销。当年资本所有者对马克思恨入骨髓，把社会主义骂得体无完肤。现在自由市场失灵，又求助政府干预，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以我们观察问题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世界上发生的复杂现象，在思想上或理论思维上不能搞实用哲学，更不能搞洋教条。

第二，要有理论创新的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发展，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具有旺盛的活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要有理论创新的自信和勇气，通过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来升华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不是根据那些现成的东西，或把洋理论搬来说成是新理论，那些东西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是自己的东西。中国自己的东西应该建立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不是别人实践的结果。党的十七大提出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已经做了深入论述，思想理论界的任务是把这个理论宣传好，使之深入人心，同时应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在各个领域形成自己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使之更加系统化。尤其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绝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3

衍生工具，衍生危机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1825年以来已经经历过20多次；70年代以来至少三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往往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信贷制度把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并借给人们，这样资本家的投资便不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受现有购买力的限制。这样信贷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扩张。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时也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严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或设备过剩）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每个企业家都拚命扩充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有些资本家无法售出商品，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萎缩。当消费力已容不下大大扩充的生产力的时候，信用制度还在制造虚假的需求（这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来源）。当清算的时刻来临，信用制度就使危机爆发得更猛烈。依靠借贷来投资的资本家，或者是借债消费的消费者，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发现无法还债；而银行此时也一定“落雨收伞”，提早追讨欠款，于是便发生了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总之，信用制度既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它也使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不过，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同过去一切金融危机也大有不同处。尽管以前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往往出现金融上的过度投机，可是同90年代以来的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90年代的新情况是金融市场日益同实际生产与贸易脱钩，投机性及流动性之大，因而不稳定性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每天国际外汇交易量，1987年是六千亿美元，1997年为1.4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4％同实际贸易与投资有关。外汇交易额，1982年是世界贸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这意味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投机。每日的外汇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经达到22980亿美元；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量达五万亿美元，仅有2％与生产及贸易有关，其余是资金的自身循环，绝大多数是投机。期货本来是从生产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农夫害怕到秋收时谷物跌价，磨坊主人害怕到时升价。结果大家预先按协议价作好买卖，便是期货交易。这样双方都能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期权同期货交易不同之处是期货合同规定双方必须履行交易，而期权则只赋予买家或卖家进行交易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不行使这个权利。期权交易可以用来对冲风险。例如，一个出口商在售出货物后三个月内将收到外汇货款。但期间汇率可能下调，造成损失。为了对冲风险，他就与银行订立三个月的外汇期权。他付出按金后，就得到一张合约，据此他可以根据汇率变化决定是否履约。

假如市场汇率低于合同汇率，他履约就能避免损失；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合同汇率，他可以不履约，还可以市价卖出他的外汇，这样，汇率下跌的损失就被控制，而汇率上升的好处却保留了。在正常情况下，对冲可以减低资本家的风险，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有利并不一定代表对整个社会同样有利。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假定生产稻米可以有两种不同方式，一个较保险，一个有较高产量，但同时受虫害的风险较高。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农夫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有了期货市场，农夫才会较有可能选择它。但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稻米供应就会比没有期货市场时更为波动，对普通人民的生计影响也更大。总之，期货即使能降低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并没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况，所谓减低个人风险，也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行得通。亨伍德在《华尔街》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自己已做了对冲，但当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他们的风险结果并没有被对冲，因为他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这时各种正常的价格关系，例如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两种货币，忽然崩溃；又例如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使买卖价之间相差太大；市场忽然只有卖家，没有买家，资产的折现力消失等。”（39～40页）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分已经同实际生产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投机而已。以美国为例，农产品期货只占全部期货市场的15％，而金融期货占了70％。香港的棉花期货因为无人问津而要在1981年关闭。在金融期货中，绝大部分也是投机。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衍生资产面值为24万亿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经济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和16万亿美元还要多八万亿。天文数字的资金都耗费在赌搏中，这样就只会令整体风险大增。其实，1987年股灾已经说明期货市场的危险性。当时香港期交所便差点破产（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场的自动调节之功）。但是各国政府全无吸收教训，而像LTCM那类的对冲专家，还自以为利用高深数学，已经找到了“避免风险模型”，可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扩大，使LTCM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五成资产。

