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保护范文10篇

宪法保护范文篇1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所享有的人权或宪法权利的种类。按照1982年现行宪法的规定，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第33条到第56条，其中第33条至第50条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权利可以大致分为十大类，即1、平等权（包括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权和第48条所规定的男女平等权），2、选举权，3、言论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4、宗教信仰自由，5、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6、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7、劳动权，8、休息权，9、社会帮助权，10、受教育权。[1]加上总纲所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总共有十一大类基本权利。人权高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权又通过公民基本权利表现出来。

其次，我们再看一看现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与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比较，是保护的最为广泛的法律，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刑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方面的犯罪进行全面的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怎么处理等。[2]民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只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八个方面的受案范围来看，其立法意图就是将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限定在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方面的保护，尤其是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该兜底一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基本上是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3]。可见，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诉讼的救济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我国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4]，但将近50年了，直到齐玉苓案件才出现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当然在民事、行政领域，建国50年来，除了人身和财产权之外，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都是不可诉的，足见问题是何等的严重。

所以，不难看出，在我国，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不涉及到公民的大量的其他宪法权利，例如宪法中第一项基本权利平等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的结社自由是不是应当受到司法保护？总而言之，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大大限制了司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种类，使原本更重要的许多宪法性权利都没能在行政和民事案件中得到保护。从现行法律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只是停留在对公民的“动物性权利”或“植物性权利”的保护上，因为动物或植物的人身权或其价值同样也是受到人类法律的保护的，例如，禁止捕杀大熊猫、大象等，禁止乱砍、乱伐森林等。可见，我国法院现有的受案范围还停留在非常低层次的规定上。当然，从齐玉苓案件之后，法院的实际审判已经越来越重视宪法，越来越重视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且又出现了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宪法性权利的新案件。

二、宪法一定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来实施吗？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宪法太原则无法具体实施，需要由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后才能实施。现在人权入宪，宪法岂不更加原则了吗？人权当然也就更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实施，那宪法写进人权仅仅是个象征意义，宪法对人权的实现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这种传统观点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并非宪法的所有内容都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有的内容往往是禁止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的。我们不走出这一误区，人权的宪法保护就会化为乌有。

为什么宪法的内容并非都需要法律加以具体化才能实现呢？

首先，宪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机构，一部分是人权。人权又可以分为第一代人权，即人身、生命权，第二代人权，即政治自由，言论出版等，第三代人权，即教育权、劳动权、物质帮助权等社会权利。对于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也就是说是消极人权，宪法往往要求政府不作为就可以使人权得到较好的保障，目的是避免公权力对人权的侵犯。至于第三代人权——社会权，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类权利往往需要国家提供一定的条件以便公民实现自己的权利，所以，社会权也可以被称作积极权利。对于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一般情况下国家的立法机关是不能进行立法的，所以，有的国家的宪法就将消极人权直接规定在宪法里以防止国会在立法时减少这部分的人权，例如，瑞典的宪法由五个部分组成：《政府组织法》（theInstrumentofGovernment）、《议会法》（theRiksdagAct）、《王位继承法》（theActofSuccession）、《出版自由法》（theFreedomofthePressAct）、《表达自由法》（theFundamentalLawonFreedomofExpression）[5]，其中的《出版自由法》和《表达自由法》就是为了防止国会立法而将这两项内容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有的国家在宪法里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对涉及第一代人权的内容进行限制性立法，例如，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另外，美国宪法还将许多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原则直接规定在宪法里，目的也在禁止国会变更这些涉及人权保障的内容。

即使是涉及国家机构的内容，也不是说宪法就完全依赖于立法的具体化才能实施，对下位法的制定也有严格限制，例如，我国宪法规定，涉及国家机构的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来制定，而且全国人大在制定一系列组织法时不能违反国家机关之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关系。就是在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各州享有自主的制定本州宪法的权力，也要受到联邦宪法的限制，例如美国宪法第4条第四项规定：“合众国应保证全国各州实行共和政体、保护各州不受外侮，并因各州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当州立法机关不能召集时）的请求平定内乱。”各州的宪法虽可以各不相同，但都不能违反宪法的共和体制的要求。

所以，并不是说，宪法一定要法律等下位法才能具体实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人权方面是不能由下位法来具体化的。那种呼吁我国抓紧制定结社法、新闻法、宗教自由法的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错误观念基础之上的。其实，要是真的有了这些法律，人权的保障也就到了危险的境地。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没有这些人权方面的国会立法。

三、有法律就一定要依法律吗？

人权的宪法保障遭遇到的第三个观念上的误区就是有法律依法律，最终的结果也往往是使宪法架空，我国宪法难于进入实质性的阶段，长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宪法的一些内容确实需要下位法的制定才能有利于宪法的实施，但有法律依法律的观念在于忽视了宪法对下位法的限制性作用，即当我们适用下位法时，我们是假定它合宪，但并不排除它违宪的可能性，一旦发现下位法违宪，我们就不能适用。

例如，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这些下位法实质是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有法律依法律”的层面上，我们就会忽视宪法的检验，而无视下位法的违宪，人权也就终将旁落。所以，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8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收容遣送制度”，把“收容遣送”改为“救助”，并且这一新的行政法规对救助站规定了4个“不得”，对救助站工作人员规定了8个“不准”。可见，该行政法规的目的不在于限制人身自由，而在于充分保障人权，所以，才会对公权力的行使作出如此之多的“不得”或“禁止”之类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一般涉及消极人权的内容是不需要立法的，但如果需要这样的立法，那么，这样的法律一般也只能是限制公权力的。《集会游行示威法》（1989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就有违反宪法的嫌疑，首先在制定机关方面，该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内容应当由全国人大来制定；其次，在内容方面，该法共有36条，其中有10个“不得”，1个“不能”，7个“必须”，四种“不予许可”的情况，三种“应当予以制止”的情况，以及6条法律责任。难怪有人称此法律为“禁止集会游行示威法”！当然，本人并不赞成轻易去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但作为一部涉及人权的法律应当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

人权的宪法保护原则一般要求人权的内容法定化，也就是说，法律保留原则，一般是只能由法律规定，但也不排除法律存在违宪的可能性。例如，《立法法》第8条规定十项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内容，而涉及到人权只有第5项“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和第6项“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而宪法中的人权的许多内容都没有涉及，不能不说是《立法法》有违宪的嫌疑，人权的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基本上都只能由法律才能制定，而到了《立法法》却并非如此。

四、没有法律就不能依据宪法吗？

目前，许多人认为，虽然宪法有关于人权的规定，但法律没有规定，因而法院在立案时会不予受理或暂不受理的情况。对于证券民事赔偿方面的案件，先是一个案例，法院在该案中认为，被告红光实业在股票市场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应由中国证监会处理，原告所诉不属法院处理范围。[6]在这个案例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两个通知和一个司法解释，第一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由于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这类案件的条件，法院暂不受理；[7]第二个通知是有条件地受理；[8]最新的司法解释全面规定了此类案件如何受理的若干问题[9]。前一个案件和这两个通知以及目前的司法解释在对待证券民事赔偿这类案件的受理方面一次比一次积极，一次比一次进步，一个比一个全面，一个通知否定一个通知，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法院在受案范围上存在的问题，即法院能否以缺乏具体法律规定或法官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培训为理由而拒绝受理，而公民所主张的权利又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证券案件的这一例表面上是个证券案件，实际上是宪法的公民财产权问题。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的做法，尽管宪法列举并保护这一公民基本权利，如财产权，但如果没有相关法律，即使受到侵犯，法院也可以不受理。难道法官不能依据民法通则或相关政策来判案吗？难道立法不作为，司法也就跟着不作为吗？《法国民法典》第4条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得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10]只要宪法里有规定，法院就责无旁贷地要予以保护。法往往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的，法院和法官对宪法内容的司法适用会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法院的受案范围，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提高法院在人权保护中的地位和角色，承担起比现在更重要的任务。从宪法角度来说，法院的受案范围到底有多大，其标准就是只要属于司法权的界限，只要属于司法权范畴，而不属于其他性质的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它就应当受理。第二个标准就是人权，只要起诉所主张的是人权的范畴，法院就责无旁贷应予受理。法院受案范围的标准在宪法里，人权就是决定法院受案的一个宪法重要标准。

当法院审理案件涉及到人权当中的社会权的时候，在没有下位法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通过宪法来定性并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法释[2001]25号）就是一个保护人权的例子，陈晓琪等对齐玉苓的侵权行为发生在1990年，而《教育法》是1995年3月18日颁布，同年9月1日生效的，即侵权行为发生时还没有《教育法》，所以，在这种情况就可以适用宪法来定性——侵犯教育权，定量的问题按《民法通则》来处理，宪法在没有《教育法》的情况下与《民法通则》相结合，起到了保护人权的作用。

总之，现在宪法上虽然写进了人权，但人权的宪法保护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但阻碍人权的宪法保护的这些错误观念是我们应当赶快抛弃的，否则人权入宪就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在这几个误区的问题上，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从具体法律制度上进行完善，按照人权的标准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比如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加强人权保护的权利种类，将《刑事诉讼法》中的涉及人权保护的原则写进宪法等等。此外，人权的宪法保护还有待于一个国家的判例法制度的建立，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权的宪法保护所公认的制度选择。

注释:

[1]关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分类，目前的宪法教科书有各种不同的划分。

[2]《刑法》第252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条针对的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并不可怕，因为老百姓资金和技术手段都非常有限。问题在于国家机关，有权力限制和检查公民通信自由的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机关，如果他们滥用职权而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该怎么定罪量刑，刑法里没有规定。例如，尼可松总统就是滥用警察权而命令联邦特工安装窃听器而受到弹劾。

[3]《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八项内容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受案范围，其中的第8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后来的《行政复议法》扩大了复议范围，该法第6条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范围，其中的第9项是“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第10项是“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将复议所保护的权利范围由人身权扩大到了受教育权、物质帮助权（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

[4]1954年宪法第94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但与现行的1982年宪法相比，它没有规定受教育同时是一项义务。

[5]ErikHolmbergandNilsStjernquist，revisedtranlationbyRayBradfield：TheConstitutionofSweden.PublishedbySverigesriksdag2000.p11-13.

[6]《证券民事赔偿放开闸门——访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义明》，《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21日。《红光投资者昨胜诉》，《北京青年报》2002年11月26日。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2001年9月21日）：“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不断规范和发展阶段，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内幕交易、欺诈、操纵市场等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正、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安全和健康发展，应该逐步规范。当前，法院审判工作中已出现了这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但受目前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这类案件的条件。经研究，对上述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年1月15日）：“经研究决定，人民法院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以下简称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理条件的，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予以受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二、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

三、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虚假陈述行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计算。

四、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

宪法保护范文篇2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建设民主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控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权利，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公民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各国法律中。在我国由于对知情权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对其性质认识还不一致，对其法律保护还不完备，因而，对其作进一步研究，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对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英文表达为，翻译过来称“知的权利”、“知悉权”、“得知权”、“了解权”等。将他翻译为“知情权”，既能表达英文原意，也能被公民普遍接受。其大致意思为，“知”即“知悉”、“获取”之意，“情”即“情报”、“信息”。知情权即为知悉、获取各种情报、信息之权利。学界对知情权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说认为，它泛指主体知悉、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的权利。如将其定义为“指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说认为，它仅指公民享有的知悉、获取官方的信息权利。有学者提出，知情权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知情权概念内涵表现出不确定性，这使知情权的概念难有一个界定。知情权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现在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中，尤其在关于国家行为应当公开的论述中。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8洛克在《统治论》中指出：“政府拥有的一切权力，应该完全服务于社会福利，决不允许任意妄为。权利实施必须通过明确、公平的法律。只有法律公开，人民才能了解自己的义务，遵守法律，社会才能稳定；同时，才能保证统治者不逾越限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阐述其构想的法律制度时提出：“实行普选，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人执行国家权力。实行对公众公开，全部国民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委托人的行为。”美国的托马斯8杰菲逊指出：“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这些论述包含有知情权的理念和精神。知情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权利概念及其制度要求，是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续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美国新闻记者肯特8库怕在DE?F年的一次讲演中明确提出了知情权的概念，呼吁政府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民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政府应保证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并且建议将其推升为一种宪法权利。这对知情权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知情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瑞典DGGH年颁布了《出版自由法》，确定了公文公开原则；DGIE年法国《人权宣言》第DF条规定，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但这些法律规定的公开信息的范围比较狭窄。二战后，知情权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情权法律制度，知情权也被确认为一项基本人权。DE?E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F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导的消息的权利”；第?B条第D款规定，联邦议院的议会公开举行。美国DEHH年《信息自由法》赋予美国公民获得政府文件的法定权利；DEGH年《阳光下的政府法》明确规定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可以观察会议，取得会议的情报。DE?I年《世界人权宣言》第DE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和不受干扰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DEHH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DE条规定：“人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是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一部分。以上可以看出，其一，知情权经历了从其思想萌芽的形成到权利概念和其制度要求的构建，再到被许多国家获得法律确认，最后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知情权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多地没有采用“知情权”这一述语，而往往表现在发表意见自由、信息自由、情报自由之中。其三，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知情权不是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知情权性质的权利，如消费者和患者的知情权等。

