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著作范文10篇

文学著作范文篇1

一、三个中译本的特点

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译本的特点尤炳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并在日占区长期从事文艺活动，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极强的日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翻译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译《我是猫》，虽然他们的分工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应该说这次翻译在文字的准确和忠实原文意旨方面是几个译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达”。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们的翻译在细节之处就略显粗糙。比如《我是猫》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译为“我是只猫。要说名字嘛，至今没有”②。虽然在意思上很准确，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原著中猫的自傲与自卑交加的心理状态。

2.于雷老师的中译本特点于雷老师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务，后来又与人合作发表过文章和小说。所以，于雷老师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说，于老师是带着很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于老师的翻译非常注意语言的修饰，整体感觉简单明快，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译本。但是于老师在翻译时为了使得节奏的顺畅，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词汇，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依然以第一句为例，于老师翻译为“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③，虽然使用了“咱家”显示出了猫的玩世不恭和诙谐的特点，但在此后的翻译中此类文言词被频频使用，造成普通阅读者的理解障碍。

3.刘振瀛老师中译本的特点刘振瀛老师早在1935年就东渡日本留学，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学，归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学府任教，1957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和评论工作。可以这么说，刘振瀛老师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翻译家。刘老师对于翻译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简单地做到“信、达”，而应该研究翻译作品所属的国家的文学样式，比如像翻译《我是猫》，就应该了解日本俳句的艺术，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日本语言之美。刘振瀛老师的中译本是在学术范围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但是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在用词上过于直白，失去了语言应有的魅力。我们依然以《我是猫》第一句的翻译为例，刘振瀛老师译为“我是猫。名字还没有”④。这种翻译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失去了兴趣。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我们无法评以高下优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独特的考虑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时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下将从历史角度解读《我是猫》中的误读现象。

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

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状态，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所以人类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消解这种历史性，而是努力地去适应它。同时，伽达默尔还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⑤，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适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在解读任何作品时，都带着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信仰与期望，当然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本身就是一种再解读，所以不可避免地也要带着他们时代的信仰与期望。解读就是作品所拥有的过去视域和解读者的现代视域的叠加。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部作品的最终意义绝不是写作者的初衷，而只能是两种不同时代冲撞的结果，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⑥。在他眼中，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意义永远是没有终结的，他的这种论断给我们分析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可以以刘振瀛老师为例看一下这种误读的方式。刘振瀛老师翻译《我是猫》虽然是1994年，但是他早在1958年就关注这个作品，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刘振瀛老师1958年曾经写过关于《我是猫》的长篇评论，其中提到，“……这就使得他（指夏目漱石，笔者注）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感到无限的愤慨，从而用他的一支讽刺的笔向现实挑战……”⑦，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而这种解读的方式明显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人民色彩”的影响，但是夏目漱石并没有那种自觉的反社会、反阶级的意识，只是一个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家所说的“文明批评”者。刘振瀛老师老师的评论方式可以明显看出受到那个时代“阶级划分法”的影响，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误读。1994年刘振瀛老师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作品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试图从文本本身出发，分析作品的滑稽幽默、机制讽刺的美学特征。如他曾经写道：“……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⑧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已经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从政治观点转移到了文本自身的赏析之上了。

三、同一时代不同译者的误读

文学著作范文篇2

民间文学艺术是由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某一群体，在集体劳动中创作产生的反应该群体特定的品质、风俗或喜好，并经过世代相传不断创新发展的智慧成果。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体现出民间文学艺术四个特征：一、群体性。民间文学艺术是某一群体在其共同的社会生活或者劳动中创作产生的，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得到群体的共同认可，而普遍流传。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是群体的智慧，反应的是群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潮流，即使经过长久的流传，它始终体现的都是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群体的智慧。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时代变异性。民间文学艺术在时展中，不管经过哪个时代，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喜好，添入新的元素，这样使民间文学艺术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变化，不断有新的起点。正如米哈依!菲彻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描述“民间文学艺术是真正活生生的并且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的传统东西，而不是过去的记忆”三、地域性。每种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都联系着某个或某几个相邻的区域，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不同，即使主题一样，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不同地区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审美观念。四、传承性，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性一方面体现的是民间文学艺术经过上千年的流传被人知晓；另一方面体现在民间文学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很多文化沉积了下来，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

二、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1、公约和立法层面

早在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修订了著作权法，制定了《突尼斯著作权示范法》。之后，在1982年，两组织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损害性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除国际组织外，英国、突尼斯、阿拉伯等国家也同样在版权法中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而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起步较晚。1984年，文化部颁布了《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这是最早运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内立法。条例中保护了民间文学艺术整理者的著作权，同时要求整理者必须注明素材的提供者，并对提供民间文学艺术素材的作者的权利也给予相应的保护。此外，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2001年《著作权法》重新修订中，该条规定仍被保留。

2、实践层面

国际上较早的使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特别对那些民族文化传承较长、土著文化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无论在立法层面或是在实践中都非常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甚至是成立一些协会，通过规章制度来民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品质，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在实践中出现使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案例，例如白秀娥案、《十送红军》著作权纠纷案、黄自修诉南宁市艺术剧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等，但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民间文学艺术案件时，仍遇到了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传承几千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智力水平、文化水平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这样在现代经济利益膨胀的社会，原创和创新区分就显得尤为突出。二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每次继承和发扬都是在先辈们努力的基础上，而每当新的元素加入后，创新作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不经意的将先辈们的努力也加入了自己的保护范围。三是，民间文学作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创作者都可以对其进行改进或者创新，对于同源作品很难区分创作者的先后顺序。

三、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存在的问题

尽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客体与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决定着在利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应该注意著作权保护中的不足。权利主体问题。《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作品的作者是确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来说非常不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传承中，无数的先辈们对其进行了多次创新，使其成为某一地区或者某个民族的作品，它鲜明的反应着地方的或者民族的特色。因此很难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确定一个明确的作者。保护期限问题。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作品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终身及其死后五十年，这样的规定既保护了作者利益同时也平衡了社会公众利益，促进新作品的创新和发展。但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是谁很难确定；二是，同一源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流传中不断创新，那么五十年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传承人和保有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发展依赖于传承人，没有传承人的延续和创新，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举步维艰。一般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是由一定的群体保有，保有人也是传承人。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是仅靠保有就可以，在保有人中有优秀的保有人也有普通的保有人。优秀的保有人，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见闻，改进或者创新民间文学艺术，而普通的保有人，他们仅是根据自己的记忆传播民间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优秀保有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消费热情的降低。体育经济不同于一般的实物买卖经济，它主要以体育项目、体育产品、体育娱乐为销售对象，这就意味着对于体育经济的安全系数要求要更高。缺乏专业建设队伍：随着体育运动项目的不断增加，一些新兴的体育项目在体育经济市场上享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许多商家也纷纷推出相应的项目，例如蹦极、索道、滑水等，这些项目具有刺激性和动感性，同时也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像乒乓球、网球、健美操等对技术要求较高的项目，越野、漂流、登山、攀岩等安全性要求较高的项目，如有专人指导组织，就能提高消费者的技术水平，使其相信自身安全得到保障，消费人数一定会大大增加。

四、我国假日体育经济的发展策略

体育经济的发展，在现如今以及不久后的将来都将成为支撑我国假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应针对于当前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困境，针对性的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以此来促进我国假日体育经济在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具体可实行的措施有下面几个方面：

1、提升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的信赖

推广体育消费意识与产品质量提升是两个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方面，事实上，证实通过产品质量的优化这一硬性指标来深化体育消费在人们心中的效益和价值。换句话说，想要扩大体育经济的市场，就必须让消费者认同体育消费这一行为，积极的宣传和推广体育消费的功能和价值，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这一消费理念，如此才能真正的推广体育经济，为体育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2、深化文化内涵，增加参与价值

消费者选择假日体育经济的前提就是这是一种非必须性的消费，它的主要价值是娱乐、休闲、放松。这就意味着，单独的体育项目或者活动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它必须具有更多的附加价值。与此同时体育经济是一个扩大而又分散的市场，要想在分散的环境下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打造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消费具有高额的附加价值，通过这种消费优势来吸引更多的客户群体。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就是这些附加价值的基础，提升体育消费的文化内涵，就是对体育消费进行一个合理的文化定位，具有高雅性和独特的品味是体育消费挖掘高端客户市场的必然途径。

