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范文10篇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1

一、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失控效应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政治体制改革是新旧政治因素彼此消长的过程。它既扼制和摒除旧的政治体系及其运行方式，又必须扶植和构建新的政治体系及其运行方式。并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旧两种政治体制并存的时间将很长，当一种旧的政治体制逐渐退出政治领域而新的体制没能及时补位时，很可能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失控。

1.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取向有可能弱化对原有政治权威的社会认同感。

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是民主化。民主化的发展使公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强化，对政治民主的社会期望值大大提高。社会成员开始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判断和要求政府官员和其它公职人员。他们要求社会公正和正义，厌恶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权谋私、裙带关系、滥用权力、玩忽职守，要求进行大幅度的通常超过社会承受力的政治改革。如果政府机构不能及时通过内在机制医治自身的弊端，不能对其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有效制裁，那幺政府的威信就会下降。但是，传统政治体制所具有的顽痼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消除。由此形成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较大反差，潜在地包容着政治不稳定因素。

2.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进程所激发的利益表达愿望和不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之间构成了现实矛盾。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民主的氛围，这必然会引发社会成员利益表达的强烈愿望。绝大多数人希望政府能关注并帮助实现他们的利益，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往往会受到利益表达途径不完善和利益协调机构不健全的限制。如果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就会造成对政治稳定的冲击。

3.权力资源配置中集权与分权的摩擦。

权力关系的配置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与经济权利的调整相适应，当原有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治权力被分解，地方、部门权力相应地扩充时，如果权力授予者不能对权力授受者形成同步性约束和监督，则会进一步强化分权心理甚至主张瓦解中央政权。这种新的利益冲突将直接削弱和威胁政治调控能力。

4.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政治参与增加的滞后，有可能导致政治参与失序。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系统的开放性使得各种社会利益的代表都要求参与政治。随着社会利益要求多样化，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增强。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随着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然而政治体制整合政治参与要求的制度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有其发展的长期性、渐进性，因此，现实中存在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的反差使得政治失控取得了一个当然的成长理由。

5.不同政治文化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激烈碰撞，使得人们政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增大。

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需要全新的政治理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双重冲突，多种结构与成份同时并存，彼此消长，与民主政治相关的成份并没有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以及传统的成份结构对现代化具有顽强的抗拒力，使得人民的政治价值取向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人们往往留恋专制下的宁静，或者把西方国家的巨大财富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当然地联系起来。当代中国的现实使我们看到，本土文化由于受到的冲击过猛、过急，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萌发失落感，产生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主张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改革；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顶礼膜拜。中国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期显示出政治敏感性高、政治认同感低、政治知识差、政治感情淡等特征，这对政治控制有着消极的影响。事实证明，观念的转变往往落后于体制的变革，接受不同政治文化的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很大不同，因而在生活中可能出现隔阂和冲突。如果这种冲突发生在决策层中，而体制本身又不能及时且有效地加以克服协调，就会出现波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失控。

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方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运作也许比我们前述的理论描述更加复杂，因此，改革中进行适度的政治调控，以减少阵痛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反观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笔者认为改革中拟应综合正确运用下列各种政治控制方式：

1.政治组织控制

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基本因素包容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派、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群众政治团体。政治体制改革中应充分考虑释放它们对社会控制的能量。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领导下自上而下有秩序、有步骤地扩展开的。因此，党在实现政治控制中起中坚核心作用。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7页。）。党的政治控制的核心是左右全局，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来导向的。对于党的中央层面而言，要求正确分析形势，预测发展趋势，在改革的关键阶段果断决策并以此统一人民思想。在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进程中，政治控制要求中央层宏观调控运作能力的加强。对于党的地方组织层面而言，要求清除中央政策下达中的梗阻因素，防止中央政策的走形变样，保持基层党组织运行的统一与协调。

一个运行自如的行政系统，有效的行政管理是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的重要手段，因此政治控制的另一重要内蕴就是要求国家行政机关权威的强化。一般而论，权威和权力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但不总是如此。如果旧的权力结构不与社会结构同步变革而继续存在，其权威就会渐渐消散，因为它与发展中的新的社会结构在结构上不合拍、在功能上不协调、在道德上不能同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便无法指导社会的发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秩序处于过渡状态阶段，政治权力要起到对社会发展的协调器和推进器的作用，作为社会中枢系统的政府必须重振权威。

2.政治法律控制

政治法律是社会运行的"稳压器"，也是整合政治主体与政治秩序的主要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法律控制的基本要义是：（1）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及其相应的规范；（2）政权机构组织法规及编制法规；（3）政府行为规范运行及其法律；（4）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行为的法律；（5）行政权力（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个人）的运作程序及其法规；（6）民众对政治法律的监督功能及其法规等。政治法律控制的另一基本要求是捍卫法律的严肃性，防止一些非法律因素对于政治法律的替代和侵蚀，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弊端，并保证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衔接与吻合。

3.政策控制

政策是政治控制的具体表现。在国家政治管理中具有两种功能：一是立法的过渡和准备；二是立法的弥补。中国转型期法律构架的空档亟需政策控制的调剂。

实践中的政策控制须反映以下原则：（1）政策的明晰。模糊的政策势必带来政策理解的片面，政策传达的变形，政策执行的扭曲。为此，应保持政策解释的唯一性，对政策使用范围、条件及界限作出无可争辩的界定。（2）政策的系统与统一。从静态看，政策处在各个层次的系统中；从动态看，政策在进行着不断地废止、调整和转换。社会新秩序的维持，要求新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政策系统的大背景、全背景，审定其在政策系统中的方位，以及与政策系统中其它部分的关联和在政策系统中的功用。（3）政策的时效。主要包括政策研究的时效、政策制定的时效、政策修订的时效以及政策的稳定与持续。

