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论文十篇

司法公正论文篇1

法律的作用在于建构社会秩序，尤其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法律制度本身的公正性成为法律能否产生效果的前提。法律期望通过对个体、群体行为的先期预置和规制，教育、督促、劝导、惩戒人们实施守法行为，接受法律所倡导的公正标准，实现公正的法律行为，服从法律的裁判等。公民对于司法是否公正的感知，即司法公正感至关重要，只有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的，才会按照法律的要求办事，才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内心的信仰。

（一）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1．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诉讼当事人作为与司法接触最直接，受判决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感知往往比非诉群体更深刻、具体。近年来上诉率与上访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制的日益健全，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可以质疑判决，另一个原因来自于公民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在以法律为表征的客观公正背后，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具有个人对法律的解读，即主观公正，主观公正具有利己性，当判决不能满足诉讼当事人的预期，无法实现机体内部平衡时，不公正感便会产生。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与对判决的不认同是相互影响，不断促进的关系。中国社会缺乏法治传统，中国法治的进程只有几十年，因而公民对司法公正性的感知是不稳定的，极易受媒体与周围言论的影响，所以当判决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时，他们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和稳定的司法公正感，便会质疑，进行外归因，不信任司法和执法过程，从而不认同判决，选择上诉或者上访。同时，由于不认同判决，上诉或上访成为替代强化物，强化了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二者不断地相互作用。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除了表现在上诉或上访等合法途径上，也会表现在报复行为上。诉讼当事人在强烈感知司法不公时，可能产生三类报复行为：公开攻击，如身体攻击、吵架、威胁、聚众等行为，最为典型的是“5•18无锡女法官遭当事人砍杀”（1）案例；退缩行为：对案件判决悲观、失望，不再相信法律，自我怀疑，拒绝帮助等；隐蔽攻击：对判案法官、法官群体甚至司法系统愤怒、攻击、散布流言，自身焦虑、抑郁等，究其根源在于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常常是由于对司法的不信任，认为司法不公正导致了裁判的不公正，并产生强烈的对抗与退缩等情绪。

2．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尚处在形成时期，具有很多模糊和不确定因素。中国的法治进程只有几十年，关乎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处在培育阶段，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不稳定。非诉公民或通过观察身边诉讼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程度、反应来学习司法公正与否，或通过媒体、舆论报道来感知司法的公正与否。由于非诉公民不具有直接的感知和经验，他们非常容易受到经历过案件判决具有经验的诉讼当事人和媒体的影响。如果诉讼当事人本身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并对司法系统进行隐蔽攻击，如散播不公流言等，那么其身边的非诉公民也很难产生高的司法公正感。由此可见，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与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是密不可分的，并且这两个群体的司法公正感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二）心理学角度研究中国公民司法公正感的必要性

历史上，哲学家和法学家们或从法律来源正义的角度论证司法的公正，或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角度来阐明公正的法律需要具备的要件。其特点是更多地致力于法律制度与程序的是否公正。事实上，法律是否公正，除了包括有法可依外，还应包括有法必依和因公正愿意遵守和信仰法律。仅仅关注法律制度本身的建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公正，必须不断加强司法公正以及提高公众守法的自觉性和对司法公正的态度、感知。研究对司法公正的态度和感知，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层面，心理学可以从人的微观感知入手，深入剖析影响司法公正感的各个维度，最终寻求系统的具有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二、心理学对公正感的研究

心理学对于公正感的研究已有60多年历史，其领域涉及经济、法律、组织等多个方面，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出现较早，但发展滞后，目前研究最多且形成一定规模的为组织领域公正感研究。

（一）公正感研究的四阶段

Colquitt等人在2005年将公正感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和公正感维度划分。

1．结果公正

以结果公正为焦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Homans提出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一次次的交换中建立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对以后的交换做出预期标准。如果在交换中，达到预期标准，即投入和回报达到某种比值，符合其心理预期，人们就会体验到公正，产生公正感，如果投入大于回报，将会产生愤怒，投入小于回报时，人们容易产生内疚感。诉讼当事人以自己的心理预期作为参照，由于自利本能，会放大自己的痛苦或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把结果预期地好于真实情况。所以，当客观判决出来时，往往达不到他们的主观预期，此时，他们对司法的公正感知下降，觉得判决不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当斯1965年从认知失调理论出发，发展了社会交换理论并得出公平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比较的过程中，若自己相对于别人所获的报酬多，就会产生内疚感；反之则会产生愤怒感。诉讼当事人，即使是第一次诉讼，也会出于关心自己的案件，关注类似案件，当发现判决有利于自己的相似案件时，发生选择性偏好，选择这些案件作为参照，判决结果出来后，若对比发现结果不如参照案件，则会产生不公正感。民事诉讼，虽然与刑事诉讼有很大区别，但形成公正感的原理是相似的。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总是关注我们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无意识地放大损失，缩小利益。所以，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案件，正是由于案件双方当事人的预期都有意无意的偏向自己，预期与判决结果不同，才会出现双方都不满法院的判决，认为判决偏向对方而产生司法不公感。当然，这些理论也受到一定的批评，我们内心的损失与回报比值的主观性，我们对案件的了解程度如何，这些案件是否真与我们的案件类似，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案件来比较，都会影响到司法公正感，这将使得公正感变得不稳定，难以预测。

2．程序公正

20世纪80～90年代是程序公正研究的高潮，也是有关司法公正感研究的辉煌时期。1975年，Thibaut和Walker从社会心理学和法学结合的角度，出版了《从心理学分析程序公正》，书中运用大量心理学实验，科学量化地分析法律程序的公正问题。Thibaut和Walker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对于司法公正感的不同影响，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模拟情境实验，结果发现，无论判决结果如何，被试都认为抗辩制更好。原因在于在抗辩制度中，辩护者本人在庭审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进而产生更高的公正感。

3．互动公正

互动公正最早是由Bies和Moag在1986年提出的，Greenberg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司法审判中，人际公正可以表现为审判员甚至是法院里的普通工作人员对于诉讼当事人予以充分地尊重。诉讼当事人在法院被礼貌地要求等待、出庭，在庭上审判员认真听取控辩双方陈述，即使打断当事人的叙述也是礼貌的，诉讼当事人的人格得到充分尊重，感到自己的意见被认真听取，容易产生高的司法公正感。这一过程实际实现了心理学所说的“尊重效应”和“发言权效应”。尊重效应的深层次心理是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当诉讼当事人被充分尊重时，他们能感受到来自群体的支持和认同，他们不是孤立无援，不是被排斥于群体之外的特殊个体。另一方面，尊重也和发言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当事人充分得到尊重，才可以保障他们的陈述得到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被审判员认真考量。信息公正在司法审判中可以表现为，法院做出审判结果后，对所做出的审判结果给出一定的解释，除了列出所依据的具体法条，可以增加一些普通群众可以理解的判决解释，适当增加一些判决中的决策原因，如某种证据的采信程度等。这样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参与感、受重视感，另一方面增加了决策的透明度，使得非诉公民更加信任法律。实际上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增强当事人对于过程的控制感来增加他们的司法公正感，使他们对待判决时，从了解到接受最后达到认同。近年来，中国法院要求制作判决书规范化、具体化，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公正，从而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4．公正感维度的划分

公正感研究的第四个阶段研究多集中在公正感维度的划分上。目前有单因素论、双因素论、三因素论和四因素论。笔者认为，四因素论（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对司法公正感的解释更具借鉴意义。结果公正是人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公正，无疑对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影响最大。法律中结果的公正是法学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的领域，不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亦非本文论述问题。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已被法学界所公认，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判决结果相同的情况下，程序公正能让人感受到更高的司法公正。对于心理学来说，有意思的研究在于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它表明，即使是在判决结果和法律程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法院给予原被告双方更多的尊重，更加礼貌地对待他们以及在判决结果出来后，更详细地做出解释，都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更高的司法公正感，更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

（二）司法公正感的已有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司法公正感研究的辉煌时期过后，司法公正感的研究未有明显发展，一方面可能由于西方国家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关注组织中的公正感问题。近年来，对司法公正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心理学家菅原郁夫，他提出人们感到司法不公正的几种原因。

