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地域；购买力差异；消费市场开发

农村购买力是中国消费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却重视不够，严重影响了以启动经济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启动经济必须重视农村消费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提高农村购买力。

一、地域购买力差异

购买力是人们支付货币购买商品或劳务的能力，或者说在一定时期内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总额。它是消费者能对公司施压降低其产品及服务价格的能力，同时也反映该时期全社会市场容量的大小。一切不通过货币结算的实物收支和不是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货币支出，如归还借款、交纳税金、党费、工会会费等，均不属于社会商品购买力范围。要形成购买力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品牌产品的特点及优势；二是消费者需求及承受力；三是品牌产品对于消费者需求的满足程度。众所周知，消费者的购买力与其经济承受力是分不开的。考察消费者的经济承受力主要看他们的收入以及消费者为各项改革和物价上涨的付出。由于收入差距的存在，购买力也存在地域差异。这种地域购买力的差异性表现在：一是地区间购买力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对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需求量与20世纪80年代末相比呈明显上升趋势，录像机、空调、组合音响已进入部分率先富裕的家庭；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对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较高档次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潜力巨大；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进入数量增长型扩张阶段。因此，在需求的质和量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二是地区间消费环境的差异，除基础设施状况不同外，更主要表现在我国是一个多地貌的国家，平原、山区、丘陵、高原、草地、沙漠，江、河、湖、海，不同地形的地区居民即便对同一产品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同一地区内不同农户之间的购买力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与尚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在需求上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导致地域购买力差异的因素主要有：文化差异、社会差异、群体差异和经济差异。

二、农村消费市场需求的主要特点

与城市不同，我国农村市场基本上还处在比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阶段，即比较强调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物质利益，而不太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民对产品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价廉。在保障产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价格越低越好。基本功能相同的产品，农民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低价产品。二是实用。强调产品的使用功能，并适应农村的消费环境，而对产品形式需求要求不高。如，目前家电产业纷纷推出的纯平彩电系列，比一般的平面直角显像管彩电的价格提高了将近1/3，这对于广大农民用户来说，仅仅只是外观上的不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农民往往会选择平面直角彩电。三是简便。与价格低廉相适应，要求产品实现其基本功能，而不需过多的奢侈功能。同样以彩电为例，基本只要图像和声音清晰就可，而丽音系统、画中画、超重低音、环绕立体音等功能则可以省略。再如农村使用的固定电话，要求按键简便、数字清晰、通话无干扰等基本功能，而不需来电显示、通话计时、按键多色背景灯等较多功能。简便的另一个要求是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易学易修，越复杂的产品在农村越不受欢迎。四是牢固。农村的消费环境复杂，要求产品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靠性，如电器要能适应低压或电压不稳，交通工具要能适应不同的地形和天气等。同时，要求产品有较长的使用周期、耐用抗损。当然，使用牢固并不等于注重丑陋，爱美是每个人的追求，但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则宁愿选择前者。

同时，农村消费市场需求有明显的层次性：一是农村与城市消费时间上的差距，如一些在城市已趋饱和的家电产品在农村才刚刚进入消费高峰期。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消费差距约十年，也就是说城市市场十年前消费的主力商品将会是农村市场十年后消费的主力商品，这是一个大致的规律。二是沿海、中部与西部地区消费的梯度性，即产品消费基本有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步辐射的趋势。三是农民消费结构的层次性，在重要商品需求方面，农民选购的先后次序大致为：首先是生产需要，如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农用薄膜、农用机具等；其次是建房需要，如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然后才是考虑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需要。

据国内贸易局调研组针对12省、市、区农村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近两年内，农村家电市场消费仍将是一种稳定增长态势，但不会出现对某些商品集中热销的现象，预计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左右。以下几类商品将成为农村市场消费的重点。一是建筑材料。建房是农民毕生的追求，只有建房的需求满足后，才会转向其他日用品及耐用品。二是农机农资。国家关于土地承包50年不变的政策，无疑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其投资热情增高。农用运输车、拖拉机、喷灌设备、高效肥料、良种、农药、温室设备材料和技术等将成为消费重点。三是耐用消费品。经济发展快的农村地区，已开始进入中低档耐用品普及更换期，有些农户一旦有了购买能力，开始讲究“一步到位”。电风扇、电饭煲、燃气具、热水器(太阳能)、中档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话、音响设备、摩托车将是农村消费重点。四是方便食品。农村生活消费商品化趋势将明显加快，食品半成品、方便面、火腿肠、大众糕点、饮料也将步入农村市场。

此外，要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不仅要着眼于农民购买力、农村市场需求，还要研究和了解农民消费心理，即弄清农民的消费习惯、心理偏好及审美情趣。中国农民不太注重形式，讲求东西实在。在数量与质量之间，明显更看重数量。可这并不是说企业可以放弃产品质量，去注重外在的“花哨”，而是更多的追求产品内涵。此外，中华民族传统的克勤克俭生活习惯牢牢扎根于农民消费者身上。调查显示，家电产品在农村市场销售的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原因，而是农民的消费观念与新一代家电产品以提高生活品质为诉求的理念不协调。因此，企业在开拓农村家电市场的同时，要向农民消费者灌输一些新的消费理念，应当着手强调产品的必需性，诉求的重点是让农民消费者觉得这种产品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强调“提高生活品质”、“豪华”、“时尚”等对农村消费者来说比较空洞的概念。同时，在审美情趣上，农村与城市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在色彩上农民比较偏爱深色，尤其是红色，在名称上比较讲究吉祥等。另外，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多集中春季，而结婚多集中在冬季和春季。只有了解农民的这些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我们才能有效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从而制订出可行的推广和行销策略。

三、提高农村购买力。大力开启农村消费市场

(一)大力促进农民购买力的提高

近年来，农产品“卖难”问题比较突出，农产品流通环节不畅，少数地方存在对粮食、棉花、烤烟等农产品收购压级压价及生猪定点宰割变相克扣农民等不合理因素，阻碍了农产品合理流动，致使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民增产难增收，进而导致农民消费能力弱化。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卖比买更重要，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手中有了钱才谈得上消费，这就要求我们在开拓农村市场时，不仅要提供适销对路、深受农民欢迎的家电产品，解决农民的“买难”问题，还要解决好农民的“卖难”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这才是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所在。如，沈阳中心大厦曾经开展的“粮食换彩电”活动就取得很好的效果，农民用余粮换回了急需的彩电，商场销售了积压的彩电，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2

一、产品变动成本差异的标准成本分析法

根据标准成本分析法，产品变动成本差异的计算公式为：

变动成本差异=数量差异价格差异=（实际数量-标准数量）×标准价格（实际价格-标准价格）×实际数量

二、产品变动成本差异的指数双因素分析法

1、产品变动成本差异的指数双因素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模型

指数因素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将总指数分解成各构成因素连乘积的指数体系，它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测定某一因素变动对总指数或总指标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若干因素指数乘积等于总量指标变动的总指数，若干因素影响值之和等于总量指标之差。从实质上看，标准成本分析法把产品变动成本总差异分为数量差异与价格差异这两种类型，其理论根据是数量和价格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变动导致变动成本偏离标准而产生产品变动成本差异，这说明标准成本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指数双因素分析法。事实上，指数双因素分析法比标准成本分析法更加全面、更加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分析产品变动成本的总差异，不仅能够计算出产品变动成本数量差异与价格差异的绝对数，而且能计算出产品变动成本数量差异与价格差异的相对数，而标准成本分析法只能计算出产品变动成本数量差异与价格差异的绝对数；其二，企业可以利用指数双因素分析法，通过调整价格指标和数量指标来调整成本差异指标，制定出适合企业实际的目标成本控制计划，使产品成本有利差异尽量增加，不利差异尽量减少。而标准成本分析法对企业目标成本控制计划的制定没有多大帮助，它容易使企业仅以标准成本为目标，缺乏超越标准，增加有利差异的动力；其三，分析产品变动成本的平均差异，并可以计算出由于成本结构变化而产生的结构性差异与由于成本水平变化而产生的水平性差异的相对数与绝对数，而标准成本分析法无此功能；其四，指数双因素分析法的计算过程比标准成本分析法方便、易懂。

限于篇幅，本文仅通过分析产品变动成本总差异来对产品变动成本差异的指数双因素分析法和标准成本分析法进行比较。在指数双因素分析法中，产品总变动成本差异分析模型有个体现象成本差异分析模型与总体现象成本差异分析模型两种类型，为了不失一般性，这里建立总体现象成本差异分析模型。为了建立总体现象成本差异分析模型，我们把产品变动成本的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比作为成本差异总指数，并用q1来统一表示本期材料实际用量、人工实际工时和变动制造费用实际产量所耗实际工时，p1来统一表示本期材料实际价格、人工实际工资率和变动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q0来统一表示材料标准用量、人工标准工时和变动制造费用实际产量应耗标准工时，p0来统一表示材料标准价格、人工标准工资率和变动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这样，总体现象成本差异分析模型为：

相对数：成本差异总指数=数量差异指数×价格差异指数，即

∑q1p1/∑q0p0=（∑q1p0/∑q0p0）×（∑q1p1/∑q1p0）(1)

绝对数：成本总差异=数量差异价格差异，即

∑q1p1-∑q0p0=（∑q1p0-∑q0p0）（∑q1p1-∑q1p0）(2)2、产品变动成本差异指数双因素分析法的应用

由于实际工作中通常是多种材料、多个等级工资率、多种制造费用生产一种产品或多种产品，因此，总体现象成本差异分析模型在分析多种材料、多个等级工资率、多种制造费用情况下的产品变动成本差异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限于篇幅，多种材料、多个等级工资率、多种制造费用情况下的产品变动成本差异分析例题的基本资料请参见罗飞教授所著《成本会计》一书中第194—199页的例8-4、例8-7、表8-6、表8-7（罗飞.成本会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在罗飞教授所著《成本会计》一书中，由于使用的是标准成本分析法，因此，该例题只计算出了产品变动成本总差异、产品变动成本数量差异和价格差异的相对数。本文利用指数双因素分析法，根据模型(1)、模型(2)，可以为该例题计算出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直接人工成本差异和变动制造费用差异的相对数和绝对数如表1所示：

表1产品变动成本差异分析表

差异项目相对数(%)绝对数(元)

由于实际用量对标准用量的偏离产生的差异105.53%1700

由于实际价格对标准价格的偏离产生的差异101.31%425

直接材料成本总差异106.92%2125

由于实际工时对标准工时的偏离产生的差异109.64%1480

由于实际工资率对标准工资率的偏离产生的差异101.22%206

直接人工成本总差异110.98%1686

由于实际工时对标准工时的偏离产生的差异97.83%-600

由于实际分配率对标准分配率的偏离产生的差异101.48%400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3

根据心理学理论来看，这种作文训练的“一刀切”的做法是严重违背中学生心理发展客观规律的。中学生虽然处在发展的同一个阶段，心理活动具有某些共同性或普遍性，但是，不同年级、不同班级或者同一级的不同学生之间在心理发展的水平、心理活动的方式、特征诸方面并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学生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诸种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以达到动态平衡的心理活动过程，而与写作关系十分密切的学生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知识经验等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每个学生的写作心理活动的形式、水平、内容等必然蒙上鲜明的个体色彩，是独特的“这一个”。正如我国著名的现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所指出的，“人间的思想、情感诚然不甚相悬，但也决不会全然一致”，“各有各的自得经验”，“各人的经验有深浅广狭的不同”，“情感的强弱周偏各人不同”。这就使得学生的写作心理活动出现千差万别。就中学生来说，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思维品质的差异。学生写作心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差异，而思维的差异集中表现在思维品质上的差异。在思维的广阔性方面，有的学生写作思路开阔，想象丰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有的学生写起作文来则思路狭隘，就事论事，钻牛角尖，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思维的流畅性方面，有的学生思维敏捷，构思顺畅，提起笔来往往能不假思索，一气呵成，“七步成诗”；有的学生写作时则思维迟钝，常常是冥思苦想，左顾右盼，动作迟缓，如同“挤牙膏”。在思维的逻辑性方面，有的学生构思严密，思路清楚，写的文章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谓天衣无缝；有的学生则思维紊乱，“剪不断，理还乱”，写的文章常常是脉络不清，前后矛盾，可谓破绽百出。在思维的独立性方面，有的学生善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思维具有发散性或求异性，所写的文章常常是匠心独运，心裁别出，时发惊人之语；有的学生则思想保守，囿于成见，写作文一味模仿，人云亦云。

