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监管范文10篇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1

1新加坡金融监管沙箱制度模式

目前，金融机构在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且没有违反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自由推出新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流程。然而在金融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存在不确定性。为促进金融科技创新，新加坡2016年6月提出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制度（Sandbox），并于同年11月制定了专门的制度规定。2019年8月，又推出了沙箱快车（SandboxExpress），进一步加快了沙箱试验进程。1．1监管沙箱。1．1．1制度框架。监管沙箱提供试验环境，明确试验时间期限，同时设定一定的限制，如将限定消费者类型、设定交易价值门槛。试验对象包括但不限于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和与此类公司合作或为其提供支持的专业服务公司。《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指南》规定，企业应在试验方案中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以控制失败造成的后果、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持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和稳健；金管局根据试验的金融服务、申请人及其申请情况，确定放宽的具体法律和监管要求；企业在试验成功和退出沙箱后，须全面符合相关法律和监管要求，在退出沙箱或停止沙箱试验之前，确保完全履行或解决对试验客户的任何当前义务；在新加坡已存在类似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应用技术不同或对相同技术采取不同应用的除外），以及没有尽职调查声明（包括对推出金融服务进行先期测试和了解相应的法律和监管要求）的，不适宜监管沙箱试验。1．1．2评估条件。首先关注创新性，包括金融服务应用新技术或技术融合，或对现有技术进行创新性的应用。测试场景和预期试验结果应当明确，试验公司须按要求向金管局报告、评估识别和减轻试验的金融服务的风险、制定明确的停止金融服务的退出方案或继续其业务的过渡方案。由于对申请的评估涉及诸多考虑因素，包括金融服务和对监管支持要求的复杂性，没有设定完成评估的期限。1．1．3沙箱展期或退出。试验到期后，如果申请延长试验期限，需在到期前至少1个月向金管局提出申请并提供理由，例如需额外时间对试验的金融产品或服务进行更改，或需更多的时间才能完全符合法律和监管要求，金管局按照个案具体情况作出最终决定。试验达到预期测试效果且完全达到相关法律和监管要求的，金管局依公司申请进行业务许可。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未达到预期测试效果；不能完全达到法律和监管要求；金融产品或服务存在缺陷，且该缺陷在沙箱有效期内无法解决；违反试验期间任何要求；自行退出试验。1．1．4申请程序。（1）前期准备阶段：通过邮件与金管局联系，弄清楚监管沙箱的任何问题。（2）申请阶段：金管局对申请进行审查并在收到完整的申请信息后，21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是否适用监管沙箱。申请人需提供公司组织情况、金融产品或服务情况、试验方案，适用的法律和监管要求及其寻求放松的监管要求，描述在退出沙箱前如何达到这些要求。（3）评估阶段：所需时间决定于申请材料的完整性、事项的复杂性和涉及的具体法律和监管要求。可对申请进行重大调整并重新提交，金管局以书面形式通知是否继续进行沙箱试验。（4）试验阶段：申请人应向客户披露关键风险并获得客户确认。如对金融服务作出重大改变，至少提前1个月向金管局申请并提供详细情况和变更原因，金管局检查更改请求并通知体其决定（期间可继续按现有方案试验）。所有已批准的试验，如申请人、试验开始和结束日期，在金管局网站上公示。根据申请试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点、申请人及其申请情况，决定必须坚持和可放松的法律和监管要求。必须坚持的，例如：对客户信息保密，诚实和正直的标准，中介机构管理客户的资金和资产，防止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可放松的，例如：资产维持要求、董事会构成、现金余额、信用评级、财务稳健性、偿付能力、资本充足率、管理经验、许可费用、最低流动资产、最低实收资本、声誉、规模、业绩记录、金管局的指导原则如技术风险管理和外包等指导原则。1．2沙箱快车。（SandboxExpress）为测试特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快的选择，不必通过沙箱申请程序即能够迅速开始试验。合资格申请人可在提交申请21日内开始试验，期限固定为9个月。1．2．1适用范围及评估重点。《沙箱快车指引》规定，沙箱快车试验仅适用于具有预先确定的、标准化且可以合理控制风险的金融服务或产品：（1）保险经纪业务，包括直接保险经纪、一般再保险经纪、人寿再保险经纪。（2）设立或经营有组织的市场。（3）汇款业务。重点评估申请人的主要股东（包括大股东、首席执行官、董事及其他必要的相关人士。）是否适当，试验的金融服务或产品是否存在技术创新（如果金融服务或产品与新加坡现有的类似，申请人必须表明采用了不同的技术或对相同的技术进行不同的应用），如何解决问题和带来新的效益。1．2．2约束性要求。（1）保险经纪：通过其经纪服务销售的保险单不超过1000份，不得接受或处理客户用于购买其经纪保险的资金，向客户提供清楚、完备、恰当的信息披露，向金管局提供定期和最终报告，报告试验进展情况并进行展示，至少在试验结束前6个星期向金管局提交注册申请或告知金管局终止业务的决定。（2）建立或经营市场：在试验期内任何时间点，该市场上经营的资本市场产品（CMP）（包括证券、衍生工具合约或集体投资计划单位。）的累积数量，集合投资计划总价值不超过40亿新加坡元，衍生品交易合同不超过400万份，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合格投资者（新加坡《证券期货法》4A条款），不得持有客户资金，不得作为参与者参与其经营的有组织市场或作为委托人进行任何交易，向客户提供清楚、完备、恰当的信息披露，说明托管、清算、结算的方式及对未偿付的可交易衍生品合同的管理（如停止经营该市场），向金管局定期报告试验进展情况。试验期间免除证券期货法“批准和认可”的监管要求（新加坡《证券期货法》7（1）条款规定，建立或声称为交易所或有组织的经营市场需要经过批准）。（3）汇款业务：需在申请试验申请汇款业务许可，试验期内确保任何时间点各预期受益人未收到的款项总额不超过10万新加坡元，确保大股东（新加坡《公司法》81条规定，大股东为持有的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例不低于5％的股东）、首席执行官、董事是合适的，并向金管局提交适当性声明，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和流程以减少试验风险；不得从事损害公共利益的活动，向客户提供清楚、完整和恰当的信息披露；向金管提供定期和最终报告并说明进展情况、演示试验情况，试验期间免除对安全保证金的要求（新加坡《货币兑换和汇款业务法》第10条规定，按每个营业点10万新加坡元标准在金管局存放安全保证金）。

2运行情况及分析

2．1试验情况。目前沙箱快车暂未开始试验，监管沙箱已有40余家公司提出申请，约为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根据新加坡金融科技协会（SFA）官方网站公布的金融科技公司会员名录统计共有金融科技公司697家。）数量的5．7％和金融机构（新加坡金管局官方网站金融机构名录，按金融业务分类统计，目前新加坡金融机构3093家，其中银行222家（全牌照银行、零售银行、商业银行、金融公司、货币经纪人等），资本市场业务公司1467家（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豁免公司金融咨询、运营市场等），金融咨询公司567家，保险公司334家，货币兑换和汇款业务公司503家。）数量的1．7％（基数为按金融业务分类统计的机构数量）。共7家公司获得试验资格（新加坡金管局（MAS）官方网站《2017－2018年度报告》。）（见表2），申请通过率约为17％。从业务类别看，与保险业务有关的3家，与货币业务相关的2家，基金管理和财务顾问1家，证券通证业务平台1家。从试验结果看，5家完成试验，其中4家获得金管局的营业许可，包括2家从事与保险有关业务（Poli－cyPal和MetLife），1家从事货币兑换业务（ThinMar－gin），1家从事基金管理和财务顾问业务（KristalAdvi－sor）；1家试验失败，从事跨境货币转账业务（Transfer－Friend）；2家正在试验过程中，包括1家证券通证交易和发行平台（ICHXTech）和1家保险经纪公司（Inz－sure）。2．2优势。2．2．1促进创新。一是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培育了亚洲第一家受监管的数字化证券交易所，新加坡第一家互联网外币兑换商。二是促进新技术应用。金融科技公司主要采用了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当前金融科技发展前沿领域的技术。三是加快创新进度。如表2所示，大多数金融科技公司在成立2年内（有的甚至1年内）即可将金融产品或服务在监管沙箱内进行试验测试，缩短了企业的创新周期。四是起到了增信作用。金融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的认同和信任。在监管沙箱内进行试验测试，政府监管部门、参与市场主体的认可背书，有益于减轻消费者的顾虑，为创新成果的市场推广打下良好信用基础。2．2．2提升监管政策科学性。一是有利于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适用性。金融科技创新性强、底层系统设计复杂、技术性强，形式灵活多样，监管人员的知识、经验储备难以保持与其发展同步。通过监管沙箱试验，监管部门可以逐步学习、了解企业产品、技术，在此基础上制定监管制度规则，能够充分反映金融科技公司创新的实际。二是通过豁免条款增强监管的灵活性。统一的政策规定难以适用于金融科技的实际情况，监管部门可以对金融科技公司个案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有针对性地豁免一些条款，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效解决短期困境，促使企业发展壮大。2．2．3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企业虽然创业初期规模小，但由于其依托于互联网的市场推广模式，很可能会呈现爆发式成长，存在着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通过监管沙箱试验：一是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并据此提出改进要求，无法改进风险点或风险不可控的，监管部门可以不批准其继续经营。二是监管部门可以及时了解金融科技创新的全过程。从而避免出现类似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监管部门无法摸清出现问题的金融产品的规模、环节等问题。在后期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监管部门能够心中有数、有的放矢。2．3存在的问题。2．3．1对创新保护不够。监管沙箱要求保证试验公开透明，参与试验的金融科技公司必须要将其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设计全公开。试验公司依托的是区块链、大数据、通证、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由于金融科技公司数量众多，竞争激烈，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技术不是难点，核心在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意和设计。这些本属于商业机密，一旦被竞争对手获取，很可能会被国内其他竞争对手甚至被域外对手抄袭。由于这些金融科技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被模仿或抄袭造成的伤害更大。2．3．2对监管能力形成较大挑战。由于金融科技公司成立时间短，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强且不成熟，参与沙箱试验的金融产品或服务，需要甄别技术创新，对监管部门提出更好的能力要求，能否做到鼓励创新。例如新加坡第一家网上货币兑换业务公司，其商业模式实际比较落后，如不及时进行转型，能否持续经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由于监管部门全程跟踪试验，降低了消费者风险判断积极性，加大了监管部门的风险判断责任。一旦爆发风险，监管部门必须做好承担风险责任的准备。

3对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制度设计的启示

3．1原则。一是以创新为前提。发展金融科技的关键在于创新，否则将造成过多过滥发展，打击创新、恶化企业生态，难以持续。借鉴新加坡经验，将创新定位于新技术或对原有技术的新应用。二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发展金融科技的最终目的是围绕服务于消费者，改进用户体验、提升效率、创造机会、进而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如果脱离这个目标，金融科技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甚至扰乱经济社会秩序。3．2控制风险。金融科技公司一般成立时间短，初期规模较小，但发展迅速，一旦出现问题，影响范围可能逞爆炸式扩散，进而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一是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二是在监管制度设计上应注重风险控制。如在试验的市场区域范围上、消费者人数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额、交易频率等方面进行适当限制。三是完善配套法律支持。由于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逐利性，存在违背消费者利益的潜在风险，需要在监管制度设计上约束，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对其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有效威慑。3．3监管规则需保持灵活性由于试验期较短，对于参与试验的金融科技公司而言，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质变，进而达到有关监管要求，需要将放松监管试验与豁免许可条款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监管沙箱加快企业发展的作用。对于一些创新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科技企业，在试验期满后仍未达到相关领域的监管要求的，可在保持密切追踪监管的前提下，根据企业的个案情况，给予其一定的豁免期限。3．4发展区域性的监管沙箱中心。新加坡金融科技的特点是市场规模小、风险容易控制。尽管如此，新加坡金管局在推进监管沙箱试验方面也非常谨慎，自2016年推出以来，至今仅有7家公司获得试验资格。我国市场规模大，企业规模和数量都远高于新加坡，考虑到金融科技创新的复杂性和灵活性，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试验过程中进行个案学习，并有针对性的制定监管方案，因此对监管的人力资源要求高，不宜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统一的监管沙箱。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多个监管沙箱中心，因地制宜的制定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风险可控的监管制度规则。3．5全国统一指导。在发展区域性监管沙箱中心的前提下，还需维护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秩序，需要在国家层面对各监管沙箱中心进行统一工作协调：一是制定统一的指导原则。对各地区制定监管沙箱中心的监管规则、开展工作进行规范指引，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因地制宜的发展金融科技。二是建立统一的监管沙箱试验数据库。重点是保障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性，防止跨区域抄袭，同类产品或服务只能在单个沙箱中心进行试验。三是避免形成地方保护。加强区域协调，鼓励金融科技成果广泛推广。各地区不得对在其他监管沙箱中心试验的金融产品或服务进行限制。

参考文献

［1］边卫红，单文．Fintech发展与“监管沙箱”———基于主要国家的比较分析［J］．金融监管研究，2017，（7）．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智慧监管;金融生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产业融合不断加深,金融科技模式应运而生。在经济新常态及疫情冲击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为金融产业创新和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移动化、线上化与智能化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金融业务模式与经营方法。但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赋能下,金融科技又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且新型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更大,对金融科技监管提出了更多要求[1]。伴随着金融科技创新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金融产业日益呈现出金融产品交易种类和结构复杂化特征,与之相关的金融监管信息非对称性问题日益凸显[2]。例如,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金融机构在技术创新掩盖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掌握金融机构实际经营状况[3]。因此,金融科技产业创新的发展迫切需要监管科技(RegulationTchnoloegy)的发展与支持。

