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容范文10篇

思想内容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思想;重要价值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和重大进步，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事业，他的法治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析宪法思想的丰富的内涵和主要内容，以期有助于领悟法治思想精髓和时代价值，有助于鉴别我国的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宪政”的本质区别。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区别西方所谓

“宪政”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关键是要坚持依宪执政。并且还要讲清楚，我国的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的“宪政”，具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所讲的依宪治国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里的“宪”是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依宪治国是基于中国国情，汲取了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同时又借鉴了世界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形成的法治思想，与西方所谓“宪政”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西方“宪政”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发展的产物，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坚持依宪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区别我国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宪政”关键所在。

二、树立宪法的权威，重视宪法的实施

高度重视并多次强调宪法的权威，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系统之中，宪法起着统帅的作用。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受宪法的保障，不容侵犯。因此，坚持依宪治国必须重视宪法权威。这也是宪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但高度重视宪法的实施，还把宪法实施问题上升到宪法生命和权威的高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就是着眼于宪法的实施问题。2014年12月4日我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宪法日，每一次宪法日的纪念活动都扩大着法治的意义，彰显了宪法的权威，也让越来越多的民众知悉宪法知识，理解宪法精神。2018年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这充分体现了国家领袖对人民的尊重、对宪法的尊重。2018年8月24日上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不仅从理论的角度丰富了我国宪法思想的内涵，还从中国实际出发，依据中国国情，在实践中开创和丰富了其法治思想。

三、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指出，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把宪法置于治国理政总章程如此权威的地位，是由宪法的内容决定的，也与宪法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现行宪法实施36年来，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的进步，促进了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为我国开创伟大事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守住了我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公平正义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管用而有效的法律，应该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深入人心，人民信服。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论述非常丰富，在多个场合和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他的宪法思想中，一直把人民的对宪法的信仰和拥护作为衡量我国宪法得人心和有效实施的标准。

五、宪法思想的重要价值

的宪法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他完善了治国理政思想，丰富了从严治党执政理论，创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对于依宪治国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与完善等等。的宪法思想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后法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国法治道路发展的信心。法治思想丰富而深刻，依宪治国理论深厚而科学，当然除了以上的几点体现，的宪法思想还体现在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等重要思想内容方面，对宪法思想的研究仅仅是开始。

［参考文献］

［1］韩亚光．宪法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遵循［J］．前沿，2018(02):5－19．

［2］李林．新时代宪法思想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3):1－15．

思想内容范文篇2

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语第五册李绅的《古风》原诗有《悯农二首》，这里结合第一首“春种一粒粟”，谈谈本诗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及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揭示背景，感知中心李绅生活在中唐时期，当时的唐王朝刚经历过安史之乱，地方势力割据，不受朝廷控制，中央政权和地方割据为了巩固各自的统治变本加厉地压榨和掠夺农民的丰收果实，迫使广大农民陷入极其困苦的境地。而这时在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由于思想上受现实主义文风的影响，再加上他们的生活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又卓有见解，并且又亲眼目睹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出于对社会的关心和忧虑，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便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疾苦的文学作品。李绅的这首《古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本诗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下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二、通过对照，探求中心这首古诗以对照的方式将社会现实呈现于读者面前，寓主观于客观之中，通过相互对照引发了读者的注意，教学时，教师要抓住关键性的词语，通过对照，引导学生揭示其中心。诗的一开头作者就以“一粒粟”与“万颗子”进行对照，形象地描绘出由“春种”到“秋收”的丰收过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要启发学生的抽象思维，去联想，去填补诗中未道出的生活空白，特点是要抓住一“种”一“收”，引导学生理解这里不仅写出了丰收，同时也赞美了农民的辛勤劳动。第三句再由前面的“种”和“收”推而广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四海之内无有闲田，到处是长满庄稼的良田。这三句诗人运用了层层递进的笔法，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呈现出来。在学生的脑海里不难联想到一幅在农民辛勤耕作下，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金黄的丰收景象。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铺叙下去，却以凝重而又沉痛的语调将笔峰急转，以“无闲田”和“犹饿死”相对照，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农民并没有因丰收而丰衣足食，却是残遭“犹饿死”的厄运。这一强烈的现实对照给我们留下深思的空间。这里一定要引导学生去探寻造成农民贫困甚至饿死的原因。这也正是本诗所要揭示的中心所在。

思想内容范文篇3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如何理解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在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少数学者仅仅从对外经贸的角度考虑，这显然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开放思想，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还应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

（一）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

1.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学习苏联经验。对外开放思想在政治方面，首先表现在不拘泥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选择了产生于外国、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其次，认真学习俄国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三，建国以后，他坚持“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通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照搬，那就不得了”[1]。其四，建国后，借鉴了苏联、东欧政治体制，并加以改革，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如1952年6月20日，给斯大林电报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我们要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他了解联共中央这方面的经验”[2]。在政权建设、发展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技术人才方面，努力向苏联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因为学习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学习的成绩。

2.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验和具体制度。1954年，为制定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除认真研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外，也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他还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暇阅看”外国的宪法。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3]。也曾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社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发现问题”[4]。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具体制度也有可取之外。他在讲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说：“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5]。他正是研究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之后，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的观点。[6]

（二）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

1.提出了如何吸收利用外国和华侨资金问题。首先，分析了吸收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早在延安时期，当斯诺问及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和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否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明确回答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还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人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之大的。”[7]

其次，论述了利用外资的重要性。1944年，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直接了当地说明，我们需要外资并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来投资。他说：“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作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8]“中国必须工业化”并且，“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9]”

再次，认为利用外资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经济的好途径。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10]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说，为着发展工业，需更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一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采取“一边倒”政策，主要利用了当时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1950年2月14日经过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援助的低利率贷款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为3亿美元，年息1%。五十年代苏联向中国贷款达14亿多美元，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人民日报》在4月5日发表社论说，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大事。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6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价值约30—35亿卢布。后来建设项目扩至到156项工程。此外，还同波兰，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些合资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

关于利用华侨资金问题。1956年6月11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指示“要吸收海外资金”。当时一些华侨怕回国投资后，会遭到共产，因此，一方面不敢回国投资，另一方面，将已经在国内的投资转向香港。针对这种情况说：“要有积极政策。”“港澳华侨在一定期限内（例如1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后来国家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鼓励和争取华侨回祖国投资。并且强调“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

