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范文10篇

政治文明范文篇1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艺术，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讲理的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政治文明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学上的或者说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企业、行业、社区、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主权范围内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文明”，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语言的、文字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采用的劳动组织形式，这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所谓经济就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表述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其实是对社会存在形态的另一种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稳定性、渗透性，文化既渗入经济，也渗入政治，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细小的象征事物和细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更能映射出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来特指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据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

同样，政治也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明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国家治理的先进水平的描述和概括。政治的文明程度和国家的治理水平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顺着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的天然成分与人为成分所占的比重

近代欧美思想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为成份愈来愈多。在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组织，同时却保留了由血缘关系支配的世袭君主。而到了近代，实现“共和”，结束世袭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曾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

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

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艺术，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讲理的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政治文明范文篇3

近代欧美思想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为成份愈来愈多。在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组织，同时却保留了由血缘关系支配的世袭君主。而到了近代，实现“共和”,结束世袭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曾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

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

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艺术，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讲理的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政治文明范文篇4

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一论述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深入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在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促进人民当家作主和推进依法治国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深入有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利于维护党的领导，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捍卫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区别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点，就是通过具体的执政行为最大程度地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牢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以坚持和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己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严厉惩治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不断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地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勤政为民。

政治文明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也是新时期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党和人民对这一理论的初步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搭建了基本框架，并指明了发展路径。

一、创立人民民主理论，揭示和充实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状态的重要标志，其实质是政治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是具有阶级性的。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采取“议政合一”的形式，并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视文明为一种社会品质，指出在阶级对抗、国家统治的时代，“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史上依次出现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资产阶级文明是以征服自然力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共产主义文明，则是对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旧文明”的超越。它使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和自己的社会结合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从而结束了资产阶级的“文明时代”，开始了真正的人类文明史。列宁把社会主义文明也看作“一种国家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作为国家形态继续存在。他在对改革和完善苏维埃民主制度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后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新型民主，是人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所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内在要求。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以“国家民主化”、建设“民主制度”和实现政治“自由”为目标导向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新中国建立后，他更把政治民主化目标表述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把民主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统一起来，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政治思想的新超越。

以社会主义文明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优越性为出发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重视民主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传统，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学说。他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认为人民民主并不是一种空泛的意识观念，而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首先体现在国体中。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的历史决定了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性质，既不可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个政权中，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鲜明地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统一，突出了两者的相互结合和人民民主这一主体。它不仅在形式上直接标明了我国的阶级状况和民主性质，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我国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止误解和片面性，从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治民主化；而且，它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要比单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更广泛，也更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表明，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又在阶级构成的广泛性、组织形式、名称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人民民主专政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对其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他多次强调要“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同建设人民民主”。他的人民民主理论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指南。

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基础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好、完善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制度都是在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创建起来的，它们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架构和基本形态。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其本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一制度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代议制的思想、总结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抗战时期,就把民主政治的建设同推行民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相联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必须“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她的。政府应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也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地反对革命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但在本质上由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而且在形式上也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突出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权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至高无上的原则。同时，这一制度实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相结合的国家权力体系，采用民主协商与多数决定相结合的工作程序，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建立为人民管理国家、行使主人翁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成为我国实现人民民主权力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

第二，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各派进行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并且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他指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可能是一个阶级专政和，“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合作的”。并认为，给派以充分参政议政的机会，既可以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又可以监督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正确处理同其他政党关系的基本依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创造。这一制度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充分体现了各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创新。

第三，提出和创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独特的、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民族制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民族关系原则和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把人民主权原则和“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原则运用于处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上，确立了单一制国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方针。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又重申了这一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机构，按照本民族的意愿管理其事务，真正体现了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关系上的完全平等，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提供了制度保证并树立了典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障了自治地方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保障了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关系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理论在处理多民族关系上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又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三、强调中国特色，指明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根据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不断探索和总结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开辟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且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

首先，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政党对于国家政权的控制和影响，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资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稳步推进。明确指出我们的民主是经过共产党来领导的，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一切不正之风。他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更严格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推进依法治国，从而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其次，强调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近代中国模仿西方政体屡屡失败的教训，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照搬别人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正是在对国情的深入广泛调查和科学分析基础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如，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进一步丰富民主生活，重视和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民主建设的进程必须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来确定；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它总结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手段；经济上要实行“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制度”，做到生产经营民主化，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工人参加管理，做到管理民主化，充分体现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军事上要在军队中建立士兵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艺术的不同风格和形式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反对用行政手段干涉文化和学术，等等。这些基本经验应该说仍然是我们今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