其二，写作能力的差异。正如人的一般能力有大小强弱之分一样，作为特殊能力的写作能力也是各不相同。在审题能力方面，有的学生对题目的要求判断准确，对题目规定的取材范围辨识明确，对题旨理解正确，所写的作文必然符合题意，切中肯綮；有的学生则对题目所要求的文体识别不清，对所规定的取材范围确定不明，对构思行文的重点把握不准，写出的文章势必不得要领，甚至离题万里。在构思能力方面，有的学生立意高远，构思精巧，材料的选择贴切得体，材料的剪接、组织严密合理，写出的文章思想深刻，结构严密，详略得当，过渡自然；而有的学生提起笔来常常不知道该取什么材，达什么意，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该详写、细刻，哪些该略写、精描，胸无成竹，无从下手。在表达能力方面，有的学生词汇积累丰富，提起笔来文如泉涌，妙语联珠，能够熟练运用各种表达方式，叙事、状物、抒情、说理均处理得恰到好处，写的文章文采斐然，读来琅琅上口，回味无穷；有的学生则语言干巴，词汇贫乏，写起文章来，搜肠刮肚，一字一顿，不讲究章法技巧和炼字炼词，写出来的作文平平淡淡，给人以味同嚼蜡之感。在修改能力方面，有的学生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既能改思想，又能改语言；而有的学生或懒于改文，习惯于“毕其功于一役”，或把思维局限在某个点之上，在文字上兜圈子，在语句上费脑筋，而对文章的思想、感情、结构等根本性的问题却置之不理，一篇文章改来改去，面貌不变，风采依然。

其三，气质的差异。作文活动与人的气质有密切的关系，气质不同的人，其写作方式、写作习惯以及文章的风格等均存在很大的差异。多血质的学生往往对新奇的事物、新颖的标题等具有浓厚的兴趣，写这方面的东西会倾注极大的热情。他们写文章时，思维灵活，动作敏捷，能够下笔成文。文章风格激情奔放，动人心魄。然而，他们往往比较浮躁，认识事物常常停留在外表，浅尝辄止，分析问题不够周密严谨，轻率下结论，因而文章通常缺乏思想的深刻性、结构的严密性和语言的准确性，可谓瑕瑜共存，经不起推敲。胆汁质的学生感情强烈而迅猛，教师的命题如果恰好触及他们的“动情点”，他们的情感就会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汩汩不绝地流淌到稿纸之上，写出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文章来。这类学生的写作风格粗犷豪放，气势磅礴，表达方式以叙述、抒情见长。但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具体细致，分析问题也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而写出的文章尤其是议论文总是难免出现几处漏洞，感人有余而服人不足。粘液质的学生写作文审题认真细致，构思深刻严密，行文谨慎小心，修改全面具体。可是他们常常对新鲜事物不够敏感，感情虽细腻却不强烈，动作虽沉稳却不快捷，因而，构思时往往左思右想，选材时犹豫不决，行文时瞻前顾后，写出的文章既缺乏新颖的见解又缺乏强烈的感情。抑郁质的学生性格内向脆弱，多愁善感，观察细腻，甚至能够洞幽烛微，并且有深刻的体验。因此，他们写的作文一般比较细致具体，叙述事件详尽完整，描写事物精雕细刻，抒发感情缠绵悱恻，阐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文章的风格比较平安，鲜见夸张性的语句。但是，这类学生常常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隐藏在内心深入，教师很难把它激发出来。

其四，兴趣的差异。学生对作文的兴趣存在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生对作文课的本身兴趣不一。有的学生爱好写作，乐此不彼，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入迷境地。一到作文课，这些学生的大脑便处于兴奋状态。平时他们也总是自觉地写些日记、书信、札记、观感之类的东西，写作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有的学生则讨厌作文课，视写作为苦差事，一到作文课，他们就会产生焦躁、恐惧心理，平时他们更是懒于动笔，写作似乎与他们的心理很难相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美国心理学家拉扎勒斯通过试验进行了论证。他选用部分高中学生，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兴趣，将他们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为写作兴趣浓厚组，乙组为写作兴趣淡薄组。两个小组同时必修写作课。一个学期下来，甲组的学生平均每人写了14.8篇文章，而乙组的学生平均每人只写了3.2篇文章。由引可见，中学生对作文课兴趣的差别是比较显著的。另一方面，学生对各类文体的写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学生喜欢写叙事、描写、抒情类的文章，他们善于形象思维，大脑中的表象积累很丰富，写起记叙文或文学作品来往往得心应手，全神贯注。如果让他们写说明文、议论文或应用文，他们则显得力不从心，兴味索然。相反，有些学生却喜欢说明、议论类的文章。他们善于抽象思维，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能力。让他们写说明、说理类的文章，他们饶有兴趣，驾轻就熟，而让他们写记叙文、文学作品时，他们就会感到没劲儿。

既然学生的写作心理是千差万别的，中学作文教学就应该充分适应这种个性差异。对此，中外有许多教育家作过精辟的论述。叶圣陶先生强调，教师进行作文指导要有的放矢，使每个学生写出“自己的、诚实的话”；赞可夫主张，不要让学生去写别人的思想，应要每个学生写出有鲜明个性的文章来；苏霍姆林斯基更加明确具体地指出，教师不要任意限制学生写作的题材和形式，应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选择题目，取材立意、布局谋篇方面都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可见，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必须了解和尊重学生的个性，使教学适应学生的心理差异。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走出“学生厌写，教师厌教，耗时耗力，效率不高”的怪圈。为此，在作文教学的每个环节，教师都要以学生的写作心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每个学生写作心理活动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因人制宜，因材导写。

首先，命题要有选择性。传统命题作文，几十人一题，不分层次，要求单一，学生没有选择余地，有话无法说，无话偏要说，从而导致学生对作文产生讨厌、恐惧心理。因此，教师在命题时，要从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从每个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出发，每次命题尽量提供难易不等、类型不一的若干道作文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任选其中一题完成作文，倾吐心中的“积蓄”。即使全班学生写同一道作文题，也要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要求，区别对待，拉开档次。

其次，指导要有针对性。作文写前指导要针对学生实际，因人而异。一般说来，对写作能力强的学生，要充分发挥他们写作的主动性，尽量让他们独立作文，指导的重点放在思想的点拨上，而对其布局谋篇、遣司造句一般不作指导。对写作能力差的学生，应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必要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选材组材、用词造句方面的困难，由扶到放，逐步提高要求。对具有发散性思维品质的学生，在指导时要侧重于帮助他们对材料进行精加工，使他们认识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材料背后蕴藏的意义。对具有集中性思维品质的学生，则要启发他们展开想象和联想，帮助他们广泛占有材料，并引导他们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处理材料。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4

[摘要]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围绕都城的建设与发展，关中内部的农业生产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生产重心日益向东北方向倾斜。西汉后期关中东部渭北地区是关中农业生产的重心；西南部的农耕经济则几乎完全遭到毁灭；西北、东南部的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其速度较东北部而言，却相对缓慢。

秦与西汉是我国最早的两个封建统一王朝，两者均以关中为依托，实施对全国的统治。当时关中农业的迅猛发展，完全有理由认为是秦汉政府的干预所致。上世纪三十年代冀朝鼎先生基于对我国历史上治水活动的统计，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①自那以来，学者们日益注意到不仅仅是冀朝鼎强调的水利建设，秦与西汉王朝许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徙民制邑、漕转运输、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都或者只施行于关中，或因关中与京城近在邻迩而得到重点施行。②然而众所周知，关中内部各区域的自然条件以及与都城间的位置均存有差异，秦汉政府围绕都城建设和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作用于关中农业区整体地位的同时，是不是对各区域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呢?对此史家却较少进一步探讨。笔者所见仅王社教在分析西汉定都长安后关中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时，指出其主要表现，一是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二是不同区域的经济功能产生了差异，区域差异性特征日益明显。③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秦汉定都关中期间关中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做一分析，以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决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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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收入氏著《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余蔚：《都城东迁对关中水利建设的影响》，《农业考古》1999年1期；巴新生：《西汉陵县的创置与关中政治经济中心的重建》，《学术研究》2000年4期。

③王社教：《论西汉定都长安与关中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3期。本文的分析视角，秦汉时期人口、水利、苑囿等在关中的分布情况，前人虽然已分别有过研究，却较少将之与当时关中农业的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考察。参见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水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3期。

一人口分布与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任一时代和地区，人口增减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在农业社会，这种影响则更为显著，因为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投入的多寡有关。人口增加会加速荒地开垦，导致种植面积扩大；而人口增长的压力又会迫使人们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创造可供需求的粮食。从传统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通常是土地垦辟比较彻底的地区，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的主要分布区。

定都咸阳前，秦在关中曾多次迁都。原来主要活动于岐西一带的秦人及秦国统治下的异族，随着都城东迁，逐渐散布于整个关中。关中农区自西徂东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战国晚期关中东、西部农业生产水平的逐渐拉齐，与伴随每次迁都而来的人口重新分布有密切关系。秦汉统一后，都城比较固定，咸阳与长安亦仅一水之隔，对当时关中人口分布影响最明显的是移民。

秦汉政府为充实关中，曾多次大规模移民关中。这种政府组织和强制施行的移民活动，本身就是围绕都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移民的安置之处，优先考虑的往往是距都城较近的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次移民估计为关中添置了约60—70万人口，他们即主要被安置于都城咸阳及其附近。大概规模过大，造成咸阳附近人满为患，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不得不加以疏散。[1](p121)西汉建立之初就实行了陵邑之制。《汉书·地理志》曰：“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西汉陵邑基本上分布于长安城附近的渭水两岸和泾渭交会处的狭长地带。由于徙陵邑是西汉移民关中的主要方式，这一带成为关中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葛剑雄根据各陵邑人口徙人年份、人口约数和年平均增长率推算，“西汉一代从关东徙人关中人口的累计数近三十万，而至西汉末年，在关中的关东移民后裔已有约121万6千，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1](p160-161)长安一陵邑区遂成为关中，乃至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长安有口246200、茂陵有口277277、长陵有口179469，三县人口总数约七十万，加上其它诸县，这里至少汇集了一百多万人，而这一地区的面积不过一千余平方公里，其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

长安一陵邑区是关中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附近终南山流下的灞、沪、涝、沣、潏诸水，发源于长安城附近的滴水与泾渭两河，构成了围绕长安的所谓关中八水，很容易引出灌溉渠道，组成环绕于长安城周围的灌溉网。良好的自然条件，加上充足的劳动力，使其率先成为关中土地开垦最为彻底的地区，武帝时期就已开发殆尽。太始元年武帝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的同时，不得不也徙之于云阳，可能就是因为渭水两岸和泾渭交会处一带土地开发潜力已经不大，而云阳一带人口相对稀少，可耕地尚多。[2](《武帝纪》)①西汉自元帝起建陵不再徙民起邑，成帝虽欲再起陵邑，但昌陵邑已不得不远离原来的陵邑区，而以新丰戏乡为陵，亦是长安一陵邑区人口密集、土地占尽、已无田宅可赐状况的反映。由于地狭人众，耕地缺乏扩展余地，长安一陵邑区土地价十分昂贵。秦汉时期，中原内郡缺乏灌溉条件的土地，亩价一般在千钱以下，低者为三四百钱。而东汉初杜笃《论都赋》描述西都长安之利却回忆道：雍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杜笃是京兆杜陵人，《论都赋》所说也应是当地的情况。长安一陵邑区土地价格比其它地区高出数倍、十倍，乃至百倍，固然有土地肥瘠不同的原因，但地少人多的矛盾特别突出，导致地价上升不能不说是主要因素之一。

