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范文10篇

政治学范文篇1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政治学范文篇2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政治学范文篇3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唬庖坏阍?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启示之三，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应是对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二是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而对世界有意义；后者作为政治发展的经验而对世界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个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中国政治学在这方面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当然，把对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

政治学范文篇4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主权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主权，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主权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转

政治学范文篇5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③Kyong-Dongkim，TheMixedRoleofIntellectualsandHigherEducationinBuildingDemocraticPoliticalCultureintheRepublicofKorea，inLarryDiamond(eds.)，PoliticalCultureandDemocracyinDevelopingCountrie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3.p.211.

政治学范文篇6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囊恍┎蛔阒Γ沟苯裎鞣秸窝Ю砺酆头椒厶逑蹈餮厦堋⑼暾⒊墒臁?/P>

政治学范文篇7

【摘要题】新思潮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制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正文】【作者简介】张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100088）

一

现代政治学源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纪的欧美，尤其是美国，开始了一场旨在把政治学改造成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是，政治科学轻视或拒绝政治制度研究，转而更加注重两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假定：个人作为个人自主地进行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在这两种理论研究中，个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决定。同时，这两种理论研究也同样看重外因对政治过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外，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断增长的对精确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经验性政治研究理论的构建的偏好。很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关注排斥和拒绝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注：关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好的解释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学研究又开始关注传统政治学一直关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权力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释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制度性说明。这一“新制度政治学”不仅恢复了许多“老制度政治学”用来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特征，它也在许多理论和个人体验层面发展了政治学研究。（注：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并无实质的区别，调换词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它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同时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丰富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关注理论的构建和解释的明确与清晰，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将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向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制度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有哪些继承与发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本文预先做一个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个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

尽管传统制度政治学或者老制度政治学对政治和政治制度有着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说明，但是，它缺乏理论的灵感和动机，而建立理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老制度政治学不是“科学”。另外，老制度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观察力，用具象的词句，尝试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边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学的文献非常丰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类的政治生活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倾向于关注能够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统治机构的性质，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变的个人行为以及把分散的个人行为引导成有集体主义目的的行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最早的政治哲学家发现和分霄某些政治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成功之处，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设计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统治者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亚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议几乎完全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表达的，他们的确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的系统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

这种制度分析的传统被后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有些学者尝试着用社会组织的观点分析政治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会政治生活混乱和转变的英国大革命时期，因此，他坚决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败中来拯救人类。洛克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约论主张，开拓一条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鸠关注权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论后来被北美政治实践者用作美国权力分立的理论基础，以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开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单，但是，基本问题没有变：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设计政治制度。

19世纪末期，政治学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专业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老问题”：制度和规范（法律与道德）。政治学就是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领域是统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另外，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和目的也主要是规范性的（伦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中，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家的。

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比较而言，对国家的依赖要小一点，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非常关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发表的关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论文指出，美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尽管大陆国家缺乏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参与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国家：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TheState:ElementsofHistoricalandPracticalPolitics)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前沿人物是沃尔塞(T.D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学或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思考》(PoliticalScienceorTheStateTheoreticallyandPractically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专业著作。可以认为，当时这些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学看成是国家和政府研究。

在欧洲，刚刚出现的现代政治学和美国的状况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学科（如法学）结合在一起，更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这使得欧洲大陆政治学的中心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的研究。从本质上说，国家（政府）是法律的应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这种应用的一个部分。欧洲学者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倾向和依赖还被另一个事实或现象所影响，这就是，欧洲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还刚刚起步。因此，欧洲学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欧洲国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义理解国家，所以法律就更成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德国学者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任何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们可以将老制度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做简要的总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法律，把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正式的政治结构，认为是这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第三，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无论是对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还是进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都是力求对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总是把历史做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第五，老制度政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伦理道德倾向，往往对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价值评判。