再次，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执政党掌握很大的公共权力，占据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党内民主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专题文章，体现了关于发扬党内民主重要性的思想。文章强调，斯大林晚年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逐渐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执政党内部民主生活被破坏，不可避免地会危及所领导的整个国家的民主，党内民主已成为国家民主的关键。一再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正确途径。“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党内民主需要监督作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让人民监督政府”。1945年7月，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概括性地提出了“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新路”。为保证群众监督，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设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行使监督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为此，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等群众管理形式，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监督领导者。同时，还提出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发挥派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实践证明，在推进党内民主的同时更加注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特别是派的监督，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最后，强调采取适当的民主方式。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会出现多种形式。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并区别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等实行民主的形式。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大民主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主要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小民主主要是指用整风的办法，微风细雨地进行思想教育。认为，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不宜采取大民主的做法，而应用小民主的办法，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提高认识，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还认为，用小民主的方法，也可以克服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抵制由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造成的党内上涨的享受风。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加剧，开始把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民主搬到社会政治舞台，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有利于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加以大力提倡，结果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挫折。

此外，强调“三个建设”协调推进。在民主革命时期，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革命，同时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完整纲领，并明确指出必须将这三者“相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认真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特点，提出了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将其归纳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的“三个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在以后一段时期的实践中虽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却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政治文明范文篇6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内的人类政治意识系统。政治意识文明就是上述政治意识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从构成要素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从价值取向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则是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难以一一列举的进步的政治理念。

政治意识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存在的变迁推动着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政治意识文明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罗素说过：“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2](p381)

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必要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同时也要尽快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3](p441)。列宁也特别强调群众的自觉性是国家力量的表现，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p234)

就目前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政治意识文明发展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政治意识文明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意识文明，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意识文明的独立作用。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时代，直至现代的信息时代，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时代意识，而且这种时代意识制约着整个文明的发展。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总之，在每一时期，在每一文化阶段，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都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5](p55)

那么，这种“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意识才称得上是政治意识文明呢？

1914年5月，我国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本》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6]

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这就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奥秘所在。如果不容许差异存在，社会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团体，一种行为，一种观点，一个声音，或者说，社会的一切存在物都是整齐划一的，那么，根本就没有政治存在的必要。恩格斯就说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缓和阶级冲突，将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社会政治必须具有宽容性的道理。

如果就政治意识来看，大凡称得上文明的政治意识，无论是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抑或是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等，都内涵了宽容、容纳、容许等基本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容则有政治意识文明，无容则无政治意识文明。

在政治意识的范围内，“有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这是政治意识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不同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第二，不同政治意识的碰撞。既然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其前提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就有碰撞，就有冲突；有差别，就有比较；有比较才有发展。第三，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由于政治意识的特殊性，政治意识的发展往往不能采取消灭不同政治意识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在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中来实现。因为政治意识也是一种观念形态，人的观念是不能通过暴力等强制手段来改变的。第四，主流政治意识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主流政治意识，就像没有灵魂一样不能成其为国家。第五，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合法存在。一个国家既然有主流政治意识，就相应地必然有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否则，没有非主流政治意识，也就无所谓主流政治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才反衬出主流政治意识的必要性，并促使主流政治意识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应该允许其合法存在。通过主流政治意识的积极引导，推动非主流政治意识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的消极方面，只能用法律的方式加以规范，而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手段一概加以消灭。总之，政治意识的良性发展需要“有容”，政治意识文明内涵着“有容”，“有容”是政治意识文明的精髓。二、政治制度文明之魂——“有衡”

200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了一个事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觉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7](p3)？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文特森·奥斯特罗姆认为，汉密尔顿的这一问题“对政治理论十分重要”，甚至“对人类文明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8](p15)。

从历史上看，在多数时期，人类对于政治制度的选择，的确是由强力和偶然性即当时的情势决定的，人类似乎还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式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然而，当一种政治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就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和理性选择来发展和改进它，以使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否则，即使是已经确立的制度也会自蔽、凋落乃至覆亡。这就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所要做的工作。