二、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知情权是何性质的权利，学者提出了不少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并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并非必然的法定权利；有的把知情权作为观念中的权利，认为知情权是积极权利、妥协性的权利、民主性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宪法性的权利。从知情权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可以看，知情权具有以下属性。!知情权是一项人权。把知情权看作是人权，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得到普遍地认可，被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就更谈不上知情权了。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个体主义地位的确立，个人的利益需求才可能得以彰显，也才有可能把知情权提高到基本人权的地位。由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又是天然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催生出人们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客观上也要求实现包括信息获得在内的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利的行使者和所有者之间由于间接民主的规定性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分离状态。因而，对权利的运行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就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和表现，而监督权力、控制权力无疑是对政府活动的相关信息的了解为前提。知情权成为一项人权，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意识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知情权的产生不仅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且也被各国法律制度和国际人权法所证实。"知情权是一种宪法性基本权利。知情权在权利性质上属于哪一种性质、哪一位阶的权利，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应属于宪法性的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通过宪法来确认；另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引申权，它是言论自由权引申出来的，言论自由权本身就包含了知情权。笔者更倾向于前者的观点。权利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致权利的种类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权利最初往往以一般权利的形态存在，甚至以主观权利的形态存在。当权利观念和权利类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被认为尤其重要的那部分权利就必然诉求于法律予以的确认和保障，近代宪法应运而生，以此规范形式对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并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现代宪政国家都承认主权在民的观点，并在宪法中设计各种制度保障国民有效地参与民主决策管理，国民作为主权者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就必须充分获知与国家管理有关的各种信息，否则就无法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进而参与国家管理，国民主权原则也难得以实现。可见，国民享有知情权是国民主权原则的前提，只有国民充分获取有关信息，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民主愈发展，制度愈完善，就愈要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知情权是一种兼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的复合性权利。公权利和私权利是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的一种划分，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个人对公共事物参与的权利，称为“公权利”；另一类是由个人独自享有的权利，称为“私权利。”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具有明显的公权利属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人不仅个体独立存在，并且由个人组成共同体而存在，以社会共同的公共事物为基础而形成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社会每一个体的参与，公共权利才能有序行使，否则，社会就难以正常运作。公权性的知情权，如宪法性知情权、行政性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等，它一般通过宪法、行政法律法规等公法予以规制，并借助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予以程序保障。其权利主体一般为公民，而义务主体则一般为国家机关，权利主体与义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信息资源基本上被控制在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政府手中。知情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所备的权利，在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中，通常需要对涉及自身的，而被其他相关部门掌握的如出生时间地点、既往病史、病例资料、各种涉及本人档案记录等情况、信息进行了解、知悉，法律应当对这种利益需求进行权利确认，这是个人信息知情权。它具有民法上人格权的性质，主要体现的是主体的精神利益。私权性的知情权即民事知情权，其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对信息资源实质上占有的不平等才昭示了权利主体知情权的必要性。它主要通过民商法等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也可由宪法、诉讼法等公法来调整。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一种社会权利、一种具体权利、一项法定权利等不同观点。总之，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其权利属性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只要用动态的观点去分析客观现象，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宪法保护范文篇3

一、生命权的概念界定

在讨论整个问题之前，我们不禁要问，宪法保护的对象，即生命是什么？生命权又是什么？简要的说，生命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根本和前提。而生命权已经无数次被说成“首要的权利”“，最重要的权利“”所有其他权利的根本和基石”。《中国人权百科全书》给生命权下的定义是“：个人保有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各种生理、心理特征的存在和延续的权利。”纵观世界范围，宪法学界对生命权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1）生命权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权利，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也不得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生命权是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2）生命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命权其实是指人生活中的各种权利，包括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的各个方面，狭义的生命则专指法律保障下任何人的生命不被无理剥夺的权利，西方某些学者称之为不被杀害或不受被害威胁的权利。”（3）人的生命权是一种自他出世的那时起，就自然享有并应得到持续的法律保护的权利；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权是指公民只可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自然死亡之外，任何人不得用任何非法手段致他人死亡，消灭他人生命。（4）生命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权利，不能被非法剥夺。（5）生命权就是享有生命的权利。在学界如此众多的定义中到底哪种才最科学最可取？生命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它的概念应当有比较清晰的界定，这是研究问题的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得出相对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生命权首先是自然人按照规律，享受生命不被非法剥夺，并且在受到任何危险时得请求救济的权利，但此种界定是否表明生命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龚向和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一项权利相对积极还是消极，通常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比如在堪萨斯的麦地里，食物权完全是一种消极权利；但是在瓦兹或东洛杉矶，它则是相当积极的权利。”每一项特定的权利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更新并注入新的元素，生命权亦是如此。隶属于消极自由权体系中的生命权已经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给予公民个人足够的保护和尊重。因此我们对生命权的理解不能止步于消极的层面，在实际的生活场景和新的理解下，生命权不仅包含国家不得随意剥夺个人生命的内涵，还包括国家有义务和责任提高生命质量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内涵的延展必须结合人的尊严加以理解。在自由权的内涵之下，生命权仅止于“活着”，但新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此，而是使人“有尊严的活着”。生命权除了继续保有不被专断剥夺的含义之外，还包含了生命的内容和质量，即如何赋予生命以意义、目的和尊严。

二、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宪法学基础

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是指，通过宪法规定或宪法解释的方式将生命权载入宪法，使之成为一项有法可依的的宪法权利，赋予国家机关不得侵犯并加以积极保护的义务，并通过宪法的实施得以实现的生命权保护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生命权是宪法保护生命权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生命权的“宪法保护”不等于生命权的“宪法规定”。虽然有些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但并不意味着生命权就得到了宪法的保护。法律实践证明了一点，尽管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规定却可能是纸上谈兵，而得不到真正的保护。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实效性，并非取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本身，而取决于对其实际的保护。因此，宪法保护与宪法规定并无必然联系。只有宪法得到了实施，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才算落到了实处，生命权才是真正得到了保护。在我国，民法、刑法、行政诉讼法中都已经规定了生命权的保护，为什么一定要在宪法中规定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民法等普通法律应当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难道将生命权写入宪法是为其他法上的生命权提供宪法依据，以体现宪法的最高地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规定在宪法上的生命权与民法上的生命权的性质不同，功能也是不同的。权利是有多重性质的，同是生命权，规定在宪法中属于公权利，可以对抗国家；规定在民法中却是私权利，只能对抗私人。“就私人所有的权利方面看来，单一的权利已可一面对抗其他一般私人，同时又可对抗国家；当其为对抗其他一般私人的权利时，具有私权的性质；而当其为对抗国家的权利时，却具有公权的性质。”而宪法从诞生那天起，就使它所规定的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具有了公权利的性质，具有了对抗国家的功能，或者说对抗国家是早期宪法规定生命权等基本权利的主要目的。“生命权的本质是对一切侵害生命权价值的行为的防御，防止国家把生命权作为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生命权作为主观的权利首先对国家权力的一切活动产生效力，约束国家权力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个人有权以生命权为依据，防御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任何形式的侵害”，而且“生命权的宪法化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主体应有的社会关系，即生命权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国家不能把人的生命权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应把生命权的维护作为制定法律或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所以非常有必要在宪法上规定生命权，让宪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一起来保障生命权。

三、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实现

（一）将生命权写入宪法，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人身的完整性与人身自我支配权的基础。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我国宪法却没有规定生命权，只把生命权看作是一种隐含在宪法其他基本权利中的当然权利。宪法中对生命权规定的缺失使得实际生活中已出现的生命权问题因缺乏有效而明确的宪法依据而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宪政经验告诉我们，生命权价值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更无法形成实现宪法的理性回归。将生命权载入宪法，使其成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只有得到宪法的确认，生命权才会获得法律上的最高地位。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生命权的入宪理应采取载入宪法火宪法性文件中赋予其最高法律效力。但目前我国制定新宪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较为可行的方式是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固然，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生命权有利于明确国家机关的责任，有助于国家立法机关积极立法，保护生命权，实践中我国现行宪法更多进行的也是修改。分析我国宪法对其他权利（诸如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的立宪模式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大部分权利的立宪模式采取的是确认模式，只有财产权在确定财产权的同时明确表示受国家的保护。财产权条款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中修改的条款，可见今后对基本权利的条文表述应当与财产权的表述为样板。因此，在宪法对生命权进行规范时，也应当采取这种模式，即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的同时，明确规定生命权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

宪法保护范文篇4

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第一次提出-人权.这个伟大名词之后,多少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永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分的人权这一崇高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要为此而努力奋斗的原因。[1]11-1保障和促进人权,乃是现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终极价值与根本目的之所在,而保障和促进人权的事业,则绝不能无视公共财政的存在及其功能。住房权作为一项新型的权利形态和生存权的必要内涵,它的实现也必须依赖于财政税收,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

一、住房权的宪法内涵

(一)住房权的概念住房权(therighttoadequatehousing),又称适足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为实现住宅权,政府、个人和国际社会组织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义务。[2]419按照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观点,住房权不应从狭义的有限的角度来理解,例如将之等同于仅仅有一个可遮住头部的屋顶的居所,或将居住场所单单视为一种商品。相反应将之视为安全、和平、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因此,适当住房权的要求应当是:第一,永久占有的法律保障;第二,服务、材料设备及设施使用:例如安全饮用水、炊事能源、供暖和采光、卫生和浴洗设施、食物储存设备、废气处理设施、排水设备和紧急救援工具;第三,承受能力:个人或家庭用于住房的资金费用,不应达到使其他基本需要受到威胁或被迫让路的程度;第四,居住条件:住房必须给居住者提供相当的空间,使之免受寒冷、干燥、炎热、雨淋、风吹或其它影响健康的因素、倒塌和疾病传播;第五,可获得性:不仅正常和健康者,而且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临终病人、艾滋病患者、医疗事故当事人、精神病人、自然灾害受害者、灾害频发区人口及其他有关群体均可获得住房;第六,居住地必须靠近工作单位、医疗机构、学校、儿童看护中心和其他社会机构;第七,文化生活的充实也是很重要的。房屋的建筑方式、建筑材料的使用与支持这些政策,必须体现出住房的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第八,现代化不能牺牲住房的文化多维性。[3]556-557从上述标准看,我们可以明确:住房权不能仅仅理解为四面墙和一个屋顶,或仅仅视为商品,而应被看作是促进正义、平等、和平的工具;应被视为在任何地方和平、安全、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

