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公范文10篇

司法不公范文篇1

一、司法不公的内涵

我国理论界关于“司法”一词的含义，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广义说，认为司法是指适用和执行法律活动，凡是能适用和执行国家法律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可以称为司法机关。二是中义说，认为司法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的专门活动。该说目前是我国的主流学说观点。三是狭义说，认为司法指法院裁判纠纷的活动，司法权也就是指审判权。我国立法对司法的界定。第一，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出现“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词。在国家根本大法层次上未对“司法”作出划一的规定。第二，我国《刑法》第94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从该条的立法本意来看，显然认为应该对司法和司法权作广义理解。本条实际上是立法对理论界司法广义说的一种限定性规定，未包括律师、公证和仲裁等人员。一般认为，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一种，是一种动态的法律运行的公正。具体而言，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将程序法和实体法公正地适用于具体的人或案件的国家特殊活动，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能够导致司法不公行为的主要是国家司法公职人员，利用行使司法权职务之便进行贪污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职务犯罪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上述限定性的司法广义说，也即我国《刑法》第94条规定的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因职务犯罪而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其中应当还包含司法过程中律师、公证和仲裁等具有中介、自律性质的人员同前述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司法权形成的共同犯罪而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

二、评价司法不公的两种类型

评价司法的公正与否，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评价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其指向的实践性和可再评价性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对同一评价客体，由于不同评价主体自身素质和认知水平的差异，各评价主体所站的角度和所持的标准不同，则评价结论会不同。因此，在评判司法不公过程中，要慎重分析两方面的因素。

（一）评价的主体类型某一项司法决定或某一司法作为总会招致诉讼内外两类主体的评判，一类是内部性主体评价，即介入司法诉讼过程中的人的评价，具体包括案件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者自身的评价；另一类是外部性主体评价，即诉讼活动外的其他主体的评价。内部性主体评价。案件当事人由于与案件本身有利害关系，鉴于自身利益考虑，其评判某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结果必然不一，也很难客观；其他诉讼参与人也会由于立场、认识层次、认识深度以及自身素质的差异，对同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的评判得出不同结论；司法者自身，案件的承办人和其他司法人员由于个体法律素质、修养和经验的千差万别，对某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的看法和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别。外部性评判。许多因素影响司法公正的外部评判，如不直接触及该案件的司法过程，其判断的客体就具有间接性和传闻性，判断客体可能已经失真；关注者或者评价者有自己的价值视角，这种特定的价值视角会形成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不同认识；判断者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与裁判者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这样一来，裁判者与利害关系人和非利害关系人之间对裁判过程和结果的正义性的认识也就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导致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对某一司法决定或司法作为公正与否，因评价主体利益冲突、价值取向、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内外有别，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

（二）评价的对象类型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首先表现在个案裁判出了问题，因此关注个案评判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要兼顾类案评价。在个案评价中，判断一起案件办理的公正与否，往往难以把握，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人的因素、法律因素、评价标准因素等等。在判断司法公正的过程中，要对比个案和类案处理，进行类推思维，采用法律推理等方法，予以全面综合的评价。由此可以进一步探析导致个案处理差别化甚或司法不公的原因，深入分析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

三、司法不公的评价标准

上述两种评价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只能为我们分析论证司法不公提供参考，为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提供线索。要真正客观判断诉讼过程中一项司法决定或一次司法作为的公正与否，应当具有一定标准。下面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分别予以阐述。

（一）司法不公的实体判断标准

实体公正主要是指通过诉讼过程而体现出来的案件处理结果（包含诉讼过程中的阶段性处理结果，比如立案、逮捕、起诉等等诉讼各环节）的公正。司法不公的实体判断要素主要有：

1.客观。无论刑事或者民事案件，实体上处理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客观存在，违法的前提是实施了某种实体法所禁止的行为。二是危害后果的客观存在。三是各类法律责任的客观存在。

2.法定。实体处理必须符合法定原则，这一点在刑事法域尤为重要，也即罪刑法定原则。在现代法治国家，任何一项公正的刑事实体裁判必须符合实体法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具体规定的裁判。在民商事案件的裁判要注意约定在先，利益衡量等裁判原则和方法。

3.适当。在实体处理中，适当性是指责任与违法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均衡的关系，即权利、义务和责任均等或大致均等。

4.一致。即相同情况同等对待以及“判决的外溢性”。就实体裁判定罪而言，要求法院对犯有相同性质之罪的人均应确定相同的罪名。就量刑而言，要求法院对犯有同等危害程度之罪的人课以同等的刑罚。民商事案件的裁判同样有此要求。

5.个别。就刑事法域而言，裁判的个别性最终要落实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之上，即根据犯罪者个人的具体情况酌情判处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完全排除一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制约因素，并由此导致司法不公的现象。比如，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力与经验、发现事实真相的科技水平等等。但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案件事实真相是可能的。尤其是，要严厉打击那些违反证据规则、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玩弄花招并以此为托辞、深藏在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

（二）司法不公的程序判断标准

程序公正的一些基本标准是据以判断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程序标准。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及其派生的程序公开、平等。主要是指当事者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到程序之中并参与决定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除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国家机密外，一般情况下采用程序公开。在公开场合和条件下辩论和质证，程序活动过程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开进行并告知保障参加机会。程序中的决定者无差别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给予同等的参与机会，包括提供证据的机会、论辩的机会等等。

2.和平和人道。在程序中，不得有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暴力取证罪、虐待等非人道的行为。在程序运行中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其中包括个人隐私的尊重。

3.中立、自治和理性。这主要针对程序决定者来说的。决定者的利益、态度甚至外观均保持超然和不偏袒任何一方；程序的决定排除外部干扰，在决定结果的产生方面只承认程序内的所有信息，惟程序具有决定作用，排斥程序外的其他因素的考量；在法律程序中证据分析与法律推论过程均须符合理性的要求，而不能是凭直觉的、任意的和随机的。

司法不公范文篇2

一、查办司法不公职务犯罪的难点

(一)发现难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发现难，造成该类犯罪黑数大，①大量的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造成发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发现渠道不畅。目前，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渠道虽然很多，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下面对几种主要来源进行分析。(1)举报与控告渠道。近年来，群众举报已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最重要线索。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线索有80%来自于群众举报。但是，由于我国相关举报法规的不完善，不少举报人频遭打击报复，举报热情被挫伤，从而减少了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获取渠道。(2)纪检监察等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从某省近几年来查处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线索来源看，共有53件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占查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29.4%;来自公安机关移送的有6件，来自监狱机关移送的有3件。②(3)自行发现。该渠道成案的价值比较大，带有明显的主动性，但在实践中此类案件所占的比例较小。(4)犯罪嫌疑人自首。由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者社会地位较高，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丰富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存在较强的侥幸心理。办案部门寄望于犯罪嫌疑人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名誉、权力和地位而去自首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自首渠道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很少。

2．犯罪的隐蔽性。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司法工作的专业化使司法过程很难为普通人所熟悉和掌握，以及法律规定的保密要求、工作性质等原因使司法程序具有繁杂、透明度不高的特点，导致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例如，在警察职务犯罪中，有些罪行与职务行为混为一体，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而部分警察职务犯罪的预谋是除犯罪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观察判断的，其犯罪心理同工作思路交错在一起，有些职务犯罪行为本身就与职务行为难以区分，③从而使该犯罪活动难以暴露，较之普通的职务犯罪，发现、取证难度更大。

