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空间范文10篇

效率空间范文篇1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于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2期。）。农业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民能否养活一个以上的非农业人口，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同时农业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份额逐渐降低。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效率空间范文篇2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于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2期。）。农业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民能否养活一个以上的非农业人口，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同时农业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份额逐渐降低。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效率空间范文篇3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效率空间范文篇4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效率空间范文篇5

关键词：城镇化；空间溢出效应；绿色生产效率；两区制；长江经济带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程的加快，过度追求产量的农业粗放式生产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与耕地资源破坏，农业绿色发展遭受巨大挑战[1]。工业化和城镇化产生的污染物逐步向农村转移，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逐步加剧，农村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同时，与农业技术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业面源污染正通过大气、水和农产品等途径扩散至劳动力和耕地，导致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2,3]。面对资源枯竭和环境容量约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障碍，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是实现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之所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主要有：农村教育、农业保险、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等[2—4]。也有部分文献开始关注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但是，由于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样本年限存在差异，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5,6]。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2008—2017年12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同时采用两区制模型检验省域内外的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非对称效应，深入分析由于地级市所处省域的异质性造成的城镇化溢出效应的差异。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镇的就业岗位缺口和优越的生存环境吸引农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其身份也由农产品生产者逐渐转变成农产品消费者[7]，这部分群体衍生出的高质农产品需求会诱导农户改变传统粗放式经营方式向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进而推动区域农业绿色发展[8]。此外，城镇化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提高，城市建设用地不断挤压农业用地，造成农村可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但也推动着大量城镇资本逐步回流至农村，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促进农业向集约化生产转型，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提升了农业绿色生产效率[9]。假设1：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是工业和服务业集聚的空间载体，不仅能够吸引周边地区人口、资本等要素向城市集聚，城镇化发展成果也会通过回波效应向相邻地区溢出，推动相邻地区的发展。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地区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由相关性引致的溢出效应和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10]。一方面，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劳动人口的流动深化了城乡间信息、知识和资本的转移和传播，会显著推动相邻地区间农业生产知识的交流，革新地区农业生产观念，激发农业技术创新，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专业生产信息嵌入生产环节，最终显著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效率[11]。另一方面，随着中央环保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强，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环境治理意识会逐步增强，且中央政府将环境因素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中，出于相邻地区间官员考核竞争机制的压力，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会出台较严的环境治理条例，不仅会促进本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对邻近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地区间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高[12]。假设2：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于地区基础和发展条件不同，我国不同地级市间城镇化发展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也会有所不同[13]。假设3：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即地区间非对称效应显著存在。

2研究设计

2.1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SEM（空间误差模型）、SAR（空间自回归模型）等形式。其中，SAR模型主要用于研究相邻地区的行为直接对整个系统内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其数学表达式为：

2.2两区制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不同地级市间由于解释变量变化对其他邻近地区被解释变量产生的影响，本文以SLX模型为基准模型。空间权重矩阵W为经过行标准化处理后的地理邻接矩阵。其中，Ω1和Ω2分别代表省域内相邻地级市和省域外相邻地级市解释变量对本市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Wij1和Wij2分别为空间权重W1和W2的矩阵元素，wij1=1表示地区i和地区j相邻且位于相同省份，其他则为0；wij2=1表示地区i和地区j相邻但位于不同省份，其他则为0。

2.3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的数据为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2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其中基础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1）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绿色生产效率（LTE）。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将农业碳排放这一非期望产出引入该模型，假设第i个地区在第t年的农业生产中有m种投入，共计r种产出（r1为期望产出，r2为非期望产出，r=r1+r2），本文在参考相关指标的基础上[4,5,14]，最终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1所示。根据式（7）可求出农业绿色生产效率。

3实证结果分析

3.1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测度城镇化率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本文使用全局Moran’sI计算其空间相关性，通过计算局部Moran’sI来分析其局部变化趋势和各地市与邻近地区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其计算公式为：图1为2008—2018年城镇化率的Moran’sI柱状图，图1表明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2008—2010年空间自相关程度呈现上升态势，表明城镇化率较高的地级市发挥其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城镇化的发展；2011—2013年空间自相关程度稳步回落；2014—2018年，空间自相关程度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空间集聚逐步加强。本文根据LISA聚类分布图（图略）分析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城镇化发展的局部变化趋势，LISA聚类主要分为高-高（H-H）、高-低（H-L）、低-高（L-H）、低-低（L-L）四类集聚区域。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发生明显变化，H-H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该地区经济发达，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对邻近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呈现较为明显的扩散效应，该集聚类型的地级市数量持续上升；L-L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资源匮乏、地理环境较差的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改善，集聚区分布的地市级数量逐渐减少。L-H和H-L集聚区分布的地级市数量逐步增多，表明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和较低的地级市在分布上较为集中。

3.2回归分析

3.2.1基准回归结果本文首先对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并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的χ=18.93，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基准回归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优。由表2可知，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作物种植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3.2.2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下页表3为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镇化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之间关系的结果。模型（3）中，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空间反应系数为0.026，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相邻地级市间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模型（4）和模型（6）中，农业机械投入强度的空间反应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相邻地级市的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对本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存在负向溢出效应。由于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估计的参数结果并不能直接反映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所以本文采用偏微分方程计算相关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见下页表4。由表4可知，采用SDM模型和SDEM模型时，本市城镇化水平均对本市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这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根据表3的结果可知，SDEM模型与SDM模型的PseudoR2分别为0.014和0.053，说明SDM模型优于SDEM模型。SDM模型的结果显示，本市城镇化水平对邻市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大小为0.151，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3.2.3省域间非对称效应分析本文采用两区制的省域间非对称效应检验省域内外相邻地级市城镇化水平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见下页表5。由表5可知，城镇化水平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在5%的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46，与前文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另外，省域内相邻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对本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省域外相邻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对本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在1%的水平上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81。根据表5给出的区制1与区制2的非对称效应的t检验结果可知，省域内相邻地级市和省域外相邻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对本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具有显著差异，前者的空间溢出效应小于后者。可能的原因是省域内各地级市由于受到相同省级政府政策管控的影响，会导致省域内地级市城镇化发展模式和进程的趋同性，省域内地级市间相互影响和协调的效果被弱化，部分溢出效应的影响效果会降低。而随着省域外相邻地级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对本市迅速产生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受限于不同省域间地级市发展水平的差异，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级市农业人口逐渐转移至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农业资源的消耗速度和农业面源污染均会持续下降，地级市农业绿色生产效率逐步提升。

