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保障范文10篇

宪法保障范文篇1

本文就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维护宪法的实施,谈几点看法。

一、完普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是指根据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宪法性的惯例)规定,拥有立法解释权或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国家的法律、法令、命令、行政措施以及国家机关或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同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以维护宪法的权威,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一九八二年宪法(以下简称新宪法)认真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经验,规定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新宪法中,与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关的序言和条文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宪法序言中宣告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最大的权威,指出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同时宣告宪法是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扣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活动的根本准则。第二,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三,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为了有效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并且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地-方各级人氏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以及撤销下一级人大不适当的决议。第五,对于宪法行为的监督也有相应的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一总原则指导下规定: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全国人大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也要遵守宪法的总原则,即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权利,如不遵守这项原则,而滥用权利,就会受到谴责直到追究法律责任。宪法对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也没有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如果谁要违反,就是违宪,构成犯罪行为的,还要受到刑罚的制裁。新宪法这些规定比前三部宪法监督保障的内容大大地充实和具体化了。这些规定是在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并且适当参照外国经验制定的,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国情,也体现了新时期的新特点。这些规定为宪法的切实实施提供了保障。现在全国人民、各级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以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规定为法律依据,为切实保证宪法规定的各项制度的实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各地区为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为了保证各项法律、法规、命令、决议不同宪法相抵触,各地都组织人员进行了清理法规的活动并且初步取得了成须,为了保障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保障公民的申诉控告、检举权,各地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设立了信访接待部门,建立了接待日制度,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宪法中有关于监督保证宪法实施制度的规定固然是很好的,但宪法毕竞不是法律大全,只能作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需要用具体的单行法规等形式把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加以具体化,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完善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完善这种同宪法监督保障制度配套的法律制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从理论上看。宪法是一个画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因此,保障宪法的实施,就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维护其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统一。否则,国家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就有可能遭到破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这就需要有具体制度加以落实。如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那么,就应有一套具体制度,规定违宪案件由谁来追究,怎样追究,依照什么程序追究等等。其次,从工作实践上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同宪法、法律相悖的法规或违宪行为。例如,个别的现行法律条文同新宪法有关条文的内容不尽一致。再如,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着司法的解释性的文件,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八二年刑事审判和检察工作方面的解释性文件就不下七十份。这种文件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某间题的解释,这种解释有法律依据,属于司法或检察解释。这从司法检察实践上看,效果很好,能使部门法中某些规定更加具体化,也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另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就某间题的联合解释或个人就某问题的解释等。笔者认为,如果属于重大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如果属于司法检察实践中的问题,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检察或司法解释。这种联合解释或个人解释的形式的范围和效力,可以研究,即使是司法检察解释,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如,某省一地区人大常委会有一年攫自决定不召开人大会议。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另外,完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在展开,这是很深刻的变革,涉及面很广,为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办事有章可循,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在这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保证上述暂行规定的合宪性,正是为了从根本上保障改革和开放的顺利进行。

二、完普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可以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宪法的实施,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把宪法监督权归于立法机关,也有专门设立监督机构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从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第一,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大国民议会负责对宪法的实施情况执行一般监督,并单独决定法律的合宪性。第二,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执行监督以及通过法律进行准备工作,大国民议会在其五年任期内选举本届的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由大国民议会代表中选出委员大部分,并另选非代表的专家一部分.(不得超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作为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就法律的合宪性提出报告或者意见。南斯拉夫则是设立专门性的宪法法院来负责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法院由邦议会选举的院长和十三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八年,不得连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从法官中产生,任期一年,实行轮换制,宪法法院法官不得兼职。联邦宪法法院职责是:第一,裁决共和国(自治省)的法律和其他文件,以及联邦各机关,各社会政治共同体机关的条例等是否同联邦宪法、法律相一致。第二,解决联邦共和国(自治省)之间,共和国与自治省之间以及不同共和国领土上的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有关权利和义务的争议,解决共和国或自治省宪法法院之间,法院和联邦机关之间,联邦机关同共和国(自治省)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如果宪法法院确认某项法律同联邦宪法不一致,它就作出裁决,然后将裁决提交主管议会,主管议会有义务在控制裁决之日起六个月内消除这种违宪的事情,若在期限内未消除,该违宪法律即归无效,宪法法院对此将作出裁决予以确认。任何人都可以评定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问题,主动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也、一以自己起诉。从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各国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其共同点。第一,各国宪法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机构保障。第二,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必须是高度权威的机构。第三,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虽然各有不同,监督范围、违宪审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究竞以哪一种形式较为合适,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上述外国的一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宪法保障范文篇2

一

宪法制定以后，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发挥根本大法的作用。如果宪法得不到实施，那么再好的宪法也是一纸空文。1954年新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当时党中央对宪法的遵守与执行非常重视，讨论决定重大问题能按照宪法规定办事，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后，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法律意识逐渐淡薄，甚至置宪法于不顾，造成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日益严重。1958年在农村建立，这是涉及改变宪法规定的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问题，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就在全国推开了。1966年发动的“”，没有经过国家的法定程序，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当年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竟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迫害致死。他在被迫害时手里举着宪法，可是宪法不起作用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实施没有保障，民主法制被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它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82年制定了一部好宪法。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这部宪法自身规定了一些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一是规定了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二是规定了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体系。三是规定了修改宪法的严格程序。宪法修改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四是强调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于维护宪法的地位、权威和尊严，保障宪法的实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现行宪法实施20年来，党和国家重视宪法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逐步增强，遵守执行宪法总的是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第一，保证宪法实施的具体法律制度不健全。现行宪法中“由法律规定”、“依照法律规定”等表述，共有45处，它表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必须依法办事，但许多方面还无法可依，特别是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许多规定还没有具体化为法律，致使宪法规范所包含的民主内容落实不够。比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国家该做怎样的保障。现在只有集会游行示威法，还缺少新闻法、结社法等。又如，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要把这些原则变为实践，还缺少政党法、监督法等必要的法律制度。第二，对立法监督不得力。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我国现有行政法规2000多件，地方性法规9000多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后，至今也没有一件被认为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而撤销。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同上位法相抵触的，而是备而不审，审而不纠，造成法规与法规、法规与法律之间相互“打架”。立法上的隐患，往往诱发执法、司法上的混乱，造成不良后果。第三，对违宪行为未追究。建国50多年来，我国还未曾有过处理违宪案件的实践经验，并不是没有发生违宪的事情，而是没有对违宪行为实施监督。对于什么是违宪？达到哪些条件就构成违宪？违宪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时效、标准、程序、处理效力和法律责任是什么？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理论上都不是很清楚，在实践中违反宪法的行为受到追究更成了一句空话。第四，人们的宪法观念不强。经过快20年的全民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观念有所提高，但离保障宪法实施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宪法的学习还不够认真，宪法意识不强，办事往往想不到宪法，更不会运用宪法武器同违宪行为作斗争。影响宪法实施的因素很多，但要保障宪法实施，上述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三

宪法实施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社会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遵守和维护宪法，才能真正地保障宪法贯彻实施。

（一）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党员领导干部遵守宪法，是保障宪法实施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是否遵守和执行宪法，必将影响全社会遵守和执行宪法。党保障宪法实施，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改善党对宪法实施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的实质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各级党组织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长期坚持下去。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依法办事首先是依宪办事，要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政策与宪法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职能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克服和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带头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发挥表率作用，推动全社会学习、遵守和维护宪法，推进依法治国。第二，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是要增强宪法观念。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宪法，充分认识到保障宪法实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和重要性，自觉遵守和执行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二是要依照宪法办事。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和各级党组织作出的决议、决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职权，对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要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尊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地位。三是要追究违宪行为。各级党的纪检部门要依据宪法和党章的规定，把党的组织和党员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作为党的纪律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查处。要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到落实，不能只有一般原则规定，还必须有具体制度。正如邓小平同志告诫的“制度靠得住一些”。

（二）国家权力机关加强对立法和宪法实施的监督，是保障宪法实施的关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立法、监督宪法实施的的职权，对保障宪法实施极为重要。在立法方面，一是完善立法体系。立法机关要将宪法的一些原则规定具体化为法律，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立法，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法可依。二是提高立法质量。科学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制定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良法。三是要加强立法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要及时审查，发现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应及时依法改变或撤销，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四是要加强宪法解释。人们由于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政策水平、法律知识等差异，必然会对相同的宪法条文产生不同的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宪法的解释，使公民准确、科学地理解宪法的精神，更好地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在监督方面，一是要加强对宪法实施情况的检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加强监督宪法实施工作，组织对宪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署，对本行政区域内遵守和执行宪法的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应放在本级的国家机关，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保障宪法的遵守和执行。二是要对违宪案件进行监督。我国还没有违宪案件监督的先例，对违宪案件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时效、标准、程序、处理效力和法律责任是什么，还不太清楚，应加强探讨和研究，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预防和追究违宪行为。三是完善违宪审查机构。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可以看出，其中有欠缺之处。全国人大每年只开一次会，会期一般15天，很难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要行使宪法列举的20项职权，不可能用太多精力去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不是违宪审查，加上违宪审查的专业性，它们也难以承担违宪审查的重任。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对设立违宪审查机构，有关专家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设想，笔者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和监督工作实践，可考虑设立一个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减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负担。

宪法保障范文篇3

一、发展权是宪法人权的新发展

1．发展权对个人权利原则的发展。传统的宪法人权观都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孤立、单个地对待个人权利。发展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法律价值观合理的一面，同时也侧重于“人”作为社会集合体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其基点在个人，又不惟个人，还包括人按照特定方式结合而成的民族和国家等集体。