三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导致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社会学的重大转变，甚至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学术革命。这一转变或革命的确引起了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也最后引领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即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出现。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这些共同点包括：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concernwiththeoryandmethodology)；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倾向(anti-normativebias)；个体决定论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ofindividualism)；强调政治输入(inputism)。（注：这里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做的翻译。）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开表达出来的对理论构建的关注。它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政治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是说，政治学必须发展和构建“一般理论”，也就是“内在一致的命题”，这些一般理论应该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不同社会环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现象；仅仅对一些国家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释是不够的；对政治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说明必须符合一般理论。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前沿人物开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论并接受检验。比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成为主要的一般理论。[1]另一种理论关注影响投票行为的心理因素，如政党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动、[3]审判活动[4]和行政活动[5]领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论产生。根据上述理论，政治生活是个人特征的一种功能，但主要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假如我们要想理解政治，我们必须观察个人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确有构建理论的倾向，然而，当理性选择政治学兴起的时候，这种构建理论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把政治行为看成是经济利益和经济计算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政治行为者和政治集团被假定为理性的个别利益的最大化的主体，比如，政治家用寻求再当选的办法保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据这种观点，政党的纲领和政府的政策是争取再次当选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动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随着把政治学改造成为“科学”的努力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学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政治制度的价值倾向，经常使用“好坏善恶”这样的词汇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是：它对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确，而且带有太多的价值倾向和暗示。这些暗示对于建立一个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带有对工业化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观上把工业化和民主当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强调还会把那些虽然非正式但对政治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行为主义政治学这样指责老制度政治学时，有学者也同样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见”，说这种“偏见”只不过伪装得更好罢了。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又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决定论。它们的理由是，政治环境中的真正演员是个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在行为主义的研究中，个体决定论不仅有方法论上的理由，而且还与这类研究的焦点经常是个人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研究的对象经常是一个投票人、一个提意见或建议的公民、一个行政官员或者一个政治家。对于理性选择研究来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础，不论在讨论个人或个人的集合时，它都能增强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个非常充分坚定的立场，即，个人或政治个体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适当的对象。社会集体，如政党、利益集团、议会等等不会做决定，真正做决定的是集体中的个人。然而，集体中的个人不是任意决定，他们也必须遵守规则。

最后，与老制度政治学不同，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宪法上，主张更加关注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输入”(theinputsfromsocietytothepoliticalsystem)。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活动、大众媒体的报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这些输入的“输出”。至于理性选择政治学，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对老制度政治学有某种“敌意”。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仅分析个体行为，也分析集体决策，但它总是假定：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把愿意做让步和妥协的个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机制或手段。根据这种观点，制度的确对政治参与者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假如没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规则可以构成个体行为的限制因素。[9]这里，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否认的是制度在决定政治参与者的意见过程中的作用。

四

正当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盛行并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时，作为一种批评和反对力量，新制度政治学出现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如马奇(March)和奥森(JohanOlsen)不仅命名了这一理论，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他们对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的看法。[10]、[11]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提出许多对于政治学研究现状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学误入歧途的原因。他们没有要求政治学完全复归到传统制度政治学，但是他们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某些特点的关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过分强调社会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体行为的意义(redu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滥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义论(utilitarian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样，这里也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的翻译。）

首先，行为主义理论过分重视社会因素的政治意义。当代政治学理论降低了政治现象的意义并使它们在政治研究中边缘化，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增长、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分立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学认为社会依赖国家的传统，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依赖社会。以此为依据，当代政治科学才会大谈特谈“让国家缩回去”的话题。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强调个人行为的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体政治行为。按照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集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选择组成的，在个人选择面前，集体行为的意义已经丧失，甚至连制度的价值、规范和法律约束在个人选择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这样一种看法：集体性的输出是依赖个体的互动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把集体行为的政治意义完全否认，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理性选择更为明显。理性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通过政治行为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投身政治活动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对于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来说，政治活动的动机也可以是集体的或者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因此，即使人们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进行决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历史是一个有效的、达到某种程度平衡的过程，因此，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社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中，任何能够影响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学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政治要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所假定的麻烦得多。最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还有工具论的缺点，它们太关注政治输入和输出，而忽略了政治过程、政治特征和社会政治价值的作用，把这一切仅仅看成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输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号”，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这样的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基础上，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公开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政治学研究范式。马奇和奥森宣称，新制度政治学将用一种新的范式弥补现在处于领导地位但却有明显缺点的主流政治学的五个方面的不足，这种范式将集体行动置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并将重新考察政治集体行为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新制度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会都有某种结构特征，尽管这种结构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这种结构要成为制度还必须满足一个要求：稳定。社会结构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种社会结构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活动时，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须有比较的意义，可以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相对照，并且在这个制度的成员中存在某种共有的观念或价值。

