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研究范文10篇

影响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监管影响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立法评估

一、监管影响分析的内容与发展

（一）基本内容

政府主要依靠各种各样的监管法规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这些监管法规成为了政策工具的主要部分，必然会对社会不同群体产生不同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但是，也有很多影响是“隐藏的”，不易在短期内察觉的，或者至少是在考虑监管法规时很难被识别出的。监管影响分析运用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系统地识别和评估新的监管提案或现存的监管制度，对社会造成的潜在成本、收益和影响，可以帮助监管者认识会受影响的群体以及影响的程度。

监管影响分析是一个比较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对各种可供选择监管方案的比较之中，（当然，这些可比较的方案必须是可测量的，而且需要基于同一种评估方法），通过比较，监管影响分析可以为监管者提供有关各种选择的成本收益信息，以便他们最终选择最为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方案。此外，监管影响分析中涵盖公众咨询过程，可以为公众的广泛参与提供渠道与保障，通过广泛的征求意见，获得更好的信息，以便为分析提供坚实的基础。

监管影响分析意在成为一种工具和决策过程，为监管决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决定是否和怎样监管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作为一种工具，监管影响分析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与比较各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系统地审查政府行为的潜在影响；作为决策过程，监管影响分析将整合咨询，政策开发与规则制定为一体，以便在事前就监管法规在某一阶段的预期影响，与公众广泛沟通，并在事后辅助政府评估已颁布的现行监管法规。

监管影响分析可以尽可能地帮助监管者选择并制定出既有效果的又有效率的监管法规。有效果是指监管法规能够实现监管目标，有效率是指监管法规可以用最小的总成本实现监管目标。有效果和有效率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监管资源是有限的。监管不仅有收益，更有成本，不恰当的监管会给经济增长造成阻碍。因此，监管法规的设计与选择好坏至关重要。通过运用监管影响分析，监管者可以改进决策制定过程，促进监管决策更为系统性，连贯性与一致性。可以说，监管影响分析制度建立与完善，意在改进监管质量，提高政府监管的效率，为各国政府进行监管改革提供了基础。

OECD（1995）通过列出了监管者在进行监管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十个问题，基本给出了进行监管影响分析的逻辑。这十个问题包括：一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被清晰的界定，特别是要弄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本质；二是政府监管行为是否合理正当的；三是要考虑多种可选择的监管方案，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进行比较，指出主要确定的监管方案是否是最好的；四是要说明监管的内容和程序是否具有合法性；五是政府监管适当的水平是什么；六是监管法规的收益是否能证明成本的合理性；七是监管对社会各个群体的影响是否透明；八是监管法规是否清晰、连贯、可理解；九是是否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十是如何实施。这些问题很重要，反映了OECD国家良好决策制定的主要原则，通过提高监管法规的法律和事实基础，有利于促进政府监管更为有效果和有效率，有利于辅助监管者制定更好的政策，有利于建立更有序的且可预测的决策制定过程，有利于识别出那些已经过时的或者不必要的现存监管法规，有利于促使政府行为更为透明化

从形式上来看，监管影响分析可以表现为一份用来辅助监管者进行决策的报告。而一份完整的监管影响分析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议案主题；监管政策的目标与影响；对监管问题的评估；考虑不同的替代方案；对所有方案进行评估；公众参与；执行策略，以及监控和评估的过程。一般来说，监管影响评估的有效使用依赖于准备分析报告的过程。

（二）发展

监管影响分析在OECD国家的发展脉络，可以从两个层面来从描述：一是监管影响分析的实践发展，即在各个成员国的适用情况；二是监管影响分析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OECD颁布系列重要文件中。

（三）实践发展

1974年开始，OECD部分成员国首先开始采纳监管影响分析，系统地提高监管质量。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对监管影响分析的青睐，截至2008年，几乎所有的OECD成员国都建立了相应的监管体系和制度，对新颁布的监管法规在制定之前都要进行某种类型的监管影响分析。以下将援引OECD于2009年的文件《REGULATORYIMPACTANALYSIS：ATOOLFORPOLICYCOHERENCEREGULATORYIMPACT》中的图表，以说明监管影响分析的发展趋势。

由图1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监管影响分析在OECD成员国间的发展趋势。从1980年的仅有两三个国家适用监管影响分析；到2004年，当时28个成员中有14个国家采纳了监管影响分析；直到2008年，几乎所有的OECD成员国家对监管影响分析进行要求与规定。

以下分别就监管影响分析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发展进行简要概括：

1、美国

监管影响评估制度最初产生于美国。自1969年美国制定《国家环境政策法》以来，经过近40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在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析体系，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75-2000年间美国监管改革与监管影响分析制度的成功建立与发展得益于自福特以来六位总统的不断努力，尤其是在里根总统时期形成了以强调效率、责任和透明度为主要目标的监管影响评估分析制度框架。此外，他认为有效的监管改革离不开监管影响评估的应用，因为其有利于提高监管的经济效率，使监管具有高度的责任性，保证监管对公众的透明度和开放度。Litan，RobertE.和Hahn，RobertW.（2005）回顾了美国监督影响评估制度在总统层面的建立与发展历史，即从尼克松的“生活品质”评价程序（theQualityofLife）、福特的“监管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报告”、卡特的“监管分析审核小组”，到里根总统12291号行政命令、乔治·H.W.布什设立的竞争委员会（CouncilonCompetitiveness），再到克林顿总统的12866号行政命令以及小布什时期的12344号行政命令。

2、加拿大

自从1978年，要求对重要监管法规进行专业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加拿大的监管影响分析系统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监管改革集中于特殊的取消监管方案，以及通过年度监管规划方案的公开改进公民获得信息的程序。直到80年代中期，特殊规划改变的过程体现了监管影响分析的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从1986年开始，要求对所有监管提案进行监管影响分析。通过引入新的操作指引，培训课程以及商业影响测试等工具，对议案的监管影响分析在实践中，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演进。监管影响分析，监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助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总体经济议程，增强了加拿大监管的更为有效果和有效率。

3、英国

由英国政府部门针对新的或者修订的监管法规对商业影响进行的量化分析，在监管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尝试对企业由于遵循监管而产生的成本进行评估（遵循成本评估），但是这些评估并不总是具有一致性和综合性。因此，从1992年开始，作为加强监管改革的一部分，英国政府采取了行动意在提高对遵循成本评估的质量。遵循成本评估是对企业、慈善机构或者自愿组织由于遵循监管法规而产生的成本，进行地系统化和定量化的评估，它的目的是要告诉监管者、议会成员、企业和其他利益群体有关可能发生成本的信息，以便于进行评估，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为了更好地加强对监管议案的系统性评估，1996年5月，英国引入了监管评估制度，要求对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监管议案进行成本收益的量化分析，运用风险评估技术识别监管及其选择方案的收益，意在量化和评估这些收益，以便与对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带来的成本进行比较。

监管影响分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学习的过程。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也在对监管影响分析进行不断的重要修正与扩大，包括风险评估、对竞争影响的评估、对数据收集方法的改进。

（四）理论成果

OECD一直以来致力于总结和改进监管影响分析的研究中，这点清晰地体现在OECD颁布的有关监管影响分析的系列报告与指引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早在1995年就建议各国政府在制定监管决策时需要考虑一些问题，基本形成了监管影响评估的分析框架。OECD（1997）介绍了监管影响评估在加拿大、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应用与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条有益的建议，其中包括使用一贯而灵活的分析方法，与政策制定者有效沟通，公众的广泛参与等。OECD（2002）全面调查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成员国监管影响评估的具体实施情况；OECD（2006）指出监管影响评估没有单一的模式可循，其设计必须考虑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背景。OECD（2008）针对监管影响分析制度框架的设计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发展中国家如何理解和借鉴监管影响分析制度提供了指引。OECD（2009）强调了监管影响分析，作为促使监管政策连贯性与一致性工具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影响监管影响分析质量的决定因素，特别提到了监管影响分析的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包括估值、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分析，谈到了监管影响分析在公司治理领域中的应用。

此外，一些著名学者也对监管影响分析问题进行了梳理与研究。例如，ScottH.Jacobs（1997）指出监管影响分析具有重要的分析和交流功能，从本质上来说，监管影响分析意在扩大和厘清监管决策的相关要素。此外，他还指出了政府进行监管影响分析的四点主要目标，并通过列表的形式总结了监管影响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ScottH.Jacobs（2006）通过总结先进国家，在监管影响分析过程与方法中的经验与教训，指出了监管影响分析质量呈现U型曲线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建立高质量监管影响分析的四个主要步骤及四种分析方法。

二、国际经验

OECD（1997）根据监管影响分析在各成员国家的发展，总结了十点成功经验，其中包括：一是对监管影响分析给予了最高的政治重视程度；二是审慎地分配监管影响分析的责任；三是培训监管者；四是使用前后一致的，且具有灵活性的分析方法；五是开发和实施数据收集策略；六是监管影响分析的集中；七是将监管影响分析整合到决策制定过程中，而且越早越好；八是披露结果；九是与各方进行广泛沟通；十是将监管影响分析适用于现存的和新的监管法规中。鉴于篇幅和论述重点的有限，这里会将以上十点经验概括总结为五个方面。

（一）制度保障

监管影响分析在OECD国家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各国政府对监管影响分析给予了很高的政治重视，比如说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的形式予以确认和支持。OECD的经验表明，政治重视程度越高，监管影响分析进行地越好。当然，政治重视程度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上，即通过一系列配套的法律制度予以确认和支持，明确要求法规的制定者们接受、掌握，并在实践中如何认真地贯彻监管影响分析。

OECD国家对监管影响分析的制度保障来源主要有以下具体表现形式：法律、总统命令、行政命令、内阁指令、首相指导方针等等。根据各国历史背景，行政文化等不同，可以将监管影响分析的制度保障大体划分为以下四大类：一是基于法律，代表国家有捷克、韩国和墨西哥；二是基于总统命令，代表国家是美国；三是基于首相命令或指引，代表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四是基于内阁指令或决定，政府决议，政策指令等，代表国家有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日本、新西兰、挪威、波兰、德国、葡萄牙、瑞典和英国。

到2005年，OECD国家大部分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监管影响分析的实施，这点主要体现在各国纷纷通过立法要求在制定监管法规是要确认成本和收益。OECD（2006）通过1998年和2005年各国对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要求的明显对比，反映了监管影响分析的发展趋势。例如，在1998年时，OECD成员国中只有10个国家对成本收益分析有明确的法律正式要求，但到了2005年，则发展到了20个国家。

当然，正是由于政治重视和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才能确保了监管影响分析被有效地纳入到整个监管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并且，尽可能更早地为决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更好地辅助监管决策者进行选择与判断。

（二）分工明确

监管影响分析的实施依赖于在行政机构内，监管影响分析团队构建和分工。根据监管影响分析内容与所处环节的不同，政府的不同机构一般都会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根据OECD的经验，监管影响分析的分工主要体现在各个监管部门和独立的质量控制部门之间的差异方面。各个监管部门作为监管法规和监管影响分析的发起者，具有获得相关信息和技术的信息与人力优势。作为独立于监管机构的质量控制与审查机构，主要运用相关资源和技术对监管机构提交的影响分析报告进行审核。当然，为了更好地进行监管影响分析，在监管部门和独立审核部门都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参加。

