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05:36:50

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范文篇1

一、当代文化学术作品现状及主要问题

首先,当前国内很多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能力不够,它们本是人们精神意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现在绝大部分新作品在重复、抄袭前人之作,创作过程没有真正深入社会、走进生活,致使作品内容不能准确地反映实际。现在的文学新作缺乏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内容空洞苍白、形式化,大多采用制式的写作手法,枯燥冗长的作品内容,其立意和深度都大不如前。实际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十多年,我们的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剧变,新生的文学创作非但没能敏锐、感性的将其表现出来,还常常运用复杂晦涩的语言,杂乱无章的结构来掩饰自己重复前人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文学作品已经很难与我们的现实社会进行有效对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作家在知识储备、理解能力以及审美体验和判断方面,无法与社会变化同步,他们缺少求慢、求精、求新的写作态度,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正确把握能力,这些品质与能力是需要很多时间来适应和学习的。在作品内容方面,还有一致命的弱点就是当前文学作品的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文学界表面上是欣欣向荣,小说、书画、影视作品一年成千上万部,可是公众看的并不多,知道的也不多,原因在于没有好看的。许多新的文学作品出来只看个开头,就能猜到结尾,一点新意都没有。如果作品都奉行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原则,那还能出什么创新?创作是一项极费心力和财力的过程,一个有思想有观点有创新意义的作品问世,多的都会达几十年,少的也至少一两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用四到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诗,平均一年也就写两到三首诗。而在我们国内有些作家,一天就可以写两三首诗,一年就能出一本诗集,这其中的差距可想而知。我们出不了伟大的诗人,出不了著名的文学家,就在于我们特别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我们热衷的只是炒作,并没有进行深层次新的创作。社会的浮躁、功利的价值观和淡漠的著作版权意识,更是我国难见经典作品、深度思想作品和让人耳目一新作品的根源。因为要创作这些东西,并不是闭门造车投机取巧粘贴复制就能完成的,那是通过灵感的闪现、用心的创作和精心的提炼才能完成的,这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财力的投入、需要后期的宣传,更需要作品有时代特征,有思想内涵,有强烈的版权意识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另一影响当今文学作品质量的原因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急于利用文学作品来打造地方品牌,此类作品也成为“政绩工程”。每年产出的这些作品不少是“属地”投资的作品,而且这样的作品数量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结果是常常由于创作源泉的先天不足而使作品缺乏内涵,从而不易被打造成能够留存下来的成功著作。

二、回归阅读,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是关键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展现出来。现代社会里科技发展的同时加快了人类的生活步伐,借助于互联网,人们可以随时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这个过程简单快捷,低成本而高效率,但是网上阅读只是一种浏览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阅读可以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审美能力,品味一个优秀的作品,图书是唯一途径,因此很多人还是坚信不应该放弃阅读,但前提是有好的作品提供给他们慢慢欣赏、品味。所谓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将丰富的情感,高深的思想,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让人们在享受心灵和感观的乐趣中,领悟其内涵和哲学的深髓。要做到这些,内容首先要引人入胜。作品的内容通常可分为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两个部分,前者是指作品具体描绘的对象,后者则是指作者对于作品描写的对象所持的态度、倾向和评价,一个成功的作品就是这二者的辩证统一。作品内容应该避免脱离实际,千篇一律、没有灵魂。那么如何创作出既有内涵又能震撼心灵的作品呢?笔者认为创作者首先应该尊重现实、反映现实,将视野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获取素材,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在急剧变革和转型的时代,社会和生活本身层出不穷地在给每一个创作者和记录者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其中有些素材的精彩程度甚至远远超越了创作者本人的想象力。创作源泉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来,然后到人们的内心中去。一部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具有思想性。应该可以让醒着的人会心一笑,释放心中的快乐或缓解内心的无奈;让淡漠的人不至于在麻木中昏昏睡去,误以为眼下的世事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甚至可以跨越历史和种族的隔阂,消除现实的敌意,弥合时间的伤痕。

文学作品范文篇2

在这个过程中,常伴随着读者的审美判断。这种判断,通常不是逻辑推论,而往往是读者对作品的共鸣,全部身心都沉浸在作品意境状态中作出情感判断。清人乐钧在《耳食录》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女子从其兄处借得《红楼梦》一书,废寝忘食以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啼笑失常,言论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治之,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

读罢故事,我们既为《红楼梦》那勾魂摄魄的魅力而倾倒,又为故事中那女子因不懂鉴赏文学之道而死于书下所叹惜。须知,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总是作家通过对生活的加工、改造出来的,因而程度不同地具有某种典型性。典型人物则是其中典型程度最高,写得最为鲜明、生动、最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红楼梦》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五百多个,绝大多数人物富有典型性,其中称得上典型人物的却只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十多个。典型人物是人物形象的高级形态,是人物塑造的极致。

古人有言:“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这很好地说明了在文学鉴赏的过程中既要“入乎其内”,专心投入到作品的意境中去;又要“出乎其外”,对作品结合其本身的背景作出正确的评价,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鉴赏文学作品首先要“入乎其内”。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文学作品鉴赏者先要置身于作品中去,努力撤除有碍于欣赏的与作品间的一切距离,使鉴赏者与文学作品融为一体。鉴赏者的情感活动通过作品的情感变成自己的情感体验,在作品信息的诱导下,设身处地去接受作品中的情感,使作品中的情感信息变成自己的真实情感活动时,读者就进入了角色,步入鉴赏的境地了。上面所引故事中的那女子读《红楼梦》时出现的那种现象就是“入乎其内”的形象写照。鉴赏作品要做到“入乎其内”,我认为方法有二:一是“入”作品,步步进入创作者所写的境地,使心潮与作品的波澜同起伏,感情与作品中的人物共悲欢,随着创作者的思路,让自身进入主人公的体验,以致和主人公共同体验,于是读者就为之愤怒、流泪、激动、欢笑;二是“入”作家内心,通过文辞揣摩作家的用心,充分领会匠心所在,每一位创作者笔下的作品形象,都融入了作者一定的思想观念,善恶美丑的情感体现是非常鲜明的。

文学作品范文篇3

一、找准文学作品的教学定位

当下的语文课堂,教师大都缺乏对所要讲授作品的几点思考主观概念和体悟,不能抛开课本,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统一的流程进行解读。教学过程中,过分突出文学学识教学,利用单一的教学传输方式进行讲授,使得教师成了课堂的统治者,严重抑制了学生对文学作品欣赏的个性情感,以及个性技能的发展,使最具人文精神、最能丰富读者想象力.以及充满人性之美的文学鉴赏,成了枯燥乏味的技艺学习。这样的教学模式,带给学生的只能是被动的“鉴赏”和学习.学生的思维也只能被这种传授过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给牢牢困住[教师定位准确,才有机会获得文学作品教学的成功。文学作品教学的定位应当从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认知水平与文本的特点中去找,以“鉴赏”为基本点。此处的鉴赏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欣赏。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欣赏应是表层的,鉴赏则是深层的,既要理解文字表面内容,更要引导学生理解文字背后深层面的内容。以李煜的《虞美人》为例,若问:“词中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那么这就只是一个欣赏性的问题。因为这首词所要表达的情感,文本已明确地告诉了我们:“问君能有几多愁”中的“愁”字。倘若换个角度,“词中的‘愁’又是怎样一种愁呢?”那么,这就是一个鉴赏性问题了,要回答这一问题,学生就要联系全诗。结合自身感受来理解体验。两个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可以从文本中直接得出,后者则要求学生知人论世。从作者及写作背景中找信息,并对此作归纳提炼转化成自己的体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由此可知,文学作品教学中的“鉴赏”和“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教学层面。教师不同的定位将直接决定着不同的教学走势。文学作品教学更多的应是一种让人充满期待。丰富人文精神的鉴赏性的教学[3]。