利用外资的思想不是直线上升的，因为当时主要是利用苏联的资金。一五之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苏对华援助不再积极了，到60年代中期，我国在渡过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之后，利用外资、华侨资金，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外汇存款这一形式。1971年8月11日，接见资本主义国家来宾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该要求你们搞经营，这个道理很清楚。”[12]实际上，引进外资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

2.主张同外国人“做生意”，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早在根据地时期，就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13]还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已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愿望。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14]并在中共中央政府通过的经作过多次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尊重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还特别提到愿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互补性。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及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了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出山东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15]我们必须尽可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关于做生意，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16]。还明确指出，“生意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17]目的在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8]

建国初期，访苏从王稼祥处得知，波捷意等国要与中国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消息后，即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美日英等国做生意。”[19]“关于出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和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20]。关于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21]并设想开放汉口港。这时，由于我国实行政策“一边倒”，主要是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积极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贸交往。同时，也和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做生意，发展经贸关系。1954年9月会见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对日贸易，表示“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22]他在会见秘鲁议员时，他反复强调在经济方面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该有原则地好好学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23]

总之，积极实行南北开放的策略，对外经济合作重点转向苏东，进而利用西方国家的矛盾，与北欧一些国家（如瑞典、丹麦、芬兰）建立了经贸关系。同时，以香港为基地与美国、西欧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开展贸易往来。1951年我国进出口达19.6亿美元，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达9亿美元。并提出了“对日五年一亿英镑贸易问题”[24]的设想。

3.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认为“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25]，他十分赞成“向外国学习”的口号，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他特别强调4点：一是要重视学习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26]，“比如医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27]。二是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他们的管理方法。他指出，我们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思想作风，“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三是对那些我们尚没有的科学技术要先搬过来，照着办，然后去消化。他说：“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28]。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四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29]。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还一直强调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1958年1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总结提纲中提出：学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1963年12月，审阅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30]。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习经济建设，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有个大先生，那就是苏联。

（三）在文化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一直关注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革新、进步，诚然要考虑自己的特点，却总不能离开对外国文化精萃的借鉴和吸收。置身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及相互渗透的时代，他既潜心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予以扬弃，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也认真阅读西方名著，有批判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他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应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1]。我们要从外国吸收一切中国需要和中国有用的东西。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盲目排外。他说：“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另一种是盲目照搬。他说：“盲目照搬的方针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尽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但“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这成为在文化方面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为了贯彻这一指导思想，提出了“洋为中用”的观点。中国和西方国家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有许多是带有共性的。近现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西洋前进了一步。譬如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管理等等，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因此，我们就要学习外国的近现代的东西，学习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学习外国的东西要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以外国文化的长处，克服中国文化存在的落后性和片面性，创造新的适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四）在军事方面。中国有着传统的优秀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孙子兵法就是代表。在深入、全面研究这些好的军事理论的基础上，他首先着重学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军事科学经验和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1939年2月16日，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苏联红军战斗的经验教训是为外国军队所取法。使我们懂得要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队也要变为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军队，也需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近代的军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32]并且他要求部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33]又说：“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红军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统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34]但这种学习一定要与中国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不能是照搬照抄，否则，“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其次，还批判地吸收了其它军事理论的思想观点及成功经验。在《论持久战》中，为了从理论上说服“速胜论”者，他用军队以退却的战略战胜拿破仑为例，从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坚持久战的前途。果断地告诫人们：“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而针对革命队伍那些“唯武器论”者认为原子弹能决定战争胜负的错误认识，批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35]他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一个英国贵族，我们不能说他比共产党人先进，但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是正确的，在看来，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同时还在他的军事著作，认真探讨和总结了十五世纪的拉丁语系国家侵占中南美州的战争，英占北美、占印度的战争，拿破仑进行的多次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各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弱军能够战胜强军，小国能打败大国等光辉军事思想。从而武装了中国军队的思想，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也为建设优秀的现代化军队奠定了基础。

二、对外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

对外开放思想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有丰富的内容，而且从其丰富的内容来看，对外开放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

1.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前提下的对外开放。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36]。独立自主高于一切，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他十分强调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平等开放的关系。1946年8月18日，在文件中规定“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上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管的联合舰队和长波台，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的严辞拒绝，维护了中国的主权。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外援只有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解决。如果一味依赖外援，结果只能是变成附庸，处处受人摆布，或者人家一拆台，一卡脖子，便会大难临头。只有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不怕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从以上不同论述中，可以看出主张在国家独立前提下的对外开放是的一贯思想。他以为没有独立地位的对外开放只能是殖民地式的被迫的对外开放。正是这一思想使在强调对外开放时，更强调独立自主。他使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对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坚持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没有任何奴颜婢膝的表现。

2.内涵覆盖面较宽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包括经济技术的开放，并且，包括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开放。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37]“世界上所有国家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方面去找就单调了”[38]。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阻碍我国的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号召学习苏联，吸取苏联的经验，接受苏联的援助，这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即使是这样，仍然主张与西方国家进行经贸来往。

的对外开放思想不仅领域较为广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而且地域也较广阔不仅主张国内地区间的交流，而且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开放的对象也广，不仅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同资本主义及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可见其开放的内容是较全面的。

3.从实际出发的对外开放。强调对外开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以便符合国情，将外国长处，学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因此，“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39]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40]“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成中国的”[41]。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首先，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42]吸收与消化兼顾，以创新为主；其次，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其三，要吸收与创新兼顾，以创新为主；其四，中外兼顾，以中国为主；其五，古代与近代兼顾以近代为主；其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学，但主要是学习苏联。认为只有切实地坚持这些原则，才能确保向外国学习不致于流于形式，使学到的真正好的东西变成中国文化的有用成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我们的事业也不利。这些分析是基于本国实际，阐明开放应立足于国情。

