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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6:05:10

效率范文篇1

如何认识公平与效率及其二者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尤其是对公平的理解差异甚大。对于是否公平，主观价值判断与客观事实判断纠缠不清。中国有长期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均贫富”文化传统，再加之几十年来以平均主义为分配特征的计划经济，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平问题上常常更强调结果的均等，而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常常并不在人们的关注之列。这种认识倾向的致命缺陷在于，将公平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与抽象化。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绝对公平的社会，公平从来都是具体的、动态的。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空谈公平不仅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反而会导致严重的效率危机与更大的不公。因此，在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客观考察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就不能不以市场经济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从小农性自然经济的伦理和计划经济的幻想出发来认识目前的公平问题，就只能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情绪性的宣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贯彻的竞争法则，势必将效率置于优先位置上，对任何一个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而言，它的生存与发展状况都和效率密切相关。“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市场经济对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

第二，市场经济把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作为微观经济主体获得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所谓商品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公平更多是形式与规制的公平。

第三，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结果公平，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效率，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尽管自由竞争可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是由于无法否定的人类差别（智力、机遇、性格、遭遇等），即使在同样的规则下自由竞争，人们获得平均的结果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必须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的干预，才能在结果上实现相对公平。

二、市场扭曲：公平与效率关系病态的基本根源

不论是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还是其他财富占有指标，近几年各种研究调查报告都毫无例外地显示，中国目前正遭遇着重大的社会公平危机，尽管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全面分析产生不公的原因，对论者而言往往是挂一漏万的理论冒险。尤其是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导致不公尤其是结果不公的因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体制之内的，也有体制之外的，既有可以为大众暂时接受的，也有为大众完全不能认可的。兹略举数条重要之处分述如下：

（一）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差异

尤其是自然资源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与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沿海地区势必获得普遍竞争优势。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在任何时期都无法避免的。因此，因为自然条件所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被视为大众不能不接受的不公。

（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导致的结果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沿海地带作为经济增长点，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沿海尤其是经济特区比内地发展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内地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牺牲。由此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视为可以理解和暂时接受的不公。但如果这种政策长期化、制度化，不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后作相应调整与弥补，这种不公就会逐渐成为无法接受的不公。应该说，这种不公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已经得到一定的程度的缓解。

（三）体制转型过程造成的不公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个必须支付改革成本的相当长的过程。在以渐进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特定时期维持双轨制，如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等。这种双轨制一方面可以减少激进改革带来的震荡，但同时也为各种寻租现象提供条件。少数人可凭借其垄断的希缺经济资源而暴富。倒卖生产资料、土地批文、股市指标先后都成为一些人暴富的秘诀。由此产生的结果不公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若不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遏制，将使改革失去公正性并最终失去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这也是目前公众最无法接受的不公，因为这种不公是源于机会上、规则上的不公。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导致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症结应该是市场机制的扭曲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所致，它集中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体制与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的错位和不对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应按贡献（劳务贡献加资本贡献）分配，而不是按权力、身份来分配。在中国，新体制下的起点不公正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前市场”体制下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公等所导致。这种不平等与官本位、权力调拨、等级身份制和计划经济为内容的旧体制没有完全消解有关。秦晖用“反竞争的伪公平”和“不公平的伪竞争”，比较精辟地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前后公平与效率的两个悖论。不公平的伪竞争的实质就是政府广泛介入微观经济过程，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少数企业管理者在特权庇护下的不明不白的暴富。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既防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为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制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当政府成为集规则制定者、规则参与者与评判者于一身的职能不清的混合体时，公共权力就会和少数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缠绕在一起，“不公平的伪竞争”就会出现，结果必然是在扭曲的市场体制下，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社会弱势阶层的不公和被剥夺感日益深刻。

社会不公从来都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此对本来就处在不太稳定的转型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政府不应幻想只要经济发展了，公平问题自然会解决。必须明确意识到，我们要推进的改革不仅要促进效率，而且要以社会公平与公正为目标，改革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事实上，牺牲公平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因为：1.如果改革后创造的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就会陷于普遍的贫困中，享受不到改革应有的回报，将使改革失去社会弱势阶层的支持。2.巨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将增加政府调节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难度，影响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同时，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将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变得遥不可及，从而使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3.两极化的收入结构也不利于国内市场的良性发育，畸形的市场消费结构必将危及经济的长远发展。4.由于广泛的寻租机会的存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努力，不仅会遭到在计划经济中有其既得利益的旧特权阶层的反抗，还会遇到来自在“权力搅买卖”的寻租环境中有既得利益的新特权阶层的阻碍。这些人力图保持双重体制下不公正的竞争和以权谋私的机会，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反对加快进行彻底的改革，愿意保持这样混乱无序的状态，以便继续谋求私利。这势必增加改革的难度与成本。因此，在中国，我们不仅要关注由基尼系数直接表现出来收入不公平，更应该强调对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起点与规则的公平。因此，解决转型期间社会不公问题，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起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新体制。社会公平与公正应该既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又是改革推进的方式和原则。

三、各司其责：建立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新体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不可能设想一个从起点到结果完全公平的社会现实，但只要市场机制健全，政府职能清晰，就有可能在机会、规则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果相对均等的社会。在建立这一新体制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必须强调的：

（一）思想观念更新

现在看来，笼统地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确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当社会强势阶层以效率优先的名义，不公平地占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时，所谓兼顾公平就成为了无意义的后缀。严格地讲，效率与公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效率反映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公平则反映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关系，前者是可以用数量来描述的精确的客观现实，后者虽然也可以用基尼系数之类来表达，但是人们在谈论公平时，这一范畴更多是客观现实和主观价值判断的混合体。既然如此，简单地认为效率比公平重要或者相反，实际上存在理论和认识逻辑上的风险。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表面上无可争议的成为通论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因为在这种提法背后实际上是效率第一，效率就是一切，公平必须为效率让道。在这种政策思路下，很难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之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二）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方面经济体制也在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体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就对转型时期的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普遍的问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误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时是出于发展地方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或者出于所谓“政绩”考虑，往往并不能准确把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担当的角色，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名义下，政府直接地广泛地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这种越俎代庖虽然在一时可以带来局部发展和效率，但是，政府错位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同时因为政府与企业联系过密，也为各种腐败提供了温床。当司法机构如法院都以“创收”为重要目标时，公平与公正自然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展经济不应该作为直接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参与其中，而应该定位于经济活动的服务者。而这种服务的优劣和效率的高低应集中表现在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大小。

一般说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以下三个基本环节，使之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主体：第一，通过制定无差别、无歧视的法律法规实现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在竞争机会与规则上的公平。从这一要求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所谓土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歧视性的或特权性的。当我们感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时，我们应该清楚，这些差别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是必然的。因此，废止那些显失公平的法规和政策，制定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律法规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第一步。第二，通过提供非赢利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公正司法来维持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经济活动过程的公平与公正。最重要的是要严格限定政府的职权，所谓“用足市场，慎求政府”应该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尽量缩小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政府机构的效率应该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效率，而非企业式的纯粹经济效率或效益。第三，通过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经济活动结果的相对公平，缩小因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无论起点如何平等，过程如何公正，但其结果总是与充满竞争性的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先后胜负之分。因此，政府必须从公平与公正这个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建立合乎国情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在以上三个环节上政府都能有效作为时，社会公平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对政府而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该成为可以接受的活动原则。

（三）完善市场机制，使现代企业成为实现经济效率的主体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基本细胞，企业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全社会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的多寡，因此，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这个基本逻辑出发，在企业微观经济活动领域内，当然应该遵循效率优先的活动法则，只要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逾越法规，企业完全有权限根据企业实际决定本企业内部的分配。如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始终要考虑是否公平，其结果往往是公平没有实现，效率也受到损害。就目前中国而言，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是比较合格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主体，而还有不少国有企业因体制的原因，还在履行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职能，这些企业也不可能成为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要需要理顺政企关系，主要由政府来覆行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才能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体制。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矛盾更为错综复杂的攻坚时期，中国最需要的改革资源或许已不再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而是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和一个有权威的政府。而改革过程的相对公正和结果的相对公平，是这一共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能幻想在社会公正被忽略，收入鸿沟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改革还能平稳地推进。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权威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更取决于政府能否妥善地行使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职能。因此，转变思想观念，使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让公平和效率各有责任主体，才能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使目前不容乐观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并最终建立起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政治经济新体制。

收稿日期：2002-09-29

【参考文献】

[1]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效率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效率；政治成本；政治收益；政治系统

效率是经济学里永恒性的基本概念之一。将效率概念运用到政治学之中，对于政治效率的研究应主要归功于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和新制度主义学者。如布坎南分析了分配制度对于政治效率的影响[i]，诺斯、科斯等主要从产权、交易成本角度对政治制度效率有所涉及。他们首先，都将政治运作看作一个准市场过程，注重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从而将效率概念融入其中。其次，注意到了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才产生了效率问题的考虑。而要将有限的政治资源[ii]发挥其最大价值，创造最大利益，就必须重视政治效率问题。可以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尤其是处于转型中的我国，更需要一个高效的政治系统来维持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一、政治效率研究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要求。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政治系统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的运行效率化。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适合经济基础的高效率的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经济基础完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产生阻碍效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也有着同样的作用与反作用。政治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必然推动政治关系的变革，而政治关系的和谐、高效也必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是以经济与政治为核心的多重变革，高效率的政治追求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保证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政治效率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政治发展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政治系统运行的收益大于政治成本，保持政治系统的效率性。同志在解放前就提出了以人民民主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2]”并在1986年将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阐述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3]”同志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4]”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5]。可见，民主、法制、稳定一直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价值导向。然而，政治效率也是其内在价值之一，因为，政治效率是民主政治、法制政治、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法制、政治稳定又是政治效率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我国既有的发展成果的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保持，皆得益于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改革的效率的获得。这也是政治效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一种表征。不过，这些仅仅是作为政治效率的副产品产生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追求的体现。重视政治效率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民主成为了一种累赘；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法治化就失去了其意义；没有政治效率，持久的政治稳定就难以维系。

