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范文10篇

司法公正范文篇1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

（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

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

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

（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

（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

（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

（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

（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

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

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

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

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

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司法公正范文篇2

公正与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司法公正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实体公正，即各项司法活动使各方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其二，程序公正，是指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对待及主张权利的机会是公正的。关于两者关系的观点，主要包括:1、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统一于司法公正的全过程，二者相辅相成;2、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相互区别的价值标准，二者之间是即联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关于怎样取舍，笔者认为，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而司法领域的最终目标则是实体公正。一味的追求程序公是不正确的，一味追求程序而忽视实体，极易导致个案的不公正，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与利益，损害法律的权威。

二、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2014年，在公正司法方面，宣告无罪778人，再审改判1317件，国家赔偿案件2708件。其中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依法对呼格吉勒图一案进行再审，改判其为无罪。然而纠正冤假错案也是需要勇气的，近年来一些冤假错案的纠正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实现公正司法的勇气与决心。笔者将顺应潮流，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寻求一些有效的途径。

(一)树立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司法理念

要坚持司法为民，公平正义理念，司法为民一直都是司法工作者的根本宗旨，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正义，使正义从过去抽象的、笼统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正义，是每一位老百姓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正义。二是在特定的案件中使人们够感受到具体的正义。只有尽力满足人民要求的司法制度，才是为人民所接受的，进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之所以要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是因为司法工作的价值追求即是实现公平正义。

(二)加强正当程序在司法活动中的贯彻执行

司法公正是制度激励和道德支配的完美结合体。司法公正既要加强制度建设，也要强化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而正当程序既能做到制度激励又能形成道德支配。在制度激励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程序的正当性直接体现出程序的公正性。程序公正是由正当程序直接体现的。其次，正当程序能够更加有效的查清事实以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的司法程序决定着正确事实的认定，而正确的认定事实又是作出公正裁决的前提。最后，法律的正确适用是正当程序的体现。只有正确理解法律、解释法律，然后将其正确适用于个案，才有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在道德支配方面，正当程序有利于法官道德良知的滋养并且使司法良知得到充分发挥。正当程序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要想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正当程序这个层面上必须有所作为。

(三)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

司法公正范文篇3

一、问题之提出

关于司法公正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司法公正的内在机理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措施,间或提到公正司法,但少有人论及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两者之间的差别和逻辑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两者是被混同抑或等同使用的,对二者进行区分并不是搞文字游戏。笔者认为,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之间无论是从词义还是从二者所处的价值层面以及实现方式和制约因素等方面来看都是有差别的。而公正司法在我国当前形势下较之司法公正具有更优先的价值。本文通过对两者的分析,认为公正司法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阶梯,是司法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因此司法公正应该是法官首要和唯一追求的价值目标,忽视公正司法而去追求司法公正无异于缘木求鱼。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本文的写作便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二、公正司法与司法公正之词义辨析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众多的论述司法公正的文章和专著中,论及司法公正与公正司法之间关系的很少。有学者认为:/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正与正义的原则。0[1]有的学者虽论述的是公正司法,但其实是指司法公正,如有学者指出:/公正司法,,是指在司法过程中,通过司法人员及其行为而实现的当事者之间的合理关系,,公正司法的实现,依靠,,第一,诉讼程序公正。第二,实体上的公正。第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四,监督职能的兑现。0[2]有学者着重从公正司法与法官队伍建设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法官是审判权的行使着,被誉为公正的化身。司法实践中法官地位和素质偏低以及监督不力的状况影响着公正司法的实现,必须确立法官独立的宪政地位,科学监督法官行为,强化法官素质,有效地推进法官队伍建设,真正建立一只素质高、业务精、责任感强的跨世纪的法官队伍,为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保证。[3]董皋博士对于公正司法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论述:/公正司法?还是司法公正?这两个概念具有同一性吗?很多情况下人们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视为同一,其实不然。司法公正是说公正是司法这一过程或行为的结果,公正司法则是说公正的标准或曰目标是司法这一过程或行为。所以,公正司法是程序论,司法公正是结果论,前者强调程序和过程公正,后者重在实体或结果公正。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及其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0[4]笔者基本赞同以上观点,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应加以区分,但是关于词义辨析和两者关系的论述还有待深化,并应进一步认清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语言学上来讲,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都是合成词(也称为短语),/就是词和词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0[5]。根据短语内部词和词的结构关系,短语可分为12类,其中包括状中短语和主谓短语。/状中短语,由状语和中心语组成,后一部分是中心语,由动词或形容词充当;前一部分是状语,对中心语起修饰作用,状语和中心语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状语和中心语有的直接组合,有的用-地.连接。0[5:188]公正司法是状中短语,其中司法一词是动词,指法官审判案件的行为和过程;公正一词是副词,用来修饰/司法0,强调司法这一行为和动态过程的公正。公正司法也可叫做公正地司法,指法官以公正的形象和公正无偏私之心进行司法。司法公正是主谓短语。所谓主谓短语是指/由主语和谓语两部分构成,主语是谓语陈述的对象,谓语是对主语加以陈述,两部分是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0[5:188]谓语表明主语的状态和符合的标准。司法公正中的司法一词是名词充当主语,指案件的审判结果或实体,公正是对这一结果或实体的状态和程度的评价和陈述,即案件审判结果是公正的,是符合公正的标准的。通过以上的语言学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正司法指司法过程和行为的公正,即以公正的精神来进行司法活动,是对司法过程的评价;司法公正指结果和实体的公正,即司法的结果或产品是符合公正标准的,是对司法结果的评价。进一步揭示公正司法与司法公正的含义首先要解读公正。什么是公正?公正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凡是有人群且存在利益分配的地方就有公正问题发生,公正于是成为一个永恒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法理学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乃至同一时代、同一文化圈内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公正概念和理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之形状,并具极不相同的面貌。0[6]公正的本质属性/是指人们之间权利或利益的合理分配关系,如果人们之间的权利或利益的分配)))分配过程、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是合理的,则称之为公正;反之,则称之为不公正。也就是说,公正是指人们之间分配关系上的合理状态。0[7]公正是一种合理状态,其进入到以法官为主体的裁判纠纷的司法领域,则构成司法公正,而司法上的公正只能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当事人基于诉讼所形成的实体权利义务和程序权利义务进行合理/分配0,旨在补救当事人因纠纷产生的利益损失,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回到从前状态,恢复本来固有的公正价值。