不过，长安一陵邑区范围比较狭窄。著名的五陵原，西起今陕西兴平县南位乡的策村和范家村，东达今陕西泾阳县马家湾乡的崔家原和梁村，北至今咸阳市北界，南临渭水北岸，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只有约800平方公里，不及关中总面积的4％。虽然这里农田开垦最为彻底，所能容纳的农业人口却十分有限。由于人多地少，可耕地不足，许多人都走上了农耕之外的谋生之道。《史记·货殖列传》盛誉关中之民“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却单单指出“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长安一陵邑区之外，丽邑一带也是秦汉时期徙人民户较多的地区。丽邑即今临潼新丰镇，周围属黄土丘陵地貌类型，由于开发较原地困难，秦统一前人口稀少。但丽邑是秦始皇陵墓所在地，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以每户五口计，这次迁入丽邑的人口共有十五万。若每户耕作百亩，则因为这次移民，丽邑附近新开垦出来的农田将达到三百万亩。虽然秦朝强制移来的民户，在秦末战争时大量流回故地。但高祖七年为太上皇营建新丰，又从丰县向丽邑移民。《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曰：“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这次改建完全仿照丰县的风格，并达到了酷似的效果，自丰县徙来的人口当不会太少，估计有数千到万余人，同样会促进当地的农田开垦。

①原文为“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师古注：“此当言云阳，而转写者误谓陵耳。……钩弋赵婕妤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后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今从改。

秦汉时期关中内部也存在人口流动的现象。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这次迁徙的对象以迁入咸阳的居民为主，就可以说属于关中内部的人口调配。武帝开置上林苑时，亦曾迁鄠杜之民散处于三辅属县。此外，虽然秦汉实行了户籍登记制度，不容许人们自由迁移，但对关中内部的人口迁移比对关中与关东间迁移的限制宽松得多。秦汉时期关中内部人口的自发流动虽不是特别剧烈，长而久之，对关中人口分布也会产生较大影响。秦统一前，关中东部的开发一直滞后，直到郑国渠开凿以后，情况才得到较大改变，当时关中东部的人口密度应远低于西部。但到西汉晚期，关中东部的人口却已经超过西部。据葛剑雄制作的“元始二年各郡国面积、人口密度表”，左冯翊有917822人，2271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40．40人／平方公里；右扶风有836070人，2415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34．61人／平方公里(原书数字为33．77人／平方公里，应为计算错误)，大体反映了人口在关中东、西部的分布状况。[1]（p96）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反映自战国后期以来关中东部农业发展快于西部的趋势，在西汉时期仍然得以延续。

二水利兴建与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旱地农业的收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年降雨量的多寡与适时与否，水利工程的兴建，却能使其覆盖区域的农田无论旱涝都能保证一定收入。对于降水本不充足，分布又过于集中的关中地区，能否兴利除弊，合理调剂水源往往决定了农业的繁枯。而利用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水，对土壤进行淤灌，不仅能提高原有农田的肥力与产量，许多不适合开垦的土地也会因此有了被改造成农田的条件。关中东部渭北冲击平原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比较严重，但战国末年郑国渠的修建，却使关中实现了“自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而据日本学者木村正雄考察，《汉书·地理志》所记三辅的全部57个县中，有25个是战国以后新设置于因为有了水利灌溉而新出现的第二次农田上。[3](p396）这都反映了水利建设在关中农业疆域扩展中的作用。秦汉定都关中，因其地缘优势，关中成为水利建设的重点区域。据冀朝鼎先生对我国历史上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汉代在关中的治水活动达18项，并且绝大部分是在西汉修建的。[4](p39—40）这些水利工程进一步改变了关中内部各区域农业的开发进程。

关中是一个自西向东逐渐敞开的河谷盆地，渭河横贯的南北两侧亦不对称，渭北台原宽广平坦，渭南则坡陡原窄。从地图上看，渭水以北、泾水以东地区，占了整个关中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在秦汉统一时期，关中作为王畿之地，达官权贵云集，仅长安一陵邑区就有数十万非农业人口需要养活。除了东部渭北地区，关中再也没有地方能够就近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为京师提供剩余粮食。而泾洛之间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虽然原本不是特别理想，却有保证水利工程规模和成效的良好地形、水文条件。河流相对源远流长，又属于低平宽广的堆积平原，并从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有利于河渠的自流灌溉。随着定都关中期间关中人口的增加，加速开发东部渭北地区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这里日益成为关中农业经营的重点区域，所建引水工程规模最大、灌溉效果也最为显著。

《汉书·沟洫志》记载在褒斜道开凿以为漕运失败后，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他建议兴办引洛工程，改良利用河洛间的盐碱地，来提高本地的粮食产量。武帝同意，征调了一万多人开渠，由于“穿渠得龙骨”而名之为龙首渠。龙首渠在关中东部、渭水北岸，黄河与洛水之间一带，自今澄城县北头村附近引洛水人渠，南流十余里越过大峪河，进入永丰境内，穿过十多公里的商颜山，南行至大荔等地，规划灌溉蒲城县以东万余顷盐碱地。经过十余年施工，“渠颇通，犹未得其饶”，虽然修建龙首渠预期的效果没有完全达到，但毕竟渠道还是修通了，关中的农田灌溉区域由此扩展到了洛水以东。

六辅渠是关中继龙首渠之后，兴修的又一重要灌溉渠系。《汉书·沟洫志》记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印之田。”师古注曰：“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也。”但郑国渠连接的是渭河北岸两条最大的支流泾河与洛河，由于干渠布置在北山南麓第二阶地的最高线上，全部渠南地区自流灌溉。既然说“益溉郑国旁高印之田”，更可能的情况是引冶峪、清峪、浊峪等小河灌溉郑国渠北的地区，如此，武帝才会感慨：“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2]（《沟洫志》）六辅渠的兴建使郑国渠灌区得以向北扩展，而且改变了郑国渠的淤灌性质，是纯粹的浇灌农田。

白渠也是引泾灌溉的重要工程。《汉书·沟洫志》)载：“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人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1992年出版的《泾惠渠志》根据对郑国渠、白渠渠首遗址的现场勘察，认为在郑国渠口上游1．3公里处泾河左岸坡壁上发现的上宽17米、底宽5米、深5米的古渠遗迹，即白渠口，并认为白渠渠首引水渠道沿泾河岸二级阶地南行，在古惠民桥与郑渠故道相会合，下至今王桥、石桥镇一带后，即离郑渠而南东流，主要灌今泾阳、高陵等县农田4500余顷，形成郑、白两渠并存的南北两个灌区。白渠全长200里，比郑国渠的干渠缩短了1／3，灌溉范围仅限于石川河以西。但因其引泾处的地质条件优于郑国渠，干渠比降更为合理，得以维持了1000余年。

班固《西都赋》提到郑白渠灌区“沟塍刻镂”。从所描述的沟塍排列整齐、纵横交错的情形，可知支渠的修建也相当完备，灌溉十分便利。《通典·州郡四·风俗》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秦修郑国渠后，关中东部渭北的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的先后开凿，更使本区的自然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当时有歌谣称颂郑白渠灌区农田之饶，云：“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香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考古工作者曾经在蒲城和渭南发现了一条未见于史载的长约96公里，宽25—75米，取线端直的引洛人渭的漕渠故道，在该渠出水口以北的洛河西岸还发现了汉代的“激邑漕仓”遗址。据考察这一漕河的兴建不迟于武帝时期，而到东汉以后至隋唐期间，它的效用可能仍然存在。[5]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证实了正如当时歌谣所称颂的，关中东北部地区是京师衣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关中西部渭北地区农业开发最早，由于周人和秦人的长期经营，一直比较繁荣。为进一步促进当地农业，武帝时先后在这里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湋渠等灌溉渠系。成国渠建于元光年间，《汉书·地理志》郡县下记“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人蒙笼渠”。据勘察，成国渠自眉县杜家村以南东门渡口处引渭水东行，经祁家、河池、南寨进入扶风县境，东经牛蹄、龙渠寺、绛帐到武功县下川口，至柴家嘴过漆水，从牛家寨折南向东，经普集镇、永台、水渠进入兴平桑镇、三渠村、惠子坊入咸阳，至咸阳市秦都区东南坊人渭，长约75公里，灌溉今眉县、扶风、杨凌、武功、兴平、秦都六县(区)部分农田。灵轵渠的具体位置，由于《汉书·地理志》周至县下有“灵轵渠，武帝穿也”，故有谓其在渭水南岸周至县东者．但《水经注·渭水》明确指出灵轵渠在渭水之北，“上承渭水于眉县，东经武功县”。可能当时周至县的县境并不全以渭水为界，也有部分在渭水以北。漳渠，据《陕西省志·水利志》分析，其引水口应在岐山县东下官庄侯下湾一带漳水左岸，过扶风城北，东北流人漆水河，灌溉岐山、扶风、武功三县农田。

关中西部渭北地区兴建的水利工程较多，但由于难以引水上原，灌区只能局限于渭北阶地与二道原之间。由于地形闭合，武帝时修建的成国渠、灵轵渠、漳渠等灌溉渠系，虽然东西跨度较长，使渭北原下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却南北缺乏纵伸，渠道自流灌溉的面积比较有限。其规模不如泾洛之间的灌溉渠道，对农业的促进作用也不如后者。

关中东部渭南地区河流众多，水资源比较丰富，农业起源很早，但由于平原面积比较狭小，发展却缺乏后劲。本区农业的较大发展是在武帝开凿漕渠以后。《史记·河渠书》记载元光六年“是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曰：‘引渭穿渠起长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入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漕渠从长安附近引渭水，沿南山东流，沿途收纳灞、沪等水，依次经过汉代的霸陵、新丰、郑县、沈阳、武城、华阴诸县，在船司空附近重新人渭，全长三百余里，流经的主要就是关中东部的渭水以南地区。

虽然漕渠的开凿不是为了农田灌溉，却使运河两岸上万顷农田因水源伸手可得而受益，其灌溉之利不容忽视。漕渠修建后不久，河东守番係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作渠田以减轻东粮西运的负担，认为“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燸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2](《沟洫志》)通过番係之言，不难判断大农郑修渠后的渠下民田，亩产量当不在四石以下，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恐怕番係也不敢在武帝面前许下大语。不过，漕渠流经处本身平原面积比较小，特别是新丰以东，更只限于渭河沿岸的狭长地带，同样缺乏纵深。加之并非为灌溉农田而开凿，引漕灌田会受到限制。因此漕渠的长度虽然与郑国渠相差无几，因漕渠而受益的农田面积却远小于郑国渠。

三苑囿开置与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苑囿是帝王诸侯养殖禽兽以供射猎游乐并排斥了农业生产的场所。随着未垦荒地日益缩小，关中苑囿发展与农业生产及人们生活之间的矛盾，在战国后期已开始显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昭王时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而昭王不许，反映两者已有所冲突。秦汉统一后，关中作为王畿所在，封建帝王为满足自己的享乐，在这里圈占大批土地作了苑囿，甚至其中不乏良田沃土，对关中农业区的发展格局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史记·滑稽列传》记“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虽然其事未成，但始皇能有如此气魄，当是建立在秦苑囿已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秦代苑囿主要分布于首都咸阳西南的渭水、秦岭之间，《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记秦“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上林是距咸阳最近的苑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宫遗址在今西安西郊三桥镇西南巨家庄一带，证实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上林苑的范围大致西界沣水，东至今西安市劳动公园，北起渭水，南临镐京。[6]其它苑囿的具体范围多已难考，但大都分布于渭南却是可信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则宜春苑在秦杜县南部。《水经注·渭水》昆明故渠“北分为二渠：东经虎圈南而东入于灞，一水北合渭，今无水”，则秦兽圈当在昆明渠以北，灞河以西地带。秦代苑囿集中于渭南，对当地的粮食生产自会造成一定影响。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收揽民心，曾宣布“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7]（《高祖本纪》）但《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萧何曾奏请：“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人田，毋收稿为禽兽食。”高祖大怒拒绝。可见战争结束后，上林苑又重新成为了不许百姓“人田”的天子禁囿。汉初注意休养生息，“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苑囿的规模不会太大。作为秦代苑囿密集地区的渭南不仅有大量农产，也有大量农田。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这里的农业生产还十分繁荣。《汉书·东方朔传》言：“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沂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竽，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