2．发展权对宪法人权内容的拓展。发展权涵盖了传统人权的部分价值内容，是在生命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形式上的拓展与提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发展，是一项旨在增进、延伸和强化所有传统人权的基本人权。

3．发展权对宪法人权普遍实现的推动。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理论上，发展权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权的价值优势和复合性人权的要素，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发展权法律制度的安排立基于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他人和社会获得合法的发展利益，充分享有免于他人对自身发展权利施以妨碍和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能动自主地谋求发展的积极自由。实践上，发展权能够不断地消减发展差距与发展障碍，保护人权平等，增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

二、宪法对发展权的意义或功能

宪法作为一国根本法和最高法，集中表达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对发展权具有宣示、规范和保障之功能。1．宣示功能。发展权入宪，意味着宪法在制度上对发展权的确认，这种确认是国家向国内、国际社会明确认可发展权的态度的宣示。就国内而言，因为宪法只是纲领法或原则法，其相关规定往往通过专门法进行细化，所以，宪法对发展权的规定为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发展权保护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发展权入宪也是向司法机关和政府单位表明了发展权受法律保护的态度。就国际而言，现代社会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权人宪是向国际社会传达本国政治集团关于发展权态度的重要渠道，也是决心要承担保护发展权义务的表示。

2．规范功能。任何一种道德权利要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一个关键性的跳跃式环节就是必须经过宪法，只有宪法进行了规范，才能使之落实为具体法律上的权利，最终成为一项实有权利。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少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宪法的规范形式对发展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一是在制宪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发展权的经济意义，通过发展国家经济促进实现人民的发展主张。二是不少的国家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强调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发展权利。3．保障功能。将新的人权形式纳入保护之列是当代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各国宪法对发展权的保障主要是从国家、政府作为义务主体的角度，对其应当或必须采取的保证发展权实现的制度、措施和手段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形成了一个客观的保障体制。(1)控制公共权力，并对它与发展权利关系给予宪法定位。(2)制定旨在增进发展自由与发展机会的发展规划或发展计划，实施保障发展权得以实现的具体措施。(3)对非法侵害提供救济。(4)制定发展权保障制度，成立发展权保障机构。

三、发展权的宪法规范

发展权是一项年轻的权利，其人权法制化尚处于不成熟、不发达的进化阶段，各国宪法对它做出及时反映并制定相应的规定，是宪法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为丰富与完善发展权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世界上没有统一的人权法律规范模式，不同的国家主要取决于该国人权理论与历史传统。在探寻发展权宪法规范的合理方式时，一方面要考虑各国宪法规范人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法律体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现有的宪法规范的经验，总结带有共通性、合理性的内容。

宪法保障范文篇4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情况发生呢？笔者认为，从最为直接的角度而言，单纯依靠政治话语看待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在性质上，“关注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虽然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关注民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6]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在总体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竞争这一更高的政治要求，[17]其时出现了所谓的“苏联模式”就是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总量上的胜利，而这样一个政治要求及与此相伴的“苏联模式”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完成，人们迫切的希望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18]换句话说，在1956年、1957年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关注民生问题，却又将关注和解决民生视作一个手段性任务，突出发展重工业、显著扩充经济总量却是更具目的性选择，这一点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一方面，毛突出强调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然而又着重说明其最终价值仍在于“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19]另一方面，“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20]这样，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三者关系被简单化了——它们之间似乎可以直接划上等号，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即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民生问题将会随之解决，民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成了计划体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副产品；而反过来说，民生问题即使受到特别的关照也仅在于其可能影响到了“稳定”并进而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及相关政治目标的实现。这样，从总体性质来看，民生问题及其解决只具有手段意义。或者说，在1956、1957年那样的年份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怀揣改善人民生活的美好心愿，但却对实现计划体制下经济高增长，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抱有更高的政治热情，在这样的热情鼓舞下，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平均主义体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工业及重工业建设中就显得最为重要的。[21]

其次，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主体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除了使“民生”在性质沦落为一个手段外，纯粹政治话语中包含的“阶级划分”及“阶级斗争”内容也严格限制了民生的主体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范畴以外的人群并不能作为民生的主体，这样的人群，只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需要看到，民生的主体的范围一直是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譬如，孙中山先生提“民生主义”时认为民生是“人民的生活”，[22]然而孙却明确指出人民的范围，即“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23]换句话说，孙中山所说的人民与“‘国民’和‘群众’是同义的”。[24]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的范围显然缩小了，1956和1957年的中国，在任何领域，“人民”和“非人民”都被严格的区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5]就是在提醒人们要分清这两类人群，并依据这样一种政治划分处理民生事务。[26]第二、即使在人民内部，因为阶级成分不同，人们所获得的民生待遇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让“先进”的工人阶级获得更充分的生活保障，而“落后”的农民阶层的待遇则差了许多，[27]这就有了所谓的城乡差异。[28]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953年和1955年春的农村粮食危机，已预示着以日益增长的城市需要为一方，以农村需要为另一方的潜在的广泛冲突”。[29]而在及三年自然灾害中，这种民生待遇上的差异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在1958—1962年的‘’危机的高峰期，政府用于农村救济的费用每年少于4.5亿元，集体农业中的每一个人每年合0.8元左右，而粮食短缺地区的集市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2—4元，集体单位内部的公益金并不能成为对饥饿农村人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个来源”。[30]“几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证据表明，这次饥荒[31]不均衡，主要在农村”“到1960年，农村谷物消费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费量下降不到2%。在1961年，全国平均消费量达到最低点时，农村消费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费两只下降15公斤或8%。”[32]

最后，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策而非法律。政治话语强势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策手段的强势，蔡定剑先生曾对政策手段做出如下归纳，即政策手段具有“果断性”、“灵活性”、“执行效应快”、“很适应党的领导方法和革命斗争需要”[33]等多个特点，而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十分符合纯粹政治话语的要求；相比较来说，法律手段则要逊色许多。这样，在“建国初期确立的‘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政策’的指导原则，片面地变成这样一个无形的规则：有法律依法律，但还是适合政策；没有法律依政策，有了政策也就不需要法律。”[34]而就民生问题来看，由于存在着民生性质的手段性认识，领导者因而更希望能够便宜处理民生问题，而这时，更具灵活性和时效性的政策无疑是比较好的选择。笔者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出台就可以被视作对民生问题的快速反应。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看到，政策的易变性却又使民生问题无法得到持久的关注和有效的保障——还是在1957年，随着政策层面从“整风”开始转向“反右派”，以及1958年提出“”，“关注民生”已缺少了基本的政策支撑，“民生”因此在此后的几年内迅速恶化，虽然到1960年末，在“受到严重困难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35]然而此时，百姓的生活已经遭受重大损失。

二、必须承认，“民生”是一个“大问题”。就国家治理的一般经验而言，民生问题能否解决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能否发展，而这样一种经验同样得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1]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民生实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存在着较大的曲折和反复，笔者因此认为，考察这样一个过程背后的原因，分析其差异、找寻其规律是值得努力去做的一项的工作。[2]

就本文的研究进路而言，笔者认为，虽然把握具体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将民生实践视作受这些条件影响的动态过程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然而，关注民生理解本身，考察民生理解与支撑这种理解话语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其理论预设在于：（1）影响民生实践的最重要因素在于人们对民生本身的理解，虽然不同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会使民生实践呈现不同的样态，然而这些条件造成的差异是有限的，而基于民生的不同理解产生的差异却具有根本性。（2）不同民生理解是以不同的话语体系为起点的，然而不同话语体系与具体结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所以寻找、提取、分析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一种“类型化”[3]的描述和推演，并寻求相应的例证，进行一种“民生”的“话语分析”成为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

根据福柯的理论，[4]话语分析的意义在于把话语“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5]福柯认为话语“指的是和一个机构有关的一种语言，它包括表达了这个机构价值体系的思想和语句”；[6]而知识则是一个总的说法，知识总表现为按一定规则，通过一定机制构成的一套语言即话语（discourse）。就本文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在本文以下部分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将这样一种“话语分析”建立在两个历史的横断面比较基础上，即1956—1957年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通过这样两个历史时间段的比较，我们将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的民生实践包含着差异巨大民生理解，而这些民生理解又是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而产生的——对于1956—1957年中国，我们可以“类型化”地将当时的话语体系称之为“纯粹政治话语”，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则认为其中包含着一种向“现代法律话语”的转变。笔者认为，这样两种话语体系分类已经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的，[7]而本文的工作也并不在于提出这样一种划分——那将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本文的工作主要在于一种揭示，即我们试图揭示在这样两种不同话语体系中，人们对民生的性质、民生的主体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究竟会发生怎样不同的认识，并由此而预测，基于这些不同认识，中国的民生实践最终将呈现出或应当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

三、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普通民众还无法深刻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内涵，但“依法治国”深入人心却不是一个过分乐观的估计。这样，在民生问题上，人们必然符合逻辑地试图从现代法律话语中寻求支持，笔者认为，这种寻求的意义在当下的中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现代法律话语的“在场”使纯粹的政治话语下的民生理解不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二，现代法律话语中包含的法治理念促使人们对民生的性质、民生的概念、乃至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法产生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有的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显示，有的则需要本文从逻辑上进行揭示，具体可归纳如下：

