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范文10篇

政治稳定范文篇1

HuangGaoxiao

【作者】黄高晓

【作者简介】南京政治学院经济学系，江苏南京210003

黄高晓(1963—)，男，广西百色人，南京政治学院经济学系讲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政府管制机制和文化渗透机制，直接、全面、深刻和持久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通过观念更新、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民主法治国家，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英文摘要】Theeconomicglobalizationhasastronginfluencenotonlyo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ourcountrybutalsoonoursocialistpoliticalstructureandsociallife.Wemustestablishandperfectanewtypeofsocialistsystemandbuildourcountryintoademocraticandlegaloneinordertomaintainthepoliticalstabilityofourcountryandpromotetheconstantdevelopmentofoursocialistmodernizations.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影响与对策/economicglobalization/currentChina/socialstability/influenceandcountermeasur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2)05-0049-05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1]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了几乎无所不能的“魔力”。经济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动力和基础，彻底打破各国国家之间的自然和社会界限，把这种无限创造力进一步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它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国际经济政治的不稳定状况，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新科技革命固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也使我国社会发展遭遇巨大的冲击，人口多、底子薄等发展劣势日益彰显。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高科技竞争格局之中，我国虽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还不具备绝对竞争优势，仍然存在着许多高科技风险和隐患。这从根本上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威胁。

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后，资产阶级学者公然宣称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灭亡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宣扬只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民主模式，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发展道路。其惟利是图的本质和惟我独尊的本性，把经济全球化演变为一场世界市场的无政府主义闹剧，给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动荡和危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这必然同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和尖锐的斗争。西方国家始终妄图以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取代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势从未停止，反而借经济全球化之名，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其实质是要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摧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对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当今国际局势并不十分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国际经济政治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和巨大的威胁。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传统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国际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全球性跨国公司利用这些有利的国际条件，主导着全球性经济发展，并且不断向各国扩张和发展，甚至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主权。[2]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必然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束缚。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活动，以及具有国际支持背景的台独、藏独等民族分离势力和“东突”恐怖组织，也对我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直接影响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更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不稳定发展状况，这也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还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的要求，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达到良性运行，否则就可能失去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同时，又必须保持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之间的和谐、平衡与稳定。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对我国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管理能力、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和治理机制、规范政府管理过程都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十分缺乏治理国际事务的经验、高素质人才、风险防范机制、政治文化支持等等因素条件，特别是全球性危机与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无疑加大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成本、政治压力、政治责任和政治负担，孕育和加剧着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和可能。在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中，这一系列新的挑战、风险、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引发、加剧和激化社会政治不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各国在政治发展方面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认同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多个方面的危机，这无疑又加大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目前，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外来文化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影响和渗透。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价值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信念的变化，从而有可能使中国公众对本国政府产生政治认同差异、政治信任偏差、政治情感疏离、政治评价分歧等等，引发或者加剧人们的政治思想混乱和政治心态的不稳定，产生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乱。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近年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货币汇率、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的各种经济波动，都直接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所特有的多米若骨牌般“溢出作用”和“联动效应”，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引发我国固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与社会利益矛盾，加剧国际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使经济不稳定进一步上升为政治不稳定。比如，我国加入WTO后，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农业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下降、某些国有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破产、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和其他社会不稳定问题，它们都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经济政治发展也对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双向互动过程，集中表现为“国内经济政治国际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国内化”。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经济全球化直接地推动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世界一体化，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但在文化上仍然是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整合并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还没有出现一体化的可能性。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功能性影响，更有结构性影响，是一个结构功能关系的整体互动或者制度化发展过程。总的表现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控制为核心、文化整合为归属，使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逐步达到制度化的发展格局。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破坏安定团结的不利一面，也有促进政治稳定的有利一面。总起来看是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但是不利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首先，必须树立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稳定观。在全球化条件下，要维护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既不可能实行闭关自守式的绝对稳定，也不可能实施高度集权压力下的极端稳定，而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和保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为基础，争取实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化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和作用，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保证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发展。其次，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社会稳定大观念，实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稳定与协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已经十分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发展进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已经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稳定，就必须保持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稳定。以经济稳定为基础，政治稳定为核心，文化稳定为关键，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再次，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稳定新观念，坚持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绝好历史良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在社会全面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首先，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实行对外开放，全面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走一条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实行中国社会与世界发展之间良性互动、全面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按照WTO的基本法律框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促进现代化建设。其次，不断地调整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改革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合作机制。要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技术合作，巩固国家安全合作的国际经济基础。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同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双边和多边合作渠道，开拓和完善我国国家安全合作机制，保证我国主权的安全统一和政治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结束语：积极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实现世界与中国之间的均衡发展，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达到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性质和特点，积极探索和运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和文明的发展道路。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开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不断开拓，取得更加可喜的成就。

收稿日期：2002-03-06

【参考文献】

政治稳定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农民心态；农民行动；信念基础

一、稳定形势的测量：文献评论

近些年来，关于国内农村稳定的形势，人们的意见和判断并不一致。[①]这一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有关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在此，笔者拟讨论的即是，有关评判与理解稳定形势的框架问题。亨廷顿曾提出：正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人们所熟悉，并为人们所接受的那样，政治秩序的标志，以及在暴力、政变、暴乱和其他不稳定的形式中丧失政治秩序，也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可以计量的。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促进政治秩序的途径和手段，也应该是可能的（亨廷顿，1998：序言11）。罗伯特。达尔以冲突的“弥漫性”（每10万人中的参与人数）、“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持续性”和“冲突总量”来测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稳定状况（罗伯特。达尔，1987：102）。法伊拉本德等学者则将六个方面的指标，即：官员的开除和辞职，和平示威和罢工，骚动和暗杀，大规模逮捕和囚禁，反抗，游击战、内战和革命家，作为测量世界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一种尺度”（罗伯特。达尔，1987：111）。

然而，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稳定形势的变化及其现状，至为困难的问题却在于，确立评判稳定或不稳定的计量标准。正如有人曾承认，“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政治稳定不同于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能够以较为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张厚安等，1995：901）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当今中国农村稳定研究中的一个明显不足。

关于稳定形势的测量与预测，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为之。比如，有学者曾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种评价体系，即：一方面，从纯理论的视角应有三种指标评价体系：1）社会稳定度指标体系，如稳定级度量表等，此为事实评价。2）稳定类型完善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类型本身状况所作的评估，此为类型评价。3）目标耦合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匹配状况的评价，此为价值评价。另一方面，如从比较的视角，既可与理想的稳定状态比较，也可与本社会自身历史上的稳定状况比较（陆雨辰，1992）。但在如何细化指标上他并未有更多的意见。还有学者提出一个评价农村稳定状况的“两个向度的分析框架”：一是政治稳定的四个基本指标，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二是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张厚安等，1995：19、902）。这一框架对农村稳定形势的评判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如何进一步细化指标，如衡量政制、政权、政策、政局状况，衡量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等方面，他们也未设计出更精当的指标。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来自国家计委的课题组。该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主观指标即指“社会心理”，如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经济生活、政府效率、环境状况、文化生活、国家地位、家庭生活、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的看法和满意程度（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9）。相对而言，这一设计更为全面、系统，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结合起来尤具创意。但问题在于，它的多样化指标中往往发生交叉、重合，如“暴民暴乱”与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再如“社会冲突”中的自杀自虐与“社会问题”中的酗酒自杀，有时也是难以分得清楚，因而不便操作。

另一个课题组也主张用客观指标和“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来研究社会稳定。他们提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二是社会制度。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2002）。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大众心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文献资料颇多。江流、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人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自1994年问世以来，每年总有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报告。近年来零点调查公司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如在《观察中国》一书发表《1996—1997：中国都市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公众心态分析》，此后每年他们都继续做这方面的调查（零点调查公司等，1997）。国家统计局也曾发表《2002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03）。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则提出，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要反映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政府有效性、利益保障机制和秩序稳定状态。其指标体系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反映社会稳定的常态，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2003）。这套指标体系也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特点，但也有可待商议之处：一是“常态指标”与“突变指标”之间界分的依据何在？实际上，其中的“突变指标”如腐败指数、示威游行指数和党派对立指数，在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是一种常态。二是如此复杂的指标不便操作，对研究者来说由于难以获得相关的可信数据，其应用性不强。后一种缺陷，同样出现在阎耀军所设计的“社会稳定评价指标体系”上（阎耀军，2004）。

二、研究设计

1.分析框架

笔者以为，对农村政治稳定的评判与测量，未必要面面俱到，只要能抓住根本、并具可操作性即可，而其关键在于确定核心指标。在当今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核心与根本是党和政府的统治基础问题。对这一统治基础，既可从社区内部，对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秩序进行分析（如王晓毅，2000）；也可上下结合，对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农村社会本身的心态与行动状况同时进行分析。相比较而言，后者的视野要更宽阔一些，更有利于对农村稳定的研究。鉴此，笔者主张从后一视角入手，分析党和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

何为“统治基础”？在这里，笔者将它看成同“权威基础”相近的概念。除了离不开暴力基础外，它还应包括：认同性基础，即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状况，“这是政治权威获得遵从或承认的必要条件”[②]；程序性基础，即权力需通过合法的程序而获得、维系；绩效性基础，即政府对国力提升、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效能。对政治稳定来说，这四种基础皆不可失，但相比之下，认同性基础更具根本性。

本文不打算讨论政治统治的暴力基础、程序基础，而拟主要从乡村社会成员的视角分析其认同基础和绩效基础，即主要了解农民和基层干部在三个方面的心态与价值取向：（1）对公共权力及其组织的认同，即对党和政府的评价状况。这里，我们将从“历时性评价”和“分层性评价”来收集农民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对公共权力的实际绩效的评价与认同状况。（3）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态度，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与愿望。

“认同”与“评价”虽然主要是一个心态与价值取向的问题，但这种心态与价值取向往往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为此，笔者拟同时分析农村社会本身的行动状况，看看其成员对自上而下的公共权力持有怎样的行动反映，即主要研究农民和基层干部表达对党和政府意见与不满的行为方式及其行动频率的递进性变化。人们表达意见的行为即为政治参与，其方式既有“体制内参与”，如投票、竞选、信访、向领导直接提意见、检举、投诉、行政诉讼等，也有“体制外参与”，如拉关系、接触、行贿、静坐、请愿、抗议、游行、罢工、暴力冲突等。

依此，笔者主张从农村社会的“心态”与“行动”、亦即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评估农村社会的稳定状况，如表1所示。笔者以为，“心态”与“行动”是测量认同基础与绩效基础、从而统治基础的两个有效尺度，前者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评判与选择取向，后者反映了人们的实际作为状况；前者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后者反映的是人们的客观行动。通过对“心态”与“行动”的勾连性研究，我们即能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做出较为准确的把握与预测。

2.基本观点

关于农村政治稳定格局的变化，本项研究系以四个递进性的基本观点为基础。

其一，农民表达不满的行动方式呈现出递进性的“三步曲”特点。一般地，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式；然后，才会选择“迫逼性方式”；最后，即有可能实施“对抗性”行动。

