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范文10篇

制度变革范文篇1

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由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都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国家的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的变化。一般而言，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人口压力。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的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权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良好的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保证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奥尔森，1982）。

二、国家与各种组织的博弈决定改革的路径

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的寻利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的贡献之外，新兴组织的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的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的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的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的产权保护。

三、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型

一种是决策模型，即强调国家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另一种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社会各种力量与国家博弈的均衡结果。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试图综合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我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适合用决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随着国家在某些领域的主动退出，给各种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最终，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这些新兴组织与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

我们感到，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一个分析国家行为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补充和改进：首先，本文假定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进而定义国家（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其次，我们认为，财政预算可能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一个假说，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财政压力犹如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望见人口压力、外部竞争和制度僵化等影响国家义理性的更为宽广的背景。我们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或财政需求）和相对不足的财政收入（或财政供给）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状态。

在阅读有关文献的时候，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国家财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主流经济文献中却几乎很少讨论。但是，从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的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他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着，……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制度变革范文篇2

一、政府会计制度对高等学校会计核算的变革

（一）对高等学校现行记账信息系统的变革。在高等学校传统的记账信息系统中主要是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分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以及支出这五大会计科目，在这个记账信息系统中对于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支出科目是混合交叉的。但是在新的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下，需要高等学校采取双记账信息系统进行平行记账，因此高等学校就需要对传统的记账信息系统进行一定的改革，使其能够满足政府新会计制度的相关要求。从政府新会计制度的记账信息系统模式上看，主要采用了“5+3要素”来实现新会计制度对记账信息系统的要求，一方面能够满足高等学校的财务会计方面的记账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实现高等学校预算会计的记账需求。这一改变对于记账信息软件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为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存在很大的区别，一方面是二者在会计科目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二者在分录的时间节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高等学校需要与相关的软件开发公司做好充分的沟通，从而对记账信息系统进行改革，具体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1.尽量在软件设计上能够实现财务会计记账的同时可以自动触发预算会计；2.在两个平行系统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动化；3.针对高等学校各个部门之间的关联性，使记账系统的相关数据可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共享；4.尽量完善记账信息系统，实现高等学校财务业务一体化。（二）对高等学校资产核查工作的变革。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对于资产管理没有进行资产使用的责任主体不明确，对于教学以及科研等方面的资产管理不明确，对于一些用于维修消耗的资产也没有做到及时的分摊处理，无法满足按项目成本核算的要求。在高等学校的资产管理中虽然也设立了相应的累计折旧科目，但是在实际的资产管理中，只是将资产做了入账，却并没有进行相关折旧处理，尤其是一些办公用品等已经有了严重的毁损，但是却一直没有根据相关的折旧处理方法计入当期费用，这样就无法准确地核算出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或者科研方面的具体成本。在政府新会计制度下对于这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相关高等学校对于一些应该进行折旧处理的资产却没有按规定实施的，必须根据各个固定资产实际应使用年限、已经使用的时间以及未来还可以使用的年限，按照相关的折旧处理规定进行全面的折旧处理。与此同时对于之前没有进行摊销的无形资产也要进行相应的摊销处理。为此高等学校在资产管理方面应该根据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将本院校的所有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一些与资产相关的数据信息等进行彻底的审核及整理，并且要对每一项资产的使用主体进行明确。与此同时，高等学校还应该根据相关资产的属性特点等，确定相关的计量标准和折旧标准以及摊销费用计算标准等。在以往的高等学校折旧方式多数是采用“虚提”，这种核算方法是没有办法真实反映出相关项目的实际成本的，为此在新的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下，高等学校折旧核算应变革为“实提”，同时应与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实现相关资产、财务的动态匹配，这样有利于真实反映高等学校相关资产的实际价值。（三）对高等学校往来款清理工作的变革。我国高等学校普遍都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这就导致高等学校存在众多的往来款信息，所谓的往来款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高等学校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的相关款项的支付、收回、暂支付或者暂存款等，这些往来款信息对于高等学校的资产信息以及负债信息的影响巨大，能够形成往来款的项目也是数不胜数，包括达到高等学校的基建项目、科研项目以及大型设备的采购等，小到高等学校的版面费、服装费、场地租赁费等。尤其是一些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已经拆除无法找到，但是却没有及时进行账务的核销处理，导致账面信息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另外，在高等学校发展过程中也会采取贷款的方式解决资金需求问题，由于中间的往来款清理工作不及时不到位，导致高等学校的负债数据严重失真。政府会计制度对于高校往来款清理工作作出了巨大的变革，由于高等学校往来款的复杂性导致其成为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如果不进行高等学校往来款的彻底清理，即便今后高等学校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要求的新的记账信息系统进行相关账务的处理工作，也无法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因为原始数据存在较大的误差，所以对于高等学校往来款的清理非常关键。通过对我国大部分高等学校往来款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都是挂账多年很难进行清理的账务。因此必须针对每一项往来款进行充分的分析，如果账龄过长确实很难进行清理，就要做好相应的计提坏账的准备工作。并且从清理工作开展后每一笔新入的往来账目都要进行及时的分析和处理，并且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通过基本核查后上交到上级部门进行复核，并做好及时的核销处理，避免发生以往由于处理不及时导致多年挂账，最终无法清理的现象发生。这样就可以实现高等学校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账务清理机制，保障各个账目的真实性，避免因账目信息的失真给高等学校的资产和负债信息造成影响。（四）对高等学校会计报表体系的变革。现阶段我国大部分高等学校的会计报表体系相对不够完善，没有实现科学设置报表中的各个项目，导致在高等学校的会计报表中没有办法真实全面地体现出相关的重要信息，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缺乏对高等学校固定资产以及相关的使用情况的报告体系及相关重要信息的披露；2.缺乏对高等学校相关债务的来源以及使用情况和还款情况的具体说明报告，和信息记载；3.对于高等学校一些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使用效果等缺乏具体的说明；4.对于高等学校进行的相关内容项目的投资、筹资以及在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现金力量信息等没有具体的说明记录。这些问题都导致了高等学校会计报表不完善，无法实现会计报表提供重要详细信息的价值。政府会计制度促使高等学校会计报表体系有了很大的变革，完善了相关内容，对报表的格式、体系都做了具体的改进完善，比如根据政府会计制度的要求在高等学校会计报表中增加了附注披露，因为会计报表本身具有局限性，所能体现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会计报表是针对普遍性大中型的数据信息和基本流程来定的，但是在实际账目中会存在很多特例的情况，很多是有用的信息却无法在会计报表中体现出来，因此增加了附注披露可以有效地将这些重要信息进行批注。与此同时，在进行附注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对比来为相关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与其他院校的案例进行对比、与本院校过去几年进行对比，或者是各个专业进行对比，从多个方面多角度来增加会计报表的信息含量，使高等学校会计报表体系更加完善，更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二、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中实行政府会计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加强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政府会计制度对于每个高校财务人员来说都是比较新的知识，作为长期工作在高等学校财务岗位上的人员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理念，新内容的融入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高等学校可以采取岗位淘汰制来激励财务人员积极主动学习、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此更好地在高等学校会计核算工作中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同时，作为校方也应该加大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强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的重视，明确政府会计制度对于高校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具体的培训过程中可以采取分段式培训法：1.熟悉新的政府会计制度，将每一条制度的理论基础内容及其应用的价值和意义充分了解清楚，对于转变员工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具有重要的作用。2.结合高等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理论内容的有机结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政府会计制度相关内容的深入理解，并制定相关的实行政策和制度。3.采取模拟实操的方式进行员工实操方面的培训，并在过程中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讲解。（二）采取部门联合的方式进行变革。通过对政府会计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可以看到，该制度要想更好地在高等学校会计核算工作中实施，单单是高等学校财务部门进行变革是不够的，需要高校相关部门共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革，才能更好地落实政府会计制度。比如在新的政府会计制度下对高校的资产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为此高校的资产管理部门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资产管理，以此更好地配合政府会计制度的有效实施。同样，在记账信息系统的改革下对信息化要求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高校相关的信息部门也要为此进行一定的信息化建设改革，才能保障高校记账信息系统能够稳定运行。（三）根据高校现有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虽然新的政府会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工作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但是政府出台的会计制度毕竟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其在针对性以及个性化方面相对要差一些。因此在高等学校实际落实政府会计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在此基础上，针对本校实际情况和特点，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进行完善和改进，使政府会计制度能够更加适应本校的实情，为本校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新的政府会计制度对于高等学校会计核算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可以促进高等学校的记账信息系统、资产核查工作以及往来款清理等方面的变革，使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逐渐趋向标准化、规范化，能够大大提升高等学校相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为相关院校各方面的决策提供有力的财务信息保障。为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在高校会计核算工作中实施政府会计制度，校方还应该作出相应的配合。