从司法意义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公正的内在属性:其一,公正强调社会正义和形式正义;其二,公正的核心是无私、中立;其三,公正侧重法官在对待当事人和使用法律时的具有不偏不倚、公而无私的品质。[8]笔者认为,公正不仅是一个客观的概念,更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在司法程序的运作过程中,尽管客观上的结果是公正的,但是如果这种公正没有被公正的评判者意识到,那也充其量只是实现了公正的一半。反过来,如果客观的公正有所缺失或不尽理想,但是如果主观上的公正(感觉受到了公正的对待)获得了满足,那也是可以称之为是公正的了。因为公正本来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主观上的公正感觉将客观上的不公正给掩盖起来了,公正的目的性已经达到,所以说它是公正的。司法作为法律运行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实践环节,以实现正义为根本价值,司法公正成为司法首要追求的目标。何谓司法公正?目前尚无定论,中外学者在不同的制度、不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结论,见仁见智。目前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从人的理性出发的观点认为,在司法过程中,对公正的追求应高于对法律的规范的遵守;其二,从自然正义的角度出发的正当程序的观点,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其三,从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的角度来谈论司法公正。认为实际上的公平,也就是使司法结果符合客观实际,达到真实正确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对司法公正中的/公正0进行理解时,需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即公正包括主观态度方面的公道正直和客观结果方面的公平正义两重含义。并把司法公正定义为国家司法机关在运用特定职权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以公道正直的态度对待案件参与各方(即坚持法官形象公正),严格遵循和依照法定程序(即坚持程序公正),公平正确地确认和分配具体权利和义务(即客观实体公正),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正义效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即客观历史公正)。[9]有学者认为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10]另有学者认为,从抽象意义上讲,司法公正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0[11]以上观点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给司法公正赋予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各有各的缺陷,不能全面概括司法公正的含义。笔者认为,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和案件的处理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公正无私的法官严格遵守诉讼程序,公平对待各方当事人,在准确认定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正确适用实体法,作出的裁判符合社会正义标准,实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目的。一般认为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司法公正还包括法官的形象公正。[9]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不能完全表现司法公正的内涵,形象公正应成为司法公正的一项独立的内容。形象公正有其独立的内容和重要的价值。正如西方的著名法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从程序的角度讲,司法公正是诉讼程序设计公正和程序规则选择运用的公正。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法官形象公正和实体公正三个要素,三者缺一不可,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公正司法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公正司法是指司法过程中通过司法人员及其行为而实现的当事者之间的合理关系0,实际上指的是司法的公正结果而不是公正的司法过程。笔者认为公正司法是指司法主体在依法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以公正无偏的形象为载体,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以人权保障为指向,以公平正直的态度对待案件参与各方,严格遵循和依照法定程序,公平正确地确认和分配具体权利义务的司法过程或行为。公正司法主要体现主体的主观方面即法官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以公正无偏私之心公平对待案件各方当事人,严格依法定程序,正确选择、适用实体法于具体个案中的心理态度,坚持法官形象公正和程序公正。古语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0,/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0。意思是说好的法律制度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执法之人。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说,/一名法官要想得到公正,他最好让争诉双方保持平衡而不要介入争论,假如他超越此限,就等于是自卸法官责任改演律师角色。0[12]公正司法的实质是法官以公正的形象和优秀的品格严格遵照程序审理并裁决案件的活动或过程。公正司法的目的是通过法官公正的形象和公正地运用诉讼程序导出一个让案件当事人和其他社会公众体验为公平正义的结果,实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目的。其中,法官公正的司法形象更应得到彰显。因为,法官的形象公正在法官公正司法过程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公正的司法形象是公正司法的核心。法官的公正形象由司法礼仪、庭审中的言谈举止、修养学识以及司法文书的写作水平等要素构成。但是,法官的形象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对此,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的人们有不同的答案。在我国,提到公正无私的法官,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铁面无私0的包公。在京剧中,包公的形象脸谱化为黑脸上有一个白色的月牙图案(在额头)。/黑0在京剧脸谱中代表/忠0和/铁面无私0,体现为刚正不阿、公正无私、不惧权贵不压平民的高风亮节。白色的/月牙0图案一种说法是代表包公额头上有一只/天眼0或/阴阳眼0,即白天审阳间不平事,夜里审阴间的不平事,如京剧5探阴山6中包公为查明疑案不顾个人安危下阴曹寻找冤魂柳金蝉。从古到今中国人形成了很深的/清官情结0,在戏剧和影视作品中着力打造清官形象,并把某些历史上的清官神话,希望自己的冤情因遇到清官而得以雪洗。

这当然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善良愿望,但从另一个侧面却折射出中国司法的腐败和百姓的无奈,只能在对清官的无限期盼中聊以自慰。在法治化的当今世界,狂树清官形象的影视作品仍然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出几个/包青天0、/海青天0来实现司法公正,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吗?在美国,人们习惯于把法官的终极形象简化为一个蒙着眼睛的正义女神:她右手执一把宝剑,左手持着天平。她之所以蒙着眼睛,是为了表明法官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左手中的天平代表像天平一样保持当事人之间的平衡,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就是/平之如水0;右手中的宝剑象征着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威。[13]虽然古今中外对于法官公正形象的标准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法官都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优秀品格。笔者认为,立足于现代的司法理念,我国的公正司法应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1法官的独立审判。法官独立不仅是作为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精神。法官应当以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向社会、当事人表现出一种独立性,以独立的精神反对和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对于司法的干预,将人类的正义观、公平观化为司法的实际过程。21法官中立。中立是获得当事人信任的根据,也是法官作出公正裁判的灵魂。法官在诉讼中只有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对待诉讼各方当事人,诉讼各方才确信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从而才有可能相信通过这种诉讼程序所形成的判决结果是公正的。法官必须十分重视自己在审判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可能一个很小的动作如和一方当事人或其律师在开庭前表现得很亲热的握手、打招呼等,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法官偏离了中立的坐标,都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怀疑,而且这一怀疑是合理的怀疑。即使这个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做到了公正无私,结果是公正的,但是在当事人的心里会产生不公正的感觉和评价,实际上失掉了公正性。因此作为法官,应当在任何一点上,都确保其行为不会有让当事人产生不公正的怀疑的任何时机。31法官应当表现出较高的学识和能力。从心理上讲人们总是习惯于接受德高望重、富有才智者的论断。因此,法官应当表现出较高的学识和能力。笔者主张应建立法官精英制,法官应当由品质良好、值得信赖、富有智慧的社会精英组成。41法官应当表现出庄重和威严。法官应当通过良好的仪表、文明的举止和各种司法礼仪来体现庄重和威严,法官应当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混迹于街头巷尾。我国实行的多项司法改革措施其实就体现了这一点。如法官袍、法槌的使用等,给人一种法官的威严感。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法官穿着以前的制服,戴着大盖帽,在菜市场和小贩讨价还价的形象,怎么都和法官的形象对不上号。51法官应当表现出高尚的品格。法官应当表现出诚恳、忍耐、廉洁、自信、果断、有礼貌、富有同情心等优良品性。法官应当严格自律,谨慎出入社交场合,谨慎交友,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法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在处理个人事务时要避免有意披露自己的身份,以免给公众造成不公正或不廉洁的形象。常言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当前司法腐败日趋严重,向法官行贿的现象有增无减,行贿手段花样翻新的情况下,法官严格自律,表现出正义凛然的形象,妄图行贿的当事人和某些律师就会望而却步,也给法官自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诱惑,有利于维护公正司法的根基,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范文篇4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现代宪政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好运作总是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在我国,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0,义不容辞地担负了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的任务;另一方面,司法决策者为改善司法在公众中的形象,提高自己的社会公信度,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司法透明度,对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各种社会监督持开放欢迎态度。因此,如何处理好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形成推动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合力,是当前亟待研究与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恒久性问题。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实现社会正义,这是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统一的基础。同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又具有冲突性,司法公正对媒体的监督具有排斥性,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具有侵犯性。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统一性

