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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2 04:52:33

司法体制

司法体制范文篇1

滥觞于1984年6月1日的我国海事司法体制，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和武汉六家海事法院的成立为标志；其后，又有海口、厦门、宁波和北海四家海事法院相继成立。十八年来，随着海事审判和海事法院的持续发展，截至1999年8月19日以北海海事法院的挂牌成立为标志，我国业已形成了分布合理、管辖区域覆盖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水域的“海事司法网络”，从而基本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司法体制雏形的构建。

海事法院成立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即对其体制问题作了概括性规定，其后又作了若干补充。总体而言，我国海事司法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1、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海事法院审判工作。

1987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交通运输审判庭，负责对全国海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其具体职责是：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业务审判庭，负责审理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疑难海商、海事第一审案件；审理各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的海商、海事上诉案件；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海商、海事再审案件。同时，交通运输审判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庭室，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监督指导权，即监督各高级人民法院、各海事法院海商、海事一、二审案件的审判工作；指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跨海域的海商、海事方面的案件管辖；协调海事法院与地方各级法院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对海商、海事审判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审判实践。交通运输审判庭成立以来，创造性地完成了以上工作，而最杰出的成果则是实际主持起草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起草并获通过的法律。随着新世纪大民事审判格局的确立，交通运输审判庭更名为民事审判第四庭，其职能作了相应调整，但对海事审判的监督指导功能不但没有改变，相反，该功能还相应地得以强化。

2、海事法院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是海商、海事案件的二审法院，并对各海事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我国海事司法体制的现行建制是“三级二审终审制”，海事法院的级别相当于中级法院，不设海事基层法院，其上诉审法院为其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目前一般是在有关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设一个组，负责海商、海事案件的二审工作，同时也负责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海商、海事案件一审工作（但实践中一审案件都由海事法院负责）。在监督指导方面，高级法院主要是根据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予海事法院以审判监督和指导。监督和指导的形式既可能是书面的规范性文件，如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就北海海事法院收案范围而面向全区各法院所发的文件，也可能是口头形式进行直接的监督指导。

3、海事法院负责辖区内的海商、海事案件一审工作，并接受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

随着北海海事法院在1999年8月19日的挂牌成立，我国沿海主要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设立了海事法院。海事法院之多，为实现2010年成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之一的目标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本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都力求精简的原则，海事法院内一般设有告申庭、海商庭、海事庭、执行庭、政治部、办公室、研究室和法警队等机构，人员配置大约为40人至60人。1984年成立的六家海事法院，由中央委托交通部组建，并由交通部所属的港航部门作为代管单位进行管理，形成了行政主管部门甚至于企业管理海事法院的体制（1990年后成立的四家海事法院不存在这种体制问题）。这一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起到过积极作用，但终究与世人仰慕的法治原则及科学审判规律相悖，1999年6月，已将这六家海事法院纳入海事司法体系，成建制地移交给所在省、直辖市党委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管理，彻底与交通部门及其所属企业脱钩。这一改良是及时的（抑或太迟了一点）和必要的，否则司法独立从体制上即失去了保证，其裁判即便公正也难服人心，法治国家的进程必受阻滞。

海事法院的收案范围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现行的是2001年8月9日公布并于9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因应加入WTO的现实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司法举措。具体收案范围是海事侵权纠纷案件10种、海商合同纠纷案件22种、其他海商、海事纠纷案件26种、海事执行案件5种。随着航运业的发展，海事法院的收案范围将会增加。海事法院审理案件，程序上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民事诉讼法》，实体上适用《海商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

二、海事司法体制的一般评价

在我国，海事审判已成为与刑事审判、行政审判并驾齐驱的一种审判体制，是民事审判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审判制度，是我国统一司法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以刑民不分为审判体制的特色之一，这是与商品经济极度不发达相联系的。随着经济的进步与发达，审判门类的细化并趋于专业化已成为一种发展方向。海事审判的出现并使其地位得以巩固，正是这一发展方向的结果之一。

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专门设立海事法院的国家之一，我国的海事法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又对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法院成立伊始，即有了海事审判的实践，但因客观原因，这种实践只是零星的、非独立的（融于民事审判之中）和不自觉的。始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和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商、海事案件层出不穷，普通法院囿于自身的性质或局限而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力不从心，迫切需要专门法院的加盟介入。1984年首批六家海事法院的成立，正是这一形势发展的合理结果。海事法院审判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密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建创了优良的海事法律软环境，在国际上树立了公正司法的形象。二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远洋运输、船员劳务输出、造船业及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国际海上贸易量和提供国际航运船舶吨位位居世界前八位至前五位，我国已成为公认的海洋大国、航运大国。对此，海事法院功不可没。

司法体制范文篇2

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将监察权进行了一次重新配置，将本属于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至监察委员会行使。在现有司法体制的构建下，监察机关享有的监察权是一项对人的权力，是对公职人员的全覆盖，这其中必然包括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监察的权限在《监察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即主要针对公职人员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及职业规范，执法过程是否严格、公正以及是否有渎职犯罪等行为进行，监察权并不涉及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刑事诉讼法》新修改的内容中也涉及到对监督客体的规定，即包含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等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犯罪案件进行监督，体现了对全部诉讼活动的监督。在我国现代司法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对检察机关赋予法律监督权的制度设计本身是为弥补人大监督不足而产生的，而在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具有较大的监察权限，且监察权的行使覆盖所有公职人员，故根据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原理，检察机关同样有权对监察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以保证监察权力的依法运行，使其不被滥用[1]。因此，监察机关的监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行使过程中是互相补充与互相监督的关系，两种权力的行使应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与制约的法律原则。

二、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

1.职能管辖的衔接。《监察法》明确了监察委员会对涉及国家公职人员的各类案件拥有管辖权，《国家监察委管辖规定》更是将其细化至88个罪名。新《刑事诉讼法》也对管辖等相关内容作出修改，明确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各自享有的管辖权。在《监察法》实施前，我国对于职能管辖中互涉案件的处理则坚持“主罪为主”的管辖原则，这使得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在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需要我们从立法目的与法的实施等方面来综合考量管辖权的衔接问题。由此，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在管辖权归属的问题上应寻求一种平衡，在以职务犯罪为主的案件中，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在职务犯罪与其他犯罪情节相当的情况下，若无区分主从罪的必要性，则可选择由检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配合；若存在明显的情节恶劣的刑事犯罪为主要犯罪时，则可考虑由司法机关为主调查，监察机关予以配合，如此灵活运用管辖原则将更加有利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2.审查起诉程序的衔接。监察体制改革过后，检察院在对职务犯罪案件行使审查起诉权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及情节是否符合基本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还要对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检察机关应对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对瑕疵证据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同时，还需考察证据是否符合客观性以及与违法事实的关联性等问题，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因此，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拥有实质性的审查权，这一规定要求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的程序上应做好审查上的衔接工作与配合工作。3.强制措施的衔接。随着《监察法》的出台，留置措施成为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一项法定措施。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的衔接是自动过渡、各自审查的，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审查起诉期间对被调查人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

具体而言，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或可能影响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被调查人，监察委员会有对其采取留置措施的必要，但应在留置期限届满前将被调查人移送至检察院，再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是否对其继续采取强制措施以及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在此期间，检察院应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而对于调查阶段没有采取留置措施必要性的被调查人，当监察委员会将案件移交检察院后，检察机关有权立即启动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以保证留置措施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无缝衔接，这也将有利于实现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参考文献：