(二)住房权的宪法性质住房权是生存权的必要内涵。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与发展权两项。[4]167生存权,即公民为国家宪法、法律所确认和保护、为国家财政所支持的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是指一个人的生命不受非法侵犯以及要求社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由此可知,生存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生命安全权与生命存续权。生命安全权是指人的生命非经法定程序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与剥夺的权利。生命存续权指人作为人应当具备的生存条件,如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物质生活保障。居住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有房居住是个人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基本前提。人的生活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住宅中度过的,良好的居住环境提供良好的学习、娱乐、休息、生活条件,适当的住房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社会交往、获取信息、实现自我。反之,没有住房而流落街头,将失去一切隐私的可能,将无从保障人的生活,甚至生命本身也将受到威胁。住房权会影响到生存权和生存权侧面的基本权¹[5]的实现。对于居住者而言,适足住房权的缺乏,导致工作和生计的剥夺、尊严甚至生命权的丧失;住房权会影响受教育权的实现,如居无定所导致儿童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无家可归已经被证明是严重阻碍儿童充分享受教育权的因素,此外,因为住房的不稳定、频繁地更换学校也会影响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学习效果;住房权还会影响环境权的实现。如果公民的住房权得不到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生存权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适当的住房权是实现生存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民的住房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的必要内涵。而生存权之类的社会权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这与通过要求国家权利的完全不干预来确保国民自由的自由权,是相异的。自由权是资本主义成立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与-夜警国家.(德Nachtwahterstaat)和自由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是从自律性展开的,国家的任务仅仅在于排除对这种秩序的干扰,而对所有自律性领域,国家则不用加以干涉。自由权就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的。与此相对照的是,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或积极性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其目的在于消除伴随资本主义高度化发展而产生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弊病,为此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所以,自由国家的国家自由权是在国民自由的范围中要求国家的不作为的权利,而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与帮助时要求国家作为的权利。[5]12住房权作为生存权的必要内涵,政府负有保障责任。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前欧洲人权委员会,监督5欧洲社会宪章6实施的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的观点,在适当住房权方面,国家有普遍认可的四个层级的义务尊重、保障、促进与实现。尊重住房权的义务要求缔约国及其所有机构和,不得实施、策划或容忍以下做法、政策或法律措施,他们违反个人的完整性或侵犯她或他利用那些物质或可获得其他资源以寻找最适合于个人、家庭、住户或社会的住房要求。同时要求缔约国不得实施、鼓励或容忍强迫或专横地将任何个人或群体驱逐出自己的住宅,必须尊重个人建筑自己宅室的权利以及最适合于自己的文化、技能、需求和援外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环境。保障执法权的义务要求缔约国及其人预防任何他人或非国家行为者侵犯任何个人的住房权。促进义务要求缔约国在充分实现住房权方面强调法律和政策的重要性,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其中包括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立法已承认住房权、在住房和相关政策中纳入住房权责任以及识别可证实的水准基点以实现社会各个方面充分享有住房权。实现住房权的义务在性质上属于最具积极性的一类。它牵涉到一系列问题,如公共开支、政府对经济和土地市场的管理、住房补贴、监督房租层级及其他住房成本、提供公共住房、基本服务、税收和随后的重新分配经济措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法学教授斯#R.桑斯坦在5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6一书中提出:任何公民权利的实现都必须依赖于财政税收,如言论自由权,为防止某些公民妨碍另一些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警察;为了防止政府机关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法院。而警察与法院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就根本无法运作。[7]住房权的实现也必须依赖于财政税收,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

二、住房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

(一)人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众所周知,人权是宪政的灵魂,宪政是人权的保障,一部宪政史其实质就是一部人权史。从历史上来看,人权的宪法保护始终伴随着公共财政引起的宪政斗争而发展。正如李步云先生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人权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者的统一。[8]425以近代自然法学派为理论基础的古典自然宪法学理论虽然成功地论证了人权的道义性或者应然性,阐述了国家权力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的宪政原理,并因此推动了人权立宪主义的历史进程,却未能很好地阐明人权立宪主义所依托的历史规律,因而难免在人权保障的实践机制上陷入困境。具体地说,古典宪法学虽然正确地提出了保障人权的主张,但是片面地认为保障人权可以简单地通过国家权力的分立、制衡而得以实现。事实上,这种观点已经构成了人权事业发展的理论障碍或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乃是对人权的最大的威胁。要保障与促进人权,就必须建构合理的财政制度,以维续警察、监狱等政府机构的运作,否则,公民的权利都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而要克服政府滥用权力的倾向,首先必须控制政府的财政开支,因为政府的存续与运作都有赖于财政提供的资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收支,也就是扼住了政府权力机制的咽喉。至于基本人权,如生存权,其保障必须有政府的积极干预,那就更离不开公共财政及其宪政制度的支撑。[9]118-119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35对于任何权利而言,如果抽空了该权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或者失去了该权利赖以实现的公共权力的保障,那么无论这种权利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崇高或神圣,都无法找到实现的现实途径。因而,现代社会对人权的宪法保障绝对无法离开公共财政所提供的物质支持,无法离开现代公共财政模式所决定并支撑的宪政制度。

(二)住房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如前所述,公民住房权是生存权的必要内涵,生存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问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财政模式与宪政制度演变的重要根由。在现代社会,不论对自由权的保护还是对生存权的保护,都离不开国家等公共机构的作用,离不开公共财政的物质支持。生存权在本质上是公民相对于国家于社会的一种收益权,它所对应的是政府的给付行政。因而,生存权的实质内容能否取得公共财政的支持以及公共财政的支持程度对其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各国公共财政与生存权保障的内在管理在其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上有深刻的体现: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联邦政府年度总支出的百分比已经由195年的118%上升到1995年的2211%,医疗保险财政支出由197年的312%上升到1995年的115%,教育支出由195年的16%上升到1995年的316%。仅医疗保险支出一项,1993年欧盟各国此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法国为918%,德国为816%,英国为713%,意大利为815%,西班牙为713%,比利时为813%,希腊为517%。[11]29,99这说明,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而相应的公共财政开支则是保障此类权利的必备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缺陷的存在以及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的作用都必然导致许多公民的生存困境,从而使生存权保障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改革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加大公共财政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扶持力度,乃是确保宪法生存权条款得以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也是公共财政宪政功能的一大体现。从客观上来看,要实现公民的住房权,不仅需要采取法律保障措施,即确定住房权的法律地位、行使和保护,还需要公民的自我努力和政府的住房扶助,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住房权,使该权利落到实处。与公民的政治权利相比而言,公民的社会权利的实现需要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源,需要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作后盾。公民的住房权的保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无论是国外的还是我国的住房保障措施,都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最初实行的是直接为低收入者建造公共住房的计划,然后逐步发展成为政府补贴私营开发商新建公共住房。到了2世纪7年代中期,开始向为房客提供房租补贴的制度转变。在日本,政府从各个方面给与个人和家庭资助与支持,保障低收入家庭有获得住房的机会,日本住宅金融公库与住宅公团、公营住宅被称为住宅经济的三大支柱并构成了日本在住房保障上的惠普模式,在保障日本国民和家庭特别是低收入阶层住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在德国,2世纪5年代建设的住宅中,7%是靠政府资金来建设的社会住宅,这种资金的偿还期为5年,而且无利息,通过这种建设的住宅大多是出租房,且属于低租金房。[13]另外,房租补贴制度也是德国目前对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主要方式。根据法律规定,德国公民凡家庭收入不足以租赁适当住房者,有权享受住房补贴,以保证每个家庭都能够有足够的住房支付能力。[14]在我国,住房保障制度主要有经济实用房制度、廉租房制度、福利房制度等。这些国内外的住房措施都需要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作支持,并随着住房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需要投入的资金会不断增加。由于国家本身并不从事生产,由税收、公债等构成的财政收入便成为国家机器惟一的经济来源,财政就是国家的经济内容。[9]32-33因此,住房权的保障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离不开合理的财政预算。如果缺乏明确稳定的财政支持,公民住房权保障将成为一句空话。

宪法保护范文篇5

赞比亚是中部非洲的一个内陆国家。在赞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经济建设事业中，中国人民向赞比亚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中赞友谊的最好象征。赞比亚现政府也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给予中国政府以宝贵的支持。所以，进一步了解赞比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制度对于促进中赞友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赞比亚的宗教历史十分悠久和发达，其宗教文化和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紧密相关。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宗教同赞比亚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的关联，现在仍继续在这个国家的精神、教育和医疗等各个生活领域中起重要作用。①由此可见，不了解赞比亚的宗教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赞比亚的其他政治社会制度。

一、赞比亚宗教发展的历史与作用

（一）赞比亚早期的传教活动赞比亚的宗教组织是随着欧洲国家对非洲殖民统治的扩大与加深、在欧洲传教士的不断拓展下于19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虽然欧洲传教士在赞比亚的活动可追溯到1815年，②不过，这个时期的传教活动是十分零星的或纯粹传教士个人性质的，还没有系统的传教活动。1885年，伦敦传道会开始在赞比亚进行传教活动；巴黎福音教会和原始基督教卫理公会于1892年在赞比亚的利鲁伊建立传教据点；基督教长老会于1894年在赞比亚建立据点进行传教活动。1965年赞比亚独立之后，上述四个传教社团合并在一起称为赞比亚联合教会。罗马天主教于1895年开始在赞比亚进行传教活动，其传教活动分成两大区域：一支是在赞比亚北部的铜带省由白衣神父进行的传教活动；另外一支是在赞比亚南部由耶稣会进行的传教活动。英国国教会在赞比亚的传教活动始于1911年。

（二）赞比亚的主要宗教派别基督教在赞比亚的宗教中占统治地位，其他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巴哈伊教、非洲的一些传统宗教等，虽然也有大量的教徒，但其拥有的绝对人口数量与基督教信徒相比还是比较少的。在基督教中，最大的基督教教派是罗马天主教。赞比亚罗马天主教在罗马教皇的领导之下，大约300多万教徒，其信徒占国家总人口的1/4强，其神职人员和教堂等宗教设施也十分众多。罗马天主教教堂在1881－1899年间开始建立，目前已经遍及赞比亚全国各地。罗马天主教教会除了负责举行祈祷仪式或静修活动，教会还经营着许多事务机构，例如学校、医院、孤儿院、家用工艺品中心、神学院、修道院，通过它们传播宗教信仰和价值。据统计，目前赞比亚罗马天主教经营着27个中学、7个残疾人特殊学校、两个师范学院、一个文秘学院、一个技术和职业训练学院。①罗马天主教教会有自己的广播电台，还有自己的电视台，教会电视节目1990年开始播映，罗马天主教教会使用电视、广播这些现代通讯传播手段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除了罗马天主教，其他主要的宗教组织有赞比亚联合教会、路德会、浸信会、新教会，福音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新使徒教会、革新教会，圣公会、基督教会、耶和华见证会等20余种。近年来，伊斯兰教在赞比亚发展很快，穆斯林达到总人口的5%左右。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方式主要有：在清真寺做祈祷、创办学校、开展慈善活动、发行报纸、分发宣传品等。它的保护力量是赞比亚穆斯林联合会。在赞比亚，还有不少信奉印度教的非赞比亚人。2003年，印度教教徒有2.5万多人，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赞比亚的第三大宗教组织。最新数据表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这两个宗教的信徒总和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4－49%左右，具有和基督教分庭抗礼之势。②除此而外，在赞比亚，登记在册的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教派，大多数为非洲独立教会，甚至还有一些犹太教徒。

（三）宗教对赞比亚社会发展和国家独立的作用直到1964年，赞比亚才摆脱殖民统治，获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此期间，宗教对赞比亚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独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在赞比亚独立之前，宗教组织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此间从事教育和健康医疗服务的主要团体，其他的如孤儿院、技能培训、农业推广也多由教会组织承担。即便是现在，赞比亚基督教还独自经营着15家医院和28家康复中心。2.社会文化的传播者。赞比亚的教会开办教育活动，不但可以惠及教众和其他公民，还可以减轻政府的办学经费投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教会通过开展教育活动，可以把欧洲的文化价值传入赞比亚。③受到教会良好教育的人们，大多成为有技术的劳动力、有知识的政府雇员。教会和政府还联合办学，于是出现了一些教会和政府联办的高等教育学院。虽然二战后到赞比亚独立这段时间，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控制程度，从教会手中收回了许多宗教学校，但事实上，教会还经营着大量的学校，并且教会经营的学校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往往是独立办学。④3.制度变革的推动者。由于教会总是力图改变和防止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文化实践，所以，赞比亚教会成为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第一，教会的作用扩大到提议和制定法律、刑事制裁规则等。例如，赞比亚传统刑法典对犯罪的惩罚很难做到宽严相济，于是，教会就根据英国刑事法律的经验对赞比亚的刑法改革提出了建议，使赞比亚的传统刑法走向现代刑法。第二，教会通过提供医疗服务影响了社会组织体系的发展，使医疗服务的提供摆脱了专由政府提供的格局。第三，教会监护原住居民的利益、关注移民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介入诸如人头税等法制改革。4.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通常情况下，宗教一定会支持政府和部队维护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但是，当政府滥用职权、或者是当政府不充分履行保护上帝赋予公民的权利自由的职责时，教会就会号召信徒采取符合教义的行为反抗政府。正是因为如此，没有得到宗教支持的赞比亚政府被推翻了。从赞比亚的民族独立的史实可以看出，赞比亚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是由宗教信徒推动的，殖民地政府是由宗教信徒的革命行动推翻的。

