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模式范文10篇

制度模式范文篇1

(一)日本的保险人制度

日本的保险人制度采取保险店的形式。保险店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为”委托与承销合同”关系。按日本的传统,店主要应用于非寿险业务,但近几年在寿险上也大量开始采用店制度。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店分为不同形式:按经营主体分类,可分为个人店和法人店;按接受委托的保险公司数量,可分为专用店和独立店;按营业项目,可分为专业店和兼业店。

为鼓励保险人更好地行使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中介职能,1951年日本首次规定了火灾保险人按保费的多少划分等级的制度。随着汽车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发展,1973年4月日本制定了包括火灾保险和汽车保险在内的非水险人制度,1974年4月又加进了人身以外伤害保险。1980年10月新的非寿险人制度出台,保险人被分为普通人(有等级)和专门人(无等级)。普通人制度又分为个人资格等级和机构等级。个人资格是指在保险机构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必须通过日本保险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的资格。个人资格等级主要根据经营规模、业绩、业务技能、考试成绩等,分为特级、上等级、普通级和初级4个等级。而机构等级也分为4个等级,即特级店、上等级店、普通级店和初级店。机构的等级主要根据保费收入、取得保险人相应资格的人数量、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和对客户的服务态度等划分。

保险店展业前必须向日本大藏省银行局保险部注册登记。不同等级的保险店获得的授权不同,手续费也不同,级别越高,业务范围越大,保险公司支付的手续费越高。此外,保险店使用的保险单、邮资费由保险公司支付,交通费、管理费等办公费则由保险店自己解决,保险店还必须自己纳税。

(二)日本的保险经纪人制度

日本的保险市场上传统习惯的影响很大,保险公司大多沿袭历史,采取自我推销的方式,在观念上较为排斥保险经纪人;同时,日本的保险业多实行连锁经营方式,保险公司的数量不多,对保险经纪人的需求有限，因此,日本的法律长期以来不允许保险经纪人从事保险销售活动。近年来，日本开始放开对保险经纪人的法律限制,重视保险经纪人的作用及发展,1996年日本新的保险业法实施后,日本有了自己的保险经纪人,保险经纪人制度开始形成。

日本新的保险业法规定:保险经纪人必须通过由日本生命保险协会或损害保险协会组织实施的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向大藏省银行局保险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交存保证金;保险经纪人在从事保险经纪业务中给投保人造成的损失由保险经纪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经纪人应参加保险经纪人职业责任保险;保险经纪人必须遵守诚实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等。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日本的再保险业务和直接业务以前都是由伦敦的保险经纪人安排的,现在已有一部分业务由美国保险经纪人代为安排。

(三)日本的保险公估人制度

日本的保险公估人制度是由日本损害保险协会认定的一种资格制度。日本的保险公估人是指专门从事建筑物或动产的保险价值计算、事故原因及状况调查、损失额的鉴定等业务,通过损害保险协会的资格考试并在该协会注册的公估人。

保险公估人的资格为损害保险协会实施和认定的资格,所认定的资格并非公认的资格。损害保险协会每年组织保险公估人的三级考试。参加考试者只能从第三级公估人考试开始,以后逐级参加第二级、第一级考试,不能越级。通过考试后,可以获得考试相对应的技能级别,并办理注册登记。

在日本的保险市场上有大量的个人保险公估人,他们一般受聘为保险公司的顾问,还有一定数量的机构保险公估人,如保险公估事务所。

保险公估人的主要职责是估损和价值评估。估损是指对建筑物及其室内物品、商品等保险财产的损失情况进行评估、测算，即保险公估人在接到保险公司的委派后，到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并对遭遇风险的保险财产的价值及损失情况进行估测，然后以损失报告的形式将理赔金额告知保险公司。估损有火灾估损、复杂估损、巨灾估损和责任估损等形式。火灾估损是在建筑工程保险等领域进行的估损；巨灾估损是对台风、洪水和地震等巨灾进行估测；责任估损是对由于第三者责任引起的损失进行估测。2006年起，日本保险公估人的服务领域正逐渐将估损向损失控制方面扩展。而价值评估则是指保险公估人对保险财产的重置价值进行评定、估算。

保险公估人的费用体系经历了从行业统一的公估费用体系到各保险公司自己确定费用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费用体系一般都包括标准报酬、各项经费、日工费等项目。

日本的保险公估人制度原本属于封闭型的资格制度，该制度限制了保险公估人的“报考资格”和“注册资格”，以防止外部人员的参与，保护和培育保险公估人和公估事务所。1997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根据个人主义和自由化的原则，对原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外部人员也被允许加入保险公估人行列，保险公估人制度开始打破封闭，走向开放。

(四)日本保险中介人制度的特点

日本保险市场主要依靠外勤人员和制度,经纪人的力量不大。其中,外勤人员活跃于人寿保险市场,店制度则主要应用于财产保险市场,业务量约占财产保险业务量的90%。店在性质上是兼业,并实行以经营规模、业绩、业务技能等为标准的登记制度。可以说,日本保险中介制度模式是保险人为主,同时引进保险经纪人制度,并以公估人制度为有力支撑的中介制度模式。但在1994年保险法修改前,日本保险市场上进行营销的中介人仅为保险人.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市场开放和保险主题的增加,也引进了经纪人制度,但经纪人目前在日本保险市场上作用非常有限。日本的中介制度已开始受英美模式影响,但在严格监管方面明显区别后两者。主要表现在:日本在监管方面强调政府管理,其管理机构在大藏省,从事保险中介活动要经过监管机关批准,监管较严。

二、日本保险中介人制度对我国保险中介制度的启示

(一)根据我国的保险营销环境科学发展保险中介人制度

虽然日本中介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英美国家中介人制度的影响,但最终依本国国情进行了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了不同模式。在日本,由于政府重视民族保险事业发展,对国内市场采取长期保护政策,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少,加上传统习惯的影响，建立了外勤职员与店的营销体系。

概括地说,保险市场营销环境指一切影响或制约保险企业营销活动的最普通因素,其中影响中介人模式的主要因素是:

1.国民保险意识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保险意识决定着保险中介人需求类型，这主要是指由于传统的价值观或习惯,人民接受保险的愿意程度。当一国国民的保险意识较弱,即避免甚至拒绝保险时,宜优先发展人；反之,应发展经纪人。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国民的保险意识。

2.保险监管类型。保险监管内容决定了对保险中介人的需求类型。若一国强调偿付能力,则对保险经纪人的需求较多，如英国；若强调市场行为监管,尤其是费率、险种等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经纪人选择保险公司的余地小,应以发展人为主,比如1994年以前的日本;若监管内容以上两者并重,可同时发展人和经纪人。

3.保险公司状况。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一国或地区的保险公司数目、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极大地影响了保险中介人的展业空间。在由少数保险公司垄断的市场上,经纪人选择保险公司的空间小,发展人较为适宜。日本正是在较为封闭的市场环境下大量发展人。

4.国际发展趋势。日本在国际开发保险市场的背景下,逐步开放保险市场,丰富市场主体,实行费率自由化，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开始建立了保险经纪人制度,改变中介人的结构,实现制度安排的优化。

(二)健全中介人组织的内控制度是微观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的中介人组织都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内控制度，从用工制度、培训制度、企业管理等方面实施监督管理。这无疑是从微观上加强了对中介人的管理,从而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保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三)有效的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中介人制度良好发展的必备条件

为了规范中介人的行为,日本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与行为准则。有关中介人的法律法规一般包括了全面具体的执业管理规定、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保险中介人业务范围的界定、健全的中介人培训制度、完善的中介人手续费和佣金制度。例如日本现行法律中以保险业法、日本商法及劳动标准法三者共同约束中介人,法律赋予了大藏省制定规定、守则的主要权力,大藏省广泛使用不成文准则来实施对中介人的控制。另外,日本的保险中介法规体系呈现以下的特征:经纪人、人、公估人的法规分立;法律和行业公约紧密结合;对有等级的中介人实施等级的立法。显然,这有利于针对不同的调整对象进行规范和约束。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蓉主编.保险法概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孙祁祥等.中国保险业:矛盾、挑战与对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3][英]H.A.L科可雷尔,埃德温·格林著.英国保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制度模式范文篇2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规范；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迈出新的实质性的更大步伐。确立面向21世纪的统计发展战略，必须在统计制度方法改革方面提出简单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模式，才能逐步解决目前的诸多问题与弊端，促进统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发展统计事业，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四化建设。10年前，笔者曾在某统计刊物上撰文，将这种模式设计为“一套表＋单轨制（即政府统计部门的在地统计）＋计算机网络化”。这与10年来统计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基本吻合的。结合近些年的实践，我以为可以将这一模式补充完善为“单轨制＋一套表＋目录抽样法＋计算机网络化＋按工作流程设置的统计机构”。

一、关于“单轨制”

即建立在街乡基础上的政府统计部门终极在地统计。当今发达国家的统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如人口、资源等一些基本国情的统计，而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一些行业经营状况的统计往往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如美国、日本等；二是主要国情国力、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均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其机构健全人员充足，其他部门基本不搞统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介于二者之间，但有些政府统计部门在做的事情，业务主管部门也在做。数据既不完整又交叉重复，基层负担沉重。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呢？我认为无疑应选择后者。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没有部门利益的统计部门提供客观、公正、全面的统计信息。否则，统计数据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反映政绩的工具，统计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数据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能正在弱化，很多下属企业划归在地管理，也难以再行使统计职能。

实行终极在地统计，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明确极少数业务上垂直领导、财务上统一核算且经营范围相对单一独立、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可实行部门统计，全国及地区性数字以部门统计为准；其次，对绝大多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满足领导和各界需要的统计工作，要逐步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过渡，主要依靠政府统计部门采集、加工、整理、提供统计资料，部门统计以满足自身管理需要为目的，且范围仅限于本系统内；第三，在政府统计系统，将统计对象按基本单位概念分解到街乡，由基层统计部门按地域进行统计，逐级上报，既避免重和漏，又能完整反映地域经济总况。那么，街乡统计机构能否承受最基础的工作任务呢？我以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坚持一套表的唯一性；二是按企业规模区别对待。这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二、关于“一套表”

