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范文10篇

政治经济范文篇1

一、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研究

递变的三个维度青年时期的交际、阅读与实践三个维度，是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作用于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体现，解释了其青年时期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客观原因。(一)交际维度青年在与生活上的朋友、学业上的挚友、事业上的战友交往中，实现了思想的递变。其中，“海归”师友杨昌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对青年的思想递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湖湘人才群”培养了他的本土化倾向，而“北大学者群”开阔了他的近代化视野。1918年与1919年两次进京，除与黎锦熙、杨昌济等故人交往外，还结识了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知名学者，认识了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等青年翘楚。［1］相互交锋的思想论战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将西方近代思想与中国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输给青年，解放了这个“讲南方土话”人的思想。(二)阅读维度青年在东山小学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列强瓜分之危险》。1912年，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本译著将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中的自由竞争观念带给了他。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修身课时，记录了“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中也。日人重毋金，箧无余帛，囷无宿粮”等来自西方经济思想的观点。［2］(P4)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性中的利己利他。［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中，他阅读了《管子》。由其阅读内容，能够看出青年的经济思想既受市场自由思想的影响，也有国家管制思想的渗透。1919年7月在健学会成立时，提出“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等问题，在《健学会会则》中第一次体现了对经济思想的重视，主张“经济学”“有必要分□一门研究”。［4］1919年10月在问题研究会的讨论中，第一次系统地罗列了中国问题，其中细分了中国经济问题;［5］在“经济问题”中，又细分了五个金融方面的问题。③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从文化书社的书目中看出，他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口论》《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等五本经济学著作列为“书之重要者”。［6］(三)实践维度1893年出生于农民家庭，1907年－1909年辍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1912年，国家处于经济战争中，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最好是商业专家，因此报考了省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后因纯英文授课而辍学。1917年，利用暑假与萧子升进行社会考察，沿途靠给人家送对联、写家信维持生计。1918年，管理学校学友会的活动经费、到京筹集赴法费用。1920年3月，在上海发起工读互助团，解除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1921年1月，请彭璜备办新民学会通信集印刷费，8月通过船山学社津贴、公私捐助成立湖南自修大学，［2］(P1－23)并把经济学纳入自修大学的课程，“法科里面的科目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7］最具经济意义的社会实践，是1920年组织社会企业———文化书社。该书社以传播先进思想为宗旨，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书社股本以公有形式属于全体投资者，不返还股本不分红。青年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成为企业创始人，聘请易容礼出任经理。马日事变后，遭国民党当局查封。［8］

二、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是青年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外在动力，而递变的发生则是他寻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道路的思想成果。(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青年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认可“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2］(P4)的利益观;沿袭“四民分业定居论”与“孟子分工观”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常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的分工观;在“家薄必不能住”的短缺环境下，恪守黜奢崇俭的经济教条，“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爨”，只求达到“翼可勉强支持也”的生活标准;［9］当判断出“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时，幻想通过小国寡民的原始经济形态来实现社会转型，认为“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1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流地位的时代，设想照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能带给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这说明他最初并未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与科学道路，这是由当时中国自然经济力量及其经济思想的主体地位决定的。(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尝试运用西方经济理论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寻求答案。［11］在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青年在接触西方近代思想时，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1．以物价作为分析市场的切入点他在考察经济问题时，以物价变化为切入点，敏锐地捕捉到“日本米价顶贵的时候，每石超四十元”，［12］“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朗。一双皮鞋，价六十佛郎。)谓非洲各口岸，堆积麦粮千百吨，任其腐朽。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运载”等国际经济信息。［13］简单的价格分析，仅能揭示市场秩序混乱的直接根源，无法揭露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通过价格分析的基本方法，客观描述了转型期的经济状况，为深入分析准备了材料。2．股份合资与工厂性质在地方军阀的配合下，外资公司一旦控制中国的矿产资源，便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清晰地预料到矿业所有权“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财政亦永无整理之资”。［14］站在捍卫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立场上，发起驱张运动，要求遵守“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业，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的矿业条例。［14］他不是盲目地排斥外来资本要素，而是主张在维护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前提下，中国资本应平等地与外资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资源。而对工厂性质的理解，他认识到“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的不同，没有性质的不同”，因而判断无政府主义是无法证实的，因而得出工团主义认为“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的思想是“愚陋不明”的结论。［15］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下，国家政治组织与工厂的生产和分配管理，都是权威式层级计划管理，配置资源以行政命令为导向，不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工厂(或称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划定于二者边际量相等处，此时交易成本最低。当一个企业无限制地扩大到包括一个社会的全部行业时，便进入了计划经济模式，价格的作用完全由政府指令代替。3．反对资本垄断与军阀管制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阻碍实现中国梦的是外来资本、军阀政府与封建地主。青年很早便认识到这三者的特权势力是抑制中国近代经济要素流动根源，是造成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资本垄断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因此他认为要解放人类，“只有不许实业专制，破除私人垄断”。［16］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垄断资本家通过将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掠夺消费者剩余，或通过依靠军阀政府特权，设置行业准入壁垒，抑制自由竞争。寻求短期租金最大化的地方军阀勾结外来资本势力，随意管制市场，任意扭曲产业结构。地方军阀为了增加财源，开放鸦片生产，“自张督到湘，湘省烟禁大开”，“劝民种烟，召各县团总发子令种”，［17］地方军阀强制生产鸦片，改变农业生产结构，诱导人民进行成瘾性消费，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通过苛捐杂税掠夺人民财富，“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腴全干”。［18］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后，深刻地理解了“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起来，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19］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推进，要破除三大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的垄断管制，创造宽松市场环境。4．首次经济斗争是保护国有资产青年深刻地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带来的经济恶果，发动了首次经济斗争，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军阀政府变卖国有资产，是毫无节制地用国有资产向帝国主义购买军备，完全不顾丧失经济主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图短期内维护特权地位。“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18］公共资源变卖给外资，人民群众便失去赖以生存的廉价生产生活资料。“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父的枪械、饷款、训练教官”，［20］外资直接控制着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矿业、林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导致“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18］的分配效应，社会贫困日益集中到人民群众一方，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外资及军阀政府一方，悬殊的贫富差距潜伏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诱因，并恶化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的社会矛盾。在充分认识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上，青年提出建设湖南应该将生产资料经营权赋予人民，由人民创办银行、纺纱厂，明确主张“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余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10］这是一种以商品经济为辅的自然经济思想，不是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正确方向。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推翻外来资本与军阀政府的历史任务，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便淡出青年的经济思想;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便进入青年视野。(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后，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与转型方向。青年的政治经济思想离异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为落脚点，结束了青年时期的递变过程。1．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在思索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时，首次表现出对计划思想的认同，“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21］“浪战”是指资源分散利用，无法达到显著效果，特别是在完成历史任务方面;而“共同的”，就是有计划的集体行动，能克服分散运用资源的弊端，取得明显的效果。所以，“不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22］这种观点，只是带有浓重的计划思想色彩，且难以考证其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思想是否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但是由“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可以看出，他开始认同计划手段。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前，青年客观地评价过这种思想的发展前景，他清楚“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23］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三年了，依旧观察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俄国的生命力，思考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并确信，“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4］2．首次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运用阶级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期内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政治经济思想，深切体会到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力量源泉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私有制社会，“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25］青年首次认清了私有的经济资源在自由市场上的运动规律，认清了资本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认清了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经济根源，意识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分配生产要素所有权，破除市场上既得利益者的经济特权地位，才能实现公平竞争与共同富裕，才能使人民群众共享中国近代经济转型创造的成果。

