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44:58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范文篇1

奥斯特罗姆认为,要设计复合共和制,首先要假定,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个人是最基本的考虑单位。政府的行为派生于个人的利益;如果要有效果,政府行为必须与个人的行为相联系;这样,政府的运作就能够与具有特殊行为能力的个人行为相协调。其次,还要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然后假定,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理性和正义的条件、社会组织条件取决于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持久的双赢关系,而不是双损关系。

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立宪的选择。立宪选择与法律的选择有根本的区别。法律是政府制定的、政府能够更改的,而宪法却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改革的。“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界定自己的权威,那么它们就不会有积极性来制约权威的运作。进而言之,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有积极性去运用这些特权来牟取私利,并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宪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约寻求这种机会,使这些人遵守……‘限权宪法的一般原则’”。立宪选择有着特别的程序,它始于非正式的建议的程序,然后再进入批准的程序,并且在批准程序中可以应要求而进行修改。这一程序不同于政府制定操作性法律的立法程序。要使宪法高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确立司法独立。而且宪法如果要成为操作性的法律工具,就要设计得非常精确、严密。宪法不应该是一种一般道德的陈述,自然也不应该只是一种宣传品,或者是某些人意志的表现,而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真正起到促进双赢关系、遏制双损关系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认为,政治制度设计是一项高度艺术性的工作。为操作性的政府体制设计一部宪法,不可能是任何单一价值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价值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更大的收益要求各项价值之间的均衡,在此各类价值并不维持恒定的比率。所以,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往往主要派生于某一特定价值的最大化。完备类型的概念如完备的民主、充分的自由、彻底的平等等,是一种有用的概念,但只能作为设计的出发点,而不能当作是终极的目标。这一分析,显然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原理。

奥斯特罗姆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归纳出了如下政治制度设计的定理:

1.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2.没有人适于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

3.由于同样的理由,不,由于更充分的理由,人们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

4.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5.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

6.手段必须与目的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任何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

7.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自由裁量权;

8.那里的一成不变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的,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个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

这八条定理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可用于解决如下问题:

l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

l党派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

l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

l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用共和制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

比较难以处理的是这一问题: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民主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

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单一共和制的病根。那么,如何遏制多数派实施暴政呢?奥斯特罗姆认为,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通过把政府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基础上,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用足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就能够摆脱多数派暴政的弊害。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认为,要解决多数派的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建立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的根本局限之上。规模原则表明,在任何协商集团中都存在着基本的限制条件,它起源于这一事实,一次只能有一位演说者能够被倾听并得以理解。有序的深思熟虑,要求演讲和沟通都遵守一次一个的规则。任何大型协商大会的运作,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大会,都取决于选择若干人去行使设定议程、控制协商的特权。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领袖人物主导性逐渐增加,而集团成员在协商方面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少。民主安排让位于寡头控制。

政治代议制可以部分地解决规模原则的问题。这是共和制有别于民主制的地方。通过选任代表的制度机制,共和制政府比直接民主制能够涵盖更多数量的人民和更广阔的地区。不过,即便是在政治代议制中,规模原则也起作用,为了防止少数人专制,就有必要使代表达到一定的数目,而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弊端,则又必须限制代表的数目。“规模原则既适用于代议机关,也适用于政府单位的综合规模。如果不注意规模原则的约束,那么政府的外貌可能变得民主,但是使得它得以活动的精神将是更多的寡头政治”。

奥斯特罗姆认为,多数统治只能导致更多的冲突,而不会导致持久的政治稳定,因而也不能保障包括多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一个共和国一旦得了共和病,邻国也很快会感染上这种疾病,最终使政治秩序陷入互损的逻辑而无法自拔。他概要地描述了共和病的成因及其流行的机制:“如果一个多数派能够支配一个共和国的政府,并运用其支配地位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私利,那么受其损害的人就会通过结盟的力量来试图使其损失最小化。在没有其他办法来寻求更为合意的解决方案时,遭受的剥夺越极端,受剥夺者就越会愿意运用极端的手段。冲突就可能升级到这一点,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党派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并运用强制统治工具进行相互之间的战争。如果一个邻近的共和国为一个党派所支配,而该党派与一个共和国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党派关系密切,国内问题很快就会损害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冲突就会在相互谴责中升级,图谋干预对方的事务,相互图谋实施集体性质的制裁。这样,共和国的宪法就会让位于维持有组织战争状态的要求。”

人类自治能力具有局限性,这并不表明人类应该屈从于单一权力中心的统治,成为寡头铁律的奴隶。没有必要由单一权力中心来支配所有其他人。较小的利益群体能够根据自治原则组织起来,并在治理自己内部事务方面保持自主。为若干不同社群所共享的利益集团,能够组织起来,成为自主自治权威主体。该原则可以从地区性利益社群扩展到全国乃至国际利益社群。共和制度既能够在较小的社群中也能够在较大的社群中得到培育。联邦体制中有许多政府单位,单一制全国性国家中只有单一的终极权威中心,任何一个党派取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在联邦体制中要小于单一制全国性国家。自治原则运用于联邦体制中共存的政府,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意味着共和国要有适当的结构与范围。只是扩大共和国的范围,可以包容更加多样的利益群体。但是,如果在整个国家只创建了一个单一的政府权威中心,规模原则所固有的寡头倾向就会使一个派别轻易地支配其他利益群体。在复合共和制中,不存在任何单一垄断的公共权威。建立多个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威。每一个权威均为自治共和制原则所支配。适当的结构,才是复合共和制有别于单一共和制的核心所在。复合共和制的活力就在于当政治制度覆盖面相当大时,它能够包容更多的利益,并且不必借助于高度集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特别适合于大国,它能够使大国在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同时不因受规模原则的制约而蜕化为专制制度。

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如果一个共和国是一个小国,它就会被外国势力所摧毁,如果它是一个大国,则会为内部的不完善而摧毁。”奥斯特罗姆认为,这一结论适合于单一制共和国,而复合共和国则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因为复合共和制意味着全国性政府也直接面对公民个人,而不是封建制式的“分级管理”,即每一级政府各自管理下级政府,而不面对公民个人。在复合共和制中,有限的全国政府能够塑造得就有关超出单个地方政府范围之外的事务,代表人民作出决策。但它的权限是有限的,仅限于与公民有关的具有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在复合共和制中,“每一个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全国政府,都被设计得具有其自己的意志,并在本质上相互独立。每一个政府都能够公民个人,关心个人的希望和恐惧,拥有一切手段,并有权采用一切方法,以执行委托给它的权力。那些可以分别提供的事务,则根据自治原则,由各州内的政府处理。那些需要共同关心的事务,不能由各州分别处理,则要根据共存运作的自治原则由有限的全国政府处理。”复合共和制原则提供了节约使用各级政府优势的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优势,从而能够避免邦联性质的共和国的错误,自然也能够避免大共和国必然成为专制国家的错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奥斯特罗姆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概括了复合共和制中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安排。这些原则与现代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的原则是一致的。当然,复合共和制也安排了众多的政治代议制度,从而使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复杂性的利益能够有适地适时的、各种各样的代表途径。

任何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倾向。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国性政府,其权力扩张的可能性最大。如何制约政府的权力扩张,从而使其成为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呢?取消政治权力,使每一个人在政治权力上人人平等,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政府的基础都是政治权力的不平等配置。要控制政府权力扩张,关键在于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权力横向配置遵循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就是制约政府权力扩张、保障有限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些安排是立宪安排,不能为直接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所改变。这些安排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原则。

当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安排只是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最核心的措施还取决于个人的权威,取决于复合共和制中多个决策权威中心的相互分立和制衡。“复合共和制并不只是联邦政府体制中多个自主政府单位的复合,而且还是每一个政府单位内决策结构的复合。如果任何一个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取得了支配其余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的地位,并长时间得以维持,那么这样一个体制就失败了。要维持这样一个有着许多否决权的、复合的结构,主要依靠使宪法作为可实施的法律进行运作。只要人民理解这样的逻辑关系所固有的基本概念,并拥有适当的结构来恰当地落实这些概念来约束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制约行使政府特权者,我们就可以预料这样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在实践上是非常复杂的。复合共和制用立宪选择原则来规范和控制政府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一体制的活力,关键就在政治治理关系中由人行使的权威。”因此,限权宪法的一般理论所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或者个人的权威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关键因素。它表明,“任何个人能够有权向政府当局就政府是否恰当地行使了其特权提出并实施法律的诉求。立宪政府体制结构中统治者要服从法治,这一结构的根本要素是,任何个人能够提出诉求的权威,或者任何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个人的权威也需要有适当的制度保障,从而使个人在寻求权利救济时不至于去寻求不正当的暴力手段,或者寻求不正当的行贿、寻租等手段。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既有实体的制度安排,也有程序其的制度保障,从而实现有限政府,制约政府的权力,这显然也是复合共和制的基本要素。

复合共和制分立的决策结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构造,以此为基础的政府权威组织,为个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使个人个别地和集体地表达其偏好,对政府权威机构提出要求。通过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的限任制可以得到政治救济。通过参众两院大量的议席可以得到立法救济。通过忠实地执行法律的行政责任制可以得到行政救济。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有权要求考虑其申诉状以及要求判决以纠正错误,以此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最后,通过变更和修正宪法本身的活动,可以得到宪法救济。

多种多样的决策结构,能够容纳单个或者集体行动的个人需求,这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个人的疾苦众所周知,并为公共协商所考虑。这样的制度可能在阻挠恶法的时候也阻挠良法。但是奥斯特罗姆认为,“分歧大到这一地步,以致人民将选择救济措施以增进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说持不同意见的人会看出采取其代价高于寻求另外一些解决方案的某一措施所可能导致的结果。在存在实质性分歧的情况下,延迟采取措施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小,而无法估计采取轻率行动所带来的成本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大。”如果这些制度安排妨碍了国防这样的紧急的危害,那么宪法可以通过紧急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状态下所特有的紧急处理权。但并不一定为了偶然的紧急问题的需要而牺牲复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因为紧急问题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问题。并且为了避免紧急处理权被滥用,紧急处理权本身也应该符合特定的程序,并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审查,以减少紧急处理权遭到滥用的可能性。

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基础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可以被用来使这些可能性最小化,即某些人,尤其是某一多数派,在决策中占支配地位并剥削他人,牟取先发制人的优势。这些安排允许任何人运用实践和结构多样的制度设置去表达其根本的利益。不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单一结构。相反,我们假设任何决策的基础可能是错误的概念,没有适当地计算过对个人的后果是什么,对社群的结果是什么。当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有机会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时,有机会提出另外的构想时,有机会参与理性协商过程时,纠正错误之策略就有了美好的前景。”

显然,复合共和制的构造并不是简单的事,它需要“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但当人们更多地了解复合共和制的基本道理的时候,要进行这样的努力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奥斯特罗姆指出,人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从所谓活生生的事实出发,而应该从立宪层次的分析出发。立宪层次的分析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当代政治学的重要特点是关心“活生生的现实”,而不关心立宪选择实验的设计。奥斯特罗姆说:“任何看过足球比赛的人都会明白,要全面、彻底而有效地描述‘活生生的现实’是极其困难的。没有有关想要成为什么的知识,没有有关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想,人类认知的能力还不足以描述政府体制及其在社会中运作的活生生现实。”

他引用了当代语言哲学学者约翰·瑟尔(JohnSearle)对足球游戏的分析。瑟尔的分析对于迷恋于运用纯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人无疑是一付有效的解毒剂。瑟尔认为,只有在显然了解规则如何把社会事实“构造”成“制度的”事实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活生生现实。游戏规则的基础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即游戏要变成什么,游戏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玩法。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游戏规则时,足球游戏的活生生现实才是可理解的,瑟尔认为,人类制度的活生生现实不可能被理解为“粗俗的事实”。为了说明这一点,瑟尔建议请一组高度训练有素的科学观察家去制定可用于描述美式足球游戏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认为这些科学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个“周期性群集的法则”。瑟尔以如下方式阐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在统计上每隔一段时间,穿着类似有色T恤之类东西的有机物大致以圆的形状群集在一起(列队)。然后,同样每隔一段时间,圆形的群集继之以线形的群集(球队排队以备踢球),线形的群集则继之以线形的渗透。”发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后,我们的科学观察家大概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足球游戏的活生生现实的科学见解了。显然,这样的科学研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避开理论,避开立宪层次的分析,亲近事实,观察家就使自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从而无法理解游戏的意义,公平游戏的策略范围,以及什么是不公平的游戏。