4结论

效率空间范文篇6

关键词：物流产业；技术效率；空间关联；影响因素；空间经济学

我国物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8年，全社会物流总额达到283.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与2011年相比增长78.7%；物流业实现增加值10.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0.99%，分别比2011年3.2万亿元和6.8%增长显著。总量指标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看到，近三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14.7%左右，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2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6.5个百分点。可见，物流产业总产出的增长依然以高消耗、高投入为代价，产业发展效率不高。当前我国物流产业效率分布状况如何？是否具有空间关联性？有哪些因素能够促进物流业效率的提升？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物流产业高效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有关物流产业省际关联性及效率影响因素的代表性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空间集聚性及影响因素研究。谢逢洁等（2019）应用锡尔系数等三个指标对我国西部12省物流产业空间集聚性进行分析，并总结了分布差异性的成因，提出发展措施；钟祖昌（2011）对我国物流产业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明确省域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后，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五个影响因素纳入空间计量模型中，得出结论并提出促进区域物流业发展的对策。李倩倩等（2020）以长三角26个城市物流产业为研究对象，在测算区位熵及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对物流产业集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李健等（2020）测算了我国八大区域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2007-2017年研究期内，分析了效率值的时间演变和空间相关性，并探讨了空间收敛性。其三，物流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研究。徐秋艳等（2018）将物流产业集聚水平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省际物流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空间特征。其四，物流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关联性研究。舒辉等（2014）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我国物流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物流产业集聚既能够促进TFP增长，也带动了相邻地区TFP的增长。综上，学者们较多关注物流产业集聚性的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较少围绕物流产业效率，探讨其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本文以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在测算其技术效率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提升我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方法

（一）Super-SBM模型相对于传统DEA模型效率测度可能存在偏误的问题，Super-SBM模型将松弛变量考虑其中使测算结果更加准确，同时也避免了多个决策单元效率值同为1时无法区分差异性的弊端。式中，ρ*是目标决策单元相对效率值，m与s分别为投入变量个数与产出变量个数，xi为第i项投入，yr为第r项产出，x_与y_分别代表投入与产出松弛变量。

（二）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的优势在于将地理空间上相邻关系作为影响因素纳入到模型中，避免了临近区域样本相关性的存在对传统计量方法区域单元相互独立的违背。在众多空间计量模型中，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最为基本。空间滞后模型为：Y=ρWY+XB+μ式中Y为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μ为随机误差项。空间误差模型为：Y=XB+εε=λWε+μ式中，ε为随机误差向量，λ为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全国及四大区域效率分布特征（一）全国层面将研究期内30个省市区物流产业效率值求平均，便于从横向上比较效率差异。结果见表1所示。从测算结果看，效率值具有明显差异性，其中天津、上海和安徽三地物流产业效率水平较高，处于第一梯队，其余省份效率值偏低，即相对于所选样本所构成的效率前沿面，大部分省份未能够达到或接近表现最佳样本的投入产出水平。运用Geoda软件对效率平均值分成5组，图略。我国物流产业效率水平较高省份位于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以天津、上海等为第一梯队，而广大北部及部分西部地区效率水平处于第二梯队，体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中部及大部分南部地区效率值比较接近，处于0.185-0.248区间内。其余地区包括西部、西南和东北区域物流产业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提升效率是这些地区物流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区域层面

为了更好的把握物流产业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将我国30个省市区划分为四大区域，以区域内所包括省份效率均值作为整体效率水平的代表，进而获得研究期内时间维度上的物流产业效率平均发展水平。如表2所示，2003-2018年间，我国区域物流产业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均处于0.5以下，从区域间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效率值最高，物流产业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果；其次是中部地区，效率平均值为0.279；东北和西部地区物流产业技术效率排在末尾，属于物流产业欠发达区域。从区域内部分析来看，东部地区省份间效率差异明显，天津、上海两地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区域内其他地区，也是全国效率最高的两个地区，带动东部地区成为效率值最高的区域；东三省中辽宁物流产业效率水平略高于其他两省，但区域整体水平不高。除此以外，中部与西部区域内各省份无明显差异，效率值大致在0.05-0.2区间内变动。从变化趋势来看（见图1），四大区域物流产业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截至2018年，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效率相较2003年分别上升了34.5%、55.6%、213.2%和126.6%，中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效率增长最少，但较其他三个区域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从历年变化特征分析，东部地区波动较为平缓，除了在2013、2014年有所下降以外，其他年份效率值均稳定在0.4左右；波动最为剧烈的是中部地区，2003年效率均值仅为0.102，到2008年增长到0.331，此后略有下降但在2013年再次达到0.487的峰值，2017年后又小幅下降而稳定在0.3的水平，在2008-2016的“黄金增长期”其效率值曾赶超高水平的东部地区，促成这种增长态势的因素值得分析。东北和西部地区呈现了相似的变化轨迹，均在2008年出现了效率值的显著提升，而后并没有出现类似中部地区持续增长的趋势，基本稳定在0.2的水平。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

本文从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政府支持、科技水平和基础设施五个方面选取代表性指标，作为物流产业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分析其影响模式。

（一）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产业效率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模效应。经济总量的增长必将带动产业持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以扩大生产规模，物流产业作为连接行业间物资运输的流通性行业，势必受到关联行业影响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以扩大产出；二是结构效应。经济的增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单纯依靠资源投入换取经济增长的局面将有所改变，行业间联合经营与深入合作对效率的改善具有促进作用；三是技术效应。经济的发展将提升科技研发投入，新的生产技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能够促进物流产业效率的提升。有关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省际人均GDP（gdpper）来代表。

（二）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水平体现了某一区域市场开放化及活跃程度，较高市场化水平意味着经济环境中具有更丰富的促进产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包括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技术外溢效应、企业经营方式更为灵活、有效的产业融合与资源整合等。我国物流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便是行业分散化经营导致的集中度不高，既定的资源投入无法获得合理范围内的经济产出。而提升市场化水平将有利于改善物流产业效率偏低的问题。选取省际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占比（market）来代表市场化水平。

（三）政府支持

政府影响产业发展的手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指令性行政管制，包括推行行业发展的公共标准、颁布规范行业行为的指令性条文、实施促进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二是财政预算支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比重来支持行业在关键领域的突破或者创新性发展。现代物流产业急需政府通过指令性行政管制来规范其发展。另外，与物流产业效率提升息息相关的物流园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及交通道路的修建更加需要政府的财政预算支持。在反映政府支持的指标中，选取省际交通运输支出占一般性财政支出比重（gov）来代表。