参考文献

[1]邓兰，王东辉.高校部署与实施政府会计制度衔接工作相关问题探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37（07）：63–66.

[2]陶其高，虞劲松.对高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J].教育财会研究，2018，29（03）：35–40.

制度变革范文篇3

治国者为了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这就造成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积聚到财政危机时，国家开始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是先“甩包袱”再“向新兴财富征税”，但由于某些原因，改革的次序会被颠倒，并导致改革的失败。

关键词：治国者、义理性、公共产品、财政压力、制度变迁。

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改革，解释一个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这对于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为一些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却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过渡经济问题时却显示了相当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在分析制度变迁过程时强调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在新兴的过渡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Clagueetal.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1996）。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或者侧重从总体上比较激进和渐进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或者具体分析过渡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则试图在已有的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某种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改革进程的分析框架。本文尤其关心的问题是，能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改革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同时，在我们看来，对改革的起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更好地解释改革之路径。本文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和许多其它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一样，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也认为，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各种组织的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们想更为明确地提出：

一、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由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都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国家的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的变化。一般而言，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人口压力。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的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权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良好的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保证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奥尔森，1982）。

二、国家与各种组织的博弈决定改革的路径

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的寻利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的贡献之外，新兴组织的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的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的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的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的产权保护。

三、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型

一种是决策模型，即强调国家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另一种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社会各种力量与国家博弈的均衡结果。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试图综合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我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适合用决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随着国家在某些领域的主动退出，给各种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最终，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这些新兴组织与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

我们感到，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一个分析国家行为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补充和改进：首先，本文假定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进而定义国家（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其次，我们认为，财政预算可能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一个假说，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财政压力犹如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望见人口压力、外部竞争和制度僵化等影响国家义理性的更为宽广的背景。我们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或财政需求）和相对不足的财政收入（或财政供给）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状态。

在阅读有关文献的时候，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国家财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主流经济文献中却几乎很少讨论。但是，从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的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他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制度变革范文篇4

一、信息产业职称制度的现状

（一）实施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情况信息产业领域目前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包括：专业技术岗位设定、专业技术人员申请和资格审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其中岗位管理、聘任管理、考核管理由用人单位自主管理进行，人事部门和有关专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政策贯彻、业务指导和监督实施；任职资格条件管理、评审管理、考试管理由人事职称改革部门为主组织实施。首先，由单位设置专业技术岗位，原则上设岗采用职位分类的办法，明确岗位名称、职务档次、职责任务、工作标准和所需的资格条件。符合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向所在单位提出评审专业技术资格的申请，并按照要求提交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报告、业绩、成果材料以及各种专业论文（包括著作、解决专业技术难题的专项报告或实例材料）等材料。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或材料审核评议小组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核，出具评价意见，并提交到相应的职称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发放统一印制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取得一定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可以参与竞聘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由行政领导决定聘任其中的技术人员承担相应的职务。行政领导向受聘任的专业技术人员颁发聘书，并签订聘约，在聘约中约定聘任期限、岗位任务、工作环境、行为规则、终止聘约条件等。对应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实施任职考核，由所在单位的行政领导和技术专家组成考核组，进行述职评议；对任职期满考核结果评定为称职以上人员可申请参加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考评；对基本称职以上的人员，一般应予以续聘，重新签订聘约；对定为不称职的人员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聘任制实施以来，各单位针对实践中人才评定中存在的问题，着力在专业技术资格的科学评定方面进行完善，评审机构日益向专业化发展，评审组成员基本由单位的技术专家构成，减少了其中的行政干扰因素。

（二）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情况

1．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2003年10月原人事部、信息产业部联合下发了《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暂行规定》和《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两个文件，将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中，成为职称和职业资格考试。以科学、公正的方法对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职业资格、专业技术资格认定的专业技术水平的测试。该考试自1991年在全国开考至今已有二十年了，累计报名参加考试人数约有300万人，全国（含港澳地区）设有36个考试机构。考试设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级别；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五个专业类别；27个资格岗位。从2002年开始，我国陆续与日本、韩国的计算机考试进行了考试标准的互认，有效地推动了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人才的国际化交流。与日本考试标准互认的级别有系统分析师、软件设计师、网络工程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程序员；与韩国考试标准互认的级别有软件设计师、程序员。这一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统一证书的考试办法，已成为信息产业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的最重要和最权威的考试之一。全国统一考试实施后，各单位不再进行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相应专业和级别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成为计算机及软件专业实施职务聘任制的资格依据。