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的对外开放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建国初期，强调把对外交往与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放在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开放上的倾向性，并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建国后，国际国内多处因素制约的结果。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我国同东欧苏联的经济关系大大缩小，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逐渐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政策，把对外交往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在此期间，我们先后也同日本、法国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70年代中美关系在经过20年的对峙状态后，终于建立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建设性的新关系。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转变，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也除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特别是中国同周边国关系在东西和东南面打开了新局面。

我国在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的开放对象，这是善于在不利的环境中，从实际出发，寻找摆脱困境的途径，显示了面对困境的勇气和胆略。

三、对外开放思想的局限性

对外开放思想是在马列主义开放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理论增添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对外开放思想的功绩主要在于第一次提出正确的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总原则，从理论上解决了向外国学习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全部开放”的思想。按照的开放思想，中国本应该更加开放，但由于所处的时代复杂性，对外开放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得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思想所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1.不是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性及相互依存性出发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整个世界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铁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43]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离不开世界，无产阶级夺取胜利后也不能孤立地搞建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但马列的正确理论被斯大林的“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44]这是斯大林把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扩展到经济领域，不仅把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改造成两个市场，而且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平行的，可以独立存在，认为社会主义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社会主义能够发展，资本主义都因此陷入“总危机”。而受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在论述对外开放时，过分强调了从政治上谈世界社会主义整体性，而不是从世界经济整体性说明其必要。

2.发展对外经济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经济使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而且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遭受到敌对势力的严重封锁，极为困难。因此，对外经济活动主要是“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对外经济活动形式主要局限于“做生意”等，要求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反映了“天朝万物尽有”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这使无法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走向国际竞争这一高度来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3.过分强调自力更生，限制了对外开放。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是一贯的主张，这是无比正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强调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要依靠自力更生。并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我们不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45]抗日胜利后，提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中外一切反动派”[46]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取得的。建国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面对困难的挑战，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他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并看中了这方面的效力。正如决议所说，“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47]。自力更生无疑是毕生的经验总结。但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了自力更生，把自力更生当作“唯一”，把为“辅”当成可有可无。在民主革命时期，强调自力更生无疑是正确的。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中也需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但是必须要看到经济建设毕竟和革命战争不同，它有自身的规律。后起的国家只有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先进经验，才能逐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过分强调自力更生，使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不积极寻求外援，有时反而拒绝国际上的援助，甚至用自己有限的财力去援助比我们还发达的国家。据有关资料表明：50年代，我们对34个国家援助金额占同期财政收入0.95%；60年代，我们对34个国家援助金额占同期财政收入2.8%；1970年—1974年对74个国家有援助，援助金额占同期财政收入5.88%，完全超越了国家财力的许可，人为地制造了一些困难。也推迟了我们脱贫致富的进度。后来发展成为“任何外国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48]，把自力更生绝对化了。

4.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是着眼于政治方面，从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同盟力量角度考虑的多。对外开放思想中，虽然有许多关于经贸方面论述，也试图这样去做。但是，在时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长期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建立人民政权，巩固人民专政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在心目中，对外的交往，虽然不排斥经济的交往，对苏联东欧的关系就是如此，主要是努力争取一些国家的支援，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50年代是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60年代与苏联关系紧张，把重点转入亚非拉，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到70年代，为了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改善了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一些，但与美日的国家之间贸易数量很少，较多的是民间贸易和往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情况有改变。总的来讲变化不太大。政治上的交往远远大过贸易的交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重大的突破。

5.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使我国对外开放一直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经常提醒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提高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惕，这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强调了这一点，因此，不断宣传“敌人反对的我们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到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他坚决不赞成“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他明确表示“我们不走这样的路。这样一来也就把他早就说过的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科学技术，欢迎外国在中国投资的思想束之高阁了，弄得几乎与外界隔绝。对外开放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6.表现在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误解，使他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讲对立斗争多，讲联系统一少。因而，使对外开放的程度受到很大限制。由于把社会主义看成纯又纯的社会，所以，就认为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从最终意义来说是绝对排斥的。因此他强调“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尽管1956年曾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显然他否认纯而又纯的主张。但在1958年中，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潮的影响，领导的“一大二公”，越来越追求社会主义原则的纯粹性，提出要早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思想在对外经济领域里也反映出来。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那么吸引外资，合办企业，当然是不行的，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中国就不能再借外债，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1970年8月1日，在会见外宾时作了如下清楚的表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这个观点在我国外贸部于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充分反映了出来，文章说，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

由于以上这些局限性的存在，给对外开放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对外开放的规模小。1976年我国贸易总额是134.33亿美元。从纵向比较，已是1950年的10倍，是有发展的。但放在全部国家经济和世界贸易全局中做横向比较，差距就明显了。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我国为5.6%，仅比1950年提高0.9百分点。

其次是对外开放的路子窄，层次浅。的对外开放实践，除“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的实践外，基本是简单的商品贸易，也曾涉足“三来一补”、“三资企业”、“海外投资”等。这些贸易带来的经济开放必然是表层化的。从开放的目的看，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但有时仅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不是一直谋求相对比较利益，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开放的职能主体看，仅限于国家经济外壳的直接对外，与逐层深入的地方经济内核与国际经济几乎没有关联；从开放的经营机制看，进出口结构一成不变，进口产品不能及时反映当代科技水平，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及其附加值，前后联锁效应的提高缓慢。

（二）对外开放思想局限性产生的原因。所处的时代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和资本主义低潮时期。他认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它部分，也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快进博物馆了，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磅薄於全世界，葆其美妙青春”[49]。他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尚有很强的调整应变能力。同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包含许多理想成分。这也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有关，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缺乏感性认识。

对外开放思想局限性的产生有：

1.国际条件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坚决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恨之入骨，妄图把她扼杀在摇篮中。美国不仅公开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它做生意。并且纠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国家军队，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北朝鲜，进而进攻中国。同时美帝国主义还使出混身解数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并使封锁逐步升级，从开始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控制，到了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驶往中国的特种许可证，受管制的物资达2100余种。最后，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封锁”、“禁运”，其气焰之器张，参与者之多，措施之全面，管制之严历，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对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放，也无法对它开放。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的严重对立。苏联政府撕毁合同600多个，撤走全部专家2万多人，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同时，苏联东欧断绝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联系与合作。从此向东欧开放也失去了条件。这样使中国处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严重的国际形势是制约中国开放的最重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50]英籍华人韩素音女士也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为什么你们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呢？！”[51]