即反映各行业特点和宏观微观两个层次管理需要的基本单位一套表制度。目前的基层单位一套表仅限于政府综合统计部门执行，且还有部分对企业的调查如工业品出厂价格、施工价格、景气调查等没有纳入。因此，完善健全规范一套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完善政府统计部门的一套表。首先，要对现行的行业报表制度再进行细分，将服务业统计制度适当分解，并反映新兴行业、文化产业、知识经济的特点；其次，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按规模区别对待，将一定规模以下企业的表式适当简化形成简表，有些行业甚至可设计一张表；第三，减少过时指标，不断增加反映企业发展变化如重组转制、多种经营、高新技术程度的指标；第四，将政府统计部门对基本单位进行的其他调查统统纳入一套表制度，必要时可增设新的指标群，限定部分企业填报。

2、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将政府统计制度与部门统计制度合并。第一步，取消一些业务主管部门跨系统甚至跨行业的行业统计职能，将其统计报表纳入国家统计部门的基层表制度，如旅游、利用外资、城市公用事业等。只要精心设计，其业务管理所需的主要内容完全可在一套表中反映。第二步，将各业务主管部门系统内的报表与政府统计部门的报表合并成名符其实的一套表。可在满足政府综合统计需要的基础上，在各指标群间留出一定空间，以满足部门、企业从自身管理需要增设一些指标。

3、以一套表制度为基础，设计制订不同行业企业的统计台帐。使其既能与制度表式、指标相衔接，提高数据质量；又能满足企业自身管理需要，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采取了以上的改革措施，国家统计报表制度基层表可能由“七加一”套变成十几套甚至更多，报表表式、指标群及指标也会增加。但对基层单位而言，统计报表将只有一套，且没有指标间的重复。不同规模企业填报不同部分报表和指标，政府统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各取所需，汇总出各种不同分组的综合资料。

三、关于“目录抽样法”

即建立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目录抽样法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通过普查，取得全面、详细的国情国力资料；通过目录抽样方法，取得日常的主要的或监控性的统计数据。

首先，要完善健全周期性普查制度。一是要特别突出基本单位普查的地位，使其发挥龙头作用，且基普已有的内容，其他专业普查应以此为准或不再调查；二是要完善第三产业普查的内容，既要反映总的规模速度，更要反映结构和不同行业的特点；三是建立建筑业普查制度，填补空白，使国家普查制度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统计数据能够配套使用。

其次，要大力推行目录抽样方法。一是要确定合理的规模界限，确保规模以上的企业能覆盖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反映经济发展趋势；确保规模以下企业占企业数的多数，减轻企业和基层统计部门负担。二是对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超级汇总制度，政府统计部门掌握对主要数据的控制力，并可进行各种加工分析。三是在完善目前的小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工业等专业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将抽样范围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延伸。此外，要在多种调查方法综合运用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弥补抽样调查的不足。

四、关于“计算机网络化”

即政府统计部门之间实现统计信息的网上传输（包括上报与反馈）。21世纪之初，国家统计信息工程“九五”规划将告完成。在此基础上，要继续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四级政府统计机构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有效联接；建成完整配套的数据库系统，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通过系统建设，使各级统计站点不仅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对统计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处理，还能使信息沿现代化网络系统快速传递，既可以及时满足上一级统计部门的工作需要，也可以向下一级统计部门反馈综合信息，并可以进行横向资料交换，还可以在网上公众需要的统计信息。要借助网络系统强化基本单位名录库的更新维护工作，力争实现即时的更新与维护，使其成为统一的动态的活库，能在统计管理和统计服务中充分发挥作用。

五、关于“按工作流程设置的统计机构”

即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实现按信息处理流程设置的工作机构和生产方式。这主要是指县级及以上统计机构而言。为发展统计生产力，提高信息的可利用程度，更好地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必须改革统计机构，使之与制度方法相适应，进而改进统计生产方式。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按制度方法设计、信息采集处理、资料开发利用、后勤服务保障诸环节设置工作机构，规范工作流程，以实现设计统一配套、采集协调顺畅、开发全面系统、保障有力及时。当然，最后一个职能将来有可能以社会化的方式实现。通过以上改革，力争提高统计信息生产体系的效率和灵敏度，使其及时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反映，满足对统计信息的多方面、不同层次的需求，使之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效益。

制度模式范文篇3

[关键词]地方立法；立法评估；立法模式；制度构建

加强地方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与水平，不断完善立法体系，建立合理科学的立法评估模式，是当前地方立法的重要课题。地方立法评估需要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我国的法律是由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为了实现地方立法评估的制度化与统一化运行，必须依照《地方立法评估法》对立法各个环节与层面进行科学、合理性设置。比如地方立法评估的对象、主体、内容以及程序等基本要素，创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与时展潮流的地方立法评估制度。

一、现行地方立法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缺乏相应的权威性。法律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权威性，只有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才可以规范与指导社会生活实践与人们的行为习惯，权威性是法律得以在社会生产以及实践中实现与实施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障，也就是说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才会有威慑力与影响力，才可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实施与实现。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立法主体，一般情况下，法律制度制定的机关地位与权力越大，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的权威性相应就越高。地方立法评估标准的指标体系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所说的指标体系包括某个具体指标的设定以及其量化，这些内容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也就是说人为因素比较大，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应地方立法评估指标。地方立法评估统体系标准必须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最大限度地保证地方立法评估客观公正，正确分析与考虑地方立法评估的具有评估对象与评估目的，才可以设定出合理、科学、理性的地方法评估标准与体系。比如，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机关、团体以及个人都要遵守其法律规定，具有最强的法律约束力。由于地方立法主体层级较低，其所制定的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就相对弱一些。此外，每个地方立法机构都是根据当地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而制定相应的立法评估制度，这样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不同地方法规规章不一致甚至相抵触的情况，同样对地方立法平湖法律制度的权威性造成不利影响。①（二）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正当性缺乏认可度。法律制度是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中坚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与规范人们生活行为与实践活动的基础准则，法律制度之所以会受到人的拥护与认可，就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这也是人们遵守制度的前提与基础。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关键是由形式理性与程序正当所决定，这是法律制度正当性的必然诉求与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正当性的必然方法。从程序法上分析，要想保证法律正当性就需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则与相应要求。其中回避制度就是程序正当的主要表现之一，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地方立法制度的规范与指引，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制约着地方立法权，导致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应有的功效无法真正发挥出来。（三）耗费大量的立法资源。立法工作是一项复杂、综合性较强，而且周期十分漫长的工作，法律制度的出台与应用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从提请、立项、草案、审批以及传阅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诸多资源，所以，立法活动应该充分贯彻资源借鉴的理念，即立法工作涉及多方部门的协调配合，立法、执法以及相应司法部门都需要参与到立法活动中去，而这些部门要秉持节约国家资源的理念，降低资源消耗，以最小的资源成本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现阶段，我国立法力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立法资源相对更为稀缺，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制定存在大量的重复立法现象，使得大量的立法资源被浪费。③

二、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明确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也就是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法律从根本上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法律的立法宗旨反映着法律创造与实施的价值追求，规范社会实践活动与人们的行为习惯，法律不是规范个人的行为进行，而是针对社会上总体的行为进行指导与规范，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与规范性，构成该项法律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与社会目的，是保证一项法律系统性、统一性与科学性的前提条件。同时，法律性质是法律意识的具体表现，必须遵循客观与主观历史的统一体，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关于法律的知识、观念、思想以及心理的总称，包括对现行法律的要求、评价，对人们社会行为的法治观念与评价，对法律本质以及作用的看法与评价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法律意识的内涵极为广泛，它包括人们的法律知识、法律感情、法律态度、法律信仰以及法律思维方式，还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形态、法律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受到过去传统法律文化与政治传统的影响，而有些思想是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符的，也是违背现代法治思想的，这种消极、不合理的法律观念依旧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法律还没有真正成为权力运行的依据。④立法宗旨是法律制度必须明确的首要因素，立法根本目的决定了实现该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进而在这些基本原则的要求下，达到立法宗旨具体规范的目的。而我国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宗旨就在于不断提高立法能力与力量，提升地方立法质量，保证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与规范化。（二）建立地方立法评估的标准。评估标准是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制定所需要使用的具体评价准则与标尺，也就是说评估保准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功效的发挥。只有建立民主、科学的地方立法评估保准，才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地方立法的有效性、科学性以及民主性，才可以保证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真正发挥其价值。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就地方立法评估标准进行明确规定，根据当前国内外对地方立法评估标准进行的深入探究与分析，可以进行参考与借鉴的。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方面：第一，通用的基本标准；第二，动态的修正标准；第三，具有多层维度立法标准。地方立法评估标准是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制定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必须在客观真实的立法标准之下进行立法活动，地方立法机构还是需要根据自身地区发展需求以及实际情况进行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制定，建立相适应的地方立法评估标准，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地方立法评估工作顺利有效开展。（三）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评估程序。地方立法评估程序是立法活动有效开展的基础与前提，不仅对于地方立法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立法工作的廉洁性与正当性，可以保障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发挥其应用价值，扩大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社会效应与影响力。从法律制度基本原理的角度，任何一项法律的制定都必然经过程序的启动、运行以运行的结果，各个程序阶段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地方立法评估程序需要涵盖程序的各个环节与各个阶段，包括地方立法评估的具体运行程序与地方立法评估结果以及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等。

三、结语

制度模式范文篇4

评级通常包括证券评级、企业评级、金融机构评级、国家主权评级等不同种类，其中证券评级的评估对象又可分为债券、优先股、基金、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信用证等。债券评级作为评级制度的起源，不仅是证券评级的核心业务，其做法也是其他评级的重要参考，因此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债券评级展开。