司法体制范文篇3

一、我院2008年1-10月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案件15案18人次。

二、围绕提高执法能力、保障公平正义、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这一目标，我院结合实际情况，完成了主审法官选任工作，于2007年1月在全区法院系统率先建立了主审法官和助理法官机制。目前，该机制运行良好。

今年8月，正式启动了主办执行员选任工作，目前选任工作正按预定程序进行。下一步将对参选人员进行有关执行工作的理论考试和民主测评，年内完成主办执行员的选任工作，建立我院主办执行员机制。

三、关于执法责任、执法监督和绩效考评

我院制定了《部门工作量化考核办法》、《部门负责人工作量化考核办法》、《主审法官考核办法》、《法官助理考核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主办执行员考核办法》、《助理执行员考核办法》也正在制定过程中。今年3月，我院结合《部门工作量化考核办法》试行阶段积累的经验，重新修定了《量化考核办法》，该办法对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内务管理情况、接受监督情况，以及工作绩效、考核方式方法等等，都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并成立了量化考核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院党组其他成员任副组长，政治处、办公室、纪检组监察室、调研室、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的主要负责人为考核领导小驵成员。考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政治处，由政治处主任兼任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为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我院还成立了规章制度检查督促落实小组，每个季度对各部门政治理论学习、审判（执行）业务工作情况、司法廉洁情况、遵章守纪情况、安全保障情况、案件质量情况等进行一次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四、关于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影响司法公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我院坚持以《教育、监督、制度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统揽，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狠抓宣传和教育工作，把预防放在第一位。发现问题苗头，及时警告制止，并采用诫免谈话、警示教育等方法，把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至今没有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没有发现影响司法公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司法体制范文篇4

我国宪法对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的规定

从国家权力的配置这一角度来说，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监督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宪法依据；从司法权的价值实现来看，司法独立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和法官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背离公正原则。所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设置的制度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尽管各个国家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有所不同，但在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上则是相同的。

我国十分重视司法公正，早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如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现行宪法对我国的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的设置和原则同西方国家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不能用西方的司法独立来解释中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两个部分，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来行使，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虽然与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但它们属于行政机关的范围，它们的工作性质、组织机构和原则都与司法机关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它们行使的职权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

为了保障司法机关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是：

1独立不是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外，也不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相互制衡，因为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三权分立原则而是国家机关之间实行分工与合作，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均低于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必须遵守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2.司法独立主要是指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原则，可见，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是指宪法和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其它国家机关不能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不受其它机关的意志的支配，只服从法律。

3.我国的司法权不是中央的排它性权力，而是在统一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设置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司法机关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虽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时还要接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所以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司法机关的人事也主要由地方管理。

二、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1.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宪法对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符合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这种体制主要适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观念和权力配置原则，这些观念和原则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造成对法律的作用和功能在认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对法律的社会性和法律原则的科学性重视不够，使得司法制度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确立，现行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因此，司法机关的作用显著提高，改革司法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主体和公民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他们对经济利益以及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十分关注，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的法律对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对司法行为来体现，如何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正司法的职能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要求。

宪法确认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强调依法治国，法治原则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根据法治原则，为保障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必须要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其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司法体制真正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司法体制。但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通过发挥司法职能来体现司法正义、维护市场秩序，由于我国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某种不适应性，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不仅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2.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

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必须要根除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并最终促进司法体制的改革。而司法体制的改革涉及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并且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同步性，因此，对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法治原则不仅要求依法治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法律的权威性，即在实际生活中体现法律权威大于个人权威，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适用是法律权威的直接体现，因此，司法体制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方针，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使之与法治原则相符合，有利于发挥其独立司法的职能，又要从体制上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制约。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要求效益优先，而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取得某种协调，我国现阶段的司法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对司法公正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司法体制促进司法公正，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内容。

第三，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借鉴外国司法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司法公正是近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建构司法体制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国在司法机关的设置、司法机关的组成、以及维护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完全可以为其它国家吸收和借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及其运作有许多不利于司法公正、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国情适当吸收外国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

一、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1.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民法院实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领导，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实行监督。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遇到较大的困难，因此，根据法治原则对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在设立全国最高检察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管辖的范围来设立下级司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组成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

司法机关统一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按行政区域来设置，而是根据司法机关管辖案件的需要来设置，如，在最高法院之下可设立若干上诉法院，然后根据需要设立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与我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并不产生根本的冲突，原因是：第一，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改变和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规、的决议必须要符合宪法、法律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第二，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政府的权力在宪法上规定为地方性的重大事项，而地方性的重大事项显然并不包括司法权，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授予，并不是一种固有权，中央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地方司法机关的性质上，宪法根据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征，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只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不包括司法机关，这一规定本身即说明保护法制统一是宪法的基本精神。第三，宪法虽然没有规定三权分立与制衡，但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应当相互分工与合作，宪法规定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实行审查，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是根据宪法授予的对案件的管辖权而取得的，因此，司法机关是统一适用国家法律的机关，它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它必须统一服从宪法和法律，而不能受制于地方政府。

2.司法机关经费体制的改革

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因此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各级地方财政负担。这种经费体制一方面造成司法机关内部经费多少不统一，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高低不一，而且是司法机关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由国库统一开支，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

现行司法机关的经费体制往往导致司法机关办案经费不足、司法官员标准工资偏低的现象。由于地区与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上不平衡，富余地区的财政收入高于贫困地区，因此司法机关的经费相对较为充足，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较低，司法机关的经费便难有保障，而司法机关所要解决的案件并不因为经济落后而减少。即使是在财政富裕地区，地方政府领导对司法机关重视的主观程度也影响经费的来源，总的来说，经费的投入大多不能满足司法机关办案的需要。由于经费不足，司法机关便不得不自己筹措经费来购置设备和发放工作人员的福利，有些司法机关便利用管辖案件的权力收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费用，尤其是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分管案件的权力从当事人处获得好处，从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

现行司法机关的经费体制往往导致司法机关“严重地方化”，不符合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由于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只能靠地方财政开支，因此司法机关产生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费控制足以左右司法机关的意志，往往使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而自觉地维护地方的利益。但却是以牺牲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为代价，这种现象如不加以改变则可能造成损害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

3.建立符合国情的法官制

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与完善的法官制是分不开的，由于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案件需要法官经过严格的法律训练，具有专门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其任职和免职条件均十分严格，待遇也相对优厚。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体现法律的正义，因此，在那些法治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法官是正义的象征。

司法体制范文篇5

关键词:司法体制;问题;破解

随着司法改革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成，按照中央、最高人民法院的决策部署，各级司法机关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司法改革工作。司法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卓有成效，但问题不可避免，如何解决?问题之一:谁来监督“有权”的法官司法体制改革以后，独任法官、合议庭有了真正意义的审判权和裁判文书签发权“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得到了全面落实，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显著成果，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1．由于法院受理案件大幅上升，“案多人少”导致法官办案时“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情况屡见不鲜，部分重大案件因缺少层层把关和审批环节，保质保量完成案件的审理已然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最严峻问题。2．某些法官错误理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排斥监督。3．新的内部监督机制尚未建立。院长、庭长的监督权和管理权与独任法官和合议庭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现有的的法院内部监督和审判管理职能弱化，给公正审判造成一定的阻碍。4．外部监督的虚化。外部监督主要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法院的监督和检察院的监督。近年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法院的监督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但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的监督职能并没有准确定位，其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发挥。问题之二: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目前基层法院的法官大部分干警都是本县(区)人，办案中难免会遇到亲戚、同学、朋友打招呼，经常会给办案工作带来干扰。由于我国的回避情形原则性较强，当事人也无法得知办案人员的关系信息，回避制度形同虚设，影响了司法公正。问题之三: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问题;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核实证据的关键，有助于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有效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问题之四: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缺乏统一的错案认定标准，缺乏纠错主体的规定和启动程序以及相关配套机制。