为了加强监管部门间以及与独立机构间的沟通与协调，OECD国家通常会有两种制度构建。一种是集中的制度框架，即在政府核心建立一个审核组织用来推进监管改革。它的权力支撑来源于首相办公行政或者预算决策制定制度，如美国设在政府管理预算局OMB下的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OECD。另一种是非集中的制度框架，并不依靠特殊的审核部门，而是通过在监管部门之间建立协作机制来达到政策目标。

此外，一些国家依靠咨询外部的专家来推动监管影响分析，但是，根据OECD的总体经验来看，建立一个具有交叉功能的核心机构，对推动监管影响分析来说是很重要。

（三）专业培训

大部分的监管者并不具备执行监管影响分析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因此，若想让监管者进行高质量的监管影响分析，就必须对监管者进行培训和专业能力的建构，这对于成功地系统实施监管影响分析至关重要。

根据经验，OECD国家在专业培训这点上达成了以下共识：

首先，必须建立监管影响分析的培训体系，通过培训，促使监管者清楚地理解监管影响分析方法和数据搜集过程，以及监管影响分析在确保监管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要尽早地进行培训，即在进行监管影响分析的初期，就应该充分重视对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如可以将监管影响分析的培训纳入到对行政人员的职业培训中去。当然，培训也需要进行长期的投资，以应对人员调换和组织环境的变化。例如，自从2001年开始，意大利政府每年都会组织政府人员系统学习监管影响分析的课程；2003年和2004年，澳大利亚分别对四百多名监管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此外，OECD国家在培训方面还有一点很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在监管影响分析方面会系统地手册和相关指引文件，来辅助培训。一份好的手册和指引，不仅会系统梳理经验教训，还会及时更新以反映现实中特殊的要求与变化，可以通过案例很具体地展现监管影响分析的流程和方法，提供搜集数据的具体指导意见，确保人员更为精准地进行监管影响分析。

再次，培训不能仅限于实施监管影响分析的行政人员，民众和企业都会从类似咨询过程的培训中收益，如通过充分认识监管影响分析的重要作用和流程，企业可以在监管中更为有效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最后，培训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定期性、持续性与连贯性，其中需要各方的配合与努力。

（四）方法科学

监管影响分析设计和实施的核心是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进行分析。目前，OECD国家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产出分析、财政预算分析、社会-经济分析、风险分析、结果分析、遵循成本分析以及企业影响测试等。在监管影响分析的早期，大部分的研究注意力都在关注成本问题，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收益问题也应该被纳入评估之中。因此，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了主流方法。OECD（1997）报告中明确要求监管法规应该“产生收益，并能证明成本的合理性”，考虑对全社会分配的影响，这条规定以收益-成本测试的形式在各国得到了具体适用，并得到普遍欢迎，因为经过收益-成本测试的监管法规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理。

OECD国家的经验实践表明了监管影响分析制度应该对所有的监管决策适用收益-成本原则，但是，分析的形式应该建立在对可行性和成本的经验判断的基础上。其实，上面提到的一些具体分析方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成本收益分析。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越是主张对监管影响分析进行改进的国家，越是会支持采纳成本收益分析。当然，成本收益分析也有适用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一些难以量化或货币化的收益和成本来说，比如社会公平。因此，可以运用其他方法辅助成本收益分析。

监管者应该在选择可适用分析方法时，可以保持一定灵活性，但也要注意方法之间的适用前提假设，以及侧重点的不同。从而，最大可能地保持分析方法的前后一致性和严格性。

（五）广泛沟通

OECD国家在监管影响分析的广泛沟通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内部沟通，以确保监管法规政策之间的一致性与协调性；第二个层面是就监管影响分析的结果征求政府部门之外的所有相关群体的意见，以确保结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

为了确保监管影响分析的一致性与协调性，政府部门之间必须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与机制。根据OECD国家的相关经验，为了扩大信息沟通渠道，通常会成立一个信息沟通的协调小组和机构，收集整合监管影响分析中所有监管者的信息和活动，然后定期地召开协调会议，比如茶话会形式。这种协调机制可以很好地帮助各个监管机构找到解决不一致性或是矛盾性的问题。

当然，监管影响分析的主要成效取决于它提出多种可供选择方案的能力。监管影响分析的结果应该与公众、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沟通。与对外的广泛沟通可以帮助监管影响分析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因此，对外的广泛沟通就不仅可以将监管影响分析的内容和程序进行披露，还可以将以往通过监管影响分析识别出的无效率监管议案的案例进行汇总。这些对提高信息与监管质量都是有意义的。总体上来说，OECD国家在进行对外披露时，主要有三种选择形式：一是通过咨询形式披露监管影响分析，如加拿大、丹麦、欧盟、芬兰、意大利、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波兰、瑞典、瑞士、英国、美国、日本和葡萄牙；二是只有进过专家咨询后才能对监管影响分析的结果进行披露，如澳大利亚、法国、冰岛和荷兰；三是选择不披露，包括奥地利、爱尔兰、韩国、西班牙和土耳其。

当然，沟通必须与监管的政策目标相一致。负责监管影响分析的机构应该明确识别出会被监管法规影响到的主体，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锁定沟通利益相关者。此外，也要研究如何将信息更有效地传达给目标群众。

三、中国借鉴

从OECD监管影响分析的发展历史来看，设计和实施一个综合全面的监管影响分析并不是很容易的，是一个长期努力，循序渐进的过程。监管影响分析可以帮助监管者制定出更为成本有效的决策，减少低质量和不必要监管法规的数量。通过鼓励咨询和受影响群体的参与，可以促使决策过程和结果更加透明，增强管理的一致性与互动性。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说监管影响分析的范围、数据搜集的方法等等。

中国目前已在中央和部门省市开展了立法后评估的试点工作，立法后评估从本质上来看，应该是监管影响分析的一种，侧重的是对现有监管法规的影响评估。从目前试点的运行来看主要暴露出了四点问题：一是制度不健全；二是理论研究不足；三是专业人员缺乏；四是过程不透明。正是由于缺少法律法规、理论研究、专业技术的保障，导致了立法评估执行难，不规范的问题，几乎各个试点都有自己的一套评估模式，从评估内容、形式到过程都很不同；鉴于我们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学习和借鉴OECD的国际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相应调整和必要修正。

（一）建立和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

立法评估可以就现行法律的实施效果给监管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便进一步修正或者废止，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首次提出了要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各个地方也相继出台文件要求对重大影响的监管法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就目前来看，中央和地方有关立法评估的要求主要采取的是以政府文件或意见的形式进行规定，而且要求多为原则性和指示性，缺少具体性和操作性。从OECD国家监管影响分析的成功经验，我们知道，对立法评估的要求所设定的法律层级越高，实施和贯彻的效果越好。仅靠政府文件或指示精神，对立法评估，成本收益分析进行概括性的要求，很难保证其在实践中的有效落实与强制执行力。而且，由于缺乏具体执行和监督措施，立法评估也容易流于形式。因此，待时机成熟，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配套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对立法评估予以制度保障。

在建立和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方面，我们可以首先对现存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改，可以对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提出议案和修改议案部分进行梳理和完善，进而从法律上，明确要求监管机构进行立法评估，确定立法评估的法律地位，完善立法评估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逐步构建对立法的事前和事后监管影响分析制度，促使立法评估有法可依。

（二）重视理论研究

从2000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了立法后评估的试点工作，但相比实践的发展，有关立法评估的理论研究工作则相对滞后。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多向国外学习，国外的研究很丰富，也很具有体系性，从监管影响分析制度，到具体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都有很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并积累了丰厚的研究经验和成果。

当然，立法评估的理论研究来源于实践，也应该最终用来指导和服务实践。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系统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丰厚理论储备，开拓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要针对中国立法评估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及时总结与梳理，针对中国的特殊问题，特殊情况，形成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

较好的理论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综合的知识体系，不仅要有法学背景，对中国立法体系和法律制度有系统地了解和把握、还需要有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能进行量化分析的学科知识。

（三）加强培训

想要进行质量高的立法评估和成本收益分析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方法，针对中国目前立法评估试点中暴露的评估人员缺乏专业知识背景和技能的问题，中国应该建立起立法评估的培训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定期地进行专业培训，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授课，系统介绍和详细学习立法评估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培训要具有连贯行与长期性，从而更好地促进评估人员适应现实的发展与需要。

当然，培训也不能局限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要对通过向公民披露信息与征求意见的过程，向群众进行相关常识的宣传与教育。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香港学习，香港政府为了使公众更好地了解税收财政的常识，进而监督财政支出，定期会通过宣传漫画手册的形式向公众免费派发。这些好的形式，我们应该进行借鉴，如为了让民众知道立法评估的基本内容和过程，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监督并提议，我们也可以在网站、报纸或手册上，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或图画进行宣传。

（四）评估过程透明化

立法评估的宗旨是要通过议案或者现存法律的预期或现实效果进行评估，评估过程不仅需要专业工作人员、专家学者，更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为了促进立法评估的透明化，立法评估的内容、程序和结果，都应该向公众、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披露。

就目前来说，我们的立法评估多是内部评估，即便有邀请外部的专家学者，也缺少公众的广泛参与。而且，披露的多是最终评估结果，缺少对评估过程和具体方法的披露。例如，在上海市立法后评估报告中，评估都会最后给每部监管法规进行打分，但是，在报告中却没有披露评分体系和打分的标准和依据。

影响研究范文篇2

伊维菌素(Ivermectin，IVM)为阿维菌素的衍生物，是由链霉菌产生的一种大环内酯类物质，具有用量小、效果好、安全性高等特点，在农牧业中常作为抗寄生虫剂和杀蜻剂使用。随着水产养殖规模和密度的不断扩大，一些寄生虫病如鲺病、车轮虫病、指环虫病和异尖线虫病等给水产养殖业造成的损失与日剧增，甚至可能危害人类健康［1］。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鱼类抗寄生虫药剂伊维菌素在国外水产养殖中已有一定范围的使用。欧洲许多国家如苏格兰、爱尔兰等将其添加到饲料中，用于鲑鱼和海鲷养殖中的海虱防治［2－3］。我国主要将其应用于淡水鱼养殖中的斜管虫、车轮虫病防治［4－5］。目前，有几篇文献报道了IVM对哺乳动物的毒性作用，如Lankas等［6］实验表明IVM不具遗传毒性和潜在致癌性;Abeer等［7］实验结果显示，当与P－糖蛋白抑制剂联合使用时，IVM会影响雄鼠的生殖系统;Muhamad等［8］研究发现，IVM还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动物的免疫力。IVM现在作为渔药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因此除了要关注它的环境毒性外，研究它对养殖鱼自身的毒性作用也是很有必要的，硬骨鱼类的血脑屏障发育不完善，因此IVM较易到达鱼的头部，但目前关于IVM在鱼体内的毒理学方面研究甚少。鱼类的血液指标与许多因素有关，如机体的年龄、营养代谢状况、健康状况等。当鱼体受到外界因子的影响而发生生理或病理变化时，必定会在血液指标中反映出来，因此血液指标常被用来评价鱼类的营养、健康状况及对环境的适应性，是重要的生理、病理和毒理学指标［9］。本实验以不同给药剂量研究了IVM对鲫(Carassiusauratus)血液成分的影响，以期评价IVM对鲫的毒性效应，为IVM的科学使用和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

