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变革范文10篇

宪法变革范文篇1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现行宪法在有些方面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价值理念更新的需要。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对现行宪法进行解释和修改都是必要的。

一、现行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

（一）宪法变革及其模式选择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这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宪政史的经验证明，宪法不稳，缺乏权威，是造成宪法危机和国家动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宪法的变更必须十分慎重。

但是，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意味着宪法一成不变，宪法稳定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稳定、动态的稳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①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经历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和形成的有的宪法规范相对于社会实际的发展而言带有某种滞后性。当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发生冲突时，对宪法规范进行解释和修改就成为基本的方式。宪法不仅在本质上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发展是宪法解释和修改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而且宪法是基本价值理念的根本体现。当宪法规范正确反映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但当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到一定阶段，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发生一定变化，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和新认识时，特定时期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就要受到重新审视。通过对宪法某些内容的解释、变更或补充，使宪法体现基本价值追求，反映改革要求、时代特征和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有益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在宪法学上，通过正式的修改或非正式过程对宪法的变更，被称为“宪法变革”（constitutionalchanges），宪法变革一般包括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②宪法解释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由有权解释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对宪法规范的含义、界限和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阐释和说明。有学者正确地指出：“有效而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③宪法修改，是指国家有权机关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宪法规范全面或部分地进行删除、增加、变更的活动。宪法修改是宪法变革正式的方法，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必要方式。对宪法制定后能否进行修改，在宪政史上有不同看法。在18世纪，有思想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如瑞士公法学家华特尔（Vattel）等认为，宪法是一种国家成立的契约，其成立是基于人民的相互承诺，因此，只有经全体人民同意之后才能变更。④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因为随着社会实际的变化，宪法本身也要变化、发展，而宪法修改是使宪法适应社会实际变化发展的必要形式。但是对宪法的修改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看，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宪法修改的限制，如内容限制、程序限制和时间限制等。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对宪法修改内容和宪法修改时间上的限制，只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

在我国，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中，都提出有些问题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1993年修宪时，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还指出了需要用宪法解释解决的问题。而时至今日，宪法解释的工作并未取得进展。实践证明，坚持“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并优先考虑采用宪法解释是正确的，有利于保持宪法的稳定；而适时修改宪法是必要的，有利于宪法与时俱进，增强活力。

（二）现行宪法的修改方式

关于我国现行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学术界主要有重新制定说、修改说和尽可能解释说三种。⑤这里，实际上主要说的是宪法修改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和宪政实践看，宪法修改的方式通常有两种：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前者表现为颁布一部新宪法取代旧宪法；后者表现为通过宪法修正案。

全面修改是指宪法修改机关按照宪法修改程序对原有宪法内容、结构等的全面变更。宪法的全面修改适时解决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和剧烈冲突，但频繁的全面修改宪法可能破坏宪法的稳定，甚至引发宪法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各国一般对宪法全面修改持慎重的态度。

部分修改是指宪法修改机关按照宪法修改程序对原有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废除或增补的活动。一般而言，宪法部分内容的修改多见于社会相对稳定、宪法需要变更或补充的内容较少的情形。

但各国修改宪法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宪法比较稳定，如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在21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27条已经生效的修正案而没有经历过一次全面修改（最近的一次是1992年5月7日经批准生效的第27条修正案）；而有的国家宪法修改比较频繁，如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在120多年的时间里，共经历过140多次部分修改，直到2000年1月1日才被新的《瑞士联邦宪法》所取代。我国的情况是，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来，共进行过三次全面修改（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五次个别条款或部分内容修改（1979年、1980年、1988年、1993年和1999年）。

宪法的部分修改一般表现为变更、废除和增补三种。这三种形式在我国修宪实践中都采用过。

（1）变更，即改变宪法的某些条款，如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1982年宪法进行的第二次修改，将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废除，即废止宪法的某一条款，如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1978年宪法进行的第二次修改，取消原第45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3）增补，即另行增加新的条文，如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1982年宪法进行的第三次修改，在宪法第5条中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对宪法修改应采用的方式。在1993年部分修宪时，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了“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⑥；1999年部分修宪时，中共中央提出：“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⑦。关于这次宪法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强调：“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对现行宪法作适当修改，是必要的。在修改宪法过程中，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依法办事。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要求加紧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任务。”⑧这为本次修宪方式确定了指针。

关于部分修宪的文本形式，一般有条文修改式和修正案添附式两种。前者按修正案将原文改过来，后者按顺序将修正案附于原宪法之后。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利于“知新”但不利于“温故”；后者利于“温故”但不利于“知新”。“1988年进行第一次修改时，党中央和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1988年2月27日举行的委员长会议上研究宪法修改时，……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得到了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的赞同。从此，这一修宪方式就被正式确定下来。”⑨

我国1993年继续沿用了1988年的修宪文本形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明确提出，在新出版的宪法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宪法原文改过来。但当时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用了这个式样外，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文本并未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1999年修宪中，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都重申，在新出版的宪法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但除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外，大多数出版社仍然没有这么办。这样，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版本的宪法文本。

按修正案把宪法原文改过来，既保持宪法的完整性，也便于人们学习、掌握宪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做法。因此，今后修宪，应出版统一式样的宪法文本，以利于维护宪法的尊严。

另外，从最近三次修宪情况看，都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然后由后者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根据十六大关于“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精神，可以考虑部分修改宪法也采用公民参与或讨论等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关于修宪动议、修宪原则、修宪方式、修宪通过、公民参与、修正案公布和生效等制度。⑩

二、现行宪法修改的部分内容

（一）关于宪法指导思想的新表述

宪法指导思想，是指导修宪和行宪的基本准则。宪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是宪法理论不断深化的体现，也表现了现行宪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

1982年宪法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宪法总的指导思想；1993年第二次修宪时，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从而使修改后的现行宪法在指导思想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即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11）；1999年第三次修宪，“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思想地位，是这次修改宪法的最主要内容”。（12）邓小平理论之载入宪法，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宪法地位，也使现行宪法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2000年2月，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重要阐述；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由于“三个代表”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党的主张的体现”（13），党的指导思想通过法定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就成为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有必要考虑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一句的“邓小平理论”之后增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写入宪法序言。这样修改，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的指导思想地位，提供了宪法依据，也为今后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现行宪法进行全面、系统的修改奠定了宪法基础。

（二）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尽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一定阶段性，没有超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框架，而且政治文明建设在现行宪法中也有所反映，但为保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突出政治文明建设的宪法地位，有必要在宪法序言中用明确、概括的文字增加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

（三）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语），是“公民权利之保障书”（孙中山语）。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全面规定人权最重要的法律文书；在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原则体系中，人权是宪法最重要的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基本人权字样，但用显著位置和标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且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机构就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人权和财权保障条例；新中国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也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我国官方文件中，早已使用“人权”的概念；十五大、十六大都肯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和重要原则。特别是我国先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在研究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切实维护公民宪法权利，人权事业取得了较大进展。

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民民主意识和有序政治参与的增强，公民的民主和权利应进一步扩大，民主形式应进一步丰富，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应得到宪法和法律更加完善的保护。因此，应当旗帜鲜明地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总原则单独专条载入宪法总纲或写入宪法序言，并在第二章相应增加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

（四）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群众基础的新表述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都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对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作了经典性的描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使人们对于宪法序言中的有关规定的理解，更加充实和开阔了。（14）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可以考虑将现行宪法序言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五）关于国家保护私人的合法财产

现行宪法有关规定强调了对公共财产的保护。虽然对公民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保护作了规定，但主要是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写入宪法总纲的，实际上侧重对公民生活资料的保护，没有明确对生产资料的保护，也没有规定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经正当程序征用私人财产的补偿条款，更没有将私人财产权纳入公民权利体系。