证券评级是指运用评估体系，通过对与该种证券有关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对证券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等方面的质量作一综合评价，并以约定的符号予以列示的评估活动。作为降低资本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重要工具，证券评级已成为西方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评级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然而，证券评级制度并非是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中超然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它与所处的经济、法律等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制度比较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国家的评级制度加以研究，并与我国评级业现状及具体国情进行对比，以期得出具有政策性意义的结论。

西方国家的证券评级制度

证券评级始于本世纪初的美国，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积极作用也逐步为其他国家所认识。目前，在日本、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评级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考虑到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不同，这里将选取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证券评级制度作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一、美国的证券评级制度

1909年美国的约翰·穆迪(JohnMoody)在《铁路投资的分析》中，首次运用评级的方法对当时的各种铁路债券进行了分析。其后，普尔出版公司(S&P公司的前身)、标准统计公司(1941年与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和菲奇公司(Fitch)也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开始对工业证券进行评级。由于证券评级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始在资产评估、银行监管等方面引入评级的分类方法。进入70年代以后，企业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风险的加大，也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者对投资情报分析的需求，从而推动了证券评级制度的发展。

根据美国商法的规定，评级机构属于一般股份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立场是“评级机构的地位应由投资者予以确定，政府不得进行干涉，并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限制”。为了保证评级的公正，坚持“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评级机构极为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样做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利于规避风险、保护自身利益；对于发行者来说，有利于按照优惠条件迅速实现发行，并为在更大范围内筹资提供了可能；对于监管当局来说，有助于有甄别地实施监管，提高监管效率；而对于社会来说，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上述美国证券评级的制度性安排和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来看，美国评级制度的发展更多地受到投资者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企业对直接融资的依存度远大于间接融资。首先，美国法律对银行发展的限制。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35年银行法》的相继出台，标志着自由银行制度的终结。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合法分离，同时禁止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以及对利率和银行买卖证券的限制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赢利状况。另外，美国法律也限制了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的经营，分支机构在其他州的经营必须得到州一级政府的批准。1984年，平均每个美国银行只有2.6个分支机构。与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大公司甚至跨国公司相比，区域性银行的实力往往相对弱小。因此大公司在融资时就必须在金融市场上寻找多家区域性银行，或是采用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而根据企业公开信息进行的评级，就为多家银行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情报，从而大大降低了银行重复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

另一方面，则是证券市场的充分发展。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主体是企业的长期债券和股票，政府公债仅占10％左右。在这个市场上，企业提供关于自身的有限信息，各类投资者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选择效益好的企业作为投资的对象，并通过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保证这种契约关系的实现。投资者对投资情报分析的迫切需求，促进了评级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另外，有名的大公司在筹措长期资金时，往往通过投资银行这一中介机构进行。但1933年的证券法禁止证券承购业者对有价证券进行评级，从而也刺激了投资银行对评级的需求。因此，与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相对微弱的银企关系相适应，美国的证券评级制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二、德国的证券评级制度

德国没有专门的评级机构，这一现象的成因同样是与经济体制内部的制度性安排密切相关的。出于对本文目的的考虑，下面将只对二战后至90年代初的原联邦德国进行考察。

1.全能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

德国奉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指导思想是建立有法律保证的经济自由和有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的综合体。这里，银行和企业同样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参与方进入市场，联邦银行和各级政府只能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和规定间接干预。但与美国相对微弱的银企关系不同，德国历史上的综合银行制度使银行通过股权操作和人事安排，实现了对工商企业的监督和控制。其具体的机制安排如下：

投资者融资形成投资基金，并由投资公司管理，基金的投资者与投资公司之间是一种契约式的合同关系。该公司一般由若干家银行持股，其中的控股银行是投资者的真正受托人。根据投资银行法的规定，银行可以利用投资基金所持有股票的代表权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与美国银企之间在市场基础上建立的信贷关系相比，这种银行参与企业内部管理的监控方式，更有利于银行准确把握企业的内部信息，并且成本更低，从而使评级制度丧失了其经济上的可行性。

德国法律允许商业银行超越通常的银行储蓄、信贷、汇兑和结算的职权范围，从事证券市场等所有的投资、融资业务。而企业也十分愿意将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交由有关银行做主承销，这样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投资基金购买企业所发行的债券，保证资金迅速到位；另一方面，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企业在二级市场上的有关证券，可以使公司股票有较好的市场形象。银行在债券市场上同时作为发行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以“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为宗旨的评级机构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2.私人企业发行债券受到限制。

原则上进入证券市场筹资是不受限制的，但直到1990年底，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联邦铁路局、联邦邮政局和“负担平衡基金”之外，其他借款人如欲发行境内不记名债券和记名债券均需获得官方批准。自70年代以来，德国工业债券的发行总额下降了很多。公司债规模的逐年减少也是造成评级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3.不愿公开信息的企业传统。

欧洲企业不同于美国企业，一般不愿公开其信息，对于那些要求企业公开其信息的筹资手段，往往不予选择。在德国，大企业中有许多是同族公司，它们更不愿将秘密的企业信息暴露给外部。因此依赖于公开信息原则的美国式评级在这里无法进行。

三、日本的证券评级制度

日本评级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发债会进行的评级。1947年日本建立了发债调整协议会，统一决定各种债券的发行条件和发行利率。1959年以后，发债会开始对债券进行评级，最初划分为A、B、C三个等级，主要考察资本金、纯资产额、发债余额等反映规模状况的指标。进入60年代中后期，日本评级制度由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转变，指标设置日趋完善，级别分类也参照美国的评级制度作了一些调整。第二阶段，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专门的评级机构。197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附设的日本公社债研究所率先开展评级业务，并在1981年成立了御国信用评级社。1985～1986年间，日本信用评级公司和日本投资者服务公司也相继成立。下面将仍然从经济体制内部寻找日本评级制度安排的原因。

1.战后至70年代日本的经济体制与相应的金融制度的安排。

战后日本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技术立国，以获得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为此政府制定了扶持具有出口竞争力产业的政策，以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产业升级。而金融支持又是扶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并由此建立起了以主办银行制度为基础的银企关系。由于产业资本对借贷资本的高度依赖，推动了银行垄断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相互融合，并进一步形成了以银行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工商企业相互持股，同时也对银行持股，但只能是银行的小股东。另一方面，战后日本的金融市场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政府不允许个人和非金融机构参与票据贴现市场和活期放款市场，严格规定债券发行总量、利息支付、每种债券的最低限额以及有效期限等。因此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虽然初级市场较活跃，次级市场却相对呆滞。

在政府的强力扶持下形成的日本银企关系，造成了日本经济中银行作用显著，而证券市场的作用则相对微弱。因而日本银行同样可以发挥德国银行在银企关系中的作用，虽然如前所述，德国密切的银企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也就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阶段日本没有美国意义上的评级机构，虽然存在发债会，但其评级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调整发债规模和决定发行条件，实质仍是为政府的金融政策服务。

2.80年代后的日本经济体制与相应的评级制度的安排。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自有资金的增加，大企业开始大幅度降低对主办银行的借款依赖，更多地通过对外发行证券融资。而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加快，则为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外国资本进入日本创造了条件。随着日本企业进入欧美市场融资以及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融资的增多，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专门的评级机构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并最终导致了日本目前的评级机构的出现。

从上述对各国证券评级制度的比较来看，一国评级制度的有无及其具体的实现模式，是与该国经济体制中的银企关系密切相关的。更进一步说，是由该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的资源配置状况决定的。一般而言，在银企关系相对微弱、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中，对评级的需求较强，其制度设计以美国为代表；若银企关系密切、企业融资以间接方式为主，则对评级的需求不足，其代表国家是德国和80年代以前的日本。

另外，对制度变迁路径最初的选择也影响到现今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论述(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

我国评级业的现状及发展

我国的证券评级始于80年代，当时许多省市级人民银行在内部设立了评级委员会，它们在业务上接受省级人民银行的管理和监督，在行政上挂靠人民银行。1987年，我国第一家独立于银行系统的地方性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成立。1992年10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全国性的证券评估机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已发展到40多家，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依照其独立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银行系统的评级机构，包括挂靠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的评级机构、专业银行自身成立的评级机构及直接开展评级业务的地方专业分行等。第二类是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的评级机构。

我国评级业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现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评级市场需求不足，评级机构缺乏权威性，其设立及评级程序的行政色彩太浓等。这些问题同样是与我国现阶段特有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的。其原因如下：

1.特殊的银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主体仍然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1995年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83%。因此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更多地只能是向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银行贷款成为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然而这种密切的银企关系并不能使我国的银行像日本和德国的银行那样，监督和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是因为：其一，我国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对银行的过度负债，使企业在与银行的委托－关系中处于强势的地位，企业采取各种方式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很难对企业作出准确的评价，从而使银行贷款的质量大打折扣。其二，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更多地是作为物质生产部门的附属部门而存在，为生产单位完成会计和结算等方面的工作。这种传统使得我国的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对企业经营管理应有的影响力。

2.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计划管制。各类证券的发行从总体发行额度的确定到具体上市公司的选定，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的方式进行的。而可交易公司债、CP(商业票据)和ABS(资产担保债券)均未形成一个稳定和公开的交易市场，即使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也在品种或数量上受到了严格限制。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虽已起步但远未达到美国评级所要求的完善程度。另外，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很多企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由于这些公司债券发行时是由银行担保的，所以银行不得不替企业先垫付还债资金。这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从而制约了我国评级业的发展。

3.政府对银行系统的严格控制。199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在此之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控制银行系统的借贷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商业银行作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法律关于分业管理和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规定，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条块分割，也大大削弱了商业银行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使得银行虽然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却无法对其实行类似于德国和日本严格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制度模式范文篇5

