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质范文10篇

文化特质范文篇1

由古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此曲曲调悠长，富有浪漫气息；句尾伴以下行或向上的托腔，以自然调式的和声旋律，自由舒畅地表达一位女子对爱人的深情，词句之间自然流露出的爱恋确切不移。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所知，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别于西方的直接性、对应性的传统文化。传统诗词在此曲中更体现为一种含蓄、中和的美，运用大量的赋、比、兴的手法来表达。因此演唱者在演绎该曲时，应用一种含而不露的深情来诠释，才更符合传统文学赋予此诗词的意境。又如艺术歌曲《杏花天影》，作品分两阙，词意凝练，音节舒展。歌词表现词人的羁旅愁怀以及对恋人的深厚思念，以“起调毕曲”的创作原则，用同度或八度调式主音表现每阙的起与收，感情既细腻又奔放。这首作品的用意同《我住长江头》相似，含蓄地表达了旅人的一种“隐痛”。在中国古诗词的演唱中，情感表达至关重要。作为演唱者，只有深刻地领悟和体会古诗词中的意境、气韵和情感，驾驭整首歌曲的情绪发展，正确地诠释出文本所要表现的情感，进一步深化演绎的深度，才能真正将中国古诗词所承载的更稳固、更深层的意蕴演唱出来。

“一切景语皆情语”，寄情于景，托物言志。中国古诗词向来注重对意象的缔造。一方面，古代文人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品赏自然之美，达到愉悦心灵，超然物外。为增长见识，开阔胸襟，近有郊游踏青，远有游山观水，在游走观赏中道出对自然之美和内心世界的感悟，流露出对个人性情的娱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中国文人深谙养生之道，往往把精神世界寄托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身上。“心逐鱼鸟闲”便是诗人心境的写照。苏舜钦《沧浪亭》诗云：“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这些相似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诉诸于具体事物便形成了意象的高度统一。比较典型的如素有“岁寒三友”之称的松、竹、梅和“四君子”之称的梅、兰、竹、菊等。魏晋以前，诗歌以客观意象传情尚不明确，但已有萌芽。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自魏晋以降，此特质逐渐明朗。竹以其高风亮节深受文人喜爱。菊以其傲霜之姿深得陶渊明倾心。他遍栽菊花，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菊花也逐渐成了超凡脱俗的隐逸者之象征。宋人周敦颐因陶渊明后真隐士不多，大发“菊之爱，陶后鲜有闻”的感慨。此外，如梅花、竹子、古松、月亮、杜鹃、鸿雁、春花、东风等意象，无一不在历代诗人反复运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积累起深厚的文化意蕴，成为民族文化和心理积淀的一部分。中国民俗有“花历”，八个节气有二十四番花信风，自小寒至谷雨，每五天为一花信，梅花争得“东风第一枝”，倍受文人瞩目。《论语》有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表达了对坚贞品格的赞扬。宋时诗人林逋写过多首梅花诗，自云“梅妻鹤子”，诗《山园小梅》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佳句。怀着对林逋咏梅花佳句的喜爱，姜夔自度《暗香》、《疏影》二曲为词牌名写作两词。词序云：“辛亥之冬，余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肄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暗香》直写赏梅花之人：“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此词对往事的回忆中，含有一种今昔对比，同时也见出“月色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毕竟“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疏影》以美人喻梅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亿、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疏影》则集中描绘梅花清幽孤傲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青春、对美好事物的怜爱之情。梅花以其幽独之品性，高洁之情操，竟然如王昭君般被冷落，寄托了词人深沉的不为人重、时不我遇的感慨。范成大广置梅花、修建梅园以寄情以明志。中国古代文人对意象十分注重，运用得炉火纯青。只有了解了意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底蕴，才能真正明晰诗人的本意。所以，对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演唱，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演唱者只有体悟到古诗词歌曲中所使用意象的文化内涵并在演唱过程中通过情感表达出来，才能够真正使听众领悟。

中国历代文人，深受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影响，既胸怀天下，又渴望遁隐山林、回归自然。“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在热衷仕途的同时，寻求生活情趣，追求回归自我。特别在古代文人遇到仕途受挫、情感波折等人生失意之时，往往无力表达强烈反抗，而采取一种逃避态度，遁迹山林，回归田园，过着淡泊宁静、自然清远的隐逸生活，追求心灵的平静和闲适。这种隐逸文化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演唱者在演唱这类诗词歌曲时，应当注意到文人隐逸的多样性、复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作者的真实情境，力求再现作者的内心世界。

