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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逻辑主导下土地流转影响

时间：2023-03-30 16:23:47

差异化逻辑主导下土地流转影响

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土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旅游业成为中西部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主要路径。在旅游经济差异化逻辑主导下，地处“大桂林旅游圈”的广西龙胜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历经从传统水稻种植到现代花海景观生产的土地流转实践。这一空间生产的转向引发了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关系的疏离、生产效应的辐射等结构性变迁以及土地自然风险加剧、土地伦理关系失序、土地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失衡等一系列的影响与挑战。基于地方土地安全和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角度，文章尝试从旅游土地流转实践的利益相关方出发，构建规避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的双向交互机制，即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风险管控机制与文化主体自下而上的风险自觉机制，以消解旅游土地流转的风险与影响。

关键词：旅游差异化；土地流转；结构性变迁；风险；规避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５年，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出台，农村土地集约化利用与旅游经济规模化开发成为农村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从农村土地流转与旅游经济发展关系[1]到土地流转绩效[2]、特点和模式[3]以及土地流转中产生的问题[4]、风险[5]和生态危机[6]，从土地流转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7]到农民决策行为分析[8]，学界从宏观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不同学科层面给予了不同层次的关注与研究。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驻足于宏观层面、经验性分析与探讨，呈现出多数研究议题重合与交叠的现象。然而，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以及文化的复杂性，以土地流转为核心而衍生的农村发展问题亟待更为深入而细致的个案研究，以缓解当前多数旅游土地流转研究针对性与适用性稍显不足之虞。特别是在土地流转影响与风险管控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上，学界大多立足区域层面，探讨土地流转的治理，对于具体的土地流转状况风险管控甚少提及，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土地流转的实践影响及其风险规避鲜有关注。基于此，文章拟以地处“大桂林旅游圈”的龙胜各族自治县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为中心，立足传统梯田耕作生态的历时性视野，从当前旅游市场差异化趋势中，探讨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村寨土地流转后的结构性变迁、风险与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规避机制，以期为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土地流转政策的制定与评估提供参考与借鉴。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因少数民族成分多样、梯田景观壮观而闻名。著名的龙脊梯田景观则位于龙脊镇平安村龙脊山，覆盖平安北壮梯田、金坑红瑶梯田和古壮寨梯田三个景区，是我国三大最美梯田之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广西桂林龙胜龙脊梯田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文章的调查区域以白面瑶寨为中心，辐射周边的三舍界、半界等其他瑶寨。该区域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至龙胜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线路上，分别距离县城２６公里、温泉核心区３公里，是典型的红瑶村寨。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田野调查资料来源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和１０月、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２０年７月笔者对白面瑶寨及其周边瑶寨土地流转后持续性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结果。