2.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约束。从1953年到1956年底，在贯彻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我国逐步建立了以苏联为模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曾适应了当时国际国内客观环境的要求，在我国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迅速动员了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时间内，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于对外开放也十分不利。由于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在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给外资企业留下立足之地。随后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彻底否定了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作用。至此，不仅引进外资已无可能，就连原有旧中国留下来的一些外资企业也日益萎缩，以至消灭。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单一计划调节体制，也限制了外经贸的发展，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排斥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各种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现代经济国际化趋势相违背。对外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离不开世界市场，也就不能没有对外贸易。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承认商品生产，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大而全”的自给自足，因而缺少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即使还有一些外贸关系，也只是注重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在以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外贸体制下，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必然影响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3.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深深地影响着对外开放的决心。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和奴役的历史影响着对外开放的决心。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此，对帝国主义疾恶如仇，时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主张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令人饮佩。但是，的坚定不屈遭到了外部势力的仇视，向新中国不断施加压力，在巨大压力面前，挺住了腰杆，但却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受到美帝国主义阻挠和斯大林的错误批评。他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坚决顶着了苏美的压力，胜利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关系破裂，大肆向中国逼债，当时弄得中国极为困难。当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还完苏联的外债之后，就坚决表示，我们“再也不借外债了”[52]。这样做，一方面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就不可能主动去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影响了对外开放的进程。

4.“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能脱离他所生存的环境而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首先是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渊源来说，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他对国情和国故了解得非常清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时得心应手，成就斐然，但古老的文化并没有给他提供现代化的经验。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来，也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放在经济建设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外开放也有很大收获。但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使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的思想也日益向左，曾试图以狠抓阶级斗争和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自1957反右派斗争起，社会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展，成立，为了“反修防修”，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加上对外有抗美援朝，抗法抗美援越，中印、中越边境冲突。使其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已完成了对封建主义的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从而把适应的经验看成了建设的经验。高度集权也由此被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体制下肯定下来。“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日益严重，日益凌架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53]与此同时，又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反修防修”口号下，盲目地批判资产阶级，一个劲地批判“崇洋眉外”把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否定排斥。这样一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在当时，既不愿意，也无精力实行对外开放了。

总之，多种因素造成了对外开放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这种局限性就会被克服，而且其开放思想还会有新的发展。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历史遗产的继承，更离不开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间的相互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由未知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才能创造更加光辉璀璨的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完全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返正任务的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认真付诸实践，在短短十几年里，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开放给人民带来了较多的实惠，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0—03—08

【参考文献】

[1][38][39][40]《选集》M.第五卷，第256页、第345页、第286页、第401—401页.

[2][19][20][21][22][30][33][34]《建国以来文稿》[M]第二册第528页，第1册第216页、第444页.

[3][5][6][17][23][26][27][28][29][31][35][37][41][42]《著作选读》[M].下册第708页、第730页、第729页、第682页、第742页、第748页、第750页、第742页、第742页，上册第397页、下册第611页、第798页、第753页、第751页.

[4]《选集》[M].（下卷），第280页.

[7]见《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第五版.

[8]《思想研究》[Z].1984年第2期，第136页.

[9]《党史通讯》[J].1983年第20—21期，第11—12页.

[10]《论新阶段》[A].1993年10月12日.

[11][51]《党史信息报》[Z].1989年1月16日、1993年10月16日第四版.

[12]黎清平：《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Z].

[13][16][18][36]《选集》[M].第四卷，第1435页、第1435页、第1466页、第1465页.

[14]1936年与斯诺谈话.

[15]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Z].1946年6月30日.

[24]：《讲话提纲》[A].1958年3月16日.

[25]:《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A].1958年3月16日.

[32]《军事文选》[M].第207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第252页.

[44]《斯大林选集》[M].（下卷）第561页.

[45][46][49]《选集》[M].第三卷第561页，第四卷第1132页，第二卷第686页.

[47][52][53]《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Z].注释本第38—30页.

思想内容范文篇4

一、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这说明以《诗经》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民歌中数量最多的是以恋爱为题材的民歌。《静女》是卫地的民歌，旧说认为是讥刺卫宣公好色，偷娶子妇。其实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情歌。全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男子口吻写幽会之乐。漂亮的女孩应约在城楼等他，他却和女孩捉起了迷藏，急得女孩“搔首踟蹰”。见面之后，女孩赠给他一件礼物，男子十分喜爱它。这首诗用三十七字就将赴约、逗乐、赠信物等过程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尤其是对女子焦急的神态和对男子恋爱时爱屋及乌的心理的刻画技巧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国风大多是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意的情歌，后代的民歌也是如此。如《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曲，垂首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除了以恋爱为题材的情歌之外，古代民歌中还有很多描写婚姻生活特别是婚姻悲剧的题材。在古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之下，婚姻悲剧屡屡上演。婚姻悲剧是畸形社会的产物，诗歌的社会功用使它不能不关注这一现实。《氓》是《诗经》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弃妇诗，也是我国最早的叙事诗之一。该诗较为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到被抛弃的全过程。“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很生动地刻画出了女子恋爱时的心理。“以而车来，以我贿迁”，女子带着嫁妆嫁给了男主人公，但婚后的生活是艰辛的，更是痛苦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不分早晚，不分轻重，家庭的重担压在女主人公柔弱的肩膀上，丈夫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对她倍加虐待，直至将她休弃。对比丈夫婚前婚后的巨大反差，反思自己婚后的行为，这个不幸的女子发出了愤懑的控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我们不能强求二千多年前的女子将自己的悲剧命运与黑暗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但该女子对丈夫的控诉、对其她女子的忠告和对渺茫的未来所发出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感叹，无不让我们动容唏嘘。