二、把握准确文学作品教学中的切入点。

文学作品教学的切入点应深深地扎根在文本这块土壤中,并能迅速地传递出作品最有效的信息,同时,它又能带动整篇作品的教学。从设计的角度来说,设计应大气,要从大处着手,从作品教学的整体考虑。倘若设计太细或者设计太小.不仅不利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还会影响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感悟。下面以《祝福》(鲁迅)为例,看如何设计多切入点,如:从小说开头结尾处描写鲁镇过年的氛围人手;从介绍祥林嫂的身世人手:或通过祥林嫂眼睛四处的描写入手。这些设计过于具体或过小,都不能真正意义上带动整篇文章的教学,因为理解文中的基本情节,以及文中人物形象、性格等特征对学生来说并非难事。因此,教学时就大可不必将切入点设计得过小、过细。鲁迅先生的《祝福》所要表现的主题是以悲剧收场的,那么造成此次悲剧的真正原因就是此文所应引导学生思考的关键问题所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通晓了整篇小说。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妨以文中精神内涵人手.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思考小说要表现的深层社会含义。基于这样的思考,可以紧扣住文中的一句话:祥林嫂嫁给贺老六以后“人们仍然叫她祥林嫂”.以此作为切入点可以设计如下三个问题:(1)作者为什么要为之取名《祝福》(因小说是悲剧的收场)。(2)许寿裳说:《祝福》的主题“惨在不是狼吃了阿毛,而是传统礼教吃了祥林嫂”,结合课文,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3)小说中除了表现夫权对妇女的束缚外,还表现了哪些迫害妇女的情节,并从文中找出相应情节。这三个问题是统一的,而带动这三个问题的是切入点所提的问题。由此也就解决了“人们仍然叫她祥林嫂”的问题。这个切人点设计貌似有点抽象,但其蕴含的内涵却很深,又不偏离主题让学生紧扣文本去阅读、思考且得出自己独特的阅读感受来E4]。结合实际教学,我认为一篇文学作品的教学,应当有一个好的切入点,而一个好的切入点应该紧扣原文本。能传递文本的最有效信息,能让学生依据原文本创造出心中新的文本来。

文学作品范文篇4

一、典型揭示法

作者通过创设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揭示主题,这样的主题具有深刻性、典型性和社会性。如在鲁迅小说《药》中,作者创设了以下两种环境。其一,自然环境。清朝末年的浙江绍兴城,一个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后“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华家屋子里弥漫“青白”的光、“黑沉沉”的街道、“明明白白横着”的悚然的丁字街。作者通过具有冷色调的景象为华老栓出场渲染了冷峭、阴森、令人窒息的氛围;而篇末则通过写清明时节“分外寒冷”的天气、“支支直立”的枯草、“愈颤愈细,细到没有”的声音和“铁铸一般站着”的乌鸦,突出了静寂、悲凉、阴冷的坟场情景,为孤苦郁结的夏四奶奶的悲情期待创设了氛围。其二,社会环境。作者选取华家茶馆作为当时社会群众活动的小舞台,人员杂会的茶馆里出现这样的场景:“永远是戏剧的看客”(鲁迅语)的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众茶客在耸起耳朵听康大叔炫耀地讲述关于人血馒头引出的夏瑜因“造反”被抓,因在监狱里劝牢头造反而被打,处死后被虐的情况,并评论夏瑜活该挨打。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典型环境中,作者塑造了华老栓这个典型人物形象,他善良、愚昧、胆小、老实,找不到生存的出路和希望。华老栓在丁字街口从凶狠蛮横的刽子手康大叔手中接过蘸着资产阶级革命者夏瑜鲜血的治病“妙方”人血馒头,甘心地付了辛苦积攒的血汗钱,无知而满怀希望地给儿子小栓治痨病,最后绝望无助地看着儿子悲惨地死去。作者由此深刻地揭示了小说主题:清朝末年,在封建传统观念愚弄和封建统治者血腥统治下,群众的愚昧麻木和革命者孤独抗争的悲哀,表达了作者深切的悲愤和同情。

二、结构突出法

作者行文中巧设情节,借助精妙的结构,鲜明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取得意想不到的突出效果,深刻地揭示了作品主题。如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作者为了突出主题,为女主人公设计了一个从逆境到顺境,然后再坠入逆境的曲折经历,并在结尾设计了一个合乎情理而又意味深长的巧遇情节。本文以项链为线索来展开故事情节。小资产阶级妇女马蒂尔德爱慕虚荣,一心想过奢华而风流的贵妇人生活,而只得跟教育部的一个小书记路瓦栽结婚的不幸婚姻使她“伤心、悔恨、失望、困苦”,使她陷入了人生的无休止的痛苦。这是逆境。但是丈夫路瓦栽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手”的教育部长举办舞会的请柬,给她打开了机会和希望之门,舞服和首饰项链终于得到解决,舞会上,她“比所有的女宾都漂亮、高雅、迷人”,她处在“狂热”“兴奋”“陶醉”当中,她被所有的男宾注视和怀想,她得到了“成功”和“最美满最甜蜜的胜利”。这是顺境。短暂的幸福之后换来的是长期的痛苦。不料,“为了避免那些穿着珍贵皮衣的女人看见”而丢面子,在慌忙逃回家的路上意外丢失了项链,这使她陷入了人生的厄运,她和丈夫在愁苦惊恐之中,千方百计借来巨款,购得价值三万六千法郎的名贵项链,赔给了朋友佛来斯节夫人,然后用十年时间过艰苦的劳动生活,偿完了所有的债务。这是逆境。接下来,作者巧妙布置了一个已成了粗壮耐劳的妇女的马蒂尔德与依旧年轻而美丽动人的佛来思节夫人一次偶遇情节,在交谈中,她明白了项链的真相。这个真相,使读者顿悟,作者在前文所有的伏笔如佛来思节夫人大方地借给项链、珠宝店老板说“只卖出这个盒子”和还项链时佛来思节夫人“没有打开盒子”等细节,原来都是为了在结尾揭示这挂“至多值五百法郎”的项链是假的这个出乎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这样的结构设计,达到尖锐地讽刺了小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的目的,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主题。

三、点睛突出法

作者在描述后进行抒情议论,或借助作品中人物具有鲜明感情倾向性的评议的句子,来突出其主题,这就是画龙点睛突出主题法。如李白的古体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作者在描述梦游和惊醒后,最后以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直抒胸臆,卒章显志,揭示了作者追求个性自由和蔑视权贵这个主题。元代戏曲名作《窦娥冤》(节选)中,借助女主人公窦娥在临刑前的一句血泪痛斥“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点睛式地揭示了主题,即揭示了封建吏治残酷压迫人民、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腐朽黑暗本质,一语道破了造成窦娥冤案的社会根源,同时又歌颂了窦娥的反抗精神。又如郁达夫散文《故都的秋》,作者在饱含深情地描述民居秋景、街面落蕊、残声秋蝉等故都秋景后,结尾以“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一句,揭示了主题:本文通过对北平秋色的描绘,赞美了故都的自然风物,抒发了向往、眷恋故都之秋的真情,并流露出忧郁、孤独的心境。

四、对比彰显法

作者通过对比以及对比中形成的反衬等手法,刻画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表明作者情感态度,从而彰显作品的主题。如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失街亭》章节,作者刻画了马谡、诸葛亮、王平等人物形象。其中,以王平的谨慎和严格执行战术安排反衬马谡的骄矜、刚愎自用和纸上谈兵;而以马谡的狂妄无知、麻痹轻敌和纸上谈兵来对比诸葛亮的精细谨慎、深谋远虑和干练从容。由此,该章节的主题已彰显,即文章通过对魏、蜀两国争夺街亭的战役的描述,赞扬了孔明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谋远虑,严肃执法勇于自责的优良作风,批判了马谡的狂妄自大、脱离实际、言过其实、违反军令的严重错误。

五、冲突体现法

指作者借助剧烈的矛盾冲突,塑造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深刻的主题。如现代剧作家曹禺名作《雷雨》的第二场戏中,鲁侍萍到周家找女儿四凤,偶遇三十年前玩弄并抛弃自己的周家少爷周朴园,三十年的恩怨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展开。之后,为工潮事件来与周朴园谈判的儿子鲁大海也来到周家,阴辣残忍的周朴园与磊落刚直的鲁大海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于是形成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本家和以鲁侍萍、鲁大海为代表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激烈矛盾冲突。由此塑造了鲁侍萍善良、正直、备受屈辱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刚强和自尊的女性形象,塑造了周朴园残忍奸诈、自私虚伪的封建资本家的嘴脸,从而体现了主题。巴尔扎克《守财奴》中,“刚刚跨到七十六个年头”的葛朗台抢夺女儿欧也妮梳妆匣事件表现出的父女之间掠金者与守护爱情者的剧烈矛盾冲突,生动表现了葛朗台凶狠、贪婪、冷酷、虚伪、爱财如命的拜金主义者嘴脸,从而有助于揭露出拜金主义的罪恶和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个主题。

