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范文10篇

哲学基础范文篇1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of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哲学基础范文篇2

马克思哲学是否有自己的本体论，学界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清楚明白的，马克思同所有的哲学家一样，也具有自己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看法。这就是他感性世界的观点。正是在对感性世界的认识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哲学的本体基础以及哲学上的实践进路，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因此，对马克思感性世界的本体意义的分析，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及其哲学范式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感性世界的

感性，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由外界事物作用，于感官形成的感觉、知觉、表象的认识形式，世界则通常指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外部的东西，感性与世界组合起来形成“感性世界”一词，其最初意义是指被感觉到的世界，与本质世界相对。但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感性世界则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德谟克里特把感性世界看成是主观的假象，伊壁鸠鲁则认为是客观现象，康德将其视为主观性的现象界，费尔巴哈则认为是“感性的实体”、“现实的实体”。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理解感性世界的呢?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并非是独立于人的自在世界，而是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世界，是对象性的存在。“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显然，对马克思说来，不存在脱离物的人，也不存在脱离人的物。当我们讲到人时，就要考虑到人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讲到物时，就要考虑到作为它的对象的人。感性世界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因而，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也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性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可见，离开人的自然界或抽象的人，是不在马克思的哲学视界中的。

(二)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是人与物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现实的人，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的对象，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因而，“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由于人与世界是统一的，在马克思眼里，“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说法)”，“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迥异于传统物质观的感性世界视野中，感性和自然界具有同一的意义。感性的也就是现实的，从感性出发也就可以看成是从自然界出发。

(三)马克思不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同时也把它理解为感性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里的“只是”一词表明，“对对象、现实、感性”，仅停留于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是不够的，还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此后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再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对感性活动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强调，除了表示他与费尔巴哈在感性世界的理解上不同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彰显其关于感性世界运动的思想。“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这里，马克思把“存在物”与“运动”联系在一起，反映的正是他对感性世界与感性活动关系的一种辩证理解。正是在这种新的哲学视野中，马克思将感性世界的对象性存在转化为感性活动中的对象性活动，再将对象性活动的观点延伸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从而把他感性世界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的观点联系了起来，完成了本体论和历史观的贯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这句话表达出的正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基本理解，即世界历史是人的感性活动和自然界的对象性生成过程。因此他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可见，马克思的世界不仅是感性的，同时还是依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断改变的感性现实。马克思的这种感性活动的思想，不仅揭示了感性世界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还映射出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历史观点：即历史是人参与其中的对象性活动过程，而不是离开人的活动和不受人的意识影响的独立于人的过程。换言之，世界是离不开人的，而历史同样是离不开人的感性活动的。

二、马克思的感性世界与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马克思的感性世界是一个不同于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概念的东西。但时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上，许多人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感性世界等同于物质的概念，这样也就在不经意间遮蔽了感性世界的深刻内涵，消解了马克思哲学的坚实基础，从而也就在实际上阉割了马克思哲学变革上的本体论意义。因此，揭示马克思的感性世界与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的不同，不仅是明确马克思的世界观问题，而且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原则性问题。那么，马克思的感性世界与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概念究竟存在着哪些区别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感性世界是依赖于人的存在。是属人的世界；物质是独立于人的存在，是与人无关的世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关于物质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二是把人及其意识视为组成物质世界的具体事物之一，人与精神都从属于物质，属于物质世界的一个类别，而不是作为物质世界的对象性存在。显然，这同马克思感性世界的观点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的感性世界中，世界与人及其意识是密切相关的东西，自然界离不开人，社会也离不开人；双方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与物、思维与存在之间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而非一种从属性的关系。

(二)感性世界的运动是感性活动。感性活动是人与物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的矛盾和统一的过程，是人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对象性活动的过程；而教科书中物质的运动是自然界或社会本身的一种客观的运动，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与一般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运动观点的最大不同是，它不是把物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运动，而是把物的运动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从而使物的运动与人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气候变化，在传统的物质运动观中，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但在感性活动中，气候变化则要受到人的活动的影响。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和社会历史运动是依赖于人的活动，而不是独立于人的活动。“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三)感性世界所指向的是一切具体物的总称，亦即我们所认识的、现实中的事物。其外延同现实中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是相等的；而物质由于包含或等同于自在之物，其外延要大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总和，因而实际上是不能规定任何东西的。此外，感性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是存在差异的，而物质概念中的事物是无差异的。恩格斯曾写道：“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恩格斯这里讲的是物质的概念，但这种概念由于撇开了它所指的物的差异，因而实际上是不指向现实世界的，反之，感性世界则包含了各种特定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是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四)马克思的感性世界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物质范畴则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和对立为前提的。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是一个不能脱离人和意识的存在，否则它就不是现实世界；感性世界是感性与世界的融合。在感性世界中，人与物是统一的，思维和存在也是统一的；正是这种统一，使感性具有实在性，也使物质具有可感性。而教科书中的物质是一个与意识相分离的概念：物质是物质，意识是意识，两者性质迥然、泾渭分明。

从上述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中，物质作为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其所指称的实际上是一个自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独立于人、独立于意识。如果说它与人、与意识有联系的话，也只是把人和意识看作其产物，人对世界的影响仅是构成世界的各种物理和生命的东西的影响之一。显然，这与马克思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不同的。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是自然向人而生成的现实世界。在感性世界中，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同样是对象性的存在，人与物、思维与存在是不能分离开来讲的，否则就是抽象的。而把世界看成是独立于人的存在，世界也就成为非对象性的存在，而“非对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物”。因而，把物看成独立于人的存在，使自在的自然界成为哲学的中心，并由此将世界建立在物质统一性基础上，也就消解了物的对象性存在这一性质，而消解了物的对象性存在，也就取消了人与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从而最终割裂人与自然界和社会的联系。可见，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观实际上是以独断论代替马克思的对象性存在论，并以此掩蔽马克思感性世界的丰富内涵的。

三、马克思哲学是以感性世界为本体基础的

任何一门哲学都是建立在它对世界看法的基础上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那么；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基础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既不是以物质为本体基础，也不是以实践为本体基础，而是以感性世界为其核心范畴和本体基础的。感性世界正是马克思哲学中那个原初性的存在，是马克思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一)感性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中，“感性世界”是一个频率很高的词。它与马克思提到的“人类世界”、“现实世界”、“现有世界”、“现存的世界”、“对象世界”、“感性的自然界”、“感性客体”这些词的意思是相同或相近的，都是马克思用以表达自己对世界看法的词语，其共同特点是，都与人、意识、认识有关，都蕴涵世界的属人性质。可以说，感性世界正是马克思用以表达他关于世界本性看法的词，是马克思哲学中用以指称本体的核心范畴。虽然，马克思也承认存在一个优先于人的自然界，但在马克思看来，那个离开人的自在世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因而也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人类的世界；而自然界也只有“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可见，马克思虽然也承认自在世界的存在，但这个世界却是被他搁置起来的“世界”。因此，以自在性为基本特征的物质世界也就自然地被马克思排除于本体之外。可以说，感性世界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已是马克思在指称世界或说明世界是什么时的不可或缺的概念，一个离开它就无法表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是什么的概念。

(二)感性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对象。马克思哲学以改变世界为宗旨，这个世界也就不是单纯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世界，而是感性的存在，是人与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世界。正因为自然是与人紧密联系的自然，社会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因而马克思对存在、对意识的理解也就将其与人的存在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是“社会存在”，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存在，是体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统一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人口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客观要素集合的物质实在。意识在马克思那里是“社会意识”，是处于人的感性活动中的、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的意识，而不仅仅是纯粹主观性的精神存在。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则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存在决定人的感性活动的意识，是意识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一种认识论上的表述，是以感性世界为对象的结果。

在感性世界中，人的本体存在与物的本体存在是一致的，是一个整体中的两个单元。这里的人不是作为物的个别类属的人，而是作为物的对象性存在的人；而物也不是纯粹的物、自然科学对象的物，而是作为对象性存在的物。因此，以感性世界为对象，也就是以人与物及其关系为对象；以实践为对象，也就是以人与物及其关系在历史活动中的展开、即感性活动为对象。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诉求，实践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构架，都是渊源于对感性世界的认识，以感性世界为对象的结果。

(三)感性世界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前提和基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已是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为什么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核心内容，在本体论层面上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论证。有的认为实践的基础是物质，有的认为实践的基础是主体，有的甚至认为实践自身就是本体。这些原则性上的分歧使得实践在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同时也面临着被“悬空”的危险。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来说，无疑是个潜在的挑战。因而揭示实践的本体基础，也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对马克思的感性世界与感性活动关系的分析表明，感性世界正是实践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实践是以感性世界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我们知道，感性活动源于感性世界中人与物的对象性存在和相互作用，因而，实践也就必然要以人与物及其关系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事实上，实践本身就是以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存在为前提并受其限制的，而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本身就是人与物。其次，感性世界不仅是实践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和一切知识的源泉，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由感性世界传递而来的信息加工而成的，而实践也只能在感性世界的基础上进行。虽然我们并不能排除在感性世界的外面还存在一个自在世界，但只有在可以感知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上，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才能不断接近自在世界，从而不断增加我们的知识和扩大人化自然界的范围。马克思把外部世界理解为感性世界，也就使世界成为可以把握的对象。最后，感性世界作为一种同时性的存在，与作为历时性存在的感性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感性世界作为存在本身就内含了感性活动、内含了实践，因此，以实践为对象、为出发点，归根结底还是以感性世界为对象、为出发点。