4.政治责任控制

经济责任的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政治责任的强化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重大方针政策的失误，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决不能仅归咎于工作作风或工作艺术，而有必要上升到政治责任的高度予以整饬；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提但收效甚微，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受阻，政府职能转变较慢，决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而应当从政府部门寻找政治责任；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只注重对经济效益的追逐，而忽视乃至放弃必要的企业文化建设，尽管经济指标上去了，但职工道德水平跌落下来，也不值得为此大唱赞歌，相反要追究政治责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责任，不仅仅是对政府部门的一般要求，而且也是对一切物质生产部门的特殊要求。强化政治责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控制的必然要求。

三、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机制

政治控制分为集权型政治控制和分权型政治控制。集权型的政治控制是政治资源分配的中央垄断和独裁，它往往以牺牲地方政治民主权和经济发展为代价，而且最终也全面导致政治秩序的紊乱。分权型的政治体制是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政治层次的事权、政府与企业权责的基础上，实行政治控制的科学化，其主要标志是，国家政治活动的透明度高、政治决策的民主化以及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中国追求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现实目标，决定了中国政治必然追求分权型的政治控制。当前我们所致力追求的是在推进以民主政治为导向、民主化为实施步骤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确保中国政治控制成功地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为此应当塑造出一系列灵敏的政治控制机制。

1.致力于平衡、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政治控制的实质是调整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社会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各种利益的摩擦越显着，社会越容易出现混乱，以致掣肘社会变革。因此，改革中应注意运用政治控制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首先，国家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纪律手段，协调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用政策手段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推行股分制改造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国家一方面要确保企业所享有的权利的到位，又要注重纠正企业的短期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其次，要协调好区域发展关系。就是要求政府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全面部署和兼顾东中西各大区域的发展。就是要继续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同时要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也要在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下功夫。发达与落后与相互影响和转化的，因此，还要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借用五十年代著名的《十大关系》中的思路,就是真要解决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就要大力发展相对发达的东部；真要使东部上新台阶，就要大力把中西部搞上去。再次，要协调好城乡发展关系。我国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全面实现小康，关键在农民。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支农、建农问题，而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是城乡一体化下的问题，通俗讲，是如何把“农民”变成“市民”的问题。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新形势、新阶段的大思路，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可供解决城乡差别的大政策。没有这种城乡统筹，三农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第四，防止和纠正分配不公问题，特别是权力腐败问题。权力腐败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公，结果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公，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控制迅速加以消解。

2.制定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增长政治控制的力度。具体地讲，它包括：政治体制要体现生产力标准，做到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共同推进经济发展；要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把握改革时机，把握好局部突进与整体协调的关系，确保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给予社会新秩序的成长以充分的注意和扶植；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在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上贯彻平等、团结、互利原则，等等。

3.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政治制度化水平标志着一个政权统控能力的高低与强弱。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强以下制度建设：（1）形成多元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要有意识扶持和扩大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团体的影响，如组织农民协会、城市社区委员会等，使他们在聚集和反映本阶层利益要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大众传播媒介建设。这一点，在信息迅速发展和利益多变的当代社会里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社会利益的显示器，而且"可以授人以地位"，"可以扩大改革影响的范围"，"可以强化社会规范"，"可以影响人们轻率地持有观念，对于固执的态度则可以潜移默化之"。（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以，要把大众传播媒介建设作为政治体制"体外良性循环"的组成部分。（2）要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使之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强烈的适应性、灵活的反应功能。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择优汰劣机制。要注意不断吸收新生的社会力量进入政治参与过程，并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要求。（3）要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性。政府决策须有一套公开的科学决策程序，要正确把握政策的目的辐射面、利益覆盖面以及社会变迁的互动效应；决策必须是民主决策，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广泛讨论。重视政治咨询机构的建议，发挥各方面的专家和政治学者在决策中的智囊作用；重视政府决策的反馈信息的收集、分析、整理以及处理，以降低政治控制的运作成本。政治制度化归根结底要反映在法制的完备上，要把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起来，使权力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减少政治控制的干扰因素。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2

“应然”的方法在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他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则来推论出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如何，而对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并造成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现状的，“应然”的研究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推动和预见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和强调“实然”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2.探讨这种现实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状况的过程中每一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3.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如何？4.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并通过这种影响来达到人们的某种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来。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显然和“应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论事。它不但需要理论指导，而且还需要有驾驭和运用各种理论的高超的能力，并通过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论来。这种研究还要吸收“应然”研究中的某些积极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实现人们的一定目标结合起来。

进行“实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的状况。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洞察力，而且还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实虽然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但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从来就要受到观察工具的影响，而在观察工具背后则又有某些理论在支持着它。这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要想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触犯人们某种既成观念，特别是这种观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带来政治风险。这就需要人们有相当的勇气。从以上两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实地描述现实的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一步，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进一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可能的发展状况，也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乃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要揭示现实的运行机制时，更是如此。为了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个适宜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宏观层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过程经历着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而且循着螺旋形的路线曲折前进的。这种发展的轨迹是由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进行“实然”分析在宏观上的理论指导。但是，用宏观的理论直接地分析各种具体的现实事物还不行，因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个人的理解，其结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例如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把哲学上的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统一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中的斗争和统一。于是便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斗争性，到处人为地设置对立面，用所谓的两分法去对待一切复杂的事物。其结果便造成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所谓的两分法，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定势，其危害是很深远的。它使人们在思考任何事物时都只注意两端，而忽略了更为复杂也更有意义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环节。回顾我们多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滥用对立统一概念引起的。这就说明，把宏观理论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发展的宏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缺乏一个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于一般人分析具体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寻找适合于这个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微观层次的理论框架。

