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改革范文10篇

体系改革范文篇1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体系改革范文篇2

关键词：商品税；商品税体系；营业税；增值税

一、商品税体系改革的税收基础

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建立了由商品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关税等)、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和其他税(包括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共同组成的税收体系并延续至今，其中，商品税体系是税收体系的基础税系，增值税、营业税是商品税体系的重点税种，也由此成为整个税收体系的基础税种。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征收管理水平制约，在1994年的商品税安排中，扩展了对于货物制造与销售、对货物的加工与修理修配劳务提供的增值税课征，保留了对于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销售以及其他劳务提供的营业税课征。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流通对象的税种划分中，增值税的税基主要限制在与货物密切相关的行业，营业税的税基主要集中在劳务及不动产销售和无形资产的转让方面。

从图1可以看到，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基覆盖了全程的流通领域，并以平行关系瓜分了全部的流通对象。按照税收制度设计理念，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并行关系设计，商品和劳务中的任一课税对象，如果课征了增值税，就不应当再次征收营业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现行商品税体系中，不同的税基，很有可能适用不同的商品税税种。

这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的做法，完全基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目标与社会经济基础，即强化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努力实现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理想。为了减轻制造业中承担的较大的交通运输成本，增值税制度还规定允许在增值税中抵扣交通运输成本中包含的税款。在当时，商品税体系如此设置是强调税收效率原则的现实选择。

二、对商品税体系的实然性问题分析

自1994年全面推广增值税以来，商品税体系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状况已经维持了17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巨大变化，商品税体系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

1税收的效率性淡化了税收的公平性

尽管企业的经济业务属性相同，由于税收制度平行设计了增值税与营业税，商品销售课税与劳务税制并存并且差别较大，企业的经济业务很有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种、不同的税率、不同的税基、不同的计算与征管办法等不同的税收环境。随着中国调整产业结构紧迫性的不断增强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履行的税收承诺的不断兑现，中国对于税收制度的要求越来越倾向于公平、统一与中性，为了凸显效率而设置的商品税体系的不适应性和扭曲性越来越明显。非统一和非最优的税收制度不仅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而且在宏观经济稳定的环境下，税制结构的扭曲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2税法的复杂性弱化了收入的有效性

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且营业税依行业设置不同税率，使得商品税法变得复杂和非兼容。税法的复杂性和不同税制之间的非兼容性又不可避免地严重降低税收收入体系的有效性，使政府无法在预计期限内实现应有的收入规模。

营业税仅适用于特定行业且对各行业规定了大范围的初始免税的税收优惠，严重侵蚀了税基规模，使得营业税税基变得狭窄；由于面临的社会压力，政府难以通过提高税率来满足收入目标；加之营业税的征收管理十分困难，因此，营业税收入规模始终小于增值税。在2007年商品税收人中，国内增值税156099101万元，占全年税收收入494492879万元的比重高达31.57％，营业税65829725万元，占全年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13.31％；2008年前3季度，国内增值税140969572万元，占前3季度税收收入460589646万元的比重高达30.61％，营业税58263841万元，占前3季度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12.65％。

3税种的重叠性强化了课征的重复性

根据现行商品税法律规定，中国对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文化体育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和娱乐业的课征，主要依赖营业税作为商品税收入的工具。上述行业适用的营业税存在诸多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营业税内部的重复课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课税两大方面。

从营业税内部的重复课税看，营业税不仅各道环节重复课税，而且不区分收入属性以全部营业额为计税依据，还存在着对于各种收入的重复课税。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重复课税看，现行缴纳营业税行业既要在流通过程中层层缴纳，在提供服务时必需采购的机器、机械、设备等支出负担的税款不能在下一个环节抵扣，又需要负担购买生产性投入品时转嫁而来的增值税，即无法在向政府缴纳的营业税中抵扣在采购成本中支付并且负担的增值税，还存在着不同税种的重复课税，隐性税收负担过重。如在现行商品税制度下，对于国内外采购的飞机、发动机、高价中转件航材、燃油、机上供应品等，航空公司已经承接了由上游企业转嫁的增值税，仍要在后续环节继续以含增值税价格为基数向政府缴纳营业税。这意味着同笔收入课征了两次商品税，不仅违背商品税体系的设置初衷，也导致企业资产原值虚高，运营成本增高。以南方航空公司为例，2006～2008年，公司进口环节增值税金额分别为5.4亿元、6.95亿元和7.32亿元，年均递增在25％以上，在不能继续抵扣和转嫁外购成本中的增值税的同时，仍需作为营业税纳税人，按照航线、飞机最大起飞全重等因素就运输收入按照3％税率、就非航空运输收入按照5％税率再次缴纳营业税，公司购进飞机、发动机及航材的安排越多，重复课税的现象越严重，公司的盈利情况越受影响。可见，税种重叠且全额课税的税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甚至扭曲企业的贸易方式和投资决策，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

4税制的差别性强化了征管的局限性

增值税和营业税在计算方法、适用税率、税收优惠和征管机关等税种设置方面有诸多不同，使得税制出现巨大的差别。就增值税和营业税本身而言，由于大量的税收扣除或者税收优惠而存在着对一定的税基适用不同税率的现象，使得税法呈现多维复杂化，这给纳税人从事逃税和避税项目提供法律机会，从而使税务管理和稽查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商品税体系改革的实施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角色仍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职能之内，即提供经济基础设施、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此次商品税体系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要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而是为了修正各种经济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改进税收制度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性，支持经济增长。为了减轻税收制度的扭曲程度，政府应立即开启商品税体制的税基性改革，依据税收中性原则，简化商品税制结构，对有差异的税收待遇给出解决对策。具体而言，商品税体系改革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短期目标安排

目前，最直接而高效的做法，是在营业税税基中，优先选择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推进试点增值税。短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参见图2所示。幸运的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十分健康，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贸易顺差数额巨大，已经具备了推进上述改革的基础条件。为了保证改革有效推进，需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会交通部、民航总局等其他各有关部门协作，选择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点。上述试点和推广的时间宜为8～10年。

优先选择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范围内推广增值税的原因在于，上述行业的经济活动与货物密切相关。从交通运输业看，运输工业为货物，运输对象或客或货；从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看，全部建筑材料均为货物。与上述行业比较，营业税其他行业因与货物关联度不高，不具备优先推广增值税的基础。如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业等与货物的关联度不高，餐饮业、医疗服务业等虽与货物关联度高但小型企业众多，优先推广增值税易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和遵从成本。因此短期内，应从与货物密切相关又便于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管理的行业入手，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纳入增值税税基。