（1）“以自己为中心的状况解释”，即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些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损失时，他们往往会高估这些损失，然而这些高估是他们意识不到的，所以当法院给出一个实际公平的判决时，当事人会觉得并没有真正弥补他们的损失。这一现象在《怪诞行为学》中被描述为人类的怪癖，“我们对已经拥有的东西迷恋到不可自拔……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

（2）“对于外集团缺少归属意识”，即不把自己归属到这一群体中，即使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也感到不公平。这些不断上诉或上访的当事人往往不处在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内心将自己与司法人员看作不同的群体，在严肃而强大的司法体系中，他们觉得孤立无援，找不到归属感，当司法人员的判决与当事人预期的利益不符时，冲突就会产生，“不信任感就会弥漫”，由此，不公正的感知便产生了。

（3）“公正世界的信念”，即做好事的人必有好报，做坏事的人必有恶报。在处处以证据说话的司法程序中，这种朴素的因果报应观念往往难以实现，也就使得抱有这种观念的人们觉得法律不公。

（4）“印象操作”，由于当事人掌握的资料和信息有限，他们往往只是凭借一些经验印象或周围的言论，比如司法系统黑暗等，就产生一种不公感。实际上在具体的案件中，可能是几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产生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公正感。虽然这些解释不算全面，但无疑为司法公正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三、司法公正感的发展方向

“关于公正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最先从美国开始，随后以欧洲为中心，逐渐向亚洲扩展开来。”笔者认为，司法公正感的研究趋势如下。

（一）心理学与法律相结合的视角

千百年来，哲学家、法学家关于司法公正的思考都是从法律本身出发，在论述过法律来源正义、形式与实质正义后，发现司法的公正性仍然不能被每个公民所信服。心理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从人出发，来研究司法公正感是怎样获得的，又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心理学还提供一种量化的实证方法，使得关于司法公正的研究从抽象的思辨走向可验证的数据。心理学与法律结合起来，会给公正感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思路。

（二）探讨司法公正感的具体维度

关于公正感维度的划分在心理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争论，然而，将公正感置于法律领域中，是否存在新的维度或已有的维度在法律领域中是否适合呢？心理学运用实证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获得量化的数据进行科学的统计，尝试弄清楚司法公正感所具有的维度，以及每个维度对于总体公正感的贡献有多大，他们之间存在何种具体的关系。今后的研究可以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使得司法公正感的理论更加清晰，建构更加完整。

（三）探讨司法公正感的影响因素

司法公正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它所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不可小觑，意义更为重大。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影响司法公正感的具体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在何种情境下适用，并在司法实践领域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将是研究者所要面对的任务与挑战。

（四）研究司法公正感的相关问题

借鉴较为成熟的组织公正感研究，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在弄清司法公正感的维度和影响因素后，可以研究与它相关的问题，比如司法公正感与法律权威、公民守法行为、犯罪行为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大（比如其与社会信任感、社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等），力求将这一问题研究得更为深入和透彻。

（五）与中国本身的法律制度相结合

司法公正论文篇2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论文关键词：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题词和讲话中强调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司法公正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 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③“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④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⑤在司法改革的方式上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切实推进人权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⑥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而“独舞”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决非行政当局“运动式”的普法教育，而是公民发自肺腑地汲取法的养分，法治规制下的政府则提供开展法律教育的平台，即做好服务工作)，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绝非贬抑，实在是现实如此！)。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司法改革成功了，才能说司法被真正‘归位’了。”⑦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法学教育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应是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称法学家和求法律家同等重要，均系专家，各有所长)，而不可“文人相轻”、相互攻诘贬抑，各行其是。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个性飞扬(在此作褒义使用，特指刚直不阿、有创造精神，不愿随波逐流敢于面对职业带来的寂寞与孤独，实践法治精神，追求法之公平正义的法官)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3、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受制于同级领导机关是无法守好这道防线的。因此,应下大决心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确立对法律负责的信念,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⑧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要求，法院和法官要具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 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4、改进审判指导方式。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不影响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方式指导审判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如以讨论、讲座、会议等形式，交流司法工作经验，研讨疑难案件，提出新的法律见解，统一对审判实践的看法等等。上级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可以司法规则、制定司法解释、编纂案例(注意此“案例”非彼“判例”，判例更彰显法官的智慧，更耐人斟酌、考量)。如此方可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水平，并增强其独立意识，以维护司法整体的独立性。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的同时，也应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法官个人的独立。过去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了法官集体的智慧，殊不知，没有个体的小智慧哪来集体的大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司法个案的多姿多彩也势必要求办案法官敢于独辟蹊径，依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司法理念作出相应的判断。这种判断理应获得尊重，在有些地方的裁判文书改革中已公开合议庭少数人的意见，但仍觉不够，因为那些隐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庭务会、审判长会、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未亲历具体个案的庭审，还在对案件裁判结果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合议庭具体成员的意见也只记载在案卷副卷中，而该副卷当事人及其人是无权阅看的。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且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似乎这样规定对应了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地位，也反映着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但从笔者十多年的法院工作经历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先天的不足性，因为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理论上笔者认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案件审判上应当是地位均衡的，不应存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具体个案上指手画脚的现象，上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也未必一定比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更疑难复杂，尤其是在我国现行审级制度下，案件的分配多少有些“利益驱动”的成分(经济纠纷案件尤烈)，故此，在当前上级人民法院在承办越来越多案件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无力履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了。笔者建议在将来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采取列举式具体规定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独任审判制，以符合审判实践规律，也有利于调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司法能动性，提升其业务技能，增强其审判权威，也有利于更好地加强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法情况看,可以说绝大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 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注释：①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2页。②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商法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2009年 9月26日。③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月4日，第3版。④翁岳生：《迎接新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1期。⑤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月4日，第3版。 ⑥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7日第三版。⑦邓科：《司法改革：现实与可能》，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第7版。⑧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3页。⑨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8-02-08。

