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近代史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09:16:09

近代史范文篇1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过去的事件跟眼前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的对话”。可以说历史研究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侧重于现实中存在的历史根据、历史传统、历史连续性，并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的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本质讲，就是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故中国近代史就无法割断与现实中的联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面被彰显得特别鲜明。由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与现实联系特别紧密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必须受到重视，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应通古今之变，重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更应围绕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和人格的完善来定位中国近代史的社会功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基本史学功能。

近代史范文篇2

【关键词】道德教育视角；中国近代史；教学探索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作为社会学科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就是历史，其也是帮助青少年建设社会价值观很重要的一门学科。中国近代史将丰富化的思想道德教材供应给广大青少年，对培养其道德品质、社会责任心、爱国精神等具有重大作用。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科既能对学生历史思维加强培养，促使其在思考问题时合理的应用历史思维，并且还能对学生的思维道德实现潜移默化的培养。只要将思想道德教育与近代史教学相融合，能够在很大限度上实现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逐渐提高。

一、道德教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实际情况

近些年来，很多高校通常都会围绕社会的相关需要，实施课程的深化改革，学生综合发展方面已然形成学校和教师致力于追逐的共同目标。然而，在实践的教学过程中，仍具有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教师具有怎样的教学素养作为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现状就是教师的教学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教师的角度来说，作为历史教学的基础就是历史学科的专业知识，若是专业知识欠缺，教师极易出现难以深入挖掘出中国近代史当中涵盖的思想道德问题，若是教师无法通过先进的史学观念为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将很难具有先进性的史学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对学生的思维发挥积极的影响。若是教师无法在实践史学中为学生发挥正确的向导作用，也难以合理的分配好知识和能力的比重，那么史学教学观念和教学内容极易遭受怀疑。历史学科中包含的很多信息学科对学生和教师提出必须维持相应的互动性，但目前部分教师依然难以和学生展开合理的相互交流，同时也无法为学生供应高效的学习氛围。诸多史学教师讲述的历史知识过于表面化、形式化，单一的为学生教授道德口号，这样自然也就不会形成良好的教学效果。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的教学手段理应随之逐渐转变，以实现顺应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如今的社会随处可见因不良文化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道德出现巨大改变，价值传统理念与固有思维方式的限制，家庭环境的影响，部分学生记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严重影响。社会中潜在的负面形象定会严重影响到德育教师日常的实践教学。以上的影响因素定会在一定层次上越过高校对于学生形成的影响。同时，中国近代史中牵涉诸多的思想道德观念无法呈现在实际的社会当中，这就大大的增加了实际与教育之间的间距，教师的教育方式难以让学生接受。另外，导致高校学生史学德育教育效果不良的主要因素还有学生受传统学习形式的束缚，仅是单一的背诵历史知识，并未对历史学科当中的思想道德给予重视。

二、道德教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必要性

社会当前需要综合性发展的人才，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德才兼备，这就对学生提出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技术与能力的要求，还要具备高效的思想道德，而中国近代史教学正好能够实现对人才的培养标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由鸦片战争拉开，从那时中国就开始受到列强的不断压迫与侵略。而先进的中国人在受到压迫之下，正在探寻拯救人民的渠道，虽然也失败过但从未放弃前行的脚步。对中国近代史特殊历史加强学习就是为了吸收教训，以防我国再次蹈其覆辙，并且基于这一段历史我们感知自身为国家应该肩负的职责。近年来，大部分高校正在逐渐提升重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程度，致力于强化学生的审美情操与人人文精神，并促使自身的爱国精神最大化提高。高校在平常的中国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将思想道德融入其中有利于促使学生热爱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有所提高，使其建设出正确的人生观念，以培养学生爱国精神与民族自豪感，从而演变为社会责任感及民族使命感，促使学生建设出给祖国事业奉献的人生思维意识。在德育教学视角下强化历史教学工作，不仅是对学生爱国精神的加强培养，还能使学生积极的构建出历史知识构架，从而形成自我真善美的辨别能力。伴随着实践教学中逐渐引入德育教育，给高校历史教育工作供应全新的教学路径，利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进行教学，尤其是中国历代、世界交往、世界对于中国造成的影响等知识促使学生在实践的学习可以尊重与全面的了解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使其能够清晰的认知当前世界的局面，并积极的分析当下的热议问题。