2．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2006年1月，原人事部、信息产业部印发的《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通信专业技术人员初级、中级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两个文件，决定在通信运营领域建立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并将考试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中，通讯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也是信息产业领域的一项重要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层次。初级、中级职业水平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评价，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高级职业水平则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二、信息产业领域职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基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亟待建立一套通行于全国、适用于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水平评定体系，使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够得到各类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为此，要将过去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与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相结合，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评价体系，使专业人才能够自主在岗位间流动，实现人才利用的最大效率。其二，加入世贸组织要求我国信息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竞争力大幅度提高。信息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在职称制度改革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中完善人才发展激励机制的建设，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业培训，进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以迎接激励的国际竞争挑战。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进行各种资格水平的国际互认建设，使国内的技术人员能够与国际同行一起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

三、信息产业职称制度改革的思路

信息产业是智力密集和高创新性的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对于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信息产业职称制度改革的思路是：按照中央关于职称制度改革的精神和方向，逐步在信息产业领域建立科学、分类、动态、开放的职称体系，形成以能力、业绩为导向，重在社会、业内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使用机制，形成“个人自主申报，业内公正评价，单位择优使用，政府指导监督”的职称工作运行机制。

（一）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度。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一管理和部署下，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度，切实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进一步破除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改革和丰富职称评定方式，探索资格考试、工作业绩考核和同行评议等多元化的评定方式。建立科学合理、公正公开并符合信息产业各专业特点的评定标准和体系。

（二）推行信息产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针对信息产业社会通用性和人员流动性较强的特点，推进信息产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逐步扩展实行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范围，探索建立科学合理、职业化的水平评价办法。同时，逐步提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公信度，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在全行业内、包括非国有制企业的应用。

（三）依法实行执业资格管理。对关系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岗位，依法实行职业准入制度，并逐步建立科学、公正、公开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加强对获取执业资格人员的继续教育，促进信息产业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

四、职称制度改革工作的建议

（一）坚持分类管理、分步实施职称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专业技术人员工资、考核、待遇等方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职称改革要坚持分类管理、分步实施，稳妥进行。所谓“分类管理”，就是要区分专业类别的不同情况，区别改革措施。对于信息产业工程技术、经济等专业系列方面的职称改革，要进一步推进评聘分开和社会化评审方式；对于需要实行职业资格的，要结合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展职业范围，设定科学合理的考试内容，重在对申请人的专业技术能力（尤其是操作技术能力）等方面的评定，提高职业资格的公信度；对于需要实行执业资格制度的，应当依法实行执业准入。所谓“分步实施”，就是要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从长远看，信息产业专业技术职务将逐步实现社会化评定和评聘分开的模式，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主要方向。

制度变革范文篇5

关键词：会计职能；市场经济；会计核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也给会计工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就使会计职能在内容和发挥上无一例外受到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

1市场经济对会计反映职能的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领域拓宽，导致会计反映的范围和内容扩展，从而增加了会计反映的难度。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物资保障的市场化趋向成为一种必然，物资供应方式将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转向从市场获得。由此而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各单位的实物供应量不断减少，经费供应的比重逐步加大，会计反映对象也由简单的物资领用为主扩展到市场流通领域中的经费领报支拨的全过程，反映难度进一步加大。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核算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思想上要逐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思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传统的事后核算转变为对经济活动全过程的核算。事业财务计划的制定到经费的领报支拨，以及物资采购、收发、结存等，都必须运用会计方法进行记录和反映，使各项经济活动至始至终都置于会计的严格控制之下。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完善会计核算成为当务之急。“市场越发展，信息越重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信息作为反映市场的第一语言，已成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之关键所在。而准确有效信息的取得，必须依赖于科学完整的会计核算，这就给会计反映职能和会计核算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必须改革和完善传统的会计核算办法，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以便尽快与国际接轨。二是要建立实用的会计科目体系。会计科目的设置是影响会计工作质量的要素之一，这项工作的实施必须考虑到多方面的关系。既要考虑科目的科学性，又要考虑其实用性；既要考虑到科目的全面性，又要避免其交叉重复；既要考虑到科目的有效性，又要考虑其操作的简便性。总之，会计科目改革要有利于会计工作的发展和会计职能作用的发挥。

第三，市场经济的客观性，要求会计反映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即会计在发挥反映职能时，要尤其强调“真实与公允”原则。所谓“真实与公允”是指会计工作中要以诚实的态度正确揭示有利或不利的一切重要信息，不歪曲或掩盖事实真相，也不故作玄虚。作为人们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手段之一的会计，在市场经济中必须树立“真实与公允”观念，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体现真实客观的要求，促使会计反映职能更好地发挥。

2市场经济对会计监督职能的影响

市场经济以市场自发调节为其最本质的特征。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监督职能是否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是，市场经济对会计监督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会计工作必须正视和予以回答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法制经济，会计工作的规范化要求呼唤着完善的会计监督机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之一就是管理方式间接化和管理手段法制化。在市场经济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以法律为边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都必须依靠法律而得以协调，各种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必须以法律的最终实现为条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监督之上。由此，会计发挥其监督职能，对经济活动实施全方位、多角度、多环节、多层次的监督，对于防止和避免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经济活动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经费使用的高效有赖于强有力的监督手段。市场经济以取得盈利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这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共同性，体现在经济活动中，则是对经费使用效益的追求。因此，在经济活动中，效益观念、效益意识已成为支配会计工作的主导，体现这一思想，会计工作必须发挥其监督职能，促进经济活动的规范化运作，从而做到人少钱少把事情办好，以较少的投入取得最大化的收益。表现在权衡得失的系统思考上，会计要对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实现，实施强有力的监督。

第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要求有严格的会计监督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趋于多元化，多种经营实体协调发展，各种经营方式综合运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直接面对的将是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甚至合资在内的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趋利性，使得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有严格的会计监督来规范经济活动，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其安全性和高效性。

可见，会计监督职能是否得以发挥，发挥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费效益的高低。就这点而言，要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高效性，会计监督职能必须得以充分发挥。

在肯定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监督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将对会计监督职能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大大增加了会计监督的难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行为“变通”手法多样，造成会计监督困难。一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对经济活动是否合理合法的界定更加困难；其次，由于就体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各项配套建设一时还难以一步到位，跟不上体制转换的步伐，给少数“投机者”创造了便利条件，使会计监督难度增大。再次，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会计监督面临新的冲击。表现在：一是市场价格逐步放开，商品交易过程更加复杂，财会部门难以准确掌握物资采购情况；二是市场上发票管理混乱。买少开多，开假发票甚至不开票，以收据代替发票等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发票失真，加大了会计监督的难度。