二、以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为题材的民歌

在封建社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分配极不均匀，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就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其中就包括民歌这一喜闻乐见的样式。《硕鼠》是战国时期一首流传在魏国的民歌。《毛诗序》有言：“《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征，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齐、鲁、韩三家对此均无异议。战国时期，奴隶制进一步解体，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提高，他们把土地出租给佃农来收取实物地租。这首诗正是佃农对地主残酷剥削的有力控诉。作者将剥削者比喻为大老鼠，不但非常形象贴切，而且痛恨之情溢于言表。诗中的地主“食我黍”“食我麦”，甚至“食我苗”，真是贪婪之极。佃农无以为生，四处流浪，希望找一块“乐土”“乐国”或者“乐郊”。虽然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但也成为他们反抗剥削与压迫的不懈动力，闪耀着理想的火花。《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古今注》云：“《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这种说法虽不一定可靠，却能证明这首诗是描写妇女反抗地主官僚的迫害与侮辱的。主人公罗敷出身平民，容貌美丽，太守向她表现出非分之想，罗敷巧妙地予以回绝。本诗以夸张的手法将罗敷的美丽、机智和坚贞不屈以及太守的愚蠢、无耻和专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首诗都是体现社会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激烈的斗争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全过程的。在这一时期，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常常爆发战争。这些战争，有的是罪恶的侵略战争，有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战争中受害最惨重的劳动人民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三、其他题材的民歌

思想内容范文篇5

关键词:中外历史纲要;老子哲学思想;教学目标思路;中学历史

2019年秋季，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海南、山东等六省市在新高一年级试用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高中历史教学处于新旧教材使用的过渡阶段。新编教材与原用教材除了在编写体系、体例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之外，在一些具体内容的表述与呈现方面也有诸多变化。依据课程标准要求，关注变化的内容，设计目标、创设情境、实施教学，并据此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与能力，是值得思考和实践的问题。现以新教材中有关老子思想内容的变化为例，尝试探讨备课研究、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的方法、策略。

一、《中外历史纲要》(上)中老子哲学思想内容的变化

在新编《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二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中，“孔子与老子”这一子目的内容，与此前使用十余年的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中“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中有关道家内容相比，发生了一定变化。其中，关于老子本人及老子的思想主张，《中外历史纲要》(上)的叙述如下:“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姓李，名耳，字聃，春秋后期楚国人。他将天地万物本原归结为抽象的‘道’。他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老子的思想还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揭示出事物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对立的矛盾;物极必反，柔能克刚。老子在政治上也对现实不满，反对制度束缚，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甚至退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这些观点见于《老子》一书。”［1］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中“思想文化史”对老子生平及思想主张的叙述如下:“春秋晚期的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道’。他强调一切要顺应自然，提倡清静无为、知足寡欲。他指出，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行为违背了自然，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他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还认为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总在不停地运动，有无、难易、贵贱、祸福都是相互依存，不断转化的。”［2］可见教材内容表述的变化，对我们如何理解和认识老子思想，并依据课程标准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目标，提出新的要求。针对有关老子思想内容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在理解和把握课程标准对老子思想要求的基础之上，对教材中所涉及的老子思想进行必要的梳理剖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对老子及其思想的要求为“了解老子、孔子学说”［3］。显然，课程标准的表述略显单薄，故徐蓝教授和朱汉国教授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中强调:“学习老子、孔子思想，重在掌握其中与时代变革有关的内容，了解他们的思想是如何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的放矢’的。”［4］很显然，这样的解读为高一年级进行有关老子思想的教学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与老子思想有关的内容，其重点在于分析思考老子思想是如何影响时代，并针对当时的时代提出了怎样的主张，老子这样的主张又有怎样的意义。依据这样的思路，通过史料研习、合作探究等形式，引导学生掌握有关老子思想的内容，了解老子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

二、老子思想内容变化的学术背景和依据

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老子思想的变化是由历史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体现最新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其内容(叙事)和观点(阐释)须遵循历史学科原理，渗透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力图对历史进行全面阐释，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5］。即意在通过教科书相关内容，凸显历史课程的唯物史观理念。在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层面，《中国思想史》(第二版)中是这样阐述老子思想的:“‘道’论指的是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但哲学意义上的‘道’是老子首创的，通行本《老子》中‘道’出现74次。老子以‘道’为世界本原，其道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道是世界的根本。……第二，道生天地生万物。老子从万物本源、过程、模式等几个方面探讨万物生成原理，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宇宙论。……第三，道法自然。道的实质内容是自然。……理解老子的道要防止两种误解:一是将自然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自然事物，老子的‘自然’是指自然对象的本质自然而然，而非自然对象;二是以为道仅是客观规律。道是终极原因，有本体性、辩证性，和具体规律不一样。”［6］由此可见，老子所认为的“道”并非今天我们所说的哲学上的“物质”，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因此，老子的思想主张，并非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进行了这样的阐释:“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老子》第三十四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张岂之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根据《老子》，将“道”与万事万物进行比较。将“道”阐述为世界的、万事万物的根源与根据，也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归宿。即“道”是抽象的、恍惚的、混成的，但同时又是实在而真实的;因为“道”虽然抽象，但作用和依托于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在现实中无处不在。即“道”中包含的“无”和“有”，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道”作用于现实的人、天、地、自然这几个不同层面上，其中“道”对于万事万物来说是基本内核，叫作“玄德”。作者将“玄德”在生物界的表现陈述为生命元气，好似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那么此时的“道”，更接近实体性的物质。由此可见，在老子本人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并且道可生万物，而这又是中国古人关于何为世界第一性的最朴素的看法。根据何为世界第一性的问题，我们将哲学流派分为两大类，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其划分的具体标准为直接的本源，具体是物质还是意识。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本原是物质，而唯心主义则认为世界本源是意识。老子的“道”，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在这样的阐述中，“道”是一种连接人、地、天和自然的纽带。张岂之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也曾经提出“理解老子的道要防止两种误解:一是将自然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自然事物，二是以为道仅是客观规律”。从这个范畴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道”包含客观规律，而“自然”则是世间的一切事物，人掌握了“道”的内涵，并学会对于“道”的利用和改造，便可以获得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历史形态，且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将世界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出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的统一。因此，站在当时的时空角度来看待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是一种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三、老子思想的教学目标、教学思路及教学过程设计

