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特点范文10篇

思想特点范文篇1

一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无产阶级政党，是普遍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身处的特殊环境，使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道路——即根植于农村，在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中进行自身建设，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道路是如此呢？“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

第一，党的建设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只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在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结论：即中国与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2]即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所以，当**年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后，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以农村为革命的基地。与此相适应的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也随之以乡村为主要阵地。

第二，党的建设与革命任务紧密相联。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革命的中心任务，才能抓住某一时期关键性问题。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3]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因此要埋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必须彻底消灭封建主义这个敌人；而地主阶级是“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也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所以，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根本倒塌的。”[4]所以，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精力投入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

第三，中国社会阶级状况表明，要建设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广泛吸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以壮大党的队伍。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近代工业很不发达，产业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例极小，而最广大的人民是占社会人口80％的农民。这表明党在当时的无产阶级基础是不够强大和广泛的。尤其是**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转向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建党经验来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把党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政党。因此，必须把党的建设的视野从只限于产业工人扩展到一切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使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中得到补充，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而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他们“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和“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愿意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在长征后到达陕北时与斯诺的谈话中曾说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这是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进行客观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阶级结构状况，使得我们党的队伍中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比重相当大。据**年5月统计，红四军中党员总共有1329人，其中工人成份311人，占23.4％，农民成份有626人，占47％，小商、学生等小资产阶级成份298人，占22.5％，其他成份95人，占7％，到**年“七大”时，21万党员中，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成份占80％以上。这一方面壮大了我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也给党的建设带来困难。

二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中，党员队伍构成十分复杂。如何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严峻课题。

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摆脱“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从国情和党情出发，认为：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是不行的；但对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姑息迁就、放任自流的态度也是不行的。同志以马列主义关于“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等理论为依据，率先提出了要在农村这个特殊环境中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他们进行思想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建党思想的突出特点

首先，同志非常重视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和党内基本情况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6]指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我们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同志还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论断，正确估价这种思想对党的建设所造成的困难。他认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出身人，一方面具有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确有许多消极的东西腐蚀着党的肌体。这种消极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存有主观片面性和个人主义，政治上易生左右摇摆，组织作风上多有自由散漫性和家庭宗派观念等。因此，必须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改造，即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认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实质，是以何种世界观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往往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如果无产阶级对此姑息迁就，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7]这就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着重整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共产主义觉悟拓展他们的政治视野，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他们头脑，使之彻底改造原来的阶级立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如果“没有这种思想的改造，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党员”。

其次，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早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不久，同志就鲜明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因此，“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8]他经常告诫党的干部，如果不对那些挟带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就不可能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特别是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党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古田会议决议充分体现了同志的这一思想。在这里他提出了加强思想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具体措施，对党的无产阶级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志认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之所以存在，“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9]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0]

第三，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同志指出，各级党部不单是要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还担任教育同志的艰巨任务。他主张要采取各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灌输到广大党员思想中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纠正党员中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艰苦的环境中，同志写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为从思想上理论上使全党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建议全党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竞赛活动，号召全党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列主义。同志认为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有效形式。

延安时期的整党整风，是同志注重组织建设的同时，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同志在整风期间，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提出了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运动，始终坚持了同志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个时期，同志明确提出了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全面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但它最主要的特点还是着重思想教育，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尤其是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评和斗争，使广大党员真正从思想上分清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使党员的思想在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等显著特点，紧紧抓住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主要矛盾，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课题。需要指出的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一个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同志在提出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要搞好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并有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另辟蹊径，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这个特殊的氛围，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造了奇迹，同时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党的基本原理。同志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所运用的立场、观点及其方法，对我们今天党的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一)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我党进行自身建设的出发点。

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党，是同志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着的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因此，党必须一方面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又必须把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相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1]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党员以农民为主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走出了一条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不同的党建道路。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运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证明了另辟道路也是可行的。因此，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了统一的完整的理解，党就发展，就巩固，革命事业就前进就胜利；否则，党和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就失败。正是基于此，他才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特殊问题，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道路。今天，我们党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对党的建设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又一崭新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富有战斗力，从而完成历史的重任。

思想特点范文篇2

一、影响青少年思想新变化的社会因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社会现象层面看主要是出现了六个"多样化"；从社会运转机制层面看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变化。这些社会变化，就是新的社会现实，就是分析青少年思想产生变化的基础和根据。

1.社会现象层面出现的六个"多样化"。

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私营经济出现并急剧发展起来。全国现在私营企业近150万家，个体工商户3100多万户，从业人员13000万人。他们活跃了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求、增加就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必然出现代表不同经济成分的思想和声音。过去青少年教育依靠的思想和舆论的单一状况消失，青少年及其教育者必须学会在多种声音中判定是非。青少年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接受主旋律教育，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组织形式多样化，活跃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城市的社会组织多种多样。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与过去不同了。人们头脑中"单位"的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众多类型的组织的管理，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就业方式多样化，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包分配、包就业的做法，实行了自谋职业、双向选择、聘任制、合同制等就业方式。青年自谋职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少，同时对政府的认同度也会随之淡化。加之大量下岗、失业大军的背景，加大了对青少年家庭背景的压力。大学生的就业不再由国家包分配，因而运用毕业分配的杠杆来引导和制约学生在校表现的机制也就消失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一定找到合适的工作；一般化的学生甚至较差的学生，凭着家长的权势和熟人关系，很早就落实了优越的工作岗位。这个复杂的结局显然对学生教育工作不利。

利益关系多样化使得人们利益方向的不一致成为事实。各种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状况，引发了青少年追求方向的分离。为了不至于落到社会底层的状况，他们更加强调自身发展的利益，淡化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不同利益的要求在青少年生活中和不同的工作领域中都会表现出来。调整这些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加重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分量。

