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范文10篇

政治发展范文篇1

只有社会上的多数人的行为都具有合理性时才能构成一种文明。因而政治文明应该是在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社会上多数人对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倾向。

由于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标准在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古代权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之中。人们认为政治权威的产生只有被解释成神的意志的产物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而权威一旦产生之后由其亲子不断地继承下去就是合理的而如果有谁篡夺了继承权则是不合理的。

这种认识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了下来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则认为只有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采取平等的普遍的选举形式产生的权威才具有合理性。同样这种认识在现代文化中沉淀了下来也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如果有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主张运用古代的方法来产生权威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就会遭到受现代文化熏陶的人们的抵制和反对。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被约束性。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称之为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使之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才能算作政治文明。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约束政治权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二是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习惯、惯例、舆论);三是程序这些程序一方面包括在法律和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系列的专门程序。例如各种议事的程序、选举和表决的程序、权力运行的程序、信息传送、处理与反馈的程序等等。受法的制约特别是受宪法的制约是对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为它可以杜绝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这就要求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并且使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个逐渐实现法治的过程。所以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也要遵守各种制度这样才能使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规范化。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权威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由于政治权威产生的方式不同它和人民的关系模式也不同。例如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皇帝是天子而人民则是从属于他的臣民。但这种关系符合当时时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要求因而被认为是合理的。

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政治权威是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在民主制度中产生的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必然是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贯彻得越彻底则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古代政治文明中的政治权威与人民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带到现代政治中来从而降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四个方面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受保障的程度。人民享有政治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而人民要实现自己的主权其前提则是必须享有为进行政治活动而不可缺少的各种政治权利。然而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的。由于实际上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中人民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必须由国家给予保证和保护。国家对于人民政治权利保障的状况便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程度。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国家在保障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的同时还必须肯定人民群众这种争取和捍卫政治权利的要求和行为。通过这种肯定来反思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不足。这才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应该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五个方面是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要想做得好必须要有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一个国家如果能为政治参与很好地提供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就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现。至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人民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和积极性取决于各种具体情况下他们自己的感受。关键的问题是当人民群众一旦有了这种要求时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是否很充分、很通畅。所以我们说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仅仅指人民群众对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影响和制约的程度而且指在人民群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的时候政治参与的条件和途径方面的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障是否总是很充分。政治文明是从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的。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六个方面是人们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环境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程度。如果政治环境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就反映政治存在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那么政治环境如何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呢?这就需要在切实保证人们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适应人们政治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提供满足人们政治要求的条件和途径。

对人们的政治权利保障得越好提供的条件和途径越适当政治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七个方面是人们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自治)的程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并不一定表现在人民经常积极参与上但一定表现在人民群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不仅取决于政治权威的状况而且取决于人民的状况。

一个在民主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应该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所谓自我约束就是能自觉地使自己的政治行为合理化。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也要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法律的、制度的和程序的要求而且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而是肆意妄为毫无章法那么也就反映了其政治文明的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与自我约束相联系的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状况。人民的自我管理既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又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自我管理主要并不是指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主要是指人们管理自己小群体的事务例如管理社区的事务等等。这种自我管理是相对于政府的管理而言的。这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政治管理体系中人民群众相对于政府的管理来说是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存在的。但在其自己的小群体中则人民群众自己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对象。而且主体和对象之间可以不断地互换。这种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状况和程度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八个方面是人民思想的自由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其人民不仅在行为上能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且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也应该是很健康的。行为的文明需要加强约束而思想的文明则要求较少的约束。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并不能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所以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思想上的自由度应该是衡量政治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的指标。

政治发展范文篇2

（一）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

以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流血牺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并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在政治体制层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与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行政集权体制，是旧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在新社会的保留，也是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当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和掌控下运行的。它在原则上是民主的，但实行民主的方式和机制，却延续了旧的行政集权。在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时，所能实行和运用的体制，只能是对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在改造中的保留。两千余年的集权大一统，虽经制度变革，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续性，新政权只能在利用旧体制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的变换，并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行政层次和级别，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上保留了旧的框架，即中央、省、市、县、乡的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行政集权体制中，也将自身行政化了。

政党作为民主权中结社权的集合，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党员个人权利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上下级的区分，但这主要是在组织行为上的，党员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是很明确的，党的章程上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为了适应对行政集权体制的领导，党组织不能不按行政级别来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执法、司法机构、甚至人民代表大会都要设立相应级别的党委或党组，其中负责人也要有行政级别，并据此领取工资。而行政、立法、司法、执行等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由党委来提名候选，当选后还要担任同级党委或党组中的副职。由此，党就在领导和掌控行政集权体制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该体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问题百出，某些党员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驾群众之上，逐渐脱离群众，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三）官员选拔与晋升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在集权官僚制下，主官是以科举取得资格，并按资格和政绩来升官，但衙门中的僚与役等工作人员，却永远没有成为官的可能。在新的行政集权体制下，国家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甚至与国家干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领域工作者，都有晋升的可能，这就使除最高领导者一人外的所有人员，都把“进步”与升官升职联系起来。党的干部政策上虽提倡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不断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为核心，在实际上也做到了一些转变：如从领导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一些部门形成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从多次反复转变到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而事实上，由于党建初期革命精神的减退和监督力度不够，个别地区和部门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贿赂，跑官买官，官官相护现象，公务员笔试、面试中的暗箱操作现象，以及任人唯亲等实际做法。这与民主制原则下公平，公正、合理的选拔任用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背道而驰。

（四）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阻碍

这样的行政集权体制，已成一面庞大而密实的网，将全社会都网络其中，它对于集权行政，统一全国步调，无疑是有其优势和效率的。而如此庞大的行政集权体制，其驱动力无非两个，一是革命精神，二是利益，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建政之初，革命精神是主要的，但随着政权的巩固，革命精神也逐步淡化，利益就成了主要驱动力。这即包括升官，又衍生出发财。在没有强有力的民主权威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主要靠利益驱动的庞大行政集权体制，其弊端日益突出，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败作风、脱离群众等都表现出来。初级民主制很难驾驭这个体制了，甚至这个体制开始侵害民主制原则。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行政集权体制的固化与膨胀，行政集权体制对民主政治的威胁，使得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更显脆弱。