三、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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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诞生新贸易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多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解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或是解释不全面的内容，并对传统贸易理论加以修改与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分析发展中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则，同时研究相关政策条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这些利益有哪些影响，重点阐述了微观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性，分析了其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交叉影响，并提倡在学术经济上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法论和学术平台这三大领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方法论上的差别是最为明显和最关键的。IPE是是一种国际职位评估系统，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地位的提高而显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牵涉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针对所得信息进行具体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者对这一体系已经完全认可，同时对于IPE的跨学科研究特性也比较认同。就是国际经济学(IE)、国际关系(IR)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关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处模式相对融洽，没有排斥现象，那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中重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IPE体系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和研究理论。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四、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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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碳经济与全球环境政治新秩序

低碳经济的理念缘起于发达国家，发展于发达国家，也输出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社会、低碳发展路径等概念，并强势将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其背后隐含着重大的政治图谋，即否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导气候博弈，并引领全球环境政治新秩序。

低碳经济概念2003年源于英国，其后这一概念在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大行其道。到目前为止，很多发达国家通过国内气候法案或能源法案，大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创建低碳社会、迈向低碳发展路径等。但目的并非是在履行公约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而是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建立有利于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转嫁温室效应的历史责任，以创新的理念展示“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抢占道义的制高点。这一点，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最具代表性。第一，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第一作者简介：朱留财，男，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高级工程师，环境经济学博士，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技术支持专家，“新世称《议定书》），但是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入主白宫不久，则宣布退出《议定书》。其背后不仅有国内政治原因，更有国际政治原因。第二，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其中包括了饱受争议的“碳关税”条款。正式向世界发出了环境政治经济秩序信号（“碳”是环境问题，“关”是国际政治问题，“税”是经济问题，“碳关税”则是环境政治经济问题）。第三，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政府在谈判进入最后时刻坚持到2020年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17%的“减排”目标。在“可比性”原则下，这一目标仅比《议定书》缔约方中的发达国家1990年水平减排不足4%。所以，与其说是中期“减排”目标，不如说是其长期“增排”目标。第四，在履行《公约》国际法项下供资义务上，政府代表在哥本哈根大会即将结束、无望达成有约束力条约、供资来源未名的情况下，仍为供资方案提出苛刻条件：其一、哥本哈根大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议（astrongaccord）；其二、主要经济体（majoreconomy）必须参与其中；其三、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必须具有一定的国际透明度（transparency）。

全球环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要素就是对包括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发展路径等在内的环境话语权。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对低碳价值观的“传销”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以《哥本哈根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为例，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本应具有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显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履约提供公共资金以及在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协议》并没有清晰锁定。相反，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行动的“透明度”却被当作一种潜在的“义务”突破性地写入《协议》。换言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几乎变成“区别但共同有的责任”原则。

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政治绩效之一就是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以低碳经济、低碳发展路径等理念为“抓手”，分化和瓦解发展中国家阵营。事实上，在从2008年到2010年的“巴厘进程”谈判中，发达国家已经千方百计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制造“噪音”，促使发展中大国和“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和义务。

2低碳经济与环境经济发展新阶段

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国家的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发展质量和环境水平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因其在资金、技术、能力和综合实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大于挑战；发展中国家因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综合实力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因此挑战大于机遇。

