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十篇

近代汉语篇1

关键词历史观念资料基础收词释义配例

2016年6月下旬收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寄来的印制精美的四卷本《近代汉语词典》，感到它的分量沉甸甸的。一是它部头大，收词5万余条，总字数逾900万字，超过了以往同类词典；二是该词典的发起人之一、主编白维国先生在该书即将出版前不久（2015年10月23日）抱憾去世，他临终前一直盼着能看到这部词典，而最终未能如愿，想到此我的心情难免沉重。这部由白维国主编、我和汪维辉任副主编的词典，从1997年至2015年，历时18年终于面世，其间的艰难曲折，难为常人道也。白维国和我在这部词典的《序言》里介绍了“近代汉语”的历史分期、概念内涵；阐述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词典编纂的意义及本词典编写的学术基础、编写队伍；说明了本词典收词、释义和配例的宗旨、特色等，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从辞书史和词汇史的角度谈谈我对这部词典的学术评价。我认为，与以往众多同类词典相比，白维国主编的这部《近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白编》）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 新高度、新境界

一部词典能否有超越前人的进步，首先在于主编者的编纂理念。《白编》有清晰的历史观念，在编纂理念上更加科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该词典是汉语史上一个分期的词典（自唐初至清代中叶）。对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来说，这一时期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历史时期，具有广义的断代特点；但就近代汉语时期内部来说，唐、宋、元、明、清几个时代的语言既相承，又各有发展变化，这一时期又具有历时性。因而这部词典在总体设计上，既定位为反映整个汉语史长河中一个历史阶段的共时词典，又要成为体现各朝代语言动态变化的历时词典，因而在收词配例上十分重视语言的历史演变和共时分布。

《白编》的历史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收词求全存真，尽量收录近代汉语各历史阶段的语词，特别是反映实际语言面貌的口语词。

2. 尽量收录文献中的各种词形，特别是始出形、通用形及其变体，以通用形统领各种变体词形。注意辨别通假字和方言记音俗字。

3. 书证按时代排列，注意反映词语的产生、发展、存活、消亡情况。不仅要反映被释词语出现和使用的时代，同时还要反映这个词语通行的地域；对有些词语，还要反映它使用的文献范围或文体特点；尽可能通过例句反映词语的用法、功能。

4. 释义除要提供概念义外，还要尽可能地提供附加义、搭配关系等相关信息。义项次序按本义、基本义或始见义与引申义、假借义的历史原则排列，要尽可能反映某些虚词语法化的过程。

一部词典要超越前人，达到新的高度，光有好的想法还不够，还必须要立足于可靠的、雄厚的资料基础之上，从某种角度说，资料决定着词典的质量。因为，材料不足，词典难以准确、全面地归纳词义；没有穷尽性的搜检，很容易发生书证滞后、义项缺失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决定词典质量的材料基础方面，《白编》达到了超越前人的境界。记得在2004年前后，该词典即将完成编纂任务，当时两个可供检索的大型汉语历史文献语料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文本”和“国学宝典”也已陆续建成。面对这一新情况，白维国先生毅然决定回过头来对每一个词条都进行电子文本的检索，务求精选用例，防止书证遗漏和滞后，也正因为此，词典完成的时间大大延后。庆幸的是，由于补上了这一课，该词典在文献资料的利用上超越了前人，为其编写质量提供了扎实的语料基础（在最后阶段还使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今天回头来看，大家越发感到白维国主编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词典的核心是释义。编纂理念也好，资料基础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对每个词条的解释上来。与以往同类词典的释义不同，该词典的释义往往有现代语义学、语法学的观念，在准确性、科学性和丰富性上达到了新的境界。能基本做到这一点，跟该词典的编写队伍有直接的关系。该词典的编写人员（包括主编、副主编在内）都是多年从事汉语词汇史、语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有较丰富的学术积累，各有专精，各擅胜场。这是该词典能达致新高度、新境界的队伍保障。

二、 新见解、新亮点

《白编》收词、释义、配例各环节亮点甚多，本文不避“老王卖瓜”之嫌，分六个方面，蜻蜓点水，加以介绍。

（一） 收词

复数词尾“们”的来源是汉语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迄无定论。与复数词尾“们”有关的用字有“弭、伟、满、瞒、懑、每、门、们”，《白编》全部予以收录，如“我弭”（唐）、“儿郎伟”（唐）、“他满”（宋）、“我瞒”（宋）、“你懑、畜生懑”（宋、金）、“那门”（宋）、“你秀才们”（宋）、“你每”（元）、“椅桌每”（元）等。这些资料为探寻汉语复数词尾“们”的来源和功能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和许少峰《近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许编》）均未收早期用字“弭、伟、瞒”，《许编》“满、懑”也未收。

《白编》收口语词“老林”，释为： “老呆。‘林’字由双‘木’组成，隐指木头木脑，反应迟钝的人。”引例为《金瓶梅词话》二一回，与《汉大》同。但《白编》后加“参见‘、啉’”，指示“、啉”二字词义与“老林”的“林”相关。不仅如此，《白编》还收了该词在敦煌文献中的同音变体“老临”，这样就把这个词使用的时代从明代提前到了唐五代。《汉大》未收“老临”，《许编》“老林、老临”均未收。

跟酒有关的“饮户、饮流”二词《许编》未收，《汉大》仅收“饮流”，释为“酒客之辈”，书证为宋范成大（1126―1193）《石湖菊谱》孤例。《白编》所引例证上自唐皇甫松诗和敦煌变文，晚讫清人诗例，其唐代皇甫松用例早于南宋范成大约200年。

“隐”，《白编》释为“凸起，引申指硌”。别的词典或不收此义，或只释为“硌”，唯《白编》加上“凸起”二字，这是有根据来源的。“隐”本指矮墙，《左传・襄公二十三年》“u隐而待之”，杜预注： “隐，短墙也。”由此引申为“凸起”义，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五：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象。”“隐起”即凸起。《白编》限于体例当然不能细说，故只举了唐《朝野佥载》“景龙中，瀛洲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象”印证，提示“硌”是从“凸起”义引申而来的，包含的信息比较充足。

《白编》“争”条第一义项释为： “怎。疑问代词。唐人只用‘争’字。”提示唐代尚未出现“怎”用作疑问代词这一重要信息。

（五） 辨别同形词

《白编》收“其那”二条，其一注为qínà，其二注为qínuó；释义各不相同，前者释为“那”，后者释为同“其奈”。精于辨别同形异音异义词，他典未做此分别。

（六） 主副条选择

《白编》对主副条的选择确定多有理据，如收“打张惊儿”和“打张鸡儿”，以前者为主条，释为： “假作吃惊；装糊涂。”以后者为副条，释作“即打张惊儿”。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张惊”为同义并列动词，有“慌张、惊慌”义，故“打张惊儿”有故意做出惊慌状的意思。因为儿化的“鸡儿”与“惊儿”同音，所以又写作“打张鸡儿”。《许编》也收了这两个条目，但却把“打张鸡儿”作为主条，未为妥当。贺巍《洛阳方言词典》有“张精”一词，释为“放大嗓子叫嚷： 你就爱～，动不动就爱扯开喉咙跟人家吵架”。今疑本字应为“张惊”，犹北京话里的“一惊一乍”，指说话时大惊小怪。大惊小怪与“打张惊儿”的“假作吃惊”义相近。

从以上所举几方面来看，《白编》在释义上确实有新见，有深度，具有一种研究的气象。我们相信，该词典的出版，必将为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从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瑕疵、疏失未能尽免

从总体上看，《白编》在收词、释义、配例诸方面都超越了此前的同类著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境界。但是，所谓新高度、新境界是相对而言的，实事求是地说，这样一部出自众人之手的大书不可能一步做到完善。就笔者近日披览所及，也发现一些缺点和疏漏，有不少可改进的空间。上面既不避“卖瓜”之嫌，下面则不怕自揭家丑，条列于下。

1. 收词尚有缺失

有些该收的词失收（如“楞怔、猎古调”），有的相关词收词不平衡（收了语助词“在那里”未收“在这里”）。指代词“这”唐代已出现，但早期又作“者、遮、柘、赭”。“遮”，《韩擒虎话本》： “叵耐遮贼，心生为倍（违背）。”“柘”，《李陵变文》： “柘回放，（底）还来。”“赭”，《历代法宝记》： “赭回好好更看去也。”《白编》收“者、这”，未收其余三个，难免有遗珠之憾。《金瓶梅词话》中“猎古调”一词出现两次（这老婆一个猎古调走到后边|他一个猎古调儿，前边花园门关了，打后边角门走入金莲那边），白维国著《金瓶梅词典》释为“形容动作突然而迅速，不易被察觉”。但此词不知为什么《白编》未收，或因对已有的释义不能确信，而一时又找不出更好的解释？今按，“猎古调”当为“捩古掉”，“捩”和“掉”是扭转义，“古”应为中缀。“猎古调”（捩古掉）就是急转身，掉转头的意思。《洛阳方言词典》“捩”字头下收“捩咕、捩脸、捩过的、捩转”等词，另收“列古之掉”一词，释为“举止扭扭捏捏不大方”。此“列古之掉”或应为“捩古子掉”（“古子”为衬音），或也可能椤稗婀勺拥簟保ㄏ衽す啥糖一般拧过身，掉转身），暂不能确定，录此以备续考。

2. 个别字音处理欠妥

“虾”有两读，一读阳平há，为“蛤蟆”的“蛤”的异体字（“蛤蟆”旧也作“虾蟆”）；另一读阴平xiā，为“r”的简化字。《白编》在“虾”há字头下出“虾腰”条，注音háyāo，释为“哈腰；弯腰。也作为一种敬礼”，引有明清两代用例。此处释义正确而定音不妥。“虾腰”即“r腰”，应读阴平xiā。《白编》第四卷“虾”（xiā）字头义项①释为“像虾一样弯曲”，书证有“虾着脊背”（元）、“虾着腰”（明）、“虾腰拾起”（清），书证丰富，释义正确，故应将前面注为阳平的“虾腰”移到“虾”（xiā）下。

《白编》将“合不住”注音为gēbuzhù，释为“同‘搁不住’”。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未把“合气”注为gēqì。《西游记》中有两例“阁气”，可证“合气”应读gēqì。另从音理上说，“合”本为入声字，一音通“蛤”，现读gé；另一音“合”做量词（一升的十分之一），现读gě，故“合气”在口语中音同“阁气”，与“合不住”（搁不住）的“合”音同。《汉大》和《许编》未收“合不住”，二书把“合气”定音为héqì，同样失察。

3. 对记音俗字的处理有可改进之处

近代汉语的文献资料中较多地反映当时的口语白话，书写者往往并不知俗语词的本字是哪一个，只是据音记字，造成通假字、借音字及据词义添加或改动形旁的俗写字、错字比比皆是。这些记音俗字是当时某方言音或历史音的反映，词典编者对它们不仅难以考释确切的词义，而且定音也很困难。如“乞皱”等词语，按照字面应该标注A音（“乞”qǐ），但根据词义则应该读B音（“乞皱”中的“乞”读gē），词典对这类字词该如何处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白编》一般来说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也有可改进之处。如将“乞皱”定音为gēzhòu，应在“乞”qǐ字头下另出“乞皱”，注“同‘圪皱’”。以便读者据本音寻检。