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媒体报道与监督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遵循如下一些原则:一是真实性。真实是新闻报道赖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新闻报道的每个事实都必须是真实的。二是准确性。要求报道和监督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必须准确,所引用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必须准确。三是客观性。要求报道对所反映的事实在整体概括、评价、分析时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臆测、不偏袒,公平报道。四是时效性,要求及时报道新近发生或正在发展的新闻事件,否则时过境迁,不成其为新闻。司法存在的本身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追求社会的正义。司法活动也具有鲜明的特性,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公正,它是司法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二是独立,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干涉是各国公认的司法原则;三是求真,法律事实的真实是审判的基础;四是程序,法律为司法活动规定了一套完整、严密的诉讼程序。五是时限,比如办理一起刑事案件,从立案、批捕、侦破到起诉,再到一审、二审,均有时限的规定。比较媒体报道和监督的原则与司法活动的特性,我们会发现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如追求真实、准确、时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司法与媒体在最终价值的追求方面也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司法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与正义;媒体则通过舆论来评判是非,扬善贬恶,以追求社会道德上的公正与正义。正是由于司法与媒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能统一于/公正与正义0这一根本目标,因而媒体与司法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除此之外,两者还具有兼容性。媒体对司法活动有关信息的搜集与传播是帮助大众行使知情权,由此公众能较好地对司法进行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同时,媒体监督下法官开庭审案会更加注意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保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事人及其人的诉讼权利,实现程序公正。媒体监督之下更便于法官排除各种不良因素的干扰,认真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规定,依法做出公正裁判。媒体监督之下法官会更加强化审限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尽快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另外,媒体监督可使法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避免囿于专业思维而使裁判有失偏颇。媒体的关注和介入,将促使法官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审判案件。司法存在的目的、开展司法活动的宗旨,都是为了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与腐败、不公等阴暗面是相排斥的。所以媒体与司法有互相兼容的一面。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

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都有发挥自己正当作用的领域,从理论上看,当这两个领域发生交叉时,当各自认为自己的/领地0被对方侵入时,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1.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对事实认定标准的冲突。媒体监督的价值判断侧重于事实上的正义,关注社会热点,利用民众的激情创造轰动效应,通过新闻报道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砝码来判定公正,是一种感性的公正,人们的道德观念往往带着很强的主观判断,仅仅是根据媒体的新闻报道做出的简单的主观上的判定。而司法活动的价值判断则侧重于经过理性思考来体现法律上的正义,司法所追求的公正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这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公正,它是通过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在事实基础上经过多方的调查取证得出的公正。媒体和公众偏重于追求事实真相,即事实的/客观真实0,而司法则更注重证据规则,是有证据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0,当/法律事实0与/客观真实0的事实不一致时,由于当事人在公正的司法程序中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充分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因此在他们看来判决是公正的。所以说通过证据证明的事实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所侧重的事实是有区别的,这在我国现实中也是存在的,也是任何一个成文法国家所不可避免的。媒体是最大的舆论发动者,当它对某个案件大肆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调动起全体民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这些容易引起矛盾的冲突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之下极易升级,因为我国新闻媒体绝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某一部门或某一地方党政机关,媒体的政治色彩、部门色彩、地方色彩极浓。当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这些部门或地方代言人的媒体出于维护本部门或本地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往往制造有利于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舆论,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司法活动。2.司法独立、封闭的特性与媒体透明、开放的特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与必然要求,司法审判工作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要求法官在做出裁判时,应该处于公正无偏的立场,不得受到法庭外的力量或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体要求的是一种新闻事实的公开化、透明化,具有向大众传播的开放特性,而这种特性对于司法来说具有侵犯性。媒体的新闻报道形成的舆论影响易给司法审判带来社会的压力与影响,打破了司法公正所要求的独立与封闭。媒体报道与监督司法,是新闻自由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现。但媒体不适当的报道与监督会妨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司法审判前做出对案件的定性报道。某些媒体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做出定性报道,或者发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谴责。许多媒体在报道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报道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种情绪化的舆论监督,打破了对此案的独立审判与新闻舆论监督关系的平衡机制。第二,媒体的报道具有煽情性的炒作倾向。媒体是社会的监督机制,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有法律依据,但媒体在监督时,往往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超越自身的监督范围,而作一些煽情性的报道,对法官公正审理案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近几年来,一些媒体在案件未审理前,就大肆炒作案件的情况,对司法机关的工作造成极大压力,有些失实细节还被国外媒体用来对中国政府做负面宣传。显然这些媒体没有帮助司法部门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在由此带来司法/透明0的同时,媒体的煽情性的报道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忧虑。第三,媒体的有些报道欠失公正。形成欠失公正报道的原因很复杂,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有记者自身的因素和媒体自身的因素,外因主要是一些外界的因素。从媒体自身的角度分析,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不可能以完全中立的报道者或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很难做到公正平衡,往往容易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外界的因素则多是人情、友情、亲情、金钱、权力、黑恶势力等方面的干扰,尤其是一些部门或地方的领导,动不动就批条子、定调子,事前打招呼,事后打电话,强求记者所采写的稿件与自己的意思一致,要做到客观公正的确很难。因此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要尽可能地消除媒体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探索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需要将媒体监督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重要的是要寻求法律所保护的各种权益之间的平衡。3.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程序保障上的冲突。审判活动必须依照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媒体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收集材料的难度要大得多,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媒体中信息的采集是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过程,不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当事人向媒体诉说有关案情时往往经过事前的充分准备,且不必经过与对方当事人当面质证,更不必像庭审一样受法官、旁听群众在场的心理制约,当事人可以言无不尽的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媒体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件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而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任何证据不经过当庭质证、认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媒体中一些已报道的事实在庭审中得不到证实而最终被否定的情况屡见不鲜。但这种经媒体公开后在大众心中已形成的事实一旦被否定,难免使人产生法官/枉法裁判0的错觉。因而法官在办案中,对媒体关注较多的案件容易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目前我国司法人员的独立审判和抗干扰能力较弱,如果在媒体的炒作下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司法的天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倾斜。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实践表明,司法部门防范抵制,媒体监督受到限制。综上所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实际上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表达权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从价值层面上看,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石,是民主社会所必须珍重的基本价值,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履行职责,也需要媒体对于司法活动的报道与监督,两者不可舍弃其一,损害其中任何一者都是社会的巨大损失。我们应当在制度的设计上尽量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从各国的实践来看,绝对的平衡是无法做到的。司法独立要求排除媒体的干扰,如果对新闻自由不作任何限制,媒体监督干扰司法独立也就在所难免,最终影响司法公正。但如果以司法独立为借口,排斥媒体监督,实质是压制、剥夺新闻自由。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从理论上看二者既有统一性,又有冲突性;从媒体的职能看二者是报道与被报道的关系,从司法的职能看是限制和保护的关系;从媒体与司法的特性来看,二者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媒体相对于司法权力而言是一种弱权利。但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媒体只有介入司法才能发挥其监督职能,才能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寻求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点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媒体监督对司法具有侵犯性,反过来司法对媒体的监督具有排斥性,媒体与司法的这种冲突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二者之间的冲突具有可协调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恰当,会促进司法公正,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但媒体的监督如果超过一定的/度0就会损害司法公正,因此要在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中寻找二者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既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又能实现司法的公正性,最终实现社会的公正。