（四）科技水平

物流产业的业务环节较多，而且无论是仓储运输，还是装卸搬运都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运营效率，尤其面对商品种类众多、行业对物流操作要求个性化的市场环境，致使业务操作产生风险的因素增多，严重影响物流作业整体效率。此外，面对与日俱增物流需求，传统以人工操作为主的业务模式已经成为物流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将极大降低物流操作各环节的风险，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降低了人员成本支出，从而提升物流产业技术效率。本文选取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来代表技术水平（tech）。

（五）基础设施

物流需求业务量的增长迫切需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物流行业效率的提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效应。物流设施数量的增加及规模的扩大易于实现区域内物流服务全覆盖，从而形成更为经济的仓储与运输等作业的批量操作，降低物流产出的单位成本；二是模式效应。种类更为丰富的基础设施能够改变传统单一的物流作业模式，如车站、港口、航空货运中心支持多式联运的物流作业模式，为提升物流运作效率创造了更多选择机会。有关指标的选取，用省际单位国土面积上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公里数来代表基础设施（infras）。实证分析美国地理学家Tobler认为地理位置接近的个体具有关联性，区域间的经济地理行为之间都存在空间效应。因此，选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区物流产业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能够考虑空间关联性，避免了对传统计量模型“样本间相互独立”假设的违背，使估计结果可信。模型选取过程中，Hausman检验结果中Chi-Sq.Statistic值为27.57，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LM-lag与LM-err检验都显著的前提下，Robust LM-err更为显著，因此建立空间误差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相比较普通面板模型而言，空间计量模型具有更好的统计性质，R2的提高说明自变量的解释能力更强，另外较小的σ2表明估计的误差更小。从固定效应选取类型的比较中发现，时间与空间双固定模型的R2和Log L值最高，因此双固定模型能够更好的拟合变量间的关联关系.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即效率水平较高的省份会对周边相邻区域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关联特征，这与全国层面效率分布的讨论相一致。从各影响因素系数估计结果来看，人均GDP（gdpper）对物流产业效率的影响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物流业效率的提升，当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物流业效率平均下降0.12%，可见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会反向抑制物流产业良性发展。市场化水平（market）对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62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市场化水平与物流产业效率负相关，逐渐开放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带动物流产业效率提升。政府支持（gov）对物流产业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虽然这一结果不具有显著性，但基于现有样本该结论是成立的，而且系数估计值达到1.07表明各级政府财政与政策支持能够较大程度影响物流产业技术效率的变动，有利的发展环境是物流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水平（tech）的系数估计结果为4.95且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科技支出占比提高1%能够带动物流产业效率提升近5%，体现了物流产业效率提升对技术水平的强依赖性，加强技术研发和行业普及对于物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基础设施对物流产业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贡献度不高，说明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要警惕出现“粗放型”模式，提升现有物流资源的利用率、加强物流设施的社会化将更有力地促进物流产业效率提升。结论及对策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区物流产业在2003-2018年技术效率的测算，发现区域效率值具有较大差异性，相对而言，北部及东部沿海区域物流业技术效率较高，而西部及东北区域效率值最低。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呈稳态发展态势，而中部地区波动最为剧烈。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物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地理上临近的省域物流业的发展相互间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与市场化水平与物流产业效率负相关，而政府支持、科技水平和基础设施对物流产业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科技水平的贡献最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为提升我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提出以下对策。第一，促进物流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由于我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应充分调动活跃生产要素区域间自由流动，从而达到优化配置，推动跨省际、跨区域的物流项目合作，打破物流活动的区域独立性与空间束缚，积极拓展物流服务范围，实现业务模式创新性发展。使物流产业区域优势省份将优质的物流资源、先进的技术及成熟的管理经验，依靠空间关联性不断辐射到更为广泛的区域。第二，提升物流产业科技水平。实证结果显示，科技水平对物流产业效率的提升具有最为显著的贡献，物流企业应不断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强化先进科学技术在物流活动中的普及，避免单一业务环节高自动化与整体业务流程脱节现象，确保物流活动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三，加强政府支持。各级政府在行业发展政策及财政预算方面的支持将为区域物流业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为规范的行业规范、更为充盈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冲破行业发展的区域界线，吸引优质物流企业投资并开展业务活动，加快落后地区物流业的发展速度。另外，稳定的、专业化的行业发展环境也需要政府力量来经营与维系。第四，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物流基础设施对行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盲目的投资所导致的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现象不仅不会提升物流产业效率水平，相反会进一步恶化行业分散经营的程度。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应充分考虑规模效应与区位效应，通过面向社会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来提升基础设施利用率，形成中心区域与卫星区域设施联动模式，有效的提升区域物流产业效率水平。

参考文献：

1.谢逢洁，王宁.“一带一路”视角下西部12省区物流产业集聚及空间分布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3）

2.钟祖昌.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物流业集聚及影响因素——中国31个省市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33（11）

3.李倩倩，董会忠，曾文霞.长三角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5）

4.李健，刘恋.省际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4）

5.徐秋艳，房胜飞.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2）

6.舒辉，周熙登，林晓伟.物流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3）

效率空间范文篇7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效率；空间计量模型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为提高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益和经济发展质量，使其成为我国富有影响力的绿色经济示范带，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目标导向，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是紧要任务。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并要求“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此举进一步凸显出长江经济带走绿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性。当前，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偏重偏化”特征明显，生态环境形势依旧险峻，探究如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尤为必要。

1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1．1研究方法

1．1．1绿色效率测算模型文章采用绿色效率值来表示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绿色效率值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Tone提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EA模型。由于后者考虑了松弛测度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测量结果更为准确与有效。为此，本文选取SBM－DEA模型测算绿色效率值。1．1．2空间计量模型为探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发展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设定如下：GREit＝θi＋ρt＋β·HSit＋α2Xitεit，εit＝λW·εit＋υit式中，GRE为绿色效率值，HS为产业结构优化，Xit为第i个地区第j年的各种影响因素变量，包括外资利用水平、政府干预、技术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此外，θi为空间固定效应，ρt为时间固定效应，α、β、λ为未知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υ为随机扰动项，W为权重矩阵。

1．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绿色效率涉及投入、期望和非期望产出三类指标。本文非资源投入因素中的劳动投入由单位从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资源投入因素则由全社会用电量表示；期望产出指标由实际GDP表征；非期望产出则由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表示。解释变量产业结构优化由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刻画，其中产业结构高度化（TS）借鉴干春晖的测量方法，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HL）借鉴韩永辉的测度方法，以HL＝1／∑3i＝1Yi／（Y）Yi／L（）iY／（L）－1衡量，其中Y为产业产值，L为产业从业人数，i表示产业部门。控制变量中外资利用水平（WZLY）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GDP之比来衡量；技术投入（CX－NL）用科技事业费支出刻画；经济发展水平（RJGDP）用实际GDP与年平均人口的比值，即实际人均GDP刻画；教育程度（JYCD）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衡量。此外，空间误差模型中的空间权重矩阵（W）为一阶Queen空间邻近矩阵，即当两个区域有顶点相接，记为1，反之记为0。