股市的作用是为实际生产集资吗？

经济学教科书总爱说：股票市场的作用就是为实际生产筹集资本。马克思不是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公司，要个别企业自己兴建铁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吗？亨伍德一书却指出，今天股票市场同过去一个重大分别，恰恰在于它为实际生产的集资功能已大大减少了：“在1952年至1997年之间，92％的资本开支是由企业自有资本所支付的。……在80及90年代，可以经常听到大工业企业不知道怎样处理手上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现金。股市对于为股市外融资差不多毫无贡献。在1901～1996年之间，新股净发行额等于非金融机构的资本开支的不过4％。这个平均数还是夸大的，因为20世纪初，企业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间，新股发行等于实际投资的11％。近年由于收购合并潮，股票回购比新发行的还要多。新股发行在1980～1997年之间等于资本开支的-11％，使股票市场看来（似乎有点超现实主义）是融资的负来源。但若除开上述期限，而只限于看1946～1979年之间，股票不过为5％的实际投资融资而已。这个现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国家是同样真实的。在第三世界，数字较像20世纪初的美国，但是同样因为许多企业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现有企业为集资而发行新股。”（72～73页）“在1981及1997年之间，多起兼并收购中，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回购的股票，比他们所发行的还要多8130亿美元。

当然，有个别企业的确是为集资而发行新股，但令人惊奇的是极少是用于投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1996年新股发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后动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国企业持续的重整。换言之，即使是在发行新股市场，主要跟所有权的安排及重整有关，同集资关系较少。大多数股票买卖都是现有股票买卖。1997年新发行股票为1000亿美元，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益减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亨伍德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200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那10％拥有近半。”（66～67页）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①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金融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80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发展。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1989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90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及33％，印尼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其实，80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规律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企业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

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12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两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12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工业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表－1：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7810法国-880意大利-1090加拿大-2140

日本+6880德国+2030英国230共计-2780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四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1980年平均为7％，1982～1990年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10％最富有的人手中）。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亨伍德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1973年为3.8％，1990～1996年为24％。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五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的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19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②

金融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不流向实际生产，而是流向投机？这是同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分不开的。两方面数字可以为证。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在90年代比50、60年代下降一半。另一个是工业利润率。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19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70、80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表－2：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1963～1971年1972～1980年1981～1990年

南韩39.727.716.9

日本48.222.914.4

美国28.417.412.6

欧洲16.412.713.4

来源："InternationalSocialism"No.78,41页。

一方面是工业利润率趋降，使工业日益难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先后撤消对金融的监管、债务上升以及大量减税，使金融资本大为发财，这些没有出路的资金便流向金融投机。美国私人对金融、保险、物业的投资，在1975～1990年之间翻了一翻，从12～13％上升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设备与楼房的私人投资落在上述部分，比任何部分（包括工业）都多。因此，同过去相比，金融资本今天的规模，它所侵吞的国民收入，它之不仅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且对实际经济的破坏作用甚于促进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所谓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过去相比，今天银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场也大到任谁都难以操纵（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有很大分别）的地步。一方面，许多工业企业现在已发展为跨国公司，它们的盈利不仅足以为自己的实业投资融资（所以它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银行信用），而且有余钱参与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各种投资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对冲基金等等之兴起并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使银行的吃重角色稍为下降。这个状况在英美最为明显。据估计，全球的投资基金竟达七万亿美元。银行的竞争对手增加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较为紧密的关系也逐步打破了。近年来，连日本、德国这类一向由银行起中心作用的传统金融资本帝国（英美的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一向不如它们融合得那样紧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向英美向齐。这种由“银行为中心”变为“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改变，一直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为自由市场胜利的明证。是的，同过去相比，在现代金融资本中，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了，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让全球数以万亿计资金毫无秩序地流动，甚至连它们的正确数字都无人知晓，这样造成的损害并不见得少于传统的金融资本。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帝国主义瓜分全球及为再瓜分而进行的世界大战。90年代的金融资本呢，则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自由地冲垮较弱的国家的经济，造成全球化危机以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这一切，也同样为各种战争、动乱、屠杀、饥荒、环境灾难铺平道路。