(一)从媒体与司法各自应该遵守的准则中寻求平衡点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二者之间有共同的使命就是维护社会的公正,这是二者实现平衡的基础。司法公正的实现最主要的是靠司法内部来实现,媒体的监督属于外因,媒体报道司法的目的是落实其传播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职责。这样,在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中就可以确立一些基本准则:首先,司法与媒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共同目标;其次,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服从司法程序的需要;第三,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未决案件不得有引导司法人员先入为主和以舆论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的倾向;第四,在维护司法秩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有责任充分尊重新闻自由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为媒体报道提供条件。依据上述准则,媒体与司法之间可以签订协议。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为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美国司法界鼓励媒体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法庭和律师签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确定采访和报道案件的准则。通过协议,媒体既可以在获取报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又可以尽量避免因不当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协议提醒记者,对于未决案件,媒体要防止发表含有偏见的报道,特别是不要对被告人是构成犯罪还是清白无辜随意发表评论,对被告人的名声及犯罪前科,被告人有罪的供认、无罪的托词以及有关证据的争论等内容,非经法庭许可也不得发表,但被告人的身份及未加限制的背景材料不在许可之列。司法机关直接限制、新闻自律等方式明确各自的界线,将冲突转化为协调与平衡。在协调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中,又容易产生另一种倾向,即虽然认为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但认为这一自由不是绝对和无限的,从而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限制媒体进入司法。因此,司法机关不能机械地推定大规模的审判和预审报道总是会影响公正审判,否则,在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很多罪行就不容易得到有效的制裁。对媒体接近和获得司法信息的限制至少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司法机关对媒体的限制必须首先站在维护新闻自由的立场上,将自身采取的限制措施首先推定为违宪,然后采取谨慎的措施;第二,司法机关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必须以维护司法公正为准则;第三,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在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相冲突的特定案情中,如果允许公开报道将会给司法公正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四,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它已难以采取其他诸如变更审判管辖或者推迟审判等措施来避开媒体的自由报道,对媒体的限制成为不可替代的办法;第五,司法机关还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仅针对某一具体的案件以及诉讼过程的某一阶段,即它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最低限度的。司法机关只有在满足以上原则的前提下,对媒体所作的限制才是合宪、合法、合理的,否则,媒体就有理由认为司法机关对其所进行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

司法公正范文篇5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

（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

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

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

（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

（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

（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

（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

（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

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

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

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

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

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司法公正范文篇6

一、司法公正与法院体制的关系

司法公正是诉讼活动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家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确立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有效手段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司法不公正是社会最大的不公正,它不仅不能平息纠纷,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进而威胁统治秩序。司法公正的基本含义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要想使司法活动能够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除了程序本身的设计合理科学外,作出司法裁判的主体,还必须具有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品格。这是联合国在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最佳价值选择和理性的必然要求,而司法公正的实现,则有赖于法院体制中具有能够独立地依据事实和法律对诉讼案件作出裁决的能力,有赖于法官具有自觉地排除外界干扰而作出判决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作出司法裁判的主体的法院能够而且必须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否则司法公正、效率和正义也就不存在了。法院体制具有独立地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的能力,这就必然要求法院在社会关系中完全是处于独立及中立的地位。这包括,法院整体对外的独立性,也包括每个案件中法官个体的独立性。这种完全的独立性,是法院处理各种社会纠纷时,保持中立立场的必要保障,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没有独立也就没有中立,没有中立也就没有公正。因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地位是实现联合国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私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的前提。在联合国5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6的附件中规定: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这一要求,明确了作为作出裁判主体的法院必须具有独立性,这是法院作出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法院在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面前,必须有足够的能力保持独立。

二、我国法院体制存在的缺陷

我国法院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是否能够完全依据法律,而不受外界影响的问题,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令人担忧,使人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司法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样才能使法院在裁判纠纷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司法活动受到干预,导致法院不能公正处理案件的情况,究其原因,应当说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法院体制缺乏独立性的品格。具体表现如下:(一)地方各级法院的设置和管辖范围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设置和管辖范围相同,客观上使得法院与各级人民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偏袒本地区的当事人,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地缘关系而产生的亲情关系,时时刻刻对法官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潜移默化地内化为法官的思维定式,必然导致公正司法受到来自法官自身的威胁。世界上,很多国家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和行政管辖范围是不相同的。比如,在英国,法院的设置由英国内政部参照行政区划将全国各郡划分为9多个司法小管区,每个小管区设一所治安法院。凡市、区内有治安法官或领薪治安法官的,则单独成为一个管区[1](P72)。同时,英国的刑事法院和上诉法院也不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而且刑事法院的法官还不固定在一个法院。(二)法院的经费和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必然导致法院在抵制地方政府的干涉方面缺乏必要的能力。我国法院的办案经费、法院的工作人员(包括法官和非法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都由地方政府予以财政拨款,拨款的多少就决定了法院及法官的生存质量。法院的物质保障受制于他人,那么法院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意志,就不可能不受制于他人。由此可见,法院在社会中若不具有超然的能力,其独立性也就不具有。(三)下级法院相对于上级法院不具有保持中立的能力。下级法院自觉地接受来自上级法院的干预,尤其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预。有时,下级法院还会主动地向上级法院请示对所受理案件的处理意见。这种情况与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的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制度规定有着直接的关系。法院系统上下级之间有着如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两审终审制度和法院独立性成了一句空话。(四)各级法院和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使法院难以独立地适用法律。我国宪法规定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有权选举或者罢免法院院长,有权对院长提名的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成员进行任命或者罢免。同时,宪法还规定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对由它产生的司法机关,有权进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各级法院要向产生它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经过修改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6又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工作的质询权。这些由宪法和有关法律确立的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演变为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这种体制,使得法院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面前,很难保持其独立性。(五)法官和合议庭本身缺乏独立性,不能自主地依据法律对案件做出处理决定。我国法官之间的关系行政级别色彩非常浓厚。法院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在各地各级法院还普遍存在,遇有主审法官或者合议庭与院长、庭长意见不一致时,主审法官或者合议庭也很难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使案件提交到审判委员会讨论,最终的结果,多数是按照行政级别高的法官的意见作出判决。另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结果,导致案件审理和判决相脱节,判决的公正性也就值得怀疑。(六)铁路内部所设铁路运输专门法院,不具有中立性。铁路运输法院既审理刑事案件,又审理民事案件。无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的审理,总要涉及铁路部门的利益。要么,铁路是一方当事人,要么案件的结果牵涉到铁路部门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铁路部门内设的法院,显然不具有中立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铁路运输法院内部所设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即使能够保持中立地位作出公正判决,也很难令当事人信服,至少当事人会因法院与对方当事人有利益关系而心存疑虑。这种企业设置法院的体制不仅违背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而且与回避制度不符。