公民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首要基本权利。对此，西方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有过精辟的论述，如被马克思誉为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作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法学家黑格尔指出：“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义，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15）。他认为，随着自由的发展，产生了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这个权利的集中表现就是财产所有权。侵犯了所有权，就是侵犯了自由。因为“人惟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16）。

世界著名政治宣言也都有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的条款，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夺取政权，其基本目标就是要让广大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1999年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并提出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的有力保护，应当修改宪法中私人财产的条款，除了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明确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外，还应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侵占或破坏个人的私有财产。”另外，还要增加规定“国家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国家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征用私人所有的财产”等。

实践证明，私人财产能否得到有效和充分的保护，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资本外逃以及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修改宪法中私人财产的条款，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监督和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财产安全、促进民间投资的需要，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六）关于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

对一国如何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尤其是宪法的关系，国际上通行有三种做法：宪法优位、条约优位和条约与宪法同等效力。（17）但在我国，宪法除了在第67条、第81条和第89条对缔结、批准、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职权和程序外，未对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对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宪法优位；二是条约优位。实际上，任何宪法与国际条约关系处理的模式选择，都要综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关系、文化、法律传统等相关因素。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承认我国已承诺遵守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法律效力甚至高于宪法的法律效力，使某些问题的处理不仅受国内宪法和法律的规范，还受国际法承认的正当标准和人类理性的评价和制约，有利于我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培养更加开放的世界观。（18）例如，我国宪法第18条规定“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法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但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合作者范围之外，这不符合WTO的公平原则，似应修改。（19）

因此，从长远看，可以借鉴有的国家宪法的做法，明文规定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在宪法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既是完善我国宪法的一个重要举措，又是我国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并履行其义务的具体体现。

（七）关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5年，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面向21世纪实施科教兴国的政策建议。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和“十五”计划过程中，都确定了我国长期教育和科技发展目标和改革的总体思路。十六大提出，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写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

（八）关于宪法监督机构

我国宪法确立了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这符合中国的国家体制。但是应当看到，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存在不足之处，宪法监督基本没有启动，主要是对监督宪法实施还缺乏相应的程序和制度，也没有建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1993年修宪时，针对关于在宪法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中共中央指出：“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20）。

对建立何种性质的宪法监督机构，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一种意见认为，应成立宪法委员会，由宪法委员会对法律是否违宪实行监督，但对如何设立宪法委员会，主要有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方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委员会方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方案三种。第二种意见，主张在现有国家权力体系之外设立以监督宪法实施为主要职能的宪法法院。第三种意见认为，可以采取综合性或是复合型宪法监督模式，即由普通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如涉及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则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处理。（21）应该说，根据同志提出的“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和十六大关于“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上述方案都是可以考虑的。建议在宪法中增加规定：“国家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组织、职权和程序由法律规定。”这样规定，不仅符合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精神，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宪法监督的发展趋势。

（九）关于有的法律规定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我国制定了一大批法律。其中有些法律与宪法规定不一致，如地方组织法以及立法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宪法第100条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和第107条关于地方政府职权的规定不一致；立法法第88条的规定与宪法第62条、第89条、第99条和第104条规定的有关机关的改变或撤销权的规定不一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并组团参加全国人大的事实和有关规定与宪法第30条关于全国行政区划的规定和第59条关于全国人大组成的规定不一致；等等。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对这些下位法性质应如何认识。应当指出，尽管“作为一个法的部门的宪法，除宪法典本身，还包括国家机关的组织法、代表机关的选举法以及其他的宪法性法律在内。”（22）但这主要是针对世界各国宪法而言的。在中国，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对法律部门的分类，我国的这类法律被称为“宪法相关法”（23）。尽管这类法律在内容上具有某些宪法性质或与宪法相关，但它们仅仅是法律，而绝不是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其本身不能超越宪法的规定，也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或不相抵触。

其次，还要看到，这类规定本身不少是合理的，只是由于宪法难以及时修改或宪法相对滞后造成了目前不一致甚至违宪的情况，但这些问题涉及宪法权限和宪法实施的重大问题，不属于可改可不改的范围，为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有必要通过修宪，使之取得合宪性。而且随着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和启动，今后应尽量避免这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①转引自陈方：《“十六大”后的中国宪法与法制发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185页。

②RobertL.Lineberry，GovernmentinAmerica，（Boston，Toronto：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p94-98.

③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④转引自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

⑤转引自陈方：《“十六大”后的中国宪法与法制发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185页。

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3年3月14日）的附件——《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载《宪法修正案学习辅导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⑦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1999年3月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⑧参见《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法制日报》2003年3月20日。

⑨刘政：《现行宪法修改方式的确定和完善》，载《中国人大新闻》（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11月20日。

⑩李忠：《浅议现行宪法修改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律师报》，1997年11月19日。

（11）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12）乔晓阳：《关于这次修宪的背景、过程、原则、内容和意义》，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13）《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人民日报》1999年2月1日。

（14）许崇德、任端平：《对现行宪法20年的几点回顾》，载《中国法学》——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特刊，2002年。

（15）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页。

（16）同上书，第50页。

（17）田中和夫：《条约与国内法——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法效力》，载王家福、刘海年、李林主编：《人权与21世纪》，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见秦前红著：《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33页。

（19）此前有学者也有此类观点，如王明月：《加入世贸组织后宪法发展展望》，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3年3月14日）的附件——《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载《宪法修正案学习辅导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21）莫纪宏：《宪法学界对宪法监督机构的几种意见》，载《法学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宪法变革范文篇2

摘要：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先生从利益集团与美国宪法的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宪法经济解释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及各所有制形式在宪法中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不是同样隐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但最后的论证却证明了至少在1993年前中国宪法对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的规定变化是“政策性修宪”的结果，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公务员之家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

宪法变革范文篇3

关键词：利益集团；宪法变革；经济解释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

“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第18条)。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公务员之家: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

宪法变革范文篇4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立场既是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30年,也是民营经济¹孵育成长为市场经济主体的30年。回顾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改历程,可以辨析出这样一条制度演化轨迹: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对于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需求日益增大,直接推动了宪法变革º;历次宪法修改既是对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肯定,又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本文关注的是,以市场经济或民营经济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宪政制度变迁,是否可以主动变革以推动市场经济或民营经济的发展;如果可以,其必要条件是什么?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首先从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视角¹,探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宪法变迁之间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指出修宪的方向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一致性;然后对宪法变革及其动力机制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宪法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最后指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最终必然有赖于宪政制度基础的完善。