分配方式多样化，拉大了贫富差距，激发了一部分人发财致富的积极性，激活了人才流动，同时也激化了矛盾，引导了追求物质利益的片面性。特别是允许按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分配，引发了理论上的混乱，冲击和消解着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大的物质利益获得者，不一定是诚实劳动致富的工农劳动群众。众多的百万富翁和贫富分化趋势的出现，严重冲击了青少年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生活方式多样化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闲暇时间和活动内容的增多，使人们享受到社会发展的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发展不平衡，激化了欠发达地区的矛盾。某些模糊的生活方式领域的诱惑力也推动了享乐主义蔓延，社会丑恶现象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某些领导干部为了追求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方式，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向堕落，在青少年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和党的威信。

2、社会内在机制的新变化

在以上6个方面的多样化现象后面，是社会生活内在要素、运转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内在要素的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

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杠杆发生变换。在时代，在保证人们的基本物质利益

的前提下，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杠杆主要是精神鼓励。新时期，在邓小平同志大胆启动了个人物质利益作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杠杆。从安徽小岗村发起的包产到户，到城市里的各种改革招法，实质上都是这样的杠杆，或叫做"利益驱动"。这一变化，极大地调动了各个方面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也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集体主义被质疑，个人主义大声张，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见利忘义的风气难以挽回。

经济体制的变换不但导致了一阵又一阵的"下海"潮和经商热，而且使我们自己突然进入了一个毫无准备、十分陌生的新环境。市场经济搞活了市场。但国有企业的出路，人民群众的基本社会保险，转型的具体作法，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结合，党的领导的适应，都要经过探讨才能摸到门径。由于准备不足，漏洞太多，使一些人打着各种旗号，利用权力攫取了人民的公共财产。"金钱万能"、拜金主义侵蚀着青少年的思想。

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使我们面对全新的外部环境。技术和资金的引进，缩短

了我们自己探索的时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人们经历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倾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产生了"信仰危机"。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也无情地表达了它严峻的一面。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越来越直白，渗透、颠覆的斗争十分尖锐。

信息传播方式的变换改变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从60年代到90年代，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三次革命：60年代无线电广播的普及，80年代电视广播网络的普及，尤其是90年代中期计算机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信息单向传播的局限，信息传播的互动超越了时空限制。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抛弃了往日的繁文缛节和无用的官腔客套，更加追求新颖、真实、及时、富有针对性的信息交流。

三、青少年精神世界出现新的特点

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对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在新的现实面前，人们思想活跃，知识广博，敢于创新，求实务实，爱国奉献等优点。从思想特点看，包括以下诸方面。

1，要求在物质利益与思想理论相结合的层面说明问题。

青少年更加追求物质利益分配中的公平。只有在公平地处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对青少年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虽然社会强调"效率第一，兼顾公平"，而青少年的要求是：只有做到了公平，才可能调动积极性，产生效率。社会主义主旋律，如果得不到物质利益公平分配的现实支持，就很容易转化为空洞或反面效应。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作风。

2，要求面对现实，又不要放弃主旋律。

青少年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是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表现。对于复杂的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敢于面对、及时反映，不能回避，这才能取得青少年的信任。同时，青少年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并不要求以极端的态度对待现实，反对从现实中引申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只有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坚持主旋律的立场，才能受到欢迎。

3，对于解决思想理论热点和难点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

社会急剧变革，在青少年的思想上很容易积累起大量的热点、难点问题。这些问题就是青少年普遍关注的焦点，解决思想问题的关节点。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能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当然，热点问题，往往是上面没有表态、下面争议较大的"敏感"问题，确实不容易解决。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发扬冲劲和闯劲，敢于碰硬。如果见到热点绕着走，打官腔搪塞青少年，装聋作哑，哼哼哈哈，就会使青少年极端失望。

4，人们普遍具有程度不同的逆反心理。

由于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现象，养育了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简单的直线平面式的思维路线遇到现实障碍后的回返运动。逆反心理主要针对着三个方面的对象：架子很大的领导干部，以空洞说教为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刮风、起哄式的舆论工具和导向。逆反心理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障碍。为了超越逆反心理这一障碍，需要的是全面反映问题的辨证方法。

5，习惯于独立地进行比较和判断。

这是当代青少年进行理性思维追求的新特点。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怀疑的范围和重新检验问题的积极性大为增加。社会的个体对于前人的实践和结论，不是直接接受，而是习惯自己经过亲身重复的实践认识过程。他们习惯在事实面前接受真理；或在事实面前说清问题。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才能接受。因此，非理性的"煽情派"受到冷落。但这种一切经过自己亲身体验和比较的理性追求也延长和重复了认识的过程，具有片面性：善于横向比较，不善于纵向比较，缺少历史的视野；善于微观比较，不善于宏观比较，缺少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善于局部比较，不善于全局性的比较，不能作出全面的结论。这些都是需要引导的。

6，渴望及时、多样的思想交流。

由于社会变化急剧，青少年的思想十分活跃，思想问题也大量出现。生活节奏的加快，自身发展的利益，都使得青少年对思想交流的及时性和多渠道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这需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媒体、政府机构等各个方面都要适应这一特点，作出变通和改进。

不能否认，在对20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期得到了加强和改进，逐渐走向科学化、制度化、实效化。但同样不能否认，由于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对新时期急剧变革的现实及其特点缺少足够的估计和深入的研究，因此造成了一些薄弱环节，这主要表现在适应新变化不够，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滞后。因此，当前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紧要的就是研究和适应新变化，探索新方法。

三、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方法的更新

根据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工作对象的新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方法的更新势在必行。

