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范文10篇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1

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是要实现大团结、大联合，那么，团结和凝聚社会各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调动他们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力量，势必成为我们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项战略重点和新的增长点。依照心理学的观点，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激发人的动机，从而诱导人的行为，使其发挥内在潜力，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努力，也即激励。激励理论是政治行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激励，是政治行为的心理动力，它是开启行为的钥匙和按钮。每个按钮都对应着某种行为，因此，每个人都需要自我激励，需要得到来自团体、组织和同伴等各个方面的激励和相互之间的激励。为了实现统战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就不能不注意对激励理论的运用。通常，激励表现为外界所施加的推动力或吸引力，激发成自身的推动力，使得组织目标变为个人的目标。任何一个个体的行为都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或刺激，这种刺激和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消化和吸收，会产生一种自我的内在动力，从而使个体被动接受的“要我做”转化为积极主动的“我要做”。这种“自动力”越强大，行为也就越发的积极主动，反之亦然。然而，这种自我动力也离不开个体自身的因素。同样强度的影响或刺激，对于不同的个体所产生的“自动力”很有可能是强弱悬殊的，进而对每个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产生这种“自动力”的基础就是自身需要的被满足。这些需要包括基本的生理需要，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如自尊、地位以及归属感的需要。早在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在《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需要层次论”，他将人们的各种强烈程度不同的需要划分为5个层次，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统战工作中，想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要了解各个工作对象的各种需要，并设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建立各种激励机制，否则，就很有可能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

（一）目标激励和奖励激励

2007年底，上海市松江区委统战部在总结统战工作时就感到，基层统战工作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统战工作者缺乏激情。针对这种情况，松江区委统战部提出了“快乐工作法”[1]，注重目标激励，在实际工作中强调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让大家在规定的限度内快乐的工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建立健全成果评估体系和奖励激励机制，把快乐工作状态和成效与提级晋职、先进评比、奖金发放、福利待遇等挂钩，让大家分享快乐带来的工作成就感。上述例子是一种目标激励和奖励激励相结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激励者确立的目标要因人而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这样才会有吸引力。努力后的成功效应，不仅是来自容易的工作获得成功，而且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以达到成功的境地，完成政治工作的同时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而奖励激励，或者说表彰激励，可以起到树立典型、弘扬正气，积极引导人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自2010年起，每年都由中央统战部主办“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以深入挖掘并集中宣传一批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并做出突出成绩、取得成功经验的民营企业典型，为党和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供经验借鉴和舆论支持，引导和帮助民营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更大作为。在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的实践工作中，也开展了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表彰活动，形成了全国、市、区县三级表彰机制，鼓励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新阶层人士；在“两新”组织中评选“党建之友”，鼓励支持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新阶层人士。

（二）榜样激励

通过上述评选和表彰，不但可以积极宣传人们的先进事迹及其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帮助其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扩大社会影响，而且还起榜样激励的作用。在战争心理学中，榜样激励是指以指挥者自身的行为，用表率的作用来激励人们的斗志和士气。古代兵家都十分重视榜样的激励作用，如《尉缭子》中就说过：“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立则士不死节，是不死劫则众不战。”[3]还有“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利；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全也。”[4]这就是说只有将帅身先士卒，才能使士卒听从指挥，如同指挥四肢一样。那么在统战实践中，通过树立典型带动和引领他人，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近年来，金山区在非公人士中广泛开展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建工作者、优秀党建之友、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劳动模范、领军人物、杰出青年等推荐评选活动。[5]这些获得表彰的人能起到示范、引领和带动的作用，从而发挥从众效应的优势，使更多的人向这些典型靠拢，向我们党所引导鼓励的方向发展，激励各方面人士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合理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

（三）口号激励

“一个有力的口号比起一枚重型炮弹的威力有时甚至要大千百倍。”[6]———斯大林曾经深刻地说明了口号激励在战争中的作用。口号激励，是指通过提出言简意赅的口号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运用口号激励士气，关键在于选择适宜的口号和适当的时机。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都应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1948年4月底，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得到了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商建国大计。在“五一”口号的带动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7]

（四）情感激励

《孙子兵法》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论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说明只有将帅对士卒怀有深厚的情感，对他们关怀和厚爱，甚至像父母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激励士气。《尉缭子》指出：“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8]如果指挥者不能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不能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感人的心理联系，士兵们也就不可能保持昂扬的斗志。在统战工作的实践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我们通过各种谈心、座谈活动、心理疏导、走访慰问等，搭建人际心理信息的联系，从而促成了人际心理效应的发挥。此部分将在下一节详述。