三、我国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不健全

我国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都有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这一规定肯定了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应当具有独立性。但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也应当具有独立性,这个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法官独立保障机制。其实,如果没有法官的个体独立,法院的整体独立并不能保障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能够独立而不受干涉地作出判决。我国法律在保障法官个体独立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现有法律对法官缺乏保持独立的警示规定。如果法官不关心自己的独立性,任何维护法官的独立性的措施和方法都无济于事[2](P38)。基于此种观念,很多国家法律规定法官在任职或者在审判之前都要进行宣誓或者对法官提出法律上的要求,以警告法官在审判案件时或者从事其他活动时不能作出有损于法官独立性的行为。如5德国法官法6第三十八条规定,法官在公开审判时,要进行如下内容的宣誓:忠实于基本法,忠实于法律,履行法官职务,用最好的知识和良心不依当事人的身份与地位去判决,只服从事实与正义。我国法律则没有对法官独立性警示和要求法官独立进行审判的规定,而且在实践中,法官本身由于各种原因缺乏独立性的意识。(二)法官任职的期限和任职的稳定性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一个法官不能确定自己工作的前途,则他在工作中的情绪或者表现都很难始终保持恒定状态,至少他会为生计而担忧与策划[3](P42)。联合国5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6文件中的第十二项也规定,无论是任命的还是选出的法官,其任期都应当得到保证,直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在有任期情况下直到其任期届满。任职期限法律的严格规定对于法官保持独立具有重要作用,而法官任职的稳定性也同样十分重要,我国法律则缺乏这两方面的必要规定。这就导致法官在受到外来干涉时,担心被免除法官职务或害怕被调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不敢抵制干涉。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法官由于抵制非法的干涉而被调离法院或调至条件和待遇比较差的法院的情况。(三)法官职业待遇和退休以后的物质保障,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关于我国法官的职业待遇,5法官法6进行了原则规定。5法官法6第三十四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由国家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同时,5法官法6还规定了法官的退休制度,如5法官法6第四十条规定:法官的退休制度,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法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金和其他待遇。法官的职业待遇和退休保障,法律予以规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国5法官法6内容还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没有相关法规予以具体落实,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实际执行,甚至个别地区的法院工作人员连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实际上,让法官在职业待遇、退休保障上享有高出一般公务员的特殊待遇,则是法官独立审判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四)法官行政化管理模式,导致法官地位不清,法官之间行政级别色彩浓重,法官难以保持独立性。我国法官在管理模式上与行政机关大体相同,法官本人的行政级别决定了法官的职级高低。很多不具备法官职业素质但行政级别高的人员调到法院后,相应的法官职级就高,而职业素质高而职级低的法官,则要受到行政级别编制的定额限制。这样的体制导致行政级别低的法官必须服从行政级别高的法官,法官独立难以实现。

司法公正范文篇7

司法是法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与法或法律本身的公正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在讨论司法公正的内涵与界说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法或法律的公正问题。

（一）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

法律公正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其一是法律制定上的公正，可以称为立法公正；其二是法律实施中的公正，包括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毫无疑问，前者是法律公正的基础，因为没有公正的立法就根本不可能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但是后者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才是法律公正的切实保障。没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再公正的法律也只能停留在纸上，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甚至是一种骗人的“文字游戏”。

法律制定上的公正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法律实施中的公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法律公正的这两个方面经常会出现脱节的现象。就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而言，法律实施显然落后于法律制定。因此，要想真正做到法律公正，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口号，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

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广义的执法可以包括司法；而广义的司法活动也可以包括大部分执法活动，可以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人员的执法活动。但是狭义的执法则不包括司法；狭义的司法活动则仅指法院的审判活动。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狭义上的司法公正，即法院的审判公正。

就法律实施而言，司法活动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重要和最有实效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全权代表和集中体现。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由此可见，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正因为司法公正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法律界的同仁才要不遗余力地为其奔走疾呼、摇旗呐喊，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二）司法公正的界说

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司法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则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等。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司法公正的主体与对象这两个概念，因为有些学者对司法公正主体的认识是有偏颇的，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司法公正概念的准确阐释。

司法公正是以司法人员的职能活动为载体的，是体现在司法人员的职能活动之中的，因此司法公正的主体当然是以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毫无疑问，审判过程和结果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职务活动，但是法官并非司法公正的唯一主体。检察官对审判活动是否公正具有监督职能，因此也应该属于司法公正的主体。至于各类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他们不是司法活动的行为人，而是司法活动的承受者，所以他们不是司法公正的主体，而是司法公正的对象。倘若我们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司法公正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然要依靠那些被告人来主持司法公正了。其荒谬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认为，司法公正的对象应该包括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毋庸置疑，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对象，因为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决公正与否，直接决定或影响着他们的权益。但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及各种案件中的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也是司法公正的对象，因为他们在诉讼活动中都有相应的权利，也都有是否得到公正对待的问题。

综上所述，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按照这条原则，以法官为代表的司法人员应该在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正当、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该在审理各种案件的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

二、司法公正的目标和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审判过程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也要求法院的审判结果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前者可以称为程序公正，后者可以称为实体公正。它们共同构成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

（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谓实体公正，就是说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所谓程序公正，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换言之，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所得到的权利主张机会是公正的。就司法系统而言，实体公正是指系统的最终“产品”是否公正；程序公正是指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

如何阐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统一于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有人指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相互区别的价值标准，实体公正不等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也不等于实体公正；坚持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获得实体公正也不必须遵循程序公正。还有人强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追求实体公正就可能伤害程序公正，而坚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牺牲实体公正。至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断言没有实体公正就没有司法公正；有的学者声称程序公正必须优先于实体公正；有的学者则高喊要统筹兼顾，要权衡利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理论探讨可以众说纷纭，司法实践却必须有一定之规。于是，世界各国在确立其诉讼、制度时不得不就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做出或明示或默示的界定和取舍。当然，各国的作法并不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一种极端的作法是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一言以蔽之，无论程序如何，无论手段如何，只要结论是公正的，就是司法公正。这曾经是大陆法系国家诉讼制度的传统之一，现在仍然是一些国家确立诉讼制度的主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诉讼制度也曾经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另一种极端的作法是片面强调程序公正，甚至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重视程序规则的司法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美国的司法制度堪称代表。

笔者认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偏废的。实体公正应该是司法系统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实践经验证明，单纯追求实体公正不仅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诉讼参与者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会导致司法公正观念的扭曲。当然，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也是一种误区。凡事都应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变成了做样子给别人看。虽然这样做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功能，但是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因为牺牲了实体公正必然会使司法公正“伤筋动骨”。