二、中国公民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

（一）“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权力本位，它突出官权，忽视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执政者按照本集团的价值观念来评价、决定和操纵民众的行为，而民众只有服从的权利。“官本位”同时意味着社会大众以是否有官位及官位的高低为尺度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并且皆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即是对中国民众权威崇拜意识的真实写照。“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是封建官僚集团执政文化中的基本理念，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主流文化。虽经政权更替，制度变革，但该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瓦解而烟消云散，改革开放后复杂的社会变革使“官本位”的膨胀有了某些可乘之机，再加上现行的干部体制还没有完全摆脱革命战争年代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选拔任用管理模式，致使“官本位”意识一度转化、残存至今，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官本位”文化在现实社会突出表现在：（1），“官本位”的价值观导致“官至尚”心理。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争官位、官级的现象相当严重。一些人把官位，官级当作“命根子”。为了争得一官半职，不择手段，阿谀奉承，贿赂成风。同时，“官本位”价值观导致百姓的奴性意识蔓延，敬官、畏官、求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近些年来，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激增，其中“官本位”意识就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之一。（2），个别地方的党委、政府等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政策代法，以权压法，凭借权力干扰市场经济，以权谋私行为严重。（3），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滥用权力，脱离群众，文山会海，思想僵化，墨守陈规，不讲实效，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动辄训人，压制民主，帮派意识等等。此外，“官本位”文化与各种不适宜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结构、残存的体制、宗教等与民主制原则相背离的多方面领域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使压制民主的基础更加牢固，导致民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更加迟缓，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二）小农意识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还占有相当的市场，农民、小市民阶层等依然占有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这就使得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小农意识在现实社会依然沿袭而发展。多数民众在小农意识的保守中，自私自利，安于现状，安贫乐道，只注重小家庭的温饱富裕，个人物质生活的享受，对政治却保持消极冷漠的态度，不考虑民族国家的发展，只将自身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寄托于政治精英身上，从而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低层次小范围的勤劳精明，与高层次大范围的懒惰怯懦不仅是小农意识的特征，也是华夏民族的特征之一。小农意识在中国政治主体中的普遍存在，相对于民主观念来说更加浓厚，使得现代民主观念的植入具有相当的困难，从而也构成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脆弱性。

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和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是中国现实社会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民主政治的发展呼唤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建立。三、对当前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以民主制的完善来改革行政集权体制。

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是夺取政权，革命者并不怕社会的动乱，而是在打乱旧秩序中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与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不同，这是在保持现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对初级民主制下的体制进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尽最大可能保持社会稳定。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改革，是占社会主导势力的民主势力对实行劳动者权利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所能依靠的，一是劳动群众的觉悟，二是既有的体制。通过体制改革来变革体制，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但在民主权威的制约下，是应该能够找到适当解决途径的。这就是分阶段递进式的改革。根据现有的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状况，在学习西方先进合理的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在总结我国现有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革行政集权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阶段性目标，由民主权威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抑制专制势力的干扰和对抗。在完成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以后，再以增强了的民主权威为保证，进行下一阶段的改革，如此延续不断。这种分阶段的递进式改革，也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民主权威，控制现行体制，通过这个体制来稳定社会生活，并实行对体制的分层次改革。改革的进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也是逐步明确和强化民主权的过程。由民主权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制体制，保障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所取得的成就。这样，以强化了的民主权和增强了的民主的权威，进行下一轮的改革，并进一步在制度层面和意识层面强化民主的权威。这样，官僚资本势力存在的条件就会逐步被改造、被削弱，其作用和影响力也逐步缩小。以民主的权威为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民主势力总体壮大的同时，振奋起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支撑并导引中国政治发展。

（二）政治主体自身建设

1，肃清官本位文化。要彻底肃清官本位文化和权威崇拜意识，就要培育人们的现代法治、人权观念，打破传统官本位文化对权力的种种神化，使人们从迷信官权、相信好官的“清官文化”转而信仰人权，依靠法律。要树立法治社会新型的权力观，不单单是要在干部队伍中树立官员是社会的公仆、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加深人们对权力自身性质的认识，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如果对它不加以限制、制约以及适当的分权，就会给民众带来危害。因此，新型民主法治社会的权力观，就是要对权力保持应有的警惕，始终不放松对它的监督和制约。任何社会，都需要人做官，然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员的任何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官员只是为了方便人民生活，必要的组织和管理社会而为民服务的公仆。一旦人们发现官员并不能满足人民要求，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时，人民就有权撤销其权力。任何违背人民意愿、忽视人民权利的官本位文化都将为人民所不容。

政治发展范文篇3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于是，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兴趣，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形成的。正如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和乔治·I·多明格斯（JorgeI.Dominguez）所说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的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从内容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因此，它包括政治行为性质、主体、方向、方式的变革和调整，政治体系性质、基本构成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政治文化取向、观念、情感、态度、认识、思想、理论规范的变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是全部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调整。”（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现代政治发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这种改革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发展，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要在我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就政治改革和发展而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还相当艰巨。而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时，首先来考察一下当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若干见解又是不无益处的，其某些理论观点和主张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颇有启迪意义。

一、政治发展研究概况

从实际内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发展的若干主题就已经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广为盛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而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亚、非、拉地区相继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实质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欧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发展的内容。但就有意识地专门从事政治发展主题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关政治发展内容的研究，仅仅只是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热潮之所以在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绝不是偶然的。很明显，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的情况下，由发展研究直接促动和引发的。正如阿尔蒙德（CabrielA·Almond）所说的：“第三世界发展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并使整整一代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赢得了声望。”（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437.）既然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研究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和发展研究共享了导致它们产生的历史和背景。这就是：首先，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在实际上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从而更加全面地推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

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其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发展道路都是比较独特的，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颇有吸引力。无论是从“冷战”政策，还是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上都需要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的理论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有意识的政治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发展研究的产生，在开始都是为了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与世界霸权的需要，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直接产物。