哲学基础范文篇3

一、现代哲学对基础主义的批判

纵观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哲学家众多，门派林立，哲学文献也浩如烟海。围绕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我们试作一简约的概括，我们认为主要有来自以下四个维度的批判。其一，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逻辑的批判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以维也纳哲学小组最为典型。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维也纳小组提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判准，即逻辑和经验，因此维也纳小组的哲学也被叫做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只有两种，一种是他们所说的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形式知识或者叫形式科学，最为典型的是数学、逻辑学，它不需要经验的证明，仅靠逻辑形式的正确性就能保证这种知识的有效性。第二种就是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这样一些所谓经验科学的知识。这种经验科学的知识按照维也纳小组的看法，最后都必须还原为感觉命题基础上的逻辑构造。那么从逻辑和经验的标准去看哲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哲学既不是形式科学，即不是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分析的真理，也不是经验科学，即不是由综合命题所构成的可以由经验检验和证明的真理。哲学既不是分析的真理，又不是综合的真理，所以哲学就不是真理，哲学就不是科学。按照赖辛巴哈的看法，哲学是“冒充科学”，哲学更像是“一首蹩脚的诗”。

这种批判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去追溯，最早可以追溯到休谟和康德。休谟当时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们在巡行各个图书馆时，将有如何大的破坏呢?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①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关于超越知性的界线、理性必然陷入的辩证幻象的分析，可以说是维也纳小组批判的先声，也可以说是维也纳小组的哲学批判最早的哲学史依据。这是对哲学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沉重的批判，那就是用科学的标准去看哲学，结论自然就是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主义至上的现代性语境中，这样的批判对传统哲学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其二，是从语言的维度批判传统哲学，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为什么传统哲学不具有科学的性质而又要冒充科学?从罗素开始，也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因为哲学混淆了语言的表层语法和深层的逻辑句法，语言使用混乱。也有哲学家从语言的概括性去寻找哲学的根源，比如以科日布斯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科日布斯基非常清晰地批判传统哲学怎样受语言的诱惑而陷入了过分概括化的陷阱。赖欣巴哈也有相似的表述，他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明确地说，知识的本质是概括，概括是科学的起源，概括也就是解释的本质。②应该说，赖欣巴哈的这种“概括”是很具说服力的。我们不会反对今天的所有的经验科学知识都是来自于科学概括这样一种“概括”，问题在于，在赖欣巴哈，包括科日布斯基看来，由于科学概括的成功，诱使人们在缺少相应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去作过分的概括。“这样，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哲学就是从这个土地上兴起的。”③如此，因不严密的语言(的使用)而作过分的概括被认作是哲学产生的一个根源。后来又有牛津学派关于语言的陷阱的一些分析，基本上都是从语法语用这样一些角度去分析传统哲学的语言根源。一定意义上，根据语言学的批判，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只不过是基于对“过分概括”的诉求而对语言的误用或者滥用，只要理清了语言的语法、语义、语用等规则和界限，哲学即形而上学问题就自然消解了。其三，是从政治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其中一大批法国哲学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也包括德勒兹、加塔利等，从另一个维度展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简略地把他们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视作一种政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阿多诺，最先提出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把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甚至指责同一性哲学要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福柯则出色地揭示出无处不在的知识与权力的内在交织而形成的规训系统，他在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所作的序中，明确地把该书的主旨归结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反对人心中的法西斯主义”。④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样，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要把群众中的作为法西斯主义的集体欲望给揭示出来，而在其合著的《千高原》中，提出以“游牧思想”来对抗自柏拉图以来的“城邦思想”。总之，在这些后现代哲学家看来，同一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的基础主义哲学意味着霸权甚至意味着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其四，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由于文化批判中总是蕴涵着政治批判的维度，所以上文中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从政治角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也可以视为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批判。在后现代哲学家们看来，传统哲学所犯的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学科帝国主义”。把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作为唯一的、真理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要把整个世界纳入哲学的同一性逻辑中。针对传统哲学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基础主义的、知识女王的霸权式倾向，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

他明确地说:“在这个文化中(指后哲学文化，引者注)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①德勒兹和德里达等哲学家更是明确地强调多样性、生成性的“差异”来对抗传统哲学中同一性的、压制性的“重复”。叛离黑格尔为代表的基础主义哲学可以更早地追溯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两种被法国哲学家利科尔称为“怀疑主义的解释学”从根本上颠覆了基础主义哲学赖以可能的意识自明性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潜意识规定自觉意识，这使任何传统哲学作为自觉意识而确立的基础命题和原理失去了基础地位，在深层的怀疑主义的对意识的解释中，哲学的基础塌陷了。上述现代西方哲学对基础主义的多维批判，进一步瓦解了传统哲学的基础，极大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丰富了哲学的知识领域，发展和完善了诸多精巧的哲学方法，形成了多元化的哲学理论形态。但是，各派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展开批判时，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对象固有的理论旨趣、思维逻辑乃至思想风格的规定，从而批判就是激活或复活传统哲学的特殊形式，批判基础主义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某种新的基础的寻求;另一方面，在反对基础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专门知识、技术和方法，可能过于沉醉于自己的严谨和精巧，从自我迷恋而致自我丧失，失去了在人类知识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意义。

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通过上文对各派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勾勒可以看出，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基础主义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怀疑主义似乎再一次胜利。好像哲学从此远离了“同一”、基础主义而与多元、相对主义纠缠在了一起。这样看来，怀特把20世纪哲学归结为“分析的时代”似有些太过强调英美分析哲学所取得的成就。问题在于，形而上学真的已然终结，而相对主义真的就是哲学或者“后哲学”的宿命么?哈贝马斯也曾归纳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②但他同时认为，20世纪哲学研究的这四种最重要的原动力，不仅带来了新的认识，同样也有新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所说的“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基础主义”:科学的方法论使科学主义成为新的神话，语言学转向形成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式的语言观，理性的重新定位使哲学重新成为理性的保护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促生了各种新的还原论。③我们同意上述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西方哲学反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那种追本溯源式的基础主义，但是在他们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主义的过程中却又显露出新的基础。这暗合马克思所说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即现代西方哲学各派在批判旧哲学中发现了新的哲学基础或方向。哈贝马斯自身就是如此，他不赞成阿多诺等人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传统的彻底颠覆，而是认为批判传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传统使之适应现实的变化，从而获得新的活力。因此他自觉地捍卫启蒙运动中的普遍主义或者理性主义传统，试图用新的“实践理性”来为传统的理性主义奠定新的基础。

为此，他诉诸康德来论证交往规则的普遍有效性，从而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交往理论”，用“交往理性”即“交互主体性”代替传统的“主体中心的理性”。罗蒂的思路大致类似于哈贝马斯，只是罗蒂视自己为最彻底的反普遍主义者，从而“不想为普遍主义或者理性主义淘旧换新，反之，他想瓦解两者，并以别的东西来取代”①。为了实现他所谓的“人类团结”的乌托邦，他诉诸“同情心”来代替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罗蒂所理解的“人类团结”是指“肯定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具备某种东西———我们的基本人性，而这东西呼应着其他人所具有的同样的东西”②，这“同样的东西”就是他的“同情心”，罗蒂试图借着更加敏锐、通达的“同情心”来增加“我们”的“我们感”，从而使“人类团结”成为可能。英国女哲学家罗尔斯的学生奥尼尔则明确地把康德主义的建构主义的预设重新定位为“可理解性”。奥尼尔在回答提问时说:“我认为，在今天，我们有理由追求一种能够跨越边界的证成。这不是说，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其他人可以接受的证成。‘意见一致’要求太多，势必很难达到。但是我们可以将‘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作为起点，没有‘可理解性’我们也不会达到意见一致。而当今世界的边界更易于穿透(porous)，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将公民同胞间的意见一致作为政治哲学的起点。”③应该说奥尼尔的“可理解性”较之罗尔斯的融贯论以及罗蒂的“同情心”更为基础，也更具直接的“我们感”。与以上这些哲学家不同，海德格尔的表述或许更为晦涩一些。他在晚年的讨论班中明确了自己全新哲学的目标和使命，即“思想的移居”④。思想的移居是从柏拉图主义用思想规定存在进而控制、宰制存在的居所，转移到让思想倾听存在、回应存在的召唤进而归属存在的居所，亦即从主体形而上学的人的平面转到思之澄明的存在的平面。海德格尔认为，希腊哲学开启的视域已经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存在者的领域已被分割、规划和控制在技术座架中。而这同时，存在的意义被遗忘，人被连根拔起，世界进入午夜。所以，思想的移居是哲学终结之后最根本的思的任务。海德格尔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或许更为彻底。按照他的解释，逻各斯不是逻辑规定，而是“采集”;理论不是行动的规划而是凝视和盘桓;思想不是寻找本原和概念，而是询问地接纳。原始的诗的命名即是存在的绽放着的持存。所以这个在存在平面上的思想比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更实在、充盈、生动，因为“意识植根于此在之中”。⑤而以存在之思在世的此在是领会了存在意义的在者，他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统观以上几位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观点，无论是罗蒂的“同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奥尼尔的“可理解性”还是海德格尔的“思想的移居”，不管他们如何表述，我们都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仍然在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为哲学寻求着新的基础。不仅如此，在最激烈地拒斥和批判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中，我们甚至看到向黑格尔回归的思想趋向。这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哲学自身所达到的思辨高度难以超越，比如，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已开始了对实体本体论的拆解，我们也可以说康德、黑格尔已明确批判了“知性形而上学”，否定了知性的僵死的作为共同点的抽象“同一性”，黑格尔辩证法是具体同一性、具体普遍性的辩证法，它力求获得包容全部差异性、多样性乃至历史性的具体真理，所以指责它是压制非同一性的死亡哲学就难以成立。再如，黑格尔哲学比以往任何哲学都更自觉地追求思存统一的真理，思想的客观性是真理性的前提。以至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竟大胆地说“事物是概念”、“事物是判断”、“事物是推理”，把思想的形式看做事物的本性固然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但这又是最彻底的客观主义。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思想内容的逻辑，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内涵逻辑的辩证法，思想内容即是对人显现的客观事物，思想内容的逻辑运动即是事物自身规定的逻辑展开。所以，另一方面，随着分析哲学对内容逻辑、实质推理、日常语言内含的基本概念方式等的关注，回归黑格尔就是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向