但是，对于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为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本身非常复杂，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有的甚至是来自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的阵营），所以，新制度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学派也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学术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学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奇和奥森是新制度政治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有明显价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10]、[11]价值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一直被关注。这些价值和规范可以被个体社会成员用来当成个人行为的参考，也可以被学者用来当作评价政治行为的参照。

与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学不同，有许多学者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观点，同时又关注制度的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不能被政治价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规则系统和行为的指导，通过政治制度，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释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理性选择中，如何达到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制度的确满足了社会和经济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发点是导致某种政策产生的最早政治选择。这些最早的政治选择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活动，决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们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们也很难理解政策发展的逻辑。比如，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学者同意政策有路径依赖的特点的说法。经验性制度政治学(empirical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取向，经验性制度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决策过程中有很大影响。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政治制度和相关因素。但是他们的研究手段显然借助了当代政治学的分析成果。

五

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历史的回顾和主要内容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和老制度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对老制度政治学的不满一样，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也是学者们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过度膨胀的一种反击。但是，很明显，这一反击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理论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不是很大。换句话来说，新制度政治学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设性。另外，我们从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结合，实际上，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者在充分了解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把当代的分析手段运用于老制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上。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学是一次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尝试，表面上是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兴趣的回归，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新制度政治学决不是简单地恢复了老制度政治学，而是一种更新，是一种在新的背景中对政治制度和集体政治行为的关注。

但是，考虑到新制度政治学是一个在最近20年中兴起的研究范式的变革，我们可以说，任何对它的批评都显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参考文献】

[1]AlmondandColeman.thePoliticsofDevelopingArea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0.

[2]Campbell.TheAmericanVoter[M],NY,Wiley,1960.

[3]Wahlke.TheLegislativeSystem:ExplorationsinLegislativeBehavior[M],NY,Wiley,1962.

[4]Schubert.TheJudicialMind:TheAttitudesandIdeologiesofSupremeCourtJustice1946-1964[M],Eva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5.

[5]Aberbach.BureaucratsandPoliticiansinWesternDemocracie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6]Downs.A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M],NY,HarperandRow,1957.

[7]Fiorina.CoalitionGovernment,DividedGovernmentandElectoralTheory[J],Governance,1982.

[8]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M],NY,Rnopf,1953.

[9]BachananTheCalculusofConsent:LogicalFoundationofConstitutionalDemocracy[M],AnnArbor,MI,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2.

[10]MarchandOlsen.TheNew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FactorsinPoliticalLife[J],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84.

[11]March.RediscoveringInstitutions[M],NY.FreePress,1989.InstitutionalPerspectiveonPoliticalInstitutions[J],Governance,1996,(9).

政治学范文篇8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

作为战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展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就是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其兴起标志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所作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①伊斯顿的批评，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卡略里等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从而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开创了当今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对当今西方政治学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别是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和回归国家学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上和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修正和补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为主义信条”。

第一，批评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而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后行为主义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动作价值标准”②，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批评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奉行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①。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还应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还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于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第三，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面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③。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关于这点达尔文认为，“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中，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②，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后行为主义对传统的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风靡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批评了行为主义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分热衷，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②。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于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用科学”，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由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态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50、6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为主义的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参与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的政治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各种研究方法作有机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过程中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探讨。

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解释，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虽然作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倡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davideaste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9:pp1051―1061.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1―189．

政治学范文篇9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与政治学

（张志尧副教授）

世纪之交的人类世界，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现实，必将受到经济、科技、社会及文化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全球化即是这一系列的重要变化之一，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发生重要影响。

全球化乃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状态。它以经济贸易、金融的全球联系为动力。交通、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力的支撑和结实的纽带；而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共同问题则从反面作为一种压力推进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相互交错的地区联合体的纷纷建立。