第三、政治效率是政治合法性实现的必然逻辑。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治系统对于政治利益的实现能力。它需要政治系统具有适应性效率与资源配置性效率、政策执行效率。苏联、东欧政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根本原因就在于执政过程之中，执政资源枯竭，而政治效益较低，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我们党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三个代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都是致力于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以此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执政能力是政治效率提升的前提性条件，政治效率是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执政效率是政治效率的中心环节。随着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的作出，说明对社会效率开始重视。随着政府执行力问题的提出，过程层面的政治效率也开始重视。但是，政治是一个系统，政治效率的实现，政治合法性的保持，不仅要强调党自身的执政效率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6]”可见，单纯的注重执政党执政效率，以经济效率或者“将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标准，这显然有别于邓小平‘改革的三个标准’。[7]”政治效率作为一种增量改革，还要注重文化上、制度上、机构上、行为上的效率增进。还要注重其他政治主体的政治效率提升。政治效率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如此政治资源的运用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效益，政治合法性才能巩固。

二、政治效率的内涵

何谓政治效率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学者从表征层面界定为“社会的政治安定，人们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虽有矛盾但不发生剧烈冲突，而是处在一种和谐状态，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政治秩序。[8]”也有学者将政治效率作为理想的政府组织的一种内在标准[9]。即使布坎南也只从一致性原则上加以运用，而没有对政治效率内涵做出定义。

本文认为政治效率就是指政治系统运作过程之中的投入产出比，是政治成本与政治收益的比例关系。追求政治效率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这里的政治成本指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之中所耗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的总和。它可以表现为，政治资源获取成本，政治资源配置成本，政治地位维系成本，政治职能履行成本等等。亦有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政治效率是降低政治成本，将制度外利益、潜在利益，内部化、显性化、规范化。政治收益是政治系统运行的效能表达。它包括政治信任所带来的合法性；政治稳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治配置所带来的和谐社会；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政治民主；以及狭义的货币经济利益与晋升等政治利益收益等内容。政治收益也存在着有形与无形，短期与长期以及个人政治收益与群体政治收益之分。无形的、难以量化计算的、长期的政治收益的忽视，以及个人政治收益的考虑，导致了追求短、平、快的发展模式及政绩行为的存在。

政治效率从政治过程来看包含政治决策效率，政治资源的汲取效率，以及政治决策的贯彻效率。按照政治主体的组织形式可以将政治效率分为：群体政治效率和个人政治效率。从领域来看又可以表现为：经济效率、社会效率、文化效率、自然资源效率等等。既表现为政治系统价值层面的政治文化效率；又表现为机构层面立法、司法、行政效率；制度层面的公共政策、法律规章效率；以及行为层面的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效率。因而，政治效率可以从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治行为等几个层面来加以系统阐释。

第一、政治文化效率。它表达的是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在社会价值整合，政治权威塑造，政治行为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0]”。它对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11]。政治文化的演化不可避免的具有堕距性，但是，政治文化作为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政治文化看作政治系统的软性支撑性系统。政治文化实际上是多层面的，由公民文化、制度文化、组织文化构成，亦有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等划分。政治文化要发挥其效率，就要注重各个层面之间的价值整合与功能整合。以减少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政治成本。文化在新制度主义者那里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内生性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理论准则，非正式制度往往决定着政治制度建构的合法性以及其实施效率。正式制度的变迁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政治文化的适应性变迁。政治文化为政治系统提供了一种价值环境，它决定着一项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认同，可以减少政治系统运行成本，促进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效率以及政治制度效率。政党政治理论的与时俱进是政治文化效率的重要来源。

第二、政治制度效率。指的是政治制度在保障政治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和谐、推动政治发展等方面的成本与效能比。利普塞特认为：“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13]”政治制度有政治制度的设计成本与运行成本之分。政治制度效率涉及到政党制度、立法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等的效率。“一个政治制度是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14]”而“每一个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都是一个特定的利益冲突下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这样，每一个政治权力结构下也就对应着一个符合特定利益的特定的效率原则[15]”。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形成不同的交易成本，带来不同的行为效率。只有资源配置结构合理，才能实现最优化的使用效率。政治制度只有进行适应性的制度变迁，适时地将潜在利益与外部性利益显性化、内部化、制度化。同时，实现青木昌彦所说的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保证各个制度之间的功能上的耦合，实现最大化的效率。以约束、导向政治主体行为，并为政治行为效率的提升创造支持性的制度环境。

第三、政治机构效率。指的是政治机构在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要求方面的成本投入与回应性比较关系。政治机构依政治价值设立，是政治制度运行的载体，是政治行为得以展开的保障。政治机构效率涉及到了政党组织机构、政府组织机构等的效率，它是政治效率的内部测量。传统政治理论家认为，政治机构是外部力量的附属物，政治活动是对其存在背景的反映。而实际上“政治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要求的集体行动者。”“机构运转过程本身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着权力的分配、偏好的分配以及调节的手段等。[16]”政治机构是政治决策贯彻与政治需求表达的中间环节，是政治利益的聚集地。政治理念与政治决策、公民需求的回应，都需要政治机构来实现。政治机构的设立是否得当，权力分配是否合理，信息传输是否顺畅等等都是政治机构效率的决定因子。政治机构效率的实现就要实现政治机构之间职、责、权分配的科学化、合理化。处理好党政机构之间，政企之间、政社之间、政府之间在职能上的定位。从理念与制度上强化各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第四、政治行为效率。既指政治主体的反应速度也是政治主体所付出的代价与所预期的政治目的之关系反应。主要有政治决策行为效率、政治资源获取行为效率、政治资源的配置行为效率。也可表现为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等行为的效率。政策行为效率是行为效率的保证与体现。政治行为效率与政治文化效率、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机构效率紧密相关。政治文化属性影响了政治行为方式，政治制度影响了政治行为的预期以及风险，政治机构影响了政治行为实施的效能。政治行为只有常态化、稳定化、合法化才能保证其效率化。然而，法律的存在仅仅是表明了一种权利上的可能，要真正实现政治行为效率，还需要政治行为主体的自身行为能力的提升。政治行为主体要塑造自身的可用资源，并在政治行为之中将这些资源资本化运用，使其产生价值。能力因素决定成员个体对政治制度潜在利益挖掘的能力，对政治资源使用的效率以及效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往往是需要以罗尔斯正义为价值导向建立的制度来加以矫正的。企业家式的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霍布斯式竞争”需要稳定、高效的制度来保障。

三、政治效率的影响因素

政治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其内在与外在的影响因素是较为复杂的。它涉及到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行为环境，政治行为工具等几个方面。既有经济、技术因素，也有地理、文化的影响。但是，基本的影响因素有如下几个：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效率的追求，根本上来说是满足于经济要求的。国际经济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竞争，是政治效率的竞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求政治系统更快更好的满足经济主体的利益要求。历史的看，经济效率直接决定着政治效率。一个经济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民众对政治的合法性认同就比较高，政治运行环境良好，政治制度实施得力，政治体制就较为稳定，相应的政治效率也就较高。汉唐时期较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时期之所以有更为长久的存续时间，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的发展保障政治稳定，促进了政治效率的提升。经济效率导致的贫富分化如果没能协调与整合，以创造政治秩序，避免政治冲突，那么政治风险所带来的政治效率损失将是决定性的。

第二、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融合度。这里的融合并不是指的同一、重合完全相同，而是指的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相互冲突，能否相互支撑其发展。一个政治文化是权威型的还是民主型的，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符合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代社会下，传统的君权主义以及绝对集权以不现实。要求政治文化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因素。尤其是在我国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多元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出现，使得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Arrow在提到宗教和道德规范在执行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时，指出：“在没有诚信的情况下，各种制裁和保障的运行费用将会非常高，互利合作的许多机会将会消失。[17]”政治文化既要结合传统文化的特点又要体现合理的新的价值理念，这对我国政治文化效率受到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型的同时，加强政治社会化以引导新价值观念的发展方向。

第三、执政党的能力。在现代政治系统里，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主导者。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本身就是政治效率的一种体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决定着执政效率，而执政效率是政治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执政能力强能够最有效的利用既有制度与组织工具，最大限度挖掘制度内资源，善于进行资源的网络化构建，将资源资本化。政治上政党要保持权威性，以保证政策的执行力。“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18]”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19]”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方式需要进行适应性的变革。需要发展执政党政治资源的发掘能力，政治运作的控制能力，政治关系的协调能力，政治需求的整合能力等等。这些都将涉及到政治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决定了政治运行的成本与收益。一般说来，政治主体对政治环境的感知越敏感、有效，政治主体的内聚力越强，组织越严密，组织成员的素质越高，政治权力的作用效率就越高，其政治行为效能就越高。

第四、行政体制合理性。行政是人民意志的执行，“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20]”它“既提供仲裁与执行规则的架构，又实施准则，以此降低政治结构中的守法成本和经济部门中的交易成本。[21]”作为者的政府组织的运行成本是政治成本之中的核心。政治主体的政治要求最终是通过行政机构来实现的，因而，政府职能的定位代表着政治主体利益的指向。政府机构本身的工作能力，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理想的政府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都达到最优化的政府[22]。然而，政府组织是组织整体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多层次利益的代表，各层次政治效率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政府作为职能的混合体，由于政府资源与政府能力的限制，各个职能之间存在着替代与抵消的可能。如果职能配置不合理，政府管理范围过大，组织效率就会降低，政治效率也必然不会是最优的。同样，如果政府组织管理幅度过宽，管理层级过多，也必然影响政治指令传达，政治信息反馈，政治资源整合的效率。府际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力并造成内耗。而且，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无能其政治效率肯定也是低下的。

第五、政治制度化程度。“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23]”只有开放的政治系统才能不断的进行系统内外的资源交换与补充，不断实现系统的自我再生，弥补运行之中的耗损。系统功能的分化提高了系统及其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但是，系统资源的选择范围扩大了，避免了系统对某一种资源的过度依赖造成的效率短缺。同时，这种复杂性也使得系统应对复杂环境、抵抗风险的能力提升了，促进了系统的稳定性。不过制度化也可能导致系统协调成本增加，以及“路径依赖”，从而增加制度变迁成本。“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的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24]”“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5]”制度化的政治输入可以提高政治系统资源输入的质量和政治系统的资源处理效率。制度化的政治输出，可以保证合法性权威的持久性，使政治行为预期更加明确，提高政治决策的执行效率。制度化程度越高，政治市场的交换越非人情化，政治系统运行越稳定。然而，正如诺思所认识到的，制度常常不是天生就具有社会效率的，而是服务于最有权力的人的利益。

