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横范文10篇

文化专横范文篇1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那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再次，容先生指责“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公式化”，也是很不严肃的。大陆史学界人数众多，是谁写了已趋公式化的“翻案”文章，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笼而统之谴责一种学术现象，而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纯属信口开河。对大陆史学界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几十年来左的毒害很深，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拨乱反正。例如，骂曾国藩、郭嵩焘、胡适是卖国贼或洋奴买办；乱杀在华外国人和本国的“二毛子”、毁铁路、拆电线和一切带洋味的事物的义和团事件是革命；骂戊戌后的梁启超是“顽固分子”，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此等等，举目皆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样的案能不翻吗？而大陆史学界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术自由仍是奋斗目标，思想惰性和利益纠缠不清，致力于拨乱反正，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压力。如果对此有起码的了解而又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恐怕对他们致敬唯恐不及，更不致不拿出确凿证据便轻率地谴责他们了。

（二）文化专横洗刷政治污秽

为了给孙文洗刷政治污秽，容先生不惜用“诬蔑”、“颠倒是非”、“不择手段”、“笑话”、“沿袭旧军阀旧调”等恶毒和专横的语言痛斥笔者。如果容先生说得确实符合事实，笔者自当敬受教诲。可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进入学术领域，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任何专断都无济于事。

在容先生笔下，笔者如何“诬蔑”孙文呢？

1．笔者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桂系仍是孙中山的盟友……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中山竟两次悍然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容先生说：“妙在袁文只谈孙‘对待’莫（荣新，桂系军阀），不提莫如何‘对待’孙。其实，莫‘动用武力对待盟友’例子更多，最重要的是派兵绑架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陆军次长崔文藻。”窃以为容先生的论断顶多能证明孙文与莫荣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物。而作为寻求历史真实来说，容先生却犯了史学不能容许的错误：置时间和逻辑顺序于不顾。孙文炮轰督军府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事，而莫荣新捉拿张开儒监禁于督军署和枪杀崔文藻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按照容先生的逻辑，孙文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所以提前半年就决心摧毁督军署，以免张开儒有牢狱之灾吧？

2．容先生否认孙文及其追随者暗杀程璧光，又提不出直接证据，只好借助几个推论。

其一说引用陈炯明旧部罗翼群的回忆文章不足为凭。这可有点违反史学常识了。拙作已经说明，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都证明此事是孙文当时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找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干的。容先生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同时证明张慕融、李朗如、陆满、罗翼群四人全都说谎。但容先生不这样做，只说罗翼群是陈炯明旧部，这已经很不严肃，违反了史学常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容先生连粤军和罗翼群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便妄加论断。

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很多著名将领都是他的部下，要是说他们必然对陈炯明忠心耿耿，那就既有美化陈氏之嫌，又犯了不了解具体情况信口开河的错误。陈氏旧部许崇智、不是同他打得你死我活吗？罗翼群是不是死心塌地跟着陈炯明跑呢？“民国12年（1923）6月15日夜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总统府，罗（翼群）在战乱中逃亡香港，后与古应芬乘轮返黄埔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旋奉命经香港、汕头沿粤赣边境至南雄向胡汉民、许崇智传达孙中山命令，调北伐军回师进攻陈炯明部，但进攻失败转江西瑞金整编，罗任北伐军参谋长”。这段话摘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东省志·人物志》第六百八十二页。罗翼群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反被容先生说成是为维护陈炯明而造谣诬蔑孙中山，如此“颠倒黑白”，实在罕见。

其二，容先生说：“孙中山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暗杀’海军总长？他下令为程于遇刺地点建立铜像供人瞻仰，难道是‘柴桑口卧龙吊丧’？”这里运用的手法是道德诉求加上主观推论。这又一次表明容先生对当时的基本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請读一段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下的《总理护法实录》中的一段话：“迨海军既抵粤以后，军政府无大发展，而桂系……允月任饷項，海军遂駸駸倾向桂系……桂系对分化海军之策略相当成功，乃进一步对军政府横加压迫。总理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二十日，总理之侄孙振兴乘泰山轮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总理以程既不能与之言讨伐桂系事，乃于一月三日亲至同安、豫章两舰督率炮击督署。此事发生后，程……深怨总理之轻率，且欲严惩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愤，两舰长隐匿得免。此后程与总理遂表示隔阂矣。”尽管邵元冲完全站在孙文一边，但其记述已足以证明在孙文及其追随者眼中，程璧光不但不是忠实支持者，而且与桂系站在一边。容先生的论断又成了不实之词。程惨遭暗杀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行，“杀程者桂系也”的谣言不胫而走，并且成了国民党文人的标准答案。至于隆重追悼、厚恤、竖铜像等热闹演出，不过是承袭了历代统治者的小伎俩，与卧龙先生相提并论未免亵渎先贤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閲……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1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2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3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請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請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5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

即使是这次事件恐怕同谋杀还有点差别。因为叶举他们不想杀死他，只想将他赶出广东。于是，开炮前故意让人打电话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是：旧国会已经恢复，黎元洪也已复位，护法已失去依据，請孙文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这个要求当时颇得人心。比叶举他们早十多天（六月三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商议的决议是：“1，通电赞成统一。2，請陈回省主持。3，严限双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4，组欢送孙大会。”7在粤海军也表态：“請孙下野”。8

容先生还说：“陈炯明……唆使《群报》的黄璧魂暗杀孙中山”。我想，可能对黄璧魂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容先生才说出这样的话。黄璧魂（原名碧魂）是个博学多才而又正义凛然的爱国志士。清末经受重重磨难，到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不少英国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五四后，她在上海从事女工工作，深为女工的非人生活所震撼。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后，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应邀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想找广东人协助，便聘她为秘书一同到广州；陈独秀离开后她仍留在家乡工作。1921至22年间，她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组织车衣工会，设立女子图书室等等，成绩卓著。同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妇女和劳工等弱势群体说话。1922年5月29日澳门葡警调戏中国妇女，引起在场华人反抗，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华人一百多，拘捕一百多。惨案发生后，已移居澳门的黄璧魂立即参与抢救伤员，调查真相；第三天赶回广州，揭露真相，联合各界进行抗争。此后半年多，为同澳葡当局交涉与为受难同胞募捐作了大量工作。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占领广州。三月，吴铁城出任广州公安局长，借机报复（据说是因竞选香山县长时产生的矛盾），审讯中曾诬陷她企图暗杀孙中山，但这个罪名太无稽了。据现有资料，她确实面谒过孙中山，时在1921年4月，广东省议会讨论《县自治条例》，议员们要把草案中原有的“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删去，广东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与议员冲突，有的代表被殴伤；她们便列队到军政府請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接见并支持她们的要求，代表之一就是黄璧魂。据1923年3月11日《申报》的报道：“大本营昨枪决女子黄璧魂，谓系陈炯明密探。”可见他们不敢按“暗杀孙中山”定罪。不过她的这个正式罪名也极为荒唐。1921至1922年陈炯明在位时，不需也不可能要她这样不能随便接触机密又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密探”，去探听孙文及其追随者的情报。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她正为澳门死难同胞奔走，也不可能充当密探。同时，她被捕时孙陈双方的战事并未结束，如她确实是密探而加以杀害，这就犯下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杀俘暴行，降到19世纪清帝国无知官员的水平上去了。对这些所谓罪名，内地研究过黄璧魂的人士早就嗤之以鼻，为什么容先生还要拾人牙慧肯定这样的冤案或暴行呢？

容先生说：章太炎说孙文要黄大伟暗杀陈炯明“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非常遗憾，容先生又一次说错了！1922年6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而同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内部情报，也已谈及孙文在梧州会议上说要刺死陈炯明。孙文是当着一些人的面要黄大伟杀陈的，所以才流传那么广。至于孙文下令通缉黄大伟，准确时间是1923年5月10日。按照容先生的说法，岂非人们在1922年便对23年的通缉令作出“敌对回应”？

（三）再谈护法运动有没有合法性

容先生指摘笔者“掩护护法运动真相”，把“护法说成‘非法’，毁法当作‘合法’”。其论据慨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北洋军阀违法，所以孙文“护法”是合法的。二是护法得到一些名人和地方的支持。

北洋军阀当然有大量违法的言行。拙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障碍”，然后用整整一节的文字（约占全文四分之一）评论北洋军阀及有关问题。其中写道：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在各种因素汇合下，这些武装力量没有改造演变为对国内政治纷争保持中立的现代国家军队，反而在私利驱动下，进一步堕落为大小军官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些督军和政客们互相勾结，纵横捭阖，把袁世凯逝世后的中国弄得鸡犬不宁”。