1、在性质上，“关注民生”由手段转为目的

“法治”是什么？虽然人们在理解上存在着不同，然而“法治”包含“法律至上”及“遏止国家权力，保护人权”的双重含义却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如果仅从后一层含义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法律话语的理解中，“以人为本”是一个基本要义，即“法治”实际包含着通过法律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的自然权利的基本诉求，而这样一些基本诉求也被众多多学者所承认的，譬如，有学者就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提出，法律观的发展实际经历了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和人本法律观四个阶段，[36]而现代的法治观就是人本法律观。那么，“人本”和“民生”又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民生有着多种理解，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我们都应该承认，关注“民生”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基本体现，“民生”如果不能实现，物质的人则无从存在，“人本”也会变成一句空话。依据这样一个理解，我们有理由确信，在现代法律话语的理解和关照下，作为人之前提的“民生”本身就构成一个了独立的、不被轻易牺牲的目的，或者说，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中，民生不能也不应该被允许作为依附于特定目的手段性存在，能不能“解决民生”、“解决好民生”将构成判断法律良恶的一个独立标准。

2、从“人民民生”转向“公民民生”

如上所说，在纯粹政治话语中，民生实际上是指一种狭隘意义上的“人民民生”，“人民”范围以外的人群并不能作为民生的主体，然而这一理解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中是无法立足的。一般而论，在现代法律话语中，并不存在直接的人民和非人民的区分，而只有公民和非公民的区分，即，只要某人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应受到这个国家法律平等的保护和义务的承担，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涵即在于此，而这样一种观念也已被我国的法律实践所承认。譬如，在刑法领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不管‘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切按照法律办，构成什么罪就是什么罪，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37]而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是取消了“反革命罪”这一罪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下，必然存在着从“人民民生”向“公民民生”的转变，而对于这样一种转变，笔者认为实际又包含着以下三方面特殊意义：首先，历史的经验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们，严格将民生问题局限于易变动[38]的“人民”范畴，将会使另一部分人的民生被忽视，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打击“扩大化”，而这已经成为新中国民生实践的一个基本教训；其次、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的概念外延也已经大大扩展，其不但包括传统的工农阶层，还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爱国统一战线”，[39]人民与公民的外延已十分接近，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承认“公民民生”实际上就是在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民生”；最后，从“人民民生”转向“公民民生”还意味着民生资源将不再简单地按照政治成分进行分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最少获利者的利益最大化”[40]成为了现代法律话语语境下更具意义的举措。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形式正义”的法治理解已受到了强大冲击，“好的法律应该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义，它应该既强有力又公平；应该有助于界定公众利益并致力于达到实体正义。”[41]“实质正义”成为现代法律话语的新内容，笔者认为，正是这个新内容促使中国的民生实践获得了崭新的切入点，[42]在当下中国，关注社会弱小者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已成为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

3、从政策民生到法律民生

如上所说，在现代法律话语中，“法治”的另一个基本内涵就是“法律至上”，而这个内涵体现在民生问题上主要通过法律（而不是政策）来保障民生。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纯粹的政治话语中，政策手段具有多种适合其运作的优点，而且，即使在法律实践中，政策也是一个时常出现的因素，然而我们更要承认，在一个法治国家内，就权利保障和民生问题而言，法律手段无疑将更为有力，关于这一点，德沃金（DonaldDworkin）曾进行过细致的论证。在《认真对待权利》一文中，德沃金对法律原则和政策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下述结论：政策规定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一般是关于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改善；而（法律）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并不是因为它将促使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势，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43]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实际上就是在启示我们：权利和民生的最终保障只能依据法律（原则和规则），“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和保护法律秩序中的权利，因而能使个人能够拥有安全的社会空间，使少数人不至于成为功利主义计算的牺牲品。”[44]实际上，就当下中国的民生实践来看，我们已能清晰的看到，法律正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民生问题中去。以刚刚过去2007年的立法为例，当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反垄断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对《个税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无不包含着改善民生的直接目的，而据有关民政部门介绍，在2008年，中国有关民生立法的项目更将达到44项。[45]另外，在司法领域，关注民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目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2008年第十九次全国法院工作会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与社会和谐、保障民生密切相关，在各项审判工作中，必须把维护人民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依法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权利。这样从总体上而言，在民生话语转型的背景之下，民生问题最终从一元的政策的保障转向了法律、政策的二元保障。

四、虽然存在上述理解，然而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当下的民生理解可以在纯粹的法律话语的语境中进行表达，[46]而且当下民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仍为政治话语所决定。[47]不过，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基于对法律制度和法治本身的信仰，笔者始终认为，就中国未来而言，通过现代法律话语认识民生问题、进行民生实践是一个可欲的图景，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民生”获得宪法的充分保障将具有决定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所以，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将以现代法律话语为“滤镜”对中国现行宪法的民生保障进行考察。而这一考察的前提在于，在现代法律话语的阐释下，民生要求与立宪的基本诉求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现代立宪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努力遏止作为“必要邪恶”的国家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自由国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化，财富偏向集中，劳动条件不断恶化，垄断集团次第崛起”，“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对于社会意义、经济意义的弱者来说，只不过是贫困的自由、饥饿的自由而已”[4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的自由国家最终蜕变为以国家干预和计划为必要的社会国家，然而，立宪主义的原初目的却没有随之发生改变，立宪的目的仍“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国家思想的目的亦在于使立宪主义的这种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为此应认可为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49]这就是说，在现代法律话语的阐释下，无论什么样的国家，保护人的权利、关怀人的生活都当是立宪的应有之意。

就中国宪法而言，笔者认为，经过多次修改，中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体现了民生保障这一基本诉求。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以现代法律话语考察当下宪法中的民生保障，则我们仍能发现中国宪法中包含着现代法律话语与纯粹政治话语的冲突，而且宪法在民生保障的具体方面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首先、当前宪法仍包含着“人民民生”的历史痕迹。如上所言，“人民民生”在本文中特指一种民生资源按政治成分覆盖和分配的模式，从“人民民生”的本质来说，其与现代法律话语是冲突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模式仍然影响着我国现行的宪法的相关规定，在这其中最被人诟病的当数迁徙自由权的阙如及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诞生于1958年——该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条例实际就是“人民民生”的制度性安排，而且，由于宪法中缺少迁徙自由权的相关规定，这个条例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巨大威力。[50]实际上，早在1982年修宪时，就有人提出应在宪法中规定迁徙自由权，但最终的回应却是“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不可能实现”；“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51]这样，在“人民民生”的观念基础上，一直到现在，宪法中仍没有迁徙自由权的规定，虽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已经不那么“困难”了；虽然，农村人口实际上已经大量涌入城市，并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得不到平等民生资源的状况仍然存在。[52]

其次、某些特定“弱势群体”的保护缺乏宪法支撑。如上所言，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下，“民生关注”已直接指向所谓“弱势群体”，而且中国现行宪法也有着一些相关规定，[53]然而在总体上宪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却存在着不足。譬如，对于社会转型后诞生的新“弱势群体”，现行宪法就缺乏保护性规定，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企业劳动者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劳动者是变化较大的一个群体：在社会转型以前，作为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工人特别是具有城镇背景的正式工人，无论如何也不属于“弱势群体”，相反“转型前的政治分割和身份分割给工人营造了一个安全宁静的港湾，导致了一些工人的‘贵族化’”，[54]；在社会转型后，随着私营企业增多和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国有企业的效益下降和裁员，作为“劳方”的工人阶层，迅速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成为相对于“资方”的“弱势群体”，[55]然而，对于这样新的弱势群体，中国宪法并无市场经济国家在宪法中所普遍赋予劳动者的罢工权的规定，[56]再加上“中国当前的工会制度是针对社会转型前的情况设计的”，[57]这就使企业劳动者的民生成为了一个严重问题。[58]

最后，当下的违宪审查机制无法有效地对事关民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审查。“违宪审查，是指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59]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中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享有违宪审查权。然而，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对中国目前的违宪审查机制已经做出了较为一致的评价，[60]即它“有不够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审查主体不明确和多层次，审查范围狭窄，缺乏程序保障等。这些弊端使现行审查模式难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也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需要，因而有待进一步完善。”[61]笔者认为，就民生问题而言，中国违宪审查机制之不足已经影响到了民生法律保障体系的形成和效用，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民生的法律法规仍然相互冲突，难以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逻辑规范体系，各种与现代法律话语相违背的政策和决定更得不到宪法的有效“过滤”，而如果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决定在其产生和运行过程中不能得到宪法“护航”，那么，则其对于民生问题的处置变得任意，最终，这种任意将侵犯到作为目的的民生本身。[62]

以上即为我们从现代法律话语出发对现行宪法的民生保障所做出的简略考察。当然，由于资料搜集的不足及思维的局限，这些考察到目前为止还主要在于一些显而易见的方面，然而这并不妨碍笔者在本文的最后做出一些总结。笔者认为，作为持久受纯粹政治话语建构的民生问题，其在寻求现代法律话语的支撑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法律话语更多方面的和更深层次的“凝视”，笔者的愿望是，我们的民生理解和民生态度能够在这些“凝视”中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而我们的宪法以及法律也将在这种“凝视”中日趋完善，最终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有力的和根本的制度保障。

【注释】

作者简介：吕明，安徽合肥人，合肥师范学院政法与管理系法学教研室主任，先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界》等核心期刊二十余篇。

[1]勿庸置疑，民生和社会主义实际有着特殊的关联，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甚至认为其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参见杨荣：《从民生主义思想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实践》，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2]实际上已有的研究（主要在历史研究领域）已经触及了这个领域，譬如就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来说，很多学者就曾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生对策进行过分析，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都是零散的和描述行动性，缺少进一步的概括与反思。

[3]笔者认为，虽然“类型化”的方法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深入把握事物本质，凸显其特征的研究手段。

