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范文10篇

政治风险范文篇1

(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二战后形成的美国、苏联两强并立的雅尔塔体系虽然结束20年了，世界已经全面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是国家间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依然存在。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保持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长期以冷战思维来处理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更是千方百计地予以遏制。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西方始终视中国为价值观上的异己，并惯于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势来看待中国。尽管中国不厌其烦地对外解释其和平发展道路，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战略不信任仍难消除。由于受西方国家长期负面宣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不管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显示，有73%的美国民众反对这次并购，理由是“中国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技术、扩大影响力、腐蚀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国有企业现在到美国投资，美国政府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即便是由私人经营的中国企业，在对国外较为敏感的行业如金融、通信、能源等领域进行投资时也会面对来自监管的压力。2010年4月，民生银行对濒临破产的美联银提出全面收购，被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迅速回绝，理由就是对民生银行是否受到“足够的监管”有疑虑。2010年，中国天津鑫茂集团试图收购全球第三大电缆巨头德拉卡、中国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中远集团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35年特许经营权等针对欧洲敏感工业的海外并购案，也引发了欧盟的不安。欧盟工业专员塔亚尼表示，中国企业投资欧洲敏感技术领域是中国当局的政治战略。中国购买欧洲债券被部分欧盟国家认为是在欧洲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2010年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的数额首次超过美国，而且大量购置土地和不动产，引起了日本政界的注意。2011年1月，日本国会议员召开首次有关“外国人取得日本土地的管制”研讨会，意在限制中国人收购日本土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2011年1月，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塔国将2000公顷土地租给中国农民种植水稻，水稻将在塔国内出售。一些对中国怀有戒心的民众就认为，这是中国的一种和平扩张手段。

(二)国际资源的竞争

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所需的很多资源都得不到充足的供应。因此，资源领域成为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点。2004年至2006年，石油和天然气是中国的投资热点;而在2007年至2009年，中国的投资重点转向了金属及采矿业。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大部分是铁矿、煤矿等战略资产，引起澳方对中国企业控制澳洲资源的焦虑。2009年，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拒绝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买入Lynas多数股权的计划，理由就是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超过90%的稀土资源(其广泛应用于各种技术设备的生产制造)以及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投资该国资源的高度敏感。值得注意的是，对战略性资源的关注具有全球性。在美国，只要是涉及能源、矿产、港口等具备战略意义的资产，就容易引起美国人在政治和国土安全方面的焦虑，从而启动严格的投资安全审查。在刚果(金)，反政府的图西族武装恩孔达部在2008年11月公开威胁，要“阻止中国政府和金沙萨当局联手掠夺基伍省资源”。尼日尔的沙漠部族“FARS”在2008年6月9日公然对尼政府和中石油签署的50亿美圆石油勘探合同发出挑战，并警告中石油“小心可能遇到的炸弹”。由于世界重要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各国为了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冲突也越来越多，甚至出现第三国针对东道国的战争、禁运等行为，来干预其他国家的投资活动。石油、天然气丰富的国家能够以此吸引外资来发展经济，还可以作为政治筹码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和尊严。发达国家为保持优势，通过对外投资方式获取利益，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如两次伊拉克战争)。中国在能源开发领域的投资几乎都集中在非洲、拉美、中东和中亚地区，这些地区的部分国家存在政治集团之间利益的争夺、种族之间的斗争和宗教派系争斗。如2010年12月，科特迪瓦大选结束后，出现了“一国两主”的僵局，导致国内暴力冲突频发，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该国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自2011年2月中旬开始，利比亚安全局势出现动荡，并迅速演变为反对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内战。由于利比亚拥有巨大的石油资源，而欧美国家极不满意目前利比亚石油的分配。以法国、美国、英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国家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还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半岛的冲突等威胁国际安全的因素，严重破坏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

(三)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没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治理结构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有很大差别，往往承担着政府的各类政治任务。最典型的就是2007年成立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将其定位于战略投资者，赋予了较多的政治内涵。比如，中国国资委要求中投公司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也希望中投公司能够对冲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些部门的诉求有违主权财富基金的纯粹商业动机，使中投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不自觉地带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色彩。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被视为政府的代表。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2010年的《勇闯新天地:纵观中国的海外并购》指出，2004年以来，5000万美圆以上的中国海外并购案81%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这种情况使得东道国不仅担忧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而且还警惕中国企业的国有身份，认为并购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而非商业决策，从而采取抵制态度。2002年12月，中石油收购俄罗斯的斯拉夫油田，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决议，不允许任何外国政治控股的实体参与竞拍斯拉夫油田的股权，迫使中石油退出竞拍。2004年加拿大某报纸就中国五矿公司欲收购加拿大Noranda公司呼吁加拿大政府必须严密监控这一金额达到70亿美圆的收购行动。2004年联想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时，美国政府部门也对这一收购行为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进行了专门的审查。