鲫购自上海果园集贸市场，健康无伤病，平均体重(250±20)g。实验前在循环水养殖箱(250cm×150cm×70cm)中暂养30d，水温控制在(25±1)℃，增氧机充氧，投喂全价鱼饲料(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暂养期间死亡率低于5%。

1.2仪器与试剂

实验所用仪器:纯水机(Milli－Q)、电子天平(FA2004)、超低温冰箱(ThermoForma－700)、全血分析仪(BC－2800Vet)和生化分析仪(BS－200)等。所用药品:IVM标准品(Sigma公司)、无水乙醇和肝素钠均为分析纯(国药公司)、Milli－Q超纯水、总蛋白(TP)测定试剂盒(双缩脲法)、白蛋白(ALB)测定试剂盒(溴甲酚绿法)、总胆红素(Tbil)测定试剂盒(Tb－D:重氮法)、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测定试剂盒(紫外－乳酸脱氢酶法)、碱性磷酸酶(ALP)测定试剂盒(AMP缓冲液法)和钙测定试剂盒(Ca－O邻甲酚酞络合酮终点法)，上述试剂盒均购自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3给药与采样

将实验用鲫随机分成A、B、C、D、E五组，每组27尾。A、B、C三组口灌给药，给药剂量分别为3.0、1.0、0.4mg/kg，以无水乙醇为溶剂;D组口灌与前三组等体积的无水乙醇作对照，每条鲫鱼灌入的无水乙醇的量小于0.3mL;E组不做任何处理。给药前6h禁食，给药后6h投饵。分别在给药后1、2、4、8、16、24、48、96、192h取样，每个时间点每组均取3尾鱼，抽取鲫血液后分成两份，置于含少量1%肝素钠(已风干)离心管中。一份立即进行全血分析，另一份经离心5min后分离血浆(离心力2000g)，于－80℃保存用于血液的生化分析。

1.4血样分析

鲫经静脉采血后立即进全血分析仪进行分析。用于生化组分分析的血浆从－80℃冰箱中取出后，在0℃的条件下解冻，将解冻后的血浆摇匀后进生化分析仪分析。

2结果

2.1IVM对鲫血细胞的影响

口灌IVM对鲫血液中红细胞(RBC)、白细胞(WBC)、血小板(PLT)、红细胞压积(HCT)、血红蛋白(HGB)等指标的影响结果见表1。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实验组鲫RBC、WBC、HGB、HCT与对照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而PLT则与对照组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P=0.043＜0.05)。双样本等方差t－检验显示:D组和E组间无显著性差异，D组和A、B、C组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分别为0.02、0.016和0.007，均小于0.05)，表明口灌IVM对鲫PLT数量有显著影响。图1显示，不同采样时间，给药组鲫的PLT数量波动较大:给药后8～16hPLT数量快速增加，16～24h数量相对稳定，24h后PLT的数量开始下降，至192hPLT值逐渐恢复到对照组水平。A(3mg/kg)组给药16h后开始出现死鱼，解剖后可见肾脏有出血迹象，这与Mladineo等［10］观察到的IVM使海鲷肾脏点状出血现象一致。本实验还发现A(3mg/kg)、B(1mg/kg)组鲫食欲明显减退，而且体色明显深于其它组鲫。

2.2IVM对鲫血浆生化成分的影响

表2为口灌IVM后鲫血浆中钙离子(Ca2+)、总胆红素(Tbil)、总蛋白(TP)、碱性磷酸酶(ALP)、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白蛋白(ALB)6种生化成分的变化。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Tbil、Ca2+、ALP、ALT和ALB5个指标无组间显著性差异，而TP指标则存在组间显著性差异(P＜0.05)。A组鲫TP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D和空白组E;B组鲫TP与D、E组相比虽有所下降，但并不显著;而C组鲫的TP浓度为41.8mg/kg，与D、E组接近。表明高剂量IVM会降低鲫鱼血浆TP浓度，浓度越高，这种作用越明显;而低剂量组(0.4mg/kg)的IVM不会影响血浆TP浓度。各组鲫血浆TP含量在不同取样时间点间则无明显变化。

3讨论

鱼类血液与机体的营养、代谢及疾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血液指标能直接反映出鱼体的生理或病理变化，因此血液指标常被用来评价鱼类的健康、营养状况及环境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生理、病理和毒理学指标［11］。HCT、HGB和RBC是与红细胞相关的重要参数，本试验结果显示IVM对鲫血液中这3项指标均无明显影响。Katharios等［12］以0.8mg/kg的剂量，给海鲷单次腹腔注射给药后发现:IVM会使海鲷HCT下降，对HGB和RBC无明显影响，他们认为给药后海鲷HCT的下降可能与溶血有关。本实验A、B、C、D、E5组的HCT随取样时间都有波动，但这种波动并未呈现明显的规律性，而且给药组A、B、C和溶剂对照组D、空白对照组E之间的HCT也没有显著差异。鱼血液中RBC和HGB含量与肌细胞供氧有一定关系，若血液中RBC和HGB含量下降，可能会影响肌细胞氧气的供应，从而影响鱼的运动能力。实验组A和B中的鲫游动缓慢，身体失衡，但检测并未发现这两组鲫RBC和HGB含量有明显变化。有文献表明，IVM具有神经毒性，可引起运动失调［13］。因此我们推测高剂量组鲫游动失常很可能是由于IVM的神经毒性引起的。

PLT是血液中一种与凝血有关的有形成分，鲫血液中PLT值的正常范围尚没有统一标准，给药后鲫PLT数量出现了较大波动，这一波动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目前还不清楚。但本实验中高浓度组(3mg/kg)出现了死鱼，且有肾脏出血迹象，这与PLT数量的波动之间是否存有直接关系有待深究。白细胞(WBC)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参与免疫应答，在鱼类疾病防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Katharios等［12］研究发现IVM能使海鲷的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数量上升，他们认为这是海鲷对IVM的一种免疫应激反应。但本实验条件下未发现IVM对鲫总白细胞数有明显影响。

影响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网购；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我国网购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2007年我国网购规模为0.056亿元，2016这一数字已增长至4.969亿元，十年增幅高达8773%。因此，对网购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国网络营销发展。通过互联网发展报告查询及专家访谈，本文提出了我国网购规模的一些影响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Y为网购规模(万亿元)；X1为网民规模(亿人)；X2为互联网普及率；X3为手机网民规模(亿人)；X4为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X5为GDP(万亿元)；X6为居民消费水平(万元)。

二、数据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个变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734，其标准化后的α系数为0.994，说明量表信度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为0.757，说明效度较好，可以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2.相关分析。由表-2可知我国网购规模与手机网民规模、GDP及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7、0.940、0.958，高于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及移动电话普及率三项影响因素。3.回归分析。由表-3可知，t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显著的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归方程如下。

三、结论

结合数据分析，本文所得结论有以下两点：1.我国网购规模与手机网民规模、GDP及居民消费水平高度相关；2.居民消费水平对我国网购规模预测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四、展望

本文对我国网购规模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对网购规模及其影响因素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为我国网络营销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将进一步丰富网络营销领域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影响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RCEP；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

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是东盟10国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目标是在目前东盟与上述6国建立的5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壁垒，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促进区域内投资及其他经济技术合作，建设成多领域、高质量和互惠的自由贸易区。作为成员国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中国，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RCEP的建立将极大促进区域内畜产品贸易自由化，这将会导致中国畜产品出口竞争加剧，也会带来畜产品进口的增加。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增速还是进口总量，均远超畜产品出口，由此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日益严重。RCEP协议一旦达成，将对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产生深远的影响。就现有研究来看，多局限于单一自贸区对单个畜产品贸易的影响，且对RCEP的研究以定性描述和定量的经济效应分析居多[1-4]，关于RCEP对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缺乏。在RCEP谈判不断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有必要全面总结中国畜产品贸易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RCEP的建立对中国主要畜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

1研究方法

RCEP的概念最早在2011年2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出，2012年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开始RCEP谈判，标志着RCEP建设正式启动。2013年5月在文莱开始了第1轮RCEP谈判，从2014年4月第4轮谈判到2016年8月第14轮谈判，各方围绕RCEP的货物、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竞争、经济技术合作等一系列议题展开磋商，深入谈论了货物、服务和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并取得了一定进展。2016年10月RCEP第15轮谈判在中国举行，各方完成了经济技术合作章节内容的磋商，这是RCEP完成的第1个章节谈判。2016年12月第16轮谈判在印度尼西亚结束，与会16国代表就中小企业章节达成一致，并在竞争政策章节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鉴于RCEP由16个成员国构成，中国畜产品贸易不仅涉及了畜产品自身多个种类，还与畜产品相关的其他农产品及工业产品密切相关，局部均2002年的28.51亿美元迅速攀升到2011年的64.16亿美元，增长了125%；近几年来，畜产品出口仍保持较高的增速，但是受到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影响，2015年畜产品出口了62.71亿美元，与2014年相比减少了13.7%。2.1.