三、道德教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教学策略

1.中国近代探索历史。鸦片战争致使中国逐渐沦陷成半封建的社会局势，正是基于此种时代背景，我国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步入拯救国民的路径。鸦片战争炮声将中国天朝上国梦群体惊醒，很多国人先将夷狄传统的观点进行了抛弃，如魏源、林则徐，提倡学习西方的知识，开眼观世界，尤其是对西方军事化技术加强学习。很遗憾他们的思想没有付诸实际行动，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体西用”的思想引导下，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但他们对于西方的学习仅是限制在技术方面的学习，而对于西方先进制度学习非常的排斥，最终造成洋务运动以失败落幕。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结合了中国现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反帝反封建这一目标有效的完成，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功。通过这一段历史可见，在外力的刺激下近代国人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路径，基于最初单纯的西方技术的学习、先进制度的学习、先进思想文化的学习，每次学习都因为主导者本身受到的限制性以及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问题，但整体趋势都比较先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国人百折不挠的探知精神以及他们具备着强烈的拯救国家的责任心。同时我们还将认知到，事实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地主阶段都无法拯救中国，唯有共产党员才能带领国人迈向拯救中国成功的道路。通过历史我们了解，只有积极不断的探索才能获得进步，应该在历史逐渐前进的车轮中加强探究前进，以此才能持续不断的发展，使其稳定的屹立在民族之中。2.中国近代抗争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影响下，中华民族长期秉承着优容平和的作风，但因为中华民族非常正直且勇敢，在生死存亡之际仍不失反抗的精神，勇于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进行勇敢的抗争。纵览中国近代抗争的历史，无论是从林则徐还是三元里的人民，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义和团运动，无论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还是谭嗣同，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当中这些例子不计其数，革命先烈利用自己的生命与汗水将自身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和民族。这样的抗争历史使得人们百感交集，油然升起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并且也为了中华民族具有此种优秀儿女而感觉无比的自豪。基于此种历史而言，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或是挂图等诸多教学形式向学生生动化地展示英雄人物的精神与事迹，还可以对学生提出应用诸多形式积极的收集并深入了解关于英雄人物的相关资料，这样的数据资料有益于为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念，教师还要让学生对英雄人物事迹多加了解的同时，应该重视对学生提取英雄身上的养分加强重视，在以后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自主的将先进人物作为自己学习的模范，努力为了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总之，身为历史教学主题，在日常教学中道德教育充分的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就对教师提出在实践中为学生教授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求加强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应逐渐改革自身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切不可单一的灌输知识，则是应该擅长启发和点播学生，促使其进一步了解历史知识，以便于实现学生对中国近代史学习积极性的切实提高，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信心强化培养。与此同时，社会都要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社会与学校理应共同致力于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

【参考文献】

[1]朱英，李里.高校历史学研讨式教学如何开展课堂讨论——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研究型课程为例[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09(9):68-73.

[2]李朝霞.讲授式、研讨式教学模式整合的研究与实践——以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为例[J].学园，2013(1):20-21.