(四)缺乏沟通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在国内的行政级别很高，掌控的资源和人脉很多，靠国家政策和垄断地位经营，盈利非常丰厚，缺乏融入社区的动力和经验。到海外经营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内“老大”的习气，妄自尊大。一些国有企业将对外投资作为响应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号召，外在推力大于内在动力，缺乏长远的投资规划，对外投资只是权宜之计而非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些短期和政策行为造成企业对外投资思想准备不足，往往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功利性太强，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当地的社会责任，也未与当地社区生活密切融合，自然不能获得当地社会的政治支持。东道国的政界、学术界、企业界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了解也非常少，主要从书本、新闻媒体、第三者的介绍或网络等间接途径来了解中国及其企业，这些间接信息大多数停留在对中国建国前或者改革开放之初的简单介绍。受到西方国家反华势力、敌对势力的恶意诽谤，再加之西方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某些国家对中国遏制的需要，很多企业、学者、机构有意识地在误导国际舆论和东道国民众，丑化中国和中国企业、中国人民，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当然，中国企业被误解也有自身的原因:有些海外企业还没有完全遵守市场规则，在财务等方面还未实现公开透明;中国意识形态中长期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也“传染”到海外企业中，更增加了外界的猜疑，也容易给外国媒体抓住把柄;中国很多大型企业的管理往往带有政府的特点，不能尊重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习俗，也没有动力去防范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企业的误解和偏见也就不可避免了，成为阻碍和破坏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一大消极因素。因此，几乎任何海外学者在谈及中国经济时，都会专注于国有企业，进而将中国经济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因于国有企业自身的缺陷上，导致中国企业在部分海外媒体中常被国家化和政治化，诸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是在执行中国政府的政治策略、试图控制他国经济命脉、企图恢复“天朝上国的朝贡贸易体系”等。

(五)文化的差异

对外投资不仅仅是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流动，也是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价值观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由于中国人爱好和平、节俭、勤奋，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相对于当地人来讲更容易致富，引起当地人的不满或仇视，认为华人掠夺了他们的财富。一旦有机会，有些人就会采取暴力行为侵犯华人的财物，这种情况在东南亚更为明显。习俗的差异更是时时处处存在，中国企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对主要官员的公关方面，而不是科学的经营管理，甚至采用非法手段，无形中输出了国内的腐败风气，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度厌恶。而在西方国家，则更多的是出于对华人嫉妒和歧视的心理，政府官员、企业、利益集团常常有辱华言论、行为、政策，挑起不明真相民众的利益纷争，给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带来不利影响。一些对外投资企业不遵守东道国法律规定，违法经营、偷税漏税、贿赂官员，给当地的民众造成了不良影响，致使中国投资者的商店、工厂、工地多次被当局查抄，商品被当地民众和当局销毁，一些工作人员被拘捕。有些公民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言行违背当地宗教、风俗禁忌，引发争执，造成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和商品产生排斥和仇视情绪。此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投资者和管理人员对当地员工的态度非常恶劣，工作条件很差，经常让员工加班，但不付额外的工资，为当地种族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提供了借口。致使一些反政府势力、当地的利益受损群体、民族主义者经常采取绑架、暗杀、打砸抢等暴力手段威胁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形式

(一)国家歧视性干预

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增多，与众多国家的经济纠纷逐渐增多。出于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中国企业正常的投资行为。比如，2003年，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以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与中国政府有关、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为由反对其并购美国环球电讯公司;2005年，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圆收购美国第八大石油公司尤尼科，因国会的阻挠而失败;2010年5月，50名美国国会议员以“美国钢铁市场遭到中国企业的掠夺并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由，阻挠鞍钢入股美国钢铁企业;华为公司在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3Com、竞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部门、竞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中，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多次遭遇失败。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印度在与中国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把传统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把经济合作放在次要位置，对中国的产品、投资设置种种障碍。2010年7月，印度政府禁止印度电信运营商与联想、华为、中兴等25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合作。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配合其条件而解禁之后，又开始针对电信设备商的商业行为进行各种调查。