3、促进产业交叉，实现共进共赢

假日体育经济的发展，除了重视自身的发展和行业素质的提升以外，必须要重视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特别是我们应当意识到，之所以能够产生假日体育经济，与其他假日经济类型的推动和帮助密切相关,所以借助其他产业的发展动力来加速体育经济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明智之举。特别是旅游业、餐饮业、酒店业等的协同发展,能够为体育经济创造更好的配套环境和配套条件。

文学著作范文篇3

在《论文学作品》中，英伽登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这一思想和现象学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复合的、分层次的客体，文学作品的存在取决于作者和接受者的意向行为，但又不等同于这些行为，因为它也有自己的实体基础。在书中，英伽登主要研究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即体验文学作品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认识仅仅是读者与文学作品交流的方式之一。他从本体论入手，于该书第一章，首先界定了他要研究的文学作品的范围及存在方式。从范围上，他选取了各式各样的作品，甚至一些令人怀疑是否为“文学作品”的著作如科学著作，都一一纳入其研究对象范围。他说:“我们并不认为只有文学价值或文学价值高的作品才算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所包括的范围弄得这么狭窄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一部作品有价值，特别是有文学价值是什么意思，但要说没有‘坏的’，毫无价值的作品也不对。我要说的是一种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的基本结构，而不管它们有没有价值。”［1］29英伽登巧妙地避开了文学作品价值的束缚，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谈起，扩大了其文学作品的研究范围。接着，他又将一些暂时无法讨论，具有特殊性，或不需要立马讨论的问题一一排除，将文艺作品的存在界定为意向性客体，由此，他规范了即将讨论的文学作品的范围和概念。紧接着在该作品的第二章，他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学作品的四层次理论。他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依照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直探文学作品的本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他说:“首先让我们勾画一下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确定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本质的主要特征。文学作品基本构建的主要特征之一表现在它是由几个不同类征的层次构成的造体。”［1］48由此，他独创性地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四层次理论，同时他也补充说明，每个层次在一部文学作品的整体中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现，并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并将自身某种特殊的东西赋予整体的总性质，且不破坏整体的统一，由此也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质，也构成了整个作品中的复调基础和统一的价值质。英伽登通过《论文学作品》明确地阐发了他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独到理解，即文学作品是一个复合多层次的纯粹意向性客体。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英伽登对这一认识进行了解释与补充:“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构成(apurelyintentionalformation)，它存在的根源是作家意识的创造活动，它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以书面形式记录的本文或通过其他可能的物理复制手段(例如录音磁带)。由于它的语言具有双重层次，它既是主体间际可接近的又是可以复制的，所以作品成为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anintersubjectiveintentionalobject)，同一个读者社会相联系。这样它就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超越了所有的意识经验，既包括作家的也包括读者的。”［3］12紧接着，英伽登又提出了另一思想。他从认识论入手，结合其“不定点”理论。他认为文艺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强调审美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最后在《论文学作品》的第十三、十四、十五章三章中，他从审美价值论方面，提出了其艺术价值结构系统理论。他提出在文学的各个层次中都会形成各自的价值质，它们合起来后产生了复调和声。这种复调和声与第十章提及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而上学质一起，最终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他说:“不管是每一层次，还是由他们组成的整体，都会在各种不同的审美价值质中显现出来———自然是面对读者相应的态度。它们互相配合，形成了复调和声，这就是作品最终价值所在。”［1］348由此不难发现，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理论分跨本体论、认识论、审美价值论三方面，他独创地将三者融合在一起，使得其理论在研究的宽度和深度方面具有延伸性，在认识论上充满了辩证法的特点，而在价值论方面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这是其理论的特色之所在。他的理论思想具有一种思辨形而上学、现象学和波兰分析传统结合的特色，从而导致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理论极具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现象学美学思想贯彻在其文学作品理论之中

在哲学领域中，一般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大块，而作为哲学的一种，美学也相应地分为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学、价值论美学。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思想首次横跨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方面，完美地构建了其独特的美学体系，并将其贯彻在其文学作品理论之中。在《论文学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这两本书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秉承着现象学原则，他从认识论和本体论入手讨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讨论语音造体、意义造体、再现客体、图示观相的具体结构，通过总结归纳文学作品各层次造体的认识结论，讨论文学作品各认识结论的价值问题，他确定了每种认识所提供的基本价值:“我们已经断定，文学审美对象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构成的。它是在诸阶段的延续中构成的，或者包括许多审美对象，所以它们必须结合起来以便构成整体的总体价值……审美价值在这种价值性质中找到了它们的和谐和结局。”［2］414然后他分析列举了出现审美价值的各种条件，他又说到:“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具体化的认识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发现审美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其中出现了什么价值。但这并不是这种认识的主要任务，它基本上只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真正任务的一个经验上的准备。”［2］416最后，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在论述其文学作品理论时，他不断地切换角度，时而从本体论谈起，时而转战认识论，时而又立足于价值论，将三种体例融为一体，逻辑清晰流畅地一步步抽丝剥茧，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谈起直至最后论证得出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二)不区分文学作品的好坏，单纯地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

传统文学理论擅于给许多作品定义好坏，例如托马斯的经院学派就认为，事物之所以美，在于其完整或完美，认为凡是残缺的东西都是丑的，认为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如果这样，《红楼梦》只有前六十回，后四十回是后人补写，它是残缺的，难道它是丑的?红楼梦描述了四大家族悲欢离合，让人读罢心有凄凄焉，没有使人感受到愉悦，那么它就是不美的么?事实证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英伽登深谙传统美学的弊端，他不仅在开篇没有重走许多文学理论书籍的旧路，质询“文学的本质”或“文学是什么”，而是更为细化更为睿智地提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这一概念，他所疑问的是文学作品的本质而非文学的本质。进而他提出不区分文学作品的好坏，单纯地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这不仅避免他的理论落入传统美学的窠臼，同时，由于将科学著作纳入了讨论分析的范围，扩大了讨论研究的范围，由此也更具说服力，因为“就像它们说到底也有文学作品的本质”［1］30。又因为分析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即文学作品的本质，从本体论入手，为论证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区分与实在客体、观念客体夯实了理论基础。

(三)坚持意向性理论，反对心理主义

英伽登同他的导师胡塞尔一样，坚决抵制将心理主义引入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他这样说道:“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我们在读书时体验的具体的心理内容和作者早已消逝的体验是相同的……要把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一大堆心理体验等同起来的尝试，都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作品从被创作出来开始存在的那个时候起，作者的体验就不复存在了。”［1］33－34不仅如此，在后面的分析中，他还用图示观相层次和具体化进一步嘲笑了将心理主义引入对文学作品的体验。然而静下心来思考，要反驳作品是作者、读者的心理体验又是何其困难。我们经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倘若驳斥心理主义的荒谬，那么又怎样解释这句话?英伽登认为倘若每人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验，那么就会产生无数新的作品，而这是无比荒谬的。

(四)反对作品是观念客体，也反对其实实在客体，认为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

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他在《论文学作品》中这样阐释:“一个客体如果是直接或间接由意识行动或者由许多这样的内在的意向性的驱使所采取的行动创造的，那它就是纯意向性的。”［1］143文学作品在其看来不仅是意向性客体，更是“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object)。为了解释这一观点，他甚至搬出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世界上我们能够感知的一切都是意向性客体。文学作品也同样如此，他通过分析语词造体、语句造体和意义造体，认为语词造体、语句造体和意义造体是纯意向的构造物。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的语词，语句乃至字里行间的意义都是作者在创作时生成的，是一种作者的意向行为，同时，但一部作品完成后，作者就与其脱离了关系，当作者再次去面对这部作品时，作者已变身成为读者，当读者阅读作品时，对于语词、语句、意义的理解或是重构，这样的行为也是意向的。因此，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英伽登之所以如此强调，甚至不惜大篇幅地举例分析语词造体、语句造体、意义造体的内部结构来阐释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是因为他非常反对传统美学观点:认为作品是观念客体或者是实在客体。对于此，他狡黠地嘲笑了传统二分法，他说:“把所有的客体都分为实在的和观念的大概是一个最普遍的和最完整的分法。”［1］30倘若将文学作品归为实在客体，按照英伽登的观点:实在客体是独立存在的东西或物质。它们的存在不决定于对它们有什么认识的行动。即我们熟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就是文学作品不会因为无人阅读而消失，那么依据现象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存在不仅依赖于作者，而且依赖于读者，如果一部作品没有读者，那么它就没有所谓的“存在感”，没有了存在感，又何谈实在呢?况且，英伽登说从作品的结构上鲜明地说道:“由语句构建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实在的。”［1］31那么文学作品是观念客体?在这点上，英伽登认为由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造体使得文学作品类同于观念客体，但绝不是观念客体。