近代史范文篇3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近代史范文篇4

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定论。1995年新编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仍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1996年秋季启用的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则从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讲起，将这段历史作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作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来前的序幕。

从14、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16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

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新贵族，在美洲则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种植园奴隶主，或封建的大地产者。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反扑，各国都采用了暴力斗争的手段，革命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人民群众起了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就构成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近代史范文篇5

关键词：胡绳中国近代史唯物史观学科体系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著《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著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国民党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②《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③《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①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国民党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②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③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④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⑤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②《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④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①对于，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③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④为了让民众认清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⑤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①《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②《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③《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④《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⑤《从鸦片战争到·序言》，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辛亥茧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①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宗教信仰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②中国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②《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②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近代史范文篇6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载体。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当前存在着普遍重视专业知识的讲授，而忽略课程教学的价值取向等问题。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当今教学改革的要求。教师要深入挖掘课程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用多种形式把思政教育元素巧妙地融入该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加快提升教师自身的育人意识和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1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的探索

1.1从世界近代史的视角看中国文明的历史地位，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历史课程本身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功能，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在我国高等学校历史教学大纲里所规定的主要任务。“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从世界近代史视角审视中国文明，将它放在世界文明中加以对比，我们就能够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比如，蒙古帝国的建立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等发明传入西方。“欧洲人进行地理大发现之前，早已掌握了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针。……欧洲最早的火器是14世纪末的几件火铳，其形制与中国传世的火铳极为相似，显现出来自中国的明显影响。”［1］中国早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而西方人1454年才首次使用了活字印刷。连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承认，“德国人约翰·古藤贝格首次使用活字印刷，在此之前，活字印刷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好几个世纪。”［2］有学者曾说过:“中国的四大发明和瓷器(有人将瓷器说成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世界文明所发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3］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近现代科学赖以发展起来的重大发明创造，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绝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十大发明”“一百项发明”之类的词语所能概括得了的，通过系统地比较，才能清楚中国对世界科学与文明的贡献。［4］可知，在科学史上中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和创造对世界步入近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近代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据西方文献的记载，“清朝前期，中国产的丝绸以其价廉、特殊工艺质量和装饰魅力，在欧洲市场极具竞争力，丝绸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中国浙江省是全世界最大的产丝区，其产量被认为相当欧亚两洲的总和。”［5］可见，清朝前期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生产国和贸易国，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是英国，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对华贸易总值已超过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总和，19世纪末英国对华输入值不断上升。而“在迅速增长着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英国处于不利地位。”［6］这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位于世界第一，只是19世纪30至40年代才被英国超越了。通过学习“世界近代史”课程，我们能够了解世界各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已被载入史册的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奋斗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依然鼓舞人心、令人感动。比如，1860年11月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北战争爆发后，他坚决反对国家的分裂，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奴隶宣言》，为北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维护了美国联邦的统一，促使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被人们称为“伟大的解放者”。人们怀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敬仰的总统之一;1894年7月，意大利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占领了其背部的一些领土。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号召，自愿捐献粮食、衣物和金钱，青年们踊跃参军。1896年3月，双方在阿杜瓦进行决战，6万名埃塞俄比亚军队大败1.7万名意大利侵略军。埃塞俄比亚人民抗意战争的胜利，为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树立了榜样。［7］孟尼利克二世因此也成为埃塞俄比亚最伟大的统治者。

1.2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观点，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

在传统的高校历史教学中，教师一般比较重视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并运用所学知识回答问题，并不太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必须通过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高校历史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具体到“世界近代史”这门课程，就要求学生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思考和分析有关历史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课堂讨论是新形势下历史教学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教师在“世界近代史”课程的课堂讨论过程中，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引领学生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全面而合理的评析，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不仅能够巩固和完善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而且还能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1.3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育和引导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简单地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并且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在思想和行为方面激励自己不断努力。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巨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要想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就必须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是坚定理想信念最基本的方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世界近代史”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必须掌握的重点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1848年在英国伦敦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且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从此，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及在与各种不同理论流派的斗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它诞生之后就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并有力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和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积极投入到实际的革命斗争，即组织和引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于1864年在伦敦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继续进行理论探索，1867年撰写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纷纷成立，在此背景下，1889年在巴黎第二国际建立了起来;1903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宣告诞生，它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不但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对后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变为现实。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成功。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巨大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因此，学生只要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够深刻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2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施途径

