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范文10篇

司法审判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审判；公正

舆论监督是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它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却是一种精神的、道德的力量。当分散的、个别的议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经过传播而形成社会舆论时，便代表着众多人的看法和意志，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以案例分析我国社会舆论“干预”司法的现状

媒体舆论，一定程度上影响的是大众。近几年来，许多案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网友们分成各种观点激烈评论，甚至偶尔也出现一边倒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干预”司法裁判。比如，发生在2006年的彭宇案，彭宇借助媒体和网络的力量引导舆论对法院施压，他向媒体表达自己是“做好事”，没有撞到人，而一些媒体则不加考察直接进行报道，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社会舆论的抨击使一审法院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证据充分的条件下，却搬出经验法则进行事实推断，最终使一起简单的侵权案件演变为一场道德论战譹訛。还有同年的“唐慧案”，正是由于部分网络媒体对唐慧的同情心理，导致案件初期民意和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唐慧，对其非法闹访行为却忽视不见。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在这种媒体引导判断、民愤干涉司法的情况下，对司法实施舆论压力，产生了很多负面问题。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司法机关听取群众意见，并不代表案件走向或者判决结果就要被民众的情绪所左右。

二、从法学角度看社会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一）社会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我国司法审判制度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让司法程序变得更加透明，也可以通过媒体将判决结果公之于众，接受社会舆论的评议，民意想要得到普遍的社会正义，而司法审判要求实现严格的程序正义。这样，让人们了解司法审判过程，监督司法审判的审理，有利于我国司法审判走向公开化和透明化的道路，实现实体和程序正义，促进司法审判制度的完善发展。

2.有利于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和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利和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广泛的听取民意，并且对中肯的建议作出采纳和回应，将有助于加强普通民众与司法审判的联系、案件审判结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推动司法公正。

3.有利于实现权利制约权力。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说要平衡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司法执法人员本身不可避免会出现人情关系或者贪污贿赂等司法腐败现象，权力的滥用使得司法部门出现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而社会舆论监督则将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置于监督之下，司法程序也在监督下运行，使案件调查更加接近于事实真相，有利于司法人员端正自身态度，提升个人司法素质，减少司法腐败事件的发生，以此来填补公权力缺漏，实现个案的公平公正。

（二）社会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1.影响司法人员的判断

媒体或者公民基于追求言论自由和表达个人判断的想法，在微博等平台肆意谈论案件以及个人看法甚至谩骂当事人或者司法人员。其中多数网友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甚至还有居心不良的人。这样就会造成言论的极大不负责任性，尤其在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案件中，各大网络论坛铺天盖地的民意压力，极易引入不科学、片面的信息，或多或少地左右了法官的思维和案件的审判，扰乱案件审理的正常司法程序，对法官的司法判决产生误导，影响司法判决的公平性。即使法官具有较高的司法审判素养，采用科学的评判标准，也会受到纷繁复杂的新闻信息的不良影响。

2.加大了司法审判的压力，不利于司法独立

民众往往以个人的主观是非标准判断事件的对错，并且极易受到媒体的带动，媒体的报道若与司法审判不相符合，就会引起民众的质疑甚至民愤，加大了司法审判的压力，破坏了司法审判秩序，使司法人员失去中立，有损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譺訛3.降低了司法公信力随着网络媒体对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信访难、执行难等问题的偏激报道，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失去司法的公信力，造成执法的恶性循环。案件一旦出现问题，媒体、民众就开始质疑司法人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严重影响司法的正常发展。

三、解决二者冲突，促进司法审判独立公正的完善之策

朱苏力教授说：“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还是应与社会舆论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不能过多地强调社会舆论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的监督，历史上曾经确信为正确的、公正的社会舆论事后看来也并非那么正确和公正。法律是一门专门的知识，需要专门的技术，过多强调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张外行领导内行”。为确保司法审判的独立公正，解决二者的冲突，试提出以下建议：

（一）保证司法工作公开透明

我国法院体制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不实言论的监管在立法上没有有效地控制和规定。司法机关是国家工作机关，其办案过程应该公开透明，让广大群众了解事情的真相。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及时相关信息，最大限度地及时向社会公布案件审理情况，把评论与监督的权利归还给人民。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民众自会进行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民意表达。