结语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中，从大银行家到基金经理，从大股东到大食利者，无一不是拿别人（中小存户、中小股民、向医疗、退休基金供款的雇员）的钱去冒险，发财就大半装进自己口袋，一旦投资泡汤，由于规模过巨，政府不敢不救，所造成的损害就由社会负担。但是，同几年前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搭救闯了大祸的资本家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比私人资本家的还要多五倍，到了1986年，这种关系完全倒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日前承认：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家范围的危机，而是整个制度的危机。说得好！但还不够透彻。是什么制度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危机。历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到和社会化到这样一个阶段，除了把它们交给社会管理之外，再也没有办法驯服它并使它为人类谋幸福。继续让资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灾难。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承认股份制的正面历史作用，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高度社会化的阶段，为普罗大众废除资本所有权并自行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把一切资本置于自己的集体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则及大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③

上文所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生产与管理社会。经济学教科书，爱把资本家称为“生产者”。这是盗窃。工人才是生产者。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剥削作为生产阶级的工人而来的。称资本家为“生产者”，其实是进一步窃夺了工人的精神财产。在90年代，当资本家日益成为食利阶级的时候，叫他们作“生产者”就更显荒唐。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及把“生产者”的称号都一并夺回来并共同民主经营。

主要参考资料：

1、"WallStreet",byDougHenwood,Verso1998,London.

2、"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byRobertBrenner,"NewLeftReview"No.229,1998,London.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4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私见以为，近年来经济的若干政策方针亟须调整。如过高利率，以及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难以承受的高所得税率，以及人民币高汇率即人民币价格被过高估计的三高政策，虽然导致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不利于产业特别是出口行业。

1996年发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国内资金通过第二金融渠道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产业投资难以获利，因而过剩资金被转人股市。在股市中资金被再分配和流变为消费资金。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爆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由于经济中没有新的产业增长部门，亦没有新的大型投资源进入。因之短期内尚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我担心，这种持续衰退进程的继续，如不扭转，将在3－8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局部瘫痪。这种局面必须避免！

十四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部长、省长高级官员单纯依靠工资均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已成为中下层官员的必然生活方式。

这种持续纵深化的社会危机终有一大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顺便还应指出，中国及当前西亚太区所遇到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东方转移的表现。（美国经济近二年的复苏，实际与对日本经济出口的遏制以及亚太资金的转移注入有关）。

十五

如果没有有效的积极政策及对策，所谓“两个转变”就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空谈。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存在每年不断增长的庞大过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维持高就业率是保障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实施阻遏小企业、乡镇企业（因其技术落后），而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高就业率，而绝不是鼓励破产。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

在国内，应坚持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保持国家在金融政策和体制上的主导地位。必须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资本的快速膨胀。必须抑制泡沫经济。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5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私见以为，近年来经济的若干政策方针亟须调整。如过高利率，以及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难以承受的高所得税率，以及人民币高汇率即人民币价格被过高估计的三高政策，虽然导致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不利于产业特别是出口行业。

1996年发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国内资金通过第二金融渠道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产业投资难以获利，因而过剩资金被转人股市。在股市中资金被再分配和流变为消费资金。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爆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由于经济中没有新的产业增长部门，亦没有新的大型投资源进入。因之短期内尚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我担心，这种持续衰退进程的继续，如不扭转，将在3－8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局部瘫痪。这种局面必须避免！

十四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部长、省长高级官员单纯依靠工资均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已成为中下层官员的必然生活方式。

这种持续纵深化的社会危机终有一大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顺便还应指出，中国及当前西亚太区所遇到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东方转移的表现。（美国经济近二年的复苏，实际与对日本经济出口的遏制以及亚太资金的转移注入有关）。

十五

如果没有有效的积极政策及对策，所谓“两个转变”就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空谈。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存在每年不断增长的庞大过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维持高就业率是保障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实施阻遏小企业、乡镇企业（因其技术落后），而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高就业率，而绝不是鼓励破产。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6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私见以为，近年来经济的若干政策方针亟须调整。如过高利率，以及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难以承受的高所得税率，以及人民币高汇率即人民币价格被过高估计的三高政策，虽然导致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不利于产业特别是出口行业。

1996年发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国内资金通过第二金融渠道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产业投资难以获利，因而过剩资金被转人股市。在股市中资金被再分配和流变为消费资金。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爆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由于经济中没有新的产业增长部门，亦没有新的大型投资源进入。因之短期内尚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我担心，这种持续衰退进程的继续，如不扭转，将在3－8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局部瘫痪。这种局面必须避免！