二、我国金融科技监管问题与难点

(一)监管方式与政策法规较为落后缺乏前瞻性,风险管控难度较大

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背后依托的是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其商业模式复杂多边,不同金融科技模式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彼此之间存在海量的信息流,客观上对监管机构形成了监管壁垒[4]。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金融业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监管机构表现出了监管空白问题。例如,在传统金融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会基于存款派生链条来界定监管对象。但金融科技利用技术也可进行信用创新,且可存在于存款派生链条之外,而逃避监管[5]。此外,法律法规的不成熟也为金融科技监管造成了现实阻碍。例如,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中,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第三方支付早已不再局限于境内之外,国外支付业务规模也在显著增长。而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下,跨境第三方支付的法律规范并不完善,无法完全套用境内第三方支付规则,目前仍存在无法可依的困境[6]。

(二)金融科技监管缺乏量化模型,严重依赖于解释文本

在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下,金融监管部门对风险模型要求简便,以便于理解与验证。但随着金融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使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技术大量应用在金融产品中,致使金融科技产品具有复杂内部关联性,而不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金融风险被掩盖在技术和算法之下,具有较大潜在金融风险,不利于金融科技监管[7]。同时,金融科技企业相比传统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已经具有显著优势,甄别信贷风险的能力更高,事实上已经承担金融科技产品的风险定价、授信评估及贷后管理等一系列核心职能,监管部门只能根据金融科技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数据进行传统模式风险评估,严重依赖于解释文本。但金融科技产业与金融市场的稳定不能依赖企业内部的自我合规管理,而缺乏外部监管。因此,急需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手段与工具。

(三)社会化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尚未建立,监管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问题

金融科技监管需要依托于信息数据和大数据技术,但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数据已经成为各企业机构的核心资产,其保密性极强,政企间和企业间的数据难以共享,在缺乏社会统一的安全数据存储和共享平台的前提下,金融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信息数据孤岛。金融科技监管的信息数据孤岛将导致金融科技监管的延迟性与监管的系统性,具体将导致监管部门无法统一金融科技监管维度,无法对金融科技企业开展高效的金融数据信息分析,并转化为监管政策与执行措施,进而减弱了金融科技监管的系统性,致使金融科技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科技创新,无法及时消除潜在金融风险。

三、智慧监管生态体系与构建阻碍

(一)智慧监管生态体系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深入发展,金融科技依托平台模式逐渐形成了具有分工与合作结构特征的生态体系[8]。加速金融科技监管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联通其它监管部门的监管生态体系,创建围绕金融科技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的智慧型监管生态体系势在必行,具体智慧监管生态体系如图1所示,智慧监管生态体系包含监管主体和技术安全保障两部分,其作用是利用协同监管实现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业务和市场的日常监管和行为甄别,达到预防和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目标。具体而言:图1智慧监管生态体系第一,在监管主体方面,包括两大类别主体,一是政府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等,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其中,政府监管部门主体又包含了银保监会、税务、工商及法院和公安等,各部门之间通过协同机制达到对整个金融科技产业的监管。而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则是被监管对象,该体系表明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性质相同,其监管内容和方向应当保持一致,以防止金融科技企业打着金融科技创新旗号从事非法金融行为,弥补金融科技监管空白[9]。第二,在监管科技方面,主要包括可控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管理[10]。其中,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赋能和创新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科技能力,以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需求。而网络安全管理主要涉及网络数据信息安全,相关监管部门当尽快建立金融科技数据信息标准,统一数据架构、存储形式与相关标准,以便监管部门的数据信息搜集和管理,切实保证金融科技企业的金融数据资产安全,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效率[11]。

(二)金融科技智慧监管体系构建阻碍

1.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金融科技发展技术和理念存在差异,监管部门难以根据不同业务模式制定统一监管标准,突出表现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发展困境。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在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创新时,更注重长期的风险防控,对金融风险控制更为谨慎[12]。但在金融科技产品开发与事后监管等环节存在许多技术性问题,致使因技术创新所导致的金融风险较高。而对于金融科技企业而言,在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创新时,更注重技术创新和消费者服务质量,忽视了金融风险。2.金融科技法律问题突出,监管法律滞后覆盖性不足[13]。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后,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金融科技得到长足发展机遇。但在发展过程中,金融科技风险逐渐凸显,并在2015年正式步入“监管元年”,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密集出台。但相关法律普遍属于填补原有法律缺失、法律不完备及现行监管规则下的法律冲突等类型,缺乏前瞻性与针对性。具体而言:相关监管法律对金融科技创新违规行为界定过于宽泛,执法规则不明确,导致监管人员无法可依,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指导性,且法律具有明显滞后性,监管工具缺乏创新,存在严重的监管空白与套利问题。3.金融科技业态复杂,监管难以协调,协同监管效果无法确定。相比于传统金融模式,金融科技业态模式更为复杂,彼此之间联系愈发紧密,但不同业态模式之间又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征。对此,无法直接利用传统科层式由上至下的监管模式,而需要不同监管部门协同监管,以解决金融科技产业的“跨领域”、“跨时区”和“跨区域”等特征[14]。金融科技产业的跨领域模式特征,导致其金融产品具有游离特征,极易游离于现行监管指标体系之外。因此,需要不同监管部门保持信息沟通,以便制定更为精准和完善的监管体系指标。

四、构建高质量智慧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创建金融科技产业园,采取试验监管方式检验监管体系运行效果

随着我国金融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了金融科技试验监管区域,即“监管沙盒”。但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杭州、苏州、成都、广州及雄安新区9个地区开展了“监管沙盒”试点工作,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需求相比远远不足。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协作,以达到金融科技产业合规发展目标。具体而言:第一,在政府层面方面,需要立足于本地经济发展特征,明确金融科技产业园定位,避免盲目跟风发展,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创建具有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金融科技产业园[15];第二,在企业层面方面,加强内部合规建设,处理好创新与监管关系,坚守法律红线与底线,积极接受监管部门监管。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科技智慧监管制度,保证金融科技监管有法可依

第一,建立金融科技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审计、征信以及会计等方面的信息披露。重点对金融科技的资金使用状况透明度加强监管,减少监管部门和大众消费者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16];第二,利用好信息技术创新,建立大数据征信体系,挖掘数据潜在价值,保证金融市场安全稳定。但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数据搜集、管理以及分析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支撑,规定金融科技企业在适度范围内采集数据以及合理使用数据,防止信息数据滥用;第三,整合社会闲散监管资源,创建社会评价体系,发挥金融消费者在监管环节的作用,弥补智慧监管体系不足,不断完善金融科技智慧监管体系。例如,创建公共平台,并提供消费者互动评价以及第三方机构评价等服务。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搜集金融消费者反馈关键词,并建立相关解决模型,以此对金融科技企业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

(三)提升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增加监管科技应用场景

监管科技不仅仅是一种监管工具,它更是监管理念和监管范式的升级。在金融科技快速创新的背景下,监管科技将是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实现金融产业创新发展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保障。对此,提升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尤其是增强监管科技手段,拓展监管科技应用场景势在必行。第一,将监管科技应用在金融科技交易环节,实现交易前、中、后全方面监管。例如,在交易前,利用区块链技术将法律规范嵌入系统并建立数据库,保证交易合规性。在交易中,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数据实现自动搜集,对客户行为进行实时监控,降低人力成;第二,将监管科技利用在合规数据报送环节,减少人工干预,保证数据实时交互和数据真实性。同时,利用加密技术保证合规数据在传播过程中的安全性,保证数据不可被窃取、篡改以及破坏,增强数据安全性。

[参考文献]

[1]刘少波,张友泽,梁晋恒.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1(03).

[2]李华民,邓云峰,吴非.金融监管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J].财经科学,2021(02).

[3]许可.从监管科技迈向治理科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新范式[J].探索与争鸣,2018(10).

[4]申嫦娥,魏荣桓.基于国际经验的金融科技监管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05).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科技；英国经验；监管沙盒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金融科技（FinancialTechnology）指利用技术驱动金融创新，其实质是利用新的技术对现有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升级或者再创造。相比于传统金融而言，金融科技可以直接对现代金融模式和市场进行颠覆式创新，对提升传统金融运行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及平衡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冲突等均有重要影响。由于金融科技的众多优势，使其一经提出就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但是对于金融科技的界定，学术界尚没有达成统一共识。金融稳定理事会（FSF）将金融科技定义为新技术所带来的技能创新，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金融业务产品、服务、流程以及模式。廖岷（2016）从应用角度出发，认为金融科技是将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等现代互联网信息化技术以及移动通讯技术等应用到金融领域的过程。因此，金融科技的本质仍是金融，它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趋势仍然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陆岷峰和汪祖刚（2017）从创新角度出发，认为金融科技是将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进行融合，利用技术优势对原有金融业务、模式及运作流程进行再创新的过程。例如，传统金融业务可以融入云计算技术实现对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利用云计算的计算能力和空间动态存储特征可以在互联网网络中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并根据足够的信息分析客户需求，最终提供给客户专有金融产品和服务。虽然，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学者对金融科技所涵盖的范围及定义存在差异，但是其核心要素都包括：创新、新技术、金融、效率等关键词。因此，金融科技其实就是将传统金融与现代互联网信息化相结合，并通过不同技术融合的网络协议规定实现金融科技的运作。在金融科技的帮助下，金融资源实现了高效配置，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对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它在对传统金融进行再创新并提升金融运作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甚至在互联网技术的网络传递效应的影响下，可以将个体的金融风险转变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及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行冲击（周仲飞，李敬伟，2018）。对此，英国政府将金融科技视为“破坏性金融”（DisruptiveFinance），凡是通过金融科技创新传统金融的新业态模式统称为“替代性金融”。因此，处于金融市场安全和国家经济稳定的考虑，英国及美国等金融科技强国只允许金融科技应用在传统金融领域的极小部分，而不能进行全面应用，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科技之所以更加具有风险性，最重要原因在于金融科技存在“泛金融化”特征，即金融科技拓展了传统金融可能边界，使得部分非金融机构及个人可以从事与传统金融机构相似的金融业务，降低金融产业准入门槛，并使得金融更加大众化与普遍化。而正是因为这些非传统金融机构主体不断涌入金融市场，才加剧了传统金融风险特征，对金融的稳定性造成了较大冲击。例如，在信用风险方面，非金融机构更加偏好风险，但是缺乏严谨的信贷预测模型和能力；在流动性风险方面，非金融机构缺乏二级市场的支撑，存在流动性不足问题；在风险预防及治理方面，非传统金融机构更容易引发“羊群效应”，加剧市场的波动性。同时，大量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在金融领域，还增添了网络风险，使传统金融不断遭受黑客的网络攻击。此外，互联网信息技术使非金融机构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它们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加频繁，金融业务交易频率更高，增加了金融市场波动性。因此，即使金融科技较传统金融而言，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等优势，但是仍然不能忽视金融科技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急需对其进行监管，即开展金融科技监管，建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势在必行。

二、我国金融科技监管发展历程及体系建设

1.我国金融科技监管发展历程。金融科技监管概念与金融科技概念相呼应，它是在金融科技发展并应用之后的产物。有关金融科技监管的内涵，全社会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国外许多机构及学者将金融科技监管视为金融科技的子集，其原因在于金融科技监管也是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互联网技术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因此金融科技监管其实质是将金融科技应用在监管领域，是金融科技应用的一个延伸；而有的机构及学者则不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是金融科技的子集，其原因在于金融科技监管已经不单单只适用于金融领域，它也被广泛应用在环境保护、电子商务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但是，从我国金融科技监管实际发展状况来看，由于我国金融科技监管发展时间尚短，其理论基础和技术水平仍与世界强国存在差异，并且当前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主要应用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金融科技监管是狭义的定义，主要指利用金融科技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应用，研究的主体是互联网金融，研究的目标是实现互联网金融合规发展。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图1），在不同阶段时期金融科技监管的主体、目标及技术手段均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我国“互联网+”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主体逐渐转移，由传统金融机构转向互联网金融企业再转向非金融机构。同时，金融科技的监管强度与目标也随着金融科技的应用程度而不断变化。例如在发展初期，金融科技监管主要是维护金融信息安全，随后是对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风险提示和投资人保护，直到目前的合规整治。具体而言：第一，金融科技监管发展初期的信息安全监管阶段。该时期的典型监管代表是对商业银行网络支付及信用卡支付的监管，此时金融科技的监管主体为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企业，监管目标为保证金融产业的信息安全；第二，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风险警示时期。该时期的金融科技监管较为温和，由于是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金融市场还未出现大规模的金融风险事件。因此，该阶段的金融科技监管主要针对网络诈骗、非法集资以及违规建立资金池等问题；第三，加强对互联网金融这类非金融机构主体的监管，监管力度也从放松性监管转变为严格的合规整治。随着互联网金融领域一系列监管和指导性政策文件的颁布，我国对金融科技的监管逐步走向法制化道路。2.我国金融科技监管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构成。当前，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仍处于探索期，相关组成及模式仍在不断变化与完善。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的监管原则为开放性监管，主要通过政策措施对金融科技进行限制与规范。同时，监管部门也在与时俱进，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改善自身监管工具，提升金融科技监管能力。因此，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构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互联网金融产业规范的发展，主要以出台方针政策形式来实现；另一部分则是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例如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及人工智能对网络安全及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在对互联网金融业态模式监管方面，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因此，有关互联网金融产业监管政策也是按照不同业态模式进行划分，具体政策体系如表1所示。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依靠政策规范，尽管不同互联网金融业态模式出台了许多合规性监管政策和策略，但是不同业务模式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在第三方支付业态模式下，仍有许多欺诈行为出现，交易安全性有待提升；在区块链数字货币模式下，存在技术自身漏洞问题，因技术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在互联网保险业态模式下，新的互联网保险场景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场景都是博眼球、博出位，偏离了保险本质；在众筹业态模式下，众筹平台对信息有意隐藏、扭曲甚至操纵，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等。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工具与手段方面也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改善。许多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应用到金融市场数据搜集、处理及分析，或者对网络安全及市场行为进行监控等。例如：第一，金融市场信息数据方面，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映射方式，帮助金融监管部门从不同渠道搜集数据，协助金融监管部门找出不同借贷平台的共同用户，进而迅速了解金融借贷市场的多头借贷情况及潜在高风险客户；第二，云计算则可以从不同维度、类型及结构入手分析金融数据，进行金融数据标准化处理，实现金融数据信息共享。对于金融监管部门而言，云计算的弹性收缩特征可以帮助金融监管部门动态分配IT资源，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合规监管系统承载能力。同时，云计算也可以实现地区政策差异化监管需求，根据不同区域监管特征，通过灵活的资源配置提出解决方案；第三，人工智能则有助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实施，将图片、语音及视频等非线性数据转变成标准化及结构化数据，使监管结果更清晰的呈现给监管部门，降低了监管难度；第四，区块链技术解决了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需求。由于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及时间特征，可以使金融信息数据永久保存在分布式账本上。同时，区块链点对点的金融数据传输能力，也使监管部门实行金融动态监管成为可能。