第六、公民社会的质量。高质量的公民社会表示有成熟地公民文化、较强的社会信任、丰富的社会资源、多元的社会组织、积极的政治参与。它可以通过监督、协作、竞争等方式成为政治治理的有效机制，分担政党、政府治理的压力与成本，监督其他政治主体在政治行为之中的资源有效运用。公民社会还是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公平分配的有效机制，是政治权威最可靠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有效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保持政治效率持续有效的重要方式。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扩大，需要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培养，需要社会能力赖以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制度机遇，需要政府与社会之间互信机制的建立。当然，较强的社会自主力量也可能对政府的公共决策造成不必要的效率牵制，而且，因其理性的无知以及短期自利效应可能损害政治行为效率。这也是戴维·伊斯顿强调政治系统输入要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当这种参与演变为一种“多数人暴政”的时候，这种效率即使再高也是没有价值的。当然，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与“阿罗不可能定理”也从反面告诉我们民主并不总是能促进政治效率的。“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那是一种灾难。[26]”

第七、政治事务的性质。政治效率首先是解决正确的问题。“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27]”这关系到政治事务是稳定的、结构良好的还是复杂的、非结构化的；所涉及的对象文化素质、种族、年龄等因素；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当前社会更表现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强。一般说来政治事务越是复杂，政治主体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内在与外在资源，成本投入的效益回收就越具有不确定性。此外，要处理好政治基本问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基本问题是抽象的、稳定的，主要矛盾则是具体的、易变的；基本问题存在于主要矛盾当中，主要矛盾是解决基本问题的关键环节。所以，能否准确地认识、判断和确定主要矛盾至关重要。因此，不能用社会主要矛盾取代政治基本问题，而应从政治基本问题角度来判断、确定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效率[28]。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面临的政治效率建设任务是复杂的、繁重的。政治文化处于转型时期需要重塑，政治制度需要变革，政治机构需要改革，政治运行需要完善。政治效率的实现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政治系统的软件与硬件需要相互配合，具体制度需要更好的与根本制度耦合，政治机构与政治行为需要规范等等；政治效率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经济基础、生产力是发展的，政治效率的评价主体、评价标准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政治效率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适应经济、文化发展而不断发展。然而，现实的讲，政治效率中的层次性标准是很难兼容实现的。对于目标的安排要有先后、主次之分，要讲究战略性、步骤性。政治效率标准的或者目标的达成不可能也不必要考虑完全的因素限制。对于政治效率的追求要注意与本国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实践相结合。要对政治效率之中的分目标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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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布坎南所阐述的政治效率主要是指的一致性的政治民主与政治平等，非掠夺性的政治。参(美)布坎南等著、张定淮等译.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ii]本文运用的政治资源概念，不仅指政党的执政资源，而是包含了政治主体的政治资源，政治运行资源，政治保障资源，政治发展资源等在内，综合了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制度资源，文化资源，政党资源，权力资源等在内的，广义的政治资源，是整个政治系统各部分所赖以存续、发展的资源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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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09

[15]闫大卫.效率原则在政治市场中的适用性[J].求索，2006（7）：58-60

[16][美]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84年第3期，总第78卷.转引自：/f/list.asp?id=666

[17]转引自：[美]埃里克•弗鲁博顿等.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6:26

效率范文篇3

2000年9月偶然去看看学生现在读的政治经济学，想了解其中有什么新内容。让我惊讶地发现，其中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把它列为政治原则。（《政治经济学原理》，主编：李茂文，彭迈）。这观点太大胆，令我震惊。细读该书，却没有见到有关“效率优先”的论证，它只是主编武断地将它作为了经济学的一个原则。再问学生：“老师怎样讲？”“老师讲：‘过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没有搞清，现在搞清了──效率优先。效率上去了，生产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普遍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因此效率优先。’”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的极重要的问题。弄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弄清如何怎样发展经济，治理经济；弄清如何怎样使社会长治久安，使人民幸福生活的大问题。因此弄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认识错误将会误国害民。然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复杂深奥，难以论证。所以它是经济学一直无法实证，论证不清的一个问题。为此本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思索，感觉有所心得，现拿出来与理论爱好者共同求证其关系。

二、问题的难点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学界观点多种多样，一种观点：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公平多，效率就差；效率高，公平就差。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并不总是对立和矛盾。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观念，大概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者。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矛盾的。其思想过程和依据其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实践过程中，实行个人收入差别较小的平均分配，形成生产效率降低，经济短缺的事实。另外的人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平均分配是不公平，是假公平，是由于不公平、假公平造成了效率低。认为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的都是假公平。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难点和关键，是认识“公平”，弄清什么是“公平”。

这个问题论证的第二个难点，也是经济学的难点，是人们对实事的认识不一致。人的利益差别形成立场观念差别，形成人们对事实解说不一致，对事实不认同。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同一事实的解说往往很矛盾。历史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事实要靠人来解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解说不一致，真理确立就困难了。如有些人把“”实行的“大锅饭”制度解说成公平。另些人把“大锅饭”解说成假公平不公平。前者论证公平与效率对立，公平使效率降低。后者认为不公平导致效率降低，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有公平才会有经济发展。又如，左派理论家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说成不公平，由于西方生产效率高，经济发展快，以此论证并很容易征服人们，使之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矛盾的。这是许多中国人认为公平与效率对立矛盾的第二个思想过程和依据。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实证，及经济理论的实证，读者要注意立论者对事实解说是否对，是否“真”。目前在社会经济知识领域，由于经济学不成熟，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缺乏科学的正确的认知，加上人的立场观念干扰，我们所谓的政治经济历史“知识”——对事实的解说，存在大量的错误的解说。例如有人将美国及西方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解说成市场经济模式，来论证市场经济模式──由“看不见的手”管理的经济模式是高效率的。本人则赞同萨谬尔森的解说，认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是混合经济制度，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由“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管理的经济模式。由此批驳市场经济制度是公平高效的观点。又例如马克思划分五种社会制度，得到人们广泛认同，但马克思却没有给出划分社会制度的依据，其后继者给出的是似是而非的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这就造成人们认识和解说社会制度时存在较大的错误。如把中国自秦以来的社会制度错误地解说成封建社会制度，否认中国两千年社会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模式。

因而探讨、实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之前，应提醒理论爱好者注意，别被立论者用“事实”给蒙骗了。

三、公平的三个方面和论争

什么是“公平”呢？这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它至今都没有大家认同的概念和标准。关于什么是公平，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论争，归结起来应有三个方面：规则的公平，资本的公平，结果的公平。规则是指人们参加经济活动（游戏）的规则，规则公平是指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在权利方面是否平等。经济规则公平主要体现：①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其它生产者强制和奴役，自主决定是独立生产劳动或与别人结合生产劳动或休息。②机会平等。每一个劳动者都有选择其它劳动者从事的生产项目的权利，任何劳动者没有垄断独占一项生产项目的权利，劳动者之间自由平等竞争。③劳动者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在交换商品、劳务时是平等的。在交换与否，交换价格方面不受强制。规则公平是体现公平的重要和主要方面。因而实行规则公平的社会一般生产效率较高。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行这种经济制度的典型。由于它在许多时候体现公平，所以它在许多时候是高效率的社会。资本是指生产经营者拥有的土地、资金等资源，能力和受知识教育训练等方面，资本的不公平是指这方面的差别、不平等。

代表无产者、贫穷者的左派学者，论述资本的不平等是造成结果的不公平的根源，是产生社会问题──贫穷、犯罪、社会战乱的根源。社会应实行资本的公平──共产主义，实行结果的公平──平均分配生活资料。代表既得利益者、资产者的右派学者认为：结果的不平等是调动刺激生产者积极性的最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有效率的生产。他们强调规则的公平，认为只要是在公平的经济规则──自由平等的竞争规则，社会生产率就会大幅提高，就会出现物质财富丰富。馅饼做大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整体提高。认为市场经济模式是保证自由平等的最好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总是破坏规则公平，压抑生产者积极性，并且在改变分配结果方面是无效的。认为对收入再分配将牺牲效率，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最终得到的是效率下降和不公。

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学者，由于左右两派对事实的错误解说，普遍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矛盾的。由于新中国初期二十多年的社会制度探索的经验和教训，普遍对结果的公平持否定态度，学理上持右派观点。

四、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将中国农村实行的“大锅饭”制度、“工分”制度和“承包责任制”制度相比较。我想许多人根据自己判断会认为“大锅饭”制度公平差、效率低，“承包责任制”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工分”制度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处于它们中间。我们再比较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想多数人也会与我一样，认为封建制度公平差、效率低，资本主义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如果我们能这样认同这些事实，这样解说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公平与效率是不矛盾的，公平与效率是相对应的，越公平效率越高。

2、当今社会各国的经济制度，一般来讲，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公平性。这是因为各国经济制度都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各方力量抗争演化形成的，因而存在较多合理性、公平性。过去左派把西方及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不公平，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诱导错误的观念：公平与效率对立矛盾。由于各国经济制度一般是相对公平合理的，因而它使多数国家在多数时候，保证经济正常有效率运行。由此可以说公平是基础，效率是表象。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公平带来效率。只要公平不是较差，经济就会正常运行。做到了公平，就有了生产效率，生产的物质财富就丰富了。

3、不公平、假公平将造成效率低、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政府垮台、战乱。

不公平带来反对、反抗，必将降低生产效率。不公平产生效率，纯粹胡扯。而且当许多人贫困没钱买东西，必然造成商品卖不动，抑制生产，怎么会有生产发展，提高效率呢？

论不公平，还要从公平的三个方面说起。说“大锅饭”制度，平均主义是假公平，是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就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大锅饭”制度是仅用结果的公平──假的公平，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出力情况，劳动实际效果的差别的不公平对待。人们认为这样分配社会财富是不公平的。由此（还有其它方面原因）人们劳动不积极，采取消极抵抗，不注重实效。因此生产效率急剧下降，形成社会物质财富极端贫乏，经济崩溃，人们无法生存。右派学者颂扬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也不总是公平的，它会演变成不公平、假公平。由此会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下、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战乱、政府垮台。说明它需要进一步认识公平。