十四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部长、省长高级官员单纯依靠工资均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已成为中下层官员的必然生活方式。

这种持续纵深化的社会危机终有一大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顺便还应指出，中国及当前西亚太区所遇到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东方转移的表现。（美国经济近二年的复苏，实际与对日本经济出口的遏制以及亚太资金的转移注入有关）。

十五

如果没有有效的积极政策及对策，所谓“两个转变”就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空谈。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存在每年不断增长的庞大过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维持高就业率是保障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实施阻遏小企业、乡镇企业（因其技术落后），而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高就业率，而绝不是鼓励破产。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7

衍生工具，衍生危机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1825年以来已经经历过20多次；70年代以来至少三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往往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信贷制度把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并借给人们，这样资本家的投资便不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受现有购买力的限制。这样信贷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扩张。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时也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严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或设备过剩）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每个企业家都拚命扩充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有些资本家无法售出商品，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萎缩。当消费力已容不下大大扩充的生产力的时候，信用制度还在制造虚假的需求（这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来源）。当清算的时刻来临，信用制度就使危机爆发得更猛烈。依靠借贷来投资的资本家，或者是借债消费的消费者，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发现无法还债；而银行此时也一定“落雨收伞”，提早追讨欠款，于是便发生了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总之，信用制度既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它也使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不过，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同过去一切金融危机也大有不同处。尽管以前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往往出现金融上的过度投机，可是同90年代以来的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90年代的新情况是金融市场日益同实际生产与贸易脱钩，投机性及流动性之大，因而不稳定性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每天国际外汇交易量，1987年是六千亿美元，1997年为1.4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4％同实际贸易与投资有关。外汇交易额，1982年是世界贸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这意味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投机。每日的外汇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经达到22980亿美元；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量达五万亿美元，仅有2％与生产及贸易有关，其余是资金的自身循环，绝大多数是投机。期货本来是从生产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农夫害怕到秋收时谷物跌价，磨坊主人害怕到时升价。结果大家预先按协议价作好买卖，便是期货交易。这样双方都能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期权同期货交易不同之处是期货合同规定双方必须履行交易，而期权则只赋予买家或卖家进行交易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不行使这个权利。期权交易可以用来对冲风险。例如，一个出口商在售出货物后三个月内将收到外汇货款。但期间汇率可能下调，造成损失。为了对冲风险，他就与银行订立三个月的外汇期权。他付出按金后，就得到一张合约，据此他可以根据汇率变化决定是否履约。

假如市场汇率低于合同汇率，他履约就能避免损失；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合同汇率，他可以不履约，还可以市价卖出他的外汇，这样，汇率下跌的损失就被控制，而汇率上升的好处却保留了。在正常情况下，对冲可以减低资本家的风险，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有利并不一定代表对整个社会同样有利。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假定生产稻米可以有两种不同方式，一个较保险，一个有较高产量，但同时受虫害的风险较高。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农夫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有了期货市场，农夫才会较有可能选择它。但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稻米供应就会比没有期货市场时更为波动，对普通人民的生计影响也更大。总之，期货即使能降低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并没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况，所谓减低个人风险，也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行得通。亨伍德在《华尔街》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自己已做了对冲，但当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他们的风险结果并没有被对冲，因为他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这时各种正常的价格关系，例如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两种货币，忽然崩溃；又例如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使买卖价之间相差太大；市场忽然只有卖家，没有买家，资产的折现力消失等。”（39～40页）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分已经同实际生产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投机而已。以美国为例，农产品期货只占全部期货市场的15％，而金融期货占了70％。香港的棉花期货因为无人问津而要在1981年关闭。在金融期货中，绝大部分也是投机。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衍生资产面值为24万亿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经济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和16万亿美元还要多八万亿。天文数字的资金都耗费在赌搏中，这样就只会令整体风险大增。其实，1987年股灾已经说明期货市场的危险性。当时香港期交所便差点破产（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场的自动调节之功）。但是各国政府全无吸收教训，而像LTCM那类的对冲专家，还自以为利用高深数学，已经找到了“避免风险模型”，可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扩大，使LTCM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五成资产。