3．利益均沾同盟。利益均沾同盟，是指所有参与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形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集体利益共同体。在司法腐败中，其表现形式为司法人员集体行贿、集体贪赃、集体渎职等，从最上面的腐败者到最底端的行贿者，集体共享腐败带来的利益，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利益均沾同盟。由于同处一条船上，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种腐败也通常被称为是最安全的腐败。④利益均沾同盟使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发现与查办困难重重。第一，对利益分配的默许以及利益分享的共存，导致同盟者对腐败潜规则的心理认同和习惯取向。由于相信法不责众，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进行权钱交易，却不用担心受罚，因为行贿与受贿者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使得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第二，相互监督制约机制难破权力网。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机关内部规章制度虽然对司法权力行使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之间设置了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但该机制有时难以抵制和打破用物质利益编织的经济网络(权力网)。

4．部门利益干预。司法腐败的丑闻会给整个单位乃至整个系统的廉洁性造成重创，因此使得领导层很难有自曝家丑的动力，而选择尽可能地掩盖或在内部解决。一些司法人员贪污贿赂犯罪被发现后，其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从单位绩效考核、评选先进和个人政绩的角度出发，一般是进行“内部处理”，尽量将原本触犯法律的事情变通为违纪处理，不移送司法机关。纪委移送的一些司法单位领导受贿案件牵涉出来的行贿人，有的行贿数额较大，但因在纪委调查期间配合较好，绝大多数都被作了内部处理。对这些司法人员行贿犯罪及钱款来源问题，检察机关无法再介入，一定程度上也放纵了犯罪。

(二)查处难

1．干扰多，阻力大。由于长期在司法领域工作，司法人员在司法系统等社会各界的关系网十分广泛，如果不注重秘密初查，侦查意图和侦查方案很容易泄露，会给案件的侦办增加难度。从司法系统内部来看，权力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因为司法改革引入法官的“三六九等”、业绩考评等制度而加剧了权力干预的制度化。⑤从司法系统外部来看，司法人员的人事、待遇安排取决于当地行政部门，迫于地方领导的压力或地方保护主义，有些司法人员围着地方行政领导的权棒转，倚权枉法。由于腐败成为一种势力，权力之间存在搏弈和对抗，办案阻力和风险越来越大，干扰多，查处难度大。

2．取证和固定证据难。取证和固定证据难是查处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查办职务犯罪大多依靠言词证据，侦查模式一般是“由供到证”。然而，通过讯问涉嫌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获取其口供、进而围绕口供固定证据的做法很难行得通。在司法人员渎职犯罪中，犯罪主体往往在作案时就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了反侦查的措施，案发后对犯罪动机以工作失误、认识偏差和集体决策等加以搪塞。同时，案件知情人多与案件有牵连，对关键环节的直接证据拒绝作证，查办起来非常棘手。

3．查处机制不健全。及时有效地惩治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须建立与该类犯罪所固有的智能型、高隐秘型等特性相适应的查处机制。我国现行的查处机制不健全，制约了查处此类职务犯罪的效能。具体表现为:首先，专门的侦查管辖制度没有建立。随着查办该类职务犯罪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特别是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在遵循侦查管辖制度办理具体案件时存在原则性不足、灵活性有余的现象，办案工作日益受到犯罪嫌疑人关系网的干扰，给案件的查处带来很大阻力。其次，机动侦查权弱化。⑥目前，机动侦查权的范围被严格限制，而且实施方式受到制约，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被削弱，对很多特殊案件无权灵活处理，从而影响该类犯罪的查处。

(三)判决难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判决难的主要表现为职务犯罪轻刑化。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如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也有主观方面的，包括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

1．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刑法之网本身存在疏漏，为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逃脱刑法之网的捕捉提供了基础。我国刑法之网的疏漏之处表现在:首先，刑事立法的范围过于狭窄。现行刑法只是将部分职务犯罪行为划在自己的边界之内，大量具有类似危害的行为规则被排除在外。其次，兜底条款的虚置。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使用率很低，很少有单以该罪定案的情况。再次，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法定刑幅度过宽，给轻刑化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最为常见的贪污、受贿罪，《刑法》并没有对5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数额与刑期进行相应地细分。最后，对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做限制性的解释。⑦有些审判人员为被告人开脱、减轻罪责，钻法律空子曲解法律而重罪轻判或从轻、减轻判处，从中牟取利益，致使判决轻刑化。

2．选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法律或其他制度虽有明确规定，但因监督上的问题或对执法者未设置违法执法责任追究制或追究不严或难以追究等问题，执法者针对不同的执法对象，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履行职责;二是法律规定本身不明确或者法律赋予执法者相当的裁量空间，执法者本应尽可能地作出合理和公正的判断，合理行使裁量权，但却不尽职责甚至故意作出不公正判断的执法行为。⑧由于我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案件事实的纷繁复杂以及我国尚未建立以“法定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证据制度等因素存在，我国司法人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⑨刑事立法尤其是刑罚立法方面不完善，刑事司法解释相对滞后及立法技术落后，法官会不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采取选择性执法，滥用这种权力来办人情案、关系案。

3．滥用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规定的刑种多、量刑幅度大，导致有些审判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一是在量刑幅度内，即使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判多判少也是审判机关说了算，这就给了某些审判人员枉法犯罪的机会。二是某些审判人员在缓刑的适用中，钻法律空子。同类情况下，有“情”、有“钱”的人才可能缓刑。既然在三到十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均属“合法”，那么收受关系人的钱财，少判或多判一、两年又何乐而不为呢?⑩三是缓刑的条件规定原则性太强。我国缓刑中“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之规定不够具体，无形中增大了办案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二、我国当前查办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机制

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机制，取决于各个国家对侦查机关的专业化分工，即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在不同国家机关中的分配;二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纵向配置，即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的内部和外部领导体制;三是职务犯罪侦查权力的配置，即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各项具体措施或手段。

1．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唯一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机关。具体来说，检察机关所侦查职务犯罪职能部门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由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侦查;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由反渎职侵权局负责侦查;三是赋予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民行检察部门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以侦查的职能，主要是对这些部门在其检察监督工作中所发现的监管场所内发生的职务犯罪、民事行政审判中法官的职务犯罪等案件进行侦查。对侦查权的行使，检察机关除拥有公安机关侦查普通刑事案件的各项职权外，还享有案件线索的初查权，即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初步调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

2．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纵向配置。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另一方面还要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双重领导”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呈现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特点，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垂直关系基本上仅仅局限于检察业务，而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大多数仍依赖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三、我国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查办机制重构

(一)成立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

由于职务犯罪日趋隐蔽化和复杂化，而在现有的机制下，我国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呈现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侦查部门多头设置导致无法形成合力、侦查措施相对而言较为单一等弊端，故应设立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以改变这种现状。具体来说，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将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举报部门、预防部门等合并为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反腐败侦查局，并将民行、监所部门的侦查权也收归其有，从人、财、物等方面保障其独立性，在内部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垂直领导。通过整合人力资源、装备资源、技术资源等，进一步提升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水平和能力。

(二)实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整合职务犯罪侦查资源

即在检察机关内部，强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领导，加强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侦查协作，形成上下一体、信息畅通、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体制，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作用;在检察机关外部，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国内、国际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使各方力量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与职务犯罪作斗争。瑏瑢实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旨在进一步有效地整合侦查资源，迅速集中检察系统的办案力量，在短时间内投入优势兵力“围歼”大、要案和窝案、串案，提高侦查效率。同时，应当注重建立健全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机制:一是建立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机制，加大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管理力度，对辖区内的案件线索统一掌握、筛选、分案，健全与纪委等相关部门的线索移送制度;二是建立侦查指挥协调、协作机制，一方面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关系，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侦查工作的领导、指挥和协调，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不同地区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的协作配合制度，形成全国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一盘棋”的格局，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营造良好的外部执法环境;三是建立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即对线索管理及分流、初查及不立案、侦查取证、询问讯问、撤案、移送起诉的报批、审核、案件汇报、文书备案程序等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应健全完善业务考核、办案安全等制度;四是建立侦查国际合作和个案协查机制，以保证国外、境外追逃、追赃、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树立“精确打击”理念，强化打击职务犯罪的效果

