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史范文10篇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1

关键词耶兹、布鲁诺、赫尔墨斯主义、反辉格

Abstract:Sincethefiftiethofthetwentiethcentury,FrancesYates,anotablehistorianinthewest,madethestudyofBrunowhichhasbeenregardedasaclassicalworktypicalofanti-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However,therehavenotbeensystemiccomprehensiveintroductionoftheYates''''studyindomesticcorrelativeresearch..Accordingtoit,thispapertriedtoanalyseandreviewtherecognitionofBrunointhesenseofthehistoriographyofscienceonthebaseofdiscussionandanalysisofthemainideaofherstudy,expectingtohelptowidenthethinkingofthehistoricalstudyofscienceinourcountry.

Keywords:FrancesYates，GiordanoBruno,Hermetictradition,anti-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

1引言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是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作为思想自由的象征，他鼓励了19世纪欧洲的自由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他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并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还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他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中，都使其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因而，他常常被人们看作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先驱者、是捍卫科学真理并为此献身的殉道士。人们也常常将处死他的宗教裁判所代表的宗教势力与他所支持的哥白尼学说所代表的科学，看作是一对存在着尖锐冲突的对立物。

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一直是科学史上研究近代科学兴起以及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出现了反辉格式研究传统和外史论的研究思潮，其中以英国科学史家耶兹为代表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往被忽略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法术、炼金术、占星术）在近代科学产生过程中也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她的研究致力于挖掘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影响。其中以她的布鲁诺研究为代表，揭示出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复兴与当时的哲学、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近代科学产生之前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一具体历史与境下，她对具体的个人如布鲁诺以及整体意义上的近代科学的兴起都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解释。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作为一个经典性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直至今日在西方科学史领域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科学史界，还没有对耶兹的研究做出过系统全面的介绍研究工作，同时也很少出现专门论述布鲁诺在科学史上形象的历史变化工作，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希望以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为案例，在对其思想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对人们对布鲁诺的认识做出一些科学编史学的考察和分析，期望以此能够有助于拓展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思路。

2耶兹布鲁诺研究的缘起及背景

耶兹最初对布鲁诺发生兴趣，是想把布鲁诺的意大利语对话录《星期三的灰烬晚餐》翻译成英文，并且想在导言中高度赞扬这位超前于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接受哥白尼日心说的勇气。但在翻译过程中，她开始对以往的布鲁诺形象的解释产生了疑问。

同时她还看到当时的科学史研究将问题集中于17世纪科学革命，这种只关注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研究虽然能较为合理地阐释17世纪自然科学产生的各个阶段，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在这个时期发生，为什么人们对自然世界产生了这么大的新的兴趣。她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事件，其中有很多因素被现有的研究忽略了，而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启发了耶兹的思路，其中就有克里斯特勒（PaulOscarKristeller）、加林（E.Garin）、林恩·桑代克（LynnThorndike）和沃尔克（D.P.Walker）等人关于中世纪赫尔墨斯传统（thehermetictradition）的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以及安东尼·科森那(AntonioCorsano)对布鲁诺思想中的法术成分和其活动中的政治－宗教方面因素的研究。于是她开始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结果发现赫尔墨斯－希伯来神秘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对当时的思想（其中也包括萌芽中的近代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与当时的宗教、哲学和萌芽中的近代科学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种与境下，布鲁诺的思想和命运与赫尔墨斯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用她的话说就是“正是与之相连的‘赫尔墨斯’传统、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神秘主义，在布鲁诺光辉的一生中，在其思想超越于同时代人以及其人格命运的塑造上，占据着令人惊奇的重要地位。”（[1]，1页）

在耶兹之前的科学史研究中，对赫尔墨斯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法术（magic）传统、希伯来神秘主义等，是避而不谈的。而耶兹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人们世界观、旨趣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具体个人的思想、甚至铸就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布鲁诺。耶兹认为赫尔墨斯法术传统在布鲁诺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坚持哥白尼学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的思想动机也是源自对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信仰与追随。

早期西方科学史界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多把他看作是为科学献身的殉道士，后来哲学史界又将布鲁诺解读为为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自由而献身的殉难者，其中有些学者还将布鲁诺看作是一个勇于打破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禁锢、开拓近代文明的先驱。而耶兹认为以往对布鲁诺的研究，使他的观念从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用占据当代主导地位的哲学历史、哲学观念和科学观来对其进行描述，而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重新描述、理解布鲁诺。

于是她在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法术、宗教、哲学与萌芽中的近代科学间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中重新思考了“布鲁诺捍卫的是什么真理、布鲁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理由、提出宇宙无限说的思想基础以及导致他最终命运的原因”等问题。

耶兹对布鲁诺形象的解读否弃了过去历史研究中将其形象简单化、样板化的辉格式研究传统，逐渐转向反辉格式的研究传统，试图将布鲁诺还置于文艺复兴时期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其中就包括以往被忽略的赫尔墨斯主义传统以及与此相连的法术耶兹的布鲁诺及相关研究，作为西方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一个典型代表，开拓了人们的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成为了西方科学史界的一个经典性研究成果。她对布鲁诺形象的重新解读也逐渐取代了早期的惯有看法，成为了西方科学史界相关领域的主流观点。在国外比较权威的百科全书式专著在对“布鲁诺”的解释中，多引用、参照了耶兹的研究成果。如1981年版的《科学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中关于“布鲁诺”的条目文章是由耶兹撰写的（[2]，539－543页）；1998年版《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encyclopediaofphilosophy）中对“布鲁诺”的解释也引用参考了耶兹的研究成果[3]。

3耶兹研究中的布鲁诺和赫尔墨斯传统

3．1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传统

赫尔墨斯传统是古希腊哲学与古埃及、东方希伯莱、波斯等宗教文化因素融合的一种神秘主义法术传统。它关于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还混杂了诺斯替教和犹太教的观点，然而其目的并不在于追求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并不是要提供什么新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具有一致性的说明，而是要在神秘力量的指引下得到一种由神赐予的对宇宙永恒性问题的答案。信奉赫尔墨斯主义、试图追寻事物背后隐秘的相互关系及感应力的人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作是法术师。

赫尔墨斯主义关于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宇宙交感”的观点。这一观点主张：地球上的事物之间和宇宙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某种隐秘的相互感应力，物体之间通过这种神秘的交感力量可以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因此这种交感力量可以被用来解释、预示乃至控制事物发展的进程。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一种隐含的、但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它确信自然现象之间贯通联系、相互感应，不同的存在之间有着链条般的相互关联性([1],42－48页)。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们对原始文献的重新发掘、整理，早期的古代神秘智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当时的人们认为“过去往往优于现在，发展就是复兴古代文明。人文主义者就是要发掘古代典籍，并有意识地回归到古时的黄金时代、复兴古代文明”。

因而，赫尔墨斯主义作为一种古代智慧、神秘启示的传统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以复兴这一传统为己任，对其加以信奉与膜拜，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布鲁诺。

3．2布鲁诺与哥白尼日心体系和宇宙无限学说

耶兹认为，“布鲁诺混杂着宗教使命的哲学思考，深深地浸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法术源流中”（[2],539页）。布鲁诺在1584年英国出版的意大利语对话录著作《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Spacciodellabestiatrionfante，英文译作TheExpulsionoftheTriumphantBeast)和《星期三的灰烬晚餐》（LaCenadelecener，英文译作TheAshWednesdaySupper），通常被人们看作是道德哲学的著作，但是耶兹从中揭示出布鲁诺的哲学理念与道德改革的初衷都是与他的赫尔墨斯主义式的宗教使命密切相关的。在这两部著作中，布鲁诺高度赞扬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源泉——古埃及宗教（他们崇拜的神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上帝），在他看来，古埃及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优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现行的基督教是恶劣且作伪的宗教，他的使命就是要进行赫尔墨斯主义的宗教改革，放弃推翻那些不再纯粹的与基督教交杂的法术，重新回归到古埃及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去（[1],175页）。

抱持着古埃及宗教信仰的布鲁诺，一直都在试图进行一场宗教革命，而其矛头直指现行基督教。他还意识到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时的哥白尼日心说为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因为在他所推崇的赫尔墨斯著作中，充满了太阳崇拜的遗迹，其中太阳颇具宗教意味，被视作是可见神、第二位的神。而且这种太阳崇拜也影响了后来费奇诺等人的太阳法术，并在哲学层面上促成了赫尔墨斯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太阳在深受赫尔墨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布鲁诺眼中，具有了理念、智慧、神圣的意义（[1],232－235页）。

众所周知，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最终奠定了划时代革命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延续了法术传统，而是由于它开启了近代科学的数学化。但实际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哥白尼日心说，延续了古时的太阳崇拜传统，它既是人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种可见神的启示。耶兹认为：人们早就对哥白尼日心说中的目的论有所认识，但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仍是在当代意义上谈这一目的论的。当进一步还原到哥白尼的时代，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等交杂在一起的新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目的论的形成。无论哥白尼延续了古代埃及的太阳崇拜是出于个人情感倾向上的因素，还是为了使其理论更容易被接受的权益之计，至少不能忽略的是他的日心说确实援引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太阳崇拜（[1],171页）。而此时的布鲁诺恰恰也注意到了哥白尼学说与赫尔墨斯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布鲁诺坚持哥白尼学说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却是从不同层面、角度上考量的。

日心说就哥白尼而言，数学化的意义更甚于哲学宗教的意义，而对布鲁诺而言，则恰恰相反，日心说有着更深层的哲学和法术宗教上的意味。尽管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可能没有过多地受到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影响，但布鲁诺坚持日心说，却是要将哥白尼的科学工作推回到前科学的阶段，要使其复归到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去。相应地，布鲁诺将日心说解释为一种神性的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法术宗教复兴的标志（[1],172－175页）。之所以“哥白尼的太阳”具备这样一个神启的特征而成为古埃及宗教复兴的预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布鲁诺所推崇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宇宙交感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思想使布鲁诺坚信：通过天上世界的改造可以改变地下世界。太阳的神圣之光居于宇宙中心，光耀万物、驱散黑暗、迎来光明，与之相应的，地下世界中古埃及法术宗教将取代现行黑暗愚昧的宗教，实现复兴。可见，这些都与布鲁诺的宗教改革、社会改革的初衷相合。

哥白尼日心说中对地动的阐述，也得到了布鲁诺的支持。这在耶兹看来，布鲁诺接受哥白尼的地动说是建立在法术传统中“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的，即“万物的本性就是其运动的原因……地球和天体的运动都是与其灵魂中存在着的本性相一致的”（[1],267页）。宇宙是统一的，地球是宇宙的一部分，天体的运动也显示了地球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地球只有运动才能不断地更新和再生。

后来科学史研究中对布鲁诺予以极高评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布鲁诺又进一步发展出了“无限宇宙中无数个世界”的学说，摒弃了托勒密宇宙体系将世界看作是封闭的、有限的观点。但耶兹通过研究认为，布鲁诺并不是从现在所谓的“科学”的角度提出这个“无限宇宙中无数世界”的观点的，相反却是为了将人们的自然观推回到赫尔墨斯传统中，使自然成为一种神性象形文字，表征神性宇宙的无限性（[1]，270页）。其中，“宇宙的无限性”与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中的泛神论、万物有灵论以及宇宙感应的思想密切相关，这些都体现出了赫尔墨斯法术传统对布鲁诺思想的总体影响。

赫尔墨斯传统中虽然没有关于宇宙无限的具体概念，但是在布鲁诺产生上述观念的过程中，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影响仍是潜移默化的。赫尔墨斯主义主张：“上帝之完满就是万物存在之现实，有形的和无形的，可感的和可推理的……任何存在都是上帝，上帝就是万物”，“如果世界外面有空间的话，那一定充满着有灵性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的神圣性之所在”，“上帝所在的领域，无处不中心，无处有边界”（[1]，272页）。由此，布鲁诺坚信神性存在的必然性，也坚信只有无限的宇宙才能体现上帝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宇宙就是神性现实存在着的最好体现。在布鲁诺看来，人类作为神创的伟大奇迹，应该认识到自身有着神性的渊源，人们只有在认识无限宇宙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出神性的无限。

耶兹还强调在布鲁诺那里，“宇宙就是努斯，上帝像法术师那样用神秘的感应力量激活努斯，这就是伟大神迹的体现。作为法术师，就必须要将自身的力量拓展到无限中去，这样才能反映出这伟大神迹之万一”（[1],274页）。而且耶兹还举了布鲁诺关于古埃及智慧谱系的例子来论证：在布鲁诺看来，无论是哥白尼日心说还是卢克莱修的无限宇宙，都是古埃及智慧的扩展，他之所以采纳其思想，就在于这一切都将预示古埃及法术宗教的复兴，这些都是赫尔墨斯传统思想的扩展延续（[1],276页）。

布鲁诺的宇宙无限理论进一步扩展到哲学层面就是“太一”（所有即为一），耶兹认为布鲁诺从无限学说到“太一”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看作是将哲学引向法术。他通过“太一”的概念，进一步阐发了“法术师可以依靠万物间神秘的感应力来认识整个自然”的观点。由此，耶兹认为，尽管布鲁诺思想看似混沌无序，但还是能在整体上揭示出他的哲学与其宗教观是同一的，布鲁诺所具有的强烈的宗教感使得他的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法术，可以说布鲁诺的哲学与宗教信仰、法术是一体的，在他眼里，法术能够成为促使宗教改革全面展开的有效工具。（[1],276－388页）。