关中苑囿的扩展主要在武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扩建上林苑。上林苑本来是秦代营建阿房宫的一大苑囿，武帝时因为游猎，常“驰骛禾稼稻秔之地，民皆号呼骂詈”，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鄂杜之民。”[2]（《东方朔传》）《三辅黄图》引《汉宫殿疏》云，扩建后的上林苑“方三百四十里”。司马相如描述上林苑之广大，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丰镐潦谲，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2]（《司马相如传》）扬雄亦曰：上林苑“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包括了当时周至、鄂、杜三县之地。[2]（《杨雄传》）由于规模宏大，《汉书·武帝纪》记征和元年，“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竟需“十一日乃解”。上林苑的主体在汉长安城西南，后又将长安城西包括建章宫的西郊苑扩了进去，甚至包括了渭北的黄山宫和槐里县境，面积更为广大。

上林苑是不允许百姓进入的，扩建以后变成了一个没有耕地，没有民居，只是点缀着一些瑰丽的楼台亭阁的巨大动植物园。用《汉书·东方朔传》的说法，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长安西南方是关中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而且土壤肥沃、河流较多，在武帝统治初期，这里原本是整个关中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所谓的“陆海”、“土膏”、“亩价一金”之地就包括这一带在内。但上林苑的开置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周长三四百里，不仅土地被大量圈占，而且被圈占的恰恰是本区最为膏腴的地带。因此西汉后期这一带农业迅速衰落，地位一落千丈。

甘泉苑亦为武帝所开置。甘泉苑是以位于今淳化县北甘泉山南麓的甘泉宫为中心，向西延伸到今扶风县境的皇室游猎区。《三辅黄图》记载：“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人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甘泉苑的范围比上林苑更大，但由于这里原来的农业基础不如地处泾渭附近的上林苑故地，它对关中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却小得多。不过甘泉苑的开置，毕竟限制了农耕区域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农业发展的潜力。此外，西汉于关中建立的苑囿，见于记载的还有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乐游苑等。这些苑囿多为离宫别馆性质，有些似乎还在上林苑的范围之内，虽然也占据了大片土地，但相对而言，对于关中农业发展整体格局的影响不是太大。

由于苑囿与农业争地，武帝时司马相如奏《游猎赋》云：“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隕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此盖司马相如假献赋以讽武帝，望其开放苑囿，以救济无地可耕的农民。武帝死后罢苑呼声更高。《盐铁论·园池》记文学之言：“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先帝之开苑囿、池篽，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臬。田野辟，麻臬治，则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事实上，西汉晚期不时亦有开苑囿以赋贫民令得耕种的记载。《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櫛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初元二年“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櫛池田假与贫民”；《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秋，罢太子博望苑”。但这些罢苑行动的规模都不是太大，特别是上林苑、甘泉苑等大苑囿，终西汉之世都不见有缩小的记载。

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以及关中农业区内部各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与原有基础，可以了解西汉后期关中农业开发的大致格局。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长安一陵邑区作为关中移民的主要分布区，西汉后期人口密度位列全国之冠，因而土地开垦最为彻底。但范围狭窄，能容纳的农业人口有限，故而浮食者多，是工商业而非农业的发达之区。关中东北部面积辽阔，农业生产潜力巨大。不仅本身有兴办大型水利工程的条件，随着关中粮食需求压力的增长，政府更有意加大了对其开发的力度。武帝时期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最终奠定了本区的农业优势地位，使之成为了京师亿万之口最主要的粮仓。西北部是关中开发最早的地区，农业一直比较繁荣。武帝时成国渠、灵轵渠、漳渠的兴建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继续获得发展，不过速度却不如东北部。甘泉苑的兴建也限制了本区农业疆域的扩展。至于关中东南部，秦始皇、汉高祖时的两次移民，对其靠近长安一带的农业生产有所促进。武帝兴建漕渠后，本区的农业生产更有了较大发展。但平原面积狭小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当地农业生产在关中占不了重要地位。关中西南部在武帝时期还一度是整个关中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上林苑兴建后这里的农业经济迅速衰落，地位也一落千丈。纵观关中农业区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的发展，大致有生产重心日益向东北方向倾斜的趋势。西汉后期东部渭北地区是关中最为纯粹的农业区，是关中农业生产的重心；西南部的农耕经济则几乎完全毁灭；西北、东南部的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其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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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M]．东京：不昧堂，1965．

[4]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J]．文博，1994，(1)．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叙事差异；互文性；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情感取向

近一时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以下简称《激情》)是根据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父亲进城》、《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母离婚记》、《父亲离休》等系列作品进行改编的。对其进行文本比较及文化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阐释这一电视剧以及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提供另一思路与角度。

一、三个文本之间互文性的叙事差异

《父亲进城》以父亲石光荣与母亲褚琴之间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展开叙事，基本上采用的是单线索的叙事结构。其他如儿女辈的故事，作者分别用了不足一千字的篇幅展现，只是故事梗概式的介绍。电视剧《激情》对原作进行了极大的丰富与创造，按照时间自然流程纵向展现的男女主人公石光荣与褚琴一生的爱情、生活虽然是作品主线索，但同时也围绕着石光荣与战友、与蘑菇屯乡亲、与部下、与儿女等之间放射状地同时构织了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现了石光荣对待爱情、友情、乡情、亲情等的性格特征与人生态度，蛛网状的立体结构避免了原作单线索表现人物可能出现的单薄问题。几条副线索和主线索之间的关系也被处理得较为自然、和谐，既保持了副线索各自的戏剧张力，又不曾因副线索的发展过度而喧宾夺主。作品中，叙事结构从主线索独立发展(石、褚从相识到结合)到主线索与副线索(几个孩子先后出世、长大)齐头并进，再到石生病后，几个孩子回到家中，主线索与副线索合并于一处，这样的安排又和人物生命自然流程的发展逻辑相一致。这样就在叙事形式与故事内涵之间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既自然随意，又颇具艺术匠心。编导对全剧结构高超的驾驭水准以及娴熟的场面调度保证了该剧叙事节奏的流畅、戏剧冲突的张弛得当。

如果说叙事结构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种媒介本身的特点与要求内在决定的：短篇小说在故事容量上限制较大，而电视连续剧必须以更为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戏剧冲突为依托；两个文本的内在蕴涵与精神实质的差异却不单单是由媒介形式所决定的。原作以平实的笔调叙述了农民出身的我军队高级干部——“父亲”石光荣进城后多少带有捆绑式的爱情生活真相。石光荣的一厢情愿、执著蛮横与褚琴的被动冷漠甚至是仇恨怨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爱结合、无奈相守、婚姻的残破、尴尬与悲剧色彩显露无疑，与电视剧的深情、浪漫大相径庭。

原作在题材的开拓上富于新意，因为像这样细致入微地正面表现我军高级将领爱情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但描写工农干部和小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是有不少先例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如萧也牧于1949年创作的《我们夫妇之间》①，在50年代就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作品最终虽然对工农干部来自知识阶层的妻子进行了热烈的赞美，发自内心地反省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弱点，但由于它直面了不同出身主人公之间的某些本质特征与差异，仍然被认为贬低了工农干部，而受到过严肃批判。《父亲进城》在表现这一问题的立足点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在情感取向上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更深的理解与同情。书中的石光荣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着许多很难让人肯定的东西。这两部作品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景观。借用解构主义批评的说法，“互文”主要是指称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及其复杂关系。它“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②两部作品情感倾向上的差别显然是由写作年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建国时期与当下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显然发生了诸多变化，它必然会投射在具体作家的创作之中，通过叙事者对人物的性格塑造、情感倾向等方面反映出历史、时代、环境与文化的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原作中作者迥异于以前的叙事倾向在电视剧中却获得了根本的修正，在情感与价值判断上再次与上世界50年代的创作遥相呼应，石光荣与《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妻仍然是作者所讴歌礼赞的对象。由此，不难感受到影响我们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变换了表现的方式，《激情》一剧显然摈弃了《我们夫妇之间》在描写上留下的时代印记，把解剖思想、反省自身等外在的政治性转变为更富人情味的当代表述，不再把重点放在思想意识的冲突上，而着力于对他们夫妇之间家庭矛盾、性情性格摩擦的日常生活表现。但曾经的思想倾向仍然以其超时空的力量笼罩着半个世纪后的创作主导意识；另一方面，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小说原作与改编后作品之间的叙事差异，又鲜明地呈现出当下文化环境的内在差异性与异质性存在特征。这样，三个作品面对相同或相近的表现对象采取的不同叙事立场与情感倾向，恰好从互文的横向与纵向的联系上，说明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变迁以及对文艺创作投射的影响。

二、情感道德取向与文化环境力量

两个作品叙事基调上的根本差异是通过大面积的改写得以完成的。石光荣由一个粗鲁蛮横、并不真正懂得爱情的胡子式军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阳刚豪放、有情有义。其中，电视剧删去了他与上司胡麻子为褚琴大打出手、拔枪相见的情节，变为石以吹口哨捉弄胡、两人比饭量等饶有趣味的细节，石的不服输、有才干与孩子气被表现得真率自然。不怎么可爱的胡麻子被改造为一个年轻英武的军官，后来他与石光荣之间的肝胆相照、意气相投如陈年的醇酒绵厚悠长，是剧中塑造石性格的重要一笔。褚琴在原作中耽于幻想、自怨自艾，而又对命运无可奈何。后来竟一度背叛石，与恋人谢枫私下幽会。一生都在怨恨丈夫毁了自己的爱情与前途，一生都没有让“父亲”真正地征服过。在电视剧中褚琴则被塑造为一个忠贞贤淑、吃苦耐劳的典型；谢枫则由原作中有点不可理喻的懦弱、忧郁被改造为一个内心丰富坚强的知识分子形象。谢枫在褚琴结婚后上吊自杀，后在朝鲜战场被流弹打中等情节都在电视剧中得到根本的修改。相爱改成了单相思，自杀改成了来自谢枫充满血性的一声枪响。在朝鲜战场上的舍身炸碉堡则完成了对这个人物塑造的最富光彩的一笔。

另外，副线内容的变动也颇有特色。原作中石林在对越前线死去。石晶则是一个泼辣野蛮、性格暴烈的女人，她既不像电视剧中那般聪慧漂亮、健康勇敢，也没有美好的初恋，更缺乏美满的归宿，粗糙得有些缺乏女人味。石海则敏感病态，爱好文艺，暗恋姐姐。这一切在电视剧中也得到了根本的改造。随着这种对人物性格及其相应情节、动作、语言的调整，小人物的卑微、委琐被英雄气概——崇高、奉献所替代，凡俗人等的软弱、动摇也一变而为美好、高尚的情操。另外，父与子的冲突与对抗，是贯穿在电视文本中的一条相当明晰的线索。作品最终表现的对父亲的回归，不仅是对权威的服从，而且是心悦诚服地认同父亲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理念，特别是结尾小儿子石海——一个温和敏感的男孩子，也入伍奔赴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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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说文本试图对某种生活真相进行揭示，对人性的偏执与软弱、爱情生活中的无奈、隐忍进行描述；那么，电视文本则将这个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无爱婚姻悲剧改写成了一个革命浪漫言情(套用网上的介绍)正剧。尽管媒介形式本身并不先天地决定其本质特点，小说创作中采取大众流行文化的叙事与包装策略比比皆是。电视剧创作中也曾出现过一批如《希波克拉底誓言》、《四世同堂》、《月亮背面》、《一地鸡毛》等纯文艺作品。然而，《激情》一剧对原小说素材采取的修改、加工策略却极有代表性地说明了电视剧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当下文化形态的异质性。它不大可能如小说原作那样去展现我军高级将领的爱情，也不可能如原作去展现压制个人意愿、由行政命令主宰的婚姻悲剧的本来色彩。然而，这显然不是负载着道德教化与精神塑型功能的电视剧流行文化通常的情感价值取向与伦理道德取向。因而，经过改编工作中的大手术，作品就由原来的透视小人物卑微生存际遇并对历史进行反思转变为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言情剧了。它是主流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化环境制约在电视剧改编与创作中的双重投影。