职务犯罪精确打击，是指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依托信息的支持，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装备并形成精确管辖、精确指挥、精确保障、精确监督等主要系统，以及对获取和固定准确充分的证据为核心，注重打击质量，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精确打击的一种查办案件的模式。具体来说，一是精确管辖，即通过完善级别管辖和指定管辖、完善案件线索的统一归口管理等，确保信息获取的精确性，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精确指挥，即借助指挥信息系统，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组织实施指挥，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重要保证;三是精确保障，即通过精确运用打击方法、精确使用打击手段、精确组织打击保障，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核心;四是精确监督，即通过完善侦查程序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决策指挥监督机制、完善侦查备案审查机制、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机制、完善侦查通报机制等，科学分析和准确判定打击效果，是实现职务犯罪精确打击的重要环节。以此达到直接摧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重心、职务犯罪侦查节奏快、职务犯罪嫌疑人脱逃难、职务犯罪侦查效率高、职务犯罪侦查成本小、职务犯罪可控制性强等方面的效果。

(四)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特别侦查权，加大打击力度

司法不公范文篇3

法律的作用在于建构社会秩序，尤其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法律制度本身的公正性成为法律能否产生效果的前提。法律期望通过对个体、群体行为的先期预置和规制，教育、督促、劝导、惩戒人们实施守法行为，接受法律所倡导的公正标准，实现公正的法律行为，服从法律的裁判等。公民对于司法是否公正的感知，即司法公正感至关重要，只有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的，才会按照法律的要求办事，才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内心的信仰。

（一）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1．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诉讼当事人作为与司法接触最直接，受判决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感知往往比非诉群体更深刻、具体。近年来上诉率与上访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制的日益健全，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可以质疑判决，另一个原因来自于公民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在以法律为表征的客观公正背后，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具有个人对法律的解读，即主观公正，主观公正具有利己性，当判决不能满足诉讼当事人的预期，无法实现机体内部平衡时，不公正感便会产生。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与对判决的不认同是相互影响，不断促进的关系。中国社会缺乏法治传统，中国法治的进程只有几十年，因而公民对司法公正性的感知是不稳定的，极易受媒体与周围言论的影响，所以当判决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时，他们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和稳定的司法公正感，便会质疑，进行外归因，不信任司法和执法过程，从而不认同判决，选择上诉或者上访。同时，由于不认同判决，上诉或上访成为替代强化物，强化了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二者不断地相互作用。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除了表现在上诉或上访等合法途径上，也会表现在报复行为上。诉讼当事人在强烈感知司法不公时，可能产生三类报复行为：公开攻击，如身体攻击、吵架、威胁、聚众等行为，最为典型的是“5•18无锡女法官遭当事人砍杀”（1）案例；退缩行为：对案件判决悲观、失望，不再相信法律，自我怀疑，拒绝帮助等；隐蔽攻击：对判案法官、法官群体甚至司法系统愤怒、攻击、散布流言，自身焦虑、抑郁等，究其根源在于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常常是由于对司法的不信任，认为司法不公正导致了裁判的不公正，并产生强烈的对抗与退缩等情绪性行为。

2．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尚处在形成时期，具有很多模糊和不确定因素。中国的法治进程只有几十年，关乎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处在培育阶段，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不稳定。非诉公民或通过观察身边诉讼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程度、反应来学习司法公正与否，或通过媒体、舆论报道来感知司法的公正与否。由于非诉公民不具有直接的感知和经验，他们非常容易受到经历过案件判决具有经验的诉讼当事人和媒体的影响。如果诉讼当事人本身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并对司法系统进行隐蔽攻击，如散播不公流言等，那么其身边的非诉公民也很难产生高的司法公正感。由此可见，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与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是密不可分的，并且这两个群体的司法公正感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二）心理学角度研究中国公民司法公正感的必要性

历史上，哲学家和法学家们或从法律来源正义的角度论证司法的公正，或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角度来阐明公正的法律需要具备的要件。其特点是更多地致力于法律制度与程序的是否公正。事实上，法律是否公正，除了包括有法可依外，还应包括有法必依和因公正愿意遵守和信仰法律。仅仅关注法律制度本身的建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公正，必须不断加强司法公正以及提高公众守法的自觉性和对司法公正的态度、感知。研究对司法公正的态度和感知，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层面，心理学可以从人的微观感知入手，深入剖析影响司法公正感的各个维度，最终寻求系统的具有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二、心理学对公正感的研究

心理学对于公正感的研究已有60多年历史，其领域涉及经济、法律、组织等多个方面，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出现较早，但发展滞后，目前研究最多且形成一定规模的为组织领域公正感研究。

（一）公正感研究的四阶段

Colquitt等人在2005年将公正感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和公正感维度划分。

1．结果公正

以结果公正为焦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Homans提出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一次次的交换中建立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对以后的交换做出预期标准。如果在交换中，达到预期标准，即投入和回报达到某种比值，符合其心理预期，人们就会体验到公正，产生公正感，如果投入大于回报，将会产生愤怒，投入小于回报时，人们容易产生内疚感。诉讼当事人以自己的心理预期作为参照，由于自利本能，会放大自己的痛苦或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把结果预期地好于真实情况。所以，当客观判决出来时，往往达不到他们的主观预期，此时，他们对司法的公正感知下降，觉得判决不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当斯1965年从认知失调理论出发，发展了社会交换理论并得出公平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比较的过程中，若自己相对于别人所获的报酬多，就会产生内疚感；反之则会产生愤怒感。诉讼当事人，即使是第一次诉讼，也会出于关心自己的案件，关注类似案件，当发现判决有利于自己的相似案件时，发生选择性偏好，选择这些案件作为参照，判决结果出来后，若对比发现结果不如参照案件，则会产生不公正感。民事诉讼，虽然与刑事诉讼有很大区别，但形成公正感的原理是相似的。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总是关注我们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无意识地放大损失，缩小利益。所以，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案件，正是由于案件双方当事人的预期都有意无意的偏向自己，预期与判决结果不同，才会出现双方都不满法院的判决，认为判决偏向对方而产生司法不公感。当然，这些理论也受到一定的批评，我们内心的损失与回报比值的主观性，我们对案件的了解程度如何，这些案件是否真与我们的案件类似，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案件来比较，都会影响到司法公正感，这将使得公正感变得不稳定，难以预测。

2．程序公正

20世纪80～90年代是程序公正研究的高潮，也是有关司法公正感研究的辉煌时期。1975年，Thibaut和Walker从社会心理学和法学结合的角度，出版了《从心理学分析程序公正》，书中运用大量心理学实验，科学量化地分析法律程序的公正问题。Thibaut和Walker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对于司法公正感的不同影响，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模拟情境实验，结果发现，无论判决结果如何，被试都认为抗辩制更好。原因在于在抗辩制度中，辩护者本人在庭审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进而产生更高的公正感。