相应的，布鲁诺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都体现了他在宗教改革上的热情，体现了他想通过赫尔墨斯法术的方式获得无限知识的渴望。正是这些促使他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禁锢中解脱出来，转而接受、宣扬非基督教的赫尔墨斯神秘主义，并将此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尽管布鲁诺的思想吸收了众多古希腊哲学思想，而且赫尔墨斯神秘主义本身也是一个调和的思想，但是在耶兹看来，布鲁诺思想的轴心仍是古埃及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不论他接受了怎样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既有哲学意义，也具有宗教意味，而且都从属于他要进行的赫尔墨斯式宗教改革的理想。

3．3布鲁诺的最终命运与赫尔墨斯主义

从上述观点出发，耶兹认为：布鲁诺就是位具有强烈宗教改革意识的激进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追随者，是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信仰者，他本身就是一位法术师。他试图通过法术的方式发现自然的秘密，以便控制、利用自然，他所有的哲学和“科学”层面的探讨都从属于其宗教使命。不论什么思想，只要与他的复兴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使命相合就都会为其所用，为此他丝毫不理会当时基督教的禁忌。无疑，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宗教裁判对他的反感。

比如他毫不避讳地推崇督教禁忌的巫术（demonicmagic），还坚持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完全接受的新柏拉图主义，强烈反对当时已与基督教融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并对其冷嘲热讽，把他们斥为只懂文法、却不会深刻地思考自然本质，也就根本无法获得灵智的“学究”。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宣称现行的基督教是作伪且作恶的宗教，就连基督教的圣物十字架在他看来也是基督教从古埃及人手里偷来的。

耶兹还举出了诸多例子，并引用了历史学家阿·梅尔卡蒂的研究，指出当时的宗教裁判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的神学问题，基督教对布鲁诺的种种质询很少是从哲学或科学的意义上提及的。布鲁诺热衷于赫尔墨斯法术宗教的复兴，期望以此替代败坏了的基督教，他的种种思想和作为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比如他坚持自己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将神迹视作实行法术后的结果，而不理会基督教的权威解释；他反对教皇、僧侣、反对敬拜偶像，并总是率性而为对他们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还去过异端的国家，与异端有过亲密接触等等，这些都是宗教裁判所足以定他神学异端，并处死他的有力罪证。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布鲁诺很可能是一名以在整个欧洲传播法术、实现宗教改革为己任的赫尔墨斯式法术师。在当时的宗教裁判所眼里，他就是一个胆大妄为、不知悔改的宗教异端者，也就是说他并不像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捍卫科学真理而被宗教裁判所处死的。他是为了他毕生信仰、追随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死的。（[1],389－290页）。

3．4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

我们可以看出，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与以往将其视作“科学真理的殉道士”“一位唯物主义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布鲁诺并不具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念，历史中的布鲁诺更倾向于符合当时历史与境下的法术师形象，他的思想、命运都围绕着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展开。他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也都是从属于他的宗教使命的。他惨烈的人生结局也主要是因为他对赫尔墨斯主义的坚持，宣扬哥白尼学说也仅是他坚持赫尔墨斯主义中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与哥白尼革命的相关性，也恰恰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宗教以及赫尔墨斯法术之间边界的模糊、不确定性。这同时也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并不像传统的理解那样简单，在他们之间还掺杂着更为古老的法术传统，这三者之间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样复杂的历史与境下，任何一种对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都是有失偏颇的。

4耶兹之后的西方科学史相关研究

耶兹之后，很多西方学者沿着她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展开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例如伊娃·马丁（EvaMartin）的专著《布鲁诺：神秘主义者和殉道士》[4]、德兰尼（Delaney）的博士论文《法术和科学：近代科学兴起的心理学起源》[5]以及布卢姆（Blum，PaulRichard）在讨论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中作为一种哲学模式的理论调和主义的论文[6]等，都对耶兹将布鲁诺置于一个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下的工作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且还在她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科学与法术、宗教之间的关系。

约翰·H·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也接受了耶兹的观点，把布鲁诺与赫尔墨斯法术传统、新柏拉图主义联系在一起，肯定了他的世界图景受到一种与法术相关的宗教、哲学观念的影响，质疑了以往传统的观点即他是因为坚持哥白尼主义、捍卫科学真理而死的，并且进一步延伸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否认科学与宗教之间仅存在尖锐冲突关系，主张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考察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尽可能的恢复其复杂性和多样性[7]。

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也引发了诸多争论，一些学者对其结论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后期的加蒂（Gatti,Hilary），他重新审视了耶兹的观点，认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不够充足，不足以说明赫尔墨斯传统在布鲁诺的思想中占据关键地位，但他仍然肯定了耶兹的研究确实成功地使人们开始关注以前被忽视了的赫尔墨斯传统在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耶兹不同的是，在加蒂看来，布鲁诺不仅仅是一个法术师或赫尔墨斯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近代科学的先驱，在他身上同时体现出了近代科学和法术传统。加蒂还肯定了布鲁诺的数学方法、自然观和认识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对布鲁诺在科学史中的作用做出了新的评估[8]。

当然，耶兹的研究也并非是人们对于布鲁诺的认识的最终定论，但她的研究所体现的反辉格式研究传统以及外史论的研究方法，确实开拓了人们的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因而，在西方科学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环，而这也正是其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5国内科学史读物中的布鲁诺形象

讲到耶兹的工作，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布鲁诺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一般公众中的标准形象问题。在笔者初步而且并不完备的检索中，发现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布鲁诺形象在国际科学史背景中的历史变化的关注是很不够的。同时在我国现有的国内通行的科学史通史教材和相关科学辞典中，对布鲁诺形象的认识仍延续了传统的观点。在此，我们不妨以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内科学史著作中对布鲁诺的描述为例来说明。例如：

（1）“对捍卫与发展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思想家、科学家进行残酷迫害，说明宗教是仇视科学的。……布鲁诺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忠实捍卫者和发展者，在近代科学史上史向宗教神学斗争的勇士。他虽是教徒却离经叛道，服从真理，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卫士。”[9]

（2）“哥白尼学说的声威引起了教会势力的严重不安，于是利用宗教法规加害新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和传播者，遂使布鲁诺惨遭杀害……布鲁诺为自己的哲学，为宣传哥白尼学说，为科学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10]

（3）“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繁花广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科学了真理和自己的信仰。”[11]

（4）“布鲁诺，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天文学家。……他在几十年的颠沛流离中，到处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12]

（5）“但布鲁诺丝毫没有动摇对他准备为之献身的科学真理的信念”[13]；“布鲁诺是一个为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英雄。”[14]

（6）“捍卫新的科学理论，需要无畏的科学勇士。布鲁诺就是一位捍卫科学真理的勇士”[15]

（7）“布鲁诺，这位意大利的科学英雄在年青时代就读过哥白尼的著作，并成为一名哥白尼学说的忠实信徒。于是他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布鲁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宗教与科学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当布鲁诺早在几十年后宣传哥白尼学说时，就遭到了教会的残酷打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布鲁诺在熊熊的烈火中牺牲了。”[16]

（8）“科学与宗教的决战，思想解放的先驱布鲁诺，……哥白尼学说和宗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罗马教皇意识到这个学说对他们的统治产生了直接的威胁，使布鲁诺成为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第一个殉道者。”[17]

（9）“意大利人布鲁诺就是当时反对宗教、反对地心说、维护和发展日心说的代表人物，他受宗教势力迫害……布鲁诺英勇不屈，坚持科学真理，对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惊恐万状，最后，只得对布鲁诺初一火刑。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于罗马为捍卫科学真理而英勇献出了生命。”[18]“杰出的思想家布鲁诺就是维护宣传哥白尼学说、捍卫科学真理的英勇殉道者。”[19]

（10）“布鲁诺在发展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封建神学世界观方面，在宣传和论证当时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他对基督教中世纪的一切传统均持怀疑态度，极大倡导思想自由，宣扬无神论，勇敢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殉道士。”[20]

5结语

对比上述国外对布鲁诺研究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总体现状有以下几点：

（1）在许多科学史通史教材中，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观点，没有给予国外较有影响的主流观点以足够的关注。

（2）国内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相对薄弱，对这一历史时期下的人物如布鲁诺等做出科学史层面上的考察研究也不多见。例如，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在1994年－2004年范围内以“中世纪科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命中的仅有2篇；以“布鲁诺”为关键词仅有17篇，其中与科学史研究相关的仅有6篇。而且，国内目前已有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仍多着眼于布鲁诺的哲学思想，虽然其中一部分将布鲁诺作为科学史通史教材中的一个与近代科学革命相关的重要人物而有所触及，但总体而言较少对布鲁诺本人在科学史上的历史形象和地位方面做出专门的考察。

（3）应该提到，尽管为数不多，但国内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也确有一些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初步的质疑。如朱健榕、吴蓓①、路甬祥等已对传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以及布鲁诺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布鲁诺看作近代科学的殉难者，就会将布鲁诺形象简单化、样板化，同时也会过分简化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21，22]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对布鲁诺形象以及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确实需要经历一个再认识的深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耶兹的研究因其丰富的史料、反辉格式的思考、经典性的论述，对国内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巨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耶兹的研究作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代表，不仅能够拓展当时的西方科学史界的研究思路，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内科学史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当然，还有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公众传播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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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解恩泽．科学蒙难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55～256．

20吴泽义．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80．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2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关于SCC基本设想，李约瑟指出：“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2〕，p．6）这些话就象从萨顿口中说出的一样！这种广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风格正好能够达到他们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加以阐明的目的。

李约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见〔7〕，p．23～p．24）比如，英国评论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誉为：“由一个人所独立进行的历史综合与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李约瑟把科学和技术戏剧性地溶化在汉学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德国科学史家卡罗（OttoKarow）指出：“李约瑟在西方科学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的至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应得到我们的感谢。”美国著名汉学家富录特（L.CGoodrich）感叹道：“李约瑟的阅历及其思想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从上述评论可见，SCC的确不是一部通常含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是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壮丽史诗！

二、科学史具有沟通文理的两栖特性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不仅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社会的重要桥梁。因此，科学史的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良好素养。在这一点上李约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剑桥大学先后得到哲学与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先后荣获皇家科学院和文学院两个院士的称号……正如鲁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从不肯从他生活中摈除多种形式的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8〕，p．1）这种难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学史观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个性发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史观的形成。

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两种文化》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9〕，p．3～p．4）此说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现实。李约瑟的家庭正好是这样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专长医学，曾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任教，后成为一名专职医生。他的母亲善长音乐，特别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识，管教孩子也没有默契。比如，父亲要李约瑟早认字，母亲为此大发雷霆……类似这样的当面争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见李约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鲁桂珍博士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对李约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个敏感的少年的心灵，在力求达到它自己的平衡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从这边吸收一些因素，又从另一边吸收另一些因素，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孩子企图连结这两块陆地的努力，使他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8〕，p．13）确实，李约瑟的一生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搭桥”。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李约瑟写到：“我自小就继承了一种颇为灵感性的禀赋，即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参见〔10〕，p．21）开始“我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参见〔1〕，p．563）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约瑟考进了剑桥大学，并有幸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学生。在霍普金斯的诱导下，李约瑟改变了原来打算要走的医学道路，转而研究生物化学并取得了成果。在母亲的熏陶下李约瑟多才多艺：背诗、唱歌、跳舞、拉琴……可别以为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兴，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也影响他的科研风格。即他不满足于象父亲那样在狭窄的领域中埋头钻研，而更喜欢以广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和大部头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明显带有广泛综合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搭桥”：前者把化学与胚胎学连结起来开创了新的学科；后者把微观的生化过程与宏观的形态发生连结起来更是生物学中的一大创举。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使得李约瑟的科学研究总伴随着哲学的思考。从1925年到1942年，李约瑟编著并出版的哲学著作有：《科学、宗教与现实》、《人，一部机器》、《唯物主义与宗教》、《秩序与生命》。同期撰写并发表的哲学论文有：“生物化学的哲学基础”、“机械论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生物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胚胎学”、“物质、形态、进化与我们”。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倾向机械论到倾向有机论的转变。李约瑟在生物与化学之间搭桥，开始受到机械论的驱动，但后来却被有机论所征服。这一转变为他日后“皈依”中国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李约瑟步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通医学史、解剖学史、生物学史和科学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有幸通过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

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1937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1942—1946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

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SCC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大海。”（〔7〕，p．195）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SCC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SCC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2〕，p．41）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6〕，p．116）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7〕，p．266）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p．1）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100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其实“100”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1〕，p．503）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7〕，p．7）李约瑟认为这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7〕，p．56，p．36）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讲、报告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发问，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为这个问题广泛涉及地理、水文、经济、政治、学术和习俗等众多的相关因素。要理出一个头绪决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结论）的出版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

或许李约瑟的真正功绩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加入讨论的行列。尽管问题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议。（参见〔11〕，p．35～p．44）但即使是批评者也还承认：“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的旗帜”，它“日益成为联系多学科学者进行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参见〔11〕，p．35p．43）笔者认为，李约瑟的前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横扫“欧洲中心论”；另一面直砍“中体西用说”。其结果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国人都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对方，也反省了自己。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都有关系。李约瑟认为，东方古代科学的繁荣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腾飞，同两地自然哲学的传统差异有关。具体来说，中国的“有机论”与欧洲的“原子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分别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问题是这些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李约瑟有如下的概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它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晕、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认识的更多。”（〔4〕，p．538）