[4]从某种意义而言，“福柯所有的研究和著作甚至可径直称之为‘话语分析’”参见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1页。

[5]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页。

[6]（澳）：J丹纳赫著《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7]在本文中，我们并不试图专门界定两种话语的具体内容，这首先是因为二者本身就是开放的体系，另一方面则在于，法律和政治的划分的相对性——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并不认为法律话语能完全区分于政治话语，譬如，即使“法治”的概念也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参见参见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第一章“西方法治思想的渊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现代法律话语试图独立于政治话语种种努力和成果及二者的区分，实际上，“依法治国”的提出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已经标识了这样两类话语的存在及相应的转变。

[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

[10]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11]譬如，该文在谈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明确提出要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参见《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页。

[12]这些因素后来被普遍概括为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以及经济建设未能完全克服冒进，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1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14]《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16]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无论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这个特征。

[17]后来则演变为所谓“冷战思维”。

[18][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19]《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页。

[20]（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21]实际上，有资料表明则即使在这段时间，民生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十分明显的，譬如，在当时，“大部分农产品的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中等水平以至于零。”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2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2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2页

[24]蒋大椿：《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5]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的写作动机而言实际却是提醒人们注意“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见《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3页。

[26]司法工作也要依据此进行，为此，195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同志专门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正确区分两类矛盾，作好审判工作》发言。

[27]有学者因此认为，就个人来说，虽然“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表”但“他的许多具体政策建议具有剥削农村来发展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的效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306页。

[28]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但愿意把城市事务放在优先地位，而且承认城市方式最为先进，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66页。

[29][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30][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31]指三年自然灾害，即“‘’导致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随后又使将近3000万人不得不重新定居。”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363页。而笔者更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也直接源于当时的人们对经济增长已解决吃饭这一民生问题的做出了乐观估计。

[32][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33]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34]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35]中国共产党的70年P381—382页，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36]李龙：《人本法律观简介》，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37]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38]有学者认为“民主专政总是能很快地重新规定‘人民’中任何成分的政治地位”，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71页。

[39]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加上去的。

[40]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41]参见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譬如，在民法领域，“诚实信用”替代“意思自治”被作为“帝王条款”加以确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诚实信用原则首先出现于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其突出体现社会本位论者热心保障结果平等的制度设计。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42]当然，就更宽泛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实质正义”暗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其在当下的民生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43]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44]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

[45]阮占江：《2008年中国有关民生立法的项目将有44项》，载《法制日报》2008年1月10日。

[46]关于政治话语和法律话语关系问题，参见吕明：《法律意识形态的变迁：以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为样本》，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在文中，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法律意识形态都无法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纯粹的法律思想体系”。

[47]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在民生问题上的目的化（非手段化）实际上与上个世纪90年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目的结论（即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及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的标准直接相关。

[48]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49]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50]需要注意的是，1954年宪法第90条实际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51]参见1982年4月1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说明。转引自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52]需要看到，目前各地都在摸索着进行着户籍改革，譬如河南省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但2004年后又被紧急叫停。此外，许多地方，即使农民有了和城里一样的“居民户口”却仍然发现，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仍然不少，即有了进城“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笔者认为，这些民生改革的夭折或变味实际与宪法依据的缺乏密切相关。

[53]譬如现行宪法第45条、48条对老人、疾病人群、残疾人、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和保障。

[5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55]尽管此时的具有城镇户口的工人比一般的农民工仍然可以多获得一些民生资源，但与社会转型前以不可同日而语。

[56]原因在于1982年修改宪法时的如下解释“首先，罢工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对付资本家、反抗压迫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不应该有罢工；其次，罢工不仅影响生产，还会影响社会秩序，安定团结，对‘四化’建设不利，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随便可以罢工的；对付官僚主义可用其他手段，而不必采用罢工的方法。”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笔者认为，上述认识在本质仍反映了纯粹政治话语左右着企业劳动者的“民生”。

[5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58]譬如2007在全国引起轰动的“黑砖窑事件”、以及此前报道的“搜查工人身体”、“工人给老板下跪”事件，多年来广受关注的“农民工欠薪”都体现了企业工人的民生问题的严重性。

[59]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60]相关观点介绍参见韩大元、胡锦光主编《宪法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宪法保障范文篇5

一、宪法人权保障与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

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人权保障是宪法的核心。人权与宪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1］。刑法由于其特殊的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其在人权保障方面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为学界所广泛认可。然而，总览宪法学界、刑法学界学者关涉人权保障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它们更多地只是从自身学科的角度着眼分析论证人权问题的，而没有从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的角度分析论证人权保障问题，由此使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一)宪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缺无导致宪法中所规定的诸种人权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宪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这是由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所决定的。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内涵、范围及保障方式等在宪法运行实践中往往需要有权机关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以此因应具体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宪法解释制度处于一种虚置化的状态，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实现。舍此而外，必须警醒的问题是，由于通说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性质［2］。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表现为各种国家机关的形式，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因而人权所指向的义务主体是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公权力机关，其作用的真正发挥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着违宪审查制度。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形同虚设，难以真正发挥管控国家公权力的实际作用，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宪法中人权规定的真正贯彻落实。(二)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首先，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在刑法中的地位突显不足。体现在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并未有“人权”一词的规定，即便在《刑法》第1条“立法宗旨”中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但刑法文本中更多体现的是打击犯罪的功能，而不是人权保障的功能。此外，刑事司法中也经常出现侵犯犯罪人人权的现象，譬如近几年来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死罪改判无罪的冤假错案就经常被媒体报刊所关注与报道，此时的刑法似乎并未突显其“犯罪人大宪章”的功能。其次，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对其所规定的一些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刑法“对公众权利的影响程度最高，因而必须具有更强的确定性，这样才能明确人们行动自由的边界”［3］。尽管在现行刑法中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条款的规范，例如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我国《刑法》仅仅规定了破坏选举罪、报复陷害罪、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而对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结社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的规定较少，保护力度不足。固然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应当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予以一定的限制，但是刑法也不能伤害、侵犯到宪法中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最后，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可能会出离宪法。如刑法中对于终身监禁刑的设置是一种自行增加刑罚种类的行为，它将终身监禁刑强加在贪污犯罪人身上，且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差别性对待，对于其他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的犯罪人而言，难以体现宪法中的平等保障人权原则。

二、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状态下保障人权之原因分析

人权保障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关涉宪法层面上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由刑法等部门法来具体落实和体现宪法的价值理念，应当给予它们发挥各自作用且充分互动的空间，才能完整达致人权保障的目标。(一)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必须宪刑联动保障人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含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十余部部门法在内的一个有机整体。该法律体系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其中，宪法位于法律体系这一金字塔的顶端，奠定并搭建了整个法律秩序，是各部门法制定的依据与基础;各部门法都以宪法为引领，围绕并遵从宪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对社会秩序加以更为细致的规范，且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再次重申了宪法对于部门法的统领作用，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需要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具体到人权保障领域，也需要宪法与刑法的共同规制，宪法所蕴涵的控权思想和人权保障精神应当被贯穿于整个刑事立法之中。宪法与刑法之间能够进行联动的前提是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两者的价值诉求一致。宪法在其法律文本中明确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作出了规定。刑法在第1条中也明确规定立法宗旨是保护人民，两者之间以人权保障为纽带被紧密联结起来了。尽管宪法规定的是一国之根本政治、经济制度，而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总和，表面看似不同，不过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宪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共同的立法宗旨与价值诉求。宪法通过对一国国家机关的权力分配作出规定，划清了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界限，以防范公权力对人权的侵犯;刑法通过明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各类罪刑规范，对国家刑罚权等公权力进行规制，以避免司法机关肆意侵犯人权，目的亦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法与刑法皆以对权利的规制为主要内容，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理念，没有人权的宪法或者没有人权的刑法均会失去赖以存在的价值。其次，两者所属的法律体系一致。宪法与刑法均为人权法律体系网之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法谚云，法官适用一个法条，就是适用整个法律体系。对人权保障问题的思考需要将不同部门法的不同规定纳入一个统一的范畴进行整体研究，将人权保障问题放置在整个法律秩序下进行研究。现在存在一种部门法脱离宪法的现象，譬如包括刑法在内的一些部门法，在制定、解释、修改法律的时候，只考虑该部门法的价值倾向，却从不考虑宪法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意躲避宪法对刑法的“干预”，这种做法类似故步自封，是不可取的，部门法需要回归至宪法。“人权的宪法保障不是孤立的，必须同加强各部门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相结合。以宪法为龙头、以部门法为有机环节，才能建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完整体系。”［4］(二)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不完善决定了必须宪刑联动保障人权。宪法的适用是指宪法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宪法适用是宪法制定到宪法实现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体现宪法精神、宪法效用的过程。“我国宪法适用的最重要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主要的适用方式是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和监督宪法实施。如果考虑到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属于传统的立法权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适用宪法的职权分解为两部分，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5］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之一，宪法规范如同其他部门法规范一样也需要落于实处。不过从学理上而言，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实际上是非常之不完善的。首先，我国宪法的监督适用机制包涵两种，即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虽然它们规定于现行宪法中，不过迄今为止这两种机制的实施程序法均未出台，导致实践中宪法解释机制与宪法监督机制几乎处于缺位状况。就其他各国而言，宪法的适用其实还包括宪法司法适用机制和违宪审查机制，不过这两种机制并未被我国宪法所采纳，甚至目前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司法、司法制度等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6］，因而监督适用、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机制的统统缺位使得宪法对刑法的规范和制约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在这些宪法适用机制缺位的状况下，只有拓展剩下的唯一的立法适用路径了，即通过完善、细化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来贯彻落实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原则与人权保障规范。其次，宪法规范一方面具备最高权威性、最高效力性，另一方面由于其所规范的均是国家重大制度与事项，因而也带有更多的宏观性与抽象性，这就需要通过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与修法来加以细致化、具体化。宪法精神具有一种天然的向下扩张、向下流动的传导力与驱动力，天然的需要与各个部门法相联结。在各个部门法中，宪法尤其与刑法结合紧密，表现在近现代宪法的起源和发展通常是从确立刑事法治原则开始的;刑法的维护需要宪政基础的支持与支撑，需要宪法的保驾护航，需要与宪法紧密联结，生动反映宪法的变化，并以部门法的形式丰富着宪法的内涵。人权尽管已经在宪法中得以明确规定，但这并不等同于人权就实现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就能够受到法律制裁了。一方面，人权的实现是反映在个案中的，需要各个部门法尤其是刑法的配合与协调;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中会出现新型人权问题，需要部门法尤其是刑法配合宪法加以解决。因而只有在宪法与刑法有效联结与互动的状态下，在刑法制定和修改时充分考虑人权保障精神，在刑法中不断完善人权保障的条款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的人权保障问题。(三)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刑法的衔接适用。需要宪刑联动保障人权当今世界各国在加强人权保障方面积极沟通并建立联系，签署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许多国际人权文书以加强对人权的国际保护。我46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融入世界潮流，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达到25项，其中涵盖联合国九项核心人权公约中的七项，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我国以实际行动反映了政府加强人权保障力度的决心和勇气，不过这些国际人权公约中亦有不少内容涉及刑事法律，因而在司法适用中必然会产生与我国国内刑法的衔接适用问题。对于与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刑事规定相一致的地方，则直接适用我国国内刑事立法就可以保证我国对于国际公约履行义务的遵守;但是对于那些与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刑事规定不相一致甚至是严重冲突的地方，我国又应如何承担保证该部分条约规范在国内的履行责任呢?譬如突出的矛盾体现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第5款规定“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等，这些规定与我国目前的国内刑法关于死刑罪名与死刑刑罚的规定均存在冲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比较棘手，因为国际公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在我国国内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直接的规定。一方面，按照国际法上“条约必须信守”的一般原则，我国作为上述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须承担保证公约在国内得以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存在不一致之处，是择一适用，还是逐渐修改国内法条至统一适用，便成两难选择。从法学理论上而言，国际人权公约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之一，且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须承担履行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但是从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适用实践来看，目前未曾出现过司法审判中直接适用国际人权公约条款的情形。较为妥当合适的方式便是将这些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诸多关涉刑事犯罪内容的条款在我国进行转化适用，即通过转化为相应的国内刑事法，将其中的人权条约的精神体现于国内刑事法的制定与修改中，而这一转化过程只能是通过加强宪法与刑法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才能完成与实现。