二、人际心理效应与统战工作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9]“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这里所说的“社会联系”和一切“生产关系”，归根到底都表现为建立在生产关系上的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人际关系与人的本质的联系，提供了正确的人际关系理论。人是需要交往的，每个人都渴望精神上的寄托和组织上的归属；人是需要合群的，每个人都想寻求知音，希望被他人所关心、注意和同情。通过交流各自的信息，诉说各自的喜怒哀乐，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人际心理需要。在统战工作中，人们通过彼此间的人际心理信息沟通，促进相互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产生亲密的情感，从而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或青年人，都有通过沟通来联络感情的心理需求。对老年人来说，更是不可忽视的生活动力源泉之一。如果工作中缺乏对老年人的人际沟通和情感交流，或老年人之间缺乏这种沟通与交流，就会使他们倍感空虚、抑郁和寂寞，还会促使脑细胞萎缩。对中年人来说，加强同志间的情感交流，也是促使其事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当他们在事业遇到困难而感到苦恼时，同事间一句暖人的话语，一个亲切的举动，都能使他得到情感的满足，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受到鼓舞。对青年人来说，积极的人际心理沟通，健康的情感交流，会使身心受到强烈的感染，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性格心理特征。另外，注重心理疏导和心理安抚，及时排忧解难，充分发挥人际心理效应的优势，还可以促成人们保持良好和平衡的心态。如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党工委长期坚持四必访制度，做到社区民族同胞患重病、骨干生病、特困家庭、下待岗必访。同时对现有52位少数民族空巢老人的基本生活展开了调研，长期坚持关爱老人的“牛奶工程”，让每位80岁以上的少数民族老人每天免费享受一瓶牛奶。街道发挥校区统战干部、民族联分会骨干、楼组长以及少数民族党员的独特优势，相互结对实施关心照顾。他们按照民族工作制度，对新入住民族同胞送去问候和联系服务卡；每季度都对困难的少数民族同胞予以关心，节假日送上问候；每年制定“一月一活动”计划，积极开展社区民族活动，特别是每年春节前夕，坚持举行社区来沪少数民族团拜会活动；同时，街道依靠两级民族服务网络，通过定期走访，召开居代会、少数民族利益诉求座谈会，定期发放少数民族问卷调查表，全面了解他们的困难与忧愁。

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进行了人际沟通和情感交流，而且还增加了民族之间的联系与友情。而中共松江区委统战部则通过心理疏导和心理安抚，在拉近人际心理距离的同时，还提高了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促使大家在遇到具体问题时能够保持心态的平衡。如举办心理讲座、开展谈心活动、开设网上心理咨询等方法，促成大家的健康心态。在此基础上，注重就事论理解心结，针对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邀请政策专家、政府领导讲应对策略，引导统战工作者认清形势、树立信心，从容应对；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了解情况，加强引导，帮助大家树立信心；深入走访台、侨资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针对部分家庭和个人实际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主动进行心理安抚，帮助他们排忧解难；针对一些同志渴望进步却又心存迷茫的情况，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克服盲目攀比心理，调整积极工作的心态。此外，如2011年10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向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通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12]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梁亮胜为团长的香港广东客属社团联合总会访京团全体成员。[13]这样的通报和接见都满足了被通报、被接见人士的政治诉求和人际心理需求，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再如10月20日，在天津举行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的第七次会谈，延续了两会协商为两岸促合作、为民众谋福祉的基本宗旨。[14]通过深入协商，不仅互通了信息，还加强了两岸的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在人际心理上增进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这将有助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推动两会协商取得新的更大成果。人际心理效应还可以带动合力效应的产生。“合力”在力学上是指若干个力同时作用于一个物体所产生的总的作用。而这里所说的“合力”，是指人的力量、能力的有机结合。我们通常所说的“团结就是力量”，也是这个道理。进行统一战线的人际心理沟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个总的目标而奋斗，就会产生合力效应，增大整体的力量，使1+1>2。从横向沟通来看，统战的各项工作、各部门、各统战群体以及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理顺，内耗消除，变得融洽、亲密，创造民主、团结、互助的心理气氛，就会形成统一战线的强大内聚力。统一战线对各方面的吸引力越大，各方面努力进取的力量就越大，这个整体的合力效应就越显著，整体力量也就会大为增强。否则，各方面之间关系紧张，内耗严重，就会产生“负合力”，影响整体效应的发挥。从纵向沟通看，统一战线工作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上下一致，齐心合力，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奋斗；同时，整体的奋斗目标也不排斥各部门、各群体、各成员单个的奋斗目标。事实上，每个成员对各自目标的不懈追求，成了各自人生的动力。关键是要尽量使个人的小目标与整体的大目标一致起来，并且使个人能够自觉地选择与整体目标相一致的目标。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能真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实现整体效应。

三、社会传播效应与统战工作

我们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关键就是转变统战各方面的态度。改变态度，是要把设计好的信息传递给目标对象，那么如何有效地进行信息的传播以产生改变态度的效果，这就涉及社会传播效应的应用。这里所说的社会传播效应，包括大众传播效应和人际传播效应。