3．互动公正

互动公正最早是由Bies和Moag在1986年提出的，Greenberg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司法审判中，人际公正可以表现为审判员甚至是法院里的普通工作人员对于诉讼当事人予以充分地尊重。诉讼当事人在法院被礼貌地要求等待、出庭，在庭上审判员认真听取控辩双方陈述，即使打断当事人的叙述也是礼貌的，诉讼当事人的人格得到充分尊重，感到自己的意见被认真听取，容易产生高的司法公正感。这一过程实际实现了心理学所说的“尊重效应”和“发言权效应”。尊重效应的深层次心理是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当诉讼当事人被充分尊重时，他们能感受到来自群体的支持和认同，他们不是孤立无援，不是被排斥于群体之外的特殊个体。另一方面，尊重也和发言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当事人充分得到尊重，才可以保障他们的陈述得到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被审判员认真考量。信息公正在司法审判中可以表现为，法院做出审判结果后，对所做出的审判结果给出一定的解释，除了列出所依据的具体法条，可以增加一些普通群众可以理解的判决解释，适当增加一些判决中的决策原因，如某种证据的采信程度等。这样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参与感、受重视感，另一方面增加了决策的透明度，使得非诉公民更加信任法律。实际上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增强当事人对于过程的控制感来增加他们的司法公正感，使他们对待判决时，从了解到接受最后达到认同。近年来，中国法院要求制作判决书规范化、具体化，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公正，从而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4．公正感维度的划分

公正感研究的第四个阶段研究多集中在公正感维度的划分上。目前有单因素论、双因素论、三因素论和四因素论。笔者认为，四因素论（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对司法公正感的解释更具借鉴意义。结果公正是人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公正，无疑对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影响最大。法律中结果的公正是法学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的领域，不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亦非本文论述问题。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已被法学界所公认，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判决结果相同的情况下，程序公正能让人感受到更高的司法公正。对于心理学来说，有意思的研究在于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它表明，即使是在判决结果和法律程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法院给予原被告双方更多的尊重，更加礼貌地对待他们以及在判决结果出来后，更详细地做出解释，都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更高的司法公正感，更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

（二）司法公正感的已有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司法公正感研究的辉煌时期过后，司法公正感的研究未有明显发展，一方面可能由于西方国家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关注组织中的公正感问题。近年来，对司法公正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心理学家菅原郁夫，他提出人们感到司法不公正的几种原因。

（1）“以自己为中心的状况解释”，即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些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损失时，他们往往会高估这些损失，然而这些高估是他们意识不到的，所以当法院给出一个实际公平的判决时，当事人会觉得并没有真正弥补他们的损失。这一现象在《怪诞行为学》中被描述为人类的怪癖，“我们对已经拥有的东西迷恋到不可自拔……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

（2）“对于外集团缺少归属意识”，即不把自己归属到这一群体中，即使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也感到不公平。这些不断上诉或上访的当事人往往不处在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内心将自己与司法人员看作不同的群体，在严肃而强大的司法体系中，他们觉得孤立无援，找不到归属感，当司法人员的判决与当事人预期的利益不符时，冲突就会产生，“不信任感就会弥漫”，由此，不公正的感知便产生了。

（3）“公正世界的信念”，即做好事的人必有好报，做坏事的人必有恶报。在处处以证据说话的司法程序中，这种朴素的因果报应观念往往难以实现，也就使得抱有这种观念的人们觉得法律不公。

（4）“印象操作”，由于当事人掌握的资料和信息有限，他们往往只是凭借一些经验印象或周围的言论，比如司法系统黑暗等，就产生一种不公感。实际上在具体的案件中，可能是几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产生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公正感。虽然这些解释不算全面，但无疑为司法公正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三、司法公正感的发展方向

“关于公正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最先从美国开始，随后以欧洲为中心，逐渐向亚洲扩展开来。”笔者认为，司法公正感的研究趋势如下。

（一）心理学与法律相结合的视角

千百年来，哲学家、法学家关于司法公正的思考都是从法律本身出发，在论述过法律来源正义、形式与实质正义后，发现司法的公正性仍然不能被每个公民所信服。心理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从人出发，来研究司法公正感是怎样获得的，又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心理学还提供一种量化的实证方法，使得关于司法公正的研究从抽象的思辨走向可验证的数据。心理学与法律结合起来，会给公正感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思路。

（二）探讨司法公正感的具体维度

关于公正感维度的划分在心理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争论，然而，将公正感置于法律领域中，是否存在新的维度或已有的维度在法律领域中是否适合呢？心理学运用实证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获得量化的数据进行科学的统计，尝试弄清楚司法公正感所具有的维度，以及每个维度对于总体公正感的贡献有多大，他们之间存在何种具体的关系。今后的研究可以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使得司法公正感的理论更加清晰，建构更加完整。

（三）探讨司法公正感的影响因素

司法公正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它所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不可小觑，意义更为重大。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影响司法公正感的具体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在何种情境下适用，并在司法实践领域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将是研究者所要面对的任务与挑战。

（四）研究司法公正感的相关问题

借鉴较为成熟的组织公正感研究，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在弄清司法公正感的维度和影响因素后，可以研究与它相关的问题，比如司法公正感与法律权威、公民守法行为、犯罪行为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大（比如其与社会信任感、社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等），力求将这一问题研究得更为深入和透彻。

（五）与中国本身的法律制度相结合

司法不公范文篇4

一、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法律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它可以保证社会对于差别的尊重，并在尊重差别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协调与运行互动，从而建立起承认个体、元素互补、彼此互动、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二、司法公正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司法公正内涵的关键词是公正。司法作为解决纷争，判明是非曲直的方式，必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对纷争的解决所体现出来的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符合性，它包括司法活动的结果和过程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具体地说，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第二，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因此，司法公正包括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司法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关系能得到全面有效调整，人与人能和谐相处。由于现代社会关系主要依靠法律调整，因此和谐社会就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而要实现法治社会，首要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司法公正的内容。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亦可以通过司法的矫治来恢复公正；但若没有司法的公正，就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公正，也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司法公正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读：1、司法公正保护合法经济行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新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型，因此各种经济纠纷层出不穷。公正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通过大量的有效处理纠纷，依法保护规范公平交易和有序竞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需的基础和条件。2、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法治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和谐社会应当是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确立的治国方略，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公正是这一基本要求的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则必须实现司法公正。3、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得以贯彻实施的最重要和最有实效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条件和底线保障。司法不公不仅会纵容和放大社会的不公，而且必然造成对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严重损害。因此，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才能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4、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它拥有一套有效处理和化解矛盾冲突的社会机制。司法就是这种社会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公正司法是化解矛盾冲突的有效方式。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法对社会的控制功能，依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冲突，引导民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使违法行为受到制裁和纠正，及时地消除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当前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司法不公范文篇5

关键词：司法公正法律监督司法不公

司法公正是指对案件进行公平的审理和作出正确的裁判，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受到的质疑也是较多的。尽管我们说司法不公是个别现象，并非如有人所渲染的那样严重，但也绝不可小视。基于广大老百姓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他们心中的司法公正更多的是看审判的过程及判决的结果公正与否，故本文从审判阶段谈谈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造成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以及作为检察机关，我们应如何创新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如何加大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查办力度。

一、当前司法活动中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

(一)性质相同的不同案件，判决的结果不一样

按照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要求，同样程度的犯罪就应该受到同样的刑事处罚。只有同罪同罚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才能让大众对法律信服，法律也就更加具有威慑力。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也有时会出现。比如，涉案金额相同的同一起开设案件中，主犯判的反而比从犯轻。深入探究其原因，发现判处相对较轻的主犯缴纳了相对巨额的罚金，而另一个则无法交纳那么巨额的罚金。已交纳罚金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是司法不公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现。法院的这种判处在法律上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从当事人方面看就是一种严重的司法不公。而在检察机关的角度，这样的情况有时会存在的，如果都提出抗诉，以后的工作就很难协调，所以很多时候只能是同法院协调处理。但是这种裁判，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恶劣，以致于社会上很多缺乏法律知识的人认为犯了罪只要交纳了罚款就可以免于坐牢，没法交上罚款就应该坐牢。这和法律惩罚犯罪的目的不相符合，使法律的权威性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大打折扣。