步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也进入环境全球化和环境、经济一体化的新阶段。英、美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先河，率先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也率先遭遇并逐步解决了传统环境污染问题，步入后工业文明阶段。就其本国的环境问题而言，传统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河流水域污染、固体废弃物、噪声、生态系统保护等）已基本得到解决，其唯一突出的就是温室气体等“新兴污染物”问题。这既是国内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也是全球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和低碳发展路径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大力提倡低碳经济理念，不仅“利己”，更可以通过“利人”的宣传实现更加“利己”的目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并不具备发展的位势优势，不仅面临传统的环境污染物问题，而且面临严峻的新兴环境污染问题的挑战。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稀缺性、新兴环境问题与传统环境问题交织并存的复杂性、发展位势的低层次性、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性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长期面临发展的滞后性挑战。只有通过观念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才可能化危机为机遇、转压力为动力，逐步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危机交叉并存，相互交织，正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全球环境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特征。为此，继2008年秋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全球绿色新政”理念之后，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以发展清洁能源、推进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就业为核心内容的美式“绿色新政”。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推出了包括低碳经济在内的刺激计划。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或路径，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关键点在于，结合本国国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并力求创新，迈向包括低碳经济理念在内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绿色经济发展路径。

3低碳经济与中国科学发展新战略

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早已启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新政”，探索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之路。这就是展示中央政府强大政治经济意愿、始于2006年“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节能减排”工作。尽管这里“节能”的核心目标不仅限于二氧化碳排放，“但是实现五年规划目标后，实际减少二氧化碳14.6亿吨；“减排”的内涵虽重在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削减，但是二者“减排”的过程中通过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在类似电厂脱硫的措施中，产生了良好的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应。更进一步地说，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了到2020年（“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指标，特别是2011年3月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彰显了中央政府强化“节能减排”绿色新政的新内涵、新战略，并更进一步展示出执政党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更加强大的政治意愿。从环境政治经济分析视角看，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结合中国国情，科学认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逐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主动应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3.1科学认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着力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不能脱离本国环境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现实，应体现基本国情、环境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客观现实。

（1）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低“碳”的经济模式

《议定书》中界定了6种温室气体，中国在其它5种温室气体排放量中也具有一定规模。因此，低碳经济应是针对全部温室气体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式。

（2）低碳经济不仅仅是“控制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森林、草原和碳储存技术等具有重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生物储存或物理储存功能，必须大力鼓励植树造林、草原生态保护、研发碳捕获与碳封存技术等。

（3）低碳经济不应仅仅是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减缓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而且仅仅是“治标”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适应气候变化，这才是“治本”的方面，而且也是维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方面。因为温室气体大量历史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必将长久存在，减缓是相对的，适应是绝对的。因此，必须同时提高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

（4）低碳经济不应仅仅是温室气体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控制温室气体等新兴污染物的排放与控制传统污染物具有同源性和协同控制的“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宜统筹兼顾，协同应对。

（5）低碳经济不仅仅是控制污染物的经济发展模式

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承载力，提高可持续力，是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持续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根本。

3.2加快部门环境行政体制的变革

从部门政治体制上看，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对传统污染物和新兴污染物进行统筹兼顾、协调控制，改革现有环境行政体制，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行政体制新道路。气候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环境发展问题，即将气候变化等环境因子作为发展的内在要素之一，内置于发展之中。现有的气候行政体制无论是发展部门还是环境保护部门，均不是最佳的。最佳做法是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大环境行政体制改革，在深化大部门环境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设立环境发展部或环境发展委员会，将气候变化与其他领域的环境发展问题进行统筹兼顾，合理匹配行政资源，形成对内、对外都比较强势的力量，减少部门间的内耗，增大合力。

3.3主动应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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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政治经济范文篇5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过程的不断推进,经济转轨理论研究也不断推进,形成了风格各异、内容不同的多种转轨经济学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理、经济转型的性质和规律、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地位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不同范式[1]。从其基本内容与主要影响来看,我国转轨经济研究主要有五种经济学范式: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环境即基本制度结构为既定前提下着力研究的是具体制度(行为规则)变革问题,提供一个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转轨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体制给人们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明显高于旧体制的实际收益,转轨路径选择的标准就是转轨过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宪政转轨”范式。以“华盛顿共识”为标本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必须把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方面主张实行大规模的制度转轨,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主张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认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范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应当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基本前提下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化生产方式-市场型社会主义制度”范式。有的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是全面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构造市场化生产方式为基础、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4]。五是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该范式试图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两个基本特点:①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强调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②否定了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把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三者的关系当作支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的“普照之光”[1]。从总体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对经济转轨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发展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应当认真总结转轨经验、科学揭示转轨客观规律,继续推进经济转轨的理论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转轨研究范式,以更科学地解释转轨现实、更有效地指导转轨实践。目前方兴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从经济与政治互相联系与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转轨研究视角,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业已成为经济转轨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

二、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整体化趋势,西方经济学界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促使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出现了把经济与政治进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从其研究取向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且着重研究具体制度(各种规则)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影响,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转轨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经济改革和转轨,而是着重研究在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最优路径时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经济体制转轨与政治制度变革结合起来,对经济转轨进行“经济-政治”的整合研究,对经济转轨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政治约束如何影响转轨决策、转轨性质、转轨过程与转轨结果。2000年,阿伦•德雷泽(AllanDrazen)把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蛰居在教科书中的社会计划者———他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而只在那里计算最优政策———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从而产生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阿伦•德雷泽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分析了隐藏在大规模经济改革和转轨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解释了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维度,阐明了改革和转轨的共性和差异,论证了改革和转轨的经济与政治约束,尤其是政治约束对改革和转轨战略选择的显著影响,从而建立了“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转轨理论方面,它强调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利益关系、权利结构与政治约束对于经济转轨的重要作用,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约束改革和转轨的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转轨实践方面,它强调应当充分考虑政治因素与制度结构对改革战略和转轨路径的选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新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分析