这样，联系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学术理论背景，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下述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知识起源，即：第一，社会进化论和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发展理论。就社会进化论而言，是以孔德、滕尼斯（FerdinandToennies）、杜尔克姆、韦伯、帕森斯等人的学说为主线的。从发展理论来看，既有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有现代化批判理论，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第二，就政治学本身而言，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谈到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在60年代迅速发展时，强调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他们说，在60年代这10年中，论述政治发展的意义、用途、顺序、危机、原因、结果、模式、范围、组成成分和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潮流汇合在一起的结果。一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反映当时的政治条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欧和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主要大学都制定了区域研究计划，用以扩大美国的知识和了解这些国家和大陆。在各主要基金会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教授们和学者们来到了先前是奇异陌生的土地，他们写出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论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机构的巨大文库。”而同时，“促使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二股潮流，来自以后称之为政治学的‘行为革命’。这就须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要求理论严密的愿望促使政治学家插足并从当代主要的心理分析学派那里吸收了诸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给政治学家提供了可以在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中运用的系统的框

架。”作为例证，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提到了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政治发展著作，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JamesS.Coleman）及其同事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PoliticsoftheDevelopingAreas），伦纳（Daniel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PassingofTraditionalSociety），以及多伊奇（KarlW.Deutsch）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SocialMobiliz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14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发展的酝酿发育时期，由于受研究和发展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例如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如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发展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期间的政治发展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点，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活跃期。这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重视，许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家，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LucianW.Pye）、宾德（LeonardBinder）、科尔曼、拉巴隆巴拉（JosephLapalombara）、维巴（SidneyVerba）、韦纳（MyronWeiner）、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卡特莱特（PhilipsCutright）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学者特别重视从不同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而其中，“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onComparativePoliticsof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简称SSRC）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该委员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动员和提高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制度。”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重要。”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

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441.）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发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沃德（RobertE.Ward）和罗斯托（DankwartA.Rustow）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inJapanandTurkey），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andPoliticalDevelopment），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CultureandPoliticalDevelopment），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PartiesandPoliticalDevelopment），宾德、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共同主编的《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该丛书的第8卷（1975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CharlesTilly）主编的，主要处理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发展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Grew）领导十余位历史

学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验证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此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发展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CivilCulture:PoliticalAttitudes&DemocracyinFiveNations）。（注：ibid.,pp.441—444.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材料来源，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发展研究专著，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Powell,Jr.）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ADevelopment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ComparativePolitics:System,ProcessandPolicy），派伊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

inChangingSocieties）等。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实际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建构，以期能够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有所帮助。

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著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of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的实际观点取代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此亦已成为公共政

策论者的普遍主张。”（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0—11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笔者以为，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进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本身的理论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因为，既然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发展研究的直接促动下产生的，其兴衰荣辱便不能不或多或少与发展研究的状况相关。对此，我们不妨联系到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来略作说明。而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见解殊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政治发展分析至少有三个重要学派。体系功能方法把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源出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分析并深受其影响”，它反映在诸如伊斯顿、阿尔蒙德、宾德等人的著作中；“社会进程方法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量分析，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利用等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这反映在伦纳、多伊奇、卡特莱特等人的著作中；“比较历史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较为传统的方法与热切追求系统严密性的努力的结合。”这反映在李普塞特、亨廷顿、罗斯托、艾森施塔特等人的著作中。发展理论家索姆吉（A.H.Somjee）认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存在四种研究倾向，即“纯粹论”、“相互关系论”、“整体论”和“放逐论”（实际上

是指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所创立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注：A.H.Somjee,DevelopmentTheory:CritiquesandExplorations,MacmillanAcademicAndProfessionalLTD,1991,atChapterⅠ.）但我还是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观点，（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五章“政治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学派（或三大流派），即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不发达理论学派（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在6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本身却受到了不发达理论的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也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有所反映，就连阿尔蒙德也承认这一点，并在一篇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对不发达理论的政治发展研究作了分析，同时也为政治发展中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p.444—468.）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化论者一

般都认为，“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同建立一个民主化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联系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当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样板与目标。正如韦伯斯特所指出的，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持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举出李普塞特、艾森斯塔特和克尔作代表，并说：“他们三人都认为，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与政治结构的发展相联系的，而且实际上要求政治结构同步地走向多元化。李普塞特列举了某些历史资料，说明民主制度与工业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艾森斯塔特则强调职业的日益分化和人们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人们在社会中更热衷于争论、批评，对政府的要求更高。艾森斯塔特说：‘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更多地参与社会的重要事务和参与公民秩序，可被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开放的实体的建议。’克尔则认为，社会成了国家，这些国家是建立在多元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终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采用西方成熟工业国家的那种结构。工业化的技术力量将把一切意识形态分歧荡涤殆尽，各种社会将进

入‘现实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国家就是各种权力成分之间的协调者。昔日的阶级冲突不复存在；劝说、推动和示范成为日常生活的秩序；战场在走廊里，而不在街上；备忘录、警告代替了流血斗争。政体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将这样实现，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公正的民主原则，并通过合理的科层制度来协调社会的利益。”（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91页、第9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然而，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上却没有获得它的阐释信奉者所期望的成功，在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途夭折，陷入政治动乱，并且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种现实也削弱了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也指出了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他说，人们一般都认识到，“第一，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对于多学科特质的发展问题，只做了口头服务，而且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倾向于做非历史的研究，其忽略经济因素的影响，颇令人遗憾。第二，现代化理论不能了解及解决国际社会中‘有’（富）和‘没有’（贫）国家之间的极端不平衡的财富分配问题。换言之，现代化理论不能说明及解决进步工业国家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逐渐扩大的

贫富差距。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策略’（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fortheFirstUnitedNationsDevelopmentDecade）（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的后半期，发现不能解决落后国家的贫穷问题，悲观主义随之弥漫。”（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1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在现代化理论受到批判、影响而被削弱的同时，用来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不发达理论本身却并不具有理论建构的能力，它对政治发展并没有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建设性主张。于是，政治发展研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在理论模式的探讨上便没有什么进展，而转向对政治现象的经验事实的解释则成为摆脱困境的基本出路。虽然从一般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看，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处于低迷期，但从它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的研究这种比较务实的情况来说，仍然是政治科学中一个比较活跃和有前途的领域，因此，似乎不能说从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已经到了“衰竭期”。