全球化的重大政治后果之一，是它在日渐模糊着仍然很清晰的民族国家的疆界。科技、信息、价值观、污染、、疾病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民族国家的疆界对于它们不具有太大的意义，而民族国家却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从政治方面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无不受着全球化的影响。处于变革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尤其如此。

政治学乃是社会科学中最具现实敏感性的科学。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现实的深刻变化，要求政治学者对政治学中一些相关的概念、范畴、原则、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做出修改、补充，并发展与创新，这是时代赋予政治学者的历史性使命。而中国的政治学者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一方面要补课、继续坚实原本薄弱的基础，同时也更需要关注新的现实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与结论。

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全球战略

（刘清才副教授）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国际格局正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从全球战略关系上看，形成“一超四强”的结构状态，即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构成四大强国。它们以美国为圆心，分别构成了三个大三角关系，即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构成的大西洋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日本构成的太平洋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战略三角关系。它们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主角。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走势直接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它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要加强国际政治意识，要面向21世纪研究国际政治理论，从全球战略角度去研究国际关系的变化，科学地制定21世纪的国际战略。

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张贤明博士生）

政治学在我国是有待加强的一门基础性社会科学，为此在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应该注意：第一，摆正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更具敏感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因为从科学分类的角度看，它是学术问题，而从其内容来看，又不能不关涉到现实政治现象。作为学术问题，政治学研究的是理念问题，有研究者主体选择的可能与自由，但作为政治问题，它又要受制于客观现实。因此，如何既以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政治现象，又以对国家、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作出科学的回答，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指导和服务，是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只有从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政治学，政治学才不至于停留在对现实政治的阐释与论证的水平上，而是提供理论指导；只有以对国家、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来研究政治学，政治学才可能获得生存空间与发展的可能性。第二，着力于政治学基本范畴研究。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还不长，政治学的基本范畴问题急需认真地清理、概括和总结。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研究队伍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但没有基本理论的支撑，正常的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会缺乏根基、难以深入，政治学本身也难有长足进展。第三，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政治学也不例外。只有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捕捉其热点，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政治学研究才有其现实根源，从而才会有不断发展的动力。

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贴近现实

（孙晓春副教授）

有人说，政治是“分配价值的价值”，可以说，政治是决定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质量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政治学在我国刚刚恢复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老一代政治学家和广大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正不断地为政治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个学科所取得的实质性的进展，都有赖于基础理论的进步。十几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最为显著的成就。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于每一个学科来说，都不存在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与方法。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由不同的研究者建立起各不相同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指导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政治学专业理论与方法却仍然需要我们去建构。

近年来，国外60—70年代的一些政治学研究成果，诸如以缪塞尔·享廷顿为代表的秩序学派、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的理论以及李普塞特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卢西安·派伊的政治文化理论，都被介绍到了国内，这对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还处于介绍、引进的阶段，真正地消化还需时日。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指导下，在融汇贯通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出理论分析框架，无疑是世纪之交政治学研究最为艰巨的任务。

目前，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倾向是十分注重政治学的实用性，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政治学类指导课题来看，应用研究的课题占了绝对的比重。可以说，这是由政治学科自身的属性决定的。但是，我们在注重应用研究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所谓应用，在实质上是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的根基，应用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怎样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切近于现实，需要我们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以往，人们十分强调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政治学研究与现实之间，终究并不只是简单的服务的关系。应该说，现实之于政治学科，它首先是研究的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世纪之交的政治学研究，一方面要对于当代中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尤需加强对于社会生活中具体的政治过程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的评估、对于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及其发展趋向的探索性研究等等。只有这样，政治学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建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郑维东博士生）

当下政治学的落后与社会发展对政治理论的要求相差甚远。尽管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仍处于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因此中国政治学要在下世纪有长足的进步，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1.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基础理论的重视，我的理解是，应重视对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的研究，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基本概念的成熟是该学科成熟的标志和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无法构建学科大厦。这一点，对初建的中国政治学而言，尤为重要。没有对政治基本性质的正确理解，就无法摆正理论研究的位置；没有对政治学基本范畴（如政治、权力、共和、宪政、民主……）的深入理解，就无力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构建；没有对政治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人格、自由）的研究，就无法理解政治理论存在的合理性。所有这些，归为一点，就是真正重视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2.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重视研究方法的更新。方法固然受制于该学科，但新的合适的方法又能引导学科走向繁荣。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象社会学的一些方法，理当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当然手段。