人类所进行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工作，从来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奥斯特罗姆通过对《联邦党人文集》的深入研究后认为，美国复合共和制的建立，称得上是深思熟虑之作。之所以说是深思熟虑之作，是因为美国复合共和制是严格按照以下十三条定理设计的：(1)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2)没有人适合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3)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4)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5)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6)手段必须与目标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7)在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应有自由裁量权；(8)安排公职应彼此有所牵制，从而使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力的保护者；(9)权力集中一个人手里，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10)党派就是一些公民为了某种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团体；(11)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12)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通过共和制的原则来解决；(13)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8](p72-78)。尽管奥斯特罗姆将这些定理称之为“智慧的美玉”，但它只是从美国的立宪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不过，当年联邦党人精心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精神倒是值得全人类学习的。

那么，美国联邦党人当年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有衡”。政治制度的“有衡”包括两层涵义：其一，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第二，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制衡不是卡死，均衡不是平均。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均衡是为了防止无谓的利益冲突。一项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精神的。换句话说，只有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原则的政治制度才会被创造出来。

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中最难也是最具有意义的是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不断地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创新受到历代政治学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托克维尔、密尔、凡勃伦、康芒斯，再到现代的拉斯维尔、亨廷顿、戴维斯、诺斯等大批思想家都曾钟情于制度和制度创新的研究。

纵观人类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任何政治制度的创新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即制度创新既是一个选择问题，也是一个成长问题。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既要重视主观因素，同时也不能忽视客观条件。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制度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成长过程，它依赖于诸多的条件因素。他虽然十分欣赏美国的联邦宪法，但他又指出不能夸大它对民主制度所作的贡献。他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制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是处的美丽艺术品。”[9](p186)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马上富强。因此，他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同时，他强调：“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9](p354)。

如果说托克维尔比较注重制度创新的成长因素的话，那么英国杰出思想家密尔则偏重于强调“制度和政府形式是个选择问题”。他反对将制度看成是“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物”的观点，认为“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有时被忽视）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10](p6-7)。与密尔的观点大体相似，以拉斯维尔为代表的主流派政治学家也认为“行动就是选择，选择则根据对结果的预期作出，意义被组织起来是为了影响选择，象征性符号是遮掩真实的帷幕”[11](p357)。因此，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谁得到什么和如何得到”这样的思路去思考政治和政治行动，而将制度的选择、决策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视为政治生活关注的焦点。

密尔和拉斯维尔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们强调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将制度创新仅仅看成是选择的问题就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难：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为什么只有在欧罗巴文明中逐步发展出了民主制度，而在其他文明中生长出来的都是专制制度？显然，东方国家出现的专制主义并不单纯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通过对现代民主实际运行结果的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1984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题为《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的论文。在该文中他们批判了现代西方主流派政治学，并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初步的总结。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就制度论制度的陈旧框框而力图把制度研究与行为研究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新制度结构运作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其运行其中的社会环境；一国的政治制度的创新，必须有现实的基础、前提和条件，应该的东西必须与可行性结合才能变为现实；理论上良好的制度不见得就可以成为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12](p250)。

制度创新中必须有互惠，没有互惠，创新就会受阻，甚至夭折。罗纳德·奥克森指出：“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使用政治的手段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13](p119)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不断扩大，这固然有种种需要和原因，但主要的却是通过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来实现的。我国在港澳台实行的“一国两制”，也充分体现了互惠原则[14]。由此可见，互惠实质上就是一种均衡，由于互惠，有关方面的利益实现了新的均衡，从而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当然，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均衡，“制”即是规制，“度”即是一种限度，无论规制抑或限度，都是为了谋取某种均衡。没有均衡，制度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张力而松弛，如同长短不一的桌子难以支撑起平展的桌面一样。因此，“有衡”对于政治制度文明来说，犹如大坝之于河水。没有均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均衡。制度因有均衡而存在，也会因打破均衡而消亡。

制度创新的理想境界是达到某种均衡——即“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是指在给定其他人战略的前提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并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一组战略组合。也就是说，在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战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或者说，如果其他任何人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任何一个参与人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获得更大的效用。因而，一项制度能否被创新，或有效实施，取决于各方参与人是否愿意遵守这个制度。如果愿意，那么这个制度就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在给定别人遵守制度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偏离制度的规则或改变自己的战略选择。如果说一项制度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会被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会背离这个协议，不能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是不能被创新的。