二、赞比亚宗教内部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近年来，伊斯兰教在赞比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基督教领袖的警惕。伊斯兰教表现得很有资金实力，其领导者大多拥有自己的实业。伊斯兰教宣称对其信众进行免费教育和健康医疗服务。伊斯兰教宣称其宗旨就是要使整个非洲的民众都成为穆斯林，在战略上它把赞比亚作为进入南非的入口。伊斯兰教为使整个非洲穆斯林化，采取“三步走”的方法：第一步，吸引每一个非洲国家广大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并使已经具有宗教信仰的信众改变其信仰；第二步，在非洲组织伊斯兰理事会，吸收大量会员；第三步，对其他教派进行排挤。基督教领袖十分担忧，于是下定决心建立全基督教会的应对平台作为反对伊斯兰教宣传的阵地，赞比亚两大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二）个别宗教内部的冲突在赞比亚，许多教会受到内部冲突的震动。此种冲突导致不忠实的教徒背离原来的信仰甚至另行组织新的教会。冲突的理由很多：领导层无能、教会资金使用不当、学说分歧、教会领导和信徒之间缺少理解沟通等。例如，1965年创立的赞比亚联合教会，在1993年就因祈祷方式的分歧，而分裂为“保守派”和“革新派”。“保守派”以老年人为主，坚持以福音书为基础传经布道；而“革新派”以年青人为主，倡导创新型的布道方式。两派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联合教会解体。其他教会因内部冲突而导致宗教组织变更解体的也不乏其例。

（三）个别教派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拉姆帕教派和赞比亚政府之间曾存在激烈冲突。拉姆帕教派是一个独立的非洲教派，政府和该教派之间存在严重的暴力冲突。冲突开始于1964年赞比亚独立之后不久，当时拉姆帕教派武装起来反抗政府，不承认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不仅袭击和杀死士兵和平民，而且还烧毁警署和村落。政府军队和拉姆帕教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从而引起赞比亚北部和东部省份的许多教派也起来与政府对抗，最后造成700多人死亡，1.9万余名拉姆帕教派的信徒逃往刚果共和国。①后来，赞比亚政府在全国宣布禁止信仰拉姆帕教，该教派的领导者被政府拘留，拉姆帕教的活动被迫转入刚果共和国。拉姆帕教的暴动发生在赞比亚从殖民地统治走向独立的转折点上，对于刚组建的、脆弱的政府而言，造成的威胁十分大。此时国家统一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拉姆帕教挑战政府统治的本质极易被反动组织利用，它们超越法律行事，企图建立一个国中之国，企图享有不受法律惩罚的权利，这是赞比亚政府不能容忍的。于是两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势所必然。耶和华见证会和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在赞比亚，耶和华见证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其信徒有10万余人。他们走家串户传播圣言，在购物场所或街道上散发宣传品，每个礼拜日在王国会堂举行祈祷仪式。耶和华见证会长期受到赞比亚政府的压迫，特别是在第一和第二共和国时期。1991年，赞比亚第二共和国结束。新的政府上台后，赞比亚政府才停止迫害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但是，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权利继续受到限制，其信徒仍然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赞比亚政府对个别教派的打击到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停止了。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从整体上说，赞比亚政府允许不同的宗教自由活动，只要它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宗教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舒缓了很多。

（四）主流宗教组织与政府之间在修宪时的紧张关系1993年，赞比亚总统奇卢巴任命了一个宪法审查委员会，打算让其提出新的宪法建议案以取代被认为不民主的1991年宪法。宪法审查委员会在听取了来自全国公民的意见后，提出了一个具有旨在促进民主、扩大公民权利的宪法建议案。但是，赞比亚政府拒绝了大多数进步的建议案内容，政府决定运用它在国民大会中压倒一切的多数优势来促使宪法修正案生效，赞比亚的宗教组织联合起来敦促政府采取宪法审查委员会的建议。赞比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是一个组织公民、社会反对政府决定的一个制度性组织。它与其他非政府组织联系在一起、组织发起公民大会、邀请所有政党、利益集团，讨论宪法审查委员会的建议。赞比亚政府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有力抵制。于是在宪法修改问题上，主流教会和政府之间出现了紧张气氛。关于在宪法中宣布赞比亚为宗教国家的问题上，政府没有与主要的教派商议，总统只是受到了少数几个牧师的影响，政府就做出了决定。赞比亚三大宗教代表组织起来反对宪法把赞比亚宣告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其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宪法中宣布赞比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虽然让人感觉到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的充分保护；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当特定的宗教得到宪法的特殊地位时，国家则存在一种分裂的危险；第二，容易导致为政治目的而滥用宗教；第三，不论是多数公民或者是多数基督教教徒，都不想把这种宣告写进宪法，甚至宪法审查委员会也建议删去基督教是国教的宣告。①总之，它们认为赞比亚还不具备成为一个宗教国家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主流宗教组织与赞比亚政府之间在是否将“宗教国家”写入宪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三、赞比亚宗教自由的宪法保护

赞比亚宗教自由的法制保护框架首先是宪法保护。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制体系中效力最高的法，所以，在宪法中确立宗教自由的保护有利于形成统一的保护宗教自由的法制秩序。赞比亚现行宪法是1973年8月25颁布通过的。在赞比亚宪法中有许多条款保护宗教自由。②赞比亚宪法序言中宣告：“赞比亚是一个人人享有宗教自由权利的基督教国家。”这种宣告超越了其他国家宪法序言中援引信奉上帝的普通做法。虽然这样的宣告产生了大量的争议，事实上也没有得到所有教徒的承认，但是，毕竟把宗教事务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大事项问题提了出来，彰显了对宗教问题的重视程度。①况且，在宪法中宣告赞比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并不禁止其他宗教组织在赞比亚的存在和发展，所以，完全可以认为，这种宪法宣告对保护宗教自由是十分积极有益的。在赞比亚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19条的规定上。赞比亚宪法第19条第1款规定“除非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被他人妨碍”。这一条款具体包括信奉宗教的自由、改变某种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公开或私下场合以单独或聚众的方式表明或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第19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接受教育，未经其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不得被要求接受宗教教育，或被要求参加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仪式或庆祝活动。”赞比亚宪法中除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条款有助于宗教自由的实施，例如，赞比亚宪法第20条第1款保障言论自由，规定除非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享有的言论自由不受妨碍；言论自由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坚持意见的自由、接受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表达思想和信息的自由，通讯自由等等。赞比亚宪法第21条保障集会和结社自由，赞比亚宪法第22条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赞比亚宪法规定的这些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它们能够促进宗教信仰自由的充分实现，没有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迁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将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它们是实施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手段。赞比亚宪法规定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为了国防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可以对宪法规定的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例如，赞比亚《社会团体法》授权政府机关严格管制社会团体的活动，宗教组织，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团体组织，象政党和其他非盈利组织一样，必须严格遵守《社会团体法》的严格规定。再如，《社会治安维持法》规定宗教组织公开举行集会或游行、示威应该得到警方许可，这些都可认为是法律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必须强调的是，这种限制必须以法律形式作出，并且在自由民主社会能够证明限制是正当的、合理的。如何把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赞比亚而言，需要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才能把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完全置于宪法的审查之下，唯其如此，宗教自由的宪法保护才能真正实现。

宪法保护范文篇6

迁徙自由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受到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普遍尊重和保护。19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宪法直接涉及迁徙自由权的占57%，而未在宪法中直接规定迁徙自由权的国家也通过宪法判例或惯例的方式对该权利进行确立和保障。同时，迁徙自由权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所确认和保护。在我国，迁徙自由权曾被写入1954年宪法，但是195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得该项权利在宪法中形同虚设，公民的迁徙自由权非但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反而受到了严格限制。此后的1975宪法干脆取消了迁徙自由权，1978年宪法和现行1982年宪法均未予以恢复。直到如今，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仍被排斥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范围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从宪法上确认并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然而，这并不表示在我国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不存在任何阻碍因素。将迁徙自由权从政府层面引向宪法层次，就必须正视和克服以下影响迁徙自由权的不利因素。

一、现实制度方面的障碍

（一）户籍管理制度障碍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人口管理制度，如日本、泰国、瑞典等。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包括迁移审批制度。公民迁徙需要政府事前审批，否则就不被承认。而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是单纯的事后登记制度，体现了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与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紧密结合，对权利和资源进行分配，将城乡居民隔离成差别对待的利益主体，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其次，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仅用来进行人口统计，而中国的户籍制度还具有证明人的不同身份的职能。这种身份具有世袭性，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户籍这一社会管理的技术性措施从而也被制度化为“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与符号”，加深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与歧视，维持着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对撞。[1]它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阻碍着农民往城市寻求幸福生活的尝试和努力，使他们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户籍制度是目前我国实现迁徙自由的最大制度性障碍。

（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障碍1、教育制度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中的不公平现象，可谓人所周知。现行户籍制度明确规定个人只能在常住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如果跨越户口所在地就学，必须缴纳借读费，而且通常情况下只有经过批准或找关系才能获得就读机会。而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天生就享有在城区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高校招生中也存在着户籍歧视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许多随父母在城市读书的学生无法参加当地组织的高考，从而造成极大不便。这样一种由户口决定教育地点的制度，隐含着个人在受教育权利方面的不平等，极大地损害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人才需要公平教育来培养，需要公正考试来发现。公民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和实现需要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农村人口的福利待遇还是明显低于城市人口。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相对健全、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仅在少数地区试点，其他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更无曾谈起。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不把农民这样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置于社会保障的阳光沐浴下，它就不能说自己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2]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覆盖全体国民，如果仍然存在很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也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3、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然而，村集体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现实中往往是农民集体组织掌握着实际的土地所有权，而村集体中的农民则失去了参与权和决策权。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界定不清，农民对土地只是获得了使用权和收益权，其他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就使得部分农民宁可荒废土地也不愿无偿放弃土地，更多农民不愿舍弃自己的那份土地，而种地显然又难以满足自身以及家庭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因此，他们普遍选择“兼业”这种就业方式，农闲时在城市务工，农忙时回家种地。这种不彻底的转移，从现实角度而言，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从人权的角度而言，不利于公民迁徙自由的实现。

（三）宪法司法化的缺失无救济则无法最终实现权利。所以，宪法赋予公民权利固然重要，保障这些权利实现的司法救济机制更为关键。我国没有宪法司法化制度，宪法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落实。当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只能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救济途径单一，在某些情况下，法院根本不予受理，这就使得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存在很大漏洞。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可以随便赶走而不触犯任何法律，显然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当公民迁徙自由受到国家权力侵害，其他法律救济手段被用尽的情况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终极的、不可剥夺的救济渠道，宪法应当作为法院审理争端的依据，法官应根据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3]传统观念认为，宪法作为母法不能适用于日常司法实践，否则就会降低宪法的身份。这实在是一个误区。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活动准则，应当具有直接适用性。宪法只有在被司法机关适用时才是真正有效的法。西方国家宪法经常被引用于法庭上，所以给人以崇高感、具体感、刚性感。因此，宪法司法化不会降低宪法的地位，相反，只有司法化宪法才能受到公民的敬仰和爱戴。

二、法学理论发展滞后

现行1982年宪法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这一时期，法学界对权利问题探讨的比较少，立宪欠缺完备的法律理念与理论支持。立宪之初，由于固守片面的国情论，又奉行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原则，许多基本的公民权利都被排除在宪法规范之外。此后，我国历次修宪并不直接关注微观的公民权利体系变迁，而是着重于宏观体制建构。而西方国家的法律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只对公民固有的或已有的权利进行表述。最近十几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权利问题日益关注，相关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必须承认我国权利理论（特别是人权理论）的基础还相当脆弱。法学理论发展滞后必然会影响立法实践。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至今不能得到宪法的保护，与我国宪法在法学理论上的欠缺有很大关系。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相关的人权问题研究不断发展，更有不少学者对迁徙自由权进行了专门研究。时值今日，人权理论和人权制度成为我们完善公民权利条款的参照系，在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也有能力去保护更多的人权类型和更深层次的人权。加强对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就必须站在基本人权的高度来强调，并将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重新写入宪法。