李约瑟首次为我们勾划出一条有机自然主义东西接轨而连续发展的线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猜测：“莱布尼兹在哲学史上起了一个桥梁建筑师的作用”，（〔4〕，p．529）应该承认李约瑟的猜测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只不过有机自然主义由东到西的传播未必是一条“单通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约瑟的这种“寻根意识”在倡导现代观念的科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灵感和启迪。在国内有人把它称之为“李约瑟现象”。（〔12〕，p．49）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与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密切相连。首先，李约瑟坚信古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在文化整体中留下痕迹，一种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没有科学。问题是怎样把它们挖掘出来？其次，李约瑟坚信近代科学的兴衰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讨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学发展本身。问题在于怎样从中理出一个头绪？再次，李约瑟坚信现代科学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任何伟大的自然哲学传统都不会轻易地丧失其生命力。问题是怎样从眼花liáo＠①乱的丛林中寻得其根，从而发扬光大？李约瑟以其卓越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参考文献

［1］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普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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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编译：《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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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萨顿：《科学的生命》，刘jùn＠②jùn＠②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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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

［10］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3

关键词李约瑟，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

AbstractDr.JosephNeedham(1900—1995),anoutstandingBritishbi-ochemist,authorityintheresearchfieldofthehistoryofscientif-iccultureinChinaandfaithfulfriendoftheChinesepeople,hadl-eftusrecently.HisdeathisagreatlosstoChinaandtheChinesePeople,andthusmakesusverysorrowful.Hereanaccountisgivenab-outtheactivitiesandworkofeveryperiodofhislifeandhis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biochemistry,to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tothecauseofSino-Britishfrien-dship.TheprocessofhisconversiontotheChinesecivilisationsin-ce1930sandtheimportantsignificanceofhismonumentalwork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areespeciallydiscussedhere.WepointoutthatNeedhamsimageandspiritproviededusaready-madeexam-plewhichisworthlearning.NeedhamThoughtisavaluabletheoritic-alwealthinthefieldofthehistoryofscience.Lastly,theauthort-alksabouthisfeelingobtainedfromhisprivateassociationwithD-r.Needhamduringpastmorethan20years.

KeywordsJosephNeedham,China,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

1995年3月24日晚8时55分，在剑桥大学校园区内一位当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闻名全球的英国杰出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眷念的深情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前，他曾经来信说，他近来身体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disease）即震颤性麻痹，而且已经说不出话了。从他签名可以看出写得比过去吃力，将有的字母堆写在一起。剑桥传来的消息也说，李约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虽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准备，但他的突然过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引起悲伤，因为他受到大家的敬爱，知己遍天下。他太热爱中国了，3月23日还让人朗读有关中国的资料［（1）］。他虽已说不出话，但料想临终前口中还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过世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重大损失。

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原名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攻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基斯学院（Gonville&GaiusCollege）投师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Prof.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1922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深造。他的第一项独立研究是探讨神经病的生物化学机制，首次在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接着研究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架起了学科间另一座桥梁［（2）］。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出现。由于这些研究，他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1924年选为学院研究员，留职母校，同年与多罗西·莫伊尔（DorothyMaryMoyle,1898—1989）博士结婚。李夫人后来也在四十年代随丈夫来华，汉名李大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长蛋白质化学，而李约瑟集中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C-hemical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这是李约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1933年任副教授，1941年先于李大斐两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1920—1940年间他除授课、作实验研究外，还发表许多有关生物化学和科学哲学作品，而科学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热点。1931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ofEmbryology），成为这门科学历史的第一个作者。他还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发起人。30年代以来，李约瑟不仅是杰出生物化学家，还是有进步世界观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问题专家。如果他继续沿着生物化学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个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运却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放弃原有专业，从20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转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探讨，从而在后半生与东半球另一端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促使李约瑟专业大转变的主要因素是1937年三名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的到来。李约瑟一家从未与中国有联系，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在与中国同行相处时发现他们研究科学的智力与他一样。其中鲁桂珍（1904—1991年）对他影响最大，鲁出身于医药世家，祖籍湖北蕲春产生过大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2年）。鲁本人对本国科学遗产有相当了解，能从近代科学观点评价古代科学成就，李约瑟听后感到吃惊，这成了他们经常交谈的话题。鲁桂珍向李约瑟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古代有不少科学发现与发明领先于基督教文明。这激起他对中国及其科学文化史的兴趣与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有关中国读物，并被这个古老的东方异国文明深深吸引，终于导致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皈依，从37岁起发誓学习汉语。两年后，鲁桂珍与他联名写出《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3）］。这篇论文把李约瑟第一次引入中国科学史领域，他们商定今后共同写一本中国科学史著作。因此可将这篇论文看成是多卷本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胚胎”［（4）］。二战爆发后，李约瑟于1942年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率其他科学家来中国肩负援华使命。这是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以来第一次由科学院院士率领的西方职业科学家代表团以科学交流为主旨的来华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李院士先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继而在重庆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ScienceCooperationOffice）。当时正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该馆负责向受日军封锁地区的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信息，沟通中外科学技术。李约瑟与中国人民共度战时艰苦，他主持的合作馆在中、英科学家努力下作了许多有益于中国战时科学发展的工作。由于李约瑟的贡献，他被选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在华期间他在13个省份作了广泛旅行，与各界人士交往，从国共双方军政要员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尤其结识不同专业的学者，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促使他全面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在华活动都载入他们夫妇1948年在伦敦发表的《科学前哨》（ScienceOutpost）及《中国科学》（ChineseScience）二书之中。他还像战时记者那样将在华见闻报道于伦敦《自然》（Nature）刊物上，并向BBC电台寄去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

李约瑟通过在华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较准确评价中国传统科学成就，他后来在《中国科技史》各卷中阐述的基本观点，都萌发于此时。在这期间他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把中国看成第二故乡，从那以后直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关注并热爱中国。在所有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发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而不管自己在西方处境如何困难。他不愧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忠实朋友。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应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总干事赫克斯利（JulianHuxley，1887—1975）之邀，前往巴黎负责筹建科学处，成为首任处长，从而使该组织扩建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使他从巴黎行政事务中脱身而编写中国科学史，1948年鲁桂珍从南京来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讨论了科学史课题实施方案，相约下步工作在剑桥全面展开。李约瑟返国后，迅即投身写作。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要有中国同事与之合作，但鲁桂珍远在巴黎，遂请当时在剑桥的王铃先生参与前三卷写作，他们于1943年在重庆已认识了。第一卷总论于195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李约瑟后半生另一历史丰碑业已奠基。出版社从发行角度考虑，将书名称为《中国之科学及文明》（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但作者仍偏爱《中国科学技术史》（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这个书名。最后，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书名的折中方案。1956年第二卷问世，王铃于次年赴澳大利亚，李约瑟身边没有帮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马。这时鲁桂珍辞去巴黎职务，移居剑桥。我们不要忘记，五十年代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李约瑟的杰作初问世时，一度受到非难，甚至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但人类的理智终究要战胜政治偏见，他在书中列举的事实胜于雄辩。自第三卷出版后，在东西方各国获得热烈称赞，他的处境也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起组织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并自任会长，在推动英中友好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1952年重返中国，此后于1958、1964、1972、1978、1984年及1986年多次偕鲁桂珍博士访华。每次都会见老友、结交新朋，去各地参观访问、收集资料并作演讲。四十多年来除撰写大书外，还发表大量论文和专著，都与中国科学史有关。这些作品有的译成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风行世界。1966—1976年他荣任母校冈维尔－基斯学院院长，1971年选为英国文学院院士（FBA），一人身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荣。1972—1975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和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学衔不计其数。1972—1990年他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改为李约瑟研究所后又任所长。

如前所述，杰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1937年突然发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这种思想转折时写道：Thencamemyconversion,awordIuseadvisedly,becauseitwasabitlikewhathappenedtoSt.PaulontheroadtoDamascus（“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他这里借用《圣经·保罗全书》中的典故，内称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扫罗（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半路上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于是改宗，易名为保罗（Paolos），转而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徒。我们要领会李约瑟这一比喻的份量和内在含义。正因为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使，他才50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于中国浩瀚典籍之中。当然这中间没有什么灵光显现，主要是李约瑟深深陶醉于鲁桂珍最先向他介绍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之中，决心充当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一古老文明的使者，他成了新时代的圣保罗。与那些对中国文明持肤浅之见的西方人相反，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像古希腊一样有巨大科学财富，而且中国科学遗产是个绝对的金矿［（5）］。他指出，从公元后一千五百年漫长时间内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欧洲和任何其他文明。他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目的是澄清对中国科学的疑惑，打破无知，消除误解，还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他决心在后半生全面发掘这个科学金矿，为人类提供一笔精神财富。他认为自然科学不是欧洲人独有的，其他民族尤其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他写此书另一目的是把人类各个文明都沟通起来，用事实说明各文明的科学有如江河，最终都流归近代科学的大海，而非分道扬镳［（6）］。他还认为人类在科学上的统一，预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来之路。在写作过程中，下列问题始终在李约瑟脑海中盘旋：

1．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

2．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

3．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些问题被科学史家称为“李约瑟命题”（NeedhamThesis）［（7）］，吸引各国学者深思与求解。可以说他的中国科学史课题计划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制订的。按总体规划，全书要写成七大卷、五十章，作十六开本，有的卷再分若干册，总共35册，一千多万字。卷一总论，卷二论中国科学思想及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卷三为数学、天文学及地学，刊于1959年。卷四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册，均出版。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分十四册，现已出八册。卷六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共十册，已出前二册。卷七为全书总结，共四册，待出。最后还有总索引二册。参与写作的除主帅李约瑟及副帅鲁桂珍外，还有王铃、何丙郁、席文（NathanSivin）、罗宾逊（KennethRobinson）、钱存训、库恩（DieterKuhn）、白馥兰（FrancescaBray）、黄兴宗、梅泰里（GeorgesMétailié）、傅汉思（HansVogal）、叶山（RobinYates）、迪安（AlbertDien）、卜鲁（GregoryBlue）、卜正民（TimothyBrook）、郭郛等人，可以说是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籍学者组成的“跨国军团”。这套丛书写作持续近半个世纪还未完工，可见研究中国科学史确是项巨大工程。李约瑟说，他写这部书必须健康长寿，才能胜任这一“持久战”。有幸的是，他生前已就未完成的各册作了部署，相信在2000年左右全书会胜利出齐。已出各册正由海峡两岸陆续译成汉文本出版，而日本亦有日文译本问世。这部巨著是他穷五十多年心力在中国科学史探金事业中的艰苦劳动结晶，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对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这是一项空前创举，为人类展现了一个过去知之甚微的新的精神世界，使人们从昔日中国科学金矿中看到无尽的知识宝藏。实际上这是一部体大思深、结构严密的有关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有史以来，我们还从未见过先前有任何著作像这部书那样对一个文明的科学文化史作如此广博而深湛研究的，筚路蓝缕，厥功甚伟。就凭这一点，足以使李约瑟名垂千古。