2畜产品进口规模

中国畜产品进口总体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先后经历3个阶段。由图1可见，第一阶段为平稳增长时期，从1992年的8.87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6%；第2阶段为较快增长时期，从1999年的18.35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77.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3%；第3阶段为高速增长时期，畜产品进口额从2009年的65.9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06.0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5.4%。2015年受世界经济总体影响，中国畜产品进口有所下降，进口额达178.47亿美元。2.2中国畜产品贸易结构2.2.1中国畜产品出口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出口肉类、活动物、羊毛及丝和其他动物产品，形成了四分天下的格局。经过10年的发展，畜产品出口结构开始出现分化，肉类产品出口比重上升，活动物和羊毛及丝类产品出口比重下降。近年来，畜产品出口结构有了新的变化，其他动物产品的比重接近三成（表1），2015年其他动物产品出口比2014年略微下滑，但仍然达到28%。羊毛及丝类产品的比重继续下降，占据7%的出口份额；肉类产品出口仍居于畜产品出口额的第一位，2015年占据44%的出口比重。活动物、禽蛋蜂蜜、奶产品、油脂和生毛皮所占的出口份额较小。2.2.2中国畜产品进口结构由表2可知，早期畜产品进口量较大的依次是羊毛及丝、生毛皮、奶产品和肉类产品。2001年中国畜产品进口逐渐显现出衡模型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因此需要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GTAP)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最为著名的一般可计算均衡模型，本文采用GTAP模型来研究RCEP对中国畜产品贸易的影响。GTAP模型由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政策模拟。GTAP模型将全球划分为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地区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子模型，各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密切相关。任何一国的贸易政策改变会导致其他各国各部门的相关变量发生变化，直到整个系统再次实现一般均衡。该模型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具有理性，完全市场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和要素市场出清。GTAP模型设定5种生产要素、3个经济主体和2个国际部门，借助于GTAP数据库，定量分析一项或多项新政策变化对多国多部门所造成的影响。在生产方面，GTAP采用3层嵌入结构，利用固定替代弹性函数和里昂剔夫函数，对进口中间品、国产中间品和5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在消费方面，私人家庭采用固定差异弹性效用函数，政府支出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在运输方面，国际运输部门的货运需求取决于货物到岸价与离案价的差额；政府的干预既包括补贴也包括征税[5]。2中国畜产品贸易现状按照《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HS编码）1992版本，将畜产品分为8个种类：活动物（HS01）、肉类（HS02和HS1601-1602）、奶产品（HS0401-0406）、禽蛋蜂蜜（HS0407-0410）、其他动物产品（HS0502-0507、HS0510-0511）、生毛皮（HS4101-4103、HS4301）和羊毛及丝（HS5001-5003、HS5101-5103）。2.1中国畜产品贸易的规模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畜产品进出口总额获得了大幅度增长，从1992年的29.99亿美元增至2001年的57.4亿美元，入世后中国畜产品进出口总额进入快速增长期，2010年达147.71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进出口总额跃进200亿美元大关，2015年达241.18亿美元。2.1.1畜产品出口规模加入WTO前，畜产品出口处于缓慢增长状态，由图1可见，由1992年的21.12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9.56亿美元；中国成功加入WTO后，畜产品出口迎来了高速增长，由资料来源：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出图11992—2015中国畜产品进出口规模变化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30025020015010050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20122014进出口额，亿美元△年三分天下的格局，羊毛及丝类产品的比重开始下滑，生毛皮和肉类比重开始上升。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进口结构再次发生较大变化，肉类产品进口长期稳居第一位，2015年肉类产品的进口比重达到37%，生毛皮和羊毛及丝类产品分别占进口总额的22%和15%。奶产品进口比重近年来不断上升，2015年超过羊毛及丝类产品位居第3位。2.3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由图2可见，中国畜产品在入世前基本处于顺差状态，1996年贸易顺差达到了17.53亿美元，之后逐年递减。入世后，中国畜产品贸易开始转为逆差，从2002年的0.16亿美元逐渐扩大到2014年的133.34亿美元。2015年中国进口了178.47亿美元，出口了62.7亿美元畜产品。表面上来看，畜产品的贸易逆差是由于畜产品的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差异导致，中国畜产品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8%，而畜产品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9%；深层次原因是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入带来的全球畜产品比较优势发挥作用。2.4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畜产品贸易情况中国与RCEP其他15个成员国的畜产品贸易量非常大，2015年中国向上述成员国出口了22.41亿美元的畜产品，占当年中国畜产品出口总额的35.74%；中国进口了72.71亿美元，占当年中国畜产品进口总额的40.74%。中国主要从RCEP贸易伙伴进口奶产品、羊毛及肉类产品，向其出口加工肉制品、其他动物产品等畜产品。在RCEP成员国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日本和印度是中国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鉴于RCEP多个成员国是中国重要的畜产品贸易伙伴，有必要预测分析这一自贸协定的建立对中国畜产品贸易的影响。

3RCEP建立对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的定量分析

3.1数据筛选本文基于RunGTAP3.59软件和升级的GTAP9数据库进行计算，根据研究需要将GTAP9数据库原有的140个国家重新划分为10个新地区：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根据研究目标和相关畜产品的定义，将原有的57个部门分类，重新划分为7个部门：活动物、奶产品、动物肉类、羊毛及丝、其他动物产品、其他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表3）。3.2情景方案设计标准的GTAP模型是比较静态分析模型，本文采取Walmsley递推动态方法，将GTAP9数据库进行动态升级到2018年[6-7]。政策情景设定如下：在中国-新西兰自贸区贸易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和中国-韩国自贸区成立时间短、减税效果有限的条件下，假设2018年RCEP协议正式生效，16个成员国的双边进口关税为零，各自对区域外国家的关税壁垒维持原状。3.3模拟结果分析RCEP的建立会促进中国畜产品的进口，由表4可见，羊毛及丝产品进口增长最快，增长了45.12%，由于新西兰已经和中国达成自贸区并早已显现出贸易效果，在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羊毛出口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口关税减免促进了奶产品进口，奶产品进口增长了13%，中国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奶产品进口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动物肉类进口提升了7.18%，进口增幅较明显，增幅主要来源于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进口。其他动物产品及活动物进口增幅较小，这和中国进口量较小、自身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贸易的自由化同样带动了中国畜产品的出口，中国羊毛及丝产品的出口增长了66.34%，增长主要来源于对印度蚕丝出口的增加，中印蚕丝贸易量巨大，关税的减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蚕丝出口的增长。动物肉类出口增长了18.97%，这和中国禽肉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中国禽肉在亚洲市场的占有率，尤其对日本出口的增加明显。奶产品和其他动物产品的出口增长较为缓慢，活动物出口因竞争加剧有所减少。由于中国畜产品出口金额与进口金额差距较大，RCEP建立后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由表5可见，畜产品贸易逆差整体增加了35.87亿美元，其中羊毛及丝产品的贸易逆差会增加25.53亿美元，中国羊毛贸易逆差近年来呈逐渐加大的趋势，RCEP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羊毛在价格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细羊毛品质较高，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羊毛产业带来的冲击将长期存在。奶产品的贸易逆差将增加4.73亿美元，RCEP区域内中国和印度虽然是奶产品生产大国，却不是贸易大国，两国奶产品主要立足于自给自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奶产品比较优势明显，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奶产品贸易的影响较大。活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贸易逆差金额增加相对较小，这和中国两类产品的贸易量较小有关。动物肉类产品贸易逆差仅增加0.63亿美元，贸易自由化尽管会带来牛肉和羊肉进口的增加，但多数RCEP国家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中国禽肉出口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禽肉出口金额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牛羊肉进口金额。

4结论及启示

影响研究范文篇5

1.1临床资料：本次选取的71例研究对象均为我院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收治的行计划生育患者，根据入院顺序进行编号并利用随机数表法分组，现将资料整理如下：对照组患者年龄23~38岁，平均年龄（30.2±3.5）岁；手术类型：节育环置入术16例，人工流产术19例。观察组患者年龄22~38岁，平均年龄（30.7±3.7）岁；手术类型：节育环置入术17例，人工流产术19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手术禁忌证、血液系统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等患者。在性别、年龄、手术类型等资料方面，两组数据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1.2方法：两组患者术前均予以血常规、心电图等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排除不符合手术标准患者。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手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则于超声引导下手术，具体步骤如下：1.2.1人工流产术：术前采用B超对患者孕周以及妊娠具体情况进行探查，在静脉复合麻醉后在超声引导下将窥阴器缓慢置入阴道穹隆位置，了解宫腔形态、子宫大小、妊娠囊着床位置后根据超声检查结果将妊娠囊吸出，然后将蜕膜组织吸出，当B超显示子宫内膜线清晰后停止操作，并将窥阴器退出。1.2.2节育环置入术：在超声引导下，将窥阴器缓慢置入阴道后穹隆位置，采用钳夹固定宫颈，对子宫深度进行测量，根据测量结果将节育环套管送至宫腔，缓慢推进手柄后促使环顶端线结进入至子宫底基层10mm位置，释放尾丝后退出置管和套管，然后对节育环的稳定程度进行检查，如果无任何异常可在宫颈外口5mm处将尾丝剪短，手术结束后将窥阴器退出。1.3观察指标：①观察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相关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②统计两组患者节育环脱落、阴道流血、流产不全、宫腔粘连等并发症发生概率。③采用VAS（疼痛视觉评分法）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价，总分10分，得分越高表示疼痛越严重。1.4统计学方法：根据SSPS19.0统计学软件对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料（%、n）采用χ2检验。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临床相关指标对比：观察组节育环置入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8.7±2.2）min、（5.5±1.1）mL，对照组分别为（8.4±2.0）min、（7.0±2.5）mL。对照组人工流产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6.7±2.3）min、（63.7±12.8）mL；观察组分别为（6.3±2.1）min、（44.5±11.1）mL。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对比无明显差异（t值分别为0.427、0.576；P＞0.05），但是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t值分别为6.741、7.832，P＜0.05）。2.2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40.0%（14/35），其中节育环脱落2例、子宫穿孔1例、阴道出血3例、宫腔粘连2例、流产不全4例、人工流产综合征2例。观察组患者36例，术后发生宫腔粘连2例（5.6%），阴道出血、人工流产综合征各1例（各占2.8%），并发症发生率11.1%。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χ2=7.854，P＜0.05）。2.3VAS评分对比：观察组VAS评分为（4.1±0.5）分，明显低于对照组（5.2±0.6）分，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t=6.051，P＜0.05）。

3讨论

计划生育是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在该政策的号召下，妇科计划生育手术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2]。人工流产术、清宫术是常见的计划生育术式，以往临床医师多凭借感觉以及经验进行操作，虽然术式简单，但是如果患者存在“子宫过度屈曲、子宫畸形、合并子宫腺肌症”等特殊情况，就会导致简单的手术变得错综复杂，造成手术失败或者增加子宫穿孔、盆腔粘连等并发症发生概率[3-4]。介入超声并在实时引导下进行操作，能够帮助医师对患者病灶的位置、形态等具体情况进行探查，有助于器械直接到达病灶问题，并且通过转动超声探头可观察器械与病灶之间的空间，对操作角度以及深度进行调整，清除病灶更加彻底。节育环置入术是当前育龄妇女避孕的重要手段，使用率较高，但是在常规操作中，可能会受到子宫畸形、肌瘤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放环位置出现偏差；操作中由于存在盲目性，器械会反复在宫腔内钩拉、夹取以致引发子宫肌层损伤，甚至可能由于动作猛烈造成节育环断裂[5]。且患者绝经后，生殖器官萎缩以致节育环发生移位，甚至与宫腔粘连、尾丝消失，造成取环难度明显增加[6]。在超声实时引导下行手术操作，可避免盲目性，因此对子宫造成的创伤将会明显降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但是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在超声引导下行人工流产术、节育环置入术虽然并不能缩短手术时间，但是对机体造成的创伤却在明显减少，出血量明显降低。且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可见超声引导下手术可有效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概率，安全性高；且能提高一次性手术成功率，避免二次手术对患者身心造成的不良影响，预后良好。疼痛程度评估结果显示：观察组VAS评分（4.1±0.5）分，明显低于对照组（5.2±0.6）分（P＜0.05），提示超声引导下手术能有效降低患者的痛苦，舒适度更好。综上所述，超声引导下进行妇科计划生育手术应用价值更高，具有“安全性好、舒适度高、术中创伤小”等优势，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连蔚.超声引导下手术与常规手术对妇科计划生育的影响研究[J].中外医学研究,2014,12(34):149-150.