纳什均衡对于政治制度的创新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要有效力，都必须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同意，如果没有参与各方的同意，那么这种政治制度是不可以维持下去的。第二，政治制度虽然为参与各方同意，但并不意味着各方都赞成，而是由于某些参与人虽然不赞成，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维持现有制度对自己的损失最小。第三，纳什均衡还提醒人们，制度可能已经陷入某种僵滞状态之中，但仍然没有参与人有积极性去打破这种僵滞，从而使制度继续在某种不良的状态下运行，这时如何打破这种僵滞就成为主要矛盾。总之，纳什均衡揭示了制度创新的悖论状态：制度要被创新，需要维持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又会造成制度陷入僵滞而不能创新。因此，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更好的选择，将制度的创新与制度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均衡中谋求创新，通过创新达到新的稳定。

三、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有序”

政治行为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简单地说，政治行为就是人们涉及政治生活的各种活动。换言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就是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政治行为的常规形态来说，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不同层面。在如此之多的政治行为中，哪些行为称得上是文明的政治行为呢？或者说判断政治行为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呢？合理、合法、和平、理性、公开、公平、公正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政治行为文明的要求，但似乎又都不能涵盖政治行为文明的全部内涵。

如同政治文明一样，政治行为文明也是相对而言的，抛开社会历史背景，脱离具体社会条件和时代要求的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也应该是普遍适用的。

由于政治本身是“众人之事”，因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行为都是一种群体行为或涉及群体的行为。而只要是群体行为，必然就会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程序和规范的形式，具体反映出政治行为文明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将“有序”称为政治行为文明之魂。

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译：《我们文明吗？》）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两难：“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覆去。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渴望自由；把秩序和自由合而为一，似乎在他们的力量之外”[15](p155)。而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试图实现秩序和自由两者的契合，尽管要真正达到秩序和自由的完全契合是相当困难的，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却必须是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为了说明政治秩序之于政治行为文明的重要性，我以西方社会的主要政治模式——议会政治为例。以下是美国国会立法的基本程序：

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相当复杂，一个议案成为法律，一般要经过6个步骤：(1)提出议案；(2)委员会审议；(3)一院全院辩论和表决；(4)另一院审议和通过；(5)两院协商；(6)总统签署。这六个阶段紧密联系，前后相继，缺一不可，而委员会审议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阶段。

美国国会制定法律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其程序犹如一条“障碍跑道”，一个法案提出后要经过许多关卡，越过重重障碍，才能成为法律。除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之外，一个法案在两院迅速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情况十分罕见。这样复杂的立法程序准确地反映了国会权力多元的特征。在国会里，政党领袖和国会党团、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议员等不同的权力中心共同掌握着一个议案的命运。而权力的多元性又反过来为外界各种力量对议员施加影响提供了种种机会。在国会立法程序的每一个阶段，院外各种力量（总统、行政机关、利益集团、新闻媒介等）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影响议员，使立法符合自己的要求。这样，法案的通过往往是多种利益关系妥协、综合的产物。

美国国会的这种繁琐的立法程序，往往受到人们的诟病，认为这是美国国会政治不可消除的弊病。诚然，美国国会的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美国国会的一些做法也只适合美国，但仅就立法程序的内在联系和基本精神来看，不能不说真实、科学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多元利益需求的现实。因而，应该承认这套立法程序是基本上符合美国实际的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必照搬这样的立法程序，但应该从中吸取能够为我所用的精华。

孙中山也十分重视政治运作过程的程序建设。针对中国人缺乏民主政治习惯的情况，他把教导人们怎样开会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为此，他专门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具体地介绍了议会开会的程序和方法。他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国家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般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之众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16](p384)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全面而具体地介绍了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堪称是关于开会的百科全书。比如，关于临时集会之组织，他提出了会议之定义、会议之规则、会议之种类、会议之通知、开会之程序、主持之选举、书记官之选举、委员会之组织等规程。又如，关于附属动议的程序，他列举了（一）权宜问题；（二）秩序问题；（三）散会问题；（四）搁置问题；（五）停止讨论动议；（六）延期动议；（七）付委动议；（八）修正动议；（九）无期延期动议等具体环节。对于孙中山这样具体的会议设计，许多学者都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设计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只是雕虫小技，算不得什么学问。可是，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在论及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时，则认为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他指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民主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有人认为这种小道怎能与“总理遗嘱”的经典并列？殊不知，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缺少的正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