寻找适合的概念工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它必须符合一些必要的条件：它必须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又必须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已如前述，就是承认事物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态，一是表现为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既互为条件、相互依赖，又因利益的和意志的差异而互相作用的状况；二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方向上的确定性；三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中各方在地位上的不平衡性。这就是说，我们所寻找的概念工具必须符合上述的要求。我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适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权力”。

权力这个概念过去我们理解得比较狭窄，即仅仅是指国家政权及其派生物。但是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概念的涵义大大地扩展了，并已形成共识。那就是把权力作为一种广泛的影响力来看待。因此认为，一般地说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即是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性。这样就赋予这个概念以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的灵活性，因而它也就被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成为人们分析该领域内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了。在政治学领域中使用权力的概念，就应将它具体化为政治权力，以区别于其他领域中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就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这个定义中包含着政治权力的如下一些要素：第一，权力主体；第二，目的性（即利益）；第三，强制力（亦包括非强制力的借用）；第四，权力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第五，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向与方式；第六，权力格局；第七，权力关系的稳定程度。

由此可见，政治权力所反映的是各种政治体（群体或个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状况，并强调这种影响、作用和制约的方向、不平衡性和实际结果。只要我们不把各种政治体看作是孤立的和静止的，那么在其相互关系中就必然贯穿着权力现象。所以用政治权力这一概念工具去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既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又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应排斥政治权力概念，而是应该把它吸收进来作为自己在中、微观层次上的基本分析工具，并以此来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学体系，即体现着“实然”研究方法的政治学体系。这样，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找到一个好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但是为了进行“实然”的研究，仅仅有政治权力这个概念工具还不够，还必须以此为基础来构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个基本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主体；第二，政治权力行为；第三，政治权力关系；第四，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政治权力主体所涉及的是政治权力能量的源泉问题。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在政治过程中作用于他人，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权力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其结构而转化的。因此就应该研究主体的特征和结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各种具体的政治权力主体的状况。

政治权力行为所涉及的是权力主体如何作用于客体以及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问题。这就要研究政治行为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关系，研究各种政治行为模式。

政治权力关系所涉及的是各种政治体之间以政治行为为中介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研究这种格局所体现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形成的现实条件，进而研究各种政治关系模式等等，就使我们能进一步认识政治权力的运动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则是要研究政治权力运行的总的规律，包括政治权力运行的原理、政治权力能量形成的机制、结构与功能转化的机制、政治行为的运行机制等，从而使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把上面这几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所构成的政治权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并可能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体系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作为新的认识工具，它应能使我们认识原来认识不到的东西，犹如显微镜和望远镜那样。

例如关于民主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权力现象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运行的权力。它是在政治管理系统中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一般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决定由社会上的哪些人去充当管理者，这是以选举和授权形式实现的；二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这是人们运用政治权利采取选举之外的其他形式实现的。

民主是以政府即政治管理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民主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是在政治管理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因而是从属于政治管理的。独立于政治管理之外的民主是没有的。但对于政治管理来说，有没有这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制约却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就是专制性的政治管理，而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则是民主性的政治管理。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主，正是这种民主性的政治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主实质上是政治管理的特殊形态。因此，衡量一种民主制的发达程度，主要就是看被管理者多数人对管理者少数人的制约状况。即：制约手段和途径的多少；这些手段和途径的有效程度；人们的这种制约要求的自觉程度和强烈程度；国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对这种制约的保障程度；在制约过程中权力运行渠道的通畅程度；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质量，以及社会的政治文化对这种制约的适应程度，等等。只有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才能真正看出民主发展的实际程度。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3

近年来的社会争论，核心是对改革的争论。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

一开始就有争论。但是*年以来，争论似乎尤为激烈。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先，政府及所属部门的权力日益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和部门利益相结合，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经济生活的审批和许可增多，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腐败的案例层出不穷，其结果，诸多的审批和许可大大降低了经济生活的效率，并加大了投资者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其次，部门权力利益化、刚性化，各部门都想方设法设立收费事项，甚至许多部门的收费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财政能力，催生了许多地方政府以合法合规形式出现的收费和罚款，甚至出现了屡禁不止的乱收费和乱罚款现象，先是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不得不进行农村费改税的改革。同时，普遍出现的地方行政性收费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一是加大了居民、个体户和企业的负担，许多能大量吸收就业的自由职业、个体劳动和中小型企业，由于政府各部门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而不堪重负，发展动力受阻，地方政府的收费罚款，实际上抑制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了社会失业的矛盾；二是过度的收费罚款，使一些低收入阶层反映强烈，特别是对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的乱收费社会反响集中，扩大了社会心理失衡。

因此，即使从未来我国以亿计的劳动力就业和社会民生的需要看，也急需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目前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的状况，建设一个体现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要求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样既能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垄断化，尽可能减少腐败，更重要的是解决由此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问题，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

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公民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反腐败的严峻任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务之急。在《争锋》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如何推进，向何处推进，则人言人殊，歧见颇多。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4