1、要坚持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互动平等的原则

这一原则，也可以说是引导教育对象参与的原则。真正的参与不是形式的，而是思想上的参与，是教育对象与教育者形成的共同思考和交流过程。要达到这种交流，就要以参谋者、探讨者、商量者的姿态，而切忌居高临下的说教和训导姿态。在交流的过程中，还要尊重和及时吸收对方思想的合理成分，补充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互动平等的原则还要求教育者讲话留有对象思考的余地。有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一句话说到底，不留余地，反倒引起对方的反感，冲淡了教育的效果。

互动平等的原则还要求教育者尽量保持学者风度，保持整体形象的沉稳，注重研究色彩，体现学术民主的风格。这样才能增加对教育者的信任和依赖，才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2、要坚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进原则

这就是要从心理的浅层面入手，最终解决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深层面的问题。这是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表现。因为青少年思想意识形成的过程，往往是从浅层次的心理感受层面，提升到思想体系和世界观层面的过程。思想政治工作要转变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应该从浅层面活跃、生动的心理感受入手，逐步达到解决深层思想体系方面的问题。

在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整体安排上，宜先安排较具体的内容，后安排较抽象的内容，不断根据教育对象的反应进行内容深化的调整。这是一个先易后难、逐渐推进的量化过程。这要求教育工作者对于青少年的反应，经常察言观色、及时反馈、及时做出调适。

从教育的形式上，那种不宣布教育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因此，寓教育于活动、娱乐、其他行政工作的过程，就是潜移默化的渗透教育，其实是从思想不设防的心理感受层面入手，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深入到解决思想体系层面的问题。

亲情感染的原则也是属于渐进的方法原则。动之以情，激起心理层面的激荡，然后由情入理，在思想体系的高度解决问题。有些思想政治工作者，为了转化教育对象的思想，调动其父母、亲属、恋爱对象、朋友的亲情力量，就是尊重这一原则的体现。

3、要坚持真诚可信的原则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是共产党人坚持真诚原则的体现。真诚才能可信。真诚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现在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突出。不回避社会消极现象，也不放弃正确的理论引导，这就是真诚。否则，就会变成说假话、大话、空话，这是人们早已厌倦了的。不说一句假话，这是真诚原则的要求；真话也未必讲完，这是对教育对象的尊重和对社会效果的负责。

真诚的原则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坚信马克思主义。只有自己坚信不移，才能产生真诚的力量，使青少年受到震撼和感染。如果自己不信，或半信半疑，却让青少年相信，这是不会取得积极效果的。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带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素质，努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今天，要做人民的先生，更需要首先做人民的学生。

4、重视解决思想理论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如上所说，既然思想理论上的难点和热点所处的地位十分显著，它就应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重点。这也需要有关部门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使他们敢于探索和解决思想难点和热点问题。

这就需要在涉及难点和热点内容时，理论观点要准确而严谨，理论推论要少而精，主要精力放在运用适当的资料，生动形象地阐释和说明问题，使青少年随时理解和接受。没有严谨的理论框架，就没有深刻性和科学的力量。然而单调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和推断，同样也不受欢迎。用贴切的事实说明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善于从青少年熟视无睹的事实中，提炼出人们一般不曾意想到的固有结论。这样的分析能够产生很大的说服力。这样化解难点和热点问题，容易入情入理，取得实际效果。

5、不断寻找新角度的灵活性原则

常言道，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世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根据青少年不同的情况和问题，不断寻找新角度，灵活机动地采用各种方法，解决思想政治问题。

当代人的求新、创新意识较强，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摆脱陈旧的方法，不断寻找新角度进行工作。几十年来，人们习惯于运用演绎式的逻辑思维方法教育人，即先推出结论，再去举例论证的逻辑思维方法。人们对此十分熟悉，听了第一句话，就能推测出后面所有的内容，这就谈不到积极的教育效果了。如果改换为归纳的逻辑思维方法，就会使论证具有新意，便于青少年容易接受。青少年一般不易想到的思路，就是最容易解开问题症结的最佳角度。

6、坚持惩戒管教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思想特点范文篇3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苏东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学潮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思想特点范文篇4

【关键词】廉政思想；新时代；反腐机制

在从政过程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对反腐倡廉问题始终高度关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论断，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的思想以及党长期以来对反腐倡廉问题的探索成为廉政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他从大队书记到党的总书记的成长之路是其廉政思想的实践基础。

1新时代廉政思想的特点

1）狠抓制度治党。腐败现象的存在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它有着自身产生的原因，如生产力落后、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存在、专制制度及专制思维，所以腐败是一种已经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很长时期。那么针对我国的腐败现象，我们要既要看到巨大的存量，也要遏制其未来增量的产生。那么解决这一问题，光靠治标的一时严厉打击只能解决腐败存量问题，针对腐败现象的增量必须要制定相关的机制，实现长期把控，将形势权力的权限严格规范，通过制定纪律来管理全党，用国法管住整个“政治场”，实现“制度治党”。2）运用法律手段和法治思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对于腐败现象的治理在不同的阶段，思维方式和运用手段是不同的，思想反腐、运动反腐、权力反腐、权利反腐、制度反腐等，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腐败方式也变幻莫测，过去的反腐手段也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态。因此，必须合理治理，加大法治反腐力度，缓减腐败现象的不断蔓延。也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政治清明的国家和地区，相应的其法治化水平也较高。由此可见，法治与反腐是相辅相成的。我国在反腐败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加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努力使法治成为反腐的根本手段。但是在社会上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纠现象，所以现阶段建立完备长效的法治反腐机制任重道远。3）强调家风建设。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重视家庭、强调家风。家风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2015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印发，以党内纪律规矩的方式，在准则中首次将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树立良好家风列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使得家风建设上升到关乎党内制度规矩的国事。好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层面的重要载体。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而领导干部的家风对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走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2新时代廉政思想的内容