司法公正论文篇3

论文摘要：传媒即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监督也即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传媒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对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 ”。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 ，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 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 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3、加强传媒监督的专业化建设。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同时编审机构应聘请法律专家对司法报道把好政策法律关。4、建立不当监督处罚制度。传媒可以监督司法活动，然而，当前在我国却缺乏对传媒不当监督的有效处罚机制。因此，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由于媒体报道失误而损害司法公正的，轻者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重者则承担刑事责任，如诽谤罪或增设藐视法庭罪等。同时新闻行政主管机关还可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司法公正论文篇4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其二，将司法案件审裁的过程告知民众，使他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来衡量司法人员公正审裁案件的水准、司法操作的公平情况，避免“黑箱作业”与“灰箱作业”。其三，将司法审裁的进行过程与结果，通过传媒诉诸社会大众的视听，将控辩双方的司法实践、法官的司法裁决、定罪与量刑等等具体的司法内容，公诸于众。从而，协助司法机构，排除影响独立司法的各种干扰因素，使得司法审裁能够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下展开。正是新闻传媒具有的这种机制和功能，才使许多人把新闻传媒的监督视为医治社会病疾的一方良药。 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例如，对河南郑州公安干警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处理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该案中，被告人因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最终被处极刑。然而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煽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显然不无影响。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在法庭审判前实际已失去对被告人公正审理的程序保障。本案最终以数罪并罚处以被告人死刑，这在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理中不仅显属罕见，而且明显逾越了刑法罪行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为平民愤，法律的天平出现倾斜。人们如是说：“张金柱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其罪行严格来说并不足以致死，他的死刑判决显然是受了新闻舆论的影响。如果没有舆论不间断的一片声讨，此案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显然不至于如此恶劣。”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媒体与司法各自 不同的特性与职业要求决定了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第一，媒体的职业特征之一就是动态报道、刺激见闻；而司法却客观、冷静地消减纠纷；第二，媒体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以新、快取胜；司法审判则有不可逾越的时间过程，并以此冷却矛盾体温；第三，新闻语言难免标新立异，而司法用语却力求严谨；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见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则是凭籍证据证明出的事实；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则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一）媒体监督弊端给司法造成的冲突。 从政治角度看，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却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司法权力也不例外，无庸置疑，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媒体监督功不可没。但是，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 1、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中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传媒的报道经常导致各级领导人的批示，领导有批示，司法机关就要“高度重视，限期解决”。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具有不平衡性，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2、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什么是媒体？媒体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是个赚钱的机器。无论是报道法制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老板要的就是“眼球”。什么是新闻？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是揭露真相。真相应该是平衡的，但是每次一个案件出来我们看到的却是压倒性的意见，根本没有平衡。因为只有压倒性的意见才能抓住公众的“眼球”，任何一个媒体敢违抗民意，敢违抗民意的眼球，就会失去广告。“ .为了抓住公众的”眼球“，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和”关注效应“，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而将法律问题隐性化，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如此，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3、新闻媒体的“无限自由”倾向对司法客观性的冲击。媒体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具有煸情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整个司法活动推向了社会，司法的中立和理性在这样的“夹缝”中难有立锥之地。具体说：一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做出定性报道。有的媒体对尚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抢先作出定性报道，或发表有明显倾向性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的疑虑甚至谴责；二是媒体对司法裁判的有关报道影响司法权威。媒体评论水平有高低，其中有的评论不是非常理性和冷静，而是借新闻监督之名行“媒体审判”之实，这种形式的监督造成的后果是司法判决既判力、公信力下降；三是有的媒体将监督作为一种特权，抓住当事人的一点意见就肆意发动当事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诉讼”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终局裁判者还是媒体。媒体口诛笔伐下，司法机关的辩白显得苍白无力，很大程度上影响公正司法形象。 4、媒体监督“触角”过长无节制。我们现在说某些娱乐记者对公众人物的采访进行“穷追猛打”，毫不顾及被采访者个人感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与司法工作打交道中也存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记者在后面追，司法工作者在前面躲；记者咄咄逼人提问，司法人员无可奈何作答。在司法工作者心目中有纪律和保密规定，而在媒体眼中越是难以得知的信息越要“刨根问底”，双方达不成一致，则这一矛盾又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公众对司法工作的接触较少，更多是从媒体那里去感受。所以，媒体的不理解会导致公众的不理解，司法公正在社会大众心目中同样会大打折扣。 （二）司法自身原因造成的冲突。 1、司法机关为避免报道不利所作的种种限制，影响媒体监督积极作用的发挥。在实践中，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很受限制的，一般只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极少数重大案件；二是个别影响较大的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目前来说，我国司法机关与媒体的相互配合和支持还很薄弱。司法机关“惧怕”媒体的“不实报道”或“不利报道”，对媒体监督司法工作订制了很多限制性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影响媒体对司法活动信息的采集和传播。正如民谣所言：“防火防盗防记者”。指的是媒体的无孔不入和被监督对象的“惧怕”心理。 > 2、司法工作者接受媒体监督意识不强。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某些司法工作者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在很多司法工作者心目中至今还仅是将媒体监督定性在正面报道司法工作或案件的层面上，媒体在他们看来是司法的宣传堡垒，是树立司法正面形象的阵地；而忽略了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者”和“公证员”身份，揭露问题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方式。所以才会产生：有的司法人员对新闻工作者的采访要求一概拒绝，有的对媒体采访横加阻拦；有的在没有法律或其它明确规定的限制下仍然自行设立采访“底线”，等等。这都使得媒体报道与监督面过窄，深度报道与监督得不到实现。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点。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作为一对矛盾体，同样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他们之间一样存在着平衡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平衡点一：司法与媒体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 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就表现形式来看，司法界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而传媒体现公众观念上的公正。具体而言，司法的价值取向在于依照公众认同的法律规范，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力量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法求得公正。司法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以依法、执法的形式实现；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进入公众视野的新闻事件“有感而发”，是一种道德性的情感与评价，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传媒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平衡点二：《宪法》的明确规定奠定媒体监督司法的基础和依据。 1、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是司法程序公开化的要求。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而社会公众往往忙碌于生活、工作，媒体便自然担负起为公众传递信息、代公众对司法进行监督的职能。因此，从司法审判公开原则分析，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实际上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也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创造了先决条件。 2、公众的知情权和批评权是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的依据。我国宪法尽管没有明确把知情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宪法第4l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可见，我国宪法对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督、批评权的明确规定，是公民知情权的直接依据。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体是公众了解社会公共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反馈的最重要的渠道。反过来，公众的知情权也为大众媒体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3、公民依法享有的表达自由的权利是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的政治基础。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依法享有的表达自由权也就成了公民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公权运作等政治和公共事务进行议论和发表意见的政治基础。 平衡点三：媒体介入司法具有正当合理解释。 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从其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还是西方蒙上眼睛的司法女神上都能充分体现这一点，但是良好的愿望往往并非时时与现实吻合，司法腐败在当今世界也是不争的话题，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都不能幸免。基于此，媒体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成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调控手段。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司法公正。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由于有它的介入，会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对舆论监督的作用等闲视之，再跋扈的当权者也要对媒体监督畏忌三分，不少人“不怕上告，就怕见报”就是明证。 这也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名谚 的体现。媒体监督一方面可以遏制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能够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审判（司法）公开。在与秘密审判和任意出入等黑暗司法制度的斗争中，贝卡利亚最早提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我们讲“要在司法活动中把审判公开落到实处，把案件的决策过程和法庭开庭审理过程都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新闻媒体既是审判公开的重要途径，又是促使审判公开的最佳手段。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权时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媒体的监督广布而宽泛，是促进司法独立的有效手段。 平衡点四：司法与传媒的的信念一致——关注民众的权利。 司法的天然职能在于解决民众间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纠纷，它依照民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保护权利；而传媒的力量则在于一旦它认为有谁侵犯了民众权利，便通过报道与批评迫使侵犯方自动停止侵犯或引发正常的机制将侵犯行为纳入体制性解决轨道。 