关键词：权力结构；政党；政治体制改革

一

权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1，它的产生来源于委托者——人民，洛克在《政治学》中曾经指出“国家权力是人民可以把它授予他们所相信的人”，马基雅维力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2，权力是国家一切相关机构、职能及法律体系的基础，而其中“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的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由此可见，权力的产生基于一定的社会资源，但同时，一旦权力产生后又可以成为一种资源加以利用，根据权力的拥有层次不同，可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

政治权力结构是指特定社会中各种政治权力以及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体构成。而由于权力反映了一种支配一服从关系，在整个的权力网络体系中，权力的拥有不能绝对的平均化。委托者往往将绝大部分权力交给部分人甚至是个人，而“这块”权力可称为中心权力。由于权力成为社会资源后又要加以利用，所以中心权力必然要层层推开，于是又产生了权力的。这样，就整个国家而言，便形成了以中心权力为轴，四面发散的网络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一个权力中心，它处于垂直权力结构的顶部，水平权力结构的中心，权力结构其他成分按纵向隶属关系和横向分布关系围绕着权力中心展开。

中国以革命的方式打碎了旧制度，人民的政权是所有中国人民的权力委托，具有合法性。在革命胜利之后，以为代表的精英认为“体现和保证政权的人民性”是设计政治架构的焦点3，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实现可以保持国家权力主体归属的政权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它拥有立法权，国家的执行机构权力来自它的委托，由此便形成了中心一的权力结构。但是由于革命后建立的新统治是将高度集中的离散状态的社会整合为统一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改造社会并在改造过程中使权力日趋集中的过程。所以，要把数量如此之巨大的群体组织起来形成万众一心的政治局面，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凝聚力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政治中轴作用是难以想像的，因此，中国议行合一政治体制之外还有着起领导作用的党，而由于党也有一整套的结构体系，从党中央到基层党组织，分别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着不同的领导功效，所以，党作为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的主体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党作为国家权力运作模式中的最高点，成为权力委托的直接接收人，所以在进行权力的传送之前，便产生了权力传递的效率问题，引发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权力结构模式重叠的现象。从内部而言，“打碎”式的政治架构方式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从外部着手，我国的政治体制大都来源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个人高度集权，以党代政，践踏法律，蔑视民主。所以，自1978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的集中问题便是主要的目标。1986年9月，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4。也就意味着，在权力运作模式中，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要由重叠式领导转变为一种平形式的、指导式的领导。

政治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对旧有权力的再调整，所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权力运作模式而言是由党作为权力网络中的起点发展为党和中央结构平行，由扭曲的平行四边形发展为规矩的方型结构。这样，既可以体现出权力委托者的真正身份，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种制约机制。结构的改变需要一个发力点，而发力点的寻求问题在学术界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主张从权力边层人手，走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同的路径，从下向上推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从中央权力结构人手，提升发挥权力的效用，自我带动。笔者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摆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进行政党推动。

二

把党作为模式改变的发力点，有两层含义：首先，党的领导地位决不能动摇，要以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确保权力运作的权威；其次，党必须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因素，而且首先从党自身做起，自动地进行权力重叠的分离工作。对于中国这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政治系统能为现代化提供多少的政治支持尤为重要，而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和肩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

1.后发展国家中政党功能的特性决定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5由于政党是近代的产物，经典的政治设计模式中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定位。同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更没有规定政党的组织体系、运行规程。萨托力认为，政党的功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代议功能，另一种是表达功能。由于代议功能并不是主要和明显的，因而表达功能是政党的主要功能。6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国家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政党不仅发挥不了代议功能，同时表达功能也单一聚集为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利益表达，实际上，它已经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发挥调节政治参与、贯彻政治决策的作用，政党在国家体系运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它是近代政治生活的核心。政党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一种社会整合，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民族的独立，摆脱殖民地的枷锁，从混乱无序状态快速进入共同体状态，政党作用有了最合适的用武之地，它作为一种准国家机关，担当着权力承接者与权力再分配的角色。所以说，后发展国家中党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规定。

2.中国共产党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模式改变的发力点。邓小平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的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7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之一，由于它自身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尤为突出与重要，从设计了保持国家权力主体归属的模式之后，党便一直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力量，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71978年以前，权力模式的重叠使党、国家、社会高度融合，党主导着另外两个领域，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强大的政治优势。党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起领导作用，同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也全盘包办。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国家中，党的政治优势已成为了一种惯性，这一惯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必须要有党的领导做保障；其次，党是先动点，党发挥着强大的政治示范作用和政治优势。从1978年把改革当成革命到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正是党在权力结构中主体地位发挥主体带动作用的最好表现。

3.广义“政府”概念的使用，使共产党成为了政府机构的核心。一种政治理论的提出总是基于一定的客观现象，同时反过来又指导着现象的发生。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况和所经历的特殊历史道路决定了在“政府”概念的使用上偏倾于广义的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政府在其领导之下，不谈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任何基本问题都无法搞清”8。所以，广义的“政府”概念基于中国的特殊的权力分布形式，把共产党放在了政府之中。胡伟所著的《政府过程》中认为“共产党组织在当代中国不仅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而且也是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而言都是如此，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政府’之外来分析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不仅无法理解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基本动力和作用，而且可以说在根本上就是不得要领的。这全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情况”9。执政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是权力分配形式的一种外在表现，广义“政府”概念的使用，表明了党在国家机构中尤为突出的作用。“研究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不涉及党政关系，研究美国政府过程，不涉及美国的国会势力州权势力，研究泰国政府过程，不涉及宗教领袖的影响力都是不可以想像的。”10职能来源于结构，权力结构上的纵横交错决定着职能上的重叠和交错。广义“政府”概念说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地位，但是这种概念的提出，只是对中国特殊的政府实际结构的一种概括，它并不能表明这一结构的合理性以及存在时应如何进行价值取向，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广泛存在于政治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如何存在、如何发挥作用却没有提及。但是，正是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表明了党若想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发挥应发挥的作用，真正的更好地体现出“大政府”概念中政府的核心地位，就必须从具体的、干涉式的、纵向式的领导变为宏观的、统领的、横向式的领导，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党作为发力点要自觉就完成这一转变。