一、修宪的过程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一致性

宪法变革和经济转型的复杂关系一直是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并且已经有许多论着问世。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至关重要。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M•弗里德曼(2004)的“法的根源与效果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法社会学的认识框架。他认为,以变动的起源和结果为标准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它关系,制度变革可以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1)起源于法律制度外部的变化,社会变迁影响到法律制度,但与此相应的法制变迁仅仅限于法律制度内部;(2)起源于法律制度的外部变化,通过法律制度最终仍然作用于外部环境,即法作为媒介的社会变迁:(3)不是由社会变迁引起的法制变迁,即变动的原因以及变动的影响都只发生在法律系统的内部;(4)起源于法律制度内部的变迁,影响却波及外部环境引起社会变迁。作为“理想型”,纯粹法制内在运动(3)很少单独存在,实际上只存在三种类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变革和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致属于类型(2):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对于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需求日益增大,直接推动了宪法变革;历次宪法修改既是对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肯定,又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目标逐渐得以明确并获得初步成功,非公有制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与其它处于经济转轨状态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转轨道路是比较成功的,其原因“不仅在于经济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非国有集体企业(民营经济)部门”(斯蒂格利茨,1999)。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根据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占中国GDP总量的66%,税收贡献率为71%,社会投资中占45%,就业人口占近90%。其中的中小企业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5%,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发明专利的650&,新产品开发的s0%以上,是创新不可忽视的力量。¹实践证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拓宽了就业渠道,促进了市场竞争,加快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对于增强整个经济的活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浙江省为例º,民营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省属于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1980年工业总产值只有210亿元,其中民营中小企业产值700万元,比重为万分之三点五;2000年全省城乡民营经济实现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百分之四十九。浙江省一举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省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都仅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于各省之首。按照执政党“十六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因为在今后若千年内,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差异以及就业问题,主要依靠发展民营经济来解决。还以浙江省为例,由于民营经济的拉动,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从1980年67.7%下降到2000年的37.2%,同期城市化率则从14.9%上升到48.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宪法修改的方向正是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宪政)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一致,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正逐步确认了市场经济制度。自1978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制度和财产权关系方面:1982年宪法仍然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先性以及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第7条、第8条第3款),但同时又确认,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通过行政管理对个体经济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第11条)。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采取了以下方式:开放个体经济、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吴敬琏,200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和问题。当时,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取得的改革成果获得确认,但雇工超过八人的私营经济还未正式取得合法性。198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修正案第1条)。”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时度势,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在经济方面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修正案第16条)。”2004年宪法修改,确认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从客观立场上观察,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改的特色之一就是对产权制度的逐渐确认,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关键制度安排,财产权的界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¹。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我国通过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等一系列产权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财产权入宪的制度需求日益高涨。2004年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私有财产权实际上已经成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乃至人权的一部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涵包括: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当然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私有财产不得转化为不受侵犯的权利),包括不受国家的侵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权不受国家的侵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者征用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个是依照法律规定,另一个是必须给予补偿。私有财产权具备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全部内容,国家承担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职责。

二、宪法变革的制度分析

在我国,有关宪政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法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而且与关于社会变革的实践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20年里,法学和经济学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制度主义被广泛接受,法学和经济学的美满姻缘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媒介得以缔结º。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结构、制度变迁是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有人甚至认为,只有完善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而制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宪政制度,布坎南认为宪法是选择规则的规则,生成制度的制度,居于制度立体结构的最上端(布坎南、塔洛克,2001)。在哈耶克看来,宪法即一般原则,一种特殊的规范整合结构、体制以及处理政治问题的公正程序(哈耶克,2001);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分析鞭辟入里,其观点发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学理涵容性,对法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宪法”的。实际上,法学的宪法概念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宪法概念具有一致性。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宪法是“全部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政府组织章程”。我国学者王世杰、钱端升指出,现代宪法的实质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即结构和体制。关于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宪法变革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通约性是一个值得首先注意的问题。前文所指出的“法作为媒介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包括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的两个制度变迁的“理想类型”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自发秩序对应于诱致性制度创新,建构秩序对应于强制性制度变迁º。当然,在实践中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理想型”,制度变迁兼有诱致性(自发秩序)和强制性(理性建构)两种特征。因此,制度变迁的方式无非包括整体建构和局部建构两种。我国的宪法变革在早期“建构”的因素少一些,随着改革的深入,建构的因素逐渐加强。前面论述的修宪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说明我国法治进程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种渐进的、演化的制度调适过程,其自觉建构的特征逐渐显现。许多改革是通过局部试点进行的,允许存在试错过程,利用了许多个体的分散知识和局部知识。每一阶段的自发秩序是行为主体制度演化博弈的结果,而决策者则对制度演化博弈的结果通过制度的正式化亦即某种程度的局部建构加以确认,而这种局部建构又成为下一阶段制度演化博弈的参数。制度变迁是由提高效率的社会需求所驱动的,制度随着经济基础的演变而演变,从而使社会得以提高效率,而在原来的或较差的制度环境下效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Knight,1992)。从2000年以来,占国民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民营经济成了整个经济的龙头,产生了强烈的制度需求以提高效率和扩大新兴市场,这些制度包括产权的保护和合同的履行,社会通过提供法律、规则、习俗和传统等必要的制度来回应这种需求。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从农村自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最终推动了1993年宪法修正。与制度经济学相比较,有关宪政制度变革的理论一直是宪法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理论传统不同,大陆法系对宪法变迁的研究较为完备,德国学者耶利内克早在1906年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中就提出“宪法变迁”的概念,卡尔心施密特1928年在其《宪法理论》中将宪法变迁分为五种类型:宪法的废弃、宪法的排除、宪法的排除、宪法的取消、宪法的停止(阿部照哉、池田政章,1975)。日本学者加以发挥,对宪法变迁和宪法修改进行了区分,“对于宪法的保障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乃是,宪法规范虽未被修改,可是其本来的意旨却因国家权力运作,而发生变化”(芦部信喜,2001)。我国宪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一般把宪法变迁和宪法修改加以区别,将其称之为宪法的“无形修改”(徐秀义、韩大元,1993)。二者的区分意义在于,发生与宪法规范完全相反的事实并且达到一定程度时,是否可以理解为产生与宪法修改相同的法效果,以及其是否可以被接受。国内理论界过去所讨论所谓的“良性违宪”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意义的宪法变迁。勿庸置疑,法律形式主义的宪法变革理论对宪法变革的意义与法理的静态解释十分精致,对宪法变迁的过程也有一定解释功能。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法律变革理论虽然能够“预先赋予法律程序的每个步骤以特定意义”,却无法有效地解释宪法史上发生的宪法变革(阿克曼,2003)。鉴于英美法系主流的宪法变革仍然是形式主义的法律理论,对宪法变革问题研究得不够,许多美国宪法学者通过借鉴普通法研究方法,从理论高度正视美国宪法在有限的20多条正式宪法修正案以外的变动,对形式主义的宪法变革理论进行了批判。其中,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布鲁斯•阿克曼的理论影响较大,他强调作为先例的宪法改革实践的重要性,宪法变迁的动力机制是“我们人民”(Ackerlnan,1991)。“我们人民”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实体上看,通过积极地参与选举,把自己支持的政治派别推上领导地位,以推动宪法改革的展开;从程序上看,一个能够有效地促进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进行有效互动。虽然,阿克曼所提出的宪法变革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在美国也有许多争议,但其理论背后所彰显的意义,尤其是关于宪法变革的阶段和动力机制的理论对我国的宪法研究可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宪法变革的动力装置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这样两种不同的机制,前者主要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后者主要包括执政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策者不是某一个,而是由各种行为主体组成的集合体,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反复博弈过程。宪政的创造性的发展机制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互动过程中也许得以形成。