同时，改编中显示的这种唯“美”、唯“善”、唯“浪漫”、唯“激情”的追求，多少压抑了原作中对人性多维度的丰富表现，对人物的塑造向着单一向度发展。在“美好”与“壮烈”中失去了与之相对的“丑恶”、“懦弱”而呈现出某种人为美化的趋向，从而在某些故事段落中不能不显得失真。对石褚爱情浪漫化结局的处理，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原作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捆绑婚姻、权势对爱情的扼杀，对个人意志的打压等等反人性问题的审视。电视剧中谢枫的呼号本来足以构成剧中内在的颠覆与思考而振聋发聩。但对石褚爱情的渲染，却很快淹没了这个声音，也淹没了人们对石褚爱情、婚姻质量可能的质疑：褚琴对石光荣的感情是爱情吗?——自然，媒体大力造势的男女主人公扮演者的戏外戏更加钝化抵消了人们可能进行的思考，而沉浸在这戏里戏外革命言情与浪漫团圆的氛围之中。这一戏里戏外相衔接的高潮正是2002年8月23日晚播出的《同一首歌·艺术人生》节目，人们的沉醉之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当下社会日益为经济驱动力所左右，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情感价值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老年人因为历史时代的制约，情感的荒芜与淡漠显而易见，生活的惯性又让他们欲罢不能，仍然在旧轨道上维系着面目全非的感情。《激情》中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历经旷日持久的对峙、摩擦，最终彼此真正理解。这种从心底流淌的掺杂着岁月苦涩的爱情老歌足以扣响他们心底的琴弦，让情感得以宣泄并获得必要的安慰。石光荣的死而复生所带来的圆满结局又具有某种警示力量。在移情作用的影响下，观众会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忘却烦恼、保持宽容。与此同时，人们也得以规避对历史的反思、对自身命运、性格的检视——这原本就不让人轻松，从而沉醉在一个温馨、感人的白日梦中。审视这部电视剧的情感力量与教化功能，恰恰可以明晰地见出电视剧如同我们“当代的史诗”，通过审美意象、情感力量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也再现了“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想象性关系”。③一方面让传统道德的内在凝聚力作用于观众；另一方面，又与对历史、社会、人性的深度思索保持应有的距离，恰如其分地完成了它所充当的大众媒介的宣传娱乐使命。“电视剧与现实生活之间互相渗透、互相混淆、互相模仿”的情形在此得到了再一次印证。

电视文本中对父子冲突的表现也是主流通俗剧文化观念的有力说明。在亲情的感召下，子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各自对人生可能的多元化抉择。这是为大众伦理观念所认可的，“顺”即是孝的别解，无论是石林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还是石海的人生选择，都首先是符合父亲意愿的好儿子；同时，这个父亲又是为主导文化所肯定的，是传统、秩序与理想的化身。回归父亲，让父亲满意，也就是向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与秩序的回归。这样叙事就以隐喻的方式，透露了作品的情感立场与价值取向，与新时期小说、影像叙事中子辈对父辈的挑战、抗争与超越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者的作品中，子辈常常是要克服伦理道德与血亲情感的力量，最终听从新生活的召唤。比如《人生》、《老井》等等。《激情》则明显代表了相反的情感价值取向，是子辈向父辈抒发的由衷的敬服心曲。

三、微观真实与宏观虚幻的巨大反差

在这些添加的叙事段落中，叙事策略上存在着一个极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微观真实与宏观虚幻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作品展现的人物近40年的生活里程，恰好与建国前后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知青上山下乡、打倒“”、改革开放等有关，但除了对抗美援朝等事件进行了正面表现以外，对其他历史事件与人物行为、命运之间的关系明显回避着。只把历史作为一个模糊的远景放置在人物活动的舞台深处，同时几乎找不到当代史上各个历史阶段文艺、影像进行的所谓宏大叙事。这样人物命运的变化、人物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与历史时代产生了疏离感、断裂感。比如，表现石光荣与石林之间的父子冲突，作品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前后，仅仅将其处理为父子间在择业问题、对待磨炼意志品质问题的冲突；由于单纯强调石光荣对军队生活的痴迷与热爱，割裂了人物性格行为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就在把人物塑造推向鲜明个性化的同时，失去了通过人物性格行为折射历史社会的时代蕴涵，造成了生活细节的真实与宏观情境的虚幻之间的反差，使人物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处于不大平衡的态势之中。

石林参军后在部队锻炼的表现以及石晶热情浪漫、富于诗意的部队生活也多多少少抽离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不大经得起现实主义创作准则的审视。尽管编导、演员都赋予了作品人物过人的光彩与个性，还是很难让人真正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实感。对警卫员小伍子在中受冲击的描写，也避开了正面表现，石的思想情感显得模糊暖昧，简单地将其处理为保护、调整与重返阵地的过程。石光荣一家与蘑菇屯乡亲的故事很可能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或前后，但编导者更明显地绕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把它编写为家长里短的夫妻打闹，通过展示城乡矛盾、性格冲突这一超历史的家庭纠葛的同时，在孩子们充满谐趣的“一个老藤结三个瓜”的童谣中将真实的历史面目遮蔽并有意淡化了。于是，人们在分享石、褚家庭冲突的烦恼与趣味的同时，完成了对沉重过往的遗忘、超越与消费。电视剧中的故事结束在建国35周年之际，这一安排颇具深意，这样可以自然地让作品收束在一个辉煌、热烈的场景之中，同时在叙事上呼应了作品开篇，对表现人物心理、情感极其有力。同时，它又自然地规避了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诸多现实尴尬，如军队经商、高干子弟腐败等问题，只将一个美好、光明的画面定格在观众心中，再次绕开了对问题的发现与批判。

9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就是不再像当代史上文艺作品中展示的宏大叙事那样去表现历史，世俗化、平民化的创作倾向成为主流，在赢得生活实感的同时，剥离了宏大叙事拥有的历史重量与丰实。它反映了创作者身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以及遵循市场法则的大众文化彼此交织、影响的文化环境里，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创作心态，这就是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可能地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主导心态的左右下，一切可能引发争议的对历史的反思与评价就都尽可能地被淡而化之，而把焦点集中在故事的亲和力、可视性与趣味性上。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电视剧在戏剧冲突的组织上、在生活细节的设置方面较为成功，但也存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晚年的石光荣与褚琴之间的对峙、厌烦在电视剧中一再表现，如褚琴嫌石给菜浇大粪，在屋里也戴口罩，两人开始分居。在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时，老战友胡、柳夫妇的到来，一席话让石茅塞顿开，随后行动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人感到颇突兀；剧中，石林十八年不回家也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石晶与旧日恋人胡达凯的火车相遇，尽管演员的表演都相当自然，细节设计得生动感人。但是，手法却仍然逃不脱传统说书的“说曹操，曹操到”的窠臼，缺乏生活逻辑链条发展的必然性：一个女人会用七年的生命等待一个人，却从不去寻找打听，而只能傻傻地等着编导安排的火车一遇，方可投身新的生活?随后，成子路遇逃犯，两人英勇配合，石晶终于投入男友的怀抱，则更是草率糊涂得只能借助于无巧不成书来给人物安排归宿了。然而，这一结局又与石、褚爱情的完满同样显示了言情剧大团圆的模式特征。

注释：

①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版。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6

学者戴维o刘易斯曾经用仪器测量过大脑对电视幽默广告的反映。生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笑或微笑时，压缩的血管使更多的血液被挤入大脑，从而使大脑分泌内啡太，产生良好情绪，使受众心情舒畅，从而让人们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产品。研究同时显示，喜剧情节对大脑的效果与催眠很相似，在这种状态中，受众的注意力变得相当精准，热烈。因此幽默的广告最容易给人们灌输品牌意识。05年6月法国著名雷诺（Renault）汽车广告中，车库里的雷诺车异现成了一只活泼的宠物狗，那摇着后雨刷器的尾巴令观众忍俊不禁，拍案叫绝；好乐门（Hellmann）蛋黄酱的广告中，一个送丧人本应在葬礼上致悼辞，他却抱怨没有蛋黄酱，令人捧腹而笑。

其实国内的幽默广告历史也很早，不少人还记得数年前被人们传颂一时双汇火腿肠广告中，冯巩和葛优的一句经典对白：还想葛玲吗？葛玲是谁？。但是时至今日，似乎国内的广告创作大军并没有将幽默的火花发扬下去。事实上，幽默的用途遍布各个领域，这是它令广告上垂青的一大原因。广告心理学家戴维o刘易斯（DavidLewis）认为，幽默被惊人地用于众多领域。幽默是一把锋利的利器，广告商可以用它瞄准严格确定的人口群体和态度群体；又因它的普遍性，可以作为万金油，对每个人都讨巧。国际广告奖评委会经常奖励带有洗手间幽默感（lavatorialhumour）的广告，这一事实也助长了广告业内的一种看法——幽默是赢得眼球经济的途径。幽默在很多时候是共通共享的，但却很少有像英国人那样广泛应用幽默。三年前，⒐俅笱В║niversityofLuton）一项研究发现，近90%的英国啤酒广告运用了幽默手法。相比之下，荷兰和德国的同类啤酒广告只分别占三成和一成。英国人对幽默的依赖反映出该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化未必能完全被国内的人所理解，就好像一些英式幽默的肥皂剧拿到国内却令观众不知所云。

广告中的幽默盛行是英国民族文化中压抑的情感反应。对比其他西方国家，本土的英国人更倾向于抑制情感和自我贬低，并认为喜怒形于色是粗鲁的表现。在表达多样的情绪方面，美国等其他国家更为开放。美国广告中以情感为主题的广告范围就要比英国宽得多，他们广泛表达欢乐、爱情、雄心和欲望，这种方式是英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作家兼传播学者保罗o托维认为，英国人对销售的反感是幽默盛行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德国一类的重工业国家，由于崇尚工程的传统，人们可以直接了当地谈论产品质量和营销。与此相反，英国社会讲求万事平衡的闲散风格使人们更重视业余精神。英国电视广告的幽默便是以一种看似不在卖东西的方式，达到销售的目的。幽默和搞笑是有区别。相比那些情感宣泄的搞笑闹剧来说，幽默的手法更为含蓄。英国人习惯借用幽默来掩饰真实感受，因此英式的广告幽默便是静中取胜，创意里出彩。英国最大的Tesco连锁超市广告《主妇篇中》，借用一位十分幽默的吹毛求疵的老大妈来体现企业对细节的关注；某银行的信用卡广告，用一个白领摇摇晃晃的走钢丝来暗喻普通人日常经济开支的不堪重负，而当使用该信用卡后，白领在钢丝上便感觉如走平川。

一段优秀的幽默广告往往被人们竞相传颂，因此它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不同群体的人笑成一片，这是在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著名影星范伟为万通筋骨片做的广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已经成为京城酒席，聚会上的一句经典的打诨话。这也反映出广告商的水准：要诙谐风趣，就一定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关心外界的变化。只有在讲幽默的人意识到观众的存在及观众的反应时，那才是一个上乘的玩笑或真正有趣的广告潜台词。