2实证结果分析

2．1绿色效率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保证空间计量模型的适用性，需对绿色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Stata15．0软件计算出反映绿色效率空间集聚状态的Moran’sI指数，结果见表1。绿色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由表1可知除2007年与2008年的Moran’sI值不显著外，其余的Moran’sI值都至少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2007年与2008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市的绿色效率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随机。而2004－2006年及2009－2017年期间绿色效率则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即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会影响本地的绿色发展。为此，在探究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效率的影响研究中，考虑采用纳入空间相关性的空间计量模型。

2．2绿色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回归结果分析

在验证了绿色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相关关系后，进一步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选择。由于豪斯曼检验（Hausman’s）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相较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更适于本次研究；其次，空间滞后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spatiallag）统计量不显著，而空间误差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spatiallag）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相较于空间滞后模型（SAR）而言，空间误差模型（SEM）更符合模型设定。同时，LR空间效应检验与LR时间效应检验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高度显著，表明模型存在双边固定效应。另一方面，Wald空间检验统计量与LR空间检验统计量并未在相应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空间杜宾模型并不适合本次研究，据此可以确定双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为最优模型。基于上述分析，表2给出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效率值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有两点：（1）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绿色效率值的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2）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绿色效率值的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需重视产业结构高度化，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由表2可知，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系数为0．0007，但并未显著，说明目前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不高，尚未对绿色效率值的提升产生明显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科技的投入力度不够，长江经济带拥有高技术含量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的企业较少，整体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得不到良好发展，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未能有效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0．0017，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一个单位，绿色效率值会相应上升0．0017个单位，表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进而对绿色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程度提高有助于绿色发展，外资利用水平与技术投入对绿色发展未有明显影响。由表2可知，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中，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注重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会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政策，如实行垃圾分类、推广新能源汽车等，且当地居民的绿色出行与绿色消费观念也相对较强，因此更易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教育程度的系数为正，也在1％的显著水平下高度显著，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本地整体的居民素质也会有所提升，更容易接受当地倡议的绿色消费与绿色出行理念，进而促进了地方绿色发展；此外，外资利用水平的系数为正，技术投入的系数为负，但均不显著，即外资利用水平和技术投入并未对绿色效率值产生明显的影响，表明外资利用水平有待提高，技术投入亟须增加。

3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SBM－DEA模型测算了2004年至2017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绿色效率值，并进一步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探讨了绿色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绿色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尚未对绿色效率值的提升产生明显作用，加强企业科研创新能力，注重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是当务之急；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继续保持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是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注重绿色经济发展，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的居民则更易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而当前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外资利用水平不足，且技术投入力度不够，即两者均未能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作用。基于上述所得结果，本文针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各地区应积极寻求产业发展定位，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如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环境较为友好型的现代服务业为支柱产业，进一步逐步构建以产品附加值高、技术知识密集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同时均衡配置产业间的生产要素，以此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其次，加大长江经济带的科技投入力度，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得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最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通过利用外资增加企业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促进经济增长及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而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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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5．

效率空间范文篇8

摘要：据有关消息，我国就加入世界经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中国的入关就意味着市场的开放，贸易的自由化，将对新世纪的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其中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流通领域将首当其冲，而流通的变革直接导致流通城市空间发生变化。我国城市流通空间的发展状况如何？入关以后我国的城市流通空间将面临何种挑战？城市规划，尤其是城市流通空间规划如何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提出适应于未来发展的城市流通空间规划？城市流通空间规划领域面临或即将面临以上问题，本文将就这些内容进行探讨，并提出我国城市流通空间规划的思路。

关键词：城市流通空间发展趋势

一、我国城市流通空间发展的现状

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9.6%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增长，逐步进入了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全面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增长与生产发展，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也稳步提高，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是1978年的4.2倍。在消费结构方面，恩格尔系数从1985年的52.5%（城镇）和57.8%（农村）下降?999年的41.9%（城镇）和52.6%（农村）。[1]这意味着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需求更多地指向工业品，这样，我国多数工业产品已经实现了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发展把我国带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高速增长时代。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买方市场及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和管理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为流通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流通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9年是1978年的6.0倍，而货物周转量1999年是1978年的4.1倍。[1]

伴随者流通业的发展，我国形成了流通空间开发的热潮。据统计，我国对流通行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与邮电通信业和对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1.4%增长到1999年的29.8%。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使流通空间得以迅速扩展：1999年末全国消费品市场数达到88576个，其中城市市场达到24983个，农村市场达到63593个，[1]成交额达亿元的市场在2001年初已经达到3084个。在交通运输方面，1999年末，我国运输总里程已达350多万公里，公路里程达133.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5万多公里，跃居世界第三；铁路运力跃居亚洲第一；[2]水运方面，港口的吞吐能力有大大的提高，列世界第五；民用航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建、扩建了一批机场，增开了一批航线，这些都使空运能力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初步建立起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民航等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运输网络。在仓储方面，我国现有仓库面积约3亿平方米。一些主要大中城市新建了现代化的作业仓库，从过去单一的存储服务逐步转变为综合性的服务，重视运输、装卸、信息等方面的协调，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全国范围配送体系的物流企业正在形成，连锁商业和配送服务正在兴起。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新的开发热点，对流通空间自身发展又产生重大的影响。流通空间的全面开发为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我国城市流通空间面临的挑战

虽然，我国近年来在流通空间发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入关以后我国城市流通空间的发展面临国外先进流通模式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商流领域、物流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等诸多方面。

（一）来自商流空间领域的挑战

商流空间是流通空间的主体，包括批发空间和零售空间。其中批发空间由各类批发市场、批发机构所在的各类办公空间等组成，零售空间更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包括百货商店、专业商店、超级市场、连锁商店、购物中心等各具特色的空间。我国零售业自1992年7月对外开放以来，实际营业的外资零售商场已达数百家之多。1999年6月，我国又在京、津、沪、渝等地开放批发业，可以预想，外资商业企业介入我国商流空间的开发和运营将加快步伐，将使我国商流空间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

