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革新范文10篇

体系革新范文篇1

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直接诱因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贸易顺差、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贸易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贸易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主要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加迫切

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发展。第二，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第三，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国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

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改革方案是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联合采取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的Lyndon.Larouche、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彻底改革方案”，方案有七个要点：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帐单位；五是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帐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该观点提议，各国至少将其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中国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一）创建超主权国际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受到广泛关注。他指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规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周小川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建立世界金融组织

中国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针对当时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当前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一）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原则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体系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各个国家平等的利益需要。首先，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货币体系不能再被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所掌控，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利益分配问题将是建立金融新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新秩序的建立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国际国币体系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再次，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稳定性对于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和经济的步伐相适应，还要强调其自身的灵活性。

（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思路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欧元、美元、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格局。在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成员之间设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三者之间的汇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汇率稳定超过目标边界时，在政策的约束下，各国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图1描述了新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思路：

1.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位可以分为美元、欧元、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在IMF账户中依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方向确立储备货币之间的比例。

2.汇率机制。三大国际货币汇率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其余货币按照本文设立的区域划分与其保持浮动汇率制，欧盟使用欧元，北美贸易区内国家和南美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内国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体系革新范文篇2

国际货币体系是为了保障国际收支顺利进行、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而就国际间货币关系、国际收支调整等问题达成的一系列准则、协议，所建立的国际机构，以及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主要涉及国际储备资产的性质、构成及作用，汇率制度以及国际收支调整机制等问题。其作用在于确保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促成国际收支问题的解决、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的便利。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国际金本位体系（1873-1944）、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3）和牙买加体系（1973至今）三个时期，每一次变革与发展均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刺激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却导致新兴经济体流动性泛滥。各国寄希望于本币贬值来刺激外部需求，竞相在外汇市场上操纵汇率。在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汇率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逐渐形成后，各国学者已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危机爆发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质疑，对其进行改革的相关事宜被再次提上议程。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分析

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多样化的货币调节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既提高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因此，在维持国际经济正常运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这一时期，汇率波动频繁，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频发……种种现象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这一缺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①。这种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全球储备货币结构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多元发展格局不适应，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国内政策功能与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适应，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与跨国金融交易日益频繁、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形势不适应。具体而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储备体系不稳定

传统国际金融理论认为，本币币值的变动会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动，而无需过多国际储备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世界各国对储备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这种需求主要通过美元资产来满足。美国凭借其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核心地位支撑了连年的赤字消费②，并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收入③。同时，这一地位使得美国在危机期间可以依照本国需求独立地制定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向其他国家“溢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储备资产单一化使得各国货币地位不公，“特里芬两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严重危及了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国际收支失衡和世界金融体系的动荡也在所难免。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国的巨额外债、美国货币供给的急剧增加、美国的巨额赤字，所有这些长期因素都指向一个结果：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余永定，2009），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必将成为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堰塞湖”（管涛，2009）。

（二）全球汇率制度安排不合理

牙买加体系中的汇率安排是美元、欧元、日元等核心货币自由浮动，其他国家根据需要选择“钉住”某一种或几种核心货币。这种汇率制度缺乏稳定性，汇率波动频繁加大了国际贸易中的经济风险和折算风险。此外，核心国家的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刺激了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④，弱化了一国维持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⑤，不利于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⑥。同时，它还使得货币危机频发，危机的蔓延速度加快，对金融系统的破坏力加大⑦。2008年危机后，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狂潮，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2010年热钱流入355亿美元，2011年12月以来，欧洲债务危机推动美元升值又使得外资从我国撤出，这种资本的大幅波动正是汇率制度安排不合理的结果。

（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

Greenwald和Stiglitz（2008）提出判断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好坏的三个标准：第一，国际收支可持续；第二，稳定的汇率；第三，单个经济体既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赤字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损失，也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盈余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损失。他们认为，这三个标准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没能达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全球调整纪律，使得一国可以长期积累大规模的失衡而不用承担调整压力。Obstfeld和Rogoff（2005）曾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视作为“悬在世界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认为美国收支失衡是不可持续的。

（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不充分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政策协调合作变得很困难，各国央行都根据本国的经济情况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各国可自由管理他们的资本账户并制定汇率制度，世界经济通过全球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的同时，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也成倍增加。IMF前总裁MichelCamdessus（2011）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管理以及兼备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决策组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确保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一致性而且有助于维持全球稳定，亦无法提供处理领导人之间以及核心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关系的正式框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后各国应对策略的冲突充分地印证了这一事实。

（五）全球金融监管不全面

尽管存在国家间的相互监督⑧，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金融监管的职责主要由IMF来承担。IMF由于其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方面的不合理，并未能充分代表成员国的权利，不仅缺乏系统的跨境金融监管体系，对美欧的金融风险扩张行为不具备监督和约束能力，而且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也百般刁难，没有发挥其成立之初所设定的“对成员国宏观经济实施连续监测、向出现国际收支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安排”的目标职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学者对IMF存在合理性的质疑达到了顶峰，集中反映出它既不能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实施有效监管以影响较大会员国政策的重大缺陷。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评述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美国前财政部长LawrenceH.Summers甚至把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的世界经济称为“金融恐怖平衡（BalanceofFinancialTerror）”⑨。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解决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如何在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变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的变革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重回金本位制或布雷顿森林体系

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上均优于牙买加体系。Mundell、欧洲央行行长Trichet、Mckinnon等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重回金本位制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这些学者在恢复金本位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具体措施、恢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等问题上，都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故其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

（二）实行以汇率完全浮动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暴露了钉住美元、维持固定汇率的缺陷。然而，即使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大部分国家仍然选择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各国在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依旧只能被动地承受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后果。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建设以汇率完全浮动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最理想的。汇率完全浮动的确具有很多优势，但在这种体系下，汇率大幅波动对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Nurkse、Mundell和Kindleberger都认为在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下可能出现内外均衡自动调节效率降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加大、货币政策滥用情况增多、通货膨胀国际传导迅速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汇率的完全自由化容易造成投机资本活动频繁，这对一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小国均无法驾驭，故这种方案也不具备可行性。

（三）多元货币本位

Mundel（l1997）曾经预测，21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元和欧元能和谐共处，直指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多元货币本位。历史上，几种替代货币可以同时存在，Eichengreen（2009）认为，上世纪20-40年代英镑和美元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市场纪律建设。美元和欧元在过去10年的竞争提高了经济政策的有效性（Bergsten，2009）。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下，单个储备货币的危机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冲击有限，同时，这更加符合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国际区域货币,摆脱对某一国货币的过度依赖。但是，多元本位制仍存在很多难题。交易成本的增加是各国难以承受的，“特里芬两难”也仍未解决，只不过从单一的美元变成了多种国家的货币。多元核心货币的引入只能暂时缓解全球失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是以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最终都必将出现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似的情况。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各国政治博弈的结果，其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多元货币本位的构建之路必将充满荆棘。

（四）超主权货币本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价值的不稳定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担忧。周小川（2009）提到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全球化的经济需要一种全球货币，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出令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跳出了原有的框架，既有利于克服主权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也解决了未来单个货币和单个国家无法建立全球性信誉的问题。首先，超主权货币的发行可以起到储备分散化的作用。对美国而言，这将减少各国对美元资产的依赖，从而缓和美国的外部失衡；对其他国家而言，外部流动性的引入也会减轻其取得储备资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维持其汇率的动态调整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其次，外汇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再次，“烫手的山芋”问题被解决了———只要一国的贸易赤字等于该国所获得的新储备，该国就不需担心爆发支付危机⑩。