贺卫方在读到唐德刚的文章后十分感慨地说：“读此文，真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开会，现在我们的问题并非会多，而是会而无效或无果。我们什么时候认真考虑过，为了便于真正的审议，一个立法机构由多少代表组成方为合适，是否对发言者的用时加以限制，以确保不同意见都可以得以表达；代表以怎样的方式产生能够实在地代表相关的利益，怎样的表决程序才有利于代表们表达自己真实意图？他还指出，在法制建设上，为什么我们总是摆脱不了“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怪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把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制度与程序建设结合起来。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当我们对照政治生活的现实就会发现，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不少原则和权利缺乏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作保障，从而流于“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17]。

以上事例足见程序和秩序对于政治行为文明建设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就政治行为文明来说，完全可以说，没有程序和秩序就没有政治行为文明，“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之所以说“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是因为程序和秩序在不同政治行为方式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

就政治斗争来说，尽管政治斗争通常都是以对抗的方式出现的，但在开展政治斗争时也必须讲究战略和策略，而战略和策略都按照有序的原则确定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必须有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必须把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政治斗争策略必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进攻和退却、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斗争、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无序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已被无数政治斗争的事实所证明。

政治管理更是不能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从纵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决策——执行——反馈——监督的整个管理过程的连续和畅通。从横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管理规则的完善化、管理权威的法制化、管理责任的明确化、管理过程的程序化。而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政治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增强政治管理的有序性，减少政治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政治统治虽然主要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实施的，但是有效的政治统治往往都是有序的政治统治，无序的政治统治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因为政治统治的失序本身就意味着其统治合法性遇到了挑战，如果不能迅速转入有序状态，政治统治地位就会很快坍塌。这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

政治参与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发展趋向也是逐步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就政治参与的模式来说，基本上是从消极参与到动员参与再到自动参与逐步演进的；就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说，也是从低级的单一形式逐步向高级的多样化形式发展的。而且，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其有序化程度。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程度越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就越高，就越有可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对政府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之，政治行为的有序性是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政治行为文明建设就是要围绕着如何促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这个中心来进行，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

当然，强调“有序”，并非否定竞争，而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政治行为由于总是要涉及到他人和群体，因此特别需要提倡合作行为。尽管政治竞争有利于增强活力，但政治的进步还在于协调和合作。美国政治学家莱斯特·里普森在比较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竞争制造分裂，而合作产生团结；竞争具有破坏性，而合作是建设性的；竞争导致自我与他人的对立，而合作使自我与他人和谐相处。事实上，甚至为攻击他人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也有内部的合作措施。因此，竞争的需求导致一些合作，但后者从不将人们引入竞争。所以，对于社会及其政治而言，合作行动是最重要的”[18](p32)。这里实际上探讨的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竞争与合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都是必要的。竞争是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竞争，就无所谓合作；合作是竞争的目标和归宿，没有合作，竞争就没有意义，会成为无谓之争。人类的政治组合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的合理整合，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精诚合作，推动政治生活的和谐发展。

另外，当我们追求秩序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了社会的活力，不能以牺牲社会的活力来获得秩序的井然。因为那样的秩序不仅有悖追求秩序的初衷，而且由于社会缺乏活力，最终获得的秩序也只能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我们看到臣民死气沉沉就断定文明社会秩序井然，这一思想往往是错误的。”因为“社会成员秩序井然在于他们各适其位、各尽其职。前者是由死气沉沉的部分构成的，后者是由生龙活虎的成员构成的。当我们只是在死气沉沉、安居乐业的人们中寻求井然的社会秩序时，我们忘了臣民们的本质，我们获得的秩序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19](p296)。因此，真正文明的秩序是内涵了自由和社会活力的秩序。秩序因为内涵自由而不乏活力，自由由于遵循秩序而充满生机。这才是政治行为文明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J].理论前沿，2002,(4).

[2]［英］罗素.自由之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6]秋桐.政本[J].甲寅杂志，1914,(1).

[7]［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美］文特森·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0]［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A].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C].北京：三联书店，1996.

[12]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4]虞崇胜.论“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意义[A].创大中国论集[C].日本，2000.

[15]［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6]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7]贺卫方.我们需要“具体的法治”[N].工人日报，2001-03-16.