五、公平（经济制度）的演变

右派学者颂扬的所谓市场经济、法制经济，是说建立形成一套经济规则，这套规则对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规则确定各种生产劳动者是平等的，人们都可以自由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从事任何生产项目，政府与法律不限制任何人从生产劳动；各种生产劳动者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交换商品、劳务时自由平等决定。并论说人们趋向高利润行业，追求高工资岗位，脱离低回报行业，供求规律就会使报酬利润平均化，就会形成均衡（这是想当然的，似是而非的论说）。毫无疑问经济规则的公平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它像所有的游戏规则一样，失去规则公平，游戏就没法进行。经济游戏规则不公平，人们经济活动就难进行，经济生产就会崩溃。但仅仅规则公平是不行的，大多情况下，规则公平显现公平，而在有些时候，规则公平则无法显示公平，它完全失效，社会经济不能正常进行。如每个人都拥有相差不多的物质资本，金钱、土地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多劳动可以获得较多的物质财富，规则公平显现公平——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极大地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而在人们占有生产资料资源差别越来越大时，当土地、货币等资源逐渐发展变成为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这时土地、货币等资源需求的人很多，需求很强烈。如果此时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掌握资源的富人自然利用其经济优势，提高资源的价格（土地的租金，贷款的利率），而众多穷人为获得生产资源，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争取，至到勉强维持生命的限度。这时土地的价格，地租达到土地收成40％以上，贷款利率达到年利率50％以上。这样就形成社会创造的财富被少数富人占有，少数人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广大劳动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种状况勤奋工作得不到温饱，勤奋工作一无所获。完全达不到实行规则公平的目的──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这种状况，规则公平就失去了公平，演化成假公平、不公平。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就会对劳动失去信心，就要不劳而获，为生存去偷去抢去拐去骗。这样正常的经济秩序就被破坏，盗匪遍地，社会陷入混乱。当贫穷的生产者发展形成武装集团后，社会将形成内战。如果统治者不知怎样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时，政府垮台势在难免。在社会混乱过程中，战争和烧杀抢掠使社会资源分散。考察历史，仅仅在规则公平的经济制度下，资源从分散到集中的周期大约60年。也就是说，它从体现公平到不公平的周期约60年，约60年出现一次严重的经济灾难。严重的将导致战乱、改朝换代。这种状态，在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和独主（君主）资本主制度这两种制度下表现差别很大。独主（君主）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里往往表现暴力革命、战争、改朝换代。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公平与效率，是涉及国家安全、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认识不到，认识错误将会误国害民。长期以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经济学中人们认识不清的问题。人们认识不清，就不知道怎样解决经济问题。历史上许多国家经济不断恶化，人民饥寒交迫，受苦受难，而执政者不知怎样解决，最终导致国破人亡。理论家李茂文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说是错误的，是误国害民之说。所谓的论据：“物质丰富了，馅饼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它看似有道理，其实纯粹是想当然。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历来得到的结果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六、公平的相对性与经济制度循环演变

在承认了“公平是基础，效率是表象”后，人们就会追问：到底什么是公平？哪种经济制度是公平的？我们好实行。

在经过分析现实社会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世上有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有许多种，但却不存在哪一种是永恒和绝对的公平制度。也就是说公平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几年～几十年），没有哪种经济制度能保持长久的公平性。一种公平的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是公平的，过几年几十年它就会演变出不公平。人们要使社会长久公平，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就要经常调整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关于这个结论，前面讲述规则公平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渐由公平演变成为假公平不公平，已经论述说明它了。下面再通过对中国社会制度实践探索的过程的叙述，来进一步说明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实现工商业公有化。职工不再为资本家干活，人人处于平等地位，平均分配收入，职工没有压抑，没有失业拿不到工资而挨饿的忧虑和危险，职工心满意足，人们心情愉快，生产积极性高，生产效率提高。既公平又高效，多好！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干好干坏一个样，都分配一样多。这样有些人少干点，做样子，只要别犯错。人们获取更大的收益目标，变成别犯错，要求更多的空闲时间。上层政府官员，中层企业厂长、经理，下层工人都有这种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效率下降，社会财富不足。人们普遍不满，社会从上到下发出“大干快上”的呼声。但具体每个人的行动准则，却是“一慢、二看、三通过。”这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思想必然产生。设计新的生产关系、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发奖金，搞“物质刺激”。生产关系、分配制度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又好啦！但随后，人们把劳动拿奖金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过去5元、10元能刺激满足，几个月后5元、10元感到是应该得的当做工资，20～30元才能刺激满足，再后来50～80，甚至更高，才能满足。奖金涉及荣誉，涉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多拿奖金，名利双收。人与人相比，单位与单位相比，都要多拿。如果比别人，比其它生产单位少，就产生不满。形成奖金互相攀比、攀升现象。奖金不再能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反而影响生产积极性。至到奖金攀升超过企业收入，财政收入，承受能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当奖金攀升超过企业收入，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时，就要限制奖金攀升。设计实行政府与企业经济分家，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当实行这种经济制度时，计划体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为改变这种状况，取消对生产经营范围的限制，取消对“人才”流动的限制，实行生产者自由自主平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又演变成规则公平的经济制度。

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探索的论述，和对资产主义经济制度演变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下列结纶：1、公平的经济制度可以是多种多样的；2、每一种所谓的公平的经济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都将受到人性“恶”（自私自利）的攻击，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坏和改变，致使生产效率下降。不能简单地认为哪种经济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所谓的公平经济制度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存在长久永恒的公平经济制度；3、人们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会生产率，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设计实行“新”的公平的经济制度，新的经济制度又会产生新的不同的问题；4、人们为克服人性“恶”而设计实行的经济制度，成循环演变趋势。

七、公平高效与政体的关系

所谓的政体是指众主（民主）政体和独主（君主）政体这两种政体。与政体的关系是说，这两种不同的政体将形成公平与效率的差异表现。所谓众主政体是代表各方利益的精英能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政治制度，独主政体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利益集团的人掌管社会权利的政治制度。“民”下层民众，从来也无法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权利，说民主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民主与君主两词区别在民与君，词与意相离，与实际难以相符合，易形成错误理解，故改用众主与独主两词。

前文所说社会经济制度会逐渐演变，变为不公平，会发生周期性战乱、人民受苦受难状态；人们为克服人性“恶”而实行的经济制度循环演变，是指人们缺乏科学知织，缺乏政治艺术时，任其自然演化形成的。考察历史和现实社会会发现，人们通过调整经济制度，可以避免社会经济恶化，可以避免这种社会混乱、战乱。例如中国清朝政府统治中国的270年（从1646年算起，1646～1917年）在这期间经历4次经济不公平－－经济恶化时期（约60年一个周期）。这4次中，只有第一次通过调整经济制度，使社会避免了战乱。后三次分别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乱。1794至1804年间，石柳邓起义－－白莲教起义。1851年至1868年间，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1917年，清政府垮台，由此在中国形成军阀混战——人民革命时期，这种状态直到1949年结束。第一次经济不公平－－经济恶化状况是在雍正皇帝主持下，通过调整经济制度解决了。在调整之前，社会实行的是人丁税赋，无论收入多少，缴纳同样多的税。富人只缴占收入微小的税，穷人缴占收入很大部分的税。这样，社会财富不断集中在官撩地主阶级手中，广大穷人缴不起税。这就造成清政府收入锐减，使得政府无力履行自己的主要三项职责－－救灾，整修水利和维护社会安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经济趋于进一步恶化趋势。雍正皇帝为改变这种状况，在1724年开始实行新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他对不公平的经济制度进行改变。1、实行“摊丁入亩”。也就是改变平均税赋为按照拥有生产资源－－土地多少来缴税。2、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也就是过去只有穷人负担的劳役，改变为每个人都要负担。由于新的经济政策不利于（表面不利、实质有利）官僚资产阶级，遭到官僚资产阶级反对抵制。为推行其经济政策，打击抵制其政策的官僚，实行惩治腐败。对抵制改革、弄虚作假严加惩处。雍正皇帝实行的新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保证了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救灾，平叛，整修水利。改变了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趋势。这次经济制度调整，使经济又能正常运行，社会又获得安全，使清王朝多延续60来年。

这种周期性在独主（君主）政治制度下表现明显，表现强烈（中国清王朝是独主（君主）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周期性表现不强，不明显。究其原因，应该是众主（民主）政治体制中，参与政治经济管理的各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能经常合理调整经济制度，使社会处于公平高效状态。使不公平状态，贫富严重分化状态不易出现。众主（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只在形成初期，出现一次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大混乱。这就是欧州建立起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约在1789年，普遍实行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经过约60年，社会经济处于不公平，于1848年，爆发了席卷欧州的大革命。自那以后，这种状况就没有再出现。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众主（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平安渡过。也就是说在众主资本主义制度下，仍会逐渐演化形成不公平，形成经济危机，但可以避免更严重的社会状态－－战乱。

从政治经济史的认识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众主政体在制定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方面，能听取和体现各种利益的人的意见。因而制定实施的政策制度公平合理性较高，因而能使社会经济正常有效率运行。我们还可以推测出，正确运用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制度，可以使社会经济长久地正常高效的运行，使社会长治久安。

八、现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分析、预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了，从时间周期分析，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将进入危险时段。考察当今各国经济状况，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众主程度差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经显示出危险的症兆，出现游击队和暴乱。众主（民主）程度高的欧州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则看不到危险的迹象。

苏联和东欧执政党（共产党）在社会不断演化，经济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形成低效率情况下，死守教条，不敢也不知如何改变它，最终倒台。苏联、南斯拉夫崩溃、分裂。前苏联地区各国、东欧各国在经历了经济崩溃政治经济制度变革后，将进入经济持续良性快速发展阶段。

南美、非洲、西亚国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国，经济制度形势周期与亚欧参战国不同。由于哪里的国家众主（民主）程度差，因而早些年就经常有国家爆发内战、军事政变。这种情况将会不时在那里的国家出现。

美国自里根总统实行较右的政策以来，目前美国社会财富集中程度接近3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前的程度（1%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总额的百分比。这一数据已接近。由于信用消费、分期付款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对财富实际占有的影响，将影响这一数据反映的真实客观必然性）。据此，有人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制度已经接近不公平，经济形势接近危机。本人认为美国经济制度尚未接近不公平，反映经济制度不公平的数据，资本价格较低（贷款利率，土地地租等）。与不公平社会状态数据相差较多。据此本人认为美国只可能出现一次较小的经济危机（与社会混乱相比较而言）。美国是世界上超级经济大国，如果美国社会形成严重不公平––经济恶化状态，不仅对美国社会形成伤害，而且对世界形成伤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解决的如何，它将关系到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效率范文篇4