文学著作范文篇4

所谓体育精神，主要是指体育运动中所蕴涵的，能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巨大启迪和影响作用的文化内涵。体育精神是有价值的思想意识和作风，一般而言，体育精神主要体现了参与者对体育运动的无比热爱，并愿意为体育付出艰辛的努力，运动员愿意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与运动技能。体育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参与者在比赛中获得胜利的极度渴望。在实现自己目标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运动员愿意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智力，挖掘自己的潜能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在体育精神的引导下，运动员或者参与者在与对手对抗的过程中，认真分析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并能够在实际比赛中使用正确的策略战胜对手。同时，体育精神实现了顾拜旦先生复兴奥运会的根本宗旨，通过体育竞赛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归，而是在赛场勇敢的战斗，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惧怕生命中的任何敌人，任何坎坷、任何困难、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有面对所有困难和战胜所有对手的信心和勇气，并且把这种精神付诸于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力。在人类文明日渐发展的现代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多数人都没有太多的机会感受到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人们与大自然竞争图存的斗争更像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仅仅是剩下被考古和怀旧的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永远都是不可能回避那些残酷的竞争和生存的压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忘记昨天生活中的苦难，今天也不做充分的准备，那么我们明天就失去了竞争的资格，那么，将会永远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生存与竞争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二者共同维系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如果人类没有了竞争的对手，那么人类也就会丧失竞争意识，最终失去生存的条件和生存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自身应该在竞争中寻求发展、寻找生机。我们应该根据哲学中“事物是呈螺旋上升”的理论，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在这些情况下，竞技体育成为最能体现人类的竞争意识与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最接近人类生存本质的运动方式。竞技体育慢慢发展成为人类展示自身能力，并与对手一决高下的最佳舞台。总之，体育精神是人类面对挑战和困难，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精神。

二、体育精神与文学

在体育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与体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科技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体育文学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我们阅读体育文学，不仅仅能从文字上获取某些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到体育运动和运动员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揭示了运动员成为光彩照人的世界冠军背后的艰辛和泪水。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还能体会到那些在赛场上发生的我们一直都不会明白的事实。但是，尤为重要的是，以文学的形式，它向我们展示着每项体育运动中的一种宝贵的体育运动精神，即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面对困难应具有拼搏竞争、团结合作和努力奋斗的精神，这些精神对于推动人类的发展尤为重要。在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体育精神为文学尤其是体育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文学的发展也对体育精神的宣扬和传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体育精神在文学著作中的作用分析

(一)文学著作中所展现的体育精神

在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今天，体育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体育领域，而是渗透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对文化和社会带来诸多影响。体育文学著作是把文学作品通过各种体育活动进行表现，它不仅能够体现出体育运动中的艺术魅力以及文化内涵，还能将其所表现的健康观念、生命意义以及审美艺术和体育精神相互融为一体。类似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但可以反映体育活动以及体育人物，丰富文学的创作素材和范围，更能够传播和发展体育健儿和体育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积极拼搏的体育精神。反映体育事件和体育人物的文学作品不单纯包括报告纪实这类文学，还包括各种体育电影的文学。然而，不管是以何种的文学形式，都表现出了多样化的体育精神。同时，体育精神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艰辛过程的力量来源和动力支持。对于那些在体育场上奋发拼搏的体育健儿们来说，都会令人为之热血沸腾。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都希望为国家而战，希望在体育竞赛中为国争光。这种属于体育运动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经常被运用于文学作品中体现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形成的冠军文学。从这期间的文学作品来看，作品的内容和目的都主要呈现那些为国争光的教练和运动员的形象，尽管这部分作品都呈模式化，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充满着奋力拼搏和为国争光的热情和斗志。例如，在《中国姑娘》这一作品中，作者不只是注意到中国女排的足迹，也记录了她们艰辛的训练生活，遇到困难挫折时的惆怅和取得胜利时刻的喜悦;更重要的是，这一作品中展现的是我国女排姑娘们对人民和祖国的热爱，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们才能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坚持了奋斗下去。

(二)文学作品中展现着体育运动中顽强拼搏的精神

在体育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最不能丢失的就是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无所畏惧，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要在坚持中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体育文学作品，不管主人公的信仰如何，他们在体育竞赛和生活中都拥有着超越一切的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在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把体育精神和体育运动坚持到底。在《中国姑娘》这篇文学作品中，就描述了中国女排球运动员陈招娣尽管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疼痛，但是在训练中仍然是非常刻苦，并没有因为受伤而间断比赛。在这个坚强的中国姑娘的运动训练中，她曾经脚腕受伤，虽然身体非常疼痛，但是她仍然刻苦训练。例如，从寝室到训练场地，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而且是才下过雪，但是她拄着拐杖十分困难地往前行，到达训练场地的时候，拿拐杖的手上起了许多紫红色的血泡。还有，她不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依旧不放弃努力着，即使腰上的伤非常严重，她也不愿意放弃打球，就这样一边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一边以巨大的毅力坚持锻炼，参加比赛，以其顽强拼搏的精神，取得了好成绩，为祖国赢得荣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弘扬了我国女排姑娘那种面对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这种不畏挫折的体育精神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给了给社会大众，展现在我们面前，使这种体育精神在整个社会中都能得到宣扬和发展。

(三)体育精神是文学的支撑

当体育精神融入文学作品中，使文章变得更具可读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体会到体育精神，文章变得有血有肉，体育精神便成为文学作品的支撑。

1．体育精神推动文学的发展。人类通过在体育运动上不断超越极限，挑战自我，正是人类生命能够生生不息和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体育精神往往与人们的生活同步，与时展同步，现代社会的这种体育热潮毫无疑问推进了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同时，现代文学作品为了契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为了与人民群众强烈的理想和情感息息相通，都自然而然地把体育精神融入文学作品中。例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我国作家严文井、冰心、臧克家、朱子奇、天剑、苏叔阳等著名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等曾经为《体育报》撰写文章或者诗歌，对中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的优异战绩进行赞扬。例如1984年冰心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一篇《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总之，体育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2．体育精神是文学作品的精神支撑。体育运动并非是一种残酷的人类竞赛，而是人类为了展示自己实力并挑战自己身体极限的一种心理需求的表现，体现出一种勇往直前的竞争精神。同时，体育精神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更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在潜意识中督促运动员奋发图强，无限发挥着自己的潜能，争取进一步的超越。当作家将体育精神充分融入文字中，所形成的文学作品将以这种体育精神作为依托，使文学作品更加深沉，富有内涵。因此，蕴涵体育精神的文学作品不但能拓宽读者的视野，更能激励读者在生活中坚持这种体育精神。很多文学作品以传记的形式和对运动员奋斗的描写，把体育精神和奥运精神在社会中发扬光大，使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体育运动员的生活，看到光环背后的辛酸，从而激发人们拼搏奋进、积极进取。

文学著作范文篇5

一、《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影响之核心因素———春秋义法

在具体探讨宋代《春秋》学对文学的渗透之前，有必要对宋前的《春秋》学概况略加梳理。其实，《春秋》学从先秦两汉至宋的历程是曲折反复的。《春秋》学从一般史书名“春秋”演变为“春秋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从“春秋”到《春秋》———通名化为专名“春秋”一开始只是先秦各国的历史史书名称，并不特指鲁国国史，“也许是由于鲁史为儒家所研习，随着儒家势力的张大，‘春秋’也就逐渐成了鲁史的专名”［1］。

（二）从《春秋》到《春秋》经———鲁史升为儒经在西汉贾谊《新书》的《六术》篇中明确地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典籍称为“六艺”（即“六经”）。至此经过孔子整理过的鲁史《春秋》变成了《春秋》经。