三、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

宪法为一国之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与尊严不仅仅在于其稳定性,而且还能够正确反应现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就是变动,是对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和现行制度和政策的突破,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化之际,改革越是深化越是抵触或碰撞既有体制之规范,每当宪法诸多规范远远不足于实际的发展现状时,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健全和充实宪法之个别条款,故透过修宪对既有经济基础进行反作用改革不但符合其渐进改革之意识型态需求,亦符合在宪法体制框架内逐步修正之法治国家发展方向,此为1988、1993、1999及2004年宪法修正皆以反映我国近二十年经济体制变迁之脉络。宪法学家卡尔•路易温斯坦(1972)在《比较宪法学说绪论》中明确指出,宪政民主对人类最终状态持怀疑态度,而力图在不断的社会经济实验中通过试错过程来发现法治以及保障人权的更好的方式方法。也许可以在执政党领导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独特性的我国宪政道路。立宪没有尽善尽美的目标模式,行宪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宪法文本不仅是可以修改的,而且也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修改或解释。从比较法观察,宪法变革主要有四种主要方式:转型初期一次制宪、转型初期一次大幅修宪、阶段式制宪、多次渐进修宪。各种方式之间很难具体论断优劣,每一个方式的实践,都可找到相应支持的政经文化条件(叶俊荣、张文贞,2006)。在我国,宪法变革采取了多次渐进修宪的方式,民营经济发展导致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制变迁之互动关系大致有三种模式:(1)先改革后立法互动模式,(2)先立法后改革,(3)立法与改革同步进行。关于模式(1),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措施具有强烈的实验性、探索性和变动性,而法律却相对要求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故立法总是在改革提供成熟的经验后,根据“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原则进行立法,成为第一阶段经济体制转型与法制变迁互动模式。面对没有明确宪法依据的制度突破,通过渐进变迁,采取宪法修改的方式加以确认。1988年2月8日,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时,曾提出宪法修改的两条原则: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这次修改宪法,限于修改必须修改的条款,对于不改就会妨碍改革的,应当改(蔡定剑,2002)。宪法历次修改在实质上仍然保持一致,而且结合几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实践加以深化:在“非改不可”之前,加上了“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限定。而从这些修宪史料中修宪者关于修宪的说明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修改的基本模式,实际上也得到了系统阐释(常安,2010)。1978至1981年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恢复个体经济改革成果下,明确指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且扩大到农村,1982年宪法旋即将其入宪,其第十条规定“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为个体经济发展背书,1987年“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提出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之方针,1999年修宪承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模式(2),强调若仅靠经验的累积和成熟,而不注重立法对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科学预测,就不可能以法律来引导改革并为改革服务,在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通过立法规划、制定大量调整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市场秩序等法律,故立法应当先行于改革,先制定法律、制定相关的规则,再进行改革,以立法成为推进改革之先导,从而避免改革的混乱局面及改革周期之不断重演,保证改革之顺利进行。例如,自从市场经济体制入宪后,立法方向行政扩权让利转为优先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宏观调控及市场平等竞争法制,立法回归市场经济规范。鉴于缺乏市场经济运作法规,故借鉴西方反不当竞争法制,于1993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作为引导市场经济竞争体制转型依据。在对外贸易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管制到开放承包经营对外贸易,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及改革开放逐步放宽物资进口后,亚需制定符合国际竞争惯例的反羊断法制,故于199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藉以引导对外贸易体制市场化与世界竞争法制之建立,显示市场经济时期为建立市场竞争机制采取“先立法后改革”的互动模式,藉由立法引导市场竞争经济体制之建立。关于模式(3),立法应当与改革同步进行,各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应当尽可能地以法律法规之形式体现,把改革与立法的过程结合起来,形成互动相依的改革型态。1996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用法律来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出台,全国人大专职委员的设置突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立法决策之重心逐渐由党与国国务院向常委会之内部组织移动。