三、思想认识与法律文化方面的障碍

（一）缺乏公正、平等的文化观念西方自然法所蕴涵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观念造就了西方的法治传统。在西方，法就是理性、就是正义，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些思想已经潜入西方人的文化心理中，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意识。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所以中国缺乏自由、平等、民主等法治传统，等级特权成为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观念。传统的等级特权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一部分国人，造就了他们的狭隘思想。他们头脑中缺乏公正、平等的思想观念，固执的认为城里人高贵，乡下人低贱。普通民众的思想往往会影响当地政府的决策，事实上，在城市往往是官、商联手人为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越是大城市，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不让流入的现象越严重。于是，曾为国家早期工业化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广大农民，为了生存走向城市，为城市经济建设再做贡献，却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甚而被蔑视为盲流，最为痛心的是，有人因为这一身份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4]

（二）对法律上确认和保障迁徙自由权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存在认识误区迁徙自由权至今未被我国宪法所确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人担心人口的大量流动会导致人口管理失控，从而造成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失业增多以及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的严格限制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因为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并非是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必然结果，退一步说，即使公民在迁徙的过程中给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政府也完全可以通过有计划地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以解决。确认并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不会导致“城市病”，从长远来看，还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具体原因如下：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自由流动主要是市场在起作用，行政权力的运用有限。人口的迁徙即受到市场上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受到劳动者自身能力和素质等主观条件的限制。每个人在迁徙之前，都会在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权衡，通过理性分析，做出理智选择。人们不仅会考虑自己的能力和适应力，还会考虑城市对自己的需要程度以及在城市能否发挥自己的优势。事实上，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完全取决于户籍制度，更多的是取决于有没有经济利益。如果迁徙并不能带来收入的增加，生活状况的改善，人们是不会选择迁往城市的。所以，放松户口管制并不一定就导致农村人口蜂拥涌进入城市，那种认为只要户口不受限制，人人都会跑到城里去的观念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没有实际依据的。[5]

宪法保护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二、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比较

世界环境义务立法基于各国的不同文化理念和法律传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之所以将“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作为两种类型分别介绍，主要是与“环境义务”入宪的立法建议有关。根据笔者的统计，世界各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条款的规定，从宪法文本的结构上看，主要规定在“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两大部分。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宪法文本的结构布局的不同以及立宪者的措词爱好的差异，在称呼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有的国家宪法在大标题上用“根本经济基础”，如阿富汗；有的国家用“经济和财务”，如伊朗伊斯兰宪法；有的国家用“国民经济和劳动”，如立陶宛等。而同样是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有的国家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格鲁吉亚等；有的国家宪法在这一章的章名直接用“人和公民”，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国家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如俄罗斯。当然，更多的国家是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分章或分节规定，从而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规定在“基本义务”的项下，如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习惯和方便，采用我国宪法的章节名称将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同章节名称里的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归结到“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称呼项下。

根据笔者的统计和比较，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基本上都出现在章节名称为“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如越南宪法在第二章“经济制度”中规定了“国家机关、武装部队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一切个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立陶宛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经济与劳动”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此外，叙利亚、巴拿马、古巴、危地马拉等国也都将环境义务的条款规定在与“经济制度”有关的章节中；而“义务型”模式中关于“义务条款”的规定都出现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如吉尔吉斯坦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第三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爱护周围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在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中的第十二章“公民的义务”里规定了“公民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此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爱沙尼亚等国都在类似的章节对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我国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条款在各国宪法中的分布规律的归纳与比较，笔者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之所以主要集中在类似于“经济制度”这样的章节之下，是因为它们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而当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时，将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项下显然是不适宜的。结合上文对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主要是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该条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我国宪法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规定，由于各制度没有独立成节，所以，从宏观上看，与大多数国家将类似条文规定在“经济制度”的项下并不矛盾。这样，粗略看来，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似乎与“义责结合型”的入宪模式一致，其实不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明显遗漏了“国家”以外的其他义务主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既不属于“义责结合型”，也不属于“义务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属于已经被我们排除了的“权义结合型”和“权义责结合型”。

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宪法的环境义务条款就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即“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因为是“环境义务”入宪，所以一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采用“义务型”的模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放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更为适宜。但考虑到我国宪法文本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在采用“义务型”模式的国家宪法中对环境权主体的表述一般采用“每个人”、“所有人”或“任何人”，很少有用“每个公民”的字样。如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历史与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义务。”秘鲁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贝宁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维护环境”。这也与它们的章节名称有关，一般是规定在“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义务”、“人民的义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项下，而我国宪法中关于这一主体的描述如果也采用“每个人”、“所有人”、“任何人”这样的字样，显然与章名“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

其次，即使不考虑章名的问题，在第二章最后一条后面增加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从措辞上看也不一致。因为现行宪法第五十二条到五十六条虽然分别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每个条文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启文，陡然增加这么一条以“每个人”开头的法条，从法条的整体结构上看，显得不和谐。

宪法保护范文篇8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开始从一般的民事权利正式上升到宪法权利，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护。但是要使公民的这项宪法权利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全社会在许多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全社会要树立正确的保护和尊重私有财产权的观念。一方面，公民的财产权上升为宪法权利，意味着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在宪法上获得平等的保护地位，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及任何人要取得公民的财产都必须经过公民的同意。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害的核心内容就是“非经公民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取得其财产”；另一方面，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也是有限制的，宪法保护的只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非法所得不受保护，而即使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其次，立法机关要根据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和原则，及时出台及清理相关法律法规。在私有财产权入宪后，立法机关要对我国现有的涉及公民财产权的各类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合乎宪法精神的要及时加以确定；不合乎宪法精神的则要予以清除；在相关的民事立法中，应该把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具体化。如，在我们正在拟制中的民法典中应该有完整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应完善申诉、赔偿等配套制度，使保护私有财产权真正得到落实。

再次，行政执法及司法机关要深刻领会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实质，在法律的实施和适用中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尤其是在涉及公民财产的城市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等问题上，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司法必须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防止司法腐败，当好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入宪，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要把这种进步性转化成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仅靠宪法的原则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全社会要抓住“私产入宪”这一有利时机，推动相关法律规范的建设和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推动全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提升。

宪法保护范文篇9

关键词：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宪法；宪法保护

引言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这句似乎不经意间的言语让世人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我们有思想吗？我们能够去思考吗？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着精神的缘故，而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人的权利。真的无法想象人类一旦没了思想，造人的上帝会有何样的落寞神情。

法理学者周永坤先生在其力作《法理学》中开篇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说“这些问题是人所特有的对自己精神家园的追求。”[①]我以为然并试图作答：我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我从自己的精神家园来，到另一个更为理性的精神家园去。护卫着这一路行程的便是自由-思想的自由。

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我们的权利，它也是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保留思想的自由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或许，作为利益之器的法才能将我们对自由思想的美好向往变为真实。

幸而，在我们这个权利的时代，本国宪法没有规定并为人们所忽视的权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思想自由就是一例。居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之自由”，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一规定将对我国宪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之，思想自由的宪法保护第一次如此庄重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走入了我们的思想。

记得数十年前殷海光曾对自由有着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以为对之于思想自由而言，它是同样的那么精彩，于是摘录如下，算为题记：

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自由是许多人要扑灭的瘟疫，也是另外许多人需要的滋养。自由是许多人想象的混乱，也是许多人欣赏的孤芳。不少人假自由之名以行不义，更有不少的人献身以求实现自由的天堂。自由啊！你的面目怎么这么变幻无常？我要端详你多方！

揭开我的纱幕吧！我本来是如此端庄！[②]

一、思想自由之基本理论解读

（一）思想自由的概念

思想自由，通常也称为思想自由权。现代英国历史学家伯里在其名著《思想自由史》一书中称：希腊人之所以使我们永远铭感难忘，乃是因为他们最初发现了“思想自由”。[③]“思想自由”作为一项概念的提出则始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压制人民的思想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以思想自由为一项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人权口号。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④]

关于思想自由的概念，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各种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思想自由是精神自由、意志自由、观点自由等。与行为自由相对应，是人的意识的内向领域里的自由。包括独立自主地进行思维和判断的自由，不受干涉地接受、持有某种见解或观点，不受干涉地进行思想交流的自由。[⑤]有学者将精神自由与良心自由合并成一个概念，认为思想自由“是指保障个人拥有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意识形态等内在精神活动领域不受外在势力干涉与压迫的自由。”

比较而言，笔者基本赞同《中国人权百科全书》对思想自由的界定，即思想自由是指“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⑥]同时，笔者认为思想自由还应当是一种理性的解放，具有独立的地位。

（二）思想自由的性质

1、思想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人权观念的形成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自由不仅促使了人权体系的形成，而且，理论家一般都将自由权看作基本人权。罗伯斯庇尔就曾提出：“人的基本权利是关心保全自己生存的权利和自由的权利。”[⑦]郭道晖教授也曾指出：“在基本人权上，起初都是比较突出强调自由权的。”[⑧]因此，作为一切人类自由的起点的思想自由应当是一种基本人权。作为基本人权的思想自由，首先，在人权的分类中，是“人作为区别于动物的人的先天以存的价值”，属于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权，是一项享有的人权。对享有的人权，国家的态度只能是立法上为其划定应受保护的范围，并“依据这一范围向它提供支持并抑制自己不去侵犯它”。[⑨]其次，它还是一项普遍人权，因为任何基本人权在本质上都是人类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主体无例外地应该享有的人权。思想自由应当为全体人类所共有，而不单单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和专利。

2、思想自由是一项背景性权利[⑩]

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源”。[11]梁启超曾言及“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正因为有了人类思想的指引和提升，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科学、艺术与文化成就。因此，自由地思想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思想的自由是一切人类自由的起点，思想自由应当是自由的中心和灵魂。GuidoDeRuggiero就曾经说过：“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乃是所有人类自由得以在其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可侵犯的堡垒。”[12]因此，思想自由权是一种背景性权利。它是公民某些其他人身权、政治权的基础，其他一些权利被承认、被规范必须以思想自由权的存在作为前提。这些权利包括知情权、隐私权、沉默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思想自由的肯定，是谈不上上述各权利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既是思想自由的结果也是思想自由的表达方式，而沉默自由、隐私权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思想自由的结果。

（三）思想自由的特点

1、思想自由具有内在性

思想自由是人的内心活动，思想自由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得以外现，才能真正对社会对他人施加正的或负的影响，否则，当它处于内潜阶段时，除了法律承认个体的人格尊严这一层意义外，并没有其他实质上的社会意义或价值。因为人是思维的动物，人有思想的权利，这是应然的，但只有当人把自己思维的结果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学术讨论、出版、宗教信仰、言论、集会、游行等方式表现出来，思想自由才会从应然性转化到实然性，思想自由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2、思想自由具有理性

“人是一个理性存在物，理性是人的本性。”[13]事实上，“至今亦然，思想和宗教的自由经常与主张自由一起被称为《公约》的核心，因为这一基本核心表明联合国的权利法案建立在这样一个哲学设定之上：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物是他或她自己命运的主宰。”[14]因此我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并不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理性指导下的自由，隶属于理性的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思想自由。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就曾使得无数青年变得疯狂，表面上看他们依然享有思想自由，但他们的思想实质是统治者预设的意志，这种意志背离了自身的理性，因而他们的思想已经不再是自由的。

3、思想自由具有绝对性

谈到自由，人们往往想到它的相对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性一般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人的行为是意志活动的外化，只有“无害于他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是自由的。而思想自由是一种内心活动，它享有绝对的自由。对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詹姆斯。M.伯恩斯等在《民治政府》作出了很好的区分，他们写道：“像几乎一切其他一样，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也是有限制的。在讨论政府控制言论的宪法权力时，区分信念、言论和行动是有益的。在一端是随我们愿望而思想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于生活在有组织社会里的人们是绝对必要的。尽管在实践中有时有偏差，传统的美国观点是：思想不容侵犯。政府无权因思想问题而处罚人，也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思想自由。……另一端是行为，通常是受约束的。正如人们所说，‘挥动你手臂的权利，以不触及他人的鼻尖为限。’”[15]思想作为自由是绝对的，各国宪法关于思想、意志等精神自由规定时，通常不规定其限制，也不赋予立法者有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的权力，而加以绝对的保障。