纵观从政之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全国以建设廉洁正直为目标广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形成了新时代廉政思想，为我国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1）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腐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党要出问题，必定出在党的内部，而一切外在困难和挑战，都不可能击垮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内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腐败，通过对国内外政党的发展史研究分析，并从其惨痛的经历中汲取教训与警示，因此我党必须加强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避免该现象的进一步蔓延，影响我党后期的可持续发展。自上任以来，把反腐倡廉建设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并多次在重要会议中提出反腐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当前我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始终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的政治立场。”2）“狠抓干部廉洁”。党的“十八大”以来，即把思想建设放在关键地位，从理想信念着手，指出理想信念坚定与否，是检验干部好坏的第一位的标准。内部党员步入腐败歧途的关键就是思想观念的变质。因此，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具备坚定不移的反腐观念，从而才能循序渐进的开展思想建设工程，并充分发挥理想信念与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保持高尚的道德品格和廉洁自律的行为操守，避免其滋生牟取私利、违背道德等腐朽观念，从而改善我党内部的党政、党风，促进国家的持续发展。3）在打击腐败现象的过程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方面那些身处高位，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他们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在社会上会造成更加恶劣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基层党员干部，虽然级别低、权力小，但是如果滥用手中权力，会直接损害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强调，必须“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工作进程中，查办大案要案与解决人民身边的腐败问题两手抓，彻底清除腐败的毒瘤。4）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建立长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授予我们行使公共权力，所以作为执政党，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但是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为人民造福，运用不好可能会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高度重视对权力的约束作用，他曾经指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赴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腐败现象之所以越演越烈，一方面是由于在一些重要领域还未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操作性不高、执行力度不够，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要加大对制度控权的重视程度。通过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并严格制定相关的惩戒、防范以及保障机制，将权力行驶的范围、权限等严格把控，将腐败现象扼杀在源头。当前，我党的制度建设仍在不断完善中，只有在行驶权力的每个环节制定相应约束制度，才能有效遏制内部腐败现象的滋生，才能确保权力的纯洁性。5）在反腐倡廉的教育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都形成了有效的反腐制度和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反腐文化，并对党员领导进行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也体现了廉政思想中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要树立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因为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出现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要把反腐倡廉教育工作作为基础性工作，通过廉政教育，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使廉洁价值理念深入人心，使廉政文化成为反腐斗争的重要资源。党的领导干部的作风的转变必将带动全党的作风转变，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带动民风和政风的转变，确保反腐败工作取得长效的成果。

3新时代廉政思想的意义

思想特点范文篇5

1993年，是诞辰100周年。这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平与思想研究计，提交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100多篇，展示了此前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新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3年以后，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6年6月，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逝世20周年，第八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东营市召开，9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在八大前后的理论贡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7年5月，为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第九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市召开。这次会议充分研讨了“两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强调《正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科学结晶，在新时期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复杂矛盾。此后，第十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又于1998年10月在湘潭市召开，与会者回顾了改革开放20年来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思想的形成与20世纪中国发展的密切关系，展望了21世纪思想研究的前景。这年年底，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诞辰105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内涵，、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后出版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集。

探讨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发展，还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央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最近召开的纪念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检阅了对他们的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了思想的研究水平。

以上连续几次全国性的思想研讨会的召开，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表明自诞辰100周年之后，思想的研究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持续发展，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密切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并应作出及时总结。

回顾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研究资料的日益丰富，使得这一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保持了较高的起点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长期以来，等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著作的出版速度相对于思想研究的进程来说，还远远不能适应。诞辰100周年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外交文选》等一系列著作和、刘少奇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得以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文集》是继《选集》之后的又一多卷本著作集，于1999年6月出齐，收入了《选集》之外的许多重要文稿、讲话和谈话，共8卷。《建国以来文稿》（13卷本），于1998年1月出齐，是一套供研究之用的多卷本文献著作集，系统收入了建国后的大量文稿，其中包括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这两套著作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资料价值，对于进一步开展思想的研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至今一共出版了20册，收入了从建国开始至“”前夕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政务院或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最基本的文件，以及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等等，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象《外交文选》（1994年12月）的出版对于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研究，《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95年4月）的出版对于思想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诗词集》（1996年9月）的出版对于美学修养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以及《早期文稿》的公开发行对于青年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研究，都无不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军事文集》、《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等，虽然早在1993年底就已经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集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使得关于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二、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前后，有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业、思想的一些重要研究著作也进入了一个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传》（1893-1949），根据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信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的一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此期间，《传》、《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随着年谱、传记等一系列权威性研究著作的出版，一些反映领袖人物生平、业迹的纪实作品也陆续问世，他们的战友、部下、亲朋好友、师生同学、身边工作人员发表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提供了大量亲见亲闻、生动丰富的材料，使得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跃然于纸上。这些资料有的系统全面，有的具体入微，或大或小地再现了他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为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伟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

伟人来自于民众，理论来自于生活。从成长的经历来探索他成功的秘密，从的为人处世来洞察他的思维特点和人格魅力，从的足迹来追寻他的理论，从的读书生活来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助于加深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这一研究更加接近于实际，贴近于生活，也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使一个与世纪同在的伟人、诗人、哲人再现于世人的眼前，开创了一个纪念伟人、学习伟人、宣传伟人和研究伟人的新形式，为从直观的形象去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余地。有鉴于此，他们后来又拍摄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刘少奇》以及《在浙江》、《与上海》等等。

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开辟了比较广阔的空间，并因此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特点。

三、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使得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内容不断更新