（二）司法人员提升自身办案素质

法官对民意的尊重，并不是一味顺从地将民众对个案的意见移植到审判中，司法程序也不允许民意审判。司法机关应提升自己办案水平，减少工作失误，按照程序与证据依法办案，只有严格执行根植于民意的法律程序，并接受民众对于司法机关是否严格执法的监督，才是司法机关对民意最好的尊重。司法工作者同时也应加强与各大新闻网站联络沟通，将法院的典型案例分析做深做透后于各大平台，充分延伸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从而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完善法制，加强对社会的普法工作

司法审判范文篇2

关键词：网络舆论；媒体；司法

一、张扣扣案件审理始末

张扣扣案又称为汉中新集杀人案，2018年2月15日，陕西省汉中市发生恶性杀人事件，作案人张扣扣在除夕夜当晚潜入其邻居王自新家中用其随身携带的匕首向王连捅数刀导致受害人当场死亡，随后又埋伏在路旁将王自新儿子杀死随后潜逃，由于案件发生在年末除夕夜当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公安机关随即成立专案组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张扣扣，2019年2月17日张扣扣投案自首，汉中市公安分局召开新闻会对外公布案件情况。同年9月汉中市检察院对张扣扣故意杀人案提起公诉并最终判处张扣扣死刑，其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4月陕西省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1]在张扣扣案件发生后主流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对案件细节和侦破进展进行了全方位跟踪报道，确保民众真实了解案件进程。在案件侦破后对案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报道不一，引发强烈社会舆论。

二、网络舆论及传统媒体于司法案件报道情况

（一）网络舆论的形成

网络舆论下社会公民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通过网络的形式在互联网平台，从而对社会事件产生影响。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或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与思想的自由。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等自由，因此网络舆论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同时也是法律保护公民合法正当权利的体现。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公民表达方式借助网络平台向外扩展，因其自身所属经济文化情况不同，言论覆盖面广范具有代表性。网络空间中网民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会被文化素质、社会地位等现实因素所制约，也不需要真实身份的证明，确保了公民个人隐私，因此观点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有由于网络上信息传输速度的加快，网络舆论具有在短时间之内在互联网平台中呈现爆发式增长的特点，群体感染和匿名性导致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网络舆论的监督内容在于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事件，是舆论监督司法公平的重要方式。

（二）张扣扣案中舆论发展趋向

在张扣扣案中网络舆论忽略媒体报道的客观事实，将感性因素同法制案件相融合。自2017年2月17日汉中公安局宣布张扣扣案告破之后，其所反应的问题及社会关注的热点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焦点在于22年前王家因矛盾冲突于张扣扣母亲汪秀萍打斗，王家二儿子王正军用木棒集中汪秀萍头部，最终导致其重伤后死亡。网民对最终法律裁定结果产生质疑，认为对王家定罪过轻，最终导致张扣扣心怀怨念，导致其于于2018年初除夕夜潜入王家将三人杀害的原因。中国社会法制建设过程中“法大于权”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贫富和社会地位差距的不断拉大拨动着大众敏感的神经，寻求公平和自由成为普通民众看待社会问题的关注中心，在张扣扣案中网络舆论从情感出发认为张扣扣为母报仇情有可原，这是大部份群众的普遍思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理念相同:父母之恩大过于天。使张扣扣最终将复仇的想法埋藏于心底，后期在事业上遭遇不顺的时候将其归咎于童年时的悲惨经历，最终产生了了谋杀的想法，本案凶手同时也是受害者。有部份网络“大V”为了迎合民众的情感，忽视司法机关及官方媒体的案件细节及线索，将寻求公平同张扣扣的动机联系起来，企图掩盖其蓄意谋杀三人的恶性罪行。同时网上流言谣言不断，将张扣扣未婚、在特种兵服役等消息将张扣扣包装成为为母报仇的英雄，这些言论之后皆被证实为谣言，目的是将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同情绪一并煽动起来，吸引关注的同时提升自身知名度。据统计从案件成功告破之后网络上舆论导向一直偏向负面。

（三）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间冲突

互联网技术的提升随之带来的是公民能够在互联网上进行更加方便的表达个人观点，内容出自公民自身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群众将复杂的案件通过感性的角度进行简单化，将社会公序良俗和道德观念凌驾在法院量刑之上，会导致法官量刑失准。司法审判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因为网络上形成的巨大舆论会间接影响甚至决定法官量刑标准。1．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要求司法机关秉承公正客观的态度审核案件、作出判决。网络舆论及报道相关事件的媒体会从大众视角甚至情感视角对案件进行评论甚至虚拟审判，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更高于道德规范，媒体虚拟审判通过在网络上获得大量舆论支持从而影响司法机关对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出现违背司法原则的判罚现象。2．网络舆论形成的压力不仅会对相关案件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裁量案件的法官及相关审判人员，网络中大量质疑、贬低甚至谴责司法机关审判人员的言论会对当时人产生心理压力，迫使司法机关及办案人员倾向民意的司法审判，从而损害司法审判的权威性。