正如利奈尔在《菊花与诗酒———中国古代隐士的那些事儿》自序中写道：“隐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对于现代人来说，古代隐士那远去的背影恰恰是一抹永远也消褪不尽的残霞。每当我们在人生最彷徨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就会在天边浮现出来———那绯红的霞光虽遥不可及但却分明而清晰地昭示着另一种理想生活、一种远离尘嚣的无言之美！”①中国隐士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避世阶段。如殷周的伯夷、叔齐，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失望，包括对伦理、道德和现实政治秩序的失望，这种极度的失望让他们逃避这个世界，要和世俗的社会、政治权力以及道德观念作一种隔绝。后来，他们逃往首阳山，不食周粟，终被饿死。第二阶段是庄子提出心隐。②隐居未必要到山林、到荒郊野外去，只要不和政治权力发生关系，市井、乡村都可以。心中自有清、浊之分和美、丑之分，和世俗社会不同流合污。《史记》对庄周记载仅几百言，但高声称颂他与政治不合作，甚至是鄙薄的态度，实质在于称道他独立的精神典范和自主人格。这与司马迁自我独立人格与自我审美观照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游世思想是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部分。《庄子》内篇中多数篇章都涉及以游戏态度解脱人生羁绊的主题，谈论尤为深刻，如“曳途之龟”、“鲦鱼之乐”等。古人谈论庄子比较重视游世思想，其核心也是出世思想。第三阶段是朝隐阶段。以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为代表。虽然生活在人群里，只要心灵依然高洁，不受政治权力影响即可。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文化特质范文篇2

关键词：高层建筑；文化特质；设计创意

随着现代化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建筑存在的独特性。通过这点认识，文章基于建筑设计师多年积累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对高层建筑中文化特质及其相关设计做出合理的讨论。

1高层建筑的文化特质

高层建筑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与自然相对的社会性。人类学家泰勒早就明确提出：文化是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创造和获得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甚至认为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岩洞也是文化的产物；②与聚和不同的整合性。建筑是一种文化实体或形态。也正是因为它与文化有着这种同构关系。如明清北京城体现了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忧患意识就是自我拔高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唯我独尊的心态；③时空的一体化和结构的自组织性。按照文化传播学的观点，文化的存在在于传播，而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时空一体化，这一点在建筑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印度的泰姬玛哈陵。

2高层建筑设计文化创意策略

由于现代时代的快速发展，对于建筑当中空间的设计方式以及预算时间也在日益发生改变，这样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建筑的形态。主题形式以及相关的文化气息体现在以下几点：①通过对环境进行详细的观察，能够从整体上说明建筑文化具有一定的兼容性；②对信息空间的整体呈现，能够让高层建筑文化特征达到动态的效果；③相关人员将创新能力融入到高层建筑文化中，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性的功能；④相关人员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对高层进行生态化的建设；⑤将主义主导性作为高层建筑的主要内容。

2.1形态文化

建筑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价值，相关设计人员在对高层建筑进行塑造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点原则：①整体性原则；②简洁性原则；③易识别原则。例如国外的市政厅，呈现出一高一低的姿态，生动形象的表现市政建筑的形象。

2.2新技术文化和美学新价值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化技术以及相关领域之间的不断渗透、融合等，能够促进建筑美学的不断发展。由于聚合的建筑体系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子系统构成，通过不同结构之间相互关联而组成的大系统，具有一定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通常是为了对建筑的特点以及属性等相关的建筑表意体系。建筑技术的实质主要是人在具体劳动中形成符合规律以及目的的统一性，并且人的自身力量是利用创造活动的热性而呈现出来的对象化。对于高层建筑来说，无论是表达力学逻辑还是呈现出经济性的来说，同样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艺术美。