一、金融工程的含义及其基本组成

金融工程(FinacialEngineering)现在有关文献中，但直到80年代后几年，动态套期保值策略——组合保险的创始人李兰德和鲁宾斯但才开始讨论。‘金融工程新科学”。1988年，美国金融学教授费纳蒂(Finnerty)的背景下首次给出了金融工程的正式定义，即“金融工程包括新型金融工具与方法的设计、开发与实施以及为金融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一般说来，金融工程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金融工程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数学及通讯工具，在各种现有基本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分解，以设计出符合客户需要并具有特定P／L性的新的金融产品。而广义的金融工程则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它不仅包括金融产品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金融工程概念。

金融工程是金融业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提高自身效率的自然结果，其原因在于金融工程的应用范围来自于金融实践且全部应用于金融实践。概括他说，金融工程应用于三大领域：一是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与开发，二是新型金融手段和设施的开发，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挖掘盈利潜力和规避金融管制，三是为了解决某些金融问题，或实现特定的财务绎营目标制定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金融工程的组件是各种现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再复杂的金融产品和工具，都可以分解成各种基本的金融工具。如果把传统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及其衍生金融工具（如远期、期货、调期、期权等）比作建筑房屋用的基础材料的活，那么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就是这些简单基础材料组建的楼房和大厦。不同的结构组合就会形成结构造型卞同的高楼大厦。目前金融创新产品已达3200多种，名义价值达18万亿美元。目前已成熟的金融产品大体可分为股权类、债务类、衍生类和合成类四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大量涌现的衍生证券工具。合成类金融产品是一种跨越了利率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中两个以上市场的产品。证券存托凭证（DR）、股指期货等均属此类。基本的金融手段则包括：电子化证券交易、证券的私募与公开上市、存架登记、电子资金划拨等，这些都与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金融工程的运作具有规范化的程序：诊断——分析——开发——定价——交付使用，基本过程程序化。其中从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产品的性能目标确定，方案的优化设计，产品的开发，定价模型的确定，仿真的模拟试验，小批量的应用和反馈修正，直到大批量的销售、推广应用，各个环节紧密有序。大部分的被创新的新金融产品，成为运用金融工程创造性解决其他相关金融财务问题的工具，即组合性产品中的基本单元。

金融工程中，其核心在于对新型金融产品或业务的开发设计，其实质在于提高企业效率，它包括：（1）新型金融工具的创造，如创造第一个零息债券，第一个互换合约等；（2）已有工具的发展应用，如把期货交易应用于新的领域，发展出众多的期权及互换的品种等；（3）把已有的金融工具和手段运用组合分解技术，复合出新的金融产品，如远期互换，期货期权，新的财务结构的构造等，其一切设计原则常呈现出如下的特点：(1）剥离与杂交。即运用尖端技术对风险和收益进行剥离、分解或杂交而创造出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如将附在国债券上的息票从本金上剥离下来单独出售，创造出SRTIPS之后又将其同掉期结合产生了SRTIPSWAP产品；（2）指数化与证券化。指数化是将一些基本的金融工具的价值同某些市场指标，如股票指数、LIBOR等挂钧，为避免市场反向变动的损失，常将其设计成期权的形式。证券化以原来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如不动产、不良债权、垃圾债券等为基础发行新的证券，如资产后备债券（AssetbackedBond）或资产掉期证券；（3）保证金机制。使交易双方违约风险下降，确保交易公平，同时使金融机构资金占用大大降低；（4）业务表外化。监管机关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使金融工程开发出众多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业务以保证盈利，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效率。

二、金融工程与金融效享的互动机制及金融工程对金融效率的推动金融工程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工程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金融工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是经济、金融环境的转变，经济主体内在需求的变化，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向金融领域的渗透四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深层次上看，这四方面都从本质上反映了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1．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巨大变化为金融工程提供了萌发的土壤。首先，70年代初，以固定汇率为主要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制取而代之，再加上中东石油危机等原因，汇率、利率、股息率等一系列相关的变量处于极不稳定、难以预料的波动之中；其次，随着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价格的易变性由一国扩展到全球，世界金融市场风险大大增加，传统的金融商品如股票、债券、外汇等已不能有效地对付日益扩大的风险，以“避险”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大量涌现，金融工程也应运而生；再次，西方发达国家80年代以来实行的“放松管制”以及金融业务全球化又给金融工程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金融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又是相对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实质经济的全球运动，据估计，目前全世界的金融交易量大约是商品（服务）交易量的25倍。显然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应高效的金融运作效

率，这就成为金融工程产生的原始推动力。

2。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需求的加大，是金融工程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传统金融工具和方法在收益性、流动性上存在矛盾，但现实的金融企业和非金

融企业却有着以最小的成本（包括风险成本、流动性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本能要求，因而对低成本、多样化融资方式需求增加。金融工程顺应这种需求创新出了一系列金融产品，或增加流

动性、或风险管理、或增加收益性、或降低企业所有者将资产委托给经营者的成本（AgencyCost）

。其中风险管理要求，即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多样性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是金融工程发展的本质动因。

3·金融理论的发展是金融工程发展的理论基础。近20年来华尔街的两次革命实现了金融理论的突破。1972年12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题为《货币需要期货市场》的论文，为货币期货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费金·布莱克和马龙·肖在1973年提出的期权走价模型，使当年的期权交易所得以成立。80年代达莱尔·达菲等人在不完全资产市场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经济学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金融工程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大意义。90年代的各种金融工程理论，如资产定价模型、风险模型更是得到空前发展，客观适用性和精确性也大大提高。金融工程得以迅速发展。

4·技术进步及其向金融领域的渗透，给金融工程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金融变量变动加快、风险增加，对金融工程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且加上以人工智能力代表的复杂计算能力的增强，使许多需要高精技术的金融创新成为运用的可能，许多理论模型获得了得以实际运用的条件，并能够模拟检验，从供给方面给予金融工程发展的技术支持。

总之，提高金融效率是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金融工程是金融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提高自身效率的结果。但金融工程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与功能实现。首先，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相互之间在特性上混杂、交叉，打破了银行制度的专业化分工，使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获取的收益大幅度提高。如可转换证券融合了债券与股票的特点，银行贷款也可具有证券的特性。金融机构业务进一步交叉，缩小了传统的金融专业分工界限。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商业银行，其业务范围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金融业务，使银行的组织体系发生着重大变化，推动着整个金融业向纵深方向发展壮大。其次，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金融创新开发出的种类繁多的新型金融工具，为人们的投资提供了多种选择，满足了客户对金融资产的多种需求，激发了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的内在冲动，随着金融工程的深化，金融机构服务内涵的扩大对其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可以运用金融工程，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提高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再次，金融工程使金融机构组织结构和管理素质发生变革。金融工程推动金融机构形成合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金融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90年代金融机构兼并之风使其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在完成组织机构变革之后，其功能和业务都有所增强。管理方面，金融机构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加强。最后，金融工程鼓励了竞争，促进了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金融工程的核心要素，如对金融的创新程度、技术含量的高低、信息技术的优劣以及收益／风险的配套，已成为金融机构体现其经营实力与地位的竞争热点。这种竞争性具有充分的相互替代作用。一方面促进构在资产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基础上不断创新金融工具，以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运用现代技术和先进通讯技术，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提高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一般而言，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产品总是受至“投入的制约，金融机构单纯地增力。资本或单纯增力”人员都将面临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口果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持，要实现持续增长是十分困难的。而金融工程通过开发新的金融产品，获取新的收益来源，使得金融机构的持续增长、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如，西方商业银行的表夕）业务收入已占收入的40％～60％，可见金融工程对金融机构收益增长的明显作用。

2)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首先，金融产品、业务创新极大丰富了金融市场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自60年代美国花旗银行推出第一张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至今，各种系歹！化、复合化的金融工具，如NOw。帐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自动转帐帐户、股票指数等层出不穷。这些金融工具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在合同性质、期限、支付要求、市场化能力、收益、规避风险等方面各具特点，力。快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壮大了金融市场规模，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应该为绝大多数理性投资者提供能够方便构建被他们自认为有效投资组合的机会）金融工程正是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其次，金融工程有助于金融商品的价格发现，实现金融市场均衡。根据金融工程的运作机制，如果现存金融商品的价格没有处在均衡位置，就存在着“套利机会，就必然可以通过利用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组合出新型金融工具获得无风险利润。金融工程使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任何微小的套利机会都会被利用。因此，不论是信息因素使金融商品价格的短期失衡，还是市场条件的根本变化导致的均衡价格移位，者。能因为金融工程师的行为促使其迅速恢复至均衡状态。再次，金融工程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程度。利用金融工程设计开发出的金融市场组织形式、资金流通网络和支付清算系统等，能够从技术上和物质条件上满足市场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无纸化交易与远程终端联网交易方式加快了资金流通速度，节约了交易时间和费用，使投融资活动更加方便快捷，金融市场效率大幅度提高。

3)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创造性地解决央行宏观调控问题，实现风险管理。央行可利用金融工程创造新型的监管调控工具。如1990年春、秋季，德国政府通过非公开销售方式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十年期债券，它实际上是标准的十年期政府债券与以其为标准的看跌期权的综合，这种特殊产品非常出色地自动实现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功能，从而大大削减了传统公开市场操作人为判断入市时机所带来的误差和交易成本。可见金融工程为新型金融监管体系、调控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金融工程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及其产品的高杠杆性和虚拟性，给金融业的监管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金融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有效利用。

三、发展我国的金融工程、提高金融效率的思路

目前，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从封闭的财政型银行体系向开放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转变的过

程。由于长期的金融压制，使得国内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下，面对货币市场基础薄弱，资本市场极不完善，且国际国内金融风险增加、金融监管难度加大等不利因素，金融体制改革的每个环节都存在风险。为此，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金融工程，积极有效地借鉴各种风险管理技术，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来看，都具有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作用。金融工程在我国已具雏形。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有了初步发育，外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认股凭证、可转换债券和国债期货曾小有规模，外汇远期和货币互换也曾小范围存在过。虽然大多数衍生品市场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先后关闭，但反映出我国对金融工程一定程度的现实需要。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一级、二级市场发展迅速，公司股票包装上市、买壳注资、企业兼并重组等活动中，系统化、工程化的策略手段己偶有使用，为大企业集团理财的财务公司也逐步成立，

