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中心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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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中心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1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实即南阳。《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还将回到中州。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了河南的重要性。他指出:"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因为是讲演稿,所以比较粗糙,问题不少,望读者能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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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2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实即南阳。《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还将回到中州。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了河南的重要性。他指出:"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因为是讲演稿,所以比较粗糙,问题不少,望读者能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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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3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实即南阳。《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还将回到中州。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了河南的重要性。他指出:"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因为是讲演稿,所以比较粗糙,问题不少,望读者能不吝指教。

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13、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第139页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4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导茨涎簟!督椤肪硪晃濉兜乩碇尽废拢?quot;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菇氐街兄荨L瞥嫦壬凇抖帘幼油坡勰媳毖Х绲囊焱芬晃闹校羧竦胤⑾至撕幽系闹匾浴K赋觯?quot;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因为是讲演稿,所以比较粗糙,问题不少,望读者能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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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5

(一)在讨论西汉政治文化中心问题之前,我先扼要介绍一下西汉时期区域划分的情况。扬雄的《方言》及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此外,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基本没有变化。第二,《方言》中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1〗上述结论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似乎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另一方面,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导茨涎簟!督椤肪硪晃濉兜乩碇尽废拢?quot;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菇氐街兄荨L瞥と嫦壬凇抖帘幼油坡勰媳毖Х绲囊焱芬晃闹校羧竦胤⑾至撕幽系闹匾浴K赋觯?quot;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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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6

××乡文化中心现位于××街原××乡政府驻所旁,日常工作业务仍在乡政府小礼堂开展(小礼堂已抵给隆阳区烟草公司),业务用房面积约400平方米,主要开展图书借阅、阅览、电脑培训、上网查阅资料等业务。文化站现有工作人员5人(包括广播站人员),其中1人为初中学历,2人为大专学历,2人为本科学历。2003年文化站建成了隆阳区第一个乡镇图书馆--邹盛椿健华图书馆,馆内现有图书5000余册,期刊3000余册,阅览桌4张,书架10张,凳子20个,档案柜两张;2009年文化站又配置了2台液晶电脑;2009年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又为文化站配置了3万余元的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设备,美国加州建华社又为乡图书馆配置了2万余元的图书,乡政府为文化站配置了1万余元的图书。

二、夯实基础、努力开创文化工作新局面

(一)明确目标,早计划、早安排,文化工作有序开展

我乡按照“着眼未来、长远规划、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大胆开拓、稳妥推进”的文化工作思路,年初认真分析研究全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文化中心工作计划,明确了全年的工作目标,即“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加强,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文化市场监管有力有序,公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健康繁荣发展,社会效益成效明显”。文化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全年工作计划和目标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扎实工作,不断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为××乡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严格依章依规管理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工作,把乡文化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确定一名分管领导主抓文化工作,由文化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全乡的文化工作任务,形成了人员职责分工明确、层层有人抓的文化工作体系,。乡文化中心继制定了6项工作制度后,不断完善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根据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优点、长处,充分调动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合理设置岗位,合理分配安排工作,部门领导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严格依章依规管理。安排专人管理财务,严把财务开支,努力做到增收节支;安排专人从事图书馆的管理;统筹好全乡文体活动、文化市场管理、文物普查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乡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

(三)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和乡党委政府的支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整合文化资源

没有上级主管部门和乡党委政府的支持,要想繁荣××乡文化事业,发展××乡乡文化产业都将成为空谈。一年来,文化站始终把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和乡党委政府的支持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积极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乡党委政府请示汇报工作,争取项目、资金、人力、物力上的支持。

自2003年以来,我乡文化中心日常工作业务主要在乡政府小礼堂开展。由于小礼堂建设年代较早,长期以来主要用于电影放映活动和乡党委政府召开各种会议,闲置后被文化中心借用,但小礼堂现已抵押给隆阳区烟草公司,××乡文化中心很快面临无工作场所场地的状况。2009年10月我乡在永信集镇重新规划建设占地面积15.3亩的××乡文化中心建设项目。虽然完成了向区、市、省的项目申报工作,并已被列入2009年的建设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2009年未能列项建设。