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上这些问题，可以说影响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也不完全适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因此必须加以解决。破解之策一:强化监督机制，不仅“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更要“让监督者到位”。一是恰当界定各级司法机关监督权权力行使范围，界限、程序，强化各级领导的监督权职能。理顺司法机关领导的监督权和管理权与独任审判权、检察权之间的关系，各司其职。二是尽快全面落实法官惩戒委员会，尽快发挥法官惩戒委员会的作用。法官惩戒委员会是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颇具特色的重点内容。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的精神，将在省级和国家层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审判业务专家、律师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政法委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

笔者认为，该法官惩戒委员会应设在监察委员会并向各级司法机关派驻工作组。同时、为了强化对各类司法机关的监督，统一更名为“司法惩戒委员会”，既体现了对司法机关监督的中立性，又实现了异体监督，使监督更加有的放矢。破解之策二:笔者认为，建立办案人员异地交叉任职制度，实行地域回避，本地人不易在本地办案，在司法机关招录过程中，作为一个限制条件。同时，在一定年限内轮岗，就能大大减少案件干扰，从制度上保障司法廉洁。破解之策三:应建立统一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错案认定标准、范围，对于无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尽量豁免，同时在纠错主体上应建立司法机关内部纠错主体和以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为主的包括人大监督的外部监督、纠错主体机制，强化外部异体监督，依法制定启动程序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破解之策四:关于如何提高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问题。一是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的法律规定要全面落实、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的情形要立法扩大。二是落实和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

法律明确规定的，应当全面落实，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予以立法明确。如证人、鉴定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声音等保护措施。同时，人民法院应当建立证人出庭作证补助专项经费机制，对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合理给予补助。三是明确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应采用直接言辞证据，推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对于符合出庭作证条件的传闻证据，拒不出庭作证的，其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参考文献］

［1］秦前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多重关系［J］．法律科学，2015．

司法体制范文篇6

【关键词】司法体制；独立审判；去行政化；运作机制

司法体制是司法制度运行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冤假错案是否发生、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但是，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充分的表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中一部分已经不太适应时代的要求，司法体制改革亟待进行。

一、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的演进和运行

我国的司法体制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可以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恢复和建立。直到1989年4月，我国才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三大司法体系的全面确立，为日后我国的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1]。但是在当时，司法体系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案件数量明显增多。由于司法体制的确认和被民众认可，采取诉讼方式解决问题逐渐被广大人民所接受，以往的行政解决方式逐渐被诉讼解决方式所取代，这在体现我国司法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诉讼案件大幅度上升。其次，在案件中，尤其是刑事案件中，法官的庭前审查导致了先入为主、审判不公。在赵作海杀人案、佘祥林杀妻案当中，法官都不同程度的提前接触到案件相关材料，使法官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偏见，最终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再次，法官办案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法院不仅在人、财、物等方面不能实现独立，而且在办案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导致难以公正审判。原沈阳的黑社会组织头目刘涌，在其横行东北的十几年中，造成了二十余人死亡、五十余人重伤的结果，但是在其抓捕归案，人民翘首期盼他能得到公正审判时，却判处了他死刑缓期执行，虽然刘涌是其背后人物的人，但是其行为已经罪大恶极。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异地提审，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较多的受到了外界的干扰。为了更好地推动司法体制适应时展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机制”。为了响应党的号召，1999年10月和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监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以此开始，司法改革在全国展开，为日后司法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十六大当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出现在了党的报告当中。上，在报告中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政府、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尤其是，建立国家监察体制，对于日后监察工作的运行、监督贪污腐败犯罪奠定了基础。NTURY我国的司法体制，虽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但是加以改进还是能够很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司法体制的概念和内涵

虽然在理论和实务界有大量的专家、律师乃至司法工作者号召司法体制改革，但是，笔者认为首先要明白司法体制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但是在学界，目前对于司法体制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概念，笔者查阅有关专家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司法体制主要是指国家设置那些司法机关以及他们之间的职权划分和相互关系问题。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是：审判机关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司法行政包括人员配备、资金都应当由法院自身来决定，而不应当受制于其他机关；检察机关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侦查机关则是公安机关，此外由于侦查工作涉及面比较广，特别是在一些领域可能涉及到国家机密问题，国家安全机关也应当协助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目前，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尚可自行管辖，但是以法院和检察院为代表的司法行政机关职权则受到了限制，即只有监狱属于司法机关领导和管理，但是律师等受到行政机关管辖，导致司法与行政机关权利交叉。[2]也有另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司法体制改革应以法院和检察院为主，但是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两家单位，而应当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着手，即凡是与司法活动有关或者受到司法活动影响的机关都应当纳入司法体制改革的范畴之内，从而在全社会为司法体制改革创造条件。上述专家和学者的观点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不够科学和周延。首先，司法体制从狭义方面来看，应当是至国家司法机关结构及其权限。而在我国，国家司法机关通常仅仅局限在形式司法权力的机关，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如果涉及刑事案件可以将范围扩展到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其次，按照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司法体制改革目前仅局限在司法机关范畴，而且是狭义的司法机关，即仅仅是法院与检察院，而律师、公正、仲裁等机关排除在了改革范围之外，这就容易导致司法体制改革不彻底。再次，从树立大的司法观角度来看，同时对影响司法活动的诸多因素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价，并最终确立起科学的司法体制以及与此配套的外部机制，只是提出了科学司法体制目标，虽然站的高度比较高，但是目标却制定的相对狭窄。因此，要进行深入的司法体制改革，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就必须准确地界定司法体制的内涵。司法体制的概念应当是：以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为主，包括公正、仲裁、侦查等机关的在内的体制，该体制应当在人、财、物方面保持独立，脱离行政体制，独立存在和运行的体制。[3]

三、司法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再加上法律规范制定的滞后性，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存在较多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司法不独立，司法权难以独立运行。为了保持社会公正，我国的司法机关采取了类似于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各级法院不但对应了相应的级别，而且法院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有相应的级别，这就导致了法院内部行政化趋势明显。法官不再作为单独的法律人存在，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行政人员。因此，也就造成了法官难以集中精力办案。他们也像行政人员一样追求职务的晋升。同时，法院的运行受到行政机关的制约和影响。目前在我国，法院的经费受到当地财政部门的制约，法院的人员也是通过统一的公务员录用考试来招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统一调配资源，保障各机关能正常运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法院的运行受到行政机关的干涉，其他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等手段制约司法机关。同时，由于侦查权掌握在以公安机关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手中，法院所掌握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过滤过的，这就造成了法官接触案件时先入为主，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就是很好的例证[4]。第二，法官权利行使受到合议庭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缺乏有效的法官考核体系。合议庭建立的初衷是为了集思广益，在审判案件时能够多方听取意见，从而实现少数服从多数，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审判。然而，在实际中。合议庭却成为了部分法官逃避责任追究的避风港，在出现疑难案件时，法官通过弃权等方式放弃原本应该行使的权利，而由其他人通过投票来决定案件的审判确实有失偏颇。因此，以员额制为代表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悄然在我国各地法院展开，这在提高法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出现了另外的难题，如何筛选法官、员额制的比例控制多少较为合理。目前，在我国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员额制改革已经初步取得了成果。通过入额考试以及案件数量合理分配，既能筛选出合格的法官又能保证法官工作量处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通过员额制改革，将法官与案件的审判相联系，从而避免了合议庭所导致的追责难情况的出现，而且还可以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的发生。[5]第三，执行难以贯彻，导致司法权威受到严峻挑战。如果说诉讼是一场漫长的赛程的话，执行则是另外一场征程。在经历了漫长的立案、调查、审判等环节之后，才能到达执行环节。然而，在我国执行难问题长期存在，许多被告人即使有经济能力偿还债务也避而不还，这不仅使原告方遭受了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损失，也使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威产生了质疑。为了让人民群众相信司法的力量，切实将问题解决，就必须着力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保障案件在审判之后能够执行到位。目前，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执行大会战，通过集中力量执行，确保了一批案件能够在审判后真正起到效果。同时，在一些地区，针对老赖有债不还的问题，也采取了与电信、交通等部门合作的方式，通过在被执行人的电话当中添加失信信息，给当事人造成压力以及限制当时人乘坐动车、飞机等高消费行为，使被执行人难以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行为，从而自觉履行债务。除此之外，目前我国司法体制中还存在着司法资源过于分散、权利交叉等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目前司法审判难以准确进行。为了有效地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围绕着现存的问题深入开展。