[2]吴静.超声引导下手术与常规手术对妇科计划生育的影响研究[J].转化医学电子杂志,2015,2(3):30-31.

[3]王玉玲.超声引导下手术与常规手术对妇科计划生育的影响[J].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2016,3(6):9-10.

[4]陈静,吴海蜻,曾晓秋,等.超声引导下手术与常规手术对妇科计划生育的影响[J].中国实用医药,2016,11(3):282-283.

[5]姜锦云,王耀梅.浅谈超声检查在妇科计划生育临床手术中的应用价值[J].当代医学,2014,20(24):20-21.

影响研究范文篇6

关键词：负债融资、投资行为、模型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理论是西方投资理论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奠定时期，但是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却存在着实质性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投资与金融因素的联系问题上。新古典主义认为投资是一个纯粹的“实际问题”，从长期看只与技术偏好、产出有关。尤其是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以完善的资本市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企业投资与资本结构严格无关的命题，而且认为企业的最佳投资是由经济中的偏好和技术决定的。后来新古典理论者对此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他们以J•乔根森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基础，加入了一些新的变量进行修正，多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金融变量（如现金流量、利息费用等）可以有力地增强对投资模型的解释能力。而凯恩斯主义则抛开以资本生产率的技术条件为微观基础的分析框架，强调不确定性、资本结构等金融因素是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投资波动是由金融因素造成的，而且金融和货币条件影响企业的实际资本支出。从宏观上看，西方投资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是赞同或逐步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投资与融资已成为现代企业资金运作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财务学家一直对企业投资与融资的关系非常感兴趣。而负债融资无疑是企业极其重要的一种融资方式，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更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根据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是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其二是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研究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上。

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1972年，Fama和Miller最早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引入到了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中，他们指出，当公司存在风险负债的时候，能够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决策并不一定能够同时使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在成本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冲突对投资行为存在两大影响：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和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Myers(1977)分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提出了负债“悬挂”(debtoverhang)作用假说。就像二人拥有企业的特性资本一样，股东控制下的管理人员拥有企业未来的投资机会，这好比是买方期权。这些投资机会通常在决定企业市场价值方面是重要的。如果企业未来的投资收益大部分流向己有的债权人手里，以至于股东不能获得足够的利益，股东可能不会投资。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越大，股东和债权人冲突的可能性越大，结果是造成“投资不足”。Myers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办法减少股东和债权人的这个冲突问题:企业可以拥有较少的负债；或者在债务契约里加进限制性条款；或者拥有更多的短期负债。

在Fama和Miller（1972）、Myers(1977)的一些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现金股利政策（Berkovitch和Kim，1990）、企业所得税与破产成本（Mello和Parsons，1992；Moyen，2000；Titman和Tsyplakov，2001）、负债水平（Parrino和Weisbach，1999；Leland，1998）、项目大小与风险及债务期限（Leland，1998）等因素都会影响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

除了研究财务正常企业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外，而另外一些学者也研究了财务困境即资不抵债企业中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Gertner和Scharfstein(1991)首先构建了一个拥有公共交易债务与私有债务且资不抵债公司的破产过程模型，指出过多的公共债券是公司无效率投资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具有优先权的银行债务、短期公共债务等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而低等级的银行债务、长期公共债务等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在Gertner和Scharfstein的研究之后John(1993)、Heinkel和Zechner(1993)、Bernardo和Talley（1996）、Titman和Tsyplakov(2005)等先后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的相机治理作用

Jensen(1986)最早研究了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冲突的影响，指出负债能够抑制经理人为了谋取自身私有利益而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负债的这种作用被称为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负债之所以具有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负债本金与利息的偿还减少了公司持有的现金；另一方面也使公司的控制权受到更多的监督；Stulz(1990)的进一步研究指出在公司股权分散情况下，公司经理人为了从投资中获得私人利益而会出现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而负债融资能够减少经理人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后来学者主要从价值最大化和经理人效用最大化两个角度来讨论负债对经理人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作用：OliverHart和JohnMoore（1995）、Zwiebel(1996)等从价值最大化角度，探讨了长期负债、债务优先权、债务比例等对新投资项目回报率的影响，从而指出了负债融资在抑制经理人非效率投资行为中的作用；而Parrino,Poteshman和Weisbach(2001,2005)、Ross(2004)等则从经理人效用最大化角度，分析了负债融资的税盾、债务期限等对自利和风险规避经理人投资行为的影响。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除了在理论上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外，用实证的方法来探讨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也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大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总体上存在负相关关系：Mills,Morling和Tease(1994)的研究发现总体上负债对企业的投资起负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仅存在于大公司里，小公司则不存在这种作用；Lang,Ofek和Stulz(1996)的研究发现负债融资与企业的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负相关的关系仅存在于低成长机会的企业里，而高成长机会的企业却不存在这种负的关系；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6)以30个国家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外部融资负相关，短期资产投资与外部融资正相关；Kovenock和Phillips(1997)的研究发现集中度高的行业，负债与投资是负相关的；Zingales(1998)的研究表明初始的资本结构对企业业主在解除行业管制以后的几年里的投资能力产生了负的影响；SeoungpilAhn等(2004)研究了美国多元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对投资的作用，结果发现，在多元化企业里，较高负债的企业有较低的投资，与低成长机会的部门相比，高成长机会部门的负债融资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的大；童盼和陆正飞（2005）以中国资本市场上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负债融资与投资规模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却与之正好相反，即负债融资与投资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uto(2003)的研究则指出现在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里上升的资产负债率与固定资产投资正相关，这表明负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的过度投资。

未来研究展望

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备等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企业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各利益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常常不一致，更多的时候还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制约。然而，目前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制度、高度的经济自由、充分的信息流动、可靠的契约与法律结构以及进行资源配置和行为协调的市场机制的成熟的、完善的、规范的市场制度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反，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制度呈现出不成熟、不规范的特点，资本市场相对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建立在发达国家经验之上的负债融资和投资学说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与丰富。

1、在法制不健全、对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还缺乏有效保护尤其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情况下，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投资行为来看，对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保护薄弱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经理层将支付较少的股利，而保留大量现金流用于追求自利目标，如投资于负净现金流量的项目，但却可能给控股股东及经理层带来较高投资收益，从而出现过度投资。因此，对债权人利益保护较弱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有待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2、目前研究大多建立在股权分散与经理人控制的基础上，而对股权集中与大股东控制下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还较少。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无论是在欧美成熟资本市场上，还是像中国等这样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国家的资本上，股权集中与大股东控制还普遍存在。

3、对于银行负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像中国等这样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商业银行还基本上是属于国有控股型。银行负债引起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与相机治理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目前研究大多假设公司治理参与者风险中性，而根据展望理论的研究成果，人们在收益与损失情况下，风险属性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对公司治理参与者即经理人、债权人、大股东等的风险属性展开讨论。

5、在经济发展与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紧密，政府通过采购、税收优惠、财政支持、资源划拨、资产重组等给予企业支持的情况还比较普遍，政府上述支持行为对企业负债融资的两种作用的影响也有待作出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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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elloAS,ParsonsJE.Measuringtheagencycostofdebt[J].JournalofFinance,1992,47(5):1887-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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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eland,H.E.AgencyCosts,RiskManagement,andCapitalStructur[J]e.JournalofFinance,1998,53:121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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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itman,S.andS.Tsyplakov.ADynamicModelofOptimalCapitalStructure.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andTexasatAustin,WorkingPaper,2005.

[9]Ross.S..Compensation,IncentivesandtheDualityofRiskAversionandRiskiness[J]JournalofFinance,2004,59:207-225.

[10]Stulz,RM.Managerialdiscretionandoptimalfinancingpolicie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0,26(l):3-27

[11]Suto,M.CapitalStructureandInvestmentBehaviorofMalaysianFirmsinthe1990s:AStudyofCorporateGovernancebeforetheCrisis[J].CorporateGovernance,2003,1l(l):25-39.

[12]MillsK.,S.MorlingandW.Tease.TheInfluenceofFinancialFactorsonCorporateInvestment.ReserveBankofAustraliaResearchDiscussionPaper,1994,www.rba.gov.au/rdp/RDP9402.pdf

影响研究范文篇7

1.SARS对酒店业影响综述

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在广东乃至中国蔓延，对我国的出入境旅游、国内旅游、酒店、餐饮、娱乐、服务等造成了重要的影响。SARS对我国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非典疫情对旅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旅游人数的下降；二是旅游人均支出和总支出的下降；三是旅游总支出下降的引致影响；四是没有实现的本应实现的增长。据国研网预计，2003年国内旅游业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400亿元，再加上其对经济的间接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吴必虎等呼吁关注旅游业经受SARS后对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估计SARS对我国2003年GDP损害超过11%。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2月26日公布《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旅游业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全年入境人数916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6.4%；全年国内出境人数达2022万人次，增长21.8%；国内旅游人数达8.7亿人次，下降0.9%；旅游总收入3442亿元，同比下降11.2%。旅游业在2003年3月至6月中旬，从往年的高潮期一下跌入淡季，有人偃旗息鼓，有人摩拳擦掌，大练“内功”。

旅游业在受到SARS冲击期间，从管理部门到研究学者到社会各界，都对旅游业的前景忧心忡忡，对酒店业的发展更是持悲观的态度，我国大陆、香港、台湾的酒店板块的股票下跌严重。在疫情的拖拽下，旅游业经历了预兆期、疲软期、休眠期等三个生死有关的阶段，2003年5月份全国旅游业更是基本停滞，酒店业、旅行社业都处于歇业半歇业状态。

SARS疫情的肆虐以及其所造成的快速而严重的影响，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学者、评论员、行业人员等都通过各种渠道对SARS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短效的研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与预测。然而，与SARS期间铺天盖地的传媒报导、评论文章等形成对比的是，SARS过后，各界似乎形成有一种默契，对SARS的长效研究、后SARS的追踪等相对乏力，对SARS的讨论也迅速地偃旗息鼓。

本文通过采集2003年3月至2004年2月对深圳南山区高星级商务酒店的入住率、餐饮收入、酒店收入等数据，了解SARS从爆发到流行到结束，行业所受到的影响曲线，以及影响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同时通过深度访谈，了解酒店在应对SARS所采取的措施，业内人士对SARS中远期影响判断，以及SARS过后酒店所采取的市场策略及市场补救措施等。

2.技术路线及工作说明

2.1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实地调查（Survey）与深度访谈（Interview）相结合。从统计数据来看，SARS对酒店业的影响是显著的，许多学者对SARS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得到定性的研究结论。本文在参阅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途径对酒店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酒店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得到酒店方面提供的详实数据，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从而得到量化的研究结果，可作为对前人定性研究的补充。