4. 有一些词语可以处理得更好

如“们”字头下首个书证为唐刘知住妒吠āぴ铀抵小罚 “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吕叔湘先生指出，除此例外，唐时未见用“们”，“们”至宋时始见；且“渠们”（他们）与“底个”（这个）“非恰当之对语”，疑“渠们”的“们”或为“伊”字之误。（《近代汉语指代词》102页注⑤）《白编》如能在此例后括注一下就更好了。

再如“因此上”条，释义为“犹‘因此’，上，助词，无实义”。如果要较真，“上”在金元时期是有语法意义的，表示原因，“因此上”的结构最初为“因+此上”（因为这个原因），到了明清时代，“上”义逐渐虚化，其结构变为“因此+上”，“上”演变为没有实义的助词。可见释义还要有动态发展变化的观念。

虽然《白编》还有不少有待进一步打磨和完善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高度即是新起点，新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它开始修订之时。古今中外的辞书史表明，辞书的完善、修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据说大中型辞书的完善大约要历经上百年的时间。我们期盼各位作者在拿到新书后仔细翻检一遍，继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继续给自己挑错，为修订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更衷心地希望各位同行及使用本词典的读者能及时地向我们指出问题和瑕疵。有各位的支持，我们对不断提高该书的质量充满了信心。

在本词典的“后记”里，我表达了对本书主编白维国友的敬意和怀念。他临终前说的那句话――“我就是上帝派到人间来工作的工蜂”――时时在我耳边回响；他孜孜不倦伏案工作的身影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我相信，他未曾谋面的“遗腹子”《白编》将会在辞书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成为对他的永久纪念。当然，对维国友最好的纪念是将这部词典修订好，让它不断攀登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白维国编.金瓶梅词典.北京： 中华书局，1991.

2. 白维国主编.近代汉语词典.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3. 陈刚、宋孝才、张秀珍编.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北京： 语文出版社，1997.

4.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汉语大词典.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3.

5. 贺巍编纂.洛阳方言词典.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6. 江蓝生、曹广顺编著.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7. Y礼鸿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 李崇兴、黄树先、邵则遂编著.元语言词典.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9.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5.

10. 许少峰编.近代汉语大词典.北京： 中华书局，2008.

近代汉语篇2

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断代词汇学，它从东汉一直到近代；它同时也是一定意义上的词汇学通史，因为古代汉语分为两个系统，白话词汇系统起于东汉而止于清末，而《词汇学》所描写的研究范围即是如此。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一章，下编六章，约略说来，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准确而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面貌

本书命名为汉语词汇学，按笔者的理解，它不同于汉语词汇史在于，词汇史的重点是勾勒出全部或某一具体时期词汇的历史及词汇发展的大致面貌，是否清晰而准确是权衡它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词汇学则侧重于词汇研究方法的总结和探索，构建所标指的历史范畴中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体系。既为一般读者开启问学之门，也为同行的研究提供科学而客观的理论参考。

中古到近代，即从东汉到清末，时间跨度近1800年，要做到对整个中古及近代汉语词汇的全方位把握，的确谈何容易。作者十年一剑，把探索汉语词汇的发展很好地和社会状况结合了起来，从中寻绎提炼出词汇发展变化与社会现实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试以中古为例。中古是汉语词汇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它开启了白话系统的源头，深层次地探讨其间原因，无论是词汇史、词汇学的理论构建还是汉语史的全方位认知都是意义非凡的。基于此，《词汇学》浓墨重彩地为我们勾勒了中古词汇变化的原因。在“汉魏六朝的社会现实与词汇发展”专章下，共分为以下几个小节：影响词汇的外部发展因素（上）：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词汇的外部发展因素（下）：思维交际；中古语言与文化；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及若干特点。每节下，根据不同情况再分细目。如第一节下分“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和”、“儒释道三教合一，外来文化融入汉语”、“科技医学、文学艺术迅速发展、语言词汇日益丰富”。第二节分“交际功能增加，社会需求增大，促使词汇总量不断增加”、“思维更加缜密，表达更丰富，要求语言的表现力、精密度进一步提高”。篇幅所限，我们仅就第一节的三个细目的内容看作者是如何给我们展示中古汉语社会现实与词汇发展的。

第一细目下，作者告诉我们： “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四百年间，更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裂变时期，其朝代嬗替之快，地方割据之盛，强臣叛乱之多，外族入侵之频，又是其它所难以比拟的。”正是这特殊的历史背景，导致了汉语词汇的巨大嬗变。

第二个细目着重对佛教的传入、译经的盛行作了简明的介绍。告诉我们，因为佛教是平民宗教，信奉者众，加之统治阶级的提倡，给佛学著作的刊行和传播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大量的佛教词汇进入汉语，当然也进入士大夫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因而，在中古的典籍中，源于佛典的词汇大量出现，给汉语词汇增添了新的血液。

如果说，前两细目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立论，那么第三细目则是具体而微，以大量的数据来证明汉语词汇的革新状况。汉魏而下，汉语词汇总量大大增加，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更为直观，其下又分成“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文学艺术”、“中外交流”五个小类，凡举出汉魏而下产生的新词180多个，让我们对词汇“日益丰富”的内涵有了深刻的感性认知。

不难看出，第一节下的这三个细目，已经将中古时期影响汉语词汇的外部因素交代出了一个总的轮廓，这实际上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至关重要的原因。至于本章下的其它几个小节，考论更为细化，表格式的数据、深入透彻的个案辨析、宏观概说与微观缕析有机结合，无一不更有力地支撑了第一节所揭示的缘由。

《词汇学》所描写的中古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我们举例性地作了如上的评说。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词汇学》同样也把握住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促使词汇发展演变的种种动因，从而同样为我们勾勒了一轴清晰而客观的词汇演变的画卷。囿于篇幅，从略不论。

二、科学而客观地诠释了词汇研究的方法

按我们的理解，词汇学理应突出一个“学”字，词汇学者，即词汇研究的方法是也。我们觉得，《词汇学》非常完美地体现了这个精神。首先，对中古近代汉语的分期进行了精辟的论断，让读者明白了这种分期方法的合理性。接着，再从概念的角度论证了中古汉语词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名实的问题，即是什么。再下来，则解决为什么，即研究的作用、意义以及通过什么去研究，也就是本书所列的“语料及类型”。在这一章中，《词汇学》按照第一章分期的框架，对中古、近代汉语的语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无论是高文典册还是蚕丛，无论是中土传世文献还是外来译籍，无论是地面残卷还是考古的新发现，几乎无一遗漏地分别作了介绍。于是，一座立体的、清晰可见且全面而系统的中古近代汉语资料宝库矗立在我们面前。又因为，古代典籍真伪的问题常常影响着研究的背景是否可靠，研究的结论是否客观，所以，《词汇学》专章讨论了语料的选择与鉴别，主要从方法论与实证配合讨论，进而升华到理论的指导。成功的实证如译经的年代鉴别以及《孔雀东南飞》、《列子》等书的辨伪。方法上，《词汇学》主张语音、语法、词汇综合考虑，提出鉴别语料的三个优先原则和六条步骤。学术线索清晰分明，从而给读者以全方位的指导。

为将金针度人，《词汇学》以百余页的篇幅对词义考释的方法展开了详尽的讨论。《词汇学》首先给我们介绍了研究方法。“方法”又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两部分，基本原则是从宏观理论的角度论说，强调必须历时与共时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而基本方法则细分为六条：共时描写；历时考察；比较分析；定量统计；归纳推阐；参证方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具体到词义考释，《词汇学》分为“汇证、推阐、审例、比较、探源、求验”六种方法。既援引有深湛的理论，又以精彩的考释实例充实之，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

《词汇学》上编，还有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作用和意义等专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中古近代汉语的知识，完整而科学地阐述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方法。

三、展示了系统而完备的中古近代汉语研究材料及思路

下编的安排同样煞费匠心，五章中以四章的篇幅进行总结。纵观以“研究简史”命名的前四章，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历史介绍之全面，视野之广阔已令人惊叹其富赡，而爬罗剔决，巨细不遗更让我们服其缜密。再者，《词汇学》不是仅着眼于介绍，而是对相关的研究追溯其源流，正定其是非，评章其得失，补苴其罅漏。其诠衡之客观，评价之公允时时令人解颐。如“草马”、“便面”、“阏氏”、“计偕”，“上下”、“洋”、“渴罩”、“中”、“章估”、“么”等条目的考辨皆精到无比。

第十三章是“近现代期”，分为五节，其时限是从1901年迄今，而在现代期部分，除内地外，另以三个专节分别介绍了“台港”、“日韩”、“欧美”的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引领读者突破固有的局限，将研究的视野于更广阔的天地。

第十四、十五章分别是“考释类”和“概论类”，前者将散见的词语考释，相关的古籍整理，学者文集中的考释，贯通各类文体如史书、小说、笔记小说、敦煌变文、唐诗宋词、佛藏、道藏等的考释或词典，中古近代著作的专书词典等都一一作了介绍评价。此外，还介绍了中古近代汉语学术研究的相关动态。可以说，下编本身便是一部系统而完备的中古近代汉语文献资料。然而，相比于单一的文献资料，作者客观公允的评介贯穿了词汇学的精神，对于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学人乃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都不乏取法问径的功能。

最后一章“问题与展望”，是作者对于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理论的一个深度思考和展望。言简意赅，不再赘说。

总之，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作者几十年治学心得的提要勾玄。可以说，对于理论的思考贯穿全书。如上编“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一节，作者勾勒语义学研究历史，从理论角度阐释语义学与词汇学的“同”与“异”。又如“考察词义演变的历时轨迹――历时研究”一节，作者运用“义位分析法”深入剖析“中古、近代汉语词汇与上古、现代汉语”的联系，通过个案上义位“增加、减少、转移或易位”的分析，为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提供证据。此外如“影响词汇发展的外部因素（上）”一节的论述与现今前沿理论的“语言接触”神合。在第十五章，还可看到作者对其它语言学理论的关注，诸如语法化、词汇化、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接触等。全书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水融，次第井然，全无突兀之感。

近代汉语篇3

[关键词] 词汇史 现代汉语前期 近代史料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39-05

我们把现代汉语前期定在19世纪至前。这一时期汉语处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和西学东渐的双重背景下，我们选取反映清末（本文称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四种史料作为主体考察对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以下简称“汇编”）[1] 汇集了从1689年到1901年中国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合同、章程、协定等共有313条，所有约章绝大多数用汉文原本，材料详尽可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5册，简称“史料”）[2] 记载的是1810年到1842年的奏折、上谕。①《万国公法》[3]是中外人士共同翻译的介绍国际法原理的专书，1863年开始翻译，1864年刊印问世。《海国图志》[4]1842年开始出版，是19世纪中叶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这几种史料除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外，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来看，也具有极强的词汇学价值，它们记载了当时由于剧烈的社会变化和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一批新词语、新词义及相当多的词语过渡现象。这当中的许多新词语或新词义沿用至今，有的已是高频使用。