尽管创造单一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很完美，但其实施的难度却是空前的。首先，迄今为止的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都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未来的货币体系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是艰难的尝试。其次，让世界各国放弃发行货币、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这不仅涉及经济金融领域，更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再次，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要获得美国的同意，而美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对此持消极态度。此外，超主权货币同样是信用发行，其制度安排上不一定优于现在的美元信用本位。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市场，超主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将大打折扣。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短期内的实施难度很大。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可以将SDR发展为超主权货币。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型储备资产，SDR具有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均不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发展一种新型的储备资产，缓解储备不平衡，而且可以减少汇率波动，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事实是，只占全球储备4%的SDR无论是在价值的稳定性、还是在适用范围上均不符合要求。同时，由于SDR不能用来干预外汇市场、不能用来偿付跨境债务，故其不能完成储备资产的两大基本任务。此外，面对美元强大的“网络外部性”輯訛輥，要想将目前仅作为补充性储备资产的SDR发展为日后全功能的超主权货币，必须在其具体的运行机制、各国份额的安排、国际发行量、市场流动性、市场准入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四、结论及启示中国GDP占全球规模的10%，人民币却未能进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这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地位。回顾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果和利益，这不仅要靠市场的倒逼机制，还需要国际政策协调的引导。

体系革新范文篇3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主要特点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国际金融制度或国际货币制度，提供了“一种使一国的居民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居民进行支付的机制”〔1〕。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自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起，以其为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形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与美元挂钩，美国通过这个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而缺乏稳定运行的基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世界开始进入对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探索的过程。从1972年开始，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上日程;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达成协议，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牙买加协议规定黄金退出国际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并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在演进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使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存在自身的矛盾，基础不稳定，而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第一，当代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日元、英镑、欧元以及特别提款权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与美元共同作为储备货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元仍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处于多元化储备体系的中心，但其比重在不断下降。1990年代以后形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为主的此消彼涨的竞争局面。由于欧元与美元抗衡，加之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然是下降的趋势，不过，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增加，各国货币当局对储备结构的调整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二，汇率制度多样化，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取代固定汇率制度，各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根据本国的国内情况存在着不同的各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当前各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即放弃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制度，货币局制度，通常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水平波幅内的钉住汇率制度，爬行钉住汇率制度，爬行波幅汇率制度，不事先宣布汇率轨迹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多元化国际储备缺乏统一的稳定的货币标准，造成国际金融的不稳定，不仅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经常性、全面性发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甚至引致世界性经济危机。1978年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引起整个西方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中。在多元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美元仍然是各国的重要选择，美元依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在经济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连续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储蓄率过低，向全世界举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严重削弱了美元的国家信用，丧失储备货币领先地位，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其二，国际货币制度调节功能失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起，作为国际金融制度的组织机构，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背景及组织运行方式方面都体现出了不公平性，体现出大国国家利益及其谋划世界秩序的野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制度的功能主要反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方面。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反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话语权利。在牙买加体系下，作为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无法通过政策监督采取措施杜绝金融危机产生，无法降低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弱，话语权较少，其利益不仅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而且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整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特别是美国在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拥有支配力，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却承担相应的责任。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困境

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解决三个专门问题:清偿、调整和信心。清偿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为贸易融通资金，调整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制定解决各国收支不平衡的办法，信心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防止各国金融储备构成出现不稳定的变动。〔2〕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针对当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远无法满足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需求的状况，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国家长期寻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这种改革主要集中在国际和地区两个层次。

第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桥梁的改革陷入权力之争。围绕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干预问题，各国提出改革的设想，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做出较大调整，体现国际公平。但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退让自己的利益，对改革不仅没有积极性，甚至可能千方百计阻挠改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迫对体制内的投票权和份额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始终仍未达到公平与合理的程度。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配额改革列入计划，预期相应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增加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良好开端，对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实践中，即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份额已有所增加，也不等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其机构中的干预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与微观操作还有很艰难的路程要走。

第二，以国际多边协调为形式的改革陷入利益之争。当代国际货币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间金融问题，它还涉及了国际经济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问题。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多国博弈。作为新的国际经济多边协调机制，二十国集团对世界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影响力，也成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渠道，每年的G20峰会在协调各成员国立场的同时，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中，各国的协调与合作会在不同阶段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为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平稳发挥作用。各国竞相提出货币方案，但是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不尽相同。美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而更多关注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国内经济复苏，欧洲各国偏好于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对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期望更高，更偏好于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等问题。多边国际金融协调也表现在区域一体化的努力中，欧元区、亚太区以及北美区的经济区域化发展过程中，关于货币合作的议题也在进行中。同时，双边贸易和经济协议更多地关注着货币可兑换和汇率协调问题，如2008年12月签署的中韩、日韩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等。长期看，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逐渐削弱，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地位逐渐上升，美、欧、亚三种货币共同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格局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因为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结算货币，石油、黄金、粮食等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计价，所以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要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是很难的，美元目前还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面对依然强大的美国，各国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最突出的利益之争。一是美国与其他多元货币的利益之争，二是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之间的利益之争。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的情况下，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竞争会演变成货币之间的竞争，这对于作为金融服务层面的货币合作是不利的。

三、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因素

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来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实力。拥有经济综合实力的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拥有话语权，支配着改革的方向，并主宰着国际金融体系。正因为如此，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不可能马上进行大幅度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分析一些影响因素，以便在参与到国际货币合作活动过程中能够维护国家利益。

1．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各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传达出的信号能够增强国际间互信。各国加强国际合作能够共同稳定金融市场，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各经济体大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采取具体的财政整顿措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减轻通胀压力，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各国政治经济利益不同，对国际体系的诉求不同。各国从促进经济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方面考虑，会纷纷采取本国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增加话语权，提高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基本投票权的比重。而发达国家受财政赤字和债务严重威胁，其诉求主要表现在应对本国债务危机，寻求更多的资金市场。目前阶段，美国的经济波动和利率及汇率的变动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力，以美国的战略和构想为基础而确立的国际金融组织的一系列规范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积累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引发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流动失衡。日元长期维持低利率，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长期困扰。欧债危机频频爆发充分暴露欧元内在制度缺陷。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处于经济转型期等原因更关注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本国货币的作用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各国还停留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决择中，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主要衡量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为维持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自顾不暇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就会停留在不断的议论与谈判过程当中，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2．地缘政治因素。地缘政治关系是影响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根本因素。随着经济区域化的发展，欧盟、北美以及亚太三大区域经济竞争制约着国际货币体系统一的规范与制度的形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地缘政治障碍。首先是区域性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如欧盟峰会和欧元区峰会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地区内危机的方案和建议，欧元区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影响力，应对短期经济脆弱性问题等。然后是在全球构建一个超越这三大区域差别的国际货币协调机制，不能不涉及地缘性的政治体制差异、政治文化差异、历史习惯差异等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比如G20集团能否进一步深入加强合作与协调，为国际社会合作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发挥实际可行的重要作用。但是，欧元、美元的争夺仍然是货币多元化的重点。

体系革新范文篇4

一、行政管理要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

二、现行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行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绝对不是一喝了事。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多定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刨造者；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凋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

体系革新范文篇5

一、SDR是维护美元金融霸权的产物1969年IMF创立了新的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全球性国际储备资产之不足，满足全球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