四、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 在我国，司法追求的公正与媒体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宪法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代表着两种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双方享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但这一本该协调并进的事物却一直处于“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无序状态之中。我们应当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加强双方的约束与规范，从而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 （一）界定媒体介入司法的合理界线。 1、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传媒应当以正面报道司法为主，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二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三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平衡。 2、媒体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媒体自身也要依法行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传播法，但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三大诉讼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需要媒体和每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执行和遵守。传媒在报道和监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对的，其行为底线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法律，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 3、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保持客观公正。即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真实性，即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司法裁判坚持的原则是事实求是，这与新闻媒体对案件报道的真实性是一致的，只要都尊崇这一原则，不会再存在非正当干预的问题。当然，由于新闻报道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与裁判者不同，视角和认识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这都有可能导致报道者与裁判者判断的差异。司法审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特殊性在于案件本身常常涉及专业技术和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新闻对审判过程和结果的评论应当谨慎。尤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最好避免主观评论，以免以舆论代替审判。在审判过程中一般也不宜直接采访审判人员，要求审判人员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意见。对于裁判结果存在学术上的争论时，新闻媒体在报道和评论时不宜以相反的学术观点去指责审判结果，以免把学术上的差异视为裁判上的不公正。在坚持新闻的客观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当事人个人隐私权、企业、个人商业秘密权的维护。现在常常可以见到传媒对案件进行法庭直播的情况。这无疑是一种更直接地公开，但目前的法庭直播主要是一种法制宣传的政治性需要，并不完全是公开审判原则的体现。因为法庭直播与否实际上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世界上除少数国家如美国（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州都允许）外，大多数国家是禁止电视直播的。电视在对审判进行报道时通常只有写生画面，摄影和摄像均是被禁止的。 4、媒体介入司法，应当坚持“三项” 原则。媒体要时刻记住自身的位置与职责，要给自己的角色作准确的定位，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加强媒体监督的自律意识，树立报道中的距离意识，保持足够的冷静，尽可能避免主观评价和下结论。传媒不是 “法官”、裁判员这是不争的事实。切实遵守利益平衡原则，是新闻工作者在行使传媒监督权时必须受到的约束。新闻工作者要多从被监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关注社会主体权益的同时，兼顾国家司法的利益，正确理解传媒监督对促进司法廉洁、司法公正方面的意义，以更高的平衡意识来促进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此外，尊重司法特性是另一重要原则。要明确监督的目的，从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立场出发，监督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应当服从于这个出发点；要在监督过程中把握好界限，对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具体案件，不轻易发表评论意见；坚持报道与评论分开的原则。再是媒体要严格区分报道与评论的界线，不搞夹叙夹议，不做不切合事实和煽情性的评论，以客观真实的报道来展现司法工作的客观、真实。 5、媒体介入司法，应当是善意和建设性的。媒体具有引导功能，因而传媒报道审判活动时要有选择、有分析地进行报道或评论，并应当考虑社会承受能力，考虑社会效果，要尽力化解不良社会情绪，避免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维护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还应当以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自我约束，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具体的监督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要求，考虑到传媒导向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实际上，从辩证的角度看问题，媒体的自律并不是对传媒监督的限制，而是为传媒监督提供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和发展余地。 （二）建立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第一，引导公众对媒体与司法关系作正确认识，为二者的互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作为第三方的公众虽然没有直接介入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但公众是传媒产业蓬勃发展的源泉，是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能否有序共存、良性互动与公众的支持、认同密不可分，与良性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休戚相关。因此，追求和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合理架构，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和大众传媒的事情，而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司法部门与媒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更需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舆论环境和互动体制。 第二，应当进一步增加审判的透明度、公开化与说理性，满足广大公民日益觉醒的知情诉求与参与意识，为舆论监督创造更加有效的条件与途径，使新闻舆论成为促进与保障司法公正的一支更加重要的力量，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司法公正无疑是一切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司法公正的实现却有赖于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与制度。实践证明，在对司法活动的众多监督措施中，新闻媒体借助公众舆论所形成的巨大监督作用是促进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与手段。但在我国，司法过程封闭性过强。这种封闭性不仅体现在应予公开的司法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公开，或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公开程度，更体现于法律虽无明确要求，但依照民主原则应当受到社会检视的司法过程未能向社会公开。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传媒的信息源，限制了传媒对司法的渗透能力。因此，应当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及时、全面、客观、公开的报道，杜绝“暗箱操作”，消除故弄玄虚，把司法的过程与结果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的评说与检验。具体可实施如下措施：（1）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准予媒体采访报道；（2）司法机构通过新闻发言制度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3）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书均应允许媒体机构查阅；（4）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5）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公正，从而真正增强司法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增强司法的权威与尊严。 第三，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拓展媒体监督司法的行为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多元的办报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一切腐败现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而是说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三）充分发挥司法机 关对媒体监督的配合作用。 一是司法机关应当对待媒体监督持宽容态度。 首先，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的监督，不应将司法审判人为的神秘化，形成黑箱和灰色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第7项就明确规定法官有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义务。所谓人民群众监督当然就包括了新闻监督。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媒体监督的积极作用，主动寻求与媒体的配合与互相支持；其次，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的“宽容”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机关作为裁判机构，掌控国家司法大权，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公信力。在与媒体的接触中，司法机关不能以此地位上的优势压制媒体的监督，在正确、善意、合理、合法的监督与被监督的条件下，二者是平等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二是司法机关需要明确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司法机关不能太过严格地苛求报道的真实性，对媒体的一般过失应予宽容。否则，将会使媒体监督成为一种背负风险的行为，进而损伤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的热情。三是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其二是要适当赋予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知情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种作法使媒体的监督失去了接近事实的前提，进而迫使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故而导致容易导致媒体“一边倒”的现象。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其三是司法机关要“主动出击”，发起“宣传功势”利导媒体监督。 《马德里规则》在《附录·实施的策略》中指出：“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媒体事务的规定。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媒体提供信息。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作出合理的规定，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各国司法机关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来实现《马德里规则》的这一规定。这是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主动出击”的最好例证。当前，有的学者提出司法机关应该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走出去”的战略探索，在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搞外宣工作，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现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看，效果是比较好的，对“走出去”的战略在各地各级司法机关已达成共识。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司法机关都十分注重对司法工作人员宣传素质方面的锻炼，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措施不断在加强信息、宣传、调研工作，取得以下明显效果：一是司法机关培养本单位本系统的新闻宣传人员，这对于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占据有利先机，能第一手接触资料和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二是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的报道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与司法工作的主旨更为贴切，能够很好地避免外界媒体监督中出现的报道不失、重“眼球效应”而忽略“证据作用”等不良现象的产生，减少相应的冲突和麻烦；三是司法机关自身加强宣传工作是对促进与媒体合作的有力互动。四是司法机关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对公众而言展示出的是司法机关接受媒体监督的诚意，对促进司法公正具 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四）辅助性规定。 1、强化对媒体工作者专门化、专业化培训机制。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媒体工作者所涉猎的法律领域的媒介工作，承担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需要加强对其在法律专业知识、司法运作过程、审判规定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政策观念，使之摆脱业外感性局限，增强法律理性修养，为私法与媒体相互契合，良性运作而搭建同一起点的平台。 2、建立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司法部门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司法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应依法公开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以供新闻媒体采访人员自由查阅，应当提供司法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情况，以便新闻媒体正确报道，避免因无法接近真相而导致的猎奇和猜测。 3、建立不当监督处罚机制。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12].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但如果报道失误，媒体应承担有关责任。鉴于我国新闻监督责任不明的情况，建议在新闻监督立法时，对新闻媒体滥用自由权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确立制裁性的法律制度以维护法律权威并保障司法公权不受侵害。