二、政治发展的内涵

那么，政治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由于学者们的认知兴趣、分析框架、参照系统和研究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歧义颇大。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种要素：第一，是人口发生变化，从臣属地位转变到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参与之扩张，对平等原则逐渐增加敏感性，及对普遍法律的接受。第二，是政治系统之能力增强，政令能贯彻深入地方层级，控制人民之间的争端，应付及满足人民之需求。第三，是政体组织结构的分化、功能愈趋专化，及各种制度和组织之间的整合。”（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5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他还认为，“一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高，且能达致平衡状态；反之，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低，结果必会导致政治衰退。”（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5—26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尼德勒（MartinC.Needler）认为，“假如政治发展有二个面向，一是维持宪政完整，一是参与之程度，而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在原则上可由宪政和参与共同所得的单一分数来代表。那末，政治发展的分数，将是宪政分数和参与分数之间的中项（middleterm）。”（注：陈鸿

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8—2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阿尔蒙德从三个方面来看待政治发展：首先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这主要是指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某种政治文化成为普遍化的、大众化的政治文化。其次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在分化当中，政治“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而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最后是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政策能力的提高，即政治体系扩大其政策作为的能力的提高。（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第22—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即：“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7.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注：引自王元：《西

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0—71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

在为格林斯坦（FredI.Greensltein）和波尔斯比（NelsonW.Polsby）共同编辑的《政治学手册》（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撰写“政治发展”词条时，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指出，由于学者们对政治发展较为关切，因而也促使他们为“政治发展”下定义，于是“定义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出来”，但在他们写作的词条中，他们对“政治发展”这一词汇“一般从四种不同的方法加以使用”。这就是：（1）地理的。“实际上这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较穷或者工业化较差的国家的政治的一种简化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差不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某个方面的任何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即便所使用的主题、概念和方法实际上可能与研究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所使用的相似。这样，在坦桑尼亚，调查研究公民对他们政府的态度往往被称之为对政治发展的研究，而在英国使用的同样的调查表则就不是”。（2）派生的。在“这里，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指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3）目的论的。在“这里，政治发展的定义是朝向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态的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发展据说还涉及向若干不同的目的的运动，而任何一个目的也许只有在实现其他

目的的过程中作出某种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这就使政治发展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概念。或者说，如果政治发展就意味着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例如民主化）通常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这样，政治发展就变成了多余的标签。在各种各样目的中，被视作是与政治发展为一体的运动，有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朝着这些目的的运动含蓄地或者明白地被看作是较为普遍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下，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是严格区分的。后者被看作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可以出现在现代社会或过渡社会，并且常常由于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变化而遭到破坏，导致‘政治衰败’”。（4）功能的。在“这里，政治发展被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也许人们可以争辩说，这样一种社会需要某些类型的政治进程、价值、领导和制度，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这种社会具有比其他类型更适合的某些类型的政治，那么它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

”（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1—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由此可见，政治发展的内涵是相当丰富而难以准确加以定义的。但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在总结国外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看法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政治发展所作的概念界定，相对而言却是比较充分、全面而准确的。他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3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而我理解，在这种政治发展当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或者说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又可以这样来概括，即亨廷顿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水平，再加上法治（法制）的完备与发达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在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主题也就比较明确而集中。

三、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

纵观整个政治发展研究，其所有的论著几乎都是围绕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无论学者们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关注的具体内容如何，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两大主题之中，这其中既有对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内涵的探讨，也有对如何走向政治民主和稳定的途径的分析设定。如果有进一步考察的话，大致说来，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民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偏向于政治稳定，而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指出的：“政治发展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讨论朝什么发展，而不是发展什么。这两个‘什么’发展曾是广泛分析的题目，它们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早期分析文章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进程界定为朝向政治民主的进展。而民主发展反过来又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为许多学者相信“政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注：［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显然，把政治发展看作是向着政治民主转变的一个过程，乃是发展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与主张在政治发展中的反映。

于是，在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下，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治民主试验，这种试验有时被称为“民主式的民众主义”（DemocraticPopulism）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余年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这个战略。在大多数新兴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人们也很尊重民主。美国和西欧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方案，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赠款或贷款，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和现代化，总而言之，在鼓励他们引进民主、议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然而其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政治民主不仅没有真正得到实行，而且试验的结果还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状况，造成了社会动荡。首先，“在60年代，非洲的民众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法制的、腐化的政治机器。在60年代末，许多文官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取代它们的是腐化的军人政权。”阿尔蒙德认为，“在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民主实验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完成首先建立民族国家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首

要任务，它们在政府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想实现人民参政，还没有生产出产品就想分配。”他以加纳为例说明：“从1960年到1966年，加纳处于恩克鲁玛统治下。在这期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没有增长，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枯竭，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腐化现象，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恩克鲁玛政权的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独裁。”（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其次，“在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的民主实验也失败了。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一方是乡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的工业权贵，另一方是要求参政和较公平地分配利益的民众主义运动。每当这些民众主义运动威胁要夺取或者实际上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如1961年的巴西，或1970年至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统治时期），就会发生加剧的政治紧张和骚乱，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夺取土地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危机，在危机中军人推翻了政府，并中断了宪法的实施。”（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

3年。）最后，这种政治民主实验的严重后果在亚洲一些国家也未能幸免。阿尔蒙德指出：“在1966年军事政变之前，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走的是左倾道路。反对党没有遭到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壮大，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企业被收归国有，然后在1966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印度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了民众主义发展战略的后果。从1960年到1972年，印度按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只稍高于1％。全国收入的份额从20％降到14％。印度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因此在英迪拉·甘地第一次任总理时，从1975年到1977年中止了宪法规定的自由，宣布了紧张状态。在这段镇压和权力集中期间，政府作出努力来增强政府效能，改善经济活动，并解决不平等问题。”（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3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许多政治发展的研究者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都深信，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然，其相关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的发展，而政治民主的进步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这两个政治变量就是“政府能力（或权力）”与“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由于权力（Power）及参政（Participation）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P”，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P”。两个经济变量则是“经济增长（或财富）”和“分配（或福利）”由于财富（Wealth）及福利（Welfare）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W”，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W”。他认为，“一个政治和经济都较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分配的平均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1页、第362页、第3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而派伊也坚决主张“民主政治有助