（三）从《春秋》经到《春秋》传———一经衍为三传传是对经的解释。三传分别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四）从“春秋”传到“春秋”学———传注蔚为“显学”对《春秋》的阐发，对三传的研究，都成了《春秋》学者的重要使命。宋代的《春秋》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尊王攘夷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节耳”［2］，此外，宋代《春秋》学还具有“会通经传的主体意识”、“直寻大意的解经方式”、“偏重义理的哲学侵向”等基本特点［3］，尹洙之《春秋》学当然也包括其中，这些基本特点都会对宋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春秋》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仍是《春秋》义法，可以这么说《春秋》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指《春秋》义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即使在孔子以前，《春秋》作为单纯的史册，它也是有义的。这种义就表现为史官记事的方法、原则及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深层价值观念。”［1］后来孔子对《春秋》以私人的身份进行了改编，就不是以史家求真为目的了，而是以劝善惩恶的求善为目的了，加进了自己的新义。孔子门人又对孔子的新义进行阐述叠加，经义越积越多。实际上，孔子和门人对《春秋》之义的解释、发挥就是最初的《春秋》学。由此可见《春秋》学重“义”的特点。钱钟书曾经说过：“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书法’，自史而推及于文。”［4］《春秋》学对文学之影响体现在诗学理论方面对《春秋》义法的涵化，也表现于叙事文学作品对《春秋》义法的运用以及文论家对此的总结。而真正广泛运用《春秋》义法于文学领域，从史传到撰制、诗文著述到小说创作，那是两宋时期。尹洙涵化《春秋》义法修史撰文（主要指散文创作），是宋代文学领域师法《春秋》尤为显著者。

《春秋》义法又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春秋》义例、《春秋》书例，它是孔子在整理鲁史而成《春秋》时编撰方法、思想原则和笔削法度的总称。《春秋》义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之《春秋》义法是不断被丰富和阐释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断地有新的含义被吸收进去，是个开放性的概念。狭义内涵指孔子整理《春秋》最根本的编撰原则、思想原则和修辞原则，这些原则是《春秋》义法的核心内涵，这种核心内涵又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主要是指“属辞笔事而不乱”的编撰原则，包括了材料取舍上的“先内后外、录大略小”和“常事不书、有变乃志”和材料编排上的“统一时间概念”和“严密时间关联”；深层结构主指“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和“直笔”与“曲笔”的修辞原则［5］。而思想原则和修辞原则合起来构成了《春秋》义法的核心和精髓，即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前四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作为精通《春秋》的学者，尹洙涵化《春秋》大义以立身行事，进而发展为运用《春秋》笔法以修史撰文。尹洙熔铸《春秋》义法修撰史书既加深了他对《春秋》义法的体认，也锤炼了运用此法的技能，为他运用此法以撰文，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二、《春秋》义法在尹洙古文创作中的表征

上述《春秋》义法可以概括为三部分：基本内涵（春秋五例）；外延（经法，史法，文法）；本质特征（尚简用晦）。《春秋》“五例”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经法、史法与文法是“春秋笔法”的外延：经法意在惩恶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意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意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尚简用晦是“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是《春秋》对“诗三百”比兴寄托手法的借用和发挥，意在追求“一字定褒贬”的美刺效果［6］。“春秋笔法”之外延———经法、史法、文法，三者既相互融通，又各自相对独立。所谓经法，即惩恶劝善之思想原则与法度，史法是沟通古今的思想原则与法度，文法自然是属辞比事的文章笔法与修辞手法。其中外延是附属在《春秋》义法基本内涵上的，而“尚简用晦”的本质特征又贯穿于前二者中。故三者在尹洙文学作品集《河南集》中的表征即为“春秋五例”的表征。《春秋》义法基本内涵（春秋五例）对尹洙古文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尹洙散文创作“简而有法”的艺术特色上。欧阳修在《尹师鲁墓志铭》中曾说：“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7］又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云：“述其文，则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

（一）尹洙古文之“简”

“简而有法”之“简”包括了《春秋》五义中之“微而显”“志而晦”。“微而显”指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即用词不多而含义明显的书例）。“志而晦”是指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即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是也。）可见《春秋》义法的本质“尚简用晦”为此中应有之意。此两者同中有异：同者措辞之简约也；异，褒贬之显隐也。当然尹洙之文最多的用法还是“微而显”。1．“微而显”。尹洙之文总是篇幅结构简短，语言简洁质朴而直接地表达主旨。此也是“春秋”义法的文法外延的体现。如果说经法乃惩恶劝善、经邦济世之原则和法度，那么文法乃是昭示经法、史法这些原则、法度的修辞载体。也就是说，经法、史法所蕴含的深刻义理是通过文法的修辞形式来实现的。尹洙采用了简洁严谨的语言手段和简短的篇幅来表达劝善惩恶的目的。尹洙古文结集在《河南集》中，其中有“论”18篇，“记”12篇，“赠序”10篇，“书启”55篇，“行状碑志”34篇，“祭文”2篇，“表状奏议”59篇，共190篇。除了《岳州学记》及景佑、庆历年间的几篇策论奏议较长外，其余古文很少有超过500字的。语言朴直简古却主旨明显。如其作《审断》，全文仅187个字，用着极简古朴直的语词来论证“审”与“断”的关系。紧贴“审”与“断”的关系来谈，最终回归到为人虽然很难做到“圣”，“暴”也可以不为，但是“昏”与“明”则可以通过审断识别作为借鉴的主旨上。2．“志而晦”是指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即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是也）。在尹文中主要表现为“文简意深”。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中提到“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7］。可见在欧阳修眼中尹师鲁之文是“文简而意深”的。的确在《河南集》中尹洙好多篇幅都是言约意厚，言简意深的。例如《题祥符县尉厅壁》短篇所表达的意蕴是很深厚的，即对于一个小小权力还未能“尽其官之所掌”的县尉却能做出“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复知有赤县”如此政绩，不得不令人反思此背后的意蕴。

（二）尹洙古文之“法”

“法”，指章法———婉而成章，尽而不纡，及劝善惩恶的终极意义。

1．“婉而成章”，杜预解释为“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但后来该义例由经法渗透到文法时，侧重点已由‘屈曲辟讳’之法流衍为‘婉曲行文’之法［5］。历来评论家评论尹洙之文只强调其文古直劲峭，直抒胸臆的章法，而对其“纡徐婉曲”的章法很少提及。事实上在《河南集》中的确存在着这类作品。如《张氏会隐园记》，全文217字，将记叙、议论、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堪称一篇情景交融、夹叙夹议的美文。由于作者感触颇深，全文竟用了15个“者”、“也”、“哉”、“乎”这样的语气词，极尽纡徐委备，往复百折，容与闲逸之美，真乃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先声，可谓深得《春秋》婉而成章之法。再如《志古堂记》，名为记堂，记堂不过20余字，其余300字皆是议论，可谓挥霍之极。采用了对比议论手法，层层分析，步步推进，条分缕析，而又娓娓道来，不紧不慢，一步步把主题推向高潮，使议论走向深刻，最后得出“笃守古道”的结论，这种风格其实开启了欧阳修那种“纡徐委曲”的“六一风神”。当然这种笔法在尹文中并不多见，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欧阳修才蔚为大观。

2．“尽而不纡”意为“直书其事，具文见意”，“尽其事实，无所纡曲”，要求书者客观地把事实记载下来。例如尹洙的论兵之文中善于引用史实作为论据希冀对北宋客观现实有所裨益。以古论今，好作古今比较论，是宋代古文家论政之文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尹洙“博学有深度，尤深于春秋”（《宋史•尹洙传》），为文大有史法，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即曾约他分撰。由于他熟知历史，学养深厚，所以作文常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这也体现了“春秋”义法之“沟通古今的思想原则与法度，故求其真”的史学外延。在《叙燕》中论点为分兵戍边则国本益固。开篇曰：“战国势，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引用汉唐史实，说明赵、魏足以制燕，契丹虽得燕而不足患。又引用苻坚淝水之战、哥舒翰潼关之败的历史事实来说明“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的弊害；再用战国时六国虽师败于秦，然“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来进一步说明分兵备御之利；复以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的史实，告诫北宋谋国者千万不要“袭新造之势，徼幸与一战”。反复地征引客观历史事实来论证北宋需要分兵备御的现实。尹沫在《进贞观十二事表》中曾说：“圣人鉴治乱莫如前代，然于世易考、于事易通，则莫若世数之相近者。故《周书•无逸》历陈商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不及虞夏。臣以为方今宪法前古，宜在有唐；唐治之盛者，在于太宗。旧史具存，烂然可述。”他还曾上表，乞求仁宗延访大臣，讲求唐代开元、天宝以前用兵故事，从中借鉴对付西戎的策略。因此，在他的论兵之文中，他是有意识经常征引唐代的史实来论证其文的。