六、以小见大法

文学作品范文篇5

在电影制作的初期,著名的电影理论学家张俊祥先生就曾经在自己的学术论文当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电影制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剧本到电影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剧本的制作过程当中首先要明确的第一点就是要确定影片所反映的思想内涵以及灵魂。一部成功的电影必须有旗帜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整部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通过故事情节的描述能够给影片塑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格,体现电影的灵魂。也有人曾经说过,电影实际上就是动态的文学,也就是说通过电影制作与拍摄的方式可以让文学更加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中国电影的成长史上,主要有两个比较重大的时期电影素材的选取都来自文学作品的改编。这两个时期电影改编的特点在于其忠实原作的创作精髓,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文学作品当中的革命性思想热潮。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夏衍曾经明确指出,通过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如果想要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就应该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本身拥有一个明确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设想观众从来没有看过这部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剧本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定位在一个大众化通俗化的叙事层面,与此同时我们着力对原著进行的模仿,起到一定的传递原著的作用。尽管改编的幅度并不大,但是要不断地在电影当中体现作品中的阶级矛盾以及用于革命的思想热潮。许多电影作品的题材过于局限,究其原因在于所处的年代的红色革命思想,对革命文学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面对时代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给人们无论是思想上或者是行动上都拥有了明确的指引和推动作用,弘扬社会主义赞歌的同时也让人们的心目当中充满着对幸福美好的向往。比如说在进行改编著名的文学作品《祝福》的过程当中,夏衍就在自己的剧本当中巧妙的融入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以及时代的特征等元素,通过对这些背景的烘托体现了祥林嫂捐门槛的情节,从而让整部电影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光明的,具有革命性的未来。又比如说在电影《小二黑结婚》中将主人公金旺和小二黑的个人矛盾通过文学处理变成了敌我阶级的深化矛盾,并且在影片当中引进了一个叫做二叔的角色,将他作为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最终导致了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改的同时进行重新编辑

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在这个时期许多题材的禁区都已经在慢慢的瓦解了,与此同时作家们由于拥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国外文学作品的涌入,许多剧本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到了一个质的飞跃。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进一步解释人物的命运,并且塑造出主人公的灵魂。题材的选取也已经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从那一刻起也预示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倾向于人文色彩的转化。这个时期的电影人物依然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深深地印象,喜儿、刘胡兰、潘冬子等都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自己的青春岁月。但是从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上我们却不难发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载体,这是一种拥有浓厚社会气息的文学成分,拥有强烈的社会学成分色彩。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这个时代的电影作品更像是一种人们对于政治思想的传声筒,通过这个载体来实现互换主题的作用。在将近17年的改编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人物更多的是运用平面化的手法进行演绎,缺少了灵魂的同时也显得不够丰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改编的整体风格逐渐的打破了这种思想的筋骨,渐渐地转向人文化的防线,无论是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反映人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题材无不例外地通过进行深层次的文化批判以及人性的思考来进行深入的演绎,这是区别于过去的红色经典的电影塑造形象。这一电影史上的改革深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爱戴,并且对世界电影史的成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个时期的电影而言,人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更加倾向于对电影语言的探索,并且希望运用独一无二的影响符号来重新唤醒第七艺术时代,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不在仅仅局限在表象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希望摆脱文学对电影的束缚,抓住文学作品灵魂的同时融入电影思想进行改编。尽管这个时代的电影制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束缚,然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依然是电影剧本制作的主要源泉。处于这个时期的电影剧本改编,不再是传统形式上的模仿,更重要的是编剧下需要在文学的环境氛围当中提炼出作品的精髓,感受到作品当中的人性关怀以及文化思想境界上的精髓。从创作手法的角度上来看,大多都以现实主义的回归色彩以及深化形式为主体,在思想内涵上更加倾向于人文主义色彩思想的表达。电影的改编已经真正的跨入了“改并且编”的时代,人们形象地将其称为文学与电影共同发展的时代,因此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既包括了反应战争生活的《高山下的花环》,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牧马人》,还有对文化伦理进行剖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优秀作品。

三、当代:跳出文学,独立地进行编剧与构思

当今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艺术片,改编强调的是导演的个人体验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讲艺术类型的作品分成以下两种类别。首先是第五代电影人在20世纪末所展开的转型创作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样的电影制作形式是有效地融合了商业与艺术的共同发展,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商业艺术片,其次主要是以第六代导演为核心的独立创作模式,这些电影作品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面是源自个人体验的荧屏再现,从创作角度上来看更加倾向于纯粹的艺术文艺片。1998年陈凯歌导演成功地将著名的小说故事《荆轲刺秦王》改编成为电影,运用电影的描绘手法以及艺术形式重新的对历史以及命运作出了一个新的思考和定位,这也是80年代电影改编发展的一种趋势。然而由于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年代,社会背景的差异性最终导致了该片票房惨败的悲剧现象。与此同时张艺谋导演凭借着自己改编的电影《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获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些电影的制作都紧紧地围绕着时代的背景,结合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形态,并在影片的制作当中融入了时代的新元素,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在主流电影占据着大众视野的同时,仍然有一批具有新兴思想的年轻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独特的视觉审美意识创造了大批的优秀作品,他们自诩是长期处于文化边缘状态的人。我们称之为第六代和新生代的导演人群。这些电影素材色彩鲜明,他们将目光聚焦在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普通人身上,详细地描绘了他们所处的环境,运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零距离体验。在剧本的创作上面,这些导演更加倾向于结合自己身边的人物素材以及亲身经历进行创作,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修改少之又少。根据相关数据的统计发现,从1990年至今,剧本进行独立制作的高达110部之多,而其中真正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进行大幅度修改的总数不超过二十部。如果将第五代导演制作的称作留着别人血液的作品,那么第六代以及新生代导演则是凭借着自身的勇气以及自信,向时代传递着自己心中最真实的声音。在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当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姜文和张元的作品。比如说由姜文执导改编并且参与制作的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张元的《东宫西宫》等都是广受好评的作品。

(二)商业片,改变强调的是市场的娱乐特征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商业片分成不同的类型,首先是以冯小刚导演为代表的贺岁电影,比如说《甲方乙方》《手机》《天下无贼》等;其次是以武侠大片为主的戏说类型作品,比如说《卧虎藏龙》《英雄》《无极》等;最后是以刘镇伟导演为带代表的经典解构大片,其中最成功的当属《霸王别姬》,以及脍炙人口的《大话西游》等。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题材很多都来自对著名作家王朔的小说。众所周知,在电影圈内王朔的作品经常被不同的导演进行改编,近十几年来总共有将近二十部的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然而为什么导演们都钟爱于王朔小说的改编呢。本文结合个人多年实践经验以及研读新的发现,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是由于王朔的小说当中大多体现并且传达给大众的是一种精英文化所带来的疏离态度。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是王朔的作品当中语言幽默风趣,在嬉戏调侃当中暗含着许多时代的元素,以及反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这一风格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张元认为这是一种对知识分子所表达的精英文化的尊重,试图通过这样方式的表达来彰显电影的个性所在。而冯小刚导演所制作的电影当中则将重点放在了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通过电影作为一种启蒙的方式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嘲讽。运用调侃式的风格车公共的开创了中国电影的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以及描述表达方式。在冯氏电影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系列诙谐风趣并且具有深刻哲理和内涵的台词,这些台词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冯氏电影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起电影场面的恢宏壮丽,也不是曲折离奇的故事剧情,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让观众感受到细节所带给人们的乐趣,通过幽默精美的台词我们可以更真实贴切地感受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冯小刚的大多数电影作品都源自对王朔小说的修改,作为一名小说家他成功地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语言进行了加工,看似漫不经心的描述实际上却能够一语中的,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这种观察制作方法极大地体现了时代元素,形象具体地从视野和观察角度体现出了个性时尚元素,可以说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的成功正是源自巧妙地融合了市场策略以及大众文化。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以及文学改编,成功地创造了超高票房的记录,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到《夜宴》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影片。