对足球是如此,对政府来说,实际上也是如此。对此奥斯特罗姆的结论是,“我们只能把政府的结构和程序,或者人类社会现实的其他方面,理解为制度事实。制度事实存在,因为规则构造了人类社会关系。我们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的游戏,即游戏是根据适当和公平的规则与标准构造的。规则界定可以采取行为的范围和限度。我们参考想要成为什么,并在什么可能出现的意义上,去理解规则以及规则规范关系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由客观事实所组成的世界,而是由价值、逻辑和事实共同组成的世界。对于不同的人类社会来说,事实是多样化,但价值是普遍的,逻辑对于世人也是通用的,而理论则是人类创造的概念和命题体系,是基于一定的价值、以特定的事实为基础而确立的因果法则的概括,是可普遍的价值和多样化的事实通过逻辑原则而结合起来的概念和命题体系。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一些普遍的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它产生于200多年前的美国,是用来解决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即避免欧洲各国混战的局面,避免霍布斯式的中央集权的弊害,补救邦联制度的失败,为北美来建设和平而稳定的政治环境。就如本书第八章所探讨的,由于200年历史的变迁,这一理论产生的事实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经受了工业化的挑战,也经受了奴隶制度引起的南北战争的挑战,更经受了机器政治和老板统治的挑战,在20世纪,又经受了颂扬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公共行政理论的挑战。在新的环境下,普遍的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必须有新的重述,以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如果说哈耶克的贡献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条件下重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那么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条件下重述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从而为解决本世纪出现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探讨了解决的可能性。

的确,奥斯特罗姆教授所重述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产生于200年前的美国,但并不一定只适用于美国,而且也并不一定只适用于200年前的美国。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200年前根据复合共和制理论确立的美国联邦体制任何国家都不能仿效,即使当代美国联邦体制也必须有所创新,因为它是复合共和制理论在200年前美国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事实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联邦体制也面临着各种危机的挑战。在20世纪,美国的联邦体制正在走向日益强化的国家化所产生的泥淖中。在这种情况下,奥斯特罗姆认为,美国应该回顾过去,重新依靠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以新的问题为背景,探索把自己从中央集权的陷阱中解救出来的途径。因此,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未必不能运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欧洲,都着眼于各自所面临的事实,运用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重新再现昔日的创造力,奥斯特罗姆并不觉得奇怪。他曾经善意地祝愿,“如果法国把自己从过分的中央集权中解放出来,并走在欧洲发展的前沿,我将不会感到惊奇。如果这样,西班牙也不会远远落后于他国。意大利,产生启蒙的自由城市的故乡,也可以体验新的复兴。在这些情况下,德国就会抛弃忧虑,创造新水平的成就,在其自己的文化成就与其他人民的文化成就关系上再次变得外向。英国也将继续仔细考虑议会能否改革自身的难题。欧洲可以再次迸发思想发展的火花,在欧洲共同体中创造新的制度安排集合,取得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把人类文明带向新的境界。我们可以再次把人文明推向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学会把自己的政治实验奠基在人类自主治理的能力基础之上。获得这一能力,靠的是学会如何运用理论推测、审慎思考以及自由选择,来构思、指导并阐释多样化立宪选择的意义。在这样的天地里,如果解放神学要为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它们就需要使自己在思想上、精神上贴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在这段话中,如果加上中国,说中国也将因此而避免高度中央集权的弊害,也将避免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弊害,同时也避免分封制的弊害,从而复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奥斯特罗姆肯定不会反对。他在跟译者的多次交谈中,多次提到古代中国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当代中国学者也可以以此为基础,在当代重述古老中国有关制度设计的理论,从而为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社会进一步加强相互沟通和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各自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学者能够在中国的背景中,重述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而解决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弊害、分封制的弊害,尤其是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有组织的战争状态的弊害(霍布斯要避免的是无组织的战争状态),那么中国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就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自然我们也可以以此为世界的政治发展贡献点什么了。

政治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式政治制度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3点基本共识

1.1必须尊重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谓“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是指经过世界各国漫长的政治文明实践,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原则,诸如“权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在《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中文版译序,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应该承认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整体上都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程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GiovanniSartori著、台湾国立编译馆1998年出版的《比较宪政工程》一书做序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众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语并非妄言。比如,投票与选举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但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投票程序实际上存在复杂的多种可能性,选举同样如此。西方政治学对投票与不同选举制度产生的选举结果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却对此罕有系统研究,这在技术上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实现。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充分吸收世界政治文明(当然也包括中国本身,比如唐朝的行政三分立制)的普遍成果。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论及创新。

1.2民主模式的多元实现形式与“中国特殊论”

民主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念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不同水平的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等因素所构造成基本国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尊重承认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照搬西方民主。

美国创建之初并没有照抄当时欧洲的民主模式,而是从美国国情出发,经过费城制宪奠定了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制【1】。但今天的美国领导者却非常热衷于“输出美国模式的民主”,要求其它国家全盘接受美国民主模式。事实上,即使是很多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效法美国的政治体制。而那些对美国模式照抄照搬的发展中国家中却鲜有成功的范例。对此邓小平多次表示,“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要求全世界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西方民主模式固然不能机械效仿,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体制同样也不能互相抄袭。邓小平曾对波兰前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早在1919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后所写的《欧游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就早已经指出:“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

在政治模式设计上,既然有“美国特殊论”,那么“中国特殊论”自然也是可能的。康晓光在其《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特殊论”【2】。康晓光认为“我相信西方经验不能支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不会简单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命题。”

问题在于,尽管康晓光提出了“中国特殊论”,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予以体现,“中国特殊论”始终就只能是一个缺乏实践价值的理论概念而已。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经不再处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理论补课阶段,而是进入提出具体改革模式的实践阶段。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其他,而在于设计出一个能够实现已经被证明的各种政治制度设计一般性原则、同时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方案。所以下文没有进行学院化的理论讨论,而是直接表述具体设想。

1.3必须采取渐进改革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放弃激进的休克式疗法,采取渐进改革策略,经过90年代中期的激烈论证之后,已经成为主流观点。对此已经有很多精彩阐述,不做赘述,可以参考文末资料。

二、中国模式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设计

2.1政党制度设计:多数党法定制度

政党是社会各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最主要组织手段。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但是这并不排除核心执政党与其它派以某种方式分配公共权力,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努力,实际上这也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途径。笔者认为,这个多数法定的执政党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下文就以此为前提展开讨论,不做更多说明。

中国政党制度目前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其它派是法定的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地位与公共权力的相对大小不是通过选举投票,而是基于各政党在历史上积累的政治资源大小来确定的。

尽管这一政党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的今天暴露出很多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参政党参政决策权力没有真正的制度保证,因而参政党难以有效监督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权力集中无可非议,但是和平革命建设时期,权力过于集中已经暴露很多弊端,因此根据历史条件需要,调整党与其它政党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已显得非常必要。

2002年6月,复旦大学浦兴祖等人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国外政党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了《研究国外政党政治,反观我国政党制度后的几点思考》的研究报告,报告坦率提出:“我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多元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制衡机制关系,但是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参政党本身的功能也不健全,这造成现阶段中国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党制度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坚持既有架构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权力结构,把参政党的参政与监督的范围、方式、内容、步骤等方面用制度与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如积极推进政党法的出台。”2005年3月正式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已明确提出各级领导职务中确定适当比例的派人士。

对于新时期下的多党合作,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各政党内部机构与政府机构独立。人大、政协合并形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同时兼任人大代表职务,更不得兼任人大主任。人大主任和其他代表一样只有一票投票权,由各党代表轮流担任。

■人大和行政机构中,共产党与其它政党人员比例有2种确定方法:一是不同行政层次比例不同,比如乡镇、县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50%,省部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60%,中央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70%。二是全国各级人大和行政机构均为一个统一的固定比例如65%,显然前者更灵活,更能适应各层机构的不同情况。当然以上比例只是一个设想,具体为多少可根据各级权力结构特点以及其他因素再行讨论。

■直辖市、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多数行政机构正职领导由共产党人担任。少数部门正职可由其他政党党员担任。具体规定可在相关法律中予以明确。

■对于无政党独立人士全部归入“无政党候选人”类别,预留一定比例名额,按照上述原则作为一个“虚拟政党”进行相应对待。

■全国人大设置政党管理委员会,负责政党注册管理等事宜。

在宪法中对此思路予以原则性确定,具体比例等由《选举法》等普通法律予以明确。可称以上制度设计为“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

2.2多数党法定政党制度的巨大优点

尽管很多国家政党结构中,都存在一个占优势的主要政党,比如印度的国大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但是本文设想的多数党法定制度与这些情况的本质区别在于将占优势的主要政党地位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认可的一党独大制。优点在于:

坚持以一个党为核心执政党,可以避免政党力量均衡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社会阶层围绕一些基本公共命题出现僵持局面,甚至诱发社会局势振荡的可能性,这在2004年美国大选以及乌克兰大选都有明显的表现。以简单多党制和简单比例代表制为例。比如在以色列组织一个政党条件很低,各政党得票率有1.5%即可进入议会,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还能够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所以人口不到600万的以色列政党众多,一度有27个政党。大选中选票分散,难以形成一个在议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大党,政府频繁解散,甚至议会本身也自行提前解散了多次。1999年产生的第15届议会参加竞选的有27个政党,进入议会的有17个,120个议席中工党(23席)和利库德集团(24席)总共只占有47个席位,不到总席位的一半。因此大党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不能单独组阁,必须依赖中小党派的支持组成联合政府。大党不得不接受中小党的政治要价,埋下政局不稳定因素。“多数党法定”制度能够完全避免这些情况。

完全实现了党的意志通过民主程序体现的目标。举例来说,不必每次全国人大会议换届之前,中共都要召集全会,向人大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并就当前重大政策或改革措施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而是以人大会议的多数党身份提交议案,实现了以民主方式实现党的意志之目标。

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比例来实现政党间竞争程度的调控,当然一旦确定就不能轻易改动,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改变。由于各级国家机构中,各政党席位比例确定,少数党也无须担心多数党滥用多数党地位,取消少数党席位,这为党内外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和制衡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保证中共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中共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机构重复设置问题。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结构相似,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监察部门,党委的组织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党委的宣传部与政府的文化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之间都存在机构重迭与职能交错的问题。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国有企业曾经出现过党委书记开除厂长党籍,厂长开除党委书记厂籍的荒唐事件,就是党委与政府权力重叠导致矛盾的一个典型例子。“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中共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这2个问题。

有利于实现国家财政与政党经费的分离。政党不管是否执政,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团体,而不是国家机构。从学理上说,国家财政没有任何依据应该供养各个政党。但是长期以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根深蒂固,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家政权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如果实施多数党法定制度,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其政党系统大部分都与国家机构系统融合起来了,诸如党纪委等属于执政党内部机构,可以这样考虑:一部分人员独立为党内机构,一部分进入人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还需要向各政党拨付一定经费,透明度大大增加,数额也将逐步减少。对于国家拨付给各政党的经费,需要在政党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定期公开经费开支情况,接受国家审计机构审计,最后经过人大批准。

军队方面,由于中共是全国人大中的多数党,全国人大选举的全国军事委员会中,中共自然也是多数,而且军队各级正职领导全部是中共党员,党依然能够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可以修改现行宪法第59条为“军队不得派代表参加各级人大会议”,以符合当代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中普遍实施的军队国家化、避免与国家日常政治活动直接挂钩的做法。

对于“多数党法定”权力集中可能产生的弊端,除了政党之间的制衡之外,还可以通过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2种方式来抑制。公民创制复议权的讨论参见下文,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另文讨论。

2.3多数党法定有先例可循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权实行的“三三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多数党法定制度。抗日战争时期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实施了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组成人员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可参见徐详民等著.《政体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抗战时期“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方案及其政体思想》)。

建国初期,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3人;56名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27人,几乎占一半。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非共产党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到14人。

但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良好制度设计没有继续坚持。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普遍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对中共提出的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章伯钧提出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3】。

这些都是今天实行多数党法定制度的宝贵历史经验。

2.4司法独立

司法不独立于行政是现行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不足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阐述。实际上,宪法第16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司法与行政独立不过是将这一原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而已,完全符合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

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实质分立,可以考虑以下设想:

■赋予司法系统相应人事权、财权,由司法系统内部实现垂直管理。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财政等,与地方政府脱钩。

■地方人大全体成员3/4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调整同级法院法官职务的动议,要求上一级法院与上一级人大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处理。特别委员会由上一级法院与上一级人大成员各占一半组成。如此虽然地方人大不具有直接罢免法官的权力,但可以间接罢免不称职法官;避免了司法系统具有高度独立人事、财务权,出现内部封闭、不透明的情况。