一、近代史料中的各种词汇新现象

（一）19世纪是新词语峰出的时期

所谓新词语，是和固有词语相对的，即某个时期内新造的词语。汉语词汇史上曾多次出现新词语的高潮，分别是：汉魏隋唐、明代后期、19世纪至民国初期、建国初期、20世纪80年代到今。几乎每次高潮都是在与外国或与外族的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有的甚至是以宗教文化为先导的，比如前三个时期就是以佛教、基督教为开路先锋，佛教直接带来了大规模的佛教词语及其相关联的词语，而基督教则不仅催生了基督教文化词语，更带来了反映复杂多样的西学词语；后两个时期主要是由巨大的社会变革引起的。

19世纪至五四之前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大量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就产生于此时，既有日常词语，也有学科、行业术语。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多条新词语最早所见史料。如下例。

“海关”指设在口岸的国家行政机关，最早见于1813年《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复酌议买食鸦片罪名折》（史料）：“内地鸦片烟未能净绝，皆由各海关查察疏懈所致。”又如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近以免税不利粤海关，故关吏阴挠之。”

“走私”指非法运输或携带金、银、外币、货物等进出国境的行为。最早见于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汇编） ：“倘访闻有偷漏走私之案，该管事官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汇编） ：“缘所定之税则公当，不为走私藉口，谅佛m西商船将来在五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只五口走私……地方官一体拿究入官。”

“酒精”即已醇的通称。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如将火药、硝磺、酒精等物运至上海，官宪应会同在界址内择定一地，远离住宅货栈，以便储藏，并防失慎。”

“议价”即买卖双方或同业共同议定价格，用作动词；现也可作名词，即议定好的价格。作动词的最早见于1831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史料） ：“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作名词性的最早见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若内有估价定税之货，或因议价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齐，致有辨论不能了结者，限该商于即日内禀报领事官。”

“省城”即省行政机关所在地。最早见于1830年《广州将军庆保等奏英吉利大班 屡次妄禀已被该国撤回片》（史料） ：“前会奏哎陆喇国大班 携带番妇至省城夷馆居住。”又如：“广东谣传中国官府欲将省城外房屋拆毁……此不足信。”[4] （P1972）

“出租、承租、转租、租户”这四个词最早出现在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中：“原业主与租户出租、承租各字据，经查核钤印，交还收执，以凭信守，并免违犯”，“该地既已租出，各租户应予修复，以便路人往来”，“倘洋商……或取得地基而将一部转租他人，该地租银仅得按原租银数目转让”。

（二）19世纪也是新词义大批产生的阶段

新词义，即在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相关联的意义。在西学东渐与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为了表达新概念，不可能完全依赖创造新词语。弥补的方法就是将固有词赋予新的内容，这使得一批古老的词具有了现代性，并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之一。如下例。

“权利”一词古已有之，但与其现代意义不同，如《荀子・劝学》：“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后汉书・董卓传》：“稍争权利，更相杀害。”这里的“权利”都是指“权势和货财”。而作现代法律术语“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来理解的“权利”却出自《万国公法》[3]（P7、P60） 一书，如：“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即其罪犯系可耻重案，而削其为民之权利，但此议亦不直行于他国之自主者”。显然这已不是旧义了，对应的是“right”。

“外国语”的原义为汉语中的外来词，《汉语大词典》[5] （卷3P1160）例引清・周亮工(1612-1672) 《书影》卷二：“蘩畛挛薰ψ《庶物异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则，可称该博。余意外国语，佛经语，皆无定字，况屡经翻译，尤多差讹，不如删去，始称大雅。”近代开始指外国的语言、文字。最早的例子见于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汇编）：“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

“租”旧指田赋。近代产生的新词义为租赁，一指出租，二指承租。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该例为“出租”。“承租”义最早见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汇编） ：“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

“公路”旧义指正道、正路。《汉语大词典》[5] （卷2P74）引《宋书・王华传》：“以此论才，行之年岁，岂惟正无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最早见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 ：“洋商已租地基内原有公路，现因众人往来行走，恐将发生滋闹，兹决定另造正路”，“军工厂南面，东至头摆渡码头，前有公路一条，亦应改宽二丈”。

“买断”旧指花钱为赎身并经官府批准落籍。近代指人或物被买后，断绝与原主的关系，最早见于1876年《收买吴淞铁路条款》（汇编） ：“铁路拟归中国买断，所有地段、铁路、火轮车辆、机器等项，由中国买断之后，即与从前洋商承办之公司无涉”，“由中国买断一切，价银全数付清……”。

以上所举新词语、新词义的最早例证均早于《汉语大词典》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6]有些是未予收录或无例证。另外， 《明史》以及近代的其他资料也未见更早的使用。

（三）19世纪词语过渡现象复杂多样

所谓词语过渡现象是指词语或其意义在某个时期的创造、并存、选择、进退过程中的不稳定现象。

1. 最显著的过渡现象就是一实多名，而其中的许多新词语经过若干年之后就消失了。最突出的是一些术语、国名地名。如：[吉罗葛么]千克，音译法语词kilogramme。[葛么]克，音译法语词gramme。[迈当]米，音译法语词mètre。[蜜理迈当]毫米，音译法语词millimètre。《汇编》中首见例句为：“凡有税则内所算轻重、长短，中国壹担即系壹百b者，以法国陆拾吉罗葛么零肆百伍拾叁葛么为准，中国壹丈即拾尺者，以法国叁迈当零伍拾伍桑的迈当为准，中国一尺即法国叁百伍拾捌蜜理迈当，均以此为例”（1858年11月24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这几个词至迟在19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6] （P132、84、167、174）所引例均为70年代的。

史料当中清晰地反应出这些新词语在近代的出现及共时选择、替换、过渡的过程。如同是《汇编》的例子，1844年10月24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佛兰西国”：“今大清国与大佛兰西国以所历久贸易、船只情事等之往来，……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至税则与章程现定与将来所定者，佛兰西商民每处每时悉照遵行。”而在1858年6月27日的《天津条约》中改称为“法国”：“嗣后大清国皇上与大法国皇上及两国商民，毋论何人在何地方，均永远和好。”再如，1844年7月3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用的是“合众国”：“兹中华大清国、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欲坚定两国诚实永远友谊之条约及太平和好贸易之章程，以为两国日后遵守成规。”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章程》中用的是“美国”：“嗣后美国与法兰西所用官地，亦一律办理，惟照例给付钱粮。”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之一就是音译词让位于音译意译兼有的含有意译成分的词语。

2. 一些古旧意义还存留在近代时期。进入稳定的现代汉语中，这些古旧意义已被淘汰，有的仅存于某些方言中。如“性质”一词在古汉语中可指人的禀性、本质。如《海国图志》[4]（P410）：“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汉语大词典》[5] （卷7P480）例引徐特立《国民外交》：“自留学法国者加多，西人深知华人性质，日本运动，遂难生效。”而现在保留下来的意义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不用于指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编纂的《国语词典》①还保留两个义项，而从1946、1947两年的《人民日报》[7]检索出的324处用例已均不用于指人了。

又如“地基”一词，旧为地面、地皮。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汇编）中还使用古义项：“桂花滨及阿龙码头北面为出租地基，亦应留出海关南两条大路之地……业已出租之路而其价早经洋商偿付者，如有损坏，应由附近地基租主修复”。现常用义项是指承受建筑物重量的地层或岩层。《汉语大词典》[5] （卷2P1028） 例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三回：“这边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来垫地基。”1946年开始的《人民日报》已均为此义项。

3. 史料中还存在同形词现象。同形词即形体相同而意义没有任何联系或者来源上没有任何关系的不同的词。比如“教师”是元代产生的词，初指教授歌曲、戏曲、武术等技艺的人，到清代又可指传授知识、执行教学任务的人。《海国图志》[4]（P542）载：“其枪法刀法，皆有教师秘传。”这里用的是第一个意义。《清议报》（1899年2月21日，第十册）：“所请之客，横滨地方官及有声望者十余人，又梁君启超及学校教师等凡十余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但这两个意义是一个词范围内的。而在《万国公法》的“序一”写道：“此丁韪良教师《万国公法》之所由译也。”译者丁韪良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先在宁波传教，1863年又到北京传教，他是以传教士的身份于1863年开始翻译、1864年印行此书，因而这个“教师”应是传播宗教的老师。再如《清议报》（1899年1月21日，第七册） ：“诚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师非华司铎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蛮有是心也，挟教师者则固余蛮子创是举也。”一个“教”代表两个语素，前一个是“指导、传授”，后一个是“宗教”，所以“教师”代表的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意义结构方式和意义特征，形成了来源不同的一组同形词。后一个“教师”多种词典未见收录，它只是近代的一个寿命不长的新词。

4. 史料中也反映出部分同义词的并存、竞争。所谓同义词，是指意义的核心相同的多个词。比如“入口”与“进口”在指“国外货物运进国内”时可以并存并用，如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汇编)：“英商货船担保一款：向例英国商船进口，投行认保，所有出、入口货税均由保商代纳。”1844年7月3日《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现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降中国例禁不准携带进口、出口之货物外，其余各项货物，均准其由本国或别国贩运进口售卖。”使用中这两个词实际上没有差别，不过这种并用现象没坚持几年就消失了，以后用的一直是“进口”。

5. 史料中“过渡词”大量存在。周振鹤提到的“过渡词”是指在译名定型之前，“以描述、阐释之法译成的组合词”，[8]相当于用短语的方式来表达新概念。如，《海国图志》中有西洋医，对应现在所说的西医；有火轮船，对应后来的轮船。“过渡词”在其他同时期史料中出现得更多：玻璃暖房温室，[6]（P20）出师开路修桥兵工程兵，[6]（P34） 得胜纪功坊凯旋门，[6] （P46） 电气闹钟电铃，[6]（P49）电线传声机电话，[6]（P51） 水底自行船、水底潜行之船潜水艇，[6]（P241） 水银细玻璃管体温计[6]（P243） 等等。过渡词寿命很短，且更像一个概念，但对于了解新事物的实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启发人们创造更合适的称名，这对于认识词语的创造和定型有很大帮助。

二、近代史料的语言学价值

近代史料浩如烟海，而本文只是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时段较为集中的四种来考察。其他的还有反映各个阶段的近代和现代史料丛刊（包括正史和野史）、笔记丛刊、政论文集、书信集、文学作品集以及早期报刊杂志、字典词典等，它们为研究现代汉语前期的语言状况尤其是词汇状况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言材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近代史料可为加强现代汉语前期词汇的研究服务