股市的作用是为实际生产集资吗

经济学教科书总爱说：股票市场的作用就是为实际生产筹集资本。马克思不是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公司，要个别企业自己兴建铁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吗？亨伍德一书却指出，今天股票市场同过去一个重大分别，恰恰在于它为实际生产的集资功能已大大减少了：“在1952年至1997年之间，92％的资本开支是由企业自有资本所支付的。……在80及90年代，可以经常听到大工业企业不知道怎样处理手上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现金。股市对于为股市外融资差不多毫无贡献。在1901～1996年之间，新股净发行额等于非金融机构的资本开支的不过4％。这个平均数还是夸大的，因为20世纪初，企业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间，新股发行等于实际投资的11％。近年由于收购合并潮，股票回购比新发行的还要多。新股发行在1980～1997年之间等于资本开支的-11％，使股票市场看来（似乎有点超现实主义）是融资的负来源。但若除开上述期限，而只限于看1946～1979年之间，股票不过为5％的实际投资融资而已。这个现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国家是同样真实的。在第三世界，数字较像20世纪初的美国，但是同样因为许多企业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现有企业为集资而发行新股。”（72～73页）“在1981及1997年之间，多起兼并收购中，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回购的股票，比他们所发行的还要多8130亿美元。

当然，有个别企业的确是为集资而发行新股，但令人惊奇的是极少是用于投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1996年新股发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后动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国企业持续的重整。换言之，即使是在发行新股市场，主要跟所有权的安排及重整有关，同集资关系较少。大多数股票买卖都是现有股票买卖。1997年新发行股票为1000亿美元，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益减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亨伍德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200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那10％拥有近半。”（66～67页）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①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金融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80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发展。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1989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90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及33％，印尼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其实，80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规律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企业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

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12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两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12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工业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表－1：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7810法国-880意大利-1090加拿大-2140

日本+6880德国+2030英国230共计-2780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四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1980年平均为7％，1982～1990年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10％最富有的人手中）。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亨伍德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1973年为3.8％，1990～1996年为24％。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五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的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19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②公务员之家

金融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不流向实际生产，而是流向投机？这是同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分不开的。两方面数字可以为证。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在90年代比50、60年代下降一半。另一个是工业利润率。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19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70、80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表－2：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1963～1971年1972～1980年1981～1990年

南韩39.727.716.9

日本48.222.914.4

美国28.417.412.6

欧洲16.412.713.4

来源："InternationalSocialism"No.78,41页。

一方面是工业利润率趋降，使工业日益难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先后撤消对金融的监管、债务上升以及大量减税，使金融资本大为发财，这些没有出路的资金便流向金融投机。美国私人对金融、保险、物业的投资，在1975～1990年之间翻了一翻，从12～13％上升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设备与楼房的私人投资落在上述部分，比任何部分（包括工业）都多。因此，同过去相比，金融资本今天的规模，它所侵吞的国民收入，它之不仅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且对实际经济的破坏作用甚于促进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所谓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过去相比，今天银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场也大到任谁都难以操纵（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有很大分别）的地步。一方面，许多工业企业现在已发展为跨国公司，它们的盈利不仅足以为自己的实业投资融资（所以它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银行信用），而且有余钱参与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各种投资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对冲基金等等之兴起并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使银行的吃重角色稍为下降。这个状况在英美最为明显。据估计，全球的投资基金竟达七万亿美元。银行的竞争对手增加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较为紧密的关系也逐步打破了。近年来，连日本、德国这类一向由银行起中心作用的传统金融资本帝国（英美的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一向不如它们融合得那样紧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向英美向齐。这种由“银行为中心”变为“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改变，一直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为自由市场胜利的明证。是的，同过去相比，在现代金融资本中，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了，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让全球数以万亿计资金毫无秩序地流动，甚至连它们的正确数字都无人知晓，这样造成的损害并不见得少于传统的金融资本。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帝国主义瓜分全球及为再瓜分而进行的世界大战。90年代的金融资本呢，则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自由地冲垮较弱的国家的经济，造成全球化危机以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这一切，也同样为各种战争、动乱、屠杀、饥荒、环境灾难铺平道路。