2.2调查样本的代表性与有效性

深圳是我国入境城市之一，连接大陆与香港，酒店业发达，宾馆酒店客房出租率高，整体酒店业客房出租率保持在60%左右。根据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表明，商务散客、旅游团队是深圳酒店业客源市场的基本构成，商务散客占整体客源市场的65%左右，对深圳酒店业影响非常显著。针对客源市场，深圳高星级酒店众多，85%以上的高星级酒店定位为商务型酒店。高星级酒店（四星、五星）收入占深圳酒店业总体收入的70%以上，商务型酒店占高星级酒店比例约90%。

深圳酒店主要集中在罗湖、福田、南山区三区，深圳六区酒店收入所占行业比重如图1所示。深圳南山区高星级酒店100%为商务型酒店。研究SARS对深圳南山区高星级商务酒店的影响，对研究SARS对深圳市酒店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本次调查对深圳南山区高星级酒店采用全面调查与抽样深入相结合，调查蛇口南海、威尼斯、深圳湾、海景、东华假日、明华、，中南海滨共7家，其中五星级2家，4星级5家。

（图1.深圳六区酒店业所占比重）

2.3访谈问题的客观性

本次调查访谈涉及的问题没有夹带调查者本人的主观看法，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对受访者进行诱导，保证受访者回答问题的客观性。访谈的主要问题包括：

1.从整个深圳酒店行业来看，您认为SARS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评估？

2.从贵酒店的自身情况来看，SARS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请您分别就客房、餐饮、康乐等部门的几个角度谈一谈。

3.SARS发生后，贵酒店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在酒店内部是否进行了一些调整？

4.从实际市场表现，深圳酒店市场大概什么时候会恢复正常？SARS会深圳酒店业有一些什么样的中远期影响？

2.4访谈数据的整理、落实准确性、分类、量化

根据旅游管理部门提供统计数据，以及受访酒店提供数据，结合现场访谈笔录与录音，对受访者的回答进行整理，对有用的信息进行归类总结。在数据与有效访谈记录基础之上提炼调查分析指标，本次调查统计选取的主要指标包括对行业影响评估、对酒店客房、餐饮、娱乐的影响，SARS造成中长远影响，针对这些指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类统计。

2.5工作程序流程说明

本次调查经过了确定调查目的、调查准备、实地调查、调查总结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相互紧密衔接，保证问题的明确性及调查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由于本次研究属于长效研究，对于受访者的访问分为两个阶段，即SARS期间与SARS过后，具体时间为2003年6月与2004年1月。为了保证访谈的有效性与所提问题的针对性，在正式进行访谈以前，调查者首先进行了一次预访谈，即在正式调查之前对部分酒店进行了试探性的调查。本次调研得到了深圳市中南海滨大酒店市场部经理林小姐的大力支持，并通过林小姐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数据与资料。

3.调查结果

3.1界定

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对2003年3月期间开始蔓延的高传染性呼吸道疾病的定称。在此前尚未有定论时，我国将该病定称为“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Pneumonia）”，简称“非典”。实际上，非典型性肺炎是在医学上有特指，且其传染性小，可自愈，病人无须隔离，与SARS完全不同。但我国各种场合均广泛混用“非典”与“SARS”。本文为明确界定，只采用“SARS”。

“SARS期间”在2003年多多见诸报端，成为2003年十个使用最频繁的词汇。然而，有不同的行业对“SARS期间”有不同的界定，对于酒店业而言，“SARS期间”的界定为2003年3月中旬至6月中旬酒店营业恢复正常。SARS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应视为非常时期，为作为区分，本文将酒店正常营业时期成为“正常时期”。

3.2宏观数据

根据深圳市旅游局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2003年受SARS影响下，深圳市旅游总收入增长趋势首次出现负增长，旅游接待人数跌到历史最低（见图2,图3），对深圳势头强劲的旅游业几乎是当头一棒。截至2003年12月，深圳旅游总收入294.63亿元人民币，同比2002年减少17.12％。深圳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在“SARS期间”，酒店业客房出租率在30～40％左右徘徊，龙岗、盐田、宝安区更是在20～30％左右。酒店收入的三大块中，康体娱乐几乎没有收入。然而，由于深圳的地理位置、十一黄金周以及深圳高科技交易会，深圳旅游业在03年6月中旬之后得到较快的恢复，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在2003年6月8日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六个主要旅游城市的108家星级饭店的监测统计表明，深圳市饭店客房平均出租率最高，为46.51％，比6月1日上升了24.96个百分点，是饭店出租率回升最快的城市；深圳旅游局公布的“深圳宾馆酒店客房出租率”统计也可以明显看到，遭遇SARS最严重的5月份，平均出租率仅为29.1％，而6月份已迅速回升至42.1％，7月份再度上升近20个百分点（见图4），表现出深圳旅游业界较强的复原能力，也表明SARS疫情影响的突发性、危机性与暂时性。

另外，深圳旅游局在SARS影响深圳期间，对深圳旅游实行了行业限制，禁止旅游企业以任何形式进行促销或变相促销，保证了行业的稳定，避免了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强行业内合作。深圳酒店业的平均房价，尤其是高星级酒店房价基本保持稳定，整个行业在经历危机后的平稳过渡，不仅有利的保证了整个深圳市的产业环境，也给从业人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见图5），遭遇SARS重创的深圳酒店业在2003年首次出现利润率负增长（见表2），全年行业损失直接15775.3万元。

（图2：2003年度1～12月份深圳市旅游总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3：2003年度1～12月深圳市接待总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4：深圳市旅游局2003.3～2004.1宾馆酒店客房出租率统计）

（图5.深圳市高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单位：元/间天，人民币）

表1：2002，2003年深圳宾馆酒店业经营情况一览（单位：万元）

项目1～12/20031～12/2002

一、营业收入总额434060.2449835.51

二、营业成本104342.8695804.37

三、营业费用177828.34177259.44

四、营业税金及附加20090.5524753.18

五、经营利润131798.45152018.52

六、管理费用135626.64137792.15

七、财务费用8470.448385.2

八、营业利润-12298.635841.17

九、投资收益2611.2273.43

十、营业外收支差-2401.191367.08

十一、利润总额-12088.627481.68

十二、经营利润率（%）30.3633.79

十三、营业利润率（%）-2.831.3

十四、利润率（%）-2.791.66

3.3深圳南山区商务酒店调查统计

3.3.1深圳南山区商务酒店基本情况调查

深圳南山区是深圳二线关内三大区之一，作为深圳新兴的区划，区内拥有南山高科技园、南山创业园等大型高科技工业园区，以及以四大主题公园闻名的华侨城、青青世界等旅游区。该区酒店业发达，区内共有五星级酒店3家（威尼斯酒店，蛇口南海酒店、麒麟山庄），四星级酒店主要有中南海滨、东华假日、深圳湾、海景、中油、明华等，共7家。区内高星级近100％为商务酒店，高星级酒店收入占区内酒店收入80％以上。

南山区科技产业及旅游业的发达，带动商旅活动频繁，酒店入住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全年保持客房入住率65～70％。南山区商务酒店具有典型商务酒店特征，从此次调查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南山区酒店淡旺季不明显，旺季从每年的2月至11月，其中10为高峰期（受“十一黄金周”及“深圳高科技交易会”推动），区内平均入住率约为75～80％；每年11月至次年2月为淡季，主要受圣诞节、元旦、春节等几个大节的影响，平均入住率为60～65％。在SARS期间（3～6月），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南山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为45％左右，

（图6：2003.3～2004.2深圳南山区商务酒店平均入住率统计）

3.3.2SARS影响南山区商务酒店入住情况调查

酒店收入的重要部分是客房收入，商务型酒店客房收入基本占酒店总收入的40％强。SARS对商旅活动的影响，直接影响了酒店的客房出租率。根据图6，可以看到，SARS期间，深圳南山区商务酒店的平均入住率（42.76％）比去年同期（68.18％）降低25.42％。

南山区商务酒店中，深圳中南海滨酒店与蛇口南海酒店，作为南山区老牌的酒店，对行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深圳中南海滨酒店（四星级）与蛇口南海酒店（五星级）为例，比较南山高星级酒店的入住情况（图7）。中南海滨与蛇口南海酒店都以亚洲商务客人为主，中南海滨的客源构成中，国内客源占40％，其次是日韩23％，港澳占20％，东南亚、南美及亚洲其他地区客源占17％；南海蛇口酒店以香港客人为主，日韩、与国内客源其次。总体而言四星与五星的入住率相比，四星相对较高。从图7明显看出，南海酒店从三月份入住率明显下挫，五月探底，其原因是SARS对香港地区影响显著，港人对北上的担忧与政策的限制；同样，中南海滨也在4月份达到入住最低，三月五月基本持平，而比起10月高峰期及平均入住率，SARS期间的入住率仅为正常时期的一半。由此可见，SARS对酒店入住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也是普遍的，在四星和五星酒店中，入住率下降的幅度是基本一致的。

（图7：深圳中南海滨酒店与蛇口南海酒店入住率比较）

3.3.3SARS影响南山区商务酒店餐饮及康体娱乐情况调查

关于SARS对旅游与服务业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或管理部门，以及总体的统计数字表明，SARS带来的最严重影响之一是餐饮业，许多餐饮经营者大受打击，甚至无法挺过SARS风波。然而在本次调研中，却发现了一个与预想相悖的现象。南山区的高星级商务酒店，在SARS期间，酒店餐饮收入剧增，餐饮部门反而呈现出正常时期不多见的大满贯，商务餐、公司餐、团体餐都有较高的预订。

以中南海滨酒店为例，SARS期间，酒店的餐饮、客房、娱乐，娱乐完全没有收入，餐饮收入占酒店总收入的76％，比正常时期的30％高出46个百分点；从实际收入计算，在SARS时期，酒店总体收入比平时下降将近50％，而餐饮的收入比正常时期反增20％。这组数字说明，高星级酒店的餐饮在SARS期间的增加不仅表现在对酒店总体收入比例的增加，在对酒店营业收入的实际贡献也在增加（见图8）。

（图8：中南海滨大酒店SARS与正常时期餐饮、住宿、娱乐收入对比）

酒店的康体娱乐计入酒店收入来源的第三部分，受到酒店业者的重视。然而，深圳南山区商务酒店几乎90%的酒店将康体娱乐外包，部分酒店将康体娱乐收入计入酒店集团的营业收入，但不计入酒店营业收入，如中南海滨酒店；还有酒店完全将康体娱乐外包，由承包者自行结算，与酒店无关，如海景酒店。鉴于南山各酒店的操作模式及酒店对数据的掌握，本次调查，仅对中南海滨大酒店的娱乐业进行了解，以作为对SARS影响酒店餐饮、娱乐及住房收入分配的参考。

3.3.4SARS对南山区商务酒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调查

SARS对酒店业造成显著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SARS对南山主要酒店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在250万以上，对五星级酒店影响尤为显著。作为深圳酒店业的典型代表，国内成功的主题酒店——威尼斯酒店，更是损失超过2000万；当然对于威尼斯而言，其损失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但相应的，威尼斯的回收也是相当迅速的，在SARS过后的短短两个月，威尼斯已基本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在深圳旅游局公布的统计结果，威尼斯2003年营业收入居深圳之首，利润额居全市第二；同是假日集团属下的东华假日，在历经SARS之后，也迅速恢复，截至2003年12月，营业收入也进入酒店业的第十名。