相比于词汇史的其他各个阶段而言，现代汉语词汇史的前期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一时期词汇的整体状况如何，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都没有很好的研究。除了王力的《汉语史稿》、向熹的《简明汉语史》当中列专节概括介绍之外，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词源探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期刊《语文建设通讯》、《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9]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10]等，都注重从词源学角度集中探讨新词语、新词义在近代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近代史料利用的逐步深入、广泛，我们发现，汉语系统自身的繁衍能力异常发达，比如说很多普遍认为是直接借自日语的日语词或汉语词，其实都是我们的先辈们创造的。就如前面提到的“权利”的新词义，虽然找到了它的古汉语源头，可是赋予其新词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汉译的《万国公法》？我们知道，《万国公法》是在1866年才译成日文，且译为“权”，日语里“权利”的出现是在这之后的几年。而汉译的《万国公法》在译稿刚成形之时，总理衙门就按照相关条例来解决由“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截获丹麦商船”引发的争端，“效果极佳，于是由总理衙门批准，北京崇实印书馆印行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见《万国公法》点校说明）当时该词已相当有影响力了。这些足以表明，“权利”的新词义并非像流行观点认为的那样源自日本。

我们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利用近代史料，不仅描写这一段的新词语、新词义的出现及变化情况，也要描写词语、意义的隐退、淡出，描写词语的不同使用价值，考察词汇场内部成员的分布状况和更替关系等等。一方面要为反映汉语词汇史全貌的《汉语大词典》提供更早的例证；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相当多的词语发展变化的直接证据，从而为全面疏理、描写、归纳与阐释现代汉语词汇史服务。

（二）近代史料可为汉语史的分期提供一定的词汇依据

从汉语史的分期来看，近代汉语的下限也即现代汉语的上限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有的定在清初，有的定在《红楼梦》时期，有的定在鸦片战争时期，有的定在民国或五四时期。不管现代汉语的上限定在何时，其标准都是以语法和语音为主，而很少有词汇标准的介入。如果我们能够从包括近代史料在内的各种体裁的语料中确定大批有时期特征的词语，就会给现代汉语史的上限的确定提供相应的词汇标准。目前就针对史料所做的调查来看，这一时期的口语的词汇面貌和现代的非常接近，另外，我们通过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两书所列新词的考察发现，19世纪产生的新词不会少于13000条，这个数量比起后来的几个高潮自然要少得多，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却不是一个小数目。更重要的事实是，随着对近代史料的广泛检索，这个数字还要继续增加。这当中许多沿用至今，并且是常用词、次常用词。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的标准就是要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批词汇的形成，所以我们倾向于将现代汉语词汇的上限定在19世纪初，19世纪初至五四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前期，五四之后定为后期。这一结论能否适用于现代汉语史的划分呢？笔者认为，随着史料范围的扩大，史料中的口语语料不断被重视起来，我们会最终建立一个综合语法、语音、词汇及语体因素的现代汉语史分期标准。本文暂将现代汉语史的上限与现代汉语词汇史的上限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1]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上海：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丁韪良译、陈钦等润色. 万国公法[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魏源. 海国图志[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5]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6]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7]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 《人民日报》图文电子版[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周振鹤. 《遐迩贯珍》中的一些过渡性的地理学术语[J]. 词库建设通讯，1999，（3）.

[9]（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近代汉语篇4

论文关键词：翻译文学，文言，汉语写作

近代翻译文学是一种由域外输入到本土的文学样式，无论内容、体式还是语言思维模式上都大有别于本土文学。汉语写作关涉的是用本土语言为第一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怎样的文学作品，对此的争鸣百年文学史上何曾停息过。把这两个概念进行一定维度上的关联，旨在探讨近代翻译文学作为有着自身语源的外来文学样式其在语言体式上对汉语写作产生的冲击与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重新定位。

一、用文言复述的域外故事

传统汉语写作的深厚底蕴自可以为现代汉语写作提供丰富营养，只是近代以来的百年现代汉语写作似乎更倾向于从外部汲取可供自身成长的元素。翻译文学在即将踏上二十世纪门槛的那刻才开始发端，多说始见于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而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勾连活动，早于此六十来年前已开始于那场“师夷长技以制夷”运动。只是，以介绍西方知识、吸纳西方先进技术为宗旨的这场运动，似乎和文学意义上的汉语写作很难产生瓜葛。这个翻译习惯一直延续到世纪末的林纾那里，才得以改观——即旨在引进与介绍域外新内容，扩大国人文学视野。

从文学表现摘要的东西，就是对世纪初语言革新的潜在推动。废文言倡白话的思潮被胡适一文点燃了导火索，但是若非没有先前大量翻译文学作为铺垫，这导火索可能只会是一小撮绚丽的烟花，而难以演化为轰轰烈烈的国语更新运动。

但是最初的翻译文学多采用古来遗传的文言系统进行，仅从语言层面看，其对现代汉语写作的贡献亦颇寥寥。林纾在他那个时代俨然是一位特殊的翻译大家。他不懂外文，却拥有着令人乍舌的翻译量，据统计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多达一百八十余种，涉及的原语国多达十一个，而波及的作家更是多达九十八个。除了这惊人的翻译量，林纾的文言译文也颇具特色文学艺术论文，几乎成了同时期其他翻译者的范本。从介绍外国新文艺角度看，林纾的翻译自是功不可没，但是林纾的译文的致命缺陷也充分暴露出来。文言译文，虽也夹杂了些许文言白话，但从整个表达上看，域外的文学体式几乎完全被“化”掉了。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得于‘化境”。林纾笔下的这个“化”自然不是钱钟书所谓的“化境”的“化”，而是说译文的原语面貌已是面目全非。可以说，林纾笔下的译文只是用文言文将外国的故事复述了一遍。林纾译文在当时大受欢迎自有原因。新鲜的故事内容格外引人注目，加之林纾的老练而优美的古文表达，自是为他引得了众多读者，“不胫走万本”不也是市场效应吗？

阿英的评价会让人错觉林纾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②。我总觉得阿英的这个评价有点拔高的嫌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林纾的确给世纪初的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外国故事，但是林纾译文中原语风格几乎消失殆尽。看两段林译文字：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尽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嗟夫！”③

“凡人苟渡黑逞河者，与言加齿几而山，必能忆之。山为亚巴拉姜山之分支，耸然矗河之西岸，其高际天，实为河上镇山”④

文言译文虽说功底深厚，但是以牺牲原文风格为代价，对现代汉语写作建设的推动作用就显得微而又微。茅盾曾说林译小说“译法是不免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成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⑤。歪曲的首先自然是内容情节上的，带来的影响顶多只是故事情节的残缺，而原语文本语言风格体式的埋没所影响的范围却是文学史意义上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林译文本并不是真正的域外文学，而是文言化的不中不西的怪物。这个说法自然严重了。但从语源意义上看文学艺术论文，的确有此印记。在此并不是百年之后对林纾翻译作苛刻要求，乃是分析林译文本因其文言表达而对现代汉语建设的推进作用显得甚微。

二、现代汉语的先觉者

近乎同期的鲁迅翻译却让人看见现代汉语写作的早期形态。1903年，也就是鲁迅留日的第二年秋，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该译本在目录体例上采取了“第一回 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廖寂社长贻书”等章回体小说的体式，但表达上使用的是较为浅显易懂的非文言格式。

“凡读过世界地理同历史的，都晓得有个亚美利加的地方。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争一事，连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记得，永远不忘的。今且不说单那独立战争时，合众国中，有一个麦烈兰国，其首府名曰拔儿祛摩，是个有名街市。真是行人接踵，车马如云。这府中有一所会社，壮大是不消说，一见他国旗高挑，随风飞舞，就令人起一种肃然致敬的光景。原来是时濒年战斗，人心恟恟，经商者捐资财，操舟者弃舟楫，无不竭力尽心，考究兵事。”⑥

该段中除去“不消说”、“的光景”等旧白话味道的用语和最后一句的浅白文言表达之外，其余的用语及句式皆是“白话文”理路格式。十四年后胡适大力提倡的白话文，鲁迅早已在他世纪初的翻译活动中开始实践了。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在现代汉语的建设路程上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现代汉语写作也正是在诸如鲁迅等翻译家笔下的白话译本的刺激下逐渐走上自身成长与重塑的道路。

鲁迅在该译本相当于序言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辩言》文中提到，“《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⑦。可见，当时所谓的“俗语”比起文言更加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但是鲁迅认为“俗语”有“冗繁”之嫌，所以就夹杂了一点文言进去。

《月界旅行》让我们看到鲁迅对语言的先觉。从早期的翻译开始有了语言的自觉，鲁迅接下来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对语言的使用抱有自觉的心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都透出鲁迅汉语写作的语言自觉。“鲁迅杂文不仅内容和题材是多变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变的。它把中国语言的表现力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别于写实、抒情、论说的第四种中国语言。这种语言需要的是在你的精神感受中来理解文学艺术论文，这也正是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方式”⑧。鲁迅的这种语言体式在百年文学中也可谓有独占鳌头之势，对现代汉语写作的起步与成熟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这也得从鲁迅二十世纪初的翻译实践中的语言自觉说起。

而鲁迅后期的硬译实践及理论，对现代汉语写作也有着深刻的提示。瞿秋白曾以J.K.署名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给鲁迅写信，“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⑨。瞿秋白在这里将翻译文学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的意义呈现得一目了然。在翻译中重视保持原语文本的语言体式和风格对于现代汉语写作新的语言格局的形成有着不言而喻的促进作用。

在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鲁迅写下了点翻译中的感想，“至于译文之坏，则无法可想，拚着挨骂而已”⑩。这自然是“本以为易，译起来却也难”的真切感受，不过更多的应是鲁迅的一种谦虚表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其实，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鲁迅就顺利译好了这册厨川白村的遗稿。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鲁迅在《苦闷的象征》译完的“引言”中说到“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罢”11。这无疑是所有译者都会有的在引言或序言中出现的特有谦辞。句子的后半部分足可见鲁迅对于自己这个译本的自信。“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12。这也许正是瞿秋白欣赏鲁迅翻译的原因所在，“的确是非常忠实的”。而所谓“不合轨范的句子”也只是在当时语言场域中的自我审视。如今看来，这些句子恰是很正宗的现代汉语写作意义上的白话语言。如下：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13

在给J.K. 的回信中，鲁迅说道，“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14，又说，“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5《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91页。鲁迅的对于翻译之于现代汉语建设的意义，自此文学艺术论文，不免一目了然。

在鲁迅看来，林纾“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和动向也几近是貌合神离，严格地说来，甚至“算不得翻译”。所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就在此表达得很清楚了。而此间赵景深所谓的“达、信、雅”、“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等观点，以迎合当时的一些读者口味而不顾原语语言体貌风格，从没想到现代汉语写作层面上来。林纾们的“归化”翻译实践自然是赵景深观点的基础。难以想象，假若二十世纪的翻译文学一直囿于林纾式的翻译实践和赵景深式的翻译理论，那么现代汉语写作会是怎么样一副模样。由此，也许可以想见鲁迅翻译文学实践和理论对于现代汉语写作走向成熟之路的那种自觉与先觉。

“西方近代文明，只有最后触及中国文明的‘语言’，才算完成了它对传统中国最深刻的冲击与改变，而身处这个冲击与改变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的觉醒，也只有进到语言层次，才算是最深刻的觉醒”。中国近代现代文学也只有归位到现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与努力上，才是触及到了文学革新的灵魂。近代翻译文学正是为近现代文学提供了这种契机和动力。