哲学基础范文篇4

对康德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的研究就是对其道德教育之可能性的研究，它也是研究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前提或逻辑起点。因为道德教育以道德为前提和主要内容，而道德则以人性（本文特指人的道德本性）为前提或逻辑起点，所以道德教育作为对人的道德性的培养，必须以人性为前提或逻辑起点。人性问题自古就是一个十分有争议性的问题，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传统走性善论的道路，这种观点认为人在道德本性上是善的，它与中国人崇尚孔孟之道是一致的。虽然孔子对“性”与“天命”等类似话题都有所避讳，但孟子的性善论尤其是他的“四端说”却非常符合中国人独特的道德情感心理，因而为人所称道和奉行。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是性恶论，这与他们的宗教传统尤其是其基督教传统是一致的。该取向在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西方绝大多数的政治哲学家都试图通过严密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来防止人性的堕落在政治上的负效应。作为一名典型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虽然不主张人性本恶的思想，但他对人性的看法也并没有中国人那样乐观。在其《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详细地论述了其有关人性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在本性上既不是道德上善的也不是道德上恶的，道德并不是人天生就有的，人所有的仅仅是选择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就已经是现实的或现存的，人有选择向善的可能，也有选择行恶的自由，可以说，道德是人选择的结果。在这一问题上，重要的不是人的禀赋，不是人的倾向，而是人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因为这一行为蕴含了直接决定道德的因素—动机，也即行动者的主观准则。对康德而言，道德只与动机有直接的关系，与后果或任何其他因素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动机并不是人天生就有的，因此，与动机直接相关的道德就无法直接从人的天性中获得。诚如康德所言：“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是什么呢？以及，他应该成为什么？是善还是恶？这必须由他自己来造成，或者必定是他过去所造成的……善与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性的结果……从而他在道德上就既不能是善的也不能是恶的。”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或儿童，当他无意识地做了一件对人有利的事情或损害人利益的事情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是道德上善的或道德上恶的，我们只能说他在道德上无所谓善恶，或者说他是天真无邪的。因为，无意识就是无动机，而无动机也就无所谓道德。简而言之，人在道德本性上是空白的。不过，也正是因为人在道德本性上的这种空白才使得道德教育成为可能，如果人天生在道德上是善的或恶的，那么，从理论上讲，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就是徒劳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康德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研究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或前提，这同时构成了康德对道德教育之可能性的论述。

二、道德教育之必然选择

在康德那里，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是必然的，它是人成为人的必然选择。而要理解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首先就必需从道德哲学的层面理解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在为人的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论证。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这也就是说，他是自然存在和自由存在的统一体。人的自然存在表现为人的本能需求，在此，他和其它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的自由存在也就是人的道德存在（在康德那里，自由与道德是同一个东西），它是人与地球上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是人作为人最根本的规定性。一旦丧失其自由或道德，人就堕落为一完全的自然存在者而和动物无异，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丧失了人作为人的资格。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人是为道德而存在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为人的道德性做出了如下辩护：“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在此，人性也即人的道德性，以人性为目的也就是以人的道德性为目的。可见，对康德而言，道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它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必要条件甚至是人存在的目的。一个没有道德的存在已经不配再被称之为人了，因此，道德与其说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分标准，不如说是人和非人的区分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以道德为标准对地球上的动物进行等级划分。在潜意识中，他们将地球上的动物划分为三个等级：人、禽兽以及禽兽之下。在他们看来，虽然禽兽不会做道德的事，但它至少不会做不道德的事，而那种不道德的人由于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情，因此在禽兽之下。这就表明，人们在潜意识或自然的情感中，是无法接受一个毫无道德的人成为人的，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这样的人排除在人类的行列，甚至将其排除在禽兽之外，而这也就是人们经常骂一个坏事做尽的成年人“禽兽不如”的根本原因。这可以看作是对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实践证明。由上可知，虽然人并不天生就具有道德，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道德对人而言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人必须要拥有道德以成为——道德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人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来获得它，而这种对人的道德性的后天培养也即是道德教育。可以说，道德教育是人获得道德的必然途径，又由于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所以，道德教育也就成了人之为人的必然选择，这即是说，人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成为人。总之，要想成为人，就必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必须通过道德教育。这就是康德所谓“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的根本内涵。

三、结语

哲学基础范文篇5

关键词：哲学基础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1.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打起了“科学的哲学”这个旗帜。孔德的实证哲学标榜实证精神，认为实证的知识是“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相对的、正确的、建设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建设性的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在于考察各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实证主义者象休谟等人认为全部哲学都应以经验为基础，但这种经验应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才能为科学所检验，从而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之后，马赫主义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其重要观点是提出了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原则；后来实证主义又历经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高峰———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实质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无可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即构成事物的观念，用已知的实体的构造来代替未知实体的推论，是逻辑原子主义认识事物的主要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主张采用科学语言、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建立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工具是现代逻辑，方法是剖析语言，原则是证实原则。他们要用这些原则来拒斥传统研究中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坚持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从实证主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其目标即揭示世界的规律一直都没改变，其基本原则证实原则即所提出的规律需要经过经验证实的原则也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开始是“分析”，后来又加入逻辑规则。虽然实证主义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演绎主义，即反对从没有实际经验内涵的先验概念出发来逻辑推理出相应的理论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彻底否定演绎主义，用实证主义基本思想从经验中得出理论这一过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绎主义的精髓———演绎规则。实用主义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美国风行几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经验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认识来源于经验，以经验为限度，以经验为准。实用主义按其鼻祖皮尔士的话来说，它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提出假设的方法，即通过探索，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过程就是由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故它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2.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以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分界，这之前是实证主义，之后是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观侧重于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构建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的研究。证伪主义是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归纳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哲学观。证伪主义认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做出的结论总可能是错的。因而所有理论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错误，总有一天会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正是这种证伪，使科学的理论不断前进，证伪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恰恰是科学的理论与非科学的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证伪主义否定了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归纳的可能，而主张理论来自“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外，没有其它逻辑通路，这些创造往往由已有理论与新理论或新的经验之间矛盾激发。据此，波普提出的“科学知识的证伪主义模式”可以表述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来的问题，TT代表猜测假设，即试探性结论，EE代表排除错误，对TT反驳（证伪、否证），P2代表新问题，该模式被称为以猜测和假设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科学活动中理论和经验的相互作用：理论总是在经验的检验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交替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则把伪证主义区分为素朴的和精致的。素朴证伪主义是经验证伪，精致证伪主义则是用更进步的理论来证伪原来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则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演变而来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对于素朴的证伪主义来说，理论是被一个与它冲突的观察陈述所证伪的；对于精致证伪主义来说，证伪的不是‘观察陈述’，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理论。”波普的“科学知识证伪主义模式”第一次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本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的重要性，能动的猜想在科学理论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切观察和实验都为一定思想所渗透，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索。实际上，从证伪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证实原则，虽然证伪主义一再强调假说来自自由创造，但是它却否定不了实际观察的经验或问题对自由创造的激发作用，因而留下了经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而实证主义只是反映了科学理论提出的静态过程。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1.基本哲学思想。从规范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早期的演绎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思想。面对20世纪30年代会计实务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规范会计理论企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中寻找“优良”的会计实务和概括理论概念，建立会计应当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中必然蕴涵了会计“应当是什么”的值判断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会计理论研究要立足于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衡量会计活动的标准，据此制定会计准则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形成整套的会计规范理论。由此可见，规范会计理论是根据会计学者的个人经验所确定的会计目标和价值判断这些先验概念为起点，利用演绎规则展开推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业务的日趋复杂，为解决实务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在的逻辑性，规范会计理论又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逻辑规则，利用数理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和论证，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出会计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发展。规范会计理论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不可被证伪的，但它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逻辑推理所证实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要求有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确定假设和假定，选取大量样本检验假设的统计意义。而证伪主义正是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即为价值中立。还需说明的是，实证会计不能证明假设的成立，而只能证明原假设不成立。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证明假设不成立。因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正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又认为完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实际上，现存理论的系统性预测误差或异常现象经常导致崭新理论的发展与被采纳。”而这又是精致证伪主义的特征。所以说，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其中以演绎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属于传统研究方法。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以会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演绎法推导的基本步骤可概括为：确定财务会计的目标或基本假设，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财务报告或会计信息应符合的道德标准，再或说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阐述目标、基本假设、道德标准或社会责任等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目标或基本假设等，推导出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基本原则或概念来指导必要的会计准则；进一步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大量会计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观察与记录全部的观察结果；分析与分类记录结果；从观察到的关系中推导出会计的一般概念或原则；验证推导出的结论。即：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实证会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统整理和计量分析；概括和归纳计量分析结果；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论；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检验研究的命题或理论，得出接受、推翻或修改的结论。