李博士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他从比较观点考察中外科学交流，证明人类各文明区的科学技术不是彼此隔绝，而是相互沟通，因此他的书不只专讲中国，还触及古希腊、中世纪欧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巴比伦，甚至还有美洲印第安地区，他用一连串事实在中国与这些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他认为各个民族的科学创造力不分高下，都各有其贡献，但中华民族的贡献较为突出。虽说近代科学首先于17世纪在西欧兴起，但李博士表明，如果没有中国等其他文明区的科学注入，近代科学及工业革命便无从谈起。因而近代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为某一文明所独有。他在论证中国对世界科学贡献时，以崇敬和爱戴的心情捍卫了中国人对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优先权，将中国科学文化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位置，这就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过去被严重贬低和误解。为此他应得到所有中国人的感谢。中国人民因有李约瑟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自豪。通过他这部书可以从中国科学史的视角看到世界科学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地区的文明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按中国有机论哲学模式描绘的一幅世界科学的发展蓝图，也可说他的书是在世界科学发展中向各方向辐射并从各方向受辐射的一部动态的中国科学史。他在系统阐述中国科学成就后，自然进入解释这些成就何以出现的理论领域。中心议题是说明，当中世纪欧洲处于长期黑暗时代之际，为何中国能在亚洲发出如此灿烂的科技之光？与此相关连的是，当觉醒的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兴起近代科学时，又为什么传统中国科学没能实现这一突破？他从四十年代起便决心探讨这些难题。为此他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学史，理清各自发展脉络，找出双方异同点及优缺点，又从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语言逻辑、地理环境各因素影响，作内史与外史的交叉研究，导出一系列独到见解。他在中国科学史探讨中所发展的许多理论概念，对一般科学史而言也是有启发性的。自然，他的书也为各国学者研究本国科学史提供了范例。例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目前正酝酿中的多卷本中国科学史，即以李翁大著为楷模。《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又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他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考证精密，他所导出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系统整理并发掘中国科学遗产，使各国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这项工作十分艰难。由于过去人们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而对中国科学成就严重低估，李约瑟的书将使很多人对中国重新认识并发生观念上的根本改变，这是用千军万马都作不到的。他在宣扬和传播中华科学文明方面的功勋，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其影响将是持久的。可以说他这部巨著是20世纪世界重要学术经典。他已在当今国际文化史领域内掀起一股台风，横扫以往一切陈腐的中国观，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视。他的书在西方如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lol，1254—1324）游记当年出版时那样，帮助西方人大开眼界，看到旧大陆另一端东方大国令人向往的情景。但作为皈依华夏文明的新时代圣保罗，李约瑟主要充当向基督教文明传播中国科学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他的书在中国起到使亿万人精神振作、奋发进取的鼓舞作用，是当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材。既然我们拥有那么多优秀的科学遗产，祖先作出那么多震撼世界的发明发现，通过我们现在这几代人的努力，一定会使祖国科学腾飞，步入世界先进之列，为人类再作重大贡献。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是李约瑟直到临终前一直坚信的。多年来他靠个人力量从事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尽管财政拮据，但仍矢志不渝。大书能有今日规模，谈何容易。他夫人李大斐也以自己收入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七十年代后李大斐身体不好，后又卧床不起。李约瑟一边照料太太，一边紧张工作，以致他腿部关节炎一直无暇就医。1987年李大斐不幸辞世，李约瑟失去伴侣，而自己行动也越益困难。两年后他与鲁桂珍喜结良缘，也是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最终归宿。但婚后刚两年，1991年桂珍又继而谢世，使约瑟受到又一次精神打击。此后他身体时好时差，已不能走动，靠护士照料。鉴于他的学术功勋，1992年6月，英国女王陛下授予他CompanionofHonour勋位，意即荣誉勋爵。虽然如此，他仍希望人们称他为李约瑟博士。1990年九十大寿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这当然是他最愿接受的头衔。这意味着，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象加拿大白求恩（HenryNormanBethune，1890—1939）博士那样是亿万中国人的兄弟。1993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在这之前，他已被聘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还与很多中国同行保持私交。笔者荣幸地与他有20多年持续不断的交往，愿在这里谈谈自己的感受。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学求学时，对科学史发生兴趣，读他的作品后深感他作为外国人这样热情钻研中国科学史，我们华人更应如此，遂立志专攻科学史，因而他是我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之一〔另外两位引路人是日本的三枝博音（1892—1963年）博士和薮内清（1907年—）博士——作者注〕。31年前，我第一次亲睹李约瑟博士的丰采，那时他在中科院历史所小礼堂作演讲。与他直接相识始于七十年代初，他在北京饭店与所内研究人员座谈时说：“我受芝加哥的钱存训博士委托要会一会潘吉星，并向他转达钱的亲笔信。”当他发现我恰巧坐在他对面时，我们就自然地开始了交谈。那时钱先生正执笔李约瑟的大书造纸印刷卷，而我也在研究造纸技术史。钱先生给我寄的几封信都被“工人宣传队”扣压，是李约瑟的来华才帮助建立起学术联系。我也因此与李约瑟直接相识，从这以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所谈的内容照例是不同时间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科学史问题。有时互相提供对方需要查找的资料。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有的选题是他提出的，例如他说火箭史较难研究，因古书技术用语混乱，他一度“上过当”，把纵火武器当成火箭，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1981年我在美国作研究时便把这一课题列入日程，通过这项研究证实了李约瑟同一年在布加勒斯特国际会议上提出的火箭起源于12世纪后半叶的提法后，他很高兴。亲自将我在这方面的论文推荐到国际汉学刊物《通报》（T’oungPao）上发表，表现出老一辈科学史家对晚辈的提挈。为使我有进一步研究的机会，1982年他邀我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我继续收集火箭技术史料，并扩写成一本书。在剑桥期间，每天与约瑟见面并交谈，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为乐，在生活方面热情关照，委托桂珍为我安排食宿。他不止一次领我去他所在的冈维尔－基斯学院熟悉环境，介绍与院长及其他学者认识。令人难忘的是，当我生日那天，约瑟特意将他和大斐签名的《科学史展望》（ChangingPerspectiveintheHistoryofScience）一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后来我向他表示想趁在英停留机会深入研究一下德国化学家肖莱马（CarlSchorlemmer，1834—1892），他表示支持，并建议去伦敦和曼彻斯特作现场考察，果然满载而归。在剑桥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深感约瑟对我的指点和关怀，实际上是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关切，体现了这位大学者的国际主义风范。在他那里工作的其他中国人，想必都有同感。

回国后，为向国人介绍李约瑟、李约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决心编译他的一本文集。他获悉后，迅速寄来三大包论文抽印本，亲自编号说明，还将手中仅有的旧日照片册借给我们制版，同时为《李约瑟文集》（1986年）写了序。出版后，国内外社会效益都较好。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6年他与桂珍的那次访华期间。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访问并照料约瑟起居，我们朝夕相处，格外亲切。这次旅行中，他以86岁高龄不顾旅途劳累，为核实一条史料，亲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560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149号窟看到1128年宋代石刻物是现存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时，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我们迅即作了素描、拍照、录下铭文。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这个重要发现已来不及写入〔大书〕火药卷（1986年）了，我们只能以论文形式先行报道［（8）］。离境前我在宾馆内帮他们整理行装时，注意到两位银发老人对中国仍难舍难离。桂珍有时眼含泪珠，说话有点嘶哑，约瑟心里也难过，他们说这将是最后一次故国重游。因此日程中安排约瑟去重庆再看一眼他工作过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旧址，同时去蕲春看看桂珍的祖籍面貌。未料在上海虹桥机场送走他们之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只能借书信往来。1994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约瑟来信，他安慰我并希望手术成功，再一次体会到他的温心。如今，往日经常相聚的大斐、桂珍和约瑟均已先后作古，想起怎不断肠。20多年来约瑟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从他的作品和谈吐中表现出来的李约瑟思想、他的治学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人的风范和对中国的热爱，是我这一生都学不完的。由于他在推进中英友好和了解方面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对中国人民一贯保持深厚友谊，对中国科学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这位英国伟大学者的形象和精神将激励我们后人继续攀登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高峰，在他身后会有更多的人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约瑟作为我的知心朋友和导师，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参考文献

（1）姜岩等·李约瑟博士最后的日子·人民日报，1995年3月27日，第6版

（2）LuGwei-Djen.Thefirsthalf-lifeofJosephNeedham.Explorat-ionin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ed.HuDaojing,p-p.1—18(Shanghai,1982)

（3）LuGwei-Djen&JosephNeedham.Acontributiontothehistoryo-fChinesedietetics(1939).Isis,1951,(42)17

（4）潘吉星·杰出的女性鲁桂珍博士·《中国科技史料》，1993，14

（4）：58

（5）JosephNeedham.ForewordfortheCollectedPapersofJosephN-eedhaminChinesetranslation,ed.PanJixing(11January1985)

（6）潘吉星·李约瑟——沟通东西方各民族与科学文化的桥梁建筑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3：59—74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4

16~19世纪，为近代生物学史15-16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教会和神学,为自然科学(包括生物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为自然科学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手段。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方法论上以培根实验理论和笛卡尔的数学方法为标志，在生物学内容上则以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为中心,生物学的研究达到了整体水平和细胞水平。16~n世纪,生物学上一些分支学科开始独立和发展。植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先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世纪,除生理学取得进一步发展外，分类学和胚胎学的成就最为显著。19世纪，细胞学、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近代生物学发展的特点是生物科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对立和争鸣：这一时期,不同学派产生和不同的学说的争端，往往是特定学科走向更为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物成论”与“神创论”，“进化论”与“不变论”，“人为分类法”和“自然分类法”,“预成论”与“渐成论”，“活力论”与“机械论"，“生生说”与“自生说”等等,不同学派的理论在经受实践、历史的检验以后，一方面，可以不断地修正错误,也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统一认识后达到更高层次的完善。例如,“活力论”和“机械论”的争论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又如,“预成论”和“渐成论”的争论，有效地推动了胚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真理战胜谬误,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例如“生生说”战胜“自生说”为微生物学的发展扫潸道路。不同学派之间的争端和对立，即有正价值，又有负价值。研究生命科学史，就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帮助科学的研究自觉地运用这类正负价值,推动生物科学的发展。

2.现代生物学:

20世纪以来为现代生物学史由于物理、化学、数学向生物学渗透,给生物学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从描述性为主的傅物学领域，进人实验生物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生物学应用实验分析、物理或化学方法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以遗传学、胚胎学和生理学为带头学科，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则以分子生物学为带头学科，加上细胞学、神经生物学和生态学构成了当代生物学的四大支柱。随着实验科学手段和方法的发展，生物学在微观上从细胞生物学水平走向分子生物学水平；宏观上,从各分支学科走向综合生物学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不断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21世纪被称为生物科学发展的世纪。

3.伟大科学家的重要成果是生物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科学家的科学精神是生命科学发展史的炅魂。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5

在当代西方的科学史文献中，象“历史的辉格解释”（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或“辉格式的历史”（whighistory）这样一些术语（相应的形容词和名词还有Whiggish，Whiggism和Whiggery）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在范围更大的历史学界，这些术语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语。它们涉及到历史研究中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们区分某种历史研究方法与倾向的重要判据。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有关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说，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概念的提出

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辉格党即是自由党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

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1827年，作为辉格党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1688年的“光荣革命”，歌颂君主立宪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史，也开创了一代辉格史学。因为它“虽然完全避免了党派热情，却自始至终地充满了辉格党的原则。”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则更明确地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的。”但就历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式来说，辉格党的历史学似乎更占了上风。直至20世纪，象屈维廉（G.M.Trevelyan）这样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倾向和历史观方面，也继承了这种辉格党人的史学传统。

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地指出，就这本书来说：

所讨论的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

可以说，这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广义的辉格式历史的定义。在这里，他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进而考虑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到历史研究和所谓通史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巴特菲尔德认为他并不是在讨论历史哲学的问题，而是在讨论历史历史学家的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他所抨击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并不是辉格党人特有的，它比思想上的偏见更微妙，是一种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经检查的心智习惯。即使那些为托利党政见辩护的历史学家们，就其研究方式的实质而言，也是这种广义“辉格式”的。巴特菲尔德还更加明确地指出：

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

照此分析，辉格式的历史学家是站在20世纪的制高点上，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因为这意味着把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认为他在过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将会认为，对我们来说，只有在同20世纪的联系中，历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这里的谬误在于，如果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心中念念不忘当代，那么，这种直接对今日的参照就会使他越过一切中间环节。而且这种把过去与今日直接并列的做法尽管能使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容易，并使某些推论显而易见（且带有风险），但它必定会导致过分简单地看待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必定会导致对过去与今日之关系的彻底误解。

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过去与今日之关系呢？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强调和夸大过去与今日（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相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标应是去发现和阐明过去与今日之间的不相似性，并以这种方式扮演一个在我们和其它各代人之间的中介者。为了要获得对历史真正的理解，历史学家所要做的：

……不是要让过去从属于今日，而是……试图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尔文和他们那代人只不过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绝对的，这样做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要获得这种理解只能是通过充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同样正确，他们争论的问题象我们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就象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一样完美和充满活力。

因此，如果我们把今日变成一种绝对，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各代人都仅仅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就正在失去历史所能教给我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更真实的观点，我们就不能认识那些我们在其中也仅仅是相对的事物，我们就失去了发现的机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发现我们自己、我们的观点和偏见位于何处。换言之，我们就无法认识到，我们自己如何不是完全自主或绝对的，而只是伟大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在事物的运动中，我们自己不仅是开拓者，而且也是过客。

在这样的观点看来，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是对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给出哲学的解释，不应是由过去而推断出某种结论。相应地，巴特菲尔德否认可以以因果联系的方式讲述历史。或许更一般地，历史可以假定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整个过去导致了复杂的今日，它包括过去运动的复杂性、纷繁的争论和错综交织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当历史学家真正去追溯过去时，他就会发现相互作用的网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不可能指出过去（比如说16世纪）任何一件事是20世纪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因。因此，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以某种可能性去追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事件的序列关系，而不是试图描绘交错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与结果的极为复杂的图表。历史学家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他象旅行家一样，向我们这些不能去访问一个未知国家的人描述那个国家，他只讨论确定的、具体的、特殊的事情，他不应过分关心哲学和抽象的推理。简而言之，

作为最后的手段，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释法国大革命，是通过精确地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们带入更加详细的细节，让我们确切地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特菲尔德强调，只有通过一段实际的研究，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历史中的某一点，才能真正使历史变革背后复杂的运动具体可见。这种对人类变化的复杂性的展示，对人类任何给定的行动或决定之最终后果的不可预见特征的展示，是人们可以从细节中学到的唯一教益。

然而，越来越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巴特菲尔德反复强调的节略问题。由于历史中的内容无限丰富，要把所有事实都充分讲授的历史实际上是无法写出的，所以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必然是节略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对于所有的历史，当它们变得更加节略时，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倾向于辉格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全部困难都来自有关节略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象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说，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进行节略呢？巴特菲尔德指出，节略就是对复杂性进行节略。它不仅是写入什么或省略什么的机械性技艺，而是在不丧失总体性和主旨的前提下如何有机地压缩细节的问题。在节略时，历史学家不应按照某种原则来选择事实，不应插入一种理论。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应具有一种能看到重要的细节和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和模糊的天赋概念之外，巴特菲尔德对此问题的解决并未提出什么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正是这一弱点成为巴特菲尔德所提倡的反辉格式历史不能贯彻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尔德在该书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判断都是历史学家所应回避的。