3．“惩恶而劝善”。“惩恶而劝善”杜预解释为“指善名必书，恶名不灭”，以期达到惩劝之作用。李建军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中曾将春秋五例分为两种：载笔之法和载笔之义。认为“《春秋》或直书、或制例的直笔，或婉辞、或变书的曲笔，这些都是载笔之法，《春秋》运用这些‘法’，目的还是为了表达‘义’”。即前面的四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都是为了表达“惩恶而劝善”之义。此也体现了“春秋”义法惩恶劝善之思想原则与法度，故求其善的经学外延。钱钟书认为《春秋》五例前四例是载笔之体，这一例是载笔之用［8］，揭示了春秋价值在经世致用，也即结合不同时代特色的“劝善惩恶”。历来对于《春秋》大义阐释不一，《左传》阐发崇礼思想，《公羊传》接橥大一统、尊王攘夷思想，《谷梁传》诠释民本思想等等，都认为其所阐的思想就是《春秋》大义。学者们都是见仁见智地阐发《春秋》之义的，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春秋》价值。而在尹洙《河南集》中也有着自己的《春秋》大义，尽管《春秋》大义各时代都有新的含义，但是都以“惩恶劝善”为指归。尹洙的古文尤其是论兵之文、议政之文中也都具有经世致用特点的惩恶劝善之义：或为垂示劝戒，或为救时行道。垂示劝戒之文，如《审断》其云：“圣或所不能，暴或所不为，若昏与明，后世其鉴哉！”其对统治者的劝戒之意明显至极。再如《巩县孔子庙记》记了河南巩县建孔子庙之事，先赞扬“今朝廷向儒术，”再赞“西都建学官，聚生员，为郡国倡始”，最后对李君的重建巩县孔庙“尊先圣以励学者”表示“其贤而法哉”的赞美。尹洙是从天子到郡国到府县到李君一路褒奖过来的，将自己对朝廷上下兴学重教的称杨表露无遗，目的皆在垂示典范而劝善。

救时行道之文如论兵文也很有特色。尹洙论兵之文不同于泛泛的书生之论，述战守备，详明切实，尽当时实情利害，其经世致用之特色极为明显，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治良方。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称：“尹沫早悟先识，言必中律，同时莫能及。《叙燕》《息戍》《兵制》与贾谊相上下。适会其时，故但为救败之策尔。洙亦善论事，非所擅长于空文者也。”叶适称尹沫论兵之文乃“救败之策”，言之有物，不为空文，与《宋史•尹沫传》称“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的评价相一致，都指出了尹沫论兵之文的一大特点：剖析边疆军事形势，谋划守边策略，详明削切，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宋代国防有着经世致用的指导性。宋代立国之初，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教训，在兵制上采取重要措施之一为大用文人治国，以文制武，分散武将的兵权，以避免再次发生陈桥兵变的历史。这项措施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作用，但是弊端也显而易见。在《兵制》一文中，尹沫对此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认为，宋与夷狄交兵而未尝一胜的根源，“非夷狄之兵强，非中国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谓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因为，“为今而言，策之长在战与守，策之失在御与救”，如果废长策而取失策，焉有不败之理。一旦敌虏犯我边境，我方大将不计敌之众寡、战之迟速，便贸然发兵御之。若御之不胜，制军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而执行军令者则曰：“吾知奋命而已。”一旦我方城池被围，大将不计受攻之缓急、城垒之坚脆，便尽起锐卒往救之。若救之不胜，制军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执行军令者则曰：“吾知死之而已。”而御与救，并非为将之罪，究其根由，则是“以吏事制戎事”．尹洙分析的弊端是符合实情的，在当时是起着救时行道作用的。此外他的《息戍》对“冗兵冗费”弊端的剖析，建议采取“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柄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于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摺”。《用属国议》中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之策；在《备北狄议》中提醒统治者要加强武备，随时防御戎狄入侵等等都是切合当时国情，对时局的确具有救时行道的作用。

三、意义：促进古文运动，完成过渡使命

文学著作范文篇6

1.狐图腾崇拜。

在远古时期的上古神话中就有关于狐的神话记载。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尨尨。我家嘉夷，来宾来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3]。这个神话说的是禹到涂山，看见一只九尾白狐，又听到涂山人唱的九尾白狐歌，感到自己的婚姻就应在此处，于是便娶涂山女为妻。九尾白狐在这里无疑是一个象征物，是一种文化意象的表现。这也可理解为九尾白狐是涂山的灵兽，是涂山女的象征或化身，涂山人对九尾白狐的讴歌也恰恰是对涂山女的讴歌。

禹见到涂山九尾狐实际上就是见到了涂山女，故而决定要娶她为妻。而人与动物婚配，在原始神话当中很常见，著名的盘瓠神话讲的就是五色犬盘瓠做了高辛氏女儿的丈夫[4]。禹到底娶的是涂山女还是九尾白狐，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通过对远古时期社会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涂山氏族实际是以白狐为图腾的一个部落。涂山氏是夏部族以外的一个氏族或部族，其宗教形式处于原始自然崇拜的图腾崇拜阶段。在远古时期，很多氏族部落以动物或者植物作为崇拜对象，加以信仰敬重。动物崇拜是以动物或幻想中的动物作为崇拜对象的信仰习俗，植物崇拜是把植物看作是有灵魂的、有人格化生命的存在加以崇拜的信仰习俗，均属于自然崇拜[5]。吕振羽先生曾说:“氏族的原始图腾的名称到后来便渐次为个人的名称或地名代替了。”[6]从中可以看出，早期狐的意象是被作为图腾崇拜在文化中显现的。

2.狐的符命化。

文学著作范文篇7

关键词：著作权合同；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合同优化

1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现实背景

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始于20世纪末，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已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作品数量海量增长，题材新颖多元，读者规模巨大。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大力推动和融合出版概念的深入影响，以网络文学作品为核心的IP（IntellectualProperty）多样化开发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的概念顺势而生。[1]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版权运营是指以网络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动漫、影视、游戏、有声书等周边产品的全方位开发和多元化运营，以实现网络文学作品价值最大化。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签署著作权合同，处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上游版权交易环节。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飞速发展与巨大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下，尽管著作权合同属于“契约自由”的双方协议，但由于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地位差异以及著作权合同法律规范的欠缺，著作权合同纠纷问题仍极易发生。某集团拥有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云起书院、红袖添香、潇湘书院、QQ阅读等网络原创与阅读品牌，遥遥领先于百度文学和阿里文学，占据中国网络文学市场的领军地位。[2]本文以该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合同纠纷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探查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著作权合同优化路径。

2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合同问题探究

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版权交易阶段，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签署的著作权合同主要以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与著作权转让合同为主。本文以上述某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分析这两类合同所面临的问题。

2.1著作权合同主体的利益失衡

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版权交易阶段，网络文学平台扮演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传播者的角色，加之数字技术在作品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文学平台逐渐成为占据实质优势地位的一方。[3]而作者基于个人收益和作品的需要，需要将部分或全部著作财产权转让或许可给网络文学平台使用。相对于少数影响力巨大的知名作家，大多数作者在面对网络文学资本巨头时，显然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网络文学平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在著作权转让或许可合同中设置不合理的条款，直接导致著作权合同双方主体之间利益失衡问题的出现。例如，某集团版权交易合同中设置了“作品免费阅读模式由平台自主决定”的条款，这不利于大多数依赖读者付费订阅才能产生收益的网络文学作家，但平台则可以通过作品免费阅读模式吸引更多网络用户、增加平台关注度，从而通过点击、广告引流等方式间接获取商业收益。[4]除此之外，如排除作者改编分成、限制未来作品交易等合同条款也会拉大平台与作者双方的利益差距。网络文学平台忽视对作者利益的合理分配，甚至减损作者的必要收益，势必导致部分优质作者的流失和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不利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