参考文献：

①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第377/378页。

②阿英著：《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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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茅盾：《直译、顺译、歪译》，《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

⑥、⑦分别引自《鲁迅全集》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3页、第11页。

⑧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第283页。

⑨《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380页。

⑩、11、12、13分别引自《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第289页、第224页、第224页、第330页。

14、15分别引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391页。

近代汉语篇5

关键词：对音；音韵；对比；朝鲜汉字音

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刘泽民.朝鲜对音文献入声资料的重新解读.［J］.民族语文，2010，03

［2］孔桂花.从朝鲜译音文献看近代汉语的入声.［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0

［3］宋兆祥.中上古汉朝语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8

［4］高静.韩文历史与文化.［J］.当代韩国，2006，04

［5］金基石.近代音的热点问题与汉朝对音文献的价值.［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6］崔玲爱.有关15世纪前的汉音韩文资料.［J］.民族语文，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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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事通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J］.中国语文，1963，03

现代著作

［1］黄同酥，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8

［3］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陆志韦，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王力，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近代汉语篇6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 1978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 1984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 1989 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 1989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 195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 1992 《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 1981，1982，1984，1985，1986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近代汉语篇7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以英语学生、韩语学生、越南语学生为例，描写了外国学生在汉语声调上的语音偏误表现，简要的分析了产生偏误的原因：如母语的负迁移、汉语声调自身的特点、过度泛化以及教学因素，并认为无论对非声调母语的学习者，还是有声调母语的学习者，汉语声调都会成为学习的难点。

一、引 言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语音都不可能没有声调的变化，只不过在非声调语言中，声调的不同不会影响词的意义。而在声调语言中，声调是有系统地利用不同调值来分辨音节或某一个词的语义，汉语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声调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调值为55、35、214、51，由于汉语声调这种升降曲折的变化，与大多数语言语音系统中的声调或轻重音差别较大，因此，成为外国学生学习汉语语音时，受母语语音干扰最多，产生偏误最普遍的难点，以至于中国语汇中有了“洋腔洋调”这样的词语。

从汉语语音来看，外国人学习汉语在声、韵、调上都会产生偏误，本文仅就不同母语的外国学生在向目标语靠近的渐变过程中，某一静态阶段的语音状况——汉语声调做一简要分析，分析外国学生在汉语声调输出过程中的偏误现象及产生偏误的原因。

本文的观察对象主要是汉语零起点及初级汉语水平的外国学习者，平均年龄二十四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语言材料大多以对外汉语初级水平教材为主，方法是随机记录、统计、总结、分析。

二、外国留学生汉语声调偏误表现

1．无声调语言——以欧美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为例

英语是非声调语言，英语学生对汉语的声调极为陌生，他们对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固定的高低升降的调子很不习惯。主要表现为：

（1）阴平55，读不到位，起点较低，但阴平调值是四声中掌握较好的一个，这个音类似英语平调。

（2）阳平35，往往起点太高，升不上去。有时尽管加大声音，把音拖长仍发不成升调，有的学生用英语的升调代替汉语的第二声，但是汉语的第二声是在一个音节上的音高变化，音高是渐升的，而英语是先平最后尾音很快上扬。他们会把阳平35，读成224、223、34或23。

（3）上声214，这是英语学生感到最困难的声调，反映出的特点是第三声无曲折，变成纯升调，失去降的部分，或低平后上升，类似第二声，表现为把第三声214读为24、34、224、334。他们常会用英语的曲折调代替汉语降升调。在连读三声中，把半三声读成全三声。

（4）去声51，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学生降不下去，有时会用英语降调读，但汉语的第四声是全降调，调值51。英语的降调，一般是半降调。

英语学生更大的困难在于词语一旦进入语流，英语腔调就浓厚起来。因为他们常常把声调与英语的语调相混。如把汉语陈述句中和疑问句句尾的第一、二、三声音节都发成近似英语的升调，而把句尾重读的第一、二、三声音节都发成近似英语的降调。例：初学汉语的英语学生发音。

例1：你是学生吗？

例2：我不是中国人。

例1是用英语一般疑问句的语调代替汉语声调，把“你”读成高平调，把轻声“吗”读成上扬的调子。

例2是用英语陈述句语调代替句末“人”字，把“人”读成降调。

有许多英语学生反映，记一个汉字，又要记音（声、韵），又要记声调，太麻烦了。这样他们在学习时常常会顾此失彼，有的只记音不记调，有的记音记调，到了语流中却不能正确地把握。

2．无声调语言——亚洲以韩国学生为例

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和同处于汉字圈，韩语学生对声调的把握是否好一些呢？答案是否定的。韩语基本上属于阿尔泰语，没有声调，各个音节有一个习惯的读法，但并不标明重音和次重音。古代韩语有音长，1446年《训民正音》时是28个字母，现代为40个字母。是字母音位文字。

另外，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统计，在韩语里，至今仍有50%以上的汉字音。又经专家求实考证认为：这些汉字音都是隋唐时代借去的。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韩语里，所以即使相同的汉字字形，语音并不是现代汉语的语音，而是古代语音，采用反切法注音。韩语学生读汉字姓名时，经常能反映出中古时代的音韵。今天的韩国汉字虽无声调，却有长短音之分。

例1，“光”与“广”都读gwang，“光”短音，“广”长音。

例2，“饭”与“半”都读ban，“饭”短音，“半”长音。

可以说，韩国汉字音的长音是中国汉字声调在韩国语中的一种变异，没有声调，只有长短音的区分。但由于长短音大都不辨别意思，大部分人已经不去细分。这样尽管韩语中有许多汉字音，但它独特的语音系统，无声调的发音特征，仍使韩国学生在声调上产生很多偏误。主要表现为：

（1）第一声，高平调，起调不够高，声音拖长后跑调。读单字调子时效果较好，在连读时就会出现偏误。例如：天津（tiān jīn）读成天津（tiān jìn）。

（2）第二声，阴平35，会读成接近44，较平而无变化，第二声上不去，很像第四声。

（3）第三音，上声214，会读成接近35、23、334，有的是34，总之，是曲折不够，常会在读第三声时失去降的部分，第三声是韩国学生的难点。

（4）第四声，去声51，常会读成44，不能降下来。

由于韩国语言音高变化不同于汉语，韩语音节大多只有固定的一个调值，区别词义主要依靠声音的长短、高低、轻重，一般长音读得长而低。短音读的短而高。如：［ma：l］长音：话；［mal］短音：马。这样，韩语学生就去找近似汉语的音来处理汉语声调。而且起点落点不够高或不够低，调域窄。

3．以有声调的越南语为例

无声调语言，见到声调无疑是完全陌生的，那么有声调的语言是否有了好的声调发音面貌呢？并不尽然。

世界上有声调的语言有许多种，如北欧的瑞典语、非洲东部的班图语、美洲的大部分印第安语等。但各种声调语言的性质并不相同，大多数声调语言的声调只限于高、中、低的差别，像汉语这样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不仅有高低之分，又有升降曲折之别，并不多见。因此，有声调语言的外国学生尽管能很快接受声调，但偏误却并不少见，下面以越南学生为例。

越南语为有声调语言，带入声韵尾，其声调含义包括抑扬性和顿挫性。调值相同的两个音节是否带入声韵尾会导致其顿挫性不同而决定其是否为两个不同的声调。据教学观察，越南学生学习汉语的进度常常比其他母语背景的学生快，但遗憾的是其语音面貌并不理想，学习多年汉语，却难以摆脱“越南腔”。

（1）从调型上看，越南语没有全降调（51），没有高平调（55），低升调（13，14）。而且调型后半部或升或降都非常短促，没有汉语的平滑均匀。

（2）从调域上来看，其相对于汉语的声调来说，越南语声调的升降幅度较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越南学生的母语对汉语声调偏误是：

1）阴平念为44或442，即阴平调不够高，普遍达不到55值，如“生”—44值，多受越南语平声的影响。

2）阳平念为44（445）受越南语锐声影响，但越南语锐声的发音特点是开始时持平，约近一半时开始上升，上升段的调值为35，但在问音节时，持平阶段大为缩短，甚至消失，这使得锐声在有些时候发音特点与汉语阳平十分接近。所以，他们掌握阳平比较容易。

3）上声念为213，有的降下去而不能升上来，就念为21，即上声调读的较轻短，曲折不够，如：“好”（213），上升后半部分调值到不了4度，是因为越南语没有低声调。而且受越南语问声影响，其问声曲折不如汉语上声曲折大。他们很难控制上声结尾部分，所以不能达到214，大约是213。

4）51去声，读成约31值或32值，这是越南语学生缺陷最大的声调，是其偏误最多，较难学习的声调。

所以尽管越南语有声调，在有些音理方面较易学习，但不同于汉语的声调系统，似乎对汉语声调的输出产生更加顽固的干扰。

三、产生偏误的原因浅析

以上多以静态声调发音状况为例。在动态声调中，语流音变：如轻声、儿化、变调中存在的偏误也很多。

纵观外国学生汉语声调的偏误，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非声调母语对声调语陌生而难以掌握。其实从有声调语言的泰国语、越南语为母语的学生来看，并不能因为某些有声调语言的共性所产生的正迁移，而改变他们发汉语音调的困难状况。但我们也发现许多不同，如学习汉语声调由易到难的顺序不太相同。例如，英语、韩语学生的掌握顺序是阴平——去声——阳平——上声，越南语学生是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外国学生汉语声调输出产生偏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母语的负迁移

用母语的语言规律代替目的语语言规律，是中介语语言最直接的表现。从理论上说，偏离发生在两种语言的接触，而本质上总是利用自身语言中最接近对象语音的音位实行取代作用，这可以叫做语音或音位的接近性原则，在陌生而难度很大的字音面前，外国学习者自然会从本族语中寻找与之相近似的音位或音素进行语音模仿，结果造成偏离。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把声调与英语句调相混。

2．汉语本身声调系统的影响

一千多年前，汉语声调被发现辨义，后来赵元任先生创建了5度制，但这五度音高如何在发音调时体现，让学习者很难把握。因为汉语声调主要表现为相对声高，相对声高既指不同的人之间音高范围彼此相对的，又指不同的人之间相同调类的音高也是彼此相对的。这对外国人掌握汉语声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过渡泛化

由于学生掌握目的语知识的不足，把他所学的不充分的，有限的目的语知识，套用在新的语言现象上，结果产生偏误。这种偏误在心理学上叫做“过渡泛化”。如汉语三声变调是学习难点，有的学生发单字调第三声或老师领读第三声时，没问题，但只要自己一说一念，一进入语流，就会出现诸如半三声读成全三声，几个三声连读都读全三声。究其原因就是学生想当然凭直觉对三声给出了自己的规律。