(四)力创隆阳区乡镇一流图书馆

加大图书馆的投入,建立健全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图书馆的管理,力创隆阳区乡镇一流图书馆。××乡邹胜椿健华图书馆位于原××乡政府小礼堂,共分二层,一层为阅览室,二层为藏书室。2009年文化中心共订阅了67种期刊和人民日报、云南日报、保山日报等报纸,订阅报刊杂志经费共计5000余元。目前,图书馆已拥有图书5000余册。文化站专门安排了2名工作人员从事日常管理,加强了对图书馆的日常监管,图书馆的环境整洁、图书摆放规范有序,对外借阅、阅览等业务正常开展。2009年共无偿对外借阅1890本图书,阅览人员达2598人次,借阅、阅览对象有普通群众、学生、教师及乡直各单位部门人员。图书馆工作业务的正常开展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五)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今年十一恰逢建国60周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乡各学校、各村老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积极投入到此次庆典活动的组织、协调、指导工作中,庆典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对外宣传了××,塑造了××乡的良好形象。

此外,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各村各单位、深入群众指导帮助各村老协、单位和学校积极开展元旦、五四、七一、敬老节等节日文体活动,全乡节日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丰富了人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活跃了节日气氛。

(六)开辟宣传阵地,积极开展“欢乐乡村大家乐”文化创建活动

为提高乡村人民的综合素质和参与“欢乐乡村大家乐”全民健身活动的积极性,乡中心在乡政府宣传栏中设立了文化宣传栏。根据季节、气候、中心工作等客观实际,定期通过板报、宣传画等形式向乡群众宣传健康知识、文明知识、家庭教育、社会公德等。国家的大事、全乡的好事都能及时的出现在宣传栏上,使全乡人民群众能更好的了解国家、身边发生的大事、好人好事,既能调节身心、促进健康,又起到了宣传造势、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于确保各时期中心任务的完成和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欢乐乡村大家乐”全民健身活动也正在我乡的石龙老协、鲁图老协、老吴寨老协、吴山老协、大庄老协中有序的开展。

(七)认真开展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及复查工作

2009年,根据我乡拟申报的文物项目,我乡又在24个村开展了文物普查查缺补漏工作。经查,我乡所有符合条件的文物点都已进行了申报,未发现漏报的情况。同时,积极协助区文普办进行了文物点的复查。另外,根据文普办的要求,我乡又在24个村开展了古树名木普查,并按时按质完成上交了古树名木普查表。

(八)村文化室建设

按照区文体工作目标的(七有七落实)的建设标准,“七有”完成四项以上,“七落实”完成五项以上,结合我乡实际,抓好已建村文化室的建设工作,统筹各种资源,积极新建村文化室,争取实现2009年35%以上行政村有文化室并配备村综合文化室专(兼)职管理人员,

(九)深入实施农村数字电影“2131”工程

为确保农村数字电影“2131”工程顺利实施,针对我乡有关人员变动的情况,我乡重新调整充实了领导小组,要求各村为电影放映提供好场地、电源、放映所需物资,并安排文化站人员与专门负责放映电影的工作人员一起维护好放映场所的安全。并严格按照隆政办电﹝2009﹞72号文件要求,强化放映质量,规范放映地点、时间和加大科教片放映力度,切实做好放映场次的统计验收工作和上报工作。全乡各村没有出现不支持农村数字电影“2131”工程实施的情况,放映活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和好评。

(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有序发展

继续取得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乡党委政府和工商、公安部门的支持,坚持“打防并举”措施,采取日常与突击相结合的稽查方法,坚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认真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促进了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乡现有老年活动室4户,ktv综合服务区1户,网吧1户。2009年共协同公安、工商部门对3户老年活动室、1户网吧进行了检查,全面加强了乡内文化市场日常监管,掌握文化市场况状,切实杜绝乡内“黑网吧”、“黑电子游戏室”的存在,确保全乡社会无热点形成,无重大案件或事故发生。

(十一)努力完成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乡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

文化站工作人员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完成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充分发挥办公室的“智囊”和“上联下联”作用,协调与各村、各单位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分解分配安排工作,认真办理文件传真,督办好有关工作,筹备召开好各种会议,完成好乡四套班子成员交办的工作。加强纪检监察业务学习,扎实工作,大力推进全乡纪检监察工作。全力完成了乡党委政府交办的村建、驻村任职等各项工作,完成了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工作。