结语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中，从大银行家到基金经理，从大股东到大食利者，无一不是拿别人（中小存户、中小股民、向医疗、退休基金供款的雇员）的钱去冒险，发财就大半装进自己口袋，一旦投资泡汤，由于规模过巨，政府不敢不救，所造成的损害就由社会负担。但是，同几年前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搭救闯了大祸的资本家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比私人资本家的还要多五倍，到了1986年，这种关系完全倒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日前承认：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家范围的危机，而是整个制度的危机。说得好！但还不够透彻。是什么制度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危机。历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到和社会化到这样一个阶段，除了把它们交给社会管理之外，再也没有办法驯服它并使它为人类谋幸福。继续让资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灾难。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承认股份制的正面历史作用，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高度社会化的阶段，为普罗大众废除资本所有权并自行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把一切资本置于自己的集体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则及大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③

上文所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生产与管理社会。经济学教科书，爱把资本家称为“生产者”。这是盗窃。工人才是生产者。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剥削作为生产阶级的工人而来的。称资本家为“生产者”，其实是进一步窃夺了工人的精神财产。在90年代，当资本家日益成为食利阶级的时候，叫他们作“生产者”就更显荒唐。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及把“生产者”的称号都一并夺回来并共同民主经营。

主要参考资料：

1、"WallStreet",byDougHenwood,Verso1998,London.

2、"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byRobertBrenner,"NewLeftReview"No.229,1998,London.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8

衍生工具，衍生危机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1825年以来已经经历过20多次；70年代以来至少三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往往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信贷制度把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并借给人们，这样资本家的投资便不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受现有购买力的限制。这样信贷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扩张。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时也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严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或设备过剩）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每个企业家都拚命扩充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有些资本家无法售出商品，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萎缩。当消费力已容不下大大扩充的生产力的时候，信用制度还在制造虚假的需求（这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来源）。当清算的时刻来临，信用制度就使危机爆发得更猛烈。依靠借贷来投资的资本家，或者是借债消费的消费者，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发现无法还债；而银行此时也一定“落雨收伞”，提早追讨欠款，于是便发生了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总之，信用制度既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它也使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不过，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同过去一切金融危机也大有不同处。尽管以前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往往出现金融上的过度投机，可是同90年代以来的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90年代的新情况是金融市场日益同实际生产与贸易脱钩，投机性及流动性之大，因而不稳定性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每天国际外汇交易量，1987年是六千亿美元，1997年为1.4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4％同实际贸易与投资有关。外汇交易额，1982年是世界贸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这意味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投机。每日的外汇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经达到22980亿美元；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量达五万亿美元，仅有2％与生产及贸易有关，其余是资金的自身循环，绝大多数是投机。期货本来是从生产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农夫害怕到秋收时谷物跌价，磨坊主人害怕到时升价。结果大家预先按协议价作好买卖，便是期货交易。这样双方都能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期权同期货交易不同之处是期货合同规定双方必须履行交易，而期权则只赋予买家或卖家进行交易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不行使这个权利。期权交易可以用来对冲风险。例如，一个出口商在售出货物后三个月内将收到外汇货款。但期间汇率可能下调，造成损失。为了对冲风险，他就与银行订立三个月的外汇期权。他付出按金后，就得到一张合约，据此他可以根据汇率变化决定是否履约。

假如市场汇率低于合同汇率，他履约就能避免损失；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合同汇率，他可以不履约，还可以市价卖出他的外汇，这样，汇率下跌的损失就被控制，而汇率上升的好处却保留了。在正常情况下，对冲可以减低资本家的风险，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有利并不一定代表对整个社会同样有利。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假定生产稻米可以有两种不同方式，一个较保险，一个有较高产量，但同时受虫害的风险较高。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农夫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有了期货市场，农夫才会较有可能选择它。但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稻米供应就会比没有期货市场时更为波动，对普通人民的生计影响也更大。总之，期货即使能降低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并没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况，所谓减低个人风险，也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行得通。亨伍德在《华尔街》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自己已做了对冲，但当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他们的风险结果并没有被对冲，因为他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这时各种正常的价格关系，例如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两种货币，忽然崩溃；又例如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使买卖价之间相差太大；市场忽然只有卖家，没有买家，资产的折现力消失等。”（39～40页）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分已经同实际生产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投机而已。以美国为例，农产品期货只占全部期货市场的15％，而金融期货占了70％。香港的棉花期货因为无人问津而要在1981年关闭。在金融期货中，绝大部分也是投机。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衍生资产面值为24万亿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经济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和16万亿美元还要多八万亿。天文数字的资金都耗费在赌搏中，这样就只会令整体风险大增。其实，1987年股灾已经说明期货市场的危险性。当时香港期交所便差点破产（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场的自动调节之功）。但是各国政府全无吸收教训，而像LTCM那类的对冲专家，还自以为利用高深数学，已经找到了“避免风险模型”，可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扩大，使LTCM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五成资产。