四、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后来，随着会计研究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实证会计理论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经过发展，现今已跃居主流地位，而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则影响渐弱。

1.哲学基础比较。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体现于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库恩（T.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式”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因而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遑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逻辑主义哲学观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不可避免的要有价值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2.发展趋势分析。从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于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均非上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论。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渡。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为已任，侧重于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这些规范会计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

参考文献：

1.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3）

2.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黄世忠译。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哲学基础范文篇6

关键词:新时代；“两山”理论；哲学基础；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幸福、社会安定和国家前途未来的千年大计。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对此，习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扎根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最新理论成果，成为生态建设的“指挥棒”。新时代突出的环境问题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和损害，研究“两山”理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两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005年，习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至今的十几年间，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习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多次阐述这一理念，使其不断拓展和深化，逐渐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导向，使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逐渐深入人心。2005年8月15日，习考察了安吉天荒坪镇余村，在之后的座谈会上，当地村干部向习介绍了其关停污染产业、发展地区特色，将自然环境转化成生产力，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习对此褒扬，并指出，“以前我们总说，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但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的最初表述。2006年3月8日，习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阐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们对“两山”关系的认知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上升三个台阶。第一阶段属于初级认知，这一阶段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索取，基本上不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第二阶段认知上了一个台阶，认为在获取金山银山的同时，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资源的重要性，认识到环境是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第三阶段达到科学认知，认为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人们种的树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摇钱树，生态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习对“两山”之间关系的三个阶段的阐释，深刻表现其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开始的一味利用征服自然到逐渐尊重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在重要场合对“两山”理论进行深刻阐释。2013年9月，习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这是习对“两山”理论的一次经典、系统的阐释。这一阐释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没有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便变成“纸上谈兵”。保护生态环境是功在当代、利于千秋的事业，所以不能“竭泽而渔”，既考虑当代人的眼前利益，也要关注后代人的长远利益；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另一方面保护生态本质上就是发展生产力。习曾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他继承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认为自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产力，现阶段，我国在各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真正将生态环境转化成生产力。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式写进中央文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生成后随实践的推进其内涵不断深化。2016年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习在参加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特色，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2016年3月10日，习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又再次强调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生态环境是没有替代品的，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与生命同等重要地位，深化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2017年10月18日，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018年7月7日，习在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的贺信中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愿与国际社会一道，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逐渐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推向世界。2018年9月25～28日，习在东北三省考察时指出，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他同时指出，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真正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落实到实践中，完善和深化了“两山”理论。

二、“两山”理论的哲学基础

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思想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和自然矛盾初步显现的年代，在资本逻辑下，人对自然的态度只有单纯的利用并征服自然。而马克思善于从全局角度、以长远眼光看问题，提出了超出自己时代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这是“两山”理论的哲学基础。（一）自然对人的先在性。“人与自然，孰先孰后”就像“物质和意识谁具有第一性”一样，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与先前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立场。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虽然承认包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直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过程中，但这种过程却是在观念中完成，世界的本源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超越黑格尔，把自己的自然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认为自然是先与人的第一性存在物。费尔巴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具有科学性，但由于他浅尝辄止，没有将自己的这种自然观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所以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孰先孰后”的认识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扬弃。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强调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而存在且对人类来说具有先在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条件。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充分表现出自己坚定地唯物主义立场，即“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表现在自然观上就是“自然第一性，人类第二性”。（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人并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无论人类如何进化、时代怎样发展，人都要靠自然界以维持其存在和发展，对自然界有着根本的依赖性。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鱼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类进行社会生产活动时必然要依赖于不需要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水分、土壤等自然生产力。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离开自然界提供的生活生产资料，人类劳动就变成纸上谈兵。（三）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人在自然界的各种谋生存与发展的活动，都会对自然界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使自然界发生相应变化。自然界具有客观性、先在性，但这并不代表人类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5]。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时，可以先深入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然后将自然转化成生产力，自然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了李嘉图学派解体时提出的“自然生产力”思想。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资源是一种无需付费的自然力，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但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一定要适度，学会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不能把自己的这种行为当作是对自然界的胜利而过分陶醉，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根本上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具有统一性。

三、“两山”理论的践行路径

哲学基础范文篇7

[关键词]语境论；语境诗学；元概念；元理论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情境语境、柏拉图的外部语境和亚里士多德的内部语境，到17世纪至19世纪中狄德罗提出的本体语境；从歌德、丹纳的时代精神语境到别林斯基等提出的社会历史语境；从20世纪以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语境，到现象学和阐释学文论的情景语境，最后到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社会—文化语境，可以看到，语境诗学在不同文论流派之中以“暗线”的方式呈现，即便它们对语境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然而，这并不足以证明“语境诗学”作为文学理论在当代文论之中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当“语境论”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基础范畴之后，文学理论怎样面对这种“转变”？文学理论寓居于人文学科当中，语境必然对其有价值作用。但“三段论”式的推论只是在逻辑上证明其合理性，并不能从文艺理论中为“语境诗学”寻找到学理合法性。“语境诗学”理论基点的确立，需要追问和解答以下几个问题：“语境”范畴作为诗学的元概念，怎么能证明自己的学理合法性？文学自身何以与“语境”发生关联？语境诗学何以可能？

一、“语境”：作为人类知识和文学知识“元理论”