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将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调整与制度变迁作为分析重点,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变迁作出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解释。具体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转轨的理论解释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的动因与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等转轨研究范式属于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理论,它们认为,制度变迁只是用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实现简单的“替代”或“转换”而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够了,因此,它们没有分析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问题,它们或者认为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认为人们福利增进的利益问题会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动解决,这就是经济转轨研究中的“利益分配无关论”。与此不同,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则十分重视经济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问题,它不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利益冲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们的利益关系在改革与转轨中的重要作用。对利益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既是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我们应当引进和借鉴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的重要缘由①。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与肯定在转轨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人们的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技术性过程,而且也是同人们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性过程。现实的经济转轨决策,不是由远离现实的转轨设计者所设计的最优路径,而是受社会利益冲突影响的经济转轨决策。同时,在经济转轨中资源配置的改善不仅不会自动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且还会出现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都有所增长,更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同等增长。改革与转轨最难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些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改革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被采纳与实施。换言之,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5]。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变迁在更多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权利结构与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使转轨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性质与内涵,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并着力研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它认为利益分配、利益冲突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主宰着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命运,是转轨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②。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转轨经济学主流范式忽视了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但这些冲突和矛盾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剧。具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5个方面的问题:①在国企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暴富起来的国有企业官员,同时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②在农村改革中,产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乡村干部,同时产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贫困农民;③在多种经济形式与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富甲一方的私营企业主,同时出现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员;④在行业结构方面,产生了许多获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业与大型垄断企业,同时竞争性行业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苦苦支撑。⑤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政府统制、行政审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从事投资、基本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腐败暴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收入增长缓慢③。因此,不管从经济个体还是社会总体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并没有真正实现帕累托改进,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转轨中所出现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经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特征,而且能够解释与解决经济转轨路径的形成与转轨方案的设计等重大问题。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认为,改革与转轨的方式选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客观的,它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利益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冲突是理解制度变迁速率或方式选择的关键。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之所以要采取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从利益冲突及冲突解决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是在原有的宪政秩序约束下、在维护而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环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调整边界(底线)的约束,另一方面还会遇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阶层)的约束。在这种利益格局与利益关系下,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承认与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双轨制等为主要特征的渐进性转轨方式,而绝不可能采取体制内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疗法”等为主要特征的激进性转轨方式④。从客观事实来看,各国经济转轨之所以会产生转轨具体路径的差别,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上的差别,更不在于人们的“无知”与“失误”,而在于人们的“利益”“偏好”与力量对比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实践经验证明,经济转轨方案与转轨路径的设计,绝不能由理论家们脱离实际去设计一张理想的宏伟蓝图,相反,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探索转轨路径,只有从不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才能科学地设计出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才能真正对有效推进转轨有所裨益。(二)权利配置:经济转轨的核心与实质。新古典学派以成本和收益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市场机制会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我国实行市场化经济转轨的初期,人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转变,只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既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也是全力结构调整与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利益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权利的对立。在一定社会中,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又是各种权利博弈的结果,而且分配体系与权利体系是同构的,权利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冲突归根结底就是权利的较量。权利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社会福利减少,使利益冲突得以形成并不断加剧,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变革,以改变权利结构、改善社会福利状况⑤。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冲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之间的权利冲突与权利配置结构的失衡,其主要表现是国家机构拥有过多、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的个人权利明显缺失。从历史上来看,计划经济失灵并不只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计划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是缺乏个人自由权利和激励机制。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一切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完全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居高临下”统领、统配全社会的一切资源,主宰全社会的一切,剥夺个人的经济社会权利,使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成为各级行政组织的附属物。个人经济权利的空缺,当然也就会波及到企业自主权的落空,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从现实来看,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并没有触及社会权利结构问题,更没有解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没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员渎职与腐败的制度保证。无论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还未能从最本质、最深层次上触及社会权利配置问题。由于原有的权利格局没有打破,致使国家官员阶层拥有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利,而社会公众个人权利严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大众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严重现象。由于以国家官员为主体的社会权利结构没有改变,就使得改革和发展从惠及大众的普惠模式逐步向仅仅惠及少数人的权贵化模式转换,这不仅是对社会公正的挑战,也大大加剧了社会冲突,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危险。近年来党和政府实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些矛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但惠民政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深层矛盾。只有实现社会权利结构的变革并且全面确立公民权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由于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俘获”政府官员,从而使资本的权力过大,而劳动者权利严重缺失,由此导致了大量资本严重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这样,由于国家与公民权利结构和劳资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就产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冲突和劳资利益冲突,使民众与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从而没有实现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如果经济转轨始终回避而不触动权利配置这一本质问题,就会导致“千改万改最终会重来”,进一步加大改革与转轨成本。因此,未来中国推进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的核心在于真正解决权利配置问题,应当正确处理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真正落实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只有从以往资源配置的理念转变为权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来进行下一步的经济体制转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⑥。(三)制度创新:经济转轨的要求与路径。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人们的权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会制度结构所规定的也是由一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实现的,因此,经济体制不仅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确立、维持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与权利结构的制度框架与行为规则。利益冲突与权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制度结构的缺陷,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意味着变革旧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构造新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改革与转轨这种重新缔约的性质本身意味着社会权利结构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与完善,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这种制度结构。从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结构而不是运行机制问题,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必然伴随着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在于全面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这一角度讲,市场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重建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构成微观基础的社会产权结构及其生产制度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二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观调节机制的变化,市场交易制度、竞争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开始形成,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与国家间接调控制度。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场化改革与转轨的内在逻辑与来自社会大众的外在压力的作用,不断推动着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回顾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制度创新都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来了国民经济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实际上是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同时中国经济的波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波动”,经济周期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创新周期”,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由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员特有的目标函数,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会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现“寻租”现象,产生特定的利益阶层,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形成“坏”的市场经济。不改变这种局面,要完成市场化的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用制度创新推进体制转轨,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确立系统的制度框架。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以权利配置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宪法的规则,宪法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宪法的层面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问题能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市场自发秩序就难以形成,即使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也会面临瓦解的危险。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国社会目前正承受着市场竞争不完善和“市场失灵”消极影响的双重之苦。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但由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力,同时,又由于国有制和政府主导意识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严重越位而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在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严重缺位而成为弱政府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完全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法制度轨道。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都是由一定的宪法制度规定的,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的变革必然要求并导致宪法规则的变革。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与人权,宪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和保护公民权利。在我国,宪法规则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界限,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一方面,国家应当放权还权于公民,使广大人民真正拥有与切实行使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实现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机构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活动。因此,在法治建设中首先要清理和废除限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空间的法律,必须加快制定与实施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削减那些与服务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权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作用,而且必须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础与法治环境。