(十二)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

一年来,文化站把加强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的学习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要通过从区、乡召开的各种会议中学习,从上级主管部门开展的业务培训中学,从报刊杂志、电视中学,从实践中学,向人民群众学,切实做到了学以致用。学习中,尤其是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的发展观,用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的发展观密切联系实际,指导好各项工作。需心地向同事、长辈学,同时利用外出参观和到各地

方的机会多看、多问、多思考,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开拓了视野,创新了工作思路方法,更加坚定了发展××、振兴××的信心。通过系统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政治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

三、成绩及经验

一年来,××乡文化中心切实立足××乡的实际,不断开拓和创新工作思路,积极争取并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和加强了硬、软件建设,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增强了为人民服务能力,不断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知识,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经验主要是:第一、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二、经费的大量投入;第三、良好的人才队伍和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不懈努力的工作;第四、走出了繁荣××乡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之路;第五、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管理。

四、问题与差距

认真回顾总结××乡文化中心一年来的工作,工作中虽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但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与其他先进地方相比尚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乡党委政府和各机关单位搬迁到永信集镇后,××乡文化中心已不位于××乡的中心集镇,争取各级的项目支持搬迁重建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二、图书馆的资金投入仍然偏少,藏书量仍然偏少,图书资料尚不够丰富,电子图书室尚未建成,适应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三、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很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文化中心日常工作业务难以正常开展,而文化中心工作人员超编,不得不从事其它工作;第四、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属于事业编制,政治、经济社会待遇偏低,多数时候不得不从事繁杂的工作,难以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第五、工作人员接受正规业务培训教育的途径少,规范化管理程度不高;第六、文化中心工作人员身兼多职,具体工作中有的方面尚还不够深入,在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上没有精力花时间去完成。

五、2010年工作思路

(一)努力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超前谋划,量力而行,夯实基础,大力繁荣我乡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为全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理论、法律法规、时事和工作业务等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驾驭工作能力。

(三)加强对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管理和考核奖惩力度,依章依规管理,充分调动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根据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特点、特长合理分解分配安排工作,确保上级主管部门、乡党委政府和文化中心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四)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力争早日完成××乡文化中心的长远规划和征地工作,争取乡党委政府承担文化中心建设用地的征地等相关费用,申请区委政府减免划拨文化中心建设用地费用,使各级有限的项目资金能够全部投入文化中心建设,确保2010年××乡文化中心建设项目顺利开工建设。××乡文化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总占地面积5亩以上,初步完成文化中心的综合业务用房建设,实现文化中心工作业务全部搬迁转移至永信集镇。初步建成文化中心业务用房后,将进一步争取省市区项目资金,在永信集镇逐步建成集广场、舞台、看台、篮球场、图书馆、小型看片室(教育、会议多用)、宣传教育设施、体育设施、休闲娱乐设施等于一体的××乡文化中心。

(五)积极争取资金加大图书馆的投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有效实施农村数字电影“2131”工程,努力繁荣××乡文化事业,发展××乡特色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大力发展××乡文化旅游产业。

(六)继续发扬文艺汇演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克服不足,再接再厉,努力使2010年举办的文艺演出、文艺汇演更上新的台阶。

(七)继续抓好已建村文化室的建设工作,统筹各种资源,积极新建村文化室。

(八)切实实施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九)扩大“欢乐乡村大家乐”全民健身活动范围,促进“欢乐乡村大家乐”活动深入开展。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7

一、领导重视,制定规划。

“文化中心户”作为崭新的载体,有效地促进了新形势下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使文明理念和文明新风在农村得到了传播。目前,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相对于城市建设而言,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策扶持不到位、人才支持不到位、科技服务不到位、作风深入不到位和感情联系不到位等问题。文化建设的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渴盼。针对这一现状,xx市工商局党组高度重视,把扶持“文化中心户”的发展作为机关文明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了《目标责任制》,与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今年初,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民心工程”活动,确定了我局今年扶贫帮困的联系村是xx镇xx村,xx市工商局局长xx带领班子成员先后三次到xx镇xx村,深入农户开展调查研究,现场办公,寻找该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致富的途径,我们和xx村干部一起,通过调查走访,仔细论证,决定将牲猪养殖作为促进该村村民致富和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发展牲猪养殖业。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发展牲猪养殖业,没有带头人不行。市工商局党组通过商议,决定结合创建“文化中心户”活动,把牲猪养殖带头人作为“文化中心户”扶持,从而带动全村的经济发展。由于负责帮扶的“文化中心户”不在该村,我们迅速向市委宣传部进行汇报,说明了意图,顺利的将“文化中心户”调整到彭家桥村。