随着知识范式的变化，语境已然成为人文学科甚至人类知识的“元语言”和“元理论”，也即基础话语和范畴。从本体意义上来看，语境是人认识世界、经验对象和言说世界的先天内在结构。按照研究者的说法，语境最早是被作为语言的一种属性来看待的，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实践的默会化程度加深，语境“从关于人们在语境中的所言、所作和所思，转变为了以语境为框架，对这些所言、所作和所思进行解释”[1]。语境成为人类思考知识何以存在？真理何以成立？此种终极问题的根本依据，“在语境世界中，一切都是语境化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的认识的界限。……就认识而言，一切知识都是语境化的。因为认识是不能脱离语境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基于语境的世界的。语境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语境寻求的过程，只有找到文本、事件或行动的语境，才能更好理解和把握它们的意义。因此，语境寻求的过程也即是意义展现的过程，人的世界就是意义的世界”[2]。培帕（StephenPepper）将“语境论”与“形式论”“机械论”“机体论”并列视为人类构想和认识世界的四种“根隐喻”。形式论处理语言和事件的对映关系；机械论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机体论处理作为表述对象的世界内部的有机关系；而语境论处理主体与事件之间的意义关系。以此为基础，郭贵春先生从哲学角度，将“语境”作为一种“根隐喻”，使其成为人类概念体系的核心概念[3]。同样地，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之中也发现历史学家解释历史的四种模式：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语境论即是主张将事件放在所发生的语境中就可获得相应的解释，语境可以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源、过程及与其他历史事件之间的特殊勾连。”[4]对于历史来说，没有所谓的过去发生的语境，当下语境就是历史的语境。“语境”消解了历史文本自身的实在性，决定了历史文本的阐释和建构，也即是将人类“在语境中”进行言说表达，转换为“以语境”来言说、行动和思考。“语境”的行动，从人类知识最底层被意识到和被揭示出来的，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概念或模式进行思维或行动”[5]。从按照语境的思维思考和认识世界，到以“行动”的方式对世界进行主动的阐释和分析。甚而，在事物本质的思考上，也带有了“语境性”的思维，不再受限于固定的、先在的和静止的终极“存在”。这种理论将对象的本质视为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思考模式。语境是作为一种本性的实在而存在的（郭贵春语），因而，它在人类活动之中具有普遍性。在“语境”成为一种逻辑的和理性的哲学思考方式之前，语境性的思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名词的意义是与和名词相关的其他部分关联的。在中世纪，人们就开始将关注点从语言转移到了语境本身之上，“语词不再作为与它们的语言上下文或语境(linguisticcontext)完全相分离的单位来研究。吸引着人们强烈兴趣的，毋宁说是语境本身”[6]。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念，强调语言的意义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使用。在使用之中，语言必然是指向语言代表的世界的，而不是将语言视为与世界区隔和无涉的一套符号系统。阐释学更是积极地运用语境（准确地说是语境之中的情境）来理解世界。传统的哲学观念认为知识是主体对终极“理念”的“镜式”反映，知识产生的过程中，人仅仅处于被动的角色。阐释学则认为知识一定要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产生，没有对世界的主观性理解行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都内置着主体的建构，即知识被视为一种语境性的产物。当哲学走到“语境论”或者“语境主义”时，语境更是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来审视和对待。在“语境主义”看来，没有绝对正确和唯一的知识，“一个确定的有归属的知识均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命题，这意味着存在有多种知识关系，而非一个”[7]，因为知识本身就是在语境中形成和存在着的。“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相对于各种语境的，无论物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都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8]我们不能不说，人类的知识观已然渗透了“语境论”的思想。既然“语境”是人类知识的“元话语”，而文学理论和文学知识亦是人类知识之中的一种，那么文学理论必然离不开“语境论”的反思。“语境”不是作为一种“背景”作用于文学的，它是以一种先验式的思维方式，默会性地作用于文学产生、文学活动、文学理解和文学意义等一切文学行为之中的。因而，我们的语境诗学试图这样理解文学：从文学意识、文学体验到文学经验、文学观念，乃至文学理论、文学知识等，一切关于文学感性和理性知识的形成，不仅是语言作品带来的，而且也是由围绕在作品周围的文学行动者、文学媒介和社会文化等的参与而塑造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作品只是一个符号框架，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语境”才是真正填充和构成文学的东西。“语境”作为一种“元范畴”对语言具有审美性的“赋形”。“语境”为语言赋予了语言自身之外的意义，同时创造了语言的新义。这种语义的生成过程具有审美化倾向。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认为人的认识基础或者经验对象的条件是“时空直觉形式”：现实成为认知的前提就是时空感作为审美建构的基础[9]。认识论被赋予了一种美学的品质，因此，一切现实都不再是“现实的”了，而是“审美的”。从此，认知和审美并非两条平行线，审美成为认知的内线。语境是否与时间—空间一样作为先天范畴而存在呢？这种先天范畴既不是抽象客观的，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而是先验的主体内在结构、理解世界的结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康德的这种思考属于认识论，而语境论的基础是语言论。语境的审美问题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语言论的问题。但是，韦尔施对康德先验哲学所作的“审美置换”，足以启发我们在语言论之中来对语境感性维度、直觉维度或审美维度的思考。语言论阶段，语境的审美化是怎样呈现的呢？人类使用语言来处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和语境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张春辉通过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四因说来思考语言和语境，提出话语属于物质因，语境属于形式因[10]。在这里，“形式”是语境赋予语言的结构，但是我们从李章印先生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的研究发现，汉语翻译过来的“形式”只是像“形状”一样的静态名词。“形式”对于亚氏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还有“聚集、置入、动变、到场、形成等意思”[11]。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语境”：语境是对于作为质料的语言进行赋形的过程。难怪拉康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情境’，‘情境’不仅是事物或交流主体存在或成立的前提、条件或环境，它更具有构成意义，它内化为事物或交流主体的结构、秩序及规范。语言学的意义由此便经由‘情境’而发挥出来。”[12]与此同时，“赋形”在克罗齐哲学体系里具有审美意义。克罗齐认为直觉指心灵赋形式于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的活动，直觉是赋形。直觉处于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地位，因而作为直觉的艺术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语言同直觉一样也是赋形、表现和心灵创造，因此，语言学就是美学。语境思维之中，意义是语境赋予语言的产物，非语言本身自带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直觉性”的符号，由符号与符号、符号与主体之间内在隐秘的关系所形成的“语境”必然是“美学的”。同时，维柯认为语言原初状态就是诗性的，理性语言是诗性语言演变而来的。语言原初状态即是语言符号自身与周遭语境的“想象”性的互渗和混溶状态。在先决条件上，这使得通过语言建构的语境具有审美性。在语言存在中，语言的诗性是来自“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的特点”[13]。故而，在“说出”和“未说”之间必然形成一种“类空间”性的情景语境，这种情景语境反过来规约“说出”的语言形式。从诗性语言到语境，语境因为自身天生的“赋形”性而具有审美属性。马大康先生将人、语言、世界的关系分为四种：“人—语言—世界”的指陈工具关系，“人—语言—人”的交流工具关系，“人—语言—神”的宗教关系和“人—语言”的诗性语言关系。在诗性语言关系之中，语言不再是工具，而是“自为”的存在“主体”。“最充分地敞开自己丰富的感性世界和诗意氤氲的精神空间，召唤人与世界共同进入这一空间，实现人与语言、人与世界平等自由地相处，使人进入物我相得、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14]诗性语言所带来的语言新思考，改变了我们对文学语言的言说方式：文学语言不是表达我们感受的工具，而是召唤主体与世界的语境。诗性语言本身即为一种语境性的存在。

二、语境的介入：从“文学事件”到文学话语—意义生产

传统文论将文学语言视为对文学观念表达的工具和对文学世界反映的手段，文学语言自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观念认为文学思想是相对于文学语言存在的“先在者”，文学语言只需要通过被动的命名和言说“先在者”即可。这种文学语言观即西方语言哲学之中的“符合论”，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思想也是这样产生的。维特根斯坦受到法庭上车祸事故的“模拟沙盘”的启发，以为语言是对世界一比一的“复制”；对世界的研究不需要到世界之中去，只需要研究对世界进行描述的语言即可。但是，从奥斯汀开始到塞尔、普拉特、哈贝马斯等，都认为语言除了静态的命名世界功能，还具有交流的动作行为功能。语言在奥斯汀那里有两种功能———“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他区分了象征话语———述行话语和记述话语。像“猫在草席上”这样对事实进行陈述的表达即述行话语，它遵循真假原则；而婚礼上新郎对新娘说“我愿意”则不仅是描述动作，还会执行此动作，它遵循适当原则[15]。言语行为理论将所有语言都视为一种“行为”和“做事”。这种语言的施为性，使得语言和世界的情境之间产生必然的关联，因而“言语行为理论经常被称为支持的中心观点之一就是语境主义”[16]。将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彻底转变了传统的文学语言观，恢复了文学思考的语境维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文学，不再是对世界的一种复制和描述，而是世界之中的一种“事件”，丰富和改变着世界。于是文学作为一种述行语言为文学的虚构性提供了辩护：“文学不是轻浮、虚假的描述，而是在语言改变世界，及使其列举的事物得以存在的活动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17]文学言语行为将文学理论从文学文本内部带到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文学不再是世界的模仿，不仅仅是文学主体情感的投射，而是重塑现实的重要力量，是真实世界的组成部分。“真实世界和文学之间不仅是一种基于认识的反映关系，更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实践关系。”[18]文学语言成为一种动作和事件后，文学将不断地把自己的触角延伸出文本之外。文学不是像以前那样透过理论家的阐释被带到语境中去，文学事件让文学天然和本然就具有语境性，即一种“主动语境性”的存在。“事件”本身就意味着三个维度：产生“事件”的主体；“事件”行为本身；作为结果的“事件”。“事件或行动与其语境不可分，语境制约事件或行动……语境是事件或行动的复合体，而非本体意义上的实体。”[19]“事件”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活动，这就必然包含着人的价值维度。“文学事件”必然就包含着“事件”的参与主体，以及主体建构世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而这些都不是作为“客体”的文学作品观念能实现的。看待文学作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作品视为“客体”，另一种将作品视为“事件”[20]。将文学视为“结构或实体”与“行为或事件”的差别就在于：作为“实体”的文学主张文学是一种静态和被动的存在；作为“事件”的文学将文学视为动态性和历史性的语境性实在。文学作为语言、文本，与文学作为事件、行动，滋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作为文学文本，它是既成的、历史的；而作为事件的文学作品则只能是当代的，它不断变化生成着，是发生在当下的文学生产事件。”[21]因此，“文学事件”要求我们抛弃静态和独立的文学观念，以动态的和语境性的视角来看待文学。正如张进所说，“事件”就是与语境相伴而生、相伴而成的存在[22]。通过“文学事件”理论，我们看到文学对于社会文化是一种构成和塑造。具体来说，文学语境表征为以下两个维度：第一，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就意味着文学应该被视为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并通过意义生产丰富社会—文化语境。文学话语是一种文学实践行为，而不是孤立的文学内部结构。这种实践行为主要体现在霍尔所说的“有意义地表述世界”这个层面。“有意义地表述世界”认为世界并非客观自在的、等待我们被动描述的；世界是等待我们通过文化实践加以塑造和建构的。这种建构活动中，与其说意义生产活动决定和控制我们的行为方式，还不如说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文学并非以反映论的方式被社会文化决定着，而是以意义生产的方式生成着自我的社会—文化语境。南帆先生认为较之于工科的物质生产，文学进行的是意义的生产[23]。文学通过意义生产，必然将世界改造为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文学话语的实践性最为强调语言在世界之中的语境性，从根本上说是对形式语言论的根本性反驳。语言偏向于抽象的语法规则，而话语则产于与语境的语言学要素和非语言学要素之中[24]。文学的语境并非一个大概念对大概念的论述，语境本身就是具体化的过程，语境只关注与此文学文本和文学具体现象相关联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因素。第二，文学话语决定了什么成为文学知识的对象，规定和生产了文学知识谈论什么。话语构造了知识的话题，这就让文学知识不再执迷于抽象和绝对的本质主义追求；相反，成为社会、历史、权力和意识形态语境规约下的“可说”与“不可说”的博弈。就像霍尔所认为的，“话语结构规定了我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的述说，以及我们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它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25]。被我们看见的文学现象和知识并非我们“自动”和“自然”达至的，而是知识和权力的合谋决定和规训的；我们的“看见”是一种“被规定的看见”。曾经我们眼中是没有“疯子”，我们“看不见”疯子，但是，“话语”将“疯子”和“疯癫”生产了出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之中对“疯子”这一类人和“疯癫”这一事实进行了“话语”性考察，发现“疯癫”并非一开始就有的，甚至最初的“疯癫人”是受人仰慕的“预言者”。后来在偶然性的制度变化之中，关押麻风病人的场所闲置，恰好被无处安放“疯癫人”填充和关押。这种关押行为的合理性滋生了医学和司法的“证明性”话语。故而“疯癫”作为一种病被制造出来了。所以，“疯癫”在福柯看来并非一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建构。从这个角度来回溯文学理论之中的概念、命题和观念，将其带回到产生此种文学概念、命题和观念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可以分析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怎样进入学科话语体系之中，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文学话语为文学语言活动恢复了主体情景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周宪认为：“话语论一方面强调话语对主体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力图揭示了话语后面的权力与知识共生关系。”[26]这两个维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恢复了文学研究之中的两个维度：语言活动与人的关系的主体性语境；文学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制度—权力）。这两个维度都是异于文学内部考察的理论形态：文学话语不是文学语言的句段结构，而是知识/权力的共谋。文学语言的主体不是传统的具有自主和稳定意识的“自我”：不是“主体”说出“话语”，而是“话语”生产了“主体”。表面上文学主体言说的文学话语，实际上，言说的过程就是被权力/知识的规则处置的过程。只能遵从规则，才有资格言说；又因为遵从规则，才被话语言说。在文学理论中，“作家之死”“文本之死”和“读者之死”等文学话语只有被置于知识生产和权力结构之中，才可以揭示文学知识背后的学科规训性、权力复杂性和知识断裂性。