具体说到张勋复辟后的状况时，笔者的判断是：“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结论包含三点不容忽视的意思：

1．双方都践踏了法治。

2．双方都在设法确认本身的合法性。

3．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是兵戎相见所能实现的。

第一、第三两点是无法涂改的历史。那么，在寻求合法性方面，两者的状况如何？

如何确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条标准：1.通过定期的选举，由公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和确认。2.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改善了生活环境，这个政权的施政得到公民的认可。在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的状态下，有可能爆发革命。但这个革命有没有正当性，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上述两个标准去验证。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可是，这不合孙文口味，竟把“护法”大业弃如弊屣，跑到上海去了。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亚白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9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10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段氏曾含笑答复说：‘协约国所给远较此为多。’因而德方向段氏行贿未能成功。”“德使辛策于3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11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线。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

2．拙作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中山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里点名严厉批评了孙文及其追随者。容先生不但闭着眼睛说同“贬孙”无关，还断章取义去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如此深文周纳，令人寒心。

3．孙文为自己建立唐绍仪所说“非合法政府”的错误决策辩护，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明明是批评孙文的错误言论，容先生又说与"贬孙"无关,大叫这里有“弦外之音”!如果容先生认为"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思想"这个观点错了,必须借助权势加于整肃,大可明明白白说出来,何必阴阳怪气指点别人去追究什么"真正用意"!

其五，容先生说：“更妙的是，袁文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说成‘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这不妨作为弦外之音看。”连拙作的结语是什么都没有弄懂，这已经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容先生在提及这个论断时竟完全不遵守讨论问题的起码准则。首先,拙作说的是“护法”时期，而不是“北洋政府时期”。“护法”时期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更新和学术繁荣创造了罕见的好环境。如果容先生不同意我在文章中说的“护法”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少应该拿出事实来证明1928至1949国民党统治时期比新文化运动期间言论的自由度更大；应该批判鲁迅写下“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是诽谤！不敢回答问题，却妙想天开去发现什么“弦外之音”，真是叹为观止了！

容先生追究“袁文真正用意”的根据，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他的“真正用意”何在，笔者就不便也不屑揣测了。

2001年11月25日星期日

注释：

1、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编译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289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

3、方声涛：1917年12月31日致唐继尧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第612页，档案出版社1993年北京。

4、《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59—6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

5《申报》1922年6月19日。又：14、18日该报已有此次谈话的简略报道，内容一致。

6、《晨报》1922年6月4日。

7、《申报》1922年6月21日。

8、同上，22日。

9、<曹君亚白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第1625页。

文化专横范文篇2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那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再次，容先生指责“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公式化”，也是很不严肃的。大陆史学界人数众多，是谁写了已趋公式化的“翻案”文章，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笼而统之谴责一种学术现象，而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纯属信口开河。对大陆史学界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几十年来左的毒害很深，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拨乱反正。例如，骂曾国藩、郭嵩焘、胡适是卖国贼或洋奴买办；乱杀在华外国人和本国的“二毛子”、毁铁路、拆电线和一切带洋味的事物的义和团事件是革命；骂戊戌后的梁启超是“顽固分子”，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此等等，举目皆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样的案能不翻吗？而大陆史学界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术自由仍是奋斗目标，思想惰性和利益纠缠不清，致力于拨乱反正，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压力。如果对此有起码的了解而又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恐怕对他们致敬唯恐不及，更不致不拿出确凿证据便轻率地谴责他们了。

（二）文化专横洗刷政治污秽

为了给孙文洗刷政治污秽，容先生不惜用“诬蔑”、“颠倒是非”、“不择手段”、“笑话”、“沿袭旧军阀旧调”等恶毒和专横的语言痛斥笔者。如果容先生说得确实符合事实，笔者自当敬受教诲。可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进入学术领域，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任何专断都无济于事。

在容先生笔下，笔者如何“诬蔑”孙文呢？

1．笔者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桂系仍是孙中山的盟友……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中山竟两次悍然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容先生说：“妙在袁文只谈孙‘对待’莫（荣新，桂系军阀），不提莫如何‘对待’孙。其实，莫‘动用武力对待盟友’例子更多，最重要的是派兵绑架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陆军次长崔文藻。”窃以为容先生的论断顶多能证明孙文与莫荣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物。而作为寻求历史真实来说，容先生却犯了史学不能容许的错误：置时间和逻辑顺序于不顾。孙文炮轰督军府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事，而莫荣新捉拿张开儒监禁于督军署和枪杀崔文藻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按照容先生的逻辑，孙文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所以提前半年就决心摧毁督军署，以免张开儒有牢狱之灾吧？

2．容先生否认孙文及其追随者暗杀程璧光，又提不出直接证据，只好借助几个推论。

其一说引用陈炯明旧部罗翼群的回忆文章不足为凭。这可有点违反史学常识了。拙作已经说明，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都证明此事是孙文当时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找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干的。容先生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同时证明张慕融、李朗如、陆满、罗翼群四人全都说谎。但容先生不这样做，只说罗翼群是陈炯明旧部，这已经很不严肃，违反了史学常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容先生连粤军和罗翼群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便妄加论断。

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很多著名将领都是他的部下，要是说他们必然对陈炯明忠心耿耿，那就既有美化陈氏之嫌，又犯了不了解具体情况信口开河的错误。陈氏旧部许崇智、不是同他打得你死我活吗？罗翼群是不是死心塌地跟着陈炯明跑呢？“民国12年（1923）6月15日夜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总统府，罗（翼群）在战乱中逃亡香港，后与古应芬乘轮返黄埔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旋奉命经香港、汕头沿粤赣边境至南雄向胡汉民、许崇智传达孙中山命令，调北伐军回师进攻陈炯明部，但进攻失败转江西瑞金整编，罗任北伐军参谋长”。这段话摘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东省志·人物志》第六百八十二页。罗翼群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反被容先生说成是为维护陈炯明而造谣诬蔑孙中山，如此“颠倒黑白”，实在罕见。

其二，容先生说：“孙中山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暗杀’海军总长？他下令为程于遇刺地点建立铜像供人瞻仰，难道是‘柴桑口卧龙吊丧’？”这里运用的手法是道德诉求加上主观推论。这又一次表明容先生对当时的基本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請读一段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下的《总理护法实录》中的一段话：“迨海军既抵粤以后，军政府无大发展，而桂系……允月任饷項，海军遂駸駸倾向桂系……桂系对分化海军之策略相当成功，乃进一步对军政府横加压迫。总理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二十日，总理之侄孙振兴乘泰山轮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总理以程既不能与之言讨伐桂系事，乃于一月三日亲至同安、豫章两舰督率炮击督署。此事发生后，程……深怨总理之轻率，且欲严惩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愤，两舰长隐匿得免。此后程与总理遂表示隔阂矣。”尽管邵元冲完全站在孙文一边，但其记述已足以证明在孙文及其追随者眼中，程璧光不但不是忠实支持者，而且与桂系站在一边。容先生的论断又成了不实之词。程惨遭暗杀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行，“杀程者桂系也”的谣言不胫而走，并且成了国民党文人的标准答案。至于隆重追悼、厚恤、竖铜像等热闹演出，不过是承袭了历代统治者的小伎俩，与卧龙先生相提并论未免亵渎先贤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閲……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1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2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3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請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請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5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

即使是这次事件恐怕同谋杀还有点差别。因为叶举他们不想杀死他，只想将他赶出广东。于是，开炮前故意让人打电话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是：旧国会已经恢复，黎元洪也已复位，护法已失去依据，請孙文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这个要求当时颇得人心。比叶举他们早十多天（六月三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商议的决议是：“1，通电赞成统一。2，請陈回省主持。3，严限双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4，组欢送孙大会。”7在粤海军也表态：“請孙下野”。8