（四）传统媒体报道司法案件的舆论引导

在媒介融合之前传统媒体一直作为引导舆论导向的主要力量，报道社会热点和突发事件，并且收到相关部门及政府的监督，新媒体时代来临之后从大众门户转型成为个人民呼，以微信、知乎等互联网平台不断发展，自媒冲击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的情况正在发生，媒介融合发展成为新的趋势。传统媒体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为政府宣传报道，并且对社会上的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慰问社会治安和民众心理。在张扣扣案发生之后，部份互联网上自媒体擅自不实言论，煽动网民大众心理从而形成不良网络舆论对案件司法审判产生干扰，对此以新京报为首的传统媒体及时将司法机关及政府决策向公众，避免因群体感染和匿名性导致错误舆论。2019年1月9日新京报对张扣扣案法院判决结果进行报道:《张扣扣被判死刑，私力复仇不具合法性》，将案件经过及法院裁定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法律事实认定清楚明确，并对案件始末进行详细梳理，向群众还原真实情况，张扣扣于2018年春节除夕之夜连杀王家三人，情节恶劣对社会治安带来不良影响，嫌疑人本人对三位被害人死亡据有直接因果关系，在法院进行量刑过程中考虑辩护律师提出“为母复仇”及王家于张扣扣其母产生矛盾的因果关系为张扣扣从宽处理，法院审理中将其于“于欢案”进行对比审理，认定两者存在不同，前者事发突然，后者蓄谋已久，犯案时态度坚决，属于蓄意谋杀。对张扣扣判决结果的报道向群众报道客观事实的同时引导社会舆论向合理法制的方向前进，同时新京报对互联网上部份自媒体的虚假报道及煽动群众的行为予以驳斥。新浪新闻中心2019年2月19日发表题为新京报斥自媒体“点赞”杀人嫌犯张扣扣：混淆是非的报道，积极响应新京报还原案件客观事实的同时进一步对网络舆论进行正确引导。[3]

三、新旧媒体在案件舆论引导中差异化成因

（一）媒体规范化监管运营

传统媒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媒体，承担着新闻报道及社会问题的舆论引导作用，这是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首先传统媒体创办时间较早，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覆盖党和国家政策、国内国际热点事件、民众生活、工作等内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信度较高。同时传统媒体作为独立的新闻机构，报道内容内容公正客观，能够还原事件的原始样貌，内容理性符合逻辑。传统媒体在党和国家的监管下运行，部分媒体作为国家党政机关的一部分，能够及时获取事件新的信息，具有权威话语权。同时，中国传统媒体受到国家的监管。我国新闻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新闻媒体的报道规范，专业从事媒体制作的工作人员要进行一系列的新闻业务及宣传报道理论学习，之后通过考核培训后上岗，从业人员具有媒介及理论素养，能够多方面对社会热点事件及突发情况进行及时、专业的报道。网络舆论。专业媒体报道人员承担起新闻事件的把关人角色，将互联网中数量庞大的新闻信息进行筛选和排查，纠正谣言及流言。

（二）互联网发展加快传播速度

网络新媒体自互联网发展之后成立，在互联网上多元化信息，引起网络舆论对时间的评定，如果政府不加以治理，会导致群体压力对司法案件审判的干预，影响司法权威。国家目前已经制定了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立法措施来约束互联网媒体的报道。因互联网更新速度变化快而导致法律和规范的细则不能够完全覆盖互联网平台中所有内容，因而产生约束滞后性，网络论坛、门户网站的评论等监督缺位，成为互联网舆论不良导向的发源地。媒介融合时代UCG和公民新闻成为互联网平台大众创作的一部分内容，全民自媒体的趋势正在逐渐发展，移动通讯工具方便随时随地进行内容的创作，不再需要进行繁琐复杂的加工程序。但同时拍摄器材的专业程度以及新闻选取和加工的过程成为传统媒体媒体进行专业化新闻报道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Web2.0时代之后互联网平台从大众门户逐渐转变为个人门户，移动终端的便捷使得新闻变成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和制造的信息，在这过程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矛盾日益加剧，对于信息的及时获取的能力决定其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两者对信息的采集强化了彼此的竞争关系，作为传统媒体在竞争当中缺乏对热点事件产生后互联网上和线下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将重点放在热点事件和突发情况到报道上，同新媒体报道的竞争恶化，导致部份新闻报道歪曲事实，一味迎合受众关心内容，忽略事件真实情况和细节。