(二)排华行为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活动往往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很少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较少与当地民众进行沟通，很容易引起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反感。在某些反华势力的鼓动和丑化下，给东道国民众留下不良形象，久而久之在当地形成“排华”意识。2004年9月，西班牙鞋商打着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号，针对中国鞋发起了多起游行活动，埃尔切市的少数激进分子甚至烧毁了大批中国鞋，酿成了震惊世界的烧鞋事件。2010年8月，在中国援建蒙古国乌兰巴托的项目工地上，发生了中国工人与当地极端组织成员、警察的严重冲突，令原本不佳的华人形象在蒙古国雪上加霜，民间的仇华情绪进一步升级。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南海领土争端问题和中国非法移民问题也不断增加，国际反华势力以此为由煽动利益群体反对海外华人和投资者，使得海外华侨和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比如，2003年7月4日，大约1500名菲律宾民众游行示威举着“反对红色中国”的横幅，焚烧中国国旗。2006年4月，所罗门群岛发生骚乱排华事件，华侨华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2008年11月，坦桑尼亚政府和移民局以查护照、查工作签证为由，对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华人华侨进行了突击抓捕，被当地华人称为“排华事件”。2007年12月，印尼坤甸市发生数千人排华骚乱事件，华人庙宇、住宅和汽车遭到当地人打砸毁坏。2009年5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了排华事件，首都莫尔斯比港的中国商店遭到几百名暴徒的攻击和抢劫。

(三)暴力袭击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参与国际事务范围的扩大，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不断增加。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很少，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干扰，面对的国际问题异常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某一方面的不满和猜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部分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民族冲突，进而引发了多种暴力袭击事件。在非洲和中东、南亚等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如发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国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基本属于这一类。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关系，但其国内民主制度不完善，民族和宗教势力都比较强大，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长期仇恨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和人民。国内针对亲西方的恐怖主义袭击不断增加，并殃及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劳工。一些极端势力或民族主义者将矛头对准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在一些工程合作和劳务输出项目中，工作人员主要是没有任何武装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更容易遭到暴力袭击。仅2007年就发生了10余起涉及80多名中国公民的重大恶性案件。近年来，涉及中国公民和机构在海外的人身、财产和利益的领事保护案件大量增加，每年都在3万起以上，平均每天大约100件，遇袭的频率越来越高，伤亡的人数也在上升，遇袭地点从非洲转移到了亚洲、欧洲。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三、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影响

(一)负面影响：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损失和人员安全伤害

尽管海外投资的经验不断积累，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却越来越复杂，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1998年以来，俄罗斯发生查抄华商货物事件上百起，被查抄货物价值上亿美圆，特别是在2004年的“埃米拉事件”中，俄罗斯警方与匪徒劫走货物价值高达3000万美圆。而内战、边境战争、骚乱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给企业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更严重。企业因战事或骚乱等所蒙受的经济损失一般无法得到补偿。即使企业事先投保战争险，能从保险公司得到补偿，也只能得到直接经济损失的部分补偿，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因遭受打击所发生的间接经济损失无从得到补偿。1991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中国的企业在伊拉克的工程承包和供货合同金额达到27亿美圆(基本上是电站设备和工程)。为期一个多月的伊拉克战争给中国企业带来44.74亿美圆的经济损失。2011年2月开始的利比亚内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破坏中国企业的生产设备。35860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不得不从利比亚撤出，中国企业在该国苦心经营30多年的成果毁于一旦。政治性事件除了给跨国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之外，还有可能使外资企业发生人员伤亡事件。特别是一些国家在发生战争、内乱、经济危机等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不同政见的政治派别、利益群体或民众往往将没有武力保护的外国企业和管理人员作为发泄不满的对象。例如，在东南亚各国，历史上都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残害华人的暴行。在巴基斯坦、苏丹等国的中国企业和工作人员经常遭到当地不法分子或政治势力的劫杀。