容先生还说：“陈炯明……唆使《群报》的黄璧魂暗杀孙中山”。我想，可能对黄璧魂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容先生才说出这样的话。黄璧魂（原名碧魂）是个博学多才而又正义凛然的爱国志士。清末经受重重磨难，到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不少英国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五四后，她在上海从事女工工作，深为女工的非人生活所震撼。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后，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应邀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想找广东人协助，便聘她为秘书一同到广州；陈独秀离开后她仍留在家乡工作。1921至22年间，她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组织车衣工会，设立女子图书室等等，成绩卓著。同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妇女和劳工等弱势群体说话。1922年5月29日澳门葡警调戏中国妇女，引起在场华人反抗，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华人一百多，拘捕一百多。惨案发生后，已移居澳门的黄璧魂立即参与抢救伤员，调查真相；第三天赶回广州，揭露真相，联合各界进行抗争。此后半年多，为同澳葡当局交涉与为受难同胞募捐作了大量工作。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占领广州。三月，吴铁城出任广州公安局长，借机报复（据说是因竞选香山县长时产生的矛盾），审讯中曾诬陷她企?及瞪彼镏猩剑飧鲎锩藁恕＞菹钟凶柿希肥得孚斯镏猩剑痹?921年4月，广东省议会讨论《县自治条例》，议员们要把草案中原有的“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删去，广东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与议员冲突，有的代表被殴伤；她们便列队到军政府請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接见并支持她们的要求，代表之一就是黄璧魂。据1923年3月11日《申报》的报道：“大本营昨枪决女子黄璧魂，谓系陈炯明密探。”可见他们不敢按“暗杀孙中山”定罪。不过她的这个正式罪名也极为荒唐。1921至1922年陈炯明在位时，不需也不可能要她这样不能随便接触机密又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密探”，去探听孙文及其追随者的情报。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她正为澳门死难同胞奔走，也不可能充当密探。同时，她被捕时孙陈双方的战事并未结束，如她确实是密探而加以杀害，这就犯下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杀俘暴行，降到19世纪清帝国无知官员的水平上去了。对这些所谓罪名，内地研究过黄璧魂的人士早就嗤之以鼻，为什么容先生还要拾人牙慧肯定这样的冤案或暴行呢？

容先生说：章太炎说孙文要黄大伟暗杀陈炯明“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非常遗憾，容先生又一次说错了！1922年6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而同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内部情报，也已谈及孙文在梧州会议上说要刺死陈炯明。孙文是当着一些人的面要黄大伟杀陈的，所以才流传那么广。至于孙文下令通缉黄大伟，准确时间是1923年5月10日。按照容先生的说法，岂非人们在1922年便对23年的通缉令作出“敌对回应”？

（三）再谈护法运动有没有合法性

容先生指摘笔者“掩护护法运动真相”，把“护法说成‘非法’，毁法当作‘合法’”。其论据慨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北洋军阀违法，所以孙文“护法”是合法的。二是护法得到一些名人和地方的支持。

北洋军阀当然有大量违法的言行。拙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障碍”，然后用整整一节的文字（约占全文四分之一）评论北洋军阀及有关问题。其中写道：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在各种因素汇合下，这些武装力量没有改造演变为对国内政治纷争保持中立的现代国家军队，反而在私利驱动下，进一步堕落为大小军官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些督军和政客们互相勾结，纵横捭阖，把袁世凯逝世后的中国弄得鸡犬不宁”。

具体说到张勋复辟后的状况时，笔者的判断是：“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结论包含三点不容忽视的意思：

1．双方都践踏了法治。

2．双方都在设法确认本身的合法性。

3．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是兵戎相见所能实现的。

第一、第三两点是无法涂改的历史。那么，在寻求合法性方面，两者的状况如何？

如何确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条标准：1.通过定期的选举，由公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和确认。2.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改善了生活环境，这个政权的施政得到公民的认可。在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的状态下，有可能爆发革命。但这个革命有没有正当性，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上述两个标准去验证。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墒牵獠缓纤镂目谖叮拱选盎ā贝笠灯绫族铮艿缴虾H恕?/P>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亚白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9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10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6问显Υ鸶此担骸脊督洗宋唷！蚨路较蚨问闲谢呶茨艹晒Α！薄暗率剐敛哂?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11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线。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

2．拙作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中山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里点名严厉批评了孙文及其追随者。容先生不但闭着眼睛说同“贬孙”无关，还断章取义去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如此深文周纳，令人寒心。

3．孙文为自己建立唐绍仪所说“非合法政府”的错误决策辩护，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明明是批评孙文的错误言论，容先生又说与"贬孙"无关,大叫这里有“弦外之音”!如果容先生认为"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思想"这个观点错了,必须借助权势加于整肃,大可明明白白说出来,何必阴阳怪气指点别人去追究什么"真正用意"!

其五，容先生说：“更妙的是，袁文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说成‘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这不妨作为弦外之音看。”连拙作的结语是什么都没有弄懂，这已经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容先生在提及这个论断时竟完全不遵守讨论问题的起码准则。首先,拙作说的是“护法”时期，而不是“北洋政府时期”。“护法”时期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更新和学术繁荣创造了罕见的好环境。如果容先生不同意我在文章中说的“护法”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少应该拿出事实来证明1928至1949国民党统治时期比新文化运动期间言论的自由度更大；应该批判鲁迅写下“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是诽谤！不敢回答问题，却妙想天开去发现什么“弦外之音”，真是叹为观止了！

容先生追究“袁文真正用意”的根据，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他的“真正用意”何在，笔者就不便也不屑揣测了。

注释：

1、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编译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289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

3、方声涛：1917年12月31日致唐继尧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第612页，档案出版社1993年北京。

4、《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59—6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

5《申报》1922年6月19日。又：14、18日该报已有此次谈话的简略报道，内容一致。

6、《晨报》1922年6月4日。

7、《申报》1922年6月21日。

8、同上，22日。

9、<曹君亚白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第1625页。

文化专横范文篇3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那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再次，容先生指责“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公式化”，也是很不严肃的。大陆史学界人数众多，是谁写了已趋公式化的“翻案”文章，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笼而统之谴责一种学术现象，而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纯属信口开河。对大陆史学界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几十年来左的毒害很深，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拨乱反正。例如，骂曾国藩、郭嵩焘、胡适是卖国贼或洋奴买办；乱杀在华外国人和本国的“二毛子”、毁铁路、拆电线和一切带洋味的事物的义和团事件是革命；骂戊戌后的梁启超是“顽固分子”，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此等等，举目皆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样的案能不翻吗？而大陆史学界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术自由仍是奋斗目标，思想惰性和利益纠缠不清，致力于拨乱反正，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压力。如果对此有起码的了解而又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恐怕对他们致敬唯恐不及，更不致不拿出确凿证据便轻率地谴责他们了。

（二）文化专横洗刷政治污秽

为了给孙文洗刷政治污秽，容先生不惜用“诬蔑”、“颠倒是非”、“不择手段”、“笑话”、“沿袭旧军阀旧调”等恶毒和专横的语言痛斥笔者。如果容先生说得确实符合事实，笔者自当敬受教诲。可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进入学术领域，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任何专断都无济于事。

在容先生笔下，笔者如何“诬蔑”孙文呢？

1．笔者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桂系仍是孙中山的盟友……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中山竟两次悍然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容先生说：“妙在袁文只谈孙‘对待’莫（荣新，桂系军阀），不提莫如何‘对待’孙。其实，莫‘动用武力对待盟友’例子更多，最重要的是派兵绑架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陆军次长崔文藻。”窃以为容先生的论断顶多能证明孙文与莫荣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物。而作为寻求历史真实来说，容先生却犯了史学不能容许的错误：置时间和逻辑顺序于不顾。孙文炮轰督军府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事，而莫荣新捉拿张开儒监禁于督军署和枪杀崔文藻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按照容先生的逻辑，孙文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所以提前半年就决心摧毁督军署，以免张开儒有牢狱之灾吧？

2．容先生否认孙文及其追随者暗杀程璧光，又提不出直接证据，只好借助几个推论。

其一说引用陈炯明旧部罗翼群的回忆文章不足为凭。这可有点违反史学常识了。拙作已经说明，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都证明此事是孙文当时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找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干的。容先生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同时证明张慕融、李朗如、陆满、罗翼群四人全都说谎。但容先生不这样做，只说罗翼群是陈炯明旧部，这已经很不严肃，违反了史学常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容先生连粤军和罗翼群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便妄加论断。

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很多著名将领都是他的部下，要是说他们必然对陈炯明忠心耿耿，那就既有美化陈氏之嫌，又犯了不了解具体情况信口开河的错误。陈氏旧部许崇智、不是同他打得你死我活吗？罗翼群是不是死心塌地跟着

陈炯明跑呢？“民国12年（1923）6月15日夜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总统府，罗（翼群）在战乱中逃亡香港，后与古应芬乘轮返黄埔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旋奉命经香港、汕头沿粤赣边境至南雄向胡汉民、许崇智传达孙中山命令，调北伐军回师进攻陈炯明部，但进攻失败转江西瑞金整编，罗任北伐军参谋长”。这段话摘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东省志·人物志》第六百八十二页。罗翼群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反被容先生说成是为维护陈炯明而造谣诬蔑孙中山，如此“颠倒黑白”，实在罕见。