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过去已经有所研究或者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开始逐渐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突出的如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和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走上一个台阶，还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这一文集收录了1927-1972年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电报、批示和讲话等共1600余篇，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系统地反映了军事思想包括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全貌。因此它于1993年底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尤其是军队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完善，使得关于军事思想的研究开始朝着更加全面、系统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到1993年以后，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和深化，有关单位还专门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出版了10余本，体系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各个专题研究的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发展趋势，对新时期全面研究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无疑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最近，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都纷纷开设了“双基本”课程，即关于思想的基本问题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这样两门课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讲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第二，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了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毫无疑问，这是长期以来广大思想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果。因此，1993年以后，除了必要的拾遗补阙之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一度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到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不少学者抓住这个契机，对抗战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军事艺术和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一书，史论结合，叙议咸长，集中反映了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把抗战时期的思想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致使近几年来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特征。

与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的特征相对应，关于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则逐渐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向。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近几年来研究中比较热门的问题，已有一批专题文章和著作问世。特别是对《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和思想的研究，随着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的发表，随着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40周年活动的举行，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此外，随着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三，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比较突出的如对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自己的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这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于光远在《与自然辩证法——值得重温的一次谈话》（《liáo＠①望》1995年第6期）一文中，回忆了他与的一些直接接触以及聆听的讲话和阅读著作的感受，指出“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一贯非常重视，不仅有自己的见地，而且善于同社会科学、同他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也是作为伟大哲学家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近年来关于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唯物史观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四、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日益成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的主题

与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无论是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还是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都有着许多的相似与共通之处。伟人的个性是各种各样的，但伟人的成功之处却是大多相通的。因此，对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的丰功伟绩从思想上进行科学的比较和分析，是这个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翻翻近年来的书籍和报刊，人们便不难发现，关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有蔚然成风之势。这种比较不仅仅局限于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而且深入到了一系列专题研究之中，突出的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比较研究，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关于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比较研究，关于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关于国情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大量的专著问世；当然，这种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和邓小平个人之间，而是深入到了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及其各个成员之间。最近，在无锡市召开的诞辰100周年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有学者不仅对与、刘少奇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对与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不仅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因而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从而把新时期的比较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新时期，研究与邓小平，研究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都不能不说到这一研究的主体，即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毫无疑问，目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最基本、最骨干的成员，大多是来自于毛泽思想的研究阵营。正因为如此，他们必然会从去研究邓小平，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必然会为新时期毛泽思想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时代内容。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仅是由于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精髓就是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解决新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把握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就不仅是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称赞邓小平是懂得按辩证法办事的人；而邓小平则不止一次地阐明，他读的著作，首先把握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正是在这一思想精髓的正确指导下，他才最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由于邓小平理论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在1993年10月，第一、二卷的再版是在1994年11月，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与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只能是产生在1993年之后。

五、随着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这种紧密的联系首先就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过去长期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入到思想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既熟悉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又熟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善于从历史中去研究理论，从理论中去反思历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研究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趋向。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注意结合历史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现实。这是因为在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人们愈来愈需要总结实践中的得失，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换言之，即是要从现实的需要去探索思想的形成，去研究理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对等人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等等，都引起了人们较大的研究兴趣，相关的书籍不胜枚举。尤其是对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规律的探索，更一直是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这一话题的评说，在诞辰100周年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而在诞辰100周年之后，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人们的研究兴趣已经变得更加浓厚。

党的十五大以来，随着新的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几年来，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以及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开始成为新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

综上所述，自1993年诞辰100周年以后，关于思想的研究，资料有所丰富，视野有所开阔，重点有所更新，领域有所拓宽，方法有所改进。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它是在1993年较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比较平稳的持续发展。

毋庸讳言，1993年以后的思想研究，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是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文章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述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的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因而鲜见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工力。正因为尚存在着以上几个方面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1993年以来毛泽思想的研究状况，我们不能评价过高。从总体上说，它与1993年的研究水平基本上还处于同一层面上，还没有发生新的飞跃，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邓小平在讲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曾经指出，要抓住机遇，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个道理其实也适合思想的研究。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转折之际，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1993年以来思想研究不断发展的有利条件，认真总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早日把对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思想特点范文篇6

1993年，是诞辰100周年。这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平与思想研究计，提交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100多篇，展示了此前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新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3年以后，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6年6月，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逝世20周年，第八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东营市召开，9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在八大前后的理论贡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7年5月，为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第九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市召开。这次会议充分研讨了“两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强调《正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科学结晶，在新时期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复杂矛盾。此后，第十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又于1998年10月在湘潭市召开，与会者回顾了改革开放20年来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思想的形成与20世纪中国发展的密切关系，展望了21世纪思想研究的前景。这年年底，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诞辰105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内涵，、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后出版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集。

探讨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发展，还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央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最近召开的纪念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检阅了对他们的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了思想的研究水平。

以上连续几次全国性的思想研讨会的召开，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表明自诞辰100周年之后，思想的研究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持续发展，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密切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并应作出及时总结。

回顾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研究资料的日益丰富，使得这一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保持了较高的起点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长期以来，等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著作的出版速度相对于思想研究的进程来说，还远远不能适应。诞辰100周年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外交文选》等一系列著作和、刘少奇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得以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文集》是继《选集》之后的又一多卷本著作集，于1999年6月出齐，收入了《选集》之外的许多重要文稿、讲话和谈话，共8卷。《建国以来文稿》（13卷本），于1998年1月出齐，是一套供研究之用的多卷本文献著作集，系统收入了建国后的大量文稿，其中包括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这两套著作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资料价值，对于进一步开展思想的研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至今一共出版了20册，收入了从建国开始至“”前夕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政务院或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最基本的文件，以及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等等，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象《外交文选》（1994年12月）的出版对于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研究，《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95年4月）的出版对于思想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诗词集》（1996年9月）的出版对于美学修养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以及《早期文稿》的公开发行对于青年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研究，都无不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军事文集》、《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等，虽然早在1993年底就已经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集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使得关于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二、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前后，有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业、思想的一些重要研究著作也进入了一个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传》（1893-1949），根据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信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的一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此期间，《传》、《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随着年谱、传记等一系列权威性研究著作的出版，一些反映领袖人物生平、业迹的纪实作品也陆续问世，他们的战友、部下、亲朋好友、师生同学、身边工作人员发表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提供了大量亲见亲闻、生动丰富的材料，使得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跃然于纸上。这些资料有的系统全面，有的具体入微，或大或小地再现了他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为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伟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