三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所有弊端产生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这就决定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从解决权力集中问题人手，进行权力的优化配置。从我国权力运行模式中可知由于党一直处于最高点，从上到下而言不能不发挥中央权力的应然作用，同时，从下到上而言，权力结构也存在着变化和压力，这就要求权力结构必须要作出相应的变革。党处于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同时又有着强大的政治优势，并且一直发挥着统筹全局的领导作用，所以进行权力的优化配置必须要由党来进行。

首先，要改变领导方式，进一步下放权力。理顺党政关系必须要明确政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职能、功能。党对国家事务所进行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是一种宏观的、统领式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而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全面领导不等于全面代替，党不能代替国家机关执行职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使国家政权机关全面拥有它所应拥有的权力进而更好地发挥对权力资源的应用。所以，权力的下放是一种必然，也可以说是权力的回归。特殊的模式建立适应了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但是由于重叠式的单一体制难以为继，所以必须进行分权式改革。党自觉回归到平行式的、宏观性的领导，要求从党的中央组织到地方组织都要有放权意识，明确自己的权力范围，要尊重权力中心的本位地位，给予其发展的空间。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5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已开始谈论和事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的十年浩劫。这场浩劫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推向了极端。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些弊端采取什么态度和通过什么途径来革除它，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在粉碎“”之后不久，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主张通过改革革除原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逐步成熟和完善。可以说，邓小平以其对政治体制问题的新观察、新思想、新实践，为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们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和沈阳军区，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才是正确高举思想旗帜；二是深刻反思旧的体制和机制，应当对存在弊端的体制进行改革；三是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集中精力抓生产，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关于第二个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谈到要对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这个多年“禁区”的最初触动。他所反思的，不仅是“”的错误，而且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整体上的失误及其根源。

2.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上层建筑非改不可等想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作了舆论准备。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除了政治经济条件成熟、变革的前提具备之外，还必须有舆论上的发动。在1978年的中国，当理论上的坚冰被打破之后，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承担起了为改革开放的到来作全面思想发动的任务。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谈话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许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反对“左”的错误；改革是一场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闯、敢冒，不要怕犯错误；坚持改革，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发扬民主，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等等，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此后，邓小平频繁地、直接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大造舆论。在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11月，在回答一位美国客人的提问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认。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初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到1980年8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改革初步纠正了“”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感受越来越痛切，表示出强烈不满。由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着更深的了解。一方面，他以尖锐的措辞直露地批评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没有简单化地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咎于、“”的干扰破坏，而是以超前的思想、深邃的思考，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根究源，着手解决问题。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这次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1.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精辟见解，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宣言书。讲话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第二部分，简要说明了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三部分，着重揭露了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尖锐地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第五部分，初步论述了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酝酿的步骤和措施，讲话最后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不仅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郑重而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是新时期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的意见，而且是邓小平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近两年的深思熟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公开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突出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革命胆略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2.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率先冲破以往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提出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政治制度相区别的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在领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注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问题。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一是首次触动了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禁区，即忌讳分析政治制度的问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二是廓清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关系，匡正了传统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谬误，提出要对这两方面的制度进行区分的论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表现为具体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而在这些具体制度（领导、组织、工作制度）上，还存在不少的弊端，需要加以革除。

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依据。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这五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对这些现象一一作了剖析。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因此，“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三、从1986年起，邓小平重新反复思考和深刻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郑重地推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使之付诸实践。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启动的，但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首先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障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两相比较，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些。因此，在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讲话之后的几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推开，而作为改革领导者的邓小平，其关于改革的讲话和谈话，也大量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不多。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相应的改革。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展的脉搏，从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集中精力反复思考、谈论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郑重地推上了党和国家的紧要日程。

1.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和深思，成为邓小平1986年谈话的焦点和中心问题。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他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开始，也是邓小平在1986年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研究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不难发现：与以往谈话不同，邓小平认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但“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了。从这次谈话开始，在1986年里邓小平不下20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毫无疑问，邓小平在1986年重新提出和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2．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首先，邓小平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1)从制度上根除“”的隐患，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对“”政治教训的总结，其超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制度上分析“”的根源以及提出避免类似错误的办法。后来，邓小平又从国家全面改革的高度，进一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160页。）。(2)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协调配套，否则，“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3)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长治久安出发，在稳定的环境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一方面重申党和国家关于支持改革开放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强调了改革对于政治稳定的依赖关系。(4)改革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身发展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并逐步向更高形态发展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措施。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已经从关系整个改革大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如此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其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他告诫全党应予注意，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种重新调整和分配，会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广大干部；它对人们的现实利益产生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会遇到很多的障碍。(2)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试验，其内涵极为丰富，改革效果的显现具有周期性，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判明的。(3)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体制形成的一些惰性、感情、观念、行为方式等习惯势力还会对改革起阻碍作用，妨碍新体制的建立和发展。(4)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人们还缺乏经验，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有时免不了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要审慎从事。