文学作品范文篇6

一般来说,把握作者情感,主要从创设课堂情境开始。教师在充分调动学生情感的基础上,促使学生结合自身现有的知识和生活体验,运用形象思维再现作品刻画的形象,让在学生头脑中逐渐“复活”的形象触动学生的内心情感,使之渐入品读佳境,沉浸于作者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并由此产生情感共鸣,获得审美体验。

首先,创设课堂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在教学中,可结合作品时代背景,作者人生经历和人生情感主调,恰当的背景音乐等来设计课前导入,以此来铺设情境,激发学生对文本的情感体验。如教学《记念刘和珍君》时,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屠杀爱国青年学生的“三一八”惨案真相及鲁迅先生对该惨案的鲜明的立场作引入,能激发学生对主人公刘和珍君烈士的敬佩和哀痛的情感体验。教学李清照词《一剪梅》时,以经典歌曲《一剪梅》来创设缠绵凄婉的情境,那种自然生成的情境和氛围可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文本情感基调,感受文章内在的作者的情感律动。

其次,品味、揣摩语言,借助语言感知,加深情感体悟。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读中悟、悟中读,也可以通过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和深入分析体现作者情思的关键词,以加深学生对作者情感的体验。如教学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品读、揣摩来理解“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和“多情”体现的不同深意。此时,可设置的问题有:1.这首词下阕一开始就提到“小乔初嫁了”,以美女映衬雄姿英发的东吴将领周瑜,体现了作者什么情感?2.作者笑自己“多情”的意思是什么,又表现了作者什么情感?3“.人生如梦”四字表达作者什么情感?通过教师调控,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生与课文间的互动得到充分调动起来,学生有所感知后,就会对这首词下阕的涵义有清楚的认识,从而加深对作者希望自己能像周瑜一样正当英华之年时就担当大任而建立伟绩,但现实中却身遭责难、壮志难酬的复杂情感有认识体悟。

文学作品范文篇7

论文摘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图式。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人文终极的图式。

一、引言

瑞士著名史学家、文化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人”的发现时代。之所以被定义为“人”的发现,是因为相对于中世纪人是神的奴仆而言,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升。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服从上帝、信仰彼岸世界的安宁幸福,而且在于人本身是世间的上帝,勇于追求此岸世界的美好和谐。

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针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邪说,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探索未知,了解自然和研究科学;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仁慈、博爱,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险精神。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该时期应运而生的巨人。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是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的合理性消弭利欲滋生的邪恶,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高峰。“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已经产生超出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义和作用,其戏剧可以看成整个人类的缩影。他所具有的包容性、前瞻性使其成为文艺复兴的总结性人物,至今为止无人可以比拟。基督式的上帝之爱守护古希腊式的自然之爱是莎士比亚不变的创作主题,虽然传承了世俗人本传统的文化内质,但是超世俗的理性指引着世俗的情感,这在他早期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二、基督爱的力量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和喜剧多以爱情为描写对象。他热情地讴歌爱情,肯定人自然欲望之合理性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对禁欲主义,这与前期人文主义相似。不同的是,他笔下的爱情并非一味的放纵、疯狂、粗野,而是奔放又节制,激情又不失理智。莎士比亚指出,情欲是贪婪的——你容易变得嫉妒和专制。他主张用人的理性来约束原始欲望不让泛滥的本能毁灭自己。文艺复兴时期人固然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压制,但是却又陷入自我情欲冲动的牢笼,这是他较早期人文主义先进成熟的地方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有表现,是他从始至终的思想。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描写了男女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偏见、宗教禁忌以及自私、欺骗等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运用个人的智慧、聪明和勇气,大胆地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这当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作敢为的文艺复兴新女性艺术形象。她们年轻美丽、温柔多情、乐观,敢于而且善于为实现美好理想而斗争到底。如《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思漂亮、聪慧、泼辣,好为人抱不平;《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有勇有谋;《辛白林》中的伊摩琴美丽善良、爱憎分明,为了爱情不惜抛弃荣华富贵;《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为情人的死去而殉身等。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当时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日益深人人心,人文主义在社会文化思潮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开始摆脱禁欲主义,追求自由和恋爱的权利。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执著、勇敢机智地与各种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反映出莎士比亚对封建制度的残酷黑暗及对人性禁锢的批判,表现了人文主义歌颂自由爱情和反封建禁欲束缚的社会人生主张,和新兴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这为人文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倾向,即鼓吹“人类之爱”,认为爱情拥有融化仇恨的力量。这是因为处于人问“伊甸园”世界中的人们由于接受人性理智的指引而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并且做到以宽厚和仁爱去消解怨愤。因此,美总能战胜邪恶是早期莎士比亚依据基督式仁慈的自信而产生的乐观。

“爱”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出发点,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中心内容。莎士比亚的喜剧直接歌颂爱,他的悲剧也以爱为出发点,几乎莎剧中一切难题都可以用爱去解释。在这一时期,莎士比亚虽对其爱的理想充满乐观情绪,但他并不回避现实社会中在爱和善的对立面还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这股势力时时在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莎士比亚的喜剧在歌颂爱的同时又揭露邪恶者。《无事生非》中的唐·约翰和波拉契奥,专事造谣生事,阴谋破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贪欲和嫉妒使他丧失人性,竞欲以屠刀置人于死地,并且毫无宽容怜悯之心,成为一个“恶魔”。莎士比亚认为,对于邪恶不仁的现象,应用爱的力量去消弭。他的喜剧证明,正义可以战胜邪恶,人类之爱一定能普遍实施,邪恶者在爱的感召下,有可能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奥列佛篡夺权位,残害手足。但弗莱德里克在军队攻打隐居在森林里的公爵途中,经过一位修道士的开导,终于悔过,决定放弃非分之位,痛改前非。而在奥列佛生命危急之时,他的弟弟奥兰多不念旧仇,舍身相救,致使奥列佛幡然悔悟,哥俩和好。即使对于顽固作恶的,莎士比亚也不放弃爱的感化。在莎士比亚看来,基督正是爱和善的化身。因此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发现了人性。

三、英明的理想君主——亨利五世

在莎士比亚早期历史剧的典范《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社会历史背景被设定为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亨利四世首先凭借老练阴险的政治手腕实现了他勃勃的政治野心,登上了王位的宝座;然后利用他过人的政治才能平息了大贵族叛乱,使国家安定统一。亨利四世为了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而狡诈、冷酷、奸猾甚至于残暴,这在权力纷争时代为了国家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却不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并寄予希望的理性君主。亨利五世的人物形象为人们提供了答案。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精心塑造了亨利五世这个回头浪子式理想君主的形象。剧中的亨利五世要比历史上的亨利五世高大完美得多。他出身皇室贵族,明事理,有胆略,有超人的军事才能,有不凡的政治胸怀,能文能武,是个了不起的帝王将才,作者几乎把能够给予一个理想君主的品德,统统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这样一位英明君主,在没登上王位之前,竟是一个“自贬身价,结交匪类”“放浪形骸”的浪子,只是在一个“光荣的日子”到来时,他才一反往常突变成非凡人物。在即位后他立刻与过去一刀两断,忠心国事,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成为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为什么莎士比亚要安排这样一个奇异的转变过程来表现理想中的君主形象?人物史专家和学者们是这样解答的:“作者寄托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的理想。亨利五世改邪归正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作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思想。”[2在《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里是这样写的:“《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描写了亨利五世为太子时在下层社会厮混,与流氓为伍,即位后改邪归正,成为英明的理想君主。”又说:“这两个剧本体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认为道德改善可以产生开明国王,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都认为作者塑造亨利五世这个人物,是为了说明一条道理:只要君主进行道德改善,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贤明君主。但是,从作品的人物纠葛、戏剧冲突、剧情发展的始末来看,亨利五世这个人物所显示出的思想深度已大大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改善的君主形象。莎士比亚之所以如此评判是因为他认为以恶制恶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只有依据基督式的上帝博爱才可以消除邪恶,清除污浊,创设人类世界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虽然仁慈与爱这些善的力量的取胜过程不像早期喜剧中那样轻而易举,但用神圣的爱去化解恶使得作恶者弃恶从善是他自始至终的信念。