巴特菲尔德一生著述甚丰，除了为数众多的专题性历史研究著作（主要是关于18世纪英国政治史和欧洲近代史的著作）之外，侧重史学理论方面的有《基督教与历史》（1949）、《人类论述其过去：史学史研究》（1955）、《乔治三世与历史学家》（1957）等专著，及“历史与马克思主义方法”（1933）等论文。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该书很快就被认为是史学理论方面的一本经典名著，多年来一直不断重印。巴特菲尔德的这部著作内容本身虽然只涉及政治史与宗教史，但它的影响则波及整个历史学界。“辉格式的历史”一词成了历史学界进行史学批评的标准专业用语。在很长的时间中，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学家愿意成为（或被人称为）辉格式的历史学家。在科学史界，巴特菲尔德的这种影响尤为强烈。

二、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讲到的，从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来看，如果不考虑最初期那些萌芽性的科学史著作，大致可以说从18世纪开始出现了早期的科学史（严格地讲只是学科史）著作。与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相伴，这个时期的科学史著作反映了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把科学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当然，此时从事科学史工作的多为科学家，科学史这门学科尚不成熟。到20世纪初时，科学史研究出现了从学科史到综合性科学史（通史）的转变，有了少数职业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自身的价值标准也开始确立。然而，当时科学史界对科学史所持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批评的辉格式的的观点。例如，科学史学科重要的奠基人萨顿，就曾在他的几部著作中，以定义、定理和推论的形式反复地强调他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如此的那些东西。

定理：这些实证的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

推论：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任何其它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

正因为如此，萨顿在他的科学史研究中，很自然地把炼金术、占星术和自然巫术当作伪科学而不予考虑，他还把盖伦的生理学理论斥为空想和荒唐，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讨论它们。这些作法当然是与萨顿本人所坚持的实证主义观点相一致的。实际上，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初期，实证主义的科学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相应地，在科学史研究中，辉格式的倾向也相当极端，相当普遍。

大约从50年代起，情况逐渐有了改变。在专业科学史学家当中，极端的辉格式研究倾向开始消失。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怀耳德（C.B.Wilde）提出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历史学家已经表明一种研究法的优越性，即从各个方面努力重组以前的思想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以事后认识到的好处作为标准去评判过去；第二，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的衰落，致使那种认为科学知识的现状在任何绝对的、认识论的意义上，都比早期的知识形式更优越的信仰难以维持下去了；第三，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已比被取代的、在现代科学家看来可能是荒唐可笑的许多观念，在早期的科学发展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特菲尔德对于辉格式历史研究法的批评，无疑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外来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中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出现，是科学史界接受反辉格观点的内在基础。正如怀耳德在第一条理由中表明的，象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科瓦雷有关笛卡尔、伽利略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就是根据过去时代本身具有的术语去解释过去的典范。这种研究传统尤其在美国科学史界影响巨大，而它恰恰正是反辉格式的。后来，象医学史家佩格耳（Q.Pagel）1967年在他研究哈维的生物学思想的著作中，则更清楚地指出：

……对于历史学家，就是要颠倒进行科学选择的方法，并要在原来的与境（context）中重新叙述其英雄人物的思想。这样，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这两套思想的表现，将不是通过简单的并列或彼此无关的表述，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它们相互支持，相互确证。

此外，60年代初以后，象科学史家耶茨（D.F.Yates）对科学革命和炼金术关系的研究，以及众多学者对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典型表现。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1968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它表明了西方科学史界对这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普遍接受：

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

在西方，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的科学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相应地，新的研究传统和新的价值标准得以巩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样，这新一代专业工作者在称呼他们认为过了时的科学史著作时，喜欢用的最粗鲁的词汇之一，就是说那些著作是“辉格式的”。

三、问题与争论

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出版了近20年后，巴特菲尔德本人也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1950年，他在一篇题为“科学史家与科学史”的文章中，仍坚持反辉格式倾向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相信已经证明，有时更有用的是要学习早期科学家们未起作用的某些东西以及错误的假说，是要去考察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智力方面难以克服的特殊障碍，甚至是要去追溯已走入了死胡同但对科学总体进步有其影响的科学发展的过程。正如在所有其它历史形式中一样，在科学史中错误的作法，就是总把当代放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参照的基础，或是设想在世界史中17世纪科学家的地位将取决于他看上去与氧气的发现有多么接近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科学史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这部著作虽然主要是根据二手文献写成的，可是由于它成功地把科学史结合到一般的历史中去，从而得到广泛的称赞，成了一本经典的科学史名著。但正如许多人都注意到的，这本书在写法上却正是他所强烈批评的那种辉格式的写法。因为他致力于要发现科学的起源，他并未试图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构成中（即社会的、智力的乃至政治的构成中）去理解这个时代的科学。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预先便知道这种起源在何处（即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所以他描述的只是能够表明在17世纪的科学中带来了近代对物理世界的看法的那些成分。例如，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帕拉塞尔苏斯、海尔梅斯主义和牛顿的炼金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撰写一部显然是出色的辉格式的历史！同样地，在1944年出版的《英国人及其历史》一书中，他也同样采取了辉格式的撰写方法。体现在巴特菲尔德身上的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表明，即使是他本人在其历史研究实践中，也难以完全贯彻他自己的理论主张。因而，7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对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问题再次进行反思，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默顿在1975年便提出：“或许，在编史学中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辉格式原则的禁忌，已远远超越了反对那种赞扬式的当代主义的目标……对于历史，或许已经到了要求反对反辉格式倾向的时候了。”比这更早一点，美国科学史家布拉什（S.G.Brush）也曾指出，由于科学史家支反辉格式传统的接受，他们热心于把科学理论同前些个世纪的哲学与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因而开始降低了在这些理论中技术性内容的重要性，但正是这些技术性内容才使这些理论在现代科学中有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历史学家和科学教师的目标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然而，对反辉格式研究方法更为系统的反思和对巴特菲尔德的批评，主要还是出现在1979年巴特菲尔德去世之后，它们一方面来自一般历史学家，另一方面来自科学史家。

历史学家的反思与批评有的涉及《历史的辉格解释》这本书本身，如指出它严重地空洞，缺少有力的历史例证等。有的则涉及历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威耳逊（A.Wilson）和艾什普兰特（T.G.Ashplant）认为，巴特菲尔德正确地辨认出了在历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与原来时代不符的模式，但他未能恰当地指出这种错误的实质和令人满意的补救办法。他们认为，此错误的真正根源是以当代为中心（present-centredness），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更不用说理解）根本地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历史学家对来自当代的“感性定向”的利用，迫使他们曲解过去。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任何编史学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这种以当代为中心不仅仅是个别历史著作的问题，它也是历史这一学科自身的结构，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固有的，因此，历史的推论在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

由于巴特菲尔德提出的问题与科学史研究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对其观点和影响的反思中，科学史家们尤为活跃。1979年，美国生物学史家赫尔（D.L.Hull）率先打出了“捍卫当代主义”的旗号。他承认某些类型的当代主义（presentism）是人们所不希望和应该取消的，但是，他却要捍卫在科学史中另外一些类型的当代主义：阅读出当代的含义、当代的推理原则，以及将经验的知识用于过去更早的时期。他认为，在这三种情况下，当代的语言、逻辑和科学不仅对于探索过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将探索的结果与历史学家们同时代的人进行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赫尔指出，对于历史学家，不论是在对过去的重构中，还是在向其读者就这种重构进行解释时，当代的知识绝对都是至关重的。由于历史学家在当代所处的地位，他必须要在对过去重构利用一切可用的证据和工具，即使这些证据和工具对于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无法了解的。此外，他还必须与当代的读者交流这些重构。历史学家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了解总是要比对他所研究的时代的了解要多，而他的读者就更是如此了。这里，赫尔显然是从目前西方史学界较为流行的将历史视为人类的建构，因而否认绝对历史真理的观点来捍卫当代主义的。

1983年，英国科学史家霍尔对于科学史界反辉格的倾向也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霍尔指出，《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没有给出任何正面的观点。它虽然告诉我们历史不应是什么样的，但却没有讲历史可以是什么样的。巴特菲尔德的看法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不是通过一番一般的推理，而是通过对更加细节性的内容加以阐述。霍尔则认为。，他不相信历史学家通过“可变焦的显微镜”所看到的“具体事实”会自动非理论化地变成“解释”。他认为在此问题上巴特菲尔德由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归纳主义”而落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巴特菲尔德把辉格式的历史等同于对今日与成功的认可，相应地，辉格式的科学史就成了对科学成功的记录，它采用当代的科学知识作为标准。霍尔旗帜鲜明的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有某些东西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在科学的发展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维森纳到奥卡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他们并不仅仅是努力要与他们所批评的前辈有所不同，而是要比这些前辈更加正确。正确与错误在当代科学的发展脉络中是非常本质和重要的东西。它们并不是历史学家发明的，而是存在于文献中的。霍尔与赫尔类似地指出，科学史家无法避免已具有的优越的知识。一般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正确与错误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许并不存在正确的答案，可是科学史家却总是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总之，霍尔认为，由于科学毕竟是进步的，所以以辉格史观为根据的科学史研究是很难怀疑的，辉格式的进步观点不可避免地要确立在科学史中。当然，霍尔也并不赞成极端的辉格式倾向，他认为，赞扬或夸大科学成就，或为了当前占优势地位的科学成就而进行宣传鼓动，这些肯定不是科学史家所要做的事。

另外还有一些科学史家指出，伴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极端的反辉格式倾向，科学史带有了一种排它性。科学史家对科学发展脉络前后细节的关心是正确的，但当这种关心扩展到一种偏执的程度进而排斥了最核心的内容时，就使广大对科学发展自身有兴趣的读者疏远了科学史。广大科学家和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在历史方面的这种集体性记忆缺失是可怕的，因为科学没有了其历史，就好象人没有了记忆。哈里森（E.Harrison）还谈到，在另一个极端，反辉格式的倾向利用了无知的长处，把当今那些对过去无用的东西抛开（正象库恩要求科学史家要忘记他们所知道的科学那样）。而在利用无知的长处时，反辉格倾向就变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形式，即科学史家具有了一种目光短浅的优越感，无视今日科学的成就。

8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史家柯恩（I.B.Cohen）在其研究牛顿的著作中，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讨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他指出：“我当然不提倡辉格式的科学史……毫无疑问，坏的、无用的或没有成果的思想同好的、有用的或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许多变革得到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同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牛顿的关于炼金术的见解或他的神学信念并不值得我们象注意他的《原理》那样一页一页地仔细研究。例如，倘若牛顿没有撰写《原理》，学者们会象现在这样对牛顿的炼金术的‘创造精神’感兴趣吗？”

纵观科学史家对此问题的反思，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极端反辉格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也不赞成极端辉格式的倾向，而是赞同两者的有机结合。克拉（H.Kragh）在其1987年出版的《科学编史学导论》中的观点似乎是结论性的。（克拉在其书中使用的术语是“与过去时代不符的”（anachronical）科学史”和“按过去时代进行研究的”（diachronical）科学史。这两者含义大致相当于辉格式的和反辉格式的科学史（克拉本人也这样认为）他认为，科学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同过去这两者间的关系，而是历史学家、过去和当代公众三者间的关系。反辉格式的历史将不能起到与公众交流的作用，它将倾向于仅仅走向细节，被动地对历史资料进行描述，而忽略了分析和解释。因此，彻底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不能满足人们对历史通常的要求，它也许能真正代表过去，但它也将是古董式的，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大多数人都难以接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指南和对辉格式历史的解毒剂，反辉格式的编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历史学家无法将他们从自己的时代中解放出来，无法完全避免当代的标准。在对一特殊时期进行研究的初期，人们无法按那个时代自身的标准作评价和选择，因为这些标准构成了还未被研究的时代的一部分，它们只能逐渐得以揭示。为了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任何观点，人们就不得不戴上眼镜，不可避免地，这副眼镜必然是当代的眼镜。克拉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历史学家并不面临在反辉格式的和辉格式的观点之间的选择。通常两种思考方式都应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特定课题。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象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Janus）一般的头脑，能够同时考虑彼此冲突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的观点。

四、小结

限于篇幅，本章对有关辉格式科学史问题各方观点的述评是很粗线条的，未能就一些更细节性的问题（如“为什么没有……？”这种历史问题在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中的位置等等）进一步展开讨论，也没有利用各家著作中广征博引的大量科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具体事例。但是，即使从这样一种概括性的回顾中，我们仍可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巴特菲尔德的确提出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科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此问题提出的意义和重要性却是一致肯定的。

其次，经过几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科学史中，既不能采取极端辉格式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去采用极端反辉格式有研究方法。我们应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或者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也许只有这样，才可能带来对科学史的真正理解与把握。

再次，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辉格式的到反辉格式的再到两者统一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对反辉格式观点的全面接受，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我们并不能因为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辉格式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史中无法避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辉格式的研究方法。这正如萨顿等人的科学史观现在在西方虽已不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对科学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却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恰恰缺少这一阶段）。就科学史研究未来在我国的发展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在西方，目前撰写科学史著作的主要有两大类人：一类是职业科学史家，另一类是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如上所述，虽然近年来人们对辉格式倾向的问题有了重新认识，但伴随着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职业化，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传统仍主要是倾向于反辉格式的。而对科学史有兴趣的科学家，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训练，再加上所受的科学文化教育这一背景的影响，则有较强的辉格式倾向。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6