（一）大众传播效应

在传播学中，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体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专业化的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活动。以电视媒体中主持人传播为例，其大众传播效应使得受众很容易把主持人和其所在节目及所在媒介自觉地结合在一起来记忆。例如一提到吴小莉，第一反应就是凤凰卫视，一提到李瑞英，就会想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这其实就是主持人传播中的大众传播效应所起到的效果。正因为主持人传播中具有这种传播效果，在媒介产业化转型和发展的今天，打造品牌主持人和品牌栏目也就成为各个媒体争相效仿的手段，特别是自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节目成功之后，各个电视台争相模仿这种以打造品牌栏目和品牌主持人为宗旨的营运手段。[15]在统战工作中，同样可以以打造品牌产生大众传播效应。如上海市长宁区华阳社区综合党委就着力于打造党建工作品牌。其成立的“心灵之约”俱乐部，以“心灵之约”为主题品牌，开展了“心灵之约、情牵华阳”、“心灵之约，牵手长宁———青年拓展训练”等大型交友类活动。同时，“心灵之约”品牌还参与了区社会工作党委、区党员服务中心和街道举办的各项大型活动，引领着新社会阶层从年初的“欢乐在华阳”———元宵节活动、“三八”妇女节，到年中的科技节、读书节、社区运动会，至年末的“红色箴言革命诗歌吟诵会”、“多媒体之夜”等等，在“两新”领域形成了“活动一次、辐射一片、带动一批、深入一层”的效应。[16]这种大众传播的品牌效应在对新侨人士的统战工作中也将发挥优势。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在探索新时期为代表性人士做好服务工作的新方法的过程中，就试图以项目化运作加强与侨界代表性人士联系，为新侨提供事业发展平台。他们尝试通过“资源整合、项目动作”的方式，通过“项目带动型”，逐步形成“项目———品牌———机制”的侨联工作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项目化运作，一方面有利于侨联品牌的建设，提升侨联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更好地适应新侨人士所具有的实现社会价值的需求，满足了其一定的心理需要，也能促使侨联工作更具发散性，活动空间更加广阔。[17]上述例子中不仅运用了大众传播的品牌效应，而且还涉及人际传播效应，注重对代表性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带动其所属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统战联系。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2

一、运用罗杰斯的“当事人为中心”原则，变学生的“要我学”为“我要学”罗杰斯是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专家，他在心理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视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倡导“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法。即要求咨询师采用非指导性技术鼓励或指导患者弄清自己的问题，让患者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后来，他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教学领域，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对学生采取“移情、无条件积极关注和真诚”方法。所谓“移情”，即要理解和欣赏学生的感情，要善于将心比心。所谓“无条件积极关注”就是不加判断地认可学生，无条件意味着教师关心学生是出自真诚，不以学生的回报作为交换条件。所谓“真诚”，就是表里如一，不装模作样。

这一原则在政治教学中的贯彻实施，关键是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创造出一种心情舒畅、气氛融洽的心理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会形成一种完全彻底地接受老师教导的心理倾向，从而实现由“要我学”到“我爱学”、“我要学”的转变。怎样才能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创造出这样一种适宜的氛围呢？我们知道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满堂灌”。教师滔滔不绝地讲45分钟,不留给学生主动学习的时间。因此，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创造师生在课堂上的良好互动关系，就要彻底打破这种封闭、单项、机械的教学模式。变输灌式为启发式，变封闭式为开放式，变单一式为多样式。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又要把小课堂与大社会结合，使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还要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加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形象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当然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根本原则是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二、运用“角色扮演”理论，进行“体验式教学”“角色扮演”顾名思义，即藉着扮演角色的方式来达到体验及学习的目的。它的优点是，通过角色扮演，个体可以形成真实的体验，从而深刻地理解所要学习的内容。我们把它应用到具体的政治教学过程中来，安排学生从事相关活动，建立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表达感受、态度，和进行价值判断，从而领悟知识，形成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是“体验式教学”。它能使学生完完全全地参与学习过程，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这时教师的作用不再是一味地单方面地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利用那些可视、可听、可感的教学媒体努力为学生做好体验开始前的准备工作，让学生产生一种渴望学习的冲动，自愿地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过程，并积极接触语言、运用语言，在亲身体验过程中掌握语言。生活中任何有刺激性的体验如在蹦极跳中，被倒挂在空中飞速腾跃时所拥有的惊心动魄的体验都是终生难忘的。同理，体验式教学也会给学生带来新的感觉、新的刺激，从而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3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邪教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恐怖分子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组织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主权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邪教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4

1.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面临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一门新型学科，处于初级研究阶段，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科学体系不完备

科学体系对于学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兼具思想政治与心理学两个学科的特征，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了相关学界的认可。但是，对于其具体的内容体系与学科体系，依然处在一个探索性的阶段，不同的学者都有其各自的间接，论证也不够权威。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应该以人的个性化发展为基础来探索一种意志心理、情感心理、群体心理、个性心理、认识心理以及交往心理；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需要以教学标准作为大纲，其涉及的因素有教育环境、教育者、教育对象与社会要求，在这门学科中，需要加强对信息接受、信息传递、教育者心理、教育对象心理、教育环境、教育过程的研究，从这一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1]。