（一）SDR的创设是为了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种无政府状态。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典型的以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就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组成，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际储备的增长无法保证，要么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信心丧失，最终都将导致该体系的崩溃。上世纪5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特里芬难题”的国际货币储备数量不足方面，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新的储备资产以弥补美元储备资产，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的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至此，世界走向了“特里芬难题”的储备货币的信用丧失方面。上世纪60年代动荡的国际金融形势为SDR的推出奠定了现实基础。1960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伦敦黄金市场价格猛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18.57%，美元大幅贬值，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储备货币第一次显示出信任危机。为了维持黄金官价水平及美元对外价值，美国不得不采取挽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是抛售黄金，平抑金价，以便稳定住对外汇率的跌势。但是，这些措施虽可见效一时，却不能使局势从此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二是美国用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的美元数字越来越大，1950-1972年的23年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累计额达886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用美元偿付的，这就造成了美元泛滥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美元危机的一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接连多次爆发的美元危机，使人们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质疑，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时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流通手段，就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行SDR，补充现有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以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就成了IMF最紧迫的任务。1969年8月，IMF理事会推出SDR。

（二）SDR是一种不完整的世界货币

1.SDR份额分配和投票权不尽合理

SDR的份额与未来可获得的贷款额以及表决权挂钩，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等值期权。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份额和投票权相对较多的5个国家，其中美国所占的份额和投票权比例高达17.09%和16.74%。按IMF的章程，重大事项需85%以上投票支持，美国的高份额保证了它对重大事项拥有否决权。因此,在众多重大金融事务决策中，只要美国反对，决议就难以通过。换句话说，美国在IMF中一股独大的局面，一方面保证了美元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霸主地位；另一方面有效约束其他国家增加份额，进而也就约束了其他国家对国际金融事务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2.SDR的货币属性不完整

SDR用途有限。SDR不能用来交易结算，只能充当记账单位和储备资产。SDR只在官方机构中间使用，不用于非官方的商品或金融的市场交易。它不像黄金储备那样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外汇储备那样以各发行国的实际资源和财富为后盾，它本身无内在价值，是一种单纯依靠IMF机构信用而流通的资产。SDR需要用其他国际货币来购买。用其他外汇购买SDR需承担汇率风险，增加交易成本。而购买SDR又受限制，每一次SDR的扩容都取决于美国。因此，其他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主动增加SDR。另外，SDR长期不流通，失去了其作为一种货币、资产的交易和支付功能，必将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淡忘。

3.SDR的价值构成决定了它不能反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僵化的工具

IMF从1981年1月1日起选用世界上商品和服务出口额最大的5国货币定值SDR，包括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为了适应欧洲货币统一进程，2000年10月IMF同意将欧元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取代原有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与此同时，SDR货币篮子的标准也相应改为在IMF修订篮子构成生效日前5年内对外商品和服务平均出口额最大的4个国家货币。最近一次SDR的货币篮子调整已于2011年1月1日生效，美元的权重最高，占到41.9%，欧元的权重为37.4%，英镑的权重11.3%，日元的权重9.4%。在新的调整中，人民币完全具备进入货币篮子的基本条件。从世界贸易结构来看，中国2006-2010年的年均出口额排在第3位。如果该标准不变的话，进入货币篮子的是欧元、美元、人民币和日元，英镑将出局。但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发达国家的政治阻力和技术障碍，SDR发行制度改革和作用的增强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多元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未来方向

目前真正能够改变美元霸权地位的就是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上，在一个相互竞争、相互抗衡的多元国际货币结构下，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发行国形成约束与制约，这将促使国际货币发行各方实行更加稳健、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一）多元化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1.金砖五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次贷危机爆发后，欧美经济体普遍陷入深度低迷，财政赤字不断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被称为“金砖五国”的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土总面积约占世界的30%。2010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8%，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外汇储备占全球的7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60%。金砖五国经济增长强劲。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于2008年11月份及时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社会投资，国内需求大幅增加，有效弥补了外需缺口，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率先实现回升向好。中国经济继2009年增长9.2％后，2010年增长10.3％。2010年俄罗斯经济保持较快复苏势头，但下半年受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势头趋弱、国内罕见旱灾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国际金融危机令巴西经济2009年萎缩0.24％，而2010年巴西经济实现强劲复苏，经济增长率达7.5％，在二十国集团中位列第五。巴西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已超越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对印度而言，2009年是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影响的一年，2010至2011财年则是企稳进而实现较快发展的一年。印度官方数据显示，2010财年印度经济增长8.6％。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南非经济陷入17年来首次衰退。2010年南非经济向好势头明显，农业、矿业和制造业产值均大幅增加，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8％。

2.金砖五国贸易规模发展迅猛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据俄罗斯联邦海关局的数据，2010年俄罗斯外贸增长同样迅猛，出口总额为3964亿美元，增长31.4％；进口总额为2290亿美元，增长36.8％。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10年巴西进出口总额达3835.54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6.1%，其中，出口2019.16亿美元，进口1816.38亿美元，比2009年分别增长31.4%、41.6%，超过2008年的1816.38亿美元、1729.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2010年，印度进出口累计达5，392.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27.8%。其中，印度累计出口2150.41亿美元增长30.4%，累计进口3242.19亿美元增长26.1%。从财年累计贸易流向看，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诉求

当前的国际货币结构越来越不能反映全球的经济结构，失去货币锚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经济增长、通胀、就业和汇率相互背离困境的挑战，从对危机性质的判断来看，本轮危机并不是由金融领域的局部非系统风险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的全球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失衡所引发的全球利益分配差异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强制性调整。经济失衡的本质是发展的不平衡，是各国不同比较优势下国际分工的不平衡。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一面是在实体经济有强大优势的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商品输出大国，因而拥有庞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面是具有强大金融优势的美欧经济体，它们输出的是货币、金融产品以及各类金融服务，进而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从当前国际货币格局和实施难度看，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一个好的选择，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雷亚尔、卢布、卢比等主权货币之间的多边制衡体系，控制美元滥发、约束美元霸权，真正推进美元单一本位的货币制度向全球多元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全球经济结构才能像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三、金砖五国货币务实合作的具体举措

（一）积极推进货币互换

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新加坡、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十一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实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规避汇率风险

近年来，金砖国家对外贸易与投资迅速增长，开展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对各国多有益处，这既是服务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对金融机构的新要求，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可以提高融资效率，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发展。金砖五国本来就想打破西方经济霸权的垄断，而西方经济霸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货币霸权，它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金砖五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它们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元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五国之间推动本币结算，有着共同的利益，可以减少五国贸易因为美元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此外，把美元换成本币结算后，以前需要两次兑换，现在只要一次兑换，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就人民币而言，目前只是在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结算，五国推进本币结算之后，将使人民币结算不仅在周边国家而且在巴西等距离较远的国家，不仅在小国而且在金砖五国等大国之间的贸易进行结算，使得人民币进入正规贸易的结算系统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体系革新范文篇6

牙买加体系感染“旧疾”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确立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建立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相比之下，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它直接决定着国际收支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政策协调，也决定着协调责任在各个国家如何分配。对于第一个问题，历史成就了美元崛起和美元霸权，但也带来了恼人的“特里芬难题”，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就会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尽管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这个问题似乎也得以根本解决。但是，在当前的牙买加体系之下，其幽灵依然“阴魂不散”。

在1976年“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所最终确立的牙买加体系中，尽管实现了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储藏手段。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低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盯住美元。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主要围绕美元展开，“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为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国际清偿力需求，美国必须不断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度积累，会引发美元趋向贬值，影响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从而动摇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正是因为这样，有人把牙买加体系叫做“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特别提款权（SDR）等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缺乏对国际本位货币适度增长的约束；汇率制度多样化，各国采用了形式多样的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制度，没有统一的汇率安排；强调IMF的协调作用，但IMF在制度上未对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做出明确规定。因此，牙买加体系采取的是一种放任自由制度，只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美元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采取了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面临“n-1问题”，也即n-1个独立汇率之外的那个自由度剩余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很显然，全球把这个自由度剩余分配给了美国来使用，美国成为这个汇率区的“中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国”，需要担负维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责任。

老问题出现“现代翻版”