[关键词]范式内部史与外部史不可通约性

一、

作为本文的开始，请允许我追忆已故的托马斯S.库恩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夏天，他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那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研究生，见面之前，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于1971年面世，不久，我就为学校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在那段时间，坦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

大约两年后，即1976年，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研究生。在那儿，我阅读了库恩教授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随后在他的论文选《必要的张力》（1977）中又重新出版。其中有一篇题为“科学的历史”的短文刊登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中。库恩教授在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上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内部史和外部史”，尤其是关于“默顿命题”。

库恩认为，在一个新学科发展的早期，专业人员集中在主要是由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上。在此时期，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展示的概念，受到当时的常识、流行哲学传统或当时最权威科学的制约。17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例证。但他争辩说，一门学术专业在后来的发展方式，总是大大区别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由古典科学的发展所预示的。一门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理论以及工具、数学和语言技巧的复杂总体中受到训练的。结果，他们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唯一读者和裁判。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问题，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为了扩大现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的范围并提高其精确度而提出的挑战。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一般同以前专业训练中所提供的概念紧密有关。简而言之，与其他专业的创造性工作相比较，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从他们在其中过着特殊专业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实际分离出来的。[①]在阐述现代科学规则的出现时，库恩教授从未忽视外部因素，而是解释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以十分自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重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我现在意识到在谈及几篇有关强调外部的理智和经济条件影响的热力学文章之后，库恩教授明确指出：“因此，仅仅在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中我才将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很小。”[②]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来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是必要的。库恩教授在先前所提到的那篇“科学的历史”一文中指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③]从这时起，我理解了库恩教授的科学史方法论即为科学内部和外部史，或他的范式概念就是描述科学实践的深层维度（包括内部与外部）。1976年，普林斯顿的新学年开始后，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遇到库恩教授，尤其是在星期三下午项目组所举办的酒会时间里。那时我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在CharlesC.Gillispie教授，研究生主任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为客人调制了苏格兰威士忌。

在1976-1977学年的春季学期里，我参加了他的本科课程“科学史介绍”。上了一些课后，他由于过度工作而进了医院。由哲学系荣誉教授卡尔·享普尔教授代替他上。但是在最后几节课时，他又出现了。为了获得学分，我与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考试，并提交了一篇题为“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与数学史”的学期论文，文中我论断在数学中也有革命。看我的论文之前，他认为在数学中没有革命。但是，读了我的论文，他改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即使在数学中也必定存在着革命。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我看到他对我的论文评语时的高兴心情。我十分感谢他对于一位国外学生所给予的和蔼与学术的公正。

1978年在该项目的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库恩教授谈及他的新书《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些同事报怨那本书太专业化。但我却极力推崇，因为我自己能理解在我在数学系的学习中历史研究有多重要。他的有关量子理论早期历史的著作似乎已表明他感到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负有一种学者的责任。1979年初夏，在《普林斯顿日报》中我读到Gillispie教授的一篇采访稿，称库恩教授由于个人原因将离开普林斯顿。不久，我帮库恩教授搬书。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留下了大约12本被译成不同语言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些书现在都保存在我在东京的办公室里。

我回到日本后接受了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的一个职位。1986年春，库恩教授作为日本科学进步团体的邀请学者访问了日本。五月二日，我请他在我们学校的艺术与科学学院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并在我的研究生讨论班与我们一起讨论。演讲的会堂里挤满了大量熟悉他著作的听众。他的演讲题为“作为历史产物的科学知识”。我们在讨论班里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我记得，在那儿他强调了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性说“迫切需要科学社会学”。在学院附近，我的十几位研究生与库恩及他新婚的妻子Jehane一起共用了晚餐。我们喝了很多酒，库恩教授夫妇看起来十分高兴。

在他作公开演讲的前几天，我们去了日光观光。在去日光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爱丁堡的布卢尔（D.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出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强纲领”的有效性问题。他对那个纲领十分不满。但作为那本书的日文翻译者，我基本上支持布卢尔的观点。1986年当他们离开日本之际，我请求库恩教授夫妇答应再次访问日本。他说“好”，但是在他第三次访问日本之前，却传来了他于1996年6月17日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与库恩教授的相见的情景至今还牢牢地铭记在我心底。

二、

库恩教授是一位怎样的思想家，或确切地说，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他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继A.柯依列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当青年库恩在哈佛学习科学史时，就很受柯依列《Etudesgaliléennes》一书的鼓舞，该书1939年在巴黎出版。在“亚里山大·柯依列与科学史：关于理智的革命”（《Encounter,1970》）一文中，他说道：

“在科学之外，随着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少数学术领域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转变。那种转变仍在继续，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影响那些将科学史从本质上视为观念史的历史学家，这一点迄今为止已经在许多中心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第二阶段发生在那些将科学史吸收到由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提供的模式中的历史学家中，这一点仍在酝酿。熟悉近代编史工作的读者会认识到在这些事件在全社会的历史职业中的影响。理智的历史在近代曾吸引了许多人才，而现在吸引他们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但是这些变化对科学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领域都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公认的时代错误，他们第一次使将科学看作具有历史成为可能，或至少能够引起当代历史学家的兴趣。”[④]

柯依列可能是理智史历史学家的代表。库恩教授则可被称为作为社会文化史一部分的科学史模式的倡导者。在上文的结尾处，库恩指出了柯依列体系中内部史的局限性：

“然而，柯依列知道这里有问题。晚年在病床上他将愉悦诉诸于一本书，‘去填补迄今为止仍有几英里距离的这一科学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鸿沟。’我想，建造这一跨越鸿沟的坚固桥梁是当前面对科学史的重要挑战，许多年青的学者已开始为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而提出建议。”[⑤]

当然，库恩所写的科学史的著作是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195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不仅描述了托勒密地心宇宙和哥白尼日心宇宙的数学天文学的技术性细节，而且解释了新的哥白尼理论是如何随着牛顿力学的胜利而被欧洲近代社会所接受的。在《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中，库恩从未忘记提及马克斯·普朗克的热力学背景知识，热力学方程式由法国工程师SadiCarnot和德国物理学家RuodlphClasusius提出。

更重要的论述可见文章“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与经验传统的对立”，该文初次出现于法文版的《Annles》，30（1975）中，随后见于《自律Interdisciplinary史杂志》，7（1976），以后又收入1977年的《必要的张力》。在那篇文章中，库恩引入了培根的科学概念，即强调实验不同于数学工具，这是经典物理学的主要特征。根据库恩的论述，所谓的默顿命题只适用于培根式的科学。

因此，库恩是一位完全吸收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史”模式的科学历史学家。他引入外部因素来描述科学史的方法一点也不独断，且十分自然地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科学实践的深层组成，包括理智的与社会的，可能与库恩的众所周知的“范式”概念紧密相关。范式是与一个与米歇尔·波朗尼的“不可言说的维度”有一定联系的概念。波朗尼的科学哲学有时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比，后者也强调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层维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库恩的科学哲学也被称为“科学的心理分析”，或是用理智的和社会的深层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尝试。

众所周知，因为对范式模糊性的批评，库恩曾一度放弃这一概念，而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年出版）的“附录-1969”中引入一个新的术语“专业母体”。但是，当库恩在1988年夏召开的以“解释与人文科学”为主题的会议上宣读“自然与人文科学”一文时，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这样，他总结道：

“因此，让我为关于这一不同划界方法的许多尝试性评论的有关见解下一结论。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基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的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时将使用该词。”[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陈述。“范式”在这里被重新解释为解释学基础。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那么，自然科学就可以以下述方式与人文或社会科学相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者通常所做的，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普通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难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间的吻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根本很少发生类似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⑦]对库恩来说，自然科学有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除在科学革命时期外，这一范式或解释学基础很少变化。随着库恩的观点，科学成为一次具有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智的事业。从前上帝的科学观被抛弃了。

三、

库恩晚年所努力从事的是重新系统地阐述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观点。他的科学史大纲十分哲学化。他称他的科学哲学大纲为“科学的历史哲学”。因为在他的科学观里，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当库恩在1947年夏天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其他物理学文章时，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观。关于此，他回忆如下：

“我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物理学文章是在1947年夏天，那时我是一名物理学研究生，正试着为一堂面向非科学家的科学课程准备一个力学发展研究的案例。毫不奇怪，我用以前读过并清楚记得的牛顿力学来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文章。我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曾懂得多少力学知识，他为后人，如伽利略和牛顿留下了多少尚需解决的东西。有了那个方案后，我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几乎根本不懂力学。所有问题都留给了他的后人，主要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人。但我发现很烦，因为我正在读他。亚里士多德不仅表现出对力学的无知，而且还是位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方面，他的文章在我看来，不论在逻辑上还是观察上，都满是令人吃惊的错误。”[⑧]

这种观察在二十世纪的普通物理学家中必定十分普遍。但这里，库恩并没有停止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文章的质疑。他继续他的观察：

这些结论是靠不住的。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是位倍受尊敬的古代逻辑的创立者。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里，他的著作在逻辑学上所起的作用可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上的作用相比。此外，亚里士多德常被证明是一位极其敏锐的博物学观察家。尤其在生物学方面，他的描述性文章为十六与十七世纪近代生物学传统的出现提供了主要的模式。当他转而研究运动和力学时，他那独特的才能怎么会如此系统地消失呢？同样，如果他真的失去了才能，为什么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在他死后那么多世纪里都被看得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可以简单地相信亚里士多德在涉足物理学领域时走入迷途，但并非如此，他完全崩溃了。可能错在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我问自己。也许他的话对于他和他同时代的人的意义并不总是与对于我和我同时代的人的意义相同。

这样的问题对于青年库恩来说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简单的糟糕的力学家。库恩尝试性的回答如下：

试探着那种方法，我继续对文章进行苦苦思索，我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我坐在书桌前，桌上是一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打开着，手里握着一枝四色铅笔。抬起头，我出神地凝视着窗外——至今我仍栩栩如生地记得这一幕。突然我头脑中的片断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并归属到一个立场之下。我低下了头，因为刹那间，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位真正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以及他的权威性何在。先前看上去有着令人吃惊的错误陈述，现在看起来最坏也只是接近于强大而普遍成功的传统中的失误。那种经验——片断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是我在对事例进一步考虑后将挑选出来的革命转变的第一个普遍特征。尽管科学革命留下了许多零碎的扫尾工作，但中心的变化不能给人以零碎的，一点一滴的感受。实际上，它包括一些相对突然和无结构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一部分经验流将自身进行不同的分类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模式。（同上）

这里，可能有一些简单化或戏剧化的因素。但是，在以后的生涯中库恩将遵循的可能接近其上述的方法。随着他阅读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哲学著作的上述经历，他开始形成了一个他称之为“不可通约性”的观点，这个词在古希腊是用于数学的术语。

的确，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科学哲学协会1990年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库恩作了题为“《结构》以来的道路”的主持演说，其中，他谈到了他的规划书：“回到我的规划书，你会毫不奇怪地听到其主要目标是诸如合理性，相对主义，尤其是实在主义和真理的论题。但是它们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并不占有大部分空间。那一角色被不可通约性所替代。在写完《结构》一书的三十年里，没有其它方面能让我如此深切地关注过，这些年，我产生了一种比以往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不可通约性必定是科学知识的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革命的观点中的重要因素。”[⑨]

库恩晚年所思考的在我看来具有一个科学知识发展的正式的或逻辑的结构。他思考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书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

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theThalheimerLecturesat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from12to19November1984）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是多么相似啊。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另一与进化论的变化至少部分可见于《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后一章“通过革命的进步”。但是，他后来的比较比在《结构》中更具有精致的形式。在前面提及的“《结构》以来的道路”一文中，他说：

在这一点上，我已在试着稳固并拓展在第一版《结构》一书末尾所提出的在科学的和生物的发展之间的比较：科学发展必须被视为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从前往后拉——即从……进化，而不是向……进化。在提出那一建议时，正如书中的任一处，在我头脑中的比较是历时的，涉及到关于相同的或有着部分一致范围的自然现象的老的和较近的科学信仰间的关系。现在我想提出第二位的，较少被广泛理解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和知识的进化之间的比较，这是在科学的某一特定时期切片，而不是包括于其中的历时地切片。尽管我过去曾偶然提到当代科学特点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我在过去短短几年里才开始看到它对于生物进化和科学发展间比较的重要性。[⑩]

库恩如何在生物进化与科学发展之间进行详细地比较，这可以参看他的一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著作。在任何情况下，库恩都宣称他最后几年的立场，如下：

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不象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不论该共同体是在时间还是在概念空间中被替换，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都必须是重叠的，否则就没有了使一种语汇的成员去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没有大多数的重叠，对于单个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当他们的认可需要进行语汇的转变时，要评估所提出的新理论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小小的变化会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哥白尼革命尤其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11]

从而，晚年的库恩是一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者。“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7

[关键词]范式内部史与外部史不可通约性

一、

作为本文的开始，请允许我追忆已故的托马斯S.库恩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夏天，他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那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研究生，见面之前，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于1971年面世，不久，我就为学校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在那段时间，坦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