美国的保险中介制度概况

（一）保险中介制度管理机制

美国对保险中介制度的约束主要通过各州保险法律或法律中的特别规定、自律性规则和保险中介合同体现。由于各州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因此，对保险中介人的立法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保险中介人需要遵守的自律性守则包括：全国人寿保险协会职业道德守则、美国特许人寿保险经销商（CIU）和特许金融顾问协会（CHFC）的职业道德守则，以及百万美元圆桌会的职业道德守则等。

美国采取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险中介制度双重管理机制。联邦政府成立有全国保险专员协会（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来对全国保险业各方面予以协调，协会下设保险规定信息系统，该系统在必要时为各州设计一些示范法律及指导建议来监管保险中介人，供各州采纳。

州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保险监督官来实行对保险中介人的直接管理和监督。他们负责认定中介人必须具备的执业资格和条件、管理其销售行为，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二）保险制

保险人是美国保险中介市场的中心角色，美国目前拥有100多万人，他们的业务遍及各行各业，是寿险及非寿险公司获取业务的重要来源，保险人的资格确立。保险人根据销售业务的不同有人寿保险人、事故及健康险人和财产责任险人之分。人若想从业必须通过相应考试获取专业资格。以纽约州为例，个人从业必须通过保险总监举办的书面考试，完成保险总监批准的预备课程。保险总监可就个人人的资格举行听证，以确定其是否具备从业资格。另外，获有特许财产责任险经销商（CPLU）或CLU专业资格者，被认为具备一定专业技术水平，则不需要参加考试。

保险人的行为规则。绝大多数州规定，保险人必须取得执照才可正式从业。在纽约州，个人领取执照以通过保险总监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考试或获取CLU和CPLU专业资格为条件。申请执照，应送检保险公司的委任证书连同其他文件并缴纳有关费用。人的执照必须每两年续延一次，续延时须提交续延申请和执照费。

按保险人代表保险公司数量的多寡，美国有专业人与独立人之分。独立人具有独立的地位，可同时为几家保险公司业务。专业人只能为一家保险公司或某一保险集团业务。在人寿保险中，美国保险公司主要依赖于专业人，因为它适合于寿险业险种繁多、业务量庞大的特点，有助于人更快熟悉公司的保单和承保程序并与承保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在非寿险领域，美国保险公司更多地借助独立人，他们代表几家公司，可签发保单、收取保费，接受的业务可在他所选择的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分配，有招揽续保的独占权力，并就其招揽的业务按保险种类及初保续保等分别从保险公司处获取佣金。

教育培训是确保保险人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手段。在纽约州，专业人的发展途径历经从合同前人→代表→人→主人→高级主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接受为时90天到两年不等的系统课程培训，培训内容随等级的上升而有所区别，包括职业介绍、销售程序、业务规划、财产规划、目标市场规划、保险经销等。

保险人必须承担人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所带来的责任，因此保险人会发出各种通告来使人全面了解其权力和责任，同时通过合同宋加强对保险人的管理。在美国，保险人对于人的管理可采用总制、分公司制、直接报告制三种管理方式。总制是保险公司仅与总人签订合同，授权总人在一定地区代表保险公司。总人的职责是任用人或雇佣支薪的推销人员或是自己招揽业务，总制在人寿和非人寿领域都得以广泛使用。分公司制是保险公司在各地设置分支机构，以完成总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分公司经理由总公司直接委派，依照总公司的命令处理日常事务。人虽直接与总公司订立契约，但受各分公司管辖，实际上是由分公司经理所指派，并接受其监督和管理。分公司制也应用于寿险和非寿险领域，一般经济实力雄厚、分支机构众多的保险公司多采用这种制度。直接报告制下，保险人直接与总公司签订合同，总公司须与各地人保持大量的接触及提供更多的服务，而地方人通常保持其营业区的独占权力，在其区域内，一方面为公司承接业务，有如保险经纪人，以及提供续期收费、保单贷款、变更等服务；

一方面，则为公司积极拓展业务

保险人的罚则。对违反法律和其他准则的保险人所给予的处罚一般包括经济处罚和吊销执照。在纽约州，人若有下列行为，将被吊销、中止执照，或被拒绝延续执照的时效：当人以执照持有人或分执照持有人的身份从事交易时违反保险法或其他任何其他法律的规定；申请执照时作虚假陈述；参与欺骗或不诚实行为；达不到执照或分执照持有人应具备的条件。在吊销执照前，保险总监会先发出通知，并举行听证会，对处罚进行复审。在人执照未被撤销前而正在听证阶段，人若具有被罚款的事由，则保险总监对当事人处以罚款。

（三）保险经纪制

美国的保险经纪人可分为销售财产意外险的经纪人和销售人寿保险的经纪人。美国一些州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人寿保险经纪人，而在另一些州允许保险经纪人同时作为保险人，只有少数州保险经纪人是纯粹的经纪人。在美国寿险业中，“为一家以上公司推销保险的人”称为经济人。财产意外中，当独立人领有15家以上公司的执照时，会被称为经纪人。其客户一般都是大工商企业。大多数州的法律要求保险经纪人要通过规定的资格考试，但资格考试的难度存在明显差异。一些州为了保证经纪人掌握保险业务知识，规定申请者在资格考试之前必须完成一个正规的学习计划或修完一门课程。另一些州的考试较为容易，以致毋需经过专门学习就能通过。

美国各州对经纪人都有领取执照的规定。执照申请者必须符合职业素质和最低年龄的规定。保险经纪人违反保险法或其他法律时，各州法律对其均有处以经济处罚和吊销执照的规定。

美国保险中介制度评析

1、独特的保险中介制度模式美国采取以保险人、经纪人共存的保险中介制度模式，并确立了以保险人为主体的中介制度体系

这与美国的中介制度环境是相适应的，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完善健全的保险市场、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及它们提供的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保险商品、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以及国民对规范化的服务的巨大偏好，为制在美国保险业的推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美国的制度是多层次、多种类的制，这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多种销售方式选择。在美国，人寿保险主要依赖于专用制，而非寿险主要借助独立制，它们分别契合了这两种性质保险业务的特点，为保险公司拓展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保证制的有效运动及维护投保人的利益，美国强调保险公司对保险人行为的责任，重视加强保险公司对人的控制和管理，这样，又形成了保险公司管理人的总制、分公司制和直接报告制，供不同规模的保险公司选择使用，各种管理制下均存在有内容全面的合同，实行人权利与责任挂钩，以确保人行为的规范化。

2、严格的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美国松散的社会结构使得美国没有统一的保险立法，只能通过各州立法及行业自律规则来对中介制加以规范。尽管各州的中介制度约束性规则并不完全相同，但一般均是从注册登记、资格保证、业务知识培训、职业道德培育、销售行为及客户保护上作出严格规定，要求中介人必须遵守。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保险中介制度实施的配合上是协调且顺畅的，州政府保险监督官负责对中介人行为的具体控制，而全国保险专员协会则负责信息的沟通及政策的协调，在此之外，再配合以行业自律，用较为温和的手段来管理中介人、它们共同保证了中介制度运行的高效性。

美国保险中介制度的借鉴保险中介人适当的业务分工。不同的保险中介人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有着各自特定的业务范围，业务分工得当，才能保证保险中介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功能效用。因此，美国在不同的业务领域选择运用不同的中介模式。如保险经纪制的作用主要体现于非寿险业务上，尤其是水险和大型综合型的财产意外险中，较少涉足寿险业务。而保险制的适用范围则较为广泛，可用于寿险及非寿险，可用于展业及理赔。但不同的制度也存在选择运用的问题。如在美国，人寿保险主要依赖于专用制，而非寿险则主要借助独立制。制度在寿险与非寿险中的选择运用，对业务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严格的资格认定，等级考核和培训制度。保险中介人的高素质是保险中介制度顺利运行的前提。因此，美国根据各自保险市场的要求设置了多种类、多层次的资格认定与等级考试制度，以确保中介人具有一定素质，适应消费者多层次的需求。美国的培训体制也是相当完善，除了保险监管当局自己开办学院资助对保险中介人的培训外，还借助各类自律机构和专门院校，聘请保险以及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上课以培养高级中介人才，各保险公司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培训体系，对其雇佣的中介人进行职前教育和在职训练。通过系统的规范教育培训，既提高了中介人的道德水平，使他们能规范地从事商业活动，又提高了其业务素质，使对保户服务的质量得以保证。

制度模式范文篇6

一、BOT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BOT这一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BOT一般的定义是: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人投资者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获得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将无偿移交给政府［1］143。BOT的概念是由土耳其总理厄扎尔于1984年正式提出的，并首先应用于该国的公共设施的私有化项目［2］6。

(一)BOT投资方式具有的特征从上述一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BOT投融资方式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特殊性。BOT投资方式的主体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企业。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通过特许协议来确定的。2．客体的特殊性。BOT所涉及的标的一般为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投融资风险高，收入来源稳定，建设周期漫长，且通常为东道国政府垄断经营，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3．权利与义务的复杂性。BOT项目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安排，如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等，参加者也涉及政府、项目公司、投资者、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供应商、设计者等。4．财产权利的特殊性。加工承揽合同的加工承揽方对加工承揽的材料只有使用权，BOT投资方式中的项目公司对项目财产拥有所有权。5．投资者回报方式的特殊性。合同通常的对价是金钱、实物或劳务，BOT特许协议中政府支付的对价是项目财产的收益。6．风险责任的特殊性。除政治风险或其他约定的风险外，通常东道国政府不承担风险，经营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其他投资的风险一般由合同当事人共同承担。

(二)BOT作为项目融资的特殊性BOT是一种特殊的项目融资，其特殊性表现在:1．项目融资有无追索权和有限追索权两种方式，BOT通常为无追索权的融资方式;2．项目融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全部来自贷款，而BOT的资金通常由股权投资和债权融资两部分组成。