四、简要评价与研究启示

政治经济范文篇6

一、我国经济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机制，同时又彰显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这一经济制度下，我国也逐步展开了所有制、产权制度等的改革与发展，也收到了较好的执行效果。该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的时代背景，体现了中国特色。该经济制度不仅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社会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更加灵活、变通，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形式。

（二）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支持我国经济变革、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的必备之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承认了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制度，也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进。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其中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调节各个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发挥市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提倡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具有强大的国家干预功能，能够有效规避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

二、我国经济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经济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经济模式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范式

经济改革初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改革也持续进行，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演变方面缺少理论支撑，因为无论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不足以形成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此时，比较经济学地位开始上升，当时中国极为推崇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理论，以及其他著名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论、企业改革主线论等，都为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比较经济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经济模式的发展指明了出路，支持我国最广泛、深入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灵活吸收、积极借鉴国外经济发展中的先进制度，它推动着我国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脱离出来，逐渐探究、探索，直至走向市场经济制度，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与正向变革，然而，其劣势与缺陷也极为明显，体现在：缺少规范性，虽然可以立足于实践来对比、分析当前的经济制度，然而，却忽视了制度转移理论的发展。同时，该理论的发展相对抽象、无法实用与实际。

（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进入全新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运作并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日益兴起，不断地发展并完善着中国经济模式。我国开始依托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探究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出以下关键点：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受到关注，严格区分于普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模式明显体现出：四大主体形态，具体为：公有制为主的多样化产权体制，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发体制，国家主宰型的多结构市场体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扩展体制。自从实行了改革开放制度，我国越来越放眼看世界，逐渐吸收并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我国国情相结合，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经济模式的完美结合，是将中国国情融入于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敢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事实就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建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三、总结

政治经济范文篇7

虽然围绕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越发受到质疑与攻击，有人甚至将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但是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遵从“华盛顿共识”所设计的发展道路，推行现代化进程，普遍没有获得预想的发展结果，甚至大部分国家以失败告终以后，国家、政府在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背景

（一）权威主义政体

———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的政治基础一个经济落后、社会秩序混乱，外部压力很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政治稳定。而没有制度化和缺乏稳定的民主政治框架所带来的政治竞争会急剧削弱后发国家的能力，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鉴于很多后发国家在长期殖民历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础，加之经济基础大部分都极其脆弱，在独立后的政治实践中，大部分国家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选择了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在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成了维护政治稳定的最好手段，依靠强势的权威主义政权带来的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广泛的政府干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战后持续的权威主义政体在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毁灭性的内战和随后的政治动荡之后，从1961年起，韩国经历了长达32年的军人集权统治，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韩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政策和体制变化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权威并且高度集权的政府。正是这个政府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高度稳定，并把加快经济的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权威主义政府依靠强制力使得提出的目标和政策没有遇到严重的和有组织的反对，能够比较顺利地制定和实施政策，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而这些对民主制的政府来说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韩国权威主义政体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主要作用和影响在于：

1.能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解决了韩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稳定，发展无从谈起，虽然这种稳定是基于强权高压控制下的稳定。战后初期韩国在制度建设上很薄弱，选举、政治运动和民主的协商会引起混乱和不稳定，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掌权者来总揽大局。

2.为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如果离开了强有力的政府，根本无从谈起。而从朴正熙军事政变起形成的长达三十余年的权威主义统治为韩国实施有效又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可能。

3.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有限的国家资源，集中力量，依靠政治权力强有力的控制力和对资源的绝对支配能力，比民主政权更快、更好地完成既定目标。

4.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具灵活性，没有受到其他政治力量过多的牵制和干预，为实施灵活的实用主义政策带来保障。

5.在冷战和南北对峙的背景下，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很好地控制了左翼力量的发展和壮大，防止、限制了工会造成的混乱和给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维护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和环境。

（二）贫穷与落后———经济背景

战后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经济政治环境及其恶劣。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1961年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市场机制不健全，同时又面临着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垄断资本的竞争，在国内外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地位。

这样的条件决定了韩国经济发展不可能走放任自流、自然发展的常规发展路径。如果没有创新，选择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路径，只能永远处于落后地位，无法实现经济的赶超。为摆脱这些困境，由国家制定和推动战略性导向的发展计划，改革内部社会关系和经济条件以及调整外部国际关系成为必然。

申克龙对欧洲近现代工业化的经典性研究说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那些后来者来说，更加困难而且更加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例如，单从资本的积累来看，当英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工业化进程仅处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阶段，其对原始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不高且相对容易实现。当德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正处于以化工为主的重工业阶段，其对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要高得多而非单个和少数投资人所能承担。