宪法变革范文篇5

「内容提要」宪法应否具有权威性与宪法是否具有权威性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中国的宪法从制度的设计上就预设了导致宪法权威性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几个悖论，包括“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这些悖论的解决，既需要对宪法文本进行完善，更需要点点滴滴具体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关键词」宪法权威“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革宪法应不应具有权威性？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是著名学者，还是政府高官，几乎都异口同声：宪法应当具有至高的权威。有的学者还不遗余力地著书立说，论证宪法至上是法治之本。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宪法在实际上却成了一纸空文，违宪的事例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还提出了“良性违宪”这样的说法来为违宪的行为制造合理依据。面对违宪的事件，中国的宪法却始终沉默不语，也难怪老百姓会说：“它没宪法”。与此同时，被学者们视为宪法权威性表现之一的宪法的稳定性，在中国却受到极大的戏弄。平均五六年一次的宪法修改，使宪法成为一纸宣言书，而不再是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法。面对这种困境，许多人将其原因归结为“规范与实践的冲突”，认为“我国目前宪政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实践，而不在于规范层面的‘矛盾’，规范是好的，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落实。”但规范在实践中如何落实？落实后的实际情况如何？持此观点的学者则语焉不详。其实，按这些学者的思路，使宪法规范在实践中落实，无非要靠加强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加强公民对宪法的尊重等等。但是，呼吁加强法治意识那是道德伦理学家应做的事。作为一种法律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制度设计层面分析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并由此得出本文的主旨，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的弊端，宪法的制度设计本身就预设了宪法将不会被尊重。进而，本文还将就所论及的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解决思路。一、“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宪法权威性首要的体现是法律的制定必须依据宪法，不得违背宪法。违宪的立法不是法律，这是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就阐明的规则。但是在我国宪法与法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国宪法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同时，立法法第88条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消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0条和91条进而设立了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作违宪审查的程序。单从宪法和立法法的这几个条文看，我国宪法宣称自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必须依据宪法，法律在宪法之下。但是，对违宪的法律如何认定，怎么处理，宪法没有任何规定，立法法也对此保持沉默。宪法权威性形式上的表现是宪法的修改程序比一般的法律严格。我国的宪法修改需要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普通的法律只需全体代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这种规定体现了宪法的至上性，表明了宪法高于法律。但是，在我国立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全国人大的立法总是以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支持率通过。正如有学者精当指出的，全国人大立法三分之二以上高支持票率的事实是认识我国宪法与法律相对地位的关键。修改宪法只需要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以上就可通过，立法也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样的法律实际上已经获得与宪法相等的权威性，因为对于这样的立法，除了立法机关的自我约束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他们换用宪法的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法律在地位上等同于宪法，而且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为什么宪法文本确认的宪法的至上的权威性却在现实的人大立法中被销解了呢？这要从全国人大遵循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领导中找原因。我们的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都享有的民主，因此，每届全国人大3000名左右的代表，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代表，民主的范围不可谓不广；同时，我们的民主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指导如何可能？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如此，才有了每次全国人大开会之前党员代表的“预备会议”，才有了当了三年“哑巴代表”的人大代表，也才有了“等宪法”的法律。可见，造成我国法律无所谓合宪不合宪的正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法律与宪法的关系实际上消解了宪法的权威，法律等同于宪法，宪法随时可以被法律所替代，法律也随时可以换用宪法来表达。在这样的处境下，奢谈宪法的权威，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二、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也就是立法机关至上，或者说议会至上，至上也就是主权的意思。”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宪法的规定上看，我国把人民作为一切国家权力的来源，代表机构则被奉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立法至上在我国的确切称谓应是全国人大至上。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由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受它监督。也正因此，我国不是西方宪政意义上的分权制，而是“议行合一”。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不是象美国体制下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而是立法至上，行政、司法从属于人大。三种权力的差别是分工的不同，而非分立与制衡。虽然行政诉讼的引入使司法权可以一定程度上监督、审查行政权，但对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则不可有半点逾越。在这样一种立法至上的体制中，如果审视一下立法至上与宪法的权威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这二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悖论。宪法权威性的重要体现是宪法得到严格地遵守，当其被违反时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的方式及时予以补救。但在我国，一如上文所述，法律本身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也就无所谓违宪不违宪。全国人大因其本身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所以除了自我监督外，没有其他的国家机关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意义上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即使全国人大实施了违背宪法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定措施可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全国人大自身的纠错机制发挥作用。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宪法的权威性与立法（人大）的至上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现实的宪政运作的结果是宪法得不到严格遵守，宪法权威被随意损害。三、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在1996年到1998年的中国宪法学界，出现了关于“良性违宪”的热烈讨论，虽然这场讨论已过去几年了，但由这场讨论引发的中国宪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却不断地吸引学者们继续探讨。在这些讨论中，许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这样重大而现实的理论问题。本文因限于主题，不准备详细讨论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由良性违宪的讨论而引起的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反思，进而对宪法文本与宪法权威的关系作一探讨。宪法权威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应该具有较一般法律更强的稳定性。很难设想，一部朝令夕改的宪法会有很强的权威性。美国宪法制定了二百多年，至今只有27条修正案，正是宪法的稳定性，保证了人民对宪法持续的敬仰。反观我国宪法，自建国后已经制定了4部，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是在推翻前一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这4部宪法的制定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致，那么1982年宪法制定至今，短短20年，就已修改了三次，有了17条修正案，而且，按照每开一届党代会就会有一次宪法修改的惯例，我国的宪法还会这样一直每隔5、6年修改一次。这样频繁地修改，使人民对宪法的信仰大大降低。导致宪法频繁变动的原因，除了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动剧烈，宪法需要反映这种变化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宪法文本本身的原因。我国宪法除了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基本政策，这是与我国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和立宪修宪的指导思想相适应的。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宪法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确认，那么规定最新的成果就成为理所当然。同时，我国的修宪指导思想是对党的最新政策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以此赋予政策宪法上的正当性。所以，不管是1982年宪法还是此后的三次宪法修改，都是以当时党的文件为蓝本的。例如，1999年的宪法修改中的第13、14、15、、16条修正案就是对十五大报告的原文照抄。在这样的修宪指导思想指导下，宪法必将是党的政策的随从，跟在党的政策后亦步亦趋。这种制度的弊端至少有一下几点：1、影响了人们对宪法稳定性的预期，进而影响人们对宪法的理解，而且，往往导致将宪法与党的政策混淆，削弱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功能。2、宪法作为党的政策的反映，在政策变化后必然要作出变化，这种现象不但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而且给人们一种宪法跟着政策亦步亦趋的感觉，破坏了宪法的神圣感和尊严。3、宪法中规定了过多政策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又是极易发生变化的，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宪法确不能及时作出应对，致使一些变革虽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却与现行宪法相抵触，也即被学者称之为的“良性违宪”。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固然可以坚守宪政法治的阵地，对违反宪法的变革行为从宪法与法治的立场予以否定，但我们却无法摆脱这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我们猛烈抨击违宪的变革行为，另一方面，被我们猛烈抨击的做法不久却经修宪程序成为宪法的规定。面对宪法中如此之多的关于国家政策的规定，我们在鼓吹宪法权威时不得不加倍小心，因为如果宪法真得像一些学者鼓吹的那样修改一次管30甚至50年，那么，出现的结果要么是社会停止变革，要么是宪法被抛在一边，所谓“良性违宪”的行为大行其道。四、神话的破灭与可能的道路以上我分析了宪法权威与“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迁的三个悖论，以此揭示中国的宪法从其文本体现的制度设计就暗设了宪法权威不可能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宪法权威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那么，当神话被打破，当宪法被揭下虚幻的神圣面纱，我们该如何寻找以后的路？在以上的三个悖论中，社会变迁与宪法权威的矛盾可以由宪法文本本身得到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从理论上搞清宪法应该规定什么。英国继戴雪（Dicey）之后最权威的宪法学家詹宁斯（Jennings）在其名著《法与宪法》中认为，“宪法所意指的是规定政府的主要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运作方式的规则以及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文件。”宪法的主要内容应是规定国家机构的组成、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法不可以规定其他内容。实际上，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建国的基本理念、根本国策的规定。但是，对于作为根本法规定的基本国策，应是关涉到国家的根本存在的内容，例如四项基本原则。至于其他涉及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精神文明等内容，虽然重要，但却可以通过一般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确立。将那些易变的政策性的规定从宪法中取消，只保留那些最基本的涉及建国基本理念的政策性规定，这样，既可以使宪法有足够的弹性容纳社会的急剧变迁，又可以减少甚至杜绝“良性违宪”的情况发生。同时，由于避免了类似“良性违宪”这样的尴尬，宪法的权威自然得以保障。仅仅冀希望于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且不说存不存在一部尽善尽美的宪法，假使存在这样一部宪法，那么这部宪法本身也没有生命，要使其成为一部“活”宪法，还需要将宪法运用于现实中，通过宪法审判、宪法解释等方式才能真正赋予宪法以生命力。在我国，人大至上的体制不可能让我们引入真正的违宪审查机制，但这并不代表着在维护宪法权威方面我们将无所作为，相反，当我们总将目光投向那些根本的体制、矛盾、冲突时，恰恰忽略了就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问题。有人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开启了中国的宪政大门。既然大门已开，那么宪政大潮必将滚滚而来。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那么能不能再进一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样的设计，即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与此相联系，宪法也应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中国的宪法是有名无实，虽然宣称是根本法，但不能作为法律在司法中直接适用。法律真正的权威来自它的适用性，很难设想，一部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会具有权威，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宪法同样如此，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就像远方的海市蜃楼，虽然美丽，但却只是幻影。而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也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反对宪法司法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法院无权解释宪法，而适用宪法必然涉及宪法的解释，因而，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照此思路，宪法中也没规定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那么是不是法院也无权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了呢？据此，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果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应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根本冲突，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并非是一些精英式的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当我们纠缠于这些问题并感到前方一片迷茫时，我们是否应该想到，学者精英式的制度设计并非只有涉及到根本的制度设计时才会有价值，实际上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更好的完善具体的制度，因为，我们还远未充分利用制度所提供的空间。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我们还远未搞清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内容，到底民主和集中的比例应多大，怎样在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体现民主与集中，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的许多做法，例如上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下届全国人大的选举是否符合民主集中制，或者是否民主集中制必然要求如此，都是可以研究的。此外，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任期等也可以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予以完善。五、结语本文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几乎众口一词地维护宪法权威，强调宪法至上的一种反思，同时也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对我国宪法（宪政）体制的一种反思。也许反思的结果让我们（至少让我自己）感到我们这个国家要在现代实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宪政，道路还很漫长。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少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多些关注中国现实的理性。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宪政之路才会一步步扎扎实实走下去，中国人等待了百年的宪政之梦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变为现实。

宪法变革范文篇6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十7大明确提出并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

从年我市实施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开始，法制宣传教育已经走过了个年头。年来，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革，在政治生活中实现了从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事务到依靠法律手段管理国家事务的发展变革，在思想观念领域实现了从相对僵化封闭到兼收并蓄、繁荣活跃的发展变革。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革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条件、环境、目标、要求等方面都有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由“法律点击查看本资料原创网站更多文章是约束、制裁群众行为的”，转变为“法律是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权益的手段”；公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由接受启蒙教育，转变为对法律知识的内容、广度、深度的多种选择；公民对法律的需求由单纯接受法律知识教育，转变为需求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逐步开始运用法律，参与社会法治实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时期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依法执政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形成法律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管理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依法执政需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宪法变革范文篇7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明确提出并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

从1986年我市实施第一个*****年普法规划开始，法制宣传教育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革，在政治生活中实现了从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事务到依靠法律手段管理国家事务的发展变革，在思想观念领域实现了从相对僵化封闭到兼收并蓄、繁荣活跃的发展变革。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革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条件、环境、目标、要求等方面都有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由“法律是约束、制裁群众行为的”，转变为“法律是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权益的手段”；公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由接受启蒙教育，转变为对法律知识的内容、广度、深度的多种选择；公民对法律的需求由单纯接受法律知识教育，转变为需求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逐步开始运用法律，参与社会法治实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时期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依法执政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形成法律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管理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依法执政需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宪法变革范文篇8

论文摘要：近年中国融资制度变革呈现出速度加快、领域扩大和程度加深的趋势，市场化的融资制度似乎快要建立，但是必需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问题成为融资制度进一步变革的障碍。融资制度变革的困难和惰性导致其变革的长期性。

论文关键词：融资制度；产权变革；制度创新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自由化或者市场化取向的融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相关实践也在进行：以国有银行改革为重心的融资制度变革向产权变革、利益分配等深层次纵深领域拓展，融资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越来越尊重市场理性选择转变，融资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了融资制度变革并导致变革的持久性。

一、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宪法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国家并非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而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关系。