4．学习因素

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声调时多是靠模仿，由于其有限的目的语知识不足以完全明白其音理。这样在发汉语声调时任意性很大。赵金铭先生认为，声调从物理上解释：声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音高。从生理上看：是声带的松紧变化，声带松，发音低，声带紧，发音高，声调的性质取决于音高的变化，而音高的变化取决于声带松紧。这种发音原理与分析则必须通过学习者在不断地试验、体会才能渐渐领会。这样在接近目的语正确声调的时候，就会因学习者各方面自身因素而有差异。

5．传授因素

包括教师训练方式等问题，教师的经验、学识水平的问题，教材的音理知识不足，知识点不准等知识展现的问题等等，都会使学生产生偏误。

四、余 言

汉语有声调，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也大多有声调，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学汉语，难点在于处理声调、调值的不同，也就是相应调类的分合，不同调值的对应。母语为无声调语的人学汉语，如果建立起调类、调值的概念，掌握方法，却可能比母语为有声调的人学的更快些，因为少了母语声调的干扰。总之，在汉语语音学习中，学好声调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每一个声调出现的频率都要比任何一个声母或者韵母高许多。语言的准确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声调是否准确，否则就无法区别“到了”、“倒了”、“骑车”、“汽车”，而直接影响到语言交际。了解偏误的原因，对汉语语音教学会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 周小兵、朱其智.对外汉语教学习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傅氏梅、张维佳.越南留学生的汉语声母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4（2）

近代汉语篇8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汉语汉字 交融 发展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在长达千余年间发生着汉字文化的互动，这不仅是指双方共时性的相互影响，而且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汉字文化扩散源地与受容区在两国间戏剧性的易位。众所周知，早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文化的扩散源地，其首创的汉字及汉字文化传入尚无文字的日本列岛，使大和国家确立之际，迅速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性飞跃。日本借鉴与吸收中国的汉字并创造了自己的假名文字，但汉字在日语表记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另一面，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主要表现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词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传输日本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词语又传输回中国的发展过程。在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但又有其基本走势，即从文化高势位地区流向文化低势位地区。古代主要是从中国流向日本，中国创制的汉语汉字长期、大规模传播到日本，影响日本。时至近代，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中率先走出中世纪的先进国家，中国在追赶日本近代化经验的过程中，大量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创制的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语汇，中日之间文字交流的基本流向发生了逆转。本文旨在通过对新汉语汉字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在先期研究的基础上，就日本人制造的新汉语汉字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近代日语“外来语”取代中文中固有的翻译是历史和发展需要的自然选择进行考证和论述。

1中国汉语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汉字原本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为了记述汉语而创造的文字，公元四世纪前后传入日本。由于汉字的输入，日本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同汉字一起中国文化的传播提高了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文化生活。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调查（宫地裕：1996），由汉字构成的汉语词汇已占日语总词汇量的半数以上。它遍布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语的外来语原本是用片假名书写的。汉语词汇来自中国应属外来语，可是，至今仍然用汉字书写。这种情况在其它任何语言中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和特点创造了平假名、片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可谓日本文字的基础。回顾日本两千年来的文明史，所有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科技资料等，无一不是用汉字或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的。可以说，汉字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汉字已深深浸透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语言文字不但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还是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载体，是千百年来历史积淀自然形成的产物。日本对于汉字及汉字文化开始是全盘吸纳，但由于汉语与日语的语音迥异，结构也大相径庭（汉语是孤立语，日语是粘着语），日本人使用汉字存在“言文分离”、“音意两橛”的矛盾，于是力图寻求文字本国化的途径。8世纪创造以汉字作音标拼写日语以及按汉字意思训释日语的“万叶假名”；以后又通过简化、模仿汉字偏旁创造“片假名”，模仿汉字草体制造“平假名”，得以用表意的汉字和表音的假名共同记录本国语言。在此基础上日本人还创制了日本汉字，如：表现山顶之意的“”字，表现十字路口之意的“”字，表现旱田之意的“”字等，日本人称为“国字”、“和字”。自镰仓幕府（1192―1333）以后，形成“和汉混淆文”，即汉字与假名混用的文体，并沿用至今。

2日本新汉语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2.1日本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日语人创造新汉语的高潮

日语词汇分为和语、汉语、外来语。例如：「お金是和语；「金是汉语；「マネ是外来语。「金即使用汉字书写，如果念为训读的「かね，就是和语。如果念为音读的「きん的话，就是汉语。尽管很多汉语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在其中也有日本人创造的日本汉语。“日制汉语”或“日本汉语”的概念有着微妙的差异，需要引起注意。在此，根据明治大学教授加藤的分类说法对此进行说明。

日制汉语：日本人从历史、生活等当中产生而来的汉语。大都在明治以前就有。

新汉语：日本人在翻译近代西学术语过程中选择、提炼而成的汉语。

日本汉语：是上面两者的总称。即日制汉语和日本汉语的总称。

日制汉语是日本人独自的汉语。「リヤカ（两轮拖车）「ナイタ（夜场棒球比赛）是日制英语，欧美人看了也不可能理解。「大根（だいこん）（萝卜）「心中（しんじゅう）（情死）「家来（けらい）（家臣）等日制汉语，同样中国人看了也不知道其含义是什么。因为这样的汉语与日本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不会存在同音冲突，也就是说，即使不写汉字，耳听后也会知道其意，马上能够区分。

新汉语是日本人在翻译近代西学术语过程中选择、提炼而成的汉语。最初由日本人创出，之后在东南亚各国传播的新汉语较多。例如：科学、技术、哲学、自由、权利、义务、宗教、进化、经济、人民、共和国等等。中国人用中国的拼音发音这些词。像这些汉语汉字，光听的话，容易混淆。用日语发音「しんり这个词的话，就有「心理「真理「理，如果不看汉字的话，就不知道说的是哪个词。

日本创出以上论述的新汉语是从19世纪50年代，日本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它的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开化”，就是大量学习西方文化，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虽然有一部分西洋派学者主张废除汉字，全盘西洋化。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是在做着大量的用汉字来造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的工作。其原因是他们认为汉字有它的很多的优势，有很强的活性，造词的功能非常强，所以日本从江户幕府末期开始，特别是明治时期，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日本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日语人创造新汉语的高潮。

2.2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

在日制汉字汉语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进入中国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 “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词汇，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然后又传输回中国。新名词，带来的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和革新。这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日本人在以明治时期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时期，不但用汉字词来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还创造了一些汉字，日本人在日文当中还有一些日制的汉字。也就是说从19世纪的中叶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人用上面的这样诸种的办法，创造了汉字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一项工作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已经大体完成，基本成型。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规模空前的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15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15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日制汉字新词大量进入中国，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弊，然而，日制汉字新词连同所携带的西方新文化正是转型间的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它们丰富了汉字文化，使中国的话语系统迅速现代化，并与世界文化接轨，从而为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其功实不可没。

中国自以后，日制汉语汉字行于各种作品之中，除了有少数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出现的，现在不太使用外，但绝大部分至今还被广泛的使用。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取缔、取消、引渡、手续、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打消、动员令、大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经济、契约、卫生、文凭、盲从、同化、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等等。

对于日制汉字新词的涌入，曾使很多人非常的不安，而实际的运作趋势是，从大力推进、强行抵制两极走向顺其自然，使之在语文生态中汰劣存优。那些令中国人费解的日制汉字词，终于被中国自制的汉译词汇所取代；而既传输西学内容，又颇富汉文韵致的日制汉字新词则融化到汉语词汇的大海中，百姓日用而忘却其为外来语。

3结语

近代汉语篇9

关键词：单音节词；有声无字的词； 记音词； 方言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167-04

本文曾在2013年6月8日于日本关西大学举行的第28届中国近古汉语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还在同年6月28日于青海民族大学主办的第1届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后作了修改。

收稿日期：2013-09-23

作者简介： （日本）植田均（1953-），男，日本奈良县人，（国立）熊本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古汉语语法词汇史等研究。

Pre-modern Chinese Mass Language without Chinese Characters

UEDA hitoshi

Abstract： In the pre-modern Chinese period， tremend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on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At that time， most of the common people’s language and dialect， as well as that of ethnic minorities， was only uttered and not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characters. An example of such mass language was recorded in histor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Ernü yinxiong zhuan（儿女英雄传） is “daifu（代服）”which means “doctor”，spelt “大夫”in modern Chinese. Also，“he（呵）”in Xingshi yinyuan zhuan（醒世姻缘传） and “he（盍欠）”in Shitou ji（石头记） should be written as “he（喝）” now. These differences in spelling were caused by the feature of mass people’s language as mentioned above. Authors in those days used homophones or phonetically similar characters to express mass language. This paper deals with mass language without characters such as “lào（落），shí（拾），shǐ（使），tǒng（桶），xiáo（学），zháo（着），zuò（坐），zuò（作）”.

Key words： Pre-modern Chinese； Mass Language without Chinese Characters； Homophone；Dialect

一、前言

本文主要讲明清时代“汉语文言书面语和口语方言（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的语言接触”情况。经过文言书面语汉语和口语方言以及少数民族等的语言接触，产生了很多白话作品，比如《水浒传》、《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石头记》、《儿女英雄传》等①。我们认为这些白话作品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晶。因此，今天把有声无字的词从语言接触的视角来探讨。

有关“有声无字”的词，经过古代汉语，到了宋、元、明、清时代的汉语，普通老百姓所操的口语方言，很多都是“有声无字”的，通语（即当时的官话）吸收这些词，也算是“语言接触”的一个过程。今天探讨的，都是单音节动词②。

二、有声无字的词

古代汉语里面很少出现借音词（“有声无字”）。到了近代汉语时期，为了适应当时人们的生活实际需要，才开始出现了“有声无字”的问题。例如《儿女》的“那里去找会扎駱的代服去呢。（第3回）”的“代服”，用现代汉语标记的话，则是指“大夫”，意思为“医生”。又如《醒》中“呵了两碗热水（第19回）”的“呵”字就是有声无字词。同理，《石头》里用的“盍欠”字，也属有声无字词。如“乖乖儿的，在我手里盍欠一口。（第44回）”。

白话是普通老百姓说的口语，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多半不识字，也就是能说不能读。而当时，却出现了很多带有普通老百姓日常使用的词汇，如口语、方言等的话本、白话小说，这样一来，近代汉语便一度出现了“有声无字”的时代，产生了“有声无字”的问题。当时的白话小说的作者、编者所采用的其中一个比较多见的办法是借用同音词或近音词，尽可能地把老百姓的口语原原本本地仿写下来，形成了近代汉语作品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语言使用现象。对于这些口语化的词，《说文》或《广韵》中一般没收录其释义。

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对近代汉语中，出现的有声无字的词语进行分析整理。

着 zháo 释义：[动词]给；补足

明清时代多写为“找”字，“着”是其谐音字。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简称为《汉方大》，下同）中的释义，“找”为“补足；添补”的意思。现代多在吴语、湘语、赣语等方言中仍然使用。③“找”字的这种用法在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中，有时写成“着”字，又有“找”字的例子④，如下：