司法公正论文篇5

六、关于证据认证我国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对证据认证都有所规定，基本精神是只有经过质证认证而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诉争事实的根据，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笔者注意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根据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将上述相关规定内容表述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这值得议论一番。笔者办理过不少涉外或涉港案件，往往在质证时遇到一些大致相似的情况，即一方外国当事人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书证，另一方当事人证明同一事实也出具了经不同机构公证认证的另外的书证。如果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那就应当认定双方所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都为定案依据，然而这些书证所证明的同一事实却往往在关键之点存在差异，甚至有的是根本相反的内容。那么应当如何处置才更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呢？笔者认为，这里实质上存在一个不同地域法律制度的差异和冲突问题。我国加入世贸后，各国法人、个人到我国从事各种活动将日益增多，由此发生的诉讼案件也必将增多。法院和法官应当尽快熟悉有关外国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包括公证认证制度，以利正确处理上述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公证机构在对书证进行公证时，他们讲究的是当事人的真实签署，至于书证的文字内容是否合法真实，他们是不管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往往规定，书证文字内容如有虚假，由当事人自负法律责任，公证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认证，仅证明公证机构签署人的资格，并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我国使领馆的认证，仅证明外国政府认证机构的真实合法，也不对书证内容起任何证明作用。因此，对于同一事实的证明却出现截然不同内容的经公证认证的书证材料，也就不足为奇了。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不能机械地死扣我国民诉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而应按《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办理，“人民法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七、关于反诉和撤诉我国诉讼法对于原告申请撤诉、被告提出反诉事项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在使用法律文书方面却存在一些规定不周的缺陷。以民事诉讼法规定为例，对于原告申请撤诉，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应使用书面裁定。但对反诉如果予以受理或不予受理，应否使用裁定未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采取在本诉审理过程中当庭口头通知方式，有的则采取书面裁定方式送达当事人。这一问题看似不大，但也确实是涉及程序公开公正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能尽快以司法解释方式，对此有所明确规定。这样能使反诉当事人收到法院的书面裁定后，如不服法院关于反诉不予受理的裁定，还可以依法提出上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诉权。为了实现程序公正，法院在处理撤诉申请时，也应严格按照程序规定办理。还是上述股权纠纷案，2000年3月，原告香港某公司的其他两名股东以该公司名义，依据股东会议决议，向上海某法院提交了盖有公司印章的《撤诉申请书》，要求撤回起诉。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上海某法院本应作出书面裁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但上海某法院不但未作任何裁定，还在后来作出的判决书中，将香港公司两名股东以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错误地认定是被告加拿大某公司以香港某公司名义提出撤诉申请。显而易见，这种做法是直接违反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八、关于简易程序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我国民诉法规定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将有大量的小额债务案件和简单的民事、经济合同案件，会采用这种便捷有效的简易程序审理方式解决纠纷。正因为这种审判方式受到广大百姓和中小企业的欢迎，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给予一定的关注，将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在原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细化，使操作起来更有规范、更有效率。在适用简易程序方面，有些基层法院在严格执行简易程序规定上还存在差距。笔者作为原告人，曾到深圳某区法院出庭。开庭后，只见一名书记员来到法庭，临时宣布本案以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然后就以承办法官的名义审理本案，前后化时间不到 半个钟头就审理结束。其实本案所涉货款金额几十万元，双方的争议也不小，不符合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更何况即使作为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不得自审自记”，深圳某区法院一名书记员就能自审自记，审理案件，显然是严重违反程序法的。相信这类现象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后，一定会完全消失的。综上所述，我国法院和法官要做到程序公正，还需要有个努力过程。但笔者作为一名律师，坚信我国法院和法官一定能够牢固树立程序意识，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原则，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为尽快实现司法公正，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我国民诉法规定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将有大量的小额债务案件和简单的民事、经济合同案件，会采用这种便捷有效的简易程序审理方式解决纠纷。正因为这种审判方式受到广大百姓和中小企业的欢迎，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给予一定的关注，将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在原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细化，使操作起来更有规范、更有效率。在适用简易程序方面，有些基层法院在严格执行简易程序规定上还存在差距。笔者作为原告人，曾到深圳某区法院出庭。开庭后，只见一名书记员来到法庭，临时宣布本案以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然后就以承办法官的名义审理本案，前后化时间不到半个钟头就审理结束。其实本案所涉货款金额几十万元，双方的争议也不小，不符合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更何况即使作为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不得自审自记”，深圳某区法院一名书记员就能自审自记，审理案件，显然是严重违反程序法的。相信这类现象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后，一定会完全消失的。综上所述，我国法院和法官要做到程序公正，还需要有个努力过程。但笔者作为一名律师，坚信我国法院和法官一定能够牢固树立程序意识，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原则，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为尽快实现司法公正，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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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在我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从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经费管理体制以及法院内部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实践,并在改革过程中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 我国宪法对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的规定 从国家权力的配置这一角度来说,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监督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宪法依据;从司法权的价值实现来看,司法独立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和法官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背离公正原则。所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设置的制度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尽管各个国家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有所不同,但在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上则是相同的。 我国十分重视司法公正,早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如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现行宪法对我国的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定,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的设置和原则同西方国家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不能用西方的司法独立来解释中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两个部分,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来行使,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虽然与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但它们属于行政机关的范围,它们的工作性质、组织机构和原则都与司法机关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它们行使的职权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 为了保障司法机关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是: 1独立不是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外,也不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相互制衡,因为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三权分立原则而是国家机关之间实行分工与合作,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均低于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必须遵守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2.司法独立主要是指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原则,可见,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是指宪法和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其它国家机关不能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不受其它机关的意志的支配,只服从法律。 3.我国的司法权不是中央的排它性权力,而是在统一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设置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司法机关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虽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时还要接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所以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司法机关的人事也主要由地方管理。 二、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1.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宪法对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符合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这种体制主要适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观念和权力配置原则,这些观念和原则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造成对法律的作用和功能在认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对法律的社会性和法律原则的科学性重视不够,使得司法制度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确立,现行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和 方式发生了变化,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因此,司法机关的作用显著提高,改革司法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主体和公民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他们对经济利益以及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十分关注,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的法律对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对司法行为来体现,如何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正司法的职能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要求。 宪法确认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强调依法治国,法治原则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根据法治原则,为保障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必须要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其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司法体制真正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司法体制。但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通过发挥司法职能来体现司法正义、维护市场秩序,由于我国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某种不适应性,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不仅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2.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 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必须要根除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并最终促进司法体制的改革。而司法体制的改革涉及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并且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同步性,因此,对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法治原则不仅要求依法治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法律的权威性,即在实际生活中体现法律权威大于个人权威,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适用是法律权威的直接体现,因此,司法体制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方针,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使之与法治原则相符合,有利于发挥其独立司法的职能,又要从体制上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制约。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要求效益优先,而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取得某种协调,我国现阶段的司法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对司法公正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司法体制促进司法公正,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内容。 第三,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借鉴外国司法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司法公正是近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建构司法体制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国在司法机关的设置、司法机关的组成、以及维护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完全可以为其它国家吸收和借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及其运作有许多不利于司法公正、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国情适当吸收外国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 一、 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1.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民法院实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领导,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实行监督。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遇到较大的困难,因此,根据法治原则对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在设立全国最高检察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管辖的范围来设立下级司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组成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 司法机关统一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按行政区域来设置,而是根据司法机关管辖案件的需要来设置,如,在最高法院之下可设立若干上诉法院,然后根据需要设立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与我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并不产生根本 的冲突,原因是:第一,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改变和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规、的决议必须要符合宪法、法律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第二,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政府的权力在宪法上规定为地方性的重大事项,而地方性的重大事项显然并不包括司法权,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授予,并不是一种固有权,中央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地方司法机关的性质上,宪法根据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征,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只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不包括司法机关,这一规定本身即说明保护法制统一是宪法的基本精神。第三,宪法虽然没有规定三权分立与制衡,但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应当相互分工与合作,宪法规定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实行审查,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是根据宪法授予的对案件的管辖权而取得的,因此,司法机关是统一适用国家法律的机关,它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它必须统一服从宪法和法律,而不能受制于地方政府。 2.司法机关经费体制的改革 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因此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各级地方财政负担。这种经费体制一方面造成司法机关内部经费多少不统一,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高低不一,而且是司法机关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由国库统一开支,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 现行司法机关的经费体制往往导致司法机关办案经费不足、司法官员标准工资偏低的现象。由于地区与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上不平衡,富余地区的财政收入高于贫困地区,因此司法机关的经费相对较为充足,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较低,司法机关的经费便难有保障,而司法机关所要解决的案件并不因为经济落后而减少。即使是在财政富裕地区,地方政府领导对司法机关重视的主观程度也影响经费的来源,总的来说,经费的投入大多不能满足司法机关办案的需要。由于经费不足,司法机关便不得不自己筹措经费来购置设备和发放工作人员的福利,有些司法机关便利用管辖案件的权力收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费用,尤其是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分管案件的权力从当事人处获得好处,从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 现行司法机关的经费体制往往导致司法机关“严重地方化”,不符合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由于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只能靠地方财政开支,因此司法机关产生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费控制足以左右司法机关的意志,往往使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而自觉地维护地方的利益。但却是以牺牲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为代价,这种现象如不加以改变则可能造成损害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 3.建立符合国情的法官制 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与完善的法官制是分不开的,由于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案件需要法官经过严格的法律训练,具有专门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其任职和免职条件均十分严格,待遇也相对优厚。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体现法律的正义,因此,在那些法治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法官是正义的象征。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按行政机关的组成方式来组建,其内部亦实行层级制,院长和检察长有任期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院长的提名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的人选,根据检察长的提名决定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组织方式基本相同。法院和检察院的组成人员在待遇方面按照行政级别来决定,院长和检察长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宪法规定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的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相同,且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些规定说明我国司法机关的组成方式还不是完善的法官制。根据外国法制发展的经验,完善的法官制是保障公正司法、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的前提,因此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也迫切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制。第一,各级法院由法官组成,法官由国家元首提名,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批准。最高法院实行大法官制,大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的地位完全平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当制定法律对各级法院法官的人数、法官在法院中的地位作出规定。第二,对法官的任职资格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法官的任职在业务方面的条件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的;或者获得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这样的规定使得法官不需要比一般的法律职业具有更多的法律知识和从事法律实践的经验,因此不利于法官在法律方面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法官职业道德的形成。应当对法官的任职条件增加法律实践年限的规定,提高学历层次。第三,规定法官任期终身,提高法官的待遇。为了保障法官履行职责,法官必须终身任职,法官的免职也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法官的工资不能按行政级别来区分,而应当略高于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主要官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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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冲突