1.2缺乏实证性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诞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上产生的学科，该门学科有着极强的实践性，需要面向教育实践、面向社会大众，同时，要注意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类现实问题，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这门学科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理论研究上，对于实践活动并无较大的指导作用。

1.3理论整合不充分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开展的现实与理论基础就是人的思想与心理的一种相通性，但是，就现阶段来看，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德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尚未实现科学的融合，就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研究依然是将心理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分开研究，两者的整合严重的不足，这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不科学，此外，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将心理学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2]。

1.4缺乏人员支持

在现阶段下，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多数学者都处在一个个体研究阶段中，整合协作困难重重，在讨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问题与前景时，也都是各自为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还未形成统一的定论，缺乏必要的沟通，这就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1.5专业性的教材不统一

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这门学科诞生的十余年时间，学科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教育部也针对其编写了教材，但是，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下，这些教材一直未得到及时的更新，教育部并未阻止专业的队伍进行编写，导致各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开设处在散乱状态中，缺乏统一的教材。

1.6缺乏完善的业务培训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为新型学科，这门学科的研究人员并不多，他们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一类型的人才必须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知识，但是，多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人员也缺乏咨询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基于这一因素，必须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保障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后背力量[3]。

2.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发展策略

2.1进行理论整合，完善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兼具思想政治学科与心理学学科的特点，思想政治学科是一门涵盖管理学、教育学、哲学、社会学、行为学科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心理学则具有社会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德育心理学以及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些学科共同有机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对其学科体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增加了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学科体系的构建也较为庞杂，要想构建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体系，就需要将思想政治学、心理学、德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进行有机整合，将心理学的理论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中，从人的思想意识着手来分析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心理因素。此外，要想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就需要在借鉴以上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挖掘，构建出一种独特的内容体系与理论体系。

2.2扩展研究领域，加强动态研究

社会的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须要扩展研究领域，针对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开展动态性研究，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让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能够跟上社会的发展脚步[4]。

2.3注重操作性研究，突出实践的指导性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对于社会实践有着一定的指导性，在未来阶段下，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重视道德教育，注重操作性研究，研究生活中的课题，做好资料的整理与收集工作，开展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应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样即可有效消除教育对象的逆反情绪，让他们可以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2.4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而这种道德品质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对于社会舆论、政治规范、思想规范、道德规范的自身整合，这种过程的本质就是一种心理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和意志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工作时，必须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心理与个性倾向。但是，由于各类因素的影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都是采用传统的教育模式，未注意到受教育者的心理规律。考虑到这一因素，在下一阶段下，必须要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心理规律的分析，从心理矛盾来着手，深入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规律。与此同时，教育者在开展教育工作时必须要尊重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够产生应有的成果，在开展教育工作时，还要分析其接受心理，注意激发出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他们主动的参与到学习过程中，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5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邪教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恐怖分子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组织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主权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邪教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核心范畴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可见的已经出版的著作和教材有20余部，但作为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的一门学科，其研究深度和广度还较为缺乏，尤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边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共识。在笔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不明晰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相关概念范畴的构建；反之，没有厘清学科核心概念，没有创建本学科范畴体系也掣肘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纵深发展。因此，目前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在于构建或创建反映本学科特质的系列范畴，尤其是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文章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的探讨正基于此。

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定义与特征

1.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定义。心理是生物经过长期进化、演变到高级阶段才逐渐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大脑特有的机能。那么，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首先，从词义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四个名词的并列，而是由“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两个概念构成的复合性概念，是主客观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客观现象规制了“心理”这个主观现象生发的来源与性质；“心理”这个主观现象则映射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客观实践活动中的指向性，即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心理现象与心理问题。当然，这种“心理”不是“思想的心理”，不是“政治的心理”，也不是“教育的心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其次，从结构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有着自身的内在结构，它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心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心理、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心理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心理这四个要素构成。这四个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生发形成过程中缺一不可，形成了一定的纵向与横向关系结构，并最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从横向结构来看，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心理在这四个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从纵向结构来看，譬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心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而心理过程又可分为认知心理过程、情绪情感心理、意志心理过程；个性心理又可分为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再次，从本质上来看，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品德塑造的社会实践活动，依此而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则是应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种主观反映。它不是先天的，而是由后天的社会环境浸染而成的，有着其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归根结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是由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心理决定的。因此，与人的一般心理本质不同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是为一定群体或集团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塑而服务的。2.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特征。心理是个体在生理基础上的一种心理精神状态，本身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是特定的社会阶级或群体、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因而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特征。一是民族性。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与心理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它主要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而“只要产生民族性土壤的差异存在，只要各民族的实际生活过程存在不同，只要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价值观念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就始终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1]（P66）。不同国家、民族，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必然呈现出不同形态，人的心理发展、变化、活动必然不会超越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存在的地域环境、社会制度与文化形态，必然带有特定的民族特质。二是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集团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实现一定阶级、政党、社会集团特定的政治目标而服务的，其思想理论与心理指向必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去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心理过程、心理规律及其与行为的关系，而是要着力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影响人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及其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是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同人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而服务的。这个基本矛盾规制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的根本属性，即意识形态性。三是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2]，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以此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的心理发展、变化、活动及其与行为关系的一般规律，并加以有效利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首先是在实践中产生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其次是在实践中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最后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塑造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四是传承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是一定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产生于一定的文化土壤，渗透于一定历史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或集体意识，一旦成为一种心理文化，就会代代薪火相传。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传承，并不排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发展与创新。五是主体性。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具有普遍的规律性，但在现实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现实的人及其思想心理，尤其是在主体性彰显的当代，人们的思想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把握的主动性。正是因为人的心理呈现出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表现出复杂化、不确定性趋势。因此，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无论是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就必须主动了解和把握教育主体双方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与核心范畴