(二)以罚代刑的问题特别严重

按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处以罚款，并不能代替犯罪嫌疑人的刑罚。但是审判实践中，有些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处以罚款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说前一部分中的案例说明交纳罚金就可以轻判的话，那么以罚代刑就表明如果交纳罚金就可以免除处罚。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罚款是不能代替刑罚的，因为罚金是一种经济制裁，主要适用于经济型犯罪、财产型犯罪等，所以以罚代刑是一种违法的现象，但是实践中却屡见不鲜。

二、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一)司法体制制约和妨碍了司法公正

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原则尽管已被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但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及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颇深，究其原因是法院的人、财、物由同级政府管理的体制，使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有时法院不得不曲法申情，使法院利益地方化、司法权力地方化。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将法院看做自己的一个部门，并且强调绝对要服从党委领导，形成了该地的“党”的领导绝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的普遍公务员管理化，继而形成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淡薄，这无疑是司法不公最客观的外部因素，司法体制固有的弊端使司法权难以真正独立，如不进行变革，要做到司法公正，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如纸上谈兵。

(二)司法观念滞后影响了司法公正

司法观念是司法人员内心法律新年和对某些行为法律评价的总和。以往的刑事司法理念是有罪推定和疑罪从优。震惊全国的湖北京山县佘祥林涉嫌杀妻冤案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检查，主要是在这一理念影响下形成的，疑案存在有两种可能，可能是犯罪，也可能是无辜。而且当证据证明到相当高的程度，会出现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没有作案、大于无罪的情况，但是定案时，必须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否则，应视为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这和传统思维似乎有冲突。不枉不纵是一种理想和追求，处理案件时可能难以两全，但是好人是绝对不能冤枉的，如果佘祥林的案子从进入司法程序开始，能够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起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恐怕就不会使佘蒙受了11年的不白之冤和牢狱之苦了。

(三)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的弊端也影响了司法公正

尽管我国程序法律规定了回避制度，但这仅仅是审判程序上的回避，并且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发挥了作用还存在很大疑问。法官在熟人关系中处理案件，面对的是血缘、家庭、亲情乃至上下级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关系组成的网络，继而形成了庸俗关系学的强大冲击力，再加上我国成文法中高频率出现的弹性条款、弹性幅度，熟人让你网开一面的关照关照，即使是包公在世，也很难过这人情关，无疑使相当一部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在审判权的运作上实行的是首长层级审批制，运行环节过多，职责不明，责权利脱节，使裁决结果的主观性、任意性增大，造成审案不判案，判案不审案，独立审判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形成了领导说了算的“人治”体制。

(四)社会现状制约了司法公正

一是法院自身困难不能解决，办案办案条件不能改善，特别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官待遇低下，地方财政无法全部解决其经费，一些法院用下达办案指标和诉讼费收费指标的方法，通过创收来弥补，于是乱争管辖权、多收费、乱收费的行为蔚然成风，使司法活动商品化、庸俗化，于是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③;二是法官置身于社会的大环境中，也要受到各种思想的侵扰，她们的家庭生活、子女就业等问题使之不容回避，在目前司法体制和社会环境中，她们很难不托朋友，拉关系，寻求帮助，于是便有了“三案”，有了“执法犯法”，司法不公也应运而生。

三、如何完善检察监督权

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唯一法定的监督机关，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众所周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形式是通过具体的办案行为来实现的。它不同于人大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应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但在现行立法中，关于检察监督权尚有不尽完善之处，导致检察监督权难以全面行使，作为一名在基层从事执法实践的检察官，笔者想就此谈几点建议。

(一)立案监督权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7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与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但是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由于该条款规定的不尽完善，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仅到此为止。当然在实践中，大部分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都能迅速及时的立案侦查，但是也有个别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并不立案，对此，按照我国现行刑诉体制，公、检、法三机关分工的原则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并非是领导和指挥关系，因而导致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通知立案拒不执行后检察机关束手无策，检察机关的立案通知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当然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立案通知书不立案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立案通知持有异议，对此建议在第87条中增加复议或复核程序，由公安机关向作出通知决定的检察机关提请复议或上一级检察机关复核，复议或复核后维持原决定的，公安机关应无条件立即执行；另一种情况是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而其他因素拒不执行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决定的，建议由人民检察院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商请同级公安机关指令下级公安机关立案，从而使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落到实处。

(二)侦查监督权及刑罚执行监督权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以及刑罚执行的监管改造行为的监督权，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是以口头或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形式来监督的。同样，大多数公安机关或监管改造场所在接到检察机关的通知后都能自觉纠正违法行为，但个别地方还是出现了“你通知你的，我干我的”的现象，因为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此规定都是到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为止，而没有下文，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的约束制约机制，从而使侦查监督及执行监督显得苍白无力，出现了“纠而不正”的现象，如刑事诉讼中的顽症——超期羁押，在前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检察机关虽然多次纠正，但都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究其实质，还是现行刑事诉讼体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及执行监督方面对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所以建议立法在刑事诉讼体制中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约束制约机制，使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及刑罚执行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充分发挥检察权，使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三)对法院审判活动监督的完善

一方面要加强监督的及时性和权威性，对法院的违反程序的行为要当庭指出，如法院拒不接受建议，检察官可以主动退庭，要求延期审理向本院的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汇报，寻求解决途径，而不能任由违法的诉讼活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将自诉案件和书面审理案件纳入审判监督的范围，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这类案件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避免造成监督空白。再次，可以在法律上规定检察机关拥有向人大提起弹劾权，如审判人员拒绝纠正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向人大提起弹劾，建议撤销其审判员资格。

以上笔者分析了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以及如何创新和完善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机制，下面就简单谈谈如何加大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大家知道，很多司法不公的背后藏着一条见不得人的“灰色交易”，正是因为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对这个案件作出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他能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等，才会让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司法工作人员丧失道德、不顾政治生命、不顾肩上责任，铤而走险，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进行打击。公务员之家

要广辟案源渠道。要认真受理和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从中筛选一批线索。一般来说遭遇司法不公的当事人是相对比较弱势的，他们无权无势，所以在遭遇不公的情况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有关部门控告，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所以有关部门接到这样的举报和控告后，一定要认真审查与核实，有必要的话，直接与当事人对话，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发现情况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存在的话，缜密开展初查。初查线索要制定初查方案，讲究初查策略，选准突破点，把握立案时机，适时立案，努力提高初查成案率，防止线索流失。

注释:

叶静.影响司法不公的因素.法制日报.2001年8月2日.

周霞.加强检察监督工作的思考.中国检察官.2003(8).

陈炳军.浅谈检察权的完善和创新.