二、从稻田到花海：差异化逻辑主导下旅游土地流转与景观生产

随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双向增长，“空间”在紧缩和同质化的同时，各地也在酝酿着各自“空间”的特色。[9]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旅游差异化发展趋向的推动下，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通过旅游土地流转，构建了从稻田到花海景观的旅游空间生产实践，引发了村寨空间生产的结构性变迁。与龙脊核心梯田景观的壮美相比，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的梯田地势平缓、景观略逊一筹。加之，远离梯田景观核心区域４０多公里，难以形成旅游规模化发展效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白面瑶寨得益于当地热门景区———龙胜温泉的地缘优势，与ＧＬ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依附发展成为该旅游线路上以体验红瑶文化为主的旅游节点。据当地村民介绍，当时村寨旅游经济以民族风情表演、出售香包、绣球和银手镯等旅游商品以及租借民族服饰给游客拍照等粗放式发展方式为主，平均每天可接待４－５个旅游团，全年下来村寨人均旅游收入可达２０００多元。①２００２年，由于双方利益诉求不一，ＧＬ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突然中断了与村寨的合作。随即，白面瑶寨旅游发展陷入寒冬期，每天只能零星接待１－２个旅游团，旅游收入顿时锐减。期间，白面瑶寨通过各级政府部门对口资金的援助，相继完善了村寨旅游基础设施，强化了当地旅游经营环境。特别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陆续投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项目资金１００多万元，修建了进出寨公路、旅游公厕、民族文化长廊、红瑶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活动广场等村寨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场所与旅游基础设施。２０１４年，为了提速白面瑶寨旅游经济，凸显与当地闻名遐迩的稻田景观的差异性，白面瑶寨打破了祖辈耕作稻田的习俗，与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合作，采用公司独立经营、农户自愿参与的方式，流转了村寨７００多亩梯田作为皇金菊的种植基地，与油菜花、莲花、月季、三角梅等经济与观赏植物花卉一道，打造村寨四季花海，构建差异化景观。当然，除了观赏价值，皇金菊还具有清热去火、明目养神、杀菌消炎等医用保健的经济附加值。完备的旅游基础设施、多彩的四季花海景观和异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花海、品尝农家饭、体验民俗风情。２０１６年，白面瑶寨游客接待量达１０万人次左右，旅游收入５００多万元。与此同时，受白面瑶寨花海经济带动的影响，周边的三舍界与半界纷纷加入花海景观生产的行列，以扩大规模化发展效应。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于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理念与发展策略的转向，白面瑶寨、三舍界与半界的花海景观生产戛然而止，旅游土地相继抛荒，村寨旅游经济严重受损，村民收入锐减。简言之，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白面瑶寨、三舍界与半界从稻田到花海景观转变过程中，历经了旅游土地流转、旅游经济向好到急转而下的过程，其背后所引发的旅游经济土地生产结构的系列变迁，不仅直接影响当地寨民的农业生计发展与社会关系结构，也引发了区域土地安全的风险，触及龙脊梯田这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三、空间生产视域下旅游土地流转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影响

（一）生产方式的转变

在空间生产方式上，白面瑶寨、三舍界与半界历经了从水稻种植的生产到花海景观的营造。这一转变，一方面改变了祖辈长期耕作梯田的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以土地使用费补偿的方式获得了原耕作稻田的收入；另一方面，寨民通过家户组合，轮流承担游客接待或受雇于龙胜温泉景区的方式，获得了额外的劳动收入，空间生产整体经济效益提升。然而，这种旅游经济主导下的土地流转引致的生产方式转变，引发了当地劳动生产周期的分化、生产投入的集约化和复耕成本增加等诸多变化与影响。

１．生产周期的分化

在生产周期上，水稻耕种包含了耕田、耙田、除草、扶田基、种植、杀虫、收割等工序，而皇金菊种植则涵盖了耕田、分厢、灌溉、施肥、铺地膜、种植、维护（除草、喷药）等工序。两者分属不同的劳动生产知识系统与实践。在劳动生产时间上，种植皇金菊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相对较长。以灌溉为例。当地人依靠祖辈传承的农耕知识，种植水稻时，只需引用山顶生态林的水源，在耕田内开挖对角水沟，逐级灌溉，实属“靠天吃饭”；而皇金菊灌溉则需固守土壤水分相对平衡的原则，即土壤既不能干旱，也不能水涝。在水量控制上完全依靠修建人工蓄水池，通过人工控制水量方式进行喷灌。为此，村民们先后在梯田地势高低的不同位置修建了三个蓄水池，通过水管相接，依次将水引入耕田。同时，依照梯田的坡度，沿级而下，直线开挖排水渠。并且，通过人工管控花田蓄水池开关和排水渠的方式，构建皇金菊日常灌溉体系。