三、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状态下保障人权之路径论析

宪法保障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实施;宪法监督;依宪释法;宪法宣誓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对作为一国的根本法而言，宪法也概莫能外。从宪法的本质来看，就是要依据一种建构或确认国家组织和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而开展的国家治理。其目的就是通过宪法的实施，把宪法从政法性文本转换为社会性事实，使宪法在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双重维度上得以调整政治关系并规制政治过程。［1］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下，强化宪法实施，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进一步深化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与约束，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提供宪法保障。

一、起点与希望:宪法实施新的契机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首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对国家治理方略理论和实践进行顶层部署。从决定内容来看，文中提到“宪法”一词多达38处，而涉及“宪”字的达41处。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换言之，宪法已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注重发挥法治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下推动转型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保障。一个较为显著的标志是，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和《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从实施效果来看，国家宪法日设立两年来，全国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活动，掀起了学习宪法、宣传宪法的热潮，宪法宣传舆论氛围效果初步显现。自2016年1月1日起宪法宣誓制度施行以来，全国各省区市、各行业部门都结合各自实际相继出台了较为具体的宪法宣誓办法。现在对于各类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均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2016年6月，两办又下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相关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都将聘请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但凡重大事项决策必须征求法律顾问、公职律师意见等等。尽管这些措施都是通过政治性因素来推动宪法实施，但是从客观效果上看，对于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水平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解构与剖析:宪法实施的主要表征

宪法如何实施?如何强化宪法实施的保障?这需要对宪法实施概念本身进行界定和厘清。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民国时期的公共话语讨论中，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析》中指出“立宪法以同受其治”［2］。当时往往将“宪法实施”与“实施宪政”两个概念基本等同。所谓“宪法实施”就是指“实施宪政”，逻辑上包括制定宪法，并且实施该部宪法。［3］当前我国无论从学界还是实务中，“宪法实施”这一提法被广泛适用，但对宪法实施这一概念内涵却尚未形成有效共识。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实施的相关概念较为杂乱，如宪法监督往往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解释等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使宪法监督的内涵与外延混乱。［4］有的学者认为，构成宪法实施的一套制度需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认识，分别是宪法保障和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和宪法适用、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和宪法诉讼。［5］有的学者认为，宪法的实施是指公权力部门依据宪法作出的国家行为。［6］综上来看，宪法实施就是如何贯彻落实已经制定的成文宪法。从宪法学理论通说来讲，广义的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定的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得以贯彻落实。笔者认为，宪法实施是指公权力部门对宪法的具体贯彻实施以及保障其实施的各类行为的总称。“法律必须被执行，否则将形同虚设”。就宪法实施效果来分析，宪法实施应当具有以下几方面表征:(一)落地生根———宪法精神原则的具体化。从立法层面来讲，宪法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根本法，是各类基本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总指挥”，其他一切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具有政治昭示性、法律纲领性、价值导向性等功能。但是，从社会运行模式来看，无论其纵向的继承、变异及中断关系，还是其横向的交叉与渗透、制约、促进关系等，社会诸要素与诸系统都表现出了相互联系、交互影响、交互作用的特点。［7］就宪法本身而言，正是由于其具有上述特性，也注定了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将社会运行中所有需要规范的事项都纳入其中，而大多只能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而要贯彻落实宪法精神原则要求，推动宪法实施，就必须通过居于下位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来体现。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宪法实施程度，亦即法治文明程度的首要标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立法也进入“快进”模式。经过三十余年的浸润，2011年3月，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不仅标示一种宪法实施状态的政治性宣誓，也意味着在我国以宪法为支撑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构完成。自此之后，中国法律的实务和学术不仅进入一个“法律解释”的时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进入一种“法律评价”的时代。［8］(二)依宪释法———公民权利救济失范后的补位。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而言的，无论采取何种宪法实施机制，都离不开对宪法条文的解释。从法的本质属性看，法律适用中的依宪释法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的解释活动，只是在解释中不仅依照宪法来解释法律，而且涵盖了特殊的解释对象———宪法，甚至必须解释宪法。也就是说，依宪释法既包括了依照宪法的精神原则来解释法律，也包括对宪法本身的解释。否则，如果在宪法实施中仅仅将宪法作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性宣言，将其高高在上如神灵般的“供奉”而不接“地气”，则犹如一只“失去双脚的小鸟”，只能在半空中悬浮，始终无法落到可以栖息、生长之地。尤其是在当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遭受公权力侵害，而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已经穷尽抑或囿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实现公民权利之保障时，如果不通过宪法性解释或个案的宪法性原则处理，则公民的权利救济已经无路可走，宪法规定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宪法精神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如果法律要使用在具体的个案里，它就需要解释。”［9］通过依宪释法方式对公民权利救济失范后的及时补位，则成为宪法真正得以施行的重要标志，也是众多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实施宪法的基本范式。(三)保障监督———违宪行为的实质化处理。有权利即有保障，有义务即有监督。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国家机构组成及职能等方面进行了赋权或限权。那么要保障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建立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国模式;二是欧洲宪法法院模式;三是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10］如美国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体制，由最高法院或联邦负责违宪审查，如果认为法律或法令违反宪法，则可以直接宣告该法律或法令违宪而无效;德国则是通过设立专门的联邦宪法法院模式，集中统一行使违宪审查权;法国于二战后设立的宪法委员会，通过事先实体审查和程序审查的方式进行合宪性审查。上述国家通过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宪法监督体系，在限定规范公权力行使、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各类违宪行为进行了有效审查，并得到实质化处理，有效保障和推动了宪法实施。我国对宪法的监督也有明确规定，宪法第六十二条将监督宪法实施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之一，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因此，就我国而言，宪法的保障监督实施主体为代表人民行使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是从现行宪法运行30多年来的经验来看，其对推动宪法实施的效果不太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宪法实施，降低了宪法实施效果。［11］(四)公众认同———客观正向的评价机制。从现行宪法文本分析，宪法主要包含了国体政体及有关基本制度的确立，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结构形式等事项进行了明确。宪法作为动态的法律，需要一系列的具体的宪法实施行为及客观正向的评价机制以契合其目的与价值。因为无论是通过制定形式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来推动宪法实施，还是运用多维的逆向监督手段来保障宪法实施，最终的实施效果———能够获得公众认同，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组织之间能够将宪法之核心要义外化为行动准则，从而形成客观正向的评价机制。在现代法治视域下，建构公众对宪法实施效果形成客观正向评价，在评价标准或对象上应当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程度，即宪法权利的保障程度;二是国家机构和制度设立的宪法执行程度，即宪法权力的确立;三是宪法行为的宪法依附程度，即宪法行为的合宪程度。宪法实施的正向评价机制需要通过多维度的方式加以建立，因为这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法治环境、民众素养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需要强化宪法实施，增进社会公众对宪法的了解、支持和认同，从而夯实这一评价机制的社会土壤。