2中期目标安排

从中期看，随着税制改革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增值税征管力度的不断增强，短期目标实现后，宜选择条件适宜的时候，在试点城市或区域，将服务业和娱乐业劳务纳入增值税税基。中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参见图3所示。上述试点和推广的时间宜为5～10年。

3长期目标安排

长期看，宜最终彻底取消营业税，将营业税的金融保险业、文化体育业和邮电通信业劳务的提供以及无形资产的转让行为全部纳入增值税税基，与所有的商品共同缴纳增值税。长期目标实现后，中国未来商品税体系结构图如图4所示。由于中国短期内不具备一次性废止营业税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条件，因此，将全部营业税税基划归到增值税的方案应当作为商品税体系改革的未来长期目标。

商品税体系改革之后，对大范围的商品和劳务实行统一的税率，无论同一产品周转次数多少、增值额产生在分配过程前后，无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无论对协作型企业还是非协作型企业，都在同一基础上课征增值税，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增值税额是销货发票上的销项税额和购货发票上的进项税额之差，销货和购货包括了所有的应纳税商品和劳务，如原材料、中间产品、辅助材料、产成品及设备，其一次性总付税的制度设计允许在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应税企业不用承担与库存积累或设备购置相关的税负所带来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中间投入品的课税，将税收推后到最终消费阶段，可以修正因政府长期商品税政策设计产生的税负不平衡，以公平的税收环境引导独立市场运作下的资源优化配置，校正税收对于市场机制的扭曲，提高课税的经济效率。

四、商品税体系改革的约束性条件

实施税制改革需要信息、行政和政治条件。以统一经济业务的税基和征管办法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商品税体系改革面临着技术性、管理性和经济性约束条件。

1技术性约束

技术性约束是决定商品税体系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石。从技术性约束看，商品税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收入原则和效率原则和中性原则等几个重要但又相互竞争的税制改革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所做出的具体措施符合税制发展和企业发展要求。在商品税体系改革过程中，政府需要解决的技术性约束问题包括：能否在改革中避免对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能否最大程度地在课税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下完成最优级税制改革；是否需要对短期内转征增值税的行业承诺统一的税率模式；如何力求在税收公平的改进和税收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之间保持平衡；新商品税体系将分别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何种类型和程度的影响；现行营业税法律法规规定的对于医疗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研究服务、政府保险、证券和债券等项目的税收优惠条款，在增值税制度中能否作为税收抵扣或者与增值税制度中农产品买卖、图书报纸杂志、公共垄断产品、军需品等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能否本着适度原则，对公共交通、普通标准住宅规定与食品、家用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同等的税收待遇，适用增值税13％低税率；在新制度取代老制度后，是否会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明显变化以及如何能够确保扭转或实现这种变化；改革涉及到的行业进入增值税领域后，是否对于其进出口同样课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对于其出口同样予以出口退税；将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纳入增值税税基后，是否需要配合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局势，继续用消费税杠杆实现对于豪宅的特殊调节；相关产业链条各环节如何配套进行商品税体系改革，如在航空公司增值税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如何逐步向管理局、空管局、机场、油料公司等航空公司上下游产业单位延伸、辐射和推广，最终使增值税覆盖航空运输一体化的产业链条。

2管理性约束

管理性约束是商品税体系改革成功的内在保证。税率、税基和税收遵从三个因素直接影响着税收收入水平。从管理性约束看，税制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确保纳税人有效税收遵从。在商品税体系改革过程中，政府需要解决的管理性约束问题既有针对小型企业的税收遵从，亦有针对大型企业的税收遵从。从小型企业的税收遵从看，增值税对小型企业采取简化办法课征，以期待能够通过剔除小营业额的纳税人而减少管理和遵从问题。众所周知，现行营业税不区分经济规模的大小，一律适用同一税率课税，但由于社会的和管理的原因，增值税却将纳税人依据经济规模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并规定不同的计税方法和征管办法。从目前税负水平分析，2009年1月1日以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征收率明显低于销售不动产5％税率，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征收率尽管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现有税率水平持平，但由于增值税的价外税特征，使其在进行销项税额剔除时导致增值税税基小于营业税税基，且小规模企业还可以享受到企业所得税20％的低税率，比一般的企业减少5％的企业所得税负担。这种现实将可能促使部分纳税人将小规模企业视作税收的庇护所，刺激纳税人人为分割商业活动与经济流程，将经营规模保持在较小的规模上以减轻税收负担，从而带来税收收入损失，并且产生新的不公平和新的经济扭曲。从大型企业的税收遵从看，由于增值税主要依据发票抵扣进项税额，针对一般纳税人而设置的金税系统将面临着更新的挑战。可见，完善的税务管理、较高的管理能力是商品税体系改革具体措施得以实施的重要约束条件。

由于商品税体系改革主要涉及地方税务系统征收的营业税转变为由国家税务系统征收的增值税，因此，有效征管和稽查的压力和挑战主要针对国家税务系统工作人员。以下措施应当包括在国家税务系统必须做出的统筹安排之内：

第一，有目的地进行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等特定领域的业务培训，了解相关产业目前发展情况及未来前景、行业盈利状况及雇员潮流、全国及全球产业发展战略及行业常见税收筹划模式等，从纳税人专业角度出发设定最适税收征管方法，作好及时与有效的税收监控安排。如对于交通运输的税收征管应包括熟悉企业全部正在执行的运输劳务合同并追寻其资金流向，既包括劳务委托方和劳务提供方，也包括立合同人与企业雇员。

第二，对于优先进入试点范围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纳税人，依据企业规模大小进行群体划分和资料汇集，以方便对其进行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分类，进而方便对其在税款计算方法、纳税人服务、税务管理和审计、使用发票的灵活程度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税收待遇设置，引导纳税人完善遵从行为，实现最小的征管成本与较低的遵从成本。

第三，由于大型企业涉及大量的税收、企业组织和经济业务过于复杂且与政府具有广泛联系，改革后，需要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销售中的大型企业作为税收管理的重点，对于其税收遵从行为予以特别关注。考虑到大型企业在改革中所具有的良好的示范作用，税务机关应与大型企业保持良好的联系，尤其是在改革初期，应力争避免大型企业对于新税收政策及管理方式的任何误解。

第四，税务机关应通过信息交流向纳税人说明避税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建立特殊的渠道收集企业商业信息，提高业务能力以对各类企业的高额收入进行追踪与控制，提高税收风险控制技术与策略，有效控制地下经济及其可能引发的税收风险，杜绝由于征管不力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