四、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首先，继续深入推进员额制改革，适当赋予法院自主招纳公务员的权利，改进评价体系和标准。员额制是新时期为了避免合议制的弊端所采取的改革，同时在统计法院所受理案件数量以及法院审判人员数量的基础上，合理分配案件，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审判的改革。员额制在试点之后迅速在全国推广，通过筛选法院内部最为优秀的审判力量，将最优秀的人才提拔到审判一线，不但能够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而且在法院内部也能形成向先进学习的风气，鼓励更多的司法人员参与到员额考试当中，通过考试提升自己的能力。笔者认为，员额制改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合议庭所导致的追责难问题，在呼格吉勒图以及赵作海、佘祥林等冤假错案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合议庭所导致问题的出现，而合议庭所采取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解决极端问题时未必适用，而且一部分法官利用合议制的弊端逃避责任。而采取员额制后，法官的工作量不但得到限制，提高了审判质量，而且可以为日后追责奠定基础，每一个合议制法官都对应适当的案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责的对应。其次，从深层次入手，破解司法行政化思路，让法院真正成为独立的司法机关。目前，我国法院法官的招录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后要通过国家统一公务员考试，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进入到法检系统工作。而公务员考试所考核的内容未必与法院实际工作相适应，因为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部门，司法工作者要树立的是法律意识、法治思维，与此同时，我国的法检系统在经费、执行方面也受到地方行政部门的干涉。我国法院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方财政收入，法检系统为了能够获得充足的办案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就要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只有地方经济发展好了，税务部门才能征收充足的税款，法检系统的办案经费才能落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检系统为了保障自身财政收入，为一些部门、一些案件大开绿灯，导致司法不公的发生。同时，深受行政系统影响的各级法官，内心深处也存在着当官思想，他们在审判时不运用法律思维警醒审判而更多地应用官场思维，将如何维稳、避免问题发生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公平正义放在首位，因此，培育法官法律思维，从真正的司法院校选择高素质人才才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前不久在聊城市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于欢案就是一起典型，于欢案的主审法官并不具有法学背景，却当上了主审法官，确实值得各方面深省。因此，独立的法检招录系统、独立的经费来源以及积极培育法官、检察官的法治思维，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又一重点。再次，强化案件的执行，确保司法能够落得实处。前文中笔者曾经提及到，在我国打官司犹如一场长征，而审判结束如果赢得案件，又是一个新长征的开始。在我国执行难问题不仅是某些地区的局部性问题，更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人民群众不相信司法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案件审判之后难以执行，导致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因此，确保执行到位，真正保障案件能够落到实处，将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又一重难点。笔者以为，要想化解执行难问题，要从法院自身做起，强化执行力量尤其是法警队伍建设，从自身建立起一支能够保障执行落实到位的力量。其次，各行政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以及各个侦查部门，要积极配合法院系统的工作，并将是否配合执行工作以及执行的效果纳入当地政府考核指标，从制度深处保障执行落实到位。此外，强化对不执行人的限制、从社会深层建立起执行意识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应从司法机关以及相关行政机关入手，推动全国性司法体制改革的建立。

五、司法体制改革的展望

中国的司法体制由于建立时间较短，因此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的着一定的不足。但是，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而引进西方的法律。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更应该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应当博采众长，针对目前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相关经验，循序改革、逐步推进，中国的司法体制方能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中国司法体制若干问题研究[J].法治研究，2011，（3）.

[2]王申.司法行政化管理与法院独立审判[J].法学，2010，（6）.

[3]章武生.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司法体制改革[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4]秦立超.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的解读[J].怀化学院学报，2017，（1）.

司法体制范文篇7

1、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海事法院审判工作。

2、海事法院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是海商、海事案件的二审法院，并对各海事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3、海事法院负责辖区内的海商、海事案件一审工作，并接受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

二、海事司法体制的一般评价

司法体制范文篇8

〔关键词〕检察权;改革;合理配置

一、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定位与性质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转变为“一府两院一委”制度。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中，反贪、反渎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本身占据了之前检察院整体业务内容的三分之一，致使检察院职能中的侦查权基本被架空，导致一些学者对检察院是否还具备“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检察权的性质产生了质疑。(一)检察权的定位。检察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就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学者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两种监督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较为罕见，这种权力架构的定位是暂时的，会在以后的宪法修正中作出修改。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对检察权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1］。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定位并不会因“监察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从新修改的《宪法》第3条可以看出，我国“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配置格局已经正式形成。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横向结构上来看，监察委员会只是作为与“一府两院”地位相对等的新增设的第四个国家机关，改制后仍然由政府掌握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掌握审判权和检察权。另一方面，检察院作为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地位和职权主要体现于《宪法》第134条和第136条之中。《宪法》第134条是规范检察院地位的首要条款，是对检察院的宪法定性，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第136条则主要规范检察院行使职权的统称，即检察权［2］。因此，只要宪法没有作出修改，检察院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而检察权也仍然是并列于行政权、审判权和“监察权”之外的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不因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削减而发生改变。(二)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的性质历来是学者和司法部门争议的焦点，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3］。笔者认为，检察权应当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首先，我国检察权的职能主要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尽管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引发检察权的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争议，但是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检察官是由早期法国和英国“国王人”演化而来，目的是确立公诉制度，保证追诉犯罪活动的顺利进行，代表国王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实施，维护法律统一和法律权威。可以看出，检察权在诞生之日起就与法律监督相伴而生，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追诉犯罪，国家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公诉权而非职务犯罪侦查权。其次，虽然出现了监察委员会职能交叉和分权，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监督”职责的转移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完全转移，其中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责并未发生变化，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2.从检察院的公诉权来看。公诉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并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公诉人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的阶段性监督的外在表现。公诉是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外在形式的表述，而法律监督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表述［4］。一方面，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活动，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对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遗漏其他犯罪行为，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由此起到对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才能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法院不能对未受公诉机关(自诉人)指控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进行审判，以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把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作用落到实处。由此可见，我国检察院的公诉权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3.从我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来看。首先，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国家权力统一归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监督权只是人大主要职能之一，因此单靠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还远远达不到目的，为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实施，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行使职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架构中，监察委员会只是负责监督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廉洁性和勤勉性，而检察院仍然要承担法律监督职能［5］。因此，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其次，虽然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前苏联影响、借鉴了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确立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唯一依据。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设立监督职能机构的传统，战国时期初步建立的御史制度，其职责是“纠察百官、监督地方”，与我国现代检察制度在地位和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作为我国检察权的历史渊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二、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表面上看只是削减了检察权诸项职能中的一项职能，实则给检察权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一)检察权的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原本检察权中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分天下”的权力结构基本不复存在。一方面，查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犯罪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原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监督”职责转移到由监察委员会实施监察，人民检察院不再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权职能的削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检察权的弱化，但是由此也会让检察权的职能更趋向于精细化，有利于改变检察机关以往“一职多能”的混乱状态，促使检察机关完善自身机构设置，更好地行使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真正回归检察权法律监督的本质。随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公益监督将成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公益诉讼监督权也将成为新的检察权职能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能。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途径。对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展和延伸。转隶后检察权的“一减一增”意味着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会把工作的重心向行政执法领域倾斜［6］。(二)诉讼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权的“半壁江山”，从诉讼阶段上看主要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包括提起抗诉(上诉)、批准逮捕、提出检察建议和进行检察纠正等多项权能。虽然以往检察机关这些权能都有明确的分工且内容不同，从表面上看都属于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实践中诉讼监督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才能得以发挥。除通过抗诉或上诉启动诉讼监督程序以外，检察机关主要是针对诉讼中的相关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来行使法律监督权。由于之前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因此在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后，有关部门通常会充分采纳并进行纠正改错。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这种监督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力度有所降低，使检察机关职能虚化的“软骨病”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学者所说，司法体制改革虽然对检察权的运行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是重构检察职能的过程，或许正是诊治“软骨病”的最佳时机［7］。(三)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问题。由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导致对与此权利相关联的一系列业务工作均产生了“附带性”影响，诸如控告、举报、司法警察职能、技术部门同步录音录像业务以及办案工作区的使用等，都需要依据职能变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查办案件方面建立职能衔接机制，将原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的职能，包括机构和人员一并转隶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依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虽然这种职能转移使得公诉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的制约，在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只能通过检察机关自身予以监督，但是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仍需要认真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对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认定，从而作出依法起诉、不予起诉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的决定。这其中尤其需要做好办案程序的衔接工作，在审查起诉中形成良好的官方沟通协调机制，以达到检察权和监察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用。