２．生产投入的集约化

从劳动生产投入与产出上，瑶寨种植皇金菊后，每位寨民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支付转移可获得１万元左右的收入，但其资金、技术与劳力完全依靠外来资本的投入。譬如２０１８年，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因皇金菊市场销量不佳，一度中断了皇金菊种植的资金投入，田地大面积抛荒。部分村民仅靠零星栽种蔬菜、罗汉果等经济作物，以减少土地撂荒的损失。而对于水稻种植，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种植水稻，完全依赖我们自己。只要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种植规矩，可以完全保证每年粮食开支。吃饭是不成问题的。”①显然，从稻田到花田，由于生产对象的改变，劳动生产投入从世代依靠祖辈种植经验的家庭化生产向资本主导下的集约化生产转变，生产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土地生产风险陡增。

３．复耕成本的增加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于花田种植搁置，白面、三舍界、半界等瑶寨的田地几乎全部荒芜（如图１所示）。村民们纷纷提出复耕的想法，而种植皇金菊所引发的土地形态、土壤成分和种植方式的改变等一系列延滞影响对复耕提出了相应的修复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复耕劳动的时间成本。首先，修补土地缝隙。由于种植皇金菊对土地灌溉的特殊要求，导致田地缝隙增大。所以，一旦将种植皇金菊的花田重新平整为稻田，修复田地缝隙不可或缺。其次，稳固田埂。种植皇金菊时，由于土壤缝隙增大，极易引发田地塌方。倘若复种水稻，则需用石头修葺，以稳固田埂。再次，修整土地。种植皇金菊时，以田地分厢方式种植，田间与田埂的高度基本持平；而水稻种植，则需平整土地，水田与田埂大约保持１０厘米的高度差。一旦复耕水稻，土地形态恢复必不可少。最后，土壤成分的涵养。为了确保皇金菊的长势与美观，喷洒除草剂与杀虫剂不可避免，由此改变了土壤成分中重金属含量（如图２所示）。一旦复耕水稻，土壤成分的涵养将是漫长的等待过程。其滞后性影响程度完全取决于种植皇金菊时间的长短。一旦时间过长，复耕后土壤成分的修复将相应延长。

（二）生产关系的疏离

由于村寨土地流转及其外来资本技术的嵌入，村寨空间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话语权逐渐发生位移。在这一过程中，村民暂时失去了土地使用权、管理权、支配权以及旅游空间景观生产的话语权；而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则通过土地流转不仅获得了土地使用与管理权，还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嵌入，改变了村寨以往空间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寨民与土地失去以往的黏性，由此导致乡土社会交互关系的淡化，呈现出本地寨民和主导花田耕作与花海景观生产的外来公司之间内、外有别的二元社会生产关系结构。显然，由于差异化景观引致的乡土景观改造，全然改变了传统农耕方式下人地捆绑关系，由此引发了寨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农耕社会业已形成的节日与仪式习俗在旅游双重凝视下，统一打包、压缩至旅游消费空间，逐一展演，并不断地进行生产与再生产。本质上，从传统耕作生产空间到旅游景观生产空间的转变中，土地流转费用和外出打工收入提高了寨民的经济收入，也不可避免地磨蚀了乡土社会寨民与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使得村民逐渐游离于传统农耕生产体系之外。继而，以土地为纽带的社会生产关系逐渐疏离，并潜藏着侵蚀农耕社会结构根基的危机，并不时干扰基层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三）生产效应的辐射