其二，农民表达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行动方式，反映着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农民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心和价值取向，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比如，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如上访。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集体围攻基层组织、“闹事”，以引起上级重视并逼迫其解决问题。但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或者出于“认命”观念，安于现状，进行“日常抵抗”，或者直接行动起来自谋解决问题，如策略化地进行抗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武力抵抗等。

其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是农民权利意识上升、相对剥夺感增强和组织能力提高的后果，同时，更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城乡隔离为核心的宏观体制和政策，以及干部作风影响的后果。

其四，以政治性冲突为表征的农民行动之所以能迅速扩散并蔓延，与乡村社会在与“外界”（如政府）的交往中处于相近的不利地位有关。换言之，如果宏观体制和政策不作相应的调整，有可能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乡村社会就有可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基层干部也有可能溶入乡村社会、并带领农民“一致对上”，出现稳定压力自下而上传输的后果。

笔者已在另文从农民行动方面分析了近二十年来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变化特点，并对“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理论框架作了初步的阐述（肖唐镖，2003a）。本文则应用上述分析框架，以农民主观信念方面的系统数据，观测农村政治稳定的总体形势及其基本走向，对这一分析框架作进一步的讨论。

3.资料来源

本文据以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连续数年的案例和典型调查基础上，自1998年以来所做的数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③].它们是：

1.1998年10月—11月，对江西省7个县市29个乡镇536名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这7个县市分布在该省的6个地市（全省共11个地市）。本次调查的方式为非随机抽样，系笔者及调查组的同志在各县按“好、中、差”的类型选择乡镇，请在家的乡镇干部全部集中到会议室分别秘密地填写问卷。调查主持人在现场巡视、监督全过程，随后将全部问卷带走。

2.1999年10月—12月，对江西省C、T两县40个村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其中C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该次问卷调查，是在对40个村委会选举进行现场观察后完成的。对乡和村，系按分层比例抽样方式分别选取样本，每县选取5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4个村。对村干部，则采取非随机抽样方式，在每村皆对“三大头”（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进行调查，共取得了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

3.2000年12月—2001年1月，对江苏省H县20个村400个选民和60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方式同于1999年对江西省40个村的调查。该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2000年7-9月举行了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此后我们进入5个乡镇的20个村进行调查。

以上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共有三类，即：对1200个选民的问卷资料；对17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对536个乡镇干部的问卷资料。对以上调查资料，笔者使用spss8.0软件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并结合调查中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资料进行比较。

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评价

在多年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听到农民对不同层级的政府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对不同时期的政府也有不一样的议论。有农民这样议论：“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坏人，村里是恶人。”或者说，“现在的共产党不像原来的共产党，现在的干部哪有时期的干部好？！”2002年笔者在北京郊区和苏南农村调查时，农民向我们这样诉说：中央政策是好，就是被下面那班人念歪了！在江西农村调查中，笔者还听到过相反的说法。一位老共产党员曾向笔者忿忿地表示：现在的政府对农民都是黑的，自上到下一个样！

那么，这样截然不同的意见在农民中是一个怎样的分布呢？

1.对政府的历时性评价

在调查中，笔者曾向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了解他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看法。结果如表2所示，认为当前干群关系良好的人，只在村干部中超过了半数，而在乡干部和村民中皆有过半数的人认为关系并不好。

表2描述了人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一般看法。问题是，他们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干部是否有不同的评价呢？表3、表4和表5反映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看法。表3和表4将建国以来的干部分成四个时期，即：解放初期的干部，时期的干部，80年代的干部，90年代的干部。调查表明，村干部和村民群众对各个时期干部的评价之频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村民和村干部中最受喜欢的干部都是解放初期的干部，次为时期的干部：“最不喜欢的干部”都是90年代的干部。也就是说，在村干部和村民中，80年代干部和90年代干部的民望最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性评价？表5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部分原由，那是因为“现在的干部有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差了”。

2.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

从对干部的历时评价看，农民对晚近干部的反感程度较高，这似乎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依此判断，干群关系即不能不紧张，农村稳定的形势不容乐观。但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农民认为各级政府的干部都是一样的、还是会有所不同呢？[④]

表6是对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的调查数据，从中可见，他们对上自中央、下到村数级组织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但频率曲线却是一致的，即：无论是在乡干部中，还是在村干部中，或是在村民中，中央的威信都是最高的，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换言之，在他们看来，遥远的、抽象的上级政府是好的，而身边的、常接触的政府是差的甚至是坏的。[⑤]据对村民的交互分析，在认为中央威信较低或很低的37个村民中，同时认为省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县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乡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26人，认为村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14人。这表明，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国家形象”是分层的、不一样的，否认所有政府（及村组织）威信的村民仅占1.17%.由此可见，他们对党和政府还是持有基本的认同，换言之，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仍有较强的认同。

农民为什么对各级政府会有这样的不同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身的经验感受范围有关。表7反映了三个群体对乡镇干部作用的看法，其中，乡干部对自身的评价较高，42.9%的乡干部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大的帮助”，另有42.9%的认为“有一定的帮助”；但在村干部中，仅有近五成的人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一定的帮助”，另有近四成的村干部认为“在少数情况下有帮助，或完全没有帮助，或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添难。”在村民看来，乡干部对他们的作用就更小了，只有4.6%的村民承认“乡干部有大帮助”，17.3％的人认为“有一定的帮助”，近五成的村民反映“完全没有帮助，或反而会添难”。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农民对乡干部威信的评价就不能低了。

很显然，农民对身边干部的这种低评价、甚至敌视心态，对农村稳定的影响是负面的，它很容易激起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集体性行动。由此，即不难理解近些年来集体性事件何以频发这种现象。但另一方面，农民将基层政府与干部同上层政府“切割”开来，并做出不一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

四、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

分析农民对政府的评价与信心，除了了解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与认同状况外，还可以通过了解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与预期来反映，因为它能在较大程度上表明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及其实际绩效的评价。

表8说明，绝大多数的村干部（占95.9%）与村民（占88.1%）承认，自家现在的生活比时期“大有好转”或“有一定好转”。表9反映了同国家计委课题组的调查不太一样的情况：与1998年前后城市居民“信心不足”不同，在2000年前后，多数农民尽管反应“负担很重、生活艰难”，但有半数以上者相信今后国家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应当说，这种对生活和未来的乐观心态是农村社会对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支撑。

但值得注意的事，与村干部的预期不一样的是，村民对今后农村形势的预期，却没有对国家未来形势那么乐观，仅有近四成的村民相信“今后农村的形势会越来越好”，有14.8%的村民认为“会越来越差”，另有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实际上，这种情况与前引农民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是相同的，就像对上层政府的评价较高一样，对国家整体形势的预期也较好；相反，对身边的干部（乡村干部）及其治理能力的评价与期望却较低。

五、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状况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在于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反之，政治革命的目标即对社会制度的“破旧立新”。在1949年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这是国家虽历经动荡（如“”）而不曾动摇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如今的农民对社会主义又怀有怎样的感情呢？从表10可见，在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的村民（81.1%）和村干部（85.5%）仍然“希望国家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明确表示反对者仅占极少数（皆不到两个百分点）。对社会制度的这种感情与心理的认同，无疑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政治稳定的强大的社会基础。

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现行建设的看法。如表11所示，在村干部和村民中觉得“国家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到五成，远远低于表10中的肯定项。在农民看来，“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开放性访谈收集到的资料看，大多数农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幅这样的景象：人人平等，生活幸福，没有剥削，共同富裕。换言之，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及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显然，农民的这种心态和评价表明，农村政治稳定已面临着挑战。

六、讨论

1.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

综合上述描述，可见农民心态与信念的总体状况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如1990年代）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未来国家的发展较为乐观，但对未来农村形势却信心不足；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从这样一幅心态与信念图像，可见当前和近一个时期的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尽管近年来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有所增加，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稳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依然认同于现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框架，并无意变革之。因此，当前农村尚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就此而言，本人以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治理出现了危机的变局（肖唐镖，2003c，2003d），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

第二，但是，鉴于农民对身边亲历的或现实中的境况，如晚近的干部、可接触到的干部、农村的形势、实践中的社会制度有较低的评价，已有较多的不满，这为农村社会埋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更进一步说，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只要一遇农民负担、干部作风之类的“导火线”，就极容易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的政治性群体事件。由此，便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农村稳定格局的转型实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不过，“忧中有喜”的是，目前这种不稳定事态的目标是短期的、微观的，而非中长远的、宏大的，针对的是有关的政策（及其执行者），谋求的是解决身边的现实问题，而非要求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

第三，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群体性事件已主要表现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与基层政府的抗争。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国家不改变“二元性”的宏观治理体制与政策，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仅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集体性行动还将继续发生，而且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可能逐步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由此，农民行动就有可能普遍走向笔者所指的“农民行动的第三步”，并蔓延成非局部性的政治性动荡。

2.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分析与理解框架

笔者对江西的跟踪研究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冲突已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已从农户与农户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主要围绕资源利益纷争的民间性冲突转变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冲突主体已是农民和基层政府；另一方面，农民对政府的行动已从“沟通性”走向“迫逼性”和“对抗性”，尽管体制内抗争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体制外行动已明显增加（肖唐镖，1997，2002，2003a）。这一结论系以农民行动为视角而分析得出。本文则从农民心态方面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所作的分析，对此结论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实际上，农村稳定形势的这种变化也已得到其他学者的验证（赵树凯，2003；于建嵘，2003；王晓毅，2003）。他们的研究表明：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对农村稳定形势有日趋紧张的共识，但对“紧张程度”的判断、以及各自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并不一致。赵树凯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农村冲突的变化及其机理（赵树凯，2003）。于建嵘则侧重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农民与政权的对立正在向对抗性发展，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的结论（于建嵘，2003，2004）。于建嵘的这一观点，尽管已有章家敦（2001）、白沙洲（2001）等人的呼应，但本人并不苟同。本人同意“风云一号”对于建嵘的批评（风云一号，2004）、以及李昌平关于“中国现在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的判断（李昌平，2002），并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危机与困境，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笔者研究所依据的是一个两维框架：一方面是“农民的表达行动”，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心理”，即农民对政府与社会制度的信念的变化。通过对农民“心态”与“行动”的综合分析，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能做出如此把握与预测。

在西方学界，对于政治稳定的解释，曾经历从早期的“整合不良理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再到此后的“社会建构论”的演变（莫里斯、缪勒，2002）。“整合不良理论”通常以“相对剥夺”或“社会纽带崩溃”来解释冲突或不稳定状况的出现，如摩尔、亨廷顿、沃尔夫的研究。而“资源动员理论”则关注政治国家的成长和民众权利意识对冲突的影响，如梯尼对“民众集体行动能力”与“权利意识成长”的关注，斯克科波对国家能力的关注（斯克科波，1998），斯科特对民众“社会心理与价值观的变化”、如“道义经济学”的分析（斯科特，2001）。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源动员理论”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分析和理解稳定状况的基本框架。