在牙买加体系之下，全球市场不是同质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并且缺乏内在调节机制，全球化失灵也同我们熟知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一样，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种客观存在。第一，自主性调节机制并不完美。自主性调节机制主要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汇率变动来调节经常账户而发挥作用，但必须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各国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由此才能使得外部经济对于汇率、相对价格和外汇储备等因素变动保持充分弹性。显然，牙买加体系已经使这一前提不复存在，汇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第二，价值评估效应并未显现。当存在外部经济失衡时，汇率变动导致跨国资产价值重估，产生的价值评估效应可以实现财富从货币升值国迅速转移到货币贬值国，从而使外部经济失衡得以纠正。然而这种效应的发挥是以改变一国的对外资产净头寸为目的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汇率变化未被预期以及浮动汇率制。而这种条件在现实经济环境中难以完全满足。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老问题开始出现“现代翻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就出现了巨额逆差，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为了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利地位，美国通过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手段软硬兼施，迫使当时的主要顺差国先后签订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美国趁机实现了经济回稳，而日德等国经济陷入衰退，尤其是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并爆发经济危机，时至今日，还一直处于经济不景气的低迷状态。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其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美国再次成为逆差国，这种趋势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在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之上，中国形成了粗放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外贸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国，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由此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则陷入巨额贸易逆差之中。鉴于美国的“中心国”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等方式回流到了美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大根源。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印钞机现象”显著。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给货币发行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尤其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利用“中心国”的地位向“国”转嫁危机，通过输出通货膨胀掠夺财富，来换取自己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上个世纪70年代，“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金德尔伯格教授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可以无限制地实施这种财富转移策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中心国”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希冀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胀预期来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然而其国内实体经济增长较缓，新兴市场国家复苏步伐较快，最终引来“货币洪灾”的猛烈冲击。

改革没有“速效良药”

体系革新范文篇7

关键词:区域公共问题;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制度创新

从历史的层面说,自伍德罗?威尔逊(Wilson,1887)以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拥有自身合法地位的社会科学,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始终不乏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甚至出现“理论丛林”的局面;而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也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国内外公共管理环境的权变需求,也为了更好地体认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社会性和应用性特色,本文作者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率先对“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①。现在看来,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社会公共问题“区域化”和无界化的态势更加明显,一种有别于全球治理(国际公共管理)、国家公共管理、地方公共管理的区域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区域公共管理面对和要解决的是区域性公共问题,因而它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行政”②,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诉求。

一、区域公共问题及其成因

(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滋生了大量宏观和中观的区域公共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共管理所面对的世界景象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当前,人类更是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又交相辉映的时代。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突飞猛进的时代,诸多的因素和复杂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诱发甚至引爆了大量“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和“中观区域性公共问题”。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新区域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间的区域化已经由传统的“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①、封闭式区域化向更具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转变,加之作为政治目的的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洲际内跨国间的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明显增加。诸如相互贸易与投资、国家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等跨国性公共问题,依靠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洲际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集体决策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得由若干毗邻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由此滋生了更多难以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如“新柔廖”次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毗邻区域)的合作供水问题,“图门江流域”次区域(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毗邻区域)的经贸关系、公共安全、政治合作问题,“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大湄公河流经的中、越、缅、老、柬、泰等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合作,“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次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合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和危机管理、政府协调等问题。

(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问题的惟一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因此,社会公共问题往往被禁锢于行政区划内部,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环境;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更宣告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机制接轨,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下中央政府实行经济性分权政策是好事,它能够诱发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慢慢形成,有利于调动地方行动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滞后,加之尚未顺利实施行政性分权的配套改革,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诸多新型的社会公共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和政绩主义、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等。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催生的这些问题,不仅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扩散和蔓延到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某一经济区域,而且还超越了计划体制下那种由上至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域限,衍生为区域性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僵化法则已经力不从心,迫切呼唤区域公共管理这种治理新机制的诞生。

(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产生了棘手的区域公共问题。近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速度在迅速提升,由此引发了社会公共问题的空间重组和空间集聚,其结果也萌发了复杂的区域公共问题。主要表现在:1.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农耕历史的国家,目前占社会六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村城市化的压力巨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也任重道远。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政治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短期难以弥合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差异,进而需要两种功能区域之间进行制度协调、制度创新、制度重构的问题。从这一视角看,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常值得区域公共管理开展长期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究,比如“假性城市化”现象、“城中村”问题、农民失地问题、村改居问题、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等等。2.行政区划变革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来,行政区划的调整更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股动力的促动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尤为频繁。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变革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治理权限在区域空间上的较量和政府体系内部的再分配过程,其中隐藏着多维的利益博弈关系,牵涉到公共管理的深层次症结。因此,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学科视野的研究。3.流域治理问题。从自然区域的角度看,流域是一种整体性极强的区域,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特别是上下游间的相互关系密不可分。但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看,流域又是不完整的,它往往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分割。特别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俨然成为流域内利益独立的博弈主体。因此,流域治理的公益要求(如环境保护、产业协调、城市规划等)与地方政府的功利动机(主要是经济发展、财税指标、后发困境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总之,流域治理引发的区域公共问题甚为棘手但又亟待解决。(四)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加剧。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理论视角来看,从清末的“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到建国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历经艰辛,迄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毋庸置疑,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因而与西方发达现代化诸强相比,我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还很低,仍基本处于“经典现代化”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再现代化”甚至超现代化水平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尤为突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严重非均衡发展的国家,其内部的现代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在空间区域上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由此产生一系列事关国家或地区发展前途的区域公共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国内的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文明、社会发育、竞争优势等方面差距明显,形成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鸿沟。2.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部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出现滞胀和结构性萧条的发展困境,已经凸显出“问题区域”的态势。3.老、少、边、穷的地区现代化水平不容乐观,与沿海先发区域间有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趋势。4.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内部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福建较为明显。笔者认为,从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与公共管理的互动逻辑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处理和解决好了上述一系列区域性公共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

二、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

就目前来看,对于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无论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操作策略;而最为关键的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链条中,还存在诸多的漏洞与缺失,难以胜任区域公共问题的合法、合理和高效治理。这些缺失主要是:(一)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思想根深蒂固。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传统和“大一统”治理意识,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管理,历代统治者习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更是强化了“国家简单化”的治理理念。如果从治理的技术层面来说,我国政府传统的这些治理特质,可以概括为“行政区行政”。所谓行政区行政,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单位行政区域界限的刚性约束,民族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种切割、闭合和有界的状态下形成的政府治理形态。它有以下基本特征:1.从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看,行政区行政适应了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封闭社会和自发秩序的产物。它发轫于农业社会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契合了政府专制统治的传统。自工业社会以来,基于韦伯的“现性”而构建的稳态的“科层制”结构,更是使行政区行政模式的封闭性和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2.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根据行政区划的人为切割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内向型行政”或“闭合型行政”模式。内向型行政模式从根本上讲是“画地为牢”和“各自为政”的,甚少关注行政区划边界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3.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上看,行政区行政是一种垄断型统治行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是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区域内部公共事务的惟一主体,政府成为万灵和万能的“全能”政府,可以预见和处理所有社会公共问题,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并监督其执行,从而包办和代办了单位行政区域内部的大小公共事务。4.从公共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看,行政区行政模式强调政府管理权力运行的单向性和闭合性。也就是说,根据“科层制”所内蕴的层级分设和层级节制的基本法则,政府公共管理权力在行政单元内部的日常运作是自上而下的和单向度的,由此形成一种单一权威中心的“金字塔”式闭合结构。特别是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由于一贯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这使得按行政区划切割的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很难自觉生成一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管理共同体←地方政府”的谈判协调的制度安排。5.从公共问题治理的层次设计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层次设计是行政区行政的基本法则。具体来说,就是将国家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切割为若干层次,进而设计机构类同、职能重叠的等级治理架构。很明显,那些跨越这些等级层次的外溢性区域公共问题,不在等级制治理的层次设计视野之内。