伟人来自于民众，理论来自于生活。从成长的经历来探索他成功的秘密，从的为人处世来洞察他的思维特点和人格魅力，从的足迹来追寻他的理论，从的读书生活来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助于加深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这一研究更加接近于实际，贴近于生活，也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使一个与世纪同在的伟人、诗人、哲人再现于世人的眼前，开创了一个纪念伟人、学习伟人、宣传伟人和研究伟人的新形式，为从直观的形象去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余地。有鉴于此，他们后来又拍摄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刘少奇》以及《在浙江》、《与上海》等等。

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开辟了比较广阔的空间，并因此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特点。

三、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使得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内容不断更新

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过去已经有所研究或者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开始逐渐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突出的如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和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走上一个台阶，还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这一文集收录了1927-1972年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电报、批示和讲话等共1600余篇，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系统地反映了军事思想包括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全貌。因此它于1993年底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尤其是军队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完善，使得关于军事思想的研究开始朝着更加全面、系统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到1993年以后，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和深化，有关单位还专门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出版了10余本，体系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各个专题研究的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发展趋势，对新时期全面研究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无疑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最近，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都纷纷开设了“双基本”课程，即关于思想的基本问题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这样两门课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讲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第二，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了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毫无疑问，这是长期以来广大思想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果。因此，1993年以后，除了必要的拾遗补阙之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一度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到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不少学者抓住这个契机，对抗战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军事艺术和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一书，史论结合，叙议咸长，集中反映了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把抗战时期的思想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致使近几年来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特征。

与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的特征相对应，关于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则逐渐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向。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近几年来研究中比较热门的问题，已有一批专题文章和著作问世。特别是对《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和思想的研究，随着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的发表，随着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40周年活动的举行，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此外，随着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三，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比较突出的如对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自己的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这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于光远在《与自然辩证法——值得重温的一次谈话》（《liáo＠①望》1995年第6期）一文中，回忆了他与的一些直接接触以及聆听的讲话和阅读著作的感受，指出“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一贯非常重视，不仅有自己的见地，而且善于同社会科学、同他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也是作为伟大哲学家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近年来关于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唯物史观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四、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日益成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的主题

与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无论是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还是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都有着许多的相似与共通之处。伟人的个性是各种各样的，但伟人的成功之处却是大多相通的。因此，对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的丰功伟绩从思想上进行科学的比较和分析，是这个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翻翻近年来的书籍和报刊，人们便不难发现，关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有蔚然成风之势。这种比较不仅仅局限于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而且深入到了一系列专题研究之中，突出的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比较研究，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关于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比较研究，关于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关于国情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大量的专著问世；当然，这种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和邓小平个人之间，而是深入到了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及其各个成员之间。最近，在无锡市召开的诞辰100周年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有学者不仅对与、刘少奇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对与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不仅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因而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从而把新时期的比较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新时期，研究与邓小平，研究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都不能不说到这一研究的主体，即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毫无疑问，目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最基本、最骨干的成员，大多是来自于毛泽思想的研究阵营。正因为如此，他们必然会从去研究邓小平，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必然会为新时期毛泽思想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时代内容。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仅是由于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精髓就是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解决新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把握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就不仅是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称赞邓小平是懂得按辩证法办事的人；而邓小平则不止一次地阐明，他读的著作，首先把握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正是在这一思想精髓的正确指导下，他才最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由于邓小平理论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在1993年10月，第一、二卷的再版是在1994年11月，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与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只能是产生在1993年之后。

五、随着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这种紧密的联系首先就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过去长期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入到思想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既熟悉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又熟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善于从历史中去研究理论，从理论中去反思历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研究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趋向。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注意结合历史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现实。这是因为在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人们愈来愈需要总结实践中的得失，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换言之，即是要从现实的需要去探索思想的形成，去研究理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对等人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等等，都引起了人们较大的研究兴趣，相关的书籍不胜枚举。尤其是对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规律的探索，更一直是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这一话题的评说，在诞辰100周年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而在诞辰100周年之后，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人们的研究兴趣已经变得更加浓厚。

党的十五大以来，随着新的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几年来，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以及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开始成为新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

综上所述，自1993年诞辰100周年以后，关于思想的研究，资料有所丰富，视野有所开阔，重点有所更新，领域有所拓宽，方法有所改进。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它是在1993年较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比较平稳的持续发展。

毋庸讳言，1993年以后的思想研究，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是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文章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述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的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因而鲜见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工力。正因为尚存在着以上几个方面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1993年以来毛泽思想的研究状况，我们不能评价过高。从总体上说，它与1993年的研究水平基本上还处于同一层面上，还没有发生新的飞跃，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邓小平在讲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曾经指出，要抓住机遇，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个道理其实也适合思想的研究。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转折之际，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1993年以来思想研究不断发展的有利条件，认真总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早日把对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思想特点范文篇7

同志的“法治”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讲话以及他的行为中，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提出立法是政治活动,又是科学活动。同志说：“搞宪法就是搞科学。”[1]其二，提出立法要遵循民主原则。1954年同志谈到我国宪法原则时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1]其三，重视劳动人民在立法中的作用。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制定的。劳动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在立法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立法的重要特色。其四，提出立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1953年他明确指出：“应该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2]其五，主张严格执法，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执行，这是加强法治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对此作了深刻地阐述。的这些观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对法治思想进行总结可以看到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强调人民民主专政。