对中国乡村稳定形势的理解，学者们主要也是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而展开。这表现为两个角度的选择：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政府或国家的角度。从农民视角，研究者们强调，冲突与不稳定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郭正林，2001）；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张厚安等，1995；赵树凯，1999）；现代化引起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党国英，2001）；乡村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起，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邱新有，2001）；农民公正观念的变化（王晓毅，2003）。从政府或国家视角，学者们提出，冲突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作风差（方江山，2000）；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状况（赵树凯，2003）；对农民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滞后（KevinO''''Brien，2002；ThomasBernstein&XiaoboLu，2003；孙立平，2004）。本人以为，从社会主体及其行动的视角看，政治稳定状况，说到底还是各种政治主体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在互动中和谐与否的状况。因此，从政府、民众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的理解入手，应是解释稳定状况的有效路径。据此，笔者在强调国家宏观政策与体制的影响的同时，尝试着从“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视角来理解之，强调：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肖唐镖，2003a，2003b，2003d）。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尽管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分析稳定的学者日众，但尚少人对之展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如从各种相关性的变量的比较中来测量国家因素对乡村稳定的影响，在长时段中考察农民行动的变迁，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行动与心态、及政府应对策略的比较研究，关注者甚少。当然，即使在西方，正如著名学者扎尔德的评论：一直到最近为止，即便是“国家研究视角”也“只不过刚刚开始对这一领域的分析而已。”（莫里斯、缪勒，2002：392）

主要参考文献

白沙洲，2001，《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明镜出版社。

党国英，2001，《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东林党，2003，《农民缘何选择上访而不是上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方江山，2000，《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的分析》，人民出版社。

风云一号，2004，《我看农村形势——兼与于建嵘博士商榷“农民有组织抗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研究论文库》5月。

郭正林，2001，《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总第19期。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9，《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着分析》（1998年度院管课题），3月印。

国家统计局，2003，《2002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报告》，《中国政府创新网》5月。

亨廷顿，1988，《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李连江、欧博文，1997，《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李昌平，2002，《“三农”问题会不会导致中国崩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研究论文库》9月。

零点调查公司等，1997，《观察中国》，工商出版社。

陆雨辰，1992，《关于社会稳定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理论》第1期。

罗伯特。达尔，1987，《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莫里斯、缪勒，2002，《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邱新有，2001，《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稳定》，《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2003，《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纲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学》第4期。

斯科克波，1998，《国家与社会革命》，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

孙立平，2004，《回顾2003政治：构建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

王晓毅，2000，《村庄结构与村庄内部的紧张》，《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2003，《冲突中的社会公正——当代中国农民的表达》，《中国社会学网》9月。

肖唐镖，1997，《在综合建设基础上将农村改革与发展推上一个新台阶》，《全国部分省市政策研究室调研工作研讨会》，9月乌鲁木齐。

——，2002，《中国农村基层权威基础的变迁与延续——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的一项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北京。

——，2003a，《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农村政治稳定状况的变化》，《二十一世纪》第2期。

政治稳定范文篇3

[关键词]体制变革；政治稳定；系统论

近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系统发生重大变革的次数明显增加，显得不稳定而脆弱。系统论的观点将有可能为我们提出一条解读体制变革的途径。

纵观历次政治变革，可以发现有如下三点特征较为普遍。第一，在出现剧烈社会动荡之前社会已经矛盾重重。第二，政治系统都已经无力应对过多的要求输入，而支持的输入却在减少。伊斯顿就认为过量的要求输入会直接导致政治系统崩溃。第三，原有政治系统曾在剧烈变革发生前试图通过发起一些渐进的改革来化解社会危机，最终却反而加剧了变革步伐。并非巧合的是，在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历次变革也通常是发生在现代化即将起步或经济正快速增长时。政治系统内部所作出的各种改革措施，不论其是希望直接通过消解社会矛盾来消除危机还是通过拉动经济增长间接获得合法性支持输入，最后都往往成为了革命的催化剂。

要求和支持的形成是不同子系统整合的结果。通过“反馈环”作用，政治系统可以以输出的反馈来影响子系统。本文将分析变革过程中影响政治系统稳定的几个重要子系统，包括社会内部环境中的文化系统、历史系统、制度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社会外部环境中的国家间互动的国际关系系统。

一、文化系统

语言、宗教、民族性格是系统内文化作用于社会的主要力量，语言与宗教都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之一，而民族性格则是文化的必然产物，民族性格的形成必然伴随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区域内独特的文化产生出独特的政治文化，而这是影响变革稳定的重要力量。

利普哈特教授在试图将民主国家划分为多元社会、半多元社会和非多元社会时，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语言是否存在差异。根据他的这一分类，英国被归于非多元社会中。而苏联则分为四个不同的语系：斯拉夫语、乌拉尔－波罗的语、罗马语和阿尔巴尼亚语。这种语言的多元导致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语言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其语盲中一部分是东方的，一部分是亲西方的，它强调了地区间的差异。

英国自16世纪以来奉行的压制天主教徒的政策在光荣革命中成功地起到了维护英国独立和反专制王权的作用，但在此之后，压制天主教徒就成为一种民族歧视和压迫，对此几乎所有爱尔兰天主教徒都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但极其幸运的是，宗教矛盾在英国非但没有像在俄国那样成为体制变革出现剧变的导火线，反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作用于政治系统，促进了系统平稳的改革。1823年爱尔兰成立天主教同盟，其首要奋斗目标是使爱尔兰天主教徒获得公民权，把天主教徒送进英国议会。1828年该组织在政府的巨大压力下参加议会选举并一举击败对手，选出天主教徒议员，它导致了托利党保守势力进一步自我分裂并为和平的宪政改革打开缺口——保守派政府不得不为天主教信徒当选为议员制定了《天主教解放法》，其对英国宪政原则(天主教不得进入议会)的修改使得保守派“保卫传统完美宪政”这一拒绝变革的借口不攻自破，为政治系统矛盾的释放开辟了一条道路。

相关研究已经证明民族性格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心理对于变革过程中出现政治不稳定可能性的影响程度超出人们通常所能预料。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失控现象往往和群众心理的失控密不可分。这种失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民族性格越是激进而缺乏妥协因素，在变革进程中群众的个人的判断力和自持力也越容易消失，进而变成少数领袖手中狂暴的工具。勒庞认为，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第二，变革进程中各派别的领导人物自身往往是非理性的，在他们所宣扬的理性背后实际上是受到一种非理性力量所控制。

英国国民和苏联国民在民族性格上的差异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虽然变革派的努力被保守势力一次次镇压，甚至出现流血镇压，但英国民众保守性格所产生的对宪法原则的尊重使得试图诉诸暴力革命的集团始终是少数派，有些时候中产阶级因为惧怕变革演变为暴力革命。相反苏联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因素使得国民在利益纷争面前很少试图去寻求一条和解的道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解决纷争的最常用手段。

二、历史系统

历史系统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影响对政治系统的输入：直接方面来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制度、法律、习俗等直接输入并影响着政治系统。即所谓的“路径依赖”特征。从间接来看，影响系统输入的不仅仅是制度，整个政治体的历史演变都会对政治系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十月革命前的罗曼诺夫王朝自彼得大帝统一以来一直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加上这一制度设计在当时曾经给俄罗斯民族带来过前所未有的辉煌，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大国冲动的影响下有着重振国威的强烈愿望，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则是有历史先例的成功选择，加上原有村社制社会结构的影响，于是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摆脱对原有制度的依赖走上民主化是困难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使得政治系统的矛盾不断积累而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重构来消解，一旦这一矛盾达到政治体能够承受的临界点时，政治系统的变革措施就很容易产生过激现象。反之英国人对历史的依赖表现出强烈的保守性、妥协性倾向。专制王朝给人们留下的回忆是短暂且不像俄罗斯帝国的辉煌那样是值得留恋或向往的。

民族矛盾时常在体制变革过程中爆发出来加剧政治不稳定。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作为一个输入政治系统中的子系统，必须先经过一个形成要求与支持的过程。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其作为历史系统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要求输入到政治系统当中。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1832年宪政革命主要是一场民主革命，以及英国当局在民族问题上执行较苏联相对缓和的政策。反观苏联，其本身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就是错综复杂的。从1547年沙皇俄国建立到1917年被推翻，沙俄先后征服的民族多达120个。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激励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苏联建立后民族矛盾更加复杂，主要表现为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加盟共和国之间，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矛盾的相互纠结。不可弥合的国家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和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本身就成为了体制矛盾的一部分。这种民族矛盾与体制矛盾之间的重合所直接导致的就是政治系统在进行变革的时候民族矛盾作为子系统的一部分产生大量的要求输入政治系统，而对于对政治系统原有的支持，无论从当局，还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都有严重瓦解作用。

三、制度系统

尽管制度在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总体来说，制度，尤其是那些具体可考察的制度设计，如成文法、规则、政策等主要还是由政治活动参与者或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主导，即，制度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可以看成是政治系统的一种反馈，而作为反馈环中的一支，二者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笔者试从制度的创造机制、反馈机制以及创新机制这三个控制点切入进行考察，这三个控制点代表了制度设计的三个基础过程——设计、实践反馈与应对创新。

制度设计是政治系统实现对子系统反馈的主要手段之一，合理的制度能够有效延缓、消解社会矛盾的积累，对于苏联来说，制度的设计往往不是通过历史发展反复验证、积淀、适应得来。而是官僚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必然决定了这种制度设计是频繁失败的。一方面，一些具有超凡魅力和巨大影响力的领导者作出的决定往往成为僵死的教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严重不适应于环境变化，造成对政治系统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制度设计机制缺乏连续性，每个当权者在当选后凭借对社会形式的个人解读往往全盘推翻前任的制度安排。在英国，议会内的两党实现了不同利益影响下权力的博弈，成熟的文官制度也能起到这一作用。他们共同促进了制度设计的合理化和社会矛盾的消解。同时英国宪政改革之所以没有最终演变为法国式的激进变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通过议会进行和平斗争，这种斗争其前提正是得益于英国宪政制度中的软性成分，它使得通过议会达到和解的大门始终无法被贵族保守力量关死。而在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托利党内部温和派的倒戈也为化解矛盾铺平了道路。于是两系统在对待体制创新的问题上，同样面对即将爆发的革命形势，同样作为保守力量，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试图通过拒斥变革来保全既得利益，英国的贵族寡头集团则不反对通过变革来保全既得利益。

反馈机制方面，苏联由于其外生型政党环境下“议行合一”体制缺乏外部监督，内部监督脆弱，官僚结构臃肿庞大，政治系统的输入、反馈过程复杂低效，政治系统的有效反馈因种种原因无法作用于子系统。而英国由于内生的两党制下外部监督与党派内部的不同派系(共同立场下温和或激进的不同态度)形成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作用，政治结构较为简单，能够对子系统作出快速的反馈。创新机制方面，苏联超稳定的官僚特权集团为保护既得利益拒绝制度创新，无法对深层次矛盾作出反应。制度的变革往往以不触及小集团利益为底线，官僚集团控制大量政治资源，制度创新阻力重重。而英国的贵族特权集团在面对即将激化的社会矛盾时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化解矛盾。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处境日益孤立，所掌控的政治资源越来越小，改革阻力随形势发展而减弱。