高中新教科书中对于老子思想的叙述，归根到底，是要形成学生对于老子思想的正确理解和完整认知，并达到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形成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意识。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设计，可以提出类似“关于老子思想，你怎么看”的问题，允许学生提出与教科书中内容不尽一致，甚至相左的观点，并引导学生认识到与教科书的观点相左不一定是错误的，关键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能够运用相关的论据来论证、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完整的历史证据链，以体现完整的历史逻辑思维。基于《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对于老子的思想主张新的阐释，尤其是有关“唯物史观”表述、提法的变化，须重新考量教学思路、设计教学目标，并据之设计教学过程便成为必然。在设计教学思路的过程中，要凸显历史课程标准的指导地位，以了解单元中“春秋战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大变动的时期，百家争鸣是这一变动的思想反映”的内容梗概为基准，以课时要求为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史料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关于老子思想的教学实施思路，首先，应基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本课内容的分析和解读，确定在课堂教学目标中应如何把握老子思想，确定教学目标中对于老子思想的阐述;接着，选用适当的材料，引导学生进行分析，通过合作探究、小组讨论，以获得学生对于老子思想的解释，形成学生自己对于老子思想的看法和认识;最后，教师加以指导，通过阅读教科书中有关老子思想的主张，并与学生之前所认识到的老子思想及其内涵进行比较，以体现历史学习中的对比思维的训练与意义。在这一过程中，突出史料教学的作用尤为重要。基于历史课程标准以及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老子思想内容的编写，可设置如下教学目标:能够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认识老子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概括老子思想的主要主张;能够运用有关史料，从当时的情境和历史的角度论述老子有关思想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意义;探讨老子思想提出的原因，并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思考老子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依据教学目标可按照如下思路设计课堂教学情境:首先，为学生介绍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提出诸侯争霸时代诸子百家的施政主张;其次，在设计问题时，牢牢把握高中历史教科书所涉及的老子思想主张，选取《道德经》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世界其他思想家关于老子思想的认识与评价，引导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得出老子“道”的思想从属于古代朴素唯物史观的结论。教师在进行讲解时，则要在把握住老子思想主张的同时，通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的对比介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突出强调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主张属于古代朴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生正确认识老子思想的所属流派，形成对老子思想的完整认识。基于教学目标，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或课后思考题中为学生设置如下材料和思考题目，以引导学生认识老子思想，并通过对材料的解读，提升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材料一:同志在谈到中国哲学时曾说，有关老子讲的这个“道”，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写的《道德经》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刘庭华《马克思与老子:千年第一思想家不谋而合的心灵交汇》材料二: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道德经》第四章1．阅读材料二，试分析老子“道”的内涵，并结合材料一中同志的观点，分析老子“道”的思想所属的哲学流派。材料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道生万物也是万物自身运转、循环不已的过程，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张岂之《中国思想史》，2018年材料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材料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2．通过阅读材料三、四、五，你认为老子的“道”分别有怎样的内涵。在上述材料中，你觉得老子所认为的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什么?材料六:除了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恩格斯3．通过材料六中恩格斯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老子的“道”属于哪种哲学流派，并说出你的依据。(要求:逻辑严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通过这样的材料讨论解读，一方面能够系统提高学生阅读与解读史料的能力，锻炼培养学生的史证能力和历史解释素养;另一方面，能够使学生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了解老子的其他思想，对比了解世界其他思想家观点，体会老子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并能够在体会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还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材料，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老子的政治主张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建设、绿色协调发展的意义，从而在小组讨论中使学生形成自己对于老子思想的理解，从整个单元学习的宏观角度思考老子思想的内涵，能够以此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2．

［2］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3．

［4］徐蓝，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84．

［5］赵亚夫．中学历史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54．

思想内容范文篇6

一、艺术观念的创新

观念也称“思想”，它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但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正确的观念，对于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乃至指引作用。我国唐代文学家韩愈就已经认识到“：造成于思而毁于随”，说的就是思想观念对于行为的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杂技艺术的创新，也必须以杂技人艺术观念的创新为前导与基础。这种艺术观念的创新，又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强化创新意识

杂技艺术观念的创新，首先要以杂质人创新意识为动力，也就是，要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于超越，不但要超越前人，超越同时代人，而且要超越自己。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杂技艺术作为人类一种高级的、复杂的、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必须以创新为生命，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杂技艺术。不仅杂技艺术如此，所有的艺术都如此，这正如我国当代美学家彭吉象先生在其所著的《艺术学概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和创新。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①

（二）运用创造思维

杂技艺术观念的创新，要以具体运用创造思维为智力支撑与有效保证。所谓“创造思维”，是指产生新思想的思维活动，也称“创造性思维”。“它能突破常规和传统，不拘于既有的结论，以新颖、独特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具有开放性、开拓性、灵活性、独特、有效性和非常规性等基本特点。在创造性思维中，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像力、渊博的科学等智力因素，正确的动机、浓厚的兴趣、热烈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独立自主的创造性性格等非智力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

二、思想内容的创新

杂技艺术的创新，首先具体体现在杂技节目思想内容的创新上。杂技节目的思想内容，又包括题材、主题、形象、事件等。在思想内容的创新方面，我国杂技取得了许多成功的艺术经验，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内容创新的杂技艺术精品。例如上世纪60年代，黑龙江省杂技团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李春来创作演出的《快乐的炊事员》，就把杂耍与炊事员的人物形象有机结合，通过杂耍的艺术手段，成功地塑造出杂技舞台的新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劳动者享受劳动的快乐之情，令人耳目一新。又如上世纪80年代长春杂技团创作演出的“杂技剧”《花木兰》，就以杂技手段，成功地塑造了花木兰的人物形象。

思想内容范文篇7

的确，语、文是两件仅仅质地不同（一件用声音作材料，一件用文字作材料）的“艺术品”。换句话说，除了质地不同之外，语、文其实是同一件“艺术品”，语就是文，文就是语，拥有语素（也叫词素）、词、短语、句、章、篇等六个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单位构成的一个单位序列整体。其任一层次级别的单位语文都是包含着思想内容及其规则、物质外形及其法则以及起能源动力作用将二者融合起来的思维逻辑及其法式等三个因素。