三、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在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检察权功能架构重新布局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构造检察权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作用，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以法律监督为基点，充分考虑调整后检察职能的适宜性以及各项权利的契合度，坚持检察一体化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对检察权进行合理的配置。(一)公诉权的调整与完善。作为检察权的主要内容，公诉权能否有效运行直接影响着检察权的实现程度。因此，公诉权的调整与完善是合理配置检察权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在当前司法体制和监察体制双重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检察机关的公诉职权。1.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检察机关对依法审查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或决定不起诉有一定的裁量权。我国采用“法定起诉主义”，只要案件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诉，没有选择性起诉的余地［8］。因此，起诉裁量权主要体现于不起诉制度上。我国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主要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类型。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事实上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法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格要求下所做出的决定，仅有的裁量权只能在酌定不起诉中行使，并限制在“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应免除刑罚”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和权限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过于狭窄。尽管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不起诉”两种情形，但是在整个诉讼体系运行中其效能仍显不足，检察机关对于不起诉的适用率并没有多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应当对起诉裁量权的范围进行适度扩大，完善立法方面的不足，并加强司法上运用，从而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同时，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媒体监督等方式对检察机关行使职能进行监督，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2.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根据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以遏制和制裁违法行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虽然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对破坏公益行为无法进行处罚的弊端，但由于该项制度刚刚起步，仍然存在一定弊端，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方面，建议扩展公益诉讼的范围。除新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对于侵害烈士荣誉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以外，还可以将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安全生产、规划许可、文物保护等领域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纳入到公益诉讼的范围中。另一方面，需要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加以完善。在明确调查取证方式和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保障措施，即明确行为人存在抵制调查、不如实提供证据材料等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以确保检察机关调查职责的顺利履行。3.建立检察机关对诉讼中重大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程序的启动权。鉴于司法体制改革中职能分工的变化导致的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弱化，仅凭检察建议和纠正意见这种“柔性监督”难以对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活动起到有效监督作用，建立重大程序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机制有利于弥补诉讼监督权刚性不足的缺点，克服检察机关“软骨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应当加强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执行力，使有关部门及时纠正改错。如果该部门拒绝改正，检察机关可以对相关主管机关予以处罚并对违法责任人员追究问责，以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二)诉讼监督职权的优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宽泛，几乎贯穿了从立案到执行整个诉讼活动的始终。笔者认为，应当对诉讼监督权进一步强化，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1.强化审判监督职能。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救济程序，目的在于纠正一审和二审诉讼终结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却仍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少之又少。其原因在于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事实证据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才能达到再审的条件，导致许多案件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驳回而无法进行再审，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对于裁判不公或程序错误的案件，由于其原因不仅限于案件事实不清、法律法规不完善、法官判案有误或者业务能力不足，还可能缘于法官自身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故意造成的冤假错案，这部分案件因其隐性原因，很难做到及时纠正。因此，有必要调整和完善审判监督职能，将审判监督的对象由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扩展至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以防止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发生，避免司法腐败，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落到实处。2.调整检察机关的自行侦查权。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目前检察机关只有针对诉讼活动中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才能享有立案侦查权，检察机关的自行侦查权依然存在。这意味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权的运用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查明案件事实，而且对监察委员会的侦查行为也会产生有效监督作用，符合检察权与监察权相互制约的权力配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一般很少自行补充侦查，大都依赖于侦查机关补充证据，导致检察机关不仅无法真正履行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职责，而且相关案件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及侦查意愿。针对自行侦查权虚化的现状，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明确自行侦查的内容，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实现方式作出具体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使其对司法实践产生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将自行侦查的时间不列入审查起诉的期限之内，为防止诉讼拖延问题的出现，可以对相应的报批程序和期限作进一步细化规定，使检察机关行使自行侦查权更加科学化、务实化。3.加强检察机关对其他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除逮捕需要检察院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并执行。即便侦查期间采取的查封、扣押或限制人身自由等其他强制措施发生错误，检察机关也只能以纠正违法的方式进行监督。由于这种监督途径过于单一，仅通过书面形式要求侦查机关自行改正，难以达到法律监督的效果，事后审查起诉时又不容易发现适用强制措施中所存在的违法情形。因此，有必要扩展检察机关对其他侦查行为的监督范围，规定涉及人身自由、财产的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事前审查批准后方可适用;对于紧迫性强制措施如拘留以及轻微型强制措施如拘传，则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同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遏制强制措施中非法侦查行为的蔓延，从而为检察机关构建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弥补以往监督方式的不足，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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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岳绒．监察体制改革中检察院宪法地位之审视［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01)．

［3］邓思清．检察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

［4］田凯，单民．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一致［J］．法学评论，2006(04)．

［5］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J］．法学研究，2018(04)．

［6］杨克勤．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检察工作发展新路径［J］．当代法学，2018(06)．

［7］李奋飞．检察再造论———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为基点［J］．政法论坛，2018(01)．

司法体制范文篇9

（一）司法独立是行政诉讼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

行政诉讼是司法机关以诉讼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它将行政争议蕴含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纳入和平的司法程序理性解决，化解和渲泄了公民等因行政权不法行使产生的怨恨和不满，有效维护、回复了正常的社会、法律秩序，既是对公民权益的救济手段，又是国家权力对其合法性的自我回复机制。行政诉讼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国法治发达程度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出于公正解决行政纠纷这一基本目的考虑，司法独立是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