政治文明范文篇7

正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自发地建成一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发达的现代制度文明，也不会自发地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深重影响，由于民主政治实践还经历较短，使得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弊端。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定要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参照系，同时我们又要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其层次来划分，可以分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它们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我们要始终坚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层面上，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路。然而，这并不排斥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人类共同创造的价值成果。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要注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性，还要关注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而且，随着我国与国际交往和合作的进一步加强，需要全方位的和国际接轨，也要比照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些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作出我们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列宁当年头脑十分清醒，极力主张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要同资本主义最进步的东西相结合。他还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事实证明，通过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加快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那么，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不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少政党，在长期的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其中作为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这部分经验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例如民主共和制）。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共同具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绝缘的，这是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本主义民主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许多思想和形式，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还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实际上，等领导人早在建国不久就多次阐明过不同政党和政治制度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认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参考”，“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在50年代中期，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这体现了我党在对待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这个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态度。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发扬光大。很长一个时期，受“左”的倾向干扰，我们自缚手脚，自我封闭，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从别人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的机会。不仅是我们，许多执政的共产党只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了又是历史过程中的“后继者”。认为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抛弃。把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而闭塞。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背弃权力制衡的原则，使权力过于集中，造成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有不同时期出现个人专制以及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执政的共产党声誉受到极大损伤。

戈尔巴乔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下，推行西方那种多党制和民主化。任由一些政客恣意美化西方政治模式，引起人们盲目崇拜，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步步紧逼的和平攻势，缺乏警惕，妥协退让，这是造成前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

“左”右两方面教训都值得记取，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要有开放的视野来看待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大胆借鉴是必须的，这一点应当予以突出强调。

二

借鉴，怎样批判地吸收，辨证地扬弃？执政党具有远见卓识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西方政治体制进行了解比较和研究，才能在借鉴中创新。唯有创新才有生命力。

首先，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这一制度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成为资本主义法治的重要制度和基石，充分地证实了西方国家运用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这一制度，对“三权分立”我们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分权制，而权力制衡对社会主义同样是需要的。现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权力不被制约必然导致和加重腐败，权力的过度集中是我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弊端，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需要创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其次，代议制度。这一制度在16-18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和限制王权的有力武器，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与体现。它把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于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在西方被视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径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质上是法治的政治体制。列宁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由此可以断言，没有代议制度及其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及其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实质是同一的，或者说是一体两面。我们当然不能搞“两院制”，也不搞西方式的那种一院制议会。我们要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法治的基石。在我国党的领导权力和人大的监督权力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平衡关系，党对人大的制约体现党的领导，人大对党的制约体现人民民主。

再次，人权保障制度。这是法治实际上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在法治条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在宪法和法律上全面确认和规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在这种渐进实现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没有具体的人权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法治。马恩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对人权的关怀虽然难以取代对权力、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却已经成为近年来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关怀——成为人们言论、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一个典型议题。美国人权学家杰克·唐纳利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绝对是不完整的。”（注：［美］杰克·唐纳利著，《普通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高度关注人权事业建设。因此，我们要加紧人权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接轨。近代西方国家在形式上重视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诸如司法公正、律师自由、权力救济等构成法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有些东西，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所用。

第四，树立法律权威。法制本身不是资产阶级的创造，而是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以外，还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纳入了法律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资产阶级却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

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其前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1页。）毫无疑问，我们要比照、借鉴法治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形成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和民主相结合等法治理念，引入无罪推定、沉默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相结合等法律规范。坚持不懈推进立法进程，到2010年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到2020年，实现社会生活基本法制化。

第五，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我国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如果搞多党竞争那一套，必然出现如邓小平所说的四分五裂、连年内战的局面，但是需要在有些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党要在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解决好以党代党的问题，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有利于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还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应按政党发展规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国际惯例，由法律详细规定政党活动。

第六，政党的定位问题。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很少会被在野党指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西方有关“党民关系”、“党政关系”、“朝野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参考比照。我们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是符合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党要继续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为导向，调整或重构执政党同国家、公民、社会的政治关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第七，政府职能。纵观资产阶级政府发展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自由放任型”和“积极干预型”等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政府管理模式虽然不同，但赖以确立的基础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延伸。

当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唐宁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的必需品而不是必要的恶魔。“我们需要一个弱势的、柔性的、能够预知变化的政府。”（注：JohnH.Dunning.Govermment,Globalization,andInternationalBusines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Inc.,1999.p.13.）