(二)正面影响:跨国公司从政治风险中获益

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面临同样的政治风险，东道国国内的竞争对手就很少。而且，高政治风险的国家大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拥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性事件给跨国企业造成的损失。目前，中国跨国投资企业已经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风险，积累了一定的防范经验。尽管成功克服政治风险的案例不多，终究还是有华为公司、中石油等大型企业开始在投资方式、投资区域等方面慢慢转型，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华为公司以契约与绿地投资相结合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在海外进行收购、新建和共同研发等活动的同时，也在国内与西方跨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与其建立学习型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华为带来了更多的海外合作项目，有效地减少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华为公司还参与了国际电信联盟等组织的工作，参与新技术标准的制定，显著提高了政治风险的防控能力。此外，华为公司非常注重利用技术优势向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灵活的服务，消除了外界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感，从而成功地在国际通信设备领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经历了诸多的“安全审查”事件后，中国企业开始转变思路，放低姿态，不再力求获得控股，也不再仅盯着国际大型企业和敏感地区，通过第三方中间人的举荐，联合其他国家的企业组成国际公司，再去收购东道国企业。不仅投资数额少，分散了一部分风险，最重要的是，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色彩有所淡化，降低了对东道国的威胁。比如，2005年中钢集团先与澳大利亚的中西公司建立了合资伙伴关系，再于2008年全面收购了这家公司。2009年10月，中石油与BP联手中标了伊拉克最大的鲁迈拉油田服务合同，12月与道达尔等合作伙伴中标了哈法亚油田服务项目。2009年12月，中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联合出资33亿美圆收购曼格什套油气公司全部股份。2010年3月，中石油和澳洲壳牌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35亿澳圆收购澳大利亚Arrow能源有限公司100%的股权。2010年12月，中国南车与通用电气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投资5000万美圆，在美国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50%)，竞标美国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两州的高铁项目。另外一种变化就是中国的“贷款换石油”策略。30年来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无论是购买或是投资海外的战略性资源，都会受制于其他国家，受政治风险的影响很大。近年来，中国和一些资源大国合作，吸取以往经验教训，调整具体操作手法，因势利导，给其提供巨额贷款，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对方给中国提供长期、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供应。这种策略有效地避免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如2008年，委内瑞拉获得了中国40亿美圆的开发基金，同时以对华出口石油量增倍的方式作为回报。2010年4月，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协议，中方将向委方提供约200亿美圆融资。在25年合同期内，委方为中国提供29亿桶左右的超重原油。2009年2月，中国与俄罗斯的协议涉及的贷款高达250亿美圆，俄方则承诺今后20年内向中方供应3亿吨石油。2009年5月，巴西国营石油公司Petrobras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为期10年的100亿美圆双边贷款协议，Petrobras承诺10年内每日向中国提供20万桶石油。除此之外，中国还先后与厄瓜多尔、安哥拉、哈萨克斯坦等产油国签署过类似的协议。

政治风险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政治风险范文篇3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政治风险范文篇4

提要：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所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风险。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增强，强化跨国经营中东道国政治风险防范显得尤为紧迫。本文讲解了FDI的具体含义，并将政治风险做出不同的分类，介绍跨国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评估问题，着重讲解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最后提出政治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导论

FDI指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得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FDI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FDI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工作机会等，使其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尤其是面对流动性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性国家，FDI带来的资金被认为是取得稳定资金流和吸引到能够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的跨国公司的最好手段。

关于FDI的本质，专家学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经营资源”，特别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FDI是以经营管理上的技术专业知识为核心。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控制权”。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认为FDI是指一国的某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某企业的控制权。相关的国际机构、政府部门与理论界，例如联合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IMF、WTO、美国商务部等，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因为FDI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而货币资本则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进行直接投资，所以FDI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二、政治风险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把政治风险分类，本文采用的是Simon（1984）的分类方法。

（一）内部政治风险。内部政治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内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局不稳。来自于东道国内部不同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暴力行为（比如内乱、游击战及恐怖分子袭击）对跨国企业的财产造成潜在的经济损失或者人员伤亡；（2）政策调整。出于保护民族工业或者保持本国企业的优势，东道国采取政策上面的调整。对于关系东道国经济命脉的行业政策的调整尤为集中，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能源产业、军事设备等行业；（3）法律环境。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最应深入了解法律环境。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对于东道国法律环境的熟识也是需要长期持久进行的。倘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过程中触犯相关的法律条款，诉讼过程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财力。因此，法律环境对经营者的理财活动有重大影响，形成了企业风险的外在发源地；（4）政党因素。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应当了解东道国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尤其在换届选举中，要明确分析参选政党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态度，这样才能利用东道国的有利政治环境来提高本企业的业绩。