2.2撤销与解除条款的适用偏差

网络文学作品多以连载为主，多数情况下平台方在作品还未完结时便通过版权格式合同将作者的著作财产权买断，并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撤销”等条款。随着作品粉丝数量的增加和作品影响力的扩大，作品全版权运营进程不断加快，作品的商业价值随之翻增，但作者却被排除在作品翻增利益的分配范围之外。[5]如网络文学作品《大唐明月》的电视剧改编权共卖出1300万元，而作者蓝云舒只分到税前18万元，这种明显的利益失衡现象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显得极为不公平。对于这种限制作者对网络文学作品后续全版权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现象，我国著作权法并无相应的保护作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在合同约定了“不可撤销”“不能解除”等条款，或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解除的情况下，对作者权益的维护只能从《民法典》合同编及司法解释中寻求答案。一种途径是合同撤销，与之相关的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若想适用该条规定将合同予以撤销，必须符合一方当事人利用另一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合同成立时显失公平。然而，网络文学平台与作者签订著作权合同时的地位不平等状态并不完全契合合同撤销的客观要件，很难认定作者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法律也并未对其他可适用情形做出明确规定，这便导致《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可撤销条款的适用难题。另一种途径是合同解除，排除《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协议解除，《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适用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包括不可抗力、主要债务不履行或迟延履行、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以及《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的情势变更解除，似乎也无法切合适用于网络文学作品在全版权开发中商业价值猛增导致的不可预估的情况。

2.3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争议

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动画、漫画、游戏等项目的IP改编是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项将改编权定义为“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这一定义较为宽泛，结合现有改编权类型的多样性，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可以预见，未来也将出现新的改编权类型。而上述某集团著作权合同中对改编权范围的规定，除常见的改编权类型外，用“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法定著作财产权）”来界定现有的及未来的所有改编权类型，如此试图涵盖所有改编权类型的不清晰的合同条款并不符合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同时，该集团著作权合同中关于改编权的转授权由集团自行决定的条款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内容不符。改编权是否可转授权与合同属性有关，著作权转让合同与著作权许可合同对此的适用存在差异。根据刘春田教授的观点，在著作权转让中，受让人可以将其权益进行许可或转让，不受原权利人控制。而在著作权许可中，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否则被许可人不得进行分许可。[6]改编权作为最重要的演绎权类型，是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原作品的表达创作新作品的行为。[7]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其作品类型、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会发生变化，由此产生的侵犯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案例也较为常见。2016年，天下霸唱（《鬼吹灯》作者张牧野）诉电影《九层妖塔》侵犯著作权案[（2016）京73民终587号]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作品应符合必要限度，不应以“有损作者声誉”为限，如果改动的结果导致作者在原作品中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被曲解，则这种改动就构成对原作品的歪曲、篡改。[8]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著作人身权的范畴，出于对创作者的精神权利之保护和社会文化之发展的需要，强调保护作品完整权极为必要，进行网络文学作品IP改编时应重视对作品完整性的保护。

3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合同优化思路

3.1著作权合同公示制度的构建

著作权交易，处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上游环节，对作品后续IP改编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网络文学平台与作者地位悬殊所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可从大众监督的角度，采用对双方著作权合同进行公示的方式予以解决。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许可合同和著作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著作财产权变动没有公示的要求，仅《著作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依法办理出质登记，该规定遵从物权法中的公示要件主义的原则，即物权变动需要经登记才能生效。虽然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但此规定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且“备案”的效力也没有明确。[9]从维护现有制度稳定性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著作权交易实践，将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著作权合同或后续版权交易相关的著作权合同进行公示，可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网络文学平台受到大众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平台和作者两者之间利益失衡情况的发生。对于合同中涉及的公开事项，可由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统一制定，既保证合同有关条款的有效公开，又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也使得可公开的合同条款受到社会各界的监督。若合同中仍存在“霸王条款”，会对企业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著作权合同公示制度的构建，能够督促网络文学平台在制定合同时重视作者权益，减少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中上游版权交易环节的障碍。

3.2版权终止、撤回制度的设想

为实现网络文学平台与作者双赢，缩小双方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中巨大的利益差距，对作者无法公平分配作品全版权开发后续递增收益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著作权合同的终止、撤回制度。根据《美国版权法》第二百零三条对版权终止权（TerminationRight）的规定，除雇佣作品外，自版权许可授予之后的第35年起的5年内，作者或其继承人可以终止许可，从而收回之前已被许可的权利，但应当在终止生效前的2至10年内将通知送达被许可人，且权利人不能预先放弃版权终止权。[10]美国版权终止制度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限制，是对作者获得极少报酬问题的回应，版权终止对应的便是著作权合同的解除，给予作者在未来阶段对于作品收益分配和使用的重新磋商的机会。另外，《德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对版权撤回权（ReversionRight）进行了规定，排他性使用权人不行使使用权或不完全行使权利并且给作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时，作者有权行使撤回权，即有权撤销转让或终止授权，且这种撤回权不得预先放弃，只能在许可或转让开始生效的2年后行使。[11]不管是版权终止制度还是版权撤回制度，都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作者的权益的维护，赋予作者更加公平获得作品价值的交易机会。对我国而言，如果著作权合同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合同撤销、解除的情形，可以直接适用我国法律予以解决。但面对大量著作权合同的履行中创作者难以分享其作品收益递增所获的经济利益问题，[12]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德国关于版权终止和版权撤回的规定，构建我国的版权终止、撤回制度。

3.3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规制

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版权开发离不开对作品的改编。针对著作权合同中作品改编权的争议，需要结合现有法律规范，对其予以回应。首先，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或著作权转让合同中涉及的著作财产权内容应予以明确，防止使用“其他权利”等模糊字样包含许可或转让的全部权利类型，应在合同条款中明确列举每一项需要许可或转让的权利类型，并列举每一项权利的使用范围、目的、期限以及版税标准等。[13]针对范围广泛的改编权，可以对改编权具体类型、改编权是否可转授权、改编中作者的参与程度、改编类型的收益分成等条款进行清晰的约定，还可以在合同中预留协商变更条款的更改空间，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双方以实现网络文学作品价值最大化为一致目标进行协商。若在著作权合同中没有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改编类型的许可或使用进行约定，则根据我国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即，没有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作为版权被许可方或版权受让人的网络文学平台不得擅自行使此类新型改编权。其次，若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仅规定“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但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价值定位上看，也关系到对作者声誉的维护，防止他人破坏作者的“精神、人格的特征”，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作者享有的制止因歪曲篡改作品导致的人格精神受损害的权利。[14]尽管司法实践中存在对保护作品完整权标准的主客观之争，但是，着眼于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取向，应以作品改编是否在实质内容上有歪曲篡改并有损作者声誉的行为为判断标准[15]，明确著作权合同中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方式，将其作为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中对改编的限制。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角度看，著作权合同的协议内容既不能阻碍全版权运营对作品的改编创作，也要注重对原作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内容的保护。

4结语

文学著作范文篇8

(一)历史与文化差异影响下英国文学著作的特点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和时代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对英国文学产生着影响。英国文学是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映衬与写照。文学内部遵循自身规律，历经不同历史阶段。如盎格鲁－萨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中古英国文学著作时期，代表作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文艺复兴下的莎士比亚代表作《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暴风雨》等;新古典主义下的英国文学著作，浪漫主义时期，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现实主义下的英国文学著作时期，代表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现代主义下的英国文学著作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1899)。语言和风格的“标新立异”是英国现代派的最大特点。战后英国文学代表作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从厚重的文学底蕴出发，英国文学著作发展到今天正在朝着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方向发展。

(二)历史与文化差异影响下美国文学著作所具有的特点

美国的文学历史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影随形，虽然早期的文学著作隐约还有英国文学的痕迹，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的不断演绎升华，美国的文学著作也大放异彩，形成了美国民族的特有色彩。多歌颂平民文化，褒扬以追求民主自由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美国精神。美国文学先后经历了殖民地文学著作时期，如托马斯•潘恩写于1774年的《美国的非洲奴隶》;浪漫主义文学著作时期，如在库珀的《皮袜子故事集》中，在描写印第安人部落的灭亡的过程中，表现了正直、勇敢的美国早期移民开疆拓土传播美国文明的艰辛历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作时期，如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主义出发，以同情的笔墨描写出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愤怒地谴责了奴隶主残暴虐待黑人的恶行，无情地鞭挞了美国早期的奴隶及种族歧视制度。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描写劳动妇女进入大城市和上层社会后被侮辱、被损害的遭遇。广泛而深入地描绘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图景。现代主义文学著作时期，如海明威被公认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作品有《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他任借《老人与海》于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对于世界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创造了“冰山原则”，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美国文学富于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精神，这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美国又是一个全世界各民族移民的国家，美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吸取、融合各民族文学特点的过程。