于经济发展。反对那种专制和集权体制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5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的存在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关系”，而鲁塞特、达尔、卡特莱特、麦克龙和克纳德、纽鲍尔、迈尔和杰克曼等人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又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可能不是直线型而是曲线型的，即“在经济发展中至少存在一些界限，越过界限，拥有民主政权的社会的概率极大，同样，越过这一界限，这种概率也不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大大增加”。甚至有人还精确地指出，“当社会通过人均收入达到1960年时的300至600美元这一过渡地区（或者说界限）时，民主也许就会出现。”（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15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然而，在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验又的确失败了，这又如何解释呢？学者们认识到，关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在“事实上只是在1830年至1930年这一百年过程中，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确立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与发展中

国家的现实相符合，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既与西方发达国家刚开始工业化时不同，更与发达国家的现状相差甚远，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有力且高效率的政治组织和机构，其政策贯彻能力很差。更何况，在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也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此，乐观主义的民主优先论并不是特别有道理的。

于是，一些政治学家提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关键的前提性要素并不是政治民主，而是政治稳定，只有在稳定有序的社会安定状况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步才有可能。因此，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认为，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而居优先地位。至少在这一阶段，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已脱离了上一阶段对民主之强调，而着重于秩序”。（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政治稳定主要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言：“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因素认为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当然，政治稳定“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在6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中，亨廷顿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甚至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首要步骤，应当是建立起具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保证建立和维持必要的公共秩序。他在引用麦迪逊的告诫（“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后说：“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然而，从终极意义来看，无论是权威的建立还是秩序的维持，其本身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更高级的价值目标的前提。而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更高价值目标，便是政治民主。因此，民主的精神不死，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学家即使在强调秩序和政治稳定时，也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政治发展研究中，“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由此可见，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确构成了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两大主题。而政治稳定之可得与政治民主之进步，又是与克服政治不稳定、政治危机与政治动荡结合在一起，或者同步行进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发展的诸方面》（1966年）一书中，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其主持下并于1971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第7卷，即《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中，都提到处于政治发展过程当中的社会，可能会遇到五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五个“发展危机”，这就是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Nationalindentitycrisis）、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crisis）、参与危机（Participationcrisis）、政令贯彻危机（Penetrationcrisis）和分配危机（Distributioncrisis），派伊认为这五项危机可以用整合（成一体化）危机（Integrationcrisis）来概括。（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unAndCompany,1987,at442—443；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48—149页；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第1辑），第79—80页。）只有在克服了这些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笔者以为这几项危机实际上所涉及的也不过是权威的确立、秩序的维护与民主的进步这些问题，它们本身当然也属于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的范畴。

四、政治发展研究的启示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其主题方面虽然相对集中，但其实际包含的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其若干见解和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启示之一，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时，必须首先建立、保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加强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规划与指导，清除政治动荡和动乱，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而和平的环境之下，才有可能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事实上，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政治稳定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获得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同时就是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它也可以随之达到更高一级层次的稳定状态。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发展是同时包含了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价值追求上，自由、民主与秩序处于同一位阶，在这里并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别。

启示之二，政治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必须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的统一和权威性。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大量引证的，阿尔蒙德早已全面概括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的普遍性失败。亨廷顿也坚持各国自行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在谈到政治现代化（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同义语）时，他就明确指出：“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维基·兰道尔（Vicky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Theobald）认为，“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注：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沈宗美“中译本序”第6页。）

启示之三，政治发展是与法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前面我们引证的派伊对西方学者关于政治发展内涵的理解的十个方面中，就包含了法治的成分。亨廷顿在论及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也强调，现代政治权威的有效建立“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罗纳德·J·奥克森指出，“政治发展，它与民主国家——有主权的政府的兴起有关，每个国家有适当的管理机构（官吏体系）、政治机构（竞争性政党和代表性议会）和法律机构（统一的法院制度）。”他并且认为，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伴随着法规选择的，为此进行了详细论证。（注：罗纳德·丁·奥克森：《互惠：一种颠倒的政治发展观点》，载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108及115—117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法律成为政治发展的内在要素和需求。法律对于政治发展的这种积极意义，也为与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处于同一时期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

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现代化理论者）所强调，他们认为“现代法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因为政治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的出现，而且还意味着自由民主政府的建立”，而法律便是“对独裁的国家行为的主要限制”，同时，法律自身还具有自由民主社会所珍视的价值如公平，并保卫着这些价值，“现代法律的发展也必然意味着在社会规范的形成和特殊的个人权利的保障方面更广泛地参与这些自由目标的实现。”（注：DavidM.Trubek,"TowardaSocialTheoryofLaw:AnEssayonthestudyofLawandDevelopment",inTheYaleLawJournal,Volume82,Number1,November1972,at8.）

政治发展范文篇4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唬庖坏阍?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启示之三，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应是对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二是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而对世界有意义；后者作为政治发展的经验而对世界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个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中国政治学在这方面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当然，把对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

政治发展范文篇5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主权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主权，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主权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转

政治发展范文篇6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如何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得以顺利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其关键之点就在于能否规范政府管理的职能。几年来，在经济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理顺，因而不能不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

政治发展范文篇7

〔论文摘要〕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成就显著，世人瞩目，但其动因却很少有人探究，相关研究更显不足。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力求从一个侧面透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问题及趋势。

(一)

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对矛盾要求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因此，改革无疑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又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这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性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减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转入大众化教育。与此相适应，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3)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即从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逐渐发展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深刻变革从根本上促进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面对的不仅仅是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还面对着快速增长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其管理模式和相关的机构必须进行改革。从农村来看，从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发展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不仅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了建立在政经一体化基础上的的解体，促进了乡一级政府机构的恢复与完善，也为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企业来看，从最初的扩大自主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再到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经济，大大地推动了城市综合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和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而经济领域的改革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就是改革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中心，从机构设置、管理模式到权力职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企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的职责转向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资源、规划、金融等方面的服务，以及在环保、卫生、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督。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围绕这一转变进行改革，特别是精简和调整机构。同时，也要实行党政职责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并相应地进行机构的调整与改革。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4)“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已有成果，并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变化：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而这三大变化都直接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其基本趋势是阶级、阶层多元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首先，阶级、阶层基本构成多元化。传统的说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工人阶级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其人数在逐渐减少。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行业走向衰落，企业关停并转，工人下岗待业。而一些“新工人阶级”，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人却大量增加。虽然我们整体上可以把他们定位为工人阶级，但其所处的生产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加入党团组织、组织工会的条件同传统的工人阶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其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传统的农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入乡镇企业和城市农民工行列。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二者之间在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其亦农亦工、亦乡亦城的处境，使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定式面临冲击，也给我们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模式、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围绕农民工及相关的城市流动人员的户籍改革、选举方式创新和基层民主建设，正成为我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知识分子阶层从政策层面已被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面对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再简单地使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方法显然对我们准确地认识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是不利的。因此，社会学家们主张使用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并把当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6)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社会阶层分析，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科学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变化，从而把握住由此而带来的政治发展的风向标。