（二）外部政治风险。外部政治风险并不是来自于东道国内部，而是来自于东道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环境尤为复杂，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也趋于复杂。跨国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主要包括：（1）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特定的经济条件下，货币可能产生增值或者贬值。跨国经营的企业可能产生潜在的资金问题，从而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危机；（2）外交因素。主要指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两国政治上发生争端时，经济会成为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必要手段，而跨国公司会成为其主要的攻击目标，从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正常经营活动会受到打压，影响其经济收益；（3）东道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在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下，某种国际资源价值的增值或者贬值都会影响跨国企业的制造成本，结果使商品的利润相对减少。这种情况对于原材料需要进口的跨国制造商影响比较大。

三、跨国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评估

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复杂性会使企业对外投资遭遇风险。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企业管理者决策的直接依据，是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可对跨国公司经营起到指导作用。政治风险的评估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进行。

（一）政治风险的宏观评估。宏观方面的评估代表有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指数、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G——国家风险国际指南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WERCCN）编制的中国第一个《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报告。

《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指数动态地考察了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和10年后的情况。是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政治风险指数。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擅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按照国际企业的角度进行评分，汇总各因素评分即得出该国政治风险指数。

国家风险国际指标每月公布一次，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CRG=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等14个指标；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融资条件等5个指标；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等6个指标。该方法中，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国家风险指数都采用了定量的方式，方便实用。

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重点分析进入21世纪后，全球75个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产生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特征及趋势，也为国际贸易投资提供了晴雨表、方向标和政策指南。该报告指标采用0-1分制和赋值方法，分值越高，风险越小。该方法的政治风险指标中，将国际和平和国内稳定因子纳入贸易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并赋予政治风险30%的较高权重。此外，法律效率、社会安全等也均纳入了评估体系。

（二）微观政治风险的评估。微观风险方面代表性模型有“丁氏逐渐需求模型”和理查德罗宾森提出来的“产品政治敏感测定模型”等。但这些模型都是相对于一般产业或产品来说的。实际投资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评估中，考虑的风险因素很多，政治风险因素应当根据投资国家和项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跨国投资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估体系应包括东道国政治环境评估、法律环境评估及经济环境评估。

四、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

当外国投资者进入新兴国家时，政治风险可能组成国家风险的一个很大部分。累积的政治风险指标是重要的，国家会有很多的政治风险从而吸引到更少的FDI。如果东道国存在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将会面临充公的威胁，这些跨国公司作为本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与东道国政府应该有战略性的相互交流。因而，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考虑该国政府机关的决策等政治风险（包括政府稳定性、内在和外在的冲突、腐败和种族紧张、法律和规范、政府和机构的民主稳定性），防范政治风险影响FDI流入。

良好的政治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良好政治环境的国家会有更多的FDI的流入，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样也可以说，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了FDI生效的结果。

五、政治风险的防范

一是投资保险。对境外投资的资产进行保险工作是政治风险防范的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对本国企业境外的投资承保政治风险，例如美国通过独立的政治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事这种业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企业的境外投资解决了问题。中国境外投资基本上是国有资产，当这些国有资产属于商业投资性质的时候，东道国一般不承认其主权豁免，而是按照外国私人投资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来处理。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明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家保险公司承包境外企业投资的政治风险是目前一项亟须解决的任务。

二是签订特许协定。特许协定指境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就投资项目内容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而达成的书面协议。只要东道国政府讲信誉并保持相对稳定，必要的协商不失为一种防范政治风险的有效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佳.融入本土、战略规划——跨国公司在华危机公关媒体关系管理透析[J].营销，2001.1.

政治风险范文篇5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政治风险范文篇6

关键词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

在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过程中，由于跨国公司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竞争激烈、复杂多变，故存在诸如政治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等众多的风险。其中因政治风险的极难预见性与损失巨大性等特点，已经逐渐被跨国公司所重视。所谓政治风险，是指政治因素对国际投资与跨国投资的盈利产生不利影响或实现其它关键经营目标的可能性。常见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府干预风险及外汇风险。关于政治风险评估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多年，对政治风险评估方法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从是否可以量化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也有从所涉各方来分类的，即从东道国角度出发的宏观分析法，从跨国公司角度出发的微观分析法以及综合两大方面的宏微观分析法。但不论分析方法如何，具体的评估方法是不会改变的，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类：