股市的作用是为实际生产集资吗？

经济学教科书总爱说：股票市场的作用就是为实际生产筹集资本。马克思不是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公司，要个别企业自己兴建铁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吗？亨伍德一书却指出，今天股票市场同过去一个重大分别，恰恰在于它为实际生产的集资功能已大大减少了：“在1952年至1997年之间，92％的资本开支是由企业自有资本所支付的。……在80及90年代，可以经常听到大工业企业不知道怎样处理手上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现金。股市对于为股市外融资差不多毫无贡献。在1901～1996年之间，新股净发行额等于非金融机构的资本开支的不过4％。这个平均数还是夸大的，因为20世纪初，企业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间，新股发行等于实际投资的11％。近年由于收购合并潮，股票回购比新发行的还要多。新股发行在1980～1997年之间等于资本开支的-11％，使股票市场看来（似乎有点超现实主义）是融资的负来源。但若除开上述期限，而只限于看1946～1979年之间，股票不过为5％的实际投资融资而已。这个现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国家是同样真实的。在第三世界，数字较像20世纪初的美国，但是同样因为许多企业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现有企业为集资而发行新股。”（72～73页）“在1981及1997年之间，多起兼并收购中，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回购的股票，比他们所发行的还要多8130亿美元。

当然，有个别企业的确是为集资而发行新股，但令人惊奇的是极少是用于投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1996年新股发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后动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国企业持续的重整。换言之，即使是在发行新股市场，主要跟所有权的安排及重整有关，同集资关系较少。大多数股票买卖都是现有股票买卖。1997年新发行股票为1000亿美元，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益减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亨伍德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200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那10％拥有近半。”（66～67页）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①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金融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80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发展。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1989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90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及33％，印尼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其实，80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规律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企业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

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12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两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12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工业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表－1：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7810法国-880意大利-1090加拿大-2140

日本+6880德国+2030英国230共计-2780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四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1980年平均为7％，1982～1990年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10％最富有的人手中）。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亨伍德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1973年为3.8％，1990～1996年为24％。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五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的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19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②

金融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不流向实际生产，而是流向投机？这是同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分不开的。两方面数字可以为证。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在90年代比50、60年代下降一半。另一个是工业利润率。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19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70、80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表－2：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1963～1971年1972～1980年1981～1990年

南韩39.727.716.9

日本48.222.914.4

美国28.417.412.6

欧洲16.412.713.4

来源："InternationalSocialism"No.78,41页。

一方面是工业利润率趋降，使工业日益难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先后撤消对金融的监管、债务上升以及大量减税，使金融资本大为发财，这些没有出路的资金便流向金融投机。美国私人对金融、保险、物业的投资，在1975～1990年之间翻了一翻，从12～13％上升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设备与楼房的私人投资落在上述部分，比任何部分（包括工业）都多。因此，同过去相比，金融资本今天的规模，它所侵吞的国民收入，它之不仅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且对实际经济的破坏作用甚于促进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所谓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过去相比，今天银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场也大到任谁都难以操纵（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有很大分别）的地步。一方面，许多工业企业现在已发展为跨国公司，它们的盈利不仅足以为自己的实业投资融资（所以它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银行信用），而且有余钱参与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各种投资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对冲基金等等之兴起并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使银行的吃重角色稍为下降。这个状况在英美最为明显。据估计，全球的投资基金竟达七万亿美元。银行的竞争对手增加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较为紧密的关系也逐步打破了。近年来，连日本、德国这类一向由银行起中心作用的传统金融资本帝国（英美的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一向不如它们融合得那样紧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向英美向齐。这种由“银行为中心”变为“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改变，一直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为自由市场胜利的明证。是的，同过去相比，在现代金融资本中，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了，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让全球数以万亿计资金毫无秩序地流动，甚至连它们的正确数字都无人知晓，这样造成的损害并不见得少于传统的金融资本。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帝国主义瓜分全球及为再瓜分而进行的世界大战。90年代的金融资本呢，则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自由地冲垮较弱的国家的经济，造成全球化危机以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这一切，也同样为各种战争、动乱、屠杀、饥荒、环境灾难铺平道路。