■全国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赞成票通过,可以撤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赞成票包括通过电子邮件、委托等多种形式。

■各级人大可以提出撤销或者满足一定条件下直接撤销法官职务的动议,但是不能直接否决法官的判决结果,只能由上一级法院来决定是否否决。上一级法院否决下级法院判决结果必须以最低2/3比例票数通过。

■法院内部法官独立。在多数情况下一名法官独任审判,可以非常方便的考核法官业务水平和追究渎职责任,同时也根除了法院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的老弊端。

■公民不能直接对法官进行弹劾罢免,而是通过使用创制复议权在人大提出议案,要求罢免不称职法官的方式予以间接实现,而且附加了前述严格条件,以保证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逐步实现司法机构成员与政党脱钩,最终实现司法机构所有成员不属于任何政党。在政治改革过渡期,可以考虑规定,法官所在政党对其进行的任何党内处分不影响其司法机构的任职。

如此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司法系统相对独立性同时,体现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特征,同时将人大撤换法官的条件定得很高,充分保证司法系统独立性,这也是体现了笔者设想的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平行制衡”的“交叉制衡”。

2.5抑制黑金政治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黑金政治是现代选举制度暴露的重大弊端之一。近年来中国各地选举中富人群体参选越来越多,贿选现象也日益突出,国内已经有很多文献讨论。如果不能设计出有效抑制黑金政治的制度,中国模式政治制度不可能建立,有重蹈台湾黑金政治旧辙的可能。

目前各国(地区)对政治黑金问题绝大多数是制定直接的管束法律,如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任何个人在同一年内,对同一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所有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等等。每个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10天或选举后30天内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所收到的捐款和竞选开销。尽管这些法律对黑金政治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但实际上还是无法真正抑制黑金政治,黑金捐赠者往往通过所谓的捐软钱(softmoney)的方式名正言顺规避法律约束。

笔者认为,如果不将所有竞选者约束在同一平台上,那么竞选与金钱之间的利益勾结关系始终就无法得到真正抑制。因为如果各选举人各自开展竞选活动的话,竞争经费自然是越多越好,法律对此监督成本必然会随之上升,而且因为资金转移存在很多渠道,监督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中国式政治制度构建中,遏制西方选举制度的异化为金钱实力比拼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可以考虑以下制度创新设计——

■各党代表参加选举时,制定统一的竞选人宣传措施。简言之,即所有候选人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现,同时面对选民。称为共同竞选平台制度。对于日程安排,各党选举前协商确定。

■各候选人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不得不将自己的竞选设想与其它候选人的批评直接面对,增加了选民甄选候选人的有效度。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各候选人必然彼此监督,能够有效避免候选人隐瞒信息等情况。

■捐赠经费不能捐赠给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竞选人,而是由所有候选人分享。经费管理由一个各竞选政党等名额组成的竞选资金委员会负责。

■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独立,国家财政为各党竞选拨付一定数额经费,所有捐赠纳入一个全国选举基金统一管理,不接受针对具体政党的竞选资金捐赠。竞选预算总额由全国人大批准,通过法律规定拨付给各党的选举经费总额不得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某一个比例。

在该制度设计下,竞选黑金活动空间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抑制,竞选效率也大大提高。

国家资助竞选者的制度可以参照以色列的相关规定。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下设一个财政委员会,对议会选举的经费作出预算。预算报告提交议会,由议会批准。每个参加议员竞选的政党可以从国库获得一定数额的选举经费。议会根据大选结束后各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多少,决定拨给每个政党具体的款额。国家审计长负责审查全部竞选费用的拨付,对全国人大负责。

2.6人大代表资格的收入限制条款

从国内外政治研究与实践看,影响政治行为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影响最大。西方政治史上选举活动中对参选者收入进行限制的先例直到19世纪依然普遍存在,原因正在于此。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模式认为,由于利益驱使,经济基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个体以及经济地位类似个体构成的利益群体(即过去所谓“阶级”,今天更习惯称为“利益集团”)的政治观点。这一观点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成立的,事例非常多,中国基层选举中出现的大量贿选现象就是例子,再如2003年6月中国央行出台旨在抑制地产泡沫的121文件之后国内房地产开发商的激烈反应就可见一斑。目前占据中国各阶层最大份额收入的企业家群体参政越来越多,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私企代表不过50人。而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私企代表逾200名,占代表总数近10%,5年间增长4倍。如果不对选举制度和代表资格进行更多明确限制,那么少数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拥有多数份额财富的群体必然利用其财富优势攫取政治资源,出现西方议会中普遍存在的“富翁议员”现象,进一步拉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因此,为了在不同利益群体(可以粗糙的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阶级”术语)之间形成最有效的利益博弈制衡关系,最大限度防止收入因素对人大代表政治决策行为的干扰,有必要明确提出人大代表资格的收入限制条款。更具体而言即,中等收入阶层应在人大中拥有多数席位。

很明显,如此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政治学所谓的“中间阶级论”。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起,西方政治学研究与实践都表明,中等收入阶层主导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程度满意的和平解决,而不必诉诸战争之类的激烈手段。

正是如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在理论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是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在现实层面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可“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具有经济和政治、社会的多重意义。

简言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间阶层应至少占据50%的席位,以确保中间阶层在议会投票中形成有效多数票。

需要补充的是:一是“中间阶层”如何界定,限于篇幅原因对此不做更多讨论,在后续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二是人大代表收入限制对于不同层次的代表有所不同,对于全国人大代表应该以全国人均收入为基准确定收入限制标准,而对于省级代表应该以该省人均收入确定,其余类推。三是人大代表不得连选连任,只能担任一次,任期不宜偏长。可从目前的5年一届调整为3年一届。

加上前述对人大代表的种种弹劾条款等,弱化“官本位”文化传统,扩大民主参与度,增加试图滥用公共权力者的机会成本,消除其进入人民代表大会的谋利动机,提高人大代表竞选中真正热衷于公共事务公民的比例。

2.7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职务保留问题

人大代表专职化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要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关键阻碍因素之一即代表的职务保留问题。

不妨以一个简单例子说明:假设甲为某国立大学教授,被选举为某一级某一届人大代表成员,如果在目前制度设计下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那么甲必然面临4年之后原大学教授工作如何处置的问题。毕竟人大代表不可能终身制,而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此应在选举法等相关法律条款制定中考虑:

公民在某一机构任职,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后,其所在职务暂由他人代为履行,其人大代表任期结束后,自动恢复其任人大代表之前的职务和待遇,直至其与该机构签订的合同到期。如果该公民任人大代表前所在机构(如企业)破产或关闭,则进入失业保险序列,国家可以考虑支付一次性津贴,以褒奖其为公共事务所做贡献。

2.8两院制还是一院制

一般为,英国两院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阶级之间妥协的结果,美国两院制也是一样。以美国两院制为例说明。

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独立之初,美国建立的是邦联制度,并非联邦制度。1777年的《邦联条例》明确规定,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州保持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出于共同防御、维护自由和公共福利而加入“彼此友好的联盟”。凡是没有明确授予中央的权力,一律自行保留。当时美国邦联是一个极为松散的权力架构。中央只设一个议会,由各州派代表组成,每州不分大小,只有一票表决权。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权力十分有限,对于各州人民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也没有征税权。1786年8月~1787年2月在马萨诸塞州由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过战功的退伍陆军上尉谢斯(Shays)领导的农民起义即谢斯起义(Shays''''sRebellion)暴露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软弱无力,大大刺激了美国由邦联制度向联邦制度的变革。1787年各州代表聚会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大州代表认为,自己人口多,纳税也多,所以在国会中的席位也应多;小州代表则强调小州与大州的平等地位。最后选举一个11人委员会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提出建立两院制,即在参议院中各州无论大小都享有同等表决权,但在众议院中代表权按人口比例确定,最终获得制宪会议的通过。

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当年的英美类似的特殊历史语境,而且宪法已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权力机关”,因此一院制最符合实际,也即党委、人大、政协等三合一。各党内部机构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存在属于党内事务,自行处置。

2.9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划分民主制度的类型,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划分民主制度,可以分为总统制与议会制两大类型。英国议会制一般被认为是议会制的典型代表;而美国总统制是总统制的典型代表。

议会制: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权力。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由各自的独立选举产生。彼此无权罢免对方,也即所谓“权力的双重合法性”。

当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混合型如法国“半总统制”等。但是当今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这表明半总统制还不具有普遍性,即使实行这种政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可提供的政体样本数量有限,对于其利弊的证明力度是不够的。因此在以下讨论中,以总统制和议会制为主要考虑对象。

据统计,二战后在39个议会制民主中国家有13个崩溃;而在13个总统制民主中至少有10个崩溃(《制度性战略和民主》.第十五届国际政治学会世界会议论文.1991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总统制下,“权力双重合法性”使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都有独立合法性基础,在重要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非常可能发生冲突。此外,由于总统制下总统任期是固定的,当总统和国会意见不一致时,无法改选总统,双方僵持很容易陷入宪政危机。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与国家杜马之间不能就权力划分原则达成共识,最后竟演变成动用大炮坦克的府院之争。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和稳定都必须考虑。如果缺少必要的稳定,即使得到自由,也难以持久。中国政治文化缺少宪政意识,威权与专制意识深厚。如果采用总统制,由于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很容易制造强人政治格局,使宪法体制形同虚设。因此笔者主张中国政体选择议会制。

行政内阁更换过于频繁是西方模式议会制主要缺陷之一。对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法定多数党,在各级人大占有多数席位,而且行政机构主要领导人员也是共产党人,因此能够有效避免议会(也即全国人大)频繁撤换行政首脑,造成政局不稳。

为了进一步抑制西方议会制的不足,可以规定政府无权解散议会。西方议会制中政府可以解散议会,这种制度设计不适合中国。因为在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为选民选举更换而不能为政府解散。

以上制度设计既吸收了西方议会制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

.10公民复议创制权

从理论与实践上说,代议制都存在代表忽视民意、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固然可以通过周期性投票,将不符合民意的代表撤换,但是在两次选举之间就难以约束代表。实现直接民主的复议创制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国人心目中,直接民主与十年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目标,有多种实现方式,大鸣大放不过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失败的实现形式而已,并不能由此断定直接民主不成立。创制复议权就是一种很好的实现直接民主的方式。创制权指一定数量的合法居民可以联名就某事项提出意见,并要求政府机构讨论、回复;而复决权则是创制权的相反操作,即选民可以通过和创制权一样的程序否决现有法案。

复议创制权的含义颇多,根据使用对象与层次的不同,大体言之有下列几种:公民投票(Plebiscite,也有人使用Referendun)、宪法复决权(Constitutionalreferendum)、政策复决权(PublicPolidyreferendum)、咨询式复决权(Consultativereferndum)、创制权(initiative)等。

孙中山曾经指示廖仲恺、孙科等翻译了不少有关创制复议权的著作,如Wilcox《全民政治论》(GovernmentbyallthePeople)等。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复议创制权,当然孙中山没有制定具体程序来保证公民创制复议权的具体实施。

中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与西方政治实践中的创制复议权有共同之处。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因此打击报复公民对国家机构合法批评建议权,或者懈怠处理的行为屡见不鲜。所谓“信访工作困境”一词就是一个显例。与改革开放之前或者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司法独立性没有得到完全保证,信访量显著增加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各部门和所属企业建立所谓应急分队,对准备越级集体上访的人员进行堵截,甚至出现“信访稳定”的提法。

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法仅仅从建议和批评的层次上界定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权力,而缺乏实质权力支持的建议与批评很容易受到漠视和打压。

近年来国内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建议案数量不断增加,2003年最突出,该年度有代表性的建议案有——

5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等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等5位国内知名法学家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7月26日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许志永等三人就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提出的《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第176条的建议》。

一系列事件表明,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法治与参政意识将越来越强,原有的批评与建议权力度不足的弊端日益暴露。如果将宪法第41条进一步具体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复议创制权,那么公民对于国家机构行为的监督有效度显然会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

可以参照国外相关的成熟规定设计中国的创制复议权制度。当然,需要设置防止少数公民恶意滥用创制复议权的行为,尽量提高提案的民意代表性,可以如是考虑——

(1)一个公民如果提出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那么他将在某一段时期比如在4年内丧失创制复议权和签名支持他人提出建议的权利;此外,一名公民一年内只能以第一提案者身份提出1个议案,以提高议案质量。