三、文学作为日常生活经验：具体性对抗抽象性

哲学基础范文篇8

关键词：生物语言学；过程哲学；乔姆斯基；怀特海；语言知识

乔姆斯基就语言本质的思考所提出的柏拉图问题、笛卡尔问题和洪堡问题（Chomsky1986:25）既是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又是生物语言学要研究的宏观任务。从哲学层面上看，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分别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等哲学性质。这说明生物语言学具有系统的哲学基础。在《剑桥生物语言学手册》中，麦基弗雷（McGilvray2013）讨论了生物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然而，该文对生物语言学哲学基础的探讨却存在着遗漏，未能就生物语言学的特殊性而进行“过程哲学”（processphilosophy）思考（Rescher2000）。本文主张过程哲学是生物语言学的重要基础。以此为出发点，本文把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置于怀特海过程哲学视阈下，来考察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的“实现性”和“过程性”（Whitehead1978:7），旨在解释为什么说乔姆斯基提出的问题是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说这些核心问题具有过程哲学性质。

1.生物语言学的发展与核心问题

在讨论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以前，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下生物语言学的发展状况。1.1生物语言学的发展。詹金斯（Jenkins2013）在梳理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史时认为，乔姆斯基、勒内伯格、皮亚特里-帕马瑞尼等人是生物语言学发展的重要人物。我们发现，在生物语言学发展过程中，以下事实标志着生物语言学从草创阶段到学科的基本形成：乔姆斯基奠定了生物语言学的思想基础（Chomsky1976）；勒内伯格撰写了生物语言学第一部重要专著（Lenneberg1967）；皮亚特里-帕马瑞尼作为发起人和召集人，于1974年在美国马塞诸塞州的戴德汉姆镇（Dedham），经罗蒙人类科学中心（RoyaumontCenterforaScienceofMan）赞助召开了语言与生物学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biolinguistics”这一术语；詹金斯于2007年创办了学术期刊《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皮亚特里-帕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2013）认为，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当前时期。早期（1967—1985）属于思想酝酿期，这个时期以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为契机，以勒内伯格的专著《语言的生物学基础》（Lenneberg1967）为开先河之作，旨在整合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1965年法国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Monod）和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觭oisJacob）因在细菌遗传学领域的“革命性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项革命性发现是生物体存在着一类旨在调节其他基因活性的调节基因，这类基因影响着人类的“概念发展”（conceptualdevelopment）（Piattelli-Palmarini2013:13）。这项来自生物学的科学证据为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的批判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的启示是人类的语言演化是一个逐步修补的过程，个人的语言习得并不完全依赖于绝对充足的条件刺激，即语言习得过程中2019，No1SerialNo173“输入少而产出多”（Chomsky1993:24）的现象可以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在这个时期，语言病理学研究、失语症研究、个体语言发生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等，都借助于生物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相互借鉴而开启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课题（Grodzinsky198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发现调节基因对人类概念发展有影响，但是在勒内伯格这样的人看来，语言的生物学研究“没必要假定有语言基因”的存在（Lenneberg1967:265）。中期（1985-2000）被称为“成果易得”（lowhangingfruitfromthetree）时期，属于生物学与语言学正式结合的初期，出现了大量的成果。这期间生物学领域关于调节基因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认识，而且新的研究发现，莫诺和雅各布从细菌中发现的控制酶和调节基因，其遗传调节作用与高等生物细胞中的遗传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别。高等生物细胞中的遗传调节极为复杂，除了调节基因外，还存在多种诱导因子、整合因子、感觉因子、触发因子等（Piattelli-Palmarini2013:15）。1986年美国生物学家斯丹利•科恩（StanleyCohen）和意大利生物学家列维-蒙塔奇尼（Levi-Montalcini）因发现“生长因子”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傅莉娟1987）。这些发现不但开拓了基因科学的新课题和新领域，而且还为语言演化、语言习得研究、语言变化研究等带来了新的启示，人们意识到人类的语言演化应该和个体的语言发展整合起来研究，出现了新的学科“演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Raff2000）。更重要的是，来自语言病理学研究、失语症研究、语言损害研究、威廉姆氏缺乏症研究等领域的新发现，强力证明语言具有内在的模块性质（Chomsky1984；奚家文，熊哲宏2014）。这促进了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增强了语言认知和语言加工等领域的科学性。当前时期（2000—至今）又称为“成果难得”（higherfruits）时期，这个时期证实了一项重大假说，这就是“FOXP2基因”（theforkheadboxP2gene）与语言相关。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现，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遗传学家赫斯特等人（Hurstetal.1990）对“KE家族”三代人的语言紊乱现象研究，2001年这个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确证了FOXP2基因与语言的关系（Laietal.2001;俞建梁2011）。根据皮亚特里-帕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2013）的研究，到2013年，已经确切证明至少有25种基因同语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那么，当前时期为什么“成果难得”呢？这是因为生物学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越来越扑朔迷离，而且像为何会有“消失的遗传特性”这样的谜团一时难以得到破解。另外，孟德尔（Mendel）关于“单基因性状”（Piattelli-Palmarini2013:17）的经典学说已被证伪而不再是普适性规律，因此它只适用于例外现象或者某些特例。此外，新的研究表明，就连单一疾病背后都有多种基因的影响，那么，完全可以猜想，人类语言这一复杂系统势必会与多种基因相关。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在生物语言学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其难度越来越大。总的说来，生物语言学作为一门现代综合型交叉学科，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问世，源于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的摒弃，契合的是认知革命的精神，主张对人类语言的生物基础进行科学研究，主要聚焦在语言的神经机制、语言的演化历史、语言的个体发展这三大方面，包括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等。1.2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生物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相结合的过程，二者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都植根于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语言学和生物学作为现代学科各自的发展史相对较短，但从思想渊源上看，二者的结合体生物语言学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不过，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和洛克到康德，一直到维特根斯坦，生物语言学的哲学思想多以片段零星的方式呈现。直到乔姆斯基关于语言本质问题研究的出现，生物语言学围绕其核心问题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乔姆斯基在其《语言知识：其本质、起源和使用》的序言里说（Chomsky1986:xxv）：“多年来，我一直心系着关于人类知识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解释我们何以根据有限的[经验]证据却能知道如此之多。第二个问题是要解释我们为何有这般多的[经验]①证据却知道如此之少。”乔姆斯基（ibid.:3）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1）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2）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3）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后来乔姆斯基在其《最简方案》（Chomsky1995）中把这三个问题拓展为五个问题（Boeckx2015）。比如，乔姆斯基“常常”把问题（1）定名为“洪堡特问题”，问题（2）称作“柏拉图问题”，问题（3）归为“笛卡尔问题”（Jenkins2000:2）。詹金斯（Jenkins2013:4）把乔姆斯基的问题确定为普遍性问题，也做了不尽相同的表述：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在儿童那里如何发展？语言在物种中如何演化？在乔姆斯基的基础上，詹金斯（Jenkins2000:1）提出，生物语言学研究就是要瞄准以下五个“中心问题”：（1）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2）语言知识如何获得？（3）语言知识如何使用？（4）与语言知识相关的脑机制是什么？（5）语言知识（在物种中）如何演化？在这五个问题中，前三个问题是核心。那么,为什么说这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呢？首先，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三大哲学问题的不同追问方式。什么是世界（本体论问题）、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论问题）和人在世界中如何行事（伦理学问题、语言论问题等），这三个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乔姆斯基把这三大哲学问题落实到语言上，用“语言知识”这一概念把语言、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从而追问“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知识如何获得”以及“语言知识如何运用”这三大核心问题。生物语言学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追问什么是语言知识入手，旨在达到对世界与人的语言本质的追问。第二个问题追问语言知识如何获得，既是追问人的必然特征，又是追问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特征。第三个问题追问语言知识如何使用，既是追问人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又是追问人之所以作为语言人的社会特征。其次，从生物语言学的学科目标看，这三个核心问题涵盖面宽。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关于语言本体的追问，这是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脑神经科学等的任务。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语言习得和学习的追问，这是应用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的任务。第三个问题追问语言如何使用，这是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用学、发展心理学等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三个问题，生物语言学在看待语言时既继承了乔姆斯基关于“外语言”和“内语言”的区分（Chomsky1986:19,21），又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虑，旨在揭示人类语言的本体属性、知识属性和概念属性。因此可以说，生物语言学的三个核心问题既有宏观的哲学性质，又有具体的学科性质。乔姆斯基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三个问题的哲学性质，所以才把它们分别定名为洪堡特问题、柏拉图问题和笛卡尔问题（Chomsky1986:25;Boeckx2015）。那么，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具有什么样的过程哲学性质呢？在思考这个问题前,先简略谈谈过程哲学的要义。