(二)现代区域政策框架尚未成形。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特别是国内区域问题的治理,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作为保障框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区域范围的划分,也先后实行过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和梯度发展等多种发展战略,投入了大笔公共财政资源。但是,区域发展的公共绩效一直较为低下,达不到政策设计时的理想目标。其中的症结何在?有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是我国区域发展一直走不出恶性循环的主要根源[1](P540)。其理由是:1.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区域政策制度基础,比如区域政策实施机构不是立法的产物,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职能部门。2.不存在可供区域政策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比如中国的区域划分都是草率、笼统的,范围太广,不具有实施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区域政策工具残缺不全,除扶贫政策外,缺乏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4.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实际地揭示了我国区域政策的误区和问题。中国确实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区域政策。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公共治理的多元机制等),而中国的区域政策过程,由于长期受人治行政、集权体制、全能政府、扭曲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难以有完善的制度基础、设计精细的区域划分框架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有效的区域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等。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部门分割”、“政策的相互打架”症状就成为中国区域政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健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除了上述两大问题外,在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也很不健全。主要有:1.宏观与中观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国际上“深度一体化”进程和宏观区域治理最成功的典范当属“欧盟”。与之相比,我国与亚太国家结成的宏观区域或者与相邻国家结成的次区域,其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并加以完善。2.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安排非常脆弱,成为影响国家和区域整体经济绩效的病灶。3.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制度弊端甚多,其中涉及的水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政府间关系等问题尤为突出。4.区域公共协调机制并不健全,比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协调制度、“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制度、省际区域公共协调制度,等等。5.行政区划调整与空间规划中的问题突出,政策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浓厚,尚未有建基于宪政制度和法治原则的制度约束机制。6.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

三、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

(一)治理理念的转变:从行政区行政

到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的政府制度创新,首先要突破以单位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政府统治为要义的行政区行政的缺失,确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1.在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上,区域公共管理是开放社会和无缝隙社会的产物,它迎合了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需要,因应了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所趋。在这样一种权变、风险、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生态下,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度渗透的趋势,区域乃至全球社会间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区域性和区域化的“广度”与“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倍增。2.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区域公共管理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它摒弃了传统的“内向型行政”或单边行政的弊病,奉行“区域性行政”和合作治理的哲学观,把大量跨越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纳入自身的管理范围,由此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分层治理和细分治理。3.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它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涵盖了区域内的民族国家间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和经济组织,形成了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新格局。4.在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上,区域公共管理倚赖的是多元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权威,彼此间是合作网络和交叉重叠的关系。它主要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相互合作。总之,根据区域涵盖界域的大小,我们可以把现代区域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间区域公共管理、次区域公共管理和国内区域公共管理3种类型。

(二)治理机制的创新:从科层制到组织间网络制。在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上,区域公共管理观认为,治理纷繁杂芜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没有绝对的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传统的科层制面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挑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必须借助于科层制、市场机制、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来对其进行“多中心”治理,形成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新机制。诚如著名学者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所指出的:“全球性的最大特点是网络性,因此,这些治理机制也应当是网络性的,而不是等级制的。”“治理仍将建立在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国家间的权力分布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国家’的旧有形象或许将变得越来越与实际不符,因为国家机构与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网络化而难分彼此。跨政府关系网络、跨国关系网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P13)组织间网络治理最成功的典范莫过于欧盟的区域治理。欧盟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专家贝娅特?科勒—科赫认为:集体意愿的组织原则和宪政的观念是区分社会政治体系的两个构成性要素,因此,根据两者的不同方式组合,可以区分出4种不同种类的治理机制(见表2);在这4种治理类型中,法国一般被贴上“国家主义”的标签,美国以“多元主义”而著称,瑞士是“和谐主义”的典范,而欧盟则成为“交织主义”(即网络治理)的实例。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学者对贝娅特?科勒—科赫的4种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归纳和概括出其中的主要特征(见表3)。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某个民族国家或行政区政府,而网络主义治理机制则适合于特定的跨国或跨行政区的区域共同体。这些特征也与上文分析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要特色并无二致。

(三)制度基础的建构:从“国家简单化”管理到“国家精密化”管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基础非常薄弱。由于尚未建构起适应区域公共问题管理需要的相应制度体系,政府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管理仍沿袭“国家简单化”的思维观念和方式手段。所谓国家简单化管理,是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由于国家官僚的极度理性而设计的一种“假、大、空”式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逻辑下,政策具有随意性,制度设计严重脱离实际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和问题的针对性。简而言之,国家简单化管理,就是官僚在过分自信的情况下滥用国家权力,对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做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治理安排[5](P3)。国家简单化的管理制度,难以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诉求,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那种“国家精密化”的管理制度。所谓国家精密化管理,是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官僚,在有限理性驱使下设计的一种缜密、精细、法治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比如以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为例,为了确定结构基金(StructuralFunds)以及其他区域政策工具的受益区域范围,欧盟当局制定了通用的区域体系(NUTS区域)。整个欧盟的区域划分为3个NUTS层次,每个成员国分为1个或多个NUTS-1区,每个NUTS-1区又分为1个或多个NUTS-2区,NUTS-2区又进一步分为几个NUTS-3区。同时,对应落后病、萧条病和膨胀病3类区域问题,至少有3类问题区域划分,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与膨胀区域。又如,具体到英国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来看,英国把英伦三岛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英格兰划分为9个标准区域,分别成立9大区域发展局(RDAs)①,在9大RDAs下面又做次级甚至更多层级的区域划分,从而使区域问题的治理变得更有针对性,工具和策略更有可操作性。反观中国或国内的一些省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度基础尚较为薄弱,表现在:政策随意性强,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政策框架;区域的划分非常简单和笼统,而且变动很大,很难真正确定区域政策的受益范围;尚未有相对独立、具有宪政法治基础的专门区域管理机构,等等。

(四)区域政策的创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传统上我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只有面向国内或地方的内部政策,缺乏面向国外和区域间的区域公共政策。要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政府制度创新,重要的内容还在于实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的转变。

1.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政策一体化是指政府有意采取超出国民待遇范围的措施,通过调整、协调或对国家政策和执行机制的相互认可来减少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目前,国际上的区域一体化安排(RegionalIntegrationAssociations)如欧盟(EU)、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协定(CER),在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方面堪称典范。通过国内政策配合、国家标准和规章的协调,以及对外国管理体制和达标评定程序的认可3种模式,国家间政策一体化可以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开放和增加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将外部溢出效应“内部化”、对实行自由贸易的成员方进行补偿的机制等[6](P97)。因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参加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尽快实现与这些国家的政策一体化目标。公务员之家

2.政治目的下的“次区域”一体化政策。由相邻的若干民族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一体化安排,几个成员国之间实行“俱乐部规则”,可以共同提供国家安全、和平环境、有助于某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形成等区域性政治公共物品。这种“次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减少邻邦间的摩擦、减缓社会及政治压力、巩固民主与政治制度、提升“弱小政体”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比如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几个国家建成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结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等。