(2)将提案与签名公民的年龄要求确定在25岁。因为18岁个体虽然法律上成年,但多数人经济尚未独立,缺乏社会经验,作为一个群体整体上看对于各种社会事务并没有足够成熟的判断力。通常情况下,公民在25岁才具有一定水平的经济收入,对复杂社会现象才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

(3)创制复议权只能针对选民所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一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公民就全国性事宜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并要求回复,很难实现,全国性事宜应该由全国人大代表来提出。二是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范围已经覆盖了公民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宜活动范围。

(4)如果针对一名人大代表的弹劾被通过,那么此人大代表将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家职务,同时加以与其收入与资产联系的一定比例现金惩罚,若触犯刑律则进入司法程序,罚金并处。

(5)为进一步提高公民针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动机,可以考虑:一名公民针对人大代表的弹劾如果成功,那么若符合人大代表条件比如党派代表比例限制允许、无不良记录等,且人大投票通过,则该公民获得取代被弹劾者代表职务的权利(当然公民可以放弃)。为避免针对人大代表无谓甚至恶意的弹劾,必须设计一系列制度加大处罚力度,充分抑制不实弹劾行为。

对人大代表弹劾的处理视被弹劾内容而定,如弹劾尚未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则由人大系统内部与提出弹劾的公民代表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决定。举例来说,假设委员会有9人,一名县人大代表被公民使用创制复议权要求调查,那么特别委员会由上一级人大代表会议派出的5名调查员、该县级人大代表会议的2名调查员以及提出弹劾的公民代表2名一共9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主任由上一级人大代表人员担任。如果弹劾属于司法管辖范围,直接由同级司法机构处理。该代表所属政党对其的调查处罚在弹劾程序之后进行,结果与此无关。

政府行政人员不能针对人大代表行使创制复议权,但可以签名支持其他公民提出的弹劾议案。

16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制度设计之一。公民创制复议权宜渐进实现之,目前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是修改《立法法》第13条,删除“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和“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等条款。通过随机抽签的分组方式产生主席团,主席团只作为大会主持者存在,以消除主席团往往由地方领导组成,不利于非领导职务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弊端。

2.11增加人大直属机构

第一,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

统计是一国治理的基础。缺乏真实全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公共事务决策。尤其是,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人大就不能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评价。公元前2000多年,《史记》就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指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行于水,险也”。

中国一直很重视统计工作,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1996年又对《统计法》进行了重大修正。但是在现行地方官员业绩考核体系下,由于统计机构归属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官员干涉统计工作的动机很强烈,往往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异化现象,统计独立性很难保证,对此已经有很多讨论。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G.Rawski)在英国《经济学家》上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1997年至2000年中国GDP增长统计结果的真实性。文章发表后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热点。就国内的反驳文章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多数中外机构和学者都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资料总体上是可靠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进一步改善中国统计体制是不必要的。

实际上,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了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工作系统。比如全国GDP总量并不是从各地统计资料汇总而成,而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自报数据基础上,通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系统统计与检验之后再予以公布。这也是全国各省市统计的GDP总和往往大于全国GDP总量的原因。

标准、严格、准确的统计和审计制度是建立公平、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基石之一。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爆发以美国安然公司丑闻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公司财会丑闻,这对其他国家都是值得借鉴的深刻教训。实际上,2000年前后国内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虚假财务报表事件与安然丑闻可谓如出一辙。在改进统计工作的同时也要改进审计工作。1994年《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职责为“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它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官员离任审计、政府财政开支审计等等,都是独立性较之统计更强的工作。实际上,正如统计系统有自己独立渠道一样,《审计法》第九条已经规定“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那么还不如直接独立出来,在审计系统内部垂直管理同时,对同一级人大负责。

可以考虑:

■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具体业务受上一级统计审计机构领导,人事提名权和财务权属上级统计审计机构,人大有统计审计机构官员职务处理动议权。

与对司法机构的监督力度比较,由于司法机构与审计统计机构之间独立性的根本不同,可以而且应该赋予人大更大监督权力。可以具体设计为:

■地方人大全体成员1/3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统计审计机构官员职务处理动议,之后由上一级统计审计机构与地方人大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最终处理。特别委员会组成应充分考虑人大与统计审计机构的代表性。

这样,地方人大虽然不具有直接罢免统计审计机构官员的权力,但可以间接罢免不称职统计审计机构官员,避免了统计审计机构系统具有高度独立的人事、财务等权力,出现内部封闭、不透明的情况。以上设想,可以首先在《政府组织法》、《统计法》、《审计法》等普通法律中做相应修订,在时机成熟时过渡到宪法修改中。

第二,各种、各级国家控制媒体直属各级人大。

公开、透明、及时的公共信息传播渠道是公民和人大对政府机构形成有效监督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可以考虑各种、各级国家控制媒体直属各级人大,中央电视台等国家控制媒体直属全国人大。各政党党内媒体由各党内部管理。

三、总结:中国式政治制度要点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设想的政治体制中,各级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形成以下交叉制衡关系:

(注:虚线表示间接约束权力,比如公民通过创制复议权、机构之间人事弹劾罢免的交叉制衡机制。实线表示上对下的直接约束权力。)

与西方政治模式乃至新加坡的“一党独大”政治模式比较,本文提出的中国式政治制度的创造性集中表现在: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平行制衡”的“交叉制衡”。各组织各个层次都存在“交叉制衡”,比如司法系统内部等。

(1)四权分立的内容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西方三权分立是司法、行政与立法三权分立。而笔者设计的方案是司法、行政、统计审计和公共信息四权彼此分立,同时由立法机构人大约束。行政与统计审计直接从属于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在非常严格条件下可以间接的影响司法机构,因此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分立程度不同。

(2)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尽管法定多数党制没有实现政党活动的完全自由,但是民意已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法定多数党内由于其他法定少数党的竞争压力,内部竞争加剧,权力过于集中的长期弊端将受到很大抑制。也就是说,多数党法定制在引入选举制度优点的同时,又可以保证政局的稳定性以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考虑到实际可行性与改革稳定性等因素,法定多数党制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都是最现实、可行的政党制度设计。

(3)司法独立性的保证措施不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独立性都是通过司法系统在全国各个层次都保持内在封闭性来实现的。而本文设计方案是基于中国人大是各级国家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前提,因此必须保持人大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与此同时人大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干预司法。这一点是通过提高人大弹劾法官的投票比例以及人大不能直接否决法院判决2点措施来保证的。也就是说本文设计模式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比较,交叉制衡具有人事罢免权,这是“交叉制衡”概念与西方三权分立最有区别性的代表性内容之一。

(4)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创制复议权加强了公民对国家机构的约束能力,同时将公民提出创制复议权的对象界定在人大,能够抑制创制复议权本身可能存在的“过度民主”现象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出现的可能性。

(5)明确提出了对人大代表的收入限制条款,保证中间阶层对公共权力的掌握,避免西方议会中的富翁议员现象。这一点是西方政治制度设计完全没有的,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6)选举中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因此可以用“立法权主导下的四权分立制度”来指括笔者设计的政治制度。

当然,正如英国人所说的一样,“魔鬼在细节中”。前文只是对中国式政治模式设计最主要方面的轮廓性思考,还需要大量细化研究,比如在本文设想的政治模式中,人大地位大大增强,那么如何保证人大代表真正体现民意,形成人大代表的选举与监督、罢免的有效机制成为关键所在;再如在议会制构架下如何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膨胀,这在西方政体中已有前车之鉴;再如全国人大代表总数问题、代表专职与兼职问题、选区划分问题、以上制度设计如何进行试点,最终逐步推广的问题等,限于篇幅不做讨论,在后续文章进一步讨论。

四、价值:政治模式设计的中国探索

从作为执政党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具体政治模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其《新加坡“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一文中写到:“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萧功秦的这些文字与本文设计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在核心诉求上是一致的。

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模式设计并不仅仅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出发,也不仅仅是针对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提出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自身完备的新政治模式设计而存在的。

五、结语

公元前2世纪希腊史学家李维在其煌煌巨著《罗马史》中写到:“普布利乌斯在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方面被海内外公认为是最杰出的罗马人”。2000年后,“普布利乌斯”又成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美国新宪法草案获得批准而在纽约报刊上撰文的共同笔名。这些文章后来被集中以《联邦党人文集》的名称出版。19世纪法国著名政论家和外交家托克维尔评价到:“《联邦党人文集》尽管是专为美国而写的,但亦为全世界的国务活动家所必读”。汉密尔顿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提出的根本问题至今依然发人深省:“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考文献

【1】赵海月.《论美国立体分权的理念与模式》[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2】康晓光.《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4】王长江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5】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

【6】赵忆宁.《冷眼静观印度民主》[N].《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5月27日第4版

【7】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EB/OL]

/data/detail.php?id=2950

【8】南京市委组织部网站.《苏共党的建设的改革及其教训》[EB/OL]/lw/wz.jsp?article_id=47676

【9】香港凤凰卫视网站.《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失去了国家》[EB/OL]

政治制度范文篇3

战争是解决阶级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古奥运会的衰亡首先与战争有关。发生在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古奥运会也由此开始进入了衰落阶段。公元前338年兴起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南侵,更加速了古奥运的衰亡。特别是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征服了波斯以后国王亚历山大在庆祝胜利的时候,竟然要取消奥林匹亚的体育竞技。公元前146年,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后,允许各国运动员皆可参加奥运会,项目中也增加了罗马的“人兽角斗”,这便否定了奥林匹亚的神圣,从此打破了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奥运会的传统。公元前80年,罗马的独裁者苏拉又强令把第175届奥运会改在罗马举行,奥运会只留下了少年赛跑一个项目的比赛。虽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奥运会也曾一度有过复兴,但当时的奥运会已不是希腊人仅有的竞技机会了。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下令拆毁泽尔菲体育馆。公元395年,拜占庭人和格德人又在阿而菲附近发生激烈战斗,使奥运会会址遭到更大的破坏。无论城邦怎样的民主它始终改变不了奴隶制社会的本质。奴隶制社会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广大奴隶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奴隶们为希腊各城邦创造和积累了财富。与此同时,吞并现象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奴隶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奴隶们的不断反抗。他们或大批逃亡,或武装起义,使希腊奴隶制社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一切,耗尽了各城邦的国力。再加上伴随着战争而来的瘟疫和灾祸的泛滥,使古希腊元气大伤,社会由繁荣开始走向衰落。在希腊奴隶制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过程中,古代奥运会也从兴旺走向衰落。虽然古代奥运会首倡“神圣休战”,并为古代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和不断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战争终究是不可能通过“神圣休战”来阻止和消灭的,恰恰相反,正是战争这一恶魔给古代奥运会带来了灾难。希波战争结束后,公元前5世纪末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了希腊奴隶制衰败的开始,同时也成为古代奥运会由兴到衰的转折点。

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的另一个致命的弱点,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个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也不团结起来抵抗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钱,在帝国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进攻。吕底亚王国兴起后,小亚细亚诸邦先后藩属于吕底亚,有的城邦儹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海滨城市成了波斯藩属,波斯统治时还伸不进来的海岛城邦,却利用这个机会,幸灾乐祸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部藩属于波斯在爱琴海上的扩张)。城邦希腊并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150年的历史演变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最后的消亡。而城邦制度的消亡又导致了古奥运会的衰落。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所谓主权在民,即国家所设的权力机构为全体公民的机构。伯里克利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3]城邦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这是对“主权在民”的明确表述。在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词汇———公民。那么,什么是公民呢?从字源上来说,公民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不过,在古代希腊的任何时代任何城邦,它决不是指全体成年居民而言。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武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桨手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在通常状态下,希腊诸城邦的公民资格虽然有种种差异,凡是自备甲胄武器不领薪饷地参加公民军的那部分成年希腊居民,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年人在内,总是它的公民,或者是它的公民中的主要成分。

参加奥运会的每个竞技者必须是纯希腊血统。对血统的审查也非常严格,即使是达官贵人,甚至国王,也要有充分证明自己为纯希腊血统的证据才能参赛。选手还必须有十个月的训练经历,并在赛前一个月参加了在裁判监督和指导下的集训。训练期间的费用全部由自己承担,这也让一部分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参加比赛。古希腊的妇女不能参加奥运会,甚至连参观的资格也被剥夺。当时一条非常严厉的法律条文是:凡属于私自参观奥运会或盛典的妇女,均处以死刑。这种死刑之严厉与普通案例完全不同。按照规定,凡犯这种罪的妇女先被倒悬,然后从提派阿斯悬崖掷下,使其粉身碎骨;或将犯罪者载过阿而菲斯河,凌迟处死当作祭神牺牲。这种审查制度极大的限制了古希腊人参加奥运会。从此以后,参加奥运会人数也是越来越少,这样不利于奥运会的进一步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应该是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一项全民运动,然而城邦制度却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参与。这不能不说是城邦制度的一项固有弊端。虽然城邦制度的形成是古奥运会兴起的主要原因,但是它自身固有的弊端还是对古奥运会有影响和制约作用。