行政诉讼的基础是立法权和司法权尤其是后者对行政权的制约，权力分立或分工和司法独立构成其制度基石。因为只有在立法和行政分离后，才可能以国家的立法来制约国家的行政，才可能由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国家法律为依据来审查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在专制集权统治下，不仅在观念上任何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目的性的活动也必然符合法律，而且在实践中，专制统治者作为行政首脑在偏离法律时，以立法主体的身份随时可以为此而更改法律，使得不可能作为行政行为的行为倒作为立法行为而具有效力。[1]司法机关的审查更是无从谈起。就运行机制而言，司法独立状况制约着行政诉讼的运行，独立而有权威的司法机关是行政诉讼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从实证角度分析，各国行政诉讼的形成与发展，因所处历史背景及社会政治基础不同呈现不同的形态，早期深受“行政制度”的影响，晚近则为法治主义及人权保障左右。[2]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或监督始终是其运行的基础，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消长对比直接制约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模式及价值取向。（注：法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可资说明。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556页。）

（二）司法体制类型的选择受到行政争议特殊性的影响

独立而有权威的司法机关是行政诉讼制度功能据以实现的基础条件。假定这一宏观条件已经得到满足，在行政争议所涉具体问题的情境中，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表现为另外一种景象：犹如行政不能干预司法一样，司法也不能干预行政的自主性，行政审判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与监督必须适度，这个“度”构成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另一重关系。不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该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实践，形成了行政审判体制的不同类型。

行政审判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行政争议所蕴含的问题有时具有专业性与技术性，且往往涉及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其性质并非纯粹的法律争议；而行政审判就其运行机制而言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这种制约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要影响行政的效率，并可能影响行政权运行的自主性。实践中，这两方面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果法院不具备对行政争议专业性问题的审查能力，审查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会阻碍行政的效率与自主运行；即使法院具备对行政争议的审查能力，也往往需要注意所审查问题的性质与审查的强度，否则同样会对行政的运行有不利影响。不过后一问题在前一问题解决后更多地表现为司法的自我克制，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加以保证，如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等等。

西方国家的行政审判体制主要有行政法院型与普通法院型，分别以法、德和英、美为代表。（注：日本的行政审判体制较为例外。在美国的强制性改造下，日本废除了战前的行政法院，同时设立了较多的行政委员会作为行政裁判机构，司法制度采取英美法系的单轨制；但同时又针对行政诉讼程序制定行政事件诉讼法，其行政审判可以说是揉和德制的行政法理与诉讼思想，而凭借英美的普通法院系统来进行的。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式的改制。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在法国，设立行政法院的特殊历史原因时过境迁，但行政法院却基于其崇高的历史声誉和行政审判的专业性继续存在；[3]行政审判的专业性与对分权学说的理解，也是德国行政法院设立的最初缘由，[4]其目的均在兼顾增进行政效率与解决行政合法性问题。英美两国强调司法权不应割裂，不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审理行政争议，其司法审查依循着一条完全不同于法国、德国行政诉讼的道路发展，并形成了另外一种模式：在行政裁判机构基础上的普通法院型行政审判体制，行政裁判机构主要负责解决行政争议中的技术性问题，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合法性审查。

从功能比较的角度看，法德行政法院体制与英美普通法院体制并不代表他们有多大的实质区别，在行政裁判基础上的普通法院体制可能是行政法院的功能性替代物或对应物；二者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各国根据本国现实的政制、法律、社会需要以及法律文化传统，以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弥合了现存制度与客观需要之间的差距与裂痕，即出于对解决行政争议客观要求的考虑，在本国既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适合国情的科学协调的行政争端解决体系。

从司法体制的角度分析，行政审判体制固然是一国司法体制的组成部分，但从行政争议的解决看，则又是行政救济或监督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正是后者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使得不同国家的司法体制在原初状况的基础上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无论法德的行政法院体制还是英美在行政裁判基础上的普通法院体制，都是行政审判的特殊性在各国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司法体制发生影响的结果。

二、我国建立行政法院、改革行政审判体制的必要性分析

（一）建立行政法院是解决现行行政审判体制专业性不足的要求

我国目前是在普通法院内部设行政审判庭专门审理行政案件的体制。从整体看，与英美国家体制仿佛，与日本最为类似，但没有专门的行政裁判机构适用准司法程序做出行政决定或者裁决行政争议的程序，行政复议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性的层级监督，行政争议在形式上得不到较有效而公正的解决。从行政庭的设置上分析，似乎是借鉴法德的行政法院体制以专门法庭的组织形式解决行政争议，但由于没有特别规定行政法官的知识构成，且在现行法官管理体制下不同专业审判庭法官之间的流动非常容易，专业性并不凸显，在制度上似乎也无意加以保障，不尽适应行政审判的专业性需要。

假定以上行政法院体制和在行政裁判基础上的普通法院体制穷尽了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模式，改进我国行政审判体制的功能可有以下选择：或者在坚持由普通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的基础上，设立类似于英美的行政裁判机构或专门性法院作为初审机构解决行政争议中的专业性问题、裁量权的运用及行政政策的统一，对其裁决不服可向普通法院行政庭上诉；或者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行政法院系统，并对其法官的知识构成提出特别要求，从而能够胜任行政争议专门性问题的解决。

选择前一方案，首先需要对行政复议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更多地设立类似商标评审委员会、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行政裁判机构，并进一步完善其人员组成与裁判程序；同时，在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选择上，应当更多地注重权利保护，加强审判式听证程序在一般行政程序中的应用，减轻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难度与压力。这一方案除需要设置行政裁判机构、增加大量裁判人员而增加巨大成本外，可能导致的更严重的弊端是在行政权本来就相当强大的我国，行政部门的权力更加膨胀。从长远看并结合历史经验分析，行政权过分强大并不是法治国家的福音，更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如果行政审判由另行设置的行政法院负责，在技术上可以突出行政审判的特殊性，对行政法官提出明确的专业标准，更有效地实现对行政法官的选任和管理，以适应解决行政争议的专业性需要，这是设立行政法院的最大优点。

在法国，行政法院比较重视行政审判的专业性需要，对法官提出行政经验和法律知识的双重要求并通过一系列人事、组织方面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最高行政法院高级成员主要来自高级文官，极少数来自外界。在判决做出方面，一个案件在经过几次调查研究后结合法律专家和行政专家的意见才做出判决，其质量往往有保证，且符合实际行政的需要。[5]

在德国，在行政法院的初创阶段，一些具有高级行政职务资格的公务员能够被任命为行政法官，尽管现在具有行政管理经验、从事过行政工作不再是被任命为行政法官的前提条件，但人们也一致认为，行政管理经验对于行政法官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在各级法院中很多在行政机关或部门中有长期工作经历的人被任命为法官。另外年轻的行政法官在其3年试用期内均有在行政机关实习几个月的机会。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不经过一段这样的实习期，不可能被任命为终身法官。[6]可见，行政争议的专业性对法官的知识构成有重大影响。

在比较法的意义上，法国和德国行政法院法官的来源与英美普通法院法官的来源极为相似，且发挥了类似的制度功能。英美国家普通法院法官来源于执业在一定年限以上的律师，这保证了法官对法律的熟稔和对实务中的问题较深刻的理解，而且也使得法官与律师作为职业共同体对法律有共同的理解与体验。法国和德国行政法院法官具有行政经验，了解行政活动中的实际问题，有助于其判决符合实际行政需要。二者共同体现了对不同问题专业性的合理考虑和满足。法德对行政审判的这种认识和制度安排在英美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行政裁判机构的行政法官承担审查技术性问题，普通法院法官负责审查法律问题。