二、BOT投资方式的合同当事人

(一)政府政府在BOT投资方式中是特许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利用BOT投资的基础设施由政府决定，BOT的招标和评标由政府主持，项目公司的营运期限由政府决定，项目的不竞争保证、经营期保证、不对项目实行征收或国有化的保证也只能由政府作出。

(二)项目方主要包括:项目主办人，即项目公司的投资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是项目发起人根据项目所在国法律为建设、经营某特定基础设施项目而设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营企业;项目贷款人，BOT投资项目发起人的自有资本往往难以满足项目的资金要求，项目发起人一般以有限的资金作为出资，其余部分由项目公司向国际银团贷款;项目工程建设公司，项目工程建设公司要完成工程设计、施工，提供机器、设备技术。

(三)中间方包括项目产品、服务的购买人或设施使用人，项目工程供应商两者。项目工程所需原材料、燃料、设备所涉数量巨大，项目工程供应商应保证按时按质按量提供原材料、燃料、设备等。

三、BOT项目中的法律关系

(一)项目主办人与项目公司的法律关系项目主办人是项目公司的股东，项目公司是项目主办人投资所形成的经济组织。项目主办人与项目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一般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关系。当项目主办人为一个投资者时，项目公司为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当项目主办人由境外投资者与中方投资者共同组成时，项目公司就为项目主办人的控股子公司。

(二)政府与项目主办人的法律关系BOT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需要授予经营权的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文件就是特许协议。特许协议的内容以项目公司的权利、义务的确定为核心。项目主办人是特许协议可能的当事人。尽管学界对特许协议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但对政府和项目主办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没有疑议的。

(三)政府与项目公司的法律关系在BOT项目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安排中，项目主办人与项目公司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政府与项目主办人之间有可能形成涉外经济法律关系，但项目公司却是东道国法人。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国内法基础上的行政法律关系。

(四)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与项目贷款人的法律关系由于BOT项目融资中贷款比例较高，贷款落实与否是项目是否能够成立的重要因素。因此，贷款人是BOT项目的重要当事人，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与贷款人的关系是BOT项目中重要的法律关系之一。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与贷款人的关系是基于资金借贷而形成的法律关系。项目主办人和项目公司在BOT项目贷款中的角色区别是:项目主办人往往是项目贷款的筹措者，项目公司则往往是项目贷款的借款人。在BOT项目的前期谈判中，项目主办人与外国银行商谈，取得其为项目提供贷款的承诺;项目公司设立后，就往往由其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贷款合同。项目主办人往往还承担项目工程完工担保的义务，主要内容是保证项目工程投资不超预算，不超工期。贷款人和项目公司的关系是借贷关系。

(五)项目公司与项目建筑商的法律关系这是发生在项目建设期内，以项目工程为标的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项目工程建筑商的选择通常是BOT项目谈判中“一揽子”安排的组成部分，由项目主办人、贷款银行、政府等事先协商确定，并非完全由项目公司确定。这是BOT项目建设不同于一般工程建设的特殊性。

(六)项目公司与原材料供应商、项目产品或服务购买人的法律关系这是直接涉及项目效益和投融资回报的重要法律关系。对于项目公司来说，在项目工程的建设费用确定后，原材料供应价格、产品出售或服务提供的价格就成为BOT项目经营中影响回报收益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合同的签订，也是项目经营风险的再分配。这两个问题一般在项目特许法律协议中有专门约定，或附加专门合同成为特许法律文件的一部分。例如，深圳沙角电厂B厂的特许协议中，就有关于保证煤炭供应的专项内容和电力收购的专项内容。

四、BOT投资制度设计中的法律问题

(一)BOT的投资准入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领域逐步放开，部分原属“禁止”或“限制”的行业开始纳入“允许”之列。2002年，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领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指导目录》的规定，电网的建设、经营属于禁止类项目;大中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属于限制类项目，且不允许外商独资;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经营，支线铁路、地方铁路及其桥梁、隧道、轮渡设施的建设、经营，城市地铁及轻轨的建设、经营等，虽纳入鼓励类产业项目，却不允许外商独资或要求中方控股。这些规定限制了BOT投资方式运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能性。笔者认为，BOT项目的外资准入应当不同于一般外商投资项目的外资准入，因为项目公司的财产最终将为中国政府所有，所以不需要严格的准入管制。

(二)BOT投资的注册资本制度BOT项目中的项目公司都为外商投资企业，应遵守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法律规定。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87年3月1日公布的《关于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暂行规定》，注册资本在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应在1/10和1/4之间。其中，投资总额300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至少为7:10，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上的，注册资本至少为1:3。这个比例不符合世界各国BOT投资的通例［3］。BOT项目资金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借贷资本，不可能是注册资本。当然，我国法律只需对BOT项目注册资本的最低标准作出规定，如同法律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中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相等，因为东道国承担的风险是和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在投资总额中的比例成反比的。应当注意的例外是，当BOT项目主办人和项目公司为同一人时，如果此时业已存在的项目主办人不增加用于项目的股本资金，项目资金中就没有股本资金，也就不存在特定项目的注册资本和借贷资本的比例问题［4］。笔者认为，BOT项目的法律制度中应当包括这样的制度设计:在项目主办人和项目公司为同一人的情况下，BOT项目中可以不包括股本资金。这意味着BOT项目中的全部资金来源是借贷资金。

(三)BOT项目公司的融资渠道受限制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只有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以及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发行债券，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只能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BOT项目公司通常只能是有限责任公司。这样，BOT的项目公司几乎不可能采用发行债券方式融资。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允许BOT项目公司发行债券，向公众募集资金。

(四)BOT投资的商业性保证关于政府对投资回报的商业性保证，我国的相关法律也存在着不同的规定。《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项目公司要承担融资、建造、采购、运营、维护等方面的风险，政府不能提供投资回报率的保证。在BOT的国际实践中，政府的商业性保证并不少见［3］。国际上，BOT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固定比例式”，即政府按照事先商定的投资回报率承担投资回报数额，而不管经营情况如何。另一种是“浮动比例式”，即由政府和项目发起人通过谈判来确定投资回报率的上限和下限，经营收入高于投资回报率上限的部分归政府所有，低于投资回报率下限的部分由政府补贴，上限和下限之间部分的收入归项目公司所有。如香港西区海底隧道项目，项目经营开始前三年的投资回报范围为15%～16．5%，以后的投资回报范围为15%～18%，当项目收入低于下限时就采用价格上调的措施，当项目收入高于上限时就推迟通行费年度上调的时间［5］。有人认为，我国政府作出投资回报率的保证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我国《担保法》和《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都不允许政府机构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也有人认为，政府的这种承诺有别于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担保，不会违反《担保法》的规定，因为政府的这类担保和民事担保有明显的区别:1．内容不同，民事担保的内容是品质担保、权利担保和履约担保，此类担保的内容是无法控制的风险;2．责任不同，民事担保的责任是担保人代为履行，此类担保的责任是政策支持，如延长特许权的期限或调整产品的价格等。笔者认为，此类担保可以理解为履约担保。我国法律不应该将投资回报率的保证作为一项政府义务，同时，也不宜绝对禁止政府作出这种保证，政府是否作出这种保证，可以由特许权协议作出规定。

(五)BOT投资的政策性保证对于项目主办人或项目公司提出的政策性保证要求，应加以分析，不能盲目接受，也不能任意拒绝。在我国BOT投资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应当规定以下政策性保证为政府义务:1．不竞争保证。BOT项目有投资回收慢、建设周期长的特点，投资的回收和利润的取得取决于项目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政府应承诺在同一地区不过多地设立同类项目，以避免过度竞争影响项目效益［2］13。2．为项目建设提供支持，包括为项目提供土地。因为在我国政府是征用土地的唯一合法主体，土地被征用后项目公司才可能通过出让或转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3．保证项目公司的经营期限。由于BOT项目的投资回收时间长，保证BOT项目的经营期限尤其重要。如英法海底隧道项目的特许期为55年，苏伊士运河项目的特许期为99年。4．“稳定性保证”。税收、环境保护等政策的改变，会严重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收，甚至导致项目无法进行。政府应当保证不推行对经营中的项目公司不适用的措施。这也称为“稳定性保证”。

(六)BOT投资的抵押制度通说认为，BOT项目本身不能作为抵押物而成为贷款人的利益保证，如果允许项目作为抵押物，贷款人作为抵押权人可以优先实现债权。这样，在特许权期满以后，东道国政府得到项目资产的期望就会落空，此结果和BOT项目的内涵要求相悖。应当注意，在其他BOT项目的某些变通形式中，项目公司并不都拥有项目的所有权，如TOT(转让—经营—转让)项目。在这种形式中，是由东道国政府将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转让给项目公司经营，所以只是使用权的转让，不是所有权的转让。在此情势下，项目公司就无权将项目作为抵押物。

制度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财务管理模式；探讨

在新会计制度的大趋势情况下，如何提升公司财务管理水平成为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建立有序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成为重中之重，其建立将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加强公司的管理水平，不断的完善和健全公司的新管理体系。

一、新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

1.缺乏统一的财务管理模式。在新会计制度实施的背景下，还有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权限比较分散，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由于规模比较大，与其子公司的财务是分开管理的，这就造成了企业财务管理不统一的情况。这会增加企业发展的风险，给企业带了不必要的损失，影响企业的发展进程。因此，必须统一企业的财务管理。

2.不能及时更新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新会计制度规定:财务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还是有很多较为先进、较为科学的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没有被有效地落实到实处，很多财务会计人员还是被一些较为守旧落后的财务管理观念所左右。因此，新会计制度还是没能充分发挥效能，还需要继续加大落实力度，需要及时更新财务会计工作人员的财务管理观念，促使企业更高效地发展。

3.新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模式有待更新。新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模式相对而言，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不够科学和合理，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财务会计人员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以提高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模式的科学性，促进企业不断发展。