除了土地流转直接导致村寨生产结构的转变与生产关系的疏离外，其空间生产效应的辐射影响也不容小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依托地理区位以及旅游先期发展的优势，白面瑶寨通过半工半耕的生产方式，游离于农业经济与旅游经济发展中，一直成为邻近的三舍界与半界村民艳羡的对象。尽管白面瑶寨此前与旅游公司旅游利益分配不均，导致旅游接待收入一度衰落，但在龙胜以种植水稻为景观的旅游市场中，突出花海景观差异性的发展策略为其重新挽回了曾经失落的旅游市场。这种先致发展优势下旅游经济效益的优先增长使得白面瑶寨的周边村寨跃跃欲试，逐渐形成了差异化发展策略下旅游景观营造的羊群效应。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营造规模化景观的双向需求下，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扩大种植花田面积的发展策略与三社界、半界村民欲发展旅游经济的愿望一拍即合，两个村寨共计２５户１４０多亩种植水稻的梯田随即流转为花田（如图３所示）。２０１７年３月，三舍界和半界的村民弃种水稻，改种皇金菊。根据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每年支付村民每亩土地流转费用７００元。同时，该公司以每亩１０００元费用返聘当地农民承包种植皇金菊。如此一来，三舍界和半界村民改变了原先固守土地、自给自足的劳作方式，成为集约化生产方式下土地劳作的雇佣者。他们无须为劳作的生产投入与产出精致计算，只需支付自己的劳动时间便可轻松获得收入。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而言，相比原有的稻作生产方式，三舍界与半界村民无疑在花田种植中获得的劳动收入明显增加。基于旅游差异性发展策略，白面瑶寨花海景观的羊群经济效应不仅直接触发了三舍界和半界生产方式的转变，也逐渐波及周边的岩洲寨、李家寨和毛寨等其他瑶寨梯田（合称布尼梯田，如图４所示）的转型。经过桂林ＬＱ旅游公司近两年的策划与运营，布尼梯田近千亩的鸡冠花、金鸡花、醉蝶花、海棠花、鲁冰花、凤仙花等四时花海景观初具规模，并投资兴建了全长１１１８米、海拔落差３２２米的景区观光索道，初步形成了以白面瑶寨为中心，辐射三舍界、半界、岩洲寨、李家寨和毛寨的规模化花海景观，逐渐勾勒出与龙胜稻田景观相分殊的四季花海景观。

四、空间生产视域下旅游土地流转风险及其消解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作为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梯田系统之一，广西桂林龙胜梯田系统被联合国联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对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遴选的五项标准，即粮食与生计安全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知识体系与适用技术；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农业文化）；农业景观及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功能，可以发现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从稻田向花海景观的转变过程中，涵盖了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知识、技术以及文化体系的转化。在视觉表象处于中心地位的旅游休闲时代，差异化策略具有绝对性地位。因为，只有制造“他者”景观才能进行表征文化、权力和差异。[10]尽管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并不隶属于龙胜梯田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区域，但随着以旅游经济为主导发展策略的推进，寻求差异化市场逻辑具有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龙胜梯田系统推向花海景观的趋向。特别是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外来资本大举进驻旅游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纷纷试水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等多种旅游发展模式。在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作为农耕文化的根本，用于粮食生产的农用地流转为乡村旅游用地后，陆续导致了土地功用转变后土地自然风险的加剧、土地伦理关系的失序以及土地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失衡等相关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文化主体发展的角度对旅游经济发展主导下土地流转带来的诸多结构性变迁予以过程性评估，以规避旅游土地流转风险与影响。