表2：深圳南山区主要商务酒店SARS期间直接经济损失一览

酒店客房数星级正常入住率平均房价损失

中南海滨150483%350元/间天250多万

东华假日288485%420元/间天400～500万

深圳湾308475%380元/间天500多万

海景450480%400元/间天700～800万

南海396565%650元/间天1200多万

威尼斯446585%928元/间天2000多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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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信贷配给；农户融资；影响因素；多分类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资金的稳定持续供给对于农村地区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于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突破农民增收“瓶颈”有重要作用。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户经济地位不高、缺乏担保人和有效抵押物、自身金融素养有限等原因，农户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显著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对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回归农村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根据Boucheretal.（2008）的研究表明，长期以来，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给制度通过影响农户的行为预期和行为决策，从农户自身角度限制了农户的融资有效需求。但若仅从供给侧增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数量难以实现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程度的要求。鉴于此，本文以实地调研数据为依据，探究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类型及其影响因素，从而对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对未来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农业信贷配给是农户信贷需求满足程度的逆向指标。刘辉煌、吴伟（2015）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风险偏好、经营规模对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非常突出。杨汝岱（2011）、赵健兵（2017）都指出，部分农户只愿意在亲友之间进行借贷，排斥正规的信贷市场，对正规信贷的认知偏误是其遭受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龙海明等（2012）通过测算我国1981～2009年信贷配给程度变化，得出利率是影响信贷配给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除了上述因素，保险购买、地理因素、风险因素、户主个人特征、风险态度、价格弹性等，成为部分研究者分析的着力点。已有研究虽然丰富，但是对于农户合作社参与情况和合作社内部金融服务对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社员遭受信贷配给的倾向和影响因素，并提出通过提升农村金融产品数量、提高合作社金融服务等方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配给程度。

三、信贷配给类型、数据来源及变量的选择与设定

（一）信贷配给类型

通常情况下，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的原因主要来自金融机构和其主观性决策。结合已有文献，本文将农户主要分为四类，具体详见图1所示。（图1）

（二）数据来源及数据基本事实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对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和渭南市蒲城县的实地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337份，回收有效问卷318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4.4%。在318个有效样本中，132户农户无信贷融资需求，占41.51%；未遭受信贷配给有49户，遭遇需求型信贷配给82户，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55户，分别占比15.41%、25.79%和17.30%。剔除需求缺乏型农户后，未遭受信贷配给农户占比26.34%，剩余73.66%农户受到不同程度的信贷配给。其中，44.09%的农户受到需求型信贷配给，29.57%的农户受到供给型信贷配给。

（三）影响因素指标选取及变量设定

本文以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作为因变量，将需求缺乏型、未遭受信贷配给、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分别赋值为1、2、3、4。同时，本文将农户信贷配给程度影响因素设定为4类11个变量的函数，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因变量Y、自变量Xi的变量赋值和统计性描述详见表1所示。（表1）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一）多分类Logistic模型构建

本文因变量设定为“农户信贷配给类型”，选取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的主要因素。将“需求缺乏型”、“未遭受信贷配给”、“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和“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四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2、3、4，相应取值水平概率分别为π1、π2、π3、π4。本文参照方案设为“未受信贷配给”，此时多分类Logistic模型表述为：其中，αi（i＝1，2，3，4）为常数项，xk为解释变量，表示第k个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的因素，βnk为模型n中第k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二）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MATLABR2015b对318个数据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该模型的似然比卡方观测值为336.567，伪R2为0.0244，解释变量总体与模型关系显著，能较好拟合总统样本数据。（表2）

（三）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可见，户主文化程度越高，遭受需求缺乏型、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的可能型增加，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户主的文化程度增加，生产技能增加，收入相对提升，信贷需求相对降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对信贷政策等的了解程度还有待提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进行信贷交易。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在需要较大规模融资时，更有能力、有意识向正规金融机构寻求资金，但是由于其受到有效质押物、生产经营风险等条件的制约，易受到供给型信贷配给。职业类型在需求缺乏型、需求型信贷配给和供给型信贷配给三类信贷配给类型中均负向通过显著性检验。相比于务农或季节型务工的农户，长期务工、独立经营活动、村干部/公务员由于收入相对稳定，更容易获得小额信贷融资，遭受信贷配给的可能性相对降低。家庭纯收入存在负向影响农户需求缺乏型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由于其自有资金相对充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借贷需求较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依赖性相对较弱。家庭固有资产原值在需求型信贷配给和供给型信贷配给中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户家庭固有资产原值增加，贷款抵押物更充足，农户获得贷款的信心相对增加，减少了农户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其有效抵押物相对增加，正规金融机构向其发放贷款面临的信用风险相对降低，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相对增加，农户遭遇供给型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减小。对于农户社会关系，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关系的农户需求型信贷配给程度显著降低，参与合作社的农户需求缺乏型、需求型/供给型信贷配给程度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通常情况下，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关系和合作社参与的农户更容易理解信贷手续流程，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的可能性相对下降。对于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其对于生产资金需求更大，有效信贷需求增加，但由于其经营生产行业风险较大，农户本身经济地位较低，抵押品价值或遭到低估，而生产所需资金数量较大无法被正规金融机构满足，其所受供给型信贷配给可能性上升。而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关系的农户受供给型信贷配给程度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相关金融机构信贷审查较为公正严格，信贷受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关系影响较小。当合作社向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时，农户遭受需求性信贷配给的程度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信贷资金支持，降低了农户遭受需求性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对于购买保险的农户，受到需求型信贷配给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由于农户购买的保险对农户可能遭受的风险进行一定的补偿，减轻了农户对未来产生风险的担忧，降低了农户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可能性。到银行网点距离对农户需求型信贷配给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对银行网点越近，农户办理贷款的时间等成本越低，接受到的正规金融机构宣传越多，对相关信贷政策、银行利率等了解越多，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越小。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引入农户可能面对的4种信贷配给类型，研究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在剔除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户之后，有44.21%的农户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有29.47%的农户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2）户主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纯收入和合作社参与情况对需求缺乏型信贷配给影响显著。（3）户主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固定资产原值、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关系、合作社参与情况、合作社金融服务提供情况、购买保险和到银行网点距离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影响显著。（4）户主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家庭固定资产原值和合作社参与情况对供给型信贷配给影响显著。

（二）政策建议

影响研究范文篇9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是旅游项目开发、营销与运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关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多结合实证分析，研究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感知，以及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另外，国外学者还注重相关理论依据研究，如刺激指数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旅游业的兴起，乡村旅游作为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被认为是带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本研究以邕宁区为例，旨在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与借鉴。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邕宁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南宁市东南部，地处南亚热带季风区，辖5个乡镇，9个社区、65个行政村、402个自然村，全城区总面积1255平方公里，人口34.81万人，2005年进入撤县设区新阶段。邕宁区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民间艺术多彩多姿，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田园景观与民族文化。近年来，邕宁区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影响力不断扩大，乡村旅游业为全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研究方法与过程。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式访谈法与因子分析法，以研究邕宁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调查问卷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调查，共14个题项，主要由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政府支持等维度构成。第三部分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调查，共3个题项，主要由乡村旅游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支持意愿与满意度构成。第四部分设置为开放性问题，调查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问卷的第二与第三部分利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本次研究选取那蒙坡、那贵坡、五圣宫、徐汉林烈士陵园这四个邕宁区较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地为调查地点，问卷发放对象为邕宁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共发放调查问卷130份，回收130份，回收率100%，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126份，有效率96.92%。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第二与第三部分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特征。在进行后续因子分析前，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题项进行信度分析，第一次分析结果显示前者的Cronbach’sα系数小于推荐值0.7，经过调整，剔除了问卷第二部分的“旅游使当地物价、房价上涨”题项，调整后两者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问卷量表设计合理，信度较高。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调查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根据回收得到的有效问卷数据，整理得出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表1。在被调查者中，男、女比例分别为45.2%与54.8%，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在年龄结构方面，被调查者均为成年人，具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其中41～50岁年龄段占比最高，其次为31～40岁、18～30岁年龄段；在文化程度方面，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大多为初中与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最少，被调查居民总体文化程度不高；在月收入方面，被调查者月收入大多分布于2000～5000元段，其次为2000元以下与5000～8000元段。总体而言，调查样本的各项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广泛，质量较好。(二)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分析。1.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第二部分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即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15，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为0.000(P<0.01)，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公因子，并以特征值λ＞1且因子载荷值≥0.4为标准进行筛选。处理后，共提取得到4个公因子，13个旅游影响感知题项均落到相应公因子中，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722%，表示这4个公因子对所有信息的解释能力较好，将其分别命名为“社会失序与环境破坏”“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效益”“政府支持”与“经济效益”，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2.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特征分析。在经济影响感知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正面感知较强。公因子“经济效益”均值为3.53，表示乡村旅游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影响。在访谈中发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更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居民就业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居民从以往的务农、外出打工转业为经营旅馆、农家乐、景区接待等旅游服务业或靠土地租赁、土地流转承包的股份分红增收，相比以往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邕宁区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也有居民表示未感知到明显的经济收益，现阶段只有一部分人从旅游业中获利。在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影响感知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为其带来的正面影响感知较强，而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公因子“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效益”均值为3.87，表示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影响感知较为明显，尤其是“旅游使当地民俗与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旅游使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两项。公因子“社会失序与环境破坏”均值为2.77，其包含的四个题项分值均较低，表示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消极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并不明显。在访谈中发现，当地居民大多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村容村貌、社区环境改善予以肯定，表示并未有较大的环境污染、乡村景观美感破坏以及长期交通堵塞的困扰，但也有村民表示，景区仍存在旅游配套设施不足、疏于管理等问题。另外，村民表示发展旅游业在让当地变得开放的同时，也更好地发掘和传承了传统文化。在政府支持感知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支持感知较弱。公因子“政府支持”均值为2.95，其包含的三个题项分值均不高，尤其“当地政府发展乡村旅游、作出决策时会征求我们的意见”题项，表示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居民对政策支持与政府引导的感知不强，特别是在社区参与、民意收集方面。在访谈中发现，仅部分居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参与了旅游经营活动，仍有许多有意愿参与的居民苦于不了解相关政策、缺乏资金支持与技术引导。另外，也有居民表示，自己虽然愿意主动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提出意见，但当地政府在政民沟通上存在不足，社区居民参与无门。(三)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分析。1.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因子分析。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第三部分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即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54，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为0.000(P<0.01)，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公因子，并以特征值λ＞1且因子载荷值≥0.4为标准进行筛选。处理后，共提取得到1个公因子，3个旅游发展态度题项均落到其上，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514%，表示这个公因子对所有信息的解释能力较好，将其命名为“旅游发展态度”，因子分析结果见表3。2.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特征分析。由表3可见，邕宁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正面。公因子“旅游发展态度”均值为3.62，其中题项“我对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感到满意”分值相对较低，表示当地居民对邕宁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本满意，并对其抱有正面积极的支持态度，愿意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建议、贡献力量。在访谈中发现，虽然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带来各方面效益予以肯定，并愿意提供支持，但表示其仍存在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景区管理方式不当与宣传不足、缺乏政府引导与政民沟通、旅游业发展只使一部分人获利等问题，这也是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满意度相对不高的部分原因。