二、新会计制度下财务会计管理模式的探讨

1.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在创新新制度的同时，对于会计作业人员的工作能力以及个人素质等各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因此为了使得会计作业人员更加快速的适应新的会计制度，提升其作业效率，需要全方位的提升其素质。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通过学习使其了解新制度与以往制度的区别之处，加深其对新制度的理解，达到提升会计作业人员的素质的目的；其次，要注重会计作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培训，加强职业道德的宣导与培训，以达到自我约束的目的。最后，建立健全岗位培训体制，摒弃以往的工作理念，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提升作业效率，提高会计作业人员的工作能力。

2.加强财务管理的集权模式。在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框架下，其特点就是权利集中于总公司其处于强势地位，子公司的权利很小处于弱势地位。即总公司拥有财务的管理权与决策权，子公司只有很小的财务权限，这样子公司的财务以及人力的管理都受制于总公司，以达到总公司对于子公司的控制目的。此种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有着其自身的优点，第一，其有利于总公司从公司经营大局出发，采取统一的财务管理，执行统一的财务政策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第二，可统一各个子公司的财务目标，实现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第三，在此财务管理模式下，总公司的财务资金更加的充盈，对于资金的使用也更容易统一调度，从而降低了资金的成本，利于从大局出发进行有效统一的战略投资。最后，采用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可大大降低子公司的财务风险，为财务管理的安全与稳定保驾护航。

3.提升财务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管理水平。新的会计制度的管理模式下，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要匹配新的会计账户以及报表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信息数据作为公允市价在计量或减值过程中的重要支撑，通过软件升级人员改善等方法可以达到转换的目的。将计算机的相关技术与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有效的结合，采用正规的财务管理软件，不仅能提高财务管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还能统一财务管理的标准，使得资金的使用更加透明化，对于促进财务管理水平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4.明确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在新的会计制度大趋势下，企业需要明确自身的财务管理目标，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为企业的前进方向指明了道路，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健全现代化的财务管理理念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整合财务管理信息资源，实现高效、共享、便捷的财务管理功能，增强企业对于财务风险的把控能力，从而降低企业因为会计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财务风险。

5.优化企业的财务制度。在新会计制度的框架下，企业应改革其以往的财务管理模式，通过逐步改善优化财务制度，量身打造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财务管理制度。为公司的生产、经营、销售提供更为便捷、透明、准确的财务会计信息服务，为企业决策者提供实时、准确的信息，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目前还有很多企业对于自身的财务管理缺乏整体性的了解，势必会影响企业的管理水平，在新会计制度的形势下，企业要不断的完善优化其财务管理方式，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升自身财务管理水平，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总体来讲，新的会计制度更加明确了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完善优化了以往的财务管理制度，提升了效率，打破了以往的财务制度理念，加强了对于财务风险的抵御能力，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维护市场平稳有序以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唯有不断的优化完善改革新的会计制度才能适应市场经济活动，才能推动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最终促进企业的蓬勃发展。

作者:韩连梅 单位:大连金融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制度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影响作用;财务管理模式;模式完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市场竞争力日趋激烈，带动着我国国内的市场竞争环境转变，在这之中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为了顺应市场的发展，需要设立一个完善的，全新的会计体制，这也是我们国家和社会共同的目标，因此，在2007年新会计制度诞生，经过了十几年的使用，在市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企业能够赶上时代的潮流，在国际竞争中稳住脚跟。虽然作用很明显，但是从实际应用的情况来看，针对出现的推动财务管理工作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完善，这些问题的出现对现代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一定的阻碍。

1新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模式概述

1.1新会计制度的界定。会计制度指的是在商业活动中，针对财务管理进行的各种工作安排，从财务的账目分类到对结果的上报等一系列工作。我国所有的组织机构在进行会计工作过程中都应该严格按照此制度进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指的是国务院的财务部门制定的相关的工作进行规范制度。在会计制度中有很多会计制度条令，首先应该按照适用的原则进行，接着帮助各种组织机构进行财务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在这汇总情况下，新的会计制度被提了出来，在新会计制度实施过程中，有效的帮助了各种组织机构在财务核算过程中有据可依，而且在这个新会计制度的帮助下，还能够帮助所有的企业和单位对自身情况进行清晰地了解，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未来详细的发展规划。新会计制度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对企业产生一定不好的影响，在新会计制度中存在着一些强制性手段，企业要想按照规定发展，就需要通过付出更多的费用来满足这种强制性手段。因此，新会计制度要在施行过程中不断进行完善，企业应该合理利用系会计制度带来的便利，更好的发展自身。1.2财务管理模式划分。在全新的会计制度体系之下，我国事业单位已经实现了企业的调整和转变，在现阶段的管理模式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1)集权模式，公司在采取这种模式的时候，财务的决策权通常掌握在总公司的手中，自己手中的权利很大，而不会把过多的权利下放到下面的分公司中，而且权限也很小。在管理过程中，总公司通常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直接管理的方式，子公司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通常都需要总公司的决策部门进行直接参与。在这种集权形式中，有着很多优势，降低了公司整体的财务管理成本，整个公司都在统一的财务管理部门的管控之下进行财务管理，能够直接进行管控。实现企业内部资金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能够在通过资源的集中实现一些投资和调度任务。为了更好地保障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在这种模式下，财务专家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作用。(2)分权模式，这种模式是将全力分散开，使得子公司也具有着更高的权利。在这种分权方式下，子公司能够根据需求进行重大事情的决策，而不用通过总部进行，能够更好的把握投资机会，能够在财务的调整方面具有更高的灵活性，激发子公司的工作积极性，实现潜力的开发。

2新会计制度的实施对财务管理模式产生的影响

2.1财务处理范围的影响。在新会计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有着很独特的优势和不同，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财务的处理范围上，国家事业单位与各企业组织在对财务进行处理的时候有着明显不同。既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给国家事业单位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现在的新会计制度与原来的会计制度相比，企业的短期股利收益不需要放入企业的财务处理范围之内，所以从新会计制度中可以了解到，企业想要获得利润，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利用股利转让的方式进行。2.2财务管理理念的影响。在新会计制度开始实施之后，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这就使得国家事业单位和企业由于工作性质上的不同，在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有着很多不同。在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按照新会计制度严格进行，各企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都进行了创新工作，有效的保障了资金的顺利运转，当管理者将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上来之后，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的价值进行了根本上的提升。企业对新制度的严格遵守和有效实施，能够帮助企业将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体现出来。2.3对财务管理模式侧重点的影响。新旧会计制度的共同点都是为了实现财务管理更加的规范化进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能够发现新旧两种制度在本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着各自的侧重，在新会计制度方面，企业进行财务核算时，能够变得越发精细，能够将很多不良资金进行剔除，在净资产总量的计算过程中，对企业会产生相当的影响。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综合效益的提高，通常要按照新会计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在事业单位方面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严格，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在企业中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这些资源所能产生的利润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

3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出现的问题和管理模式的完善

3.1出现的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帮助新会计制度能够更好地落实，需要对各种机构在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过程进行改变，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在财务的内部控制方面，比如，在一些组织单位中，财务控制机制没有完善，存在一些漏洞，在企业内部，没有及时进行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工作，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相应的财务控制规范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现阶段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使得单位和企业在财务方面的风险逐渐增强，经济方面的违法案件数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种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财务内部控制存在问题导致的。在现阶段，企业对财务进行集中管理或者是进行分层管理，都无法理想的将领导的与被领导的资金进行合理分配。这种矛盾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比如，现阶段我国很多单位在进行财务工作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很多漏洞，自管理人员到下面的执行人员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出现，中央管理层人员在下达命令的时候，下层执行公司往往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不能很好的理解上层的意思，而导致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对财务的整体管理上造成巨大的影响。3.2管理模式完善。在以往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通常将利益当作唯一重点，只要产生足够的利益，会忽视掉其他的问题。所以企业一定要将财务管理工作完善到位，当问题出现时，应该及时的针对性找到解决的措施，将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准确制定，有效的配置好资源，同时应该配以相应的现代化技术，做到财务管理工作的创新。

4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会计制度具体实施之后，促进了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工作，为其带来了坚定的理论依据，但是在具体的实际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在对新会计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应该将单位或者企业的未来发展作为基础来考虑，针对自身的情况进行长久的规划，利用人才资源进行管理模式的正常运行工作，使得新会计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财务管理工作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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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郝龙.基于新会计制度下对财务管理模式的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6(18).

制度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洪水保险；国际模式；运行；启示

保险作为转移自然灾害风险的一种基本手段，在灾害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洪水作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之一，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危害，更是危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客观而言，中国是一个洪水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国家。仅2017年上半年，南方各地持续的强降水以及几次巨大的台风，使得整个南方地区的洪涝灾害极为严重。截至2017年6月初，南方各省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已接近250万hm2，成灾农作物面积达110万hm2，受灾人口接近3000万，因洪水死亡、失踪的人数接近300人，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400亿元［1］。按照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的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3000亿美元，差不多占全球GDP的1％。近些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各类极端天气频发，洪涝灾害的次数、造成的损失日渐加大。因此，面对日渐增多的极端气候及洪涝灾害，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有效管理及转移风险，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洪水保险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作为一种风险转移和分散的方式，在减少灾害损失，推进灾后重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洪水保险制度的基本模式

从全球范围看，洪水保险制度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国家强制洪水保险模式和私人剩余财产洪水保险模式。前一种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国家以强制保险的方式来实施的一种洪水灾害转移机制。后一种模式主要体现的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自愿保险模式，包括选择式和捆绑式两个类型（表1）。在选择式洪水保险模式中，保险人通常会按照额外收取保费的方式来扩大洪水保险的保障范围，尽量涵盖洪水保险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投保人可以选择是否购买额外扩大方式，这种保险模式市场渗透率不是特别高，一般是5％～10％。目前澳大利亚北部一些州、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实施的是这种模式［2］。捆绑式洪水保险模式中，保险人将洪水灾害保险和其他的自然灾害保险（尤其是台风、飓风、地震、海啸等保险）的保障捆绑起来，不单独提供洪水灾害保障范围。这种模式的作用机制就在于：因不同的自然灾害风险分布特点及发生原理是不同的，这些灾害同时发生的概率较小，通过捆绑销售，可以降低保险人的市场风险。目前以色列、英国、日本等国家实施的就是这种模式。此种保险模式在风险保障能力上比较强，市场渗透率也较高，通常能够达到90％～95％，即便是日本这种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其渗透率也能够达到40％［3］。