思想内容指外界客观存在的人、事、景、物及其一个或数个综合起来构成的有机整体的形以及其中蕴含的理、情的神等二者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其规则是通过观察、阅读、听闻、借助其他媒介来占有、积累后，梳理存储在头脑里面，在某个因素的刺激下，或由形到神，或由神到形，产生灵感火花，联想、想象到一系列相关、相类的形、神，从中抽取出某一个符合特定时代价值取向或事物发展趋势的道理或情感作为统率之神，并对联想、想象到的形进行取舍增删，使之能鲜明、突出地表现所选定的理或情的神。

物质外形就是装载思想内容的外壳，含框架形体（即结构）与之上的花纹修饰两个方面。其框架形体法则由语素到句部分在20世纪的语法学家那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篇这一部分也在20世纪的文章学里有所阐述，关键是章这一级单位，我们一直无视作为语文老祖宗的刘勰“夫人之立言，因字（古代使用单音词，字其实就是词——引者注）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的论断，至今连单位都还缺失，更不要说单位内部法则了。但只要结合文章学有关内容，张志公、姚德垚的《段落教学》，以及1984年拟定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的句群，就会发现其无非就是由起始、展开、收束三个部分变化而成的综合式、申说式、按断式、特殊式四种类型。且通过它，检视低层次的句级以下单位与高层次的篇级单位，可以看出，这些法则是贯穿于整个语文单位序列每一级别单位的，就像数学中个位向十位、十位向百位……进位一样。因其决定着思想内容表述的先后顺序，故名之为序。

框架形体之上的花纹装饰也叫做文采修饰，主要是增加单位语文的美感，其法则有形式修饰与内容修饰两种。前者有通过声音的音韵处理、词句格式的运用与文字的书写、排布等来显示出美感的音乐美手法和图画美手法；后者有只着眼于所装载的思想内容的原始状态，给人以朴素、本质美感的质朴美手法和通过想象、联想对所装载的思想内容的原始状态进行再度加工，并采用取代、连结、嵌入等方式，给人形象、生动之意象美感的意象美手法。它们好比是给器物上油彩添花纹，故简称之为纹。

思维逻辑即是客观外界人、事、景、物、理、情及其与物质外形之间联系、沟通的事理逻辑。其法式主要是演绎、归纳、类比三法以及综合运用此三法的联想、想象。

任何一个级别上的单位语文都是人们视交际目的的需要，运用思维及其法式，按照思想内容规则或由形到神或由神到形地从客观外界获取思想内容，并一面遵循外形之序的法则构筑框架形体，一面遵循外形之纹的法则进行文采修饰而构造出来的。只是因为思维仿佛光合作用中既为动力能源又以热量形式蕴含于植物体内的光一样，在单位语文中并无独立的表现形式，因而这个过程可简述为形—神—序—纹。

一般说来，人们构造单位语文总是由简单的低层次单位的词语、句子级单位开始，到达复杂的章、篇级单位的，且在这种构造过程中，随着构造次数的增多，熟练程度越来越高，最后思想内容演变成为文心，物质外形演变成为语感，思维逻辑演变成为文思，能够随心所欲地构成满足任何交际需要的任意级别的单位语文，达到语文素养的高境界，直至最高境界。

这就是人们运用说、写方式对语文（或说对应语，写对应文）的使用，但人们的语文使用是有说、写、听、读四种方式的。那么，听、读呢？听、读就是对业已构成好的单位语文进行解读，就是将成品的单位语文，根据自己的需要解读成或形或神或序或纹或某种思维法式。这应该不是大问题——自己都会构造了，别人也是用同样方式构造的，还会解读不出来？

这样看来，我们现如今用以指导语文教学的以语文课程标准为集中体现的语文理论，实在是个缺胳膊少腿，大脑只有半边的高度残废！从单位序列上说，一是缺失了章级单位，二是将缺失之外的句级以下单位列入语言学，篇级单位放在文章学，在语文单位序列中间硬生生隔上一个太平洋，叫它们如何贯通气脉？从各个级别单位语文构成要素与法则上看，本来是思想内容、物质外形、思维逻辑三要素共同作用，且各自内部各有规则（法则、法式），而我们却砍掉了思维逻辑，片面化、零碎化了物质外形，空缺了思想内容规则，这样的语文理论支撑下的语文教学大厦岂能不摇摇欲坠？

思想内容范文篇8

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训练，要赁凭借一篇篇课文进行。但训练不可能也不需要涉及课文中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也不可能对一段落都不同样的功夫。这就需要确定一篇课文的训练点。训练点的确定，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大纲”对该年级语言文字训练的要求；二是学生语文水平实际状况；三是课文本身的重点、难点、特点。

二、要明确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

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理解语言文字和理解内容相统五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借助语言文字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第二阶段是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这个过程的出发是语言文字，落实点仍是语言文字。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只完成第一阶段，缺少第二阶段。学生学习一篇课文仅仅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至于课文的语言字却不甚了了。这从阅读教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完成任务。现在提出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因此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基本途径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借助语言文字理解思想内容，再通过阅读及其它训练手段指导学生体会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三、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1、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

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思想教育要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渗透，语言文字训练不能脱离课文的思想内容孤立进行。某一个词用得好，某一段写得好，就是说它是此时此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要表达的内容。离开特定的思想内容，是根本无法讲清语言形式的。

2、语言文字训练与语文知识传授的关系。

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阅读能力，不是传授语文知识。这一点，教学大纲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培养阅读能力的基本途径是进行严格的语言文字训练。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指导学生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并通过练习使知识转化为技能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经过实践检验，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一些学习方法。必要的语文知识传授包含在语言文字训练之中。

3、语言文字训练中“训”和“练”的关系。

思想内容范文篇9

二、要明确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

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理解语言文字和理解内容相统五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借助语言文字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第二阶段是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这个过程的出发是语言文字，落实点仍是语言文字。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只完成第一阶段，缺少第二阶段。学生学习一篇课文仅仅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至于课文的语言字却不甚了了。这从阅读教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完成任务。现在提出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因此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基本途径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借助语言文字理解思想内容，再通过阅读及其它训练手段指导学生体会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三、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1、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

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思想教育要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渗透，语言文字训练不能脱离课文的思想内容孤立进行。某一个词用得好，某一段写得好，就是说它是此时此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要表达的内容。离开特定的思想内容，是根本无法讲清语言形式的。