4、思想自由具有可侵性

尽管思想自由不应该受到控制，但现实告诉我们，控制思想绝非不可能。关于人的思想不可能被控制因而不可能不自由也并非事实。第一，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干涉或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而变相限制或剥夺人民的思想自由。因为，国家权力无法干涉人们的内心思考，但却可以干涉人们思想的表达，而没有思想的交流、信息的传播，人们就会失去信息源、失去观念的碰撞和不断完善而无从思想或正确地思想，人们的思想就会逐渐的枯萎甚至死亡，思想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信息自由或向人民灌输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息、理论而引诱或逼迫人民错误地思想。我国十年浩劫就是例证。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和别有用心的跳梁小丑假借“”之名义，运动无知、狂热的群众，大革文化之命，将全国引入歇斯底里。这一现象之所以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被剥夺了思想自由。[16]也正因为思想自由的可侵性，人类应该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加以关注。幸而，这种关注已经存在并且开始了。

二、思想自由之宪法规范分析

纵观历史与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对思想自由的关注绝不仅仅停留在对思想自由理论的探讨上，而是更为主动地将思想自由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予以固定，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自己权利的目的。毕竟思想自由不应该是纯主观的，而应是现实的，因而只有在健全的国家法制中才能实现思想自由，“法律是自由的具体体现”。[17]思想自由真正普及人类当以其被法定化为界碑，各国宪法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据对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统计，有18部宪法规定了观点自由，22部宪法规定了思想自由，16部宪法同时规定了观点自由与思想自由。[18]由此，将思想自由作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纳入宪法，从而对之加以宪法保护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一）思想自由之宪法规范进程

对思想自由的保护最初来自于各国国内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是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这是最早规定思想自由（意见自由）的法律文件，自此以后，各国宪法纷纷将思想自由作为本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如日本国宪法（1947年）第19条规定：“思想及良心之自由不得侵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7年）第4条规定：“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世界观自由不受侵犯。”

然而在现代宪法发展中，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之一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间的合作和谅解也日益加深，人权的保障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形式，那就是人权保障的国际化。人权保障国际化的趋势表明权利保障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作为基本人权的问题，它在二战以后不再仅是一国宪法的问题，已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即产生了人权的国际保护，尊重、保护人权已成为一项国际准则。二战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人权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权文件，最主要的有：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三个文件通常被称为“国际人权公约”，构成国际人权宪章体系。它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提出了各国公认的有关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的活动准则和应该努力的方向。《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由此可以看出，思想自由已经作为一项全人类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为国际社会所认同。[19]

普遍人权理念的形成要求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接受和保护国际公约规定的人权。[20]然而人权内容广泛而丰富，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不可能全面规定，各国确认的只是人权的核心部分-基本人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国际人权公约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来规定或修改完善本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由此，作为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自由便成为后来制定宪法的国家所确认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如1982年土耳其宪法第25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思想和意见的自由。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和目的，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公开其思想和意见；不得因其思想和意见而受到谴责和起诉。”智利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拥护和宣传任何政治观点不构成犯罪和滥用权利。”喀麦隆宪法序言规定：“在尊重公共秩序的条件下，任何人不得因出身、观点或宗教信仰、哲学或政治的观点而受迫害。”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障个人和团体的意志形态、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不得被迫将其意识形态、宗教或信仰自由公诸于世。”即便是没有明确指明思想自由的美国宪法，一般都被其本国学者认为“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宣布……在这一句话里，我国宪法阐明了自由社会的基本支柱：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21]

（二）思想自由之宪法规范意义

宪法对思想自由的关怀向我们宣示着，思想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在宪法文本中的彰显揭示出二者必然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思想自由能够为宪法所吸纳，成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而为宪法所保护，本身已经说明思想自由的入宪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意义就在于从宪法理念升华为宪法基本权利的进程，实质上是思想自由作为一项应有权利，在最高级形态上予以内化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自由与宪法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各自的必要需求都得以满足，同时也促进了宪政的发展。因此，从思想自由与宪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来分析，是全面思索宪法保护思想自由意义的一条新的路径。笔者的思考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尝试的。

1、立足宪法角度的思考

首先，思想自由证验宪法来源正当性。宪法是在人权思想日益成熟为一种理论体系和社会理想后，受特定社会背景制约而诞生的。人权所催生的宪法事实上是社会大众相互妥协后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契约，立宪主义的思想源流之一就是社会契约。[22]思想自由保证了人们能够自由地形成自己的主张，寻求自身的利益，从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契约的制定提供了可能。人有了思想自由，便意味着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对多元选择时，作出正确选择。这样在众多的权利救济途径中，人们才得以选择了契约这一强而有力的形式将人的权利固定下来，以有效禁止任何形式的侵犯。这种契约就是宪法。其次，思想自由体现宪法价值来源。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和根本法，“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宪法的真谛所在。”[23]人本和自由是宪法的价值法则，是宪法的价值来源和逻辑起点。[24]思想自由作为维系人的尊严的最起码的要求，思想如果不自由，人也就难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决的主体，而沦为被操控的客体，也就失去了作为自由人的必要条件，而人也将在丧失尊严的同时复归于兽类。因此思想自由作为人权中最为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一种，它在宪法中的体现无疑会凸显宪法的价值来源。最后，思想自由保障宪法完善。宪法是最高的法，既然是法，它就具有规范性。宪法规范带有主观性，它永远不可能像实证命题那样被证明正确。[25]价值完全中立的宪法规范是不存在，事实上，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即使是制定法律的人民及其代表也会犯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永远对宪法持有怀疑主义的谨慎态度，这样才能不断地对宪法加以反省与完善。而怀疑主义的精神只存在于自由的思想之中。

2、立足思想自由角度的思考

宪法是人民自由的宪章，是人权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范围最广泛、层次最高级、效力最强大。柏克在《关于代议制改革的演说》讲道：“在我们的宪法里……我感到我是自由的，同时我的自由对于我自己和他人不构成威胁。我知道，当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时，人世间不存在任何权力能够染指我的生命、我的自由、我的个人财产。”[26]对思想自由而言，首先，只有宪法的保障才能使它得到最可能的释放。大须贺明教授就曾指出，在立宪主义之下的理想社会应是精神与物质均能获得解放的社会，“它是以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为基本原理，保障着以精神自由为主的诸种自由，而且社会成员能够将打碎封建且非合理的为数众多的桎梏从而解放出来的精神性能源和活动化做原动力，从而使个人资质和能力能尽情地开花，并能自由地享受其丰烁之果。”[27]其次，由于思想自由具有“背景性权利”的性质，保障思想自由实现必将同时对公民的知情权、隐私权、沉默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予以保护，从而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最后，思想自由有着体现人的尊严、寻求证验真理、启迪国民智力、促进科技进步、建设民主政治等一系列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中很大一部分是思想自由在得到实现状态下才得以发挥的，在其未实现之前，只是潜在的。宪法规范机制的介入将使得思想自由所具备的这些作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实际享有和运用。

3、立足于宪政角度的思考

从宪法理念升华为宪法基本权利的规范进程，实质上是思想自由作为一项应有权利，在最高级形态上予以内化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自由与宪法在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各自的必要需求都得以满足的同时，也促进了宪政的发展。宪政是以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并体现法治精神的宪法在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充分实施所形成的现实的民主政治体制。第一，宪政意味着权力受到制约。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中早已指出：“健全的政府不认为自己有权干预属于臣民良心方面的事情。它让臣民自己认为必须怎样思考就怎样思考，只要求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公民义务。”[28]然而思想自由实际受到最多的侵害正来自于公权力，如果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暴政也就开始了，而暴政反过来会对思想自由加以侵害，因为“暴政本身是盲目的，它力图使那些听命于自己的人同样盲目；它疑心重又不公正，容不得知识渊博的臣民。”[29]而在此时，不仅是思想自由本身得不到保护，宪政目标的实现已几乎成为一种奢谈。因此思想自由在宪法中地位的确立有益于控制政府权力，至少说控制了政府垄断思想的权力。“为了始终维持生存，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要求信仰的一致，而要求互相制约的集团和机构，它们能够彼此监督，防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垄断这个国家的各个机构和思想的权力。”[30]第二，宪政最终意味着民主政治。何谓“民主政治”？应该说，民主政治包括的内容很广，但就实质而言，不外一是“法治”，一是政治的普遍参与。[31]现代世界史中，坚持政治民主的国家，基本上都遵循思想自由的标准。事实上，“指望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或思想观点以完美的和谐形式共存是不现实的。”[32]只有真正拥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公众才能够真正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之中去，对国家决策提出有效的建议和意见，对权力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压制人民的思想自由，将使得民意无从产生，而没有民意的政治，将不是民主政治，只是专制和独裁。因此，“如果一种政治制度被认为是民主的，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即有观念和符号的竞争。”[33]

三、思想自由之我国宪法保护现状与诉求

今天，随着人类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和理念的诉求的愈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国际人权法律，或至少表示愿意接受其中的部分内容。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国，[34]中国政府更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获得批准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我国应当如何履行公约所规定的赋予公民思想自由的义务，对我们每一个宪法学人都提出了挑战，而这也激发了我们对思想自由在中国的宪法保护现状的实质性关切。

（一）我国宪法对思想自由规范的缺失

1949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从1954年《宪法》起，思想自由并未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后来的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没有。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规定了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尽管以思想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等等表现人们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在宪法中得到了体现，但现行宪法对思想自由本身还是未作出规定。然而种种原因表明思想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自由权和自由社会的标志，应在我国宪法中做出明确规定，思想自由的宪法地位应当得到确立。

（二）我国对思想自由载入宪法的特殊诉求

1、来自我国宪法自身的诉求

（1）我国宪法发展趋势需要思想自由入宪。令人振奋的是，已经结束的我国第四次修宪已经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宪法保护的范围，同时伴随的还有我国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入宪等等一系列重要宪法修正案，这就使得本次修宪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得作为九鼎之重器、国家之磐石的宪法，成为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宝。事实上，回顾我国对1982宪法历次修正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以人为本正逐渐成为国家和宪法的价值观，从观念到制度，宪法的发展都朝着维护公民权利的方向前进。宪法的发展也正召唤着作为凸显人本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思想自由。此外，私有财产权的入宪将极大地满足每一个公民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人的思想与财产权密切联系-有了“体面地生活”，“自由地思想”便成为了可能。于是，“在这个社会中，精神与物质的尊重和解放得到高度的协调发展，自由受到广泛的保障，人性受到高度的尊重。”由此作为增强这种社会的形成力量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权利的思想自由有必要在我国宪法中加以体现。

（2）我国宪法改革需要思想自由入宪。宪法修改一直为我国宪法理论与实践所关心，而这事实上是一个有关我国宪法改革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思想自由的介入有助于宪法改革。宪法改革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宪法要不要修改。根据美国宪法学家艾克曼（BruceAckerman）的观察，美国宪政分为平常时期和非常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宪政时刻”（constitutionalmoments）。在平常时期，宪法按照常规运行着，人民对参与几乎不感兴趣；但到了宪法体制和实际严重脱节的时候，宪政改革的时刻几乎是突然降临，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人民的参与意识异常高涨。这时，社会普遍要求宪法作出改革。[35]我国的第四次修宪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宪法的规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实践发生冲突而产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民没有思想自由，他们将没有参与的机会与意识，更毋庸奢谈对是否要修宪作出理性的判断了。宪法改革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宪法应该如何改。中国宪法自其诞生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有两个现象似乎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越来越多的权利要求入宪，越来越多的宪法内容要求被修改，一是许多人主张进行全盘、大规模的宪法修改。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宪法应该如何修改。笔者以为，首先，宪法典本身是有限的，宪法不应该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回收站”。我国宪政制度的内在机制有待完善，关注宪法典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关注制度的长期发展能力及其对社会关系变迁的包容性，则更有利于发挥理论本身的实践功能。这就需要宽容的宪政制度。[36]而宽容连接着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思想自由，凯尔森在谈到相对主义的价值哲学时就指出“宽容的意思是思想的自由”。[37]其次，思想自由应当具有理性，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且不能很有效地防止其滥用，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宪政改革应一点一点的来，在迈出每一小步之后，都有充分的时间检查并纠正改革中的错误。宪法改革涉及的第三个问题是宪法由谁来改。我国的宪法（学）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宪法的修改主体长期被垄断。宪法要成为一门真正的法，宪法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法律科学”，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泥泞中解脱出来，打破思想的禁区，宪法的修改应当有着人民的广泛参与。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宪法的“规范性”使得宪法必然会和一定的意识形态有关，宪法的修改主体也不应该绝对排斥意识形态主体的参与，但意识形态在宪法中的渗透应当尽量减少，意识形态主体在宪法修改中的作用应当逐渐减小，这样宪法的理论与实践才能真正在“科学的轨道上”发展进步，宪法的改革才真正切实有效。