这对我们正在强调的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不无借鉴意义。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纠正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自由裁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等缺陷。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使人民群众能充分运用民主与法治的武器，防止政府脱离国家本质的消极现象，保持政府活动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致性。

第八，普选制。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标榜民主与自由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但这种形式本身马、恩、列宁都认为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有过成功的实践：“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我们在完善以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中，要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并通过实行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使党政官员的选举更富有竞争力，真正贯彻人民的意愿。还要把那些不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如弹劾制，回避制，引咎辞职制，限任制，转化为我们用以管理干部队伍的有力措施。

第九，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人们形象地喻为“第四种权力”。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大众传媒是为公众服务的，而政府是公众的会犯错误的公仆，它有可能滥用职权侵害公众的权利，因此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尽管大众传媒难免有时偏激，但是，一旦政府及其官员腐化、渎职以及违法等丑闻被公诸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快捷，更有威力。社会主义应当创造自己的舆论监督，包括进一步加大政治生活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扩展舆论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制定一整套舆论监督的制度和法规，使之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篇幅计，此处不再细述。

三

我们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选择，必将在新时期接受一次政治现代化的洗礼，并努力创造出辉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需要既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动摇，又对可能出现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保持警觉，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反思人类文明的走向，展现为从线性的、排他的发展观转向系统的、兼容的全球视角和多元文明关系视角。在今天，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文明的脚步已经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主义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达到了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加强和完善自己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和实践中，正在实现由“革命党”向着“建设党”的转型。中国加入WTO等国际组织，意味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观点。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中，如何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如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还应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即：要有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界，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自己，通过比较、借鉴，广纳博学，外为中用，获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发挥我们的优势。

然而，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始终应有清醒的头脑、强烈的机遇意识和稳妥的态度。

一是划清界限，既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的问题。如同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政治文明也不等于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导致失败和混乱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远如拉美国家移植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政权更迭，军事政变频繁，导致经济始终低增长与负增长；近如90年代非洲多党制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给非洲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些现实面前，就连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也承认，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的国情，在建设政治文明方面无疑应当走自己的道路。

政治文明范文篇8

只有社会上的多数人的行为都具有合理性时才能构成一种文明。因而政治文明应该是在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社会上多数人对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倾向。

由于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标准在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古代权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之中。人们认为政治权威的产生只有被解释成神的意志的产物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而权威一旦产生之后由其亲子不断地继承下去就是合理的而如果有谁篡夺了继承权则是不合理的。

这种认识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了下来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则认为只有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采取平等的普遍的选举形式产生的权威才具有合理性。同样这种认识在现代文化中沉淀了下来也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如果有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主张运用古代的方法来产生权威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就会遭到受现代文化熏陶的人们的抵制和反对。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被约束性。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称之为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使之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才能算作政治文明。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约束政治权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二是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习惯、惯例、舆论);三是程序这些程序一方面包括在法律和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系列的专门程序。例如各种议事的程序、选举和表决的程序、权力运行的程序、信息传送、处理与反馈的程序等等。受法的制约特别是受宪法的制约是对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为它可以杜绝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这就要求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并且使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个逐渐实现法治的过程。所以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也要遵守各种制度这样才能使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规范化。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权威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由于政治权威产生的方式不同它和人民的关系模式也不同。例如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皇帝是天子而人民则是从属于他的臣民。但这种关系符合当时时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要求因而被认为是合理的。

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政治权威是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在民主制度中产生的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必然是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贯彻得越彻底则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古代政治文明中的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带到现代政治中来从而降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四个方面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受保障的程度。人民享有政治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而人民要实现自己的主权其前提则是必须享有为进行政治活动而不可缺少的各种政治权利。然而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的。由于实际上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中人民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必须由国家给予保证和保护。国家对于人民政治权利保障的状况便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程度。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国家在保障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的同时还必须肯定人民群众这种争取和捍卫政治权利的要求和行为。通过这种肯定来反思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不足。这才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应该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五个方面是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要想做得好必须要有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一个国家如果能为政治参与很好地提供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就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至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人民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和积极性取决于各种具体情况下他们自己的感受。关键的问题是当人民群众一旦有了这种要求时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是否很充分、很通畅。所以我们说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仅仅指人民群众对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影响和制约的程度而且指在人民群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的时候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方面的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障是否总是很充分。政治文明是从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的。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六个方面是人们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环境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程度。如果政治环境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就反映政治存在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那么政治环境如何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呢?这就需要在切实保证人们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适应人们政治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提供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条件和途径。