大约两年后，即1976年，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研究生。在那儿，我阅读了库恩教授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随后在他的论文选《必要的张力》（1977）中又重新出版。其中有一篇题为“科学的历史”的短文刊登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中。库恩教授在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上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内部史和外部史”，尤其是关于“默顿命题”。

库恩认为，在一个新学科发展的早期，专业人员集中在主要是由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上。在此时期，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展示的概念，受到当时的常识、流行哲学传统或当时最权威科学的制约。17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例证。但他争辩说，一门学术专业在后来的发展方式，总是大大区别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由古典科学的发展所预示的。一门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理论以及工具、数学和语言技巧的复杂总体中受到训练的。结果，他们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唯一读者和裁判。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问题，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为了扩大现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的范围并提高其精确度而提出的挑战。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一般同以前专业训练中所提供的概念紧密有关。简而言之，与其他专业的创造性工作相比较，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从他们在其中过着特殊专业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实际分离出来的。[①]在阐述现代科学规则的出现时，库恩教授从未忽视外部因素，而是解释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以十分自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重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我现在意识到在谈及几篇有关强调外部的理智和经济条件影响的热力学文章之后，库恩教授明确指出：“因此，仅仅在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中我才将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很小。”[②]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来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是必要的。库恩教授在先前所提到的那篇“科学的历史”一文中指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③]从这时起，我理解了库恩教授的科学史方法论即为科学内部和外部史，或他的范式概念就是描述科学实践的深层维度（包括内部与外部）。1976年，普林斯顿的新学年开始后，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遇到库恩教授，尤其是在星期三下午项目组所举办的酒会时间里。那时我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在CharlesC.Gillispie教授，研究生主任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为客人调制了苏格兰威士忌。

在1976-1977学年的春季学期里，我参加了他的本科课程“科学史介绍”。上了一些课后，他由于过度工作而进了医院。由哲学系荣誉教授卡尔·享普尔教授代替他上。但是在最后几节课时，他又出现了。为了获得学分，我与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考试，并提交了一篇题为“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与数学史”的学期论文，文中我论断在数学中也有革命。看我的论文之前，他认为在数学中没有革命。但是，读了我的论文，他改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即使在数学中也必定存在着革命。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我看到他对我的论文评语时的高兴心情。我十分感谢他对于一位国外学生所给予的和蔼与学术的公正。

1978年在该项目的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库恩教授谈及他的新书《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些同事报怨那本书太专业化。但我却极力推崇，因为我自己能理解在我在数学系的学习中历史研究有多重要。他的有关量子理论早期历史的著作似乎已表明他感到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负有一种学者的责任。1979年初夏，在《普林斯顿日报》中我读到Gillispie教授的一篇采访稿，称库恩教授由于个人原因将离开普林斯顿。不久，我帮库恩教授搬书。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留下了大约12本被译成不同语言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些书现在都保存在我在东京的办公室里。

我回到日本后接受了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的一个职位。1986年春，库恩教授作为日本科学进步团体的邀请学者访问了日本。五月二日，我请他在我们学校的艺术与科学学院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并在我的研究生讨论班与我们一起讨论。演讲的会堂里挤满了大量熟悉他著作的听众。他的演讲题为“作为历史产物的科学知识”。我们在讨论班里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我记得，在那儿他强调了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性说“迫切需要科学社会学”。在学院附近，我的十几位研究生与库恩及他新婚的妻子Jehane一起共用了晚餐。我们喝了很多酒，库恩教授夫妇看起来十分高兴。

在他作公开演讲的前几天，我们去了日光观光。在去日光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爱丁堡的布卢尔（D.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出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强纲领”的有效性问题。他对那个纲领十分不满。但作为那本书的日文翻译者，我基本上支持布卢尔的观点。1986年当他们离开日本之际，我请求库恩教授夫妇答应再次访问日本。他说“好”，但是在他第三次访问日本之前，却传来了他于1996年6月17日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与库恩教授的相见的情景至今还牢牢地铭记在我心底。

二、

库恩教授是一位怎样的思想家，或确切地说，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他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继A.柯依列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当青年库恩在哈佛学习科学史时，就很受柯依列《Etudesgaliléennes》一书的鼓舞，该书1939年在巴黎出版。在“亚里山大·柯依列与科学史：关于理智的革命”（《Encounter,1970》）一文中，他说道：

“在科学之外，随着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少数学术领域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转变。那种转变仍在继续，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影响那些将科学史从本质上视为观念史的历史学家，这一点迄今为止已经在许多中心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第二阶段发生在那些将科学史吸收到由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提供的模式中的历史学家中，这一点仍在酝酿。熟悉近代编史工作的读者会认识到在这些事件在全社会的历史职业中的影响。理智的历史在近代曾吸引了许多人才，而现在吸引他们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但是这些变化对科学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领域都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公认的时代错误，他们第一次使将科学看作具有历史成为可能，或至少能够引起当代历史学家的兴趣。”[④]

柯依列可能是理智史历史学家的代表。库恩教授则可被称为作为社会文化史一部分的科学史模式的倡导者。在上文的结尾处，库恩指出了柯依列体系中内部史的局限性：

“然而，柯依列知道这里有问题。晚年在病床上他将愉悦诉诸于一本书，‘去填补迄今为止仍有几英里距离的这一科学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鸿沟。’我想，建造这一跨越鸿沟的坚固桥梁是当前面对科学史的重要挑战，许多年青的学者已开始为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而提出建议。”[⑤]

当然，库恩所写的科学史的著作是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195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不仅描述了托勒密地心宇宙和哥白尼日心宇宙的数学天文学的技术性细节，而且解释了新的哥白尼理论是如何随着牛顿力学的胜利而被欧洲近代社会所接受的。在《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中，库恩从未忘记提及马克斯·普朗克的热力学背景知识，热力学方程式由法国工程师SadiCarnot和德国物理学家RuodlphClasusius提出。

更重要的论述可见文章“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与经验传统的对立”，该文初次出现于法文版的《Annles》，30（1975）中，随后见于《自律Interdisciplinary史杂志》，7（1976），以后又收入1977年的《必要的张力》。在那篇文章中，库恩引入了培根的科学概念，即强调实验不同于数学工具，这是经典物理学的主要特征。根据库恩的论述，所谓的默顿命题只适用于培根式的科学。

因此，库恩是一位完全吸收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史”模式的科学历史学家。他引入外部因素来描述科学史的方法一点也不独断，且十分自然地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科学实践的深层组成，包括理智的与社会的，可能与库恩的众所周知的“范式”概念紧密相关。范式是与一个与米歇尔·波朗尼的“不可言说的维度”有一定联系的概念。波朗尼的科学哲学有时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比，后者也强调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层维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库恩的科学哲学也被称为“科学的心理分析”，或是用理智的和社会的深层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尝试。

众所周知，因为对范式模糊性的批评，库恩曾一度放弃这一概念，而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年出版）的“附录-1969”中引入一个新的术语“专业母体”。但是，当库恩在1988年夏召开的以“解释与人文科学”为主题的会议上宣读“自然与人文科学”一文时，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这样，他总结道：

“因此，让我为关于这一不同划界方法的许多尝试性评论的有关见解下一结论。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基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的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时将使用该词。”[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陈述。“范式”在这里被重新解释为解释学基础。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那么，自然科学就可以以下述方式与人文或社会科学相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者通常所做的，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普通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难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间的吻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根本很少发生类似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⑦]对库恩来说，自然科学有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除在科学革命时期外，这一范式或解释学基础很少变化。随着库恩的观点，科学成为一次具有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智的事业。从前上帝的科学观被抛弃了。

三、

库恩晚年所努力从事的是重新系统地阐述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观点。他的科学史大纲十分哲学化。他称他的科学哲学大纲为“科学的历史哲学”。因为在他的科学观里，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当库恩在1947年夏天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其他物理学文章时，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观。关于此，他回忆如下：

“我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物理学文章是在1947年夏天，那时我是一名物理学研究生，正试着为一堂面向非科学家的科学课程准备一个力学发展研究的案例。毫不奇怪，我用以前读过并清楚记得的牛顿力学来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文章。我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曾懂得多少力学知识，他为后人，如伽利略和牛顿留下了多少尚需解决的东西。有了那个方案后，我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几乎根本不懂力学。所有问题都留给了他的后人，主要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人。但我发现很烦，因为我正在读他。亚里士多德不仅表现出对力学的无知，而且还是位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方面，他的文章在我看来，不论在逻辑上还是观察上，都满是令人吃惊的错误。”[⑧]

这种观察在二十世纪的普通物理学家中必定十分普遍。但这里，库恩并没有停止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文章的质疑。他继续他的观察：

这些结论是靠不住的。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是位倍受尊敬的古代逻辑的创立者。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里，他的著作在逻辑学上所起的作用可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上的作用相比。此外，亚里士多德常被证明是一位极其敏锐的博物学观察家。尤其在生物学方面，他的描述性文章为十六与十七世纪近代生物学传统的出现提供了主要的模式。当他转而研究运动和力学时，他那独特的才能怎么会如此系统地消失呢？同样，如果他真的失去了才能，为什么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在他死后那么多世纪里都被看得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可以简单地相信亚里士多德在涉足物理学领域时走入迷途，但并非如此，他完全崩溃了。可能错在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我问自己。也许他的话对于他和他同时代的人的意义并不总是与对于我和我同时代的人的意义相同。

这样的问题对于青年库恩来说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简单的糟糕的力学家。库恩尝试性的回答如下：

试探着那种方法，我继续对文章进行苦苦思索，我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我坐在书桌前，桌上是一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打开着，手里握着一枝四色铅笔。抬起头，我出神地凝视着窗外——至今我仍栩栩如生地记得这一幕。突然我头脑中的片断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并归属到一个立场之下。我低下了头，因为刹那间，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位真正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以及他的权威性何在。先前看上去有着令人吃惊的错误陈述，现在看起来最坏也只是接近于强大而普遍成功的传统中的失误。那种经验——片断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是我在对事例进一步考虑后将挑选出来的革命转变的第一个普遍特征。尽管科学革命留下了许多零碎的扫尾工作，但中心的变化不能给人以零碎的，一点一滴的感受。实际上，它包括一些相对突然和无结构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一部分经验流将自身进行不同的分类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模式。（同上）

这里，可能有一些简单化或戏剧化的因素。但是，在以后的生涯中库恩将遵循的可能接近其上述的方法。随着他阅读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哲学著作的上述经历，他开始形成了一个他称之为“不可通约性”的观点，这个词在古希腊是用于数学的术语。

的确，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科学哲学协会1990年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库恩作了题为“《结构》以来的道路”的主持演说，其中，他谈到了他的规划书：“回到我的规划书，你会毫不奇怪地听到其主要目标是诸如合理性，相对主义，尤其是实在主义和真理的论题。但是它们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并不占有大部分空间。那一角色被不可通约性所替代。在写完《结构》一书的三十年里，没有其它方面能让我如此深切地关注过，这些年，我产生了一种比以往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不可通约性必定是科学知识的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革命的观点中的重要因素。”[⑨]

库恩晚年所思考的在我看来具有一个科学知识发展的正式的或逻辑的结构。他思考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书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

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theThalheimerLecturesat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from12to19November1984）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是多么相似啊。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另一与进化论的变化至少部分可见于《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后一章“通过革命的进步”。但是，他后来的比较比在《结构》中更具有精致的形式。在前面提及的“《结构》以来的道路”一文中，他说：

在这一点上，我已在试着稳固并拓展在第一版《结构》一书末尾所提出的在科学的和生物的发展之间的比较：科学发展必须被视为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从前往后拉——即从……进化，而不是向……进化。在提出那一建议时，正如书中的任一处，在我头脑中的比较是历时的，涉及到关于相同的或有着部分一致范围的自然现象的老的和较近的科学信仰间的关系。现在我想提出第二位的，较少被广泛理解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和知识的进化之间的比较，这是在科学的某一特定时期切片，而不是包括于其中的历时地切片。尽管我过去曾偶然提到当代科学特点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我在过去短短几年里才开始看到它对于生物进化和科学发展间比较的重要性。[⑩]

库恩如何在生物进化与科学发展之间进行详细地比较，这可以参看他的一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著作。在任何情况下，库恩都宣称他最后几年的立场，如下：

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不象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不论该共同体是在时间还是在概念空间中被替换，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都必须是重叠的，否则就没有了使一种语汇的成员去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没有大多数的重叠，对于单个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当他们的认可需要进行语汇的转变时，要评估所提出的新理论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小小的变化会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哥白尼革命尤其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11]从而，晚年的库恩是一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者。

四、

我想库恩所开始的革命还没有结束。正如我以上所论述的，他是继柯依列之后科学史中理智革命的先驱。根据库恩的理论，这一新的科学的历史可与文化的或社会的历史相比较。但是，老年库恩所做的是科学的历史哲学，不是社会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一理智的努力是十分富有成果的，并且我非常确信，每一位科学历史学家都将乐于从中学习。在他在1991年11月所作的最后一篇题为“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境”的演讲中，他对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倾向展开了一些批判。我几乎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作为后库恩主义时代的科学历史学家，我自己所想做的又不同于老年库恩。我第一本主要的著作于1985年出版，题为《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这本书是关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和在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数学革命是怎样的，以及革命的原因的历史研究。例如，书中我试图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是如何，并且为何会转变为笛卡尔的机械的自然观。通过这样的历史分析，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牛顿的《原理》之间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将得到解释了。在这个接合点上，EdgarZilsel的“高级工匠”的概念可为解决我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现在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对社会学而不是对哲学感兴趣，对技术而不是对科学感兴趣。但我确信汤姆会很欢迎我们这样的历史研究，因为他确实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历史学家是属于后库恩主义时代的。

[①]T.Huhn:《必要的张力》，1977年，pp.118-119

[②]Ibid,p.xii.