1政治制度稳定指数

政治制度稳定指数由丹·哈恩德尔（DanHaendel）、杰罗尔德·维斯特（Ger?鄄aldT.West）以及罗伯特·米都（RobertG.Meadow）提出，旨在为政治风险提供一个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个分指数组成：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其中社会冲突指数有三个分量：社会不安定指数、国内暴乱指数和统治危机指数。这些指数分别根据各类共15项指标测定，

计算时可从年鉴、政府文件和政治资料等出版物中获得。与其他方法相比，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方法的优点是利用客观数据而不是主观判定资料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包含的因素也较全面。主要缺点是没在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与各个风险变量之间建立联系，因而不能说明制度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与跨国经营或投资风险的关系。也就是没有指出衡量了政治制度风险之后应该做什么以及投资决策者如何利用所评估的结论。

2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

此模型由霍华德·约翰逊（HowardC.Johnson）提出。其基本前提是，政治风险(没收)是该国失衡发展与该国实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一个国家失衡发展的因素来自五个方面：政治发展、社会成就、技术进步、资源丰度和国内秩序。失衡发展来自它们相互之间进步程度的差异性和非持续性。而国家实力表现为该国经济、军事与外交关系的结合。这一模型将世界各国依其实力与平衡发展状况分为四类：失衡强大国家、平衡强大国家、失衡弱小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四类国家中，发生没收的概率最低的为平衡强大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而失衡弱小国家存在中度没收概率，失衡强大国家没收的相对概率最高。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非均衡发展。

3国家征收倾向模型

此模型由哈罗德·克鲁德森（HaroldKnudsen）拉丁美洲国家样本统计分析资料提出。其涵义是：一个国家的挫折水平和大量外国投资的相互作用能解释该国没收倾向。而一国的挫折水平形成于该国的抱负水平、福利水平和期望水平，这些水平假定为代表一国生态结构。当一个国家的福利或经济预期低于抱负水平时，该国的挫折水平就高，若此时有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那么这些外国投资就可能成为国家挫折的替罪羊而遭没收。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国家挫折水平。

上述两种模型虽容易理解（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和国家征收倾向模型），但比较主观、片面及缺乏可操作性，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推导，不便于判断失衡发展的程度。国家征收倾向模型的统计资料来源于拉美，不具全面性。

4政治风险指数

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察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后和10年后的情况。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予以评估的因素有3类10项：公务员之家

评分采用百分制，70分以上为低风险，表示政治变化不会严重影响企业，也不会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55-69分为中度风险，表明己发生对企业严重不利的政治变化，某些动乱将要发生；40-54分为高风险，表明已存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严重影响企业的政治发展态势，正周期性地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39分以下为极度风险，表明政治条件严重限制企业经营，财产损失可能出现，已不能接受为投资的国家。

另外，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C—国家风险国际指南也较为实用。该指标体系每月公布一次，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CRC=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传统……官僚化程度等13个指标。

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停止偿付，融资条件，政府撕毁合同等5个指标。

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力等6个指标。

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国家国际指标，都采用定量的方式，方便实用。虽然结果由于评估人的观点和立场不同不宜照搬，但风险指数的设置却具有参考意义，经修改便可自成体系。

5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

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由杰夫雷.西蒙提出，他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自身情况出发，将政治风险归纳为八大类50余种，。该评估方法的多维分类更加明确了政治风险的概念，有助于跨国企业认识风险事件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故能将风险分析更好融入投资决策分析当中。

6丁氏渐逝需求模型

该模型属于微观政治风险评估方法，丁氏（WenleeTing）的“渐逝需求模型”的基本命题是：在经济民族主义竞争迅速上升、粗暴的社会政治风险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外国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与该项目对东道国(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看中价值”呈反向关系。此模型考虑了渐逝协议现象以及非工业化国家发展工业经济趋势。这种趋势为：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工业化并致力于经济发展时，对没收和国有化这类暴力风险将逐渐变得罕见。而这里的“看中价值”表现为该项目为东道国所需要的程度，动态的看，它随技术领先程度的降低和其他国际企业竞争的加强而逐渐下降。

项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投资项目的“看中价值”随时间推进而下降的状况，而8-11项因素则间接影响同一时间“看中价值”的大小。如果公司在项目实施中，正面因素作用加强，则该项目的看中价值上升，反之则下降。