3市场经济对会计预测和参与决策职能的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促使会计预测必须在预测上下功夫。市场调节是一种自发的事后调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上其本身存在的所谓“市场失灵”的缺陷，使得这种调节同时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这就势必会造成各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要减少和避免这些损失和浪费，会计必须增强其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同样要求强化会计预测，以谋求竞争中的主动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催化剂，是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内在要求转化为外部动力，在这种利益驱动下，竞争日趋激烈，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并最终致胜，简单的基础管理手段已难以胜任。作为会计，必须运用先进的技能手段，强化预测功能，利用准确的预测掌握市场变化趋势，积极主动地搞好经济保障。

其次，市场经济是价值经济，要求会计参与决策必须体现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之一，对社会经济活动同样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因此，社会经济活动必须遵循客观价值规律，体现在会计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对经费投入投量决策始终要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具体而言，决策要以价值规律为依据。会计参与决策的重要内容，一是参加重大开支项目的论证。检查经费的使用和开支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符合价值规律要求。针对实际工作中花钱办事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会计参与决策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此问题。二是参与决策要树立利益优先观念。对会计而言，参与决策要始终以经费效益为中心，克服工作中不讲效益、盲目拍板的问题，做到花钱看方向，开支看效果，以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参考文献

1唐记明.社会经济发展对会计职能的影响［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4（5）

制度变革范文篇6

上述现象是否仅是一二家公司的特例呢？否。从理论上说，只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均可能出现对流通股东无实质意义的要约收购：首先，该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绝对值偏低；其次，该公司股本规模或上市公司净资产规模适中或偏小；再次，大盘整体走势平稳或呈牛市状态。某一支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越低，其上升的空间就越大；规模越小的公司，资产重组的难度就越小，因此，只要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就随时可能成为一匹“重组黑马”，股价必将飞升。一般投资者在经历了无数“重组神话”之后，一般不会放弃来之不易的“黑马”。

对此，收购方大概也是十分清楚的，收购方有理由相信，即使了对流通股的收购要约，流通股股东实际参与要约的可能性也极小。从另一角度看，只要目前的市场监管思路不变，对于那些善于二级市场操作的收购方来说，即使被动持有了部分流通股，他们也不会担心，因为他们可以对被收购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或时髦概念，二级市场股价便可扶摇直上。

针对上述现象，不能简单谴责收购方缺乏诚信，或者提高要约价格的法定底线，使收购方无机可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全面反思现行要约收购制度的合理性，并及时修改完善，以维护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另外要寻求更加符合国内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在保护投资者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制度性缺陷后果

显然，上述流通股要约收购的“游戏化”现象只是现行要约收购制度不合理部分的初步暴露，该制度的内在缺陷还可能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不利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市场化转移，容易诱发不规范的收购行为。在国外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下，收购比例达到30%，基本可实现控制权的转移。但国内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比例平均在60%左右，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说，如果仅收购总股本的30%，收购方是难以取得实际控制权的。如果收购方为了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而又不愿意收购流通股，则只能采取种种不规范措施，蒙混过关或者向监管部门进行公关。到现在为止，市场仍然无法判断九芝堂和哈慈股份的收购行为是否合规，也不知道石油龙昌的两收购方算不算一致行动人。与过去的案例相比，南钢股份和成商集团的操作方式已经属于很规范了。

其实，1998年以前监管部门几乎全部豁免了要约收购义务，后来发生了多起虚假重组案例，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市场影响恶劣，对此，当时很多人认为，虚假重组之所以容易发生，是因为重组后的新股东一股独大，缺乏制约，因此呼吁从严控制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形成合理的股权制衡机制，从此，监管部门对要约豁免的审批就越来越严格。但此后的虚假重组依然层出不穷，股权分散并不能保护小股东的利益，较低的持股比例反而使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成本更低。虚假重组、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主要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市场监管力度、国有资产出资人是否到位等问题密切相关，通过控制收购方的持股比例来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对民营企业不公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在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股份转让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可以申请豁免要约收购。因此，只要收购方和转让方均为国有企业就可以根据本款规定申请豁免，目前市场上已有类似的收购案例发生，这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明显的不平等。形成这种歧视性规定的一种合理解释是民营企业控制上市公司后更具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动机，通过股权制衡，以制约民营大股东的不良行为。但实际效果可能与监管部门的最初期望大相径庭，因为过低的股权比例更可能诱发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违规的成本更低。

再次，现行制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落后的效果，对优质上市公司不公平。表现之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收购人为挽救该公司而进行收购”的，可以申请豁免要约收购，豁免要约几乎成了ST公司重组的专利，对优质上市公司显失公平。表现之二：《上市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要约收购未挂牌交易股票的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中较高者：1)在提示性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被收购公司未挂牌交易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2)被收购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一般来说，公司经营状况越差，其公允价值就越有可能低于账面资产值，因此，上述定价机制使得经营状况差的上市公司反而可免遭要约收购的威胁。

“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收购人为挽救该公司而进行收购”绝大部分都是以“保壳”为主要目的，这类购并不仅不能产生购并协同效应，而且还可能将很多好企业拖垮，浪费社会资源。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多一家上市公司，就可多一份吸纳全国资源的工具，自然具有“保壳”的动机，从过去发生的实际案例看，这类重组很多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但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看，它是十分靠不住的：市场从来就不会有活雷锋，“先予”就意味着“后取”，并且“后取”的一般都会大于“先予”的。目前昂贵的“壳”价值正是国内资本市场高制度运行成本、尤其是发行市场的高制度运行成本的具体表现，要约收购制度不能再“错上加错”了。

另外，流通股的要约价格缺乏公允性，收购方承担了要约期间的二级市场系统风险。在成熟市场上，要约收购的对象往往都是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如最近发生的上实集团全面要约收购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上实医药，中粮集团全面要约收购在香港主板上市的鹏利国际等案例，收购方提供的要约价格都是体现收购方对被收购公司内在价值的判断。而国内市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确定的流通股要约价格既不能体现被收购公司的市场公允价值，又不能反映收购方对被收购公司内在价值的主观判断，收购方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要约价格。如果在要约期间，二级市场整体出现大幅下跌的行情，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价格跌破了要约价格，收购人被迫按照要约价格收购了大量上市公司股份，对那些不热衷于二级市场操作的收购方来说，则无异于一场灾难。从本质上说，这是二级市场投资者将市场系统风险转嫁给收购人，并非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对收购人明显不公平。这究竟是市场规则的胜利？还是市场规则的悲哀！