通过对制度设计的三个关键点的比较，很阴显地可以看出作为政治系统子系统的制度系统对政治系统本身的强烈影响力。低效、反应迟钝的制度设计无助于维持甚至削弱输入政治系统内的支持，同时由于其无法准确而及时地反映社会矛盾而造成社会矛盾积累，进而转化为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中。具体来说，苏联制度设计的问题在于系统内部，输入系统的要求由于声音(即利益代表机制)不足够大而被低效的官僚集团所忽略。要求在积累过程中不断被混缩、增强，一旦政治系统本身开始试图变革，被加强的要求纷纷涌入政治系统内部。其中有很多要求已经强到政治系统无法对其作出反应而被直接输出，要求纷纷“绕过”政治系统而直接进行博弈，在带来社会动乱的同时人们对系统有效性将会产生怀疑。

四、经济系统

英国在1760年到1820年这段时间处于国家实力迅速上升阶段。在此期间人口由650万骤增至1200万，这极大地归功于死亡率的下降。具体到个人来说，低死亡率来自于“环境的改善，如住宅的改良、饮水的清洁、垃圾的处理、衣着的舒适，尤其营养的注意等等”。对于农民来说。农业技术的引进改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劳动生产效率，在满足了英国大量增加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之外还解放出大量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另一方面圈地运动带来的农村雇佣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一个额外效应也应注意，那就是农民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土地的自由元素，而或多或少地依附于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农场主。历史证明，处于松散、自由状态下的农民在变革发生时更有可能倒向激进变革派，而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相对温和性使得依附于其上的农民在变革发生时竟也保持了相对的克制。这一时期的英国，其综合国力已经位于欧洲首位，而其近邻法国在大革命中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这种相对富足感使得守旧派得以借机麻痹人民，他们拿法国革命引起的饥荒、混乱与“自由”、“平等”划上等号，并反衬英国的相对温饱和平静，为政府辩护，讽刺英国激进派的改革活动。这些在客观上也对过热的革命形势起到了降温作用。

对比苏联国民收入的部门构成。1960—1980这20年间工业部门始终保持在53％到50％之间，农业部门自1973年后下降，从1973年前的20％-24％之间降至只有15％，社会总产值的部门构成也有类似情况。在同时代居民生活水平方面，苏联居民的相对被剥夺感尤为强烈，它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按人均计算，1989年苏联的GDP为美国的30％，工业产值为42％，农业产值为38％。同时苏联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且随时间增长不断扩大，以解体后俄罗斯1995年的情况为例，表1显示远东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不到中央地区的四分之一。关于居民收入，1995年莫斯科市民人均月收入1804000卢布，而印古什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分别为11600和19300卢布，相差十倍左右。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相对被剥夺感是一个能够极大加剧革命程度的危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苏共官僚也没有人认为苏联可以不通过变革而摆脱困境，这种悲观的情绪随着经济改革的失败逐步蔓延到政治系统内部，严重影响系统稳定。

五、国际政治系统

国际政治系统属于社会外部环境范畴。它同样会以要求和支持的形式输入政治系统。伊斯顿认为：“国际系统和一般系统相比，只是组织水平不同而已，但在其他各个方面，国际系统同样可以用适用于一般称之为国内政治系统的概念模式加以分析和探索。”也即，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反馈作用间接地影响国际政治系统对政治系统的输入，达到在变革过程中控制其程度的目的，但这首先也是必须建立在政治系统对国际政治系统的输入作用具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上。

政治稳定范文篇4

邓小平思想衍生的政治稳定机制系统规划

从政治的角度看，要实现并保持稳定，必须处理好权力问题。新中国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具体行使权力的只能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或委任的官员，于是人民与代表或官员就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主体，政治能否稳定便取决于他们获取权力的过程是否公正合理合法，内部和彼此之间对权力的分配、使用是否协调有序。因此，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围绕着政治活动主体，分层次、系统地进行。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结合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政治稳定机制系统作如下分解。1.制衡机制。这是指代表或受委托行使权力的部门之间能够既保持有效地行使权力又互相制衡，而不致形成独断专横或推诿扯皮。对于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史的中国而言，制衡机制的确立和坚持尤为需要和迫切。制衡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有赖于下述三级机制的健全。一是领导机制。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关，领导其他次级机关；一个现代国家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它产生，由它授权行使各自的职责，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不容动摇。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家将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为法律、规章来实现的，实质是组织并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最高权力必须统一，而不能分散，缺乏有效的最高领导，将会导致四分五裂、推诿扯皮和低效率。在坚持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结构下，我国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香港和澳门问题，并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一条明路。邓小平指出，要使领导机制有效运转，在坚持重视政治制度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培养接班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必须使党中央有一个领导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3]（P310）二是分权机制。我国的最高领导权是统一不可分的，但在次级权力上却是合理分开的，即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领导权是相对独立、各行其责的。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邓小平在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时也指出，“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作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都要坚决纠正。三是反腐机制。腐败是历史性的、全球性的瘟疫。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如果没有形成高效的反腐机制，就不能取信于民，就不能长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必然垮台。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坚决反腐，狠抓廉政建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看，要建立和完善反腐机制，就必须根据互相监督的原则成立专门的机构，并制定专门的法律。邓小平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4]（P160）为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都相继成立，并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规、文件。2.控制机制。这是指国家机关要有抵制非理性躁动、控制社会全局的功能。但“控制”绝不能等同于过去封建的“专制”“家长制”“一言堂”，而应在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指导下，通过一系列二级政治稳定机制来实现控制动乱、保持社会政治有序有效运转的目的。一是预警机制。各级政府应依托现有的行政系统、党群系统建立起完整、统一、快捷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报送有关政治稳定的信息。还应鼓励成立民办的调查公司，定期对各地各阶层最满意、最不满意、最担心的问题进行科学、公正的社会调查，把有关信息及时反馈给在政府领导下的研究政治稳定的班子，争取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此，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5]（P307）二是宣传机制。当任何一个新政策、新法规出台的时候，都应及时地通过行政系统和传媒系统等各种渠道向社会、向人民群众宣布和解释。这个机制完全可以依托现有的机构建立，只是在宣传的时候，应从稳定大局出发，并提高政策理论水平，改进宣传方法，使之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6]（P211）三是缓冲机制。缓冲机制是联结社会和国家的中介体，它像一道防护层那样，缓解、吸收不稳定因素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从而保护国家政权少受或不受冲击。发挥缓冲机制作用的应是各群众组织、民间团体、学术团体以及一些利益集团甚至可以包括家庭和家族。邓小平指出：“我们相信，各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7]（P204）这就要求将一些政治功能社会化，政府不必也不能包办一切，很多事情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四是调整机制。调整机制就是党和政府调整、理顺社会各种关系的机制。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良好协调。党和政府不仅要处理好各阶层的关系，更要处理好本身同群众的关系。在当前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的时候，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政治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在新时期要把“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优良传统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统统改掉，建立和完善一些密切联系群众的新的制度。五是奖惩机制。奖勤罚懒，奖功罚过，是一个社会鞭策后进、激人向上、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措施。邓小平指出：应当有“奖惩制度”，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于得好的、干得差的，应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他还说：“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5向上的风气。”[8]（P151-152）六是纠错机制。就是要把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制度化，使党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勇于承认错误、尽快改正错误。发现错误可以依托人民群众、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介，采用举报、信访、“市长热线”、质询、曝光等制度；承认和改正错误，既需要摸索着建立新的专门的组织和制度，又需要完善各种已有的制度，如民主生活会制度等。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9]（P147）七是专政机制。就是要有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的机构和制度。国家机构中的军队、警察和《刑法》等法律及一些具体制度，就是专政机制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专政目的的有力保证。邓小平曾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10]（P169）要保证专政机制的有效运行，就要把军警队伍建设好，并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完善各种具体制度。3.消融机制。政治稳定固然需要强大的由上至下的控制功能，但也离不开社会政治自身自行融解、消除矛盾的机制。一是转化机制。就是要实现“化腐朽为神奇，先进帮后进”的政治功能。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难免会有违法乱纪者和落伍者。对于他们，第一，建立和完善罪犯教化机制。只要不是罪大恶极、法不可恕者，都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去挽救和转化他们。邓小平说：“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11]（P253）第二，建立和完善互助机制。邓小平提出，要“先进帮后进”“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中西部开发规划、扶贫计划等都体现了这一机制的有关内容和重要性。二是协商机制。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坚持下来；人民政协应当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在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彻底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旧的阶层不断分化，新的阶层不断形成，社会成员的经济、政治等社会地位处于不断升降之中，观念的迟滞和转型的摩擦使阶层与阶层之间、阶层内部之间的矛盾日趋复杂，如何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当前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完善协商机制，加强政协建设，使政协不仅可以实现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民主监督，而且可以把一切新阶层的代表吸收进来，并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使他们的利益要求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顺利的、合理的表达。邓小平强调坚持这一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2]（P187）三是流动机制。建立各阶层的流动机制对保持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和干部选拔机制更是重中之重。邓小平提出并强调：“要建立选拔干部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能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去，具体地讲就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13]（P331）邓小平特别推崇用考核或考试制度来使人才流动。他在这方面的另一个很突出的贡献是，提出并身体力行地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主持和倡导下，我国在粉碎“”后，迅速恢复了高考制度。近年来，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及各种资格考试。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使社会各阶层流动向有序、合法、合理、公正的方向努力，对保持政治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此外，在邓小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指引下，我国许多地方蓬勃兴起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国人的流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天地。一套完善的人员流动机制的建立将为中国长久的政治稳定提供十分重要的制度保障。4.约束机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约束机制，使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使政府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使宪法的宗旨切实得到实现。一是选举机制。对国家管理者最有效的制约是选举。人民对国家的所有权是通过选举来实现的。选举最高、最重要的形式是普选。关于中国的普选，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这是因为我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还不成熟，搞普选需要一个过渡，一步一步地来。“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14]（P]220）所以，不断完善选举机制、特别是普选机制，是我们的一项跨世纪的历史任务。二是监督机制。邓小平指出，党受监督非常必要。“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15]（P271）三是参与机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人民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和收入有着较大的差别，往往一条政策、一项法规的出台或改变就会牵动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人民将会日益从关心经济利益的目的出发去关心政治，积极要求参与政治。邓小平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提上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加大人民参政议政的力度。他说：“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种公民权利。”[16]（P322）他还指出，不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而应根据中国的国情，有步骤、有计划、有控制地促进人民参政的制度化建设。四是宣泄机制。也可称为安全阀机制。政府应开设供人民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的、制度化的“通道”，使人民的不满情绪能经常得以宣泄，而不是越积越多，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邓小平指出：“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17]（P273）当然，这种宣泄也是在一定的法规许可的范围内的，不等于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和机制的扩展