（三）信息竞争使新闻报道环境恶化

媒介融合时代下传统媒体和网络舆论群体处在不同位阶的宣传阵线上，两个不同的舆论场相互重合的部分较少，在互联网平台中，大众自媒体的部份新闻媒体缺乏专业理论知识和坚定立场，将新闻报道工作变成单纯文字堆叠的信息制造工作，对网络舆论不能够起到正确、良好的引导作用。传统媒体具有专业知识和明确政治立场，是业务过硬的媒体报道者，能够作为传统媒体视域下的舆论正确引导者，因为其具有固定的新闻生产和制作流程，在互联网环境下不能够满足所有用户对新闻的需求，因此其影响力不能够在网络上获得广泛影响力，因此不足以作为两个位阶的意见领袖，互联网平台中面对突发情况和热点事件缺乏对网络舆论中消极、不良言论的正向引导作用的意见领袖，传统媒体在专业报道具有权威地位，能够起到舆论引导作用，因其不能够满足所有受众需求因而对互联网平台上舆论导向能力减弱，报道的说服性效果不佳，难以全面覆盖舆论场。传统媒体在经过一系列新闻加工的过程后产出的新闻对事件还原度高、真实性强的同时降低了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在张扣扣案件中当公安机关对案件的进展进行公示的同时互联网上已经有众多关于案件细节和背景的报道，传统媒体再将自身搜集到的信息整合出来的时候丧失了新闻报道的及时性，部分细节和内容已经被其他自媒体所报道，信息和舆论引导错过了最佳时机，案件的真实情况和进展与网络上舆论内容相互混杂，大众难以分辨。

四、新闻媒体在司法审判中良性互动对策

（一）发挥舆论对司法审判监督的积极监用

网络舆论作为互联网时代公民言论自由表达的的方式，在司法案件的审判中起到舆论监督、规范司法机关量刑透明化、公开化的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虚假和不良的网络舆论中非理性的声音通过群体感染影响相关案件的审理和法官判案的标准，阻碍司法权威和公正。传统媒体应同网络舆论形成良性互动，在引导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将自身优势同互联网平台及新媒体报道相结合，发展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以网络舆论媒体报道视角使司法公开化，网络舆论中不良和消极的报道能够吸引大众的原因是抓住大众希望司法案件中审判的公正性，避免以权谋私的事件发生，防止司法不公的现象，这是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性的良好促进，互联网平台中大众渴望得到信息渠道多元化、真实化，传统媒体对新闻的一系列加工报道中收到政府和司法机关部门的审查和监督，使公众对官方和传统媒体的信息相信程度低，难以让公众信服。以新媒体为主导的互联网平台因其信息广泛、平实能够与大众在同一位阶进行交流，司法机关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及新媒体报道作为发声工具，司法公开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以多元化信息的形式出现，有利于消除民众和政府急转之间的隔阂，使群众相信司法、支持司法，从而增加群众对司法机关案件审理公正性的信心，形成有助于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网络舆论。

（二）立法规范使网络媒体报道内容合理化

规范网络舆论中自媒体对司法案件报道，舆论监督在在法治社会对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制度的约束下促进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公开和透明性，网络自媒体自报道时间的过程中使用理性化的表述方式，追求事件关注程度放弃本身舆论引导的功能，会影响司法机关办案的独立性影响司法权威。推动规范网络舆论立法，保障他人的权力的同时避免舆论审判对司法造成的压力，互联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司法机关制定公民运营自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权利及义务，一方面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另一方面正确引导他们进行新闻创作，从而净化网络环境。作为自媒体运营个体的组织和个人应具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专业的理论知识，具有社会责任感，以身作则构建良好互联网信息环境。做为互联网平台管理者的门户网站应加强网站内用户评论的引导作用，做好媒体把关人的作用，过滤反动、恶意的评论，将多元化信息呈现给互联网群众。