一、引言

司法公正是国家法律法规行使的正式表现形式，在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指引之下，司法公正在社会当中具备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民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的法治理念以及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于司法公正的相关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舆论监督便伴随着广大民众迫切希望引导并督促司法公正性的声音应运而生，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和目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必然存在着对立且统一的关系，本文将就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作出分析与探讨。

二、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舆论监督是在对于司法公正有所要求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一种群众声音，表现了公众对于社会司法现象的一种公开性的群众观点，相对于司法公正而言，舆论监督更倾向于公众情理感受，而抛却法律法规限制，与司法公正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了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会产生负面影响，其表现形式可以归纳如下：首先，虽然舆论监督的媒介与司法公正实施的机构均以实事求是作为评判准则，然而其评判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其中，司法的评判来源取决于较为全面且较为客观的人证或物证，并顺应司法流程而逐步判定，而对于舆论监督的媒介而言，其扩散给大众的资料有可能只是片面的。与此同时，大众的评判声音具有随意、分散、目的不明确、意图不明显等特点，并且具备着十分明显的主观色彩，容易激发群众非理性且偏激的行为，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其次，舆论监督本质上是民众道德呼声的一种集中体现，如果缺乏理性、客观的分析，更缺少司法环境下的程序化、理性化与技术化的运作分析方式，如果仅仅在道德与情感上极力渲染对于某件司法事件的呼声，则必然与司法环境下的结果相违背，导致很多原本公正的司法活动因为背离舆论呼声而遭到诟病。

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相互协调

社会要发展，就要在保守中求进取，在遵循规则与追求变革之间寻求稳定的平衡点。因此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也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让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共进、功能互补的辅助关系。（1）舆论监督应当尊重司法特性。保持两种不同价值判定体系的和谐共处，其重要手段是首先要创建一个和谐健康的氛围，对于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而言，我们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能够尊重司法特性的舆论监督环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加强舆论媒体机构加强其行业道德以及法律修养，同时也要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创造一个具有良性循环的言论空间；同时，舆论监督媒体应该重点报道案件的进展流程，司法部门也应当加大案件审理的公开度与透明度，在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将案件的审理与评判过程通过舆论媒体客观、公正地展现在大众面前，防止因为审判过程不明亮而造成大众误解，形成负面的社会舆论。（2）建立健全舆论媒体行业管理。切实发挥政府及行业协会对于舆论媒体的监管作用，规范舆论媒体的监督活动，提高舆论媒体队伍的行业素养并规范其道德准则，对于新闻人员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防止舆论监督媒体受利益驱使而扩散非客观公正的言论，误导大众。（3）提高司法审判程序的透明度。通过舆论监督媒体让广大民众看到真实且客观的案件审理过程，能够在极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客观情绪，避免盲目的批判与质疑情绪产生。同时，在司法公正与民众价值取向产生分歧的时候，需要司法工作者及时客观的透过媒体与民众进行有效地交流，缓解民众的激动情绪，防止大规模群体性抗议事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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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公信力 裁判文书 证据

一、司法公信力与裁判文书的内涵

所谓公信力，按照一般理解，“公”指社会公众，“信”指信用、信任，“力”指一种由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威态势。 而司法公信力是以司法信用为前提，以司法信任为结果，具体表现为司法权的正当性、公平性和权威性为社会公众所接收的一种心理状态。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书面结论，是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后的成果，也是当事人从法院讨得的“说法”。

司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争端，恢复正义。在法治国家中，司法被认为是救治社会冲突最终、最彻底的方式。公众只有相信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公正高效的裁判并自愿服从裁判结果，争端才能平息，社会秩序才能维持。正如所说的，“要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的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系统的内部原因，诸如法官业务水平和法院裁判文书质量问题等，也有外部因素，诸如新闻媒体的不当宣传、社会矛盾政治化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升司法公信力诚如人要提升自身品质获取他人尊重首先要从改正自身不足为出发点一样，司法工作者在纠结的同时更应该反躬自省，从自身不足之处，从公众不满之处改进。

当前，在阳光司法的背景下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就是要求法院将裁判文书在当事人双方签收的同时，也让社会公众有所获息。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不但体现承办法官的思维方式与理论素养，而且还要承载着司法的公平与公正。尽管法院现在有严格的内部评查、考核机制，但裁判文书还是经常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论理不充分、适用法律不当等引起当事人的上访、媒体的负面宣传，而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国家司法的权威，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因此注重、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已成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二、裁判文书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一）裁判文书是获取司法公信力的载体

“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就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文书。” 裁判文书具有吸附、挥发纷争，执行、阐释法律的作用，是确定和分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惟一凭证。生效的裁判具有终局性，其意义重大。它既是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的依据，也是赢取社会公众信赖与尊重的载体。

（二）裁判文书是司法公信力最好的注释与说明

“裁判文书是法官责任、水平与良知的宣示。” 法官审理案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判文书的质量。“裁判文书是法院、法官代表国家对诉讼争议的看法，是给当事人一个说法和交代。要使当事人以信服的心态接受、认可并执行裁判结论，使司法公信力得以昭示和强化，就必须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从裁判文书中认识裁判结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纸小小的裁判文书，不仅承载着正确解释法律、宣示正义、平定冲突的重要功能，也承载着向社会大众进行教育、引导与规范的功能，它能够让社会公众得到实实在的的法律启蒙和教育的同时，也会在他们心中播下信任司法的种子。

（三）裁判文书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良好途径

司法权的本质是裁判权，法官的工作核心是明辨是非，裁判纠纷，而这项工作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就是裁判文书。尽管一时间裁判文书的重要性随着调解书的大热被司法改革者渐渐“遗忘”，但裁判文书并未就此移出公众视线，相反诸如彭宇案等多次影响巨大的司法公共事件就是起源于法院的裁判文书。客观地说，裁判文书在公众视野中的频频失误极大影响了司法机关公正的形象，阻碍了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三、我国法院现实裁判文书存在的弊端

（一）文书制作不统一、不规范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为行使宪法赋予的审判权而作出的，它应当体现的是国家审判机关的尊严与权威，这是裁判文书必备的庄重得体的美。由于各地法院受办公设备或文印人员水平限制，有的法院裁判文书制作比较粗糙，包括排版、打印等方面。由于外观处理方面的粗枝大叶、不修边幅及不统一性，使得法院的尊严感、权威性大打折扣，从视觉上冲击了司法公信力。

（二）文字上犯有低级错误

近年来，裁判文书中将当事人名字写错、性别写错、法院名称写错及错别字横行等出错现象比比皆是。“舆论对此大加挞伐，在众口一辞中，几乎成了目前法院司法能力不强、司法水平不高乃至司法不公的标志”。 诸如：本来是某某市人民法院，你却写成“某某市人民“币”法院；本来是父女关系，你却写成“夫妻”关系；本来叫高科公司，你却写成高科“技”公司。试想：“一份判决书居然有43处瑕疵” 你还能说你作出的裁判文书具有司法公信力吗？

（三）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缺乏充分论证

一是裁判文书对证据采信论证分析甚少。通常以“本案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某某证据足以证明某某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来结局，或直接“对某某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至于为什么却没有说清楚，让人感到“云里雾里”。

二是裁判文书的事实认定方法运用不规范。事实认定除依证据外，还有可能运用到经验法则、逻辑推理，但因为涉及到法官的主观自由裁量权，而没有特定标准，法官的过于随意而引发争论。因此，一些媒体和社会众以自己的经验法则认为法官所运用的常理与社会提倡的道德相冲突，人为地制造矛盾和对立面。