本文作者:房晓伟工作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政治制度范文篇4

从“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视角看,“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是一个典型的卢梭命题。但这个命题明显是一个有着古典痕迹的“现代”命题。如果说清清爽爽的“现代”命题是那些明确与古典划分出严格界限的命题的话,那么,“公民宗教”则是一个明显缅怀古典时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宗教所发挥的整合社会秩序功用的“现代”命题。其宗旨无疑是现代的,因为这一命题的观念与行为主体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这一命题的内涵充满古典和中世纪的意味———它将“现代”情景中本应是“政治性”的公民,引进古典宗教的信仰世界,促使公民“宗教地”秉行与其政治身份相适应的信念和行为规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专辟一章,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首次对公民宗教做出系统论述。卢梭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非常特殊的认识。他指出:“一旦人们进入政治社会而生活时,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宗教,把自己维系在其中。没有一个民族曾经是,或者将会是没有宗教而持续下去的。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灭亡。”①卢梭这里所谓的宗教,当然是广义上的宗教。狭义宗教指的是宗教神学、仪轨宗教与日常规则三者合一的建制宗教形态,它也是卢梭所谓的人类宗教,或贝拉所谓的教会宗教。广义宗教指的是具有神圣性、精神性特质的社会规则系统或社会信仰系统,它不是一种建制宗教,而是社会公众自觉响应的准宗教形式。前者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备的宗教形式,也不是每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必然以及能够达到的宗教高度;但后一种宗教形式构成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后一种宗教形式的民族,就不具备聚集民族力量的精神基础,当然也就不具备整合民族力量的政治前提。广义宗教起源甚早,但其真正以一种世俗形式成熟地作用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则是在人类经历了中世纪教权与政权的博弈之后才凸显出来的。在基督教世界中,“双重权力就造成了一种法理上的永恒冲突;这就使得基督教的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政体,而且人们也永远无从知道在主子与神父之间究竟应当服从哪一个”②。政权与教权无法和谐共存,注定了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政体形态不可能持续影响人类的发展进程。当人类生活的模式呈现为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分离状态时,在两个世界中却各自出现了神性诉求与世俗组织崭新的合一方式。“宗教,就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论,———无论是一般的关系,还是特殊的关系,———也可以分为两种,即人类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纯粹内心的崇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然的神圣权利。后一种宗教是写在某一个国家的典册之内的,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教条、自己的教仪、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除了这个唯一遵奉这种宗教的国家之外,其余一切国家在它看来全都是不敬神的、化外的、野蛮的;它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仅仅伸张到和它的神坛一样远。一切原始民族的宗教便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公民的积极的神圣权利”③。卢梭还列出了“更可怪的第三种宗教”,它给人两套立法、两个首领、两个祖国,使人们屈从两种互相矛盾的义务,不许人们既是信徒又是公民,结果产生了一种无以为名的、混合的、反社会的权利。相比而言,第一种与第三种宗教,都存在反社会的精神特点。唯有第二种宗教,是一种维护社会建制的宗教。这种“宗教的好处,就在于它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它能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从而就教导了他们:效忠于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神权政体下,人们除了君主之外决不能有任何别的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决不能有任何别的牧师。于是为国家效死也就是慷慨殉道,而违犯法律也就是亵渎神明……然而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则在于它是建立在谬误与谎话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欺骗人民,使人民盲从、迷信,并且把对神明的真正崇拜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更坏的是,当它变成为排他性的与暴君制的时候,它会使全民族成为嗜血的和绝不宽容的,从而它就唯有靠谋害和屠杀才能够活下去;而且还相信杀死一个不信奉它那种神的人,也就是做了一件神圣的行为。这就使得这样一个民族对其他的一切民族都处于一种天然的战争状态,那对它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之有害的”④。这样的宗教完全不同于作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教会宗教,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范围之中。这种民族宗教是一种维护该民族社会政治建制的宗教形式。它将公民对民族的政治忠诚上升为一种神性忠诚。但这种宗教在维护民族的社会政治建制的同时,却可能遭遇坏的政体条件下政治的不宽容,并因此对自身与别的民族造成严重的伤害。这种宗教在社会契约论的视界中有了转变。一方面,社会契约赋予主权者统治臣民的权利,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权利绝对不能超出公共利益的界限。公民似乎免除了在公私生活上都受制于主权者的危险。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公民就在公共利益之外的范围任由自己做主,或肆意追逐个人利益。相反,“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但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唯有当其涉及道德与责任———而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须对别人履行的———的时候,才与国家成员有关”。每个公民可以有自己的不同意见,主权者不能过问。为了有效区分主权者与公民的活动范围,这种宗教将其界限做了划分:“要有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条款应该由主权者规定;这些条款并非严格地作为宗教的教条,而只是作为社会性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则一个人既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也不可能是忠实的臣民。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可以驱逐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敬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法律、爱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①。公民宗教的性质就此与普世宗教大不一样。后者所建基于其上的超越民族特性,寻求普世共同一致的崇拜上帝、谨遵教规等规定性,在现代变迁中已经完全退隐。公民宗教是一种塑造社会相同情感的准宗教形式。它的功能是促使公民谨守法条,忠诚于国家。这样的国家,不同于古代那种素以民族宗教支配臣民的国家形式,而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有限国家形态。因此,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以嗜血和不宽容的方式欺骗公民,赢得他们的忠诚。公民宗教启发公民的道德热忱,只是为了激发他们信守律则、崇尚正义的共同精神与行为方式。这是一种不是宗教胜似宗教的、公民当奉若神明的信仰体系。在卢梭看来,“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简单,条款很少,词句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这些就是正面的教条。至于反面的教条,则我把它只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它是属于我们所已经排斥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内的”②。显然,公民宗教从它呈现的“好社会”(goodsociety)规则上,体现出这一现代宗教形式所具有的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和公民内心秩序的强大功能。就公民内心秩序而言,公民宗教保证公民在价值上即内心深处对是非好坏的准确判断,维护公民对善与正当悉心呵护的价值秩序。在这方面,人心淳朴保证公民的观念与行动一直处在正当的基本道德水准以上;而人心向善保证公民对于是非、好坏、善恶有一个符合社会的可靠把握,进而保证公民德性成为社会向善性运转的可靠依托。就卢梭所论述的公民宗教来看,它所具有的以下几个特征值得高度重视。一是普世宗教的失落与公民宗教的兴起是相互伴随的事件。普世宗教或人类宗教的失落,不是一个历史进程展示的状态,而是这一宗教形态具有的违反社会精神,或者说对于划分为民族的群体社会的拂逆,必然呈现出来的状态。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际,普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超民族国家的诉求,与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正面冲撞。共和主义重视的那种集群或古典民族的共同德性生活经验,也与之处在对峙的状态。兴起中的民族国家必然需要一种足以提供强大精神支持的国家哲学。此时,维护民族国家但又具有规训这一国家运作效用的公民宗教,就成为现代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这一宗教形态来源于基督教的世界国家架构之前的民族宗教传统,古罗马的经验最值得借鉴。但这一宗教形式又是现代指向的。当公民宗教脱离它的古典形式的时候,展现了中世纪与现代性的分野。这种分野体现为国家不是强加给公民某种德性,而是由公民信念所自主支撑的、类似于宗教信念的诸德性原则建构起来的规范社会情感的准宗教形态。它具有古典形式的集群生活习性,但更具有现代条件下崇尚法治、热爱正义的社会品性。这是一种社会的、而非政治的宗教形式,其指向就是政教分离而非政教合一。二是公民宗教受制于政体形式。在公民宗教的古典形态中,受制于政体的不规范,它具有严重的缺陷,也就是卢梭所指称的当权者以谬误和谎言哄骗公民使人们盲从与迷信的坏处,以及暴君制度下促成的公民不宽容甚至嗜血的严重局限。公民宗教要发挥出它更为符合德性目的的作用,就必须有一个更好的政体保障。卢梭自己以全体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作为公民宗教建构的政体保证。但对于社会契约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制,卢梭没有深入探讨。他强调,国家只是在授权的公共利益范围内影响公民事务,公民保有不受国家干预的个人意见、来世主张等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独特“领地”。这一领地正是公民宗教发挥作用的天地。三是公民宗教主要的作用方式是情感教化,旨在塑造良好的公民与臣民。公民宗教不同于普世宗教或人类宗教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并不崇奉真正的神,它守护的是自己国家的神。国家给定公民宗教以这个国家自己的神、守护者、教条、教仪、法定的崇拜表现。后者崇奉真正的神,但却没有属于国家的庙宇、祭坛和仪式,它依托于纯粹内心的崇拜。因此,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前者是国家的,后者是超国家的;前者是民族的,后者是普世的;前者是情感支撑的,后者是崇拜维系的。总而言之,公民宗教是一种促使国家成员内驱性凝聚的情感教化,其指向是情感支配理性而非理性主宰情感。四是公民宗教与教会宗教相对而在,它不是普世宗教,但它具有促使公民献身国家的神圣性功能。这里存在如下推论:公民必然需要宗教,这一宗教不是人类宗教,这一宗教只能是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实际功能是推动公民对国家承担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由于国家是建立在公民全体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因此,爱护国家就等于是爱护自己;为国家恪尽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就等于是为自己尽到义务和责任。国家的维系就在此获得了深厚的支持力量,其指向明显是社会信仰而非神圣信仰。总而言之,卢梭的公民宗教是在“现代”已经成型的情况下提出的,它对于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整合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公民宗教的宪政依托