司法不公范文篇6

[论文摘要]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目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是立法、审判和管理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应完善立法，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确立司法权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

一、法治与司法公正的内涵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理论界对法治的理论研究颇多。一般认为法治应具有如下内涵：①有普遍的法律；②法律为公众知晓；③法律可预期；④法律明确；⑤法律无内在矛盾；⑥法律可循；⑦法律稳定；⑧法律高于政府；⑨司法具有权威；⑩司法公正。从此内涵来看，法治应是指一种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秩序下，社会秩序由法律创设，创设该秩序的法律具有普遍性、公众知晓、可预期、明确性、无内在矛盾、可循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主体(包括政府、社团、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即法治就是一种社会各主体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状态。司法之于法治的作用，在于对法律的公正性、各主体是否遵守法律秩序作出评判，并对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作出必要的制裁。司法对法律公正性的评判，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秩序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旨在促进各主体对法律秩序的遵守，防止法律秩序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重蹈人治的覆辙。归根结底，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公正即“公平正直”、“公平正义”。司法公正作为公正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对司法行为是否“公平正直”，司法结果、司法过程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评价。从法律评价角度看，司法公正与否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程序合法；二是实体上适用法律正确。符合这两项标准，则作为个案的司法过程就是公正的。

总的来说，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程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根本保障和核心内容。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能够惩恶扬善，化解纠纷，同时也是对人们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诚信合法交易进行规制。而司法的不公正。枉法裁判，不仅侵害了涉案当事人合法权益，使他们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怀疑，同时也会影响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对法治的信仰，导致民众规则意识的淡漠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的滋生，最终会损害法治的存在基础。

二、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目前各界对司法是否公正评价不佳。法学界普遍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不公正现象，其中尤以人情风的滋长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最为突出”。群众对法院更有“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等说法。虽然法学界、群众的说法均对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有不同程度的夸大，但是客观地说，在个别案件中司法不公的现象的确存在。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的问题，也有体制制度的问题。人的问题即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廉洁自律及公正执法程度如何；体制问题即造成司法不公的制度上的缺陷。笔者认为，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主要还是体制上的问题。在审判过程中，因为某个审判人员的原因出现了司法不公的现象，从形式上是个别审判人员业务不精、廉洁自律和公正执法性不够。但从实质上看，这正好反映了我们司法上相关制度的缺陷，让业务素质不合格的人员进人了审判队伍，没有为审判人员的公正审判创造良好环境，没有对审判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和制度方面的因素主要有：

首先是立法方面存在问题。法院的职能是适用法律，只要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正确地适用了法律，同时并不违反程序法上的规定，应当说个案是公正的。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在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的规定滞后于经济发展时，即使法院严格适用有关法律，同样会产生司法公正被质疑的情况。

1.立法体制方面。我国立法体制实行的是人大立法制，即由人大代表参与立法。人大代表来自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大多数人大代表并不精通法律。而法律又是有独立理论体系、逻辑体系和语言体系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把立法这一高度抽象、技术性极强、字字关系重大的活动交由人大代表来完成，以体现我国立法的人民性，的确让各位人大代表勉为其难了。

2.立法体系方面。上述人大立法体制的存在形成了中国当代特色的法律体系，即法律与司法解释并存的现状。一般来说，司法解释能紧贴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法律语言规范性、逻辑严密性和易于操作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立法上的一些不足。所以在实践中，司法解释就是审判人员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效力还要高于法律。但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最高审判机关毕竟不是立法机关，其对法律的适用解释应仅是权宣之计。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角度看，没有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较为先进的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是不行的，我国的现行立法体系还有待完善。

其次是司法方面存在问题。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司法独立缺乏，司法权威得不到体现。具体表现在：

1.机构设置方面。从目前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来看，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法院受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在这种机构设置和体制下，司法独立缺乏基本的前提条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也无法树立高于当地党委、政府的司法权威。这也是司法上地方保护主义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根本原因。

2.审委会制度方面。审判实践中，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各庭提请审委会审定的案件，由审委会研究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从审委会的组成来看，一般由院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庭室的负责人组成。客观地说，从其组成人员业务素质来看，院领导和庭室负责人主要是负责行政事务，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参与案件的直接审理，同时此庭庭长对彼庭的业务也并不一定精通；从审委会对案件的审定过程来看，审委会成员事先并不介入案件的调查审理过程，只是在召开审委会时，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及不同的意见，由审委会当场审定。故不论从业务专长还是对案件的认识过程来说，审委会的最终结论并不一定是最佳结论。

3.审判制度中的核心——合议制度方面。审判中，我国案件决议制度以合议制为原则，以独任制为例外。不可否认，合议制对于防止审判人员的偏私，形成较为公正的结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合议制下，案件的审理结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然当审理意见出现分歧时，多数人的意见是否一定是公正的，却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措施。实践中，多数审判人员恶意串通，排斥少数正确意见的现象在个别案件中仍然存在。另外，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在一些中级和基层法院，合议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很多应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往往由某个主办人审理并草拟合议笔录，其他人签字了事，使合议制流于形式，这说明合议制和基层审判实践还存在一些脱节的地方。

三、保障司法公正的建议

司法公正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经由正当途径获取的财富产生合理的预期，全社会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救济。综上，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不断提升立法质量。完善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是司法公正和法治的基础，也是确立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对法治保障作用的重要前提。笔者以为，首先应制定完善的立法规划，确立机制，及时收集法律空白，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或者明显滞后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补充、协调或者修改，保障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次，应完善立法审议前的论证和征求意见工作机制，使相关立法建议得到专家的论证，并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充分征求意见。同时加大人大代表中法律及相关行业专业人员的比例，保障立法过程能充分吸收相关立法建议，立法草案能够得到充分、客观的讨论和论证。最后，为了对社会生活中的相关纠纷予以及时调整，针对成文法的滞后性特点，笔者认为应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由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基本原则对法律空白进行填补，并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对下级法院的指导作用，使案例指导成为立法的有益补充，确保纠纷能得到公正、及时的化解。

二是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真正确立司法权威。司法最必要的就是独立，是不受干扰地实现法律。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都必须依赖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条件，司法公正是司法独立的目的。从内涵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审判独立，它包含一系列关于法官任命方法、法官任期安全、法官薪金标准以及其他服务条件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保障法官个人免于外部压力，独立于除法律权威以外的一切权威。全面确立司法独立，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第一是要完善体制，使司法机关在人事、经费等方面与地方相分离。具体来说，应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实行人员、经费等问题法院系统的垂直管理，从制度上防止地方对司法的不当干预。第二是要继续司法机关内部改革。“公正与效率”是司法不变的主题。司法机关内部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当务之急应解决的主要是合议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应确立合议庭的独立审判地位，案件的判处应由合议庭独立讨论决定，取消审委会对重大案件的判决权；其次应细化和完善合议庭评议案件规则，科学确定合议庭的责任追究制度，保障每个合议庭成员的意见都能得到独立的发表，防止合议庭成员的不当串通和不能独立、公正发表意见的情形发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院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执行的独立性，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司法的权威。也只有确立了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法治社会才能得以最终确立。

司法不公范文篇7

如何加强对“两院”工作的监督？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如何确保“两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了克服司法腐败，是否可以牺牲掉司法权威？这是摆在处于转折关键时期的中国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也是在制定监督法过程中，一直反复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从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上准确把握人大监督与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三权鼎立”，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的前提下，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又有明确划分，它们分工不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不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是“两院”工作，不能代替、干预、干扰“两院”依法独立办理具体案件。这是一个重要界限，否则，人大常委会就会变成一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就终审不了，这不符合宪法确定的司法体制，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实行依法治国，人大监督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监督法总结实践经验，突出了人大常委会对“两院”工作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提高司法人员素质，重点解决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如告状难、执行难、赔偿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错案不纠、司法不公等从具体案件归纳、抽象出来的“类案”问题，促进公正司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样做，既能发挥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两院”工作的职能，督促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某一类司法不公案件的