再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3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把它区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或总目标主要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但更有新意的是近期目标或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1986年11月9日，他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和精简机构以及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是最大的民主。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在实现三个目标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而克服了官僚主义，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从根本上讲，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后两个目标的基础和保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十分慎重，填密。在他看来，党政不分和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正在蓬勃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为消除这一弊端，实现权力下放创造了条件。因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最后，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强调要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他在1986年末至“十三大”召开一直都曾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所谓坚决，就是要坚持改革，大胆探索，敢于试验，不怕犯错误，不能因噎废食、停步不前，看准了的，就大胆地干；所谓慎重，就是改革的步子要更稳，不能太急，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2)要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的时候，正值苏联、东欧改革的高潮之际，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3)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的谈话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要有一个蓝图的同时，曾告诫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对于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做法，邓小平逐一进行批评和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8;240页。）这些论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针对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的错误言论和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和实际的承受能力，分步骤有秩序地渐进。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1986年起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标和内容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深刻论述，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总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

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派。

邓小平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和领导者，不仅认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圆满完成了肩负的历史重任，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他个人最大的贡献。

1.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深刻的思想、完整的思路、满腔的热情、顽强的毅力，领导和支持改革，全力以赴敦促党和国家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在邓小平晚年的近20年里，他考虑最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与发展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正如前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所评论的：“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读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6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保障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追求。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要使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专政的旧制度，建立人民政权，使人民获得自由解放，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就必须建立人民军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②武装夺取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在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为了建立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挫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把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在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③他强调“：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④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对我国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得到日益充分的保障。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抓紧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⑤。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反映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国家供给民主之善能力”⑥，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既反映当今世界进步的潮流，又适应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民主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历程充分表明，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坚定目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已经走出一条符合民主化发展规律的人民民主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

邓小平曾说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十八大报告前所未有地专列一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发展要求以及具体任务等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给出了明确回答。首先，发展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民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真实性、广泛性。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实现政治民主，还要实行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其次，发展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总的来看，建立时间不长，发展过程曲折，发展还不充分，在具体形式、具体制度上还不完备，仍需大力建设。再次，发展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国家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保障，发展人民民主，需要健全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就是大力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和“三个保证”，明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首先，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再次，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既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原则，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三个更加注重”和“三个保证”第一次清晰地论述了这三者之间如何做到有机统一，强调了有利于发展人民民主的各自侧重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十八大报告高扬人民民主这一光辉旗帜，从制度建设出发，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好的七项任务，明确回答了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怎样改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首先，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主要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以此来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这一举措是总结各地人大改革的试验成果，并上升到国家层面，有助于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职，行使代议职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真正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了实处。其次，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同西方的民主相比，我国的协商民主强调协商、商量、和谐，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民主的广度。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结合起来，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再次，健全和完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保障人民更好地行使各项民主权利。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重要任务能够使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制度，焕发出更大的活力，为发展人民民主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总之，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实现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是，人民民主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还需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三、高扬人民民主旗帜，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7

50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探索，已经使中国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成为举世公认正在迅速崛起、日益繁荣富强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符合我国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需要，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但是，任何一种新生的社会事物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成熟和完善的。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历史起点落后，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们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和挫折。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成完全合格的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不断创造和积累条件，不断对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1978年底，在对“”动乱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此，拉开了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暴露出来的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过去我们都不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邓小平同志不仅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且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总的目的。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坚持贯彻和丰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指明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任务。??

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三大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党的十五大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特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始终如一，而且越来越深入、全面、明确和具体。??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不可动摇的原则??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决定的，是不容改变的。只有坚持这一性质，才能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和长远利益。??

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在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颠覆、演变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的政治图谋。改革开放以来和发生后，他们更是企图乘机加紧和加深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国在粉碎“”后出现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和不断兴风作浪的。??

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邓小平同志晚年特别关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问题。他说：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不要丢”。“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他还特别指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根据邓小平同志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指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更好地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针对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内外存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同志强调：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牢牢把握这一点极为重要。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和同志代表党中央，始终一贯和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必须遵循的原则。近28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决抵制和排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和自由化思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干扰和误导，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

在上述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的指引下，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积极稳妥地不断向前推进。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各方面内容：??

这就是：针对我国原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缺陷，并进而针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包括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固有弊端的负面影响，我们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下，在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发展城乡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进体制创新的重大举措。其中，有些已经取得了令党和人民满意的成效，有些还在继续探索、经受实践的检验。??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8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您认为，“经改政不改”的判断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大的误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误解？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联系这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就可以注意到，其实从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是将战略和策略配套实施的。

那就请您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具体阐述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至少有八个方面的做法和特点是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正在实施的被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大特色。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中国的八个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许多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七大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他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上八个方面的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以务实精神研究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

您在文章中曾多次强调，要重视对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包括对协商民主的研究，是出于什么考虑？