3经济性约束

经济性约束是商品税体系改革顺利实施的外在保证。由于商品税体系改革所触动的利益群体很大，因此，政府应当关注税制改革对于经济主体的冲击，关注改革之后税收收入的变化，关注社会的安定和价格的稳定。

从税收收入的变化看，政府应关注由于改革带来的中央税和地方税征管权限划分以及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享比例问题。多年来，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国税收入和地税收入的重要组成。2007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为45.35％，同期营业税收人占地税收入比重为43.81％；2008年前3季度，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为44.34％，同期营业税收入占地税收入比重亦高达40.85％。可见，营业税之于地方政府与增值税之于中央政府具有同等的财政意义。在上述改革实施后，地方政府的税基由营业额变为增值额，且一个地区的税收能够在另一个地区进行税收抵扣，将导致本地区税基的缩小，税收收入被重新分配。因此，政府必须关注并解决的问题是，在彻底完善国家税务系统和地方税务系统机构设置之前，在现有分税制体制下，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税源锐减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现实问题，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政府必须明晰地预测并准确地判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抑或是企业中，谁将或谁能成为商品税体系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此外，政府应注意的是，商品税体系改革必然会巩固增值税的主体税地位，但是2008年所得税制改革造成的收人流失问题不应该期待通过商品税体系改革来弥补。

从社会安定和价格稳定看，商品税体系改革或者会引起的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趋势，或者对价格没有或仅有极小的影响，或者使消费物价指数线移动，或者引发物价的持续上涨即通货膨胀，或者导致一次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并存。由于商品税比所得税更易于转嫁给消费者且公众对于增值税愈发关注，消费者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由于转征增值税而承担的“额外”的税收负担。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政府需要采取保持物价稳定的预防性配套措施，以减轻改革带来的社会阻力，如调整或取消相关种类的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在商品税体系改革的前后，降低公共品服务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电力产品的价格。

参考文献：

[1]马国强、中国税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15-16,

[2][乌克兰]威尼·瑟斯克，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M]，张文春，匡小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15

[3]Cnossen，S.,Shoup，C.S.Co-OrdinationofValue-AddedTaxes[A]，Cnossen，S.TaxCo-OrdinationintheEuorpcanCommunity[C]，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1987

[4]国家税务总局，各年度《税收收入统计》[DB/OL]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http：//,2010-09-27

[5]李晶，提高航空公司竞争力的税收政策[J]，财政研究,2010，(11)

[6][美]高峻伊东，安恩·克鲁杰，税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M]，解学智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6－68

[7]Cnossen，S.KeyQuestionsinConsideringaValue-AddedTaxforCentualandEasternEuropeanCountuies[J]，IMFStaffPapets,1992，39(6)：211-255

[8]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S]，北京：国发[2009]36号、2009－09－01

体系改革范文篇3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1]。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

1.一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国际间支付原则、结算制度是统一的,各国货币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汇率制。没有一个公共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与监督,各国自行规定其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办法。

2.一战后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时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国际储备除黄金外,外汇(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备金本位的基本特点。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2)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清偿力问题。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尽管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实际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使得该国的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而与本国经济脱节,势必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另外,钉住汇率制相对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国际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的攻击,出现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牙买加体系允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相对单一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它只是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适当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

3.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2]。并且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并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2]。

4.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和有效的监管措施功能,难以肩负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3]。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建立主要储备货币稳定的汇率体系。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层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货币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的协商,保持三者间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各国有义务在汇率达到目标边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预,以维护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对弱势货币之间,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同时,相关国际组织应建立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监测机制,对成员中实际汇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现象及时提供调整意见,以保证新的货币汇率机制的正常运行。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筑方面既应强调大国的责任,又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自主权。

2.积极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被认为是解决“特里芬难题”最理想的路径。但由于不存在超国家强力做后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相对和独立的财政担保,“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仅凭其信用很难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所有功能。况且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会阻力重重。而且,从货币竞争理论来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储备货币并存的体系,并在各自区域形成势力范围。所以,加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探讨区域性经济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积极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准备制度条件。

3.进一步改革IMF体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职能IMF作为现行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IMF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在某国家或地区爆发危机时,增强IMF可动用资金的规模。三是扩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

4.加强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3]。

参考文献:

[1]李太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及改革探析[J].时代金融,2007,(10).

[2]钟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7,(11).

[3]虞群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J].金融研究,2002,(5).

体系改革范文篇4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体系改革范文篇5

摘要：根据我国工业化的新格局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目前，我国应该建立相对独立的面向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我国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化改革，保证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进行。从长期看，面向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必将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统一。

1978年以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及对传统的偏向重工业与基础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的调整，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与迅猛发展。目前，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已达1.3亿人，乡镇企业增加值比1978年增长了近百倍，其中乡镇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近一半。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同时，也推进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到2000年底，中国城市及建制镇总数已达2万个，其中设市城市668个，比1978年增加475个，新增的中小城市大多是在原先的小城镇特别是县城镇与建制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我国还有超过1.9万个的建制镇与县城镇亦在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小城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对与旧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它将对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革并最终走向一体化产生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适应城乡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并积极促进这种变化，在原先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尚未到位，在一定时期内难以覆盖到乡镇企业(小城镇)的从业人员，而将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人员依然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又实际妨碍城乡社会结构转型与对传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规范化改革的情况下，建立相对独立的面向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客观必然性。同时，建立这一体系亦有助于推动我国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并最终与前者实现统一。

一、建立相对独立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一)建立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

改革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采取的是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其中许多人实行“亦工亦农”模式，至今未有根本的变动。在改革之初，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先尚不明显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而在僵化的城乡分割格局尚未松动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发展乡镇企业，“亦工亦农”不失为—种可行的选择。但它毕竟是迫不得已而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和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总趋势是相背离的，日益增多的农村剩余人员对我国农业的长期发展构成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须将他们彻底转移出去。不经历这个彻底了断过程，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要彻底了断已被乡镇企业录用并已确定或愿意在小城镇居住的原农村人口与农村的联系，实现其向小城镇的完全转移，就必须对原先实行的土地保障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根据城镇的风险结构，将这部分人纳入比较规范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只有对已实际进入小城镇就业与居住的原农业从业人员实行比较规范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使他们在小城镇作长久打算，而不至于选择“亦工亦农”方式或年轻时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年老了再回家乡依托土地养老。