最后，制度弹性空间过大，存在寻租的可能。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列举的12种可以申请豁免的情形中，有四种情况需事先得到中国证监会长达3个月的审批，有二种为“中国证监会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而认定的其他情形”；“特殊情况下需要对上述（要约）价格确定原则做调整执行的，收购人应当事先征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收购人提出的收购价格显失公平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要求其做出调整”等等。这些规定不仅不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还可能成为制度寻租的土壤。要约收购作为高度市场化的操作方式，监管部门审批的成分越少越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预见，随着上市公司收购行为的增加，现行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的诸多缺陷将逐步暴露出来，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完善措施。

完善措施

目前要约收购制度完善的出发点应该是：在保护一般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在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中，保护一般投资者利益和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往往是存在矛盾的，但从本质上说，双方又是一致的：只有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的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能明确，就可能出现“既不能保护投资者利益，又不利于市场运行效率”这种尴尬局面。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一，在全流通未实现之前，大幅度放宽豁免条件，促进上市公司控股权的流动。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发生公司收购行为以后，董事会应尽快召集流通股股东类别股东大会，就“是否应该豁免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这个议题作出决议。为了使流通股股东能够准确作出判断，在类别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应就上述问题为流通股东提供专门咨询意见。

不论收购方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监管部门均可豁免收购方对流通股的要约收购义务（不包括对非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1)股权收购不涉及流通股；2)流通股东类别股东大会通过了“应当豁免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的决议；3)重组期间信息披露规范；4)重组各方无不良记录。

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被豁免，对收购方来说，可显著降低收购成本的不确定性。对那些认为不应当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流通股东来说，可以选择抛售股票来保护自身利益。因为他们的持股数量相对较少，所以他们即使抛售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也不会出现显著下跌。

建设二，取消“非流通股要约价格不低于被收购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这一规定。

从理论上说，证券的价格是该证券所代表资产的未来收益的贴现值，证券价格由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决定的，与它的净资产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目前仍然要求国有股的转让不能低于净资产，但随着国有资本的加速退出，一般法人股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并且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股转让条件也会逐步灵活，这一条款的弊端将越发明显。国有股权的转让可单独适用国有资产管理法规，收购管理办法不必对此作专门规定。

建议三，缩短要约豁免的审批时间，简化审批手续。

制度变革范文篇7

[关键词]政府参与家族企业变革

1993至2004年每两年共6次民营企业大规模抽样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平均存活3年左右，能够存活3年以上的企业只有10%，中国大型集团的平均寿命为7年～8年。面对民营企业如此高的死亡率（民营企业中90%是家族企业），迫切需要政府发挥其应有的职能，适度地参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推动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一、当代中国政府职能分析

所谓政府职能是政府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管理所担负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政府职能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的变迁而改变。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统治职能日益弱化，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逐渐扩大并处于主要的地位。

1.政府职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自市场经济确立至今，政府职能定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具有宽大幅度的位移边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合理试错的过程，其中每一次的理论替代、体制改革，都不是彼此消极地纠错，而是承前积累地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界定，不是一劳永逸，只能在一个相对确定的时点上，根据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来确定政府的具体职能。从长远看，政府职能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驾驭市场经济手段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2.政府职能的确定和调整是多因素影响的渐进过程。首先，政府职能的界定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如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经济目标、政府能力等。韦灵克认为，政府对市场“何时干预、为何干预、如何干预以及干预多少”应当“取决于各自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其次，政府职能必须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做出及时地适应性调整，过渡性和经常性的调适是政府职能的常态。受外部环境的制约，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一步到位。

3.政府职能的选择应遵循两个最基本的规律。一是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市场离不开政府的影响，政府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服从市场机制。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总体上趋向扩张。这与政府权限边界天然扩张的特征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调控。

二、中国家族企业“短命”现象值得政府高度关注

据2005年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死亡10万多家;上实际80年代初在国内崛起的一批新兴民营企业到90年代大多数已销声匿迹;在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企业,到90年代末大多数也已日薄西山;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有85%的民营企业在10年内死亡,平均寿命只有2.9年,其中九成以上是家族企业。中国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着发展历史不长、寿命短暂的问题。2004年,中国有大约100万家家族企业倒闭，即每天约有2740家家族企业倒闭，每小时就有碍114家家族企业倒闭，每分钟就有2家企业破产。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年初，山西亚光集团宣告破产，2000万元的倒闭资产，最后核算的可变卖资产只有40万元，10多位股东的股金血本无归。6月，资产总值一度高达220亿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宣告破产，董事长唐万新及60名高级主管被逮捕；7月，四川成都托普集团宣告破产，缔造者宋如华远遁美国，3000多名员工全部离职；12月，“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浙江超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破产，大量资产被银行抵债托走。2005年3月，浙江绍兴雄狮集团宣布破产，400万元被银行冻结，全部资产被银行查封；4月，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海口市中级法院裁定破产，其资产负债率为536.95%。该年上半年，深圳宝安区30家DVD企业几乎同时破产。9月，享有“国产手机第一牌”的科健集团由于巨额债务，宣布破产。

三、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的适时适度参与

1.家族企业的变革需要政府的适时适度介入

(1)中国缺乏领导家族企业变革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是企业的最基本、最关键的力量。企业实质上就是企业家表露创新精神和开展创新活动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企业家自身价值的场所。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无论是在诱致性变迁还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企业家作为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一个基本决策单位。离开了企业家，企业的存在、发展以及创新都是无法实现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缺乏的。但纯粹依靠市场或企业难以完成企业家阶层的培育和形成。一定程度上不仅需要政府来填补企业家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引领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沿着合理的轨道进行，而且还需要政府予以扶持、鼓励、引导，从而加快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2)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变革面临着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的不足需要政府来弥补。因为制度供给作为外部因素是企业无法控制和左右的，而且提供制度服务应该是政府的职责。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正效应，如果企业或个人来提供，可能会因为付出大收益小而处于供给不足，企业或个人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可能向社会提供制度产品。相对地说，政府由于其强制性、权威性等特性在制度供给上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在家族企业创新和发展面临制度短缺的问题上，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3)市场和企业的失灵要求政府对企业进行宏观性干预。市场和企业不是万能的，存在失灵的时候和领域。这种失灵会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和稳定发展。总体看，市场在效率上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但在公平问题上市场和企业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市场和企业给社会带来的主要是效率，它们基本上无法兼顾社会整体公平。社会整体公平只能由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必要的调节。另外，追求利润是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在市场经济不太规范的背景下，很多私营企业或家族企业常常是不择手段地赚钱，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不道德或违法乱纪等现象依旧比较普遍。仅靠市场和企业自身来改变这种现状是很难的。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和规范的交易秩序规则都需要政府的参与。