二、不同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历史地域环境下英美文学所受的影响作用

(一)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差异下英美文学所受的影响作用

文学作品随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进化而不断地发展。由于英国的历史可以回溯几千年，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是美国人望洋兴叹的。而且英国文学率先占据着世界文学史的龙头地位。相形见绌中，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长河中却略显年轻，然而它以创新为主要特点，尤其以追求民主、自由、自我发展为特点，这是英国文学作品力不能及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差异的根源如下:

1．政治体制不同导致了英美文学著作的不同。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英国是君主立宪制，而美国是三权分立民主制度，导致了英美文学作品由于为各自的政治制度服务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2．英国和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经济体。英国的经济发展在近现代落后美国很远。经济基础决定了居于上层建筑的文学作品必然有很大不同。

3．社会生活方式不同直接导致英美文学著作特点不同。英国人生活方式比较保守，美国人比较开放自由，致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具有上述特点。

(二)历史地域习俗差异下英美文学著作所受的影响与作用

英美地域的不同导致历史传统差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如英国的传统节日复活节来临时，英国人民举国欢庆，气氛热烈而庄重，在复活节当天，城镇有游行活动。每年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女王会访问一座不同的大教堂，象征性地送当地居民一些金钱作为礼物。而美国的传统节日是感恩节。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每个美国家庭都要举行丰盛的感恩宴。最常见的传统食品有火鸡、南瓜馅饼和玉米面做的印第安布丁。一些美国人在这一天或举家出游，或探亲访友，尽情享受天伦之乐。感恩节期间，美国城乡都要举行化装游行、戏剧表演和射击、打靶等体育比赛。一些美国家庭、宗教组织及慈善机构还为穷人、孤儿及流浪者们提供免费的火鸡宴，让那些不幸的人们在感恩节里也得到一份人间的温暖。历史传统不同也使得英美文学著作风格迥异，如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弊端，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反抗封建专制制度，他的人道主义思想震荡了整个欧洲，具有崇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英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辛•刘易斯的《大街》(1920)粉碎了“村镇是美好的世外桃源”的神话。他的作品对庸俗、低格、追求私利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揭露。由此可见，历史地域习俗差异对于英美文学所产生的莫大影响。

三、文化差异下英美文学著作所受的影响作用

英美民族虽同文同种，却由于不同环境演绎出的不同文化而使英美文学作品受到了不同的影响作用。

(一)社会文化对英美文学的影响作用

文学作品组成的重要元素是语言，语言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也能够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语言文化是不同的，这就使得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如西奥多•德莱塞的代表作《嘉莉妹妹》《美国的悲剧》注重故事细节、抓住典型人物事例，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黑暗弊端，成功塑造了一批随性、任性、放纵的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人物。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是30年代美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斯坦贝克深入下层人民群众，从他们的语言中汲取文学创作的营养，并加以萃取，使他的文学作品富有乡土气息，使人民群众感觉他的作品很接地气，很有个性、通俗易懂。他也特别重视写作技巧，从谋篇布局到人物描写，从情节构思到人物语言，他都精心打造，一丝不苟。英国的文学作品是在继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之间纠结、争斗、进化而来的。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苦闷与纠结，“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这个问题很好地表现出那个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的特点，既想抗争，又犹豫不决、唯唯诺诺的特点。而美国文学作品体现出人本主义的特点，既激进又创新。因为美国没有非得遵循的历史文化规则，多年来美国人为争取独立自由所形成的民主、创新的精神使美国文学作品在发展上可以甩掉一切包袱，大刀阔斧地前进。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是上述美国文学作品特点的集中体现。由此看来，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英美文学的深层含义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

(二)文化价值观差异下英美文学著作所受影响作用

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会体现在英美文学著作中，文化价值观是一群人对于周围事物认为有益的、正确的或有价值的信条或观点。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国家体制下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主要是强调个人价值，简洁地说，就是自私自利。强调自由精神、机会均等，同时青睐民主，崇尚开拓和挑战，也讲究实用和理智，代表作品有《苦行记》《麦田里的守望者》《老人与海》《汤姆叔叔的小屋》。这种个人主义对于培养个性，激发个人兴趣，树立科学观念，崇尚乐观，树立积极心态，使个人的智慧和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远离现实，传染享乐观念，崇尚暴力，影响社会和谐，崇尚个人主义，冲击主流价值，使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的消极一面。而英国人天生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他们“举止优雅”对美国人“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不屑一顾，认为美国建国时间短，缺乏文化底蕴;美国人也对英国人的固执保守、缺乏创新观念嗤之以鼻。这种文化价值观就会在他们的文学著作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傲慢与偏见》《名利场》《德伯家的苔丝》《黑暗的心》。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不同文化价值观下文学作品的意蕴隽永。可见，英美文学著作所受文化价值观之影响有多大。

(三)西方宗教文化下英美文学著作所受影响作用

英美很多文学作品都和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的影响力波及到了整个英美文化领域，给英美文学著作增添了传奇、浪漫、神奇及信仰的混合韵味，不同国家在宗教方面的信仰能够体现这一地区的一定的文化禁忌，如果对这种文化禁忌不够了解，就很有可能造成对英美文学作品理解的障碍，对于英美文学作品，它们的内在含义自然也会受到所在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英美大多数人都信仰基督教、提起英美文学，就离不开《圣经》这部文化资源。例如，Letthedogseetherabbit．本句出自《旧约•传道书》，相当于汉语里“歪打正着”，意为有时计划好的方案未能成功实施，而无意的行为反而意外成功了。本句有暗喻人的命运变幻莫测，强者未必胜、弱智未必输的道理。一般人不了解宗教谚语，对此句就会理解得一塌糊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差异性对于理解英美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不了解宗教文化，就无法准确地把握英美文学著作的深刻内涵，触摸到英美文学著作的灵魂所在。

四、结语

文学著作范文篇9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soffolklore)，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某个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群体经过世代相传而逐渐创作出的、反映本民族或本地区的生活历史、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心理特征等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应该是个广义的概念，即某一特定民族或一定区域的人群世代相传，留存于民间的，反映该民族或该区域人群历史渊源、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即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群体特征、宗教信仰等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具体而言，包括：手工艺术生产技艺及其制品；在民族民间流传的诗歌、音乐、歌舞、戏曲、曲艺、谣谚、皮影、剪纸、绘画等艺术表现形式；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习俗的礼仪、节日和庆典活动、游艺活动、民族体育活动、饮食、民居、服饰、器具、工具、建筑物、设施、标识及特定的自然场所；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流行的语言、文字；传统医药知识；有价值的手稿、经卷、碑碣、楹联等等。[1]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征和保护的必要性

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具有群体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自然人，它是社会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社会群体，可以是一个或者几个民族，也可以是一个或者几个村落，是一定区域内的人创作而成的。

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继承发展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母体创作出来以后，它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继承以往优良的因素，又加以创作和革新，使得内容更加充实，形式更加丰富。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大多数著作权保护客体都存在保护期限，依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大多是作者生前加死后50年，也有部分是作品首次发表后50年。然而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继承发展性的特点，它一经创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因而很难明确规定它的保护期限。

4、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不可转让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源于它在一定区域内流传，跟这个区域的自然和文化因素有较大关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转让后，它将不能够很好地展现这个区域的民族风貌，同时也很容易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无法继承而消失。

5、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相对公开性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特定地域的人通过代代相传共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对于特定群体而言，此类知识是共同掌握、共同拥有的,这种拥有并没有被人工的加以保护措施予以保密。但是由于它并不是每个群体成员都能掌握和运用的，所以它的公开具有相对性。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相当程度的必要性。首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传现象，如果不加以保护和整理，宝贵的作品将会不断消失。其次，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意味着赋予源生某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著作权，这不仅是对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的尊重，更有利于该地区的人通过对作品著作权的行使获得经济报偿，而这种经济支持有利于更好地革新和发展该地区的民间文学艺术文化。再次，一些外国艺术家将我国很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带入国外，并无偿使用，获得利润，这显然严重侵害了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最后，一些文学艺术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改编，在改编过程中损害了作品本身的真实性，并给读者或者观众造成很大误解。可以说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刻不容缓。