7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

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方法是理查德.罗宾森提出来的，该方法的主要含义是：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政治敏感性，政治敏感性取决于该产品在东道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政治敏感性的大小与该产品面临的政治风险成正比，即政治敏感性低的产品投资政治风险小，得到东道国关注的可能性也小；反之，则政治风险大。当然，即使产品的政治敏感性大，其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大，但如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政策同向，也可得到东道国的政治鼓励而减轻政治风险。影响产品政治敏感性的因素共有12项，根据东道国的情况分别给予打分，对绝对否定者给10分，绝对否定者给0分，对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分别给予相应的分数。最后累计12项因素总分，分数最低者表示该产品政治敏感性最强，分数最高者则表示政治敏感性最弱。

该方法简单实用，可根据产品特点，并在对东道国调查的基础上，对各项因素进行评分。然而，该方法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比如对每项因素的权重都是一样的，这样难免对结果产生影响，在外汇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产品行销将明显减少东道国的外汇，则该产品政治敏感性的分数可能远远超过10，甚至达到20或者更多。所以，在对该方法进行使用时，权重应该区别对待，对不同的国家，每一项因素权重应有不同。另外，还需根据东道国不同时期情况，还可以适当增加相应因素，使最终结果更具有使用性。

对上述两种微观评估模型（丁氏渐逝需求模型和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中，都是针对外资投资项目产品及相关产业的评价，只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能受到东道国不同程度的鼓励，就可相应减少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比较而言，丁氏模型更为全面，且具有动态评估效果，符合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评估情况。但从量化角度来看，产品政治敏感性评估显得更为方便，但权重的等量分配无疑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局限。

参考文献

1曾忠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决策、管理与案例分析［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

2赵月圆．跨国公司财务战略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政治风险范文篇7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政治风险范文篇8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政治风险范文篇9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公务员之家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4（8）

政治风险范文篇10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

所谓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在一定程度上由东道国政府控制的事件，或社会事件引起的给国外债权人应收账款（出口商、银行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由于政治风险难以识别，影响力大，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等行为有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经营活动，所以是所有风险中最具威胁性的。冷战过后，国际政局的动荡和变化，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的发展。

1.战争动乱风险。即东道国境内发生战争或动乱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今世界整体是和平稳定的，但局部地区的国家关系恶化、政权争夺、民族纠纷、宗教矛盾等因素引发战争或动乱此起彼伏，这对“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的我国企业造成很大的潜在危险。

2.恐怖袭击风险。即恐怖分子在东道国活动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是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恐怖活动不仅破坏和平的企业生存环境，而且直接威胁到我国“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开展海外投资的企业人员和机构安全。

3.政策变动风险。即东道国政府相关政策变更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这种变更可能是东道国政权的更替、社会经济形势出现了新情况而打破了政策的连续性，一般并不有意针对投资企业，但是更多的是东道国认为外国投资企业存在明显或者潜在的不利于本国企业的动态，从而在政策上有意作出的调整。

4.国有化风险。指东道国采取强制回购、征用，甚至没收等手段，使得外国投资企业资产本国化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二战之后，曾经出现过民族独立国家对本土外国企业实施国有化的浪潮。随着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国有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资源日益紧张、生产要素价格攀升的今天，国有化又以间接、渐进式的新形态而呈回归之势。

5.国家安全的风险。指东道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而对外国企业设置各种障碍。例如，2009年中国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澳大利亚子公司欲收购澳铁矿石公司HawksNest铁矿石项目的50%股权，该项目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伍默拉军事禁区，澳大利亚国防部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提出反对，这也意味着上述项目实际上不会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最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不放弃入股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

6.遭受国际制裁的新型政治风险。美国和欧盟为了迫使伊朗放弃核项目，已经决定对伊朗石油销售实施禁运。由于中国、新加坡和阿联酋等三家企业与伊朗能源领域有“业务来往”，2012年1月12日美国政府决定对这三家公司实施制裁，根据美国制裁伊朗法案新出台的制裁措施，上述三家公司将无法获得美国出口牌照、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融资以及来自美国金融机构超过1000万美元的贷款。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和国际营销过程中所遭遇的上述政治风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宏观环境因素，也有东道国国情的影响，还有我国政府和“走出去”中国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

二、从宏观层面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应对防范政治风险的对策

1.加强宣传工作，引导我国企业防范政治风险。很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我国企业风险意识淡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尤其是遇到政治风险时，往往措手不及。因而，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采用多种方式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相关情况进行报道、宣讲，使我国企业明白政治风险的特点、形式、必然性和可控性，增强我国企业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和信心。