三、英国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及措施

1.英国金融科技监管策略。英国是世界金融科技发展的中心国家，是最早将金融科技实际应用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英国在鼓励发展金融创新，将金融科技融入金融领域的同时，还十分注重金融科技监管，同时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呼吁发展金融科技监管的国家。英国对金融科技监管始于2014年，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掌握金融市场边界，防止金融创新过度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通过设立创新项目（ProjectInnovate）的方式对金融科技进行监管，其主要监管方式和内容如下：第一，金融行为监管局直接与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对话沟通，以了解金融科技企业的需求，进而制定相应的监管策略；第二，对金融科技企业的经营行为给予指导，防止出现金融违规问题；第三，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金融行为监管局全面听取高校研究机构意见，在技术上需求合作，以求建立较为科学、高效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随后，英国政府为了加强本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和创造力，通过出台监管政策、设立新的金融科技部门及不断开展新的发展计划等方式对金融科技采取适度性监管，以保证本国金融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具体发展策略总结如表2所示。英国政府除了进行宏观上的监管以外，还对具体的金融科技业态进行了针对性监管。例如，在征信领域，公平贸易办公室制定了准入条件及相应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求，并根据准入条件发放许可证；第四，在众筹和P2P借贷领域，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要求运营平台需要批准认证，并对资金管理、平台运营信息披露和最低平台资本等方面提出最低要求。2.英国金融科技监管措施对我国的启示。第一，遵循金融科技发展规律，建立协同式的监管框架。当前利用金融科技进行金融创新，不断细分金融市场与服务，使得传统金融边界进一步扩展，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开始涉足金融领域，也使得金融科技监管越来越难。鉴于此，我国金融科技可以学习英国金融科技监管框架，采用多种监管主体开展协同式监管。例如，除了传统一行三会监管主体之外，还可以发展更多社会监管主体，包括：投资人、消费者以及互联网用户等；第二，注重保护消费者，以包容性为原则建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由英国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可知，相关监管部门在制定监管政策时普遍出于消费者利益考虑。通过加强信息披露来保证市场权益。尤其是英国政府对从事金融科技的平台及企业所出台的种种基本要求和业务限制，都突出了对消费者保护的目的；第三，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技术，用监管科技对金融科技进行反向监管，不断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效率。由于金融科技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之间的摩擦碰撞不断，因此不能单一的采用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对金融科技这类创新性金融进行监管，也需要通过监管创新来对金融科技进行监管。例如，学习英国监管技术，加快引进“监管沙盒”机制，对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进行事先评估，防止因技术创新所引发的金融风险。

四、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构建策略选择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4

关键词：金融科技；立法；顶层设计；监管沙箱；技术驱动型监管

一、引言

2018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其的研究报告中将金融科技（Fintech）定义为“新技术支持的金融创新，它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1]。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Young）在2019年7月的《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EYFintechAdoptionIndex,2019）中，首次将“由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经纪公司和财富管理公司）提供的创新型技术支持服务”，纳入金融科技定义，并指出“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历了初步涉足金融行业的初期阶段，蜕变为成熟竞争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重视，影响力不断提升，金融科技赋能步伐进一步加快”。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传统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科技与服务企业的多方互动正在形成金融科技生态圈，这一新的多边合作生态圈将取代原有的两两合作的单一模式，金融科技企业能够结合创新商业模式和技术，赋能传统的金融服务[2]。目前，金融科技已经被全球主流金融市场所认可，金融科技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但我们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金融科技在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其“脱媒化”“去中心化”等属性使得金融系统需要面对的风险更加复杂，其“空白型金融创新”的特质，亦给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科学立法、有效监管，如何在包容创新与合法合规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成为摆在各国立法、金融监管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监管挑战尤为突出，影子银行等非正式金融机构风险频繁发生，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加速出清，给金融监管与社会稳定造成了严峻挑战。

二、美国金融科技监管最新立法动态：监管延伸与监管创新

（一）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引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科技强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迅速，金融业态和应用创新迭出。而在金融科技的立法与监管方面，美国政府秉持“负责任的创新”的监管理念，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新生事物高度敏锐，并适时纳入立法规范和监管范围。2019年1月和3月，美国议会代表分别提交了两项金融科技法案，意在建构针对金融科技的法律框架，在创设新的监管议事机构、厘清监管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对金融科技的监管。2019年1月3日，《金融科技保护法案》（H.R.56,FintechProtectionAct）正式提交美国国会。该法案由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代表TedBudd与StephenF.Lynch，MarkMeadows，DarrenSoto和WarrenDa-vidson等四名众议院议员作为共同提案人提交国会。法案旨在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独立金融科技工作组”，对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以及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为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必要的建议；设立“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用以支持开发能够侦查恐怖活动和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工具和程序，并进行创新授权和资助。目前该法案已通过众议院审议，正在由参议院内设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审议[3]。2019年3月4日，《金融科技法案2019》（H.R.1491,FINTECHActof2019）正式提交美国国会，目前该法案正在众议院审议中。该法案全称为《促进创新和新技术，使企业家创造和雇用2019年法案》，由众议院代表DavidScott提出，旨在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创建金融创新办公室和金融科技董事顾问委员会，加强对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监管，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市场稳定等。目前该法案已经通过公示阶段，正在由众议院内设金融服务委员会以及除农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外的其他委员会审议[4]。（二）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的立法背景。1.《金融科技保护法案》的立法背景根据2018年5月美国国会议员KathleenRice起草的“虚拟货币恐怖主义用途国土安全评估法案”（HomelandSecurityAssessmentofTerroristsUseofVirtualCurrenciesAct），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独立调查，美国立法当局开始注意监控由虚拟货币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国会意识到联邦政府有必要优先调查恐怖活动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等技术的活动，进而由美国立法机构确定将以虚拟货币为经济来源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利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用途的行为作为主要监管对象。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保护法案》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审议。2.《金融科技法案2019》的立法背景针对金融科技行业，美国在联邦层面并无明确的、法定的监管主体和常设议事机构，且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出现“多头监管”和“监管真空”等问题，不利于保护新型的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创新，更不利于激发企业家创新，以及解决现实存在的民众就业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9年3月4日，《金融科技法案2019》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三）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的主要内容。1.《金融科技保护法案》的主要内容。该法案的监管对象是“利用虚拟货币从事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活动的人及其行为”，在规制内容上更侧重“举报和惩戒”，在监管方式上以行为监管为主，同时鼓励知情人举报涉嫌支持恐怖活动和非法融资的行为，并给予专项奖励。其主要内容如下。（1）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金融科技独立工作组”。第一，授权财政部部长（工作组负责人）、司法部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主任、特勤处处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等参与金融科技工作组的日常工作。第二，明确独立工作组的职责：a.对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以及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独立调查；b.制定法律规范并提供必要的监管建议，以改善对恐怖活动和非法融资活动的监管；c.年度报告，在法案颁布之日后的一年内，以及此后每年，独立工作组都应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载明工作组在上一年度的调查结果和决定，以及工作组从事的立法活动、提出的监管建议。（2）财政部对向政府提供关于恐怖分子使用虚拟货币且其行为可能被定罪的重要情报的举报人给予奖励。第一，设立举报人专项奖励基金。法案建议美国财政部部长经与司法部部长商议后，由财政部发起设立一项基金，该基金专项用于向政府提供关于恐怖分子使用虚拟货币且其行为可能被定罪的重要情报的举报人。为提供符合上述要求情报的举报人提供最高不超过45万美元的奖励。第二，对使用虚拟货币的恐怖分子的罚款和没收所得，财政部部长在事先获得拨款的前提下：a.使用该款项根据本规定支付与该定罪有关的报酬；b.将剩余款项纳入拟设立的“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3）设立“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明确金融科技在创新和金融情报项目中的领导地位，以支持开发能够侦查恐怖分子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的工具和程序，并进行创新授权和资助。第一，财政部部长应为开发用于侦查恐怖分子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的工具和程序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该计划亦接收来自美国境内的学术机构、公司、非营利组织及其他实体的捐款。第二，该计划优先考虑对如下技术或活动提供资助：a.非专有技术或基于社区共享的技术；b.在开源基础上开发和的计算机代码；c.主动为满足“了解您的客户”（KnowYourCustomers,KYC）下的法律法规要求，及对必须遵守美国政府法规的任何实体的反洗钱要求而实施的技术创新；d.协助执法机构对非法活动进行调查的行为；e.在去中心化平台上进行的工具创新，以及实施配套的激励措施。（4）对开发和应用的新技术提出明确要求。第一，符合全球通用标准。新技术的开发都应基于全球通行的标准，例如，要符合互联网工程任务工作组（InternetEngineeringTaskForce,IETF）和万维网联盟（WorldWideWebConsortium,W3C）制定的各项标准。第二，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软件等新工具、新程序的开发及应用，应当符合银行保密法在内的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用户隐私保护、反洗钱方面的工作。第三，公开访问要求。要求工具和程序可供社会公众免费使用。开发者可通过公开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软件开发套件来满足此要求。（5）就防止外国恐怖组织逃避监管，非法使用虚拟货币及相关事件向相应的国会委员会①提交报告。自法案颁布之日起180天内，经财政部部长、总检察长、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以及相应的联邦银行机构②、联邦职能监管机构③协商后，联合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应当确定并描述外国恐怖组织为逃避制裁、资助恐怖主义、洗钱而使用虚拟货币和其他新技术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应对措施。2.《金融科技法案2019》的主要内容。该法案的监管对象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该法案侧重于“鼓励和保护创新”，在监管方式上以功能监管为主。通过设立类似于“监管沙箱④”（RegulatorySandbox）的机制，并明确监管主体、议事规则、协调机制等方式，解决“多头监管”和“监管真空”问题，从而达到保护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支持合理金融创新和稳定就业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如下。（1）在美国财政部内设“金融科技委员会”（Fin-TechCouncil）。该委员会负责指定一家或多家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监管者，作为法定的执法监督机构。除委员会指定的监管机构外，任何其他联邦金融监管机构都不得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采取任何执法行动。（2）明确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要求。法案明确规定，符合如下条件（或可提供相关证明）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向金融科技委员会提交申请书。第一，正在提供或打算提供此类服务：是一项新技术或对现有技术的创新应用；是一项金融创新业务；符合公众利益；具有优化或改善金融产品服务的可能性；不会导致联邦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不会对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威胁；不存在不公平、欺诈或者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第二，其产品或者服务具有如下特征：a.为用户提供了应用程序或者其他产品，但用户总数不超过10,000个；b.员工人数不超过15名；c.已收到不超过5轮的风险投资；d.尚未与保险存款机构合作。（3）明确金融科技委员会对提交申请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资质审核、年度评估、撤销许可及接受再申请的条件及相关流程。（4）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OfficeofFinancialIn-novation）。法案要求每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应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一职，任期五年，办公室主任须定期向联邦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进行汇报。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a.起草相关任务说明，其中应当明确包括“负责任的创新”；b.协调并公开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行动；c.建立并维护一个易于访问的网站，以便劳工局、监管者与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沟通交流；d.解答问题，并落实行动；e.对符合相应条件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宣传；f.为办公室主任提供支持；g.参与制定有利于减轻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监管负担的规则，更好地保护符合相关要求的金融创新。（5）设立金融科技董事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uncilofFinTechDirectors）。委员会成员由每个金融创新办公室主任，以及由财政部部长任命的具有金融监管专业知识的独立成员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向联邦金融监管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政策法规及监管建议。（6）明确了金融科技的监管协调机制，确立了协调一致的基本原则。法案要求每家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采取任何执法行动时，都应与其他各家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充分的沟通协调，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以及制定相互冲突或重复的法律规范，消除可能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外部监管因素。

三、美国金融科技立法的特点及监管逻辑

（一）强调“建章立制、立法先行”。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秩序，具有严肃性、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性，对于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呵护金融创新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立法是法律制度建设的第一个环节，制定系统完备的，具有前瞻性和适应性的法律规范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产业经济稳健发展。美国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重视法律的基础性作用，划出明确的法律红线，积极释放监管意图和理念，并将监管的理念和监管范式融合到法律规范的条文当中，力求将金融科技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进金融服务的作用发挥出来[5]。同时，在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尽可能减少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对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科技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上述监管理念和立法特点在这两部金融科技法案中都有所体现。（二）创新监管范式，呵护创新，倡导包容式监管。由于金融科技的边界与传统金融不断发生冲撞，由此产生了如何平衡创新与合法合规的监管难题。面对此问题，美国立法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倾向于使用“监管沙箱”机制，即允许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在享受一定豁免权的、受限但安全的环境中从事科技创新试验，并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以被监管部门许可公开从事特定业务的一种创新监管机制。《金融科技法案2019》监管对象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它通过设立类似于“监管沙箱”的机制，实现保护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支持合理金融创新和稳定就业的目的。在全球金融科技的浪潮中，如何转换监管范式，实现包容式监管是各国（地区）政府审慎思考的重要命题。（三）重视金融科技监管的顶层设计，致力于消除监管套利，形成全国统一的监管体系。美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容易导致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金融监管出现较大的差异性，甚至诱发一定的冲突，这种状态不仅不利于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可能产生一定的监管套利。另外可能产生联邦和州监管机构之间产生“监管竞次”现象，即监管机构为了“取悦”本部门（辖区）的金融机构、吸引潜在监管对象或扩展监管实力范围，竞相降低监管标准，以致降低了整体监管水平，损害了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减少监管套利、监管竞次和监管真空等问题在金融科技领域发生，美国立法机构特别注重立法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例如，《金融科技法案2019》提出在美国财政部内设“金融科技委员会”，明确每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应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以及设立金融科技董事顾问委员会等内容，都在力求完善金融科技监管的顶层设计，形成全国统一的监管体系。（四）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新生事物高度敏锐，适时纳入立法规范和监管范围。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同时它也被不法分子和非法组织用于洗钱、非法融资、支持恐怖主义等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作为一种新型的逃避监管的工具，对全球金融稳定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针对这类问题，2018年和2019年，美国国会议员先后提交《虚拟货币恐怖主义用途国土安全评估法案》和《金融科技保护法案》，强调联邦政府应该优先调查恐怖分子非法使用包括虚拟货币在内的新型金融技术，进而由立法机构确定以虚拟货币为经济来源的恐怖主义，并对使用虚拟货币进行非法交易等不法行为进行规制和严厉打击。