1.范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3]（P78）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是由众多具体的范畴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对范畴的全面分析和逐步把握有助于循序渐进地认识该学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重要范畴、一般范畴，相关学者进行了诸多研究，成果比较丰富。[4]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范畴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有杨芷英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进行了阐述，认为基本范畴包括两对：心理与思想、心理与行为，一般范畴包括思想素质与心理素质、思想品质与心理品质、思想和谐与心理和谐、思想教育与心理教育、思想疏导与心理疏导等[5]（P7）；李术红在其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建构研究》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范畴类型包括起点范畴（心理、思想和行为）、中心范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中介范畴（各种心理手段以及心理过程）、结果范畴（心理现象、思想表现、行为反应及心理行为规律）和终点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6]（P82-85）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离不开其学科范畴的研究。2.核心范畴。核心范畴，相较于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其界定难度更大，原因在于：第一，学术界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较少涉及核心范畴的界定标准问题。第二，即便部分学科，有些学者对该学科的核心范畴研究，但也都是一家之言，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核心范畴应是某一学科体系逻辑构建与实践展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基石。“正是核心范畴把各种概念系统地排列组合起来，帮助人们确立、选择、观察事物窗口，考虑问题的思路，综合和分析资料的方法。”[7]（P11）人们从核心范畴出发研究一门学科，这个核心范畴应当贯穿这门学科的始终，是理解这门学科的基础和关键。概而言之，核心范畴是指经过高度抽象后的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内容，对学科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建构具有基础性、根源性与导向性，并在整个学科范畴大系统中处于统摄地位的、具有最高抽象性的范畴。以此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核心范畴，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范畴体系中处于支配、统摄地位的范畴，与其他范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核心范畴支配着基本范畴、一般范畴、重要范畴与具体范畴，又通过基本范畴、一般范畴、重要范畴与具体范畴来揭示本身内在的本质联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范畴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具有根源性、最高抽象性、最高统摄性和方法导向性的地位与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核心范畴。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体系构建中具有根源性。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这个核心范畴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本源性的作用，它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其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范畴体系的建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居于中心地位，具有生发性。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可以衍生出诸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心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心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心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心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心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心理、思想政治教育施教心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心理等范畴。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能衍生出其他一系列相关范畴。其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内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心理学等理论方法，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基石，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实践体系的建构而言，它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实践生成、展开与应用的指导依据。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范畴体系构建中具有最高抽象性。任何一个概念范畴，都是经过理论抽象后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心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基础上，经过借鉴改造、反复探索思考，最终提炼出来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普遍本质的抽象反映和一般规律的深刻揭示，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普遍本质的抽象反映，而非某个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某一具体侧面、环节、过程的反映。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最深刻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性认识的最高形式。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范畴体系中具有最高统摄性。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高度抽象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其他任何范畴所都不具备的统摄全局的能力。从学科发展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科建设的始终，渗透在其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从学科构建的地位来看，作为学科的核心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是其他范畴确立、存在的依据，同时也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整个范畴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完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范畴体系中的最高级范畴，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相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范畴体系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他范畴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最上位范畴，其他范畴都是它的具体化，是其不同层级的下位范畴；其二，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基本范畴、一般范畴、重要范畴和具体范畴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具有逻辑上的统摄功能，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范畴联系网上的总纽结，而其他范畴都是其具体展开。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具体研究与应用方法中具有导向性。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离不开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前者是指导性方法，后者是具体学科的具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预示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研究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外，更要将心理学的方法，例如实验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心理测量法、心理咨询法、心理分析法、档案法等纳入学科方法之中。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不仅仅是强调对现象的描述，更是指向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要将心理学中的个案研究、临床研究、发展研究等纳入学科研究方法之中。