2典型国家洪水保险制度运行及其绩效

2．1国家强制保险：以美国为代表。美国是洪涝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国家，在过去的30年间，洪水引发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平均达到2．5亿美元，洪水不仅严重危及美国机械化农业大生产，更是威胁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较为完善，在1956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洪水保险法》，确立了洪水灾害自愿保险模式。1968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洪水保险法》，1969年颁布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最终确立了国家强制性洪水保险制度，1973年颁布了《洪水灾害防御法》，更是确立了洪水保险必须通过制度和非制度的措施（主要是工程措施）来转移风险的制度体系。截至目前，美国通过系列的法律体系建立了以政府保险机构为主体，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销售经营，社区参与下的个人购买的国家洪水保险制度（NFIP）。2．1．1运行（1）政府保险机构发挥主体作用。在美国，关于地震、飓风、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及恐怖活动等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构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该机构是一个综合性的应急管理机构，洪水灾害的预警、灾后的应急管理是其基本职能之一。就洪水风险管理而言，FEMA主要负责制定洪水管理的法律法规、洪水区域内的防洪措施及洪水防范风险图等，其并不负责具体的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工作。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是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下属的联邦保险管理局（FIA）来负责具体实施，该机构负责洪水保险的费率、承保范围与标准、投保审核及理赔等事项，兼有商业经营和政策的特点。（2）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销售经营。目前，美国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在国家洪水强制保险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83年之前，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主要是由FIA负责经营和销售。1983年，FIA向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发出邀请，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在洪水强制保险中的合法地位才得以确立。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有百余家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强制洪水保险的销售经营工作，特别是FIA授权私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实施的WYO计划（WriteYourOwnProgram，中文翻译“以自己的名义”，属于国家洪水强制保险计划的一种）其承保率达到了95％［4］。在WYO计划中，私人商业保险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来承保、销售与理赔，同时从FIA处获得经营费用和保险收入补贴，如果保费收入不足以支付保险赔付，剩余部分就由FIA来承担。但是在WYO计划中，私人商业保险公司无权制定保险费率，费率必须遵循FIA统一标准。（3）社区参与下的个人购买。美国洪水强制保险制度是以社区为单位来购买的，个人不直接从保险公司购买洪水保险。因为个人可能出于某种意愿，不愿意购买洪水保险，因此美国确立了社区统一购买模式，只要是社区统一购买，个人必须承担保费，如果个人坚持不承担保费及与社区签订保险合同，那么在洪灾之后，就无法享受到联邦政府的救济和援助。可见，美国将社区统一购买政策与灾害救助政策进行挂钩，如此就极大地提升了个人购买的积极性。2．1．2绩效根据FIA的统计数据，美国自从实施洪水强制保险制度以来，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洪水保险总体保障规模急剧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2000亿美元，扩展到目前的18000亿美元，近20年来的平均每年增幅达到了9％。在有效保单的数量方面，发展也很迅速。在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洪水保险的有效保单不到200万单，到2009年增加到600万单，到2015年飙升到1100万单，足足比20世纪翻了近6倍。特别是从2005年美国发生历史上最大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洪水强制保险的有效保单增长极快，2006—2015年，每年的增幅均超过了10％［5］。正是如此，美国国家洪水强制保险制度在整个洪水风险管理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其赔付率看，过去30年，每年的平均赔付率约为18．3％，在洪水灾害严重的年份，如1992和2005年，这两年的赔付率高达59．1％和62．3％，较好地分散了洪水灾害后的经济损失，为灾后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2．2私人自愿保险：以英国为代表。洪水灾害同样是英国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按照英国保险业协会的估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每年均有500万人口、200万处房屋及130hm2的农田受到洪水的威胁，这些财产的总价值接近2000亿英镑（1英镑约合8．94元人民币，2017），一旦受灾后果严重。按照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趋势，预计到2080年，英国冬天的降水量将会增加30％左右，夏季可能会更加干燥炎热，雷暴天气引发的强对流天气风险依然会极大地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起，洪水保险就成为英国家庭财产保险的一部分，洪水保险一直是与家庭财产保险捆绑在一起销售。目前只有5％的家庭难以接受这种捆绑销售方式。英国洪水保险的较高覆盖率，得益于其独特的洪水保险制度安排。2000年，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达成了著名的“君子协定”，随后英国政府颁布了《洪水保险供给准则》，按照这个法律，政府的职能是为民众提供防洪保障，如加大防洪工程建设、减少洪涝泛滥区域以及提升防洪决策的效率等。在2003、2006和2009年，该法经过了3次较大范围的修订，但其核心内容并未改变，而且更加明确了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的职责分工。即政府不参加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也不承担保险带来的风险，主要是负责建设并维持现有的防洪设施设备；私人商业保险公司继续承担洪水保险，并将其与家庭财产、企业财产以及农业保险纳入一起，进行捆绑销售，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2．2．1运行（1）市场机制是保险运作的基础。英国洪水保险完全是市场化运作，保险公司与政府签订的“君子协定”并不涉及保险费率及免赔额度等具体问题。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是自愿的和自由的，投保和承保均是自愿与自由的。保险公司是否承保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再保险的供给情况，如果出现大范围的再保险推出，保险公司就有权调整洪水保险的保单内容及费率标准。（2）保险保单是保障的主要凭证。鉴于家庭、中小企业、农户在面对洪灾时候的脆弱性，英国的洪水保险期承包的对象就是居民住宅、家庭财产、农田、中小企业财产。但洪水保险并不是单独承保，而与上述保险标的合同一起捆绑销售，只有在洪水年风险概率小于1．3％的地区，保险公司才会单独承保洪水保险。（3）政府职能是做好洪水防御工作。英国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对洪水保险完全是市场化运作，政府对其并不干预。但政府采取的系列防洪措施，包括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其对洪水保险市场是有一定影响的。私人商业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政府防洪政策、防洪计划的变化来调整洪水保险的制度供给。2．2．2绩效英国洪水保险制度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种捆绑式的保险体制是较为成功的。目前，民众在购买家庭财产保险中捆绑购买洪水保险的比例接近90％，在居民建筑物保险中购买洪水保险的比例接近70％，在农作物保险中捆绑购买洪水保险的比例达到100％，企业在财产保险中购买洪水保险的比例也达到85％以上。2015年，英国居民家庭平均支付的洪水保险保费为200～2500英镑不等，捆绑式销售极大地降低了洪水保险的保费［6］。正是这种高渗透率的市场化保险机制和较低成本的保费体系，保证了洪水保险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分散风险，确保了洪水保险的保障能力。2．3洪水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启示。2．3．1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基础英美两国洪水保险制度的实践证明，洪水保险作为一种普惠式金融体系，其顺利运行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保障。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颁布的系列洪水风险管理法律直接催生了其强制性洪水保险制度的诞生和发展，近些年来仍在不断改革完善中，如2004年美国修订了1968年的《国家洪水保险法》，2007年又颁布了《国家洪水改革及其现代化法》，进一步明确了FIA、私人商业保险公司、社区的职能，确保了洪水保险制度的实施。英国是一个不成文法国家，尽管没有美国系列的洪水保险法律法规，但保险公司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君子协定”本身就具有法律效力，而英国政府制定的《洪水保险公积准则》也是规范洪水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该法按照洪水保险市场的变化，不断修订，同样起到了规范英国洪水保险制度运作的作用［7］。2．3．2保险运作制度设计科学合理因英美两国的洪水保险制度设计较为科学合理，契合了各自的国情及保险机制，合理界定了市场与政府的功能与定位，较好地发挥了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在承保对象方面，基本上均是以居民家庭财产、农业财产、企业财产、住宅财产为主体，从而保持了其较高的市场渗透率；在费率方面，均是根据洪水发生风险的概率不同，设定不同的洪水风险区域，按此来收取保费，风险高的收取保费自然就较高；在保险销售方面，尽管美英模式不同，但私人商业保险公司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在英国，洪水保险销售与其他保险捆绑，在美国，洪水保险销售按社区投保，强制购买。再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最大的职能就是将洪水保险这种“巨灾不可保”的性质转化为可保的保险，政府防洪政策和计划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影响着洪水保险的销售与运作。2．3．3政府发挥了重要宏观调控作用从逆向选择的风险上看，如果政府的防洪减灾措施不力，保险公司就会向投保人收取高昂的保费或是限制投保人投保，这样风险过高就降低了市场渗透率。因此，在英美两国，政府的防洪措施、计划和政策允许是影响保险公司运作的重要因素。在美国洪水保险制度中，社区作为基层单位，在投保时，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洪措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也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和计划，尽量最大限度降低洪水保险造成的损失。在英国，政府对各个地区特别是洪水风险高发地区的防御政策、防御工程及计划深深影响了保险公司在洪水保险上的费率厘定及投保方案的制订。