（三）传统媒体立足事实加强同群众沟通

传统媒体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主力，发挥着舆论引导的作用，传统媒体在坚持党性原则、保持正确政治立场的同时要了解群众、关心群众，从群众角度考虑新闻报道的方面。增强时效性观念。通过第一时间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和报道，占领舆论的先头，引导舆论向正确方向发展。严格把关新闻报道，确保信息的正式性、正确性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消息的搜集，在确保信息快捷、及时的的同时，强化自身把关人意识，才能够使群众接受报道的信息。同时，加强与群众之间沟通平台的建设，打破以往传统媒体信息报道单方面的传输，通过不同信息交流和传输方式，增加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及时反馈群众的意见，使以公开透明的态度面对群众对媒体的监督，赋予群众更多的知情权，消除群众误解。传统媒体还应该加强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在司法案件和热点事件发生后及时获取有关信息和报道，消除群众和政府之间信息交流渠道不通畅的问题，积极开展网络舆论的引导。媒介融合下，了解网络舆论的发展特点，积极同网络自媒体开展合作，以平等原则对待多元化媒体发展，调整和适应媒介融合新工作方法，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制定不同新闻报道的方式，将群众接受度细分化，打造个性化新闻报道对热点事件司法审判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合自身优势发展全媒体报道，进一步推动传统报道和新媒体报道对群众的舆论引导作用。

五、结语

互联网视域下公众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伴随着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媒介融合，全民媒体时代信息传输速度的不断加快让基于制度束缚的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选择进行变化，公众舆论场影响力的扩大使受众对公共社会实践的关注提升，在对司法机关进行裁判时的舆论监督起到促进司法的关键作用。同时，缺乏体系化、制度化和严格审批流程的自媒体报道会受到大众需求的吸引力失去作为媒体消息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面对司法案件中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以服务人民为基本前提，通过新媒体报道渠道多、传输速度快的特点保证大众对新闻及时性、有效性的要求。传统媒体要履行把关人的特点，正确把握事件的真实情况，过滤和批判虚假消息和谣言，确保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标。

参考文献：

[1]邢盘洲．张扣扣案的警示[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8， 33(02)：129．

[2]魏金辉．新媒体时代媒介监督与司法审判的良性互动[J].人民论坛，2014(35)：128-130．

司法审判范文篇3

公正，是司法的本质属性，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在诉讼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司法体系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司法活动的开展都以公正为终极目标。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是国家法律实施的坚强后盾，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肩负着惩治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权的神圣使命。因此，作为刑事审判部门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审判职能以更好肩负自己的神圣使命呢？最重要的就是司法公正。

二、司法公正在刑事审判中的价值

司法公正作为刑事审判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衡量刑事司法能力强弱和刑事司法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切实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在整个社会确立法律具有高于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权威，树立起法律至上的意识和观念。司法公正对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和维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刑事审判而言，通过公正审判可以向人们明确昭示：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什么行为是要受到刑法追究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稳定的行为预期，并在此基础上行为遵法和守法的心理，从而使法律的评判功能和导向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和拥护，必然进一步维护了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2、保障了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载入宪法，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必须予以贯彻。在刑事审判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是人权保障法，通过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坚决履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职责。一方面，通过依法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不受犯罪侵犯，保护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人权。另一方面，就是在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处罚。通过惩罚犯罪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同时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3、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法院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在刑事审判中，如果司法是公正的，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就能得到保障；如果司法是不公正的，那么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就得不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整个社会就可能没有公正可言了。因此，对于刑事审判来说，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条件和底线保障。

4、促进了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但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矛盾的社会，而在于它拥有一套有效处理和化解矛盾冲突的社会机制。司法就是这套社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审判作为司法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刑事审判通过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法对社会的控制功能，在工作中坚持“严打”方针，坚持从重从快审判，坚持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使得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伸张，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三、如何在刑事审判中充分体现司法公正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司法公正对于刑事审判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平时的审判工作中，我们应把公正裁判作为法官的一项神圣使命，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保障审判工作的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1、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在刑事审判中，司法公正的构建必须要有科学的司法理念，刑事审判也必须要在科学的司法理念支配下进行，否则对于刑事审判而言，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应及时摒弃陈旧的司法观念，改变与现代刑事司法政策不相适应的凭经验、走老路的做法，树立适应现代刑事审判工作需要的刑事司法理念，自觉以科学的司法理念指导刑事审判实践，主要通过：

⑴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人权保护，尤其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真正确立“疑罪从无”原则，作到依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摒弃过分维护公诉意见的倾向，严格执行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有罪，真正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

⑵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是认定事实的根据，无证据则无事实，没有证据作为基础的事实，只能是个人的主观臆断和推测，缺少证据或证据不充分而认定的事实是不确定的、不可信的，势必会造成冤错案件，势必会造成对人权的伤害。