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利于扩展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基础理论研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化进程。其一，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产生的历史、实践、根源研究，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本质、特点、表现、功能与价值等研究，有助于正确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的本质与起源。其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心理本质”或“心理问题”研究，将有助于正确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其三，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其特有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为骨架而构成的知识体系。而核心范畴无疑是学科范畴体系的基石，对学科理论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的研究，尤其是将其提升、确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核心范畴，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各个具体范畴的内涵及其各自的边界，厘清不同层次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而整体、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范畴体系。2.实践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的研究，在实践上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增强思想与行为生发及其相互关联的预见性。由思想预测行为趋势或结果，以及通过行为结果来分析人们思想状态，必须要通过“心理”这个中介。只有真正厘清了思想与行为关系生发的心理机制，才能有效地、正确地预测和把握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的研究为科学预测人的思想行为发生机制提供了客观依据。二是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教育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教育对象的心理活动与心理状态的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运用相应的教育方法，借助恰当的教育载体对其进行教育；同样，教育对象只有了解、认识到了不同时期自身的心理特点与规律，才能自觉地内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三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技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多借鉴或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及理论，还没有形成自身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方法特色。一方面，一些教育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可操作性、技术性不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范畴的研究，必将进一步增强教育方法运用的“技术性”意识。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还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技术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伦理性”的二元困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研究，必将有助于消解这两者之间的现实矛盾。四是推进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有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即普遍缺乏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心理学系统理论知识、方法，又精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方法的复合型师资人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研究，就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中引进和培养心理学专业人才，提升教育者心理学理论与实践水平，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懂又能够恰当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打通思想与行为之间内在关系把握的“最后一公里”。这样既可以优化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结构，同时又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董杰.再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5）.

[3]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徐志远.论范畴研究对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化的意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9）.

[5]杨芷英.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李术红.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建构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4.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7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意识形态；取向

一、政治心理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介绍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意识形态”一词源于两个多世纪以前的欧洲，其内涵经历了多次发展。不同的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同，意识形态的内涵也随之变得复杂。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观念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价值理念、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且能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社会中往往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且这些意识形态可同时并存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别处于主导与支配、非主导与边缘地位。

（二）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批判和价值中立两种取向

意识形态研究存在批判和价值中立两种取向。一方面，大量的研究者对意识形态持批判取向与观点：自法国政治家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后，拿破仑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使得原本“思想的科学”沦为“虚幻的形而上学”；针对德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根本上的颠倒本末，马克思与恩格斯就起虚伪性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了产生这种虚伪性的根源——社会存在，这为后期研究者提供了出路；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学术界从未停止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例如，一是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进行研究且指出忽视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直接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二是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就意味着丧失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并认为意识形态没有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衰落，相反意识形态以更为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曼海姆、奇洛克等人也从各个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另一方面，还有大量旨在从中立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研究者，这类研究对意识形态持中立态度。任何一个社会都具有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凡是与这个中立意识形态不合的其他意识形态都被冠以“极端”的称谓。福柯就曾对意识形态的中立性进行阐述，明确表示意识形态的中立性与本国意识形态的整合有关，意识形态整合越完整，国家的中立性越强；社会各团体、组织将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中立性，主流、主导性意识形态往往会影响民众，使社会其他团体或组织中的人都具有与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相同、相类似的想法；一旦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相类似的想法时，意识形态的中立性就会转化成葛兰西所说的霸权。

二、意识形态中政治态度的维度

（一）传统的单维度左-右维度取向

政治态度是社会成员的一种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主要针对政治权利与权力及其形态而言，具体表现为赞同或反对政治权力、政治权利与政治制度。政治态度由政治认知、情感与动机组成，体现在政治意识、政治价值与政治信仰中。所以，政治态度集中表现在政治观念与政治主张中，广泛存在于社会存在。意识形态中政治态度的传统维度为单维度，即从左-右维度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与研究。根据政治主体的不同，我们可将意识形态按照个体、社会、国家三个政治主体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四个要素进行匹配。我们也可以从政治客体的角度对政治态度进行分析，即将政治、经济、文化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进行匹配，从而得出政治态度的一般性区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两方面出发，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做出更为充分的说明。这种区分维度可以称为单维度，即左-右维度取向，非此即彼的态度为意识形态的谱系分类奠定了基础。

（二）多维度模型取向

不同意识形态、政治态度的比较一般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进行，但更为深入的研究则可按照左、中、右的层级进行分类。早期的左右划分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政治立场，即按照政治立场与态度的不同，分别坐在议会的左边与右边。这种划分具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所带来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左派或自由派为推行政策，更倾向于中央政府的角度调整资源分配，从而实现福利倾斜倾向；右派与保守派则反对中央政府干预经济，但不否认集体权威。为更有效地推动政治态度的维度分析，我们可充分考虑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积极性，将各种政治观念、政治制度与政治态度区分开来。为此，范德伯克、索巴本则从左、中、右三个角度对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态度做出区分，从而建构起相对完善的多维度模型取向。另外，还有人从自由、平等、秩序三个维度出发，将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者同时纳入到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中。

（三）单维度和多维度模型的调和取向

多维度模型与单维度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即难以快速、全面地认识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态度。所以，我们主张在单维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多维度模型，为意识形态的演变与发展奠定基础。一方面，分别从政治观念、政治主张两个维度出发，对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态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从政治观念出发，设立增加经济自由、增加社会自由两个维度，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保守主义、权威主义、无政府主义纳入其中，综合分析政治观念各维度；将政策、价值、意识形态整合起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价值-政策的互动模型。

三、结语

政治心理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意识形态是其重要研究内容与主题，探索意识形态的各要素对推动政治心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抓住意识形态的本质，不断探讨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态度，从而构建相对完善的认知模型，完善意识形态的研究体系。

作者:袁茗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学工部

参考文献：

[1]唐睿君.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心理学应用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2.