(1)重新修订课程教学目标。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向学生科学、准确、系统传授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基本史实，深刻揭示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系统介绍近代国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流派，并科学地介绍关于世界近代史问题的研究动态。全面奠定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理论基础，培养学生的基本研究能力，为胜任今后从事的历史教学、科研和进一步深造准备条件。重新修订的课程教学目标中，要增加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即:通过深度挖掘和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有机融入“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要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加快提高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广大教师进一步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教师作为课程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是沟通学生与教学内容的桥梁，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是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高校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升自己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在专业能力和思想政治方面，要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通过不懈努力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提高学生参与课程思政的有效性。党的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并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新要求和新期望，其中从“大学的全面发展，最终要体现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上”这一理念出发，对大学生提出相应的要求，即当代大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掌握专业基础知识，而且更需要有效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品德素质、专业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等方面，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真正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才能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综上所述，高校学科专业正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世界近代史”课程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和专业主干课，任课教师应当把课程思政建设当作永恒的教学工作，把思政教育元素贯穿到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实现课程专业内容与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的互相融合，深化教学理念，革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英］G．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3］段亚兵．文明纵横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7．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41．

［5］张杰．清朝三百年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82．

［6］陈旭麓．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1．

近代史范文篇7

A．中国禁烟运动的胜利

B．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C．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

D．英国向东方扩张的政策

2．表明战争性质的最根本依据是()。

A．因鸦片的走私而引发

B．因中国禁烟而引发

C．因英国商人的损失而引发

D．因英国自身的发展而引发

3．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最能反映英国发动战争目的的规定是()。

A．割让香港岛

B．开放五个通商口岸

C．必须协商中国关税

D．英国享受最惠国待遇

4．这样的战争能够爆发，主要是因为()。

A．缺乏国际安全机制

B．尚未确立谈判解决争端的原则

C．英国具有经济和军事优势

D．中国的社会制度落后

5．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社会，其依据有()。

①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

②使中国陷入世界市场

③客观上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④使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A．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

D．①②③④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据此回答第6～9题：

6．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A．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B．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C．满洲贵族与汉族人民的矛盾

D．儒家思想与拜上帝教的矛盾

7．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主要体现在()。

A．所信仰的拜上帝教

B．与清政府的对峙政权

C．提出平分土地的改革方案

D．实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新举措

8．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所控制的地区()。

A．分布着最早开放的五处通商口岸

B．包括1858年后增开的所有口岸

C．分割了清朝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区

D．普遍实行了《天朝田亩制度》

9．太平天国运动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表现在()。

A．领导阶级

B．指导思想

C．斗争形式

D．革命任务

在近代，列强往往通过不平等条约巩固和扩大侵略成果。据此回答第10～12题：

10．近代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主要表现在()。

A．签订方式

B．条约内容

C．缔约双方的地位

D．造成的影响

11．“将来大皇帝有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一规定()。

A．出自《南京条约》

B．英国人得到了领事裁判权

C．成为英国勒索特权的根据

D．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最为不利

12．下列条约中，最能反映俄国侵略特点的是()。

A．《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瑷珲条约》

D．《望厦条约》

近代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据此回答第13～15题：

13．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解最准确的是()。

A．一半是封建社会，一半是殖民地

B．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各占一半

C．封建经济为主，大部分主权丧失

D．地主阶级与外国势力共同统治的社会

14．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出现()。

A．表明中国历史出现倒退

B．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C．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立

D．使得中国革命必须是民主革命

15．鸦片战争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主要是因为()。

A．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B．中国开始卷入世界市场

C．外国势力大量侵

D．外国割占中国领土

近代史范文篇8

A．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B．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和神学禁锢

C．意大利大批的文化巨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D．文化巨人们反对封建神学的勇气和胆识