英式的幽默并不是在每个消费领域都适合。英国电视广告人普遍认为，美容产品和汽车产品的市场虽大，但几乎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严肃，因为人类健康和安全不是一个开玩笑之事。大体上来说，幽默在无关大旨的零散产品上效果最好，如糖果、酒类和儿童产品，日用品等。作为销售工具，幽默也是各有利弊。一方面，它是拉近与消费者距离的最佳方法；另一方面，当幽默出了偏差时，它会对品牌造成极大的间接伤害（collateralinjury）。当目标观众认为你的广告令人捧腹不止时，其他群体极有可能意见相左。针对那些热衷于为品牌创造一种年轻气盛的啤酒广告商来说，尤其有这种危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伤害妇女和老年观众的感情。连锁超市Sainsbury在它1998年播出的广告中起用了著名主持人约翰o克里斯（JohnCleese）。广告中，这位明星通过麦克风冲着企业员工大声疾呼该企业的口号——大声疾呼的价值，却不想这个创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企业员工的感情，并疏远了现有客户。后来，Sainsbury宣布其业绩不良时，这则幽默广告被视为是宣传不当的原因之一。另外，广告幽默还存在脱离品牌化的危险，观众时常会记住笑话却忘了品牌。为了保险起见，一些名牌产品如欧莱雅，CK，NIKE，奥迪等索性只打品味牌，彻底放弃对幽默的冒险使用。

中西方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仁义为核心衍生出一个自成系统价值系统，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从脑白金到酒类，手机，牙膏洗衣机，洗衣粉，使其朝着融教育性与宣传性，娱乐性之中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国内电视广告的一个重要创作特性是讲究感性诉求。感性诉求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社会和心里需求有关，许多消费者支持其购买决策的动机都是感性的，在进行购买决策时，他们对品牌的感觉可能比对这种品牌的特征或属性的了解更为重要。许多广告主在销售那些与竞争无重大差异的品牌时，既然理性的差异难于辨认，吸引消费者情感方面的诉求就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国内电视广告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奶《光明牛奶》三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

中国广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群体的共性观念：强调整体，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而西方广告则反映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主体作用，重个性的张扬。从美学的典型理论角度上看，强调个性化的典型观是由类型化的典型观发展而来，效果自然要胜于后者。不妨还以酒类广告为例，国内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具有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的共性。而英国酒类产品的广告创意则颇具个性，几乎每条广告都大相径庭。MONDARIZ.电视广告中，一个年轻人酒后醒来洗漱时，吃惊地发现耳朵和身上被别人趁醉穿了很多金属环，然后出现广告语：不想喝得太醉，应该选择MONDARIZ.。显然，这则广告暗示其产品MONDARIZ.是一种个性较温和的酒，即使贪杯也不会大醉。中国广告语幅较长（highcontext），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英国广告通常比较客观，广告语精短，强调语言的精准，概括以及画面造型语言的推理和联想，因而理性的成分要偏多，整个广告多为一段有所寓意的画面作铺垫，最后给出画龙点睛般的广告语。我们先来看一则欧美的牛奶广告。首先出现的是牛奶挤到铁桶的画面和声音，然后镜头不断上移，令人意外的是出现的不是奶牛而是一只手在挤盒装牛奶，以此来比喻该品牌的牛奶非常新鲜。另一个广告是关于Begott奶油的，画面上首先出现的是陆续走过草地的一队奶牛，接着迎面又走过另一队奶牛。然后广告语奶油加工厂的交接班，画外音我们的奶油来自自然这则广告观众稍加一定的逻辑推断与抽象联想即可以得出产品新鲜自然的结论。

东西方在电视广告领域的差异与西方和中国传统美学上的主要差异——即写实（再现）与写意（表现）的差异不谋而合。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再来看一则典型的画面语言讲故事的西方广告语。一辆运送旧家具的车停在一栋房子楼下，二楼的窗户不断有旧家具扔在车上。搬家具的车开走后，另外一辆小汽车开到楼下碰巧停在那扇窗楼下。开车人下车没走几部，从窗内又扔出一个旧沙发将他的车顶砸烂。这是出现一个名为store-brand保险公司的广告语：lifeisfullofsurprise.（生活中充满了意外的事情）。总体来讲，中文是螺旋式的，最后切题；而西方文字在语篇方面是直线型的，直切主题。这便是中西方文化在电视语言造型方面的一个显著差异。

其实，无论西方还是国内的电视广告创意都应以视觉效果为终极追求目标。视和听是电视所具有的两个功能，电视以视为主，主要靠画面语言来表现内容，听仅是看的辅助手段，那些尚未摆脱广播影响，一味凭借感性解说词来生存的电视广告是很难打下烙印的。因此，电视广告在创作时，必须以画面造型语言效果为中心，通过画面语言讲述故事。笔者认为，在摄制电视广告时，以画面语言效果为设计制作的落脚点，才是成功的关键。

大家熟悉的美国麦当劳广告baby篇，摇篮中baby摇前摇后的笑与哭，突出强烈的品牌意识。英国的一则数码相机广告中，没有出现类似国内广播广告一样的口述介绍防震特殊性能的方法。该广告的内容如下：一个仅穿着短裤的可怜虫在冬天的雪地里被黑社会胁迫着给一家人照相，于是哆嗦着双手拍下照片。冬天的雪地十分寒冷，可怜虫仅仅穿了一条内裤，而见到黑社会自然还有心里恐惧——这样情形下，照片效果却清晰无比，相机的防震性能不言而喻。国内广告也有一些用画面语言叙述的典型。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始终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整个广告没有语言的强行推销，也没有产品的招摇过市，画面内容并无特殊性，镜头只有一个，但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却很有创意，让人觉得简单而有趣，接受起来就很容易。

西方电视广告的创意特点是常用反说法和异现法，在介绍产品的性能时，国内广告往往使用正面虚设为主的手法，不善于正话反说，直话曲说，言此意彼的方法。国外这种手法的例子举不胜举，英国著名StellaArtois啤酒广告靠着机智和大笔生产预算，在宣传品牌时将其定位为保证很贵，以此加深观众对产品质量的信赖；美国不粘锅广告，只在画面上显示煎鸡蛋在锅中流通汁液到成形的全过程，最后一个画面是此锅的商标。画外音讲：这种最好的不粘锅，只能粘住银石商标。

异现法是广告制作者应以丰富的联想为构思想象的前提，打破常规思维，创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广告语言。如啤酒广告，国内以亲友聚会和喝夸为主，语言不够含蓄，缺少新鲜感，而英国某品牌啤酒广告用网球球童不间断的来回往返跑（像网球比赛快速取球一样）取空瓶来引出该品牌啤酒在酒吧的盛行。英国非常有名的一则公益广告里，画面上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孩在玩许多玩具，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开始玩刀子，最后居然把刀子放到嘴里……紧接着画面推出字幕——吸毒等于自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动物和儿童是经常出现在西方电视广告中的，这也是异现法的延伸。80年代中期美国广告界曾经被人们称为狗的天堂，今天四足类动物和儿童在广告中仍然非常频繁的出现，画面上天真稚嫩的动物和儿童被许多人认为是吸引观众眼球的有力武器。

电视广告应该重艺术性还是社会性？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虽然大众传播的属性使电视广告主要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但优秀的广告作品却往往都具有艺术性。艺术品是人类的记忆，其价值尺度必然反映着人类的价值发展，但反过来过度的艺术性又会湮灭传播的途径。电视广告的艺术性必须在非艺术假定或者说社会性的前提下来拓展空间，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换句话说：既要观众看得懂，又要新奇，上口。好比国内的脑白金广告，尽管它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但是销售业绩是明摆着的。而评价一则广告成功与否，最过硬的标准当然不是其艺术性，而只能是其推销能力。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总是能站在更高的文化战略高度，在电视广告中推销自己，宣传自己。电视广告作为一种承载文化的媒介，在宣传商品和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是所谓先做人，后做商。这种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的独特文化形态。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注重的就是企业的品牌和文化责任，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哈药之后，哈药才打出自己的商品广告。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7

如何实现消费者体验的差异化呢？设计师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具备精湛的行业知识，拥有不断创新的能力。中国家具行业缺的就是这种由信息知识和创新思想组合出来的创造力。本文以铟琦诚的产品差异化策略为例，对差异化策略加以具体说明。

差异化的起点

家具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产品的设计，所以，原创产品对于优秀公司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铟琦诚的原创性选择了从两个方面来区分于其他家具企业：产品风格设计和技术难度的优势保持。特色的产品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样自然也就跳出了价格战的泥潭;技术含量方面主要突出了铟琦诚的特色，以工艺性的产品，通过实用性的展示，以达到差异性的效果。

独特的产品风格

营销界内有一名词叫差异化营销，引用到家具设计之中就是差异化设计，引用到产品研发之中，就是产品的差异化策略。产品向多元化、差异化方向发展。独特的外观，是标新立异的基础，公司产品的开发带有强烈铟琦诚特色，并不断延续和发展。款式不断更新，特色一直保持，各类家具的整体配套性做得恰如其分，铟琦诚在软体家具领域不断创造适合自己的天空。

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核心技术的差异化

沙发中木材的装饰是铟琦诚产品的一大独特亮点，但木材的变形和开裂是很多公司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铟琦诚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在硬件设备和工艺流程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现在木材的处理工艺是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南北气候的差异以及客户的独特要求。

铟琦诚的产品特色还体现在沙发扶手的木装饰上，大量采用雕刻的手法对沙发进行独特的装饰。手工雕刻是提升木材及沙发品质、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价格的重要环节。铟琦诚拥有多名具有十年以上雕刻经验的技术工人。雕刻让沙发在造型上具有丰富的内涵，经过精雕细刻的打造，最终用凝固的语言表达出对生活的理解，对独特设计的态度，产品由此变成了艺术品。

油漆对于木材来说，相当于衣服对于人的作用，所谓“人靠衣装，家具靠涂装”。油漆工艺的好坏直接影响木材的表现效果。铟琦诚通过两个方面来做好木材的“衣服”：一是物的方面，二是人的方面。物的一方包括无尘喷房、恒温烘干房等，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产品的好坏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所以油漆技工的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公司对于人员的培养和稳定作了很大的努力。人员的稳定保障了油漆质量的稳定，最终的表现就是铟琦诚产品质量的稳定。

差异化的品质保证：质量年活动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天型山水园；人型山水园；池泉园；人本与神本；回游；舟游；心游；内陆意识与崇海情结

Abstract:TheChineseandJapaneseclassicalgardensbelongtotheEastGardensystem,differentfromthegardensofEuropeandWesternAsia.JapanesegardenstronglyinfluencedbyChinesegarden,betweenthetwo,therearemanysimilarities.However,afterJapan''''slong-termhistoricalfilteranddigestion,andgraduallyformthecharactertraitsofJapanesecultureofgardenart,differentfromtheChinesegardeninmanyareas.Inthispaper,Itrytocomparethedifferencebetweentheirdistinctivecharacteristics,andtoanalyzetheunderlyingcauses.