四、金融科技给我国传统金融监管带来的新挑战

目前，金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呈现出多业态、交叉性和爆发式的特点。多业态不但指传统的银证保的互联网化，也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从事资金融通、资金汇兑和借贷等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数据加工分析、投研、投顾等新型金融增值业务；既包括了金融产品的互联网创新，也包括了营销渠道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交叉性既指互联网平台直接开展金融业务，也包括金融产品和服务融入了社交以及线上和线下交互融合等元素。爆发式是指金融科技能够巧妙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线上平台进行获客，面对庞大的市场容量，其用户数量和业务往往呈现爆发式的增长[6]。金融科技作为独立发展的金融信息技术力量，逐渐形成了脱离于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突破了既往金融业务的模式，而且具有跨界混业经营和跨区展业的特质，这就使得原有金融业务的边界模糊化，极大增加了我国金融监管的难度，给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一）金融科技的混业经营和跨区展业，对传统金融监管构成挑战。金融科技往往是跨界融合或者混业经营的产物，会使得原有金融业务的边界模糊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我国现有的金融业监管框架主要是依照银行、证券和基金、保险来划分的，但当前金融行业已呈现加速混业经营的趋势。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更加速了金融混业融合，金融科技依托互联网技术进行展业，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也对现有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以互联网小贷公司为例，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与监管权限在各地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而小贷公司的实际展业范围却可扩展到全国各地区，因此容易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问题。在缺乏必要规范和实时监控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很有可能出现“野蛮生长”，容易导致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进而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二）传统金融监管在应用新技术实施监管方面还存在不足。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创新融合发展，新型的金融科技商业模式大量涌现，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在对创新型金融业务品种、业务模式及底层资产进行监管时面临一定的不足，较难做到数据穿透、全量统计和实时跟踪。以间接诱发2015年“股灾”的，为场外配资的HOMS系统为例，配资机构运用HOMS的子账户管理系统，能够把一个信托账户拆分成多个独立的账户单元，各个账户的投资指令均由配资机构统一汇总发送至证券公司，在该系统下，证券监管机构只能追踪到配资机构，而无法穿透至底层实际参与交易的投资者。因此，监管部门掌握并利用新技术实施监管，加大监管科技的投入力度，进而提高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就非常必要和紧迫。在监管实践中，监管部门也正在努力顺应监管新趋势，搭建新的监管职能部门，并积极采用新的技术强化监管。以证券业监管部门为例，2019年12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科技监管局，其主要职能是在加强电子化、网络化监管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对证券市场进行全面、精准和前瞻的监管。科技监管局的成立，是证监会于2018年8月《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完成监管科技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以来又一重要的监管举措。

五、美国金融科技监管立法对我国金融科技审慎监管的启示

结合我国本土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和监管现状，并观照美国金融科技的现时状态，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在金融科技领域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金融科技都较早起步，并且发展迅猛，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且应用潜力巨大；其次，目前为止，都没有颁行针对金融科技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已有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亦没有专门针对金融科技作出修订和增补；再次，金融监管部门都有较强的探索新的包容审慎监管的意愿，力求在鼓励适度金融创新实践与不发生金融风险之间做到动态平衡。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在较早之前试行的“监管沙箱”机制，以及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的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着力打造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等，都说明了监管者的态度，释放了针对金融科技转变传统监管范式的积极信号。最后，目前都尚未形成针对金融科技的全国统一的监管协调机制及配套的监管框架。在美国，联邦层面、州层面及地方政府层面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规则不尽一致，垂直化、常态化的监管协调议事机构尚未建立；在我国，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一行两会”）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指地方金融监管局）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监管协调机制，垂直层面的监管框架也没有确立。有鉴于此，美国此次金融科技立法及拟颁行的监管规范、拟确立的常态化监管议事机构等举措对我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借鉴价值，未来针对我国金融科技的立法、监管等问题，可合理观照和镜鉴美国的相关经验与规范体系。（一）加强金融科技立法建设，构建包容性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强调立法先行、有法可依，是实现金融科技有效、科学监管的根本出发点和制度基础。因此，对于我国而言，积极构建并持续完善金融科技法律框架就变得非常急迫和必要。针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立法，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增补和修订，将金融科技纳入现有的民商事法律和金融法律等基本法律体系中；另一种是“另起炉灶”，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创制新的专门性的法律规范。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方式，在现行基本法律框架内对相应的民商事法律法规及货币、证券等金融领域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法律位阶更高，对推进金融科技与法律规范的融合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滞后性”的固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时俱进”。但是，此种立法方式也存在明显缺陷，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及相关法律规范规定的立法程序，立法修改从提议到审议再到审议通过，周期会相当漫长，难以满足金融科技行业即时性的立法需求，对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需要明确和协调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局，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或者给定规范性建议或指引。此外，在规范条款的内容方面，原则性内容更强，无法做到足够的细化，针对性和可行性方面存在显性不足。第二种方式，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创制新的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在时效性、规范性、指引性和可行性方面更具优势，更能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科技行业的现实需求。但这种方式，因为法律位阶较低，因此，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涉及跨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问题，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另外，当其作为下位法与上位法出现冲突的时候，仍须遵照上位法执行，因此在不修改上位法的情况下，其实际规范和执行效果存在打折扣的可能性。从金融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创设单行法律规范可能更适宜，更有利于促进金融科技的稳健发展。从立法的实操层面，可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会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他有关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制定。在立法内容上，应当明确监管主体、明确监管职责和边界；创新监管理念，厘定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原则、规则，增强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对监管的规则体系、监测分析框架以及业务评估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细化和明确；重视与现有法律规范的衔接性和一致性，保证不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相抵触；重视金融数据标准法制化建设，制定金融科技领域数据标准体系，通过各类技术标准、规范指引、工作手册的方式完善配套规范，从而构建起统一的，既有原则又有实操规范的法律规范框架；在实际执行层面，可考虑先选取若干金融科技发育良好、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作为试点，授权试点地区选取符合一定条件的金融科技机构作为试点单位，根据试点的情况，逐步优化和完善监管规则。此外，监管规范还应当着力提升数据共享特别是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数据共享能力，提高数据质量、强化数据标准实施、探索建立金融数据标准监管评估制度，进一步强化数据隐私保护规则、确定对隐私保护的底线等方面开展金融数据标准法治化建设工作。对待金融科技，需要制度制定者、立法者和执法者重点考虑平衡创新和合法合规之间的关系，使监管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在实践中实现灵活、动态平衡。包容适度创新的制度理念，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更加科技化的制度执行，是金融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性基础和保障。（二）完善顶层设计，探索金融科技的监管协调机制及新的监管范式。金融科技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涉及货币、（类）证券发行与交易、支付清算、外汇交易等多元化应用场景，由此涉及的监管部门也较多。如何在现在分业监管格局之下，实施审慎有效监管，厘定部门监管的边界，明晰权责，建立充分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有鉴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明确针对金融科技监管的协调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7年5月15日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组织研究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和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影响；编制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及政策指引；探索建立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引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正确使用；利用新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但针对跨地域、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科技业务如何加强监管协调，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落实。未来，应当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委员会作为核心机构的监管作用，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协调机制，细化监管协调规则，建立常态化的，多部门（包括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及中央地方监管部门之间）联动的议事形式和信息共享机制，真正解决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等问题。此外，还应当研究以行为监管为导向的新的监管范式。金融科技业态呈现出多元化、混业化、场景化、生态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很难区分传统金融模式中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业务边界，传统的分业监管、机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失能和监管僵局状态。因此，需要探索以行为监管为导向的新的监管范式，可考虑借鉴证券监管的思路，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7]。（三）探索完善中国式“监管沙箱”机制，建构“技术驱动型”金融监管体系。“监管科技”①（Regtech）是将信息科技在监管领域的运用，监管机构开发和采用服务于符合监管要求的新技术，从而树立技术驱动的思维，并从更有效的监控工具和模拟系统中受益，以评估未来立法改革的后果。“监管科技”的发展为监管机构进行虚拟化、封闭性、多元化的技术型监管或监管测试提供了可能性，并且能够为监管活动中的各方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和隐私安全保障。“监管沙箱”是一种重要的监管科技手段和全新的监管工具。它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在于既划定了刚性的监管底线，又提供了柔性的创新空间，在试错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更好地积累监管实践经验。在“监管沙箱”的实施过程中，可考虑按照如下路径开展监管科技的试点和推进工作。首先，明确“监管沙箱”机构的权限依据与边界，这是“监管沙箱”合法性的核心，同时对监管者的“放宽要求”进行明确和限制，明确制度放宽的边界、制定更加明确的监管方式，有利于预防权力寻租和被实验机构套利。“监管沙箱”的监管规则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颁行。其次，有序推进分类试点活动，不断探索创新的工具和路径，提高监管的能动性和科学性。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沙箱”先行开展分类试点具有重要意义：若试点项目成功应用，则逐步进行规模化推广；若试点项目出现不利影响，则及时暂停或中止项目，可有效减少负外部性影响，试错成本也可最小化。201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北京市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启动会，正式启动了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2020年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向社会公示了6个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②，这有可能是中国式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重要探索。未来金融科技试点工作应秉持“健全规则、严控风险、公开透明、及时总结”的原则有序推进，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信息公开、产品公示、公众监督”等柔性监管效能评估工作，按照规范确立的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利用“监管驾驶舱”“冒烟指数”等监管大数据，及时将“入箱”的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的最新动态进行公示公开，促进信息透明；同时要着力引导持牌金融机构和BigTech等科技公司在依法合规，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保护权益的前提下，开展科技赋能金融的产品和业务探索，不断丰富符合我国本土实际的、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和监管路径，有效提高监管能动性和科学性，为金融科技的创新监管提质增效。再次，构建以技术应用为中心的监管科技制度体系。第一，强化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规则、数字化监管库等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监管规则向数字化转型，这是最基础的一步。第二，建设以监管应用平台为核心的信息基础保障制度，监管应用平台是整合不同架构的业务系统、处理多源异构的监管数据、实现资源动态分配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监管科学性、先进性、有效性的重要抓手[8]。第三，实现监管数据的自动化采集。监管科技的本质是通过监测和分析金融大数据进行主动型、技术化监管。注意利用应用程序接口、系统嵌入等方式，使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实时数据交互传递，实现动态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使监管实现全流程覆盖，最大程度发挥监管的能动性。第四，构建监管协调联动机制，破除监管可能涉及的金融、信息通信、征信等领域之间的数据壁垒，真正实现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第五，还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参与相关技术标准的研讨和制定，学习和借鉴国外金融科技领域较为先进的监管工具、监管技术和监管治理框架[9]。

六、结语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5

关键词：监管沙箱;　金融科技　;外汇业务监管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云计算、区块链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广泛应用，形成了跨界融合的金融科技（FinTech，即Finance和Technology的合成词）。金融科技创新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和交易方式，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同时也加剧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金融市场运行的风险。金融科技创新不仅带来了金融风险外溢（如客户个人信息和数据被盗用），而且带来了监管套利（如借创新之名行非法金融活动之实）。如何在促进金融创新与有效防控风险间找到平衡点是当前监管部门面临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多个国家都在探索既能鼓励金融创新，又能有效防控风险的监管方法。2016年5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ConductAuthority，以下简称FCA）提出了“监管沙箱”，随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对此种监管模式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英国监管沙箱模式

（一）监管沙箱的产生背景。英国是金融科技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金融科技领域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据统计，2008年至2015年英国金融科技领域投资年平均增长45%以上，高于全球平均增速27个百分点；全球金融科技百强企业，英国企业数量位列榜首，占据18个席位；金融科技创新每年为英国带来200亿英镑的收入。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带来的可观收益引起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4年10月FCA设立了创新项目，成立了创新中心，为金融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5月FCA首次提出“监管沙箱”政策，此政策一方面为了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监管能够与时俱进。（二）监管沙箱的概念。“沙箱”是一种容器，里面的所有活动都可以重来，这里指在安全环境中，为应用技术提供测试推演的实验环境。在“沙箱”测试中，由于测试前已设置好安全隔离措施，因此能够保证真实系统和数据库的安全，“监管沙箱”正是基于此技术提出的。为适应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模式，其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提供测试环境，是一个既能保护消费者权益又能测试金融科技创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实验区”。参加测试的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处于FCA的监督之下，而且必须遵守消费者保护的要求。（三）监管沙箱的操作流程。监管沙箱的操作流程主要如下：有意愿接受监管沙箱测试的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向FCA提出申请，FCA对申请内容审核后，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沙箱参加测试。每个企业参加测试期间都配有一名负责官员，负责推进测试并协助企业与FCA专家进行沟通。测试期间FCA全程监督，测试结束后FCA评估测试结果并决定是否给予企业监管授权。在测试过程中，企业会做出改善公司治理、加快产品开发周期、改变定价等调整，从而争取更快通过测试。企业在通过测试后，向沙箱外的市场推广时，可以借鉴从测试中获得的经验，对定价策略、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调整。监管沙箱的测试环境，既能鼓励金融创新，又能有效防控风险，是金融科技监管的重要尝试和监管模式的重大进步。（四）英国监管沙箱的阶段。性成果从2016年5月FCA首次提出监管沙箱的概念，到2016年8月组织首轮监管沙箱测试，再到2017年10月FCA《监管沙箱经验教训总结报告》，监管沙箱测试取得了预期的成果。截至2017年末，监管沙箱已经完成了两轮测试，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三、监管沙箱对我国外汇业务监管的启示