中国宪法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只能进行边际性调整，这种边际性调整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的有限性，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清的固有的缺陷依然存在：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将政府的目标继续施加给国有金融机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国有金融存在利用国家不能运用退出权进行惩罚的弱点和信息不对称，从事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依然存在，等等。

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比如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未来的上市等，均存在困境。如果产权(股权)流动，则可能会使国家的国有产权转移，国有基础丧失；如果股权不能流动，则股份制的市场约束力就不能发挥作用。产权的流动性差，政府难以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为了保持国有金融机构的国有性质，国家必须始终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企业产权的可交易性之间就发生冲突。当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时，便很难确立有限责任原则。产权的流动性较弱，市场的约束也就难以真正建立。

因此，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效产权的建立，受到既定的宪法和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宪法和意识形态的缓慢变化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融资制度改革的长期性。

二、非正式规则的缓慢变化决定了融资制度的实施机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立

在融资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仅仅改变其相关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变迁。融资制度的变迁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推进方式，虽然正式规则变迁很快，但非正式规则(思想意识、习惯等)的改变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非正式规则的改变，经济制度变迁的实施将十分不稳定。非正式规则支持正式规则，并能有效帮助正式规则被人接受。

那些在国外有效的正式规则，并不总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更进一步的理解是，融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不仅仅指引进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过程，而是这些正式规则如何与本国的无形规则相兼容、相结合的过程。在有些国家．尽管原来的有形规则已经被摧毁，新的有形规则已经被引人，但由于与本国的无形规则不兼容，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失败。与有形制度相比，无形制度只是形式不同．它并不比前者更低级。在制度变迁时，有形制度有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移植，无形制度更难以被外来的制度所替代，或替代所费时间较长。有形制度变迁多为突变的、断裂的和强制性的．而无形制度的变迁多为渐进的、连续的和非强制的。在变迁中两种制度的互动是必然的．因为只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匹配，整个制度结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有形制度发生变迁时．无形制度往往不变，从而阻碍制度变迁的推进，以至削弱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形制度又会减少有形制度带来的冲击，并修正有形制度变迁带来的非均衡状态的冲击。

所以，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融资制度的正式规则(如颁布新的决定、实施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等)，但是我们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非正式规则。这说明，目前缺少本土性创新的移植性的融资制度安排与非正规融资制度之间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融资制度变革的纵深推进导致相关利益主体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而延缓了融资制度变迁的进程

中国融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性融资制度。由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新安排的过程，而原有的计划体制又控制着主要的资源，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改革旧制度。而由于旧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因改革旧制度而丧失一部分或全部利益，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与因改革而受损的利益集团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此时，作为推动改革的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约束条件：既要通过制度创新使融资制度效率提高，又不致使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反对改革，产生改革的强大阻力。同时，如果把作为国家人集团的政府也视为一个经济人的话，它既要在改革中受益，又担负着稳定经济和安定社会的责任。国家人集团的目标函数是双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融资制度的安排必然内生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中。

制度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的创新不会直接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创新可称为增量制度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有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因而这种类型的制度创新阻力较小。另一类是对现有制度存量的改革。如果现有制度是一个以维护和扩大占有租金为主的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改革．都会对该制度下的受益集团造成冲击，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现有的利益，所以引起他们各种形式的抵制。由于第一类制度的创新是在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状况下进行的，这就导致其制度创新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既然第一类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制度创新的利益．这就与维护旧制度的受益者不一致。当这种制度创新走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现存制度发生摩擦、矛盾直到对抗。

中国的融资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原来的不涉及既有主体利益的增量改革、边际改革逐步向涉及既有利益集团的存量改革深化，融资制度的改革已经进入利益调整阶段，使各利益主体的冲突更加激烈。可以说．中国融资制度改革已经到了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这是因为到了改革的中后期阶段，必然要涉及存量改革，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制度框架，就必然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动现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到了后期，这个过程变成了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各个利益集团所维系的现有制度越是达到均衡状态，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这才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宪法变革范文篇9

论文摘要：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和近百年的宪政探索史上，《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意义重大。大纲具备了宪法的基本内容，为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大纲初步确立了分权模式，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由不同的部门行使；大纲初步建构了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对传统的君权加以限制；大纲初步确立了权利义务观念，与西方宪政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对接。

《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是清末各方政治势力相斗争的产物。大纲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一直遭受着众多批评和指责。然而，《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宪政实践的起点，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和近百年的宪政探索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从宪政的角度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历史地位进行探析。

一、奠定了现代意义上法律体系的基础

“宪法”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有，如《国语》中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的说法，《墨子·尚同下》有“发宪布令于国之众…‘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的话，但是，在我国古代，“宪法”以及涉及“宪”字的词汇只指国家的典章和普通法律规范。近代意义的宪法概念和宪法是随西方法律文化与法律学说的传播而输入中国的。近代意义的宪法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紧密相连。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入侵，政局动荡，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施新政。关于清末新政，学者有这样的描述：“是指2O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钦定宪法大纲》就是此背景下的产物。

《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依据，具备了宪法的基本内容。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无非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钦定宪法大纲》原则性地规定了君上大权和臣民的权利义务，明确了三权分立以及对臣民权利的保障，初具了宪法的模型。“夫宪法者，国家之要根本法也，为君出所共守，白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这表明皇帝的权力要由宪法得到确认，其行为必须符合宪法规定，这就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权威，使宪法本身在法理上的至高地位得以确立，同时意味着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宪法至高无上的观念也为人们所接受，《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颁布，是中国法律制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立宪史上首创的一章。

《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与清末的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朝末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修律活动。首先是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颁布，拉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同年，沈家本奏请朝廷，聘用日本法学家进行刑法、民法、诉讼法的编纂，自此，中国大规模的修律工作开始。1909年《大清商律草案》制定，1910年《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完成，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完成，同年，《大清新刑律》正式公布。《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以及其他重要法律的修订完成，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大纲和法典基本上构成一个全新的、基本符合近代法制规范的、以宪法为统率，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在内的六大法典体系。六法体系的形成，是中国法制大陆法系化的典型标志，从此中国的法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明确分工，中国逐步走上了法典化的历程。尽管这些法典、法规未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诸法合体的局面，对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法律的基础和重要根据。上述诸法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民刑不分、诸法合一的法律体系，标志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尤其是大纲的颁布，确立了根本法的地位，为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二、初步进行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划分

分权是宪政的基本要求。洛克是近代分权学说的首创者，其分权理论是为防止政府权力过大而侵害个人权利这一目的服务的。洛克把国家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立法权是指“享有运用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力量保卫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而执行权是一种“经常存在”的“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的权力；联盟权是指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权和执行权“往往是分立的”，不同的人执掌不同的权力，这在“一切有节制的君主国家和组织良好的政府中都是如此”。反之，如果立法权和执行权同时属于一个机关或一些人，就必然会给这些人造成方便条件，使他有可能攫取权力，从而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洛克分权理论实际上是两权分立，其最大特点是强调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关系，不太重视执行权与联盟权的区分。因为在洛克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由资产阶级掌握，而执行权属于贵族，由君主掌握。洛克强调两权分立，相互牵制，其主要目的是要为“立宪君主制”提供理论基础，为建立有限政府提供制度保障。洛克的分权理论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上的统治权，以议会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这是洛克反对君主专制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洛克的权力分立理论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奠定了基础。

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受洛克分权理论的影响，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其中，立法权归人民享有，由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国王掌握，解决国家需要迅速处理的事务，直接执行国家的意志，如决定媾和与宣战、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等；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惩罚犯罪以及裁决私人纷争。孟德斯鸠在进行分权的同时，更加强调权力的制衡，他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主张不同权力间应当相互牵制，达到某种平衡。孟德斯鸠并不主张共和国，他认为共和国并不一定带来自由，在共和国里，“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它可以用它的‘一般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在那里，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孟德斯鸠虽然不看好共和国，但他的分权制衡理论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其分权理论成为思想界公认的宪法原则。