Keywords:naturallandscapegarden,human-landscapegarden;pondandspringwatergardon;Godandthepeopleofnature;returntour;boattour;hearttour;inlandconsciousnessandseaconsciousness

中国和日本古典园林同属于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园林，西亚，欧洲）的东方园林体系。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在认识、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向自然索取。日本园林是在中国园林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日本园林方面的体现。然而，日本在受中国文化长期熏染和渗透的过程中，也不断经过自身的历史过滤和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下面就两国古典园林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作出比较和分析，并就其成因进行探究。

首先，中日两国园林按类型所属，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中国偏重于皇家和私家园林，宗教园林最弱；而日本偏重于寺院和私家园林。中国皇家园林，如现存的西苑、颐和园（图1）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般地处中原或北方，位高权重，显得庄重典雅、华贵大方。面积规模大，山体高耸，水面开阔，轴线明显，建筑呈现北方风格，屋角起翘小，屋面琉璃瓦多，木构彩画多。私家园林的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味浓厚，山体矮小，水面狭窄，建筑体量小，屋角起翘大(图2)。中国的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多为佛家的寺院园林和道家的道观园林。在表达上，较少体现宗教意义，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以儒、道、佛结合的特征。江南的寺观园林更多地表现文人的诗情画意，只是通过宗教建筑、香火、香客以及宗教活动来突出其宗教性质。而日本的宗教园林独立于皇家和私家园林，风格明显，讲究禅思枯意，佛意浓厚。靠园林本身塑造宗教园林的形象和气氛，不同于中国的宗教园林。

第二，从布局形式看，中日两国园林都是自然山水园。但中国园林偏重山性，而日本园林偏向水性。中国园必有山，园可无岛，而日本园必有岛。从园林的构图看，中日园林皆以向心式构图与西方园林规则式形成对比。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别：中国园林轴线明显，视觉中心较强，而日本园林的轴线较弱，平面中心意识较强。中国皇家园林和寺院园林受轴线影响较深，私家园林受中心思想影响较小。皇家园林服从于城市规划轴线，处于城市宫殿区的北面节点，一般在轴线的后部。而园林本身也呈现出轴线的关系，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轴线是北宫门、后湖买卖街、须弥灵境、佛香阁、大报恩寺、南湖岛、凤凰墩（图3）。日本园林早期受轴线思想影响深，后期受中心思想影响较深。早期的轴线式园林称为寝殿造园林和净土园林。轴线从南到北依次为堆山—园池—桥—中岛—桥—中岛—桥—广庭—寝殿—后庭。（图4）中世后的弱轴线或无轴线园林如西芳寺园、天龙寺园、妙心寺园等，有些连轴线对位关系都没有了，如皇家的桂离宫。(图5)此论文由流星毕业论文免费提供网址

第三，从天人关系来看，中日园林共同定位于山水园，但两者存在着差别，中国的山水园偏向“人型”，而日本园林偏向“天型”。所谓人型山水园，是指山水园的构成要素中，在天人关系上偏重于人力和人文两种人的因素。

日本古典园林，以山水为骨干的池泉园林一直贯穿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之中，表现天地成分的山、水、林、石一直是园林的重点。树木的用量远远超过中国园林，使得日本园林显出天然野趣。在置石上，多用伏石，表明臣服于天的思想。建筑多用草顶原木，不加雕饰，极尽自然之能事。（图6）

从园林的构成要素和布局特点来看，中国园林的园林建筑较多密度较大，体量较大，装饰多而华丽，表明人力的伟大；日本园林的园林建筑较少，密度较低，表明人力的弱小。在山水方面，中国园林人工假山高大，人工湖宽阔，人工味浓厚(图7、8、9)；日本园林假山低矮，人工水面小，人工味淡，自然味浓（图10）。正如园林界大师陈从周先生所说：“中国园林是人工之中见自然，日本园林是自然之中见人工。”

第四，从园林意境看，中国园林“崇文”，而日本园林“尚武”。

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便参与造园。到了隋唐宋，文人进一步在园林中施展才华，在园林镌刻文人烙印的程度不断加深，文人的写意山水园在这一时代成为了主流。文人直接参与园林创作成为普遍的现象，文人的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三门艺术达到了一体化的境界。到了元、明、清，园林往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得更进一步。这一时期的江南文人辈出，加上得天独厚的水利气候条件，为其园林成就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而日本园林却充满着武力和杀气。自镰仓幕府之后，日本进入了近千年的武士统治。这一时期诞生的石庭面积狭窄，常常是满庭白砂，一无生物，令置身其中的人始终绷紧神经，如身临战场一般。（图12）而大名园林更是让人感受到日本园林尚武的气氛。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名园林中普遍建筑有马场和射箭场，成为训练武术、展示武功的场所。

最后，从游览方式看，中日两国园林都有动观和静观。中国园林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陈从周在《说园》中说过，园有动观与静观之分，小园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大园则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日本真山水园以动观为主，枯山水园林和茶庭则以静观为主，三者结合的园林则动静结合。

中国园林以回游型为主，日本园林则是舟游为主。中国园林不论大小，自古以来都以回游为主，只在大园中兼用舟游，就算是巨大的湖区，如颐和园的昆明湖，仍采用回游和舟游结合的方式。而日本园林自古以舟游为主，只是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发展了回游方式。像桂离宫，所有岛屿和陆地用路桥相连，以利回游；在陆上和岛上有许多茶室可供坐观；乘舟进入湖中也可舟游（图5）。

中国园林的建筑和景点多，适于用园路串联或并联，适于回游的形式。而日本园林的景点不多，且池岛为主，适于舟游式。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园林独特的心游（神游）方式，日本枯山水到室町时代红极一时，赏景不需身动，只要静坐三思即可把园景纳入到心中天地，即所谓的“心游”。

以上简单谈了中日两国古典园林的相似处和不同处，那么，形成二者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从两国地理环境来看，中国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古代，中国的四周都有天然屏障，而在大陆内部则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中国辽阔的内陆，为民族生存、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宽阔的活动舞台。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四面环海，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气侯恶劣，有“火山国”和“地震国”之称。

两国地理环境的天壤之别，形成了中国的“内陆意识”与日本的“崇海”情结。虽然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域，但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对海洋始终有种敬畏心理，甚至恐海心理。因此，中国园林也表现出若干恐海心理。中国园林中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海中三神山，其实这些“海”实际都是湖泊。即使有表现“海”情结的，其表现的旨意也已不在海，而旨在表现其“志”和某种情趣。而日本园林则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大海是日本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本人将对大海的深情物化在园林中，仿造海景一直是日本园林的主题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园林多为池泉园，凡园必有岛，以舟游为主的特点。枯山水园林出现后，替代池泉式园林中的池泉，直接象征茫茫的大海。

第二，从中日社会政治结构来看，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作为文化传统核心的古代哲学，深刻影响并建构了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中国自古以来采取的是“文制”，重视“礼乐”的熏陶教化和情感抒发。作为园林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高雅文化，以“文”取士，使中国成为一个“诗”的国家，具备“画境文心”，并容纳了完备的士大夫文化艺术体系。造园艺术家们往往以诗文形式作出概括，再仔细地推敲山水、亭榭、花木等每个具体景点的布置，他们追求的是“境若与诗文相融洽”。正因为是揣摩诗意构园，所以园林各景区意境也就具有寓意深远的诗文意境，且与该园主题相互辉映。中国的园林如同山水诗、山水画，蕴含着浓浓的诗意。

日本天皇在镰仓以前，是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的独裁者，镰仓时代开始，天皇和贵族大权旁落到他们的保镖手中，日本从此变成一个由武夫统治的社会。在镰仓以后，始终是武士掌权，文化打上了鲜明的武家色彩，被称为“武治”，而日本自从足利将军开创镰仓幕府到德川将军建立的江户幕府灭亡，经历了近千年的武士统治。靠征伐厮杀而诞生的历代武士政权所推崇的武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这一时期产生的石庭和大名园林正是如此，披上了浓厚的尚武色彩，甚至杀伐之气。这也解释了前文所述的中日两国园林意境上体现的“崇文”和“尚武”。

在宗教信仰上，事实上，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皆趋重现世的物质的实利主义和自己主义。宗教在中国政治机制中始终处于从属皇权的地位，其作用是肯定皇权的合理性。因此中国的寺庙园林形似私家园林。而佛教在日本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受皇室和贵族的推崇，始终处在国教的特殊地位，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日本古代寺庙园林的发达也与寺庙特定的文化地位相关。古代的日本，寺庙是大陆文化引进、展示、传播中心，也是日本文化重要的建设基地。

第三，从两国对待神和人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中国园林体现了强烈的人本精神，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创造的是最佳的生态环境。而日本则是“神本”，日本园林反映了日本人对大自然虔诚的敬畏心理和远距离欣赏的审美习惯，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小我意识”，这层心理障碍，将人与大自然隔开，从而也淡化了人与大自然平等相处的亲和关系。出于传统的“人本”精神，中国古典园林创造了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生存环境。园内追求顺应自然，着力显示纯自然的天成之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正如前文所述，一个是人型山水园，一个是天型山水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古典园林虽然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因为毕竟是同根所生；但在这众多看似相同的地方，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差异，因为毕竟两国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人生观世界观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日两国园林的差异还有许多，本论文因篇幅原因，只谈了以上几点，望谅解。

参考文献：

[1]曹林娣，许金生.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9.

[2]刘庭风.中日古典园林比较.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7.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媒介生态；比较；灾难新闻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及西方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迅速全面的反应。相比较而言，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则显得冷静、沉稳、谨慎。这种反差出现的原因，除了国家、民族、文化、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宏观差异之外，也有中美主流媒体在新闻理论、传播观念、运营机制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媒介生态”（mediaecology）差异。

所谓生态，它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借用生态学中有关“相互关联制约”的机理和相关性的系统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界定为某一特定时代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媒介生态包含诸多因素，主要是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形态和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方面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等。

为了更好地研究中西媒介生态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简单地分解为价值取向、媒介性质定位、调控机制、文化心理4个小单元，把中西主流媒体对“9·11”事件的灾难新闻报道作为样本放在其中进行比较分析，“人们期待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提高依照这种规律传递新闻的自觉性，同时又努力寻找中外新闻传播运作中不同做法及特点，发现自己或对方的优点，坚持下去，或把人家好的做法拿过来，为我所用；看到自己或对方的缺陷，克服扬弃或引以为鉴。”①

价值取向

新闻不是单纯客观的信息，它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传播者的活动，必然包含着人的理性认知和主观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又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中的价值是一个属于哲学层面的普遍概念，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某种有用性，或是对主体的需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既包括信息（客体）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如“五个W”），也包括传播者（主体）的社会背景、知识体系、文化品位等个人因素，还包括媒体所代表或追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同一客体（未经加工的原始信息）对不同主体（传播者和媒体）的有用性是不一样的，对不同主体的需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中西媒体的价值取向必然也有各自的特点。

“9·11”恐怖袭击这样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对中国新闻传媒还是西方新闻传媒而言，无疑都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但是在认识灾难新闻的“有用性”的价值取向上，中西却有着不同的标准与尺度。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认为：“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②西方历来重视灾难新闻的报道，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西方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涉及负面影响等等。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在

“9·11”事件的现场直播中，美国的FOX、CNN等电视台播放了逃难者从高达110层的世贸中心高楼上跳下逃生的镜头。这给所有电视观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西方传媒“很懂得新闻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价值”，③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发行量和收视（听）率，获得最大利润，他们在进行灾难新闻报道时，往往将“空前绝后”、“耸人听闻”之类的现象和事件作为报道的重点，以此来冲击和刺激受众的感知神经。而“9·11”事件的现场直播如同一部好莱坞的灾难恐怖大片，其所具有的受人关注程度正好符合西方传媒这种追求“异乎寻常的感觉”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过于血腥残忍的报道有时也会超出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美国民众昼夜排队献血，全体国会议员在关闭的国会山前齐唱《上帝保佑美国》，警察和消防队员救援受难者和坠毁飞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以保护白宫等非常具有人情味和正面意义的报道。

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舆论导向原则，把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题材内容上的特殊性导致了新闻报道中价值取向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一种道德教化的追求，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现在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负面报道包括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并开始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仍然在主流媒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一些对“人祸”的灾难新闻报道中尤其如此。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一些学者认为新闻除了新闻价值外，还具有政治价值、信息价值、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新闻价值是基本的、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④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还要考虑其他价值尤其是政治价值（即宣传价值）的要求。这个观念在灾难新闻的价值取向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媒介性质定位

在生态学研究中，生态学家用“链”这一概念形象地描述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依存的关系。在媒介生态中，这种链式结构也是存在的。价值取向就直接影响着媒介对自身性质的定位。

20世纪初报业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新闻传媒完全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因此，西方媒体是以为投资者占领媒介市场、获取最大利润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的。在追求经济意义的同时，媒体也将追求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作为其价值取向的要素。从担负的功能而言，西方媒体首先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下的私营企业，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营；另一方面它还具有社会功能，“既有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作用，又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的功能。由此而引申出西方媒体普遍将自己的性质定位于“超党派的、大众化的、独立的（最大限度地扩大受众群）社会公器（社会功能）”。⑤