2.3地域文化

在20世纪期间，高层建筑方式和整体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地域性文化也在不断的呈现出来，并且具有文化气息的高层建筑大量的涌出。这种地域文化的特色相互融合的形式有很多的优势，同时对传统做出恰当的延续。例如：我国某城市银行有一座新盖的大楼，采取“凹”字形作为整个楼房的形状，其中也包含了一座类似弧形形状的大楼一起共同组成，采取配楼和主楼相结合的形式构成大圆环。通过相关的主题内容的表现，不但能够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特征，而且也对中国古代的钱币造型和金融文化有所提及。这不再是简单的传统符号或者是单纯的模仿，在建筑过程中处处都体现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2.4生态文化

人类并不应当彻底摒弃创新技术，而是要依据生态原则来对技术发展进行挑选，从而能够让人类社会得到很好的发展，让自然界变得更加和谐。到目前为止，仅是针对废弃物的处置和生产新能源两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花销慢慢降低，由此可见信息技术也会融入其中，特别是生态项目方面更为突出，这样的技术给信息的吸取和研究带来益处，同时也大力支持非集中化的决定。

2.5摩天楼的新价值观念和文化氛围

以规模的方式创造出高效、具有特色的高层建筑理念也是当前、甚至到未来的高层建筑都能够朝着主流的方向发展。例如，国外一名著名建筑师曾经设计出来的摩天城，成为了业界一个伟大的壮举。

3高层建筑文化特质的意义

我们的实际操作和科学发展观是在城市不断发展中学到的，主要的目标是以人为本、提倡科学、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并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人员需要明确的对建筑文化本身的性质进行了解，并且从建筑的整体发展对城市、草木园林、建筑体系包含的技术等做出合理的分析；相关人员还应当做好利用我国地方特色的符号或者是相关象征物品进行合理的总结，将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融入到高层建筑中，并且依据情境设置设计不同的风格，将我国以往的文化理念以及民族精神与当代建筑的整体进行有效的结合，将我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展现出来。需要开阔眼界，从多个方位去观察，对中外建筑所存在的区别进行研究，并认真借鉴国外的成功案例，研究西方经典建筑，合理的设计理念以及精湛的设计手段，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高乡土建筑水平以及具体的实践能力；设计人员还应当依据我国历史文化做到努力探索，充分提高建筑市场对历史演变下的建筑所吸取的教训，从而坚定信念，创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建筑风格。

4结束语

通过以上内容的整体论述，可以看出：相关人员在对高层建筑展开合理的设计时，应当要结合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的文化气息，从而来对高层建筑展开创意的设计，并且能够从整体上提高高层建筑文化特质，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对此，相关人员应当坚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沿着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行，为我国的经济做出贡献。

作者:孙亮 单位:大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冯刚.试论当代高层建筑美学中的非理性倾向[J].建筑师.2008,(3).

文化特质范文篇3

在朝鲜族传统舞蹈中，其舞蹈动作是在一定的线与点、动与静、快于慢、高于低、轻与重、刚与柔的起承转合的对立统一过程中形成。同时又受某种音乐节奏的制约。而“古格里”的节奏鼓点也要与舞蹈呼吸相配合。以气息的运用带膝部的屈伸和步法，并贯注全身，有明显的连贯性，同时也构成舞姿造型的流动和延续性，初学者在学习朝鲜舞时，通常是先以下肢屈伸动作配合呼吸完成，准备时在半蹲上，以呼吸带动作同时膝部配合吸气向上延伸，这种呼与吸的过程中往往会呈现出一种刚与柔，动与静的鲜明对比。12/8拍的“古格里”节奏均匀缓慢，它训练学生的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及正确的朝鲜舞体态。朝鲜民族的音乐和舞蹈的风格特点往往与水稻种植和鹤有关联，朝鲜民族以农业经济为主，以水稻种植为主要内容，这一主要的也是农耕生活的特征，也很自然地在朝鲜族民间舞蹈中表现出来。比如说“鹤步”，如故单一的将这种形态归结为朝鲜族人民对于鹤这种动作的图腾式崇拜心理，那其实是比较牵强的。当然，该动作是有对于鹤的走姿模仿成分，但是，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看，比如说朝鲜族以稻田为主农作物，那这个动作是否是取材于农人在稻田里的步法呢？在跳朝鲜族舞蹈时会要求深沉自然，比如“小鹤步”是通过在迈步中同时吐气，脚落地时重心下沉，表现重拍下沉，动力自然放松地下延伸，比较沉稳优雅。朝鲜族著名舞蹈家赵得贤说过：“朝鲜族舞蹈的屈伸动作，是指先一脚迈开的时候身体下垂，第二步身体上升，然后又复下垂，迈出先像一脚一样的步子，这种屈伸动作，好像在水田里干活时，在稻田里行走一样，这正是朝鲜族舞蹈起源于水田劳作的痕迹”。这正是朝鲜族人民勤劳淳朴的性格，当然，也不能抹掉鹤在人们心态中的影子，这两者更好的结合才形成了朝鲜族舞蹈的独有特质。朝鲜族最大的舞蹈特点是：对称与平衡。在“易经”中气被称为阴阳两极，吸气为阳，行与后背，呼气为阴，行与前胸，在舞蹈中这正是“易经”中的阴阳相符合。阳是上，有强刚之意，阴是下，有柔弱之意，在舞蹈中吸气多上提，呼气多下沉，而朝鲜族的舞蹈动作，先右边起，到左边反复。这是因为朝鲜族人民认为，右方代表公正、吉祥，人们在感知客观事物时，总是先感知右方，觉得右边比左边更敏感一些，所以动作一般右起。其次，先前进，在后退，先有斜前迈步，后有斜后退步，向右斜前方或右旁做一组动作后，既向左转身。