在西方宪政的历史上，权力的分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理想政府结构的追求，而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分别在不同政府机构中占有各自的地位，则反映了利益团体之间的妥协这一现实。早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的第一次官制改革中，就拟订了三权分立方案。“立宪之精意。即以国家统治之权，分配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机关”。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君上有统治国家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由此可以看出大纲所规范的分权模式：首先，关于立法权的行使。依据大纲的规定，议院议决法律，也即法律由议院制定，但议院制定法律的前提是法律议案必须由皇帝发交，而且在制定法律之后必须由皇帝批准颁布，否则的话，法律不得颁布实施。这表明立法权是由皇帝和议院来共同行使的，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是皇帝，而议院处于“协赞”的地位。其次，关于行政权的行使。大纲关于行政权的行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机构，从大纲的有关条文可以看出，行政权主要由皇帝行使，皇帝通过命令的方式行使行政权，其范围涉及到“设官制禄”和“黜陟百司”以及军事、外交、戒严等，非常广泛。大臣行使部分的行政权，这种行使是皇帝意志的落实，因为大臣仅处于“辅弼”的地位。但大纲也同时规定，皇帝不能以命令改废法律。最后，关于司法权的行使。大纲明确规定，皇帝总揽司法权，但审判衙门、审判官负责对具体案件的审理，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皇帝不能以诏令更改案件的判决。

从表面上看，这种划分是在皇权之下进行的划分，因为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之上还有皇权，三权还要受到皇权的“总揽”，甚至直接掌控。而且三权之间的限制几乎不存在，距真正三权分立的要求好像还非常遥远，但正是在这种简单的划分之下，漫无边际的传统皇权要受到诸多的限制和分割，如皇帝虽然“总揽司法权”，但皇帝不能以诏令更改；皇帝的行政权(“发命令及行使发命令之权”)不改废法律等。这些限制和分割明确写在了宪法性文件中，成为以后制定宪法的依据。这种分权的确立无疑是对专制时代无限君权的否定，体现了宪政分权思想。公务员之家:

宪法变革范文篇10

一、保守主义的信念-两种影响方式

保守主义思想在英国可谓源远流长，它几乎是伴随着英国国家的产生出现。但是直到18世纪后期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才真正的由英国人埃德蒙。柏克把保守主义思想理论化。但即使在此之前保守主义就不断的对英国宪法不断施加着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一种自发的和无意识的过程，是作为英国人民族性格的一种体现。而真正的把保守主义与有英国宪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两方面的因素的出现。其一、保守党的诞生，这是保守主义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保守主义因而能够直接对英国宪法施加影响，左右英国宪法的发展趋势。其二、柏克的保守主义理论的出现，反映了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的成熟。保守主义为英国人的文化传统，为充满保守主义性格的英国宪法的运行和维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保守党是英国宪法保守主义特性的直接动因。保守党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由托利党转变而来的新型政党。托利党产生于光荣革命前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之一。托利党从诞生伊始就是作为维护国王和土地贵族即得利益的政党。因此，这个政党便天然的带有浓厚的保守性。但是托利党只能说是一个保守的政党，和近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政党不同。保守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柏克是辉格党人，但是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却被一部分托利党人接受并加以发挥。因而保守党一方面很自然的继承了托利党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又抛弃了托利党单纯保守的态度，转而实行积极灵活的政策，使得保守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政党。

在近现代政治实践中，政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把自己的意志反映在宪法之中，从而影响宪法的制定和运行。英国保守党可以说是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保守主义政党，同时也是英国力量最强大的政党。从英国开始政党政治以来，保守党就一直左右着英国政局的发展。它的执政时间几乎占有三分之二。尤其在二十世纪以来，保守党的优势更加明显.长期的执政的优势使得保守党可以使英国宪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就是在处于在野党地位时，也是影响英国宪政发展的重要力量。英国的宪政改革，正是在保守党的直接作用下而得以进行。

第二、公民的保守主义信念是英国宪法保守主义特性的主要保障。法律、只有被人们所理解时，人们才会自觉的遵守并维护它。英国宪法沿着保守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了数百年，至今仍然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这仅依靠保守党的力量远远不够。究其原因，整个英国都是一个保守的国度，保守性是英国人民的民族性。保守主义理论家休。塞西尔就指出“如果说这种情绪（守旧的情绪）甚至现在仍然是强烈的，那么它在中世纪就是压倒一切的了。……守旧思想好象尼罗河那样发源于一个无法确定其面积大小的浩瀚的湖泊，谁的眼睛都无法看到它的边缘。”正是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度里，充满了保守主义特性的英国宪法才能够长盛不衰。当某些事件或者个人有可能改变保守性的宪法的时候，英国人便会自发的起来维护自己的宪法。如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维护本国的传统制度，抵制激进主义便成为大多数英国人的共识。

二、尊重传统-英国宪法效力与稳定的来源

“传统”，《辞海》上解作“历史流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传统是历史的产物，但是传统又不同于历史。传统不仅仅只是揭示人们过去行为的一贯方式，更重要的是，传统会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强烈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保守主义是在与激进主义者论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保守一词仅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对传统的尊重和保持。保守主义尽管在理论上有较大分歧，但是在对传统的尊重这一点上总是能够达成一致。就像有学者所说“不管其形成的方式如何，……对保守主义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维护既成的‘传统’，这就足够了。”保守主义者对人的理性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出于对理性的不信任，他们认为仅仅依靠人的理性，无论构想得是多么的完美，都是不可靠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纠错与改进以臻至完善的过程。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就认为：“个人是愚蠢的，群众当未经审慎考虑而行事，一时也是愚蠢的；但人类是聪明的，而且，倘能给他们以时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一向是正确行事的。”在国家制度上尤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国家不是依靠个人理性设计出来的，国家制度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政治体制的权威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它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积累的过程。权威只能在历史中被逐步赋予。如同柏克所说：“我国的政体是约定俗成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唯一权威性就在于它的存在源远流长。……约定俗成是一切权柄中最坚实的，不仅对财产是如此，而且对保障该财产的权利，对政府，也是如此。”

尊重传统，一方面是英国宪法的效力源泉。英国的宪法并不具有至上性，英国有的只是议会至上。英国宪法是一部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以及宪法判例。这些以普通法律，政治习惯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宪法与普通的法律和政治习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并没有区别，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英国宪法不但具有通常的法律效力，而且更有超出一般法律的宪法性效力。它们高度稳定，一些著名的宪法性法律，如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历经数百年还一直是有效的法律文件。其神圣性远非普通的法律可比，甚至连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典也望尘莫及。而这种独特的状况恰恰是来自于对传统极端尊重的信念。

首先、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保守主义。英国宪法采用的是柔性修改方式。因此英国的宪法性法律在修改程序上与普通法律无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宪法性法律会变动频繁。实际上英国的宪法性法律有相当高的稳定性，要对英国的宪法性法律修改的难度并不在那些规定了严格修宪程序的刚性宪法国家之下。1832年英国的第一次议会改革，辉格党首相罗素三次提交改革议案，并且一度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才通过了一部改革力度有限的《议会法》。尽管如此，托利党人仍不满意，断言它“将推翻等级制度和财产的所有天赋权利。”这种修改的困难性并不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是宪法性的而不能随便修改。英国人把这些法律看作是历史事件的结果。每一部宪法性法律都是一个时期历史经验的总结。议会的作用只是把历史事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记录而已。这些事件是来自于历史选择的结果，它的意义也正在它的历史性。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正因为它是历史的，所以它也不容改变的。宪法性法律和普通法律的不同点就在于此：普通法律的权威是因为它是由议会制定的有强制力文件，而宪法性法律的权威是来自于文件所确认的事实本身，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议会制定的法律文件。就像著名英国宪法学家詹宁斯所说“使威廉和玛丽而非詹姆士二世或自命为詹姆士三世的那个人成为君主的，是经革命承认的事实，而不是先前存在的一纸法则。”