2、来自我国宪法外部的诉求

（1）国际动力

第一，这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预计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予审议批准。按照该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每一缔约国对该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应承担按照该国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制定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之权利的义务。这是作为缔约国的我国必须遵守的义务。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一个可以有“保留条款”的条约，但有关“思想自由”的条款则是条约中“不得克减”的基本内容之一。[38]应当承认，我国立法尤其是宪法的规定与之还有一定的脱节，思想自由作为公约中明确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它应该而且必须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加以体现，因此，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当将思想自由载入宪法。

第二，这是全球化进程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法治的一些规则逐步世界化，人权不只受本国法律保护，也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维护，乃至一定程度与范围上受制于国际社会权力和超国家权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法律将逐步趋向于统一，从而形成有的学者所说的世界法，而世界法以人权为根本价值取向，人权是它的“宪法”，人权的重要事项和普遍原则将适用于全法域，[39]这就要求我国的法治必须适应时代精神与世界潮流，中国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要融入世界宪政的大家庭中，否则就难以立足于当今及未来的宪政和法治世界。因此，作为当今人权体系中重要一环且有着普遍人权性征的思想自由，应当在居于我国法律体系中心的宪法中加以明确。

（2）国内动力

首先，依法治国需要思想自由入宪。1997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志在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实世纪》的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三条决定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取得了宪法规范的效力。法治的核心是宪治，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和国家权力的委托书。因此，实行民主法治或宪政，就应当在宪法中对公民权利与自由加以保护。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载入宪法无疑是依法治国方略有效实施的需要。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思想自由入宪。我国经济改革成就巨大，但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以致权力腐败、社会腐败日甚，而遏制乏力，已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制约权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限政府，最终实现宪政，是当前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一件大事。当然，从制度上革故鼎新有一定难度，要审慎渐进，但并不能因此而停滞不进。我们完全可以先从抓紧公民的宪法权利与自由的立法入手，落实这些权利与自由，而这必定有利于政治民主的推进，从而促进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在这一点上，思想自由入宪更应当首当其冲。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发扬民意，凝聚众志，并以舆论监督政府机构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40]思想自由如果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有效的行使，将会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发挥群众智慧，群策群力，共建民主法治国家，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遏制腐败，从而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最后，中华民族复兴需要思想自由入宪。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曾经向世人宣告着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儿有着美丽的领土、智慧的人民和发达的科技。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发展也受到了阻碍。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国家，必须创造新的文明，为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创新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着鲜活的智慧、理性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解决之道在于启发民智，解放思想，使每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地思想，充分利用十三亿中国人的“思想库”[41]和“头脑”，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指日可待。

四、思想自由之我国宪法保护命运展望

思想自由的宪法保护对于我国宪法以及我国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思想自由寻求我国宪法的保护是否能够为我国宪法和社会所接纳，如何得到更好的宪法保护，也许才是我们更应该加以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思想自由载入我国宪法完全可行，而且我们应该建立起有效的宪法保护体系，从而更好地有助于思想自由在我国的完全实现。

（一）思想自由载入我国宪法的可行性

（1）思想自由入宪符合我国宪法的现状。或许，思想自由的直接入宪将会遭遇到抵制，第一，因为我国第四次修宪已经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再在宪法中明示思想自由似乎已经没有必要。第二，我国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等表现人们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因此没有必要再对公民的思想自由加以规定。笔者认为这两种观念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权利宣告的最佳方式应是直接的宣告权利，而并非间接的权利推定。其次，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只有而且只能由宪法对之加以规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国宪法并未像许多国家的宪法那样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可以直接适用于司法审判，公民在其基本权利受侵害后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获得救济。在我国，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未落实为立法，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如前所述，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等等表现人们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但这些宪法基本权利落实为立法的少之有少，目前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42]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学术研究自由和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法尚未制定。究其根本，是因为我国针对这些权利的立法缺乏最基础的指导思想，而且正是因为指导思想的缺位使得已经存在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本身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因而一旦公民的上述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途径让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因此，只有当作为上述权利指导思想的思想自由本身在宪法中加以确立，相关法律才能在我国得以建立，才能真正对公民的相关权利实施保障。

（2）思想自由入宪符合我国政体的安排。一般认为，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其实，根据我国宪法对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家元首归属于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的政体是共和政体。在共和的国家，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的集体力量。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共和理想的核心是人民对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公共事务领域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共”意味着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即统治权有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意味着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开放，不排除任何所持意见与统治者不同的一方。“和”则意味着和平共处，它包含并体现着思想自由。孟德斯鸠曾断言，共和的精神是和平与宪法。因此，如果不在宪法中对公民的思想自由加以规定，我们的共和政体将会如“历史上的共和政体”那样“感染上流行于其他政体的瘟疫，如专横、不义、失序、暴虐、不宽容等”。[43]因此，只有尊重公民的合理意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由而和平地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政体安排的合理性。

（3）思想自由入宪符合党的领导要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我国宪法规定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有人担心思想自由入宪，将会与上述理论产生矛盾，将会削弱党的领导，从而降低党的威信。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而思想自由并不排斥真理，同时真理也不排斥其他思想的存在。而且思想自由隐含着真理的相对性，党将其指导思想写入宪法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接受猛烈而认真的挑战，指导思想本身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思想自由，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曾强调过：“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44]其次，思想自由在宪法中的确立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有助于党的执政目标的实现。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已经对我国宪法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重要影响。“三个代表”理论中最核心的是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的原因及其归宿。人民的利益应当建立在尊重每一个公民个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如果公民没有思想自由，那么他们的利益要求如何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从何体现？宪法作为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有效工具，其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对个人权利的真实关怀，实现人的根本利益的关怀。因此，将思想自由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加以表现，将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了解人民的利益需求，从而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执政目的。

（4）思想自由入宪符合社会稳定发展的愿望。在当前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情势下，社会稳定当为重中之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稳定压倒一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公民的思想自由载入宪法，通过立法对之加以确定，有人认为也许这将会引致政治和社会不稳，乃至引发动乱。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偏差，这丝毫不意味着为了稳定就必须牺牲思想自由。因为只有尊重公民的思想自由，才能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力，增强内聚力，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思想自由，才能使政府能及时了解民意，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化解政府与群众的矛盾。反之，通过某些方式封闭人民的思想，对人民的思想采取压制的办法，就可能积累矛盾，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我国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试图通过欺瞒的手段影响公众的知情权，从而封锁人们的思想，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疫情的认知度，事实证明，其结果带来的是公众更大的恐慌。而一些地方，及时与群众沟通，向老百姓及时通报最新疫情，群众的思想得到稳定，疫情反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有人认为强调思想自由将使“”合法化，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牵强附会的。众所周知，“”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宗教的邪教组织，它以邪教的特有手法，从事违法犯罪的勾当，谋财害命，扰乱社会，对抗政府。这种现象，与所有国家的邪教组织是共同的，中国政府依法打击“”也与世界各国的做法是一样的，与思想自由完全是两码事。同时，思想自由的内在理性也排斥着“”的非理性。

（二）思想自由的我国宪法保护体系初步构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思想自由载入宪法是我国社会所必须，亦能为现实所接受，因此，以思想自由入宪构想为契机，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45]的美好愿望，建立起我国思想自由的宪法保护体系，是本文努力的另一个方向。而思想自由作为一项享有的人权，它一方面要求国家力量为其行使提供条件和保护，另一方面又排除外界干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思想自由宪法保护体系的构建应以宪法规定为基础，法律保障为重点，制度建设为支撑，司法救济为后盾，国际保护为预期从而最终实现在宪法的统领下保护思想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目的。

1、宪法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中国人权的保障书。思想自由作为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中对之加以规定不仅是履行我国作为公约义务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公民思想自由进行保护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它将为思想自由在中国的保护确立合法地位，以其根本法的名义告诉政府和人民：每个人的思想自由不容侵犯。在宪法中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加以规定是最高形式的立法保障，思想自由在宪法中的宣告就等于给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划定了一个界限，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宪法的公法特性，宪法一般仅规定相对权利，即宪法权利通常仅针对政府，而不针对私人或非政府组织。而我国宪法几乎所有的权利条款在文字上都是“绝对”的[46]，因此，如果宪法规定保护思想自由，应当明确国家或政府不得侵犯。

2、法律保障。现实中，思想自由的被侵犯往往是间接的，政府或个人总是通过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达到侵害公民思想自由的目的，因而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实现对思想自由的保护。[47]就我国法制现状而言，当前应该对一些表现公民思想的权利进行立法，具体如选举法、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学术研究自由和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法等，此外还有全国人大监督法、公民举报法、请愿法（请愿是指公民集体以书面的正规形式，依法向政府有关机关提出事关国家与公共利益的建议与意见。制定请愿法便于将长期以来上访无序的混乱现象纳入法治轨道，使公民的建议权、批评监督权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48]），以及申诉法等，并在一些诸如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归侨侨眷等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保障法中明确对他们思想自由的保护。

3、制度建设。首先，应当全面完善公民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此次修宪已经明确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在这种基本原则指导下，尽快全面完善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通过保障私有财产权，解除政府和他人控制个人生存的机会，从而杜绝政府对人的意志的控制。财产权的充分享有，也将使得公民能够更好地进行思考和判断，公民的创新能力也将得以加强。其次，应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包括立法公开、审判公开、政务公开以及公职人员、公众人物隐私的适当公开，只有通过信息的公开，才能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享有，公民才能对事物的发展进行客观的判断，形成自己的主张。再次，应当建立沉默权和隐私权保护制度。[49]每个人都有权保守自己心中的秘密，选择是否公开自己的思想。同时这种制度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刑事立法的进步。最后，应当建立学术自由和开放的教育制度，公民的思想自由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愚民政策的推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对学术教育的粗暴干涉无疑是不利于培养公民独立思考和批判怀疑的精神的，那样的思想必将是非理性的，公民的思想自由实质上遭到了剥夺。

4、司法救济。权利总是存在被侵害的可能，而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赋以遭到侵害的思想自由救济途径是对公民思想自由予以保护的最后屏障。司法救济是所有救济机制中最为有效的，但在我国现阶段，对侵害公民思想自由的司法救济十分微弱，因此，应当为思想自由的保护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我们认为最应当完善的是中国的宪政司法救济，因为完整的宪政过程必定包括宪政设计、宪政实施、宪政监督和宪政救济，而宪政救济中最为有效的则是宪政司法救济。要实现中国宪政司法救济，就应当确认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只有这样，公民才能针对自己思想自由以及相关权利的被侵害提起宪法诉讼，实行宪法司法化，公民思想自由的宪政保护才显现完整性。

5、国际保护。“二战”以后，国际人权法的产生使我们开辟了人权保护的另一条途径，这就是人权的国际保护。当然必须是在穷尽了国内所有保护手段之后，我们才可以使用这种手段。对于思想自由而言，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接下来应该仔细落实相关立法工作，以期早日批准和正式接受这一公约。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在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时，都没有接受公民个人有向有关保障国际人权公约的机构申诉的权利的条款，因此，我国政府应当在批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时减少对国际性人权保障司法机构的管辖的保留，以此为我国公民在自己的思想自由受到侵害而无法寻求到国内保护时，给他们提供一个合理的国际保护的预期。

结语

当笔者开始以这种方式结束本文时，感觉到的是：思想自由作为“一切人类自由的根源”，它与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种种权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为思想自由设置宪法保护框架的同时，也将其他公民权利的保护纳入了这一框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归根结底，宪政实践本身就是一个成龙配套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左右呼应，表里相联”。[50]