因此，对于处在战后经济恢复期且面临更激烈竞争的韩国经济发展来说，政府的干预和支持显得更为需要。他们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去培育、扶植和发展市场，弥补市场自我调节所产生的弊端，推进经济发展。同时它又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政府的调节、干预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干预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组合的新机制。这种合力和新机制正是韩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韩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机制创新和政府与市场的合力，韩国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

（三）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

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世界政治体系中，韩国所处的地位十分特殊，一直处在世界大国相互对抗最激烈、最具危险性的地方。经济方面，基础薄弱、资源匮乏，这些决定了韩国政治经济具有很强的对外依附性。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对中心国家（尤其对美国）的依附是明显的。政治上不能脱离美国对军人政权的支持和认可；经济方面，在1965年以前韩国是仅次于越南、以色列的第三大受援国，其后又从美国大举外债，成为第四大债务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也严重依赖对美贸易。这种状态促使韩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十分脆弱，因而大力发展经济，从获得经济上的富足来谋得生存与发展；面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甚至实现国家统一；确立国际交往中与西方强国的平等地位等政治动机在推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韩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足以使韩国陷入“依附困境”，但韩国却出乎“依附论”者们预料，在探求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遵循“世界体系———依附论”的观点，而是在“依附”的基础上强调内源性发展，依靠国内的制度创新和全面动员有利于发展的所有内外因素，依靠自身努力成功摆脱了大多数处于“”的后发国家容易陷入的“依附困境”。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促使民族主义强烈的韩国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完全依附外部实现经济发展、特别是自身安全，对于韩国来说是不可行的。处于冷战对峙最激烈的前沿地带，身处美、苏（俄）、中、日四大国的夹缝，抵御日益强烈的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继而实现南北统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韩国不仅要依附强国，更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

在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很多重大的战略选择，大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积极推进并主导的重化工业发展战略，改善本土基础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强产业竞争力等发展经济的动机固然明显，但维护国家安全、提高自身军事实力、减少对美防卫依赖、提高自身自主防御能力的动机同样重要。

二、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要因

（一）“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原则

韩国政府树立“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原则是从朴正熙开始的，其后历届总统上任后均未放弃这一原则，始终把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作为第一要务，确保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朴正熙的观点是：“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1〕在当政者看来，韩国的所有问题、包括政治民主、国家安全、国家福祉等问题，解决的根本方法在于经济发展。朴正熙指出“为了改善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民主的方法亦可能不得不加以利用……今天，亚洲人民对饥饿和贫困的担心，甚于对极权主义施于他们的压迫的担心……亚洲人民首先要求获得经济平等，然后，再建立一个更平等的政治体制”。“对于像韩国这样贫穷的人来说，他们是在生死的边缘挣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济问题高于政治问题，强调民主是没有意义的”。〔2〕把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政治强权，同发展经济联系在一起，不惜以压抑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化要求为代价求得发展，这是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此外，韩国统治者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也可以解释为是为体现和确立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手段。在“经济发展第一”原则指导下，韩国围绕发展经济灵活、务实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决策，并根据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和计划，动员所有力量推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权威主义政体与“经济发展第一”主义的指导原则的结合是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指导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竞争性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巧妙结合，进行了有选择的、以竞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即在战略实施中一直贯穿“指导资本主义”原则。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干预。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以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规定产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通过指示性（而非指导性）的计划、控制经济参数的方式、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政府的主要经济决策。“韩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在政府领导下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在实行私有制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增长”。〔3〕朴正熙曾经明确提出“自由企业的原则是明显的，但是政府将直接参与或间接指导各种基础工业和其他领域”。〔4〕韩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模拟一个“自由的市场”以弥补后进国家和地区市场发育不全的缺陷。“韩国的例子关键在于政府的积极干预一直旨在应用一种十分接近与自由市场的产品与要素的相对价格的中度刺激———好像政府在模拟一个自由市场”。〔5〕韩国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继承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经济（凯恩斯主义）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是综合运用了各种经济理论当中适合自身实际特点的理论、观点，抛开无谓的主义、学派之争，一切从实用主义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终极目标，为我所用。正如有人所说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既非纯自由市场政策，也非纯政府干预政策，而是各种政策的大杂烩”，但又是最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

（三）“强政府”———政府主导型模式赖以成功的保障很多学者在研究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其政治精英超强的经济运营能力和业务素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所带来的政治稳定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并不是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必然因素。也就是说，权威主义并不自然地产生追求经济发展的动机和动力，更无法保障经济发展能够获得成功。

显然在韩国居于权力运营中心的官僚机构及政治精英有强烈的、持久的发展动机，相应的政治以及经济干预能力。以高效率、高素质为特征的凌驾于各种权力之上的“强政府”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成功的重要保障。一般来说政府干预经济有它不可缺少的制度前提，即国家立足于自由经济机制的社会根基，国家能够自觉尊重社会公共利益，保持高尚的理性道德身份，拥有高于个人的理性与能力，或能够接受法律对自身的约束，使其能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行为约束底线，事实上成为社会的开明的理性领导者。〔6〕

特别是权威主义政权往往由于缺乏稳固的制衡，表现出低能和没有效率。刘易斯早就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积极推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其主要障碍在于“不发达国家的管理人员倾向于腐败而低效率”。〔7〕

在韩国，政府通过垂直的层级制结构运用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裁决权来推动政策的执行。政府经济技术官员相对地独立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和职权能够得到保护和支持。

高层的意图和决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到基层行政机关，官员很难违抗上级的指令，从而提高了效率。比如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由朴正熙亲自组建，不但亲自任命该机构的主要官员，而且还给予该机构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这种行政主导政治权力运作的特殊体制虽不能保证民主优先，但实行效率优先，发挥了政府的高效率，有力地保证了经济目标的实现，给韩国带来了经济成功。