三是裁判文书缺乏逻辑性，造成事实认定与证据分析发生断裂，无法找到相应的支撑点。其中事实部分过于平铺直叙，逻辑联系性不强、事实认定部分与证据采信部分脱节等现象。

四是裁判文书说理不明或说“歪理”。说理是裁判文书的灵魂，是整个裁判文书的精华，案件争议什么问题，法院要解决什么问题，将如何判决，为何如此判决，都体现在这一部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否充分，判决的理由是否论述得好，是一份裁判文书成功与否的关键。 说理不明，可以归结为法官的理论水平不高，那么说“歪理”呢？诸如某一份裁判文书，一位老人以敬老院为被告，以院内地滑导致摔伤要求赔偿为由提起诉讼，被告以原告年高体差站立不稳坐地摔伤，法官在裁判文书上称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摔伤是因被告院内地滑所致，而后话锋一转，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被告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理应承担70%责任。此后，原告在多次上访中提出：“法院说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我就不明白了，我怎么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裁判文书中的如此“霸道野蛮”的态度，如何让当事人心平气和地接受裁判结果，又如何让社会公众相信审判结果的公正？

四、裁判文书公开的价值、意义、范围

裁判文书是法院审判活动的最终产品，能够展现司法运用的正确与否，它既要完整反映当事人主张、举证和质证情况，也要全面阐述裁判结果形成的法律依据、事实证据和推理情况。一份好的裁判文书就是人民法院裁判正当性的最好说明。

裁判文书公开具有三大价值：

第一，裁判文书公开具有正确引导司法行为及社会公众行为的价值。同案同判、司法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始终追求的目标。特别是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既方便了各地法院处理案件时能够及时查阅类似案件，并有效参照，防止同类案件判决结果相距太远。同时，还能够让社会公众更直观的了解哪些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哪些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治，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更为具象的预期。

第二，裁判文书公开具有能够有效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价值。司法裁判作为一种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对法官的专业知识、司法经验和职业品德都有较高要求。一份好的裁判文书，可以全面展现法官的法律素养、文字水平和价值取向，它是法官职业化水平的最好标尺，也是司法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第三，裁判文书公开具有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的价值。通过这种满足，有利于维护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法律的威严。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裁判文书公开在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和警示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同时，还可以澄清社会上流传的种种不实信息，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司法文书公开，特别是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看似司法透明的一小步，但在中国司法发展进程中，却是不折不扣的一大步，具有极其现实意义。

首先，裁判文书公开可以让司法裁判更直接地接受公众监督，有效防止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通过裁判文书公开，可以克服社会公众对裁判产生“神秘感”，知晓是否出现“人情案”、“关系案”等，促进了司法的公信力和公共监督效应。

其次，裁判文书公开是一次公开化的法制教育，有利于提高社会法治程度。通过公开形式，公众可以直接浏览，看看违法者为什么违法，为什么会受到某种判决，在关注案情的同时，也能够提高个人的法律素养。司法的公开不仅仅为了监督，同时还是社会众对法律生活的积极参与。

再次，裁判文书公开可以迫使法官自觉地履行责任，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为赢得公信打造坚实的基石。裁判文书的制作主体是审理案件的法官，因此裁判文书的质量直观反映出法官的法律素养、业务技能、职业道德水平等问题。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裁判结果的信服程度及其对裁判文书内容的评价，也是对法官个人能力的评价。

裁判文书公开，不是无止境而是有限度的，在裁判文书公开的过程中，要做到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对于一些社会影响较大、公众较为关注、涉及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隐私的案件，要加以引导和限制，避免侵犯隐私、扰乱其平静的生活。

司法公正论文篇9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近年来，司法改革是个热点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司法独立更是备受关注。本人认为，尽管司法独立议题较多，方案也很多，但理论界的呼声并未在实务届产生多大的影响。颇受争议的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独立，进而影响到了司法公正，包括正面与负面。下面本人就“许霆案”与“平顶山天价逃费案”引起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问题，试做浅论。

2010年年底，河南农民时建锋被指控伪造军牌骗免368万多元高速通行费，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处其无期徒刑，引发舆论大哗。随后，平顶山中院启动再审程序，河南省高院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有关人士曾多次公开提及此案是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对再审开庭进行现场直播，体现了司法工作和舆论监督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前几年发生的“许霆案”我们又可以看到，许霆的刑期，从无期到5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历一审，重审程序，完成了两者之间距离的跨越。同样的事实与证据，同一案件，同一法院，一审与重审的结果可谓大相径庭。一种观点以百姓的声音为主，他们认为，许霆刑期的变化，是媒体监督对司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种观点以法学家为主，他们以捍卫司法的独立性为己任，认为媒体干预了司法了，左右了法官的审判，导致了司法的不公正。本人认为，在这一期间，媒体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正当性，又不免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我们司法独立的路途还很遥远。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且，我国司法机关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开明。2009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法院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确立或肯定了司法报道、评论乃至一般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的基本标准，在观念和制度上都体现了一种进步。

另外，舆论监督在扩大办案效果，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司法人员的廉洁自律，文明办案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媒体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下，司法机关会在每个案件上更加慎重，以引人注目的湖北邓玉娇案为例，正是由于广大媒体及无数网民的持续关注，我们才看到正义的曙光。如果没有媒体对这一个案的监督，“主人公”邓玉娇面临的可能就是另一番不同的境遇。因此，舆论监督确实是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强大的助推器。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妨碍。

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舆论可以扭曲司法，使其改变程序，偏离合法的轨道。如杭州“胡斌案”，胡斌闹市飙车酿成血案的行为引起网民极大公愤，早在法院判决前，舆论已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对其了作了宣判，以至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出来时，网络舆论再次掀起大波，抨击法院量刑过轻、罪名不当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无疑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很多案件的当事人，为了使案件得到更快，更准确的处理，防止暗箱操作，往往会借助媒体舆论去造势，特别是网络。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借助舆论使案件得到关注重视并迅速成功解决的屡见不鲜。一旦新闻媒体介入司法，势必对执法者造成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到法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

三、舆论监督妨碍司法公正的原因。

首先，现实中司法的不独立。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法院、检察院的级别要低于同级政府，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都是由地方政府供给的。这就注定了司法受制于行政的命运，而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体无不隶属于各级政府，这种与权力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新闻机构很难真正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代表公意对国家和社会生活进行客观公允的监督。某些新闻媒体往往以某一级政府的“喉舌”身份出现，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着该级政府的意见和看法。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很容易被扭曲，新闻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股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以舆论的压力来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对于某一案件，新闻媒体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处理之前，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定罪和量刑，便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媒体舆论对独立审判的影响进行冷静的反思。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最好在现场报道，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的本质特征则是滞后的、被动的，是在对既存的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对过去所发生事实的一种法律上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程序性、极高的确定性与权威性，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变更。有的媒体对尚在侦查、或审理的案件抢先作出定性报道，或发表有明显倾向性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的疑虑甚至谴责。

另外，司法人员与媒体记者素质高低不同。毋庸讳言，当前无论司法人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在政治素质、职业操守、法律知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司法人员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不强。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某些司法人员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

四、协调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实际也表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两者的关系，不仅仅是各自为政或者非此即彼，而是共同推进法治进程不可或缺且相互支撑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使新闻监督法治化。

首先，维护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坚持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从客观的角度，以还原事实真相的方式来进行报道，仅对事实上的客观性的事件本身经过进行描述，对其是非曲直不进行任何评判。

其次，要完善相关制度。对立法者而言，由于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逐渐形成，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是顺应社会发展状况、适应国际评价的当务之急。对执法者来说，要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理念和作风。对公众和媒体来说，要在强化监督意识的同时，注意行使舆论监督权也要受到限制。

再次，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除了新闻立法，还应从外部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活动的监督和制约。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监管，实现对网络舆论的动态实时监控和对现实媒体报道的定期抽查体系，通过“他律”方式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

（二）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排除立法、行政对司法的干扰，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我国的司法独立也正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司法独立运作行政化，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干预司法现象严重。同时我国的司法独立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完善司法独立，使司法独立真正的远离立法与行政的干涉，才能使公众更加信任司法，更加相信司法的公正性，从而保持司法的权威，减轻舆论对司法独立不利的一面，保证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干扰较小到最少的地步。

（三）提高全民素质，尤其是记者的法律意识舆论是大众立场的评论，因此公民的素质，尤其是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以何种方式来宣泄其对于当前事件的看法。因此加大法务宣传，提高全民的法律知识，扩大司法独立的民意基础，清晰司法独立的专业要求是完全应该实行的一种方式。

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新闻舆论监督干扰司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专门负责法制新闻的记者都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有时记者为了追逐新闻不顾司法活动的规律，或者单纯以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这些都可能引导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最终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是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重要的措施之一。只有新闻工作者有了专业的法学知识，才能了解司法的规律与程序，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四）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

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来说，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制度用来规制舆论监

督，因而适当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比方说，1994年8月，国际法学家协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研讨了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系统规范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并最终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准则对审前程序、庭审过程、审判后各个阶段媒体介入司法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总的来看，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在博弈的过程中，规范其行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需要遵循司法规律，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完善的预防、惩罚制度，并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性，建立相应的预防性和惩罚性制度，注意媒体监督介入司法的时间、方式，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对不良后果的救济。

参考文献。

[1]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2.