⑶坚持中立原则。“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和体现，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在保证公正得以实现的各种理念和制度中，“中立”处于显要的地位。中立原则就是要求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不能与一方有利害关系或对一方持有偏见和歧视。因此，应要求法官必须保持中立，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环节上保持一视同仁，做到既重视公诉方有罪、罪重的事实、证据和意见，又重视辩护方无罪、罪轻的事实、证据和意见，彻底摒弃“有罪推定”，不唯上、不唯情、不唯钱、只唯法。

⑷树立程序公正意识。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强化程序公正，就是要重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形成注重程序、程序优先的思维方式，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认真解决司法程序中的失范行为和随意行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审理案件，养成严格按程序办案的良好习惯，坚决杜绝不规范的办案行为，确保法律赋予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不受侵犯而得以实现。

2、提高审书人员的素质。笔者认为，要在刑事审判中实现司法公正，关键是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具有较高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和司法应用能力的学习型和专家型审判队伍，为刑事司法公正提供人才保障。为此，应在政治思想上要求审书人员必须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精通业务知识，增强奉献意识和公仆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筑起拒腐防变，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坚强防线，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金钱人情面前，在外来干预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作出贡献。同时，积极安排审判人员轮流参加相关培训，鼓励有条件的审判人员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提升法学理论水平，从而提高裁量刑罚的能力。

3、建立健全相关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在刑事审判中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办案质量评查制等制度，以确保司法公正。通过制定一些制度和措施，规范和明确了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书记员的工作职责，提高刑事审判效率，确保刑事案件质量，加强刑庭内部长效管理，增强审判员和书记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应经常性地进行自查整顿，建立和完善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制度，加强内部的审判监督制度，认真对待和处理群众申诉、自诉案件，认真对待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监督作用。

4、提高和重视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公民参与审判活动有助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具体而言，公民参与审判活动，从实质上讲是将审判权交给公民行使的一种方式，也是审判民主化的一种方式。因此，应充分注重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的作用，在审理案件时积极和人民陪审员交流沟通，在评议案件时，充分听取和采纳人民陪审员的意见，使得人民陪审员真正起到履行社会大众监督司法的功能，从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发挥刑事辩护在控、审中的制衡作用。刑事辩护制度虽然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对于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和保障刑事辩护职能，使其对人民检察院的控诉权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充分发挥制约制衡作用，才能避免和防止司法任意而滥用审判权的现象，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为此，应切实提高刑事辩护权的法律地位，维护刑事辩护权的法律权威，加强刑事辩护的透明度，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必须在判决书中写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意见有哪些被法院采纳，哪些没有被采纳。没有被采纳的必须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6、认真对待刑事案件典型案例的编纂工作，重视刑事判例对刑事审判公正的指导作用。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类似案件在处理的轻重上应基本相同，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同一性质，犯罪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如果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甚至由同一法院的不同的审判员审理，最终判决的结果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加强刑事判例的编纂对实现类似案件的量刑平衡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为实现司法公正，还应认真对待并做好刑事典型案例的编纂工作，重视刑事判例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和对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审书人员尽可能地撰写一些典型案件，为今后遇到类似案件时起到借鉴作用。

司法审判范文篇4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司法审判;良性互动

一、前言

当今社会是一个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交流传播，信息实时更新快、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且社会公众可以互相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网络舆论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及时了解新闻时事，行使享有的监督权及时发现不公平的现象，还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消息寻求帮助。但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且面对法律明确规定的问题社会公众只看结果，他们自认为不公平就一边倒，倒向人情而不考虑法律，此时舆论极易被有心人利用，暗中引领舆论风向，试图给司法审判人员施压，以网络舆论左右审判结果。