2．西欧各国希望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其直接目的是()。

A．证明地球是圆的

B．学习东方的先进文化

C．到东方寻找财富

D．探索研究，确立近代自然科学体系

3．在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

A．资本主义革命

B．新航路开辟

C．殖民侵略

D．文艺复兴运动

4．最早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的是()。

A．哥伦布

B．麦哲伦

C．达伽马

D．郑和

5．有人说，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人”和“世界”被发现的时代，这种发现主要通过()。

①文艺复兴

②殖民扩张

③新航路的开辟

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

A．苏格兰人民起义

B．议会召开要求限制王权

C．爱尔兰人民起

D．查理一世宣布讨伐议会

7．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权利法案》的最大意义在于()。

A．确立君主立宪政体

B．标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

C．以法律权力取代君主权力

D．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

8．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的内容有()。

①美国是联邦国家

②实行总统制

③规定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④确定华盛顿为首都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

D．①③

9．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又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是()。

A．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B．美国独立战争

C．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D．美国南北战争

10．有位历史学家赞誉《人权宣言》是“旧制度的死亡证书，新制度的出生证书”。这主要是因为这

个文件()。

A．保障了议会选举的自由

B．为法国大革命作思想准备

C．开创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

D．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

11．《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内容的相同点体现在()。

A．反对君主专制，确立资产阶级统治

B．反对剥削压迫，要求平等、自由、民主

C．反对殖民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

D．反对君权神授，要求建立法治社会

12．工业革命在世界上开始的时候，中国正处于()。

A．文景之治

B．开元盛世

C．康乾盛世

D．贞观之治

13．工业革命中，在动力的发明和利用上具有开创作用的人物是()。

A．哈格里夫斯

B．瓦特

C．富尔敦

D．史蒂芬孙

14．在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交通运输工具有()。

①火车

②飞机

③汽车

④汽船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5．下列表述中，与工业革命不符的是()。

A．首先从英国开始，之后波及欧美其他国家

B．工业革命过程中各部门相互促进，互相影响

C．客观上扩大了东西方的交流，缓和了东西方矛盾

D．完成了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大生产的飞跃

16．下列关于工业革命的影响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B．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C．使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

D．推动了亚非拉地区的经济进步

17．新航路开辟以后，以下哪些国家先后走上了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的道路()。

①英国

②美国

③葡萄牙

④法国

⑤日本

⑥西班牙

A．①②③④

B．③⑥①④

C．①②④⑥

D．③④⑤⑥

18．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英国打败了()。

①荷兰

②法国

③西班牙

④德国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9．英国负责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是()。

A．总督府

B．殖民军队

C．东印度公司

D．议会

20．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有()。

①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②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③亲自参加工人运动

④是巴黎公社领

导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21．南北战争中，林肯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

A．维护国家统一

B．争取民族解放

C．解决西部土地问题

D．反对殖民扩张

22．19世纪中期，世界历史进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A．铲除资本主义道路

B．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C．为资本主义继续发展扫清道路

D．反对殖民扩张

23．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相比，相似之处是()。

①封建制度处于没落时期

②处于闭关锁国状态

③面临西方的殖民威胁

④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处于萌芽状态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24．下列变革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是()。

①俄国1861年改革

②日本明治维新

③美国独立战争

④美国内战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

25．通过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是()。

A．日本、俄国

B．美国、日本

C．英国、俄国

D．俄国、法国

26．美国内战和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要解决的共同问题是()。

A．关税

B．自由劳动力

C．资金

D．原料

27．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最主要原因是()。

A．倒幕力量强大，摧毁了幕府统治

B．明治政府实施全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C．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华，无暇干涉日本

D．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改革

28．俄国1861年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都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其共同原因是()。

A．用赎买方式进行

B．没有伴随而起的革命运动

C．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D．资产阶级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29．最早研制成功的汽车、飞机的动力机是()。