[2]谭世贵。司法独立问题研究[m].律出版社，2004,3.

[3]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法公正与权利保障[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

[4]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鲜鹏。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监督形态探析[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06）。

司法公正论文篇10

一、舆论易于介入司法的原因

社会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舆论形成后，便会向有关方面施以影响，以实现民意的倾向与要求，因此“社会舆论具有实践意向和诉诸行为的冲动” 。在当代中国，民意酝酿发酵形成社会舆论，干涉司法独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现象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

（一）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和复杂利益诉求。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调整，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打破重组，各种社会矛盾激烈凸显。经济发展的同时，外部思想文化浪潮汹涌而至，强烈冲击传统价值观所主导的思想意识格局，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并行的复杂局面，也逐步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在矛盾凸显、价值观多元而民众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各阶层产生了复杂的利益诉求，但利益平衡机制的建设却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我国大陆法体系特点又决定了立法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反应迟缓，社会矛盾只能更多地寻求司法作为最终解决途径。与此同时，我国法制建设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司法腐败、行政过度干预等自身问题还未得到根治，司法在直面复杂社会利益冲突时，稍有举措失当便会陷入舆论的质疑和诘难之中。

（二）传统封建政治法律哲学的影响。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体系完整的封建政治法律哲学，其核心价值即为民本思想。历代统治者都将“君权神授”作为统治的合法性来源，而将舆论认同视作政权根基。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官员缺乏专门的司法训练，审案定谳的理论和经验则几乎全部来源于对乡土人情的体验和道德传统的把握，最后才是对律令的理解，民众将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更多寄托于官员的个人操守而非司法职业素养，并以舆论的方式形成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带着浓郁浪漫乡土气息的我国古代司法模式，充满着朴素的自然法人本关怀，却因易受风评、清议规制而间接“培育”了民众以“聚众”方式对抗强权、寻求公平的诉讼习惯 ，成为深刻影响当前我国舆论与司法关系的历史文化渊源。

（三）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网民生活全面“网络化” 。从社区论坛、聊天室、博客，到最新的微博、朋友圈，品类繁多的网络应用在为民众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也为大家自由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和广阔的空间。相较于传统媒体营造的舆论环境，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民众对司法议题的关注容易形成持续、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格局，产生一股强大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力量 ，对现有制度和秩序产生直接影响。当话题涉及司法公正时，任何违背传统观念、与民众感性认识不一致的司法举措，都会引发民众的强烈质疑，而互联网提供的表达渠道，使民意更易形成强大舆论，产生不同以往的社会与政治效应。这种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往往迫使司法做出妥协于民意的回应，从而更一步激发舆论干涉司法的热情。

二、涉诉舆论与司法公正的相互关系

涉诉舆论是干涉司法独立、妨害司法公正，还是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促进了我国司法公正的发展，目前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涉诉舆论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分析，应建立在对涉诉舆论及我国司法体制的认知和社会发展现状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

（一）涉诉舆论的特点决定了其不适于直接干涉司法独立来影响司法公正。

涉诉舆论是对司法公正做出的感性评价和倾向性情感表达，反映了大众化的思维方式，而司法程序是一种严谨的裁判活动，严格遵循理性原则，当涉诉舆论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时，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涉诉舆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民众针对案件发表一般性评论意见没有“把关人”，也不需要承担严格责任，这使得舆论主体多在感性基础上做出判断，缺乏理性思考，有较大随意性。而在民意汇聚过程中，较偏激的观点更具感染性和传播力，这也使得涉诉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增加。

其次，涉诉舆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情绪化特点。从近些年发生的李启铭、胡斌、药加鑫等民意强势介入司法的案件来看，涉诉舆论一般由群众的朴素义愤所激发。民众对被告人的谴责充满着个人情绪的宣泄，而被告人及家属试图逃避、减轻法律制裁的努力会更容易激起民众的道义怒火，导致民意将司法视作满足其道德愿望的工具，使得涉诉舆论情绪化倾向更为明显。

最后，涉诉舆论还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普通民众一般无法掌握事件完整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零碎、片面甚至失真的信息来构建对案件的认识，因此，民意容易受到各种不同声音的影响而波动变化。

相比舆论的非理性、情绪化和不稳定特点，我国司法体制设计了严谨的诉讼程序、审级制度和审判监督机制来确保司法公正。我们应珍视司法维持社会公正的价值，防止舆论过于介入具体司法程序，对司法公正形成干扰和侵蚀。

（二）司法的政治性和我国法治现状决定了司法公正不能忽视舆论诉求。

鲜明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是我国司法的显著特点。从我国司法的政治性特点来看，司法工作不仅仅具有定纷止争的基本职能，还肩负着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当前，涉诉舆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满，司法要履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治责任，就不可能忽视涉诉舆论背后所体现的民众呼声。在我国现实法治环境下，法官在办理涉诉舆论广泛关注案件时，不管他有没有自觉的政治考量，有没有受到上级行政力量的指示，在做出最终审理决定前，都必然会有一系列的政治性判断。司法过程中对民意的政治性判断，并非是对法条主义和罪刑法定的违背，相反，以实用主义态度，充分利用涉诉舆论包含的理性信息，借助整体司法制度 ，实现司法公正的社会效果，在当前我国法治现实下恰恰是司法智慧的体现。

（三）涉诉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应到位而不可越位。

从涉诉舆论的特点来看，我们应该避免舆论干扰司法独立，妨害司法公正。就具体案件而言，司法工作人员通过严格质证、认证的证据材料，经过严谨的逻辑推理来还原案件事实，而民众对案件的了解远不如司法工作人员客观准确。案件从立案到最终审结，整个办理程序都由严谨缜密的诉讼法律程序加以规范，并受到司法体制内部防错纠错机制的监督与制约。

就我国司法肩负的社会政治责任而言，吸纳舆论以监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能够更好发挥司法化解纠纷、促进和谐的功能，实现司法的社会政治效应。

三、协调涉诉舆论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几点思考

（一）坚持推进社会改革，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完善民意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

涉诉舆论所表达的，其实是对结构性社会问题的不满。因此，要解决涉诉舆论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最根本的是坚定推进各项改革，建立有效运行的利益平衡机制，改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对高收入群体实行严格合理的收入调控，提高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力度，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在各层面、各领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公民更有序有效地表达合理诉求。坚持发挥司法的社会调整功能，同时避免过于拔高司法社会效应，以免弱化司法业务职能、浪费司法资源。探索民意舆论与司法公正在社会生活中的适格位置，使两者各行其道，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二）发挥其他组织化解纠纷的职能，将司法后置于社会矛盾解决体系。

涉诉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之所以容易成为社会焦点，还在于司法途径被前置于整个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前端，让司法机关直接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化解涉诉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团体、非诉组织、民间自治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消费者协会、劳动仲裁机构等）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由这些组织将文化、道德、伦理诸方面的冲突在司法程序启动前进行梳理和裁断。这既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智慧，也可以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局面，让司法作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关，集中精力处理专业法律问题。通过在司法与舆论之间构建缓冲地带，不仅可以缓解舆论与司法的紧张关系，也能够增强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三）强化司法自身建设，树立法律刚性，维护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