以上几点在人们的视觉、心理上都会产生一种对称感和平衡感。这种艺术处理不仅使舞蹈婉转自如，而且为左、右两方动作达到平衡和对称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平衡本身给人是一种稳定感，从局部到整体都达到了右边和左边的对称，使动作在稳定和柔韧中产生一种静美的感觉。所以，在朝鲜族舞蹈中有很多都蕴含了这些太极、阴阳和谐的佛、儒、道教的思想在其中。朝鲜族舞蹈是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的，在民族舞蹈中有很深远的影响。世界上各民族舞蹈的形成，都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民俗舞蹈是在千百年间由农民们自发形成并代代相传，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不同程度的积淀着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对于民族的形成、居住环境、经济结构等各方面都有反映。因此，历史文化形成了朝鲜族的舞蹈文化和习俗风情，当了解了这些，才有可能使我们在表演朝鲜舞蹈时，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感情内涵，并在舞蹈中更好地体现朝鲜族的性格特点和舞蹈中所反映的文化特质，开拓领域，展观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本文作者：颜婧婷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城建学部

文化特质范文篇4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文化特质范文篇5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P844)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3](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4](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4](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3](P368)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文化特质范文篇6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P844)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公务员之家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P368)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文化特质范文篇7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P844)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和内在的自省，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我党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P368)

从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的发展。”(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产物。

【】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文化特质范文篇8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815(2001)03-0013-06

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关于建党问题的著述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表明，任何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民族性规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世界性则反映着它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探究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建党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P844)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3](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4](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4](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3](P368)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收稿日期：2001-04-25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文化特质范文篇9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文化特质范文篇10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人，管理的目的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在实现组织机构的最终发展目的中体现自身的价值。中国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1]运用在高校管理制度中，本质上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也就是“仁治”思想的体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具体体现为以教师为本，从学习到生活乃至业务活动等各方面，都应抓好各项福利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教师的基本生活需求[2]。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诚聘海内外英才》招聘启事为例，其中明确标出“提供免费住房，妥善安排配偶工作及子女入学”，并且对外专人才负责“一次国际往返机票费用”。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家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个人、家庭、团体三者中，家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3]将拟聘对象视为家庭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仅将其视为无社会属性的独立自然人，进而为拟聘对象解决“后顾之忧”。在该校的政策规章制度中的工资福利版块上，包含“探亲待遇”“病假期间待遇”“丧事处理”“工伤处理”及“保健津贴待遇”的相关文件。如果将高校称作“单位”，在这一意义层面上，高校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式的组织，除了付给教职工工资与薪水，还负责诸如居住、医疗、孩子教育等生活方面的事宜。这种管理制度毫无疑问，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对人特殊化的重视，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以人为本管理、治理高校是高校发展的关键[4]。该校实行“院系办校”的发展战略，各院系均成立由优秀教师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各类学术事务，给予了充分的学术自由，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同时选举教师代表，参与院校的各级重大决策、各级制度的制定和变更，避免了当下的管理化、行政化现象。