三、困境与缺位:当前宪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宪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学界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既有达成共通性的共识，即程序性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实体性实施效果仍然不尽人意，也有理论视角观点的差异，即在如何认识、如何保障宪法实施的方法路径方面仁者见仁。在笔者看来，当前宪法实施所处局面是，现有制度设计模式优势尚未发挥，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宪法的法律属性功能障碍。宪法作为主权国家的根本法，首先应当具备政治属性功能，因为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总体架构和核心价值，也是宣示其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但宪法的另一重属性———法律属性，则是宪法作为“法”的天然属性。既然称为法，就必须要被适用，不仅仅是形式上或程序上的适用，比如立法上的确认或法律上的援引，而且应当从实体上加以运用，比如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公权力侵害救济失范后的宪法救济，否则将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而只能称为一种象征、一种昭示。就我国而言，目前针对国家机关具体行为的权利侵害，公民已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等方式获得救济，但是当遭受国家有关机关不当的立法或者解释导致获得救济时的“事实不平等”，或者由于本身法制的不完善致使公民无法获得普通法律救济时，宪法的法律属性功能就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目前国家已出台大量政策，力求破除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诸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然而一个令人尴尬且广为诟病的事实是，有不少法律性质的规定仍然未能实现“同频共振”，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仍然按照最高法院于2003年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用，即公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居民两个不同标准，“同命不同价”现象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变。(二)宪法实施的监督保障职能弱化。从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宪法监督模式来看，负有该项职责的机构均能较为有效地推动、保障、监督宪法得到实施，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从我国国家权力结构划分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具有规范意义上的监督保障宪法实施等法定职责，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则一向采取一种可谓自我谦抑主义的政治立场，以致宪法中所规定的一些涉及其重要职权的条款本身，即属于“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8〕监督保障职能的弱化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实施的掣肘。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从法律逻辑关系上讲，既是体现和维护了宪法的绝对权威，也对下位法律规范性文件作出的禁止性规定。然而，如何保障“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尽管宪法和立法法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囿于机制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负有行使此项职责的权力机关似乎并未将其提上“议事日程”，实施效果也就可见一斑了。诚如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三)宪法实施的“社会养分”不足。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由于受传统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权力至上”、“权在我手，我就是法”等思想桎梏被奉为圭臬，法律仅仅是公权力行使的附属工具，民主法治观念一直处于萌发状态。直至近代以来，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至此，“宪法实施”这一概念得以首次明确提出。但是宪政、宪法等也仅仅停留在在当时少数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中。宪法实施的“社会养分”存在先天缺陷和不足。以至于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建立民国”理论中，也正视了“民智未开”这一历史现实，从而将“训政”作为实施“宪政”的前置性阶段。自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先后又制定三次(部)宪法，才最终形成了现行宪法，而其中的实施过程也是颇为曲折。即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任务之一的现实语境下，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法制观念淡薄，不按宪法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有的甚至践踏宪法和法律，出现领导干部公然利用公权力粗暴干预司法等行为。这既是对宪法和法律的亵渎，在社会公众之中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从另一侧面也表明，宪法实施在我国仍然面临较大挑战，无论是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继续补充宪法实施的“社会养分”。

四、进路与限度:契合现实语境的宪法实施保障措施

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价值研究都必须根植于现实土壤，否则任何一项制度设计或机制建构都犹如“无源之水”。抑或是按照通常的“外国如此我国也当如此”之研究范例预设，将外国法治或学说的介绍树立作为立论的前提或基础，杂糅进有关我国的某些片段或模棱两可的事实信息，就引出修改或制度构建的政策建议，［12］其结果就是可能陷入新的“本本主义”桎梏。因此，要在契合我国现行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思想文化的语境下来审视、议定、促进宪法实施“落地生根”。(一)强化宪法监督主体职能。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这就至少从三个方面对如何加强宪法实施提出了要求:一是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实施宪法监督的主体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二是强化对宪法解释的程序性机制完善;三是实施宪法监督重要方式仍然是强化对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的备案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体审查)力度。同时，我国《立法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有关机关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上可知，尽管从字面意义而言并未对宪法监督主体作出排他性规定，但事实上实施监督职能的也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当设立宪法委员会，并对其基本构造进行了设计论证。［13］有学者提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相并立的宪法委员会，专门行使违宪审查权”［8］思路或许暂时仍无实现之可能，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镜鉴，即在不突破现行“红线”规定的前提下，将宪法委员会设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之下，与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工作委员会并立，专司违宪审查之责。同时，2015年新修订的《立法法》第九十九条增加了“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的规定，这样既为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推动真正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扫清了法律障碍，又有效避免由剧烈的“釜底抽薪”式的改革来推动宪法实施，至少是一种可以通过渐进式改革方式推动宪法监督制度实施的有益尝试。(二)完善依宪释法机制。就当下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也意味着程序性立法已经基本完备，应当立足全面深化改革背景，强化实体性立法，在提高法律适用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法治主义下的立法已不是盲目地围绕着改革来开展工作，而是要“引领”改革，这就对改革决策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执政党在制定决策时应当考虑相关法律问题，改革思路、方案、措施等都应当在法治框架内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定来进行，不能“踩着法律改革”。〔14〕因此，强化宪法的法律适用，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法律属性作用则成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间接适用宪法，才是当下中国在法律适用中实施宪法的切实可行之正道，才是当下中国的宪法适用之门、宪法实施的重要之门。〔15〕依照《立法法》第四十六条对提出法律解释的主体类型进行的明确规定，可以进一步细化完善宪法解释事项移送流程机制，提高宪法解释的针对性、时效性、可操作性。譬如，对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实务中需解决的宪法性问题，即通过司法审查后，按照宪法案件移送流程机制报送解释，有效规范畅顺解释渠道。以法院为例，地方各级法院、专门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认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相抵触的，则应当及时逐级层报，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向宪法解释机构提出解释宪法的请求。这种通过特定事件或个案对宪法的相关条款进行解释的释宪机制，即实行宪法的解释活动与具体个案相结合，通过采取类似判例法模式，改变当前在司法实践中的“选择适用”局面，通过反向倒逼形式推动宪法解释。此外，结合社会实践，可以进一步拓展请求宪法审查的渠道，譬如针对一般公民、社会团体及研究机构等，我国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因此，如公民或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法侵害后，在穷尽现有的救济途径仍得不到有效保护之情形下，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宪法解释或适用的请求。(三)构建以宪法宣誓为轴心的宪法宣传制度。指出，宪法的基石在于全体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权威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因此，强化宪法宣传已成为推动宪法实施的题中之义。“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在国家及社会治理体系中，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一直以来都是引导社会行为规范、引领社会良好风尚的“中轴线”，推动国家公职人员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理念，积极推动宪法实施，引领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宪法观念，就要构建起以宪法宣誓为轴心的宪法宣传制度。从已颁布施行的《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内容来看，分别从宣誓主体、誓词内容、宣誓组织、宣誓仪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形成了相对较为完备的宣誓程序。下一步，需要建立完善宣誓后履职情况的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宣誓后的效力。譬如将其纳入公职人员违宪后处罚的依据，一旦国家工作人员涉及违宪，则应当受到相应的制裁。否则如果仅将宣誓作为一种任职的前置性程序，而无相应追究机制，那么宣誓本身将沦为一种虚化的仪式，也就无法实现该项制度设计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鉴于宪法宣誓本身属于一种政治性行为，其责任追究形式也宜采用通过诸如向社会公开道歉、引咎辞职、依职权罢免等政治责任追究方式进行。此外，对代表国家履行职责的公务员，对其进行系统的宪法教育，从宪法的战略高度完善公务员的宪法教育体制，是推动宪法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有效预防公权力滥用的重要环节。［16］宪法宣传还需要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的共同努力，无论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宪法学理论工作者，还是从事律师、法律服务等活动的实务工作者，都需要自觉遵守宪法，推动宪法实施。此外，注重发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宣传功能，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平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势，加大宪法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公众对宪法知晓度，积极营造学宪法、用宪法、守宪法的良好氛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各界从内心对宪法权威的信任、遵从与维护。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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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警方标语中明确表示出的对河南人的歧视无疑是地域优越心态下的最丑陋肮脏的精神面貌的总暴露。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都有理由对一个政府机关如此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表示愤慨。虽然本案是作为民事的名誉权案件受理的，但其实作为违宪案件来看待则是更合理的。因为本案所侵害的不完全是某个具体公民的名誉权，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受害人群，也有着更加严重的社会影响。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保护。其宪法依据是第38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作为民事侵害名誉权的典型方式，侮辱是指公然贬低他人人格，诽谤是指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本案中深圳龙岗警方的横幅标语，由于并未具体涉及到指称原告为犯罪人，所以是否会导致具体的某一河南人个体的名誉受损，尚存在举证上和解释上的难度。也就是说原告如何来证明这一标语导致了对他个人的社会评价的降低，法官是存在不同理解的可能的。诉讼讲究证据，虽然我们凭感觉可能会认为人们看了这样的标语，会对河南人存有偏见，但如何证明这种偏见确实存在？又如何证明这种偏见如果在整体上存在的话，对具体的原告个人也产生了作用呢？因为从严密的逻辑上说，一个理智的人可能对这条标语置之不理而不受其影响自己的判断，更可能对原告的人品不产生实质上的损害。而我国民事诉讼只有原告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才可提起，没有公益诉讼的规定。