我的思绪似乎到此可以结束了，然而作为身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公民，我知道，我们能够而且也应当对包括保护公民思想自由在内的“中国宪政之路”继续自由地思考和设计。我也正逐渐清晰地感受到，随着诸如思想自由之类的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中的确立，中国人权保障制度和法律制度将愈发健全，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将愈益完善，中国宪政目标的实现也愈加真实，中国在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将走得愈为稳健，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也终将到来。也许，这正是深爱着这个国家的我，大胆地选择思想自由这一法学界迄今少有论述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的最终意旨所在。

注释：

[①]周永坤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版序。

[②]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第476页。

[③][英]伯里著：《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④][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⑤]王德志：《论思想自由权》，载《当代法学》1998年第2期；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7页。

[⑥]《中国人权百科全书》“思想自由”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页。

[⑦][法]罗伯斯庇尔著：《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6页。

[⑧]郭道晖著：《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

[⑨]徐显明：《论人权的界限》，载《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9页。

[⑩]这一观点来自于日本学者的启发。关于权利的构造，日本学者佐藤幸治将权利分为“背景性权利”，“实定性权利”、“具体性权利”三种形态，谷口安平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三种层次的权利。“最上位的原理性概念；在该原理之下的性权利概念；为了保护具体权利而发挥实现其内容这一功能的手段性权利概念。”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3页。

[11][美]约翰·杜威著：《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12]《欧洲自由主义的历史》，R·G·科林武德英译本，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

[13][荷]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页。

[14]转引自夏勇主编：《民权公约评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0306页。引文中“《公约》”指《民权公约》，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15][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1页。

[16]甄树青著：《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17]黑格尔著：《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8页。

[18][荷]亨利·范·马尔塞赛文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19]还有其他相关规定，如《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签约国应尊重儿童思想、良知与宗教的自由权利。”；图书馆协会国际联合会（IFLA）宣称：“任何人都享受持有或表达其观点的权利，都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即人的思想自由权；它是民主的基础，也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

[20]1993年维也纳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所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这些权利的普遍性是不容质疑的”，并规定“一切人权都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应忘记民族的特性和地区特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意义，但是不论成员国采取何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必须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参见雅努力兹。西魔尼迪斯：《文化权利研究》，载/200300011.htm.

[21][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22]程洁：《立宪主义的三种思想源流》，载公法评论网。

[23]戚渊：《论宪法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4]夏勇：《宪法之道》，载《读书》2003年第3期。

[25]著名的“休谟定理”告诉我们的：规范性命题不可能基于纯粹的事实性陈述而获得理由。

[26]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毛寿龙译，载“宪政文本”网。

[27][日]大须贺明著，林浩译：《生存权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原版序言。

[28][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3月第1版，第332页。

[29][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3月第1版，第258页。

[30][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31]胡伟希：《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载《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32][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33][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

[34]作为人权委员会的创始国，中国的P.C.Chang出任第一届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领导并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

[35]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36]对此，有学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认为“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所隐含的核心观念是宪法学的研究应该更关注制度的建构，只有宽容的制度才能为宪法典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空间，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他还指出由于“普遍存在的绝对的宪法权威观，却往往使人们更关注宪法典的完善而忽视制度的建构。绝对的宪法权威观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即一种思想、制度和权利只有在宪法中被规定下来，才被认为具有最高权威性；而被宪法规范化了的思想、制度和权利必须被不折不扣的实施，否则宪法权威性就受到了削弱。”参见任喜荣：《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以“全球化”为概念性工具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37]林文雄：《法实证主义》，三民书局1982年10月增订三版，第240-241页。

[38]《公约》第4条规定：“即便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共紧急状态时期，像生命权、不受酷刑、不得为奴或者作奴役、不得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债务而被判处监禁、无罪推定、在法律面前被作为一个人看待、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都不得被克减。”

[39]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22页。

[40][英]DennisLloyd著，[台]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41页。

[41]胡伟希：《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载《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42]但就是这么一部《集会游行示威法》也因为其内容中过多地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进行限制而非保护，从而被人理解为“禁止集会游行示威法”。

[43]对共和思想的论述，详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探索市场秩序的政治架构》，载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3-109页。

[44]《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0页。

[45]此为杨海坤教授通过《中国走向宪政之路》一文所阐发的对未来中国的美好畅想，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理想和愿望。原文为氏编《宪法学基本论》序言，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年版。

[46]例如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并没有具体规定这类自由不能受到谁的侵犯。那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的家人阻止你上街游行，你是否可以用35条控告他们呢？

[47]当然，笔者出于这样的安排更主要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宪法司法化制度，我国的宪法条款尚不具备直接的效力。因为在我国宪法尚不具备直接效力的情况下，“如果宪法里有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去制定实现这个权利的法律，即被称为‘消极的立法侵害’。”参见徐显明：《人权研究无穷期-中美人权学术研讨会闭幕词》，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48]郭道晖：《建构我国宪政立法体系策议》，载地方立法网。

宪法保护范文篇10

对于宪法体系中的相关规定，除了要考虑自身规定的内容，还要考虑规定在宪法第一章中涉及到的相关规定。例如我们通过分析宪法上对于分配制度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个体投入劳动或者投入金钱获取的权力属于宪法财产权，又如通过分析土地的相关规定和宪法关于土地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土地使用权也属于宪法财产权等，除此之外，针对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进行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关于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的宪法中，私有财产权共出现三次: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私有财产权受到国家保护以及对于私有财产权的征用和征收。针对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开展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促进宪法第13条也就是关于私有财产权规定的建构。此外，研究宪法财产权对于司法实践也有很大帮助，例如根据民诉和刑诉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进行审查，也能够受理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等，因此，一项权利是否属于财产权，也决定了当事人能否寻求司法救济。实际上，我国法律界关于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研究少之又少，很多专家学者都可能认为，当部门法和宪法中出现了同一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在法律上和宪法上属于同义的，专家学者不需要再对这些概念进行探讨和研究。并且现行的宪法学教材中，也普遍的采用了运用法律概念来解释宪法概念的做法，这实际上是默认了上述理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一个概念同时出现在部门法和宪法中时，在不同的法规中是否同义?在私法理论中，财产权只是一个学理概念，被应用于权力分类中，针对司法理论中的财产权的讨论方兴未艾，并且没有达成明确统一的意见;对于实证法，目前也仅有一部《物权法》是关于财产的立法，即使经过不断研究和探讨，最终立法和学理关于司法财产权的概念达成了统一意见，但是也不能与宪法上的财产权概念划等号。这是因为:宪法解释应该参照部门法的规定，在宪法体制下，全国人大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也就是说立法者对于宪法有监督其实施和解释的权限，因此在法律中体现出的对宪法的理解，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其次，在宪法解释中，应该尽量维持宪法和法律之间的统一性。但是立法者对宪法的理解，也是应该有所保留的，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最高法，法律不能违背宪法，而就宪法和民法规定的权力来说，由于义务主体之间的差异，导致宪法对于基本权力条款的解释只能有限参考民事概念而不能完全依赖民事概念。

三、私法权力作为宪法财产权

私法权力中，现行宪法对继承权和所有权进行了规范。(1)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私法权力，属于宪法第13条的保护范围，不论是五四宪法、还是八二宪法等，都明确保护所有权，还对保护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进行了区分。五四宪法保护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活资料所有权;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明确规定保护生活资料所有权;而八二宪法的情况非常复杂。2004年前的八二宪法尚未进行修改，其中第13条的规定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保护，并没有像五四宪法那样措辞明确，但是从第11条来看，对于个体经济的规定则体现出能够保护个体经济生产资料所有权。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2004年对八二宪法第13条做出了修改，将生产资料所有权纳入了保护范围，自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权都受到宪法保护;(2)继承权，宪法第13条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还规定了公民的继承权和私有财产权受到国家保护，观察第13条的两项规定，似乎继承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两项并行的规定，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认为继承权属于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宪法对基本权力条文往往分两步规定，并且首先规定公民能够享有的权力，再规定公民所有权利不受侵犯和国家保护这种权力，综合各种因素，我们可以认为宪法上规定继承权是属于私有财产权的。并且在2004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中，对于继承权的规定条文为“财产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中，并且未做多余的说明，说明了立法者了解并且遵循了继承权属于财产权的观点。现行宪法的第13条两款关于继承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容易让公民人民继承权是不受保护的，实际上第二款规定了对继承权的保护，虽然表述不算严禁，但是实践效果证明了这种规定能够避免认识混乱的问题，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3)其他保护经济利益的私法权力，宪法保护财产权的内涵在于保护个人自由和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公民的生存与自由，前提是具备必需的物质基础，在生活领域，如果个人财产不受到保护，那么个人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最基本的权力都无法保障，何谈人的尊严和精神的独立?在经济活动领域，如果不保护个人资产，那么创业几乎没有可能性也缺乏意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财产权能够确保公民的经济独立，能够让公民有选择交友的权力;在人与物的关系中，财产权能够实现公民对财产的控制，让财产能够服务于自己的意志，例如公民使用私家车能够扩展自己的人身自由范围等。总的来说，在2004年我国修订宪法之后，原有的继承权和生活资料所有权之外，包括继承权、所有权、私法权力等保护经济利益的权力都被纳入到宪法第13条的规定中，不论是与美国的宪法还是德国的宪法相比较，我国关于财产权规定的做法都是异曲同工的。

四、公法权利作为宪法财产权

公法权利是否能够构成宪法层面上的私有财产，我们知道，财产权存在的意义是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如果权力能够保证个人生存和自由，那么就有可能构成宪法财产权，但是公法权利数量众多，不可能针对所有公法权利进行意义讨论，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权力进行分析和讨论。(1)受教育权，在美国，受教育权被规定为一种财产，典型的例子就是俄亥俄州一所公立中学的几名学生因为在校表现太差，未经查证便被学生停课十天，最高法院认为，学生具有接受教育的合法权利，如果要剥夺学生的这种权力，就必须严格遵照程序条款所规定的要求。我国现行宪法的第19条对受教育权进行了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只明确了初等义务教育是面向所有公民的，也就是说国家不保障也不普及公民接受其他教育，在宪法第46条的规定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和义务，这里的教育指的也是初等义务教育，因此两个法条并不冲突，只是第46条对受教育权进行了更加具体化的规定和说明。义务教育对于公民掌握谋生技能是有帮助的，谋生技能也包含了获取经济效益，但是受教育权的核心在于促使公民提高个人素质水平，因此经济因素在受教育权中属于次要因素，接受义务教育并不构成财产权保护客体。不可否认，美国最高法院将受教育权作为财产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随着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接受教育对于公民提高自身水平有很大帮助，各国宪法都对受教育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护的手段和方法必须相同，我国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了受教育权是被保护的，因此就不需要将受教育权纳入到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中;(2)社会保障权，不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公民，都面临着遭受意外事件或者重大疾病的风险，并且随着公民年龄的增长，公民的劳动能力也会逐渐丧失，因此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每个人都有获取货币、实物和服务等的给付的权力。我国宪法的第14条对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说明，还规定了多项基本社会权力，那么社会保障权利是否属于宪法财产权或者部分属于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呢?美国宪法上将权力和特权分开规定，将权力作为财产进行保护，而特权则不受正当法律的限制，显然权力和特权存在较大的差异，而社会保障权利也作为财产权的一部分受到政府和法律程序条款的保护。德国对社会保障权和相关权利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规定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供保障个人尊严的最低生存保障，如果公民没有缴纳保险金，只能由国家单方面授予补贴和社会救济等，那么这些就不能作为财产受到宪法的保护。而那些社会保障权属于我国宪法层面上的财产权呢?宪法第6条规定，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其中的多种分配方式就包括按资分配，也就是个人付出了劳动或者资本，就理应得到分配，而赋予社会保障制度，其实也属于资源再分配，按照各个原理，只有个人支付了保险金或者付出了劳动，由此得到的社会保障权利，在宪法意义上才能作为财产受到宪法相关规定的保护。立法者可以根据财政情况确定保障水平，如果财政状况较好，可以赋予公民更多的第二类社会保障权利，如果财力不足则恰当的降低保障水平。

五、结语

综上，对于宪法财产保护权的确认，先要确认权利的经济价值，然后将权力置于宪法总框架中审查，结合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个体社会保障权是构成宪法财产权，受到宪法的保护。

作者:许云峰 单位:江苏开放大学金坛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累．略论我国宪法财产征用制度的缺陷［J］．中山大学学报，2012(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