（二）实体公正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实体公正的要旨在于要求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和处理各种纠纷的时候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例如，某甲违约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某乙犯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但这是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某甲确实违了约和某乙确实犯了罪。如果某甲本来没有违约，某乙本来没有犯罪，法院却让某甲赔偿、让某乙受罚，那么这显然就毫无司法公正可言了。由此可见，追求实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事实认定有误，实体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换言之，实体公正的具体实现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

然而，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对于当事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办案的司法人员来说更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人员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他们都必须通过现存的材料去认识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换句话说，他们的认识活动都具有逆向思维的特点，即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结果去认识原因。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另外，司法人员对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认识还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来实现的。案件中各种证据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是要受时间、空间等有关条件限制的，因此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案件事实总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认为认定案件事实即使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题，也一定是一道能够找到确切答案的几何题。然而，这些人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换言之，这些人喜欢或者习惯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一件证据，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一个认识结论，要么就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绝对不能有第三种可能性。但是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熟悉司法实践的人都知道，人们在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经常要不可避免地面临那种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就是没有确切答案的模糊认识状态。以人们认为最有科学性的鉴定结论为例：有经验的司法鉴定人员都知道他们在进行各种法庭科学鉴定时经常会面临一些无法给出确定性结果的难题。例如，在根据毛发根鞘细胞中的性染色体来判断毛发性别的鉴定中，人们一般都把Y染色体作为认定男性毛发的依据。但是大量的数据表明，女性毛发的根鞘细胞中也可以有Y染色体，只是数量较少。在单位检材内，男性毛发的Y染色体数量为20至80，女性毛发的Y染色体数量为0至25。如果具体案件中毛发检验结果表明Y染色体的数量在26以上或19以下，结论可以说是明确的；如果检验结果表明Y染色体的数量在20至25之间，那么结论就是“灰色”的了。在笔迹鉴定和司法精神病鉴定等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鉴定人员的个人主观经验的鉴定中，这种“灰色”区域更为常见。即使在客观标准比较明确的指纹鉴定和DNA遗传基因纹鉴定中，“灰色”区域也时有所见。

严格地说，在任何一起案件中都存在着证据认识的模糊性和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由证据本身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人的认识能力所决定的。任何证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根据其认定的案件事实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换言之，法官依据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判断也都具有误差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承认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时存在模糊性和局限性，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就是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笔者对此不能苟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理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可知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②

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属于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都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真理”。由于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存在着模糊性和误差的可能性，由于实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所以实体公正也是有局限性和模糊性的。

（三）程序公正的两个基本功能

司法程序公正包括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诉讼权利的平等性等基本要求。就司法活动而言，程序公正具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是保护诉讼参与者的平等权利和正当权利；其二是保障在诉讼中实现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的第一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正当程序的原则，首先就是要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职权。这涉及到司法活动中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保护和对官员权力限制的问题。有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宁肯放纵违法犯罪者，也不能让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他们认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对社会的危害更为严重。

程序公正的第二个功能主要表现为正当的程序可以保证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这就是说，按照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根据各类案件的一般情况，程序公正可以而且应该导致实体公正，或者说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笔者认为，程序公正的这种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只看到程序公正的第一种功能，如果我们只强调程序公正的保护权利功能，那就很容易步入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完全对立起来的误区，甚至会在司法公正的道路上南其辕而北其辙。

诚然，在诉讼程序中强调保护诉讼参与者（特别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权利是必要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权利保护会和司法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但是就一般情况来说，这种权利保护并不是与追求实体公正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例如，程序公正的基本规则之一是坚决反对和禁止执法和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讯逼供。这当然是为了保护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它也具有保障实体公正的功能，因为实践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尽管有些人声称“不动大刑，焉得实供”，但是在“重刑之下，屈打成招”的例证确实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而且统一是本质，是主流。

（四）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切入点

如前所说，追求实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实体公正本身在具体案件中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此相比，程序公正则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并进一步全面实现司法公正是一条可行之路。换言之，程序公正可以做为在实践中追求司法公正的切入点。

例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因此就要有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来保障正确地收集证据和使用证据，保证依据这些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司法人员在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的时候，不仅要认真审查每一个证据的可靠性和关联性，而且要认真审查每一个证据的发现、提取和保管等程序方法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后一种审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仅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且会使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步入歧途。笔者并不否认在有些案件中，非法收集来的证据可能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性，但是若没有非法证据的使用限制，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肯定会有鱼目混珠、以假充真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证据排除规则，即凡是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收集的证据，都不能在诉讼中使用。

证据排除规则只是保障程序公正的一个手段，程序公正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则。和实体公正相比，程序公正的规则一般都比较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时候应该以程序公正为切入点。当然，这又涉及了深层次的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本文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三、司法公正的定位和取向：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

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有两层含义：第一，司法公正应该是对社会成员整体的公正，还是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公正。第二，司法公正应该是在司法活动整体意义上的公正，即普遍公正，还是在司法活动个体意义上的公正，即个案公正。在选择或者趋向整体公正或个体公正的时候，人们实际上表达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一）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

司法公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公正的标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代，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司法公正观念。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确定或形成的呢？在此，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同的利益冲突，如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成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等。如何平衡这些利益就成为了司法公正面前的一道难题。

个人利益包括经济收益、生活安全、权力地位、名誉声望等。社会整体的利益包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社会安宁、公共秩序等。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则是对立冲突的。例如，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社会经济发展了，个人才能富裕。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去发财致富。但是，当社会全体成员不可能以“齐步走”的方式共同富裕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乃至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

在司法活动中，由于当事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其个人利益便经常会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如何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问题上，不同国家在建立司法制度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些国家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优先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有些国家则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把个人利益的保护放在首位。

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之一就表现在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价值定位上。东方国家具有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传统，因此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社团利益或者家庭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行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多采用向个人利益倾斜的价值定位，而美国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美国人在建立其司法制度的时候采取了强调个人利益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具体体现，离开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就不复存在，因此司法系统必须首先保护个人利益，必须强调保护个人利益。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他们认为被告是个人利益的主要代表，检察官则是社会利益的主要代表。由于被告方在法庭上往往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否则就不能保持这两种利益冲突中的平衡。

司法公正是以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不同国家基于不同文化传统所确定的司法公正必然要反映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定位和取向，即倾向于司法活动的整体公正或个体公正。对此，本文在后面还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