（一）旅游土地流转连锁反应及其风险

１．土地自然风险的加剧

关于土地对于乡土中国的重要性，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精辟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是乡土社会的命根，是建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乡土社会秩序依赖于土地，又被土地所束缚。[11]随着国家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以土地流转的农地经营制度变迁成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主导方向之一。其中，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便从功能与形态上实现了土地流转经营的转变，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旅游经济发展历程即是典型。在我国土地制度管理上，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即农民集体拥有农地农用时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土地流转为乡村旅游用地后，农民土地权利在获得土地用途转让补偿后即宣告丧失，出现了土地“非粮化”现象。所谓非粮化，是指“出于经济利益驱动，流转后的土地多用于发展旅游观光等高附加值农业，很少用于粮食种植”。[12]以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非粮化”现象为例，尽管土地流转后，家庭经济收入略高于稻田种植收入，但实际上业已遗弃了经过数辈先民积淀且已默守千百年的“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度同构、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土地自然风险加剧。申言之，为实现规模经济的“短、平、快”效益，村寨改种经济附加值高、景观视觉效果好的其他经济作物，变相地改变了土壤的耕种方式，从而连带地改变了土壤成分和灌溉体系，最终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复耕修整成本加大。相关学者研究表明，在现代性发展背景下，地方以自我需要为目的的内源型（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经济发展模式向外源型需求导向的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破坏的风险。[13]随着土地流转周期的延长，“非粮化”所带来的土地自然风险不断加剧。这种延时滞后风险为农户即时的土地补偿所掩盖，遮蔽了后续土地流转所引发的自然风险及其系列问题，影响甚为深远而隐秘。唯有与土地存在依附关系的当地寨民才能深切体会。尽管寨民在土地流转后获得了较种植水稻更高的收入，但面对土地流转后土壤安全问题表现出极大的隐忧：“土地流转后，种植花田与水稻是两码事。为了保证花田长势和好看，长期使用除草剂、杀虫剂，土壤板结厉害，重金属含量增多。一旦复耕，可能需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进行土壤修复，才能复种水稻。”①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于气候异常，皇金菊市场销量反响平平，花田种植逐渐失落。土地流转后的白面瑶寨、三舍界、半界相继出现了田地抛荒的景象，进一步加剧了寨民对随之而来的复耕成本增加的担忧，亦导致寨民与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关系胶着甚至对立。

２．土地伦理关系的失序

除了土地流转所引发延滞的自然风险外，其社会风险集中体现于土地伦理的失序。众所周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梯田种植水稻成为龙胜各族民众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与发展的一种适应性生产方式。其适应性体现于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特点，通过农业生产要素和方式的长期磨合与经验总结，构建出一套自循环的生产生活平衡系统，从而形成了“四度同构”的稻作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文化生态系统相互交织的技术体系，主导了当地人四季轮替的生产生活秩序。在稻作生产方式上，由于耕田狭长，形成了以人力代替耕牛拉犁的“耦耕”方式。同时，为了促进劳动协作、相互支持，村寨各家户之间形成了互相“打背工”①的习俗，有效改善了当地生计发展和人际交往的需要；在居住方式上，除了与稻作生产相适应的房屋附属设施———晒排和田寮以外，干栏式建筑内部构造予以了适应性的改造，譬如火塘上方架设了盛放稻谷的长方形吊筐，便于阴雨潮湿天气干燥稻谷。在饮食习俗上，寨民们形成了以米粥为主食、油茶为辅食的日常饮食习惯，以及制作五色糯米饭或米花为主的节日与仪式饮食习俗和糍粑、米酒为主的赠馈物品。在瑶寨，与稻作文化相契合的节日贯穿于寨民日常生活中。譬如春节的“抬狗巡游”习俗，铭记狗为族群繁衍带来的基本生存物质———稻谷的历史；农历四月初八的牛王节，清洁牛棚、用五色糯米饭和米酒给家中牛喂食，以回馈牛整年的辛勤劳作；农历六月初六的供田节，祈求田神护佑，稻田长势良好且丰产。在人际交往的礼物馈赠习俗中，谷子、米、米酒、糍粑等作为礼物频繁流动于主客之间，成为瑶寨人际交往的重要意象之物。由于土地流转后，土地生产与经营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本固守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瑶寨村民将土地视为生存根本的信念逐渐动摇，土地伦理价值悄然发生改变，即土地不再是村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仅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或手段。继而，原本村民与土地的紧密关系逐渐疏离，由土地连接而成的地方社会关系随之松散。“离土不离乡”的寨民围绕农耕劳作而形成的“耦耕”方式、“打背工”习俗、馈赠耕牛食物、清洁牛棚仪式、供田仪式不再是个人与自然、社会以及群体关系交互的介质，村民与土地黏合度随之骤减，以土地为链接的人地关系及其日常生产生活秩序逐渐磨蚀与消解。事实上，在空间生产过程上，土地流转可视为“空间生产技术介入－空间生产结构的转变－空间生产关系失序”的连锁性反应过程，根源在于外来资本与技术对以土地为根基的农村社会秩序的侵蚀与渗透，村民逐渐失却了农村社会伦理依附的载体———土地。在象征的维度上，“失去土地便等于失去身份，而现代化、资本积累和空间整合的过程将极大地破坏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标记”。[14]