有些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而老谈民主形式？我不是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而是多年来以讨论民主的内容和实质为名已经讲了那么多的套话大话空话，应该换一换思路了。哲学家常常说，要使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找到同事物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我们应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我当了五年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学者，一边履行委员的职责，一边观察和研究政协的运作过程及其机制，并且比较了中国其他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运作机制，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人民政协制度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大有可为。过去，我们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既不是西方的上院，也不是政党组织，有点不伦不类。其实，我们的人民政协集中了中国各个政党、各个人民团体、各个民族、各个界别的许多精英。他们的不少提案和报告，不仅敢说真话，切中时弊，而且有真知灼见，对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有很大帮助。说实在话，这种制度一旦用好了，对于人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在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下，人们希望在政府决策、政府施政、政府监督、社会治理等各个环节上都有更多的参与权。我们应该重视并跟踪他们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有很多相似之处。严格地说，是西方的“协商民主”与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之所以要这样倒过来说，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而西方的“协商民主”还刚刚处在理论研究和局部实践阶段。所以，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向人家学习，但也不能妄自菲薄。

我们应认真总结人民政协近60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研究人民政协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动和内部结构出现的新特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制度，规范程序，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当然，协商民主不仅指的是我们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还包括浙江台州推行的基层民主恳谈会制度和许多地方实行的听证会制度，等等。我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我们将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

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点领域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党的十七大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条发展道路的走势是什么呢？

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我们注意到，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了“一个统一”、“四项制度”的精辟概括，即：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理解，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然要涉及通过什么来发展民主的问题，那么，您认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是什么？

十七大报告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途径是按照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同时适应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的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这“两个适应”，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内在关系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要求和社会基础，为我们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政策指导。

在此基础上，十七大报告对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明确了“一个方向”、“一个根本”、“一个目标”的原则。“一个方向”，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一个根本”，即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就是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个目标”，即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这些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领会。

您在《应当怎样纪念改革开放》一文中谈到，“只有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才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那么，您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深化？

十七大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应着重从哪些方面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一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对人民民主的认识，把人民当家做主界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扩大人民民主的新举措。

二是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十七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基层民主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还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基层民主的高度重视。

三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七大报告就全面落实这一基本方略进行了部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还进一步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坚强信念。

四是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十七大报告强调，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就此进行了部署。

五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即：“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还对未来一个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

六是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一句有文学色彩的语言，第一次写进党代会报告，并明确了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目标和具体要求。

除了这六个方面，十七大报告还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对发展党内民主提出了任务和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党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在筹备和召开十七大过程中，无论是报告起草、党章修改，还是“两委”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都充分发扬民主，有些举措在党内还是第一次。

所有这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点领域。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处理和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正如您前面所说，在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还十分尖锐。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如何才能既坚持思想解放、大胆探索，又在保证政治方向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感到需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国情现状。我国现代民主发展，如果从算起，中经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又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进展，反复说明了一个真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而我们致力发展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道路和民主形式。在民主政治问题上，我们要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能妄自菲薄。只有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实践，我们才能不断深化十七大关于发展民主政治许多观点和举措的认识。

二是坚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这些理论成果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科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离开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实际，抽象地、空洞地谈论这个民主那个民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害无益。只有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相互关系的全面把握中，从深入理解科学发展与政治民主的辩证关系中，来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才能深刻、透彻地领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重大部署。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时起步的。改革开放之初，废除，建立乡镇政权，确保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推行。包括后来的农村直选，都是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决定着政治发展，并为政治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我们一定要珍惜几十年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意分析解决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上，尤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对十七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观点和举措进行准确的领会和把握；又要结合各地各部门情况特别是新的实践，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工夫，把党的十七大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按照十七大的部署，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启动。这次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即人们所说的“大部门”改革，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组成部分，是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许多国家改革的历史表明，实行大部门制度是一场很不容易的攻坚战。我们的学习，要与这一已经启动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结合，注意思考和解决改革面临的问题，推动实际工作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把学习同认识和解决新形势下民主政治建设方面遇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密切结合，同提高自己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密切结合，同增强自己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本领密切结合，在学习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学习、领会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要继续解放思想，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要特别注意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把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的错误观念；破除把人类政治领域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排斥有益成果的僵化观念和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的错误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科学的态度，不断深化对十七大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许多观点和举措的认识。

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时，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既学习，又不盲目照搬？

关键是要明确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程，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要明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不仅众说纷纭、相互对立，而且许多相左的意见背后都有一个无形的参照物，即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对于世界各国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一切有益的做法和经验，我们都应该学习和借鉴，但不能机械地照搬。又要学习，又不能照搬，怎么使二者统一起来呢？这就要明确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问题，从邓小平开始，我们党有许多论述，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和概括。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9

改革和民主宪政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关系到

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切实做到制约和避免国企私有化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2、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从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于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

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有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况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于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湛江、厦门、沈阳、石家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腐败的现象。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况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我们认为，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制衡、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

3、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要条件。

真正地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决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决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但是，目前我们的收入政策已经严重失误，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地不合理，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4。6。已经亮起了红灯。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结果，比如科教兴国的国策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就是无法从公仆门的嘴巴里省下10%-30%公款吃喝的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主权利还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4、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着石子过河”，但是，目标却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强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争”，竞争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二大显著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争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以权谋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以权谋私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才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5、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决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权力和财富等）的社会强势全体，即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然后再开展游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它唯一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6、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中国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否则的话，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中肯定非常不利。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著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7、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唯一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开放党禁自由，司法不能独立、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上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的，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证，没有以权谋私的获利效果好的话，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