针对我国行政审判专业性的缺失，通过特别的行政法院体制实现对行政法官法律专业知识和实际行政经验的要求和培养，有利于造就高素质的行政审判人员，促进行政诉讼的发展。行政法官除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具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一般资格外，还应有一定的专门行政知识或实际行政经验。应当在法官遴选、培训时着重突出后一要求。

这样的要求在现行行政审判体制下也是迫切而合理的，问题是现行体制无法达成这样的目的。

（二）设立行政法院更是克服行政诉讼遭遇的体制障碍的需要

独立而有权威的司法机关是行政诉讼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然而，我国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这一条件是不甚充分的。

政府“法外行政”的传统意识深刻影响它对法治的接受能力、限度、速度，新中国建立的行政主导型的国家、社会体制强化了政府的权力，司法因诸多政治、历史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取得和形成在现代国家所应有的独立性和尊荣地位，反而被融入行政体系之中，导致其依附性，更遑论权威性。

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争议的当事人，因切身利益所在较之其他诉讼对法院的干预有更强的驱动力，而由于行政部门在地方党政权力机构中的强势地位，司法体制的地方化实际上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部门对法院人事、财政的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实际干涉。（注：基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法院组成人员由人大选举或任命前，需由本级党委讨论同意，上述人员的免职亦由本级党委或组织部门向人大提出。而由于政府领导人员通常在同级党委中占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严重影响着司法人员的任免。在地方各级法院的财政倚赖同级政府供给时，地方政府控制了地方法院的生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其意志。）司法机关无论在物质供给还是在人事安排等方面都没有足够的自主权，无法排拒来自行政的干预，宪法、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规定因无具体制度的保障难以落实。另一方面，行政审判庭作为法院的一个内设机构，受制于法院自身对之的重视程度。一些法院为获得人事安排、财政拨款等方面的某些利益，往往在行政审判方面加以让步。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受理难、审理难、判决后执行难，充分体现了司法权面对行政权横加干预的无奈。就公民等原告方而言，行政诉讼极高的撤诉率则反映出他们对法院权威的不信任和被告行政机关对原告对之合法反对的不容忍。

弱小的司法权在没作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应建设法治国家之需被推向前台，勉为其难地担负起监督强大的行政权依法而“治”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而在现行体制下，司法的独立性遭到严重伤害，难以承担这一使命。除非通过体制改革加强并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性，行政诉讼将无出路。

作者认为，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设置独立的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至少有以下优点：

行政法院独立设置，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种地位与性质使其依法独立审判的要求与实际上屡遭干涉的矛盾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独立性要求的彰显，一方面会使立法机关加强对行政法院履行职务的保障，从而使行政法院在制度上确有能力排拒行政非法干预；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社会对行政审判的重视，社会舆论对行政审判的监督与评价，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客观上也遏制着行政机关干预审判的冲动，有利于行政法院借助与公众的力量与行政机关的干涉抗衡；最后，行政法院作为独立主体会增强审判人员的自身凝聚力，从而在整体上加强排拒行政干预维护独立审判的意识。[7]

当然，为确保行政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还必须从法院的设置、产生、经费来源等方面保障其在制度上能够排除行政机关的干涉，以及对行政法官予以职务、薪金等方面的保障，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保证法官既能安心从事审判工作，又不致违法乱纪，损害行政法院的声誉。如此，可以逐渐建立起司法权有效监督行政权依法而治的机制，并最终培养行政法院的权威。

三、设立行政法院对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

（一）设置行政法院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选择

行政法院的设置不仅是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还关系到司法体制整体改革的内容、步骤与方向的选择。就此而言，设置行政法院是否必要，是尤其需要特别回答的问题。

我国司法改革应当是全面的改革，但由于诸多制约因素，欲使改革确有成效，必须在改革的步骤、方向和具体领域等方面确定适当而可能的突破口。就改革的具体进路而言，主要是两种形态：

其一是将某一或某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通过具体制度的不断变革一点一滴地实现改革目标。这一渐进式的变革收功于无形，自然极有成效，问题是面对司法领域的严重问题不免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再则不区分不同司法领域的实际要求与具体矛盾，改革措施若过于一般化则有隔靴搔痒之嫌。

其二是通过分析不同司法领域的实际要求与现实矛盾，类型化地讨论各自的问题与对策，而后确定合适的领域，纵深突进，以局部变革推进整体改革。这一思路在目前是较为科学和可行的。

行政诉讼是我国目前唯一以权制权的诉讼形态，对司法权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要求相对最高。基于此，现行行政审判所处的窘境是司法体制的缺陷最集中、最深刻的显现，是影响司法独立的最主要矛盾所在，从而是司法体制改革最需要突破的领域。

所以，以行政审判体制为改革方向是可行的，建立行政法院型的行政审判体制是必要的。（注：需要指出，英法美等国选择不同的行政审判体制主要是为合理解决行政争议，因历史传统的原因，在这些国家司法独立不成其问题，通过建立行政法院促进行政审判机关的独立性，实在是出于其想象力。）

（二）设置行政法院对于司法改革的其他意义

行政法院独立设置，无疑会大大加强其依法独立审判的能力。在行政审判中司法权地位的提升除有利于实现行政审判自身目的外，这种权力博弈还将会在整体上逐步改变司法权和行政权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对比，提高法院在国家中的实际地位，为司法权整体真正实现独立审判提供范例、奠定基础。

对于司法来说，其最深厚的根基在于民众的拥护，其权威来自于公众的信赖。英美普通法院被坚信为公民权利的庇护人，这是其确立普通法院型行政审判体制的重要原因；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坚强堡垒，这是行政法院得以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在目前人民法院的声誉因司法腐败和不公屡屡蒙尘之际，行政法院以其卓而不群的姿态与行政机关抗衡，忠实保障公民等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权依法而治，有助于确立法院是人民权利庇护人的形象，树立司法权威。

行政法院是审判体制类型化的表现，这说明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尽相同。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当对不同审判领域的问题进行类型化的研究，以避免陷入泛泛而谈的误区。如此，可确保改革目标早日实现。行政法院在具体设置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对之的解决，也会为以后法院整体的设置改革方案提供有益经验。

四、我国建立行政法院的可行性及具体设想

（一）建立行政法院的可能性分析

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没有关于行政法院的规定，尽管可以通过解释“专门法院”为行政法院的设置提供合宪性基础，但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款：“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毕竟是对设置行政法院的直接约束。这可以借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契机消除原来限制设置行政法院的法律约束，并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行政法院的性质、地位、职权、组织等事项。

10余年的行政审判实践造就了大批行政审判实务人员，行政法学20年来的发展也培养出相当数量的理论研究人员，行政法院所需的专业审判人员在来源方面不存在多大困难。考虑到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内部普遍设立行政审判庭，而行政法院将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从而会减少很大一部分行政审判机构和人员，设置行政法院所实际支出的成本相对数值不会很大。

行政诉讼案件只占我国法院审判案件的极小部分。有统计资料表明，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全国平均每个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不到20件（2001年为平均33件），有的法院全年没有一件行政案件。[8]率先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对现行司法体制的冲击不会过于强烈，因此这一尝试在短期内可以实现。

我国自清末以来主要向德日学习，在法律机构设置和法学理论上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新中国在建国后学习前苏联，但前苏联本身就受到大陆法系的深刻影响。确立大陆法系的行政法院体制在法律制度方面有容纳的可能，在文化方面有接纳的基础，不致发生因制度移植而导致错位与断裂。