2.过程哲学要义

什么是过程哲学？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本体论性质。我们以认识论方式，按过程哲学的建立、思想来源、问题批判、基本主张这一脉络来阐释其基本要义。过程哲学由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建立，其观念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怀特海在爱丁堡大学做的系列讲座，其思想成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其发展兴盛于最近二十年的欧美国家，并在中国得到传播。标志性著作是《过程与实在》（ProcessandReality），该书最早于192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后经完善，于1978年由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旗下的自由出版社再版。过程哲学虽然是一种新哲学（杨富斌2011），但在思想源泉上，怀特海认为过程哲学并非是他个人观点，而是遵照西方哲学整个传统，在众多学说中做出的选择性继承与发展。根据美国当代哲学家雷歇尔的研究（Rescher2000:3-6），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主要继承的是以下哲学观点：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万物处于流变中”；莱布尼兹（Leibniz）关于“物质是行动的存在，简单且统一的心智会允许感知与欲求的增生，一切新特征要尽力实现”；柏格森（Bergson）“自然是过程”；詹姆斯（James）“世界是多元的世界”。怀特海建立的过程哲学，主要出于对下列哲学观点进行批判：首先，怀特海要批判亚里士多德对实在对象的偏爱，认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过程变化”这一本体论范畴；其次，怀特海要摒弃巴门尼德（Parmenid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等人关于自然的本质是由不可变的存在而组成，这是静止的原子论。在怀特海看来，按照静止的原子论，世界可以“还原”成最小单位。但是，怀特海并不满意这种世界观，他认为，要认识世界除了认识世界的基本组成外，更重要的是还要认识这些基本组成所拥有的“联系”“实现”和“过程”（Whitehead1978:107,208）。例如，要对西方的海伦和中国的西施这样的美女进行美的本质认识，就算我们可以把她们还原分解成一堆堆碳原子、氧原子、氮原子等，但我们却无法就此而理解到美女之所以美的本质。美女也是世界的组成，她们之所以美，在于她们处于各种联系中、实现中和过程中。按照这样的理解，怀特海甚至对本质这一概念也不满。至于什么是本质，这本身就是哲学难题，如果再把本质当成一种对象式的存在，那么这种静态式的对象性本质并不是世界的真正本质。于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如下主张（ibid.:23-56;127-218;Rescher2000:5-6）：（1）过程是本体论思考的主要描写范畴；（2）时间和变化是对世界进行形上思考的主要范畴；（3）就本体式理论的旨趣而言，过程比事物更为基本，或者说无论如何过程并不比事物次要；（4）对本体论中的基本成分如人、物质性事物、自然整体乃至神等进行理解，最好以过程的方式来理解；（5）偶然性、涌现、新奇、创造性是形上思考的基本范畴。怀特海的这五项主张，阐明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要义，这是对过程哲学在本体论思想层面上的理解。讲得更具体一点，过程哲学的基本要义包括以下几点：（1）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在世界这个有机体中一切都是过程、活动、变化和实现；（2）在有机世界里，“成为”（becoming）比“存在”（being）更为基本，成为就是要变成，也就是过程；（3）对过程的理解至为基本，即不可以把有机世界或自然仅仅当成对象式的“材质化”（materializing）来理解；（4）虽然对世界的理解不能完全依赖于对语言的理解，但是理解语言毕竟是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5）在理解语言的具体过程中，要注重研究动词所指示的如过程、事件、发生、实现等本体论范畴，而不是名词所代表的对象性范畴，因为动词具有揭示实在的重要作用。总之，过程哲学是关于“有机体的”哲学（Whitehead1978:xi），关注的对象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活动的有机体”，注重认识事物的实现过程，秉持生态观来认识活动的实体（李世雁，曲跃厚2004）。根据过程哲学的基本主张，语言就不是静态的对象式语言，而是过程中、实现中的语言。因此，语言研究就不可忽略语言的过程特征和实现特征。我们发现，隐喻与转喻相互作用研究（杨波，张辉2008），新描写主义的语言研究（杜世洪2018），以及从日常语言哲学的角度去探讨意义问题，如穆尔关于命题意义的研究（Moore2002:52-71；杜世洪2015）、语义最小论的研究（黄林慧，杜世洪2018）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过程哲学的精神。

3.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的过程哲学性质

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聚焦的正是语言的过程性和实现性，这符合过程哲学的基本旨趣。如果断言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具有过程哲学性质，那么就要解释乔姆斯基所提出的三个核心问题到底在哪些方面契合过程哲学的基本要义。3.1语言知识是由什么构成的依据过程哲学的要义，语言不是静态的对象化的规则体系和知识体系。如果把语言看成是静态的对象或固定知识体系，那么这就是过程哲学所要批判的语言观。过程哲学的语言观契合的是过程哲学的世界观，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的静态对象世界观。柏拉图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由无法触及、无法描述的理念或理型组成，现实的物件只不过是理型的摹本而不完美。亚里士多德不接受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观，他认为世界是由实在之物组成，实在之物有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而世界之所以是世界的终极原因是上帝，上帝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虽有区别，但是他们的世界观都是“对象化世界观”，都是在认识世界是由什么对象组成。柏拉图企图认识而无法认识的对象是理型，亚里士多德的对象是第一推动者。过程哲学的世界观注意到世界之所以是世界不在于静态对象本身，而在于对象的过程性和实现性。认识世界就要认识世界的各种联系，从而认识世界的过程和实现。正如认识一枚棋子，不能简单地把棋子当成静态的对象来认识这枚棋子的材质、式样和大小等，而是要把这枚棋子置于棋局中，认识其作为棋子的实现和过程。如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来看待语言，那就是把语言当成静态对象，认识语言就是获取关于语言的对象性知识，力图寻找语言的理型特征和实在性质。布龙菲尔德（1997）的语言观契合的正是这样的语言哲学观。从过程哲学视阈来看待语言，语言就不再是一套套静态的、对象式的规则和知识，而是语言的动态性过程特征和实现特征。乔姆斯基提出生成语法时，他要批判的是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他认为，布龙菲尔德把语言当作“言语社群所有话语（utterance）的总和”（Chomsky1986:16），把语法看成是“语言中有意义的形式排列”（ibid.:20），这是把语言当成静态的对象进行探讨。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观点应该受到批判。从过程哲学看，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不具备有机体哲学的性质，忽略了对语言之所以是语言的动态实现过程的揭示。乔姆斯基把语言分为“内在语言”和“外在语言”，考虑到了语言的动态性质和静态性质，注意到了语言的有机性质及其过程性和实现性，认为对语言本质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内在性质、语言发生和语言使用的动态揭示。乔姆斯基认为，他提出的生成语法和普遍语法，虽然借助于形上学的一些概念来理解语言知识、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但目的并不在于用柏拉图式的理想实体来最终认定什么是语言知识。在他看来，生物语言学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即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语言知识是什么），可以用生成语法来回答。在生成语法看来，语言知识是“知道某具体语言的人”之心智或大脑的运作状态（ibid.:3）。乔姆斯基的革命性就在于摒弃结构主义的静态语言观，提倡语言认知观，断言语言知识是心智或大脑的运作状态，而不是一堆规则、事实和符号，不是布龙菲尔德所说的言语社群的话语总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不是对语言形式结构的认识，而是对人的心智或大脑的研究。语言知识不是静态的知识体系，而是有机体语言的过程实现的反映。3.2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语言知识如何获得，这是语言习得问题。乔姆斯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普遍语法来解答。根据普遍语法，人的“语言官能”有一个“初始状态”，这个初始状态在没有任何其他语言经验之前就存在了；语言习得就是从初始状态发展到某一具体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普遍语法得以具体化的过程，而在具体化过程中，人的经验与普遍语法原则交互，从而产生某一具体语言（Chomsky1986:3）。从乔姆斯基的解答来看，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人的语言变化和实现的过程。放在过程哲学视阈下，语言习得就是有机的过程。玻维克和乔姆斯基（Berwick&Chomsky2016:53）认为，人类语言是生物世界的语言。在生物世界里，语言获得包含三大过程：思维的内在过程、表达的外化过程、言语的理解过程。在语言获得的三大过程中，语言知识的演化在人脑内部完成，而且只有人脑具备这样的演化官能。在演化过程中，在人脑内部会发生“单词似的原子成分之间的融合（merge）”，这种融合是概念性的运作，会产生离散的、无限的结构性表达，而这些表达借助于思维和行动的概念性意向系统来获得解释，借助于感觉系统来获得外化（Berwick&Chomsky2017）。关于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上述解答，虽然具有假说性质，抑或是大胆的“猜想”（ibid.），但是这对生物语言学具体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关于语言知识获得的“单词似的原子成分之间的融合”、概念性运作、结构性表达的产生与外化等，这些都具备过程特征和实现特征，昭示着过程哲学的精神。3.3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对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认为这是语言使用问题，可以从内在语言和外在语言、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角度来解答。在乔姆斯基看来，获得语言就要进入思维的表达，反过来，思维的表达需要语言的获得。语言使用问题会涉及到语言理解、语言交流中的语言变化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语言使用的动态情况，而不能拘泥于静态的使用现象。这一主张契合的正是过程哲学观。在语言知识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玻维克和乔姆斯基（Berwick&Chomsky2017）认为关于“中心语-补足语”或“补足语-中心语”结构序列的探讨，目的在于从语言类型学特征来考察语言使用的内在机制。在这类探讨中，动词与名词的关系问题是对语言知识的使用在内在思维、外化理解和语言变化等过程的具体反映。对动词的关注，契合的是过程哲学的旨趣。按照过程哲学，语言研究要注重关于动词所指示的过程、事件、发生、实现等范畴。怀特海从形上学层面指出，动词所指示的过程、事件、发生、实现等属于本体论范畴（Rescher2000:19-20）。不难看出，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这个问题的探讨，接受的正是过程哲学的思想指导。总之，乔姆斯基提出的三个问题是生物语言学的三个核心问题。在哲学层面上，生物语言学应该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为指导，根据过程哲学的世界观来审视生物语言的发展路向：生物语言学就应该以注重过程和实现的语言观为基准。此外，虽然这三个核心问题出自于乔姆斯基，也得到了他本人的宏观性解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因为这三个问题毕竟是哲学性的大问题。