2.构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及时、准确、专业和权威的政治信息。政府应借助我国驻外机构、境外企业、银行和中信保等各方面力量，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矛盾等政治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评估和。通过搭建政治风险信息网络服务平台，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和开展海外投资提供及时、准确、专业和权威的政治信息。目前，国家商务部的国别障碍报告系统、投资促进局的《国别投资指南》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国别风险报告》的风险防范功能已经启动，效果较好。许多专业的咨询公司也定期海外投资国家（地区）风险报告，我国企业要注意关注。

3.提供经济外交支撑。要加大外交部、大使馆、商务部等主要涉外工作部门的经济外交工作力度，充分发挥磋商机制作用，推动投资保护，司法协助、领事保护、社会保险等政府间双边、多边协定的签订，营造良好的对外投资保护环境。

4.相关部门推进便利化政策提供支撑。国家商务部、税务总局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近年来加大工作力度，出台了许多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便利化措施。要进一步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便利化，进一步研究投资和对外劳务合作的新政策。鼓励国内企业投资国外的制造业、先进技术、新能源、服务业等。支持国内企业投资国际知名品牌营销网络和研发机构，鼓励企业开展国际能源、资源的深加工，创新国际资源、能源合作的方式。

5.完善风险保障机制。目前以保险手段支持企业海外投资的制度在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财政部出资设立的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的专业性保险公司。要进一步健全保障机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以有利于买方在国外发生破产、拖欠、拒收或买方所在国发生政治风险时承担保险补偿责任，确保企业的收汇安全，促进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要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基础上，允许、鼓励其他保险公司参与对外投资保险业务，尽快开发国外投资保险的新品种，不管商业的还是政策性的，对政治风险在全球内进行分保再保险，进一步分散风险。可设立国家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增强海外投资的我国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

6.加强监督和管理。要尽快研究制定海外企业监管条例，依法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实施监督和管理。不仅国有企业，民营和其它性质的企业都要纳入监管范围。加强监管既是履行政府职责的需要，也是通过控制、指导、提醒，使企业免遭政治风险的需要。

7.培育国外投资园区。单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独自规避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如果在政府的组织、引导下，成立境外经济特区，将本国海外企业集中起来发展，就能形成合力，有效防范风险。

8.加强媒体对外宣传，营造有利舆论环境。海外大多数国家没有中文报纸电台，西方媒体主导了当地的舆论宣传，它们很容易将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歪曲为对当地资源的掠夺，甚至歪曲成一种殖民主义的回归。我国媒体应该积极向世界各国人民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表明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讲究互利共赢。

9.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要发挥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在发展中国家技术产权交易、企业并购重组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与资本融通方面的优势，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

10.提供军事保障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和对外扩张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随着中国将其触角伸向多样化投资、保护石油利益、在海上航线巡逻以及为海外员工提供支持，中国可能会遭遇意料之外的反弹。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提供军事保障和支持。

三、从微观层面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应对防范政治风险的对策

1.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目标市场国。政治风险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非洲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而且是国外大石油公司的战略退出区域，蕴藏着机会。拉美地区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也是我国今后应重点考虑的地区。通过扩大来自中亚、俄罗斯、非洲及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油气资源供应，分散国际风险，以提高国家石油安全保障基础。

2.建立安保预案，防患于未然。内容应包括撤离路线、各工地联络人和电话号码。驻外中资企业负责人要清楚自己的员工人数和分布，安排好应急车辆。对外输出的劳务工人要自己妥善保管护照。搜集安全信息也格外重要，在海外开展经贸活动的我国企业和公民的安全从本质上讲还在于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另外，未来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参与竞标项目时，一定要在合同预算中加入安全成本。要加大对保障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投入。

3.做好投资前的铺垫。在我国和东道国政府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咨询公司，充分考察、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评估投资的政治风险，重点分析那些难以预测并可能使经营环境突然改变的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还要在东道国进行广泛宣传，使东道国政府和民众了解本企业，在东道国承担一定的公益和慈善事业，与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多交流接触，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4.掌握海外投资的策略。防范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还是有很多策略可以供借鉴。企业可加强联合，以集团的方式参与竞标。通过组团，最大限度整合资源，发挥影响力，并且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内耗。与当地企业一起竞标，让当地企业也分一杯羹，容易获得东道国、地区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