明确提出：“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3]的这一论断确立了我国的法治思想的基调。(1)充分利用法律的惩戒功能对敌人实行专政。认为，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可以运用这些手段。“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对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法律必须严格制裁[3]。(2)充分利用法律的保障功能，维护人民的利益。强调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人民的利益，赋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信仰等自由。”的这些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建国初期以民主改革为中心的法治建设进程中。

2、倡导廉洁，反对腐败

历来注重党风建设，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建国后的法治建设进程之中。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一样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特别是对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要加以惩办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这表明，极力主张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并且把这种民主进程紧紧地与党风党纪的建设联系在一起。

思想特点范文篇8

1.政治思想不成熟。

多数高职学生能够明确地认识到个人成长离不开现实的政治环境,所以他们普遍关注国际国内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和社会政策。阿茹汗等对500名在校高职学生的调查显示,87%的学生同意“中国必须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1%的学生选择难以判断,2%的学生选择没想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指导作用”这个问题,70%的学生表示同意,21%的学生表示不同意,9%的学生表示难以判断。由此可见,高职学生在实践中已进一步认识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感受到祖国的发展与进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也说明当代大学生政治态度的主流与“三个代表”的契合程度是比较高的。在入党的主要动机上,高职学生中,14%是理想和信念的要求,2%是寻求政治上的归属感,31%谋求个人发展,32%认为有利于就业,12%提出入党要求是因为父母老师的愿望要求,仅有3%希望能为社会多作贡献,周围要求入党的人多,自己也人云亦云。可见,高职学生的选择都直接指向了未来的前途,而忽视了党的宗旨[1]。

2.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足。

纵观当今的高职学生,说起学习目的,很多学生都直摇头。他们中大多数人基础差、底子薄,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们当中大概50%的人会回答,找个好工作,过上好日子,心再野点的会说让自己有车有房,剩下的49%的人大概会回答不知道。而在回答不知道的人中,大概有一半人会成为正宗的“啃老族”。那剩下1%的人呢?他们大概会讲,为人类的进步而读书,但讲到为什么的时候,他们都答不上来[2]。一些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热情,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高考成绩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报考学校与专业时的选择自由,使许多学生无法进入自己喜欢的专业或学校就读,因而造成学习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学生的主体意识不强,是在为老师、家长“学习”,这一点,新生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由于扩招,高校的整体生源质量有所下降现象,因此,一部分学生基础不扎实、自学能力较弱,加之自身不够努力,考试常会不及格[3]。

3.个人主义心理较重,组织纪律性差。

当今的高职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有部分出生在家境较好的家庭,父母过分溺爱,从小娇生惯养,使他们养成任性、占有欲强、自私自利等坏习气;缺乏同龄群体的环境,导致他们集体观念淡薄,缺乏集体主义荣誉感,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家庭过多的照顾使他们怕苦怕累,在独立生活能力、自主性、判断力、适应力等方面显得相对薄弱,部分学生旷课、迟到、上课睡觉、作业抄袭等现象严重,甚至出现找人替考、作弊等现象。

4.自我控制能力差,易受不良风气影响。

大学生活相对于中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了父母老师在身边的管束,学生更感到自由。各种社团活动、学生干部工作、社会兼职、宿舍活动、专家讲座、自习课、网络游戏、恋爱等,这些丰富的生活让一些自制力不强的学生无法正确处理学习与其他生活活动的关系。也有不少新生入学以后听高年级学长、老乡的一些不负责任、不正确的言论,说大学很自由,上课可以逃课,考试时临时抱抱佛脚或采取考试舞弊等不良手段也可以勉强通过,最后导致学习动机不明,学习兴趣降低,从而把学习当做了副业[4]。

二、针对高职学生思想特点采取的对策

1.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加快知识更新和加大信息量的过程中,要注重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与伦理性、政治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这将有助于学生知识面的扩大、思维能力的活跃,进而使他们学会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5]。

2.积极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

高职学生的学习盲目心态,在刚入学时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应该从入学开始就对学生的心理做全面的了解,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树立学习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使学生从学习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3.严格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定期检查学生的出勤率,定期开班主任会,听取班干部对班级工作的汇报,尽早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个别学生进行单独思想教育,及时教育并纠正违反校纪校规学生的思想。

4.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创新工作方法。

将德育工作由空泛说教变成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教育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做到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关心学生的需求,真心诚意地为学生解决具体困难。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体现平等,体现服务。教育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关心、理解和尊重学生,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做到公平、公正、平等、科学,以理服人,以情管理。只有这样,才真正能够使学生从不当的思想理念中走出来,实现高职院校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阿茹汗.高职院校学生思想状况与教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

[2]叶洪平.浅析高职学生学习目的,2009,2:52-53.

[3]赵蓉.浅谈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科技创新导报,2009(11):137.

[4]肖玉,高长丰.高职高专学生厌学的原因分析与解决措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133-135.

[5]李颖.高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浅析.中国电力教育,2009,(3):146-147.

思想特点范文篇9

一、对“个性倔强的学生”要注意培养沉着、稳重、坚持到底的精神

“个性倔强的学生”的心理特点是喜欢与人交往，情绪往往表露于外。他们热情、果敢、爽朗、为人耿直、精力充沛，有进取心、不怕困难，但往往又脾气暴躁、任性、粗心、性急。对这类学生的教育，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沉着、稳重、坚持到底的精神和克制忍耐的品质。我在任教六年级时发现有两名学生热情、大方，敢于向老师提出问题，但有时脾气暴躁、任性，做作业或考试时粗心。针对这种情况，我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批评教育，引起他们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逐步改正了自己的缺点。