二、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作用

网络舆论顺应时代潮流，紧贴生活实事，拓宽了社会公众认知世界的渠道，并且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有利于监督司法审判工作，督促司法人员依法审判、公正裁判。俗话说看人要看两面，网络舆论也是如此。网络舆论的主体上到国家领导人，下至上学的孩童，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修养、兴趣爱好以及生平经历等都是不一样的;至于客体，网上探讨评论的很多案子都比较复杂，社会公众热切关注时事可以理解，但他们带有感情色彩的、没有专业性而仅凭生活经验作出的评价一波又一波，再加上网络舆论本身的复杂隐匿性，部分网民法律意识淡薄、参与评论情绪化，在网上越炒越热，导致大量舆论偏激或虚假但具有强烈的煽动效果，进而生成舆论风波，给司法审判带来巨大压力，无形中影响了司法审判工作。(一)积极作用。1．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审判是司法活动的核心，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案件外，都应当公开，确保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我国是法治国家，公众法治意识觉醒，加之互联网科技的运用，使得公众能够在线观看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并可以通过各种报道了解案件最新进展，公众还在网络平台上各抒己见。由于审判过程公开透明，任何公民在发现程序错误或其他问题时可以及时反映，以使司法审判做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网络舆论成为公民监督司法审判的重要渠道。换句话说，网络舆论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给社会大众创造了及时跟进的条件和平台，当司法案件审判结束后，又能及时对其结果进行言论评议，这是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正面价值，也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针和理念所支持的。①但是，社会公众并不是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任何言论，传递负面消息，而对于煽动性较强、性质较恶劣的言论或帖子，网络平台应加以审核。2．防止权力滥用。司法审判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但司法审判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可能会对其进行滥用。而权力被滥用的行为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司法内部的监督也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做到有效监督，此时网络舆论这种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监督形式才能够有效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网络舆论将一个个案件仔细研究，使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行为摊开暴露在阳光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权力滥用，使权力在法律规定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有助于提高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从而得出产生合法合理的裁判。3．提高司法权威。司法审判是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而司法裁判虽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也需要义务人的自觉履行，所以司法审判须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才能树立司法权威。社会公众随处可获知司法审判的程序和结果，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个人主观对其评价，甚至可以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监督。司法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一旦符合法律规定，并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从而得到社会公众的一致认同，赞美性的评论不绝于耳，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较快，传播范围也广，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提高。(二)消极作用。1．影响审判独立。法院独立进行司法审判活动。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意思显而易见，为保证审判工作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审判人员只需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判活动、履行审判职能，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涉。而当今社会网络舆论盛行，在案件刚发生时就不乏有些好事之徒对其结果进行预测，而这些“预言家”往往并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仅凭个人生活经验和他们自认为的正义就妄下定论，甚至有当事人一方试图通过媒体和网络的力量形成舆论漩涡颠倒黑白，进而干扰审判人员，并利用强大的网络舆论向审判人员施压，使得审判人员不得不考虑怎么判决容易让社会公众接受，最终为了给社会公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作出法律上的让步，杭州飙车案就是这样一个有力的证明。2．扰乱审判程序。程序公正有利于实现结果公正，如果程序违法，结果肯定不会合法，因此，想要得到一个公正、合法的判决结果，首先应保证司法审判的程序正当，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对法律的具体落实。就网络舆论监督而言，其本应是司法公正的有力臂膀，但网民相较于司法工作人员而言，不仅缺乏专业知识的淬炼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他们在网上只看标题不看具体内容而断章取义，且不进行法律知识的研究而只谈自己的看法空口说白话，加上一些网络媒体为增加帖子的关注度和浏览量跟风炒作，极易使网络舆论误入歧途。“复旦投毒案”的审判中，网民竟宣扬事实清楚，无需按照审判程序进行，甚至认为为被告辩护是多余的，呼吁司法机关尽快判决结案。在严格遵守正当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得到的判决结果与舆情不相符合时，激愤的网络舆论可能会影响审判程序的正常进行。3．破坏司法公信力。网络世界是个虚拟世界，由于各种信息的和证明均是在网上进行，导致真实性无法确定，网络监管缺位，使一部分虚假信息在网上，但网络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社会公众看到该信息后不知认真分辨反而盲目跟风进行转发和评论，导致热点问题一再发酵，虽事后经相关部门查明事实并进行澄清，但依旧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认知，打破司法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破坏司法公信力。另外，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许多司法腐败现象，一经发现就被严肃处理，且各大媒体或网站都会有相关报道，此时网络舆论会疯狂吐槽，并会深挖其罪责，司法公信力不复存在。所以一旦发现蛛丝马迹，无论是否真的存在权钱交易或徇私枉法等行为，普通公众会本能地认为该审判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公正审判，进而将瑕疵无限放大。

三、网络舆论和司法审判良性互动的建议

司法审判范文篇5

关键词:媒体监督;媒体报道;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一、舆论监督下司法过程中的各方主体心态

(一)当事人

案件的当事人无疑是最需要借助舆论的一方。在司法程序中，他们拥有最直接的利益和诉求，他们是最迫切的司法公正追求者。在实际的社会冲突中，公民个人面临国家的司法权力，难免处于弱势地位。公民需要表达对司法机构的不满时参与法治必然会吸引其他公共方式加强自己的力量。在传统模式中，公民将诉诸政治权威，例如使用信件和上访作为他们自己表达的渠道;现在，互联网和许多媒体为个体公民社会化的表达提供了另一条可行的现实途径。