应用各种金融手段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对外融资活动规模不断壮大，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等虽大多由外国著名投资银行机构运用金融工程进行策划，实际上也意味着金融工程对我国的渗透。

目前，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制约因素：

1·体制约束。金融工程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市场需求主体作支持，但由于我国的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滞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尚不健全企业的风险管理意识薄弱，内在利益冲动有余而责任约束不足，缺乏内在的风险防范需求；金融改革还未有实质性进展，多数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缺少压力和创新的动力；此外，投资者整体素质较低。因此，风险管理市场需求主体尚未真正到位，这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2·市场基础约束。金融工程的发展和运用，尤其是衍生工具的创新要求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现货基础。我国金融市场分割、狭小，信息成本高，股票、债券等基本金融工具规模小且不够规范，更为主要的是金融价格市场化进程太慢。目前形成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市场机制很不健全，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行政色彩浓厚，虽然汇率已经并轨，但目前的汇率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外汇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此外，利率市场化进程举步艰难。银行存贷款利率、国债发行利率仍然由国家控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因参与对象少、交易量不大基本上体现不出资金市场的供求情况，更无法成为资金市场的基准利率。

3·技术约束。尽管我国证券市场电子化程度较高，银行业务处理也普遍推行电脑化，通讯设施及技术水平部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我国国民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还远未建成和睦全，快捷、高效的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进展缓慢，清算交易系统离高效、快速、准确要求甚远，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远程通讯技术未能在金融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金融工程运用所要求的技术条件不能满足。

4·理论制约。我国金融理论还停留在理论描述、定性分析及经验判断的阶段，统计、数理分析及其它尖端前沿科学的成就尚未用于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工程尚未得到应有的先进理论支持。另外，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与调控方式亟待进一步提高，金融工程所需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的缺乏以及金融体系对外的长期封闭等因素也制约了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

推动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金融领域的效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

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金融工程，具体可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

1·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商业银行体系改革步伐，中国正值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安排、组织结构、经营机制和行为特征上是垄断化、计划化与竞争化、市场化并存，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同时进行金融工程建设，可以实现中国金融业效率的高速增长。为此，一要进一步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步伐，加快外资金融机构的引进，促进金融同业竞争，改善金融服务水平；二是加速建立、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完善金融调控和调控政策工具，改进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三是进一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对发达国家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借鉴，研究有效的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监管手段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四是抓住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加速政府职能转变，逐步淡化行政干预金融市场的力量；五要加速推进企业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

2．大力发展现货市场的同时适当介入衍生金融市场。稳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进程，大力发展现货市场，再根据现货基础的厚实程度和现实风险管理的需要发展相应的衍生市场，充实金融工程技术发挥的工具基础。可考虑首先重点发展外汇、股票指数、国债的远期与期货市场以及可转换债券市场，然后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使债券利率、优先股红利浮动化，最后试点并逐步推广期权与互换交易。在推广初期，应制订较高的保证金比率，并限制交易主体和品种，以控制风险和过度投机。

3．发展投资银行业务，逐步引进金融工程系统化、工程化的理财技术。在目前金融工程难以马上应用于金融衍生工具创造的情况下，可考虑重点发挥其理财、风险管理功能。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个人日益旺盛的理财需求，投资银行不但要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业务，还要提供全方位的资本营运服务。投资银行应成为实施金融工程的急先锋，为国企改革提供资金和制度创新的动力，促使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降低市场的信息成本，提高金融效率。

效率范文篇5

首先，哪些案件能简化审，哪些案件必须稳扎稳打，法律早就作了不同的规定，比如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形式上尽可以简便、灵活；而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或是必须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大的环节上讲必须要经过法庭陈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直至最后判决等等程序，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保障司法公正。

其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就目前法官的整体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拿起一个案件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评判出结果的程度；就是法官水平提高了，还牵扯到定罪量刑、权益之争的事，依然不是说把槌槌下去就可简单收场的事。因此，把本身非常科学、严谨的开庭动辄削减去所谓过去的几倍时间，既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更无法确保审判质量。同时，就效率本身而言，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司法公正，而并不是机械地追求一个小时审理完一起案件还是三四个子小时审理完一起案件；特别是体现在婚姻案件上，如果仅仅为了追求效率，强调一起离婚案断得如何如何快，还可能使一大批本不该离异的家庭走向离异，使法律失去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稳定之社会功能。很显然，这样的效率绝有悖立法初衷。

另外，在强调和突出了审判效率的同时，不难发现，有的地方是在有意识地“包装”效率：比如开庭前已进行过证据交换、有关权利义务提前向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等等，本来是开庭当中的部分环节已在庭前进行完毕，但为强调效率，这些工作量却被统统隐去不提；有的案件明明已经开庭审理完毕，只是在宣判时用了半个小时，可经过文字处理后，则成了审理一起案件花去半小时；明明是同类案件（如多家用户欠电费）庭前已进行过调解，开庭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被渲染之后则成了一个小时结了多少多少案……表面看开庭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但实质上只是把原来一次性开庭做的事分解成了几个部分而分头在庭外做了。当然，这样做，于法有据，丝毫没有不妥之处，业内人士更是心知肚明，但法律是最讲求实事求是的，而且它所规范的是社会上的所有成员，老百姓对这效率之中的文字奥妙又如何明白呢？就此，他们还以为法院现在办案水平飞速提高了，但当他们真正接触到法律的时候，其不是要大失所望，对法官、对法院产生误解，对法律的公信力产生置疑吗？

效率范文篇6

1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现状

近年来，福建省加大服务“三农”力度，扎实推进支农工作，结合福建“三农”发展需求实际，制定了《关于金融支持福建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和服务半径不断扩大。

1.1各种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持续增长

截至2010年末，福建银行业涉农贷款新增1098.13亿元，增长幅度超过三成。福建农信社资产总额2078.7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726.0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173.01亿元；1884个营业网点覆盖全省各乡镇，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涉农贷款余额931亿元，获得农信社信贷支持的农户数达到298万户，以占全省金融机构9.43%的存款，支撑了全省24.1%的涉农贷款投入；中小企业贷款余额354亿元，支持9500多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另统计数据显示，福建农行涉农贷款余额732亿元，比年初增加99.8亿元。县域存、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203亿元、161亿元，分别占全行增量的58.8％和65.6％。新增惠农卡172.4万张、农户贷款20.4亿元、农户授信4.02万户。

1.2加快布点延伸服务

2010年新开业7家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网点及55个县域以下邮政储蓄营业机构网点，10家商业银行县域以下网点正在筹建中。农村信用社改制农村商业银行步伐加快，福州、上杭、泉州、莆田等4家农村商业银行获准开业。福鼎恒兴、漳平民泰村镇银行也顺利开业，安溪民生村镇银行进入筹建前期准备阶段。涉农银行业分支机构的增多为支农服务注入活力。

1.3大力开展产品与服务创新

从当地实际出发，针对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特点，在切实注重风险防范基础上，大力开展产品与服务创新。如福建农行结合“三农”实际，相继推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茶树抵押等15项金融产品，农民的生活生产与市民一样越来越方便。2010年3月22日，全国首张“金穗惠农——社保卡”在福建泉州惠安县首发。将惠农卡与社会保障卡合二为一，既有普通银行卡的功能，又能对符合条件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还可作为农民参加新农合凭证，实现领取各项惠农补贴的功能。

2农村信贷供给缺口规模分析

由于福建省各地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准确地估算农业贷款规模十分困难。从理论上讲，一个金融机构存贷款的差距过大说明该金融机构的资金没有得到合理的运行。由此，可以得出，若一个地区农业存贷款差距过大，信贷资金供求缺口过大，则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地区农业信贷供给效率低。从表1可以看出，在1998—2009年间，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规模在不断壮大，但是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量还有很大缺口。农业存贷差逐年在增加，而且增加比例不断在扩大，侧面反映出福建省农村金融受到抑制，农业信贷供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发展。从存贷差额这一指标为负数表明，福建间接融资需求量大，这也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数据相吻合：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0%，贷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贷款在全国的占比低于存款2.3个百分点。

3农业信贷供给效率分析

3.1农业信贷供给效率的描述分析

由于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业自我融资能力较差，发展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外部融资获得，贷款几乎是外部融资的唯一方式。因此，农业贷款比例与其农业GDP比例差距不应太大，否则可认为农业信贷供给效率低。由于无法直接计算农村经济主体的信贷供给效率，只能间接地测算。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信贷资金比重α应与农业产值比重β相一致。当农业信贷资金比重α小于农业产值比重β时，农业信贷供给的配给度为，即信贷需求缺口与信贷需求之比。表2为1998—2009年农业信贷供给的配给度的描述统计分析。从图1可以直观看出，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配给程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4年后，福建省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需要投入大量信贷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配给的程度。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地满足了农村经济的信贷需求，拓展信贷领域，优化信贷投向，增加有效合理的信贷投入。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作为资本要素的农业贷款，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投资，促进农村总产值增加。因此，不能光靠增加贷款规模，而忽略对其结构、效率进行合理优化配置。经济效率又被称作为资源利用效率，它等同于资金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农村资本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充分发挥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帕累托农业贷款效率最优。从图2可以看到，福建省农业贷款增长率与农业GDP增长率基本上是呈相反方向发展，在2002—2004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农业贷款高速增长时，农业GDP增长却处于低点；而当农业贷款有所下降时，农业GDP却快速增长。并且农业贷款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农业GDP。这其中的原因：一是1998年国有银行大幅度撤并县域农村网点，缩减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必然会减少农业贷款量；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96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加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福建省农村信贷资金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银行、信用社侧重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必然相应减少对一般农业，其是种养殖业的资金投入；二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性以及普遍存在严重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一定程度上降低农业贷款对农村GDP影响，农业贷款配置效率不高；三是是长期以来，虽然政府和各金融机构加大信贷资金的投放力度，但由于资金的逐利性，农业贷款并没有真正落到农村实体经济，没有真正达到支农作用，制约福建省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四是据中国人民银行抽样调查，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等地区的民间融资规模约占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民间融资的活跃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为县域经济融资另辟蹊径，客观上减少对农业GDP的影响；最后，在图中直观看出，针对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复杂环境，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欧洲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不景气对福建省农产品出品贸易产生较大影响，间接影响了农业GDP的增长速度。