从专业的角度看，本案所表现出来的侵害，最主要的其实是一种地域歧视，它侵害的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平等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就将“人人生而平等”作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据此，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且其权利的行使受到同样的条件限制，这也包括了如果公民触犯了法律要受到同样的追究。也就是说，既包括平等的保护，也包括平等的打击。在现实生活中，平等权是一个可以广泛解释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它本身也是可以不断地阐发发展的。而侵害平等权的行为，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歧视，则仍然屡见不鲜。例如受教育权的地域之间不平等就曾引发广泛的争论，而种族歧视、就业歧视、性别歧视等更是平等权所反对的。本案中侵害平等权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歧视，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与种族歧视一样古已有之，只是作为警方作出这样直白的表示，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们愿意相信深圳警方的标语很可能是有统计数据为支撑的，是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种类犯罪的多发而作出的。所以关于平等权的问题的实质，倒不是在于新闻报道中所说的“无任何证据证明其辖区存在‘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前提下”龙岗警方打出横幅标语，而是：即使是存在敲诈勒索这一犯罪中河南籍人员占有较大的统计比例，警方可以打出这样的横幅吗？应该说仍然是不可以的。警方的标语是广泛而狭窄的。说其广泛是因为它针对的是所有的河南籍人员，说其狭窄是因为它只打击河南籍的，违背了平等打击的原则。这样一来，标语的地域歧视性质就显而易见了。

但目前我国宪政上存在的一个大悖论是：一方面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宪法由于不存在违宪的司法诉讼程序，宪法某种程度上成了可以随便违反的法。我国的《立法法》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对立法行为的违宪审查，由人民代表大会实施，但对于执法行为或者私主体的宪法侵权，却难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的救济。国内一些非常有限的宪法权利诉讼，都不得不假借民事诉讼的外衣提起。这就导致了违宪侵权的难以惩处、救济的难以实现。正如在本案中，如果有违宪司法救济途径，可以直接以地域歧视侵害平等权起诉的话，则警方的行为本身即可成为司法评价的对象，法官可以作出是否违宪的判断，而不需要证明第三者是否有对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这样的保护显然更加有力，也更加体现了宪法的严肃性。只有违宪行为得到有效的遏止，才能真正摆脱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真正使宪法成为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正是本案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案所揭示的宪政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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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权保障；宪法；救济

一、引言

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对人权的保障也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在一定意义上，宪法就是一国人权保障和发展水平的标尺。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标志着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但是还存在这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给政府的实施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概念形成及与宪法救济的关系分析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发表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的白皮书，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现实状况以及保护措施等内容，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这表明我国政府肯定了和开始重视人权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于2004年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其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宪法。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国家公民权力始终不偏离保障人权的轨道，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设计与制度安排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可能侵害予以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救济。

宪法救济是法律救济的一种方式。

当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时，其可以通过法律救济制度保护自己的法律权利。但是宪法救济与法律救济又有一定的区别：司法机关依据规范性文件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主要依据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宪法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根本性依据，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了宪法，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后果：司法机关越严格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公民的宪法权利就越受到侵害。因此，就需要为公民提供针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救济制度。这种救济制度就是宪法救济。宪法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手段，它在人权保护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三、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的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人权意识的逐步强烈，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逐步重视，我国法律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观念障碍

公民宪法意识是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在公民心理上的如实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和宪法规范的运行情况。现行宪法实施20多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宪法的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逐步增强，遵守执行宪法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我国宪法实施保障体制确实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公民的宪法救济意识不强。这就需要加强普及宪法的宣传和学习，使宪法意识深入人心。各级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要重视和执行宪法，全国人民和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也应当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要理解宪法的权威和实施不是与己无关，而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一是要深入学习宪法，强化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让宪法深入人心，并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二是全体公民都应接受宪法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增强法制观念特别是宪法观念，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三是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形势、结合各项工作进行，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宪法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宪法舆论氛围，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自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二、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立法缺失

宪法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书”，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宪的意图就是在于，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是如何将应然意义上的权利理念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权利，我国的法制建设目前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同时，尽管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很多，比如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等，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这也说明了我国制宪的不成熟性。

此外，我国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它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即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从法理上看，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第三、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理论不足

《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我国目前已建立比较健全的法律救济制度，即司法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民事调解与仲裁制度等，但现有宪法救济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与缺陷。我国现行宪政制度尽管预计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可能违反宪法，因而主要从保障国家宪法秩序的层面，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还没有从正面为公民权直接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第四，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制度弊端

在我国的权利救济系统中，人大部门、政府部门、法院和检察院都享有权利救济的使命和权力，但是司法救济的一些缺陷，让民众反而放弃了司法救济。这些缺陷主要包括：救济程序繁琐，诉讼时间较长；诉讼费用较多，经济成本太高；司法腐败现象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司法判决的执行不力，导致司法权威无法得到维护等等。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行政强权的国家，因此，选择政府救济的人数高于人大和检察院。

当前我国宪法在公民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方面的制度是缺失的。宪法中的权利规范首先是一种价值宣示，表明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基本立场，但是，具体的权利还必须依靠一个权利救济机关来具体行使。公民普通权利的救济可以依靠普通法院来实施，但是，涉及到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侵害的时候，谁来救济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在制度上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与宪法救济机构，所以，宪法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不大。

四、我国人权保障宪法救济机制发展模式建议

在我国现阶段，宪政司法救济十分微弱，效力极为有限，因而完善宪法救济制度十分紧迫。在仍然采用现行的由全国人大提供宪法救济的救济模式前提下，需对其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进行宪法救济程序的专门立法。程序先于权利，没有程序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现行立法应当规定对人权保障进行救济的各个环节如何运作，如果不加规定，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宪法救济的障碍。

第二，设立专门的宪法救济机构。根据立法的规定，在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机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人大的精力有限，应当在全国人大之下成立专门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救济的、作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第三，完善人权宪法救济的基本立法工作。我国现行宪法虽然将人权纳入到保障体系，但条款笼统，原则性有余，具体操作性不强。因此，应细化人权的具体内容，并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和宪法依据。

第四，建立完善的立体化的人权保障宪法救济机制。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在我国宪法监督模式实践中证明难以实行，使得很多违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因此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适合我国现有体制的宪法监督机构，是目前法学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我国与人权保障有关的法律会越来越完善，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救济体系将会建立起来。在今后国家各项立法过程中，会更加注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贯彻落实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且将适时地对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重新进行审查，以宪法为依据进行废、改、立，加以必要的充实、调整、完善和细化，从而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法律轨道。

【参考文献】

1、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宪法保障范文篇9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意义

列宁曾说过：“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五四”年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其中“A--”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前后对其进行了四次修改，直到200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才首次将“人权”一词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这些宪法修正案大大推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一、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法律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近代宪法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和以普选制、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形成，为近代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而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理论，为近代宪法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旧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我国是一个具有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我国古代历史上缺乏民主宪法成长的土壤。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许多有志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渐认识到宪政制度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实行立宪政体，以实现我国的救亡图存。特别是在面对列强侵略，迫于国内各种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压力下，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1908年不得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但清朝政府的立宪骗局使人民更加愤怒，最终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慑于革命的压力，宣统帝下诏颁布宪法性文件《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但即刻被革命的浪潮所淹没，这是清朝政府最后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l1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我国历史上惟一的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我国陷入了战乱时期。在这一期间所出现的宪法性文件主要有1913年的“天坛宪草”、1914年的“袁记约法”、1923年的“贿选宪法”、192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革命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等。

(二)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导下，我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为了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改造，1949年9月召开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l954年宪法。1975年颁布的第二部宪法是一部内容很不完善并有许多错误的宪法。1978年颁布的第三部宪法，虽经1979年和1980年两次局部修改，但从总体上说仍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因此，1982年l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即现行的1982年宪法。

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

(一)为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宪法的确立过程也即是人权原则不断宪法化的过程，“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在17、l8世纪资产阶级宪法诞生后，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宪法逐步向全球扩展，资产阶级宪法所确认的人权思想和人权原则也被普遍接受，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人作为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宪法中确立对人权的保障制度，无疑为我国民主宪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

基本权利，源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各国制宪者为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稳固其统治，将部分人权写入宪法，实现人权保障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法治的完善。正如学者指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而言，宪法的基本权利之规定，无异于是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滥用之侵害。”“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已经由政府的政治理念上升为法律和国家理念。“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之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今天，我们把人权入宪，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提高广大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对人权的认识，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这也有利于鲜明地表明我国对人权的态度，有助于我国参与人权事业的国际交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从而使基本权利成为“个人拥有的较为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受到保护，不容侵犯或剥夺”。因此，加强宪法对人权保障，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建议

现行宪法经过四次修正，以最高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享有更为具体、广泛的基本权利，可以说现行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基本权利的内容及保障制度方面，现行宪法仍存有不尽人意之处。现行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内容不太完善，缺少有关生命权、迁徙自由权、罢工权的规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

(一)有关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的规定不彻底

宪法对人权保障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一是宪法没有确认公民的知情权，二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难以实现，三是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方面，我国宪法未能确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我国宪法缺乏对贫困者的特殊保护规定。在环境权方面，环境权尚未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引入宪法。宪法在提及“公共财产”

、“国家的财产”和“集体的财产”时，均未使用“合法性”这一限制用语，而在提及“公民的财产时”，却单单连续使用“合法”这一限制用语。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对不同主体财产权利评价在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反映。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也没有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公民的私有财产”规范的差异说明宪法对公私财产的评价和保护是处于不同层次的，说明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强度低于公共财产。。现行宪法中财产权保护制度的三大特点同时构成了我国财产权宪法保护的致命缺陷。