3国际经验对中国洪水保险制度完善的借鉴

3．1中国洪水保险制度的运行及绩效。中国洪水保险制度与英国相似，也是一种捆绑式的制度安排。洪水保险与企业财产保险、居民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捆绑在一起，在这些险种中规范洪水灾害引起的保险责任。在投保方式上，采取的是非强制性的，投保和承保皆是自愿的、自由的。但客观而言，由于中国财产保险业务发展较为缓慢，使得民众财产在洪水灾害中的暴涨责任有所缺失。此外，就农业保险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农民的支付能力有限，很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体系中，往往将洪水保险责任缩小，即便是发生洪水灾害，农业保险中的洪水保障功能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中国洪水高发区域，大部分是农村或农业区域，相当部分的农村或农田是位于严重蓄滞防洪区，在农业保险及财产保险中，保险公司通常将洪水保险列为除外责任，甚至列为不可抗力，如此洪水灾害不但无保障，更是属于免赔事由。就中国农村或是洪水风险高发区域的居民，尽管是饱受洪灾之苦，但真正能够从保险中获得保障的少之又少。例如，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达350亿美元，而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额仅为3亿多美元，只占洪水损失的1％。再如，2010年海南省遭遇严重的台风伴随的强降水，仅10天时间，海南省遭受的经济损失就达到了100亿元人民币，全省20家保险机构共赔付的洪水保险金额仅为1．5亿元人民币，赔付金额仅为1．5％。近些年来，随着农村政策性财产保险特别是住房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行，东南沿海各省的洪水保险保障能力有所提升，保险公司的免赔范围有所缩小，洪水保险的保障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其保障水平、覆盖范围还是较为有限，与中国这样一个洪水自然灾害频发的事实是不相称的。综上分析，中国洪水保险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果从绩效上考察，中国洪水保险完全陷入了一种“双低困境”，即面对洪水保险承担能力低的人，保险责任保障程度同样较低［8］。可见，经济能力的差异使不同风险人的承担能力不同，损失承担能力高的人，其对保费的承担能力也高，故获得的保障水平也较高，能够获得保险转移风险的效果；损失承担能力不高的人，其保费承担能力有限，获得的保障水平自然较低，风险转移效果自然不佳。这种“双低困境”严重影响了洪水保险风险管理的效果，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3．2完善中国洪水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3．2．1完善洪水保险的相关立法从英美两国的经验看，普惠式金融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须用法律法规加以界定，必须保证其运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中国目前洪水保险制度运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律的缺位。尽管目前中国有很多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涉及洪水保险制度，如《防洪法》《蓄滞洪区补偿办法》《防汛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洪水保险、巨灾保险有部分条文涉及其原则及内容，但对于洪水保险的具体制度体系未能明确，如洪水保险的标的、政府责任、保险公司责任、费率厘定等没有具体规定，导致了洪水保险在运作时缺乏一个制度化的方案。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出台类似于美国的《洪水保险法》，并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农业保险条例》和《保险法》，从立法上明确洪水保险的制度安排、保险性质、政府责任、保险运作模式等具体问题，从而保证中国洪水保险制度运作的规范化和稳定性。3．2．2加大政府对洪水保险的政策支持客观看，中国洪水保险制度与英国较为类似，是市场化运作模式。但是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定位明显弱于英国，特别是政府与保险市场之间的关系大大弱于英国。在中国，洪水灾害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和农业，以农业保险为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其支持是有限的，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保费补贴上。具体来说，在种植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的范围是暴雨、飓风、洪水（政府蓄洪、泄洪除外）、内涝及各类严重的病虫害；在养殖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的范围则是牲畜重大疾病、重大自然灾害引起的死亡及重大意外事故引起的死亡，其中重大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在内。由于公共财产补贴农业险种的力度不同，保险的风险转移效果自然就有所不同。就农业生产资料保险而言，政府补贴集中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从而使得农业劳作的对象（农作物、牲畜、水产）在风险转移力度上要高于农民住房、农机具、农民家庭财产等劳动资料。就农产品保险而言，其风险转移力度同样是有差别的，政府财政对于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大豆、油菜，以及家畜如奶牛、繁殖用母猪等多保险对象有较高的补贴，自然这些粮油农产品面对洪水保险时，其风险转移能力高于其他农产品［9］。可见，在中国，公共财政补贴是决定农业保险包括洪水保险能否发展，发展程度如何的重要保障。当然，对于政府的支持而言，仅通过财政补贴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运用法律、财税、行政等系列手段提升农户的风险意识，做好风险疏通和引导，加强各类防洪防汛设施建设，做好灾害救援等。在一些洪水高发区域，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改变当前的市场模式，引入强制性洪水保险机制，充分调动社区、个人、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将洪水保险和灾害救援、政府补助、农业信贷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力，如此才能推动洪水保险的市场渗透率及风险转移的能力。3．2．3加大政府对洪水保险的技术支持中国洪水保险制度运作除了法律缺失、政策支持不够外，技术障碍也是一大难题，使得很多保险公司愿意开展保险业务，但由于对于洪水风险发生率并没有充分的了解，不敢贸然设计保险条款及费率。技术支持是英美保险公司能够顺利开展保险业务的一大经验，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具体而言：第一，建立全国性的洪水灾害损失数据库。这项工作可以由农业部、财政部主持，建立全国统一的洪灾分级数据及标准，加强数据在各个行业内的交流，确保数据的共享。第二，加快绘制全国的洪水风险图。英美两国在洪水保险中均有明确的洪水风险图，确保了保险公司对全国各地的风险了解。中国也应该推进洪水风险图绘制，强化该图的权威性、科学性。第三，建立科学的洪水保险责任分摊机制。明确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政府部门、再保险机构各自的责任范围及免责范围，强化对责任的量化计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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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模式范文篇10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财务管理；模式；探讨

自2007年国务院新会计制度出台以来，会计制度每年都会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进行不断的改善，随着这一制度改善，公司的财务管理模式也应做出相应的改变。新的会计制度显露出当前财务管理模式的缺点与不足，在会计制度出台以后各企业应该正视自己财务管理模式的不足，并且为适应新形势进行一定的调整。

一、目前的会计制度新规则

国家为优化会计结构，方便宏观控制经济，提高会计工作效率，国家一直对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下面就最近一次新出台会计准则进行分析：（一）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式。在以往的会计准则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让渡资产使用权和建造合同都需采用不同的收入确认模式，新会计准则摒弃这一项规定，所有的业务类型都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式。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式，简化这一过程，使得操作过程更加简单明了，极大地减小了出错的概率。（二）“控制权转移”为收入确认判断依据。以往的会计准则中，都是以“风险报酬转移”为收入确认的判断依据，而这一种收入确认的判据存在很大的漏洞，当企业之间达成协议则意味着风险报酬转移，而如果只是一份空头协议，则会影响到企业的收入确定，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而新的会计准则将其改为“控制权转移”为判断依据则大大降低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三）引入“履行义务”概念。新的会计准则引入“履行义务”概念，明确识别是否存在多个“履行义务”和如何将价格分摊到多个“履行义务”。采用这一规则使得企业的价格制定更加合理，将所有的“履行义务”公开之后使企业价格制定更加合理化并且价格制定的原因更加清楚，可以大大减少商品价格不合理和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价格牟取利益的概率。（四）引入“履约进度”计量方式。新的会计准则中，对于某一项目期间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考虑商品性质，采用产出发和投入法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并且按照该履约进度确认收入。这一项规定使得合约的内容在执行中更开公开透明，可以更好地监督工作并且保障公司的利益。（五）确认企业收入的总额和净额。新的会计准则规定，企业需根据其在交易中的角色确认其收入是总额还是净额。这一项新的规定对许多企业的影响都十分巨大，这项规定要求企业必须根据自己在交易中的角色来确认收入是总额还是净额，这一项规定使企业的各项收入更加透明化，更加有利于国家的监管。并且，在利润的总额和净额的问题上，许多别有用心之人会混淆概念以达到自己牟取利益的目的，将这一过程透明化对于企业的账目合理化和国家收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如何改善新会计制度下公司的财务管理模式

（一）公司的管理部门要遵守国家的新规定。公司的管理部门作为公司大小事件处理方法的决定机构，在公司建设的问题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公司的管理部门要及时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国家新政策颁布之后要做出一系列的措施对公司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制定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国家的新政策一般会早于执行日前的前几个月，以便相关机构进行一系列的工作调整。管理部门必须对国家的政策改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国家的新政策出台之后，要及时对公司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不新规定不相符的公司政策，并且及时做出工作调整，制定新的符合国家政策的新规定。在制定出新的政策之后要严格执行新的政策，并且可以在于国家政策的实行日期开始执行，这样可以提前适应新形势，不至于在国家的明文法律法规颁布之后因为不适应而犯下错误。严格执行新规定的时候更要监管下面的各执行部门摒弃以外的行事规则，按照新的规则工作。（二）公司财务部门要严格遵守新的会计准则。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会计结构并且方便会计的管理，同时提高会计的工作效率。对一个公司而言，财政就是公司的命脉，而财务部门就是把握公司命脉的关键机构。财务部门必须时刻遵循国家各公司的相关规定和政策，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就做出对公司不利的事情。近年来国家不断对会计制度进行调整，摒弃曾经不好的条例，制定出一系列能够适应时展的新的制度准则，而新的准则也需要相关的执行人遵守。新的会计准则将以往不好的规定摒弃的同时也揭露出财政管理的各项弊端。各公司的财政管理部门必须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在国家的新规定的条件下加以改正。（三）公司的监管部门要严格监管。对于新政策的实施，公司的监管部门必须监管财务部门是否有按照规定对以往的办事模式进行调整。公司的监管部门在公司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有时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监管部门必须严格监管财务部门新政策的实施，当发现其有违反规定的行为时要做到及时提出并且制止，不能包庇不符合规定的一切行为，更不能和别有用心的人同流合污，损害公司的利益，监管部门必须严格把控，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维护公司的形象和利益。

国家为优化会计结构和更好地监管会计的工资制定一系列的会计准则，2007年制定新的会计制度以来，不断根据实际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况对会计准则进行完善，并在此过程中揭露出企业财务管理的不足与缺点。各企业在新的会计准则出台下应该对自身财务管理的不足之处按照新规定做出一定的调整，财务管理模式的调整不仅是财务部门的责任，财政作为一个企业的命脉，财务管理模式改革也应该引起公司管理部门的重视，同时也需要公司其他部门的监管，共同促进财政模式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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