随着全球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加入到对监管沙箱的研究和探索之中，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监管沙箱在我国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未开展实践。（一）提升监管理念。FCA关于监管沙箱的实践探索是金融监管科技的重要尝试和监管模式的重大进步，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监管沙箱模式提高了金融监管的前瞻性、实时性和互动性：将事后监管转变为全程监管；将静态监管调整为实时跟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动态监管；将单方向监管调整为与被监管对象沟通协调的互动性监管。（二）创新监管方法。利用监管沙箱对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在模拟真实的环境中进行测试是金融监管方法的重要创新，此方法不仅有利于监管部门有效控制风险，而且有利于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实时调整、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2018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市场监管”两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借鉴监管沙箱的模式，外汇管理部门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创新监管工具与监管方法，从宏观层面监测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数据，从微观层面追踪可疑线索。例如，在监管中使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数据存储及查询能力，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唯一性和共享性；使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数据的分析能力和风险预警能力，全面掌握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并提示潜在风险。（三）探索建立外汇业务监管沙箱试点。目前，英国监管沙箱的监管模式主要应用于金融科技创新领域，但是基于监管沙箱的特点，可以尝试探索建立外汇业务监管沙箱试点。国家层面可以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监管沙箱的原则和框架，由各地方外汇局组织实施、全程监管及后期评价，具体探索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探索试点业务在全国范围推行前进行沙箱测试。例如，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试点业务，在正式推行前选取一定数量的支付机构参加沙箱测试，一方面监管部门可以了解制定的业务政策是否既有利于支付机构开展业务又能够有效防控风险，从而及时修订监管制度；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可以了解支付机构内控管理、产品服务等方面设计是否完善和合规，督促其及时调整，依法合规经营。二是探索外汇法规出台前进行沙箱测试。例如，在外汇法规出台前，在沙箱内测试被监管对象对此法规的反应，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修订和完善制度。（四）探索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目前，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尝试使用监管沙箱模式，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为我国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沙箱提供了宝贵经验。我国可以与监管沙箱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机制，促成技术支持、数据共享等。例如，可以尝试使用香港的沙箱测试内地的项目，收集数据进行样本研究，待内地发展到一定水平，可以更大程度合作，两地测试，两地推广，互相借鉴经验，建立监管合作。

参考文献：

［1］伦贝，柴瑞娟.英国和新加坡的沙箱监管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启示［J］.海南金融，2017，（10）：42-48.

［2］杨宇焰，谭明鹏.英国监管沙箱对我国完善金融创新监管的启示及应用研究［J］.西南金融，2017，（7）：9-15.

［3］徐文德，殷文哲.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监管沙箱”主要内容及对互联网金融的启示［J］.海南金融，2016，（11）：54-59.

［4］殷航，吴烨.英国“监管沙箱”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及启示［J］.金融纵横，2016，（11）：24-27.

［5］叶文辉.英国“监管沙箱”及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金融理论探索，2017，（1）：31-35.

［6］张雯.英国监管沙箱实施1年进展［J］.理财顾问，2018，（1）：30-32.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体系；风险防控；监管职权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信息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对推动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生态革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是“互联网+金融”深层次发展模式，其定义为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金融科技并不能规避传统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增加传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在监管体制下合法合规运行，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金融科技下传统金融风险的新特征以及金融科技的监管难点，从而通过法律手段构建一种更为高效有序的监管新生态。

一、金融科技风险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一）金融科技风险。金融科技在对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造成颠覆性的革命的同时，其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不可避免也存在着诸如违约风险、违法违规风险、操作失误风险等安全风险。1.违约风险。在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中，信用风险是最为常规的金融安全风险，其本质上是一种违约风险，是交易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可能存在的违约行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金融科技依托的主要还是传统的金融市场，因此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传统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无一例外地会导向金融科技市场，并且基于金融科技市场的技术优势，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波动会以更快的速度传导至金融科技市场，然而与传统金融市场不同的是，金融科技市场具有的交易双方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经验十分有限、信用评估缺乏计量标准等特征，导致金融科技市场的潜在的信用风险高于传统金融市场。2.违法违规风险。金融科技背景下，从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来说，不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诸如“支付宝、微信”等这类互联网金融企业，其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都发生了全方面的变革。一个金融产品或者服务可能同时涉及多个金融领域，这意味着可能同时受到数个甚至数十个法律规范的制约。当前我国金融法律规范已经十分繁杂，从私人信息安全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其本质都还是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深层次发展，并且信息数据存量巨大，因此互联网存在的不法分子窃取或者利用泄露的个人信息从事违法犯罪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从刑事法律方面来说，金融科技应用使得相关企业营业场所虚拟化、营业时间自由化、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神秘化，跨境、跨区域犯罪活动更加频繁，加大公安机关对金融犯罪的稽查难度。3.操作失误风险。首先，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是超前的，多数的投资者不具有专门知识评估金融科技应用下的风险评估能力，轻信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宣传或者劝说而进行投资，进行与其风险负担能力不相符合的操作；其次，金融科技应用企业自身也会存在潜在的操作风险，一方面，金融科技应用涉及领域广泛；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风险预测难度大，企业自身的规章制度、风险应对机制、内部组织机构等方面可能不足以应对风险。（二）金融科技法律监管的必要性。1.警惕金融科技系统性风险。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风险，亦即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一个金融机构（一般是业务范围广、内部风险防控能力不足或者难以监管的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引起金融市场恐慌，如蝴蝶效应式地冲击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金融科技依托技术创新，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业态。新的金融业态下，金融机构具备四个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①其一，与传统金融机构关系密切。以支付宝这类电子钱包为例，其以高于一般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吸引公众将存款存入余额宝作为货币市场基金，再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取得收益，其事实上成为金融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二，这类电子钱包的规模也不容小觑，根据根据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2018年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天弘余额宝规模为1.13万亿元，共为投资者赚取收益509亿元，平均每天赚1.39亿元，持有人户数为5.88亿户。②其三，单个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这类电子钱包背后往往只存在一个大型母公司支持（里巴巴、腾讯），一旦母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可能会引起相关金融机构或者投资者的恐慌，即便母公司实力强劲，但基于企业营利性，其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多的倾向于保护自身利益，置投资者利益于不顾。其四，信息不对称，绝大多数金融科技机构的信息不透明，其并不需要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监管者和投资者并不能准确获取信息。在当前金融科技企业尚未被列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范围的情况下，存在着威胁整个金融市场安全的可能性。2.减少金融科技市场大规模的消费者不理智行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的专业性与复杂性程度更高，虽然产品或者业务的提供者多是依据大数据系统对用户日常投资习惯向其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但其多不会对用户信用或者资产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客户可能误判己身的实际投资能力。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投资者不理智行为将会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3.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是金融科技应用的根本出路。金融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金融科技应用是推动金融业态革新的重要动力，但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引发一系列的金融风险和问题，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科技应用和发展的体制机制，是确保金融科技良性应用的根本出路。以美国为例，在全球众筹融资份额中美国占据主要部分，是世界上众筹之典范，降低了融资门槛，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学生以及中低收入人群塑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这得益于美国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监管，一是立法上明确现存的金融行为规制法律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并通过JOBS法案和SEC众筹细则做出专门的规定；二是执法上明确多部门分工联合监管，建立部门沟通与协调机制。③而在金融科技背景下，我国金融科技产业潜力十足，根据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高峰论坛上的《中国金融科技行业报告》显示，中国金融科技市场规模300亿元，只有美国的13%，中国金融科技市场还有4倍成长空间。因此，抓住新一轮的金融发展机遇，提高我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实现金融业的弯道超车，建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二、金融科技监管的难点

金融科技的应用与创新不仅存在非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有潜在的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金融监管对防范金融科技风险至关重要，但基于金融科技的特殊性，也使得对其监管存在诸多难点。（一）金融监管规则的滞后性。信息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科技创新更加地频繁、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更加地迅速，因此依托信息技术的金融科技是面向未来的，金融科技创新也是爆炸式增长的。与此矛盾的是，金融监管规则是为了应对已经存在的金融风险而制定的，是对已经存在的金融问题和乱象的被动反应，同时金融监管规制的制定需要经历一个繁杂的立法过程，使得金融监管规则的相关立法显得被动，具体表现在当立法者忙于应对当前新出现的金融业务或者某类金融产品时，金融创新仍在不断进行，导致监管规则通过一系列的立法程序得以通过时，其已经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金融形势。（二）监管机构职权难以划分。一方面，传统的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科技企业游离于传统监管体系之外，它们所实施的金融行为有赖于监管机构的主动发现，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机制，对于那些缺乏监管规则的、跨界的金融行为、在当前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各监管机构职权划分不明显。另一方面，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是监管行为和对象的可识别性④，金融科技不断创新将会使得金融市场呈现出更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特征，并且金融科技企业也将“跨界”经营，其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更具复杂性，使得传统监管机构难以确定监管行为和对象，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也难以界定其在现行监管体系下的监管职权。（三）传统监管手段的局限性。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公告监管，是指金融机构只需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时间向监管机构提供经营与业务信息；其二，规范监管，是国家对于金融业的相关事项、金融企业的违法处罚等制定规则进行规制；其三，实体监管，包括金融业设立时、经营期间、清算或者破产时的监管。上述三种监管方式，从监管信息的获取源头来说，主要依靠金融企业提交的各类财务会计报表记载的信息以及企业设立登记和破产清算注销登记时获得的信息计算金融企业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负债比率等监管要素，在金融科技大规模应用的情况下，科技使得金融市场交易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要求监管手段应当更具有及时性、全面性。然而通获取的监管信息是过时的、静态的，无法对金融科技市场进行实时有效的动态监督；从信息获取的手段来说，主要是被动的，监管机构很少会主动抽查某一金融企业的风险信息，只有当某一企业出现危机或者金融市场出现风险预警时，监管机构才对有关金融机构进行调查；另外，即便是金融监管机构对部分重要的金融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其获得的信息往往也是过去的。由此可见，传统的金融监管方法难以迅速有效的获取监管信息、在金融科技背景下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三、完善金融科技风险法律监管的思路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科技;银行效率;影响机制

一、金融科技生态圈与商业银行

(一)金融科技发展历史。根据金融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Fintech)是指由技术驱动对金融市场及金融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业务模式、新产品服务、新业务流程等。科技赋能金融已有很长历史，业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金融科技1.0即业务电子化阶段，金融机构通过建设内部IT系统，将原来手工操作平移到系统上，提升业务处理速度。这一时期，IT系统作为辅助工具只是算盘和笔的简单替代。金融科技2.0即互联网金融阶段，IT系统从操作环节向业务流程渗透，从内部管理向对客服务覆盖。此时的信息系统成为金融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依赖条件，“互联网思维”逐渐融入业务模式。专业技术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推动了移动支付、P2P等各类产品的发展。金融科技3.0即当前发展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推动力，催生着更多的场景创新和更“智慧”的金融服务。(二)金融科技生态圈。金融科技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态圈。《金融时报》将金融科技生态圈划分为三种角色，分别是提供金融产品的市场主体、金融科技孵化与投资机构和金融科技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各国路径不同。美国利用其成熟的穿透式监管体系，及时将新产品、新服务纳入监管。英国2013年创建金融行为管理局，并启动了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在这个“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下进行创新测试。中国监管部门也已启动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工作。风投融资是金融科技的催化剂，也是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反映。在北美、欧洲与亚洲，金融科技投融资规模自2014年以来迅速增长。毕马威的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在2018年的融资规模为1118亿美元，比前一年激增近120%。2019年规模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金融科技市场主体有三类企业，一是新兴互联网金融公司，它们在创建时就致力于利用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并以“长尾”客户作为自己的服务目标。如P2P、众筹等。二是科技公司，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或客户优势，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如阿里、腾讯、京东等。三是持牌金融机构，即传统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它们通过新兴技术应用，为客户提供创新金融服务。现阶段金融科技兴起于前两类公司，但由于技术有强烈的外溢性，传统的金融机构因其实力雄厚，正在成为金融科技的生力军。相应地，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商业银行从受到挑战转向了受益。

二、科技提升效率的理论框架

(一)宏观理论分析。在罗默与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科技不是随机的外生因素，而如同资本、劳动一样，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认为，科技具有外溢效应，并由此导致了正外部性。这一特点使得科技与物质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不同，在连续时间模型上，它具有递增的生产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科技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知识和技术主要通过改进不同的生产要素来降低资源消耗和配置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改进劳动者，通过教育提升专业技能，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改进劳动工具，发明更先进的工具投入到生产;改进劳动对象，提高劳动对象的品质，扩大人类活动范围，使人类更容易产出强大的生产力。(二)微观理论分析。银行不同于一般商品制造企业，它的“产品”是无形的服务。如何计量银行的生产效率，业界主要有两种方法:生产法和中介法。生产法认为，银行是生产存贷款账户的公司，以不同类型及数量的凭证作为其效率的计量。中介法则将银行看作是投资人和融资人之间的资金融通中介，在金融资源配置达到均衡时，以金额的大小作为其效率计量。当融资人(资金需求方)边际替代率与投资人(资金供给方)边际替代率相等时，金融资源配置达到了均衡。金融资源的配置均衡点由需求方无差异曲线和供给方无差异曲线共同决定，也即银行当下的效率值。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场景化的产品创新速度加快，交易决策过程更加智能化，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这使得供给方无差异曲线向外侧移动，拓展了金融资源的可分配界限。新的曲线将在更高点实现配置均衡。