二、措施得力,真情帮扶。

我们始终把帮扶“文化中心户”的建设作为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党情关系,体现执政为民的重要手段,按照“有一个带头人、有一间文化屋、有一块示范园、有一批联系户”的“四有”要求,推动“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向纵深发展。

一是落实人选。为了将“文化中心户”的建设与扶贫帮困工作结合起来,局党组和村委会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在群众中挑选具备硬件条件,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能人”,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文明户”作为“文化中心户”进行重点扶持。通过走访群众、实地调查、集中评议,最后确定将“文化中心户”设在养猪大户,人称“养猪状元”的xx家中,通过发挥他的示范作用,带动该村养殖户的发展。

二是落实帮扶资金。为了解决建设中的资金难题,我们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筹集资金5000多元,购买了一套价值3000余元的电教设备、价值2000元的农业科技书籍和相关器具,同时积极发动干部职工捐赠各类科技、文学、报刊等书籍1000余册,捐款添置书柜书架、购置实用技术光盘等软硬件设施。

三是落实奖励政策。为了激发广大村民养猪致富的热情,我们和xx村委会一起起草了《致广大村民的一封信》,号召村民向xx学习养猪技术,早日脱贫致富,同时制定了牲猪养殖扶助奖励政策,规定凡是今年新发展的养猪专业户,年出栏20头肉猪以上或养殖5头母猪以上,每户由工商局奖励500元。

四是落实帮扶责任人。为了确保“文化中心户”建设稳步实施,我们将市个协秘书长xx定为xx村“文化中心户”驻村联系人,负责具体帮扶工作。在帮扶期间,他充分发挥个私协会的职能作用,动员我市个私大户支持和关心该村“文化中心户”及经济的发展,12月3日,4名个私大户将用于该村“文化中心户”及经济发展的4100元捐款送到xx村委会手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积极引导,效果明显。

我们通过扶持农村“文化中心户”建设,积极引导“文化中心户”发挥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家庭文化之中,寓教于学,寓教于乐,提高了农民素质,增强了农民的致富本领和信心,正在为该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逐步成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效载体和提高村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一是村民的参与热情得到提高。今年8月,我们在彭家桥村养猪大户xx家中举行了“文化中心户”成立挂牌仪式,全村老少象过节一样来到周国平家中,燃起了鞭炮,庆祝“文化中心户”成立。30多平方米的阅览室内,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3000多册农业科技书籍,电教设备播放着科学养猪的科教片,村民簇拥着翻阅着科技书籍。村支部书记xx激动地拉着市工商局局长xx的手说:“文化中心户的成立解决了我们村脱贫致富的大问题。”

二是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得到了增强。我们制定的牲猪养殖扶助奖励政策一出台,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养碇赂坏娜惹椋凇拔幕行幕А眡x的带领下,村民们纷纷修建猪舍,购置仔猪,加入到养猪的行列,涌现了一批养殖牲猪的规模户,全村821户农户,养殖10头以上的户数就达到500多户,其中养殖母猪5头以上的有38户,年出栏100头肉猪的养殖户有12户。

三是村民政治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利用“文化中心户”的宣传阵地,我们积极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村民学习中央一号文件,使党的政策方针在农村得到传播,得到理解。我们还主动联系相关单位,开设专门的培训班,请专家授课,为村民解决牲猪疾病的防治、饲料的搭配等问题,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今年10月,在市工商局、村委会的联系下,聘请市畜牧特产局专家、安幼饲料公司技术人员专程给村民们讲授牲猪养殖、防病、配料等方面的技术课4次,播放了科学养猪的电视教材片,本村和周边养猪专业户300多人参加了听课。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8