2“德才兼备”的考核标准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德育工作是全体教师的共同职责。教师应当把德育贯穿和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并以自己的楷模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教师从事德育工作和参加社会实践的成绩，应与其他业务工作成绩同等对待。”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教授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但并非是工作的全部，能够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全部内容。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招聘、职称评聘、岗位考核、年度考核、优秀人员选拔、国内外进修项目选拔等各类型考核和选拔文件中，无一不将思想道德修养和师德师风置于考察考核的首要条件。“政治素质，品行修养，业务素质，仁爱之心”等方面对教职工进行综合考量。并且这种考量不仅仅应用于教学岗位教师，对于行政岗位的各级人员也实行相同的标准，甚至对高校的管理层的“德行”考量更为严格，每年一度该校都会开展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问卷和会议，均在道德情操方面进行严格的考查和评定。在“才”方面的考核，对于教师而言，专业能力侧重教学与科研并重，虽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经实行岗位类型分别聘任的制度，但是并不意味着教学岗位类型可以不做科研成果的要求，对于“才”的考核，也是“兼才”视为优秀人才的隐性标尺。同时也强调才学应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力，例如该校在职称评聘和年度考核制度中，鼓励教职工开展推广项目，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正如《论语•为政》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和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以“德行”作为考察考核的重要标尺，体现了以德治校的管理理念，而各类文件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

3“义利并举”的“群体意识”价值导向

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也体现了该校的文化价值导向。在高校人文环境管理中，文化定位是精神层次的升华[5]。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新进教职工的入职前培训项目中，不仅包含对学校发展历史和各项管理制度的报告会、教师专业技能培训班，同时也包含高校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和角色解读，高校与当地社区发展的相关关系，以及高校自身的文化特色（如校训）等的相关讲座，以文化价值导向为切入点，迅速实现个人与整体的融合和归属感。此外，人才聘任和评价机制的选定都涉及到对人的评价问题。评价方法的指标体系构建不仅对被测评对象有专业发展导向，同时也有道德价值观导向。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改革与科研项目申报评选办法，岗位聘任考核办法，及各类奖惩制度，均体现出“义利并举”的价值导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已经“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见利思义”（《论语•里仁》）中均谈到君子要将义作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在利的面前应该想想是否合乎义。这其中既肯定儒家思想中“义”的首要地位，又体现“义以生利”（《春秋左传•成公二年》）对利的肯定。这里的“义”在现代高校管理中即指法律法规、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制度，及“克己复礼”的具体实践。只要是符合“义”的“利”就应该鼓励去追求，提倡发展。这其中的“义”还包含了“群体意识”的价值导向，教职工本身不仅要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在上述的各种管理制度文件中，均对“团队合作”“团队精神”“团结同事”等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对科研项目应团队申报，岗位考核中要求在聘任期加入学科小组并开展学习交流等。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绩效奖励和评选都是“义利兼顾”的管理制度。既鼓励教职工个人的发展，又强调个人在整体利益中的价值体现。

4结束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的家族思想、团队观念、强调仁爱等蕴含强旺的工作动机，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激励着个体为组织和集体做贡献[6]。但是同时也应该强调儒家思想与当代高校发展战略和各校实际情况的有机结合。各高校应该立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现实需求，构建并完善具有各自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奠定良好的资源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对我国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问题和挑战。随着海外归国人员和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我国高校的管理工作面临着跨文化管理的新走向。这一特殊群体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高校的智库资源。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教学工作，其在海外所受到的异域文化影响也将在无形中体现在工作中，如何能够做好人才稳定工作，避免因为文化差异，尤其是避免管理制度的文化特质差异，而导致的沟通交流失当，教育理念冲突，制度解读有误等问题，最终造成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各高校间人才战略的新课题。了解我国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文化特质，其一方面符合我国高校本土教师的心理预期，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增强其归属感，为实现个人发展、学校发展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能够跨越中外管理制度的差异，对海外引进人才进行正确的政策解读，帮助其尽快适应高校生活和工作环境，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2]高媛媛.论儒家思想对高校管理的启发[J].现代商贸工业，2013（16）：133-134.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4]吴艳云.高校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议刍议——基于儒家管理思想的分析视角[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81-84.

[5]张永芳，张社争.“以人为本”理念在高校管理中的价值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3）：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