[2]郜付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2.

[3]任志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8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交叉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吸收、借鉴了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仍然存在着学科定位模糊、知识结构及来源不完善、研究效果不佳等问题。进一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需要基于其核心范畴强化理论建构和实践经验总结，建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体系，促进学科研究持续健康发展。

由杨芷英、王希永编写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一书，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时代背景，揭示了社会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提出的时代课题，并系统性总结了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绪论部分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意义、研究原则与方法；第二章提出了思想与心理的内在关系，并揭露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学习与接收的心理机制；第四章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激励、态度转变和情绪调节的心理功能；第五章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引导、心理相容、心理共振、心理转换等原则；第六章从认知改变、活动体验、行为训练等角度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方法；第七章分别从个体和群体视角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第八章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理效应的类型与作用；第九章通过分析心理情境的科学意蕴，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意义、原则和路径选择；第十章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矛盾和规律；第十一章通过对心理品质的分析，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心理品质的基本要求和提升策略；第十二章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践行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时代命题。书中指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学科定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定位并不明确，其学科体系和内容体系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分歧性认知。教育部于2012年提出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方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核心课程，但并末纳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位危机。其二，学科知识结构问题。心理学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学科体系，拥有大量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且衍生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众多。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虽然涉及心理学理论，但与心理学体系相比较为薄弱。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者试图淡化心理学影响而融入更多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但仍然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结构不完整问题。其三，学科知识来源问题。现代心理学源自西方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缺乏自主研究，也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现象和规律的解释。综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难以进行长程、持续、深入的研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缺乏知识来源，陷人了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恶性循环。为解决上述问题．书中提出了以下几点策略：首先，应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能够通过引入心理学理论，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不应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附属品，而是要具有完善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框架，才能通过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本土化理论构建。中国独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开展本土化理论构建，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需求。应在吸收借鉴西方心理学理论基础上．根植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开展学科理论研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研究成果，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本土化构建。再次，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科学研究。应倡导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吸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方法，从多个研究视角出发，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现象的复杂性，通过大量科学研究，形成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最后，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人才培养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教育两个方向，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往往存在着学科封闭、缺乏学科间合作的弊端。因此，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队伍专业培训，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学科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队伍，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可持续发展。

作者：王晶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9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心理学理论

高校肩负着培育优质人才的重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在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历来是高校重点研究的课题。教育心理学包括了多种心理内容，个性特征理论、需要理论、气质理论等均属于教育心理学的范畴。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科学运用教育心理学理论，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因此，本文探究教育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分析比较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心理学的内涵可知，两者在本质上存在必然关联。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合理引入教育心理学的有关内容，有利于推动教学活动的科学有序实施，让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及认识得以升华。具体而言，教育心理学以教师和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教学活动开展中师生互动等环节展现出的多种心理活动和主要规律，将研究重点放在心理活动的层面，以深入研究具有普遍性的教学规律与生理机制，学生和教师便是开展此方面研究的主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学生思想政治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将教师基本规律视为研究关键，基于社会、生活、学习等多个层面，针对当代大学生的身心、思想等进行细致研究。综合以上内容可知，教育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均将人这一主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研究对象上来说，两者具有共性，且含有相同的地方，即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涵盖了教育心理学的有关内容，所以将教育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具有可行性。