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效性和执政者的高素质相结合保证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作为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基人的朴正熙总统自不必说，在他执政期间组建了一个高效、高素质的官员队伍。据1971年统计，全国176名道以上的高级官员，其中大学毕业生为100人，研究生毕业为72人，其他学历为4人，70%以上的官员年龄在40—50岁之间。至于中下级官员，95%以上均有大学以上的文凭。据1978年对全国三级、甲以上的官员的调查，企划院90人当中，58人是学士，28人是硕士，4人是博士。财务部71人中，57人是学士，11人是硕士，1人是博士，其他部门也都如此。这样推行行政队伍的高知识化，自然保证了决策与执行的理性化与科学化。

三、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一）民主化与权威主义政体的瓦解

权威主义政治在市场经济发展顺利的国家不可能摆脱过渡性性质，它向民主政治演进是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抱负和期望也随之发生变化，参与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参与政治的阶层更为广泛，过去自上而下的以权威主义为特点的决策方式遇到越来越多的牵制与阻力。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与可信度，以各界广泛共识为基础，遵循民主、平等、自由原则进行决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同时，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试图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实现、维护自身利益，对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进而形成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动摇了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根基。

面临民主化的高潮，以卢泰愚于1987年6月29日发表的八点民主化宣言为起点，开启了韩国政治转型的大门。1992年12月金泳三被选为总统，这标志着新韩国政治的开始。金泳三执政后大胆采取措施清算权威主义、实行军队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等，提出要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成熟、民主的新韩国。正如韩国政治学家金浩镇所说“如果说卢泰愚政权的五年是摆脱军事权威的过渡期的话，那么金泳三政权的五年就应该是完成民主化的过渡期。”〔8〕

权威主义向民主化的转型可以说是韩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动摇与瓦解使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政治前提，自然随之产生变化。而民主政体的确立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向市场主导模式过渡。

（二）经济自由化的冲击

政府主导型体制对韩国经济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但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这一体制转变的滞后阻碍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府主导型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抑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妨碍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使市场信号对经济运行的反馈不明显，无法对国际经济形势应付自如等。

在韩国内部，一些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政客和学者，在遭受金融危机后，把韩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根源指向了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干预，再加上外部（西方学者）对韩国政府主导模式的批评和指责，使得韩国国内主张改变政府指导模式进而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人，在“政府主导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占据了优势。

（三）外部压力

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及韩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日益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与冲击。过度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价格扭曲、保护贸易、人为的低汇率政策、金融扶植、压制竞争等措施，在主导全球贸易的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看来是违背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对韩国施加了巨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竭力向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倡导“自由民主秩序”，同时开始实行新的外交政策计划。

这一计划的目标是迫使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削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向商品和资本流动开放边界并服从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而使亚洲国家将美国的经济体制作为资本主义模式最完美的典范。

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逐渐发生动摇，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IMF主导下进行的（迫于外部压力进行的）改革，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改变韩国特有经济发展模式”转而追求英美式自由经济模式。特别是金大中、卢武铉两任出身总统执政期间，以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步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多地遵循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韩国似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在韩国第17届总统选举中，代表右翼保守势力的在野党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代表左翼势力的大统合民主新党的郑东泳。获胜的关键因素就是利用在执政期间领导经济不力，导致韩国经济的不景气的情况，而大打经济牌。李明博甚至提出政权执政十年对韩国经济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要对此前十年政权的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审判。从李明博执政一年多时间里的政治运营和经济政策来看，有明显加强政府经济职能的倾向，似乎让人依稀又看到以往保守政权重视府干预的影子。如积极推进的四大河流改造项目，媒体关联相关法案的强势通过，积极推进和欧盟、印度等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虽然打着实用主义经济的旗帜，不免让人联想到以往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但不管怎样，完全回到以往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太可能，因为现今的韩国政治、经济基础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围绕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着一次激烈的争论和新的探索，未来走向值得我们关注。

四、经验与启示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对经济发展干预与作用，与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有着最强大的政府以及强烈的政府干预偏好。因此认真总结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变化及成功要素，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面对经济基础薄弱、民主意识缺乏、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经济建设中心”绝不能动摇，必须作为现阶段党和政府的全部工作的中心，倾全力实现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这才是解决当前我国在现阶段所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使其持续发挥巨大作用，并为我们最终走向民主化构筑坚实的基础。

第二，坚定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建设高素质的行政队伍是现有体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威主义政体虽然权力集中，甚至推行强权统治，但依靠高效率、高素质的官僚队伍所组成的“强政府”，保证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成功。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权威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由民主主义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以权威主义为政治前提而存在的政府主导模式必然要面临转型，韩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极高的成本。