(二)建立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化改革

现代意义的比较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与重点的。我国建国以来一直未对农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呈现明显的二元化特征。要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以规范化改革，其前提是减少农业从业人口，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国家财政通过适当方式实现工业积累向农村与农民的转移。建立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创造上述前提。首先，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及与之相伴的对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相应改革，有助于减少农业从业人口，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农业生产效益愈来愈高，相应地，农村集体积累亦将愈来愈多，农民收入将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在根本上消除城乡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异，进而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统—或一体化。其次，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乡镇企业建立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乡镇企业与城市国有企业展开平等竞争，从而导致农村工业化向更高水平推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与工业积累的增加，可以拿出更多的积累反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三)建立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是保证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及其他改革顺利进行的需要

建立相对独立的面向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各项改革的必要性在于，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选择把小城镇作为其安身立命的依托，而不至于继续盲目地向大中城市流动。在城市国有企业对劳动者所背负的包袱依然相当沉重，社会保障体系及其他各方面改革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大中城市所能接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相当有限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必将使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过程中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从而减轻大中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所可能受到的冲击。

二、建立相对独立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涉及的具体问题

(一)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成因

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从业人员已超过1亿人。但除其中极少数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发展时间较长的乡办或镇办企业对职工提供社会保障外，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未为职工提供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根据有的学者近年对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四省四个乡(镇)进行的有关乡镇企业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发现普遍存在着覆盖面窄、受益水平低、不规范与区别对待等方面的问题。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江苏省无锡市实行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后，到1997年参保人数仍只占应保人数的23％，当然，这里包含非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扣除这一因素，乡镇企业参保比例应当稍高些。就受益水平而言，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障待遇的企业无一例达到保障职工在生命波折期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如有的企业支付给老职工的退休金仅约合在职职工月均工资的10％左右。乡镇企业社会保障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有浓厚的临时应付色彩，领导意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没有规范化与制度化操作，不仅不同企业之间差异极大，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亦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此外，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对非本地职工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他们基本被排斥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待遇之外。

乡镇企业社会保障之所以存在以上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雇主一方看，他们一般无国家财政投资，靠自身积累创业，维持低生产成本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有利。如果他们也像城市国有企业那样对职工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则乡镇企业非但难以发展，连生存亦成问题。况且即使乡镇企业效益提高了，如果没有外在强大的压力，企业主一般亦难主动地为职工提供社会保障待遇，这样做显然有利于增加企业主的利润。这在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000年国家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对浙江、湖北两省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情况的调查表明：这两个省乡镇企业中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分别占到61.4％和55.5％。在职工养老保险问题上，多数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多赚利润，降低人工成本，都不愿为职工缴纳保险费。原来属于集体企业的退休养老制度在企业改制后亦难再坚持，企业经营者以各种理由少缴或不缴保险费。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一般年轻力壮，离开土地来到乡镇企业，主要的动机是赚钱，而对老年及疾病的忧患意识不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市场经济要求与社会保障的国际惯例，让从业者个人从不高的工资收入中每月抽出一定比例参与有关保障项目，显然他们是不会情愿的。此外，乡镇企业社会保障亦缺乏可行的、透明度大的执行与监督机构，基金运作风险较大，使企业以及职工个人对此都缺乏足够的信心。

(二)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

应当指出，尽管导致上述各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至目前尚无根据乡镇企业特点的、促使乡镇企业雇主及其从业者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制性规范，是其基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起在农村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不适用于乡镇企业，亦不具强制性色彩。而实施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相同的法规，现阶段尚不具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颁布并实施相应的乡镇企业(小城镇)利：会保障法规或条例是应当优先加以考虑的。建立相对独立运行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涉及的问题很多，在有关法规中都应做出明确规定，以便于实际工作的开展。

1.有关法规的颁布

按照正常的立法程序，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应由国家立法机构颁行。但在我国，直至目前，一般由中央政府即国务院颁布有关法规、条例并实际推行。在这种情况下，沿用这一传统做法，由国务院颁行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的基本方案或办法是比较可行的。有了这样的基本方案或办法，实施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便有了基本的、权威性的依据。有关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的实施方案应带有强制性(当然其前提是符合实际)。不这样，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就难以逐步建立起来。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企业经营者及从业职工方面都有阻力，克服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强有关制度的强制性色彩。但这种“强制性”又和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实行的“强制性”有所不同，因为乡镇企业(小城镇)的情况与城市不同。对建制镇与县城镇等范围内的从业人员，这种强制性应是明确的；而对乡镇办、村镇办企业从业人员，就应具有较大程度的灵活性。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后一类企业生存与发展局面比较复杂，效益好的，可以继续得以发展壮大，差的则会不断走向破产。这些情况应加以考虑。因此，可以对此类企业保留一定的自由度。但如果这类企业或人员后来向县城镇或建制镇集中，则应强制性地加入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2.项目设计与资金来源

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包括现代社会保障的一些基本项目，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当然，在其起步阶段，不可能设计得非常全面，以后可以逐步完善，但一些基本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及最低生活保障等。至于其资金来源，就养老、医疗、失业等项目而言，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体现国家、企业(雇主)及劳动者三方的责任。当然，根据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怎样的方式将国家、企业(雇主)及个人的责任结合起来，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像城市国有企业那样，直至今天，仍由企业对职工：的社会保障承担主要责任的做法，在乡镇企业肯定行不通。因为乡镇企业出现的时间不长，经济基础薄弱，要企业拿出更多的钱来上缴社会保障机构是不现实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乡镇企业上缴社保机构的资金比例，都应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较低的范围内，以乡镇企业能够承受为限，以利于企业的发展。国家对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将通过让利途径来进行，对企业利润中上缴社会保障金部分，实行税前列支，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收益及受保人社会保障收入不征税，等等。

既然来自国家与企业(雇主)的支持力度不可能像国有企业职工那么大，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个人缴费显然就比较重要了。目前在农村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对个人缴费实行绝对数额的办法，并确定从2元到20元10个等级由受保人选择，这对乡镇企业职工不可行，因为这个办法没有动态观点和发展眼光，不能保证受保者老年的基本生活。而采取与工资额相联的相对比例做法比较可行。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都可采取这个办法。采取这个办法一般不会加重职工的负担，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缴费及国家让利尽管不多，但已承担了一部分，这将按照有关具体法规、条例执行；另一方面，小城镇生活、医疗等费用一般远较大中城市为低，以此为基础而设计出的个人缴费比例亦就不可能太高，个人一般应能承受。少数特殊情况，可采取具体针对措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个人缴费一般应全部归入社会保障机构为个人建立的社会保障账户。企业缴费则作为统筹、调剂基金。