8、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有效的推动力。

目前虽然因为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的分裂行为，使祖国统一事业困难重重，但去年大陆反分裂法和台湾国民党连战和亲民党宋楚喻的大陆之行，又使祖国统一问题柳暗花明，前景光明。但是，虽然共产党、国民党和亲民党三党建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但是国、亲二党并非执政党，而且在如何统一统一问题上观点相差甚远，分歧严重：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国二制”，亲民党则提出“一中一宪”统一中国，而新上台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更是明确提出民主诉求。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明确承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现统一。那么，很显然，如果2008年国、亲二当能够上台执政，真的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谈判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宪政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的谈判主题。如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那么毫无疑问将对祖国统一事业产生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经济学家曾经指质朗咸平教授只会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近朗教授提出了以精英政府强行推行法制的治国方案。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精英政府从那里来？如何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精英政府？朗教授还提出近期中国不能推行民主，民主只能是长期推行法制的结果，而不是过程。那么我们要问：没有民主，根本是司法都不可能独立，而且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肯定干涉司法公正，那里会有有效的法制？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民主和法制同行，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互相支持。以民主原则来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衡权力，推行法制；以法制来保证民主的有序和避免混乱，以法制来保证民主政府的权威和效率。

政治体制改革范文篇10

层开始，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向上推行，走出一条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发展道路。

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和讨论的问题。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即村民自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它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或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属于治高层建筑和政治民主范畴。这是民主的本质和主要表现形态。除此以外，民主还有其它表现形态。比如，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井二元化，政治将区分为政权政治与非政权政治，社会组织区分为政权组织和非政权组织，民主也将区分为政权民主与非政权民主。在非政权组织中所实行的非政权民主，即是一种同国家政权民主相区别的社会民主。尽管社会民主这个概念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推崇和强调，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也作过许多阐述，但我们仍没有理由把这个反映社会进步现象的概念拒之门外。

社会民主存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往往以社区民主、基层民主的形态表现出来。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社区民主生长于社会的基层，繁荣于社会的千千万万个社区单位和自治团体，以至形成广泛的社区民主网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乔·萨托利说：“这种网络可以繁荣于整个社会，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社会支柱和基础结构”（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中国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0页）。社会民主的根本意义即在于此。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村民自治是厂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民主制度。在这民主制度中，村民委员会不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也不是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向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区印台组织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本社区的资源拥有决定权和支配权。这一社区自治组织同国家政权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委会领导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撤换全体村民有权直接参与村民自治范围内各类事项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此可见，村民自治是一种社区基层民主制度，是社会民主的一种形式，充分体现着“自治”的精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这种民主所涉及的基本内容是基层社会生活中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管理，而不是国家政权管理。实施这种民主的社会组织，虽然也要受到国家政权组织的管理和控制，但它本身不具有国家政权性质，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这种民主的发展，既不与国家政权结构挂钩，又仅限于社会的基层，属于社区政治发展范围。正确认识村民自治这一种民主制度的属性和特点，至少有以丁几点价值或意义：

第一，既然村民自治是一种非政权性质的社区基层民主，在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就不能把它当作一级国家政权看待，不能让村委会檀变为政权机构，也不能让村委会承担大量政权组织的任务。完善村民自治的首要目标，是要使村委会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区自治组织，真正让村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管理好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

第二，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区民主和社区政治发展形式，既受到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受到整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制约。随着我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将有更大发展，而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和民主政治目标的一步步实现，社会民主将会进一步扩大并日趋多样化，村民自治也将会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拓展和提高，甚至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更适合当时农村经济政治发展需要的自治形式。

第三，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区民主非国家政权民主与国家政权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社区民主总是一定国家政权和政治民主形态下的社区民上，其性质和发展前途，是山这个社会的国家政权民主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发展国家政权民主和扩大社区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两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两者又有着严格的区别。国家政权民主，是体现国家本质和政治制度核心内容的民主，它涉及到国体、政体以及国家权力结构等民主的根本问题。社区民主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也不应该进入国家权力民主领域，也不会直接影响国家民主制度的根本属性。因此，所谓由村民自治一级一级向上发展民主的说法足不确切的，也是不可能的。

国家政权民主与社区民主，在同家民主化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国家政权民主是“宏观民主”，社区民主则是“微观民主”如果说国家政权民主是“统领性民主”，社区民主则是被统领的“次级民主”；如果国家政权民主不向前发展，社区民主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社区民主的发展，可以为民主政治建设拓宽基础，提供社会支柱，壮大民主力量，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从这个意义说，发展和扩大社区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对于一个原先缺乏民主根基的国家来说，大力营造这样的基础性工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存在于非国家权力系统的社区基层民主，不可能成为民主政治

建设的“主体工程”，村民自治作为一种“草根民主”，在党和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能够发展力无限宽广、充满生机的“民主草原”，但它不可能直生长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参天大树——民主的大树。

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工程”只能是国家政权民主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应该是这一“主体工程”的建设。因此，我们要在积极支持、发展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社区民主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按照邓小平同志首先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大力推进国家政权民主的制度性改造。

国家政权民主的制度性改造，实质上就是政治体制的转型问题。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十分肯定、明确，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政治体制的转型，似乎不太肯定，不太明确。实际上，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1986年多次阐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已经为我国政治体制的转型确定了一个基本框架。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主要缺陷是：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缺乏民主法制，缺乏制度，实际上搞人治。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路，我国政治体制转型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目标，是实现由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向民主的法治型体制的转变。党的十五大所提出的“迸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为我国政治体制转型指明了正确方向。

围绕政治体制转型目标，从现在起，就要着力解决国家政权民主中的一些制度性问题。

第一，理顺权力关系，调整权力结构，切实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并形成有效的“以权制权”的民主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第二，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把党的领导职能同国家机关治理国家的职能，特别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划分清楚，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党要管党”，“党要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与此同时，要切实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国家法律，领导人民依照法律治理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