３．土地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失衡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围绕土地－空间的市场流转与资本介入，空间的社会权益自发地向资本拥有者倾斜，从而导致土地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失衡。其缘由在于，空间的社会属性和资本属性天然对立，“由市场经济及资本运作带来的空间公平与正义的缺失，靠市场经济本身自发调节是断然无法实现的”。[15]继而，出现了旅游土地流转过程中资本主导空间话语与实践的现象，空间社会风险丛生。以白面瑶寨及其周边的三舍界、半界土地流转实践为例。由于寨民与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缺乏自然风险、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的评估及其后续补偿机制，而是用土地租金即时性补偿方式一次性买断替代，从而资本拥有者接管了土地使用权与管理权，完全掌控了空间生产话语权。尽管寨民对于土地种植对象及其衍生的风险颇为担忧，但鉴于契约的规约性，只能处于失语状态。期间，由于花田经济附加值市场反应不佳，基于成本的考虑，ＨＷ生态农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突然中断花海种植，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白面瑶寨及其周边三舍界和半界相继出现了田地抛荒的现象，村民们只能望而兴叹。简言之，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空间资本属性的主导，引致了土地自然风险加剧、土地传统伦理关系失序、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失衡等一系列风险。如何管控空间自然、社会与经济风险对土地秩序、价值与伦理的侵蚀，规避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笔者以为，基于空间生产关系的角度，构建公平、合理而有序的管控与自觉双向机制，对于减少土地自然风险、重塑土地伦理关系、维持土地空间公平正义尤为必要。

（二）规避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的双向交互机制：风险管控与风险自觉

１．强化地方政府的风险管控

在旅游经济发展中，鉴于旅游景观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效应，土地流转不可避免，继而形成了地方以地谋发展的经济模式。在以地谋发展的风险机制演绎中，土地经济问题专家刘守英曾隐喻式地阐述了政府、土地与项目三者之间的关系纠葛，即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让招商引资项目尽快落地，便充当了操盘手的角色，而土地便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工具。[16]申言之，由于土地流转导致使用权的暂时性转让，随即切断了土地与所属主体的关联性。土地失去了与人的黏合性，仅沦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工具与手段，空间生产风险陡增。在旅游经济差异化逻辑生产中，围绕特色化景观而进行的土地流转，构建了由当地农民、旅游公司、地方政府等多方参与的旅游发展实践。由于我国土地权属国家和集体的特殊性，作为国家地方治理的人，地方政府理应立足地方土地安全、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等层面，转变一味追求经济优先发展的思路，在土地流转风险控制与转移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譬如调控与监督土地旅游化过程，形成村民、旅游公司与地方政府三者相互协商与制衡的关系机制；强化土地旅游化供给的市场引导与预警，避免同质化、无序竞争；厘定旅游空间与农业空间之间生态红线，强化旅游化流转风险评估与跟踪督查，确保地方土地生计安全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建立旅游土地流转修复机制，实施农民再就业保障的政策，维持地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等等。简言之，在旅游土地流转过程中，确立地方政府主导调控的角色，依据旅游市场预测和引导，通过管理体制的合理调控，形成杠杆机制，保障土地流转后当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设立生态环境保护屏障及其修复机制，维护地方粮食生产安全与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２．激发地方文化主体的风险自觉