而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言，其资金来源由国家与当地财政部门等负责解决，加入乡镇企业(小城镇)的原农业从业人员承包土地的转让金或转让后的土地收益的一部分，可由国家统一收取，再按实际需要，分配到地方作为最低生活保障基金的来源。

3.基金的给付

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人员在履行相应的个人缴费义务并达到规定的年限后，可以按规定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其养老保险待遇一般由个人账户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养老金两部分合并而成，其中后者属于由企业(雇主)交纳的进入社会统筹部分，按当地上年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给付。由于企业(雇主)缴费比例较低，这部分退休金一般数额较小。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支付办法可参照城市所实行的，日常医疗由个人账户支付；超额部分在规定的较低范围内，由个人自理；达到年工资的一定比例，则由医疗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支付主要部分，个人自理小部分；数额越大，社会保险支付比例越高，个人自付比例越小。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失业待遇一般按从业时间长短而定。从业时间越长，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时间亦相应延长，但不能超过某一规定时间限度。超过这个时限，如仍未找到工作，则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范围之中。

除超过一定时限的失业人员将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生活来源外，参与养老、医疗保险但不够享受有关待遇条件，或虽可享受有关待遇但达不到维持其最基本生活水平，或因各种原因未参加上述保险，但在小城镇居住生活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其在老年或其他生活波折期的生活来源，亦由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以解决。

4.统筹层次与管理

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基金在多大范围内实行统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进展最快的项目——老年社会保险，已经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层次，其他项目仍在县(市)层次。城市尚且如此，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层次更不应进展过快。全国乃至各省的乡镇企业发展极不平衡，但在一县(市)范围内，这种不平衡则不明显。将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层次目前放在县(市)一级，是可以考虑的。统筹层次太低，则起不到资金调剂使用的作用。随着各地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基金可以过渡到在更大范围内实行统筹。

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事业的管理可由县(市)级职工社会保障事业经办机构，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险)及民政部门(最低生活保障)具体执行，筹措的基金可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代为运营。除按规定提取的管理服务费外，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县(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立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委员会，吸收政府相关各部门人员及专家学者、民间人士、受保人等，实施对社会保障基金运作的指导与监督。

5.覆盖面

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保险部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应覆盖乡镇企业(小城镇)所有从业者。至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则应覆盖乡镇企业职工、家属及小城镇全体居民。关于乡镇企业(小城镇)城镇户口职工与原农业户口职工在社会保险上是否实行统一制度，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少研究者建议，对这两类职工应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他们认为，将乡镇企业城镇户口职工纳入城市职工社会保险体系是可行的，但把大批新增原农业户口职工纳入这一体系则行不通。原因在于，就后一部分乡镇企业职工而言，他们都有一块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承包地，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上述意见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乡镇企业，特别是依托小城镇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承包地的转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继续维持现状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趋势。那么，上述对乡镇企业两类职工采取区别对待的社会保险政策便失去了充足的理由。但如将乡镇企业职工全部纳入城市社会保险体系，企业将要负担大笔的统筹费用，肯定不会情愿，客观上也难以做到。这便是笔者提出建立相对独立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企业缴费比例应降下来，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使其能够承受扩大覆盖范围的压力。个人缴费的比例，两类职工也应统一标准。这样，在保险待遇给付上两类职工就不存在差异。城镇户口职工原已加入城市社会保险体系的，可继续实行老办法；未加入的或新增职工，两类户口人员应实行同一制度。当然，原乡村户口职工实行和原城镇户口职工同一的社会保险办法，其前提是将家乡的承包地按规定转让。

三、实现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的必然性与途径

(一)必然性

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人员和城市企业从业者一样，都属于第二、第三产业，其所遭遇的风险结构和农民已显著不同，它是一种和市场经济、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风险结构：他们不再经营土地，年老或生病后面临丧失生活来源的风险；和市场经济相适应，从业者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时刻面临失业的风险；工业、建筑业等行业危险性大，从业者面临着工伤和患职业病的风险，等等。因此，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形式就难以再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护了，而必须将其纳入和城市企业劳动者相同的社会保护体系，即社会保险体系中。在实施的基本原则、经费来源(各方比例)、保险金给付(具体标准)、保险金的管理与运营、基本项目设置等方面，都应实行相同的制度。

各国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经验表明，它们一般对企业从业者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并推进“国民皆保险”，只是在工业化起步与加速发展时期对企业从业者与个体从业者(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的处理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与社会转型是一个自然的、整体的推进过程，与我国的情况不同。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与城乡分割的影响，中国的工业化出现了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化与以乡镇为依托的工业化的二元格局。正是鉴于二者之间目前还存在较大差别的现实，笔者提出建立相对独立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想。但这种二元化格局毕竟只是阶段性的，从长远看，面向乡镇企业(小城镇)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必将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统一。

(二)途径

至于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的途径，笔者在此尚难提出具体的方案，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以供参考。

在探讨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的途径之前，统一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这是应当加以明晰的。这种统一，无疑是前者与后者逐步实现统一。过去的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弊病太多，不足以作为参照。即便是在目前，该体系尚在改革过程之中，远未到位。就社会保险而言，其标准是保障被保险者在生命波折期的基本生活(高于最低生活标准而又与在职人员较高的生活水准不同)，这是国际惯例。过去的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便是按此标准设计的，目前及未来这一点都应是不变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尚达不到此标准，应当逐步达到。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企业与国家对职工的社会保险义务应如何做出合理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划分。过去的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个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与社会福利没有差别。目前经过改革，情况才有所改变。乡镇企业(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这方面应当避免重蹈覆辙。

现阶段影响这两大社会保障体系走向统一的最大障碍，乃是城市国有企业如何进一步减轻负担与乡镇企业如何继续提高缴费比例的问题。目前城市国有企业承担的缴纳职工各项保险金比例还相当高。按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为企业工资总额的20％左右(包括交纳社会统筹基金和划入职工个人账户部分)。企业为职工交纳的医疗保险基金占工资总额比例一般在8％-10％之间。以上两项相加，企业交费占工资总额的30％左右(不包括企业负担的失业保险交费)，这给企业造成的潜在压力相当大。综合各方面的测算结果，目前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人员在2000万人以上，如果全部显性化并继续在国有企业内部实施失业保险统筹，以每人每月200元计，每年的支付额将达500亿元左右，大致为目前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0％以上。考虑到有些人能够实现再就业，同时通过等待期、给付期等措施加以控制，实际需要支付的失业保险金会低于上述数字。但如考虑到还必须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转业培训费用等，实际需要的缴费率至少不会低于工资总额的10％。这样，加上养老、医疗两项，企业缴费应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这还不包括生育、工伤、死亡、遗属等项目上的企业缴费。