这种定位直接反映到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活动之中。在“9·11”事件的灾难新闻报道中，西方媒体一方面极尽追逐信息、报道动态和分析猜测之能事（即所谓的“深度报道+狗仔队”），另一方面也注重对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保护和宣扬。这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支持美国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是把马克思、列宁和等革命领袖的新闻理论作为其功能定位的基础和出发点。“喉舌论”在中国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新闻的商品性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因此，在这种现实环境之中，中国新闻媒体把自己的性质定位于“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对“9·11”事件的报道上，中国的主流媒体一方面很节制地进行重要的动态新闻和事态发展的报道，另一方面及时报道我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的表态（江主席致电布问、朱邦造的简短讲话、对驻美中资机构和学生等深表关心等）。中国主流媒体保持了其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一贯的沉稳和谨慎，不炒作，不渲染，也没有某些西方媒体不负责任的对事实真相、伤亡人数的猜测性报道。（西方媒体曾估计世贸中心的伤亡人数在5万左右，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个数字被大大夸大了。）同时，中国主流媒体还对美国招致恐怖袭击的深层次原因作了一些分析报道。中新社记者徐德金9月11日发回的《“9·11”：悲惨美国》中谈到：“经过此役，该是美国重新认真审视自身的时候，尤其是要反思它的全球战略了。”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着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其反应的谨慎沉稳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新闻媒体在报道这种重大事件时，经常要把自身摆到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利益博弈的大棋局之中，这是中国新闻媒体性质的定位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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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机制

媒介性质定位也影响到调控机制。良好、有效、适当的调控能使新闻传媒成为社会的“减压阀”。任何国家对新闻传媒的调控都从未放松过，但中外在调控机制上也有相当的差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新闻法制比较完备，因此其调控机制都是以法律调控为主。但其政府调控的影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从这次“9·11”事件的灾难新闻报道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加入了只发出一种声音的“大合唱”。美国政府的调控手段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政府和政党难以直接操纵媒体，但政府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对新闻传播的若干环节施加影响，对不符合其政治利益的媒体施加压力。政府拥有庞大的公关网络，能够控制公务信息，并通过新闻会等形式控制信息的流动。美国在这次对“9·11”事件的报道中的表现使人对其标榜的新闻自由有了新的认识。10月1日美国政府所属的美国之音电台台长惠特沃恩以及国际广播局局长被撤销职务，原因是美国之音不顾美国国务院官员警告，于较早前播出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袖奥马尔的专访。我们再看看美国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同样可以说明问题。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8日披露，自从9月11日之后，已有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因批评布什总统或发表不同意见而遭到白宫或国务院发言人批评，在官方压力之下，有的记者甚至因此丢了饭碗。

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委主管新闻传媒的调控机制，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及通过一系列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实施统一的新闻传媒调控。对“9·11”恐怖袭击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各大媒体在进行必须的动态报道之外一般都把目光投向中国政府的反应、中资机构和有关在美人员伤亡情况等等，其所表现出的冷静与沉稳明显是按照制定的统一方针和口径来客观适度地进行报道的结果。这种调控机制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滥用新闻自由，防止传媒运作陷入无政府状态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有时正常的信息流动也受到影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调控机制有望在法制的轨道上更加完善和有效。

文化环境

生态系统都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媒介生态亦是如此，其外部环境一般由一定时代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等构成。而其中的文化环境又是最具有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因素。这里着重对媒介生态的文化环境进行考察。

2001年9月11日，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在《福布斯》杂志10月号的社论中写道：“这起针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恐怖事件是对西方文明价值观和准则的全面进攻。”所谓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就是以“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注重个体独立、个性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存在。同时，古希腊“酒神”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和《圣经》宗教文化中的“赎罪”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美国总统布什9月20日在国会发表的电视讲话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心理：

“我们在救援人员的顽强和不知疲倦的工作中看到了美国人民的这种精神；我们看到了飘扬的旗帜、燃烧的烛光、献血的民众以及祈祷中的人们，无论他们是用英语、希伯来语还是阿拉伯语在为美国祈祷。我们看到了民众相互关爱，无私捐助，他们把陌生人的悲痛当成自己的痛苦。”

在西方媒体的灾难新闻报道中更能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折射。西方传媒的报道注重仔细描摹事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怜悯。西方灾难新闻注重表现灾难到来的惨剧、遇难家属的痛苦、悲剧发生的处境和进行斗争的勇气，使受众正视现实社会的负面，自觉接受灾难的挑战，在奋斗与超越的过程中体会人生的价值。

中国的文化传统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道德精神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和谐”，就是把两个对立、具有很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事物融合或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和合”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追求团圆、完满、平和。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具有强烈冲突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的灾难自然会被视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灾难新闻报道也不符合中国主流媒体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团结稳定鼓劲”的正面宣传方针，这也是与中国受众的传统心理承受能力有很大联系的。而在政治文化心理方面，中国长期奉行“家国同构”的政治规范，这种文化传统“使传媒习惯于用同一的视角关注同一重大问题，对国之重要便是对家之重要，政治意义之重大便是新闻价值之重大”⑥。因此面对同样性质的灾难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极少出现灾难现场的描摹以及对灾难本身的注视，极少突出毁灭感、死亡感和绝望感，而代之以人民群众与灾难斗争的乐观精神以及抗灾救灾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来凝聚公众注意力，团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1998年的抗洪报道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结语

从上可知尽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媒的话语范式有共通同化的趋势，但中美之间媒介生态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从中美媒体对“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在报道中的差异实际上是媒介生态的差异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反映。

媒介生态如自然生态一样是一个开放运动的、流变不居的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使自身能进一步适合社会的发展。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传媒的相互渗透和“亲密接触”，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媒介生态保护，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侵入，保护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防止媒介资源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进入全球媒介大环境之中，汲取富于时代精神、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媒介因素，融各家之所长，为中国的媒介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5页。

②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1期。

③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④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差异管理论文范文篇10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戏曲观众采用的是俯视角，西方戏剧观众采用的是仰视角。也就是说，中国戏曲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而西方戏剧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低位置去仰视演出。

这种视角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演关系的中心不同。

在剧场里，演员表演戏剧，观众观看演出，但在观演关系中，二者却不占同等的位置。不同的戏剧，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一是以观众为中心，一是以演出为中心。观演关系中的观众中心制是指观众处在中心地位，在演出时间、演出长度、演出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决定权，观看时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演出中心制则相反，演出者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演出时间，剧目内容由演出者决定，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有较大的限制。在观众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高位置去俯视演出，形成俯视的心态视角。在演出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低位置去仰视演出，形成仰视的心态视角。

西方戏剧的观演关系倾向于演出中心制，演出者较少与观众提前商量，演出时，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较少，注重演出的整一连续性，演出过程中较少有与演出无关的穿插。观众提前买票进入剧场，按号入座，观看时不宜做与观剧无关的事，甚至鼓掌也只适合在幕间和演出结束后，以免干扰演出。这时，观众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中国戏曲的观演关系倾向于观众中心制。中国古典戏曲演出可以分为公众演出和堂会演出，公众演出不管在剧场还是在广场，观众前去观剧的时间都是自由的，观看演出时的限制较少，可以做与观剧无关的事(如聊天、吃东西)，也可以随时表示对演出的喜恶甚至干涉演出(如喝彩、喝倒彩)。为少数观众服务的堂会演出，则完全以观众为中心。演出时间、演出剧目由观众决定，甚至剧目的情节台词因为避讳等原因要做临时改变。演出过程中常加入与剧目不相干的节目(如每有重要人物到场，演出立刻停止，加演“跳加官”之类向来宾祝福的“例戏”)。[1]这时，观众用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这种心态视角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戏曲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方法，欣赏戏曲主要是欣赏演员的唱做技艺；而西方戏剧的文学性很强，欣赏西方戏剧主要是欣赏戏剧的思想内容。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戏剧心态视角差别的形成。但是，这句话却解释不了以下事实：作为西方戏剧重要部分的大歌剧和芭蕾舞，文学性并不强，也是以展示歌舞技艺为主，而人们却以仰视的心态视角去欣赏。昆曲的文学性是很强的，而在堂会演出中，宾客仍以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

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

西方戏剧发端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每年春季祭祀中有人化装成酒神的伴侣——羊人，众人载歌载舞，颂赞酒神的功绩。后来，在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由他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这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内容也扩大到其他神的丰功伟绩和超人英雄的故事。至此，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已经成型。整个中世纪的戏剧都是在教堂、广场演出的宗教剧，主要表现上帝的伟大和圣徒事迹。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形成了话剧、歌剧、舞剧三大剧种。

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2]

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以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古希腊戏剧演员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被看作宗教仆人，受人尊敬，古希腊联邦会议规定，他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无论战时平时，他们能去各地，甚至敌国演出。[3]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戏剧家的社会地位仍很高，法国戏剧家高乃依、布瓦洛等都是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种现象不只在法国，在欧洲都是普遍的。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谈到西方戏剧家在民族战争中用戏剧使国民振奋，民族复兴的壮举，并说“戏园者，实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学教师也。”这虽然是他根据西方的情况对中国戏剧提出的希望，但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人对戏剧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戏剧演员社会地位的评估。试想，“学生们”观看“大学教师”的演出，自然是仰视的心态。

戏剧艺术在西方的文艺样式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代表作——《诗学》就是戏剧理论，古罗马时的《诗艺》有三分之一是戏剧理论，黑格尔认为：“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4]这种认识强化了戏剧观众的仰视视角。

中国戏曲演员古时的社会地位与古希腊的演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被社会鄙视，被称为“倡优”、“戏子”。先秦时，戏曲艺人的远祖——优，只不过是逗王侯开心的玩物，倡优的身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进入封建社会后，——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隶官倡优(隶籍于宫廷和官府)，一类是私家倡优，前者为官伎，后者为家伎，性质分别为官奴和家奴”，[5]他们“或战争俘虏沦为奴，或属有罪之家罚为奴，或为穷人家子弟卖为奴。他们必须自相婚配，故其奴隶身份也世代相传”。[6]至清朝前期，乐户、官伎等贱民制度被废除，但仍有“一妓二丐三戏子”之说。戏曲作家也只是在元朝废除科举时才专职从事戏剧创作，而正统文人把创作戏曲只是当作业余兴趣而已，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们出文集时决不把戏曲收入。戏曲艺术始终被拒斥于正统文艺的大门之外。古时观众看“戏子”的演出，自然是俯视的心态。

观众心态视角与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

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7]但丁认为喜剧是“从逆境与恐怖开始，但以幸福、欢乐与充满魅力的情调结束。”所以，“他的表现风格是卑下的。”[8]丹尼诺认为“喜剧作家拈来素材都是人们熟悉的家庭琐事，虽不能说是低级的甚至邪恶的，但悲剧诗人处理的都是高贵帝王的死亡和庞大帝国的毁灭。”[9]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悲剧高于喜剧。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庄严肃穆的气氛，与作为戏剧源渊的宗教祭祀的庄严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

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戏谚有“无丑不成戏”之说。清代流行剧集《缀白裘》中大半是喜剧。这与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戏曲的演出场合多为农村的年节庙会，城市中的戏园茶园，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等喜庆场合。观众都想来得到娱乐，所以不适合演悲哀死伤等不愉快不吉利的事。这影响到了剧作家的创作。李渔有诗：“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即使悲剧(苦戏)中也有许多喜剧成分，也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如大团圆结局，丑角插科打诨，甚至“苦戏笑唱”。[10]许多剧种都流传这样一出折子戏《傻女婿拜年》，写一农家姑娘被迫嫁给财主的傻儿子。这本是一出悲剧，但却选取了一个喜剧场景：两口子回门给丈人拜年，傻子丑态百出闹出许多笑话。这种“苦戏笑唱”，一来适合了演出时的喜庆气氛；二来把苦事当做笑话讲，这本身就加强了观众俯视心态的意味。难怪有人认为中国戏曲没有真正的悲剧。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如秦香莲与陈世美，敫桂英与王魁之间的冲突都是如此。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恐惧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中西戏剧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5][6]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P41；P13；P15

[2]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简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P13

[3]罗念生《古希腊戏剧·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4][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