一、领导重视,制定规划。

“文化中心户”作为崭新的载体,有效地促进了新形势下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使文明理念和文明新风在农村得到了传播。目前,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相对于城市建设而言,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策扶持不到位、人才支持不到位、科技服务不到位、作风深入不到位和感情联系不到位等问题。文化建设的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渴盼。针对这一现状,xx市工商局党组高度重视,把扶持“文化中心户”的发展作为机关文明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了《目标责任制》,与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今年初,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民心工程”活动,确定了我局今年扶贫帮困的联系村是xx镇xx村,xx市工商局局长xx带领班子成员先后三次到xx镇xx村,深入农户开展调查研究,现场办公,寻找该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致富的途径,我们和xx村干部一起,通过调查走访,仔细论证,决定将牲猪养殖作为促进该村村民致富和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发展牲猪养殖业。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发展牲猪养殖业,没有带头人不行。市工商局党组通过商议,决定结合创建“文化中心户”活动,把牲猪养殖带头人作为“文化中心户”扶持,从而带动全村的经济发展。由于负责帮扶的“文化中心户”不在该村,我们迅速向市委宣传部进行汇报,说明了意图,顺利的将“文化中心户”调整到彭家桥村。

二、措施得力,真情帮扶。

我们始终把帮扶“文化中心户”的建设作为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党情关系,体现执政为民的重要手段,按照“有一个带头人、有一间文化屋、有一块示范园、有一批联系户”的“四有”要求,推动“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向纵深发展。

一是落实人选。为了将“文化中心户”的建设与扶贫帮困工作结合起来,局党组和村委会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在群众中挑选具备硬件条件,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能人”,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文明户”作为“文化中心户”进行重点扶持。通过走访群众、实地调查、集中评议,最后确定将“文化中心户”设在养猪大户,人称“养猪状元”的xx家中,通过发挥他的示范作用,带动该村养殖户的发展。

二是落实帮扶资金。为了解决建设中的资金难题,我们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筹集资金5000多元,购买了一套价值3000余元的电教设备、价值2000元的农业科技书籍和相关器具,同时积极发动干部职工捐赠各类科技、文学、报刊等书籍1000余册,捐款添置书柜书架、购置实用技术光盘等软硬件设施。

三是落实奖励政策。为了激发广大村民养猪致富的热情,我们和xx村委会一起起草了《致广大村民的一封信》,号召村民向xx学习养猪技术,早日脱贫致富,同时制定了牲猪养殖扶助奖励政策,规定凡是今年新发展的养猪专业户,年出栏20头肉猪以上或养殖5头母猪以上,每户由工商局奖励500元。

四是落实帮扶责任人。为了确保“文化中心户”建设稳步实施,我们将市个协秘书长xx定为xx村“文化中心户”驻村联系人,负责具体帮扶工作。在帮扶期间,他充分发挥个私协会的职能作用,动员我市个私大户支持和关心该村“文化中心户”及经济的发展,12月3日,4名个私大户将用于该村“文化中心户”及经济发展的4100元捐款送到xx村委会手中。

三、积极引导,效果明显。

我们通过扶持农村“文化中心户”建设,积极引导“文化中心户”发挥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家庭文化之中,寓教于学,寓教于乐,提高了农民素质,增强了农民的致富本领和信心,正在为该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逐步成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效载体和提高村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一是村民的参与热情得到提高。今年8月,我们在彭家桥村养猪大户xx家中举行了“文化中心户”成立挂牌仪式,全村老少象过节一样来到周国平家中,燃起了鞭炮,庆祝“文化中心户”成立。30多平方米的阅览室内,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3000多册农业科技书籍,电教设备播放着科学养猪的科教片,村民簇拥着翻阅着科技书籍。村支部书记xx激动地拉着市工商局局长xx的手说:“文化中心户的成立解决了我们村脱贫致富的大问题。”

二是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得到了增强。我们制定的牲猪养殖扶助奖励政策一出台,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养碇赂坏娜惹椋凇拔幕行幕А眡x的带领下,村民们纷纷修建猪舍,购置仔猪,加入到养猪的行列,涌现了一批养殖牲猪的规模户,全村821户农户,养殖10头以上的户数就达到500多户,其中养殖母猪5头以上的有38户,年出栏100头肉猪的养殖户有12户。