其次，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伴随着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我国出现了一个逐渐庞大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人数不断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政治诉求也逐渐明显。由于第三产业以及金融、信息、通信、网络、交通、家政等广义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就业的人数大量增加。与此同时，新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它以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创造与使用为谋生手段的人群为主体，包括白领阶层(主要是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的中高级管理者)、科技人员、高校教师和一些自由职业者。此外，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这个阶层既包括掌握实际权力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包括私人企业主以及一些在能源和煤矿产业进行违法违规投资的政府官员。有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的收入在一个相互接近的水平上，对消费有大致趋同的倾向，对于民主政治有积极参与意愿。他们对中国的消费、民主政治、商业规则的确立及文化改造，都将承担先锋作用。(7)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8)由于市场化和管理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和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对经理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实践经验包括有海外背景的经理人员，几乎是供不应求。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相适应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政治体制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促使社会政治意识出现变化。政治意识是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个阶层都希望在日益变革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益，从而大大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民主，就谈不上政治发展。其次，推动中国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使各阶层之间相互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复杂化，也使公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实践告诉人们，只有依法办事，包括政府依法治国、各阶层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公民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处理好相互的关系，解决好各种问题，从而增强公民和政府的法治意识，推动国家的法制化建设，而这恰恰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同时，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引起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的代表人物，包括私人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和农民工的代表相继进入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也陆续进入各级决策机构。除了“官方”渠道，社会各阶层还通过工青妇、工商联等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参政议政。这都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范围，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

第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首先，城市化进程迅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大中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新的市镇陆续形成，全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建设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发展工程，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城市化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改革。(9)与此相联系，基层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和参政议政的方式也要进行改革和创新。

其次，传统的单位社会逐渐松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形成了特有的单位社会。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单位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有序运转以及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此而言，单位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础，单位与党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可以说，单位是国家的附属，并不能完全代表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另一方面，就公民个人而言，只有进入某一个单位才算加入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适龄青少年要进学校学习，毕业后或者继续升学或者到某一个具体单位就业。由于户籍、档案、人事管理制度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原因，一个人进入某一个工作单位就很难再离开，除非组织调动，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个人和单位之间的长期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的工资、资源供应、职位的升迁、社会资源和政治信息的获取、参政议政的机会、对上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诉求都必须通过单位。对个人而言，离开单位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种种原因没有进入单位的公民一般都被视为“社会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社会逐渐松动。从党和政府层面来说，对单位的管理和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人机制和人事管理制度、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住房等福利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单位和国家的管理职能逐渐分离，单位享有更多的自主管理权。同时，个人对于单位的依赖大大减少，长期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复存在，代之以双方自愿签署的具有明确时间限定的合同。双方双向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强，个人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职业，大批的人员脱离传统的单位而进入社会。他们更多地从社会获取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也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来寻求自身的福利与安全。这样，必然对传统的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关系提出重大的挑战，促使国家对“单位”和“社会”管理的理念、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随着“单位”的松动和“社会”的不断壮大，“社会人员”的政治独立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价值取向也必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当然也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创造新的契机，这些都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

此外，社区的兴起和发展。伴随着单位社会的松动、新兴阶层的崛起以及住房制度的改革，社区开始兴起和发展。最初的社区仅仅是以商品房的开发和居住为基础形成的，后来一些成片开发的商品房规模越来越大，乃至超出了居委会、乡镇和街道的管理范畴，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区。为了保证居民的利益和正常生活，生活区内逐渐建立了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生活、医疗等服务机构，乃至在生活区成立了独立的居委会，这就是新兴的“社区”。进入新时期，社区发展迅速，其功能越来越健全，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一些基层民主选举也往往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居住在同一社区里的业主并不一定是工作在同一个单位的，而是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经济能力、生活观念的群体。由于社区的成员相互都是平等的，没有来自所谓上级和组织的约束和控制，民主选举产生自治的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决定与自身相关的重要事项，因而社会和政治独立意识都比较强。他们的维权意识都比较强，并逐步地学会了依靠法律、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不言而喻，社区的发展无疑会大大推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推动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加快政治发展的步伐。

第三，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主要表现为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我们强调的是正确处理和平衡城乡、工农关系，但实际上存在着轻视农村和农民乃至损害其利益的现象。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三者关系时，往往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而反对强调个人利益。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社会阶层尤其是新兴社会阶层更加注重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并依据法律，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维护和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同整个国家的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难免产生利益的冲突，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这种利益冲突。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群体之间也会产生新的利益关系，例如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当中的劳资关系、农民工同工厂主及当地政府的关系，各类私人企业同税务、环保、安检、卫生等部门也会产生利益冲突，需要相应的机制加以协调。同时，公民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也把个人利益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他们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关系时，更多地强调集体、国家不能任意地侵犯个人利益。而国家也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律面前，利益的相关者，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是平等的，不能再违背法律，以个人服务集体和国家为名义，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

除了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差距逐渐扩大，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原来建立在相对比较简单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很明显，传统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是无法应对这种多元化的利益关系的。从消极方面来看，利益的多元化冲击了长期培养和形成的、也是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观念，由此产生了不少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利益的多元化有助于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观念和妥协合作精神的发展，从而在新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观念，这对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不仅有该国内部的动力，而且也有各种外部的因素。经济全球化，，民主化浪潮，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推行，以及香港、澳门的回归，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影响。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连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所有国家、地区和国家集团的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环节都成为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0)经济全球化大大密切了各国之间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信息与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对中国而言，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提升了本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脆弱。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经济现象，也会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的相互渗透，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价值倾向和战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激发了关键部门和地区对改革的支持，正因如此，在其后15年内，尽管阻力重重，中国的改革得以持续进行”(11)。