政治经济范文篇8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发展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分析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现代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分析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政治经济范文篇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科学的理论要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主题和精神，是引领时展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提升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和丰富的现实背景。（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纵观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无不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其先进的思想方法论精髓为积极开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过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历史变迁的思维再现，是以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为基础的抽象概括和加工修正，具有鲜明的历史感[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在理解和认识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逻辑过程和历史进程的辩证统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其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创新的经济学，其科学价值在于能够根据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新的理论和观点揭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圆园18年第2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历经一百多年演变进化而经久不衰，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的重要根源。面临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发展的、辩证的和整体的逻辑思维审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现实背景。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也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其创新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实践。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状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原因。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不确定因素的日益增加，世界经济总体的持续低迷使得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削弱。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是国内经济内生因素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现象，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今后国内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经济告别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开启内涵式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动力的多元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说，新常态下国内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处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韧性和充足的发展潜力，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具备支撑和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和因素，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依然保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2]；另一方面，新常态必然派生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如一些长期积累的失衡因素和隐性风险将伴随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而逐步显性化，创新环境的缺失和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可能导致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宏观经济调整和平衡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面对新常态下出现的各种新挑战，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突破社会发展瓶颈，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课题。经济新常态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现实背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辩证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始终伴随着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转变，这突出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之中。“范式”一词最早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hu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人们公认的并且共同接受的一种对事物的观点或思维的框架，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3]。理论创新“范式”既是一个世界观层面的思想、立场问题，也包含方法论层面的方法和实践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是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发展新视界、新成果的客观展示，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发展、创新的具体表现。（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实践为本。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注重和坚持以实践为本，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习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4]。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作为现实基础和基本立足点，不断揭示和提炼总结新常态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发展规律，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理论思维源于实践，以实践为理论源泉和归宿。“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经济新常态是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现实描述和高度概括。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际上，这正是中央对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在新常态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继续坚持以实践为本，总结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在有效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和解决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转方式主要矛盾过程中不断突破和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实践，以实践创新丰富新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人是变革和创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其自身的发展水平将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5]。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主体论”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经济发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也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受到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主导和制约，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更加强调提高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质量，其内在的人学向度为人的不断创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整个历史，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基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实践，新的理论诉求呼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同时，新常态的人学向度也为在新阶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核心路径，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和归宿。（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从本质上来说，问题的本质是矛盾，是理论与实践、甚至理论内部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历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6]由此可见，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点，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解决新问题、新矛盾而获得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从而不断引导理论创新和指导新的实践[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时展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以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如何认识和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时代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问题重新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重要创新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除此以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不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大胆尝试，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强调，全党要树立和增强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8]。“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手合力”论等新的经济战略思想无不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是现实中带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回应。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范式，“问题范式”内含于“哲学范式”之中，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领域和方向。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必须树立和强化问题意识，始终坚持以新常态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问题范式与理论范式创新的良性发展。（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立足新常态经济特征。思维是主体对事物表象与概念的深入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的认知活动。思维范式则是思维主体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以及在推动理论范式创新中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是推动其他理论范式创新的催化剂和内生动力。辩证思维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辩证思维审视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新动向和新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市场与政府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其增添了中国特质和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国内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融合新常态下新问题、新实践的辩证思维使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能够科学地解答新常态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基本要求。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说，经济新常态是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核心问题在于提质增效，追求全面均衡、整全性发展和可持续的高速发展[9]。辩证认识和审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推动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应以经济新常态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客观依据和立足点，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思维方法，科学把握新常态经济的动态性、规律性和发展性，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政治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现状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为了让高职院校的学生与当前的社会更加的融合，高职特意开展了《政治经济学》教学。虽然《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开展给学生补充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知识，让学生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了一个更加细致化的了解。即便如此，在高职院校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教学改革以此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一、对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分析

为了适应新时期素质教学背景下的教学发展，高职院校积极开设了一些文体类型的娱乐课程，让学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课余爱好，并且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正因如此，高校不得不在课程的设置上，压缩原有的文化课程，致使《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课程次数越来也少，但是教师的教学内容并没有得到缩减。因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得不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快速的讲述，一些知识点的讲述上也就粗略而过[2]。这种方式，虽然帮助教师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但是却给高职院校的学生留下了无限的疑惑，长此以往，根本不利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了解和吸收。此外，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应该给学生一个适应阶段，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应该保留一个过渡期，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高职教师忽略了过渡阶段的重要性，使得学生在迷茫当中步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必然会影响最终的教学效果[1]。

二、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分析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教学效果比较问题，体现在题材上的多样化、教学体系的复杂化等方面。例如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版本多达上百种[3]。其教学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虽然目前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经过修改，但是在内容和体系的衔接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高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

首先从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来看（以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为例），该教材的教学内容一共有21章。《政治经济学》内容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列宁的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内容的介绍上只是对这些内容的浅显概述，粗略估计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然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报表与当下2015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严重脱轨，且时下政治经济学的理念素材涉及篇幅相当匮乏。

（二）《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结构不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篇内容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题材中设计的理论知识过多，于课程次数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协调。而且章节直接的内容多有重复且关联性不强。例如，“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与“竞争与垄断”的关联程度不紧密。此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竟争与垄断”这段内容具有重复性。针对于上述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不合理现象，在教学改革中仍然存在，因此严重阻碍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步伐。以上表述说明，《政治经济学》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存在不紧密、关联度不高等问题，因此，高职院校在《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中，教师无法对整个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编排和衔接，从高职院校的教学视角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三、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建议

从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总体角度来看，其改革的整体方向还是不错的，但是在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教学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例如教材的编制不合理[4]。基于此，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依然是改善《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的必然途径。只有解决《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中的内容不衔接、逻辑不紧密问题，才能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成果。另外，针对《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问题还需要高职院校的教师积极参与到体系框架的调整中。从高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长远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重新编写。还需注重以下三个部分的调整：一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三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以上三个部分结合当下的政治经济现实进行重新的编订，即涉及到重要的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素材的概括，进而加深高职院校的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最后，还需要有效的控制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篇幅，结合教课次数进行整改。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领域的基础学科。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因为各种教学题材和课程设置的问题，致使《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达不到预期效果。所以，针对当下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采取一些科学化的措施进行整改。

作者:卢德炳 单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娟.新时期下高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新思路[J].网友世界•云教育,2013,(24):101-101.

[2]徐济民,张时(王卢).关于搞好高职学生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思考[J].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7(1):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