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司法公正在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的定位。当然，这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问题。根据这种定位的差异，有些外国学者把不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护人权型，即特别注重保护人权的刑事司法制度；另一类是打击犯罪型，即特别强调打击犯罪功能的刑事司法制度。诚然，这种分类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社会在司法公正上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人权型的刑事司法制度是以强调个体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而打击犯罪型刑事司法制度则是以追求整体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保护人权的重点当然是保护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美国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判例。在那起绑架抢劫案的审判中，公诉方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被告人米兰达对警察的供述，后来亚利桑那州法院判处被告人米兰达犯有绑架罪和强奸罪。米兰达不服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声称他在接受警察讯问时不知道自己有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说的话会被法院用做定罪的依据，所以才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有罪。1966年，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经过评议，以5比4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撤销了亚利桑那州法院的判决，并且规定警察在对被捕者进行讯问之前必须先告知其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会见律师权和保持沉默权等，否则警方在此之后获得的口供不得用做审判的证据。尽管在该案中，两名强奸受害人在混杂辨认中都正确地指认米兰达为罪犯，尽管还有其他证据可以间接地证明米兰达就是罪犯，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为了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宁肯冒放纵罪犯的风险。后来，这一规则被人们称为“米兰达忠告”（或译“米兰达警告”）规则，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美国的执法和司法实践当中。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会影响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效率，会影响到打击犯罪工作的效率。众所周知，美国的、暴力等犯罪非常猖獗，“犯罪王国”的帽子一直难以摘掉，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因素，但是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于强调保护人权因而对犯罪打击不利，显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原因。毋庸讳言，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今天要注意加强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倾向，要吸取美国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用牺牲打击犯罪的基本需要来换取人权保护的“美名”。刑事司法系统不是超然的仲裁机构，它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使命。

诚然，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应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在司法活动中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权利措施。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新年伊始公开要求各级检察人员在刑事案件调查过程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时候必须先告知对方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得到法律援助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和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等。诚然，这一规则并不等于同美国的“米兰达忠告”规则，但是它显然吸取了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司法系统向公正司法迈进的一个重大举措。

（三）错放与错判

就整体公正和个体公正的第二层含义而言，笔者认为立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整体公正，即法律的普遍公正；而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个体公正，即法律的个案公正。司法活动都是围绕具体案件进行的，因此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必须从一个个具体案件做起。

一位侦查人员曾经对我说，他们办案最怕的就是弄成“夹生饭”。家也搜了，人也抓了，该上的手段都上了，该查的线索都查了，可就是没拿到过硬的东西。你说怎么办？放人吧，确有重大嫌疑。不放吧，可又没法儿交待。这就叫：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笔者认为这位侦查人员的态度还是很诚恳很认真的。麻木不仁者和不负责任者大概绝不会为此感到为难。由于我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骑”上那“虎”的，自然无法评论该不该“骑虎”，而只能谈谈“下虎”的问题。不过，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难题。而且，不仅侦查人员会遇到这种难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也会遇到这种难题。实际上，它涉及到刑事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即“错放”与“错判”的矛盾。

如前所说，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可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这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从办案人员的主观状态来讲，这误差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办案人员在做出决定时认为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其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另一种情况是办案人员在办案时就知道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依然把人抓了、判了，结果证明其错了。

那么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即办案人员不能完全肯定嫌疑人是否为犯罪人的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确是一种两难的境地。放吧，可能放纵了坏人；判吧，可能冤枉了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何时查清何时算。但是受人力、财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可能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为了说明问题，咱们不妨把条件定得苛刻一点儿：办案人员在此没有绝对安全的中间道路可走，必须在“错放”的风险与“错判”的风险之间进行选择。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这选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司法公正观念。

必须承认，我们的传统或习惯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③的观点亦有一定困难。我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让有罪者逃脱处罚逍遥法外，何况那罪犯还有可能继续危害社会呢！至于无罪者受到了错误的追究或处罚，我们接受起来倒比较坦然。当然，我们会对其表示歉意和同情，甚至会在必要时给其一定的赔偿。

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了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两相比较，自然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会有错误的话，那么这错误的恶果当然最好由个人承担而不要由社会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又接上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话题。

还有人认为，被“错判”有罪的人肯定有自身的问题。既然公安局抓了你，检察院起诉了你，法院又判了你，那么你肯定有“碴儿”。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就算这个案子不是你干的，你也肯定有别的“事儿”。于是，有人便断言“刑事案件无错案”。

笔者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上去，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当办案人员“拿不准”的时候，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计算性”问题，即如何计算错案的百分比。如果从司法活动的总体上来看，一个法院办了一百个案子，其中只有一个错案，那么错案率是百分之一；但是如果就那件错案的当事人而言，他涉入的案件是一，错案也是一，错案率就是百分之百。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的选择差异，并进而反映了人们在司法公正问题上的价值定位和取向。

综上所述，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努力。具体到司法系统来说，我们一方面要确立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等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提高法官等司法活动主体的专业素质和办案能力。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保障司法公正的经验，但是笔者不赞成在司法公正问题上提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只要国人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科学合理的司法公正体系和相应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司法公正

注释:

①《探索司法公正之路——’98中国诉讼法学会年会综述》，载《人民检察》1998年第1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③HazelB.kerper.IntroductiontothecriminalJustice

司法公正范文篇8

一、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法律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它可以保证社会对于差别的尊重，并在尊重差别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协调与运行互动，从而建立起承认个体、元素互补、彼此互动、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二、司法公正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司法公正内涵的关键词是公正。司法作为解决纷争，判明是非曲直的方式，必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对纷争的解决所体现出来的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符合性，它包括司法活动的结果和过程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具体地说，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第二，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因此，司法公正包括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司法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关系能得到全面有效调整，人与人能和谐相处。由于现代社会关系主要依靠法律调整，因此和谐社会就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而要实现法治社会，首要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司法公正的内容。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亦可以通过司法的矫治来恢复公正；但若没有司法的公正，就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公正，也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司法公正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读：1、司法公正保护合法经济行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新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型，因此各种经济纠纷层出不穷。公正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通过大量的有效处理纠纷，依法保护规范公平交易和有序竞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需的基础和条件。2、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法治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和谐社会应当是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确立的治国方略，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公正是这一基本要求的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则必须实现司法公正。3、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得以贯彻实施的最重要和最有实效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条件和底线保障。司法不公不仅会纵容和放大社会的不公，而且必然造成对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严重损害。因此，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才能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4、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它拥有一套有效处理和化解矛盾冲突的社会机制。司法就是这种社会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公正司法是化解矛盾冲突的有效方式。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法对社会的控制功能，依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冲突，引导民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使违法行为受到制裁和纠正，及时地消除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当前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司法公正范文篇9

司法是指主权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宪法或者法律赋予的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具有权威性、中立性、终局性等特点，同时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公正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包括公平和正义,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价值理念，《辞源》对于公正的解释是：不偏私，正直。司法公正是公正价值在司法领域的特殊表现，和其他公正价值不同的是，司法公正是一个二元体系，它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即实体结果正确,程序过程合法,社会效果良好。其中，实体公正是整个司法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程序公正通常是通过严格执行法律设计的步骤与方式来实现，一般不允许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在法治国家的发展初期，一般倾向将实体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唯一判断标准，而到了成熟的法治国家阶段，公民一般倾向将程序公正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尽管他曾经可以逃亡，但苏格拉底仍选择死刑，因为他认为逃亡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程序正义。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二元关系上来看，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影响，实体公正可以让公众心生信仰，从而自觉尊重司法程序,程序公正可以让当事人充分参与诉讼流程,还可以通过具体案例对发挥社会正面影响，人们因为对程序正义的信任从而相信实体正义与司法判决的内容,进而，法律和判决就能获得公众的普遍服从。