4.余论

哲学基础范文篇9

1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1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医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同步，西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有赖于17世纪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法国医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机器》就是把人体医学研究纳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还原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医学实践逐步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等学科，为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医学研究日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大体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达基因水平［2］。迄今为止，以还原论为哲学指导的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组DNA理论和技术更是引起了生物学、医学的革命性变化，分子生物学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们对生物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质［3］。可见西医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西方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西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于还原论。

1．2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医学理论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联系观、平衡观是其主要的特点。系统论作为一门学科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其指导观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全过程。阴阳学说代表着人体与环境，机体内部、脏腑间、气血津液间的动态平衡观，五行学说代表着机体内部的多系统、多层次相互间的联系观，因此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联系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融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性、联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统论思想。可见中医学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符合系统论。

2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及不足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5］。由研究的主体、内容可以知道西医学和中医学是可以相通的。由于两个医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也各具特点和不足。从两者特点可见，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互通的，方法论是可以互补的。

2．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1．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西医理论是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他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从医学的形式看西医学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它以客观、具体、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西医学把单元结构作为其理论基础，把单元结构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把以还原论为指导的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西医学简单理解为“元”医学。西医这种纯技术的还原论的研究方式促进了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多数传染病被有效控制、多数疾病找到了诊断治疗的方法，人类平均寿命得到了很大提高。

2．1．2西医学理论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医学这种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把生命视为一个线性的系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推导生命活动、推导生理病理、推导治疗手段的还原论方法日见其局限性。有时单纯的还原分析难以导出由一些随机、综合因素所引发的变化和产生结果的机制［7］。例如，生物体活性的理解，按线性关系从无活性不能得出活性；没有组成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复杂系统的概念，则难以理解活性［8］。由于还原论过于强调新发现、新技术，新的技术常常以市场为导向而忘记了医学研究的人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其片面性、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例如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病理、防治方法的认识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诊断治疗方法不断增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给患者、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创新技术产生的成果被快速产业化运用于临床，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提供了理论庇护。其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这种非人性化的局限性是以单纯的技术至上的还原论的哲学观指导下的西医自身无法解决的。

2．2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2．1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以阴阳平衡观为指导，以五行相关学说为联系，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以阴阳平衡为指导的，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是以平衡观、联系观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衡”医学。

2．2．2中医学理论的不足中医理论系统观思维是其最大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系统论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内涵是需要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由于中医理论对还原论思想有着先天不足，过于依赖系统思维，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不重视对微观结构的研究，常常在诊断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笼统的缺陷，面对蓬勃发展的西医科技，常常显示出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各个组织、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否则这种系统论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暗箱”。

2．3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与不足

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如用西医的方法来发展、研究、解释中医理论，用西医的方法来评价中医诊断和疗效，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药（药理分析、组方成分分析），以中医的疗法补充西医治疗或用西医的疗法补充中医治疗，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进行诊治，这些中西医结合方式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互补，对中医科学性论证及对中医理论的局部观点的证实，以及对中药组分分析，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较庞杂不够系统，且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其主体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中医药处于被动从属和被检验和验证的地位用还原论方法指导中医药现代化。由于缺乏有效的医学思想和创新医学理论的指导，中医与西医在医学指导思想和医学基本理论层面上的结合非常有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所以中西医结合目前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远不能满足于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经验、素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两个学科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特点进行更高层面的结合研究。

3创新理论的医学哲学基础

3．1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世界观

由中西医学理论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中医理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的“衡”医学特点，其研究方法倾向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具有与系统论相符合的医学哲学观。西医理论具有以单元结构观的“元”医学的特点，其发展受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较大，具有与还原论思想相符的医学哲学观。从当代的哲学观看，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在医学理论的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样可以把自然辩证法和机械唯物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世界观。

3．2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方法论

由前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系统论都有着其方法论的局限性，都不具备引领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重任。我们把西医理论以解剖结构单元为基础的“元”医学特点与中医理论平衡观为基础的“衡”医学特点进行融合，形成还原论与系统论相统一的“元衡论”观点。“元”是西医理论的精髓，是结构单元的简称有形态的、结构的内涵，是以静态的、孤立角度研究人体；“衡”有阴阳平衡观的基本内涵，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有平衡的、联系的、动态的内涵，是以联系的角度研究人体。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结构单元为研究基础的人体平衡观。包括整体单元结构、层次单元结构、单元结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状态。用它进行医学研究就可以形成兼顾点（单元结构）、线和面（层次单元结构）、立体的（整体单元结构）多维研究思路，可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内容，完善中医的科学内涵，弥补西医学重技术轻思想，重局部轻整体的不足。使对疾病的分析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用它来指导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可以有效地兼顾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等。可以作为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方法论。用于指导疾病预防、控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研究。

3．3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

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见表1。

3．4试用“元衡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

痤疮有着复杂的病因病机，我们曾经以“元衡论”对痤疮的病因及治疗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痤疮的发病是由于三个层次的内在平衡失调共同作用产生的，性腺雄激素循环为第一层次，皮脂腺皮脂循环为第二层次，微生态循环为第三级，当他们的循环保持平衡时，人体不会发病，当第一个循环被打破，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第二层次循环的平衡被打破，皮脂分泌增加，进而导致第三级循环的微生态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引发痤疮。这三个循环由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到第三层次分别由雄激素、皮脂参与介导，构成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病理过程［9］。我们根据病因病机特点，有针对性地分解为三个层次分别针对皮肤微生态、皮脂腺分泌和雄激素分泌等进行治疗，明显提高了疗效，减少了复发。同样的道理，遇有复杂难愈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元衡论”思维进行临床研究，例如慢性下肢静脉性溃疡，是一种慢性的、顽固的、反复不愈的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医学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医学上一般认为静脉性溃疡的病因是静脉曲张后静脉机能不全，静脉长期淤血，毛细血管损伤，通透性增加，组织水肿，最后因轻微外伤或感染形成溃疡［10］。但通过我们的一组研究可知，以上情况只反映了病因的一个方面，静脉性溃疡除与下肢静脉曲张有关外，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与下肢淤积性皮炎、足癣、甲癣、反复发作的丹毒、甲沟炎、心衰、糖尿病等均有一定关系［11］。从“元衡论”观点看包括三个层次的失调：①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②慢性足部真菌感染—反复引起丹毒—淋巴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③淤积性皮炎—外伤感染—微生态失调—皮肤溃疡。可见静脉性溃疡的发生是有多层次病因导致的，其反复不愈、顽固难治是由该病病因的多样性和病情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给以相应的针对各层次的综合治疗和相关的健康教育，可以大幅提高疗效，并且可以有针对性防治复发［12］。

哲学基础范文篇10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