三、金融科技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机制

下面将从客户、开放生态、监管和内部管理四个不同视角，来探讨金融科技提升商业银行生产效率的具体机制。(一)创新对客服务。现代银行在传统存款、贷款和支付基础上，衍生出许多其他产品和服务，如缴费、理财、信用卡分期、消费信贷等。金融科技的发展，拓展了银行服务客户的渠道，也加速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在拓展渠道方面，金融科技使银行服务从线下向线上迁移，线上又向移动端聚集。以农业银行线上个人用户为例，自2015年至2019年用户数保持快速增长，尤其是掌银用户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四大行的年报显示，线上交易占比均已超过95%。在2020年初抗击肺炎疫情期间，物理网点暂停营业，但线上捐款、转账、消费等日常金融活动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在服务创新方面，以支付为例，通过第三方支付或银行掌银APP，可完成无卡快捷支付，满足线上线下购物、缴费、转账等需求。扫码、跨行、免密、刷脸(指纹)，使用户体验极为便利。金融科技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大大丰富了商业银行的产品供给。大数据技术使得银行能够运用全量的而不是抽样的、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实时的而不是历史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客户需求进行精准定位，对客户风险进行精确度量。有了数据、模型和算力，商业银行就可利用人工智能，为客户提供基于特定场景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私人定制”。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是增加了银行账户数。由于线上服务不受空间限制，且新增客户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偏远地区或低频需求的客户因此能够享受到银行服务。二是交易成本下降，包括网点人员工资、场地费用及客户“皮鞋成本”在内的各种交易费用都显著降低。(二)构建开放生态。科技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等，他们在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存在融入银行服务的需要。以财务软件公司为例，客户在使用其ERP软件时，希望在同一个交互界面里完成企业管理和银行账户操作。而这些账户操作具有通用性，因此，可以在ERP软件里预先接入银行的接口，用户安装ERP后即可直接使用。这种将服务和数据通过接口对外提供的模式即“开放银行”。Gatarner将开放银行定义成一种与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的平台化商业模式。技术上有两种实现，一是“聚合”，在银行应用中融入第三方的服务;二是“分发”，在第三方应用中融入银行功能。开放银行大多特指后者，即第三方通过银行的API、SDK或H5与银行连接。API是远程服务器接口，SDK是客户端本地接口，H5则直接是银行提供的界面。用户可在第三方应用环境中访问银行的服务，如开立银行账户、查询或者转账等。2010年前后，开放银行在美国流行。近些年国内商业银行也在加快开放银行建设。农业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该行完成网关接入、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300余项服务的输出。并对接国家政务、公共事业缴费、智慧校园等，通过开放银行加强交通出行、商圈、社区物业等场景建设。开放银行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增强银行的获客、活客能力。银行服务无缝嵌入到各种场景中，使得银行服务无处不在。银行变得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用户，有利于获客，尤其是长尾客户。银行与客户的隐性触点增加，提升了客户黏性，有利于活客，缓解金融脱媒。二是实现数据多方共享，有利于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在客户日常经营活动中充分利用银行数据，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反过来，场景服务也积累了用户更多的、对银行有用的数据。三是促使银行从注重资产向注重交易转变。开放银行能以更轻的资产、更少的资本消耗获得更多收入，提高经营效率。此外，金融科技加剧了银行间竞争，传统优劣势在金融科技时代不再那么突出，起点被拉平。银行被迫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向以客户为中心、精细化管理转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银行效率的提升。(三)降低合规成本。银行受到监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由于数量众多且分散，在银行面前非常弱势，而且因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存款人难以形成一致的行动，无法单纯靠市场力量对银行形成监督。其次，银行倒闭具有严重的外部影响，一旦出现挤兑，将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因此，银行监管存在理论上的必要性。但对银行来说，接受监管要付出成本，即合规成本，其中包括如报送数据等执行层面的成本。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监管领域，形成了监管科技(RegTech)。RegTech又分为SupTech和CompTech，SupTech也称监管科技，是对监管主体而言的;CompTech即合规科技，是对金融机构而言的，如商业银行。合规科技的目标，就是利用技术手段，降低合规成本。在KYC(Know－Your－Customer)方面，以往要靠身份证件加人工方式进行客户身份识别，速度慢，且只能面对面进行。有了人脸、声纹及指纹等生物识别技术，加上OCR、大数据分析，就可以远程、快速、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在数据报送方面，随着监管要求日渐提高，银行报送监管的数据类别、频率和准确性要求都在增加。为满足要求，银行要在数据存储、治理等诸多方面运用新技术，以提升数据分析和报送能力。基于X86平台，采用Hadoop及分布式数据库，可为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分析挖掘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在报表系统中嵌入自然语言处理，增强系统交互的智能化水平，并能够灵活根据用户“指令”采集指标加工不同报表，快速响应监管规则的变化。在交易监测方面，反欺诈、反洗钱都在向实时化、智能化发展。一是大数据提升了模型的准确性。二是流计算技术增强了监测时效性，满足实时分析需求。三是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够不断优化模型和积累知识，最大限度提升模型召回率，尽可能发现潜在的犯罪行为。在风险监测模型中，不仅包含交易数据，还可融入客户社交知识图谱，帮助判别交易的合理性。图计算技术能在指数级复杂度的社交网络中，快速搜索关联信息，满足实时监测的需要。(四)提升管理效率。商业银行通常分支机构多、人员分布广，管理效率对日常经营影响很大。企业管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获取市场、客户以及竞争对手信息，才能做出正确决策。在执行环节，只有及时全面理解政策内容，才能确保管理层的意图执行到位。在市场瞬息万变的时代，内部管理要高效，提高收集效率、缩短传递环节，以赢得市场先机。移动互联技术帮助管理层将触角直接延伸到一线员工，如通过视频会议董事长可以直接面向柜员传递信息，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即时通讯技术可在PC、手机和Pad上实现点对点或多对多通信，传输文本、语音、视频和文件。大数据技术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辅助，首先是数据更加完整，不同来源、不同时期、不同维度的数据，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其次，在建立模型和模型预测过程中，与抽样数据相比，全量数据使结果更准确。OCR技术能够自动提取发票等凭证中的信息，减少日常办公人工录入工作。RPA技术让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重复度高的工作，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此外，依托移动办公、无纸化会议等工具，还能节省办公费用和时间。

四、措施建议

在金融科技生态圈中，商业银行仍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商业银行只有更好地发展金融科技，才能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对商业银行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在企业战略上，要明确科技的定位。招商银行将自己明确为“金融科技银行”，对标金融科技企业，加快向“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迈进。但仍然有一些行动迟缓的商业银行，并未在企业战略层明确金融科技发展目标，因而认识上难以统一、行动上难以协调，最终就不能形成科技赋能的合力。不少银行的管理者还停留在传统观念里，认为科技对业务发展只是基础支撑作用，并不能真正理解科技赋能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组织架构上，要打破业务部门之间以及业务与科技部门之间的藩篱。如果业务部门之间缺少协同，系统建设最终就难逃部门银行的宿命。而业技融合度不高则难以形成金融科技的合力。以敏捷研发为例，有人认为“敏捷”只针对科技，只要科技采用了“敏捷”方法，自然就能加快创新。实际上，敏捷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靠业、技改变协作方式，实现彼此融合。在金融科技时代，科技部门不应是为业务部门服务，而是与业务部门一起直接为业务发展服务，这是一个巨大转变。科技人员应该前移，而业务人员则需要ThinTech(ThinkInTechnology)，立足技术思考业务流程和客户需求。在科技创新发展路径上，要外部引进与自我发展相结合，最终实现独立自主。通过购买等方式，从外部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实践，可以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加快启动和发展的速度。但如不能最终转化为自己的技术能力，就难以形成持久的发展和创新动力。在历史上，商业银行并没有掌握科技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技术创新只是“二传手”，科技赋能总是“慢半拍”。在金融科技时代，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应着眼长远，在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赋能业务、对外输出等全链条布局，形成自主的科技能力。在内部管理上，要为技术创新建立容错环境。应该认识到，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错，在可接受的成本下沿着理论上正确的方向进行尝试。可惜的是，很多商业银行并没有容错的土壤，他们一方面口头上提倡创新，同时又要求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各种追责机制和惩罚措施，迫使科技人员选择成熟的技术和稳妥的方案，创新缺乏内在动力。商业银行迫切需要从文化、制度上容忍创新试错。

综上所述，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发展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通过拓展服务渠道和创新金融产品，建立开放银行生态体系，为客户提供不限时空的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有效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范围，增加了账户数，提升了交易金额。从用户角度，体验改善，黏性增加，缓解了金融脱媒。从监管合规角度，科技手段的运用降低了数据报送的成本，提升了KYC的准确性和效率，反欺诈、反洗钱等交易检测也更加实时、智能和准确。在内部管理领域，新兴科技的应用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节省了人工成本，加快了流程审批等内部管理活动效率。

参考文献:

［1］赖茹.金融科技与银行发展探究［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7):206－207．

［2］张婷.金融科技赋能视野下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面临的形势、挑战及对策分析［J］．北方金融，2018(5):38－42．

［3］张晨阳，孙柏峰，胡大伟.金融科技发展及监管的国际经验借鉴［J］．北方金融，2019(10):61－66.

［4］王双，陈柳钦.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和最新发展［J］．理论经济研究，2012(4):20－24．

［5］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8):4－15．

［6］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开放银行全球发展报告［R］．2020．

［7］类承曜.银行监管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管理世界，2007(6):137－151．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科技;银行效率;影响机制

一、金融科技生态圈与商业银行

(一)金融科技发展历史。根据金融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Fintech)是指由技术驱动对金融市场及金融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业务模式、新产品服务、新业务流程等。科技赋能金融已有很长历史，业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金融科技1.0即业务电子化阶段，金融机构通过建设内部IT系统，将原来手工操作平移到系统上，提升业务处理速度。这一时期，IT系统作为辅助工具只是算盘和笔的简单替代。金融科技2.0即互联网金融阶段，IT系统从操作环节向业务流程渗透，从内部管理向对客服务覆盖。此时的信息系统成为金融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依赖条件，“互联网思维”逐渐融入业务模式。专业技术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推动了移动支付、P2P等各类产品的发展。金融科技3.0即当前发展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推动力，催生着更多的场景创新和更“智慧”的金融服务。(二)金融科技生态圈。金融科技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态圈。《金融时报》将金融科技生态圈划分为三种角色，分别是提供金融产品的市场主体、金融科技孵化与投资机构和金融科技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各国路径不同。美国利用其成熟的穿透式监管体系，及时将新产品、新服务纳入监管。英国2013年创建金融行为管理局，并启动了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在这个“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下进行创新测试。中国监管部门也已启动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工作。风投融资是金融科技的催化剂，也是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反映。在北美、欧洲与亚洲，金融科技投融资规模自2014年以来迅速增长。毕马威的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在2018年的融资规模为1118亿美元，比前一年激增近120%。2019年规模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金融科技市场主体有三类企业，一是新兴互联网金融公司，它们在创建时就致力于利用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并以“长尾”客户作为自己的服务目标。如P2P、众筹等。二是科技公司，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或客户优势，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如阿里、腾讯、京东等。三是持牌金融机构，即传统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它们通过新兴技术应用，为客户提供创新金融服务。现阶段金融科技兴起于前两类公司，但由于技术有强烈的外溢性，传统的金融机构因其实力雄厚，正在成为金融科技的生力军。相应地，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商业银行从受到挑战转向了受益。

二、科技提升效率的理论框架

(一)宏观理论分析。在罗默与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科技不是随机的外生因素，而如同资本、劳动一样，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认为，科技具有外溢效应，并由此导致了正外部性。这一特点使得科技与物质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不同，在连续时间模型上，它具有递增的生产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科技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知识和技术主要通过改进不同的生产要素来降低资源消耗和配置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改进劳动者，通过教育提升专业技能，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改进劳动工具，发明更先进的工具投入到生产;改进劳动对象，提高劳动对象的品质，扩大人类活动范围，使人类更容易产出强大的生产力。(二)微观理论分析。银行不同于一般商品制造企业，它的“产品”是无形的服务。如何计量银行的生产效率，业界主要有两种方法:生产法和中介法。生产法认为，银行是生产存贷款账户的公司，以不同类型及数量的凭证作为其效率的计量。中介法则将银行看作是投资人和融资人之间的资金融通中介，在金融资源配置达到均衡时，以金额的大小作为其效率计量。当融资人(资金需求方)边际替代率与投资人(资金供给方)边际替代率相等时，金融资源配置达到了均衡。金融资源的配置均衡点由需求方无差异曲线和供给方无差异曲线共同决定，也即银行当下的效率值。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场景化的产品创新速度加快，交易决策过程更加智能化，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这使得供给方无差异曲线向外侧移动，拓展了金融资源的可分配界限。新的曲线将在更高点实现配置均衡。