体系改革范文篇6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无一不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实践创新，无一不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伟大的理论创新。伟大的理论产生于伟大的实践，又指导着伟大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是一个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奋斗的党。在历经艰险、完成“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以后，我们党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始探索“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经过长期曲折的艰辛探索，终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创立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崭新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有理论根据、历史根据，又有现实根据，其现实根据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据，那么，这一理论根据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如果说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历史提供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那么，这一历史根据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但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实践，要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国有企业改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崭新实践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层的根据，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实践。历史再一次说明：生动变化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永恒源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这一创造性的伟大实践，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年到**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24亿元提高到超过24万亿元，跃居世界第四位；对外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超过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从长期没有达到10亿美元提高到1.5万亿美元左右，跃居世界第一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GDP从226美元上升到2100美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0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31%下降到2.5%，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到73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国际社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关注。正是在这样伟大而富有成效的实践中，我们党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等充满创新智慧的重大思想理论，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新鲜内容。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坚持理论指导而又具有理论创新精神的党。也就是说，我们党坚持理论指导但不教条化地对待理论，总是踏着时代的节拍，以符合实际的创新理论即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100多年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发展中国、赶上时代，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经验总结中，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呢？

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之一，就是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一是“”结束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后，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同志逝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四是进入21世纪，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的考验。这四大历史关头之所以称为“考验”，一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二是因为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或不同声音。“考验”实际上就意味着选择。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就是党和人民在新的实践中面临的四次重大选择。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因此，党的思想解放历程实际上就是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大历史关头、四次重大选择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我们党在这一系列思想解放过程中之所以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主心骨”。这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经验。

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之二，就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崭新的实践，难免会遇到许多问题，包括政治方向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把它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就是要防止改革转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遇到的考验，既有来自“左”的，也有来自右的。因此，邓小平同志总是告诫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既勇敢地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又防止了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即把改革变为“改向”的错误，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只有真学、真懂、真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改革开放实践，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推动者。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

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崭新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体系改革范文篇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体系改革范文篇8

关键词：财务；报告体系；财务报表

一、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的局限性

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中，我国财务报告改革虽然也取得了进展，但仍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局限性已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

1.报告目标过分强调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服务。现行财务报告所提供男畔⑹腔谌ㄔ鸱⑸啤⒁岳烦杀疚饕屏渴粜缘牟莆裥畔ⅲ糜谕瓿杀ǜ嬗虢獬芡性鹑蔚哪勘辏夜镀笠祷峒谱荚颉返?1条提出，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财务报告成为国家实行财政税收与物价政策等的主要手段与重要依据之一，这种报告模式产生于计划经济，财务报告的主要职能是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已经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格局，财务报告目标应转向满足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相关集团，如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的信息需求。

2信息披露不完整。具体表现在：1）现行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主要是面向过去的历史信息，并且统一运用货币计量，对使用者未来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如预测信息、人力资源价值、主要管理人员的素质等被排除在财务报表、甚至是财务报告之外；2）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财务报告中长期被忽视，而由此导致的管制成本足以影响企业日后长远的经营业绩，甚至导致企业破产；3）由于报告用户的信息需求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各不相同，某些特定使用者或使用者集团已不满足通用的财务报告了，随着新的会计环境下财务分析职业的兴起，市场和财务信息使用者正在呼唤财务报表以外的某些特定需要的差别报告。

3过于强调信息的可靠性。现行财务报告模式是立足于企业已发生的确定性交易和事项，基本上是一张历史会计数据汇总表、一种向后看的会计报表，它对使用者决策所需信息的相关性较低[1].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多来自历史资料，以历史成本模式所生成的财务信息，虽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无法满足决策有用性的要求。尽管《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提取八项减值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成本与现行市价形成的差距。但是，在整个财务报告体系中，历史信息仍占绝大的比重，使得许多能反映企业未来前景、对使用者非常有用的现金流量预测性信息被排除在财务报表甚至财务报告之外。

4滞后性十分严重。依据传统会计惯例一般是按年度披露会计信息，这一方面是基于人们对年度财富分配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手工会计下的信息披露成本的考虑，这种基于会计分期假设定期编制的财务报表具有滞后性，严重影响了信息的及时性。尽管过去和现在的财务信息与将来的财务信息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肯定不能代表未来，投资者、债权人和财务分析人员对预测性财务报告的需求日益增强。提高财务信息的反馈价值要求信息及时报告，这是因为使用者的决策是不间断地进行的，他们希望随时得到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二、我国财务报告体系改革的原则

为了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在对财务报告体系进行改革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财务会计改革为先导原则。财务报告只是财务会计系统中最终的信息输出，它与系统内信息的来源、记录、加工、传送的方法和规则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对财务报告的重大改革，都要考虑财务会计系统的改革。比如，为了能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就必须对一些现有财务报表中未列入的项目进行充分披露，包括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养老金等，只有在财务会计解决了其确认和计量方式以后，才能纳入财务报告的范畴。

2表内优先原则。财务报告是由财务报表逐渐演变而来的，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有助于外部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的财务信息主要是由一系列基本财务报表提供的，其原因在于表式财务报告的格式固定和以数据进行反映的优点[2].财务报告的改革应优先改革财务报表，虽然《企业会计制度》中新增了三种辅助报表，但是与国际惯例来比较，我国的财务报表仍然不符合多层面模式，我们较多考虑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对其有用性和相关性考虑得较少。

3满足需求原则。财务报告应在不损害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与企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的信息需要，以便维持和发展这些利益集团对企业的贡献和支持。为此，应该采用规范法和实证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使用者的具体信息需求，首先利用规范法来推断出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需要、利用信息的动机和使用信息的方式，然后利用实证法来检验规范法结论的现实性，两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从而建立切实可行的财务报告框架体系。

4有效披露原则。有效披露原则要求财务报告中的信息对于使用者的需求来说都是有效的。对于披露信息的企业来说，超量信息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由此获利；使用者也没有能力去运用过量的信息。在财务信息强制披露中，政府应考虑有效披露原则；当企业自愿主动披露财务信息时，也需要根据所提供信息的被利用情况，确定哪些属于过量信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而不再予以披露。

5成本效益原则。财务报告的成本是指企业在提高或扩大报告信息披露的质量或数量中，付出的劳动代价和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利因素，主要包括：