卢梭的公民宗教论述,在西方社会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理论产物。就其起源来讲,它与希腊、罗马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紧密相关。就其现代转变形式而言,它与近代兴起的公民论说进路相关联。在卢梭之前,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的公民论述,已经明确论及相同的主题。在卢梭之后,托克维尔、涂尔干、汉娜•阿伦特也对之进行了深入阐发。在当代历史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N.贝拉尤其重视公民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并将之视为一个国家政体有效运作、社会井然有序的基本保障条件。在《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中,贝拉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公民宗教在美国历史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卢梭及涂尔干的公民宗教理念进行了拓展。他对美国公民宗教的定位,其实具有指称一般公民宗教的意味。众所周知,政教分离是最为重要的现代事件之一。但从公民宗教的视角来看,“政教分离的原则并没有否认政治领域中存在宗教的维度。虽然宗教信仰、崇拜和结社都被认为是私人事情,但大多数的美国人在宗教方面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元素。这些元素曾经在美国的制度建构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并仍然在为整个美国生活,包括政治的层面,提供一个宗教维度。这些公共的宗教维度通过一系列的信仰、符号和仪式来表达,我把它叫做美国公民宗教”①。透过贝拉对美国公民宗教的定义,可以离析出公民宗教的一般定义:公民宗教是一些对国家基本制度发挥影响力的共同信仰,它具有宗教的形式特征,但不是教会宗教;它具有政治指向,但不是落在国家宪政民主制度之上;它具有公共涵义,但通过一系列信仰、符号与仪式来呈现。贝拉的公民宗教是与教会宗教相对而言的宗教形式,是就超越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而言的高级信仰与崇拜仪式,是整合整个国家公民精神的一种深层次价值体系。相对于教会宗教而言,公民宗教不是“泛泛而论的宗教”,它有具体所指。因此,它不会成为空洞的形式,而是国家在宗教方面自我理解的真正载体。它不是要取代教会宗教。在信仰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下,教会宗教对个人虔诚和社会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力。但公民,包括国家行政人员,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都必须在公民宗教的框架下行事。公民宗教的具体内涵是动态的、变化着的。比如在美国,以“上帝”为符号的公民宗教信仰,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全球化时代,就具有不同的内涵。不过这些变化着的公民宗教崇信的内涵,却始终围绕自由、平等等人类基本价值。这些价值规范着国家运作,也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神圣性。在美国历史上,独立战争凸显了公民宗教中的自由价值,南北战争凸显了一国之内种族间的平等价值,全球化时代凸显了民族-国家间平等的价值。但无论如何,公民宗教作为一种不反对教会宗教、不堕入极端世俗化的特殊宗教形式,足以聚合公民共同成员对国家的忠诚,提供强有力的国家象征符号,在国家利益面前对公民具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公民宗教在早期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宗教形式,但晚近阶段,它构成世界宗教的一部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公民宗教之间相互的理解和宽容。犹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贝拉在指出公民宗教所独具的优点之后,也强调了它的内在缺陷: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对一种普遍的、超越的宗教显示的敬畏,但它也有各种不同的变体与妖魔化的扭曲样式。为此,面对人们指责公民宗教可能会为国家的自我崇拜提供理由时,贝拉特别指出:“并非把美国公民宗教的中心传统看做国家自我崇拜的一种模式,而是试图将国家置于道德原则的制约和评判之下。不管批评者怎么看,我相信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宗教方面有着自我理解。与其谴责不可避免的东西,不如在公民宗教传统中寻找一些关键原则,以消解目前无所不在的国家自我偶像崇拜的危险。”①贝拉虽然在理论的直接资源上借重了涂尔干的宗教理论,但却在公民宗教的基本信条、与普世宗教(或谓教会宗教)的关系、与国家的连接方面、公民的政治行动准则等构成要素上,完全与卢梭的公民宗教理念对接。两相比较,二者的公民宗教理念宗旨,犹如论者所概括的,乃是一种神圣的非宗教,“是一个社会中神圣的共同信仰,但不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同时呈现出本之于共和主义的共同特质;目的在于保护社会②。当其与教会宗教相形而在的时候,它呈现出世俗信仰的特质;当其与主导西方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相对存在的时候,它凸显了规范个人主义伸张的个人自由,提供集体价值和共同生活理念的特性;当其与国家相形而显的时候,它显现出高于国家并忠于国家的德性特征;当其与理性的现代政治制度比较作用的时候,它表现出依赖情感作用的特性;当其与国家间复杂关系交错辉映时,它体现出跨越民族界限,彰显大写的“人”的本质。公民宗教的向善性指向是明确的。当然,对公民宗教围绕国家忠诚展开的德性论述,也需要随时随地警惕其危险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与极权主义意向。公民宗教的三个基本结构要素,提示人们这一特殊的宗教形式具有极端重要性与潜藏的危险性。藉此,公民宗教显现出与宪政制度恰相匹配的结构性连接关系。首先,相对于人类宗教而言,它是一种具有信仰特征,但却不是人类宗教形式的宗教样式。这就意味着,公民宗教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指向,它不是一种以精神的救赎为宗旨的仪轨宗教形态。但这一宗教形式本身对世俗国家的崇敬与忠诚,凸显了人类宗教崇拜之形式特征上的一致性。如何在聚集公民宗教的国家认同资源的同时,消解它蕴含的国家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毒素,就成为规范公民宗教发展的重要事宜。就此而言,公民宗教必须与它能够规范发展的政体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化解毒素和发扬优势的世间宗教形式。而就现代政体诸形式而言,国家主义、极权主义都会对公民宗教的国家崇拜进行扭曲性放大,唯有宪政政体才能消解公民宗教的国家崇拜毒素。因为宪政政体将国家权力置于人民共同意志约束之下,将国家权力安顿在分权制衡的权力体制之中,并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制衡作为整个国家的基本建制,因此完全不需要公民对国家不计条件地抽象崇拜。其次,公民宗教本之于共和主义,对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的两种走势应当高度留意。一是共和主义注重的公民美德需要在现代条件下发扬广大,二是对共和主义对公民德性的抽象强调所内含的集体主义、极权主义危险性必须保持清醒认识与严格拒斥。从前者看,公民宗教对国家成员组成政治共同体,在长期的共同体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德性明显高看一眼。它力图将之塑造成高于国家并驯服国家的德性力量。这是公民宗教获得支持的强大理由所在。就后者论,公民宗教必须划清与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的界限。为此,有必要对公民宗教中“公民”的身份特性进行界定。公民宗教中的“公民”具有两种身份特征:一是公民的身份特征,二是准教徒的身份特征。这就意味着,公民宗教的行动者“公民”这一身份、“宗教”这一构成形式,绝对不可能是完满自足的,它们必须在相互规定中呈现自身的特性。因为,就前一身份特征来讲,公民是一种政治身份,是一种源自现代政治社会,也就是国家经由法律赋予其成员的特定身份。这一身份的现代性特征是明显的。在历史渊源上,希腊、罗马的公民身份对于现代公民的身份建构具有引导性的影响。但经过社会契约论的洗礼,古典公民的世袭特质已经褪去。聚集在一个国家之中的公民,是在公意基础上的聚集,而不再受制于个别意志。这就彻底杜绝了卢梭指出的像古典社会那种以统治者的专断意志制造的谬误与谎话让公民盲从和迷信的危害。公民,乃是一种维持天赋自由基础上联合成国家的行为主体。卢梭本人没有论述何种政体才足以保证公民在结合成为一个联合体之后不仅不会丧失个人自由,还能够自觉自愿服从公意的最高意志。从现代政治发展来看,唯有民主政体才足以保证卢梭社会契约论给出的个人组成社会的、兼具集体意志与个人自由的理想充分坐实。就后一身份特征来看,公民宗教的准宗教身份,一方面具有所有宗教对教徒要求的、不问理由地虔信其身份以及其附带义务的特点,这是宗教之为宗教足以整合成员认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则具有公民捍卫社会神圣性、有条件忠诚于国家的非教徒崇奉的世俗特质。两者综合起来,即形成了“准”教徒的公民宗教行动者的独特身份。这样的准教徒,心中存在贝拉看重的、作为国家正义符号的“上帝”,但已经不是像基督教礼拜仪式中的那个接受教徒崇信的人格神上帝,而是世俗国家正义之源的符号化上帝。公民宗教中的准教徒对来世的信念、赏善罚恶的信心、法律神圣性的信仰、社会契约的守护,在在受到集群生活习性的激励。在公民之间,不会因此显得不宽容。自由、平等与博爱,就此成为公民宗教的核心价值。公民宗教也就成为维护现代社会神圣价值的组织形式。一切不真诚热爱法律和正义的、反社会的公民,都应被驱逐出境;如果人们承认了公民宗教的教条,但言行不一,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他在法律面前说谎①。卢梭对公民宗教中准教徒的守信德行的强调,具有重要价值。如何保证公民宗教的行为者虔诚地履行公意(主权者、国家)颁布的教条,而不至于被驱逐和处死呢?除非公民以准教徒的行动方式践行公民宗教的教条。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如何能够践行约束自己的教条呢?除非公民的权利受到国家周全的保护,他尊崇法律和契约实际上真正是服从自己的意志,他才可能谨言慎行。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性国家,可以使公民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主人地位,形成守法守约的心灵习性。再次,公民宗教是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神圣价值的特殊宗教形式。公民宗教须借助社会力量,作为发挥其规范公民行为的依托。公民信仰宣言由象征公意的国家或主权者提供,但并不由国家权力直接推行或者强行施加给公民。国家或主权者规定的公民信仰条款,旨在营造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因此,公民宗教的建构势必承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与制衡。说到底,公民宗教依赖于与国家相对而在的社会运作情形。在这样的结构中,国家不能全面压倒社会而成为肆意支配社会的强权,否则就会重蹈国家以谬误和谎言塑造公民盲从和迷信的覆辙。这显然不是公民宗教所预期的社会情景。反过来,社会也不能远远强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均势,是公民宗教发挥整合社会秩序、促成国家忠诚作用的前提。而这样的态势,正是宪政制度的表征,也是宪政制度持续作用的必要条件②。

(三)公民宗教的社会依托:礼俗社会还是民主社会

公民宗教只有依托宪政制度,才可能真正建构成塑造公民情感的新型宗教形式。但具备宪政制度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具备公民宗教高效作用的机制。公民宗教自身需要在社会空间中筹划它发展的相关事宜;宪政制度也需要在政治制度层面谋划其健康成长的政治安排。如前所述,公民宗教依托于两种力量:一是国家的力量,二是社会的力量。宪政制度赋予公民宗教以合法的形式,宪政国家成为公民宗教致力于维护的对象。一个国家适宜的宪政制度安排,构成这个国家公民宗教勃兴与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否则公民宗教就会演化成一种扭曲的形式,成为排斥性与敌对性甚强的、毫不宽容的社会建制。但社会力量如何促成公民宗教,依赖于一个社会的构成形式。一个社会是不是具有促成公民积极介入公共事务、以自觉的道德热情与责任意识,展现自己的社会信仰与行动,依赖于这个社会的共和传统、社群习性和协同能力。显然,公民宗教的社会生成机制,比其仰赖的宪政制度,与它健全发展的关系,更为直接和紧密。从贝拉对美国公民宗教的考察来看,美国之所以存在一种与各种教会宗教具有等量齐观价值的公民宗教,首先就体现为国家的行政首脑对这一宗教的自觉尊崇。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都毫无例外地宣誓忠于公民宗教的基本信条。贝拉引用了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职演说的片段,来证明这一点。肯尼迪宣称:“今天不仅是政党的胜利,而且也是对自由的庆祝———象征着结束,也象征着开始———标志着更新和变化。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我对着国父们在一百七十五年前起草的誓言庄严宣誓。今日世界不同于以往。因为人们手中掌握的权力既可以消灭贫困,也可以毁灭生命。我们的国父为之而战斗的革命信念在今日全球仍有意义。此信仰即是,人的权力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馈赠,而是来自上帝之手。”在肯尼迪看来,美国人赋有尊重人权的重大道德责任,这一责任的直接负载是人的良心,最后动力是上帝的祝福与帮助,现实的呈现形式是人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对上帝神迹的实现。“不管你是美国公民还是世界公民,正如我们对你们所要求的一样,你们也应该要求我们作出艰苦的努力和牺牲。凭着我们禀赋的良心以及历史的最终评判,让我们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勇往直前。我们有着上帝的祝福与帮助,但其神迹必须通过我们的双手来实现”①。贝拉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在就职演说时多次提到“上帝”,但在总统和国会讨论具体事务的时候却很少提及,这本身就说明它有着深层内涵。贝拉认为,总统就职典礼这样的仪式,对整个国家的公民具有神圣象征意义。总统的职责在于凝聚全国公民,促使他们展现国家忠诚。因此,他在就任国家行政长官的时候,必须提供超越权力、种族、民族、宗教与世俗的更高价值规范。在“上帝”的感召下,一国的政府必须对高于国家权力的基本价值表达自己的最高敬重,为公民示范性地展现他们应予崇奉的高阶价值。人们相信,宗教的基本信条能够成为国家具有感染力、凝聚力的强大精神信仰。这些信条,就其自身的内涵来讲,是不分种族、身份而发挥作用的。它只能由公民宗教的方式呈现其效能。这是一种全民的社会信仰。“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与这片土地立下了契约。用正义、自由和团结的理念写成,这个契约终将激起全人类的希望;它也将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秉持其理想,我们就会繁荣昌盛”②。这就意味着,公民宗教的信条,并不是总统作为权术利用的教条,而是全民内心深处的价值信仰和追求目标。这是来自现代政体保障着的公民精神与国家精神。它的庄严与神圣,在它超越权力、超越种族、超越具体宗教信仰的高位阶上,得到了无需证明的自然呈现。公民宗教在社会空间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情形提醒人们,社会成员对公民宗教信条的普遍信仰与自觉践履,构成公民宗教展现强大动能的基础性条件。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才最有利于公民宗教的生成与发展呢?假如我们将社会机制划分为缘于天生的民间亲缘关系之礼俗社会,与源自规则化的对待本乡本土人士的民主社会,究竟是礼俗社会更支持一种公民宗教的运作呢?还是民主社会更有利于维系公民宗教的机制呢?传统的礼俗社会给公民宗教以强有力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代的民主社会给予公民宗教以强大的支撑,也不存在怀疑的余地。两者共同构成公民宗教运行的社会支持条件。但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人们却可以发现,礼俗社会与民主社会对公民宗教发挥作用的效力大为不同。礼俗社会是基于民间以礼相待的民俗,逐渐累积成的社会结构。它受到乡间民约、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塑造。其作用机制依赖于天长日久的群体生活习性。礼俗社会并不是广土民众的社会,它主要运行于规模较小的熟人社会。希腊的城邦社会和中国古典的儒教社会,堪称典型。前者是规模不大的公民构成的政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奴隶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进入城邦政治生活范围的都是解决了私人生活问题的公民。公民身份主要是世袭而来。人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完全可以使他们对自己参与的城邦政治生活熟稔于心。因此,城邦民主机制的运作完全可以在成员熟知的社会里畅行无阻。礼俗社会机制与民主运作机制之间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完全不分彼此。在晚期希腊的民主运作中,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动议的公民,也都常常依赖邻人、亲属、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支持①。中国古典社会机制是一种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既构成社会关系结构,也构成政治关系结构。民间社会完全运行在熟人社会的轨道上,传统礼俗自然成为调整人际关系最适宜的规矩。由于受到血缘亲情关系的支持与塑造,国家治理的方式最后都可以还原到父子的天生关系。由于父子关系被规定为对等性的关系(如“父慈子孝”),君臣关系也就相应被规定为对等性的关系(如“君仁臣忠”),这种相互表现的对等性,构成由家庭关系复制而成的政治关系(“事父以孝,故忠可移于君”)②。如果说国家层面的治理后来建构了一系列抽象规则,那么在乡民社会中礼俗一直是社会有效运行的支撑点。友善对待乡间的熟人,维持一种克制、互助和友善的关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礼俗社会为希腊和中国的古典国家制度建构提供了初始范例。尽管希腊后来生成了更为规则化的政治制度,中国的规则化程度相对较低,但它们的原初范型都是家庭血缘关系③。礼俗社会的习惯性规则,构成公民宗教的初始情感内聚呈现的社会基础。一个政治体显现出来的、高于权力的价值信仰,便肇始于礼俗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认同与群体认同。这样的认同机制,对一个共同体形成潜移默化、深植内心的价值信仰发挥着导向作用。民主社会是经过政制创建后形成的社会机制。古典民主制社会脱胎于古希腊的家庭宗教结构。但民主制一经产生,它就逐渐脱离家庭宗教的约束。而且由于古希腊晚近阶段,战争之手将世袭性的民主制度打破,立下战功的奴隶与外邦人,逐渐进入城邦,获得公民身份。原来建立在血缘世袭根基上的古典民主制,不再适应新的政治机制需要。于是,抽象正义逐渐成为主导古希腊民主政制变迁的精神动力,规则由此取代了原来的习惯,礼俗社会演进到民主社会或规则社会。现代民主社会,就更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与博爱信仰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内含着打破一切既定社会限制,对所有成员普遍承诺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并逐渐呈现为一种宪政民主制度保护着的民主社会机制。它的扩展逻辑,就像贝拉论述美国公民宗教对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全球化时代的递进呈现时所说,具有势不可当的发展态势。由于这样的社会对权力进行了周密的限制和规范,因此国家不再能够随意误导公民和惩治公民。作为法治保障的规则社会,礼俗仍然发挥着它整合社会秩序的功用,但社会政治秩序更直接的保障,乃是法律至上的人人平等机制。民主社会形态,对礼俗社会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具有极大提升作用,它有效地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现代信仰,纳入公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之中。这是仅仅基于习俗力量的礼俗社会之维护公民道义心与责任感的信仰无法望其项背的。仅就中国来看,在古典时代,儒教与礼俗社会水乳交融。从形式结构上看,儒教可以称之为古典中国的“公民”宗教。但中国古代是没有公民身份的社会。因此,礼俗的信仰机制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国家权力的权威化运作提供了一整套符号、象征和仪式。无疑,在古代中国,这些符号、象征与仪式确实发挥着约束国家权力、促进国家认同的规范作用。但这些来自礼俗社会的信仰却无法上升到制度化地规范国家权力与政治生活状态的高度。因此,它势必走向国家权力利用古典形态的“公民”宗教,而“公民”对国家权力极度失望,最后国家陷入崩溃、而“公民”宗教无法自我维持的地步。儒教中国的近代命运,为此提供了历史注脚。可见,要实现儒教在现代社会的重建,必须对传统儒教进行一番结构调整。中国古代儒教那套旨在规范国家权力的民间信仰,尚不足以真正发挥出整合现代公民价值秩序、进而规范国家权力的功能。一方面这是受制于传统儒教对礼俗社会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儒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的错位运行使其难以具备成为公民宗教的制度基础,也难以形成“公民”制衡国家权力、自主地自我规范的准宗教信仰。传统儒教要想真正与民主政治相得益彰,就不能不对它的模棱两可进行改造。贝拉认为:“儒教很模棱两可。真要把它从其压制性、专权性的一面解放出来,我想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任务。按我说,至今它主要被用于加固专权性的现代化……因此我认为,儒教可以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角色,但需要改良其最深层的部分教义。”①概言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儒教对于个人价值的个别张扬(如孟子),必须转化为对个人价值的普遍承诺;二是传统儒教致力于限制权力的德性要求,必须转变为对国家权力的德性规范和制度限制相结合,从而真正有效地成为国家权力的高阶规训系统;三是传统儒教必须将自己独占性地垄断规范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资源,转变为与道教、佛教竞争性地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提供独特的价值资源。