（二）行政法院的设置设想

在现行宪法下设置的行政法院应属于专门法院，这决定不可能有与最高人民法院平行的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最多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内设性法院。不过二者的具体关系可以灵活处理，如最高行政法院可以在实际上是行政案件的最高审级，最高人民法院对其判决予以尊重不予过问。

行政法院系统可以考虑由最高行政法院、高级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组成，采二审终审制。最高行政法院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内设性法院，其他行政法院在组织上独立，与其所在行政区域的普通法院系统无关。高级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通过划分司法区设置。在某些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行政案件少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行政法庭管辖一审行政案件，对其判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向高级行政法院上诉。

最高行政法院和高等行政法院可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行政法院和行政法庭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行政法院和／或司法部任命组成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行政法院和／或司法部任命的法官必须出自于国家法官遴选委员会确定的名单。各级行政法院的经费都来源于中央财政，由最高行政法院汇总各级行政法院的初步预算方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具体内容如预算的确定、经费的管理、拨付等可暂由行政诉讼法加以规定。

考虑到司法区的划分非常复杂，需要综合论证，这一方案暂时不具有可行性。目前可行的是在目前省级行政区域内打破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的重叠设置专门法院性质的行政法院。

具体方案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置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行政法院，作为行政案件的最高审级；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一个上诉行政法院和若干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的设置首先要打破目前司法辖区附属于行政区划的现状，其次考虑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交通条件、行政案件数量等实际需要。为方便当事人诉讼，高等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可以根据地域、人口分布等情况设立若干巡回法庭。巡回法庭由所属行政法院法官组成，主要组成人员实行定期轮换。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是所属行政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

各级行政法院由院长一人和法官若干人组成。高等行政法院院长和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上诉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的院长、法官由高等行政法院院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拟任命的法官人选需出自国家法官遴选委员会确定的名单。为符合行政审判的专业性需要，在行政法院组建之初，高等行政法院和上诉行政法院的部分法官可以考虑从具有高级职称的行政法学研究人员、局级以上公务员中考录选任。

存在两个法院系统的情况下，行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其他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所出现的问题首先是不同法院系统的审判权限冲突；其次是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因审判权限不同而产生的审判前提问题；最后还有不同系统法院判决的冲突及某一系统法院的判决在另一系统法院的效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只有一套法院系统这些问题显得不是那么突出。这些问题需要另作研究，在此提出以引起学界的关注。

注释:

[1]［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31-132.

[2]翁岳生.行政法[M].芦翰图书出版公司，2000.1120.

[3]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556-557.

[4]［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34.

[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608、641.

[6]［德］韩内持.德国的行政司法[A].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讲演录[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61.

[7]高树德.设立行政法院应该是最佳选择[A].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提交论文.张步洪.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C].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278-280.

[8]应松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势在必行[A]，法制日报，2002-3-3.刘飞.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可为司法独立之首要步骤[J].行政法学研究，2002（3）:25.

司法体制范文篇10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中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种政治制度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而是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原则。“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其权力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以及专门检察院组成。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的权力机关产生，并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虽然我国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但是由于地方检察院完全按行政区划设置，却与行政机关相对应。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所以，国有林区检察机关是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由国家在国有林区设置的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检察权，而不是林区自己建立的检察机关，行使林业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它既不是专门检察院，也不是与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相对应的地方检察院。就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来说，是由省一级地方检察院在国有林区设置的派出机构，是由法律规定的地方检察院这类检察机关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白龙江林区属全国九大林区之一，地跨甘南、陇南、临夏三市州。就洮河国有林区来讲，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横跨卓尼、临潭、康乐、合作三县一市，东西长约公里，南北宽约公里，总面积公顷，林地公顷，森林覆盖率为，其森林资源还包括珍贵野生动物梅花鹿、雪豹、细嘴松鸡、岩羊、金钱豹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数十种，洮河林区也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的水源涵养林，洮河林区生态保护的成败也是关系到投资一百多个亿的甘肃引洮工程的成败，所以洮河林区在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珍贵野生动物，维系和保护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洮河林区的重要性决定了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保障体制，包括必须设置国有林区检察机关。

现有的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是依法设立的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虽不直接受某一级地方权力机关的监督，但它接受林区各级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和监督，并通过省检察院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其林区两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员，由省检察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受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而检察长和检察员的任免考核，也由林区各级党委和上级检察院考核，最后由省检察院考核把关，并统一向省人大常委会负责。所以对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关系完全是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白龙江林区这种相对独立的检察体制，是由国有林区相对独立的领导体制及其国有的性质决定的。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和下属的各林业局，由省政府所属的林业厅垂直管理，尤其如今“天保工程”的实施，洮河、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其经费来源于国家林业局和省政府，所以说白龙江林区是由国家所有并直接管理的，不属地方所有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与依法设置的林区检察体系是相吻合的。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的设置还克服了地方检察机关管辖的局限性，因为就洮河林区来讲，地跨甘南州的卓尼、临潭、合作两县一市，临夏州的康乐县，由地方检察机关管辖，势必形成“条块分割”的局面，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管辖主要由案件发生地管辖，所以洮河林区由各地方检察机关管辖，不但不利于国有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而且加剧林区和地方矛盾的升级，因为林区依国家政策实行“封山育林”，以保护和发展国有资源；而地方实行“打开山门”、“靠山吃山”的政策，以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种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林地纠纷、林木纠纷，大量盗伐林木，大面积蚕食国有林地的案件上升，最后以牺牲国有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地方经济，也可能导致年洪水再渡重演的历史悲剧、还可能出现森林资源破坏、珍贵野生动物濒临死亡、洮河断流、引洮工程废弃的残局。所以设置相对独立的林区检察机关将克服了地方检察机关管辖的局限性。

第一、林区检察机关经费保障问题。

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其分院的人头经费由省政府财政拨付，而办案经费却由林业管理局拨付，基层院人头经费和办案经费均由各林业局拨付。形成白龙江林区分院经费和基层院人头及办案经费来源依赖林业管理局和林业局的状况，导致“有粥喝粥，有饭吃饭”的局面。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经费的不足，不仅严重地制约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也影响了检察队伍的稳定，还影响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有的自尊和自信，更影响着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公正是司法活动第一位的价值追求，但是公正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以一定的物质保障为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付出为代价的。尽管如此，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还是克服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严格执法，秉公办案，严格按照党中央的规定，遵守“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林区检察机关经费的困难。因此，既然林区检察机关依法作为省检察院的派出机构，应依法由省政府财政通过省检察院来保障林区检察机关的人头和办案经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器，其经费保障理应由国家来保障，理应由政府拨付。

第二、进行林区检察官身份的置换。

白龙江林区检察人员其中分院的人员属事业编制，基层院的人员属企业编制，应该调整、理顺这种体制，由国家列入统一的检察序列。检察官应依《检察官法》来规范，而林区基层院检察官同时还要用企业制度规范。这种混乱状态有悖于“一府两院”制的规定，难免会给人形成企业办的检法，所以应即时理顺关系。既然作为省检察院派出机构的检察机关，理应编入省检察院的检察序列之中。

在解决以上司法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即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党对国家的领导，不言而喻也包括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因此，检察机关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依据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通过省检察院由省人大监督的体制，其省委的领导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林区的垂直领导体制和省委对白龙江林管局领导的这种关系，省委对林区检察机关的领导，应委托白龙江林管局党委领导，形成了由省委间接领导，白龙江林管局直接领导的林区检察体系。

这样林区两级检察机关就形成了在业务上由上级检察机关领导，其它林业政策方面由同级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人事和经费由省政府通过省检察院来保障，省人大通过省检察院和林区党委来监督的司法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