其二，容先生说：“孙中山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暗杀’海军总长？他下令为程于遇刺地点建立铜像供人瞻仰，难道是‘柴桑口卧龙吊丧’？”这里运用的手法是道德诉求加上主观推论。这又一次表明容先生对当时的基本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請读一段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下的《总理护法实录》中的一段话：“迨海军既抵粤以后，军政府无大发展，而桂系……允月任饷項，海军遂駸駸倾向桂系……桂系对分化海军之策略相当成功，乃进一步对军政府横加压迫。总理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二十日，总理之侄孙振兴乘泰山轮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总理以程既不能与之言讨伐桂系事，乃于一月三日亲至同安、豫章两舰督率炮击督署。此事发生后，程……深怨总理之轻率，且欲严惩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愤，两舰长隐匿得免。此后程与总理遂表示隔阂矣。”尽管邵元冲完全站在孙文一边，但其记述已足以证明在孙文及其追随者眼中，程璧光不但不是忠实支持者，而且与桂系站在一边。容先生的论断又成了不实之词。程惨遭暗杀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行，“杀程者桂系也”的谣言不胫而走，并且成了国民党文人的标准答案。至于隆重追悼、厚恤、竖铜像等热闹演出，不过是承袭了历代统治者的小伎俩，与卧龙先生相提并论未免亵渎先贤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閲……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1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2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3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請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請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5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

即使是这次事件恐怕同谋杀还有点差别。因为叶举他们不想杀死他，只想将他赶出广东。于是，开炮前故意让人打电话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是：旧国会已经恢复，黎元洪也已复位，护法已失去依据，請孙文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这个要求当时颇得人心。比叶举他们早十多天（六月三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商议的决议是：“1，通电赞成统一。2，請陈回省主持。3，严限双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4，组欢送孙大会。”7在粤海军也表态：“請孙下野”。8

p;容先生还说：“陈炯明……唆使《群报》的黄璧魂暗杀孙中山”。我想，可能对黄璧魂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容先生才说出这样的话。黄璧魂（原名碧魂）是个博学多才而又正义凛然的爱国志士。清末经受重重磨难，到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不少英国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五四后，她在上海从事女工工作，深为女工的非人生活所震撼。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后，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应邀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想找广东人协助，便聘她为秘书一同到广州；陈独秀离开后她仍留在家乡工作。1921至22年间，她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组织车衣工会，设立女子图书室等等，成绩卓著。同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妇女和劳工等弱势群体说话。1922年5月29日澳门葡警调戏中国妇女，引起在场华人反抗，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华人一百多，拘捕一百多。惨案发生后，已移居澳门的黄璧魂立即参与抢救伤员，调查真相；第三天赶回广州，揭露真相，联合各界进行抗争。此后半年多，为同澳葡当局交涉与为受难同胞募捐作了大量工作。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占领广州。三月，吴铁城出任广州公安局长，借机报复（据说是因竞选香山县长时产生的矛盾），审讯中曾诬陷她企?及瞪彼镏猩剑飧鲎锩藁恕＞菹钟凶柿希肥得孚斯镏猩剑痹?921年4月，广东省议会讨论《县自治条例》，议员们要把草案中原有的“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删去，广东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与议员冲突，有的代表被殴伤；她们便列队到军政府請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接见并支持她们的要求，代表之一就是黄璧魂。据1923年3月11日《申报》的报道：“大本营昨枪决女子黄璧魂，谓系陈炯明密探。”可见他们不敢按“暗杀孙中山”定罪。不过她的这个正式罪名也极为荒唐。1921至1922年陈炯明在位时，不需也不可能要她这样不能随便接触机密又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密探”，去探听孙文及其追随者的情报。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她正为澳门死难同胞奔走，也不可能充当密探。同时，她被捕时孙陈双方的战事并未结束，如她确实是密探而加以杀害，这就犯下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杀俘暴行，降到19世纪清帝国无知官员的水平上去了。对这些所谓罪名，内地研究过黄璧魂的人士早就嗤之以鼻，为什么容先生还要拾人牙慧肯定这样的冤案或暴行呢？

容先生说：章太炎说孙文要黄大伟暗杀陈炯明“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非常遗憾，容先生又一次说错了！1922年6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而同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内部情报，也已谈及孙文在梧州会议上说要刺死陈炯明。孙文是当着一些人的面要黄大伟杀陈的，所以才流传那么广。至于孙文下令通缉黄大伟，准确时间是1923年5月10日。按照容先生的说法，岂非人们在1922年便对23年的通缉令作出“敌对回应”？

（三）再谈护法运动有没有合法性

容先生指摘笔者“掩护护法运动真相”，把“护法说成‘非法’，毁法当作‘合法’”。其论据慨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北洋军阀违法，所以孙文“护法”是合法的。二是护法得到一些名人和地方的支持。

北洋军阀当然有大量违法的言行。拙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障碍”，然后用整整一节的文字（约占全文四分之一）评论北洋军阀及有关问题。其中写道：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在各种因素汇合下，这些武装力量没有改造演变为对国内政治纷争保持中立的现代国家军队，反而在私利驱动下，进一步堕落为大小军官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些督军和政客们互相勾结，纵横捭阖，把袁世凯逝世后的中国弄得鸡犬不宁”。

具体说到张勋复辟后的状况时，笔者的判断是：“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结论包含三点不容忽视的意思：

1．双方都践踏了法治。

2．双方都在设法确认本身的合法性。

3．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是兵戎相见所能实现的。

第一、第三两点是无法涂改的历史。那么，在寻求合法性方面，两者的状况如何？

如何确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条标准：1.通过定期的选举，由公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和确认。2.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改善了生活环境，这个政权的施政得到公民的认可。在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的状态下，有可能爆发革命。但这个革命有没有正当性，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上述两个标准去验证。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墒牵獠缓纤镂目谖叮拱选盎しā贝笠灯绫族铮艿缴虾Hチ恕?/P>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亚白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9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10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6问显Υ鸶此担骸脊督洗宋唷！蚨路较蚨问闲谢呶茨艹晒Α！薄暗率剐敛哂?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11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线。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

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

2．拙作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中山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里点名严厉批评了孙文及其追随者。容先生不但闭着眼睛说同“贬孙”无关，还断章取义去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如此深文周纳，令人寒心。

3．孙文为自己建立唐绍仪所说“非合法政府”的错误决策辩护，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明明是批评孙文的错误言论，容先生又说与"贬孙"无关,大叫这里有“弦外之音”!如果容先生认为"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思想"这个观点错了,必须借助权势加于整肃,大可明明白白说出来,何必阴阳怪气指点别人去追究什么"真正用意"!

其五，容先生说：“更妙的是，袁文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说成‘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这不妨作为弦外之音看。”连拙作的结语是什么都没有弄懂，这已经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容先生在提及这个论断时竟完全不遵守讨论问题的起码准则。首先,拙作说的是“护法”时期，而不是“北洋政府时期”。“护法”时期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更新和学术繁荣创造了罕见的好环境。如果容先生不同意我在文章中说的“护法”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少应该拿出事实来证明1928至1949国民党统治时期比新文化运动期间言论的自由度更大；应该批判鲁迅写下“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是诽谤！不敢回答问题，却妙想天开去发现什么“弦外之音”，真是叹为观止了！

容先生追究“袁文真正用意”的根据，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他的“真正用意”何在，笔者就不便也不屑揣测了。

2001年11月25日星期日

注释：

1、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编译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289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

3、方声涛：1917年12月31日致唐继尧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第612页，档案出版社1993年北京。

4、《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59—6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

5《申报》1922年6月19日。又：14、18日该报已有此次谈话的简略报道，内容一致。

6、《晨报》1922年6月4日。

7、《申报》1922年6月21日。

8、同上，22日。

9、<曹君亚白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第1625页。

10、<赠勋一位海军上将前海军总长程君碑>，同上第1557页。

文化专横范文篇4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一次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是以党的十五大为依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起，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点亮了本年度中国法治领域的最大亮点。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本次修宪的法治亮点集中体现在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这三大方面。

二修宪的特点：

1．总的大前提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决定都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神圣地位。

2．修宪具有时代的特征。它总能顺应时展潮流以2004年这次修宪为例：

1）“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彰显了宪法的人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是整个的国家，都是受到平等呵护的孩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国家机关要善待庶民的权利、善待弱势群体的权利，要对公民受到宪法呵护的基本人权持有一种敬畏之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潜台词是指容易对公民权益构成侵犯的公共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合法的限度之内，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均不得例外。