1.来自商流空间规模的挑战

商流空间的规模历来是流通业竞争力的体现，我国目前城市商流空间的规模与发达国家有相当的差距，商流空间规模整体小而分散，小型的杂货店仍是我国不少城市占主体的流通空间。在全国数百万商业企业中，小企业占98%，缺乏具有国际水平、可以立足世界市场的大型流通企业。以零售业为例，1993年美国前50家大型零售企业销售总额为4910亿美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21.34%，而中国5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1995年销售总额为499亿元，仅占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45%。发达国家已经孕育了一批大型、特大型流通企业，如在世界商业企业100强中，美国占了40家，日本有13家，英国有11家，而中国没有挤入。[3]商流空间规模的扩大可以采用现代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节约投资、降低流通费用，目前欧美的商业集团的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超市，经营面积都在一万平方米以上，经营商品种类更为丰富，给顾客以更多的选择性。如德国麦德龙集团为世界第二大商业集团，1997年销售额达500多亿美元，主要采用仓储式连锁超市，在国内有53家，在国外有十多家，每家经营面积2万平方米左右，经营1.7万多种商品，以低廉的成本和满足消费者一次购足的需要而赢得不可比拟的价格优势。1996年在上海开设锦江麦德龙超市，每家分店达15000平方米左右，年销售收入达8-10亿元。近一、二年国外企业投资首选目标是大型超市，可以预见，中国入关后，这些企业对我国的流通业将产生更大的竞争压力。

2.来自商流空间组织的挑战

通过有效组织，形成一体化的商流空间是当今社会的发展态势。其主要型式是连锁，即其内部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联合形成规模庞大的商业集团，从而使得分散商流空间也呈现整体的状态。连锁可以有效组织其所属的流通空间，形成面上的规模效应并使其合理分布，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整体竞争力。如日本大荣公司1995年营业额达250亿美元，占亚洲第一，在国内拥有1200家大型超市，6700多家便利店、220多家大型百货商店和7个大型配送中心。中国的连锁经营也有长足发展，到1999年，连锁企业已发展到1800家，连锁店铺数已达到26000个，连锁经营企业年销售额达到1500亿元，比上年增长50%，但仅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3]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连锁早已超越国界，这种在世界层面上的更为广泛的跨国连锁经营将对我国刚刚起步的连锁商业产生强劲的冲击。

3.来自商流空间效益的挑战

商流空间的效益是衡量其竞争力的指标之一，每一种新型的商流空间型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和消费的前提下，为了追求最大的商流空间效益而产生的。近100年来，美国几乎每10年就有一种新型的零售商店产生和兴起，[4]各种新兴零售空间形式从产生到成熟的周期因形成年代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递减，即愈是近期形成者其成熟周期愈短，这种状况与生产和消费的多元化息息相关。我国自90年代以来，也导入了国际上新型的商流空间型式，如在零售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历了两次冲击，第一次是连锁超市对杂货店的冲击，第二次是大卖场对百货店、连锁超市的冲击。但这种变革仅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大多数商流空间在生产和消费变化的状况下仍采用传统的型式，如零售商业中占主体的是杂货店和传统的百货商店，百货业已经感到举步维艰，我国百货零售企业的毛利率整体下降，1999年为12.9%，2000年下降到1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这导致我国商流空间的效率低于发达国家，世界上商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15%，而我国仅为8.3%，[5]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商流空间效益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商流空间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多元化的商流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将是大势所趋。

（二）来自物流空间领域的挑战

物流空间是城市商流空间的后勤空间，包括货运空间和物流节点空间，其空间的功能包括运输、包装、装卸、保管、流通加工等诸多方面。现代物流的概念虽然早在20世纪中期已经形成，但是近几年才全面引入我国，近一两年来形成了物流空间研究和物流设施建设的高潮，这一方面是生产和消费快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许多城市和地区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采取的策略。

1.来自现代物流空间的挑战

所谓现代物流业，是指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整个供应链，运用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务业。它通过对物流的各个环节进行一体化管理，以达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国际上通常把降低物资消耗而增加的利润称为第一利润源泉，把节约活劳动消耗而带来的利润称为第二利润源泉，而把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挖掘的利润称为第三利润源泉。有关统计表明，在美国，产品的制造成本己不足总成本的10%；产品的加工时间只占总时间的5%；而储存、搬运、运输、销售、包装等作业占95%的时间，这说明了“第三利润源泉”挖掘空间的巨大。著名管理权威P.F.德鲁克把现代物流业称之为尚待开掘的“黑大陆”。而我国占主体的传统的储运空间效率较低，仓库的年吞吐仅为3－4次，在货运方面，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货运周转量远高于发达国家。根据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把交通运输、仓储、和批发等行业的成本费用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大约占比重为15.47%。如果考虑其他相关流通环节的费用和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损失,全社会物流费用支出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只有10%和14%，[6]传统储运空间和现代物流空间的差距可见一斑。

2.来自专业物流空间的挑战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相当多企业的物流活动主要依靠自身的储运设施完成。据调查，在工业企业中，36%和46%的原材料物流由企业自身和供应方企业承担，而由专业物流企业承担的仅为18%；产品销售物流中由企业自理、企业自理与专业物流企业共同承担比例分别是24.1%和59.8%，而由专业物流企业承担的仅为16.1%这种自我封闭，自我配套的模式直接导致了这些流通空间利用效率的降低。与此相反，发达国家的物流往往借助于专业化的物流企业，其功能就是为这些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这种物流就被称为“第三方物流”，目前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比例欧洲约为76%，美国约为58%。1994年美国第三方物流业的收入为150亿美元，1996年为250亿美元。[7]近期又出现第四方物流，是当前最前沿物流供应商，提供从运输到仓储再到售后服务的全套综合性服务，利用他们的技术将各分离的供应链单元集成起来，如TNT、HAYS和UPS等物流企业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高效率的专业化、社会化物流服务使得商品流通线路有了极大的改变，由以往经由制造、批发、仓储、零售商店和消费者各点之间的多层复杂线路，简化为由制造，经由专业化的物流空间而至各零售商店或消费者的流通模式。另一方面，专业化的流通空间的建设对整个社会而言，由于避免了许多重复建设，既优化资源配置，又大大节约社会成本。并使工厂只管生产，商店只管销售，通过社会分工使得生产者、经营者均可以专注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更加迎合消费者的口味。

3.来自物流空间网络的挑战

近年来，国际上著名的物流公司采取合资或独资形式，开始在国内开展物流业务，如美国的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投递公司，澳大利亚的TNT和英国的卓越等公司已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建立物流机构和货运网络。由于这些公司在物流空间网络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大多与大型跨国公司有传统的业务联系，并把国内网络纳入其全世界网络的组成部分，在物流经营效率方面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随着我国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这些物流空间网络向我国的扩展将进一步加剧，在更大范围参与竞争。

（三）来自电子商务领域的挑战

世界经济已由工业经济逐步向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经济转变，电子商务逐步成为近期发展的热点，在商流领域和物流领域引入电子商务，可通过信息技术的采用，迅速提高其运作效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商流领域电子商务的挑战