除了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发挥地方政府对于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的管控外，激发地方文化主体的自觉性，消解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的作用与效果不可或缺。如前所述，文化主体是土地耕作及其所构建的地方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与践行者，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及其情感积淀深厚，并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土地知识实践经验，对于防范旅游土地流转所引发的风险具有前瞻性意识。因此，基于地方粮食安全与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的双重维度，强化地方文化主体的风险预估自觉、风险过程监督自觉、空间生产关系自觉尤为必要。具言之，一是鉴于地方文化主体日积月累的土地知识实践与经验，在土地流转及其旅游化发展过程中，应构建地方政府、旅游公司与村民三方共同参与、协商土地流转以及旅游化发展协同工作机制，充分尊重村民文化主体的自觉性与自主性，主动邀请他们参与旅游土地流转协商，评估土地流转引致的自然、社会与经济风险，厘定旅游空间与农业空间的生态红线，设置土地保护屏障及其修复机制，有效保障土地流转后村民的合法权益，维持村寨空间建构与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积极吸纳地方文化主体参与土地流转后旅游景观生产与经营，强化其在生产与经营过程中把控、监督与转移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的自觉性。譬如通过股份合作型的利益联盟形式，地方文化主体可将土地、劳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以入股方式参与到旅游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构建两者利益联结的发展共同体。通过地方文化主体的过程性参与，激发地方文化主体基于利益共同体的把控、监督与转移风险的自觉性。三是在构建地方政府、文化主体和旅游企业三者相互制衡、动态的空间生产关系机制下，有效利用传统乡土社会业已形成的社会契约性，重塑以旅游业为生计的乡土社会新型伦理关系，并反哺于地方旅游业生产与经营，整饬由于利益竞争而有可能引发的旅游目的地无序竞争，构筑与时俱进、良性有序的旅游空间生产关系。诚如人类学家阿尔贝托·希门尼斯（ＡｌｂｅｒｔｏＣｏｒｓíｎＪｉｍéｎｅｚ）所言，“空间不具有固定的本体论特征，而是具有生成性、即时性社会关系的特性，是社会性手段与维度的空间”[17]。在旅游土地流转中，重塑地方政府、文化主体与旅游企业三者共同协商、权衡的旅游空间生产关系，构建地方政府自上而下风险管控与文化主体自下而上风险自觉的双向交互机制是多重社会关系参与、协商与制衡下共同消解旅游土地流转影响与风险的过程，而不是瞬时、固化的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旅游吸引物的稻田承载了积淀已久的农耕生产经验与文化实践体系。广西桂林龙胜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从稻田向花海景观转变中，引发了土地旅游化连锁反应。在旅游差异化市场逻辑下，稻田景观向花海景观的转向，表层上引发了土地流转后空间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关系的疏离及其生产效应的辐射，深层上诱发了自然风险的加剧、土地伦理的失序及其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失衡等诸多乡土社会的系列危机。笔者以为，作为土地权属的人，地方政府理应从土地安全、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存发展的角度，加强农业、文化旅游、国土等政府部门的协同管理，强化土地流转风险管控与转移，控制与减少土地旅游化所带来的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风险与管理壁垒。此外，在保持地方政府管控的同时，有效发挥地方文化主体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积极引导他们参与旅游土地流转和旅游空间生产与经营，强化其风险预估自觉、风险过程监督自觉、空间生产关系自觉，从而构建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风险管控机制与文化主体自下而上的风险自觉机制，以维持旅游空间生产多向、长期、有效对话，规避旅游土地流转的影响与风险。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土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旅游业成为众多中西部地区自然禀赋良好、人文资源丰沛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主要路径，而差异化策略迎合了“他者”景观主导旅游休闲时代的发展趋向。文章关于白面瑶寨及其周边村寨从传统水稻种植到现代花海景观生产的土地流转影响研究，是基于地方土地安全和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双重层面，从过程性与关系性视角，探讨其结构性变迁及其风险。继而，从影响地方生计安全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要素出发，探寻规避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的关系与机制，深化旅游土地流转系统化研究的广度和丰度，拓展规避旅游土地流转风险研究的深度，以此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差异化逻辑主导下旅游土地流转影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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