2）“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摒弃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从一定意义上讲，“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实际上将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客观上限制了政府的专横和恣意，是抵制政府权力专横和扩张的坚固的金质屏障。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宪政的真谛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呵护公民的权利，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公民私有财产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紧急状态”入宪凸显公共管理的新思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将现行宪法中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的提法颇引人瞩目。用“紧急状态”取代“戒严”无疑将使宪法的相关表述更为科学准确。“紧急状态的统一立法”已经提上了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议程，“紧急状态法”已经纳入了本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紧急状态”这个概念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法治新概念，法律界对紧急状态立法的呼声颇为高涨，紧急状态法制建设开始引起从政府到公众的共同关注。

结语

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我们必须以发展，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和社会的发展总是有局限性的，一部宪法的适应时间也总是有限，我们必须重视修宪活动，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

修宪易而行宪难，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法保障，依然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参考书目

《中国宪政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主编：徐祥民

《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

文化专横范文篇5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一次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是以党的十五大为依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起，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点亮了本年度中国法治领域的最大亮点。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本次修宪的法治亮点集中体现在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这三大方面。

二修宪的特点：

1．总的大前提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决定都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神圣地位。

2．修宪具有时代的特征。它总能顺应时展潮流以2004年这次修宪为例：

1）“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彰显了宪法的人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是整个的国家，都是受到平等呵护的孩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国家机关要善待庶民的权利、善待弱势群体的权利，要对公民受到宪法呵护的基本人权持有一种敬畏之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潜台词是指容易对公民权益构成侵犯的公共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合法的限度之内，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均不得例外。

2）“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摒弃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从一定意义上讲，“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实际上将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客观上限制了政府的专横和恣意，是抵制政府权力专横和扩张的坚固的金质屏障。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宪政的真谛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呵护公民的权利，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公民私有财产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紧急状态”入宪凸显公共管理的新思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将现行宪法中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的提法颇引人瞩目。用“紧急状态”取代“戒严”无疑将使宪法的相关表述更为科学准确。“紧急状态的统一立法”已经提上了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议程，“紧急状态法”已经纳入了本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紧急状态”这个概念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法治新概念，法律界对紧急状态立法的呼声颇为高涨，紧急状态法制建设开始引起从政府到公众的共同关注。结语

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我们必须以发展，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和社会的发展总是有局限性的，一部宪法的适应时间也总是有限，我们必须重视修宪活动，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

修宪易而行宪难，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法保障，依然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参考书目

《中国宪政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主编：徐祥民

《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文化专横范文篇6

俄罗斯、东欧国家近年来掀起司法改革的浪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建立健全司法部。以俄罗斯为例，从职能看，它的司法部与美、法、德的明显不同主要在于检察权、侦查权的配置上。司法部没有检察权，也没有侦查权，这点不同于美国；司法部对检察官没有提名任命、工作指导关系，这点不同于法、德，但司法行政以及各类法律事务由司法部统管。这方面与两大法系国家亦无二致。俄罗斯、东欧国家检察机关传统上是独立的，目前司法部不能干预检察权，实际上是尊重传统的结果。

说到这里，不妨对各国司法部的共同的表面特征作两点归纳：一是地位显要。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机构中最庞大的机构，列在国务院、国防部之后，法、德司法部虽没有美国司法部庞大，但地位也很显要，列于外交、国防、内务之后，个别国家如摩洛哥司法部则属于内阁首位。总的看，大多数国家除了内阁，基本上是一外交、二国防、三司法（或四司法，主要是那些设内政部的国家）。二是职权宽泛又庞杂。大凡司法、法律事务，都在司法部视野里。宽泛得几乎无所不包，庞杂的难以准确分类，简言之，司法部的工作范围跨跃或涵盖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制工作部门。为什么司法部如此位高权重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成因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涉及司法部存在的价值和作用问题。

第一，这是实行法治的客观要求。实行法治就是依法治国，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都要在现实的法制轨道上运行。不论是国务院活动，还是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处于法律调控、规范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讲，法治国家的社会生活其实就是法律生活。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法律事务。老百姓有法律事务，企业有法律事务，社会有法律事务，政府有法律事务。这就需要国家有个权威部门来统管。这个权威部门就是司法部。

第二，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实际需要。司法公正的核心在于法院审判公正，在维护司法公正问题上，司法部功不可没。司法部虽然位高权重，但位高高不过法院，权重重不过审判权。很多国家的司法部对与司法活动有关的侦查权、检察权、执行权或直接掌控或间接指导，惟独对审判权不敢越雷池一步。

文化专横范文篇7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一次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是以党的十五大为依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起，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点亮了本年度中国法治领域的最大亮点。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本次修宪的法治亮点集中体现在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这三大方面。

二修宪的特点：

1.总的大前提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决定都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神圣地位。

2.修宪具有时代的特征。它总能顺应时展潮流以2004年这次修宪为例：

1）“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彰显了宪法的人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是整个的国家，都是受到平等呵护的孩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意味着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国家机关要善待庶民的权利、善待弱势群体的权利，要对公民受到宪法呵护的基本人权持有一种敬畏之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潜台词是指容易对公民权益构成侵犯的公共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合法的限度之内，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均不得例外。

2）“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摒弃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从一定意义上讲，“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实际上将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客观上限制了政府的专横和恣意，是抵制政府权力专横和扩张的坚固的金质屏障。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宪政的真谛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呵护公民的权利，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公民私有财产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紧急状态”入宪凸显公共管理的新思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将现行宪法中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的提法颇引人瞩目。用“紧急状态”取代“戒严”无疑将使宪法的相关表述更为科学准确。“紧急状态的统一立法”已经提上了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议程，“紧急状态法”已经纳入了本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紧急状态”这个概念进入了国人的视野，“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法治新概念，法律界对紧急状态立法的呼声颇为高涨，紧急状态法制建设开始引起从政府到公众的共同关注。

结语

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我们必须以发展，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和社会的发展总是有局限性的，一部宪法的适应时间也总是有限，我们必须重视修宪活动，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

修宪易而行宪难，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法保障，依然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参考书目

[1]《中国宪政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主编：徐祥民。

[2]《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文化专横范文篇8

（2）确立课堂教学作为提高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主阵地。将德育贯穿于各学科教学之中是学校德育工作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新时期学校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要求各学科教学应充分探究和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并与传授知识相结合，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能受到更好的思想教育，达到“以德促智，以智养德”的效果。如：思想品德课教学必须以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语文课教学应充分运用名章、名篇、名句等经典来展现汉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激起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史、地课教学应从国情、资源、人口等方面充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化生课教学应从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国家科技实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中国梦”的激励和唤醒教育。使课堂教学真正肩负起“教书、育人”双重使命。

（3）把高品位校园文化作为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媒介。高品位校园文化对学生素质发展的影响具有弥散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而使学生自觉自愿而又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受其熏陶。新时期学校充分利用“三项活动”，在落实“一周一诗词、一日一名言”的基础上，要求班级撰写班训和班主任寄语，学校刷写校园标语，制作警语牌；利用教研、年级组和团委等部门组织开展“诗歌朗诵会”“百科知识竞赛”等活动；利用特定节日及事件开展自我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观念，充分让学生在自我实践中增强文明意识、竞争意识，做到“知行统一”。

（4）将净化社会环境作为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有力保证。将家庭、社会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是学校德育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学校应积极联络城管、工商等部门加大校园周边环境的整顿和治理。定期举办法制、安全和禁毒教育报告会，帮助学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害，充分利用家长会做好对周边群众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切实使家长认识到家庭对子女品德的陶冶、个性的形成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让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做到时时处处关心和引导，做到既不溺爱放任，也不粗暴专横。

文化专横范文篇9

没有监督制衡的党内权力，必然导致党内权力走向专横和腐败，无产阶级政党毫不例外。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已经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关系共产党命运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监督体制的产生与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内监督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章程中就规定了上级对下级、组织对盟员通过“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著作选读》第39页。）的纪律监督。盟员则通过代表大会的年会制、选举制和罢免制对上级领导成员进行民主监督。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监督思想是集中监督和民主监督相结合，奠定了民主监督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党内监督体制，是上下双向监督体制，没有党内专门监督这个第三支撑点。我们知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这里的每一个支点都向两个方面用力，又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力。三个支点形成耦合关系，每个支点都起到保护另两个支点的作用，从而保持党内监督体制的稳定。

2.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监督体制

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一个国家内建立最早的无产阶级政党。该党成立大会通过的党章，对监察机关产生的方式、职权作了明确规定，为了防止执行委员会独断专行，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有权停止执行委员会个别成员直至整个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执行委员会半数委员被停职，则应在四星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对事情作出最后决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创了党内监察机关，并给予监察委员会很大权力，奠定了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三权制衡监察体制的基础。这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监察制度是从德国开始的。”