1）着上十两银子，我也同去走走。（《醒》68.8a.1）⑤

2）叫他照着众人本利找上银子，偺就合众人说着。（《醒》68.7b.2）

3）找上二两银子扁在腰里。（《醒》57.3a.8）

其他资料的例子多使用“找”字，少有“着”字。《金瓶》在用法上与《醒》相同，例如：

4）迟半年三个月找银子。若快时他就张致了。（《金瓶》16.4a.8）

5）到明日娶过门时，还找七十两银子？两疋段子？（《金瓶》7.4b.2）

类似“找”字的这种用法在《金瓶》与《醒》中，一般在形容金钱方面多见，其意思是“把不足的钱补上”。从形式上看，还没有形成复音节化。到了清代中、后期，在北方白话资料的《石头》、《儿女》中，已经看不到单独使用“找”这种用法了，而改用复音节动词“找补”、“找足”。用法极为严格，一般不管用于金钱，释义为“把不足的事情、行为、东西等补上”。这两点与《醒》、《金瓶》中的用法不同。例如：

6）已经完了，难道还找补不成。（《石头》47.4a.9）

7）这才找补着请了方才没得请的那个安。（《儿女》35.7b.4）

8）还找补了四碗半饭，。（《儿女》9.16a.2）

9）非这番找足前文，不成文章片段。（《儿女》12.22b.1）

在清代的中、后期，“找”字的单独用法越来越少，其主要的原因多半是为了避免产生误会。

学 xiáo（现在统读为[xué]） 释义：[动词]传话；转述；告诉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学习、学问等的“学”[xué]，而是《汉语》中“学”[xiáo]项（p.636）的“学舌”（其释义为：传达人言，常含挑拨或泄漏秘密之性质）⑥、“学说”（释义为：照述他人之言）。《汉语》的学[xué]项（p.693）中没有[xiáo]项（“传话；转述；告诉”）的释义。因此，虽然是同一个“学”字，但是，[xué]和[xiáo]其实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词。又如《山东》中“把听到或看到的事告诉别人”的“学”读为[xiáo]。后经过审音委员会的审音，[xiáo]音被淘汰，因此，现在的“学”字，均读作[xué]。

而另一方面，释义为“传话”的“学”字，在现代方言里，从北至南使用得极为广泛，据《汉方大》中所说，目前仍在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晋语、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粤语、闽语中使用。

让我们一同看看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中的例子：

10）一五一十向着珍哥、晁大舍学个不了。（《醒》8.5b.1）

11）只是不好对着奶奶学那话？（《醒》43.8a.10）

那么，在其他的文献资料中，有没有“学”的例子呢？以下，我给大家举一个《金瓶》中的例子。在这部作品中，既有单音节的“学”，又有复音节的“学舌”和“学说”。

12）到家学了，又是一场。（《金瓶》86.1b.5）

13）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轿子，再路上好不学舌。（《金瓶》35.2a.9）

14）丫头学说：两个说了一夜话，说他爹怎的跑着上房的。（《金瓶》21.4b.3）

在《石头》、《儿女》中只见复音节化了的“学舌”、“学说”。例如：

15）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石头》19.14a.2）

16）褚一官道：这个官名儿，我学说不上来。（《儿女》40.2a.8）

到了清代中期，在北方话资料《石头》、《红楼》（后40回）中，单独的“学”字已开始少用，相比之下，多使用“学舌”、“学说”。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学”字的用法其范围已经在缩小。到了清代后期的《儿女》，除了上面例子“学说”以外，“学”、“学舌”等几乎已被“告诉”等词所取代⑦。又如，《现汉》“学”字义项中，只收录了“学舌”，而没有收录“学说”、“学嘴”等用法。从此便可以判定，“学”的这种用法已经开始慢慢地被淘汰。

桶tǒng 下面的1）和2）的释义中，“桶”字原本应写作同音字“捅”。近代汉语中，这种经常用同音字或者近音字的用法较为普遍。

释义1）：[动词]挪动；移动

《现汉》、《古今》、《汉语》均无此义项。据《汉方大》说，“捅”字（释义：挪动；移动）多见于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昆明方言词典》中，有这种“捅”字的用法。总而言之，均提到了“捅”字，唯独没有言及“桶”字。而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中的例子，却用了“桶”字。

17）别把话桶得紧了，收不进去？（《醒》8.14a.9）

据《明清吴语词典》所说，释义为“搬动；挪找”，可用“桶”、“捅”、“统”三个同音词字表示。

释义2）：[动词]弄：生

《现汉》、《古今》、《汉语》均无此义项。黄肃秋把木字旁的“捅下”释义为旧时妇女生产用木桶，“捅下”，即是出生之意。隋（1988）针对黄肃秋的释义一文中说道：“‘桶’是‘戳’，意为‘ ’[rì]”⑧。白维国（2011）则解析“捅”为讳语。从以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桶”字在当时的用法极为粗鲁、厌恶。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的例子，都出现“桶下”两字，例如：

18）不是薛振桶下来的闺女。（《醒》52.6a.1）

19）桶下孩子来，我看怎么认。（《醒》56.9a.6）

20）待桶下孩子来再辨也不迟。（《醒》56.9a.2）

下面“桶答”的“答”是个词尾，轻声，无义。因而，“桶答”的释义与“桶”是相同的。

21）你要是自己桶答下来的，拿着你就当个儿，拿着我就当个媳妇儿？（《醒》56.12b.4）

在《醒》以及现代山东方言里，“动词+答”这样的形式较为多见⑨。

除了《金瓶》，在《石头》、《儿女》等其他作品中，尚未发现类似用法。例如：

22）平白又桶出个孩儿来。（《金瓶》67.20b.6）

23）一时桶出个孩子，当谁的。（《金瓶》72.5a.7）

使 shǐ 释义：[动词]累

关于“使”字，据《汉方常》、《汉方大》出现的用法来看，是山东、河南等地的方言。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的例子，大半都以“使的慌”的形式出现，黃肃秋语注里也把“使的慌”三个字一并看作是一个词，释义为“累”或者“累极了”⑩。第25）的例子，之前一行有下面26）的“使”字释义为“累”的用法，例如：

24）我使的慌了，你且拿下去想想待我还惺再教。（《醒》33.11a.5）

25）使的慌，不使的慌，你别要管我（《醒》54.2b.3）

26）只是说没人服事，怕做活使着我。（《醒》54.2b.2）

单独用“使”字的用法，在《醒》中属少数。其他资料中，有关“使”的例子，目前只发现在《金瓶》里出现，《石头》、《儿女》等作品中尚无看到这种用法。例如：

27）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金瓶》91.11b.2）

到了《醒》时期，其使用大多只限于“使的慌”的形式，“使”字的单独使用鲜有出现，可见“使”字的使用范围已逐渐在缩小了。清代后期的《儿女》中，表示“劳累；疲乏；累”时，更多地使用“乏”，而不用“使”11。

拾 shí 释义1）：[动词]买（烧饼、馒头等）

《说文》说：“拾，掇也。从手，合声。”《广韵》入声二十六缉中，“韵：拾，收拾，又掇也，敛也。”可见，其本义是“收拾、掇。”而“买”的用法，文言里没有，是近代汉语时代的用法，到了现代，这种用法仍在以山东为主的方言中出现，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现代山东方言中至今仍有“拾药”（释义为“买药；抓药”）的说法12。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的例子如下：

28）下了两碗凉粉，拾了十个烧饼，悄悄的端到下处。（《醒》37.9a.2）

29）晁夫人叫晁凤媳妇拾了一大盒馍馍，一大盒杂样的果子。（《醒》43.4b9）

在《金瓶》、《石头》、《儿女》等资料中尚未看到“拾”的这种用法。

释义2）：[动词]扑；撞；碰；跌

今天在北京和徐州等地方仍然还保留这种用法。李申（1985：190）用同音字“实”，如“一头实到南墙上”。我们认为这是与“有声无字”有关。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的例子如下：

30）望着晁思才心坎上一头拾将去，把个晁思才拾了个仰百叉。（《醒》20.10a.4）

31）被素姐照着胸前一头拾来碰了个仰拍叉。（《醒》95.3b.8）

“一头+拾+补语”和“拾头打滚”的例子较多。从这一点上，可看出“拾”字在用法上是有某些限制的。

其他资料中“拾”的例子，《金瓶》、《石头》、《儿女》等都有此种用法，例如：

32）从桥底下钻出来，向西门庆拾。（《金瓶》79.8a.3）

33）便大撒泼性，拾头打滚，寻死觅活。（《石头》80.7b.5）

34）把太太的腰胯抱住，果然一头拾在怀里。（《儿女》26.31b.8）

35）说了半日，女儿只是拾头撞脑要寻死。（《儿女》7.12b.10）

清代中、后期的作品，如《石头》、《儿女》中，没有出现“拾见”、“拾得发昏”的例子，却出现了“撞见”、“撞得发昏”的例子。可见释义为“扑；撞；碰；钻”的“拾”字，其用法也仅限于此，并没有什么引申的用法。多以“一头+拾+补语”和“拾头打滚、撞脑”的形式使用。现代的徐州方言也是将“实”作为借音词。用法有“一头实+补语”，如惯用语“一头实到南墙上”。

落 lào；luò 释义：[动词]暗中侵吞财物

“落”的使用范围极广，据《汉方大》说，涉及北京、冀鲁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湘语、客话、粤语等。北京方言里把“落”字读为[lào]，在《现代北京口语词典》中的释义为：“暗中获取非法所得”。此用法也与有声无字有关。白维国（2011）“落”[lào]项收录此释义，而[luò]项没有收录此释义13。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的例子，如下：

36）银匠打些生活，明白落你两钱还好。（《醒》26.11a.5）

37）裁缝做件衣服，如今的尺头已是窄短了，他又落你二尺？（《醒》26.11a.6）

除了《金瓶》，“落”的相关例子，在《石头》、《儿女》等其他资料中尚未出现。例如：

38）使了三两金子满纂，绑着鬼还落他二三两金子。（《金瓶》20.5b.1）

39）总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儿。（《金瓶》58.18b.10）

与“落”同义的复音节词“剋落”[kèluò]在《醒》、《金瓶》里能看到，而《石头》、《儿女》等没能看到，例如：

40）预先剋落的腊肉、海参、燕窝、鱼翅、虾米之类、累累许多。（《醒》54.11a.5）

41）这两个道婆于十分之中也还只可剋落得六七分，还有三四分安在裡面？（《醒》68.2a.6）

42）经济反说陈定染布剋落去了钱，把陈定两口儿撵出来。（《金瓶》92.1b.8）

43）又说陈定在外边打发人剋落了钱，把陈定也撵去了。（《金瓶》93.1a.10）

坐 zuò 释义1）：扣

在方言（方音）里的同音词为“绝”、“戳”（以上见于《山东方言词典》）、“矬”、“遳”、“竹坐辶”（以上见于《北京方言词典》），同时，还包括有声无字的“”[ts’u？55]（见于《徐州方言志》）。这些词虽然在调值和声母上有些不同，但在北京、桓台、新泰、泰安、牟平、菏泽、阳谷、平邑、济宁、曲阜至徐州等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原来的用法14。把现代方言的方言点作成表格如下：

白维国（2011）“坐”项中也收录此种释义（折抵；抵偿）。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的例子如下：