A．蒸汽机

B．电动机

C．发动机

D．内燃机

30．在一部反映1880年的电影中，下列哪种道具是不可以出现的()。

A．内燃机驱动的三轮车

B．碳丝灯泡

C．有线电话

D．飞机

31．20世纪初，人类在机器上使用的主要能源有()。

①电力

②石油

③煤碳

④核能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

32．19世纪末，开采和提炼石油成为重要工业部门的原因是()。

A．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

B．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C．火车的发明

D．蒸汽机的广泛使用

33．19世纪中期，一个美国人可以通过以下哪几种方式到达欧洲()。

A．坐飞机

B．搭汽船

C．开汽车

D．乘马车

34．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A．内燃机的创制

B．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C．新交通工具的出现

D．电的发明把人类由“蒸汽时代”带到“电气时代”

35．“一战”前，欧洲两大对抗军事集团形成的后果是()。

A．疯狂扩军备战，战争危机日益严重，战争如箭在弦

B．互相制衡，有利于避免战争的发生

C．缓解欧洲各国矛盾

D．有利于欧洲的稳定

36．曾是三国同盟成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的是()。

A．法国

B．意大利

C．德国

D．奥匈帝国

37．下列关于美国正式参加一战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援助英、法协约国集团

B．维护世界和平

C．争夺世界霸权

D．遏制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

近代史范文篇9

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第一次面对面进行学术交流，是在1982年。那年4月，美、日学者为促进两岸学人聚会，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34届年会在芝加哥召开之际举办特别会议，研讨辛亥革命。胡绳率章开沅、李宗一等大陆学者，秦孝仪率张忠栋、张玉法、林明德、李云汉等台湾学者与会。两岸学者就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争鸣，引起海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传为佳话。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建所40周年为名，在北京召开“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吕实强、张朋园、林满红等三人应邀出席。这是台湾的近代史学者第一次出陆召开的学术会议。1992年5月，张海鹏、尚明轩、韦杰廷应邀出席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是大陆学者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会议。199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孙中山研讨会，这是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合作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同样的合作，还在1994年1月在杭州办过一次。在这期间，以及此后，两岸学者互访以及相互在大陆、台湾和海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就数不胜数了。两岸的两个同名的近代史研究所之间的学术交流更为频繁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海峡两岸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大体上是差不太多的，可以说，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所面对的大体上是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对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两岸学者对其中某些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在资料大体上齐备的情况下，可能不乏共识，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描绘；在比较宏观的研究上，或者虽然不太宏观，但存在价值判断或是非评论的时候，则往往出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认识，难以取得共识或互补。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不容回避。

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虽然两岸认识大体上差不多，实际上也存在差异。当我们笼统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模糊一点说，两岸学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具体到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排除两岸学者内部各自的分歧不说，两岸间的认识可能就不一致了。海峡西岸的学者认为，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中的近代史阶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现代史阶段；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认为起为中国的现代史阶段。海峡东岸的学者则认为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历史年代的划分，是历史学者必须注意的，究应如何划分，就有各自的理由和标准。比如，敝研究所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着手编纂《中华民国史》，引起台湾学者的震动，于是继起效尤，所编之书名《中华民国建国史》。名称的不同，缘自各自的理念和标准不同。所谓理念和标准不同，是指各自政治理念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标准的相左。更深一层说，就涉及意识形态，涉及历史观了。

说到史观，大陆多数史家都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应用唯物史观。说起唯物史观，这是最为台湾学者所诟病的，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教条。世界上任何一个史家，要想研究和说明历史上的某个重大问题，总会秉持某种史观，这是不待证明的。我们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应该指出，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在某种政治气氛下，有的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教条和八股现象，他们不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去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是拿着马列的某些个别词句，到处贴标签。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本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幸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情况，在“”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历史学界也在努力纠正它。

唯物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通俗地说，唯物史观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加以认识，并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历史现象虽乱如丝麻，确是可以理出头绪的，并且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从茹毛饮血到今天享受现代化的信息公路，很自然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面貌。我想，这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基本东西。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丝毫没有给出各地区各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地区各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还要靠那里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去总结。