3.列宁时期俄国共产党的监察体制

俄国共产党成立于1898年，最初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六大”党章第一次规定建立党内监察机关。规定监察委员会每年由代表大会选出，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1920年，列宁在《关于党的建设和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中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以便实行对党的监督。这样，共产党对上对下和平行监督体制的建立，从而基本上建立了共产党内三个支点的监督体制。

列宁在党处在缺少民主素质、专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政治环境条件下，勾划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党内监督体制，遗憾的是，时间太短，无法迅速见效。

4.斯大林的党内监督体制

联共（布）的党内监督体制曾起过积极作用，是有权威的机构。斯大林在党的“十七大”把监察委员会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从此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就没有什么机构能够监督。

这种监督体制的特点是：（1）普遍化的自上而下的授权，发展为自上而下的个人授权。重要干部的任免，都是斯大林点头才行。他授权的人，都吹捧他，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2）用国家专政工具对党组织成员进行强力监督。使上对下的监督形成了监控和镇压的特征。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83名被捕、枪毙，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大多数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定为“反革命”而遭到逮捕。斯大林长期滥用职权，造成了肃反严重扩大化，党又无力对他的这种专横行为进行制止和监督。（3）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成了党内专制性的机构，不能进行对党委平行的监督职能。

5.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体制

70多年来，我们党内监督体制走了一个“之”字形的曲线。党在建党初期，摹仿苏联共产党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监督体制。从1931年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干涉下取得领导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形成了专制性监督体制，形成了王明的个人统治和绝对专权；把党内监督引向暴力行为的歧途。中央苏区肃清“AB”团运动中，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支配下，大批党员被视为党内异己分子，进行肉体消灭，给党的事业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

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起，我们党内监督又恢复为高度集中的党内监督体制。这时的党内监督体制有以个人为中心和随机性很强的特点。这为中党内监督体制走上专制性提供了土壤。它的特点是：（1）党内监督引入国家的暴力行为。国家专政机器成为监督党员的重要手段。中遭到监禁、刑讯、逼供的党员数量很大。（2）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被彻底取缔。党内监督的另一个支点，党的代表大会也成了橡皮图章。（3）个人崇拜式的党内监督达到顶峰。对的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否定了时期专制性党内监督体制，在党内监督体制中，民主成分越来越多。党内监督体制正处在由高度集中的党内监督体制向民主性党内监督体制过渡阶段，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还任重道远。

二党内监督体制的启示与反思

1.历史悲剧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提出了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但到了50年代后期，个人崇拜开始在党内有些反映。这时同志从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到接受个人崇拜。在接受个人崇拜过程中，、“”一小撮野心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邓小平在分析的历史教训时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是一段精辟的论断。依靠合理、公正、健全的党内监督体制和制度，而不依靠个人，这是历史悲剧给出的启示。

2.党内历史悲剧不仅给我们以鲜明的启示，同时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1）对党内三权制衡与国家三权制衡相混淆的反思。党内三种权力制衡，是有特定含义的，不能把党内三权制衡与国家政权机构的三权制衡混淆起来。党内三权支持的基础，是党员的共同信仰和政治共识，这是党内团结统一的基础。而国家政权中的三权，是以国家强力作支持的，它不取决于政治态度、政治信仰的一致。只要法律作出了规定，不论人们持什么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都必须尊重和服从国家政权中的三权制衡原则。党内三权制衡，是政治组织内的权力平衡关系，目的是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和运转。而国家政权的三权制衡，是国家组织中的权力平衡关系，目的是维护国家政权的运转，二者性质不同。如果把二者相混淆，以国家政权不能搞三权分立而拒绝党内三权制衡原则，这难道是对列宁党内三权制衡原则的坚持和继承吗？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又从何谈起呢？

（2）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本来，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也缺乏平行监督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党的领袖拥有最后决定权、最后否决权、最后裁决权。党的领袖这种权力如不加以限制，就会走向专制和独裁。希特勒的法西斯党就是领袖的绝对专制和独裁。但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中都有既保证党的领袖的专断性，又有防止走向专制性党内监督的成熟机制。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比较成熟的选举制、任期制和辞职制。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袖产生有时带有神秘性、狭窄性，又缺乏竞争性，容易导致终身制。直到现在，党内监督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或任何一个未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宣布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健全完善党内监督体制的探索

1.建立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与常任制相结合的制度，加强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都坚持了年会制的光荣传统。随着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从“十五大”以后，他不仅改变了年会制，也不按规定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党召开代表大会从执政后“八大”到“九大”间隔14年，由于失去代表大会监督，“”和“”两大失误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早在1956年，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期，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3页。）由于种种原因，“八大”的规定没有实行。这个改革的设想把年会制和常任制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年会制的继承和发展。现在应该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而且这个制度可操作性也比较强。

2.健全监督和制约党的领袖的监督体制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关键。党内监督的斯大林现象在国际共运中蔓延，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中，都曾搞过典型的专制性党内监督，都形成了自上而下授权为基础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都把国家暴力行为引入党内监督中，制造了一起起党内恐怖。由此看来，共产党党内监督的最大教训是党管不住领袖人物。因此，健全党对领袖的监督体制就成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关键。首先，要健全党的领袖产生的体制。要拓宽党的领袖提名的渠道，党的前任领袖、执行机构成员、中央委员、代表大会代表联名都可提名党的领袖；经过充分协商，正式选举时要有竞争，这样从领袖产生过程就纳入自下而上的监督体制。其次，健全党的领袖任职期间的监督体制。党的执行机构要坚持集体领导。再次，实行党的领袖的任期制。党的领袖没有任期，容易导致终身制，从而摒弃一切监督。如果权力是终身所有，监督者的监督就失去了剥夺权力持有者的权力这种资格，从而成为无效的监督。

3.加强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功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权力实体。

中央委员会向执行机构授权后，还要监督。如果中央委员会始终处于疲软的状态，党的执行机构的集权现象无法克服。要通过增加中央委员会法定开会次数，增加中央委员会的质询权、提名权、决策权和罢免权。

4.建立中央专门监督机构的平行监督体制。平行监督体制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种体制的中断是监督体制的倒退现象。中共中央［1987］3号文件指出：“建立一套制度制约和监督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特别是职权最高的领导人能够严格遵守宪法，遵守党纪，不至于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行动……。”要真正落实这个改革的重大决策，必须建立与中央执行机构平行的党内监督体制。这就必须改革各纪委的产生方式、领导体制和职权范围。纪委产生后实行垂直领导关系，向各级代表大会和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各级纪委有权罢免同级党委成员的职务，如果同级党委成员一半以上被罢免，召开党代表大会解决问题。这样就真正形成党的代表大会的立法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和监督机构的监督权三权制衡、平行监督和制约的监督体制。

5.加强舆论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一环。要加强舆论监督，必须提高舆论工具的相对独立性。党的舆论工具的负责人由中央全会和中纪委联合任命。向中央全会和中纪委负责。党对舆论的领导应该管方向，管原则，管政策。制定新闻法，以法管理。不要人为规定报喜不报忧的比例。

文化专横范文篇10

一项政策、方针、口号的提出，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主义国家，往往可以立即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但是，要真正领会其含义，把握其精神实质，取得全党全体干部的共识，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往往在一哄而起时还可能出现偏离或误解原意、形似而质变的现象。

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三个“管理”的对象，可以说是依法治国指向的客体。可是，在理解和贯彻执行这一治国方略时，一些地方往往把法治主体只限于政府，由政府制定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的方案，所“治”的对象也大都是本地所“管”的行政、司法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这样，就把“依法治国”的“国”这一客体，理解为只是一个空间或地域概念，按等级层层分管。“依法治国”演化为只是本地区依法办事，这就有失偏颇，而且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与价值目标相左。有的地方甚至推演为依法治村、治家，最后落实到依法治人，就更有悖“法治国家”的精神了。

前述十五大报告中讲的“三管”，是援引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三管”只是概括了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三个方面事务。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把它理解为依法“管事务”，而不问管理这些“事务”的关键所在和核心内容，那就会偏离法治精神。

其实，从法治观点看，“依法治国”中的“国”，应是指国家机器，“法治国家”是指法律至上的民主国家。这架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是源于人民而授予政府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以及军事等权力）。而操作这架机器，行使这些权力的则是遍及全国的政府的各部门、各地方的官员。在近现代，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一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民主的法治的要义，依法治国的精髓，就在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民以法治权，即人民通过人大以宪法和法律来授予并制约政府权力。政府则首先是作为法治的客体接受法的统治，依法用权，而政府官员是这些权力的载体，因此，以法治权又重在以法治官，澄清吏治。所谓吏治清则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前述的把“依法治国”推演为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并无不可，但如果忘记了首要的是要治好你那个省、市、县、乡的“国家机器”，即政府各权力机关及其官员，那就事倍功半，而且会偏离真正法治的轨道。记得在一次依法治国的讨论会上，北京市司法局一位负责同志介绍了他们“依法治市”的经验。他们的一些具体经验确实不错，在一段时期走在全国的前列。可是，他很惋惜地说，后来出了个陈希同、王宝森事件，就失去了光彩，好的经验也被淹没了。———其实，要害恐怕还在于他们抓“依法治市”没有抓住关键：以法治官，特别是以法治市长、市委书记。