其次、保守主义信念保证了英国宪法惯例的效力。宪法惯例作为宪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在成文宪法国家还是不成文宪法国家中都会存在。宪法惯例只是人们在宪政实践中的一种通常做法。虽然对惯例的违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因而都一般被各方所遵守。但是毕竟它的效力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所以宪法惯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程度上都在各国宪法中都不占主要的地位。英国却恰恰相反。英国宁愿把许多重要的宪法问题交与惯例而不是法律去调整，如英国的虚君制，责任内阁制等等。英国的宪法惯例得到普遍遵守原因也在于对传统的尊重。惯例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做法，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英国人尊重这些历史形成的习惯，并把其视为理所当然，把它作为宪法当然的一部分。而任意改变这些习惯的做法都会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尊重传统的另一方面是带来了英国宪法形式上的稳定性。因为传统的原因，为了使变化更容易被接受，英国的政治革新一般都会打着复古的招牌。休。塞西尔指出“把政体结构的改变说成好像就是维护和恢复某种更古老和更纯粹的传统，这种做法在我国的全部历史上一直保持不变，并且在目前的各种争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做法在一方面使得英国许多古老的机构都得以保存下来，并且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的国家机构，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显的断层。如英国的内阁便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御前会议，其两党制也有三百多年历史。对此、西欧历史学家哈勒维评论说“英国是供宪政考古的博物馆，这里积聚了以往岁月的陈物遗迹。”英国国家机构的这种清晰传承使得宪法保持着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性。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是使英国宪法的内容与形式脱节。“旧瓶盛新酒”，“换汤不换药”是英国这种特性的写照。英国的很多机构已随着时间的流失丧失或者改变了它的原有功能。但是英国人并不急于把其废除，仍然还保留着原有的形式。英国的枢密院原来曾是英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构，但是光荣革命后，枢密院的权力不断下降，早已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荣誉机构。现在的枢密院只剩下形式上的权力，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英国内阁的重要文件都要以枢密院的名义发出。同样，今天的英国女王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虚君，但是仅从法律上看，英国的国王还是拥有巨大的权力。

三、渐进性选择-英国宪政道路的连续

保守主义尊重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者反对任何变化。实际上保守主义者反对那种毫无变化的僵硬状态。他们认为“这个整体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老年的、中年的、或青年的，而是处在经久不变的状况之中；它在不断凋零、衰败、更新和进步的多变历程中前进。”但是保守主义的变革是一种有条件的变革。这种变革方式是逐步的而缓慢的过程。正如柏克所说：“但即使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变化也只能局限于有毛病的部分，局限于有必要改动的部分；就连在这种时候，也只能在不会瓦解国家与政治整体的条件下进行，目标是从原有的社会因素中创建新的国家秩序。”变化是渐进的，必须立足于传统之上，是经过长期反复试验的过程。保持社会的连续性是变革的首要着眼点。保守主义者把整个社会和国家看成是统一的有机体。如同生物有机体的变化一样，它是逐渐成长的。这种变革不能与既有的东西截然的分开，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连续的变化的过程。柏克这样说到“由于我们在国家行为中以及在改善的事物中保持了自然的方法，我们决不是全新的；就我们所保留的东西来说，我们决不是完全陈旧的。”

强调发展的渐进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对英国宪法的发展道路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英国在宪政发展的道路上选择了改良的方式。世界各国的宪政发展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另一种是改良。改良是渐进性的必然选择。它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改良要求有所发展。改良并不反对变化，相反它首先提出的就是发展性。在社会需要变革的时候，保守主义者毫不犹豫的推动了社会的改革。正如柏克所说“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形而上学的诡辩迷津之中去，那么，就远不是不可以把按常规办事与随机应变、把我国政府制度中神圣继承原则与在紧急关头（指光荣革命）有变化地运用这种原则调和起来。”在另一方面，改良又要求必要的妥协。改良所要求的发展又是渐进的过程，它是在稳定的基础上的变革。而妥协是保证政治稳定的一剂良药。英国人对妥协的技艺可以说是颇为娴熟。无论是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还是国王与议会之间，双方既不断的斗争，在关键时刻又能够作出必要的妥协。因此英国总是能够妥善的解决历史上的宪政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在光荣革命时议会放弃革命而宁愿采用宫廷政变的原因。英国宪法学家詹宁斯就说到“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

其次、英国宪政发展上有很强的连续性。保守主义非常强调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而事实上英国宪政也正循着这一原则进行。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英国本土就没有发生过战争和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三百余年里英国的宪政传统就一直未曾中断，这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所罕见。英国的各种机构和制度都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而来，中间既没有中断，也不是一蹴而就。如英国内阁，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在大会议中设立的小会议，亨利三世又把小会议改为常务会议，到了亨利六世时又由常务会议分化出枢密院，至查理二世时又在枢密院中设立了行政委员会，最后由行政委员会转化为内阁。因此，英国的政治制度显示出了极强的连续性。整个制度的发展是一系列事件的总和，就像一张连接紧密的网，不能把其从中割裂。英国学者符礼门谈到这一点时说到：“在过去1400年间，英吉利人民的民族生活，虽则时受外族蹂躏，仍未曾有一日中断。……大凡每有一步进展，这一步只是前一步的推升；大凡每有一次改革，这一次改革并不要完全施行新法，却不过推陈出新。”

四、经验主义-英国宪法高度适应性的理论基础

经验主义是相对于唯理主义的一种哲学观，经验主义认为“没有与生俱来的真理：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因此，所谓必然的命题根本不是必然或绝对确实的，只能给人以或然的知识。”经验主义否认抽象理论的作用，对建立所谓的理论体系不屑一顾。他们强调经验在知识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指出真理是在不断的实践中而得到揭示。英国是经验主义的大本营，世界上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如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都是英国人。保守主义在哲学基础上都是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们都以经验主义作为其政治实践的指导。保守主义也是经验主义哲学在政治实践中的反映，它的一切特性，包括尊重传统、渐进性、连续性等，都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之上。

经验主义促成了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方面的特殊性。严格的来说，保守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创始人柏克也从没有打算把其理论化，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是散布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之中，而由后人总结出来的。因此，人们使用保守主义这个词仅仅是因为“这个框架能够适合绝大多数各种各样的保守主义者捍卫的绝大多数的各种各样的原则。”保守主义本身缺少理论性，它同样也蔑视理论。保守主义者们对意识形态怀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当代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伊恩。吉尔摩就宣称，没有什么比意识形态更易引起分裂的东西了，既然分裂应当避免，也就应当避免意识形态。英国自由党首相劳合。乔治曾讽刺保守党“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党”。但是正因为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保守主义才更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的特点使得英国宪法能够更好的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加以调整，因而与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它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首先、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模糊性。世界各国的宪法一般都有一个指导本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我国宪法的指导原则是四项基本原则，美国的宪法原则是三权分立和联邦制。而无论是制宪、行宪还是护宪，都必须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下进行。确立宪法的基本原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局限了宪法的适应性。如果社会发展或政治实践超出了这个原则，那么就不是仅通过正常的方式，如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手段所能够调整和解决的，必须重新制定宪法。这样宪法在适应性上就有所欠缺。英国宪法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的特征，从另一个方面说，带给了英国宪法的高度适应性。英国宪法不必受那些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随时改变宪法的具体内容，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这样英国宪法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宪法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