四、活力主义者——福斯塔夫

约翰·福斯塔夫作为莎剧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不仅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形象,同时浸染着作者的心,是莎士比亚精神苦役的具体表现。福斯塔夫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亨利四世》中,他暴露出的丑恶形象是一个拦路抢劫的山林大盗,是不务正业的浪荡太子的亲密伙伴,这时的他,是一个目无法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他寡廉鲜耻,恣情纵欲,酗酒狎妓;他贪财贪吃,欺诈行贿;他出乖露丑,作恶多端。而在另一出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充当了主角。这回,他已经是一个奇丑的白头翁,但老不正经的性格仍使他淫气未减,因而人们在此剧中,又见其以一副老色鬼的面貌登台亮相。于是“道德败坏者”“寄生虫”长时间成为扣在他头上的帽冠。然而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戏谑又饱含深情地赐给读者一个这样的福斯塔夫:坚定忠实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者,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个人实现方式和价值理念。“为自己活着不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信条。他重视现世,对满足世俗世界里的情欲具有无以比拟的热情,并从不怀疑当下的幸福作为自由之路的神圣性。由此,他已经从观念到实践都在自觉地尊奉内在的生命。他的宣言是明确的,在人多的地方还更加响亮:“一个人在自己本分内忙活可不是罪过。”一种压倒一切的内在性此时正用鲜活的、具体回归的生命之身来证明生命这一庄严主题。他礼赞生命,热爱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任何人干涉不了。

然而,值得探究的是,这样一个吹、嫖、抢、骗,无恶不作的兵痞,本当令人憎厌,但相反,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投入道德的监狱,甚至还有些喜爱他。他身上真正的精髓是福斯塔夫式的昂扬精神。他是个伟大的活力主义者,具有高度的活力主义,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充满自信的个性上。为了充分地自我表达,他宁愿把世人的毁誉当成是享受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扬。福斯塔夫的求变意识已经觉醒,他的机灵秉性使他不再受惑。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提倡重人生,反对崇神性,信科学、讲实际。福斯塔夫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员,文艺复兴的新风必然也吹拂着他。因此,在他的鲜明个性中,也或多或少地散发着时代的新气息。如他老而不衰,精力充沛,而且有着不知忧愁的乐天性格,这些都和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类似;他无拘元束、敢做敢为的行径,有着个性解放和冒险主义的因素;他放纵肉欲的人生观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两相对立;他毫无信仰的精神状态又和神权主义大相径庭。

五、道德高尚的上帝子民——哈姆雷特

早期的戏剧反映莎士比亚理想的“人”,但当他亲眼目睹高贵的仁爱被污浊的邪恶大肆践踏的残酷事实后,他曾经创造的美德世界变得虚幻而遥远,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随之黯淡。这促使其悲剧创作的繁荣。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f-I》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的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他的悲剧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遭到蹂躏的惨剧,那是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于是他笔下出现了与当初美好世界相反的局面: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疾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理想的君主只能以魂灵的方式出现并倾诉悲怨,而具有宽仁人性的哈姆雷特也在恶人当道的宫廷中挣扎烦恼;现实的君主要么像麦克白般被自己的贪欲吞噬天良,沦为政治奴隶,要么像李尔王一样丧失理智,居功自傲,流落民间。“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是恶欲大行其道的生动写照。莎士比亚的人文理想几近破灭。“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样被赋予高贵理性的“了不起的杰作”,也沦为恶欲冲动的动物性占上风的人。即使是哈姆雷特这种作者心中理想的、具有神性的上帝的子民,也只能发出世界变成“一堆污浊瘴气的集合”的悲叹。道德高尚的哈姆雷特悲痛欲绝,而在果断杀死继父,了却父亲遗愿,尽了身为人子的责任后,他内心又变得更加沉重,因为自己成为新的暴力不公的制造者。惩罚罪行的暴力违背他内心的反省和谐。由此可见,理性的呼唤在那个时代精神的熏蒸下显得微弱苍白。“重重的疑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炽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宗教信仰认为,人在神的面前等于无。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不为变化的事件所扰,因为变化是上帝的产物。而当仆人成为主人时,他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但同时,这骄傲与信心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一种可怕的虚弱感。

正是因为莎士比亚看到了人自身的堕落与恶欲的放纵并且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他才对博爱这种基督式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更加依恋,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在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道德感化成为基本主题,悲剧中人的神性在道义上取得胜利到创作晚期真正变成现实,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哈姆雷特认为原本的人是行为上的天神,因为是上帝的造物而分有上帝的神性,有高贵的理性,这也是莎士比亚关于“人”的一种理想对人存在意义的追寻,使得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有共通之处,都体现出对人的超验存在意义——超越现世存在的永恒意义的追求。但是,在对超验性的理解上,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基督教是神学本体论,即先验地设定超验上帝的存在,将人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自由意志之下,所以它的超验性其实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遏止。而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的是宇宙本体论,它的超验性来自于主体的理性作用,来自于苦难的净化和对现世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体现为人性升华后所达成的精神超越,以及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所生发的对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人既是自然欲望的人,又具有趋善本性用理智抑制贪欲,用上帝之爱去感化并战胜邪恶是他的人文图谱,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与基督教的理性型人有着血缘关系,其成就非前期人文主义所能比拟。这也决定了他从世俗关照神圣,主张以神性规约人性。实现人的超拔,使人成为人间的上帝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反思,他自身也成为无人企及的文化巨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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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范文篇8

一、祖辈之宠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格外地疼爱自己的孙辈,甚至是宠爱或者溺爱他们,这是人之常情。达尔的《女巫》与《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中就体现出这种深厚的、无条件的、带有宠爱特点的祖孙之爱。在《女巫》中,小男孩的父母因车祸去世,成了孤儿,于是他便与姥姥一起生活。姥姥无微不至地照顾小男孩,让小男孩过得很开心。可厄运再一次降临,小男孩被女巫变成了一只老鼠。不论是作为人还是老鼠,小男孩都能从姥姥那里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不加条件的爱。正是因为姥姥的爱,使小男孩并不介意一直做一只小老鼠,他说:“只要有人爱你,你就不会在乎自己是什么,或者自己是什么样子。”[3]在姥姥的帮助下,变成老鼠的小男孩消灭了酒店的所有女巫,而且还乘胜追击,一举端掉了女巫的老窝。因为爱和勇气,因为姥姥的鼓励和帮助,他最终成为消灭女巫、拯救全世界孩子的英雄!《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中查理家非常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年过九十,老得没有力气,瘦得皮包骨头,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疼爱着自己的孙子小查理。放学时,只要一听到门响,布满皱纹的脸上便露出快活的微笑。听到查理的声音,他们四个人会一下子全都坐起来,好像奇迹般地又变得十分年轻。每天晚上,约瑟夫爷爷都给查理讲故事,爷爷讲得有声有色,小查理听得津津有味。在生日那天,一年才买一块巧克力的查理没得到巧克力金券,这时爷爷倾其所有偷偷地拿出自己的全部私房钱,给查理再买一块。爷爷知道自己的冒险也许不会成功,但爷爷还是这样做了,爷爷想,至少爱吃巧克力的查理又会得到一块巧克力。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查理幸运地得到了最后一张金券,爷爷为此高兴得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当决定由谁陪小查理一起领取金券时,兴高采烈的爷爷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在爷爷的陪同下,奇迹又开始产生,小查理最终幸运地成为巧克工厂的继承者。无论是抽着雪茄、挥着拐杖、充满战斗激情和勇气的姥姥,还是清瘦如竿、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鹤发爷爷,无一例外都格外宠爱他们的孙子,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达尔的外公和外婆就对达尔疼爱有加。在达尔的自传《好小子——童年的故事》中,达尔讲述他从四岁到十七岁(十八岁去非洲),每年都要不远千里去挪威的外婆家,一提起外婆家,他就高兴得发抖。外公和外婆一见到他便露出慈祥的微笑,接着便是丰盛的家庭宴会。“在我们到达的那天下午,所有的小孩子包括只有一岁的那个最小的,都围坐在餐厅一张椭圆形的大餐桌旁边,和外公外婆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庆祝宴会”[4]。外婆家这种快乐的童年经历成为达尔文学创作中爱的源泉!