(二)缺少有关违宪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般而言，宪法保障有两种方式：一是宪法自身的保障，即宪法自身确认和规定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如宪法中关于其自身的地位、效力、作用的规定；二是通过宪法监督保障，也即主要是通过合宪性审查、违宪性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我国缺乏西方违宪审查制度中的宪法诉讼机制。近代宪法的产生是人类为保障基本权利目的而制定，缺乏制度保障的宪法当然就不可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难免会发生，违宪审查是现代宪政国家保障人权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因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十分必要。

(三)相关完善建议

1．充实公民权利内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充实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这些权利包括：一是迁徙自由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传统户籍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城市化进程中国家有义务消除歧视，废除现行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为中国的城市化铺平道路。二是罢工自由权。我国现实中已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不少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违反相关劳动法律制度，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罢工不失为劳动者争取自己应有权利的一项有效手段。三是私有财产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更具深远意义。四是生存权。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仍然是生存。中国政府历来强调生存权是公民首要的权利，因此，我国宪法理应把生存权上升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据此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接受公正审判权。司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权利救济是司法的主要功能，追求公平和正义是司法的根本价值。

2．完善公民权利体系

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增加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概括性规定，即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法无禁止即自由”，对于宪法未作列举性规定的权利，不能理解为公民无权享有，更不能认为政府可以任意剥夺。二是改不分类立宪模式为分类立宪模式，借鉴一些国家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方式，以明确的标题来标明基本权利义务的类别和性质。我国宪法中虽然绝大多数基本权利和义务都各自成条，但却将表明某一权利或义务属性的款项与对这一权利或义务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规定的款项并列在一起甚或规定在同一款中，层次不分明。三是完善公民基本权利义务规范的结构。就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而言，至少应当包含权利的确认、保障和限制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具有完整性。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受教育的权利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在要素不完整的问题。

宪法保障范文篇10

【关键词】意识形态；宪法；“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颁布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为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时代前进到社会主义时代吹响了宪法号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舞台上“挺直腰杆”也有了社会主义宪法为其提供坚实保障。我国宪法在性质上也属于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从法制地位上看，我国宪法具有根本性、权威性，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作出顶层设计，“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1从价值指向上看，我国宪法具有人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我国宪法通过对人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突出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与国家性质和党的宗旨始终保持高度一致。从发展形态上看，我国宪法具有与时俱进性，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实施，迄今为止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五次修改，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确认下来并加以巩固，以符合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历史需要。近年来有人通过规避“宪政”问题而将宪法边缘化、架空化，其从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解构和破坏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话语权，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根本法制依据，这种危害是不容小觑的。强调：“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3“四个自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的集中体现，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具体的着力点。我国宪法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确认了符合实践要求、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历史方位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制度和文化前进方向，这对于新时代党和人民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战略定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理论自信的宪法保障

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国家的一面理论旗帜，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屹立于世界的一面精神旗帜。对于这个旗帜，要充满自信地加以高举。这种自信不仅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昂扬政治姿态。我国宪法以法律确认的形式充当起了高举指导思想旗帜的“旗杆”，使国家指导思想“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提供了理论自信的宪法保障，任何人都不能动摇这面旗帜。这面旗帜不仅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也浸透着中国实践的生动底色。改革开放以来，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我们坚持怎样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2在邓小平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好、运用好思想活的灵魂，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任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相互割裂、否定的主张要么是教条主义，要么是自由主义。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至今，虽然经过了五次修改，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在此基础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动力也始终没有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在“老祖宗”没有丢的基础上写出的新篇章。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论基础。科学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形单影只的，而是由具有不同实践指向的理论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离开其中的任意一个元素都是对理论片面的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这一系列理论成果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同时这三大理论成果又从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建设、发展方式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填充了理论血肉，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助力实践前进。伴随着“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3，我国分别在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三次宪法修正案中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认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任何阶段，只有坚持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局面，坚定党和人民的理论自信。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特征。理论一旦离开实践就会让自己“出丑”。在实践出现重大历史性变革时，理论自身如果没有主动求变，就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垮，也意味着实践将失去方向，为落后于现实的理论“买单”。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世情、国情、党情的最新变化，提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为处于改革攻坚期的党和人民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思想引领，使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不仅意味着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了新的理论样态，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有了新的理论结合点和实践展开面。201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将为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其中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提供强大的解释力和应对力；另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的科学构想也被写入了宪法，有利于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外交领域得以充分运用，从而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局面，让党和人民愈加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愈加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自信。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性本色。

二、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奠定道路自信的宪法保障

在论述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中总是提到：“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2这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思维。回顾历史，认清现实，才能开创未来。我国宪法之所以“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3，是因为其通过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发展目标，阐释了道路探索的独特性、道路形成的条件性和道路发展的方向性，引领人民群众以正确的历史观看待中国道路的历史与前途，奠定道路自信的宪法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性、导向性。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的广泛认同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盛转衰，这给了“西方中心论”者一个重要的契机，他们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之名，行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独立性之实，在所谓的“优越感”中极力推销西方模式。目前有很多人深受他们思想的荼毒，将悠久的中华文明视为一团“糟粕”，认为只有接受西方模式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这是从文化根脉上否定中国道路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中华文明是中国发展的文化之“根”，如果没有了根，何谈枝繁叶茂。我国宪法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4中国道路是在吸收着中华文明的宝贵思想成果，传承着悠久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根脉上发展起来的。悠久且强盛的中华文明足以支撑中国道路越走越宽，中国文明也将在中国道路的推动下在当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持久魅力。如果没有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史的广泛认同，会给文化虚无主义很大可乘之机，抹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文明积淀。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史的正确认知上。一方面要坚持人民史观。宪法指出：“一八四〇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5这是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历史主体的确认。有的人美化或粉饰近代封建统治史和殖民侵略史，寄希望于其他阶级帮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从而否定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中国道路。只有坚持人民史观，才能理解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近现代革命道路的历史接续性，不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要看到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宪法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这是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有力确认。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7，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革命的“驾驶员”、“掌舵人”，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立场，同“三座大山”顽强斗争。因为共产党人铭记：“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成功探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还将带领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攀登一个个发展高峰。否定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史，讽刺革命为“党派之间的利益争斗”，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基础，危害十分巨大。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史的科学评价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史的辩证评价，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凝聚起来的共识。我国宪法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1。恩格斯认为评价一个历史阶段的依据“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2，而是应该回顾历史、放眼未来，在社会历史总的发展趋势中寻找。我们必须认清社会主义建设史中的成就是主流，错误是支流。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这两个阶段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否定。实践证明，每一段历史时期都会有成就与失误，如果任意诋毁历史，将部分失误认为是全部历史构成，那么国家和民族就会对道路和未来失去信心，从而畏缩不前。因此新时代我们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就和失误进行科学评价，明确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样才能真正继往开来，吸收前人探索的经验与教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注入宝贵历史养料。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对党领导人民探索改革的清醒把握上。一方面，要清醒把握改革的现实基础。“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3道路不是随心所欲选择的，而是必须建立在社会发展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上。我国宪法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这一基本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开辟并且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但宪法所明确的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不“变质”也不“偏向”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要清醒把握改革的目标指向。历史的发展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历史的创造同样受到众多主观偶然性的影响，“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5因此道路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还需要根据不同时期各类“偶然性”的相互转化来完善发展路径。坚定道路自信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完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这要求我们防止和克服以经济效益至上、不惜牺牲其他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的粗放发展倾向，使道路发展更加满足人民对实现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齐聚民心、汇集民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三、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基本制度，巩固制度自信的宪法保障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归根到底要以人民群众认同不认同、拥护不拥护为标准。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能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为依托。指出：“我国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8这些历史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宪法确认了内蕴人民性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各项基本制度，为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紧紧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巩固了宪法保障。对于这些基本制度，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并且加以完善，坚决排除对我国基本制度不自信的“弦外之音”来消耗和瓦解党和人民的战略定力。如何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经济制度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社会主义制度毕竟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生产关系的发展必须符合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史告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不应把“社会主义”概念本身作为理论教条，不能逾越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本身界限，不能混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基本地位，否则就会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相互割裂。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应该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彰显的优越性：“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1在邓小平眼中，“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2理应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3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入宪法，它充分利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保障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就直接解决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实现也不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这一系列矛盾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还是在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上。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要以宪法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定为准则，将不断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形势才能稳中向好。如何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政治制度能否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表现无非是通过民主这种形式，然而民主也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有的人以西方宪政民主为标准，将我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互割裂，觉得只有“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那套模式才能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其实就是在炒“历史终结论”的冷饭。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民主”就是一小部分人的政治玩物，实质是通过阻遏人民利益的表达来冠冕堂皇地实现一己私利。在这种政治问题的大是大非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指出：“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4由此可见，保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根本制度依托就是我国宪法确认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制度，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根本的制度形式，也是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制度形式。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和完善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尤其是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遵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5的基本原则。这种人权不是虚假的、抽象的，而是建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人权”有着本质区别。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自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意基础才能愈加深厚。如何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在于领导核心能否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的利益。有的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以部分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为标准，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相互割裂。还有人总是打着“多党制”的旗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不同群众的利益。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整体性，看不到党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对于这一点，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7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中起到联结作用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8。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从宪法的根本制度层面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始终发挥党的“主心骨”、“领路人”作用，任何丑化党的形象、弱化党的领导、虚化党的建设的行为都是与宪法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在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上，“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1宪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基本的活动依据和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党的群众路线就会面临破坏，因此削弱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力、公信力，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部放松和瓦解，是十分需要警惕的。

四、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文化方向，筑牢文化自信的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