经济全球化进程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我国建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机制。(12)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许多顺应国际潮流的政策，改革了原有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运行机制和操作模式。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商贸、市场准入、证券期货、商务税收、信息交换、环境保护、人口和移民、国际犯罪等许多全球性法律问题方面，对我国提出了新要求。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我国就必须加快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透明度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给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和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管理体制的转型和政府改革。强化对政府行为的制约是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另一项基本要求，也是现代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给中国政府对强化自身行为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约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3)西方国家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跨越国家边界推动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并导致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出现更加积极的公民。”(14)这样，西方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乃至思维模式，都会产生多维度的影响。这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第二，的影响。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也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首先，中国政治的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则就会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苏东国家的失败，说明苏联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改革就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是在学习乃至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须进行改革，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会半途而废。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教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警示，为我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第三，民主化浪潮和西方国家战略的压力。后，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民主化浪潮，苏东各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西方式特别是美式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轮流执政。这股民主化浪潮既是相关各国内部要求民主改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大国推波助澜所造成的。西方大国在全球的政治战略就是使西方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全球化。为此，它们不遗余力地演变和颠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尽管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行遏制战略，或实行接触战略，但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演变和颠覆这一根本的政治战略。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必然恶化我国的国际环境，增加对我国不利的国际因素。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压力也可以变为动力，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实际上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要抵御西方大国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战略，既要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性，维护政治稳定，同时也要激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勇气，通过改革促进我国民主化的进程和政治发展，增强政治制度的竞争力和优越性。因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既不能简单地传承苏联模式，又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即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模式。

第四，香港、澳门回归的要求。香港、澳门回归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如何既坚定地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又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并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使命。当然，也正是这一重大事件，催生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一国两制”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从制度层面上看，传统的国家均为一国一制，而我国自香港、澳门回归之日起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并以基本法的形式保证。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国体的创新与发展。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特区政府的权限要比省、市、自治区一级政府的权限大得多，而且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这种特殊的形式，突破了单一制国家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因此，“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与尊严，又保持和促进了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当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之间难免相互影响。香港、澳门所实行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顺利推行，将引起内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其成功的经验甚至失败的教训，可能成为内地政治发展的可以吸收的政治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会推动内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人民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都在中国，香港、澳门成功运行的政治模式，以及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模式为什么不能推广到内地来。当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毋庸讳言，香港、澳门的某些政府运行模式已在珠三角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了当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创新。那么，今后这些具体的制度和做法，或许也会对内地的其他地区产生同样的示范效应，这是我们不能规避的现实问题。

(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拨乱反正、深刻反思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做法，再加上党内极“左”思潮的泛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和问题，直至出现了十年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束缚着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对是非曲直的基本判断。因此，在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推动全党、全社会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通过深刻地反思和民主讨论，人民看到了我国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政治领导的方式和方法、民主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对长期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领导干部的家长制作风、法制观念淡薄、权力配置不合理，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机制不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及其严重的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无疑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既指出了旧体制的弊端，也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应该坚持并不断地加以巩固，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背离正确的方向，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全盘“西化”。同时，他们积极主张，要改革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改革不合理的旧的体制，克服旧体制所带来的过分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等问题。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加强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建设；强调依法治国，要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各级领导的法制观念，共产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制度建设，反复重申制度带有长期性、稳定性，要努力建设并不断完善各项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依靠制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制度来约束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并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充实了新的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使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次代表大会和重要的中央全会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方法和步骤。党的十四大强调，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五大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5)

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健康有序地进行，党中央不仅提出了路线和大政方针，而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即各项改革必须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推进；改革特别是涉及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其承受能力，防止由改革带来不必要的动荡和麻烦；改革的结果必须是进一步营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其次，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与其他方面改革、发展的关系。坚持和维护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总体方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要进一步推动而不是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沿着这一逻辑顺序螺旋式上升，逐步深化。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先抓经济体制改革后抓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党中央又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协调发展。再次，积极稳妥，渐进推行。党中央历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也就是说，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个别到一般渐进地推进。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再全面推广。在操作程序上把震荡小、收效大、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承受的领域作为切入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第三，以党自身的改革带动国家与社会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路线和大政方针方面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而且通过自身的实践直接带动了这一进程。这种带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带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与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行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加强各级党委会的民主决策和集体领导，完善党内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试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的工作机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16)。与此相适应，党内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针对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通过了党员干部的监督条例，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监督机构，不断充实从中央到地方的纪律检查部门，加强其监督功能。在中央和省市一级党委建立了巡视制度，派出由领导干部带队的巡视组加强对省地两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检查。此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逐步地实现了革命化和年轻化。随着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大批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使党充满了新鲜活力。党的干部管理体制、用人机制也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遴选、考核、任用、罢免、处罚更加规范。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行政管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另一方面，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带动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政治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和批评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和党不管党的弊端，反复强调要实行党政分开和适度放权。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逐步得到了扭转，党政职能逐步分开，重叠设置的机构进行了精简，党的领导功能逐步集中在方针政策的指导和管干部方面，不再直接插手行政事务，从而初步形成了党政合理分工、有序进行工作的局面。在处理党与人大、派等部门的关系方面，党中央强调要总揽全局、协调八方。党的领导地位和功能的进一步明确，不仅便于共产党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而且也使人大、政府、政协等各个方面，能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进行体制和管理工作的改革。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执政党建设，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

综上所述，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如果说，过去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高度关注，那么，今后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617-618.

〔3〕〔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177，176.

〔6〕〔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9，51.

〔7〕陆建华.中间阶层扩大是社会分配公正合理的重要标志〔EB〕.http：//203.207.144.93/was40/tgbroot/html/ggyw/t20040730_27661.html.

〔9〕李兵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0，(2).

〔10〕李景治，林甦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

〔11〕(注：〔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M〕.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99.)

〔12〕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5.

〔13〕刘德喜主编.WTO与国家主权〔M〕.人民出版社，2003.299，303.