司法不公范文篇8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的司法则把水源败坏了”，这是大文豪培根的名言，也是中国法律界引用最频繁的一句名言，是耳熟能详的一句司法名言。诚然，司法是公平和正义之源司法腐败则是类似于败坏水源的严重腐败。深圳中院曾经是全国法院系统司法改革的一面旗帜，在司法创新方面在全国法院系统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一丑遮百俊”，这次腐败串案给深圳中院的形象带来的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一贯对法院反腐倡廉工作高度重视，曾先后11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强调各级法院要切实加强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现在可以下结论：深圳中院的确是把首法官对法院反腐倡廉的讲话当作耳边风。首法官对法院系统的反腐倡廉可谓相当重视，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法院自身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要常抓不懈，将一切有关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落到制度的层面。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容易被滥用，任何权力都有寻租的潜在冲动，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任何权力都需要接受监督，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腐败绝对是导致司法防线崩溃坍塌的祸首。深圳中院触目惊心的腐败串案警示我们对于一切行使公共权力的人都应当持有一种制度性的防范之心，身披法袍俨然法律化身的法官也不能例外，都应当在制度设计上奉行“人性恶”的预设和“有罪推定”的假设。越是维护正义的职业越需要防范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所谓人品良知都是靠不住的，惟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才是遏制腐败的坚强有力的“长城”。

司法不公范文篇9

关键词：人大监督保障司法独立

前段时间，关于人大监督司法的争论沸沸扬扬，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本身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也有观点认为为了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必须进行司法监督；还有观点认为某些监督特别是人大的个案监督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形成人大监督应该发挥保障司法独立作用的相关讨论，而本文以为：从应然意义上讲，人大监督本身包含了保障司法独立的内容，而且在诸多监督形式之中，也只有人大监督才有能力保障司法独立。

一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法治社会，司法独立的价值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形式的肯定，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世界各国之所以以根本大法的高度，将司法独立原则确定下来，正由于司法独立对司法活动的运行、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2(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3(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1(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2(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第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鉴于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建立各种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人大监督应该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统一

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但司法不公的现象较大范围地客观存在，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的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更为严重的不安全之中。况且，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仍处于逐渐完善的不发达阶段，要使司法处于没有任何监督的绝对独立状态之中，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并不仅仅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者有其统一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不与公正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的应有之义。公正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这一争议表明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了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争议前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如果司法是不公正的，那么它就不能发挥这一矫正功能。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最有效的手段。再者，司法公正有助于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为法治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对广大公民来说，对法律公正最直观的认识来源于对司法的公正性的认识，相当多的公众甚至把司法公正理解为法律公正的全部。司法不公正，必然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仰，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来保障，而司法独立正是这些原则和制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关键一环。独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才是司法的价值体现,独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独立来维护。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

司法监督同样如此，其目的归根结底也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被滥用，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和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谋私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反仆为主”现象。(((权利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滥用权力是可以而且能够抵制的。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司法工作行政化等一系列阻碍司法公正的因素还比较多，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没有杜绝，加强和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就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对司法进行监督完全有必要，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而我们追求的司法独立其要旨也在于此，因而，司法独立和对司法进行监督能够做到并行不悖，合法合理的司法监督应当为司法独立提供可靠保障，而不是干扰、阻碍、破坏司法独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依法治国要求立法、行政、司法活动都要依法进行，特别是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更应该于法有据，按章行事。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也应该合理合法，监督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或者说冠名为监督的非法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监督，而是破坏。这是思考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一种合法权力的行使以不损害另外一种合法权力为前提，根据某一法律规定来办事也不能违反其他的法律规定。对司法的监督有法律依据，司法独立同样如此，不能为了行使监督权就可以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样行使监督权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法了法律规定，成为法所不容的非法监督。从这意义上讲，对推行司法独立原则有任何损害的所谓的“监督”其实并不是监督，只是戴着“监督”的帽子罢了，是披着监督这种合法外衣的对司法进行破坏的阻碍依法治国进程的绊脚石。所以，应该对各种监督进行规范，使监督依法进行，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司法监督和司法独立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对维护这种统一性也会大有裨益。

三人大监督的特殊性

就我国而言，对司法的监督形式大致有：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监察的行政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检查的法纪监督，新闻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在这些监督当中，人大监督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由人大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它处于所有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因此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不具有与国家权力机关相等的地位，而是处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特殊机构，从而必然要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监督权是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根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人大监督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习惯上称为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法律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主要针对行政、审判和检查机关作出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进行审查和处理；工作监督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外的所有职权进行监督；人事监督指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员进行选举和任免。可见人大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人大监督的特殊性，其崇高的地位、丰富的内容、宽泛的对象都是其他类型的监督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其他类型的监督本身也处于人大的监督之下，如果这些类型的监督本身就不合法，人大就应该进行更正，基于人大的特殊地位，它有权力、也有能力进行更正。

因此，从理论上讲，人大监督应该成为最有力的监督，它应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由于人大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而司法独立是宪法所规定和要求的，必须得到切实的贯彻。所以司法独立的贯彻与否当然成为人大监督的内容之一。人大监督不应阻碍司法独立，相反应该保障、促进司法独立，使“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行使职权，按照宪法和法律规范办事。宪法要求司法独立，“一府两院“的领导及一般工作人员就应该为司法独立创造良好的环境，不能有任何损害司法独立的行为，否则就是违法、违宪，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理应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弹劾和纠正，当然也应该对其实施的违反司法独立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弹劾和纠正。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拥有的监督权应该发挥保障司法独立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大的职权有待进一步完善，人大监督的力度也应该不断加强。

[1]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2]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3]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页。

[1]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2]福布森著，刘静译：《倾斜天平》，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5页。

[1]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1]参见公丕祥、刘敏：《论司法公正的价值蕴涵及制度保障》，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司法不公范文篇10

犯罪动机――证券犯罪的内在原因

依照经济分析法学理论，对于罪犯而言，之所以实施了某犯罪行为，一个非常简章的经济模式就是：犯罪的预期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当考虑交易成本时，只有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力调整才可能发生。简单地说，就是罪犯综合考虑后觉得即使犯了罪也“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饥肠碌碌的饿汉经过卖包子的小摊儿，如果他深知抢一只包子吃只会被摊主打两个耳光或骂娘，他会选择实施抢包子行为；如果摊主会把他关押起来五天不给吃，他就宁愿选择放弃抢包子而到河边喝免费的河水了。其实证券犯罪的根本性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中国证券市场证券犯罪如此猖獗的内在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里需要细分两个概念：“预期利润”，既包括以潜在的经济利益表现出来的有形资产，也包括以满足犯罪激情心理为表现的无形资产。客观地讲，证券市场是个逐利场所，是一个合法化了的唯利是图的场所，除了极少数企业老总因分配不公泄私愤而成为后一种犯罪外，证券犯罪行为基本上都表现为第一种情况。“预期成本”则是实施该犯罪行为所准备的物质和风险成本，还包括一旦东窗事发有可能丢失的机会成本（如终身不得从业、信誉扫地等）和受法律惩罚的预期成本（如罚款、坐牢）。罪犯在实施证券犯罪行为之前，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惩罚概率”，即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处罚的几率。如新疆众和一案中，王桂生收受贿赂三万元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一案（虽然本人对这类有贡献的人在企业经营激励机制差的情况下收受如此小的数目也要判刑表示保留意见），由于我们不得而知的一些原因，王不但没有坐牢，反而被集团委以重任，周围的人对他被判刑一事竟不知道。这就是说在中国现今的司法中，罪犯（更准确地说是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手法和把握可以使“惩罚概率”降到几近于零。