二、教育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

1.个性特征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个性特征理论作为教育心理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所表现出的可以有效区别他人的个体心理特征，抛开部分较为稳定或携带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主要涵盖个性心理特征及个性倾向性这两大方面内容。教育教学领域推崇的因材施教理论符合这一理论的特点和要求。通过科学运用个性特征理论，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能够让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质量得以提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在教育活动中，要贯彻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理念落实到教育教学领域。在个性特征理论的指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具体实施时，要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特点，实施分层次教学，从而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各个层次的学生均能得以提升和发展，以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质量。2.需要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从人的需求上来看，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方位性，以不同分类依据为标准，可以将人的需求进一步细分，呈现为多种形式。若采取二分法方式划分，则人的需求可主要划分为生理需求和社会性需求两大类型。若以重要性程度作为划分标准，则可将人的需求进一步细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等几大类型。综合而言，无论采取何种分类方式，人的需求均是从最低等级逐步向更好层析发展并提升的。就大学生某种行为而言，属于处于直接或间接需要之下的反应，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运用教育心理学理论时，能够反映以下内容。（1）对学生需要予以高度关注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对学生的具体需要予以高度关注，对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全面了解，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及可行性，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例如，对于在生活、经济上存在困难的特困学生，学校可以通过设置助学金、奖学金等，给予这些学生适当的帮助，让学生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对于学习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可适当开展关于基础性知识及技能的教学活动，以提升此类学生的学习能力，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基于不同学生的合理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以切实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明确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教师要明确大学生需求具有多样性，在确保学生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还需让学生合理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在实际教学环节，要保障学生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设置科学有效的精神激励及奖励措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以提升。例如，高校要从全体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发展为党员，并对表现突出的学生予以适当的表彰，设置公平透明的先进学生评选活动，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设置适宜的表现平台，或采取科学适宜的奖励措施，让学生从中获取成就感和满足感，切实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3）推动个人需要得以升华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教师要注重促进学生需求得以有效升华，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每个人均处于社会生活之中，个人对社会具有一定需要，而社会对个人也具有一定需要，两者具有密切联系。当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实现协调一致时，方能有效实现共赢的目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具体实施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人具有安全需要，但当面对国家大义等情况时，为了维护集体、社会及国家的权益免受侵害，适当时候要不惜牺牲个人安全与利益，以确保集体、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念牢记心中。另外，学生不能单纯考虑自身利益得失，还需关注他人感受及体验，在必要时候给予他人帮助。综合而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合理运用教育心理学理论，能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指导，让整体教学质量及效果得以稳步提升，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3.气质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依据气质理论的内容，气质可被诠释为性情、脾气等，属于个人具有代表性，且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不同的人在气质上具有差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气质主要分为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四大类型，拥有不同气质的人所呈现出的特点不尽相同。就多血质这一气质而言，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往往性格活泼、反应敏捷，乐于和他们交流沟通，愿意尝试和探索新鲜事物，整体属于外向型，但也存在相对敏感的时候。就胆汁质这一气质而言，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往往热情开朗、精力充沛，但又是脾气较为急躁，比较容易冲动。就黏液质这一气质而言，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往往安静内敛，情绪较为隐忍，做事十分踏实沉稳。就抑郁质这一气质而言，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往往多愁善感、相对孤僻，能够注意到他人未察觉的细微之处。就气质本身而言并无是非对错之分，仅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对学生的气质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根据学生气质的差异性，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针对胆汁质学生，教师可以采取启发诱导的教育方式，在出现情绪对立的情形时，要保持冷静，并妥善处理。针对多血质学生，教师可以设计多样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提升自身精神品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和帮助。针对黏液质学生，教师要多给予这类学生鼓励和支持，要更具耐心。针对抑郁质学生，教师要注重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关心和爱护。为此，教师要基于学生的实际特点采取科学适宜的教学方式，推进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并增进与学生的交流沟通，让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得以提升，让学生愿意向老师倾诉自身想法和疑问。

三、总结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将教育心理学理论运用其中，具有较强的有效性和促进作用，能够以教育心理学中的有关理论为指导，让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得以科学有序开展。在具体实施环节，为了保障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准确性和有效性，实现应用价值最优化，必须加大对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的研究强度，深入挖掘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关内容的关联度及联系性，并在实践应用中总结反思、调整更新，以促进相关理论日愈成熟和完善，让教育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增强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有效性，切实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忠艳.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心理学支撑[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

[2]佘双好，张莉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现状、问题与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4

[3]马树强，张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综述[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

政治心理学范文篇10

(一)社会发展目标

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期望在课程目标中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其培养目标为:培养党政工作管理干部和学生工作管理干部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此，要求学生不仅要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本专业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讲授与传播方面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较强的社会实践基础，成为能够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学科知识目标

学科知识目标是课程目标实现的载体。学科知识目标会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要求上，具体表现为:要求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能够基本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研究方法，充分认识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认识。

(三)心理发展目标

心理发展目标是课程目标的核心。具体表现为:在认知发展领域，能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方法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在情感领域，能够具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形成较高水平的专业态度和专业价值观;在行为领域，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能够运用心理学原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思考

课程内容是课程改革的载体，课程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课程改革的质量。以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常常难以处理好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的差异，过于关注课程内容的知识完整性与学科基础性，导致研究生课程成为本科生课程的简单延续，在注重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弱化了研究生课程的学科探索与科研训练的功能;与此相反，有些学校则忽视研究生课程建设，以和科研立项代替课程学习，或以协助导师完成课题研究、翻译外文资料等作为课程内容，忽视了研究生课程的学科理论深化的作用。针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特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的建构，一要充分反映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特别是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二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的原则。围绕这一指导思想，在确定具体课程内容时，要有针对性地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课程内容既要突出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又要遵循学科知识结构的内在逻辑性;其次，课程内容的选择要体现专业培养目标，突出学科特色;最后，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方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