立新体系形成新学派

（宝成关博士生导师、教授）

展望21世纪的政治学研究，我认为首先应对中国政治学的历程做个简要回顾。

中国政治学在古代内容虽很丰富，但一直与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糅合在一起，始终未形成独立学科。把政治学当作独立学科进行专门研究，是本世纪初才开始的。因此说到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其特点一是起步较晚；二是受西方政治学影响较深，从早期著作到建国前各大学的流行教材，大都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三是解放前的政治学研究，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大都未能摆脱传统政治学的窠臼，更未形成新的完备理论体系。解放后，政治学研究一度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始得以恢复和重建，至今虽仅十几年时间，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注重了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二是开展了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三是对国外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及研究，也有所加强；四是出现了把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趋向，使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视野更为开阔，并在政治学界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几大理论框架。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可喜，值得肯定，但总的来说，由于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时间甚短，与国外政治学研究以及国内其他学科相比，仍很不成熟，尤其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还很薄弱，已经出现的几大理论框架，均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在未来的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如何获得体系性的构建能力，创立新体系，形成新学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做出突破性贡献，应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奋斗目标。

培育和强化公民意识

（周光辉副教授）

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社会主体的培育和塑造问题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我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主体就是自尊、自立、自主、自律、自强、负责的公民。造就现代社会的公民，最重要的是培育和强化公民意识。对此，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

公民意识是对公民角色的自觉体认和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培育公民意识，首先要明确公民的基本涵义，现代意义的公民是指具有独立自主和平等人格、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作为公民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具有独立人格是公民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在人们观念中把公民视为群众，这实际上是封建等级观念和群体本位观的一种反映。这种群众观念是以把人分为上下等级为前提的，群众的每个成员不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仅仅是群体中的一员。在一定意义上说，群众观念不过是臣民心理的现代表达，它与现代公民观念是根本相悖的。

培育公民意识，关键是培养权利意识、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所谓权利意识，是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契约权利、劳动权利和消费选择自由权利的自觉体认和维护。公民权利意识是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即视其他人享有与自己同等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成为自私的代名词。所谓自律意识，是公民自觉按照道德和法律规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自律的本质特征在于公民把法律和道德内化为自身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中，遵守法律和道德要求不是出于无奈和外部的强迫，而是一种自觉。所谓责任意识，是公民在享有自由时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自觉体认，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不仅有权利享受这个社会为他提供的各种条件，而且也有义务为社会条件的健全和完善尽一份责任。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的过程中，不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对后代负责；不仅要对他人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

加强比较研究提供模式选择

（王彩波副教授）

发展理论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而东亚发展模式对传统发展理论提出了有力挑战。目前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热点。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上，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东亚模式表明，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首要前提和最根本步骤是经济的发展，政府要有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明确目的性，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恰当的手段有效地动用国内外现有的各种资源，优先实现经济增长。在行政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它表明，行政体制改革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行政体系，使行政与政治分离，提高政府行政职能，而暂缓民主化，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可行性选择。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与我国在历史传统、国情特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其发展经验的研究比起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更有借鉴意义。

政治学也要注重社会应用价值的研究

（李德志教授）

人事管理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更注重其在社会上的应用价值。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事管理学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重大发展，以实现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围绕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现人事管理的两个重大调整。一是把适应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二是把传统的单一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

要实现第一个调整必须在人事管理中逐步建立和健全三项制度、三个体系。三项制度是指：符合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各自特点的科学的人事分类管理制度；具有激励竞争性质的工资分配制度和适应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三个体系是指：人才市场体系、人事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和人事法律法规体系。

要实现第二个调整必须从社会需求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全过程地实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人才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人事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我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意义深远。

世界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而人事管理学发展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大力加强这一应用学科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对于繁荣我国的政治学已显得愈益迫切。

行政学面临的两大课题

政治学范文篇10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