犯罪的动因――证券犯罪的外部条件

一、司法不公是万恶之源。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股市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股市另一个特点是，立法和司法部门力量弱，行政机关参与过多”，简洁精要，一语中的。但本人还认为，中国股市当前最需要做的还不是教授所说的，因为完善治理结构、理顺股权关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们最需要做的恰恰是后者，即改变司法不公和腐败，因为司法不公与腐败才是证券犯罪如此有恃无恐的罪恶真凶，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制造”了证券犯罪。冷静地把我国对证券犯罪的制裁性规定同美国、日本、香港等地相比，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我们的处罚措施从文字上看比他们的严厉得多，我们对证券犯罪最高可判刑10年，罚款最高达“非法所得的5倍”，而在美国最高只有5年和有限的罚金。为什么在高压的法律下反而没有君子呢？其中当然有不讲诚信犯罪光荣的道德伦丧，但最主要的还是包括司法处罚在内的犯罪成本仍然远远小于犯罪的预期利润，更何况司法在证券领域里没有发言权，不能独立司法而只能是“司法介入”？！证券活动中司法不公原因有四：各级政府（包括国家）对国字号上市公司的保护心理作崇；上市公司一般都是地方的龙头企业，规模比较大影响也大，处罚所必然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让政府屈服，惹不起；上市公司有钱，大量圈来的钱闲置着，钱能“买通路”以及司法自身存在的致命的缺点――司法腐败。其中司法腐败是万恶之源，司法的不公与腐败使证券市场中所有的防线和关口都变成纸老虎，当对罪恶现象进行惩治的最后一条防线――司法也只是形同虚设之时，社会又能将会怎样，社会的主体又将能怎样？！所以，当央视“今日说法――两会特别报道”节目中有人在回答“为什么‘司法公正’成为代表们提案最多的话题”时，答案竟是“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为我们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顿时哑然。难道“公正”司法也是“更高”要求吗？难道朱总理为某财经类高校题的校训仅是“不做假帐”还不足以警醒世人吗？其实不必绕弯儿，老百姓都明白：因为司法不公正而被关注，因为太不公太腐败而被广泛关注。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是证券市场混乱的重大原因。合理的产权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功能。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决定了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从一开始就不合理（如国有股一股独大遏制企业自主，法人股虚设扼杀了企业负责人的积极性等），这当然也不利于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国家人为地把股票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而以国家股独大的非流通股当初设立的目的无外乎是要保持“国有”性质的国家控股，确保证券市场这个洋玩意姓“社”，保留国家在这个市场中重大权利。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和法人股的不可流通性造成了各种的事实上的不公平，而正是这种不公平促成了这个对利益十分敏感的市场出现了大量的证券犯罪。一股独大使国家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国家权力执行者、第一大股东、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评判人。就等于在足球场上，她是主办人（规则制定者），是裁判（规则执行者），是球员（市场参与者），同时还是全场唯一的守门员（司法者）。这场比赛在没开始就已严重挫伤了包括法人股持有者、机构投资者、众散户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积极性。证券市场是个高智商者群集的地方，于是各方主体各显神通：法人股因不能变现流通而成为皇帝的新装使持有人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挫伤，为了利益，为了圈钱，老总们把从官场上学到的“权力寻租”活学活用到证券内幕交易中来，以内部信息为“权力诱饵”进行权力设租，与机构或大庄联手操纵股价。玩亏了算我国企做的庄（亏的不是自己的钱），玩砸了查出来也只能算是“单位犯罪”（罚的是国家或股民的钱），玩成了天知地知，查不出来就个人从中渔利，其中不排除有人把玩到的钱再向官员们送送搞“长线投资”，到时混个一官半职，只须与“烂摊子”挥一挥手说再见，何乐而不玩呢。在这个大蛋糕中，没得到份儿的主子们当然不甘寂寞，于是随波逐流，恶炒小盘股，创百元神话，害得散户立刻变成不争气的红眼赌徒。那些先天不足全靠包装的上市公司（以郑州百文为最）于是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经营者为了政绩要造假，公司成了“空壳”美其名曰“壳资源”，连国企改革的特大典型邯郸钢铁也表现平平，“投资”便成了梦里才有的胡话，只有投机才成为这场游戏的唯一理由，于是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等非股权持有者也都参与到当中来和稀泥，通过各自的奇技淫巧和行政权力，从中分得“应有”的份额。国家也许是考虑到对上市公司处理的预期成本过高（包括民事经济赔偿、金融风险、下岗失业等），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暧昧反而更助长了证券犯罪分子的嚣张。当投资已成为美丽的谎言，当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由泡沬堆积起来的“大厦”，又凭什么要求市场各方主体不选择投机呢？所以增发盛行、股价恶炒、随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不分红不送配等一系列投机主义的行为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儿。

三、监管不力是证券犯罪得以存身的温床。目前我国对证券犯罪行为行使监管权的机构仅为中国证监会，权力机关、社会力量、股东等方面的监督都没发挥作用也无法发挥作用。造成监管不力的原因有三：国家是监管过程中的利益第一重要相关人；证监会脑袋不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能独立行使监督权；证监会自身对上市公司的生杀权、管理权（包括规则还负责实施）、监督权三权合一，造成自己也成了犯罪中的一个潜在的或最大的主体。且不论那些如天龙集团、天鸿宝业、麦科特等包装后以绩优股形象上市次年即宣告亏损的公司是如何在证监会的亲自审批中过关的，也不谈银广夏、东方电子等一大批造假行为是否应当追究证监会的渎职罪，仅就“612减持”给中国股市蒸发掉了1600亿，更大的后遗症是广大股民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国家落得个“与民争利”的骂名，客观上也给几欲启动的内需消费市场一记惨重的打击，如此昂贵的学费和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难道竟真没有一个说法？再也不能不考虑监管的制度改革、机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对监管者的监管和对监管权的分立与制衡已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对策思考

基于以上的证券犯罪动机和动因的分析，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出主要矛盾，对症下药，我们认为当前着重应当采取这样几个关键措施：

一、理顺股权关系，改革监管体制。德怀特。珀金斯教授讲“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要一点说是理顺股权关系，明晰产权。财产的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的功能。我再次强调这样一句话，一是要指出合理的股权（产权）界定的重要性，二是要强调政府须端正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和态度，切实把“有效使用资源”作为证券市场发展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圈钱、输血、化解金融风险的通道。必须本着“三公”原则，彻底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局面，国家除了对少数重要命脉性的企业有控股的必要外，其余地方一律全身退出，否则股市永远没有“三公”可言，正如柯象中先生在《最深层次的迷失――评中国股市的失信问题》一文中所讲到的，“只要不割断国有控股（和必然伴随着的行政干预）这个反信用脐带，其它一切机制和做法都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必须作为与证券市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纯管理机构形象出面，监督权交给人大等有权机构，社会公众与股东参加监管，司法独立，实现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必须实现全流通以求公平，解决一股独大以求公正，规则的立改废必须公开，人大应有权废止如612减持办法等恶法劣规。

二、加快法制建设，严格公正司法。法治建设要求“有法可依”，因而必须加快立法。《证券法》的出台是中国证券发展的重要成就，是里程碑，但必须客观地看到该法中的种种缺陷和局限性，诸如“证券”无定义、与刑法不衔接、禁止性规定多而疏导的办法少、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的立法心态等等，即使加上《刑法》、《公司法》等相关规定，证券市场的行为都无法做到“有法”可依。这些都要通过加快立法来加以修正和完善。要探索建立“约因”制度，对无正当约因而随意变更募资投向、滥增发、乱配售等机会主义行为加以遏制，无不当约因所募资金可以依法追回并对责任主体予以处罚。对新募资项目可以重新发出要约，重新募资，从源头上打击和制止上市公司对股民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