三、金融科技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机制

下面将从客户、开放生态、监管和内部管理四个不同视角，来探讨金融科技提升商业银行生产效率的具体机制。(一)创新对客服务。现代银行在传统存款、贷款和支付基础上，衍生出许多其他产品和服务，如缴费、理财、信用卡分期、消费信贷等。金融科技的发展，拓展了银行服务客户的渠道，也加速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在拓展渠道方面，金融科技使银行服务从线下向线上迁移，线上又向移动端聚集。以农业银行线上个人用户为例，自2015年至2019年用户数保持快速增长，尤其是掌银用户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四大行的年报显示，线上交易占比均已超过95%。在2020年初抗击肺炎疫情期间，物理网点暂停营业，但线上捐款、转账、消费等日常金融活动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在服务创新方面，以支付为例，通过第三方支付或银行掌银APP，可完成无卡快捷支付，满足线上线下购物、缴费、转账等需求。扫码、跨行、免密、刷脸(指纹)，使用户体验极为便利。金融科技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大大丰富了商业银行的产品供给。大数据技术使得银行能够运用全量的而不是抽样的、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实时的而不是历史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客户需求进行精准定位，对客户风险进行精确度量。有了数据、模型和算力，商业银行就可利用人工智能，为客户提供基于特定场景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私人定制”。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是增加了银行账户数。由于线上服务不受空间限制，且新增客户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偏远地区或低频需求的客户因此能够享受到银行服务。二是交易成本下降，包括网点人员工资、场地费用及客户“皮鞋成本”在内的各种交易费用都显著降低。(二)构建开放生态。科技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等，他们在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存在融入银行服务的需要。以财务软件公司为例，客户在使用其ERP软件时，希望在同一个交互界面里完成企业管理和银行账户操作。而这些账户操作具有通用性，因此，可以在ERP软件里预先接入银行的接口，用户安装ERP后即可直接使用。这种将服务和数据通过接口对外提供的模式即“开放银行”。Gatarner将开放银行定义成一种与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的平台化商业模式。技术上有两种实现，一是“聚合”，在银行应用中融入第三方的服务;二是“分发”，在第三方应用中融入银行功能。开放银行大多特指后者，即第三方通过银行的API、SDK或H5与银行连接。API是远程服务器接口，SDK是客户端本地接口，H5则直接是银行提供的界面。用户可在第三方应用环境中访问银行的服务，如开立银行账户、查询或者转账等。2010年前后，开放银行在美国流行。近些年国内商业银行也在加快开放银行建设。农业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该行完成网关接入、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300余项服务的输出。并对接国家政务、公共事业缴费、智慧校园等，通过开放银行加强交通出行、商圈、社区物业等场景建设。开放银行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增强银行的获客、活客能力。银行服务无缝嵌入到各种场景中，使得银行服务无处不在。银行变得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用户，有利于获客，尤其是长尾客户。银行与客户的隐性触点增加，提升了客户黏性，有利于活客，缓解金融脱媒。二是实现数据多方共享，有利于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在客户日常经营活动中充分利用银行数据，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反过来，场景服务也积累了用户更多的、对银行有用的数据。三是促使银行从注重资产向注重交易转变。开放银行能以更轻的资产、更少的资本消耗获得更多收入，提高经营效率。此外，金融科技加剧了银行间竞争，传统优劣势在金融科技时代不再那么突出，起点被拉平。银行被迫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向以客户为中心、精细化管理转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银行效率的提升。(三)降低合规成本。银行受到监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由于数量众多且分散，在银行面前非常弱势，而且因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存款人难以形成一致的行动，无法单纯靠市场力量对银行形成监督。其次，银行倒闭具有严重的外部影响，一旦出现挤兑，将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因此，银行监管存在理论上的必要性。但对银行来说，接受监管要付出成本，即合规成本，其中包括如报送数据等执行层面的成本。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监管领域，形成了监管科技(RegTech)。RegTech又分为SupTech和CompTech，SupTech也称监管科技，是对监管主体而言的;CompTech即合规科技，是对金融机构而言的，如商业银行。合规科技的目标，就是利用技术手段，降低合规成本。在KYC(Know－Your－Customer)方面，以往要靠身份证件加人工方式进行客户身份识别，速度慢，且只能面对面进行。有了人脸、声纹及指纹等生物识别技术，加上OCR、大数据分析，就可以远程、快速、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在数据报送方面，随着监管要求日渐提高，银行报送监管的数据类别、频率和准确性要求都在增加。为满足要求，银行要在数据存储、治理等诸多方面运用新技术，以提升数据分析和报送能力。基于X86平台，采用Hadoop及分布式数据库，可为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分析挖掘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在报表系统中嵌入自然语言处理，增强系统交互的智能化水平，并能够灵活根据用户“指令”采集指标加工不同报表，快速响应监管规则的变化。在交易监测方面，反欺诈、反洗钱都在向实时化、智能化发展。一是大数据提升了模型的准确性。二是流计算技术增强了监测时效性，满足实时分析需求。三是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够不断优化模型和积累知识，最大限度提升模型召回率，尽可能发现潜在的犯罪行为。在风险监测模型中，不仅包含交易数据，还可融入客户社交知识图谱，帮助判别交易的合理性。图计算技术能在指数级复杂度的社交网络中，快速搜索关联信息，满足实时监测的需要。(四)提升管理效率。商业银行通常分支机构多、人员分布广，管理效率对日常经营影响很大。企业管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获取市场、客户以及竞争对手信息，才能做出正确决策。在执行环节，只有及时全面理解政策内容，才能确保管理层的意图执行到位。在市场瞬息万变的时代，内部管理要高效，提高收集效率、缩短传递环节，以赢得市场先机。移动互联技术帮助管理层将触角直接延伸到一线员工，如通过视频会议董事长可以直接面向柜员传递信息，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即时通讯技术可在PC、手机和Pad上实现点对点或多对多通信，传输文本、语音、视频和文件。大数据技术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辅助，首先是数据更加完整，不同来源、不同时期、不同维度的数据，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其次，在建立模型和模型预测过程中，与抽样数据相比，全量数据使结果更准确。OCR技术能够自动提取发票等凭证中的信息，减少日常办公人工录入工作。RPA技术让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重复度高的工作，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此外，依托移动办公、无纸化会议等工具，还能节省办公费用和时间。

四、措施建议

在金融科技生态圈中，商业银行仍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商业银行只有更好地发展金融科技，才能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对商业银行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在企业战略上，要明确科技的定位。招商银行将自己明确为“金融科技银行”，对标金融科技企业，加快向“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迈进。但仍然有一些行动迟缓的商业银行，并未在企业战略层明确金融科技发展目标，因而认识上难以统一、行动上难以协调，最终就不能形成科技赋能的合力。不少银行的管理者还停留在传统观念里，认为科技对业务发展只是基础支撑作用，并不能真正理解科技赋能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组织架构上，要打破业务部门之间以及业务与科技部门之间的藩篱。如果业务部门之间缺少协同，系统建设最终就难逃部门银行的宿命。而业技融合度不高则难以形成金融科技的合力。以敏捷研发为例，有人认为“敏捷”只针对科技，只要科技采用了“敏捷”方法，自然就能加快创新。实际上，敏捷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靠业、技改变协作方式，实现彼此融合。在金融科技时代，科技部门不应是为业务部门服务，而是与业务部门一起直接为业务发展服务，这是一个巨大转变。科技人员应该前移，而业务人员则需要ThinTech(ThinkInTechnology)，立足技术思考业务流程和客户需求。在科技创新发展路径上，要外部引进与自我发展相结合，最终实现独立自主。通过购买等方式，从外部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实践，可以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加快启动和发展的速度。但如不能最终转化为自己的技术能力，就难以形成持久的发展和创新动力。在历史上，商业银行并没有掌握科技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技术创新只是“二传手”，科技赋能总是“慢半拍”。在金融科技时代，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应着眼长远，在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赋能业务、对外输出等全链条布局，形成自主的科技能力。在内部管理上，要为技术创新建立容错环境。应该认识到，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错，在可接受的成本下沿着理论上正确的方向进行尝试。可惜的是，很多商业银行并没有容错的土壤，他们一方面口头上提倡创新，同时又要求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各种追责机制和惩罚措施，迫使科技人员选择成熟的技术和稳妥的方案，创新缺乏内在动力。商业银行迫切需要从文化、制度上容忍创新试错。综上所述，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发展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通过拓展服务渠道和创新金融产品，建立开放银行生态体系，为客户提供不限时空的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有效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范围，增加了账户数，提升了交易金额。从用户角度，体验改善，黏性增加，缓解了金融脱媒。从监管合规角度，科技手段的运用降低了数据报送的成本，提升了KYC的准确性和效率，反欺诈、反洗钱等交易检测也更加实时、智能和准确。在内部管理领域，新兴科技的应用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节省了人工成本，加快了流程审批等内部管理活动效率。

参考文献:

［1］赖茹.金融科技与银行发展探究［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7):206－207．

［2］张婷.金融科技赋能视野下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面临的形势、挑战及对策分析［J］．北方金融，2018(5):38－42．

［3］张晨阳，孙柏峰，胡大伟.金融科技发展及监管的国际经验借鉴［J］．北方金融，2019(10):61－66.

［4］王双，陈柳钦.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和最新发展［J］．理论经济研究，2012(4):20－24．

［5］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8):4－15．

［6］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开放银行全球发展报告［R］．2020．

［7］类承曜.银行监管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管理世界，2007(6):137－151．

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9

关键词：郑州市；科技金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近年来，郑州市跟随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步伐，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状况较好，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取得诸多创新成果数量，但与科技金融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政策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科技金融人才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支持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制约了企业的创新发展。通过分析郑州市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发现科技金融在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而提出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这对于缓解郑州市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困难，促进其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1.科技金融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通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发展的初创期，内源性融资不足，且因需要大量科研投入，资金需求较大，急需金融机构等外源性资金的支持，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担心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太大，而削减给予其信贷资金的额度，甚至会出现拒贷的现象。科技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创新研发活动也难以开展，这一现实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能够从多个方面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通资金，来缓解其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包括从政府、资本市场、金融机构等多个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其中，政府主要是通过政策性扶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社会资金在政府行为的引导下，也会出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倾斜的现象；资本市场作为新的融资渠道，能够及时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支持，强化科技金融效率，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等市场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上市科技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融通资金，有效支持了其研发创新活动；金融机构通过和科技的融合，优化了信贷审核机制，为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融通资金。2.科技金融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优化信用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发展将企业的资本构成、经营情况、市场前景等信息纳入其信用构成，形成较为健全的信用体系，优化其信用环境，企业在良好信用环境中更容易获得外部的融通资金。政府会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协助下，甄选出更具有发展前景的研发创新活动，并进行资金扶持；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披露的财务报表等各类信息，衡量出发展前景好的投资对象；金融机构在开展信贷业务时同样会利用科技对中小型科技企业进行信用评估，形成合理的信贷额度。3.科技金融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监管服务良好的监管服务能够有效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政府通过科技部门监督扶持企业筹措资金的使用途径、研发活动的进度以及研发成果的质量，确保企业的创新发展。资本市场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董事会决议以及股价行情来实现对企业管理者的约束。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利用科技等手段持续关注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资金的使用情况，形成信贷资金的风险等级。

二、郑州市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1.科技金融政策的扶持自郑州市成为第二批部级科技金融试点城市以来，河南省政府、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以及郑州市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成立了郑州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规划郑州市科技和金融资源，科技金融发展的方针和路线进一步明确，科技金融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从2016年的21.7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0.8亿元，郑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得到有效缓解。其中，2019年郑州市研发经费约占河南省研发经费的三成，由此可见郑州市非常重视科技和金融的融合发展。郑州市在借鉴第一批部级科技金融试点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探寻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如设立科技基金、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准备金、担保资金等形式支持科技金融发展。2017年，郑州市投入科技金融专项资金4.3亿元，其中设立科技基金、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及担保资金4亿元，资助资金3000万元。此外，郑州市还规划设立了9支总规模为1211.50亿元的投资基金，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市场化运作的多层次、全方位科技投融资体系。2.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搭建为推动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发展，郑州市近年来不断推进科技金融平台的搭建，助力科技型企业研发创新。2016年，郑州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按照计划，郑州市将实施众创空间倍增、创客育引等工程，大力发展包括互联网创业平台、科技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创新创业综合体在内的梯级创新创业载体，构建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形成适合各类创新创业需求的生态圈。2018年，郑州市创新创业载体达211家，孵化载体面积突破85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团队）近万家，孵化水平居全国第13位。技术合同交易额82.3亿元，增长136.8%，全省占比54.9%。此外郑州市还建立了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重大项目库（2017-2020年），截至2018年已入库项目3489个，总投资规模44993亿元。3.科技金融产品的开发自入选部级科技金融试点城市以来，郑州市积极探索，不断开发新的科技金融产品，为科技型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郑州市创新推出“共保体”模式，政府印发了《郑州市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共保体实施细则》（郑政办〔2014〕33号），推出了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共保体”业务，它是由银行、保险公司与企业组建，运作模式是小微企业从银行贷款，再由保险公司承保，小微企业无需抵押。“共保体”试运行半年就有1000多家小微企业获益，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面临的“三难一贵”困境。此外，郑州市还为了减轻创业负担，激发创新服务的积极性，实施创新券专项。截至2018年，郑州市已向近千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载体兑现创新券资金4000多万元。郑州市积极实施“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建立“财政资助+基金投资”的模式，实行人才与项目双向扶持，实施聚才计划项目235个，支持项目资金5.8亿元，总规模100亿元的创新创业基金正在推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524人，其中，两院院士、“”、“”、长江学者73人，从“人才+项目”双推进模式为郑州市科技金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4.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优化郑州市财政局与市科技局、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金融机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推动工作。各级各部门在郑州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形成了全市整体推动试点建设的工作服务体系。为进一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郑州市政府印发了《郑州市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方案》（郑政办〔2018〕97号），对参与郑州市科技贷款风险补偿业务的合作金融机构所发生的实际损失给予补偿，实现风险共担，这一举措鼓励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郑州市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金融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更适合的金融服务。截至2020年底，郑州市科学技术局共遴选出二批16家商业银行开展“郑科贷”业务，对符合信贷条件的科技型企业进行帮扶，总金额超过100亿元。此外，包括郑州银行、中国银行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成立科技支行，并与区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三、郑州市科技金融在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科技金融人才储备不足2018年，中国科研城市排行榜前五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与这些科技金融发达地区相比，郑州市在研发人员数量、研发经费投入、专利申请及获批数量等指标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北京市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达到46万余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达到2233.6亿元，均为郑州市的数倍，这些指标数据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一流高校数量较多，从经济和人才储备两个方面为科技金融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郑州市科技金融创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流高校数量较少导致科技金融人才储备不足，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导致研发经费投入较少。2.科技金融体系与企业创新发展不匹配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应该包括金融服务、科技监管、风险控制等多个方面，各个体系应该协同发展，助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发展。近年来，郑州市科技金融发展体系的现状并不乐观，科技和金融改革发展不协调，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多方主体未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形成合力推动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其中，当前郑州市科技金融服务管理平台数量较少，不足以支撑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难以匹配郑州市科技金融发展速度；科技监管体系并不完善，监管科技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相对滞后，对于技术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不敏感，监管能力不足问题较为突出。3.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不足当前，郑州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效的融资渠道不足，传统融资渠道因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大、投入高的特点，郑州市减少了对企业的资金支持，阻碍了其创新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郑州市科技支行数量有限，且处于发展初期，金融产品种类不足，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导致对科研创新的信贷支持不足。资本市场方面，企业在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会选择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但目前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科创板存在准入门槛较高、准入机制不完善、人才缺失、创新产品试点规模小等问题，导致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研发资金。政府方面，扶持资金的数量非常有限，难以支撑企业高额的研发支出。此外，“科技+保险”类产品存在市场定位不准确、法律法规滞后、盈利能力不足等问题。4.缺少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评价方法通过科技金融发展效率作为衡量科技和金融良性结合与互动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能够帮助各部分分析科技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并未形成一套完善的金融科技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通过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合理的定性分析不足，且具有一定的区域适用性，因此应该探索一套适合郑州市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四、科技金融促进郑州市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对策