政治发展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政治及其它领域的控制，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基础。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最直接的目标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对体制的否定，“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

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国（除台湾和港奥外）基本上都实行了村民自治体制，并普遍进行四至五届村委会选举，共有9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村委会的设置和权力及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等方面，并不存在实际意义的约定和更改。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提倡法制权威下的契约精神，将乡镇党政、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真正作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体，并促使其相关规则的制度化，以此来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职权的刚性。（2）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合理退出机制的会员合作制组织[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目的和手段不可控性，经常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宗族性参与则具有强势群体利用我国农村目前还不成熟的“形式上的民主”来剥夺少数的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因此这两者都必须予以严格限制。而对于村民的制度性参与，不仅不能扩大，而应该尽量减少。这不仅因为，现在许多农民并不具有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素质，也没有形成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习惯，多数农民并没有明确的、自觉的民主意识，没有把民主参与当做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参与仅仅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手段性参与，而不是目标性参与，因此他们对农村干部还不能形成有力的民主监督，不能有意识地影响农村、农业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政策的执行[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

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参考文献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辛秋水：《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年版。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3]童庐、吴从环：《组织重构：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5]刘喜堂：《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6]王振耀：《全国乡镇政权的现实结构及立法的基本依据》，载《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7]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8]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9]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结论部分。

[10]王克群：《市县乡机构改革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对策》，载《资料通讯》（杭州），2001年第5期。

[11]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2]斯梅尔塞：《变迁的机制和适应变迁的机制》，载《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2期。

[1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4]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5页。

[15]参见于建嵘：《会员制经济——组合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6]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18]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9]崔之元：《“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20]参见高友谦：《建立农民利益集团——突破徘徊的一种政治选择》，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4期。

政治发展范文篇9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个基本特征。这三个特征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内容和突出特色，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这不仅体现在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党的各项工作实践中。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这一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特征决定，我国社会各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不同利益和利益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突出地表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集中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全面地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在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还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强的探索性。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统筹全局、把握方向，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的发展与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体现政治文明的进步。

政治发展范文篇10

一、牢固树立围绕发展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

纪检监察机关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就必须牢固树立围绕发展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这是其性质、职能所决定的，是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选择。

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是纪检监察的性质使然。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我们党八十多年来的一条最根本的历史经验。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其监督和执纪的性质决定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同党每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战争年代，她根据各个时期革命斗争、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积极开展工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纪检机关一经恢复便投入到了拨乱反正的行列中，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形成；在我们党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盛会上，同志代表全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的新的战略任务。实现这一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宏伟发展目标，是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纪检监察机关的性质决定其必须以自己特有的职能来维护这个大局，服务这个中心，并为实现这一宏伟发展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是反腐倡廉的使命使然。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说到底就是一项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党的纯洁，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始终充满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工程。如果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但是，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而这一切如果离开发展都将无从谈起。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发展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坚决打击严重障碍改革深入和生产力发展、损害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腐败行为，坚定不移地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进而始终保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方向。

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使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党十三年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腐败现象和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腐败现象往往依附于新生事物而产生，与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如近几年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经济领域的腐败总是呈高发状态，其作案主体、作案手段和形式表现出多元化、复杂化、智能化的特点，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外交往的扩大，腐败分子藏匿境外、逃避追究或转移资金更为方便，增大了打击的成本和难度。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只有围绕发展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紧紧围绕发展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选择。

二、正确把握纪检监察工作与发展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纪检监察工作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就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握好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点。

要选准着眼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始终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着眼点。纪检监察机关办每一个案件、开展每一项专项治理、推进每一项工作，也都应从政治上着眼，立足全党大局，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体现为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服务的要求。一是着眼于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严肃党的纪律的问题。注意防止和克服就业务抓业务、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倾向，做到既严格执纪，又按照政策条规处理好改革、发展中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问题，弄清哪些是经济发展中允许的探索，哪些是工作缺乏经验造成的失误，哪些是危害经济建设的违法违纪问题，做到区别对待，宽严相济。二是着眼于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致力于排除制约、干扰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积极深入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去发现问题、揭露问题，通过查办案件、专项治理、执法监察等手段，严厉打击破坏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败行为，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同时，通过民主评议行风等形式，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促进部门和行业作风建设，促进其转变职能，规范和约束其执法行为，悉心营造经济发展的“黄金环境”。三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职责，支持他们放胆放手搞改革、干事业，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并敢于为他们撑腰。对工作中出现失误的及时提醒、热情帮助、尽早挽救，不能等到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对犯了错误、受到处分的，做好思想转化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受到诬告的为他们澄清事实，并敢于为他们正名。腐败现象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对侵犯人民利益、破坏经济建设的腐败分子，必须严肃纪律，严厉惩处，切实做到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教育失误者、惩处腐败者、追究诬告者。

要选准切入点。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应将其纳入整个改革、发展、稳定的大环境中去认识、去把握，在具体组织实施过程中也应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与各级、各部门的改革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力量上相互支持、工作上相互配合、效果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些将要推行和正在积极推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也为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积极探索，大胆切入，坚持把反腐倡廉工作的要求与完善市场经济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措施同步考虑，把对党员干部的严格管理与规范权力运作、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同步要求，把党的纪律建设、廉政法规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同步完善。

要选准着力点。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也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主体作用，着力把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愿望和行为引导好、组织好、激励好。反腐败各项工作都应充分体现我们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在工作指导上，应更加贴近群众、更加体察民意、更紧密地反映群众的呼声，做到既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又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在工作部署上，紧紧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来确立工作重点、制定工作目标，时时处处体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工作方式上，努力营造欢迎群众参与的氛围，积极探索群众参与的形式，进一步增强群众参与的程度，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三、在发展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自身的创新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只有在发展中实现纪检监察工作自身的创新，用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以新的观念、新的思路、新的机制适应新的变化，才能在实践中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更好地发挥政治保障的作用。

适应发展需要更新思想观念。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首先就必须深刻认识发展的本质和内涵，辩证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时代特征，遵循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思想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自觉地贯彻同志“三个解放出来”的要求，敢于否定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摒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摆脱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正确认识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机遇、新挑战，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反腐倡廉工作，以创新的思维来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明辨是非曲直的标准。尤其应强化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观念，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能用市场机制调整的，不用行政的手段去干预；能用经济办法解决的，不用纪律的手段去处理，以更好地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进的需要，力求在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