四、结论与建议

影响研究范文篇10

关键词：产能过剩；金融抑制；信贷错配；过度投资

近年来，产能过剩抑制着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行为扭曲，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产业升级。我国对产能过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在我国2014—2016这三年的政府报告中，化解产能过剩也被多次提及。通过对以往的梳理发现，对于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认同并不一致，虽说大多数学者是赞同产能过剩是由于体制性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但对于产能过剩体制性原因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不恰当干预和财政分权制度缺陷出发，并未对现有经济体制缺陷进行深入研究，也缺乏了将我国现存的金融抑制与产能过剩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现有的文献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这个问题也未深入研究，导致对影响产能过剩因素的分析不够彻底，在进行政策建议的时候也往往忽略了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对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为解决产能过剩提供合理的建议。

一、对产能过剩与信贷错配的认识

1、对产能过剩的认识。关于产能过剩问题，国外主流理论基本上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自然现象，这是一个伪问题。具体而言，过剩产能要么被视为企业策略性投资行为的结果；要么被视为企业为应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而须保持的合理闲置产能。在此逻辑下，产能过剩现象既不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也难以有效干预。产能过剩的结构性、持续性与复杂性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全面关注，许多学者对产能过剩的成因机制进行了探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潮涌现象理论（林毅夫，2010）、“过度竞争”理论（何贤杰、朱红军、陈信元，2008；江飞涛、耿强、吕大国，2012）、政府补贴性竞争理论（白俊、连立帅，2012；）、政府干预失败理论（卢峰、姚洋，2004；韩国高，高铁梅，2011）等。我们可以从产业组织方面来看待产能过剩，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不少的讨论，其主要观点还是认为产能过剩是企业蜂拥而至的结果。具体的结论是按照下面几类看法得出的：第一种看法是指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产能过剩当作竞争的一种计策（Benoit&Krishna，1987；arham&Ware，1993）。然而这种看法只能解释寡头企业和在所述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并不足以解释那些投资多而分散的行业。第二种看法认为产能过剩的形成是因为生产商不能准确地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假设生厂商不能准确地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导致产需不对等，供大于求的后果（Paraskevopouloset.al.1991）。从“羊群效应”来考虑（Banerjee，1992），也就是生厂商不能有效获取外部信息，以至于对市场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不能得出合理的生产计划，导致了产能过剩，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盲目模仿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也可以从市场因素来看待这个问题，市场失灵引起了产能过剩。现关于市场失灵的文献主要从两方面来说明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市场波动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竞争导致的。而市场波动又主要是由于市场价格和产品生产成本等发生变动而引起的，就造成了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Hartman，1972；Abel，1983；Pindyck，1988；Hassett＆Metcalf，1999；Bartet．al，2003）。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厂商保有过剩产能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形成进入壁垒，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Dixit，1979；Schmalensee，1981；Wenders，1971），并且在需求并不缺乏的时候，厂商的自愿投资生产并没有达到理论的产能，造成过剩产能并不是需求侧的无效。当然除此之外，体制问题也可能引起产能过剩。正是由于体制存在缺陷，才导致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周而复始。2、对信贷错配的认识。根据Chacholiades对错配的定义，信贷资源错配可以理解为由于市场不完善而无法形成信贷资源最优化配置的一种客观现象。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的整体投资和自筹资金并没有得到抑制，资金仍被转移到了产能过剩行业。产生错配是由于政府干预，导致银行大量贷款被投向产能过剩行业。商业银行在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退出机制不完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受到了产能过剩环境的影响（谭劲松，2012；魏开华，2013）。“两高”行业、传统加工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等三类产能过剩行业的银行信贷投放冲动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而信贷投放背后的原因又各有不同。康守松（2014）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及风险防范”研讨会上指出，产能过剩行业在经济上行阶段由于资本利润率一般高于其他行业，从而其获得资金包括银行信贷的能力也较强。产能过剩随着经济周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导致银行信贷风险无法避免。产能过剩与银行信贷风险交织存在互为因果，企业负债水平在产能过剩出现下行拐点之后的较长时期都难以下降，从而导致银行信贷风险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产能过剩企业高债务风险的承担者。

二、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

工业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比例大约近80%，甚至有些过剩行业中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其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些企业可以获得较多的信贷资源，并且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这样的低成本引起过度投资。因此，从信贷资源方面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有大额度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一直居高不下。从2002到2015的不良贷款余额一直呈较高的趋势在发展，大多数的不良资产都被国有企业所持有，因此国有企业的高负债成为明显的特征，并且国企的负债还在一直增加。我国的商业银行为了降低不良资产率，就采取了增加大量超额贷款的方式。然而，商业银行都倾向于将大量贷款发放于传统行业，因此大规模的信贷资源投入到传统行业，导致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加剧。为了降低不良资产率而发放的贷款，隐含着巨大的泡沫风险，导致出现新的不良资产。大规模的信贷资源投入成为传统行业有巨量产能背后的金融诱因，而面对大量传统行业中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亏损破产，导致金融资源质量恶化，对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都会造成不可修复的负面影响。1、产能过剩的原因。一方面，市场会随时波动，这会给人类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同1997年的金融危机，香港甚至整个亚洲都被卷入其中。市场不能很好的进行调节从而导致产能过剩。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产业结构，曾有公司就有过这样的失误，其产业太过集中，结果发现在用一部分资金在同一地方又建设了一遍（陈斌开，林毅夫，2010），市场竞争虽然说是很正常，但它也有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稍有差错会给公司带来惨痛的代价。水泥、钢材、服装等传统行业竞争激烈，出现产品同质化竞争，从而引起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造成产能过剩不可否定的因素在于体制方面的原因，银行信贷资源错配是造成体制性过剩背后重要的金融诱因（赵婉妤，姜珊，2014）。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中央赋予地方政府大量的经济和行政资源，从而造成政府干预下企业过度投资引发了产能过剩（范林凯，李晓萍，应珊珊，2015）。一方面，中央将发展和管理地方社会经济事务的主要职责分权给地方政府，并相应地赋予其大量的经济和行政资源;另一方面，中央掌握着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人事任免权，并由此在地方官员之间形成某种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赛，从而造成政府干预下企业过度投资引发了产能过剩。此外体制的问题也经常使企业的资金成为了泡沫，在我国转轨经济时，企业可能不了解这方面的体制或本身体制有漏洞，让本来可以在两个地方都开发的，却重复建设。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没有提出相应措施来弥补体制漏洞，我国有些官员没有能力担当晋升后的官位，还有财政方面存在权利缺陷（周黎安，2004；张维迎，1999）。2、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沉没成本是造成企业加大产能投资建设的主要因素，是进入壁垒之一（RobertS.Pindyck，2008），虽然关于体制缺陷的研究有各方面的，但学者们都认同了体制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进入新市场的沉没成本。此外，金融机构存在信贷歧视，使得信贷集中，因此就造成了某些行业拥有大量的资金，而这种行为就恰恰减弱了沉没成本的抑制投资作用。信贷歧视是体制扭曲的一个诱因，还有像银行预算这类的经济体制的漏洞与市场资金的流动过快（张立群，2004；刘西顺，2006）。在同一产业进行重复建设且生产过多，造成资源浪费，都是学者们讨论的重点问题，通过很多案例可知资金投入太多并且收不到相应的成果，造成企业的产能过剩。魏后凯（2001）与周黎安（2004）都对重复建设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国家的投资体制让很多官员利用低税率甚至免税政策吸引外来的投资而低价卖出土地，提供多种优惠政策，降低了投资贡献。黄新建和严虹（2012）通过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获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银行给企业发放短期融资或信贷资源，其主要依据是企业固定资产和销售收入，而并没有以利润相关性作为参考，证实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视角，发现中国信贷配置效率极低，其表现为处于过度投资状态且市场价值较低的企业拥有大量的信贷资源（张敏等，2010）。因此，信贷资源流向错误的地方，导致企业过度投资，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程度。而我国投资工业制定的规定并不能彻底解决产能过剩的源头，只有在严格执行政策时能短暂地遏制企业产能的过度投资，如果政策一旦放松警惕产能投资则会立马回到现状，这样反而使得投资者在投资“过度”与“不足”之间形成巨大的变动。因此，在研究产能过剩这个领域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过度和盲目的投资是造成产能过剩出现的直接原因（孙晓华，李明珊，2016）。3、金融抑制与产能过剩。我国为了刺激工业发展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政策，而这些金融政策恰恰使得我国在金融市场方面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即出现了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可以发挥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尤其是进入工业化后期，金融抑制则会减弱经济发展的活力。同时，产业变化进程缓慢，非有效地促进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且逐渐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根据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一样，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针对此状况，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陈斌开（2012）等人进行了调查研究，结合中国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的金融抑制现象的出现存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其根本是因为中国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关于金融抑制的具体定义，是指金融市场中存在的资金流通不畅的情况，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导致资金无法流向原本的方向，资金没有流向利润高的部门，市场金融自由环境受到约束，致使市场无法发挥资本配置的基础作用，也导致资金的不合理流向（McKinnon，Shaw1973）。金融抑制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官方定的资金利息低于市场自发形成的利息。如何出现了金融抑制，这就是政府的干预在起作用。政府对金融行为进行约束，发挥银行的垄断作用，对有关金融的行业包括债券、基金、股票等，采取限制约束措施。此种措施导致金融行业偏向于国有经济，限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前景（Bai，1999；Dwight，2004；Lu和Yao，200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2）。结合金融抑制的情况，学者们研究了资本配置和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抑制会大大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部门在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过多地依靠政府增加投资，通过开设项目进行投资的方式处置贷款金额，但是在信贷资金有限，这样的方式使得金融抑制的情况更加严重。过低的利息水平或影响企业的成本和盈利，导致众多企业选择增加投资促进资金的流通和利润的产生。但是此举却造成了很多效率低下、有缺陷的项目上线，造成了资金投资的错误方向。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偏向于将资金投入大型国企，然而国企存在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问题，会造成贷款资金的过分集中，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结束语

在我国，信贷资源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信贷错配行为。信贷资源往往是被流向了国有企业、资本密集企业，而根本没有按照市场的投资收益率这个标准来进行配给。而正是由于信贷错配的方式就导致了某些企业在进行低成本的投资，对于政府干预和企业自身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就引起了过度投资。然而，行业中存在众多企业过度投资，就导致了行业性的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过度，过度的投资直接导致了产能过剩，而信贷错配是加剧产能过剩的助推力。政府如果放宽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将有利于减缓由信贷错配引起的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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