商流领域与消费者最为直接的是在购物过程中引入信息化手段，如网上购物、电视购物等。但是，更主要的是在生产空间、批发和零售等商流空间和物流空间之间导入联机（Online）系统，使有关订货、接受订货、付款、要求付款等与流通活动有关的数据交换实现联机化和电子化。在零售空间推广应用电子收款机、销售点信息系统POS(PointofSales)、商店信息管理系统MIS（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等，以便在进行销售的时间与地点收集每一种商品（单品）的信息并加以储存、加工和分析，以利于提高商品管理、库存管理乃至顾客管理等经营活动的效率。并在销售点信息子系统和电子订货子系统（EOS）日益普及的基础上，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使得流通过程网络化，将各种销售点信息系统和电子订货系统的终端逐步通过Intranet、Internet网络技术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样，消费者和生产方之间形成了完备的联系网络，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可迅速反馈到生产方以组织生产，即形成所谓的“及时生产制”，同时，使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库存得以减少，资源得到了节约，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物流领域电子商务的挑战

随着信息化的进展，特别是POS、EOS等的普及，物流节点空间内的库存的品种和数量将逐步趋于明确，而自动装卸机械、自动化立体仓库、自动堆垛机和先进适用的信息系统的采用使得物流节点空间的效率成倍提高，这样满足一定时期商品流通的库存需求降低。从7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的库存投资的波动比五六十年代有了明显的缩小，库存率也趋于下降。在货运方面，通过建立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对物流的全过程进行适时监控、适时货物跟踪和适时调度；并将GIS（地理信息系统）/GPS和数据库技术融合在一起，可对客户位置信息进行科学、高效管理的信息管理。据统计，我国的空车返程率在80%左右，每年造成的浪费在370亿元左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成绩被低效率的货运所淹没。在差不多十几年前，美国公路的空驶率在20%左右，后来降到了10%以内，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们应用了信息管理技术，对车辆进行有效调度。[8]

三、我国城市流通空间规划探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的城市流通空间与发达国家的城市流通空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加入世界经贸组织将使我国面临这些高效率的流通空间的挑战和竞争。同时，也可以看到，伴随着生产和消费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流通空间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并对未来的城市空间产生深远的影响。未雨绸缪，这就需要在城市流通空间规划的层面上进行广泛的探讨和研究，促进城市流通空间的合理发展。

（一）合理确定城市流通空间的规模

规模的确定是城市流通空间规划的基础，如前所述，我国城市流通空间的规模与发达国家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单体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提高竞争力，流通空间规模的扩大是当务之急。在商流空间方面，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和多功能综合体等大规模的商流空间是发展的一大趋势，在物流空间方面，大规模流通中心的开发和货物包装形态的大型化、集装箱化和托盘化，将促进物流的大量化，提高流通效率。而物流的大量化，又促进了大规模流通中心的开发。我国已开始着手大规模物流中心的开发，如深圳市开发建设的平湖物流基地首期规模达到2.6平方公里，在其中发展国内区域物流，在另外1.8平方公里范围内则发展国际物流。[9]除深圳外，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都在积极地研究和制定促进地区物流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这样，物流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将面临大规模流通中心建设的高潮。当然，城市流通空间的规模不能盲目扩大,需要与一定地区、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相对应，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投资效益。

（二）注重城市流通空间布局的研究

布局的合理化是城市流通空间规划的核心，城市流通空间分布的失衡必然造成空间资源在某些地区的浪费和在某些地区的不足。围绕这一问题，国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对于商流空间中的零售空间的布局研究中运用雷利零售引力模式、赫夫的购物者吸引力定律、汉森的可达性模型等模式分析购物出行的分布和各级零售空间的影响范围，[10]运用引力模式分析购物出行的分布，运用零售空间饱和度指数分析各级零售商业区各类零售空间发展的合理性等，这些分析研究为城市流通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创造了条件。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我国不少城市也运用了这些方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如在商流空间规划领域，上海规定大型综合超市不得进入内环线以内，以免影响市中心区的商业繁荣，其主要布点在城郊结合部大型居住区，一般按相距3公里，人口按15-20万人配置一个大型综合超市。[3]在物流领域，深圳在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城市的产业布局中，初步确定了八个物流园区，这样便可形成集中经营、降低成本的效果，避免在物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重复建设带来的损失。虽然，人口、距离和分布的均匀性是城市流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但是影响城市流通空间布局的因素还有许多，如当地的地理区位、风俗习惯、发展基础、交通状况等诸多方面,城市流通空间的规划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三）培育富有综合效益的新型城市流通空间

连锁商店、超级市场、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便利店、专业店等新型商流空间正在逐步引入我国，我国的传统仓储空间也在向现代物流节点空间转化。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由城市流通空间的综合效益所决定的，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效率高的空间、服务完善的空间、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空间将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流通空间的发展和流通业发展之间线性关系被打破，单位流通空间将可容纳更大数量的流通并将产生更高的综合效益。在这种状况下，城市流通空间的实力，乃至城市空间的整体实力将得以迅速提升，城市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这正是每个城市所追求的目标。

（四）促进城市流通空间的公共化

城市流通空间的公共化就是需要打破目前各个企业自我包办流通过程的状况，如在物流领域需要大力发展专业化的第三、第四方物流等社会化物流体系，通过物流中心、配送中心、配送节点等不同公共流通空间的合理配置，为生产方、销售方和消费者服务。城市流通空间公共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进行专业化的流通空间的建设，如大型流通中心和各级配送中心的建设，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现状，可以把原有属于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的流通空间合理组织起来，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加强空间的相互联系，形成网络化、组织化的流通空间发展格局。

（五）加速城市流通空间信息化的发展

流通空间的信息化将流通的空间概念转化为时间概念，减少了硬件设施的投入，降低了成本，大大缩短流通的时间，更有利于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同时也可把消费者的信息通过信息化的流通空间传送至生产方，有利于其面对市场及时调整生产发展战略。在1999年世界经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中心议题之一是电子商务，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我国虽然在电子商务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信息产业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已基本形成以光缆为主体，以数字微波和卫星通讯为辅助手段的大容量数字干线传输网络，这无疑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于这一优势，需要扩大流通空间信息手段的运用，我国不少城市在这一方面都有计划，上海已经提出在十五期间大力发展电子商务，5年内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从5亿元猛增至200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达到10%左右。[11]