对人们的政治权利保障得越好提供的条件和途径越适当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七个方面是人们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自治)的程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并不一定表现在人民经常积极参与上但一定表现在人民群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不仅取决于政治权威的状况而且取决于人民的状况。

一个在民主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应该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所谓自我约束就是能自觉地使自己的政治行为合理化。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也要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法律的、制度的和程序的要求而且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而是肆意妄为毫无章法那么也就反映了其政治文明的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与自我约束相联系的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状况。人民的自我管理既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又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自我管理主要并不是指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主要是指人们管理自己小群体的事务例如管理社区的事务等等。这种自我管理是相对于政府的管理而言的。这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政治管理体系中人民群众相对于政府的管理来说是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存在的。但在其自己的小群体中则人民群众自己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对象。而且主体和对象之间可以不断地互换。这种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状况和程度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八个方面是人民思想的自由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其人民不仅在行为上能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且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也应该是很健康的。行为的文明需要加强约束而思想的文明则要求较少的约束。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并不能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所以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思想上的自由度应该是衡量政治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的指标。

政治文明范文篇9

关键词：；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学上的或者说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企业、行业、社区、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主权范围内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文明”，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语言的、文字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采用的劳动组织形式，这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所谓经济就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表述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其实是对社会存在形态的另一种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稳定性、渗透性，文化既渗入经济，也渗入政治，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细小的象征事物和细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更能映射出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来特指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据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

同样，政治也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明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国家治理的先进水平的描述和概括。政治的文明程度和国家的治理水平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顺着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的天然成分与人为成分所占的比重。近代欧美思想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为成份愈来愈多。在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组织，同时却保留了由血缘关系支配的世袭君主。而到了近代，实现“共和”，结束世袭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曾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艺术，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讲理的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政治文明范文篇10

摘要：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同时，按照社会存在形态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三种形式，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政治文明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发展的过程。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吸收和借鉴历史上的政治文明的成果。关键词：；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学上的或者说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企业、行业、社区、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主权范围内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文明”，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语言的、文字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采用的劳动组织形式，这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所谓经济就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表述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其实是对社会存在形态的另一种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稳定性、渗透性，文化既渗入经济，也渗入政治，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细小的象征事物和细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更能映射出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来特指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据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同样，政治也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明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国家治理的先进水平的描述和概括。政治的文明程度和国家的治理水平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顺着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的天然成分与人为成分所占的比重。近代欧美思想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为成份愈来愈多。在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组织，同时却保留了由血缘关系支配的世袭君主。而到了近代，实现“共和”，结束世袭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曾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艺术，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讲理的作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如果没有民主政治观念的普及，没有法治观念的普及，即使制定了好的宪法和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民主和法治，都是需要学习的，官员也好，百姓也好，都需要学会怎样在民主制度和法治社会里生活。学会怎样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怎样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怎样合法地取得和行使权力，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开展一场现代政治文明的启蒙。为此，有必要在全民中尤其是各级干部、各级官员中进一步进行反封建的教育，肃清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遗毒，普及文明政治的理念。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吸收和借鉴历史上的政治文明的成果。任何国家的政治文明，同样都是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都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但是，过去我们很重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可以学习他们的经济管理方式，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意提出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方式，不愿意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中也有优秀的东西。其实，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通过俄国的苏维埃制度而学习了欧美国家的议会制度，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俄国的苏维埃制度、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都是一种代议制度，在建立代议机构这一点上都是相通的。近代以来，一度落后了的中国人是向西方学习了许多东西的，没有这种学习，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文明一词就曾用来专指具有欧美现代色彩的事物、行为和习惯，意味着向西方学来的东西，如文明戏（话剧）、文明结婚（西式的或在教堂举行的婚礼）、文明棍（欧式拐杖）等等。不过，这些东西有的存活下来并且发展了，如话剧；有的经过了改造而留存下来，如文明结婚；有的却只是时髦过一段时间后就渐渐被遗忘了，如文明棍。所以，只要我们大胆地、开放地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中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的东西，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中国的政治文明必将再次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笑傲于人类政治文明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