3.实施区域功能政策。(1)竞争政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设统一大市场、消除政府间恶性竞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欧盟,竞争政策被奉为单一欧洲市场的第三根支柱,因为它的目的是通过消除一切阻碍、限制或扭曲欧盟范围内自由竞争的行为,保证欧洲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的和谐有序进行[7](P13)。欧盟竞争政策有着雄厚的法律基础。然而,我国目前的竞争政策的法律基础很不完善,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第7、30条有相关限制不正当竞争的条款外,很少有其他法律涉及地方政府间竞争和地方保护的规定。因此,要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的合理竞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就必须建构竞争政策的法制基础。(2)区域(地区)发展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协调区域发展,减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区域政策必须以坚实的制度基础做保障,比如,欧盟的区域政策有3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后又发展为包括发展基金、结构基金、凝聚力基金在内的丰富的资金体系)、涉及地区问题的政策机构(主要包括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社会基金、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对各类具有不同程度地区效应的政策予以协调[8](P159)。可以看出,独立运作的基金、专门负责的职能机构和区域政策间的协调是保证区域发展政策有效落实的基础。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事业中,我国政府必须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2][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吴志成.治理创新:欧洲治理的历史、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美]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MauriceSchiff＆L.Alan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体系革新范文篇8

【关键词】市场营销问题创新机制

一、当前企业市场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1.企业的营销观念没有转变

一些企业仍然奉行传统的生产观念、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但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买方市场出现了“生意难做”的问题；还有一些企业对买方市场措手无策，随大流盲目地推销产品，其结果是要么是产品库存大量积压，要么是应收账款急剧增加，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从而使大多数企业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

2.高层营销管理缺位

高层营销管理缺位导致营销部门以外的其它部门不能充分发挥营销职能，整个企业各个部门不能形成良性沟通，造成重业务轻管理的局面。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比较重视营销工作，但是，这种“重视”具有明显的局部性、不确定性和非过程性，从而造成高层管理缺位。高层管理缺位会带来许多危害。首先，其他部门的营销优势得不到全面利用。企业的每个部门、每个个体都具有自己的营销职能，但在高层管理缺位时，则只有营销部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其整体营销职能会大打折扣。其次，决策缓慢，影响销售工作高效进行的许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样一来，该决策的问题不能及时决策，对企业的营销业绩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会重挫业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后，营销工作缺乏方向。高层管理决定企业的营销方向，当它缺位时，必然导致营销部门的盲目指挥。

3.许多企业缺乏营销战略

没有战略的企业，就像险恶的气候中飞行的飞机，始终在气流中颠簸，在暴风雨中穿行，最后，很可能迷失方向，即使飞机不坠毁，也不无耗尽燃料之虞。现在，中国的计多企业正如这架飞机，太需要战略了。得战略者得天下，真诚的“海尔”、永固的“长城”等都为其它中国企业树立了榜样。而当前多数的中国企业只是计划当期，得过且过，初创时就不曾设想过将来，造成企业盲目运行。一艘没有航向的船，只能在大海里随意漂泊，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市场营销具体的创新措施

1.营销观念创新

市场营销观念从产品观念、生产观念、推销观念、营销观念到社会营销观念的逐步演进是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发展和变化的，每一种营销观念都深刻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如今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改变着整个营销环境。我们的营销观念必须创新，才能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的要求：一是要突破传统市场时空界限，树立起全球营销观念。二是要从传统的同质化营销、大规模营销转为异质化、定制营销理念。三是从单向营销理念转到互动营销理念。传统营销只能提供单向的信息传递，消费者通常处于被动地位，企业成为主导，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可以利用网络高度互动性实现从市场调研、产品设计、生产到最终服务和消费者的互动营销。

2.营销策略创新

产品策略创新：网络经济改变了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从产品的内涵看，产品的知识及技术含量提高了；从外延看，网络经济时代，不仅农产品、工业品、服务成为商品，知识、信息技术也成为商品。因此，企业在产品策略创新中首先就要注重通过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创新产品种类，引导消费者需求。其次，要根据网络经济时代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特点，结合网络技术，通过双向互动搜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为消费者量身打造个性化商品。海尔运用网络为顾客订做冰箱的成功就是典范。价格策略创新：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网络突破了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时效性、地域范围和容量上的局限，基本上解决了传统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间存在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消费者可以在网络上漫游、搜寻，直到最佳价格显示出来，并据此做出理智的购买决策。因此，多样化的价格策略在网络上难以实施，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大大增强。分销策略创新：在这样一个强调交互性的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可以通过因特网实现渠道创新，即通过虚拟商场、无形商店及电子货币进行交易。毋庸置疑，网络交易的产生对于企业现有渠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互联网直接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将商品直接展示在顾客面前，回答顾客疑问，并接受顾客订单。这种直接互动与超时空的网络购物，无疑是营销渠道上的革命。

3.产品市场创新

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出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步入“战国时代”，面对愈演愈烈的营销战，企业是拼力争夺已有的市场还是去寻找消费者尚未得到满足的潜在需求，或创造一种新的需求呢？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是去抢现有的“蛋糕”还是另做一块新的“蛋糕”。市场创新不是去抢现有的“蛋糕”，而是去做新的“蛋糕”。有的企业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采用“让利不让市”的低价位策略苦苦支撑已有的市场，结果往往得不偿失。高明的企业则把视野投向新的市场，如高科技市场。高科技市场是我国发展前景极为广阔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潜量，且涉及到许多个行业，大有拓展价值。美国的微软、中国的北大方正等著名企业，都是在拓展这一市场领域大获成功的。

4.营销管理创新

网络经济时代市场营销管理的中心将从以往注重业务的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管理；营销目标将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转向开拓业务、提高客户忠诚度。因此，营销管理创新要求企业必须实施客户关系管理(CRM)，CRM既是一种基于数据库的管理系统，更是一种基于网络经济的新型管理理念。营销管理创新还应在企业内建立起实需对应型营销体制。实需对应型营销管理体系是相对于推测型营销体制而言的。过去企业的生产经营只能依靠预测确定，现在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建立实需型营销体制成为可能。实需对应型营销体制强调的是实需对应，即将销售时点的信息同步地传输给商品策划、设计、生产及仓库地点，从而通过销售地点的信息实现设计、生产、物流、经营等决策的一体化。

5.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当今市场竞争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科技竞争。在这方面，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开发新产品，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吸收先进技术，并予以创新。这样，企业的产品才可以走在市场前列。

三、结语

当今的世界飞速发展，企业要生存，要做大，要紧跟潮流，需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努力。管理、分析、总结、学习、借鉴、创新是企业发展永恒的主题。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营销策略理论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营销创新，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新的形势和环境企业的营销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企业只有努力更新营销观念，不断进行营销创新，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机遇和主动。

参考文献：

[1]严正.中国企业蓝海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吴晓波.大败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体系革新范文篇9

我国目前社会体制建设的特点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的投资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在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必须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领域，或者叫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它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需继续完善条件下，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和提供财政保障来使不同地区居民有机会、有能力、有权利接受主要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就业服务、养老保险，以及保障性住宅。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体现了发展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说它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对于那些公益性弱，可以由市场介入的公共服务，我们暂且将其视为市场领域的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一、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特点及其问题

我国公共领域投资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关系的处理上，一是政府间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把前者认定为宏观体制问题，把后者视为微观体制问题，因为后者基本集中在服务供给的末端。

（一）宏观体制：各级政府责任不明，政府间财政负担不规范

按照国际上的划分，中国应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英国、瑞典、以色列、埃及、加纳和菲律宾也都实行单一性的政府体制。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扮演最终权威的角色。在联邦制国家中，权威是在联邦政府和选区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在职权领域内，每个政府在理论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不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要处理政府间关系，特别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以美国为例，自内战以来，美国联邦主义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新联邦主义。在二元联邦主义中，州和联邦政府在各自范围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一是分权问题。我们把责任划分和责任明晰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征之一。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在社会体制建设上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中央政府的社会建设目标由于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分权，以及双方责任划分不清晰而难以顺利实现。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直接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政策，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8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的理念，并把其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要把关注点放在具有公共风险的领域，从其他不该介入的领域坚决退出；在与公众的关系上，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要务。至此，围绕着公共财政体制目标，政府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清费正税、取消农业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等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几经改革，但距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形成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的格局（见表1）。