二、父母之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的养育之恩是难以报答的。在达尔作品中,父母形象大多都是富有责任感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的正面形象。达尔在两部自叙传作品—《好小子—童年的故事》和《独闯天下》中,详细地描述了母亲对自己的关爱,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好小子—童年的故事》写当他七岁时,有一次,因为淘气捉弄了普拉切特太太而受到校长的杖打,妈妈发现后直接去找校长说“我出生的地方是不这样打孩子的”[5],甚至因此而让小达尔转学。在《独闯天下》中,当达尔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选择去非洲工作、历险时,达尔的母亲是不愿意的,因为达尔是她唯一的儿子,但她故作高兴地叫道:“这是个大喜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吗?”[6]因为达尔的母亲知道儿子很乐意去,为了避免给儿子带来心理负担,她强忍悲伤,故作高兴并大力支持。母爱是伟大的,可以说这部作品是达尔献给母亲的赞美诗。达尔的母亲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作品中,都是达尔一生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中查理的爸爸一个人努力地工作,养活一家七口,自己不吃或少吃一口,目的是让小查理多吃一点,再穷也要在生日那天给小查理买一块他最爱吃的巧克力。《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中农场主们决意要把狐狸一家从洞里面挖出来时,机智勇敢的狐狸爸爸在责任心与爱心的驱使下,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保护与解救他的孩子与妻子,使一家人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逃生,甚至恩泽他人。狐狸爸爸对家人的爱和责任心,以及由此激发的智慧和力量,使读者不由得向天底下这样的父母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世界冠军丹尼》中塑造了一位理想中的父亲形象,丹尼的父亲每天晚上都给他讲故事,闲暇时教他学开车,跟他一起放风筝,做热气球,最后,在父亲的帮助之下,丹尼一次就捕获了两百只野鸡,成为捕猎的“世界冠军”。如果说达尔在作品中歌颂母爱,是因为达尔的妈妈一生都爱着达尔的话,那么达尔在作品乐衷于塑造非常富有责任感与爱心的父亲形象,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达尔的父亲是早逝的。在他的成长岁月中,父爱是缺席的。父亲并没有对他产生榜样的影响,可正是父亲的早逝使他对父爱非常渴望,才在作品中塑造这些理想的父亲形象。达尔用想象在作品中描写理想的父亲来弥补现实生活中失去父爱的缺憾。当一个人,因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而感到不适时,就会企图用种种方法来弥补这些缺陷,以减轻其不适之感,这种心理作用被称为补偿作用[7]。达尔之所以在作品中塑造道德高尚和责任心强的父亲形象,其实是在这些角色身上寄托了缺少父爱的自己对于父爱的美好想象。达尔深刻地体会到失去父爱的悲哀,所以他不仅在作品中刻画理想的父亲,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努力扮演一位理想的父亲,让自己的孩子加倍地得到父爱来弥补自己失去父爱之痛。

三、师生之情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是神圣而光荣的。人们常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赞美他们。达尔在他的作品中也描写了几位特别值得纪念的师者形象。如《玛蒂尔达》中,女孩玛蒂尔达一开始就特别幸运地遇到了费尔普斯太太,后者默默地支持玛蒂尔达在图书馆看书,而且还亲自指导并借给玛蒂尔达大量的世界名著看。如果说费尔普斯太太还只是图书管理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者的话,那么当玛蒂尔达上小学时遇到的亨尼小姐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师者形象。亨尼小姐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关心她,为了让玛蒂尔达接受与她天才相应的教育,亨尼小姐不惜冒险去找那位一提起来就让自己心有余悸的校长,继而去找玛蒂尔达的父母,一切努力都失败后,亨尼小姐就开始自己单独教她。当残忍专制的校长要来亨尼小姐的班上检查时,亨尼小姐仔细周全地叮嘱她的学生,一定要小心,以免招来校长的惩罚。当喜怒无常的校长还是找碴体罚孩子时,亨尼小姐挺身而出,为学生求情。她关心爱护她的每一个学生。在这所壁垒森严的学校中,正是因为有了亨尼小姐,学生们才有那些难忘的快乐与学习上的进步。在这所专制的学校中,亨尼小姐为这些弱小无助的孩子拨开那沉重的阴霾的一角,使其透进些灿烂的阳光,让孩子见到一片蔚蓝的天空!《世界冠军丹尼》中,伯德塞小姐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经验,深受学生欢迎。比如她实施奖励制度,她总是放一袋茴香籽球在抽屉里,不管谁功课做得好,她就奖他一粒茴香籽球,甚至当场让学生吃,要求只有一个,不要发出声音。这种大胆的创新教学法,让小朋友深受其益。“伯德塞小姐教幼儿班那些五六岁的孩子,她可真是个好人”[8]。考拉多先生教七八岁的小孩子,“他也是个大好人”[9]。校长斯诺迪先生,给最高年级的学生上课,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任何一个学生,以至于学生们个个都喜欢他。当丹尼没敲门就进校长室,发现校长用酒代茶的秘密时,吓得校长跳得老远,学生的莽撞无礼与无意的冒犯,校长并没有怒不可遏,而是用温和的口气稍带责备地说:“你们该敲门呀!”

文学作品范文篇9

关键词:《宠儿》;电影改编;文化霸权;黑人文化

1.引言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作品《宠儿》(Beloved)享誉世界。其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奴隶制下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非人待遇以及白人主流文化对美国黑人造成的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在思想和美学上都达到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巅峰。[1]178-2011998年10月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宠儿》由美国滚石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电影由著名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Demme)担任导演、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OprahWinfrey)担任制片人兼主演。然而,其票房远远低于其制作成本,因此这部电影是名符其实的惨败之作。究其原因,好莱坞资深影评人哈登•怀特(HaydenWhite)曾敏锐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欧美白人主流文化封锁下的电影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确保白人的价值观得以维护和推广。为了捍卫白人文化在好莱坞的绝对领导地位,文化霸权排斥黑人文化在好莱坞的展现,并会全力抹杀这种非主流文化。”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其批判的文化霸权思想不容忽视。本文将从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两个维度揭示白人文化霸权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冲击与抹杀,进而指出《宠儿》电影的改编尽管在商业价值上不甚如意,却对小说进一步的广泛传播与价值提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2.黑人传统文化的创伤