(四)公民宗教:现代的宗教,抑或传统的宗教

政治制度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孔子曾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是在告诫不愿意从政的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这就是说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罗伯特·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现代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时指出,正是人们丧失了公共生活才导致了法西斯的产生。所以她提出了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人”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以为政治生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行的,它应在政治制度设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导引下才能实现。可以这么说政治制度“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它束缚和腐蚀人类的行为,但它们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途径。”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们以为,政治制度创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所以政治价值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是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其次,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它是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将比政治价值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宪法等法律体系表达出来。由于宪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价值固定在更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给政治价值提供了保证;最后,规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三个层面。它不仅是在宪法性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体行动规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运行起来,而且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一步。以下,我们将对政治制度创设的3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价值为目标才展开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为动机,竹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赴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所以人们只有在基本的政治价值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为“价值所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衣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观念。”所以,我们选择的政治价值,应该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诉求。但是如何迭择具有普遍诉求的政治价值呢?首先,我们以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价值偏好,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价值,它对于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政治价值选择很有必要从传统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发掘出至今仍合适宜以部分,我们称之为自生的政治价值。自生的政治价伯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别和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在与不同的政治价伯的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在当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意识。因而在自生的政治价值指导下设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对业已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中的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在运行中很少会遇到阻力。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动治价值认同会发生变化。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区政治价值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例如人权、自由等,所以还要在外来的政治价值中选择已经本土化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说对于外来政治价值带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说外来的政治价值在共同体内传播后已经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部分。这些被大众接受的政治价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适性。

第二,宪法性制度。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宪法性制度上承政治价值,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内化于其中;下启规范性制度,给规范性制度的展开以指导。它连接了政治价值和规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浑然一体。

首先,“一方面,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价值的外在疑固形态,物化形态,另一方面,由特定的政治价值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反过来要强化以及推动这种价值的进步、完善和发展。”而宪法性制度就是抽象的政治价值落实在现实中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将政治价值内化与宪法性制度之中呢?因为政治价值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政治价值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政治价值经常令人难以把握。我们以为,第一,要从政治价值出发,发掘出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是对政治价值的初步展开,要能体现出政治价值的诉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审慎的政治制度设计,将政治原则转换为可操作性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政治价值就内化于政治制度其中了,这些政治制度我们称之为宪法性制度。比如我们将可以将自由看做我们要追求的政治价值,但是对于它的理解有太多的差异,单单说追求自由往往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去设计政治制度,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使自由免于被侵犯,也町以在宪法中设立一些具体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给人们提供追求自由的环境等。第二,要将从政治价值中分离出的政治原则添加在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由于宪法的神圣性和持久性给政治原则以崇高和恒久的地位,那么根据政治原则设立的政治制度也就具有了强力的保障。同时,政治价值也就获得了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和法的威慑作用下的强力保障。

其次,由于规范性制度是在宪法性制度的导引下展开的,规范性制度也指明了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政治生活的具体行为准则,所以宪法性制度的创设不能只考虑到对于政治价值层面的统一,还要考虑到它所导引下的规范性制度是否能从它这里得到展开具体行为活动的标准。所以宪法制度还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政治制度范文篇6

第一,从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来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就是说,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之间,既有历史递进性,更有内在统一性;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孕育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为实现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这两次革命,前者是属于制度选择,后者是属于政策选择。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指导我们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宝贵经验,是至关紧要的。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百多年来备受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完成了对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基本制度选择”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而所谓“好的政策选择”,最根本的就是对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选择,以及对与之相配套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的选择。显然,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这样一种“好的政策选择”,坚持和深化了“基本制度选择”,并且使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决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回顾改革开放29年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目的与效果是如此统一;之所以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丢失,而中国29年来的改革开放,却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正是依据新的伟大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来进行的。

政治制度范文篇7

凡是发给在职干部的学习资料,同样要发给离休、市管退休干部,保证老干部和同级在职干部一样阅读相应级别的有关文件。各单位要建立离休、市管退休干部学习小组,选出组长1人,负责定期(每月1—2次)学习。各单位党组织要及时提供有关学习资料。市委老干部局每季度组织各单位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学习小组组长学习辅导培训1次。

情况通报制度

各单位要坚持定期向离休、市管退休干部情况通报制度,党政领导干部每年要向老干部通报本单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次(上半年和年终各1次),让老同志及时了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市委每年举行2次情况通报会,分别由市委分管领导和市委主要领导在上半年和年终向全市老干部作情况通报。市委老干部局每年组织1—2次形势报告会。

走访慰问制度

各单位要坚持在春节、敬老节、高温季节走访慰问老干部。市委领导在春节、高温季节带队走访市级老领导,春节、敬老节由市委领导主持召开市级老领导座谈会。“三老”(市管退休老校长、市管退休老院长、市管退休老厂长)由市委老干部局负责走访慰问。市委老干部局、各单位老干部工作部门(工作者)做好日常的走访慰问工作。

探视慰问制度

市委老干部局原则上一星期一次上医院探视慰问住院老干部。市级老领导因病住院由市委领导或市委老干部局领导探视慰问。一般老干部由市委老干部局分管领导和综合服务科负责上医院慰问。老干部病故由所在单位按规定予以补助,市委老干部局给予一次性慰问费1000元。

老干部党支部建设制度

凡党员离休、市管退休干部5人以上的单位,要单独建立老干部党支部。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制度,及时了解老干部思想和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使老同志的思想与时俱进。

订阅报刊杂志制度

各单位召开重要会议和组织重大活动时,应请老干部代表参加。

体检和巡回医疗制度

市委老干部局每年组织老干部进行身体健康检查一次,对卧床和行动不便的老干部每月组织上门巡回医疗一次。

求助服务制度

市委老干部局负责开展城区离休干部求助服务工作,分发求助服务卡,并做好相关工作。

政治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政治制度;和谐社会;政治制度建设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这就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了制度建设层面。政治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也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实践中,某些政治制度的缺失或不合理、不完善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制度越来越难以消化由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等消极后果,而这些消极后果是导致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亟需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夯实基石。

一、某些政治制度的缺失或不合理、不完善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羁绊

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和谐社会的论述,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目前所有的不和谐大都可以在政治制度中找到其根源。主要表现为:

第一,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的缺失使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中出现的一些违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影响了宪法的实施,损害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时,却投诉无门;法院通常会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使违宪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公平正义感下降,最终影响了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

第二,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在我国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权地位并没有从一项宪法原则完全转变为一种制度实践。人大在具体的运作程序上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代表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联系还缺少制度保证和内在动力;人大的监督功能长期不能到位,等等。这就使得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目标得不到充分的确认、尊重和实现。

第三,在党的实际生活中,由于制度不健全,不少地方党委常委会职责履行不充分,开会次数少,常委会代替或包办全委会的工作,甚至全委会形同虚设,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全委会的权威,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也妨碍了党内民主,造成了重大问题决策上由少数人说了算甚至个别领导人搞个人专断的现象,党员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等等,这些党内的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成效。

第四,在基层民主领域,由于制度不完善,不同基层组织之间不协调现象增加;基层政府在运行机制上不适应民主发展的要求,自治组织被行政化;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通,难以有效地吸纳群众参与;在具体工作中,监督难以执行,等等。这些因素使得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不到落实,公民与基层自治组织的关系不和谐,社会在潜在的不稳定秩序中运行。

二、政治制度本身的功能决定了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政治制度作为政治生活中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功能决定了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一)政治制度具有政治秩序的功能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政治利益上的差异甚至冲突,具有不同需求和动机的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使这种冲突普遍化,进而威胁到人们的公共生活。为了维系社会公共生活的存在和发展,就要有一种公共权力来调节政治主体间的利益和冲突,就需建立一种社会共同赖以存在的内部秩序以维系社会合作、规范社会关系、调节社会纠纷,使这种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制度正是通过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进行正确引导;通过为政治主体提供制度化的行为规则来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公共秩序,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因此,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政治就会无秩序,更谈不上实现政治文明。正如亨廷顿所说:“凡多样性和复杂性程度高的社会,如果不创建一种由各种社会力量促其诞生,而又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这些社会力量存在的政治体制,单纯一种社会力量不可能实行统治,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共同体。”“社会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也就没有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手段。”因此,政治制度以国家机器为后盾,以其特有的权威协调着不同群体的利益,控制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追求合理的公共秩序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和谐。