结语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中，从大银行家到基金经理，从大股东到大食利者，无一不是拿别人（中小存户、中小股民、向医疗、退休基金供款的雇员）的钱去冒险，发财就大半装进自己口袋，一旦投资泡汤，由于规模过巨，政府不敢不救，所造成的损害就由社会负担。但是，同几年前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搭救闯了大祸的资本家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比私人资本家的还要多五倍，到了1986年，这种关系完全倒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日前承认：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家范围的危机，而是整个制度的危机。说得好！但还不够透彻。是什么制度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危机。历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到和社会化到这样一个阶段，除了把它们交给社会管理之外，再也没有办法驯服它并使它为人类谋幸福。继续让资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灾难。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承认股份制的正面历史作用，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高度社会化的阶段，为普罗大众废除资本所有权并自行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把一切资本置于自己的集体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则及大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③

上文所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生产与管理社会。经济学教科书，爱把资本家称为“生产者”。这是盗窃。工人才是生产者。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剥削作为生产阶级的工人而来的。称资本家为“生产者”，其实是进一步窃夺了工人的精神财产。在90年代，当资本家日益成为食利阶级的时候，叫他们作“生产者”就更显荒唐。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及把“生产者”的称号都一并夺回来并共同民主经营。

主要参考资料：

1、"WallStreet",byDougHenwood,Verso1998,London.

2、"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byRobertBrenner,"NewLeftReview"No.229,1998,London.

3、"InternationalSocialism",No.78,London,1998.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9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私见以为，近年来经济的若干政策方针亟须调整。如过高利率，以及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难以承受的高所得税率，以及人民币高汇率即人民币价格被过高估计的三高政策，虽然导致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不利于产业特别是出口行业。

1996年发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国内资金通过第二金融渠道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产业投资难以获利，因而过剩资金被转人股市。在股市中资金被再分配和流变为消费资金。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爆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由于经济中没有新的产业增长部门，亦没有新的大型投资源进入。因之短期内尚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我担心，这种持续衰退进程的继续，如不扭转，将在3－8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局部瘫痪。这种局面必须避免！

十四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部长、省长高级官员单纯依靠工资均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已成为中下层官员的必然生活方式。

这种持续纵深化的社会危机终有一大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顺便还应指出，中国及当前西亚太区所遇到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东方转移的表现。（美国经济近二年的复苏，实际与对日本经济出口的遏制以及亚太资金的转移注入有关）。

十五

如果没有有效的积极政策及对策，所谓“两个转变”就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空谈。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存在每年不断增长的庞大过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维持高就业率是保障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实施阻遏小企业、乡镇企业（因其技术落后），而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高就业率，而绝不是鼓励破产。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

金融资本主义范文篇10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私见以为，近年来经济的若干政策方针亟须调整。如过高利率，以及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难以承受的高所得税率，以及人民币高汇率即人民币价格被过高估计的三高政策，虽然导致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不利于产业特别是出口行业。

1996年发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国内资金通过第二金融渠道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产业投资难以获利，因而过剩资金被转人股市。在股市中资金被再分配和流变为消费资金。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爆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由于经济中没有新的产业增长部门，亦没有新的大型投资源进入。因之短期内尚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我担心，这种持续衰退进程的继续，如不扭转，将在3－8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局部瘫痪。这种局面必须避免！

十四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部长、省长高级官员单纯依靠工资均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已成为中下层官员的必然生活方式。

这种持续纵深化的社会危机终有一大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顺便还应指出，中国及当前西亚太区所遇到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东方转移的表现。（美国经济近二年的复苏，实际与对日本经济出口的遏制以及亚太资金的转移注入有关）。

十五

如果没有有效的积极政策及对策，所谓“两个转变”就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空谈。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存在每年不断增长的庞大过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维持高就业率是保障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实施阻遏小企业、乡镇企业（因其技术落后），而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高就业率，而绝不是鼓励破产。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