唯物史观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用这种方法、这种工具，或用别种方法、工具，去观察中国近代史，虽然面对着同一个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可能不完全一样。这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认识差异的重要原因。

联系到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一般认为，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起点，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世界强权先后参与或者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之下“门户开放”，主权沦丧，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出入，可以任便在中国经商、办厂、办学和传教，路矿利权严重外溢，中国的内河和领海失去屏障，从北京到秦皇岛的出海口等十二处地方由外国驻兵，大片土地被割让，十多个城市设有外国的租界，还有旅大、威海、胶州湾、香港新界、广州湾以及澳门等外国的租借地，全国几乎都被外国划分为势力范围。如此主权国家，其何以堪？有识之士，能无抚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忧国忧民者常常为此发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广州反入城斗争、太平天国的反对外国侵略、各地绵延不断的反洋教以至北方爆发著名的义和团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抗议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不公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时期响彻全国的“打倒列强”的呼声，在在说明反帝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政府主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赢得了全国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正面评价中国人民、政府的反帝斗争，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研究这个课题，很可能是两岸学者较少有原则分歧的地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帝国主义侵华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中国学界曾爆发热烈的争鸣。经过思想理论界的反复讨论，学界相当多人士赞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采纳了这个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就是依据这个概念来立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体认，是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的基本出发点。对这一点，台湾的学者指斥其非，是不遗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展开讨论。仅指出，采纳这个概念，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我们往往强调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个认识为依据的。

如果说对帝国主义侵华这一史实两岸学者尚无大的原则分歧，那么，对于近代中国的反帝，可能认识就不尽一致了。仅举一例。张玉法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不可否认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常严重。到八国联军之后始趋缓和，缓和的原因，一般的解释归于门户开放政策，该书则归于义和团的阻赫。义和团式的排外，实是无可鼓励的。”八国联军之役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否缓和了，尚待讨论。此处仅就义和团立言。1900年弥漫于华北、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彼岸学人往往因袭旧时学人的看法，指义和团为“拳匪”，为笼统排外，轻易加以否定。义和团起自乡间，本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种比较散漫的组织形态，因外国势力深入穷乡僻壤，更因民教纠纷，衙府庇护教民，损及农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号称“扶清灭洋”，后得官府支持，进入京津。他们以血肉之躯，敢于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剿灭，虽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他们的“排外”，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初级形态，其缺点当然是明显的，但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挥了中国人民的民气，使得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也不能不慨叹欧洲人无此脑力和物力统治中国，“瓜分中国实为下策”。义和团失败以后，国内多有骂义和团为“团匪”、“拳匪”者，但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义和团的功绩。1901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开智录》发表文章，称颂“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也称颂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此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与此相反，此岸学者认为历届政府颟酣、腐败，对于造成中国的落后是有责任的，尤其对于统治者对外敌的侵略不能组织有力地抵抗，面对强敌，俯首乞和，造成近代中国屈辱悲惨的历史，是应该受到谴责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英法联军之役、1864年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俄军占领东北地区、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英国侵藏战争、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等等，此荦荦大者，都是政府不能组织有力抵抗造成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的著名例子。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胜而求和；甲午战争实行“避战保船”，等于解除北洋舰队的武装，不仅拱手出让制海权，而且拱手出卖了北洋舰队，这两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都不能辞其咎。至于九一八事变，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国人批评。有人以外敌强大、中国落后为词，提出抵抗不是上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张，是站不住的。须知，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先进，中国落候，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对列强侵略不抵抗，一味求和，出路只能是从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沦为附属国。中国恰恰是因为抵抗了，才免于成为殖民地国家的。正确的做法，是一面研究自己落后的原因及落后之所在，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的长处，以自强立国，同时发扬民气，对外敌侵略组织有力地抵抗。可惜，近代中国政府对此缺乏因应之道，使偌大中国总是落到一个落后挨打的地步，令后人读史至此，不胜扼腕。