三是村民政治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利用“文化中心户”的宣传阵地,我们积极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村民学习中央一号文件,使党的政策方针在农村得到传播,得到理解。我们还主动联系相关单位,开设专门的培训班,请专家授课,为村民解决牲猪疾病的防治、饲料的搭配等问题,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今年10月,在市工商局、村委会的联系下,聘请市畜牧特产局专家、安幼饲料公司技术人员专程给村民们讲授牲猪养殖、防病、配料等方面的技术课4次,播放了科学养猪的电视教材片,本村和周边养猪专业户300多人参加了听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9

一、领导重视,制定规划。

“文化中心户”作为崭新的载体,有效地促进了新形势下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使文明理念和文明新风在农村得到了传播。目前,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相对于城市建设而言,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策扶持不到位、人才支持不到位、科技服务不到位、作风深入不到位和感情联系不到位等问题。文化建设的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渴盼。针对这一现状,xx市工商局党组高度重视,把扶持“文化中心户”的发展作为机关文明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了《目标责任制》,与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今年初,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民心工程”活动,确定了我局今年扶贫帮困的联系村是xx镇xx村,xx市工商局局长xx带领班子成员先后三次到xx镇xx村,深入农户开展调查研究,现场办公,寻找该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致富的途径,我们和xx村干部一起,通过调查走访,仔细论证,决定将牲猪养殖作为促进该村村民致富和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发展牲猪养殖业。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发展牲猪养殖业,没有带头人不行。市工商局党组通过商议,决定结合创建“文化中心户”活动,把牲猪养殖带头人作为“文化中心户”扶持,从而带动全村的经济发展。由于负责帮扶的“文化中心户”不在该村,我们迅速向市委宣传部进行汇报,说明了意图,顺利的将“文化中心户”调整到彭家桥村。

二、措施得力,真情帮扶。

我们始终把帮扶“文化中心户”的建设作为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党情关系,体现执政为民的重要手段,按照“有一个带头人、有一间文化屋、有一块示范园、有一批联系户”的“四有”要求,推动“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向纵深发展。

一是落实人选。为了将“文化中心户”的建设与扶贫帮困工作结合起来,局党组和村委会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在群众中挑选具备硬件条件,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能人”,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文明户”作为“文化中心户”进行重点扶持。通过走访群众、实地调查、集中评议,最后确定将“文化中心户”设在养猪大户,人称“养猪状元”的xx家中,通过发挥他的示范作用,带动该村养殖户的发展。

二是落实帮扶资金。为了解决建设中的资金难题,我们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筹集资金5000多元,购买了一套价值3000余元的电教设备、价值2000元的农业科技书籍和相关器具,同时积极发动干部职工捐赠各类科技、文学、报刊等书籍1000余册,捐款添置书柜书架、购置实用技术光盘等软硬件设施。

三是落实奖励政策。为了激发广大村民养猪致富的热情,我们和xx村委会一起起草了《致广大村民的一封信》,号召村民向xx学习养猪技术,早日脱贫致富,同时制定了牲猪养殖扶助奖励政策,规定凡是今年新发展的养猪专业户,年出栏20头肉猪以上或养殖5头母猪以上,每户由工商局奖励500元。

四是落实帮扶责任人。为了确保“文化中心户”建设稳步实施,我们将市个协秘书长xx定为xx村“文化中心户”驻村联系人,负责具体帮扶工作。在帮扶期间,他充分发挥个私协会的职能作用,动员我市个私大户支持和关心该村“文化中心户”及经济的发展,12月3日,4名个私大户将用于该村“文化中心户”及经济发展的4100元捐款送到xx村委会手中。

三、积极引导,效果明显。

我们通过扶持农村“文化中心户”建设,积极引导“文化中心户”发挥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家庭文化之中,寓教于学,寓教于乐,提高了农民素质,增强了农民的致富本领和信心,正在为该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逐步成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效载体和提高村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一是村民的参与热情得到提高。今年8月,我们在彭家桥村养猪大户xx家中举行了“文化中心户”成立挂牌仪式,全村老少象过节一样来到周国平家中,燃起了鞭炮,庆祝“文化中心户”成立。30多平方米的阅览室内,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3000多册农业科技书籍,电教设备播放着科学养猪的科教片,村民簇拥着翻阅着科技书籍。村支部书记xx激动地拉着市工商局局长xx的手说:“文化中心户的成立解决了我们村脱贫致富的大问题。”