[③]Ibid,p.120.

[④]T.Kuhn:Encounter，34（1970），p.67.

[⑤]Ibid，p.69。

[⑥]T.Kuhn:“自然与人文科学”,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RichardShusterman(eds):《解释的转向：哲学，科学，文化》，CornellUni.Press，1991，p.22.

[⑦]Ibid，pp.22-23.

[⑧]T.Kuhn:“什么是科学革命？”in:《Probabilistic革命，第1卷：历史中的观念》，LorenzKrüger/LorraineJ.Daston/MichelHeidelberger(eds)，MITPress，1987，pp.8-9。

[⑨]PSA,1900，Vol.2，1991，p.3.

[⑩]PSA,1900，Vol.2,p.7.

[11]Ibid，p.12.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8

关键词李约瑟媒体道家性伪问题

一、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1]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2]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

科学史到底该不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3]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更多。

二、对李约瑟的定位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

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鲁桂珍博士的《李约瑟小传》无疑要客观、全面得多。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

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4]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5]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Sarton）博士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人，也许只能算是"票友"中的"名票"而已。至少他不是"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

另一方面，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美国的席文（NathanSivin）、英国剑桥的何丙郁（现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日本的薮内清、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千人，尽管其中会有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

失误本不足怪，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怎样去认识。诚如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最近在悼念李约瑟的文章中一段感慨所云∶"常把感情和政治因素掺杂到学术研究之中，可说是中国的大不幸"。这"大不幸"的背后，确实有着深层原因。事实上，媒体描绘给公众的李约瑟，是很不全面的。限于篇幅，下面无法详谈此事，只就一个方面举些例子以见一斑，表明李约瑟还有许多方面未被国内公众所了解。

三、李约瑟与道教学说及性

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而道教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教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不愿意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性这种事情联系起来，所以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太为国内了解和注意。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见到高罗佩（R.H.vanGulik）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自著《秘戏图考》，[6]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述此事云：

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记，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7]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约瑟的意见，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LifeinAncientChina）序言的一条脚注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8]不过在正文中高氏对李约瑟的意见仍有很大程度的保留。

二十年后，李约瑟又谈到高罗佩，以及他自己与高氏当年的交往，对高氏有很高的评价：

除了可敬的亨利·马伯乐（H.Maspero)之外，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一九四二年的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荷兰的临时代办他正准备离开重庆，而我正去就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职位。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他和水世芳小姐的婚礼上，我们交谈过一次。……战后，我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和他有过一段很长的通信联系。我使他相信，用道家的观点来叙述和规范性技巧没有任何异常和病理问题，这同他源自深厚的文学素养的信念相一致。[9]

水世芳是高罗佩所娶的中国妻子──令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的高氏十分倾心的一位大家闺秀。

李约瑟说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这毫不夸张。他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为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叶德辉编的《双梅景暗丛书》而欣喜不已，他称此书为"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10]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关于房中术的章节，主要就是在叶德辉此书所提供的古代文献和高罗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

李约瑟在书中讨论了"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中气真术"等房中学说。他对这些学说持相当欣赏的态度，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在谈到《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古籍以及其中的各种告诫时，李约瑟说：

在成都有一位深研道教的人给我的回答使我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有多少人照此教诫行事时，他说："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11]

他还从另外一些角度对道家的房中术大加赞赏：

承认妇女在事物体系中的重要性，接受妇女与男人的平等地位，深信获得健康和长寿需要两性的合作，慎重地赞赏女性的某些心理特征，把性的肉体表现纳入神圣的群体进化--这一切既摆脱了禁欲主义，也摆脱了阶级区分：所有这些向我们再一次显示了道家的某些方面是儒家和通常的佛教所无法比拟的。[12]

尽管大部分房中术学说其实明显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在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之后，李约瑟继续对性学史保持着浓厚兴趣，不久又"再度投身于这一论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着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1972年，当华裔瑞典人张仲澜（JolandChang）《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法》一书出版时，他对之大加赞赏，热情向读者推荐：更光亮的明星出现在这片领域，他就是我们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张仲澜。我把他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性学著作推荐给不带偏见的读者。由于训练有素，他找到了独特的语汇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男女以及中国文化在心灵、爱和性方面所显露的智慧。[13]

张氏的书主要是根据古代房中术文献，结合现代社会情形讨论性技巧的，其中还包括许多他对自己性生活经历的现身说法。

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主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享受，更重要的是认为房中术是一种健身、养生之术，甚至是一种长生（长生不老）之术。道教中的其它许多方术，如导引、行气、服食、僻谷等等，都有类似的主旨，以享受人生，长生可致为号召。对于这一点，李约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信的！他说：

因为中国炼丹术最重要的内丹部分和性技巧密切相关，就象我们所相信的，它能使人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14]

道教学说特别使他迷恋，因此他脑海中有时浮现出"长生不老"之类的信念，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有人因此而将他引为近年某些招摇撞骗、别有用心的伪科学宣传的护法，则又是对李氏的大不敬了。

李约瑟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他坚信：

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15]

李约瑟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美好信念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四、李约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中说：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16]

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17]

但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而他在给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竟说：

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按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18]

热情的重要性超过了知识本身，若仅就治学而论，后果曷堪设想？

当然，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即使有一千个错误，其成就和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大家都很容易看到。然而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反而常常被国人所忽视。

这礼物就是他的著作中宽广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科学史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李约瑟曾说过，要想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著作，应满足如下六个条件：[19]

1、科学修养

2、科研经验

3、熟谙欧洲历史

4、在中国人民中生活的体验

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

6、获得中国学者的良好协助

他本人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这六个条件。而在如今这个浮躁、奔竞、熙熙攘攘（庄子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再想做到这一点简直就难如登天！要在中国学者中产生象《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伟大的著作，恐怕至少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

最后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

参考文献

1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1。

2R.K.G.Temple：《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页11。

3参见江晓原：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大自然探索》5卷4期，1986。

4《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节译本，见其书页7～8。

5《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5。

6R.H.vanGulik：EroticColorPrintsoftheMingPeriod，1951年由作者于东京私人印刷50部，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研究单位。199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权的中译本，其中所有的春宫图都已删去。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61。

8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LifeinAncientChina），李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11。

9张仲澜：《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TheTaoofLoveandSex），王正华等译，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4，李约瑟序页1。10

10《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

11《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2。

12《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5。

13《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2。

14《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2。

15《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6。

16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页1。顺便指出，本书的译文存在不少问题，参见谭奇文：不能容忍的错误──请看一些"名译"的质量，载1987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

17《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9。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9

关键词：增强；高中生；历史；文化素养

增强高中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项艰巨并且复杂的教学工程，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探索教学方式，设计教学方案，学生要积极地配合教师的教导。师生都要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可以得到增强。

一、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

兴趣可以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中，直接兴趣表现为学生对教材所叙述的历史人物、故事和教师讲得比较生动的内容产生的兴趣。间接兴趣表现为学生由于学好历史后得到的比如文综高分、荣誉奖引发的兴趣。所以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用多种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直接兴趣，还要做好评价反馈，通过奖赏制度激发学生的间接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于感兴趣的事物会有更大的学习动力，教师要学会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比如教师可以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来讲述历史知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如在讲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英俄德法美日意奥这八个国家名不好记，教师可以把顺序打乱变为：“英法奥美日德意俄”，谐意为“英法奥每日得一鹅”，如此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八国的名称，而且不容易忘掉。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丰富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赋予课堂教学丰满的情感。一个幽默有趣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比较容易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教师要创设不同的教学情境

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学习，会有高涨的学习热情，会有高效的学习效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为学生创设不同的学习情境，激活学生的学习思维。教师可以把引人入胜的故事、言简意赅的成语、脍炙人口的歌谣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时刻都充满学习的兴趣，时刻都有活跃的思维。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配合着教学内容，提出一些历史问题，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比如在讲“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内容时，可以用故事进行引入，这样以故事引入的历史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积极思考，增强历史文化素养。比如在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容时，利用《火烧圆明园》影片片段导入新课，通过圆明园火烧前后对比，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让学生走入创设的历史情境，感受历史事件的过程，当学生看完影视资料时，已经融入到历史情境中，然后让学生进一步探究，教师加以适当引导，学生会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三、教师可以组织历史课外活动

有时候光有课堂教学的教学是苍白的是不丰满的，学生很难一节课四十五分钟都保持着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这种教学不利于学生学习，不利于学生开阔视野，不利于学生全面提高自己，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枯燥的讲述远远比不上课外活动给学生带来的体会和感悟。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多多地组织一些课外活动，让学生主动探索历史，让学生充分体会历史的魅力，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教师还可以定期组织参观文化遗址的活动，比如可以带学生参观故宫、圆明园等，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

四、教师要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

历史学科讲述的是过去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容易产生一种疏离感，如果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没有亲切的感觉是不可能学好历史的，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时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把与历史课文内容相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教学中，把历史和现实完美的联系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亲切感。比如在学到英国侵占香港这一内容时，可以提前让学生搜集有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实现的事例，加深学生对于历史的理解。这种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学习的方式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

五、培养学生多元科学史观

多元科学史观指的是教师指导高中生利用历史学科的思维和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观点，当前高考历史试题的考查也包括这一内容，多元科学史观是高中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历史素养。多元科学史观主要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近代化历史观点、整体历史观点、革命历史观点，能够科学的运用多元科学史观是高中生学好历史的前提，是学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的依据。教师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多元科学史观，帮助学生掌握其内涵，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增强高中生的历史文化素养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国家民族的发展都起着促进作用。教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该扎根于现实，联系历史教育观，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提高判断能力，帮助学生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教师要尽最大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让学生在历史大潮中可以把控自己，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参考文献：

［1］陈超．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与培养［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6（01）．

［2］许国庆．高中历史学科素养培养初探［J］．文教资料，2010（35）．

［3］张华中．基于实践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刍议［J］．历史教学，2015（09）．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5］吴伟．中学历史教学的知识传授与历史素养培养［J］．课程•教材•教法，2013（08）．

［6］王志乾．谈高中历史教学思维能力的培养［J］．成才之路，2010（25）．

［7］王银山．浅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历史能力的策略［J］．教育革新，2014（6）．

近代科学史范文篇10

结合生物学科的自身特点。生命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体，都只有一次，它是如此的珍贵而重要。而且，善待自己的生命，也需要保持自己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态。如，在学习《健康的生活》一章时，让学生了解烟酒、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性，从而让学生从小、从自我树立拒绝烟酒、拒绝的意识。每一个生命都要走向死亡，我们应以坦然的心态面对，让生命不朽，即肉体生命虽然会消失，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的不朽，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体会人文精神。

二、落实生态教育，确立人文关怀

自然界的本质是物质，自然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之物，并非人的创造，是人赖以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以人教版七年级中《生物圈》一章的整体设计为例，可以给一章内容设置一个大的背景，如，这一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自己就是自己最爱的那种生物，然后为生物寻找家园。首先通过几个星球竞标的形式开展，最终地球获胜，然后为了在地球上好好生活，所以，要进行去地球前的培训，生物们知道了地球上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要想办法适应环境，同时发现自己也可以影响环境，最后，因为生物数量太多，所以，要分散来住，所以，生物们根据各种生态系统的特点找到了适合自己生活的家园，要分开了，我向伙伴们介绍我们家园的特点时突然发现，我们的家园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有着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叫做生物圈。最后，我们冷静客观地看到了现在的生物圈已经受到了很多破坏。这样的设计使学生真正把自己看作了知识的主人公，愿意主动参与并积极思考，能力才有所提高，情感才有所升华。

三、重视科学史教育，感悟人文精神

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说“：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问题，每种工具和方法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生物科学史一方面从历史角度直观反映了科学家探究真理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深层次地突出了科学家的思辨过程和奋斗史。结合科学家的小故事，如，八年级《基因的显性和隐形》一节，可以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介绍孟德尔：“在科学界十分孤独的孟德尔潜心进行着自己的研究，过世几十年后才被科学界所认识，现今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合成生命等更大的造福于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而这一切都与圣托马斯修道院那个献身于科学的修道士的名字相连，也和修道院支持他的无名的院长相关。”使学生了解到任何伟大发现的背后，除了科学家的奋斗，也有很多相关工作者的默默支持，他们都值得我们去崇敬。

四、深挖教材资源，感受人文情怀

中国古诗词和近代作品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生物教材中有《生物学与文学》的小专栏，促进学生感受人文情怀。（1）利用古诗引课。如，八年级《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一课，可用“猜故事说行为比赛”引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运动行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取食行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求偶行为）。（2）将生物知识与经典文学作品相联系。如，在讲克隆技术时，结合《西游记》，介绍最早的克隆技术实际在中国，它的产物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齐天大圣———孙猴子。（3）启发学生自创古诗、打油诗，做每节课的小结。如，“构细胞，有机物质举足轻重，供能量，糖脂蛋白异曲同工”“；中枢周围组系统，胞体突起构细胞”等，这样的教学策略不仅吸引学生的兴趣，还有利于学生感受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