3.2农业信贷供给效率的实证分析

3.2.1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要计量农业信贷供给效率，就要计量农业贷款对农业GDP的作用。由于农业贷款规模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农业贷款作为被解释变量；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测量农业经济总量选用狭义上的农业GDP，包括福建省农、林、牧、渔产值作为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利用Wurgler[18]的方法，原始数据以1998—2009年福建省相应指标为研究样本，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1999—2010》。建立如下模型计量农业信贷供给效率见式(1)：……(1)其中，C表示农业信贷规模，GDP表示农业GDP；模型(1)的表示农业信贷增长率，表示农业GDP增长率，α和β为待估参数，t表示时间，μt为误差项。β系数表示农业信贷增长率对农业GDP增长率的敏感程度，用以衡量农业信贷供给效率。β＞0表明农业信贷供给效率较高，农业信贷供给效率得到改善。此时β值越大，农业信贷供给效率越高。同理，β<0表明农业信贷供给效率较低，农业信贷供给效率有待改进。

3.2.2协整检验首先对所有的相关指标都做了自然对数化处理，然后按照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对模型中的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将利用前述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确定农业贷款和农业GDP之间的长期关系。将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数据分析工具采用Eviews软件[19]。结果如下表：由表4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农业贷款与农业GDP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修正模型得到标准化的协整方程(2)。数β标准差(0.43535)较小，所以农业贷款对农业GDP的弹性的估计值是可靠的。回归结果显示，福建省农业贷款对农业GDP的弹性为-1.032299<0，这表明福建省农业信贷资源的分配对农业GDP增长并不敏感。反映出在1996年新一轮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以及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县域网点后，即使是新增的农业信贷投入，也会出现资金“逆向选择”现象，近十多年福建省来农业信贷资金配给效率较低。导致实力强的农村经济部门并没有因其实力信誉高而得到贷款，大部分的贷款分配到了能力较弱的农村经济部门，使得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在长期过程中并不能有效发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结论与朱喜等[20]的研究相同。

4结论

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缺口规模及其效率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福建省农业信贷仍有很大缺口，农业信贷供给效率也不尽如人意。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1）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及其功能定位上政府干预过度，政府主导的指令性信贷配置效率低下，不适当的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使得信贷政策导致高昂的成本；（2）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的边际资本投入产出率低。随着农业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的边际信贷资金利用率也在不断降低；（3）当前福建省农村金融机构缺乏金融功能上的竞争，不能保证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更好地发挥金融的功能效应；（4）农村金融机构的安排忽视外界环境的特征。经验表明，如果一国或地区的信贷资金供给不足或滞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这种滞后现状将会进一步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效率范文篇7

关键词：蛋鸡；养殖规模；效率；影响因素

现阶段，我国养殖行业的成绩和发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鸡蛋的实际产量和蛋鸡养殖的总量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作为世界最大的鸡蛋生产基地，我国在蛋鸡养殖上还是一直采用小规模的养殖方式，实际表现为养殖群体比较大，但是实际规模比较小，且均以家庭化养殖为主的基本特点。在这样的整体养殖模式之下，蛋鸡的养殖质量、生物安全及养殖技术及整体经营和管理等方面都会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这也成为了限制养殖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造成了市场上鸡蛋的价格和实际供需关系的大幅度变化。基于此种现实状况，我国相关部门开展了有关规模化养殖的活动，从全方面切实提升养殖户的实际养殖能力。

1影响蛋鸡养殖规模、效率的因素

影响蛋鸡养殖规模和效率的主要原因除了基本的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因素之外，因为养殖行业整体上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其他影响因素有以下几点：首先，实际养殖人员的数量和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及年龄；其次，养殖场地的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其中主要包含了行业补贴、饲养模式、土地情况和运营性质等。这些因素都会从不同程度上影响蛋鸡的实际养殖效率和养殖规模。例如，养殖人员如果比较专业将会对养殖效率和养殖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土地的性质如为租赁则会给养殖规模和养殖效率产生负面影响[1]。

2黑龙江省蛋鸡养殖规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黑龙江省现存蛋鸡大约为7000万只，蛋鸡的总量和鸡蛋的产量现居全国第七位。由于其饲料可以就地取材，其在鸡蛋的价格上是非常有优势的，约有2成到3成的鸡蛋会销售到广东和南方各省。从不同种类的养殖户的实际占比来看，其实际养殖规模在2000只到5000只规模的养殖户约占6成左右，规模在5000只到10000只规模的养殖户占约2成左右。实际饲养10000只以上的养殖户占整体养殖户约2成左右。由此可见，黑龙江省的蛋鸡养殖还是以小型和中型的养殖模式为主。由于蛋鸡养殖会受到来自土地和养殖人员及投入资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小规模的养殖和饲养量在10000只以下的蛋鸡养殖户是比较长期存在的。黑龙江省在实际的蛋鸡养殖中也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如小规模的养殖和大群体之间的矛盾。许多养殖户的实际养殖条件比较简陋，养殖环境的控制性比较差，蛋鸡的生产水平也因此变得非常低下。如果蛋鸡发生了相关疾病也很难进行必要的防控。许多养殖场也没有进行较好的规划，人鸡混杂的现象比较明显，育雏育成和产蛋舍也区分得不是很明显。

3提升蛋鸡养殖规模效率措施

3.1获取政府支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市场对于鸡蛋的需求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黑龙江省想要切实拉动蛋鸡养殖行业的整体发展，就要给予蛋鸡养殖行业必要的重视和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2]。首先，要提倡黑龙江省养殖户适当地扩大自身的养殖规模，并利用合作社联营的经营模式来优化蛋鸡养殖的产业结构，以提升黑龙江省蛋鸡养殖行业的实际市场竞争力。其次，黑龙江相关政府部门要有针对性地给省内的蛋鸡养殖户一定的政策扶植和经济扶持，并在养殖技术和各项补贴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以此来充分调动养殖户的实际养殖积极性。最后，黑龙江省相关政府部门也要大力宣传蛋鸡养殖行业，让更多人了解到蛋鸡养殖所带来的几大经济效益，从而主动参与到蛋鸡养殖中去。

3.2强化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

黑龙江省相关政府部门要不断强化省内各大养殖场的实际养殖规模和建设程度，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首先，要重点扶持和引导养殖户建设大型的养殖场，且保证实际的养殖数量为15000只到20000只之间，以使得此类养殖场能够更加符合发展需求；其次，对于那些养殖规模在5000只以下的养殖场，要促使他们可以和合作社和其他养殖大户、家庭式养殖等养殖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最后，对于10000到15000养殖量的养殖场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使其能够向大型养殖场方向发展。

3.3对养殖户开展技术培训

现阶段，许多养殖户因为受到自身观念和受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在进行养殖模式上和管理上，整体效率都比较低[3]。针对这样的现象，黑龙江省相关政府部门要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养殖户开展相关培训活动，让蛋鸡养殖户的实际养殖理念和养殖技术都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可以通过定期为养殖户举办培训讲座的形式，也可以利用各类宣传渠道来开展养殖技术讲座，更要积极利用现代化互联网渠道进行养殖技术和养殖管理方式的宣传，让养殖户可以第一时间有效掌握蛋鸡市场的行情和变化。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会对蛋鸡的整体养殖效率和养殖规模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要想从本质上提升蛋鸡养殖的规模和效率，就要不断规范实际养殖的标准和方向，给予蛋鸡养殖充分的重视，并利用相关政策和补贴有效促进其持续稳定的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振傈.蛋鸡养殖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J].中国畜禽种业，2019，15（7）：182.

[2]徐海磊，高桂凤.蛋鸡养殖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J].当代畜牧，2015（35）：32-33.

效率范文篇8

KeyWords：Thetransferefficiencyofinformation；Organizestructure；Bankefficiency

一、引言

银行效率是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是银行及其体系的资金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发挥的集中反映。银行组织本身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等因素是影响银行效率的内在因素。组织结构源于银行经营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下不同人力资源的分工、分组和协调合作，它规定了银行人力资源的责、权、利及其结构①。组织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依赖于组织结构对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有利于改善银行信息传递效率的组织结构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提升。

本文以提高银行组织的信息传递效率为主要目标，探讨银行组织结构适应信息传递效率提升所需进行的调节和优化。首先分析银行信息传递效率的基本原理，然后以信息传递效率的改善为主线分析银行组织结构的演变，最后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息传递的缺陷的基础上，提出银行组织结构适应信息传递效率提升所需进行的优化措施。

二、银行组织的信息传递及其效率

银行的信息传递机制可以描述为：银行围绕本身的经营目标、结合可利用资源状况，从市场接受价格信息后，以人为主要的信息载体和媒介，通过管理信息系统传递价格和非价格信息，不同层次对信息流进行不同的处理和使用，从而组织生产要素，为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再通过商品和服务的竞争性检验信息传递、处理和使用的有效性，并以此反馈调节下一个传递过程。银行组织信息传递的过程就是控制和降低银行组织活动的不确定性、整合资源以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银行的经营管理和信息活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现银行效率的过程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就是实现银行组织的纵向和横向信息流动的均衡结构②，确保信息传递、处理和使用的有效性的过程。[1]

银行组织结构决定了银行组织的信息渠道、信息结构和信息效率，直接影响到银行能否适应市场和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银行组织的高效运转以银行内部信息的及时、有效的传递为前提，而银行组织结构决定信息传递的路径。由信息路径和信息节点联结成信息渠道网络，网络中节点信息之间的差异构成信息结构。在信息传递路径一定的情况下，信息网络的阻力系数越小，信息传递的保真度越高；在信息网络的阻力系数一定的情况下，信息传递路径越短，信息传递的保真度越高。保证组织运营所需的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保真度就要求信息传递的渠道、节点尽量的少，尽可能简捷的信息渠道体系可以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同时，由于生产的连续性和团队产出的整体性，个体努力的信息往往难以从整体信息中细分出来，团队信息与个体信息的边界模糊，从而造成激励和监督的困难，从而容易产生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这种失真就是信息网络的阻力的后果)。

信息在组织内部传递存在自然失真和人为失真。自然失真是由人们的可知觉范围、心智能力和接受信息时的环境、心理、生理状态决定的。与此不同，人为失真则是由信息接收者的主观造成的，这可能缘于自我效用、部门效用、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判断与预期等。减少自然失真主要在于员工素质的提升和信息渠道体系的简化，减少人为失真则需要通过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一个信息节点输出信息的保真度取决于节点本人和他的部门与整体组织目标利益的一致性。