国家的政治稳定必须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邓小平在思考国内政治稳定机制同时，放眼全球，提出了针对国际问题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的指导思想和相应机制设计。1.明确“和平与自主”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要保持政治稳定，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有利时机，加快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18]（P228）邓小平又指出，中国人民酷爱和平、争取和平，但这并不等于为了“和平”可以牺牲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封锁、威胁，中国人民争取的和平环境，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至上的基础上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才能真正保持政治稳定和持续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准绳，也是中国针对国际问题、顶住外部干涉压力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的指导思想。2.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机制”是解决外部势力“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对我国政治稳定造成的潜在和现实的威胁的重要手段。面对外部势力的“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我们必须根据《宪法》和《国防法》有关规定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国防制度，组建和加强相应的国防机构；同时，需要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增强，全社会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和关注。其中下面两点更需要我们始终如一地予以高度重视，而不能有丝毫放松。第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外交队伍，并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也决不当头、称霸，努力团结第三世界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为我国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二，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保障“国家安全机制”有效的运转和国家安全利益确实不受损害。邓小平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19]（P395）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关心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国家的安全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总之，当代中国存在或潜在着诸多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是当务之急和千秋之需，功在当代，利在万世。我们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并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稳定机制。

本文作者：赵东平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政治稳定范文篇5

政治稳定是人类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中永恒的话题。人类自有政治生活以来,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并为人类自身提供更多福祉的追求就从未停止过。及至近代,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已经证明,惟有宪政才能为政治生活的有序性提供最重要的资源,它的规制和观念可以有效化解政治系统中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并培育促成政治稳定的因素。

宪政的规定性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人从道德观念角度出发主张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又有人从制度规范和政治运行角度出发认为,宪政是指法律化的政治等程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还有人认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①对宪政解说的多重性恰恰由于其产生过程本身就是复杂和多重的,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宪政在西方可以说是一种被称为UnintendedConsequence的东西,即没有预期到的,没有想到的结果。②它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同时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由基于人们心理活动的价值观念以及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所构成,其所蕴含的是西方世界数个世纪以来对个人与集体、公民与国家、私域与公域相互之间关系的思考、体认和对基本秩序的建构。

宪政首先表现为一整套规则。从形式上来看,总要有一部宪法或是若干宪法性的文件构成其最为基本的依据,并且是以文字体现的“成文法”,一些国家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事实上亦是一种成文的东西,只是较之于“成文宪法”而显得“不成文”,其成文于零散的文件之中,分散于大量的法律渊源之中。无论成文与不成文,宪政都不是一部法所能够涵盖的,它是以“宪法”为中心的一整套规则的结合物,这些规则是对:(1)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之界限的规定;(2)国家主要政权机关产生及其设置方式的规定;(3)国家主要政权机关之职能分工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在这些类规则当中,规则(1)是最为基本的内容,它决定着和体现着一国宪政的实质。宪政其次表现为一系列观念。人类政治生活中规则与制度的建构生发于人们的观念,作为宪政的一整套规则的背后是一系列有关宪政的观念。这些观念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个人权利本位的观念。意指国家与个人之关系中,个人优位于国家,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便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个人权利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观念构成了宪政的核心。(2)多元政治与分权制衡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可以分为两个次一级的观念:一是社会多元利益集团有效地分割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实现社会对国家的控制(制衡);二是在公权力的组织结构中各种主要政权组织机构的相互分立与制衡。(3)任何权力都不应当是专断的以及一切权力都应当为更高级的法律(higherlaw)所限制的法律至上主义的观念。宪政还表现为一种稳定状态。詹宁斯爵士在论述英国宪政产生时说:“大多数国家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都产生过正式确定政府主要机构的构成和职能的需要。秩序或许必然来自于重大社会革命造成的混乱,或者国家要摆脱外来征服者的奴役,或者需以某种方式与传统决裂,或者国家产生于若干较小的政治单位的合并。总之,创建新国家或重组一个旧的政治复合体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认为需要,就可指定某人或某些人起草一部宪法。”③这充分说明,宪政是为了保有一种稳定的状态,它产生于对秩序的需要。

并且事实证明,在人类的政治智慧中,宪政亦是维系稳定的最好方式,它可以有效地化解政治系统领域中引发不稳定的因素。政治系统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基本因素政治稳定所描述的是一种状态,意指政治系统中各要素有序的构成和运行,从而使整个政治系统处于连续和有序的状态,实现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当然稳定不等同于静止,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决定了政治系统的变革,而前者的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④

因此,政治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政治系统能够适应变更了的经济基础实现新的稳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基本的因素影响着政治稳定。1.权力因素。政治权力是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是其它要素存在、运行和变化的基础,是对政治稳定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是权力受到限制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权力传承的方式。政治经验表明,在一国的政治生活中,不受限制的权力,即无限权力是政治稳定的最大敌人(纯粹意义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里所描述的是用以限制权力的力量不足以控制被限制权力的滥用和恣意妄为),权力的无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二是在政治系统纵向结构中的最高权力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权力处于失控的状态。其对

政治稳定的影响表现在:(1)无限权力导致权力崇拜,以绝对的思想控制断绝言路,压制意见的自由表达,使得当权者在不受控制的前提下任意行事,一旦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将极为严重。我们不以最坏的恶意来估计权力的拥有者,承认他们运用权力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是,诚如波普尔所言:“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的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⑤这种结果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灾难。(2)无限权力会产生腐败,这一论点无需更多说明。因为腐败而导致社会动荡、政府倒台和政治混乱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传承对于政治系统来说至关重要。在无限权力的条件下,权力不是带来责任,它对于获得者来说意味着取之不尽的财富、说一不二的权威和无与伦比的荣耀,于是对权力的争夺成为政治活动的首要目的。这种条件下权力传承的方式有:(1)独裁者死后各实力集团对最高权力进行争夺;(2)独裁者在生前选定接班人。毋庸赘言,方式(1)必将引发政治混乱。而方式(2)由于独裁者在选定接班人时,并不倾向于选择那些有独创精神、才能卓越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不大会对独裁者惟命是从,他会选择那些相信并服从他的权威的人,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选择一个平庸之辈,而对于这样的平庸之辈来说试图在已经于前一独裁者在位时形成的实力集团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这种方式的实质与方式(1)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结论是:在无限权力的条件下,权力传承的方式极易造成政治的不稳定。2.社会流动因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1)社会流动会产生“合法性危机”。

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在社会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或者集团所拥有的资源、财富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也相应变化,特别是产生一些新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这些新势力为了能够在对价值的分配过程中获得与自身地位相符合的份额,或者不被拥有价值分配权威的势力所剥夺,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到分配的过程中来。于是经济领域中地位变化了的阶级、集团或个人会通过各种方式在政治领域中寻求与之相应的地位,谋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扩大影响力,要求对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产生:(a)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b)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政治系统仅仅维护传统势力的权威并采取一定手段来排斥新势力,那么新势力就会运用经济和社会资源比如金钱来拉拢和腐化政治系统中的各级官僚,使他们成为自己在该政治系统中的代言人;积蓄自身的力量并联合所有被排斥于旧政治系统之外的力量,将该政治系统推翻从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系统。这两种方式必然引发政治不稳定。(2)政治制度化水平不能满足政治参与的扩大而产生政治不稳定。经济增长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亨廷顿的研究表明: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那么二者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倘若处在中等经济发展的水平,二者则近乎无关联性;倘若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二者间便存在着反比的关系。

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们的社会预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释放,而经济发展的水平一旦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时便会造成一定的社会挫折感,如果社会所提供的流动机会不能有效地化解人们的社会挫折感时,人们就会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来向公共部门表达个人的意见,从而影响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在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政治系统无法对输入系统的要求进行整合,这样就会产生政治不稳定,一个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水平皆低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化程度高而政治参与水平更高的社会相比,前者会比后者更为稳定。⑦3.观念因素。这种因素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群体性观念的非理性倾向方面。在政治系统中活动着的个人的行为受制于人的观念,而单个的人除非拥有远超于他人的政治影响力时其个体行为才能够在政治系统中产生效用,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试图在政治系统中有效表达自己的意志,惟一的办法就是形成群体,利用群体的力量实现个人所无法达到的目标,但群体观念的形成并不是个体观念简单相加的结果。这是因为个体的行为往往是理性的,因为他可以预期到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并受到可能为此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承担相应责任的制约,但当个体合为群体时,这一群体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他”结成为“他们”之后,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并不等于是由“他”本身来承担责任,而群体所受制裁分担到个人的量也会和群体构成之数成反比,于是在群体的状态下,责任主体出现缺位,作为群体构成单位的个体行为便失去了约束,其所反映的正是群体在观念上的非理性。

这将进一步导致(1)群体会无视现存的规范,并变本加厉地去破坏这种规范,以释放个体受制于规范时所积已久的愤恨,从而产生政治动荡;(2)非理性的群体观念容易受到蛊惑和左右,特别是受到群体中领袖观念的影响,“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⑧。于是在一个群体中,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群体只有一位被视为或被吹捧为“真正”的理论家,也只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大脑在思考,同时也只有一个声音在说话,当领袖的观念经过某种方式进入群体中个人的头脑并产生一系列的后果时,任何试图与之对抗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样集聚起来的力量对一个政治系统来说极具有破坏性。宪政的政治稳定功能1.宪政对权力进行控制,能有效避免权力的滥用。从制度的角度来体认宪政,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既被统治而又不受压迫”这一问题的漫长而痛苦的试错进程的产物。试错的结论是:为保证统治的有效性、合法性和稳定性,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限政”成为宪政的重要价值。如果从更深的层次探究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的合理性,它源于一种对与权力有着密切关联的权威的不信任。而事实上,人类社会要保有秩序就不可能不存在权威,宪政主义者们所防范的只是不受限制的权威,“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⑨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于是在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便通过对公共权力的分立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使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同时也使权力的拥有者不具备任意发号施令的政治资源,避免对权力的滥用,保持政治稳定。2.宪政为各种政治主体的活动提供制度性规范,可以有效化解政治冲突中的矛盾。政治系统中各种政治主体力量对比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政治冲突,为了不使这些冲突的主体在冲突中互相消灭对方最终同归于尽,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便会形成一套规则(制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制度产生于各种社会势力间的分歧和相互作用;它是解决各种社会势力间分歧的程序,也是组织手段逐步发展的结果。”⑩这种规则将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地化解冲突,使冲突中的双方或多方都能够获得自身的利益,从而保持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这种规则在现代社会中集中体现为宪政规则。宪政规则在两个领域中具有突出的稳定性功能:(1)它可实现权力传承的合法性,避免因争夺权力而产生的流血事件发生。波普尔的分析认为,政府有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形式的政府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推翻,如普选,也就是说,该社会制度提供了被统治者可能推翻统治者的方式,而该社会条件也确保这些制度不会轻易地被那些握有权力的人破坏,这可以称作民主的形式。第二种形式组成的政府,被统治者除了举行成功的革命之外,无别的推翻政府的出路,这可以称作是专制的形式。