二、对“个性活泼好动的淘气学生”，要注重培养刻苦精神，养成做事认真、善始善终的习惯

我们在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中发现，“个性活泼好动的淘气学生”的心理特点是机敏、灵活、亲切、热情，有兴趣爱好，但同时也伴有情绪易于波动、轻涪散漫、不踏实等特点。这类学生如果教育不当，学习成绩就会逐渐下降成为双差生，有的甚至会引发伤害事故。去年秋季，我班一学生放学后因骑自行车淘气导致膀子骨折，我便以此为契机，同家长取得联系，希望家长协助和支持、配合，教育每一位学生上课做作业时注意力要集中，着重培养他们的刻苦精神，并逐步养成做事认真、善始善终的好习惯。

三、“对慢性子学生”要注意培养敏锐的反应和办事果断的作风

我在教学中发现本班有几个“慢性子”学生，平时能克制自己，遵章守纪，但不喜欢活动，反应迟缓、欠灵活，惰性很大，甚至常常萎靡不振。其中有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无论平时说话走路，还是上课做作业，以及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等速度都不快，赶不上一般的同学，学习成绩也不好。针对这种情况，我耐心地说服教育他，引导他养成良好的习惯，多读书多活动，多动手多动脑，经常训练读书、写字速度，思考问题时要求反应灵活等。后来，这个学生改掉了不良习惯，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对此，我的体会是：对这类学生，教师要有诚心和耐心，给予他们考虑与作出反应的足够时间，鼓励他们通过参加各类活动来克服冷漠感，注意培养他们敏锐的反应能力和办事果断的作风，这样便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四、对“敏感而心眼多的学生”要多加鼓励，培养其树立自信心和适应紧张学习的能力

思想特点范文篇10

1.政治思想不成熟。

多数高职学生能够明确地认识到个人成长离不开现实的政治环境,所以他们普遍关注国际国内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和社会政策。阿茹汗等对500名在校高职学生的调查显示,87%的学生同意“中国必须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1%的学生选择难以判断,2%的学生选择没想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指导作用”这个问题,70%的学生表示同意,21%的学生表示不同意,9%的学生表示难以判断。由此可见,高职学生在实践中已进一步认识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感受到祖国的发展与进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也说明当代大学生政治态度的主流与“三个代表”的契合程度是比较高的。在入党的主要动机上,高职学生中,14%是理想和信念的要求,2%是寻求政治上的归属感,31%谋求个人发展,32%认为有利于就业,12%提出入党要求是因为父母老师的愿望要求,仅有3%希望能为社会多作贡献,周围要求入党的人多,自己也人云亦云。可见,高职学生的选择都直接指向了未来的前途,而忽视了党的宗旨[1]。

2.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足。

纵观当今的高职学生,说起学习目的,很多学生都直摇头。他们中大多数人基础差、底子薄,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们当中大概50%的人会回答,找个好工作,过上好日子,心再野点的会说让自己有车有房,剩下的49%的人大概会回答不知道。而在回答不知道的人中,大概有一半人会成为正宗的“啃老族”。那剩下1%的人呢?他们大概会讲,为人类的进步而读书,但讲到为什么的时候,他们都答不上来[2]。一些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热情,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高考成绩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报考学校与专业时的选择自由,使许多学生无法进入自己喜欢的专业或学校就读,因而造成学习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学生的主体意识不强,是在为老师、家长“学习”,这一点,新生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由于扩招,高校的整体生源质量有所下降现象,因此,一部分学生基础不扎实、自学能力较弱,加之自身不够努力,考试常会不及格[3]。

3.个人主义心理较重,组织纪律性差。

当今的高职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有部分出生在家境较好的家庭,父母过分溺爱,从小娇生惯养,使他们养成任性、占有欲强、自私自利等坏习气;缺乏同龄群体的环境,导致他们集体观念淡薄,缺乏集体主义荣誉感,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家庭过多的照顾使他们怕苦怕累,在独立生活能力、自主性、判断力、适应力等方面显得相对薄弱,部分学生旷课、迟到、上课睡觉、作业抄袭等现象严重,甚至出现找人替考、作弊等现象。

4.自我控制能力差,易受不良风气影响。

大学生活相对于中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了父母老师在身边的管束,学生更感到自由。各种社团活动、学生干部工作、社会兼职、宿舍活动、专家讲座、自习课、网络游戏、恋爱等,这些丰富的生活让一些自制力不强的学生无法正确处理学习与其他生活活动的关系。也有不少新生入学以后听高年级学长、老乡的一些不负责任、不正确的言论,说大学很自由,上课可以逃课,考试时临时抱抱佛脚或采取考试舞弊等不良手段也可以勉强通过,最后导致学习动机不明,学习兴趣降低,从而把学习当做了副业[4]。

二、针对高职学生思想特点采取的对策

1.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加快知识更新和加大信息量的过程中,要注重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与伦理性、政治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这将有助于学生知识面的扩大、思维能力的活跃,进而使他们学会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5]。

2.积极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

高职学生的学习盲目心态,在刚入学时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应该从入学开始就对学生的心理做全面的了解,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树立学习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使学生从学习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3.严格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定期检查学生的出勤率,定期开班主任会,听取班干部对班级工作的汇报,尽早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个别学生进行单独思想教育,及时教育并纠正违反校纪校规学生的思想。

4.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创新工作方法。

将德育工作由空泛说教变成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教育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做到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关心学生的需求,真心诚意地为学生解决具体困难。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体现平等,体现服务。教育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关心、理解和尊重学生,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做到公平、公正、平等、科学,以理服人,以情管理。只有这样,才真正能够使学生从不当的思想理念中走出来,实现高职院校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阿茹汗.高职院校学生思想状况与教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

[2]叶洪平.浅析高职学生学习目的,2009,2:52-53.

[3]赵蓉.浅谈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科技创新导报,2009(11):137.

[4]肖玉,高长丰.高职高专学生厌学的原因分析与解决措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133-135.

[5]李颖.高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浅析.中国电力教育,2009,(3):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