在《宠儿》中,莫里森向我们刻画了不同的黑人形象。无论是逆来顺受的贝比,还是辛苦劳动为母亲赎出自由的黑尔,或者是逃脱奴隶主魔爪的塞丝,黑人似乎从一出生就受苦受难。究其原因,就是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个体以及黑人群众造成的创伤。《宠儿》这部小说运用多种叙事方法,比如同一个时间会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回忆相互交织,进而揭示出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地摧残黑人文化,给黑人的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首先,白人采用完全暴力的手段强行控制黑人的身体,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在“甜蜜之家”的生活中,学校老师会抱怨保罗兄弟们,黑尔以及赛克索吃的太多,干的太少,尽管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黑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学校老师把黑人奴隶当成动物,将塞丝当成研究对象,研究她的动物属性,甚至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他在一旁做着记录并且当塞丝告知加纳太太他们的罪行时,学校老师竟然命人用皮鞭抽打塞丝。[2]33不难想象任何一个在“甜蜜之家”的黑人都会遭受残酷非人的待遇,这些都与他老师这个称呼严重不符。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美国社会里,即使是接受过教育的阶层都认为黑人奴隶与动物无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的废奴过程异常崎岖艰难。然后,白人剥夺黑人受教育的权利并向他们灌输白人文化。即使“善良的奴隶主”加纳夫妇会在农事劳动中给予黑人一些权力比如会教黑尔算数等基本知识,但这些只是为了让黑人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加纳先生的黑人奴隶虽然被他称为男子汉,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塞丝甚至不会看时间,保罗根本不认识字,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影片中最能体现这点的场景是在学校老师来抓捕塞丝时,其他黑人的表现。事实上,造成塞丝弑女的原因不仅是奴隶制度,还包括黑人群体的思想意识被白人文化腐蚀的结果。以塞丝的婆婆贝比的影响力,她们的黑人邻居是可以觉察学校老师的抓捕行动的,但是没有人去通知塞丝。当学校老师找到塞丝时,白人只有四个人,而黑人在人数数量上远远占上风。但是,没有一个黑人主动帮助塞丝,甚至是塞丝的婆婆贝比也只是面露悲伤,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也乖乖地把劈柴的斧头交给了白人。总之,影片中呈现给我们的是:在场地所有人都任凭四个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塞丝和她的几个年幼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迫使塞丝采取极端的弑女手段发出自己对白人奴隶主压迫的反抗。就像她对保罗说的那样,“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宝贝儿带到了安全的地方。”[3]195塞丝庆幸,她的孩子没有一个是走她与丈夫黑尔的老路:成为奴隶。但是却是以牺牲了女儿宠儿的生命,两个儿子的离家出走以及丹芙的性格缺陷甚至是塞丝母女十八年孤立无援的生活作为代价的。假如,当时的黑人邻居们肯伸出援手,塞丝弑女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在当时白人的文化霸权统治下很难发生。因为,“在大多数的西方人看来,除了白人,所有的人种都是下等人或亚人类(subhuman)。这些亚人类或野蛮人(savages)很快就会变成下等人,并等同于‘邪恶的’他者(‘evil’Others)……‘他者’(‘theOthers’)在这里指的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即被看作与‘我’不同,又被看成比‘我’次等的人。”[4]250-251白人将这种种族等级的思想强加给黑人,因此,没有人敢反抗白人对黑人所做的一切,因此,相比较塞丝弑女的极端举动,在小说结尾,当把鲍德温错认成带走丹芙的白人奴隶主时,塞丝选择刺杀白人以保护女儿。这表明相比较逃跑,弑女的反抗形式,黑人这次选择直面白人,冲破了白人至上,不可反抗的文化束缚的新的斗争形式。这是塞丝的进步,也是整个美国黑人的有效斗争形式。最后,利用基督教等宗教手段以及各种媒体对黑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白人的价值观。强调人人平等,宽容仁爱的基督教帮助了美国人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却成为了美国白人压迫剥削黑人的工具。在对黑人实行宗教教化时,白人奴隶主片面强调基督教教义中的顺从与服从,意在使黑人奴隶温顺地听从自己的统治。《宠儿》中贝比•萨格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奴隶,她不仅需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3[176]还要被逼做白人奴隶主的性奴,一生拥有八个孩子,来自不同的父亲。除了最小的儿子黑尔,其他孩子都被贩卖给其他奴隶主。在面对苦难时,她依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正因为如此,当她最小的儿子黑尔将她赎买了出来,她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与爱,主动成为所处黑人群体的牧师,在“林间空地”布道,呼唤黑人同胞们尽情地哭,尽情地笑,尽情地跳舞,鼓励他们爱并接纳自己。在这种酷似基督教的布道仪式中,黑人们表达了对自由和爱的强烈渴望,贝比•萨格斯也因此被尊称为“圣贝比•萨格斯”。然而,现实的残酷把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彻底击垮了,白人奴隶主来势汹汹,“疯狂”的儿媳妇杀死了自己的孙女,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帮助这位忠实的信仰者,“上帝令她迷惑”,她为上帝感到耻辱,“耻辱得都不能去承认。”贝比也不再给黑人同胞布道,不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黑人邻居们也因塞丝弑女而远离她。这是白人的成功,成功地毁灭了黑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贝比•萨格斯都没有再站立起来,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的心理世界崩塌了,只能带着无奈孤独地离开世界。

3.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

在《宠儿》这部作品中,学校老师是白人奴隶主的典型代表。“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本来属于加纳夫妇,他们采取了所谓温和的奴隶制度,使得加纳先生好似一个开明的奴隶主。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附属关系。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般的统治方式让“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甘愿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梦境中,为白人做牛做马。在加纳太太的妹夫“学校老师”接管“甜蜜之家”之后,“甜蜜之家”不再“甜蜜”,而是沦为人间地狱。他抱怨黑人吃的太多,做的太少,还认为黑尔为赎出母亲贝比•萨克斯所做的劳动是不合法的。此外,他用塞丝做的墨水记录黑人的言行举止,纠正他们的思想,做黑人的“动物属性”研究,力图将黑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意识的工具。作为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学校老师”不仅强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给黑人,还从精神方面彻底摧毁他们。尤其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学校老师不仅默许他们的行为,还用笔做着记录。当塞丝告诉加纳夫人她的遭遇时,学校老师残忍地叫人用皮鞭抽打塞丝的背部。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白人是优等种族,而黑人是劣等民族,白人通过统治黑人的方式将黑人改造成“文明的人”。而黑人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只有为白人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不仅使黑人的身心饱受摧残,同样也使白人心理扭曲,甚至使整个人类文明倒退。“甜蜜之家”黑人们的结局异常惨烈:除了勉强活下来的塞丝,保罗三兄弟一个被卖掉、一个被吊死、一个逃掉,西克索被烧死,黑尔被逼疯。影片中对于黑人们的结局用了回忆画面的方式呈现,相比较小说中的刻画,略显不足。而对塞丝杀婴场景的再现惊心动魄,令人印象深刻。影片中同样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弑女场景的发生。在度过了28天自由的日子之后,学校老师来到贝比的住处准备带回塞丝和她的孩子们。影片中将在马背上的手链和脚镣给予特写镜头,预示学校老师奉行惨绝人寰的奴隶制度。即使知道学校老师一行白人的目的,塞丝的黑人邻居以及在房前劈柴的斯坦普•沛德还是乖乖地为白人让路。只有手无寸铁的塞丝抓牢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扛在肩上,一个夹在腋下,一个用手拎着,另一个则被她一路吼着奋力冲向木棚屋里。”[3]188当棚屋的门被打开的时候,“两个男孩在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林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住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再做第二次尝试”。电影完全再现了书中所描写的场景,然而比小说更为震撼的是,电影所独具的视觉效果为我们刻画了一位目光坚定,用死亡换取自由的伟大母亲形象。影片中的学校老师在面对“发疯的塞丝”时流下了一行泪水,这点在小说中并没有写到。这行泪水可以如小说中所暗含的那样,学校老师的猎奴行动失败了,没什么东西可供其索取,他将失去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流下了遗憾的泪水。也许是塞丝在奴隶制的摧残下所表现的这种扭曲的母爱撼动了学校老师的人性本能,从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就像莫里森在书中所描绘的白人形象并不都是残忍的奴隶主,还有像在塞丝逃亡路上帮助塞丝生下丹芙的善良的白人女孩爱弥,影片不仅鞭笞了白人奴隶主的残酷冷血,还批判了在白人至上这种文化霸权的统治下的奴隶制度也使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异化。然而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即使被压制,却依然是存在的。影片中的这一细节似乎也在传达莫里森关于全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人性是善良的,不应该歧视黑人,同样也不能泯灭白人作为人的本能良知。

4.文化对抗在电影中的角逐

小说的成功与电影的失败形成强烈的对比。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认为,电影制作方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认为电影本身差强人意,因为这仅仅是针对黑人群体而拍摄的电影,并没有获得黑人观众的认可。[5]56-58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白人文化的霸权统治地位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难撼动的,这造成黑人群体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电影院体验或回忆这样的痛苦历史。对于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后代来说,他们没有亲身经历奴隶制度的伤害,无法感同身受地体验奴隶制度给黑人带来的伤害。此外,“在美国社会,白人统治者拥有话语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运用传媒手段扭曲黑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相信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他者,边缘人物。”[6]35因此,白人统治者建构了白人文化霸权,继续在精神上奴役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美国黑人后代。尽管黑人身体上的奴役获得了解放,但是却很难卸掉白人文化霸权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尤其在现代社会,文化的竞争力愈演愈烈。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在媒体领域占有话语权的意义远超出对影片本身的评价。文学如何从高雅的精英文化转变为更为人接受的大众文化也面临着挑战。而《宠儿》电影的改编正是非裔美国作家尝试将文学作品与视像媒体进行结合与延展的范例。通过视觉、听觉和视频语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对原著的升华,对主题的深化,更是黑人文化对白人文化霸权所发出的强有力的反抗之声,达到文字文本所不能企及的文学效果。