为什么总是批评政府？不是说政府一点好事都没有做，而是说每当面临国家、民族巨大变局时，政府不是站在国家、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作出因应，而是从政府或政府负责人的利益与好恶出发。这里或许要说到上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封建了。所谓封建，不是指我国古代周天子分封建国的“封建”，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封建社会的“封建”。此一封建，不过是在翻译时借用了古时的现有词汇“封建”罢了。所谓封建社会，我理解指的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式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外国侵入，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无实质上的改变。这种制度处事每以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为转移，而不顾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例如，太平天国起义，适逢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宁愿割地赔款，不愿对农民起义让步，结果，“借师助剿”，湘淮军和常胜军合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甲午之役，适逢慈禧太后花甲之寿，竟公然不顾外敌侵入这等大事，不集中国力对付战争，反而把建设北洋舰队的经费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供花甲庆典之欢。这样的政府，不改革怎么能受人民欢迎呢！

政府确曾考虑过改革。如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当时称自强新政）、光绪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实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务运动是在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员发起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学习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奕欣为发动自强运动给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说，英、俄不过是“肘腋之患”，只有发、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见，发动洋务“自强”，不是出发于国家之“自强”，而是出发于政府之“自强”。强化军事机器，对内是根本目的。所谓“勤远略”，不过是在奏折上说说罢了。因为在事实上，军事工业发展以后，未能在“勤远略”上发挥作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福建马尾造船厂被法舰摧毁，北洋舰队最后在它的威海卫基地对日投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若干近代工业一笔抹杀，只是说清政府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举国一致、从上到下支持维新事业，政府出钱出力支持民间办西洋工业，不过三十年就打下了打胜一场对华战争的基础。清政府只是洋务派在操办，顽固派却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权术，居间驾驭，朝廷并没有表示支持洋务运动的明确意向。

洋务运动引起民间质疑，批评之声颇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评它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梁领衔，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不过旬日之间，慈禧变脸，反掌之下，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戊戌维新如果提前到洋务运动时期，并且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八国联军之役后，《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尚未还都，即发表新政谕旨。随后，练新军、废科举、宣布预备立宪、鼓励工商业、修改法律，不仅把戊戌维新时期废止的维新办法都恢复了，且大有过之。1905年还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国送呈考察报告，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废一些中央部外，还要求撤废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慈禧太后视军机处为禁脔，不准擅议，政治改革搁浅。预备立宪也要等到宣统五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甲午战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从事救国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内的改良派、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满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立宪派也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最后，清朝的专制统治终于在革命派发动的强大攻势下被推翻。

这里就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讨论辛亥革命，中国大陆的章开沅教授与中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不仅在会议上相互辩驳，在会下也着文讨论，好不热闹。这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怎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难道说辛亥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而且，照共产党的观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要被埋葬的，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贬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这种说法？

近代史范文篇10

对这种驳难，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针对封建统治的，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的，其社会发展目标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现代机器工业的大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的，这样的革命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它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针对清朝统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这样的革命怎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至于发动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是否资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面领导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资本家出身。领导英国革命并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本人是议员；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是种植园主；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是律师出身；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但是，这些不是资本家出身的革命领导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纲领、他们所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向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都是为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随后所阐述的“三民主义”不都是说明了这种政治经济取向吗。说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大贫小贫，这不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自从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以后，一部分握有资金的人，以及一部分买办，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1901年实行新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形成。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大体上已形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当然不像欧洲那样有大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也是事实。这有当时现代机器工业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罗列这些资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显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宪请愿运动多由上海、江苏一带发动，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显示。应当指出，清末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夹缝间生长的，它惧怕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这二者，它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根本利益来说，它们应当欢迎辛亥革命，从它们的眼前利益来说，它们不一定欢迎革命派用武装斗争形式发动的、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代表它们的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