(4)路径依赖性使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的指导。中国家族在其发展中已经显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已有的内部制度安排和现存制度环境的路径依赖。使它们大多数依然锁定于家族制。这种路径依赖性使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偏离正常的轨道：①其创新带有明显的家族制痕迹。现在许多声称已发展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企业，而且产权制度、组织结构都酷似现代企业，但其家族制的本质内核依然存在。②其路径依赖性使家族企业的未来制度选择具有高度的不明确性。目前许多家族企业想跳出家族制的陷阱走向开放式发展道路，但路径依赖性使这种开放式路径的目标选择模糊化。现在家族企业走上了一条非家族企业制度非现代企业制度的混合型道路，人们不知道家族企业的未来发展路径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现存制度环境的变革是家族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它需要政府帮助完成。

2.家族企业变革需要的是小而强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究竟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管制型、权力型、全能型的“婆婆”政府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事务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干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按照西方学界的观点，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不能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干预只能是妥当的、及时的和理智的。政府更为主要的职能是为企业创造一种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保护公民权利、向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其需要，寓服务于管理中，在管理中做好服务，以向公民和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为中心，凡是市场、企业、个人能做的事政府就应退出，该政府做的事应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

所以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应该是一种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由于双重属性和双重目标，政府在经济活动和企业的发展中的消极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正确定位政府职能的同时还必须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大化，将政府行为置于法律的约束中，加强社会自治，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有限政府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和繁荣富强的必要保障。有限是高效率的前提，有限才能有效。随着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政府权力的弱化、职能范围的缩小以及规模的缩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与小的、有限政府是相伴相生的。政府威信是建构在权力制约基础之上的公信力，是受制于法律的有限的威信，而非权力的张扬和炫耀。政府退出生产经营领域是必然的，但这种退出不是一种消极无为的退让，它是在充分调研、综合分析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实施积极主动的事前可预见性调节和干预，使个人、企业在面对无知的协调任务变得较容易而建立起他们的信心。小政府不等于弱政府，小还必须强而有力。在有所不为的同时要强调有所为，在限制政府职能的同时必须提高和强化政府的规划指导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分配能力、适应能力、利益综合能力、协调监督能力，即提高政府能力。在很多领域，管制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管制必须是少而精，管制必须到位的但又不能越位。政府应该将自己的活动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除此之外的领域应交给市场、企业和个人去做，市场和企业能办的尽量由市场和企业去办；凡是市场、企业、个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积极为之。政府也不能任企业随意发展，政府要从宏观上采用一些必要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政策手段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予以必要的规范和制约，以纠正家族企业不合适行为。

3.家族企业变革需要的是善治的法治政府

家族企业变革和发展中的政府还应该是一个“善治的政府”。所谓善治政府是指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实行合作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达到了最佳状态。善治是社会管理进一步法制化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的政府一般具有四个特性：(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2)透明性，即政府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一般而言，公民对政府行为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3)责任性，亦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履行与其职务相称的职能和义务，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回应，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4)法制化，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的监察。法治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治，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没有善治。要形成善治的政府，必须要保证公民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这样才能促使政府与公民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秩序。因此，尊重公民社会的权利和自由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可能彻底实现最佳的法治供给。法治建设，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供给统一的、合理的法律，这样才能充分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法律并不是政府创造的，更多的是“法律先于立法”，政府机构仅只编纂了原先已经存在的法律。法律属于民众，而统治者不过是保护和培育法律。“法治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家创造出来，也不应当依靠国家来创造。……法治的惟一源泉和真正的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当然，政府在制定法律规则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政府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政府的真正作用在于鼓励非政府的努力，而不是置之不理甚至阻碍这种努力。

参考文献:

[1]李华刚:对策中国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管理变革之具体措施[M].时事出版社,2006

[2]张成福倪文杰:现代政府管理大辞典[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制度变革范文篇8

一、新医院会计制度的特点分析

资产、负债作为会计核算的两大主要要素，对会计核算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医院会计制度变革的主要方面则集中体现在这两大会计要素上。首先，资产要素方面。一是“坏账准备”作为“应收账款”的备抵账户，对“应收账款”的核算有着重要的作用，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增加了“坏账准备”这一科目，并且改变了计提范围，同时明确了该科目的计算公式、定义及核销条件；二是在往来科目中增加了“预付账款”，并对“预付账款”出现坏账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说明，明确了处理方法；三是在“应收医疗款”科目中，增加了医疗保险机构结算的相关处理规定；四是对“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增加了长期投资利息及利润核算；五是在“库存物质”核算过程中，扩大了核算范围。药品的核算取消了“药品进销差价”核算，主要以药品的售价为依据进行核算；六是在对“固定资产”这一科目的核算过程中，固定资产大德价值标准得以明确。此外，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不在含糊不清或者不存在。[1]其次，负债方面的要素。对于整个医院会计核算工作而言，负债可以看成是对外的一种现行的经济责任，必须引起医院财务工作的重视。新医院会计制度在负债要素方面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增了“应交款项”这一会计科目，并且对应上缴的国有资产处置收入的核算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二是针对各种税费的核算，增设了“应交税费”科目；三是针对给职工发放的福利，专门设置了“应付福利费”这一科目；四是随着结算方式的多样化，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结算需求，增设了“应付票据”科目，明确规定了带息票据的核算；五是扩充了“应付社会保障服务费”的核算范围；六是相应减少了“其他应付费”的核算内容；七是对“长期借款”这一会计科目的核算更加明确。从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新医院会计制度突出了“新”的特点，不仅在内容上对旧医院会计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补充，而且在形式上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使得会计核算工作朝着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二、具体作用

(一)使得收支分类及核算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新医院会计制度在收支核算及管理核算过程中，规定收入应按照来源进行分类入账，支出应按照用途登记明细，并且医院的收支分配的调整应正确且合理，根据业务的相关要求，做到收支分类具有合理性。这样不仅突出了医院公益性质的特点，还对医院的各项收支核算与管理实行了相关的规范。(二)加强预算管理。新医院会计制度下，预算管理的力度得到了加强，主要是指将医院的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管理的范畴，对其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同时还能有效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医院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成本绩效考核制度，来加强医院的成本控制管理。此外，这种方式能将成本核算落实到各个科室的相关部门，有利于成本责任制的落实与实现，确保各部门科室在实行预算时，保持其预算工作的严肃性，以促使医院的运营规范化。[2](三)加强资产管理与财务风险防范。对于医院而言，大部分医疗设备及器材都属于固定资产，由此可见固定资产管理的重要性。新医院会计制度的变革对资产负债表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明确指出其所含的数据的真实、完整。这不仅加强了对固定资产的管理，对其他资产的管理也有一定的作用。通过新医疗会计制度，使得医院的投资与筹资活动的依据更加具有可靠性，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风险，同时起到财务防范的作用。[3](四)会计科目及财务报告体系得以改进与完善新医疗会计制度在会计核算内容上进行了相应的扩充，使得会计科目的分类更加规范化，促进了整个会计科目体系的改善。财务报表除了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外，还增加了现金流量表及财政资助补贴情况表等，丰富了财务报告内容完善了财务报告体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医院会计制度的变革是医院会计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充分体现了医院公益性这一特点，使其对成本控制管理更有力度，在医院财务分析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参考文献：

[1]蔡蓉.浅谈新医院会计制度对医院财务分析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6(05)：265-266.