在现代社会,宪政成为民主制度的最重要政治资源,宪政构建了民主政府的框架的同时也为基本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切必须的权利和保证。(2)它有利于政治主体在既定的制度中参与政治活动,运用权力,实现利益的表达,并且可以将各种要求进行整合,使政治系统始终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利益的表达从而影响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一定的争端和冲突,所以建立一套宪政体制,“从而,当发生重大争端的时候,体制所规定的程序能够避免各种僵局、拖延和逃避行为一直持续下去,同时又鼓励人们采取积极行动来处理这些争端”

政治稳定范文篇6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即使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仍有对于民主的追求，有着他们对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理解。中世纪人在精神领域中皈依于神权。但就世俗关系而论，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协调即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民主。奥古斯丁认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种被安排得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崐有差异的各部分得到最恰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在世俗对教会服从的前提下，世俗也受到教会的关怀与协调，便是中世纪的民崐主的制度安排。

卢梭是近代以来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②

国家属于参加社会契约的全体人民，人民即国家，公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卢梭的民主理论不仅把西方的民主思想推到了空前激烈的制高点，也为西方崐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各自所处时代中普遍的民主观念

──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差异，他们所论述的民主的制度含义和阶级属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关于人类民主制度的观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即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民主概括为体现着平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只不过平民主义的标准因时代差异而有所区别）。回顾人类民主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不难看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标准下的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的平民主义的原则规定。当然，这种价值观念与原则最终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换言之，当某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为国家意志的时候，一种民主制度便诞生了。传统的政治思维从总体上就是这样认识与思考民主问题的。从表象上看，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民主归崐入判断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准范畴。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民主问题认识的视角才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应首先归功于熊比特。熊比特对于传统的民主观念作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熊比特指出：以平民主义的“人民的统治”定义的民主，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理念，在现实中却难于界定。而如果观念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经验的实证，这一规范也无法成立。事实上，传统的政治思维中，甚至连观察与实证民主的经验性手段都没有提出。熊比特不满足于传统政治思维对民主的理解，而要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视角观察与认识民主问题。

在熊比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一种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表现为：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选择政治领导的两个政治过程的统一，而选举则是其集中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是民主的话，它就具体地、实在地表现在选举之中。在政治体制层面上，选举程序即是民主。除此之外，人们不能说出民主还有什么其他崐的实际意义。

熊比特与卢梭的在民主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区别。卢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对于崐国家及权力的价值规定；而熊比特更关注的是“体制的民主”──对于某种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

二、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从现实性看，民主建设的真正含义与其说是人们如何对国家及权力做出价值规定，还不如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那些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同一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民主体制作为其实现形式，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民主体制。因此，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就成了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集权与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

服从的方式进行；民主政体的权力机构内部为平等型的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博奕方式进行。集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各具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集权政体要么具有绝对的稳定性，要么处于绝对的不稳定状态。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影响结构。集权政体的自稳功能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集权政体的等级结构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高度同质性，上层政治角色的意图决定下层角色的行为，下层的行动满足上层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压力—稳定”机制。集权政体下的稳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上层角色具有权威性，否则权力结构就难以稳定。这一前提条件导致了政治权力（机构）必须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排斥对于其权威可能构成的威胁，必须不断排斥来自体制内外的不同意见。换言之，“压力—稳定”机制具有使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方面看，集权政体下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只能以否定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为前提，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对政权的否定，终究会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

民主政体常常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的不稳定之间的平衡状态。民主政体的内部结构中的平等型政治关系决定了权力角色行为的异质性，这是该体制的相对不稳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权力精英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即政治角色之间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响力、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意味着稳定，民主政体内在的“平衡—稳定”机制导致了它的政治稳定功能。进一步讲，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具体表现为：

──缓释功能。在民主政体权力结构中平等的政治关系形成了权力精英间的制衡，同时也使政治权力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在没有绝对的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较为通畅，各种社会矛盾可以及时释放，不易积累、酿成危机。

──微调功能。民主政体下的权力运作采取博奕方式，各种政策的制订要经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精英的反复交涉、协商最终达成妥协。这样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政策、法规可以较好地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社会矛盾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调整。

──整合功能。整合，是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的最重要的体现。利益矛盾与冲突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不稳定因素。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各种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或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样，凡参与政治活动、提出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都是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为前提的；这样，各种利益群体提出的任何否定性的意见与要求，实际上都变成了肯定现行政权前提下的否定；这样，政权就将各种社会群体整合到了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民主政体的“平衡─稳定”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极其艰难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社会结构复杂矛盾尖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社会发展的障碍，孕育着现代化道路上的危机。但是，令世人惊奇的是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累赘的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体，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此后这部宪法经过了80次的修正案的补充和修正。1952年至1997年的45年间印度进行了13次大选，成立了13届民选政府。在民主政体下，印度社会并非风平浪静，民族、种姓、阶级、地区矛盾和冲突不断、此起彼伏，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稳态社会的印度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中制，平均每届民选政府执政时间不足4年。然而，在频繁的宪法、法律修改和政府变动条件下，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社会却又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矛盾的适应、调节和整合能力。

在政治系统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因需要解决矛盾的性质不同、任务不同，政治体制的稳定功能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于不同体制的政治稳定功能的评价亦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在建立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克服旧矛盾，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这时集权体制往往是有效率的，有利于坚决、迅速地克服旧矛盾、扫除旧势力。在政治系统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新的系统内部关系就发生了转化，旧矛盾的消除意味着新矛盾的产生，但新系统中的新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消除，而是控制、调解和平衡。显然，民主体制更适合于这一阶段中的政治系统自我稳定的需要，也应当成为人们的明智的政治抉择。

三、民主过剩了吗？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使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民主政体对于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而似乎集权体制更合乎发展的需要。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③

此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威主义”的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东亚模式”为支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

正当越来越的人们开始相信集权政体似乎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所谓的“东亚模式”却发生了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1997年年中以来蓄积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从7月份泰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一连串的金融—经济风暴席卷了大部分亚洲国家。其中韩国，这个80年代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奇迹”，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1月，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50亿，实际上宣布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破产，“东亚模式”向世界亮起了红灯。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意识到了“东亚模式”的弱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韩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在总结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写道：“在韩国，并不是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私有企业进行指导，而是由政府作出投资决策，每个企业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运行，而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里运行。”④

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在分析“东亚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关系时也指出：“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崐担任的”。⑤

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下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首先，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在集权政体之下，政府必然要集中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而集中与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是扶植并左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政府动员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财团”（CHAEBOL）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样，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这次危机就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苏黎世肯帕财物公司的经济分析家黑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模式失灵的问题”⑥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动员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亚洲的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197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此后于1972年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韩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制达到了顶点，政府对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韩国在长达25年的专制集权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终于爆发了“光州起义”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独裁运动。

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方面没有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普遍发生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偶然，它恰恰是这种“二元调节”的直接后果。“二元调节”模式曾受到许多赞誉，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但人们却不应忽视其与腐败的密切联系。经济的二元调节造成了腐败的“非凸组合”：

A0B

<----------------------------------->

市场调节政府调节

（计划调节）

D

腐败

在上图所示导致腐败产生的“非凸组合”关系中，OA代表市场调节的加强，OB代表政府（计划）调节的加强，OD代表腐败的加强。在这种“非凸组合”中，假定A或B，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调节机制得到加强而相反方向的调节机制被减弱，都意味着腐败的经济动因减少。在二元调节的模式下，两种调节机制在配置资源的目的和方法上存在着矛盾，腐败便从这些矛盾中产生、成为一种经济需要。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企业运用寻租行为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即可获取资源与利润。应当说，较为单纯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或较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都是较少的和可控的，都不易发展为严重的政治性腐败。而唯独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大面积交叉和并存则容易造成大范围的腐败。

韩国的集权政体下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⑦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

在这次韩国的危机中表现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的双误现象，充分说明了集权政体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弊端。从长远来讲，集权政体既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利于政治稳定。

东亚模式的危机已经在提醒人们：应当重新考虑政治体制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了，到底是集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更有利于政治稳定？人们应该作出新的回答。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③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20、516页。

④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南朝鲜和后起工业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0页。

⑤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⑥《韩元的损失——韩国以往的政策无法医治今天的经济疾病》，载《华尔街日报》，1997年11月24日。

政治稳定范文篇7

21世纪将是世界老年人的世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全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由2000年的6.8%上升到2025年的9.7%，从而导致养老问题将成为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尝试对原有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以找到养老和社会发展的平衡点，最大限度地解决好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纪难题。

在我国，由于成功地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进人上世纪90年代，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增长，已于1999年12月达到总人口的10%，正式进入人口老年型国家。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2.3亿，约占总人口的15.6%，到2050年将达4.1亿，约占总人口的27.4%，几乎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据劳动部预测，到2050年，退休人员数将达1.03亿人，抚养比为1:2.2，养老金总额将高达182195.26亿元，这无疑是一笔非常沉重的负担。随着我国进人老龄化社会步伐的加快，养老保险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

养老保障是一种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劳动者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获得经济收人，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制度。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建国以来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这种规定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它仅仅是对很小的一部分“三无老人”的经济赡养所作出的努力。

我国经济整体还不发达，百姓收人偏低，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潜伏危机，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滞后，这一系列不利因素给未来的中国养老蒙上了层层阴影。同时，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功能很不发达，据1997年北京市调查，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对社会化日常生活照料的满足水平仅为2.1%，照料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问题越来越突出。

因此，从中国实情出发，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制以解决本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单关系到中国自身的改革、发展、稳定，也将对世界的发展、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项工作需要我们给以足够的重视，并尽快提出相应的对策。

目前已经建立的一些相应的养老保障制度虽经过了长期的改革探索和选择，但在实施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问题。

1.养老金发放困难。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负债、破产的企业增多，因此养老基金的发放格外困难，这些亏损企业根本无力支付养老保险基金。

2.企业负担沉重。由于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提前退休人员陡增，致使参加统筹的在职职工有所减少，离退休人员却大量增加。也就是缴费的少了，支付的多了，更加重了企业支付养老金的负担。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1999年我国共收缴养老保险费1603亿元，共发放1668亿元，收不抵支。

3.我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的发放已难以为继。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赡养率(退休人口与就业年龄人口之比)将为26.68%,2020年为37.37%，届时，就业人口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很大一部分作为消费者存在的老年人口及未成年人，负担更加沉重。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妥善的解决，将会直接威胁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

二、养老问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进人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稳定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大局所系，人心所向。我国目前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强综合国力，而要增强综合国力就必须有稳定发展的时间。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只有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顺利进行。

在我国，政治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这种体制转型，无论就其影响的广度还是就其影响的深度而言，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和震荡，或者说中国存在许多可能引发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如何正确处理稳定与改革、发展的关系，有效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以稳定促改革、促发展，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可以说，维护稳定，是作为我国各项建设得以实施的基本保障。