处理和提供信息的成本、诉讼成本、竞争劣势等。其效益是指企业在改进报告信息披露后所获得的收益，包括资本成本的降低、进入更具有流动性的市场、提高的企业声誉等。当然，在现有的计量理论与技术条件下，要准确计算对外披露信息的成本与效益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人们在确定财务报告内容、披露方式和披露频率等问题时，仍需要对成本与效益因素进行衡量和判断。

三、我国财务报告体系的改革方向

对现行财务报告体系加以改进时，一定要解决好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要改革与会计环境不相适宜的部分，进一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总的来说，对报告体系的改革应是一种扬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财务报告目标理论研究，为财务报告模式的改进提供坚实的基础。从本质上看，“经管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目标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而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我国财务报告目标应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既向报告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决策的财务会计信息；又能用来作为评价企业管理者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尺度。财务报告作为企业正式对外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首先应为企业实现其目标服务，具体地说，财务报告应在不损害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与企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的信息需求，国家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其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经常性的抽样调查等间接方式获得。进一步淡化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报告内容的界限，未来两者融合的程度将会越来越大，即管理会计“外化”为财务会计的成份将增加，促使财务报告目标得以充分实现。

2进一步完善以三大财务报表为核心的报告体系。现行财务报告体系是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为核心的单层报告模式，该模式是以财务报告为内容、资产报告为中心、财务报表为主要表现形式对企业的资产使用、已得收益、资金营运等财务信息进行确认、表述和披露。未来的财务报告应该着眼于用户，为他们提供在市场经济中与企业的发展、竞争能力、风险等一系列相关的财务信息。建议将这三张报表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分为核心信息和非核心信息两个部分，对于核心会计信息，应该更加注意其计量的可靠性；对于非核心会计信息。则可以相对地采取可靠性不如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如公允价值等。尤其应该注意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能够表明财务弹性、投资报酬和变现能力的相对值会计信息。

3丰富和规范财务报表表外信息披露的内容。随着经济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人们对相关信息要求的提高，表外信息（包括报表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在整个财务报告系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使用者正确理解报表数据和判断报表质量有重要意义。在会计发达国家，表外信息的长度已大大超过财务报表本身的长度，表外信息构成财务报告体系十分重要的内容。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又称Jenkins报告）为例，福克思公司的表外信息多达16个，其篇幅约占20页，而报表本身则只有4页，从中可以意识到表外信息的地位，已成为使用者正确理解报表数据和判断报表信息质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表外信息的内涵却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基层单位及财会人员也不熟悉它的意义和披露方法。我国已经加入WTO，要求会计改革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重视表外信息的作用，要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有计划地规范不同企业表外信息的揭示方式，逐步加大报表附注中非财务信息和其他财务报告的披露力度，以满足报表使用者对决策有用信息的需求。通过旁注、脚注、附表等形式对基本报表的信息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补充或解释，以便帮助使用者理解和使用报表信息；鼓励企业编制财务情况说明书、预测报告、分部报告、全面收益报告、人力资源报告、管理当局的讨论与分析、差别报告、物价变动影响报告等，为信息用户的决策提供较强相关性的信息[3].

4变革财务报告的报告模式。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强大的外部竞争压力，迫使我国财务报告体系发生革命性变革。在计算机随机寄存功能的支持下，财务信息的日常揭示成为可能，不同期间的财务报表可以随机产生，通过事项法和建立实时报告系统，彻底解决财务信息滞后的问题，及时向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多方位财务信息。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纸质财务报告的印刷与传递方式将被在网上信息取代，使用者通过Internet访问企业的数据库，借助计算机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及时地获取并处理有关的信息。在信息的表达方式上，也将更多地运用图形与音像方式，使信息的表达更形象、更直观，更易于被使用者接受和理解。企业ERP系统的建立、完善及其与Internet的成功与合理的对接，是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实现财务报告改革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葛家澍，陈少华。改进企业财务报告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体系改革范文篇9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较为齐全的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前，我闻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由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从而确立了中同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1994年从中同农业银行分离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金融增加了政策性金融部门。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标志着农村金融体制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1986年开始设立的邮政储蓄机构被界定为其他金融机构，但因得益于政策优惠，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成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为农发行，农行和农村信用社，而需求方则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产品受制于供给水平、能力及意愿等因素，目前品种较为单一，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千差万别的金融需求则显得供不应求。还有，客观上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短缺和抑制，供给方在市场体系中基本处于垄断者的地位，加之资金的价格未能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交易行为扭曲现象普遍存在。

(三)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的监管主要是按金融机构的类型来划分的，既包含银行监管部门也包括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其中银行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农发行、农行以及邮政储蓄等。而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主要监管数量众多的农村信用社，在监管的同时还负责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行业管理。另外，银监会等其他金融组织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也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之处

目前虽然建立了以政策性、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但由于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完全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尚未发育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不稳定，筹资成本较高，与优惠贷款形成较大反差；业务范围狭窄，功能单一，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只是扮演着“粮食银行”的作用。

2．作为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信贷业务重点向城市倾斜，农业银行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

3．农村信用社“支农”力不从心，其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三会”制度形同虚设，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率较高。

4．农业保险不适应“三农”发展需要。目前补偿性质的灾害救济，一是受到国家财力限制补偿不足；二是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对农业保险的要求；三是不利于培育农户参与保险的秘极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5．民间金融依然活跃，且缺乏必要的规范。农村的民间金融组织和融资活动，其运行极不规范，存在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存贷款利率普遍较高，影响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发展后劲；(2)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不足之处

1，资金供求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未确立，影响资金的优化配置。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十分严格的金融管制，资本的基本价格——利率形成机制还未完全市场化，在民问借贷市场活跃的情况下，资金市场存在两个价格，即利率的“双轨制”，导致资金供求基本信号被扭曲，影响了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本身也是导致农村资金抽往城市和地下金融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2，存在明显的供给短缺，局部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由于农村金融的供给方仅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且资金供给长期难以满足农民和农村经济的需要，资金的卖方市场长期存在。

3，金融产品供给不足，水平较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户和农村企业由于经济活动内容和规模不同，其金融需求也表现出多层次性的特征。而以农信社为主力军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仍然停留在存款、贷款等传统业务上，且资金规模有限、金融产品创新少、结算手段落后，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需求。

(三)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

1．对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缺乏长远规划。主要表现在：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缺乏明确方向，政策性金融业务散布在多个金融机构。