[2]梁鲜梅.新医院会计制度变革在医院财务分析中的作用[J].财经界(学术版)，2015(01)：137.

制度变革范文篇9

一、当前保险营销制度面临的困境

（一）保险营销员法律定位不利于营销体制的持续发展

在现有的营销体制下，营销员的法律定位不清晰，原因在于：一是为了不承担过多的责任，保险公司把营销员地位定为个人人，与营销员签订合同。但是，依法成为个人人所必须的工商登记、资本金、经营场所、独立核算等实质性条件，营销员并不具备，因此不能成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个人人；二是为了稳定队伍，发展业务，保险公司对营销员进行必要的培训、考评、管理，个别优秀的给予底薪，这事实上与雇员制无异，但双方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这种对保险营销员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使营销员个人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遭受损失：完税后的实际平均收入不高；难以分享国家社会保障和保险公司的养老计划；身份受到歧视，政治权利享受不充分；社会形象的负面影响致使营销员在心理上承受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阻碍了营销体制持续健康发展。

（二）保险营销制度是引发保险社会信任危机的肇端

保险营销制度对人性假设遵照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说，吸引并留住营销员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利益。保险公司利用经济利益对营销员进行“前引后推”，在晋升之路上设立许多门槛，而在这些门槛后面放置了诱人的经济利益，吸引着营销员全力开展业务；对于新加入的营销员，保险公司往往对其下达了硬性的任务指标，用强迫式的经济利益把他们推向市场。在只能进不能退的狭窄渠道里，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营销员必然会使出混身解数，难免会急功近利，出现短期行为，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整个保险行业被贴上了不诚信的标签。

（三）保险营销制度成为保险公司经营战略调整上难解的症结点

随着保险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各保险公司为适应竞争新形势的需要，都在调整经营战略。曾一度为保险公司开疆破土立下战功的营销队伍成为经营战略调整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关键点。但是目前，保险营销员仍然是保费收入的主力军，个人营销仍然是保险公司融资的主渠道，保险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象的提升，仍然依赖于保险营销员行为重塑。面对155.8万[2]营销员大军，保险公司如何实现保险营销制度创新，更好地发挥保险营销在扩大规模、提高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作用，成为一道必解的难题。

二、《劳动合同法》对保险营销制度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律。它对劳动关系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对事实劳动关系进行保护。《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将进一步规范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势必对保险营销制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是对营销员身份定位的影响。一直以来，社会上很多人把营销员当成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来看待，更甚者把营销员看成传销人员。这种情况的出现缘于营销员身份定位的模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将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关系和劳动关系是非此即彼，不存在中间状态或第三种情况，营销员与保险公司之间只能是或雇佣二者取其一。因此，《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将有利于明晰营销员的身份。

二是对营销管理体制的影响。近几年来，营销员流失率高、兼职展业、合同纠纷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各保险公司，究其根源是营销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与保险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将促使各家保险公司完善“基本法”[3]，探索新的营销管理体制，重构营销模式，建立新型的公司与营销员的关系。

三是对公司营销战略的影响。《劳动合同法》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和保护，以及对违法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加大的规定，让广大营销员深感话语权增强，提升了争取“员工待遇”的期望。在这种形势下，“人海战术”显然扩大了纠纷范围，放大了纠纷机率。因此，保险公司要适应形势需要，必须有效调整营销战略。

三、保险营销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

综观世界保险发达国家个人营销发展之路，结合我国保险营销实际情况，保险营销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制。个人具备一定的经营场所和资本金，依法取得经营许可证，进行工商登记，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建立关系。制的优点是：保险公司在现有的营销制度基础上较容易改造，成本较低。缺点是：成为个人人的条件较为严格；营销员归属感欠缺，保险公司管理难度较大；营销员的经营成本增加，收入受到影响；营销员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营销员的逆选择。

二是员工制。保险公司与全体营销员签订劳动合同，把营销员转制为雇员。这一制度的优点是：营销员可以享受完备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归属感较强，有利于队伍的稳定；有利于统一管理标准，减少内部冲突，降低内耗。缺点是：保险公司转制成本较高，后期的经营成本会持续增长，严重影响经营效益；营销员会因良好的社会保障而在一定程度弱化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

三是转雇佣制。公司设置一定的标准，达到标准的营销员可以签订劳动合同，新录用的营销员要先签订合同，经培训和展业实践达到标准后再成为雇佣关系的员工。这一制度是“人—职工”的成长过程，而不仅限于现有营销员的转化。转雇佣制的优点是：对现有营销员的转化难度较小；给营销员提供了顺畅的成长渠道；营销员通过努力可以享受完备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收获归属感。缺点是：转制标准没有可参考的先例，标准制定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

依据现有法律规定，考虑保险营销员的规模和现状，转雇佣是保险营销制度变革的理想方式。原因在于：其一，从社会文化层面分析。我国在历史上是“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维系纽带是人情。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加快，熟人社会正逐步被打破，契约氛围正在形成，当前的社会正处于“熟人”与“契约”的角力、混融和过渡时期，有些社会学家形象地称为“半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员工的归属感对营销员仍然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二，从法律政策层面分析。《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明确界定为人向企业员工转变铺平了道路。和谐社会建设和建立全体社会成员保障体系的大政方针促使保险公司要尽到企业公民的责任。加快转雇佣制度建设是执行法律和落实国家政策的需要。其三，从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层面分析。考虑公司的经营成本和经营政策的连续性，把现有的营销员管理模式完全抛弃从头再来，显然是不理性也难以实现的，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在原有的架构基础上进行改造，而转雇佣制正是改造的模式，既循序渐进，又突破旧规。其四，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层面分析。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包括经济、政治和精神等方面。保险公司在对营销员进行激励时应该全面考虑，多措并举。仅用经济利益进行激励，在初始阶段效果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激励疲态，这时政治和精神上的满足显得弥为重要。转雇佣制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利益激励失效，增强营销员持续开拓奋进的能力。