二、新时代中国司法公正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司法,在我国主要是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上述司法机关对于各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是否公正,与诉讼当事人密切相关,司法的结果会对社会上的关注的人们产生影响，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引导整个社会的风向。同时，司法结果本身也受到社会的影响，接受民情民意的检验，“如果司法判决与公民的深刻经验相抵触，这样的判决不可能长久。”，特别是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在“人人都是媒体”的舆论监督下,司法工作的结果在每个节点都被社会民众审视。一方面，对司法机关而言,司法的公正程度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司法的公正与否也直接影响着公民对法律的信心。古罗马《塔西佗历史》中评价罗马皇帝迦尔巴时所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对人们相信法律和服从法律具有直接的影响，如果司法不能做到这一点，则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从当前民众对司法不满的原因来看，“同案不同判”已经成为危害法治统一，损害法律权威，损害司法公信力的最直观现象，即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甚至同一个司法机关，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即“同案不同判”。比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经搜索，同样性质的租赁车辆后转卖车辆的犯罪行为，有的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定罪，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单位行贿犯罪在同一幅度犯罪数额中，有的判处免处，有的判处缓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尤为明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司法领域则是“法律适用人人平等”，而司法实务中现存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无疑与这一原则相背离，与民众的期望值相背离，与司法公正相背离。德国法哲学家考夫曼指出“同案同判”的哲理——正义的核心是平等，“法律被认为不分轩轾的运用到一切情况，一切人物，不论贫富，无分贵贱，法律能够这样毫无差别的适用，才可以称作正义的实践。”“这一形式原则的真正意义是相同的东西应受相同的对待，因此根据分类率属同一范畴的人，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就应该是相同的处遇。”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决定》为我国进一步建设法治国家设立了新起点、新目标。在该决定中,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项任务,其中,公正司法与提高司法公信力位列其中。《决定》第四条指出：“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从《决定》的上述内容清晰可见，新时代中国司法公正概念的内涵包含效果、目标、手段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新时代司法公正的要求的效果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其次，司法公正的目标是“实现同案同判”，最后，实现司法公正的手段则是“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三、新时代司法公正对刑事检察工作的新要求

司法公正范文篇10

在实现社会和谐的因素中，司法无疑处于关键位置，因为社会机制的顺利运转需要公正的司法来保障，否则将充满特权的专横和私力救济的失序。公正的司法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器、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社会秩序的文明宪兵。但在司法公正的尺度或标准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这样不利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本文在考察中外司法公正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

国外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亚里士多德关于“良法”和“普遍服从”的命题实际上也提出了何为司法公正的问题，即，对于“恶法”，人们有理由不服从，如果司法部门依据“恶法”裁判，这样的司法当然不公正。自然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发展了这一观念，强调法律规则之上有更高的原则和社会利益，实际上赋予了司法部门一定程度的实现规则之外公正的使命。实证法学派则强调司法的“合法性”(legality)，只要严格依据法律裁判，哪怕适用的法是“恶法”，司法也是公正的。这些观念上的分歧导致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争论。德沃金从权利的视角考察司法公正，认为，司法公正必定使原告、被告的法定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当法官错误地对待法律权利时，便产生了不公正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模式，浓厚的宗法色彩，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导致司法官吏和社会民众在总体上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在司法上，中国传统的司法公正理念浸润了礼法合一、儒法合流的文化因素，强调礼法结合、经义决狱、权时执法、法外施恩、以情化法、屈法申情(朱元璋甚至把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固定下来)，等等，在司法官员和社会公众眼中，司法只有充分尊重法律之外的某些因素才是公正的。当代中国学者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是对司法公正最低标准的规定，应当按照这些标准确定司法公正的内容。还有观点认为，司法公正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严格适用实体法；第二，独立、廉洁、有效；第三，严格遵循程序；第四，准确认定证据、努力发现客观事实；第五，裁判结果的公正。有人认为司法公正标准包括法律效果司法标准和社会效果司法标准。以上关于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各有其历史、社会和文化根基。就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来看，对司法公正标准的概括不够全面和系统。如，将司法公正标准仅仅归结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过于简单化；“独立、廉洁、有效”的概括虽然涉及了司法制度结构和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但有待进一步细化和丰富，“裁判结果的公正”失于笼统；“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划分对司法制度本身结构、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关注不够。

二、价值视域中的司法公正标准

本文认为，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制度及其运行主体（法官）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讲，司法公正指，司法制度运行主体、司法制度，在实现立法公正，并对立法公正进行矫正和补充，从而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各自所呈现的、得到社会公众普遍赞同的良好状态和品性。从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来界定司法公正标准较为清晰和全面。一方面，它有助于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司法公正作动态的、以人为中心的考察。另一方面，它赋予司法公正内涵以普遍性、正当性和开放性。

（一）实质标准司法公正的实质标准即司法在填补立法漏洞或对立法进行谨慎修正时应当参照的实质价值坐标。司法在其实质和最终目的上是实现社会公正。因此，社会公正的价值内涵即司法公正实质标准的内容。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和谐社会主要特征之一的公平正义，要求国家制度维护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秩序，保障和社会发展程度相契合的人权，正确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从而赢得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作为国家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制度，当然应以实现上述社会公正为目标，通过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为社会公正服务。

（二）形式标准形式标准即司法制度安排、司法过程、司法制度运行主体遴选和规范时应当参照的形式价值坐标。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规则（法律）标准——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制度标准——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法官标准——司法裁判者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1.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这是由司法的根本任务决定的。司法的根本任务在于实施法律，实现立法公正的内容。公正“通过忠实地适用实在秩序以保持其存在”。“正义观念结果变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一个判决应当是适用一条法律规则的结果，同专制相反，正义乃是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司法活动正是通过对法律规则的依从来满足人们对行为后果的期待。2.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司法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必须以相应的制度构造作为物质载体。司法制度的安排应当根据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特点进行。司法制度包括法院制度、法官制度（遴选制度，保障制度，责任制度）、证据制度、司法行政管理制度、回避制度，等等。从我国传统和国外经验以及从法理分析，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首先是指，制度安排使司法系统、法官有足够的抵抗外力干扰的权威。如果司法处处受制于外来干涉，很难想象它会生产出公正无偏的裁判。其次，司法改革措施、司法制度设计不背离法官独立的根本原则与方向。再次，各个司法制度之间协调、相辅，司法机构之间关系合理，司法机构内部各要素（包括陪审员、法官、审判长、正副庭长、正副院长等个体要素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组织要素）之间关系合理。最后，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还表现为不拒绝对权利的救济以及制度运行的效率性。3.法官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没有人愿意把纠纷提交给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解决，因此，法官的资格及形象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公众视法官为“活生生的正义”，即人格化的法律程序。英国资深大法官丹宁对此也深有感触，他指出：“法院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会或事实上会做出牺牲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的事情的可能性。它考虑的是给其他人造成的印象。即使他尽可能地做到不偏不倚，但如果正直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偏袒，那么他也不应审案。原因很简单，正义必须来源于信任。”许多国家的司法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原因之一在于法官职业群体的社会公信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