二是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得到了增强。我们制定的牲猪养殖扶助奖励政策一出台,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养碇赂坏娜惹椋凇拔幕行幕А眡x的带领下,村民们纷纷修建猪舍,购置仔猪,加入到养猪的行列,涌现了一批养殖牲猪的规模户,全村821户农户,养殖10头以上的户数就达到500多户,其中养殖母猪5头以上的有38户,年出栏100头肉猪的养殖户有12户。

三是村民政治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利用“文化中心户”的宣传阵地,我们积极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村民学习中央一号文件,使党的政策方针在农村得到传播,得到理解。我们还主动联系相关单位,开设专门的培训班,请专家授课,为村民解决牲猪疾病的防治、饲料的搭配等问题,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今年10月,在市工商局、村委会的联系下,聘请市畜牧特产局专家、安幼饲料公司技术人员专程给村民们讲授牲猪养殖、防病、配料等方面的技术课4次,播放了科学养猪的电视教材片,本村和周边养猪专业户300多人参加了听课。

四是村民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改观。文化中心户建立后,村里婆媳不和闹是非的人少了,主持公道争当文明家庭的多了;串门打麻将不干活的人少了,搞养殖增收的人多了;愁眉不展叹气的人少了,笑容满面高兴的人多了;不团结互相排斥的人少了,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人多了。通过“文化中心户”,村里不仅丰富了农村单调的文化生活,改变了社会风气,凝聚了民心,而且使很多农民通过这个“家”,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篇10

在××文化中心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年月日是值得我们铭记的日子。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投资三千余万,作为我县“双十”工程之一的××文化中心,在今天正式投入使用了。在工程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上级领导、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给了我们极大的关心、指导和热情的帮助,可以说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文化中心的顺利建成。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文化中心的落成典礼,我谨代表××镇党委、政府,代表三万××人民向前来参加落成典礼的领导、来宾和各界朋友致以最热烈的欢迎与最诚挚的感谢。近年来,我们××镇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新形势下如何跨越高起点发展的“坎子”,实现新跨越、再上新台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全面提高我镇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影响和决定一个区域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文化是基础,文化更关键。近年来,我镇的文化工作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创建了省级"东海明珠工程"和市级文化强镇。但仍没有彻底改变文化根基不够强,文化档次不够高,文化对经济、社会、环境、科技、制度的渗透和融合不够深的现状,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些不良文化倾向沉渣泛起,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和文化氛围的营造与现代化进程仍不很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推进文化发展,加强文化工作,把先进文化发展贯穿到、渗透到、融合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为进一步发展我镇文化事业,顺应富裕起来的××人民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渴求,于××年月日召开的镇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将××文化中心建设列为本届政府实事工程之一。经过两年多的建设,集影剧院、图书馆、健身中心、游泳馆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文化中心已巍然屹立在牛头山麓西小江畔。文化中心的建成,体现了镇党委、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决心,也展示了××人民振兴区域文化,打造文化强镇的气魄。这是一个体现实力和品牌的标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更是一座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镇党委、政府坚持文化创新意识,努力使文化中心成为我镇文化工作

的龙头,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发挥中心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为全镇人民和广大外来创业人员提供一个高品位的文化学习、消费、娱乐、鉴赏的场所,肩负起传播先进文化和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重任。推动我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文化中心投入使用之后,镇党委、政府将精心设计各类文化载体,围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等主题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导向,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使文化中心释放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巨大能量。同时,在保证充分发挥其文化公益事业作用的基础上,在文化中心的经营运作中,本着财政投入产出最大化的原则,推行市场化运作,吸引有志于公益事业的社会力量参与,开发文化中心的系统功能和副产品,竭力培养文化中心本身的造血能力。使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为一条,闯出一条产业化经营的新路。××的明天,不仅要继续以不断成长壮大的经济实力加快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要以越来越多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展现中国××的新形象、新理念、新发展、新实力。通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发文化产品,开展文化活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创新意识,是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文化中心的落成,只是我镇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真诚地期待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和参与我镇的文化事业,把××镇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的全省一流小康示范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