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关系到银行组织的市场机会转换为现实收益的程度，只有灵敏的反应机制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及时的信息传递为实现这种转换赢得了时间。时效性受到信息传递的技术和距离的影响，到决策层的距离一定时，传统信息传递技术的速度慢、时效性差；信息传递技术一定时，到决策层的距离越短，时效性越强。提高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可以从革新银行信息传递技术和合理分权着手。[2]

三、信息传递效率视角下的银行组织结构演变

银行组织结构确定了银行组织工作任务的分工、分组和协调合作。银行的组织结构从专业化、部门化、指令链、控制跨度、集权化、正规化等维度加以区分，一般可分为层级组织(高度结构化、标准化、机械模型，一般也称作传统组织)、无边界组织(松散无定性、有机模型，一般也称作虚拟组织)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态结构(兼具层级组织和无边界组织的特点，也称柔性组织)。可以认为从层级组织过度到无边界组织是一种组织结构变迁的大趋势。

1.层级组织。当前，绝大部分银行的组织结构还是各种各样的层级组织结构，具体可分为U型、H型和M型三种基本形式。

U型组织结构(Unitarystructure)是按职能划分部门，各部门独立性较小，管理集中在高层管理人员手中的中央集权式一元组织结构。公司的一切决策均来自于公司的最高领导，信息传递以纵向为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分工的日益复杂以及信息量的增加，这种组织结构模式的适应性越来越差，容易出现“管理控制失效”(科斯，1937)。直线制、职能制、直线参谋制、直线职能参谋制属于该类型组织结构。H型组织结构(HoldingCompanystructure)是一种控股公司型、高度分权的组织结构。一家银行可以拥有很多数量的不相关联的产业单元，每个产业单元都是一个利润中心、投资中心和信息中心。信息传递还是以纵向为主，但横向传递因产业单元的独立性而有所改善。银行内部模拟市场运作，市场的信息—决策机制部分替代银行的信息—决策机制。子公司制是H型组织结构的主要代表。M型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structure)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更强调整体效益的大公司结构。M型结构一般按产品或区域来设立事业部，各事业部通过下设的职能部门来协调从生产到分配的生产经营全过程，事业部在组织内部类似一个个独立的银行，有着自身的任务和目标，事业部是半自主的利润中心、投资中心和信息中心。信息传递还是以纵向为主，但横向传递的要求因事业部的半自主性仍然较高。与M型组织相对应的组织形态主要是事业部制、分公司制、矩阵制。银行无论是采取U型、H型还是M型组织结构，其信息—决策机制都具有层级制的特点，对信息处理的权利是依节点所处的层次分配的。这种层级制的信息机制的特征是分散收集、纵向传输、分层集中处理。

2.无边界组织。部分银行采用E型无边界组织结构形式。E型组织结构(Ecologicalstructure)是一种为了获取由银行、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中介机构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或“食物链”中的最大利润而设计的具有生态适应性的组织结构。创造性的、学习性的组织才具有生态组织的适应性，才能整合存在机会利益的每个商业生态系统、协调自己在各生态系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在多个生态系统中的利益。E型组织有若干相对独立的小组，小组成员有充分的自由。如果把工作小组甚至个人理解为组织的网上结点，大多数结点相互之间是平等的、非刚性的。小组和个人有紧密协作、迅速培育并领导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权力与责任。这种形式灵活机动，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信息化沟通。

3.柔性组织。从运作方式上看，从层级组织到自由化无边界组织之间存在着各种类型银行组织。信息效率影响着银行的组织模式，反过来，银行的组织模式又对信息效率产生反作用。作为银行组织关键生产要素的信息资源，其交易效率的内外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规模变化的模式。未来银行的组织结构将从命令链到网络化、从控制到协调、从职位权威到知识权威、从序列活动到同步活动、从纵向交流到横向交流、从不信任和服从到信任和忠实，通过不断学习、追求创新来适应未来海量信息中把握机会的需要。层级制内部从直线制到直线职能制的演变主要是节约了协调信息渠道(横向信息渠道)，而较少节约控制信息渠道(纵向信息渠道)，正是这种演变节约协调性信息传递的成本，简化了过分复杂的协调关系，提高了信息效率。从层级制到无边界组织结构的演变在信息渠道方面没有明显改善，有的甚至还有增加，组织结构在事业部制以后的演变主要解决的是激励问题，并以此控制信息传递的人为失真问题。从层级组织到无边界组织的大趋势也是组织信息效率提升的大趋势，但现实的演变路径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四、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信息传递缺陷

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大都采用“直线—职能—参谋型”的组织结构，现有组织层次一般分为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储蓄网点五级。按地区设立分行，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各个分行是半自主的利润中心。总体来讲，总行和分行具有管理权，办事处负责经营。目前，分支行也可以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甚至部分银行的总行也建立了营业部。这种“直线—职能—参谋型”组织结构，不能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获取、传递、处理和使用客户的相关信息，信息效率不高。

1.纵向信息传递和横向信息传递失衡，不利于银行组织各部门的协调合作，难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纵向信息传递层级过多，信息失真严重，总行的控制能力差。内部组织运作是通过职位与部门划分，等级层次设置，职责权限分配等结构性手段实现，横向联系协调主要靠上级行政力量推动，而不是具有持久、连续推动力的经济力量。这样的组织结构行政性质强，经济力量弱，职位的权利与责任、风险脱离。事实上银行的经营目标的实现需要各部门的参与和协作完成，而各部门负责人习惯于对本单位业务负责，内部各部门画地为牢，部门之间很少协调。而一些能够弥补该种组织结构缺陷的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与知识管理、风险管理和顾客管理等部门设置不到位。按照业务种类和产品设置部门，使业务部门之间难以协调，新生业务不易开展，客户多样化需求难以满足。尽管纵向信息流相对于横向信息流占优势，但由于管理层次多，跨度大，加上分支行受自身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使得总行机关对分支机构的控制失灵。

2.客户需求信息传递路径迂回折返，影响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保真度，难以满足客户的真实需求。总分行制下的五级层级结构中，分理处和分、支行的营业部直接面对客户，经营存、贷、汇等业务，而信贷资金的审查、审批，资金头寸的调度、调节，结算资金的实时清算、划转却上收到分、支行对应的职能部门，经营权和决策权分置。这种分置超出合理的范围时就会造成客户信息的迂回传递，致使信息渠道网络无效增生，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保真度，使银行对市场反映滞后和某种程度的错位。造成这种信息渠道无效增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经营权和决策权的过分的分置，这种设置还会降低一线员工业务开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对风险防范的责任心，关于客户的边际信息增量往往在故意的疏忽中积累成银行现实的风险。

3.信息流中经济信息和政治信息混杂，往往政治信息的影响超出了经济信息的影响，银行经营目标的实现往往从属于员工政治目标的实现。由于生产的连续性和团队产出的整体性，个体努力的信息往往难以从整体信息中细分出来，团队信息与个体信息的边界模糊，从而造成激励和监督的困难。在经济信息的传递基本稳定、私人信息难以识别或容易识别而没有相应的激励约束的情况下，员工对政治信息的兴趣、对层级的提升和控制权的追求就会成为其行为的主动力。银行作为经济组织的本质就会慢慢蜕变为官僚味十足的行政组织，客户需求也就谈不上有多重要了。[4]

五、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优化的措施

1.以比较优势重整价值链，通过劣势业务外包引进市场的信息—决策机制。每一个银行选择间接融资过程中自己最擅长的业务环节来经营，通过经营为资金的有效转移提供有效的延伸，原来的非优势环节通过市场来实现。集中经营优势环节的银行因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可以有效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包含外包环节的价值链也因为市场决策—信息机制对企业决策—信息机制的有效替代而更具信息效率。

2.建立客户中心，实行客户经理制。客户中心由客户经理组成，客户经理负责全面获取客户的需求信息、调用银行组织现有资源满足客户需求。客户中心是银行组织各个部门联系的纽带，信息和市场调研部门及时把情况反馈给客户中心，由客户中心去开发市场机会。客户中心把客户需求中暂时无法满足的需求信息反馈给研究发展部门，以便有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业务。客户中心的设立加强了银行组织内部的横向信息交流，客户经理相对于客户具有银行信息优势，由客户经理与客户对接，提升了银行与客户沟通的信息效率。当然也因此节约了满足客户需求的交易成本。同时对于重大的项目，可以由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项目组，以项目组任务的实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分享带来的持续激励替代非项目组结构状况下行政命令的间断约束，实现部门间的自觉性协调合作。

3.合理分权，简化信息渠道网络，减少信息传递的路径。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瞬息万变，银行前台工作人员在获取客户的需求信息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满足客户的需求是银行把握市场机会、赢得市场竞争的要求。前台工作人员接到客户的贷款申请后会有相关的信用调查，对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调查后会有一个能否放贷的基本判断。如果拟同意发放贷款，就会根据信用状况商定贷款条件。至此，贷款合约即可进入实施阶段。但是，由于贷款权利的过度集中，相关的贷款文件还得层层报批，而审批人未必具有信息和知识优势。此时的层层报批只能是一种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对客户的一种怠慢。层层报批在现有的银行制度框架内确实可以避免一些风险，但是审批权所在层次离前台和客户的距离可能太远，特别是在银行规模较大地国有银行，这种权利的配置避免的不仅仅是风险。况且，层层报批不是风险控制的唯一和最佳措施。现有银行制度下的支行和分行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应当享有部分贷款审批权。③[5]办事处和储蓄网点成为贷款申请的接待前台应当是银行竞争加剧和贷款利率市场化后的一种趋势。

4.革新信息技术，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增强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信息技术是完成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再生和使用等功能的一类技术。构建银行决策和研发中的专家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银行营销信息系统和对各系统的完善和升级，无疑将极大地加快信息地获取、传递、加工、再生和使用的速度，并因此增强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可以压缩现有金字塔式组织结构中的部分中间层级，使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信息传递的层级，提高信息保真度。

5.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完善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人为的信息失真。报酬机制、控制权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是银行组织的四大激励约束机制，而这四大机制发挥良好的激励约束作用是以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为基础和前提的。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完善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人为的信息失真。①March&Simon(1958)将组织结构定义为组织成员之间的等级关系,Hall(1987)认为组织结构是一种将员工之间互动关系､信息传递以及内部权利关系等方面进行界定并制度化｡此处借鉴Robbins的定义｡

效率范文篇9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