从义务教育为例。从对云南省调研的情况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中各地财力差异很大，而且由于标准等问题，经济富裕的地区反而得到的转移支付更多。另外，教科书费用由中央财政解决，但是中小学的教学辅导书很多，一般在53元到63元之间，是由个人支付的，贫困家庭很难负担。据调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政府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①我国完全落实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存在诸多困难，处理目前的义务教育“欠债”问题既困难又复杂，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十分艰巨。

再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我国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领域投入体制还是多元化的，城乡体制分割非常严重。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中，对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采取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支持，东部发达地区主要靠地方力量，包括过去几年推行的公共卫生建设也主要采用这种模式（见表2）。“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2%，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地方政府，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55%～60%"。②根据国际经验，类似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国家是由中央政府（联邦）或省政府支出的。另外，在我国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掌握的财政资源有限，其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还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这方面的公共财政责任在实践中采取了责任分解、分级负担的做法。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责任、财权划分尚不规范，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的支出，在体制上还存在突出问题。昆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实行财政分级承包。区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以区财政为主，市财政适当补贴。实际情况是，一般的区财政很难承担，最终造成标准低、覆盖面窄。昆明在云南属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就更难说了。黑龙江省80%的县依靠国家和省财政转移支付。农村最低保障工作，尽管省财政尽了很大努力，给予了78.5%的资金补助，但是仍然有贫困县市需要自行匹配的资金，无法落实。救灾方面，黑龙江目前的救灾资金主要用于灾民的口粮救济。国家每年拨给黑龙江省救灾资金在1亿元左右，需政府救济粮人口按300万计算，平均每个灾民实际得到救济33元，基本口粮的保障都十分困难，再加上蔬菜等生活副食的支出，灾害救济金更显得捉襟见肘。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不断上涨，贫困居民的生活压力持续增加。每年国家拨付的恢复重建资金十分有限，补助标准经历了从300元到600元的漫长历程，到近期才提高到每间房子补助1500元的标准。近些年来，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比较大，对弥补地方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转移支付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不全面、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区建设等项目上，中央财政没有做出合理和适量的财力转移。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公共财政面向城市基础之上的，这种模式对我国体制建设形成了严重制约。第一，现有农村老年群体，保障水平低，容易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贫困群体。第二，城镇化进程加速，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调查发现，即使像北京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尽管政府对市、区县两级财政每年给每个参保农民的补贴为50～70元，但是仍不能达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公平。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养老保险缴费必须满15年才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致使45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不能投保，这意味着城市养老保险制度对这些失地农民关上了养老保障大门。

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从支出责任看，中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但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低得多，地方政府没有确定税率的自主权，以获得收入来满足当地的支出需要。由此形成的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税收收入的缺口需要存在一个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此外，现行体制内存在的逆向激励也扭曲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因此，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需要改进。这是全部财政问题的根本问题之一。我国目前公共领域投资体制面临的问题还有，中央各部委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投资轻规划，尤其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标准、人均财政支付能力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致使规划目标不明确、不准确，实施措施不具体，可操作性差。

（二）微观体制：服务组织欠发育，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非营利组织向社会递送公共服务，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为19.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6.1万个。但是，从现状来看，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以及更为重要的其整体的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多数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官办和行政色彩太浓，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创新精神和开拓性不足，不少组织以营利为目的；（2）自律机制不够健全，对于非营利组织所应具备的透明度、公信度和良好行为准则，许多组织还不甚了解；（3）人员年龄老化、观念老化、知识结构老化，运作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方式；（4）结构失衡。真正能适应环境，及时回应和满足民间需求，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非营利机构和组织所占比重太小。

我们目前还没有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确切统计数据。从民政事业的支出中也很难看出政府有购买公共服务的款项（见表3）。从调研情况看，各级政府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还不普遍，只有个别地区的个别组织得到本地政府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社区建设资金还是比较缺乏的。根据2005年民政部的百城（区）社区建设抽样调查和社区建设问题专题调研，2004年，被调查的235个社区中，27.66%的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1～8万元的占31.91%，13.62%在8万元以上，有26.81%的社区未填。这些有资金的社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调查表明，政府每年拨款在5000元以下的社区占28.09%，5000元到15000元之间的占13.62%，25.96%的社区可以得到15000元以上的政府拨款，有33.19%的社区未填。社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社会组织了。

二、公共领域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这样确定：在宏观体制上，改革和完善政府间关系，培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管理者、提供者角色；在微观体制上，发育和壮大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者角色，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形成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系，一种合理的社会体制安排。

（一）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

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人口众多，五级政府施政，由哪一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最有效、最合理？能否采取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是否可以由中央政府来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财政体制及转移体制框架。第二，是否由省级政府负责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监督、执行和评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第三，是否由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随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规范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财政责任，应该逐步走向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均等化的责任分担模式。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许多领域本质上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财政应承担支出的主导责任，中央财政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发表思想，应当是通过实现财政能力均等化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应当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转向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规划、发表、政策和监督。根据规划和标准，国家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机制。中央政府应当就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和完善各类标准，并对贫困地区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提高弱势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以及低收入阶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科学划分基本公共服务中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要遵循实践和理论两条原则，一是应从有利于建立中央对地方有效调控的角度出发，尽可能调动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方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依据公共需要与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理论分别界定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根据上述原则，应该建立有权威的、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进程实施有效领导的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把属于全国性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划归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把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对于各级政府的共有事权，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共有事权，应按照项目分级管理和费用分级负担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在相应的支出责任上，必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的固有支出与地方政府的固有支出；必须依法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共同事务的费用分摊的计算方法、原则和比例。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在财力分担上涉及到不同层级政府的具体出资问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为从公共财政角度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重要方面。尽管1994年以来确立并实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前的一些转移支付形式具有原体制遗留的成分，办法还不尽合理和规范。尤其是，面对基层政府的普遍财政困境和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在全国范围内要较好地履行对全体居民的政府责任，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难以进行。因此，在讨论了政府间事权界定，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和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标准之后，应该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层面，对致力于解决各地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提出一个思路。

总体思路是逐渐淡化人为因素在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各级财政比例分担的权重，加重对影响财政支出的客观因素的权重。近期内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央政府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框架内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最低标准。这是中央财政有效实施对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并形成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的前提。具体标准的设定可以根据经济和财政指标将全国划分为几个片区，分别制定相应的标准，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消除不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差距。二是，完善省以下政府财政的分担机制。要积极探索省级政府以下的财政分担办法，比如，省级政府在中央划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下，根据市县具体经济总量、财政收支以及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规模等指标，合理确定本省范围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形成合理的省以下财政分担机制，也可以寻求其它解决方案。

（二）明确社会组织的角色，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者作用

1、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特别是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

通过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通过制订基本公共服务专项发展规划、服务标准，完善相关措施，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情况的监督。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供给监督。基本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举办，也可以由社会机构等社会组织举办，政府采取委托协议等形式购买其服务，提供给公众。放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准入限制。对有关地方性法规、政策以及各职能部门设定的行政许可和审查制度进行清理，凡是国家没有明文禁止和限制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都对社会开放，凡是对社会举办和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带有歧视性的做法和不合法的规定，都要取消。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发表目录，按照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分类发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2、培育非政府组织应遵循分类对待的原则