从当今社会来看，政治稳定既需要内在的调控机制发挥作用，也离不开各种外在调控机制的功能，任何离开社会综合因素，想实现政治稳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十分幼稚的。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做到在社会成员当中合理地分配利益，忽视弱势群体(如，老龄人口)，那么，由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矛盾、冲突和碰撞就难以避免，矛盾聚集到一定程度，便会爆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动荡，打断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有序运转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人口的快速老化，严重的养老问题将成为未来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因素。数量众多的老龄人口给我国政府带来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各国政府的养老负担提高，国家的财政支出上升，最终会给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事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因为人进人老年以后，随着体力的下降，其劳动能力和自我扶养能力都会逐渐减弱以至消失。由于他们年轻时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年老时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安全等理应受到社会的保障。如果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安全得不到社会的保障，相伴而生的必然是社会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贫困人口的增加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和生态环境破坏，使社会陷人恶性循环。这种状况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发达国家有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实行社会保障的范围非常广，因而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而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是在经济尚不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非常低的状况下步人老龄社会的。由于老龄化的速度快、数量大，给社会和家庭供养增加了巨大的负担，目前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政治的可持续稳定，都面临着养老的巨大压力。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

老年人在生理上、社会活动能力和经济地位方面，相对于中青年社会群体而言，是比较脆弱的，因此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来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意愿和利益。

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的政治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发达国家，由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日益加大，与上一代老年人相比，老年人处于更加优越的位置。他们在国家事务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在总统选举活动中，老年人口往往是一部分数量可观的选民。在社会事务中，特别是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事务中，老年人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在某些国家的某个特定时期，老年群体甚至成为社会的“压力集团”。从政治地位的争取和作用发挥的过程看，老年人一般是采取组织化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诉求的。

从我国老年人的总体情况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生长在旧中国，遭受过战争的痛苦和经济困难的折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政治上有了主人翁的深切感受，因此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拥护者。进人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后，由于社会上退休人员大量增加，社会保障和老龄工作的政策和法规未能及时健全起来，因此，老年人的实际利益受到了负面影响，在我国某些地区，曾出现了老年人联合上访、静坐等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因此，要加强中国老年社团组织的发展，老年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老年人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当前中国的老年人组织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开展工作的机构，如老龄问题委员会、退休人员管理委员会、老干部局等。现在各级老龄委员会正在向老年协会转变，以便于使这一机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年社会团体，更好地反映和表达老年人的意愿和要求。

三、国外养老保障的相关经验借鉴

国外养老保险在其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过几十年的运行，也出现了这样与那样的不足，其中主要原因是普遍进人老龄化社会所产生的更多的养老金的申领者，从而使财政支出扩大。西方发达国家在不断增加的国家公共开支中，养老金支出占很大的比重，如意大利的国家退休金计划占整个公共开支的28%，英国国家退休金费用超过政府福利预算的1/3。可以看出，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在西方作为控制国家财政赤字方面已经是关键所在。综观西方国家纷纷出台的养老保障改革措施，经过比较分析，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实行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即资金筹措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法定的养老保险，通过国家立法强制性地在全国统一实行。二是公司养老金计划，由企业根据经济效益自行确定。三是个人养老储蓄，由职工自愿参加。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既防止了负担过份集中于国家，使财政摆脱沉重的福利负担，也使风险分担，消除公民的依赖心理。如，日本、德国。同时，很多国家还采用免税办法鼓励个人储蓄养老金，以加拿大为例，在目前的个人储蓄计划中有一种通过免税的办法鼓励个人储蓄，为晚年积累养老金，到退休时才能领取，这部分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政府可以将这笔基金用于国民经济建设，而个人也为晚年提供了更充分的保障。而智利和澳大利亚先后建立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要摆脱养老基金的支付危机，个人帐户无疑是一有效的可行途径。目前，新加坡所实施的正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它在积累模式的基础上，引人了个人帐户储存基金制的机理，既具有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又保留了社会统筹经济的特点，是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转变的理想模式，也是养老保险的基本方向。其次是提高享受养老金的年龄。在发达国家，随着受教育和失业时间的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在缩短;同时，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大，人们退休的时间在一生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为了减轻退休人口增长导致的公共保险金负担，许多国家提高享受养老金的年龄或参保时间要求，从而减少对保险金的总需求。在大多数国家，65岁是男子最普遍的退休年龄，也逐渐成为女子的退休年龄。个别国家，如丹麦、冰岛和娜威的退休年龄高一些，达到67岁。美国也计划将男女退休年龄提高为67岁。同时，一些国家正在提高取得全额保险金所需的缴费期或工作时间。这一措施或单独使用，或与提高退休年龄一起使用。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取得全额保险金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或缴费期都将延长。

再次是降低保险金的给付标准，即减少一个给定工作期或参保期的养老金水平。德国决定在今后30年内把养老保险金的给付替代率从平均净收人的70%降到64%。同时，一方面把工资变动和物价结合起来代替单独运用工资进行指数化，可使养老金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另一方面，改变收人计算期间。计算更长一段时间的收人也可以降低保险金水平，这是因为在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工资增长较快。奥地利以前计算养老金是基于最后一年，从2003年起，其公务员的养老金改为根据就业期间最高18年的平均收人计算;而意大利于1995年实行改革，养老金根据整个工作期间的缴费计算。

最后是提高缴费和缴费基数，提高缴费和缴费基数可以增加收人来源，应付退休人口增长导致的需求变化。其中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方面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使用移民扩大就业人口的比例，这样可以增加缴费收人;另一方面是提高缴费率:加拿大、德国、丹麦、意大利、日本、葡萄牙、韩国等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缴费比率。在美国，美国政府预计从2045年起增加缴费，提高保险金收人税，征收相当于工资15%的缴费，用于过渡到个人帐户的新制度。

四、完善养老保障的政策和措施

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政府应该加紧制定一个长远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政策，要对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跟踪、进行分析，不仅掌握老龄化发展的一般情况和老龄化给我国人口结构带来的变化，而且要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适时提出符合我国老龄化情况的各项政策。以保证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要尽快完善我国现有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应涵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做到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社会化。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人均国民收人还比较低。因此，社会保障的水平一定要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能定的过高。除吸收职工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积累以外，还应该建立吸收国内外企业、财团和社会(包括个人)的各种资金的机制，如慈善捐款，以保证养老基金的不断增长。

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的老年人主要是依靠子女的供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使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老年人的供养会成为问题。目前在农村开展的老年保险，基本上是一种自我平衡的储蓄模式，这种模式目前覆盖面和投保金额都非常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作为一种保险制度，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今后农村的养老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需要政府在立法、社会舆论、伦理道德方面来维护家庭养老制度的稳定。同时必须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多方面的作用，逐步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多种形式的老年保险制度，使农村老年人口的供养有一定的来源保证，使他们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

第三，加强养老金的管理，实施优化组合。这是由养老保险基金的性质决定的: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巨大，资金本身有保值增值的需求，加上老龄化的到来，只有不断“造血”，整个系统才能正常运转。由于养老保险金特殊的用途和作用，其安全性被摆在了第一位，但这并不排斥将养老金实行多元化投资，进行优化组合，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将风险分散在各投资渠道上，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于一些具有发展前景、获利能力强的项目上，实现基金的增值。

政治稳定范文篇8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即使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仍有对于民主的追求，有着他们对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理解。中世纪人在精神领域中皈依于神权。但就世俗关系而论，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协调即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民主。奥古斯丁认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种被安排得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崐有差异的各部分得到最恰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在世俗对教会服从的前提下，世俗也受到教会的关怀与协调，便是中世纪的民崐主的制度安排。

卢梭是近代以来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②

国家属于参加社会契约的全体人民，人民即国家，公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卢梭的民主理论不仅把西方的民主思想推到了空前激烈的制高点，也为西方崐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各自所处时代中普遍的民主观念

──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差异，他们所论述的民主的制度含义和阶级属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关于人类民主制度的观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即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民主概括为体现着平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只不过平民主义的标准因时代差异而有所区别）。回顾人类民主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不难看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标准下的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的平民主义的原则规定。当然，这种价值观念与原则最终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换言之，当某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为国家意志的时候，一种民主制度便诞生了。传统的政治思维从总体上就是这样认识与思考民主问题的。从表象上看，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民主归崐入判断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准范畴。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民主问题认识的视角才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应首先归功于熊比特。熊比特对于传统的民主观念作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熊比特指出：以平民主义的“人民的统治”定义的民主，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理念，在现实中却难于界定。而如果观念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经验的实证，这一规范也无法成立。事实上，传统的政治思维中，甚至连观察与实证民主的经验性手段都没有提出。熊比特不满足于传统政治思维对民主的理解，而要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视角观察与认识民主问题。

在熊比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一种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表现为：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选择政治领导的两个政治过程的统一，而选举则是其集中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是民主的话，它就具体地、实在地表现在选举之中。在政治体制层面上，选举程序即是民主。除此之外，人们不能说出民主还有什么其他崐的实际意义。

熊比特与卢梭的在民主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区别。卢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对于崐国家及权力的价值规定；而熊比特更关注的是“体制的民主”──对于某种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

二、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从现实性看，民主建设的真正含义与其说是人们如何对国家及权力做出价值规定，还不如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那些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同一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民主体制作为其实现形式，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民主体制。因此，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就成了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集权与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

服从的方式进行；民主政体的权力机构内部为平等型的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博奕方式进行。集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各具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集权政体要么具有绝对的稳定性，要么处于绝对的不稳定状态。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影响结构。集权政体的自稳功能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集权政体的等级结构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高度同质性，上层政治角色的意图决定下层角色的行为，下层的行动满足上层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压力—稳定”机制。集权政体下的稳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上层角色具有权威性，否则权力结构就难以稳定。这一前提条件导致了政治权力（机构）必须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排斥对于其权威可能构成的威胁，必须不断排斥来自体制内外的不同意见。换言之，“压力—稳定”机制具有使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方面看，集权政体下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只能以否定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为前提，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对政权的否定，终究会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

民主政体常常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的不稳定之间的平衡状态。民主政体的内部结构中的平等型政治关系决定了权力角色行为的异质性，这是该体制的相对不稳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权力精英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即政治角色之间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响力、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意味着稳定，民主政体内在的“平衡—稳定”机制导致了它的政治稳定功能。进一步讲，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具体表现为：

──缓释功能。在民主政体权力结构中平等的政治关系形成了权力精英间的制衡，同时也使政治权力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在没有绝对的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较为通畅，各种社会矛盾可以及时释放，不易积累、酿成危机。

──微调功能。民主政体下的权力运作采取博奕方式，各种政策的制订要经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精英的反复交涉、协商最终达成妥协。这样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政策、法规可以较好地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社会矛盾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调整。