(二)政治制度具有协调整合的功能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不断分化、组合,造成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都设法影响政治过程,加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需要一系列的整合机制来调节社会成员和群体间的冲突,以防止社会发生分裂,维持其生存。其中,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整合机制之一。政治制度通过对政治参与渠道的安排和调节冲突的政治秩序制定,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整合在一个统一的体制和秩序之中,使冲突得到解决、缓和,使合作得以进行。政治制度通过规定各种利益的表达方式和程序,通过规定利益综合的一系列机制,在政治制度的不同层次和其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建立起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协调利益的规则和程序。通过这些规则和程序,使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得到表达;使相互分歧和冲突的利益经过讨价还价和让步妥协后能够整合在一起;使局部或集团利益转化成能够互相兼容的利益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容的利益;使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得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内容得以表达、合作的基础得以认同、社会的基本秩序得以确立,达到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们生活安定有序(三)政治制度具有价值导向和规范功能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价值理念共识基础上的,其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影响着它为谁服务的问题。因此,作为规范形态的政治制度,有它自己的价值趋向(即它要扶持什么和约束什么),它一旦确立就意味着为社会确立了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框架。现代政治制度大都体现了现代社会自由、合作、公正和道德(人道)等的基本价值,它通过自己的规则体系规定了政治主体各自的地位及政治主体应当如何行动等基本问题;它通过对政治文化的传播与传递引导人们自觉、自愿、自由地接受主流政治意识的指导和服从,遵从现行政治制度的安排,从而使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符合和谐社会整体目标和基本价值的要求。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开辟和拓展多方面的建设途径。如前所述,政治制度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这一系统工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结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载体,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为此:

1.完善人大立法制度。要提高人大立法质量,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推进“民主法治”、“诚信友爱”。

2.完善和加强人大监督制度。在党的政治领导的原则下,给予人大对党的监督权;要在宪法授权范围内,探索人大监督权落实的新形式,开发其制度内的潜在资源,人大可以建立备案案件登记制度、审查制度、检查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等,对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检举突出重点、分层处理;人大常委会也可以结合其他的监督方式,集体行使职权,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充满活力”。

3.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国家机关领导人差额选举范围,实行以竞争为中心的公开、公正的选举程序,建立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制度、自我推荐制度,改革和完善选民登记制度,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实现,维护社会政治“安定有序”。

4.完善人大的科学决策制度。人大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进行必要的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进行必要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制度,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要“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党内民主作为处理党内矛盾的一种民主的思维、理念、方法和途径,是党内民主的基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要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动力。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就要求加快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改革和完善党委会制度,建立党的各级常务委员会向党的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负责并报告制度,建立凡属事关大局的重大人事和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由党的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和决定的制度,建立各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常委会工作情况的监督制度等;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机制;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政治制度范文篇9

构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和谐的社会,是执政者的愿望,是人民大众的期盼。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和各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的种种尴尬。

经济上,在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中,各类生产事故频发,经济资源过度消耗,生存环境污染严重,假冒伪劣商品成灾;政治上,在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同时,特殊利益集团做大,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令执行不畅,权力部门腐败突出;文化上,在倡导主流文化、唱响主旋律下,帝王文化大行其道,拜金文化普遍盛行,腐朽文化沉渣泛起,恶俗文化无孔不入;社会生活上,在社会事业得到相应发展中,看病、上学又难又贵,大中城市房价畸高,城乡社会保障缺失,公平正义实现度低。另外,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经济开放活跃,政治封闭呆板,经济市场化被行政保护、地方分割、部门封锁、权力寻租所扼制之类的不和谐现象;经济与社会之间表现出经济初步繁荣,社会分配不公,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占有较多,贫富差别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的一些不和谐的尴尬;文化与政治相互之间出现了建设政治文明,文化玩世媚俗,民主政治文化被帝王文化、拜金文化、荒诞文化等所淹没的一系列不和谐的迹象。

以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和各领域之间存在的种种尴尬,虽然内容和属性不同,但在相互关联中,政治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政治因素,从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决定政策走向的角度来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和各领域之间存在的种种尴尬都与政治制度存在的弊端息息相关。比如,矿山生产事故频发、假冒伪劣商品成灾,与官员和老板相互勾结、政府监督管理不力相关;特殊利益集团做大、权力部门腐败突出,与权力设置集中专断、缺乏多元分权制衡相关;帝王文化大行其道、拜金文化普遍盛行,与政治思想高度统制、权力肆意追逐金钱有关;看病上学又难又贵、公平正义实现度低,与政府公共责任薄弱、社会政策取向偏差相关等等。可以说,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是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现阶段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来消弭种种不和谐现象。

二、政治制度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体部分,它包括国家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战略、规章制度、政策方针等,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因为,政治制度是政治观念、政治理想的载体和现实基础。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也表明,如果没有先进的制度和合理的制度设置,那么任何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都会流于空想而无法实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在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都需要制度文明的创新来实现。加强政治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制度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内容的重要保证,政治制度的创新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处在转型中、发展中的当今中国,尤其要通过政治体制的突破性改革和制度的健全和创新,克服制度短缺、僵化、异化等弊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良性稳定机制和制度保证,以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大力推进政治制度的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为和谐社会的形成提供有利的促进与保障作用,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三、政治制度的创新原则

(1)正义性原则

柏拉图的政治制度创新的正义性原则的观念是:各司其职,不僭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须以城邦整个利益以体现公民共同的善业为依据,不仅要实现城邦物质自足,还要实现节制、理性等美德。西方近代的洛克“把政治制度是否为了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保护人们自由权作为正义的尺度。”卢梭“把政治制度正义视为政制的公意性,而公意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国家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公共目的和公共幸福。”现代的罗尔斯在则强化了对平等性正义的关注:“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兼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一是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2)民主集中原则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否可以作为创新政制的原则来运用呢?从中国的宪法中内含的原则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条核心原则,它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创新当然具有程序上借鉴、参照的准则性意义,因为民主在创新的行为过程中,彰显的是一种如同熊皮特所认为的“民主就是一种政治方法,也就是讲,民主就是为达到立法或行政方面的政治决策而实行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方法就是那种认为做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做出决策的权力。”

创制一项新的制度并执行属于政治决策的范畴,政治决策要以民主而非专断为手段取向的话就需要充分竞争的气氛,各个不同的利益人在民主方法营造的制度安排的原则中充分表达、自由讨论、发挥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充分的竞争”对创制新的制度而言就是允许不同的“意见”、“观点”、“可能的不同制度选择”代表不同利益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获得充分尊重,自由地表达,也即“不同意见的竞争”,正是这些“意见”的竞争和讨论表现的是不同利益的合理诉求在稳定的竞争状态只能够合法充分表达,才能提供新制度的多种选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集中性”决断的关怀和利益的整合。“集中”程序就是利益整合并最终形成新制度的过程,利益整合符合上述第一原则,正义性原则,利益是否整合,是否达到充分地整合是“集中性”程序是否发挥作用的评价标准。

四、政治制度的创新模式

创新的模式就是制度创新主要在哪种主体力量的支配或推动下,按照特定的程序、原则而形成的稳定化的方式。按照主体的不同,主要有国家主导型和社会推动型。

(1)国家主导型

宏观主体占主导的创新模式。由于利益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生、更替,制度供给和需求总是出现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和供给的正义性、合法性两大缺失,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平,甚至相对与社会利益的自主性利益,国家借用拥有的强大资源主导创新,在一定时期,它是政治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力量和主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在后发的现代化民族国家中更是如此。

就中国而言,国家主导的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①有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②政府以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

③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堡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

④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2)社会推动型

公民及团体力量推动的创新模式。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社会自身的力量:由微观的公民个体和中观的公民组织、团体、协会等组合而成。当试图解决利益冲突并走向一致时,不同的利益主体与人会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自发地倡导、组织和实行新的制度创新,程序上自上而下,往往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推进和渗透,走一种由外部向权威中心而最终取得突破性的变革的路径。

作为对西方20世纪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适当干预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在实践上出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而造成的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权利的受压制的回应,市民社会理论转向“公民社会”,更多阐释公民社会的权利、义务和公民自治领域的构建。可以说,国家的职能范围需要制约,社会的创新活力和自治的潜在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性、互制性才是均衡的发展状态,在政治制度的创新主体的倾向中,任何强调其中一种而偏颇另一种力量都是会导致不均衡的政治制度的出现的。因此,政治制度的创新的主体力量应是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组合,而非仅仅是依仗单一的力量。

五、关于我国现阶段政治制度创新思路的探讨

(1)坚持和完善党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就可能走偏方向。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领导,必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低,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成败。

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如果党内民主搞的不好,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建设好,相反,党内民主搞好了,就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对全国、全社会范围内的民主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2)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参加政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程度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同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公民文化素质不高、民主法治不健全等因素又影响和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公民参与政治的多种形式。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通过体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扩大和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

(3)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政治制度范文篇10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坚持和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和政治准则。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把这三者贯穿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全过程,才能从根本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除了共产党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具备这种能力。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要自觉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反映绝大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着眼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通过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要始终坚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切实反映各方面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各项法律的实施。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确保人民的意志和要求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机统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必须充分发挥这四项制度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功能,更好地体现我国民主政治的广泛性和包容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政治结构、政治体制和运行规则,没有采用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而是根据我国国情实行“议行合一”。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国务院作为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都由人大选举、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议行合一”原则,具有很大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要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确保立法、决策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切实发挥人大在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事务管理、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执行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中国人民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的结晶,具有历史必然性、伟大独创性和巨大优越性。这项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形成统一意志。这项制度坚持尊重多数与照顾少数的统一,坚持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有利于进一步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各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实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支持他们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政党之间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良好政治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基本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选择。这项制度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制度因素和法律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统一。这项制度能够保障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广泛参与国家和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管理,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合法权益。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决打击民族分裂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最直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民主制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和城市已进行了六次以上的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85%的农村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90%以上的农村建立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活动普遍开展。89%的城市社区建立了居民(成员)代表大会,64%的社区建立了协商议事委员会,不少社区建立了业主委员会,居民评议会、社区听证会等城市基层民主形式普遍推行。要继续促进基层民主的发展,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推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不断完善,帮助提高群众的民主素质和民主管理能力,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三、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监督民主等民主实现形式的有机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探索和形成了选举、协商、自治和监督等多种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为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了有效渠道。这些形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要求,又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

选举民主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来行使民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参加选举是公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重要途径。我国实行的选举制度,保证每一位公民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同时任何人都不能在选举上享有特权。这一民主形式有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真正选出自己了解、信得过的人民代表,保障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选举民主的程序和方法,完善选举程序,增强选举的透明度,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协商民主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充分协商。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这一民主形式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能够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在充分、民主、平等、真诚的协商讨论中达成一致。要把协商纳入党和国家民主决策的程序,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努力促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让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自治民主是由人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治是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事情的重要民主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具体和最生动的体现。这一民主形式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能够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对接,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正确引导和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实行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等基层群众自治,不断丰富自治民主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监督民主是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利和公共事务拥有监督权。监督是民主制度的试金石,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努力,在我国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监督体系。要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的监督功能,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加强监督的制度化建设,提高监督实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四、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原则方向

我国政治制度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的前提下,遵循长期以来形成的重要原则,不断汲取新的时代要素、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前进。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起着方向性、规定性的作用。要充分认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全面领会其丰富内涵,准确把握其基本要求,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新要求。只有使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相协调,才能紧跟时展步伐、永葆强大生机活力;只有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才能受到人民拥护、得到人民支持。要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促进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完备的政治体制,使政治建设更好地体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意愿,更好地代表和反映他们的政治诉求,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新进展。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智慧结晶,是丰富多彩、不断交融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影响,绝不盲目效仿和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五、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统一战线作为最广泛的政治联盟,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增进团结、凝聚力量,为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统一战线在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和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发挥统一战线在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优势,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具包容性。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尊重社会各界成员在信仰、利益和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为社会各界提供了更加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和途径,从而进一步扩大我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要准确把握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通过各种民主形式,使社会各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见、要求和见解,得到有组织、有秩序的表达,得到最大限度、最大范围的包容和吸纳,确保社会主义民主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