2．农村金融监管力量有限，难以适应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的监管要求。由于存在监管体制设置上的问题，监管结构呈现“倒三角”形态。在基层地市、县人行的金融监管力量最少，而监管任务却最重，情况最复杂，监管人员往往疲于奔波，忙于应付，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战略措施

(一)统筹考虑，进一步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1．完善农业发展银行职能，使其真正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要改变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只负责国家粮棉油收购贷款的格局，扩大其业务外延。一是把目前由农业银行经营的农业开发贷款、扶贫贴息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划为农业发展银行；二是将国家开发银行农业信贷业务、国际金融机构农贷的转贷业务划为农业发展银行管理；三是改变目前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渠道过于狭窄、资金来源不稳定的现状，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建立农业发展基金面向农民筹资、境外筹资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还可将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等划为农业发展银行。

2．整合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使其更好的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化的优秀项目去吸引商业银行的投入；另一方面，国家可规定商业银行向农业投放贷款的最低限额或比例，或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增长的一定比例用于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另外，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实施，其国有银行业务逐渐从农村市场淡出是必然的趋势，可以考虑将其分支机构统一整合基础上，吸收民问资金参股，改组成地方性质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增强对县域经济的支持。

3．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要进一步明确信用社改革的总体目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总体方向应是合作制，按照合作社原则进行改革，农村基层信用合作社应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其次，应明确信用社的财产的归属，即所有制性质。改革中应尊重农民社员的股权和集体所有财产的所有权，任何人不可平调，也不可随意改变其性质。第三，应进一步完善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

4．要尽快组建以地方政府为依托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鉴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尚缺乏市场基础，建议在政府推动下争取成立地方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该公司可以采取“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经营，并享受相应的税收和财政优惠。在经营中，公司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走“大农险”之路，在完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开发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稳步发展。

5．正确引导和充分利用民间金融，实现民间金融适度发展。对民间金融，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间私人借贷机构等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三农”多层次的融资需求。同时，对投机性民间金融组织和以民间金融为幌子进行非法金融活动的要予以严厉打击。

(二)创新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推动以农村资金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为中心的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建立起更加广泛的金融市场，包括农村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实现正式的农村信贷市场与非正式农村金融市场间的有机联系。推动农村资金拆借市场的发育，为农村信用社融通资金提供便利。鼓励金融创新，产品创新，为农村客户提供包括存贷款、证券融资、证券交易、财产担保、租赁、人寿和再保险和支付结算等中间业务在内的多样化金融工具，以适应多样化的农村金融需求。

(三)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尽早实现对农村信用社金融监管和行业管理的分设

随着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分设，银行监管委员会将专职负责对农信社的监管工作；要积极推动成立信用社行业管理协会，实现行业自律管理的完善；要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长远规划；在监管体制设置上的问题，要加强基层监管力量，改变农村金融监管结构的“倒三角”形态；要加强关于金融监管的立法工作，做到金融监管有法可依。

体系改革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汇率金融危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今尚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主要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在国际金本位时期，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基于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所以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正是因为，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者担心，金融危机将重返亚洲。例如，著名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就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来看，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过于凶险而且完全没有兑现，但关于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论断，则确实触及了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心头之痛。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我们可以等价地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诸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财政赤字等等，是人们最先列出的主要因素。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对韩国、泰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被赫然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地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论定，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人们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那么没有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十年前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篇洋洋洒洒2万余字的长文，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这种被称为“飞雁模式”的制造业扩展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随后是“亚洲四小龙”，再之后是“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问题在于：这一环环相扣的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套利的交易机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投机者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真是一语中的！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居，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二、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

为了探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有益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径基本上有两条。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汇率波动为要点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第二条路径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将自己国家（地区）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上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地区）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便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了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路径。其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地区）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所谓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国资产负债表（即国家资产的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则是一国损益表（即国家的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美国并不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成为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广大非关键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基于如下的现实：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回顾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前思后虑、左顾右盼的窘状，便不难理解个中的关节。

面对此状，人们再次对关键货币国家提出分担调整责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已经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所以，关键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其国内（区内）政策时，理所当然地都只会把本国（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会对非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我们当然不愿臆测这些关键货币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时就心怀恶意，但是，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质，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即便关键货币国家出于某种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承担起稳定币值和调整国际收支的国际责任，根据“特利芬难题”的逻辑，他们最终也会遇到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恶化同时出现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非关键货币国家要想免除汇率波动的不当干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设法自救。

三、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已指出，虽然世界上非关键货币国家占据多数，但其中，亚洲各国（地区）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对外部门大都比较重要，其外汇储备规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货币错配的风险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的指责。

毫无疑问，所谓汇率始终是亚洲国家（地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说到根本上就是，亚洲国家（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中，是否有话语权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免受汇率问题的无尽折磨，我们必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有人建议要更为充分地发挥SDR的作用。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堪称完善，也符合创设SDR的初始愿望。但是，30余年的实践显示，在全球经济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局面难以改变的条件下，希冀在技术上创设一种与各国的经济实力相脱离并剥夺发达国家主导权的新的记账单位、交易手段、支付工具和储备资产，是不现实的。SDR的创设和分配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再明确不过地显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还有人主张恢复金本位。这实在是个缺乏历史感的想法。如今，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地区蒙受巨额损失，致使投资者蜂起购买黄金保值。这种状况唤起了人们对金本位的回忆，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金本位是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野蛮的货币制度，它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分布不均、产量有限、而且受到少数大亨的钱袋左右的冰冷的物的限制，并且使人们陷入“拜物教”的愚蠢境地。其实，只要了解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国际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如何艰难地摆脱其黄金束缚并获得其现代形式的历史，便可以知晓，恢复金本位既不可行，更难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的控制。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各种形式的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都采取积极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环境。

当然，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清迈倡议”算起，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仅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借鉴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我们或许需要做好再努力几十年的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一体化的政治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共同事业。

然而，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积极的努力，当前由美元和欧元主宰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都不会很快改变。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有长期的应对之策。在我看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更为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外汇储备，则是过渡时期的理性选择。

于是我们就需要讨论全球外汇储备巨额积累的合理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大都转向了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根据国际金融的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储备以天文数字在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的全球积累是以相当不平衡的格局在发展。具体说，在世界的一极，美国和欧元区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且保持稳定；在世界的另一极，外汇储备则迅速积累，甚至南美洲传统的重债国，现在也都摆脱了负债的地位，成为净债权国。对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积极安排。

四、上海在国际货币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机遇

我们认为，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上述讨论的确描绘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路径，则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在今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币中心，构成国内各个城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