对于一些经济类的中介组织、基金会组织或一些较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只要给予相应的鼓励、优惠政策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公益组织或民间福利组织，他们的很多服务属于低偿或无偿，难以通过收费维持，政府就应给予一定数量的财政支持。另外政府需要探讨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一套考核委托（托管）或补贴机构服务绩效的指标体系，以及明确组织监督和公众监督的方式，据以评判各种各类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经营运作状况以及满足群众需要的程度，以此来确定扶持的方式和标准。总之，政府给市场、给财政补贴，将是鼓励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民间福利机构的最有吸引力的方式。

体系革新范文篇10

1优化与创新建筑节能设计体系的重要性

1.1建筑节能优化设计的理念阐释

建筑是一个复合体，它涉及许多专业和领域。完整的建筑应当包括从规划方案到设计施工，包括运营使用的年份，直至最后不再使用的整个过程。建筑节能优化设计主要针对的是建筑结构以及建筑性能的设计与规划。在方案设计中，建筑师需要对建筑的方位、体型、朝向进行优化设计，同时必须对建筑材料也进行优化，对建筑的外墙、户墙、楼板、玻璃、屋面、窗框的设计等进行严格的量化与优化。从而实现建筑设备能效的提高，达到实现建筑材料的使用价值，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的目标。

1.2优化设计对建筑节能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迅速推进，我国的建筑能耗逐年上涨，建筑行业的能耗已占我国能耗总量的47%左右，我国节能减排任务日益艰巨，建筑节能现状令人担忧。在我国，现有建筑面积为426亿m2。每年新建的21亿m2的建筑中，90%以上依旧是高能耗建筑。国家“发改委”200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每年21亿m2新建建筑中只有7%为节能建筑。而这些新建建筑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在执行原来的节能水平较低的设计标准，从而遗留下很大的能耗负担和治理困难，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在我国建筑耗能居高不下、节能技术水平依然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用新的节能理念对建筑进行优化设计。通过优化设计努力寻求能源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使我国的建筑行业的能耗达到最佳经济状态，这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我国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建筑节能的优化与创新思路的应用体现

2.1建筑材料方面的设计体现

(1)新型玻璃保温窗户的设计与应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设计师在进行建筑窗户保温设计时，有了更多选择。例如，使用防紫外线胶片制作的光学变色玻璃，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电子玻璃则可以自动改变照射到它表面的光的强度和透明度。

(2)阳光照明技术的设计与应用。建筑在设计时必须引入足够量的天然光，这是考虑人体健康等原因的需要。当建筑物进深较大时，仅靠建筑侧窗的采光量不能很好地满足内部采光要求，这就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把太阳光引入到建筑内部。采光搁板主要是为解决大进深建筑内部的采光而设计的，它从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建筑需要引入足够量的天然光的这一需求。如图1，采光搁板一般由棱镜或反射板组成，它的入射口起聚光的作用。采光搁板一般设在窗的顶部，与它相连的传输管道截面为矩形或梯形，内表面具有高反射性的反射膜，这一部分一般情况下设置在房间吊顶的内部，尺寸大小可与管线、结构等相配合。采光搁板使建筑窗体附近的照度进一步增加，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建筑内部的照明度以及光线的均匀度，是建筑节能优化设计中的典例。

2.2建筑构造方面的设计体现

(1)热环境的合理分区。在建筑节能设计中，应当考虑建筑热环境的不同，根据热环境质量要求相似或类同的建筑相对集中布置的情况进行合理的建筑分区。这样，对热环境质量要求较高的建筑，我们可以根据设计需要，将它们设置在温度较高的区域；而那些对热环境质量要求较低的建筑，就可以集中设置于平面中温度相对较低的区域，从而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辐射，达到保持建筑内部温度的要求，同时又降低了建筑的供热能耗，节约了能源。

(2)工程构造流程的设计。建筑各部位的节能构造设计，主要是在满足其作为建筑的基本组成部分功能的同时，通过对建筑各部位(楼板、屋顶、门窗、墙体等)的结构、造型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在设计中，当建筑模型设计好之后。我们首先要进行建筑功能、建筑类型和建筑结构的设定，以及其他一些必需的设置，然后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的相关构造。如图2，当完成建筑物的以上构造设定和能耗计算后，就可以进行节能检查并得出数据检查的结论，从而对建筑物相应规定性指标的检查和设施性能的权衡评估。

3现阶段阻碍建筑节能优化设计的相关因素

3.1主管部门对建筑节能设计监控不当

建筑节能设计是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问题，它不是简单地用几项节能设备或节能技术进行一次累加，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建筑节能的优化设计就必须定量化和准确化。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管建筑节能设计的相关部门对设计节能成果缺乏必要的考核与评价，同时也缺乏对建筑设计方案节能方面的系统的审查要求。例如，有的主管部门仅凭图纸会审然后发现一些表层的问题，或者对一些新材料、新设备或建筑空间的布置等并非实质的条款做一些规定。这明显是对建筑节能优化设计监控方面的不够尽职。

3.2建筑内部设备的用能设计不合理

建筑设计所营造的环境应该尽量地体现人性化的设计理念。然而，许多现行诸多建筑内部环境的设计却没有很好地顾及人的感受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例如，办公、家用、工业和商业等建筑内不切实际地使用过高的装饰标准，忽视了建筑设计时所指定的节能标准。滥用材料和设备，在针对建筑周边的环境变化和设施使用要求的可调节性与适应性等方面缺乏普遍的认识，造成耗能量多、能效低、舒适感差。这些情况，完全与当初的设计标准相悖，成为建筑节能设计进行优化与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障碍。

4优化与创新建筑节能设计体系的措施

4.1提高建筑师的节能设计意识

建筑节能的设计体系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这其中就包括暖通空调设计、建筑设计、水电设计等方面。在整个建筑行业中，建筑设计是建筑节能的关键所在，而建筑师则处于统筹整个建筑前期规划的重要地位，是协调各专业工种之间的配合能力的关键环节。建筑师的节能优化设计意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工种的工作状态。基于以上认识，在建筑设计中优化和创新节能设计理所当然地成为建筑设计师的职业责任。因此，应当要求建筑设计师在设计阶段对所设计的建筑进行建筑能耗分析，以评价建筑设计方案是否合乎节能环保的要求。必须考虑建筑设计方案是否满足节能设计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是否达到了节能、环保、低碳的目标。

4.2提高建筑空间设计的合理性

在充分满足建筑使用功能需求的情况下，对建筑空间进行合理地分隔的做法被称为合理的空间设计。合理的空间设计能够改善建筑内部保温、采光、通风等微气候条件，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例如，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窗户面积不宜过大，窗墙面积比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就包括不同的地区四季的日照情况、建筑内外空气温度、建筑内部采光设计标准以及外窗开窗面积与建筑能耗等相关因素。新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北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超过0.24，南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超过0.34，东、西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超过0.31。一般来说，普通窗户的保温隔热性能要比外墙差许多，窗墙面积比越大采暖和空调能耗也越大。这就造成已经建好的或者正在建设的建筑的窗墙面积比远远超过标准要求。因此，从提高建筑节能优化设计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进行合理的建筑空间设计。事实也证明，这种需求已逐渐形成一种建筑设计的必然趋势。

4.3在设计中扩大新能源的应用范围

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对环境无害或有很小的危害。且这种资源分布范围很广，利用方便。因此，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近几年各领域中的热点研究项目。如何在建筑行业中适宜地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也成为时展的一种客观要求。例如，太阳能作为一种天然的洁净能源，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在建筑节能设计上进行广泛地推广。我们可以通过建筑设计手段和技术手段，加强对太阳能资源的采集与应用。可以设计出较好的装置，利用太阳能为建筑提供自然照明，使建筑接受较多的阳光照射。这样就可以做到：在冬天，为建筑采暖提供热能补充；在夏天，为建筑起到除湿的作用。太阳能的推广与应用，也必然会成为建筑节能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