2、语言文字训练与语文知识传授的关系。

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阅读能力，不是传授语文知识。这一点，教学大纲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培养阅读能力的基本途径是进行严格的语言文字训练。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指导学生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并通过练习使知识转化为技能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经过实践检验，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一些学习方法。必要的语文知识传授包含在语言文字训练之中。

3、语言文字训练中“训”和“练”的关系。

思想内容范文篇10

关键词：课程建设；语文教育；思想教育；关系

一、思想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固有之义长期以来，人们总习惯于将语言文字看作形式，将思想感情视为内容。

比如，刘国正先生在‘努力提高中学生的读写能力》中写道：文章是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体”；“如果离开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空泛的说教：反之，如果离开文章的思想内容。文章的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好在哪里就说不清楚”。长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施东向先生的<义理、考据和辞章》，则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归结为与“文章的内容”相对举的“文章的形式”，认为“一个作者力求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法和章法，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如，能够把内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把内容准确地表达出”。这种认识习惯的形成基础是语言在认识论层面的实用价值——为思维提供“手段”，是用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工具。然而，人们在语言教学和运用中发现，光有“文从字顺”的能力并不一定就能写得精彩、说得出色。要写得精彩、说得出色，还得具有“真知灼见”。许多人之所以写不出、说不出，主要并不是因为缺乏“文从字顺”的能力，而是由于缺乏“真知灼见”，无内容可写、可说。更何况阅读、聆听的也主要是其“真知灼见”而非其是否“文从字顺”；更何况表现形式终究是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从应心的角度把语言及其活动视为人的本能、人的生命的需要，为人们的发现提供了理论基础。

于是，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思想教育，必须重视人文性的呼声日趋高涨。作为对。工具论”的批判与反拨，“人文论”应运而生。由此，也就有了。人文性”、“工具性”之争。笔者以为，从现代哲学的维度来考量，语文在本质上是一种介质，是思想内容与其表现形式水乳交融的结晶。无论哪种语文，都是语音与语义，或者字形与字音、字义的结合体，都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形式因内容而有意义；内容因形式而得以存在。离开了形式，语文就无从表现；离开了内容，语文就沦为行尸走肉。既如此，对语文这个“硬币”而言，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就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面”；语文就不仅是表现形式，而且是思想内容。既如此，将语言文字视作与“思想内容”相对的“形式”，以。语言形式”(“语文形式”)与“思想内容”对举，也就有失偏颇。语文教育也就必然包括思想内容的熏陶和表现形式的学习这两个相并列的要素，思想教育也就不再是“外加给语文教育的包袱”。既如此，。工具性”、“人文性”之争，也就成了无谓之争。

汉语文是世界上最具思想文化内涵的语文。汉语繁多的同音现象，产生出“连年有鱼(余)”、。外甥给舅舅打灯笼——照舅(旧)”、以谜底“贾岛(假倒)”扣谜面。佳人半醉索人扶”而构成“梨花格”谜目等等丰富的“谐音取义”的独特文化。汉字独特的造字方法，使字义与字形联系密切，成为世界上最具思想内涵的文字。汉语文作品更以其丰富、深刻、鲜活的思想性而独具魅力。《急就篇》《千字文》《三字经》这样最简单、最基础的启蒙读物，都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将开蒙识字与认识自然、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子百家、历代诗文，更是思想道德的载体。读《老子》，可以理解贵“柔”守“雌”、“无为而治”，懂得谦退不争、以退为进。读‘论语》可以认识“仁”与“礼”，理解。以仁释理”、。和而不同”，把握。中庸”原则。学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谁不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所感染念过文天祥的‘正气歌》，谁不为诗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赤诚的爱国精神所激动。

二、语文教育必须伴之以思想教育从语文功能的实现上看，交际是语文的一大社会功能。

交际的过程是接收或输出思想的过程。说写输出的时候，总要先下一番炼“意”的功夫，总是意在笔(口)先，确定了主旨之后再寻找表现形式；听读接收的时候，总是“披文以入情”，透过表现形式来探求其思想内容。而无论接收与输出，都强调“文质相称”——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在一定语境中的完美统一。所以，实施语文交际，不能没有思想。脱离思想，就无法实现语文交际功能，语文交际教育也就名不副实。只有注重思想的打磨，使之日趋科学、深刻、新颖，才是真正的语文交际教育，才能学好语文交际，才能在人才济济的交际场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所以，语文教育必须伴之以思想教育。从语文教育实践来看，思想道德因素对语文学习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学生的语文水平与其思想水平成正比。只有具备健康的思想情感，足够的道德辨识能力，才能正确理解作品的含义，才能深刻认识陶潜的高洁、杜甫的赤诚、苏轼的旷达、方孝孺的骨气。只凭“文从字顺”的技能，缺乏深刻思想、丰富情感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不作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难以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的。作文能力弱，常常是因为其缺少锤炼、丰富、深化思想的机会；作文能力强，往往得益于阅读课外“杂书”，思想丰富、思维开阔。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实践表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决不能只凭知识讲透，训练扎实，而必须伴之以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

从母语素养的提升来看，现代语文教育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素养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而且涉及习惯、情感、价值观等态度因素。母语素养的提升必然包含思想意识范畴的教育。舌战群儒的诸葛亮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因为他见解高明，道理正大；张昭等东吴文臣谋士所以张口结舌败下阵来，并不是他们的语文功夫比不上诸葛亮，而是由于他们见解平庸，道失理亏。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知识、技能固然重要，思想情感等态度因素也很关键。光有丰富的语文知识、熟练的语文技能而缺乏深刻的思想、健康的情感，就难以很好地开展包括交际在内的语文活动，就不能称之为具有良好的语文素养。所以，立足于素养培育高度的语文教育，必须伴之以思想教育。脱离思想教育的语文教育，充其量只能是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练。

三、在语文教育中进行思想教育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教育妙境进行思想教育忌讳强行灌输，枯燥说教，而必须高度重视环境的影响与实践的作用，努力营造有利于思想变化的环境，积极开展有利于思想变化的实践。

就学生而言，学校课堂就是影响他们的重要环境因素，学习生活就是他们从事的主要实践活动。因此，结合课堂教学实际实施熏陶、濡染，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