（六）探索城市流通空间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一体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流通方通过连锁、协作等方式，形成对客户联贯式的服务。在流通领域，这种一体化的服务方式，形成了对客户的供应链，供应链的整体管理和控制，可以实现流通空间的合理化和空间资源的共享，从而有效地降低成本，并形成规模效益。但是这种规模效益的取得并不需要空间的积聚，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种供应链将越来越复杂，供应链中的某个缺陷和瓶颈将会导致整体的效率大幅度下降，如现在电子购物过程中物流是一大瓶颈，从而阻碍了其整体的快速发展。其二，流通设施和流通货物的标准化也是城市流通空间一体化的重要方面，这样可以在整体上采取集装箱化、托盘化、包装尺寸的标准化、运载工具标准化和物流空间的统一化等措施，这将使得货物储运的效率大幅度提高，如流通的标准化使得市际货运能运用联合运输、相接运输等过程一体化的运输方式，在城市内部货运方面能运用共同配送、计划配送、混载配送等一体化的配送方式以及共同使用物流节点空间等措施极大地提高了物流效率。

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城市流通空间规划和建设的思路已经打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和未来，每个城市流通空间均是世界纵横交错的流通网络的组成部分。针对这一状况，城市规划一是需要促进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二是需要促进我国城市流通网络与世界流通网络的接轨，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以上所涉及的问题之外，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资料：

1.“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

2.王英佳，“道路交通发展对物流的影响”，

3.蔡鸿生，“WTO与商业改革”，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12月。

4.谢朝斌，“工业化过程与现代商品流通”，东方出版社,1995年1月。

5.“百货业举步维艰”，中国信息报，2001年4月9日。

6.“现代物流：企业增效的必然趋势”，

7.“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前景及对策”

效率空间范文篇9

关键词：网络；信息；室内空间设计

一、网络信息的特征性

网络信息顾名思义就是在互联网上粗存记忆收集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来源多来自各个方面，不拘泥于以往的信息传递的方式，过去的信息由于传递速度慢，信息不能及时更替，但是通过网络的衔接信息的传递更加具有即时性，而内容的扩充也更加丰富与多样性，对于接受信息的载体来说，信息的力量就更为盛大，只要有发现探索的问题的事情，通过网络第一时间就可以进行搜索，远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传递速度，那么信息再这样的空间中存在就是可被发现和被感知的，信息也不仅限于个人、社会团体、研究机构所持有，大量相关信息都可以进行搜索。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有效的减少了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在接受载体之上，减少了信息的丢失以及信息传递的失误，保证了信息量的正确投递。现代经济生活中需要寻找的信息量非常巨大，它无时无刻的不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在网络存储空间中可以将大量采集的信息存于其中，有其相应的存储空间，有效的将信息分类整理，查找信息快速且有效，空间划分清晰，便于寻找。信息的载体不仅仅是空间的存储功能，更是整个网络系统的整体工作运转的效率总和，这体现的不仅仅是空间容量的大小，它对于空间传递速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快速高效的空间容量，把搜索的时间间隔距离缩到最短，也就是让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接受个体的面前，那么，把这样的运转模式以及空间分割模式运用到室内空间中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二、网络信息的室内空间模式

在这样的信息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的生活节奏更加充实紧凑，注重效率与结果，重视空间的的划分与构成，这样的空间模式可以很好的效仿虚拟的网络空间信息传递形式，从而提高空间的利用率以及空间之间的分割模式。把生活空间比拟成网络环境，人们成为信息的传递者生存于这样的网络里，大幅度提高空间效率，把空间的分割更为具体化和明确化，便于空间与人的相互作用，空间存储人的采集信息，人来把信息划分区域存放，把室内空间的功能区强化，更加明确人的空间行动效率。室内空间将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空间的盒子，但每个盒子之间又是相关联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以整体的形式运转的分个空间状态。网络空间与室内空间性质基本相一致，都是存储以及传递的作用，从以往建筑到现代建筑不难看出,室内空间设计跟社会的科技、文化、经济有着紧密联系,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与持续稳定有着一定的作用。互联网对于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也使得人们对于空间功能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空间的多样化、完整性，空间不仅仅是单一的生活场所，空间需要满足更多的社会生活需要。网络是人们不再局限于一个空间中，网络把多个空间构成相互连接，把个体的小空间连接成一个社会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模式存在，克服了办公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无法兼容的问题，人居环境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能得到满足。网络信息时代将空间的功能更加具体化，空间环境也是可以相互交叉、相互转化的，比在被单一形式的空间模式所固有化。建立具有O2O模式的室内空间环境，不仅是人们之间的联系，也可以作为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多重性质的空间，使得空间具有社会性质，是除了储存以外的联络环境模式。

三、网络信息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网络信息是指导现代空间室内设计的一个元素，它不仅仅转变着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它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人们从新时代转向更为科学的技术时代，那么生活空间也会随着人们的观念的转变，成新的转变载体，空间形式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人们的意识在不断增强的同时，对自身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作出调整，室内空间设计趋势也会随之改变，更为符合人们日益增长的内在需求以及不断变化的外在要求的空间模式，随之而来的就是室内空间分割与区域功能划分的颠覆时代。室内空间不再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的，它的设计趋势也是可以随着人们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变化的，对于室内空间的设计而言，不再是装饰与被装饰的外表的要求，设计也被赋予一定的功能感知，这种感知能力刺激着人们迈向目标，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的作用，使空间、人、信息等在场景中转化自由。感知作为人类的五感之一，是最能让人们感受到外界事物的第一感觉器官，反映着人们对于外界事物最真实的感受，在网络信息下的感知更为准确的知道空间功能以及把这种功能利用转换的方式传递下去，并影响着室内空间设计未来发展方式。

作者:王天俞 单位:长春建筑学院

参考文献:

效率空间范文篇10

关键词:篮球；学习空间；教学效果

在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篮球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通过篮球教学，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并提高大学生的篮球技术水平，使大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但是，传统教学模式下，有些高校在篮球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的学习空间固定化，学习设施设备单薄，难以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而对于学习空间改变来说，则侧重对传统固定的学习空间进行改变，呈现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并完善学习相关设施设备，在现代多媒体辅助教学支持下，可使学生参与篮球教学课堂的积极性得到有效提高，进而提升篮球教学效果[1]。为了使大学篮球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高，本文围绕“学习空间改变对大学篮球教学效果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1学习空间改变的概念及优势分析

1.1学习空间的概念

学习空间是指用于学习的场所，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不同的学科，其学习空间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实验学科，其学习空间在实验室；理论学科，其学习空间在教室。学习空间改变，是由学习空间延伸出来的一个名词。传统教学模式下，通常集中在教室授课，学习空间相对固化，难以让学生产生兴趣，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学习空间改变理念，即转变原本固化的学习空间，对学习空间进行拓展，提升学生对全新的学习空间的兴趣感，进而为学生学习效率及质量的提升奠定有效基础。