44）要是骑自己的头口，坐八钱银子给他。（《醒》68.7a.8）

45）还坐那出殡买材的七两银子补还晁夫人原数。（《醒》57.12a.8）

46）要不将银子去，员外坐我的工食哩。（《醒》67.9a.1）

其他资料，如《金瓶》、《石头》、《儿女》等都没能看到这种“坐”的用法。

“坐”字在《醒》中另有如下释义，

释义2）：伸 近代汉语白话资料《醒》的例子，如下：

47）你把这墙拆了坐出东边一步去，盖一座深大的东房。（《醒》35.6b.2）

关于这种用法，其例子目前在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白维国（2011）中也没言及此项释义。

作 zuò 释义：规定（价格）；算计（了多少钱）；作价

这种“作”，据《汉方大》说，是山东方言。董绍克、张家芝作品（1977：318）中有“作”[tsu？33]（=折算），是此种用法（例句：这辆车子作多少钱？）。最后的例50）是同音、同义词“做”的，白维国作品（2011）中只有“作”项，而没有收录“做”的此项释义。

48）作了六两八钱银卖到他汤锅上去。（《醒》79.2a.9）

49）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石头》48.5b.1）

50）做张做智的员成着，做了五十两银子，卖了。（《醒》6.10a.5）

三、结语

词汇的演变历经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乍看似乎没有变化的词汇，经仔细考察后，其变化的痕迹还是有据可循的。“有声无字”的词，其形成当初就带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又是当地老百姓的口语，因此，以山东方言为基础的《金瓶》、《醒》，与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石头》、《儿女》，两者之间在字词的使用及释义方面，便有了显著的不同。

注释：

①小稿中出现的这些书，简称为《水浒》、《金瓶》、《醒》、《石头》、《儿女》，下同。

②小稿本来是博士学位论文（植田，2007）[《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研究]的第2章单音节词。

③2013年6月8日在日本近代汉语研讨会上由孟子敏教授对“找”字赐教，普通话[zhǎo]在山东方言变为[zhǎng]。我们找到了董绍克、张家芝（1997：389）作品中有“掌”（意为“加、放”）。

④同上研讨会上由佐藤睛彦教授对例1）赐教，在《元曲》里有“爪”字（是同音字），是意为“补足”的较早期的用法。

⑤虽然小稿中写的都是简体字，但用的资料都是繁体字（繁体字的影印本）。

⑥1937《汉语词典》。

⑦《儿女》中，下面的例子都有“把方才的话”，表示“把听到或看到的事告诉别人”；按照《金瓶》或者《醒》的用法，肯定用“学”或者“学与”，例如：

51）又把方纔的话告诉一遍。（《儿女》12.15a.4）

52）便把方纔的话告诉明白张老。（《儿女》12.10a.9）

⑧隋文昭，《〈醒世姻缘传〉语注商》，第2届全国近代汉语研讨会宣读论文，陕西师范大学，1988年。

⑨现代山东方言中“V+[da]”形式的词，如下：摆搭，崩答，搐搭（鼻子），呲打，蹴搭，倒搭，蹬打，滴答，颠打，礅打，掇搭，花搭，撅打，等等。因为[da]是轻声，可以用各种汉字。

⑩据山东省泰安以及河南省洛阳出身的人（学生）说，“使的慌”这个说法现在仍然用，但他们想不出汉字来。

11在《儿女》里表示“劳累”的用法中最多的表达方法，如下：

53）公子也着实的乏了。（《儿女》3.13b.1）

54）纔走了几步儿你就乏了。（《儿女》4.4b.7）

《儿女》中也有“～的慌”的例句，但没有“使的慌”，却有“累的慌”，例如：

55）你老人家要怕累的慌，…。（24.5b.2）

12据湖北省荆州出身的人（学生）说，这个说法他们现在还用着。

13同上研讨会上孟子敏教授对“落”字赐教，山东方言也有这种“落”，只是念为[luò]。据董绍克、张家之（1997：203.317）说读为[lu？21]，意为“私吞”。

14据山东省泰安出身的人（学生）说，这个说法现在仍然用，但他们想不出汉字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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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篇10

关键词：日源借词；日语教学；母语干扰

借词也被称为外来语或外来词，是指“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语言里来”①的词。日源借词即来自于日语的外来语。

一、日源借词的借用过程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方面的交流异常繁盛。众所周知，汉字通过朝鲜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开始利用汉字表记。到了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留学生。将中国古代典籍带回日本，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汉文文化。但是，到了近代，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

（1）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并且以汉字的造词法为基础，创造出大量的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等有关的用语。而当时的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抵抗侵略，自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由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地理位置近，交通费用低，同时在生活费方面日本比当时的欧美便宜，风俗习惯方面两国也比较接近，而且不少人认为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学习起来更容易，所以自1900年之后赴日留学的人数不断急增。而其中许多中国留学生开始致力于翻译日语书籍。因此，这些新的用语就通过留学生等人之手，融入到了汉语中。

（2）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引入外来文化。这一时期与经济、社会生活有关的词汇大量从日本传入了中国。随着电视，网络等的普及，这些借词的传入不像过去一样仅仅依靠书籍，而是越来越多元化。传入的群体也由社会文化精英变为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成为了日源借词的使用和传播的主力军。同时，这一时期借词的传入路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由日本直接传入中国，而更多的是经由台湾、香港间接的传入中国内地。

二、日源借词的类型

1、音译词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吸收欧美文明的过程中，直接用音译法音译欧美语言的发音而创造出许多新词。最初也用汉字书写过，但现在一般都用片假名书写。这些词的一部分传入了中国后，汉语根据日语的发音，用发音相似的汉字书写，直接借用了当时的日语词。如：瓦斯（ガス·英gas）、浪漫（ロマン/ロマンチック·英romantic）、啤酒（ビール·英beer）、淋巴（リンパ·英lympn）、混凝土（コンクリート·英concrete）

2、意译词

这类词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汉字的重新搭配组合意译欧美语言而创造出的新词。这些意译词以与思想、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医学、艺术等相关的词居多。并且比中国更早的根据内容用汉字意译出来，进而被汉语吸收。如：抽象（抽象）、科学（科学）、电话（電話）、法人（法人）、登记（登記）、传染病（伝染病）、表演（表演）

3、活用古代汉语词汇创造的词

近代，日本人在翻译欧美各国语言时，利用古代汉语词汇根据欧美原词的意思赋予其内涵形成新的词。这些词在被汉语吸收之后，在词义方面，有的与古代汉语原义相同，有的相类似，有的则完全不同。

如：讽刺（風刺·英satirize）一词出自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指以婉言隐语相讥刺。现代汉语中表示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与古代汉语、日语词义基本相同。

教育（教育·英education）始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古代汉语中“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现代汉语中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比古义更加宽泛。

革命（革命·英revolution）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古义是变革天命的意思。现代汉语中则表示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与古代汉语完全不同。

4、日语固有词汇

这一类词是指日语中训读的固有词汇，包括表示日本特有事物等的词汇，如：寿司（寿司）、富士山（富士山）、新干线（新幹線）、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等，通过这些借词可以了解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再如：场合（場合）、市場（市场）小型（小型）等，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发现用例的词汇。

5、利用接辞成分创造的派生词

日本人在翻译欧美语言中的-ness、-tic、-al等接辞成分时，创造出了-性、-化、-式以及非-、超-、反-等接尾词、接头词，在被汉语借用后，反而比在日语中使用的更广泛。如：现代化（現代化）、自动化（自動化）、可能性（可能性）、原则性（原則性）、日本式（日本式）、问答式（問答式）

三、现代流行语中的日源借词

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的日源借词被吸收入汉语，如：「カラオケ传入中国后被称为“卡拉OK”；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之间也会模仿日语中的「―さん，在名字后面加上“-桑”等等。此外，在日本新产生的一些词如「暴走族、「過労死、「半導体、「写真、「人気等因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感觉而被借用。而在台湾、香港，对于现代日语的吸收比中国内地要更多。现在，香港的语言学家提出应该吸收日语中的像「準備中、「営業中等的「-中这种在汉语中没有的，但更加方便的用法。②

然而，与近代日语汉语词大量传入中国相比，在现代，日语的传入量明显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现代的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本身就产生了大量的新语，例如，近几年与IT相关的新语“网吧、网民、下载”等。因此，这些现代社会的用语依靠借用日语的必要性减少了。其次，与近代不同，在现代，日本利用汉字造的词变少，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片假名来造词越来越多。

四、对日语教育的影响

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日源借词，这些词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这些借词在融入汉语之后，其中的一部分在发展过程中语义发生了演变。从而出现了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产生了词义基本相同的同义词（在文体、词性、褒贬、搭配、语感等方面存在差异）、词义有部分相同；又有部分不同的类义词、词义完全不同的异义词。在笔者的实际日语教学中发现，中国学生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如果碰到这些存在差异的词时，就容易产生误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母语干扰的影响。

由于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有很多学生认为日语简单。但是在开始学习日语之后，就会发现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反而容易受母语的干扰，不知不觉的犯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包括理解上的错误以及表现上的错误。

（1）理解上的错误

一种情况是类义词中词义相似，但范围不同，有的日语比汉语广，有的则汉语比日语广。学生在碰到这种情况时潜意识里就容易用汉语的意思来理解，从而产生错误。如：方针（方針）：在日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个表示前进的方向，另一个意思是罗盘针。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只有“比喻指导工作或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的意思，没有日语中第二个意思，因此，如果碰到「方針は南北を指す这样的句子，不少学生就难以正确的理解其意思。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中日两国的词义完全不同的异义词。如：打消（打消）：日语中表示否定的意思，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则表示放弃、消除等意思。

（2）表现上的错误

例句1：この場面を見て、胸のうちに暖流が沸き起こる。

暖流（暖流）一词，在日语中指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的洋流。其水温较所到区域的水温为高。而在现代汉语中，除了这个意思之外还可以比喻心中感受到的温暖和激动。因汉语的词义比日语要广，而导致容易犯如例句1所示的错误。

例句2：ご飯を食べた後で、おじいさんと漫談した。

漫谈（漫談）在日语和汉语中的意思，完全不同，日语中指没有要点的滑稽可笑的话，现代汉语中指不拘形式地谈体会或发表意见。

中国学生在日语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运用母语知识来学习是非常有利的，但也会因为母语的干扰常常无法正确把握日语意思，直接将汉语意思迁移到日语中使用，造成误用。

对于日语教师来说，首先自身需要准确把握这些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其次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明确指出同义词、类义词以及异义词。并把类义词作为讲解的重点。对于学生来说，在初级阶段，记住单词的意思和用法，可以不做详细的区分。从中级阶段开始，需要把握其（下转第108页）（上接第106页）不同点特别是类义词的不同点。教师在课堂上也要做重点说明，并适量补充语言背景知识，让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产生不同的原因。并对误用例句进行分析，明确产生误用的原因，加深学生的印象。

从语言习得角度来看，由于日语借词而产生的这些中日同形语对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来时，常常是可怕的陷阱，也是容易引起母语干扰的学习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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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