5.结语

《宠儿》作为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研究美国黑人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一直将重点放在文学文本的研究,其传播范围多存在于文学界,并未被大众所熟知。而改编的电影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美国奴隶制度的黑暗历史以视频的方式展现给广大观众。[7]71-72尽管票房差强人意,电影的知名度远远小于小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尽管美国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然而意识形态的枷锁一直是悬在美国黑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在白人文化霸权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的当今社会,回顾历史,弥补伤痛,进而修复创伤是美国黑人自我救赎的良方。另外,文学的精英文化地位不应该一直在高端,鲜为人知,而应该有更广的传播范围且受到来自大众文化形式的竞争与挑战,如何在“高端”的文学与“底端”的大众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以及电影制作所面临的挑战。《宠儿》这部电影的原著还原度,演员的表现力以及剧本本身的感染力无疑给文学作品到电影改编以深刻的启迪。

参考文献:

[1]ZhuRongjie.PainandHealing:AStudyofMaternalLoveinToniMorrison’sFictionfromaCulturalPerspective[M].Zhengzhou:HenanUniversityPress,2004.

[2]Morrison,Toni.Beloved[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6.

[3]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E.Bressler,Charles.LiteraryCriticism:AnIntroductiontoTheoryandPractice[M].TranslatedbyZhaoYongetal.Beijing: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2015.

[5]王润娟.电影《宠儿》:黑人文化的突围[J].电影文学,2015,(7).

[6]王丽丽.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尼•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文学作品范文篇10

一、曹操的散文创作

目前现存于世的曹操散文有150余篇,其中大部分散文的篇长只有200字左右,少数散文甚至不足100字。曹操的散文尽管短小,但很精悍,内容也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曹操面对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力促统一伟业的理想和战略。从内容上看,曹操散文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2]第一,革故鼎新的改革思想。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有名的乱世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的兴起与失败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同时也使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粮食匮乏,流民四起。为恢复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充实军粮,稳定军心民心,大权在握的曹操决定实行秦皇汉武时代的屯田政策,并大兴水利。在散文式的政令《置屯田令》中,曹操明确提出国之根本在于粮食充足、兵强马壮,屯田的初衷即是要增加粮食产量和存量,以养护一支强大的军队,用来消灭群雄、结束割据、实现天下一统。《置屯田令》颁布后不到5年,曹操治下的地域仓廪皆满。不仅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也有效解决了困扰军队已久的军粮问题,为曹操后来率兵四方征讨、统一黄河流域奠定了充实的物质基础。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曹操稳固社会秩序的很多思想也可以从他的散文中觅得踪迹。公元204年,曹操将袁绍的势力赶出冀州,遂《抑兼并令》,该敕令首先言辞激烈地批判了袁绍家族纵容豪强强占土地、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然后规定将过分集中的土地还给百姓耕作,并就租金数量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面对官场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曹操撰写了《整齐风俗令》,文中引用大量腐败导致亡国的案例,提出腐败乃先圣所不容的观点,阐明了革除腐败弊病、整肃官场风气的必要性和决心。曹操反对统治阶层的奢侈浪费之举,他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他的《内诫令》中有一段提到,他自己的衣被全都用过10年以上,如有破损均缝补后再用,极少换新。在曹操的影响下,曹魏从上至下都形成了勤俭之风。由此可见,曹操大量政论、政令形式的散文突出表现了他安邦治国之术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军事才能。第二,任人唯贤的用人理念。曹操出自宦官家族,从政伊始即被同僚上级所不齿,这也铸就了他弃儒道尊实力的从政风格。曹操非常清楚,要称雄天下,除了扫清那些所谓承儒家正统的世家官宦豪族阻碍之外,更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为此,他撰写和了《求贤令》,文中首先以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例阐发他求贤若渴的诉求,然后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用人准则。后来,他又撰写了《举贤勿拘品行令》阐发了用人如何权衡才能与德行的关系。文中用陈平定汉业等典故来支撑他所认同的一个观点,即很多时候才能与德行不能兼具,大多数整天将儒家道德挂于嘴边、出身门第高贵之人事实上缺乏经世致用之才;只要有真才实学,德行的有无都不影响任用和提拔。

曹操不仅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写进其人才战略的文章中,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这种主张。在多年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曹操凭借他的声望与地位,吸引和笼络了大批能人志士投入其麾下。围聚在曹操身边数以百计的天下文武才能之士,如建安七子、陈琳、蔡琰等,都深受曹操举荐任用之恩。在他们眼里,曹操知人善用、善待人才的眼光和气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司马光曾评价曹操时说道,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限制了腐败无能的世族官吏把持政令的权限,是曹操建立魏国基业并日渐辉煌的重要因素。曹操散文式表书中,也有一些举荐贤能的文章,如《表论田畴功》《请封荀攸表》《请增封荀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等。这些文章内容文字没有对他所举荐之人的浮夸虚辞,而是以事实为基础,陈述他们的优缺点及其对汉室国家的可用之处。曹操给汉献帝上表荐贤的散文表现了他赏罚分明、不贪恋他人功劳的坦荡胸襟,因而深得人心。第三,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忧国忧民之心。在《对酒》一文中,曹操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尽显,他理想中的太平世界是:官吏因社会秩序井然而无案可断;农民耕作三年即可收获九年可用之粮;王室贵族爱戴百姓;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整个社会都是一副其乐融融的安定景象。尽管理想远大,曹操也深知现实的残酷。公元202年,曹操在河南一带驻军时撰写和了《军谯令》,文中哀叹常年战乱给百姓造成难以平复的伤害和灾难。后来他又了《存恤吏士家室令》,规定因战乱而失去家人的老幼孤独者,地方政府要予以抚恤安顿。这些散文式政令体现了曹操的忧民爱民之心。总之,曹操的散文内容与他卓有建树的文治武功是非常契合的。在著文形式上,曹操摆脱了汉代辞赋骈偶化影响的束缚,不拘泥于固定格式,用朴素、简洁、有力的文笔自由抒写心中情志和思想见解,颇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言辞无忌之风。因此,曹操的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一改汉代散文铺叙繁缛的乏味之调,而极具清峻、通脱的特色,文章短小但文意清晰,遣词朴实但富有情理,充分展现了曹操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才华。被鲁迅先生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二、曹操的诗歌创作

曹操流传于世的20多首诗歌继承了以写实为主的汉乐府民歌的基调,大多用四言诗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极具苍劲雄浑、慷慨悲凉的特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4]曹操的诗歌虽以汉乐府民歌为基调,但并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发扬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髓,用创新式的文字内容表现现实情景、反映作者思绪。例如挽歌《薤露行》的起始句“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开宗明义地指出汉室衰落的根源在于用人不察、奸人当道。后叙“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直指国贼董卓犯上作乱,理应檄文征讨。再有“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一句真实描绘了国乱民哀的残酷景象。全诗收尾时的“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一句表现了作者曹操忧国之动荡、忧民之境遇的感伤情怀。该诗情景交融,以写实寄托哀伤,从描绘残酷现实升华至抒发救国救民的壮阔胸襟。另一首挽歌《蒿里行》是曹操在旧题的基础上所作的一首新诗。《蒿里行》用一句“关东有义士,兴兵伐群凶”概述了汉献帝时期关东州郡兴兵讨伐国贼董卓的历史背景。后叙“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表述了群雄各自为战、未形成合力,从而多次贻误战机的实情。再有“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等句揭示袁绍、袁术等各路军阀不仅没有精诚团结,反而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祸害百姓的灾难景象。最后一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充分流露了作者曹操悲悯百姓之情。《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曹操借乐府民歌里的旧事重新谱写新的诗歌内容、并在诗尾抒发悲叹之感的经典佳作。除了诗歌的文学意义之外,《薤露行》和《蒿里行》中所反映的史实也是后世研究东汉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