陈希同、王宝森事件也有力地表明，依法治国（或治省、治市……），如果没有把重心放在以法治权、治官上，就只会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多也只能说是抓了“形式法治”，即有一定的法律制度，表面上似乎也在依法而治，却只治下不治上，治事不治权，治民不治官，是“半截子法制”而已。因为，现代意义的法治（Ruleoflaw），是法的统治，政府、政党、从国家主席到一般官吏，都要置于法的统治之下。而且，所依之法是民主的法，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与自由，制约政府权力和官吏的法。这才叫“实质法治”，其理念与中心目标本是旨在解决权与法、官与民的关系，变专制为民主政治。因此，要避免类似陈、王事件的发生，不能单靠依法治市所能解决，它涉及整个国家的监督机制，亦即以法调整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问题。这就必须自上而下，先从中央“治国”、调治国家机器开始。亦即把重心放在中央一级实行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来改革国家权力结构，健全监督权力和权力行使者的法律机制。所以，讲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进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自己不先依法治“国”（治权、治官），而只是看着或者指挥着地方热热闹闹搞依法治省、治市……；而地方政府也只是看着或指挥着下属部门依法治理，而不把自己摆进去，首先依法管好自己的权力与官吏。

如同现在的“改革”不能只限于“改革企业”，单对企业自身内部改革，而要首先（或同步）改革政府，规范与限制政府对企业的权力干预，调整好政企关系，才能真正搞活企业一样；讲依法治国，首先要摆正主客体的位置，“正己然后正人”，先以法管好权、治好官，再去依法治事、治人，才能管好各项事业。

二、为什么治国重在治官

治国重在治官，则古今一理。也有句名言：“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即当代的官吏。当然，这句话，也还不是讲法治，不是以法治官，在“路线”与“干部”之间，还缺少或忽视“制度”与“”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以致流于“贤人政治”的窠臼。但他重视治官，严惩贪官污吏（如杀刘青山、张子善，发动“三反”运动），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如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60年代的“四清”运动），乃至大搞所谓“反修防修”斗争（如发动，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提倡“海瑞”精神，“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虽然言行有不一致之处），无一不是企望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励精图治。当然，由于其政治路线失误，又不讲法治，所以适得其反。

治国重在治官，是因为官与权不可分。古人铨释“官”字的含义，谓“官者，管也。”管则需要权，有权就要设官，要设一定的官职来掌握和行使权力；当官就有权，哪怕小到一个警察、一个小公务员，手中也都掌握大小不等的权力。而权力，既可以用来积极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消极地不作为，有权不用，尸位素餐；更可以加以滥用，用来攫取物质或精神私利。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说过：“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霍布斯也说：“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中国的孔夫子讲“食色性也”，讲的是人的生理本性；而“权力欲”则可以说是人、特别是官的本性。而根据英国学家约翰.阿克顿（JohnE.E.Acton,1834—1902）的名言：“一切权力必然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必致绝对腐化。”对掌握权力的官吏如果不加制约，也必然会腐化。所谓“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中国古代历朝败亡，莫不败于奸臣、贪官以及那些“手握玉爵、口含天宪”、专权乱政的宦官之手。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对贪官污吏有一段生动的刻画：

“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囊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籍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因此，历代吏治大都以惩治奸贪为主。新中国建国初期惩办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就曾尖锐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这样。”“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就割谁的脑袋。我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时至今日，官吏的腐败现象仍有增无减。在纪念中共建党75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危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他后来还把“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视为“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当然，吏治不只是消极地为了防腐，积极的应是改革行政机构，健全官制，选拔和培养“能吏”、“廉吏”，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官员队伍，使国家机器能通过他们得到稳定、安全、高效地运转，促成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三、治官的主体与方略

明确了治国重在治官，更重要的还必须解决谁来治、如何治的，即治官的主体和方略问题。古代实行的是人治下的吏治，即皇帝治官的方略是以官治官，同志的治官方略是人治与群治结合，即：在人治下，通过群众运动来治官。

这种直接把群众作为治国的主体的“群治”观，表面看来是民主的或是“大民主”，但实际上却仍然没有摆脱人治的遗绪。群众运动在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阶级斗争激烈时期，用来荡涤旧的污泥浊水，扫清反动的残渣余孽，确有风卷残云、立竿见影的功效。在运动中，群众也比较听话，领导者个人运筹帷幄，一呼百应，一言安邦。领导人特别是在群众中有极高威望的领袖个人可以决定一切，指挥一切。这给人以错觉，仿佛个人意志可以扭转乾坤，群众运动可以包医百病。处理复杂的问题、社会问题，治国治吏，都可照此办理。殊不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群众运动往往变成运动群众，离开了法治的“群治”，实际上是“人治”的变种。

这种一人之治与群众之治、个人专断与大民主结合，成为建国以来到“”终了的中国治国治官的“特色”。考其得失，应当说收效甚微，负面作用为主，官未治好，到最后导致国已不国，造成了极大灾难，教训是深刻的。

经验与教训表明，治官的方略主要还是靠民主，靠法治。民主，也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法治的主体，也是治国治官的主体。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依法治国的主体界定为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应该作出正确的诠释。这里讲的“人民群众”应主要界定为作为整体的人民，人民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去制定治国治官的，并依法行使治国治官的权力。在我国，作为“群众”或公民个人，是不享有直接治国、治官的国家权力的（在外国有人民公决权），只有宪法规定的某些公民基本权利。“群众”可以运用选举权和罢免权去选择人民代表与官员，运用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控告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等权利，去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和但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如人大的监督权、立法权、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等）。我们不能误解为群众可以直接去治国治官。现在也发生群众为索债而自行扣押、拘禁人质的事件，这是违法的。

当然，这不是说治国治吏不要依靠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来监督政府官员，也应当说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特点与优点。人民群众运用宪法权利，通过群众性的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和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即各种社会权力，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监督与督促政府官员奉公守法，克尽职守，为人民谋福利的。但这一切，都必须以“依法”为前提，而且仍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而不能像“”时期那样，“群众”直接“夺权”，批斗、拘禁、惩罚干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群众是“依法监官”；而人民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则是通过立法与监督权力，“以法治官”。

四、治官要靠法治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人治底下的吏治和的人治加群治，都不是治国治官的良方，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行法治，才是上策。

（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官

1.以宪法治官

人们常说“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固然不错，但往往被理解为宪法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治国工具，宪法主体被误为执政党与政府。这是一种片面的观念。其实，现代宪法首要的是“公民权利的保

障书”，并“规定一个受制约的政府”。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政府权力不可逾越、侵犯的边界。这是宪法以权利制约权力。所谓“无分权则无宪法”，其要旨也在通过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或分工来制衡权力，这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总之，都是要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者腐败与专横。

关于以宪法治权治官，甚至清末出使各国考察的大臣载泽也有体察。他在呈慈禧太后的密折中有一段话，很有见地：“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

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利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我国1982年宪法是一部较好的宪法，其中将“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由1954宪法的第三章提升到第二章，置于“国家机构”这一章之前，突出了公民权利的宪法地位。其中还专有一条（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

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在“国家机构”这一章中，也规定了人大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一些机制，如对行政机关的调查权、质询权、政府组成人员任免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审查和批准国务院制定的国民和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及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等。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也有相应的监督权。在宪法第一章总纲中，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5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关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27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的私有经济与私有财产），需要给以宪法保护，防止政府及其官员的侵害；公民有些新的权利（包括人权）与自由，在宪法中尚未得到确认，容易受到来自政府与官员的干扰；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宪法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如立法监督与工作监督，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评议……）。凡此都有待在适当时期进一步修订宪法。特别是如何保障宪法的实施，厉行依法治国，诸如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对执政党的某些组织、干部和政府及其官员的违宪行为，通过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予以追究；建立人大对其所选出的政府官员的评议制度、弹劾制度、罢免程序、以及不信任投票制度（如凡政府及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未获通过者应承担政治责任，自动辞职）；进一步确认司法独立，克服党政机关和官员对司法工作的非法干涉，并强化对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这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基本保证）等等。这些都是今后能否真正做到以法（宪法和法律）治官的关键。