1.加强科技金融人才储备加强科技金融人才储备是创建创新型郑州的重要途径之一。郑州市虽然高校数量较多，但一流高校数量不足，仅靠本地培养的人才不足以支撑科技金融的创新发展，因此郑州市应该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实验区和示范区，加快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建设，提升对外省市科研人才的吸引力。与此同时，郑州市可以借鉴科技发达地区的人才引进经验，在“智汇郑州”人才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提升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的福利待遇，将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科研经费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此外，郑州市还应将高层次人才的家属进行安置，做好引进人才的后续工作，确保能够留住人才。2.优化科技金融市场环境针对科技和金融改革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多方主体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坚持在郑州市政府的主导下，各主体相互协调，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完善科技金融发展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首先，应该加快科技金融服务管理平台建设与提升郑州市科技金融业务的便利性，确保科技和金融深入融合。其次，进一步强化科技监管，完善监管科技规则，制定标准需要考虑时效性和适配性的平衡。最后，丰富科技金融市场的产品，对科技金融分层次管理，构建创新、多元的科技金融市场体系，能够为郑州市“科技+金融”的发展提供更精准、优质的服务，实现科技金融市场环境的优化。3.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研发创新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向科技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确保其创新发展。郑州市政府需要多方位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一是要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同时还应该制定政策，通过建立政策性科技银行的形式对科技型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并提升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的额度和覆盖范围，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注入科技金融发展。二是同时利用科技手段，搭建互联网科技融资平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提升其融资能力，确保具有较好前景的公司得到研发创新资金的支持。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新型科技金融产品，适配不同类型的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四是选出优质科技型企业，辅导其申请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科创板上市筹措研发资金，增强其金融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其开展科研活动。4.探索合适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评价方法目前科技金融发展的评价方法并不统一，且具有区域适用性的特点，为了更好地监测郑州市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应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探索一套适合郑州市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提升科技金融发展监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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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监管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融风险；防控措施

一、引言

保障金融领域安全是维护国民经济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加强金融领域风险防控是提升我国经济稳定性的重点工作内容。因此，需要全面结合金融科技，提高金融风险防控力度，促使金融领域风险防控规模以及效率等都得到有效提升，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经济隐患，防范金融风险不仅关乎金融领域体制改革，同样也关系到金融服务水平，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基本保障，需要全面借助金融科技，高效防控金融风险。

二、金融风险概述

结合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对金融风险进行分析，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金融机构主体。包括商业银行在内，其作为掌控着大量资金的金融机构，如若出现严重的资产风险问题，则会导致整体金融市场面临较大风险，并且同时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体系造成影响；二是关于地方债务问题因素影响。地方性金融机构逐渐发展壮大，并参与到金融市场活动当中，其中最为普遍的则为民间借款，夹杂部分政府资金，而如若对民间借款不能加以规范制度管理，则会导致整体金融市场出现明显的混乱局面，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制度造成冲击，严重的将会出现借债不还现象，从而导致较大金融风险。

三、金融市场稳定性受金融科技的影响

根据现阶段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的调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公司中包括金融科技信贷可能会对贷款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或是影响到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其中例如中国以及美国等相应出台的金融科技支付服务等。

（一）金融科技公司所受到的影响

基于特定的市场环境中，金融科技所产生的对应服务正式面向各大零售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且尤其是在中国，截止到现在为止，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逐渐面向了全新的客户。其中包括了众筹、跨境支付平台以及P2P借贷等相关客户，例如众多难以依靠自身的信用向银行进行借贷的中小型企业等。处于特定的发展环境背景下，促使这样的主体不得不与现有的大型科技公司之间达成合作模式。基于合作促使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等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拓展客户的机会，并且基于商业模式以及标准的司法管辖作用之下，促使金融科技公司等初创企业相应降低了自身的监管负担。促使在职者不仅能够获得自己发展所需的创新技术以及产品，同时也能够通过率先接触到相应的客户，从而为现有的金融科技公司等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问题，促使其必须面临贷款承销流程的精简，确保以最快速度完成数据的系统化分析。金融科技信贷仍旧无法在整体信贷中占据相对较大的比例，且信贷质量堪忧，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信贷风险。

（二）高科技公司所受到的影响

金融服务市场中同样进入了众多相对较为成熟且技术良好的大型公司，这样的企业将金融服务作为其日常经营产品以及服务中的部分内容。高科技公司在现有的模式下结合企业为其承担支付以及贷款分销商，能够获得相应的客户量，从而做好有序的风险评估工作，满足信贷评估指标需求。其中以我国的百度、腾讯等大型科技企业为例，在金融服务领域中的活跃度相对较高，基于大多数的情况下将会促使这样的企业合作参与创新金融技术企业以及机构等，从而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险以及理财等金融服务。因此相较于一般情况下的金融服务公司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等能够获得更加显著的竞争优势。

四、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金融发展的机遇

金融信息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传统金融服务的更新与升级，从而有利于金融行业通过良性竞争进行合理的重构，商业模式的更新；还有利于促进传统的金融组织模式的创新，应用新型的金融信息技术，可以对客户进行需求画像，承认精准分析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应该对服务的技术手段以及服务的形式进行创新与改善，就可以提升金融行业对市场经济的主动服务能力，有利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升级，推动我国的传统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使我国的实体经济在新时期焕发出更加强劲的生命力。而且我国的小微金融在融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金融行业在管理方面的成本较高，各种金融服务之间的距离比较远，而风险管理又十分困难。因此小微金融服务行业在发展的时候需要降低运营与管理的成本，提升其安全性和可靠性，这样才能够让其普惠性得到提高。

（二）金融发展的挑战

金融机构利用信息创新技术能够使金融服务的运营与管理的成本降低，提升管理的效率，但是金融风险也会随之而增多，造成很多问题。其中，传统的金融企业应用信息科技的能力有限，因此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会将这些业务外包给其他专业的信息技术机构。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因为金融机构对这些外包机构的监管不到位，会导致其因为技术缺陷或者其他原因，出现信息数据泄露的问题。在传统的金融行业中，因为金融信息科技的发展，会使技术大数据化，并且行业的技术化和业务的技术化还会使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比传统的模式更复杂。金融机构的业务化是指在业务的内容细分严重，而各个细分的业务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而金融行业的信息化发展，还会使违规操作的参与者在很多方面的特征出现模糊的现象，而违规操作的内容也持续更新和发展。

五、金融风险防控中金融科技应用现状

（一）缺失监管

针对我国金融领域应用金融科技所制定的风险防控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难以健全金融科技监管法律法规，在实际应用中，关于金融科技风险防控的有效监管工作缺乏完善且独立的政策体系与规则参考，难以形成更加适应当前金融发展环境下的风险防控监管工作。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建立在以往金融领域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法律法规体系上，从而衍生形成的监管工作，促使金融科技监管过程中各环节之间无法形成紧密衔接效果，金融行业更加注重于技术而无法重视管理，促使在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领域当中，应用金融科技面临着监管缺位的严重问题。

（二）风险处置责任不明

以往金融实体业务依托于互联网销售服务渠道构建的长期建设效果，借助于金融科技的实现，有效摆脱物理销售网点的严重依赖性。在城市当中设立多个线上销售经营模式，呈现出明显的资金收益本地化，而风险管理外部化的特性，如若出现金融风险时，则无法及时有效实施管控，难以落实明确的风险处置责任制度，责任主体的缺失导致这样的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将会对金融企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则需要企业在实施金融科技风险防控的过程当中，将风险处置责任落实到个人，从而促进企业全面发展。

（三）缺乏金融消费者保护

在金融领域的交易过程当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群体，而在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业务消费者需要获取范围更广的金融普及知识，有关金融行业数据将会借助于金融科技向各大金融机构进行传递，但是大多数的消费对象其本身金融专业知识能力水平相对较差，难以构建良好的风险认知能力，往往会导致金融信息传输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不对称问题，并无法保障信息安全，出现信息泄露等对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威胁。

六、金融科技助力金融风险防控举措

（一）金融风险案例

以我国香港某企业为例，由于投资杠杆外汇产品，从而导致超过100亿港元亏损，这是由于企业在投资杠杆外汇产品时并未对其风险进行预估，高估收益头寸对低概率事件作出过高期望。无法真正预估在本次投资过程当中的输赢概率，导致金融风险水涨船高。汇率的变动促使该企业所购买的数十份外汇合约付出惨痛代价，对于外汇产品前景价值误判，无法明确市场风险，最终导致了严重亏损。

（二）提升区块链技术应用程度

区块链技术作为典型的金融科技形式之一，其应用要点主要在于针对金融领域当中的各项数据形成去中心化管理模式，以分权结构促使数据呈现出分布状管理效果，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系统化严格管理金融风险防控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众多敏感信息，针对信息储存系统当中需要实施的共享交互等严格管控应用范围。借助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促使金融风险防控时记录更加完整的信息内容，包括服务过程、交易过程等，其中涉及客户信息、交易流程以及结算记录等众多数据资料，形成全面集中整合管理效果的同时，仅对访问权限范围内的主体实现信息共享，从而有效防控信息中所隐藏的金融风险，避免信息泄露造成威胁。一方面，借助于区块链技术促使金融交易过程中的合同签订呈现出更加公正透明的效果，避免第三方背书的签订行为，实现透明化合同信息管理，避免信息缺失，保障交易双方信息始终处于对称状态。而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借助其高效识别功能，精准获取交易信息中所隐藏的欺诈行为，跟踪金融交易流程，从而获取其中关键交易点，进行精准分析后，极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掌握交易方欺诈行为以及动态流程，对其实施控制。并且在金融交易过程当中，应用到区块链技术对交易当事人、社会活动以及在交易过程当中所涉及多方人群实施信息记录，经过智能化数据分布管理，从而有效甄别交易信息中的虚假内容，促使众多诸如银行等金融机构调查防控金融风险时获取更加充足的参考内容，有效提高金融风险防控的针对性。

（三）结合人工智能精准管控

科学技术信息化的不断发展，金融风险防控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在金融风险管理过程当中，借助于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大规模数据挖掘，结合大数据技术全面分析整合当前金融信息，对未来金融领域发展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危害程度以及发生周期等，做好智能预测，形成智能化管控效果；另一方面，借助于先进的人工智能手段，精准判定甄别以往金融领域所发生的风险内容，从而重点关注其中所涉及高频次风险指标。并结合风险发生规律智能分析，对今后的金融交易内容实施有效控制。全面监测风险高发区域，尽可能杜绝任何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作为机器智能学习模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建立在原有金融风险防控的基础上，不断强化防控成果，提升风险防范有效性，在不断吸取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过程当中，结合多元化功能构造促使人工智能对金融交易过程中所涉及产品、活动及系统构造等实现跨越式综合分析，有效完善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流程，从而促使金融领域实现不断发展。

（四）借助大数据强化风险管控

在金融风险管控过程当中，应用到大数据技术，除了促使数据自动分类并共享识别之外，同样也有效提高风险防控中的数据覆盖范围，分析计算的数据面更加广泛。大数据技术不仅有效提高数据分析范围，同时，也促使数据分析速度加快，自动划分不同数据种类，快速分解金融服务领域当中的各项信息数据背后所隐藏的金融风险。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全面剖析金融领域中所涉及风险内容，从而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价值。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综合整理数据，从而以文本、图像、图形等不同方式构建完整数据库，在其中涉猎到客户信息的多角度分析结果，容纳多维度交易信息，并以结构化状态储存，从而借助直观的分类信息，对金融消费客户制定个性化画像，从而对金融客户进行分类。不仅为消费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开展精准营销并有效形成服务周期管理等效果，同时，也促使金融领域核心资产转变为数据，从而保障在日常当中应用到高频次出现数据，精准控制金融风险防控导向，实现针对性风险管理作用。包括数理分析、神经网络算法以及逻辑回归等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多样化功能算法，能够促使金融风险防控模型更加完善，以真实准确的科学依据为金融风险防控提供决策支撑，从而全面优化金融风险防控策略。

（五）创建新型交付计算技术

金融领域广泛采用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科技，促使金融企业当中所应用到的资源计算以及交付方式等更加先进智能且呈现出多样化状态。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作为金融领域当中全新的资源交付计算方式，为金融交易安全性以及风险防控恢复提供相应支撑。在应用到创新的交付计算技术时，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金融业务部署状况，构建私有云方式，通过在企业业务系统当中构建集装箱化架构，实现跨云端移动，或是联合多个云服务供应商构建云端金融服务。同时，金融企业也可以实施混合计算方式，在内部数据中心当中获取一部分数据计算服务，保障整体计算方式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私有云架构效果。结合金融风险实际计算需求，不断扩展数据范围，模拟风险状态，联合多个不同云供应商构建实用模式，不仅有效降低供应商捕获数据威胁，为金融企业创造更加安全的云服务效果，同时，也能够为金融企业提供更加具有高运营弹性的功能服务，相较于传统做法具有明显风险防控优势。以云服务为依托的新型计算支付技术，促使规模相对较小的金融机构金融风险防控呈现出更加安全的体系效果，促使金融市场整体呈现出良好运行趋势。

七、结语

在金融风险防控当中，借助于先进的金融科技力量，以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技术等多种不同的先进智能科技手段，融合金融行业服务体系建设，促使金融行业呈现出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形态，最终对金融风险实施有效防控，以科学力量规避金融风险，促使金融领域实现更加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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