1.2优势

学习空间改变的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具体包括：1.2.1学习空间多元化传统教学模式下，授课通常集中在教室进行，而在学习空间改变下，可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拓展至户外教学、实验室教学、网络教学等，学习空间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优势。学生可以在网络上通过视频学习，完善篮球技术的细节，同时教师可结合不同的学科及学生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学习空间，从而达到优化教学的目标。1.2.2学习时间充裕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传授知识的时间有限，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往往难以有效掌握相关知识。而在学习空间改变的情况下，学生在学习篮球技战术上，不拘于课上的教学，可以通过微课学习、网课学习，完善技术动作细节。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优势开展翻转课堂，录制多媒体教学视频，学生可以通过视频回放，重复学习自己无法掌握的技术动作，从而达到高效学习及巩固学习的作用，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及质量。1.2.3学习方式方法多样化在学习空间改变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学习空间，可实施不同的学习方法。一方面，传统课堂理论学习空间，教师以理论教学为主，使学生的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另一方面，在多媒体网络学习空间，教师则可以对学生传授一些更加抽象、且复杂难度的知识点。以大学篮球多媒体网络学习空间为例，在多媒体网络实验室，教师可以通过收集篮球相关技术重难点知识，通过多媒体视频的方式具象化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了解掌握篮球投篮、运球突破、防守、传接球相关技术知识，并通过观看各技术动作的分解动作，加深学生印象，使学生在实践学习课堂能够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当然，针对“二三联防”“三角进攻战术”等经典篮球战术，也可以通过多媒体视频的方式展现出来，使学生了解这些战术，从而在篮球比赛实践课堂当中合理应用这些战术，为球队获得胜利提供帮助。此外，在室外篮球场或者室内篮球场，则可以组织篮球“3对3”半场比赛、“5对5”全场比赛，通过比赛提升学生的实践篮球技术水平，从而达到学以致用、全面增强学生身体素质能力的作用。

2传统固定学习空间下大学篮球教学的形式及潜在不足分析

2.1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篮球理论知识掌握不到位

在传统固定学习空间下，在教室展开篮球理论知识教学，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尤其是在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下，有些学生在固定的学习空间中，会感到乏味，进而难以掌握篮球理论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部分学生本身对篮球缺乏兴趣，在理论学习空间固定的情况下，其学习兴趣更难得到提升，从而使大学篮球教学效率及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2.2实践学习空间固化，学生参与度不足

大学篮球实践教学主要在室外或者室内篮球场进行，通常情况下在晴朗、温度适宜天气，教师会选择在室外篮球场地开展实践教学；而在雨雪、低温或高温天气，教师会在室内篮球场地开展实践教学。虽然考虑到实践教学的天气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篮球实践教学的安全性，但是，由于实践学习空间固化，学生对实践学习空间新鲜感不足，且通常由教师做出篮球技术示范动作，然后要求学生进行模仿学习，使部分篮球基础知识水平薄弱的学生，往往难以快速领悟教师做出的示范动作，进而使学生的模仿学习效率低，在学生实践学习参与度不足的情况下，便难以掌握篮球实践技术技巧[2]。此外，传统固定学习空间下，有些室外篮球场地缺少篮球设施设备，比如在多媒体摄影设备、安全防护设备缺少的情况下，更难以高效开展篮球实践教学课堂，进而难以获得高效的教学效果。

3学习空间改变在大学篮球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如前所述，传统固定学习空间下大学篮球教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学习空间改变能够有效弥补相关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重视学习空间改变在大学篮球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实践教学成果，学习空间改变在大学篮球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及效果如下。

3.1教室学习空间的改变

在学习空间概念理念下，大学教室课堂不单单只采取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法，可以在教室设置多媒体显示屏，针对一些晦涩难懂的篮球理论知识，在教师采集相关多媒体信息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多媒体具象化地展示出来，便于学生理解[3]。同时教师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法，比如举例NBA篮球赛场上一些著名球星运用了哪些技术动作，比如经典的体前变向带球过人、招牌式动作原地干拔跳投、排球式盖帽和大力大风车灌篮等，通过典型案例，引出要学习的篮球理论技术知识，引发学生兴趣，使理论课堂丰富多彩。

3.2网络多媒体实验室学习空间的拓展

在网络多媒体实验室学习空间当中，不再是传统的多媒体展示，高校通过投入充足的资金，引进技术，购置VR设施设备，比如VR眼镜、VR情景模拟设备等，学生可以在网络多媒体实验室当中，通过带上VR眼镜，在开通VR情景模拟设备的基础上，让学生在虚拟的篮球场地空间当中身临其境地感受篮球游戏活动，让学生在虚拟现实场景当中进行篮球技术知识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学生的篮球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高[4]。

3.3室外室内篮球场地学习空间的有机结合

在传统室外篮球实践教学或者室内篮球实践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室外、室内篮球场地学习空间的有机结合，将计算机电脑设备、多屏幕显示控制系统、无线投影、视频展台等设置为可移动式，这样无论是室内篮球场地空间，还是室外篮球场地空间，均具备充足的篮球辅助教学设施设备的支持，同时在配置无线网络、空调等设施设备的基础上，可以使学生在舒适的环境中进行篮球技术实践知识的学习[5]。此外，在开展全场“5对5”篮球训练比赛中，还可以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在训练之后通过观看视频，指出学生在战术执行方面的不足，突破上篮的短板、传接球的缺陷等，使学生认清自身不足，及时改进，不断提升自身篮球技术水平。总之，在可移动式篮球实践教学空间的应用下，有助于大学篮球教学效率及质量的全面提高。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学习空间改变理念下，大学篮球教学可在教室学习空间设置多媒体教学模式，使篮球理论教学方式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在网络多媒体实验室学习空间拓展的基础上，开展VR情景模拟教学，激发学生参与篮球实践技术学习的兴趣。在室外室内篮球场地学习空间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篮球设施设备可移动，合理借助计算机设备、无线投影设备以及多媒体显示控制系统等，使教学过程的具象化得到有效体现，进一步为大学生篮球教学效率及质量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翟欢.大学体育篮球教学模式探析[J].管理工程师,2021,26(1):65-69.

[2]陈富强.大学篮球教学因材施教与发展学生个性的思考[J].当代体育科技,2020,10(27):76-77,80.

[3]高峰.大学篮球教学中的战术教学研究[J].决策探索(下),2020(7):64.

[4]江立平.普通高校体育课教学实践研究之如何分组:以南京邮电大学篮球普修课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019,9(33):102-1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