2.以法律治官

这要求首先加快制定有关公民宪法权利的立法，如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以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从而有效地运用这些权利去制衡政府权力，监督政府及其官员。要下大决心和加快制定人大监督法，从而使人大对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特别是执政的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监督有法可依。要制定公务员法（现在只有1993年制定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严格实施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使之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勤政廉政，积极为人民服务。要分别制定各种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它是“依法行政”的一个基本依据，使行政行为纳入民主与法治轨道，旨在使行政行为公正合理和有效率，加强对行政行为的事前监督，防止行政侵权和官僚主义，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专横和腐败。行政程序包括行政立法（法规、规章）程序、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等。其中已制定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其他法尚亟待制定。在这些立法中要健全作出行政决定前的听证程序（听取利益相对人的意见），实行政务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公众参与。

在各项行政立法中，要注意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既有所授权，亦有相应的控权。近代行政法相当程度上是控权法（控制行政权力），而到，20世纪以来，通过立法权、司法权去限制行政权力范围的传统，已逐步将重点转向防止公务员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上，即由限权到制官。由于现代与的迅猛，行政任务日益繁杂，行政权力不只是对秩序的管理，而且要主动为社会谋福利，行政权力逐渐扩张，这是必要的。因之，现达国家的行政法已不着重于限定行政机关享有权力的范围，而是防止行政权力行使者即行政官员滥用权力，擅自扩大权力范围。路易斯.杰斐（Jaffa）说：“行政法是管理和控制行政官员的行为的法。行政法控制对象并不是政府，而是那些组成政府的人。……正是基于此，行政法是用来规定指导性原则以及程序，以控制行政官员的‘冲动’。”当然，在我国，由于过去行政权极其强劲，其权力范围几乎无孔不入，所以，行政法仍须注重对行政权力范围的限制（特别是针对政企不分的状况）。但我国行政官员的专横，确也往往表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上。按英国宪法学家戴雪的说法：“哪里有自由裁量，哪里就有专横。”“政府一方专横的自由裁量权，必然意味着公民一方的自由难以保障。”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也说：“当法律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统治时，法律就达到了最佳状态。……无限自由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它比其他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破坏性。”限制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被视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必要标志之一。当然，他们对自由裁量权的警惕与排斥过于绝对化，忽视了行政自由裁量权对灵活及时、因地制宜地处理有关公民与社会公共利益事务，实现“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原则的必要性。但从以法治官的视角看，加强对行政官员的广泛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在现时的我国，则是十分重要的，这有利于克服“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员所拥有的作为或不作为及如何作为的选择自由。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原则行使行政权力，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行事。它应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而不是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专横、专断的权力。不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是滥用自由裁量权，包括：（1）不正当的目的；（2）错误的和不相干的原因；（3）错误地适用法律或事实根据，（4）遗忘了其他必要的有关事项；（5）不作为或迟延；（6）背离了既定惯例或习惯如在同样情形下许可此人而不许可彼人做某项事情）；等等。现在，一些行政官员利用自由裁量权任意收费、处罚、许可、摊派等等，谋取本部门或个人的好处，是官员贪污受贿的一条宽广的渠道，必须从严加以立法限制和惩处。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及其官员行使行政权力上的一定自由度。对行使这种权力的自由，要有法定限制；同时对于行政官员（也包括司法官员）自身的自由权利，也应有多于一般公民的必要的限制。对于一般公民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法律未加限制、禁止的事，公民都有权利自由去做，不受法律干涉；而政府官员则要受“法无规定皆禁止”的原则约束，即无法律根据，政府官员就没有行使某项权力的权利。一般公民可以放弃某项权利的行使；而官员行使权力既不得滥用，也不能怠用或放弃不用，否则就是失职、渎职。又如宪法中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行政官员或公务员所受的限制就严于一般公民。法国公务员总章程（1959年2月4日颁布）中规定：公务员发表任何见解的权利，因职业上的特殊需要而有所限制。这称为“克制保留义务”，即公务员在职期间无权向公众发表个人的主张和意见，不得以个人的观点来混淆国家在某一上的立场和态度。同时还规定公务员在向公众发表任何性质的观点时，必须慎重，措词准确，口气婉转，态度克制，不能有挑衅性行为等等。有的国家还规定公务员不得参加旨在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罢工，严禁政府大部分雇员参与某些党派活动。

反观我国，行政官员行使权力、享受权利的自由度，远比一般公民大。一些官员以言代法，谁权大，谁的言论自由度就大，任意自由裁量的权力也大。这都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3.使从政道德法制化

治官重在治贪反腐，防范以权谋私。古代儒家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来约束权力者。但他们提出对为政者的一些清规戒律，多限于一些道德箴言与说教，不大重视道德的化。在专制的人治下，道德法也难以制约官吏。当代世界各国都受官吏腐败的困扰。一些国家加强了从政道德的立法，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与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其中包括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礼、受礼；不准公职人员经商；限制公务以外的兼职活动；禁止以公权谋私利；禁止不正当使用政府未公开的信息和国家财产；要求公职人员申报自己及其家属的财产；实行公职人员回避制度（包括任职回避——如亲属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下的同一机关工作；公务回避——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争讼，“自己不得当自己的法官”）；对离职的公务人员的活动的限制等等。

我国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约束党政干部的行为准则。诸如关于党政干部的生活待遇、个人收入申报、禁止经商、接受礼品的限制、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领导干部亲属不得在本地区外资中担任重要职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等规定。党中央还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重要党规。这些规定有助于党政干部的道德自律与他律，但还有待采取坚决措施，从严执行。

以法治官还要强调充分运用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对贪官污吏严加惩治。

4.提高公职人员的法治素质

以法治官不只是外治，更重要的是内治，即提高公职人员自身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素质，自觉以法律己。

公职人员特别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具有相当的法律素养。在外国，议员、总统、总理与内阁部长，大都是律师或法学者出身，至少也都有相应的法律学识与从事法律工作的经历。我国过去的中央领导人都是在枪杆子下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而对法律则是完全的外行。这也是过去长期以来中国法律虚无、法治不彰的根源之一。当今的第三代领导人则大都是学工出身的技术专家，要领导全党全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建立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其关于法与法治的素养显然是捉襟见肘的。不过，他们已经自觉到要朝这方面下功夫，带头学法，听法学讲座，倡导在干部中普及法律知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不过，窃以为，法律知识固然重要，法治意识更为根本。

各级党政干部应当具有哪些法治意识呢?最基本的是社会主义宪政意识，亦即民主政治意识，它是法治的基础、灵魂与动力。以法治国首要的是以宪治国，或称“宪治”，即厉行社会主义宪政，切实实施宪法，树立人民权力至上，宪法权威至尊，人民意志与利益高于一切，人权与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行使权力要遵循法定的程序、接受权力制约与民主监督、承担相应的责任等等。

同时，各级官员还要把“为政以德”提高到法治观念上来认识与对待，强化“克己奉公”的法治意识。“克己”———即用法律或法律化的道德来约束自己，廉政勤政，不得有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奉公”———即树立公仆意识、公民意识和为政公开、公平、公正。

要加强公仆的服务意识，把“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作为一项弹性很大的道德格言，而应视为回报纳税人（公民）的供养而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要树立公民意识，就是要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要把“走群众路线”的“群众观念”，不只是作为领导人的开明的民主作风，而且更要意识到今日党领导下的“群众”，是与领导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共和国公民，由“官本位”转变为“民本位”，领导干部也是在法律之下。受法律支配的公民。因此，单讲“群众观念”，而缺乏公民意识，往往易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高于群众的领导者自居，把人民群众只当成领导管辖的对象或客体，而不是尊重他们作为人民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主体。如果过去讲没有群众观念是“党性不纯的表现”；那么，在法治国家，没有公民意识就是政治品性不纯的表现。

至于政务要公开，办事要公正，执法要公平，则是“奉公”这一道德戒律在法治国家的新的内涵，是为政的基本守则。无此三“公”，就是违反法治的正当程序，要受到的追究。

（二）建立公职人员的激励机制，提供公职的安全保障。

“治官”不只是从消极的防范与惩治上以法治官，还要从积极的激励和保障上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促进公职人员勤政敬业的进取精神和安全感。

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权利的自由度要小，个人职业的安全度则要大。安全度包括安全，职业保障，保障，等等，使之珍惜、尊重自己的职业，无后顾之忧，而有进取之志。

1.政治安全指公职人员、特别是公务员（非政务员）的任职，不受选举和政局的而进退。外国要求公务员“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政争，亦不受其影响。我国则要反对“人身依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荣俱荣，一枯俱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