四、对完善保险营销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清楚了解现有营销队伍构成情况

现有营销员队伍是营销制度变革的基础。对已有的营销队伍要进行摸底，了解营销员的年龄特征、学历结构、入司年限、业绩贡献、成长速度和持续开拓新业务的能力等，掌握每位营销员的基本情况，建立营销员数据库。

（二）深刻把握《劳动合同法》精神实质

《劳动合同法》是明确和维护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立法宗旨是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维护健康有序的劳动市场秩序，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认真学习和研究《劳动合同法》，深刻把握《劳动合同法》的精神实质，并把其融入到营销制度变革的实践之中。

（三）设计与公司发展战略相匹配的营销制度

营销制度变革要从公司实际出发，做到因司制宜，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设计和选用相匹配的营销制度。首先要考虑公司发展的长期战略，是走个人营销为主的道路，还是发展专兼业、电话营销、网上直销等多渠道并行的营销模式；其次要考虑公司的实力；再次要考虑营销队伍状况。

（四）制定前瞻性的增员方案

现阶段各公司仍然采用大浪淘沙式的“人海战术”进行增员，强调了数量而忽略了质量，这对保险业的长远发展遗害极深。要扬弃“人海战术”，制定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增员方案，实现素质化、内含式、能力型的增员。要适当抬高营销员招聘条件，扭转无事能做才干保险营销员的错误观念，建立独特的保险营销文化，提高保险营销员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逐步塑造保险营销员是受人尊重和羡慕的职业形象。

--------------------------------------------------------------------------------

[1]本文中的保险营销制度专指个人制度。

制度变革范文篇10

就我国来讲，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历经了解放前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解放后的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人说，家庭承包制也还是公有制，但我却认为它同改革前的公有制，可以说是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具体讲，土地的所有、占有制，其实既是一种民生、民权、民益的具体维护的制度，实际也是一种有关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在有些人看来，土地制度似乎只关系到农村，农民，农业经济发展的成败，或是农民生活状况的具体改善，可我却认为它同时其实更是一种社会发展能否发生正确导向的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得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就会呈现欣欣向荣，而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得不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就会容易受到极大的牵制。这种规律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外国都曾具体极其明显地表现过。

在中国，古代曾有平均地权的要求，曾有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共和的土地制度，曾有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化的土地制度，还有台湾的减租的土地制度（见《台湾的》一文），也有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家庭承包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需求，也即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可能就会要有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发展的要求，这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中都不可能不存在的客观规律。而就这一点来讲，深刻分析、认识、研究、探讨我国今天实行的土地制度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或需求，可能也就是必不可少了。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本上实行开了承包制，这种制度对于我国的农民来讲，首先容易使他们感觉到的是摆脱了集体所有制生产的束缚。也即农村的土地怎么种，经济怎么发展，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己的主张和打算。有的农民可以承包，也可以转包，有的农民可以搞运输，也可以搞养殖，而多种不同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可能首先也是由于土地制度的变更，也才有不同的存在。试想在原来集体所有制下，农民能有这种不同经济发展的能量和胆略吗？可我们有些人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这种变革，却视为仅仅只是另一种平均主义的福利分配。也即一家一户，一人一地的平均承包，它不是福利分配是什么？可农户的土地分配，它并不是单纯只承担着利益的享受，而是同时也承担着责任和义务。一家一户承包的土地如果仅仅只是关联着农户自家的福利利益，那他可能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卖了，换取更多个人的利益，但在我国实际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同平均分配土地的所有权，搞土地私有制还是不一样的。

而从另一角度讲，虽然承包土地从一家一户，一人一地上来讲似乎是平均的，但实际就全国范围来讲，这种平均并不平均，所以它怎么能是一种单纯的福利分配呢？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本上实行了土地承包制，但到今日为止，虽然统统都是承包制（个别农村，例如南街村等除外），但效果却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并不完全明显。有的地区，由于农民既会利用自己手中承包到的土地，更会利用自己对市场发展行情或状况的掌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不仅是摆脱了贫困，而且实际也是开始逐步进入了小康。但在有的地方，虽然同是承包，但由于有的农民的素质各不相同，对市场发展的感应也略显迟钝，这样在承包之后，虽然可能他能有更多的发挥、施展自己能力的机会了，但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错误判断，或者由于市场不良环境的影响，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挤压，比如虽然粮多，但却又卖不出去等等，结果使他们不但没富起来，而且实际可能同时面临着破产的境地。这样，承包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可能就不能不受到冲击。因为承包了土地却承包不出利益来，谁还愿意继续承包它？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就正是具体反映出了这种状况的存在。也即农民大批往大城市涌，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反映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城市劳动力也并不是就不过剩，但城市劳动力过剩，城市劳动力却为什么不往农村涌呢？所以这其实是说明了在我国，在今天，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也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演变，实际今天的农民，实际是想不往大城市涌也不行了，因为农村已经太不能使他们感觉生活的好了，而城市里，就是即使再低三下四的给人家打工，可能也是要比在农村（种承包地）强得多了。而这正说明了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流向，也即在我国，在农村，是不是具体就是一点发展的前途也没有，是不是农业，或者是种粮，已经属于是一种凋敝的产业，因而农民、农村、农业等等的发展，必须选择以依靠大城市为发展的依托，处处只能经营着如何为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自己。

在我国，农业产业基本上还是一个属于落后的产业，虽然有人说今天，我国农村的亩产单产（粮食）已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准，但我却认为，外国的农产品之所以能以更低的价格打进我国的市场，这就说明在今天，在我国，实际我国的农业发展，实际还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即虽然我们的亩产高，但投入成本可能也高，而投入成本高，则说明我国农村、农业的土地制度发展则还需要健全。也即我们不能有了土地，有了粮食（高产了），而就不管它具体需要投入多少就都可以。

在我国，在今天，农村土地的投入，主要可能还是人力的投入。人力的投入，决定了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形成比较现代化的优势。这样就决定了我国的土地制度的变革，其实更应该着重朝一个怎样减少投入，同时也能打出比较高的产值的路径。即具体考虑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其实应该本着如何能减少投入，如何能稳定农村的发展，如何能通过农村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积累更多的资金和市场。也即农业，虽然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产业，但搞得好与搞得不好，那其实可能对我国整个现代化经济的影响，并不是不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