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1、尚未形成统一立法《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案是我国首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案子，在此之前，法律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时至今日，相关的法律、法规仍未出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无法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上升到法律层次，面对著作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将会束手无策。

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无法明确界定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自然人创作出来的，而是一个社会群体创作的，因此确定作者的范围存在困难。另外，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指出，尽管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是产生它的社会集体，但该社会集体不能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并主张权利，他们提出由国家作为民间文艺原生作品法律上的所有权和版权的唯一主体。[2]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无法明确规定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然而将这些作品全部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这些作品中，有能用实体形态表现出来的，也有很多无法用实体形态表现的，对于这些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界定，也存在困难。

四、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鉴于以上现状，设立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确定其保护主体和客体的范围，防止外国文学艺术家的不正当侵害，已经刻不容缓。

1、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作品，很多作品是无法以某种形式复制，例如民间艺术作品的风格或者民间游戏等，因而对于其范围不应当仅局限于一般作品的范围，而以该作品的种类为依据适当扩大。同时，出于对立法目的的考虑，著作权要保护的其实是民间文学艺术，因而对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再进行创作的演绎作品也应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演绎作品，是指通过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这种作品如果能够体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也应该纳入著作权法律体系。

2、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范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人们革新和完善，越来越具有某一区域的特色。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不应该限定为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应该是某一地区的社会群体，可以是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

文学著作范文篇10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1976年共同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突尼斯版权示范法》第1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在本国境内由被认定为该国国民的作者和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流传而构成传统文化遗产基本成分之一的一切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1.1政治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思想表达的形式，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其创作者通过该种形式反映政治生活的样貌，同时反映一种社会潮流，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且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的具有群体性特征，因而它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政治思想，体现的应该是一个区域人们的政治观念。首先，革命时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的利器，通过知识、舆论的力量可以有力地反击武装暴政，宣传革命的先进性，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反映封建剥削的严酷；如民谣《十二月长工歌》反映了长工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能够激励人们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再如，辛亥革命中的《光复纪念》、《革命军》等歌曲，能够激励鼓舞人们积极斗争。其次，社会稳定时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有效方法，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小说，如《金光大道》就反映了在进行中的艰辛，但也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相较于旧中国的进步；《十送红军》等歌曲赞颂红军，表达人们的对军人的敬佩，反映党和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1.2经济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客体，它能够满足人们文化方面的需要，具有消费市场，因而它具有经济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改善，开始更多地关注提高生活素质，追求文化生活的提高，而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需要，这就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广阔的市场。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自身的地域性、多样性等特征，使得其具有独特性，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要开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首先，对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对其加工改编，打造品牌，使其形成特色旅游景点，比如，广西、云南等民族文化特色浓厚的地区，通过对其民族文化的利用发展成独具特色的旅游点；其次，通过组织相关文艺结合商业性质的活动，带动经济发展，比如组织戏剧艺术节、文化节等等活动，形成“以文化带经济，以经济促文化”的良性循环模式。

1.3文化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民族性特征，使得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如音乐、戏剧、舞蹈、曲艺等等；而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即使是同一种类的作品各民族也有其自己的特色，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特性，多样的形式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对文化的多样的需求。其次，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延续性特征，它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滋养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肥沃土壤，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又体现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因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再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以文字或以歌曲等形式保存，比如《诗经》等作品的文字体现了优美的意境，美术作品给人以视觉美感，使人们获得审美享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作品无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1.4社会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的，它反映社会生活状况，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首先，对个人而言，通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阅读，能够激发人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热爱；而作品中所反映的正直、诚信等道德准则，为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了参照依据；同时由于曲艺等作品具有娱乐性，能够缓解生活压力，丰富人们的生活。其次，对整个社会而言，通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交流与宣传，能够促进社区文化繁荣，同时通过各种相关活动，有利于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生活环境，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比如，每年端午的赛龙舟，这样的集体活动就有利于人们增进了解，和谐共处。

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之现状

2.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观念落后

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宣传，人们的权利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在逐步加强无形资产的保护。但是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存在的长久性而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多的是作为传统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人们未能发现其存在的巨大价值，而并没有形成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的意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大多分散存在于民间，其中尤其以少数民族地区为多，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也相对落后，相较而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观念更为落后。而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相对于国外而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都比较弱，典型的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中国没有保护意识最终却使得他国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册为域名，最后中国花去3万美元买回当时韩国仅用几百美元注册的“端午节.CN”。

2.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模式不科学

从宏观上来讲，首先，在采取直接保护模式还是间接保护模式上，所谓直接保护模式是指通过立法对其保护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而间接保护是指通过惩罚性赔偿等形式对各种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益的行为予以规制，以减少其发生率。我国采取的主要是直接立法模式，即《著作权法》保护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可以保证有法可依，但是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具体的运作规定，欠缺可实施性；其次，在直接保护模式中，又区分为单一保护模式和特别保护模式上，特别保护模式就是在《著作权法》之外重新编纂一部专门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法律。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仅仅在《著作权法》第六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采取的是单一立法模式，而在著作权法之外没有相关的特别立法。再次，在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仅依靠私法主要是《著作权法》赋予创作主体民事权利；另一种是通过公法手段如行政制裁手段来制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侵权行为。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采取的私法手段，公法领域对此种侵权行为欠缺相关规定，而作为私法的《著作权法》中的规定虽然表明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重视加强，但是也仅仅指出当需要相关法律时有一个总纲式的规定，对于解决相关保护问题无具体的措施。

2.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制度不完善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它的特殊性，其具体制度上应该是与著作权法相区别的，他们之间存在以下冲突：第一，权利主体以及权利归属上，《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以及依据《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延续性，经历多年，期间可能有许多人进行加工改进，使得其创作主体呈现出群体性特征，其创作主体往往是一个民族、种族，这与《著作权法》的权利主体存在区别；第二，客体上，《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是具有独创性或者原创性的作品，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它的群体性特征，所要它一般都不是独创作品，并且其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也使得其区别于《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第三，保护期限上，《著作权法》规定的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后五十年，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作者的不确定性所以根本不可能确定所谓的有生之年，同时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多代人智慧的结晶，如果保护期限过短则不利于其价值的开发；第四，许可使用制度上，《著作权法》中除了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限制之外，著作权人对自己的作品一般可以享有处分权，对待许可使用的情形可依权利人意思自治，如果他不同意则不能强制，法律也不会予以干涉。但是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由于许多作品都是出于保护状态，所以它更多的是鼓励人们加以传播利用防止其濒于消灭，其强制性更明显，这与《著作权法》的规定相矛盾。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之建议

3.1加强宣传，提高保护意识

为了提高全民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意识，应该从多方面着手：第一，民间或者政府机构应该注重宣传，增强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价值的认识，从而内在地激励人们对其予以保护；第二，政府机构应该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执行相关活动，深入群众宣传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出台法律，因为人民一般会因为抱有“法律离生活很遥远”的态度而不予关注，而政府工作人员却能对人民产生重大切实的影响；第三，政府增加投资，建设特色文化区域，首先从领导层做起，因为在我国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缺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意识，就是领导人也缺乏这方面的思想，从韩国注册“端午节.CN”这一域名就可以看出国家在保护民族文化上面的意识欠缺。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影响，发挥领导集体的示范带动作用，能够发挥更好地效果。

3.2协调立法，构建科学模式

为了改变目前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模式上存在的缺陷，具体应该做到：第一，在直接保护模式与间接保护模式上，应该肯定并且加强直接保护模式的建设，完善相关立法，同时，我认为应该注重间接保护模式的建设，通过赔偿性措施，增加加大其侵权成本，从而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因为从诸多版权纠纷看，正是因为盗版有利可图，其违法成本小于违法所获利益，才会产生大量侵权事件，当其违法的机会成本增加获利极大地减少，那作为“经济人”的主体会选择放弃这种违法行为；第二，应该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的特别法规，通过专门立法对其保护予以详细规定克服《著作权法》的粗略的缺点。但是在制定特别法规时又要注意，其基本精神应该和《著作权法》保持一致，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相对于《著作权法》而言是特别法，需要与基本法保持一致；第三，在公法与私法保护模式上，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公法上，通过行政领域的保护，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违法侵权主体，并对其侵权行为予以严惩；私法上，通过《著作权法》以及特别法规明确赋予著作权主体相关权益，从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在发展。

3.3加强建设，完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