──整合功能。整合，是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的最重要的体现。利益矛盾与冲突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不稳定因素。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各种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或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样，凡参与政治活动、提出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都是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为前提的；这样，各种利益群体提出的任何否定性的意见与要求，实际上都变成了肯定现行政权前提下的否定；这样，政权就将各种社会群体整合到了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民主政体的“平衡─稳定”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极其艰难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社会结构复杂矛盾尖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社会发展的障碍，孕育着现代化道路上的危机。但是，令世人惊奇的是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累赘的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体，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此后这部宪法经过了80次的修正案的补充和修正。1952年至1997年的45年间印度进行了13次大选，成立了13届民选政府。在民主政体下，印度社会并非风平浪静，民族、种姓、阶级、地区矛盾和冲突不断、此起彼伏，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稳态社会的印度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中制，平均每届民选政府执政时间不足4年。然而，在频繁的宪法、法律修改和政府变动条件下，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社会却又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矛盾的适应、调节和整合能力。

在政治系统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因需要解决矛盾的性质不同、任务不同，政治体制的稳定功能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于不同体制的政治稳定功能的评价亦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在建立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克服旧矛盾，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这时集权体制往往是有效率的，有利于坚决、迅速地克服旧矛盾、扫除旧势力。在政治系统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新的系统内部关系就发生了转化，旧矛盾的消除意味着新矛盾的产生，但新系统中的新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消除，而是控制、调解和平衡。显然，民主体制更适合于这一阶段中的政治系统自我稳定的需要，也应当成为人们的明智的政治抉择。

三、民主过剩了吗？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使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民主政体对于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而似乎集权体制更合乎发展的需要。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③

此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威主义”的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东亚模式”为支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

正当越来越的人们开始相信集权政体似乎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所谓的“东亚模式”却发生了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1997年年中以来蓄积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从7月份泰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一连串的金融—经济风暴席卷了大部分亚洲国家。其中韩国，这个80年代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奇迹”，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1月，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50亿，实际上宣布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破产，“东亚模式”向世界亮起了红灯。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意识到了“东亚模式”的弱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韩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在总结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写道：“在韩国，并不是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私有企业进行指导，而是由政府作出投资决策，每个企业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运行，而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里运行。”④

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在分析“东亚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关系时也指出：“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崐担任的”。⑤

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下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首先，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在集权政体之下，政府必然要集中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而集中与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是扶植并左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政府动员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财团”（CHAEBOL）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样，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这次危机就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苏黎世肯帕财物公司的经济分析家黑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模式失灵的问题”⑥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动员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亚洲的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197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此后于1972年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韩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制达到了顶点，政府对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韩国在长达25年的专制集权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终于爆发了“光州起义”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独裁运动。

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方面没有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普遍发生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偶然，它恰恰是这种“二元调节”的直接后果。“二元调节”模式曾受到许多赞誉，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但人们却不应忽视其与腐败的密切联系。经济的二元调节造成了腐败的“非凸组合”：

腐败

在上图所示导致腐败产生的“非凸组合”关系中，OA代表市场调节的加强，OB代表政府（计划）调节的加强，OD代表腐败的加强。在这种“非凸组合”中，假定A或B，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调节机制得到加强而相反方向的调节机制被减弱，都意味着腐败的经济动因减少。在二元调节的模式下，两种调节机制在配置资源的目的和方法上存在着矛盾，腐败便从这些矛盾中产生、成为一种经济需要。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企业运用寻租行为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即可获取资源与利润。应当说，较为单纯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或较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都是较少的和可控的，都不易发展为严重的政治性腐败。而唯独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大面积交叉和并存则容易造成大范围的腐败。

韩国的集权政体下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⑦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

政治稳定范文篇9

**区将抓紧抓好组工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群众的有效载体，以推进“三台”建设为抓手，加快“和谐组工信访”新机制构建步伐，有力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一是以加强宣传教育着眼点，夯实组工信访“前台”建设。以楼道小组长为基干，建立1000余个“楼道速递栏”，以社区宣传员、调查员、治安员、护楼员为主力，充实70余支义务宣传员队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全覆盖式宣传引导；定片、定岗、定责排摸分析情况，运用座谈交流、个别谈心、远程教育等方式，对离退休党员、下岗失业党员、流动党员等进行重点教育疏导，充分提高其思想觉悟；联合人事、公安、民政、信访等部门和单位对领导干部换届、党员就业及拆迁安置等容易导致来信来访的重点工作进行苗头性预测，对信访老户、困难党员、“三老”人员等分组上门走访，将矛盾化解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是以规范创新机制为着重点，强化组工信访“平台”建设。大力推行组工信访事项制，在基层设立组工信访事项窗口70余个，配备信访员81名。制定并严格执行工作制度和服务规范；建立《新提任领导干部担任信访助理员制度》、《信访助理员组工信访调研工作制度》等，提高新提任领导干部处理信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开通**党建网组工信访快速通道，完善部长约谈和接待日制、组工信访工作归口负责制、信访事项限时办结制和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制度措施，坚持人性化办事、人情化服务，严格把握各个工作阶段和基本环节，使信访工作做到“四明四有”（事实明、政策明、信访人明、责任人明，来信有登记、来访有记录、交办有回音、处理有结果），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三是以加大督查力度为着力点，巩固组工信访“后台”建设。建立组工信访处理回单和专项档案，督促及时调查取证，按照合法、合情、合理原则认真予以解决和反馈；对个别重点信访人员和上访人员主动进行正面引导，努力理顺情绪、解决问题；健全定期督查和重点回访制度，对2007年以前有关组织工作的来信来访进行逐一办结回访，征求意见建议，对发现的问题深刻剖析原因，严格按照责任制予以追究。

政治稳定范文篇10

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之间是实现普遍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不断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为公民及公民团体提供正常的组织和舆论渠道。另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将促进和维护政治的稳定。因为而有效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系统输入公众要求，使政府获得全面而又具体可靠的政治资源，输出相应的政治产品以满足公众及公众团体的不同需求，加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政治系统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并不总是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不适当的政治参与则会破坏政治稳定。

二、80年代初，中国所进行的伟大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时代，农民作为经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在中国农村经济发生飞跃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各个方面颇具深刻意义的变化，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无论农民政治参与的类型、形式、还是性质内容，都较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由过去的被动型盲动的政治参与转到基于自身利益驱动的主动参与；由过去简单集中统一的政治参与转到方式多样、渠道多种、层次不一的政治参与并且参与的范围和人数发生明显的变化。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可喜变化，不仅标志着我国政治民主程度的巨大进步，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发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就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高层建瓴地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盾农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①同样道理，中国政治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农村民主政治是不是取得真正的实质性发展，要看农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没有我国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是在畸形的发展。然而，有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不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对我国政治稳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冲击性，必须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否则，参与就可能演变为政治动荡甚至动乱，从而破坏当前改革开放的稳定形势。

农民政治参与的多样性和规范性发生引发政治不稳定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明显加强，形式也一改过去集中统一的样式，趋向更加多种多样，如投票、投拆、诉讼、接触、抗议、暴力对抗活动等等。农民参与的日趋多样怀一方面预示着社会主义农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政治参与在内容上缺乏引导，在形式上有待规范，潜伏着对政治稳定的一种冲击。如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村干部、政治参与旨在报仇泄愤等，缺乏理性、缺少规范，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②

由政治性参与向利益性参与转轨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强调农业生产主要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担心注重物质原则会引起社会差别，平均主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政府的全面干预。政社合一，造成农民生产没有自主性，并要求农民思想高度集中统一，绝对服从政府，使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一种基于政治目的、被动性的政治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农民政治生活的新变化，使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条件下利益性参与转变。利益性参与是一种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农民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治决策，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的统一，加之国家政策的制定难以考虑到处于转型时期农民各个不同利益要求都得到满足，导致农民政治参与愿望同结果之间出现矛盾。如果矛盾不在改革中逐步解决，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政治冷淡，使人们产生政治不服从，从而影响政治稳定。第三、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影响政治的稳定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和发展起来的农民政治参与，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还处于一种不成熟和不完备的状态，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从政治参与的地域看，经济发达地区与要落后地区，沿海与内地农村存在明显差别。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基于争取、实现、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具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愿望，如对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的颁布，重要会议的召开给予极大的关注，对村民委员会、村长、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检查监督都能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这非常有利于农村政令的畅通和廉政建设。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地区，广大农民不关心政治，对政治非常冷漠。这既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又是政治制度软弱的根源。它意味着政府没有将农民组织到政治活动中去，没有激起农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政府的理性服从。他们长期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利益的政治决策，而政府也没有更好的了解这些农民究竟在想什么，要求得到什么，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一种威胁。

从政治参与的主体看，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有二具显著特点。

一是参与主体的不平衡性。由于农村家庭陕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政体被打破，企业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扶持以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来，使中国农民在地区、行业、收入、权利等方面产生分化、分层，产一了众多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调查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分化分层大致中概括为：“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自由职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雇工阶层等八个阶层。这些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主义政治参与过程中，必然会从各自的群众利益需要出发，如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远经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雇工阶层要高，这就不能全面掌握分化层后农民新的愿望和要求，不利于农村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就农民的分化分层和政治参与的变化速度来说，改革中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远比政治参与扩在和发展的速度迅速，政治参与渠道的完善和制度的建立健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使分化分层后不同利益群体的农民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导致政治参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形成农民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如果这种挫折感不能得到良好地调整和正确的引导，就被引申到制度本身，对基本制度产生不满，甚至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信任和信心，走向极端，形成一种盲目的破坏欲，从而危及到政治的稳定。

二是政治参与能力不平衡性。在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由于人们受教育的状况不同，地政治关心的程度不同，获取政治资源的数量和获取能力不同，农民参与的能力呈现出很大差异生。许多农民的政治生活中，对自己拥有什么权利与义务以及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法不甚了解或一无所知，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极易引向不正确的轨道路，采取过激形式，导致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结果影响政治的稳定。

第四、农民政治素质和政治心理不足引发政治不稳定

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整体上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不发达，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治技能急待提高；加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条件下长期形成的“权力崇拜”、“官本位心理”、“政治冷漠”、“清官心理”等深深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使农民容易把政治参与作简单代或公式化的极端理解，走向岐途，从而对政治稳定产生负作用。

三、以上分析表现，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完善的政治参与对政治不稳定、政治发展具有破坏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前，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现实出发，当务之急是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尊重农民利益，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

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其目的在于满足农民参与的愿望，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以提高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减少和避免农民寻求制度外的参与途径，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政治发展。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在村级体制方面，要完善村民自治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制度，让村民通过村委会的选举、监督、考核、罢免等措施，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以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产生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保证各个不同利益主体能产生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农民增强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增强政治服从感。

第二、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一亨廷顿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④“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的稳定性的过程。”⑤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就是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有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还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其具备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当前要做的工作有：(1)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完善农民代表的选举办法，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进一步增强各派的参政议政作用。(3)建立健全农民团体、咨询智囊机构，充分发挥他们在表达民意、吸引农民参与以及提供政治决策等方面的作用。(4)建立和完善大众传媒的组织机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5)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组织形式，使其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作用。(6)进一步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防止农民寻求制度外参与。

第三、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