(二)媒体

时至今日，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媒体与司法的抗衡，日益发展的自媒体诸如各种关于法律的微信平台、微博俨然成为人们了解司法审判信息等的主要工具。相较于报刊杂志等的传统媒体报道，自媒体是一个几乎让人人都可以发声，自己亲身投入新闻创作成为撰稿人的新兴新闻传播方式。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新闻制作人很少或几乎独立于编辑监督或正式的新闻制作过程。因此，在媒体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只要允许公开审判并允许人们参加，知道案件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并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媒体或传统媒体的声音，使用不当或缺乏限制都可能成为舆论干涉司法制度甚至影响司法公正和独立的诱因。媒体本身对于商业利益的追求使其在一个案件中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关注到其行业利益以此选定最惹人注目的焦点，然后找寻切入的角度从而追求轰动效应。

(三)司法机关

行使司法权是国家实现主权的主要途径之一。作为一个拥有国家权力的部门，司法机构显然是从职能设置角度追求的最高价值取向之一。首先，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追溯司法独立概念的根源，这本身就是基于类似的知识背景。由相同的培训方法和具有一致专业兴趣的专业团体发起，因此，司法独立和司法技能的专业化以及司法的专业化是相互因果关系。其次，在一个复杂的案例中，司法必须注意合法性而不是理性。每个案件都需要在回顾性证明的前提下完成。它不受威胁，诱惑，欺骗等的影响，必须通过交叉询问得以确定。在审判前和审判期间，司法工作本能地反对媒体的任何易感性报道，因为这些报道常常使法官先发制人。形成偏见或让法官必须考虑舆论的声音，形成判断的案件越公开，越是关注被告人的权力保护的尴尬局面。法官作为个体，他同样是社会人，他会受到整个社会传媒的舆论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法官个体难以忠实于法律，他同样也不能因为对法律保持忠诚，而个人支付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后果成本。

二、以立法推动媒体与司法的协调

伴随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直播庭审现场，微信推送案件热点分析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社会重大案件走向的主要方式之一，以媒体监督为核心的舆论监督也被称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利”。用舆论监督推进社会事件的解决，以网络等新媒体的力量来寻求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已经成为重大司法案件中的常态化事务。如何缓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协调司法独立与民意表达之间的关系，推进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无疑成为现今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关于国家综合司法的论述摘录》中提出:“我们必须维护公平正义，努力使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公正。同时，新闻媒体应加强对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但必须支持执法和司法部门的正确行动。加强疑惑和疑虑的解决，并进行理性指导。”在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时期，媒体与司法自然会走向互相开放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应该是良性的。也就是说，通过立法，对媒体信息披露的必要限制，以及对媒体使用个人意见的必要限制。并通过对司法人员意见的必要限制，规范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推进“舆论监督”立法，实现监管主体与法律关系监督主体的框架平衡，是未来发展立法工作的重点。社会转型期，公共舆论的崛起是一道重要景观，然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敬畏真相，敬畏良心;需要的是让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需要的是让“有声者有力”，“让无声者有声”。

［参考文献］

［1］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J］．中国法学，2010(3)．

司法审判范文篇6

一、WTO的建立与完善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要追溯于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之时，该协定脱胎于未获批准的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即1943年布里斯敦国际金融会议通过的三个文件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世界银行协定、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前两个文件即时生效，而ITO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几经坎坷，于1947年10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将其中第四章“贸易政策”抽出来，单独形成一个非经各国立法机关审批的政府间的临时性行政协议——GATT。它为WTO奠定了两个基本方向：1满足了各国降低和消除货物关税以及1994年后服务贸易壁垒的要求；2创设了义务性的规定，阻止或消除在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其他形式的障碍或壁垒（非关税壁垒）。从1948年至1994年，在GATT的主持下，共进行了8个回合的谈判，目的在于根据上述两点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体制。早期的谈判仅关注关税问题，自1968年的《反倾销法案》后，非关税问题涌现出来，从1979年开始由六个《东京回合守则》加以扩展。1994年的第15轮谈判，即乌拉圭谈判达成了《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正式创立了WTO。在这一时期，WTO的基本要件和法律得以确立，这其中包括了WTO最重要的原则和协议，为今天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法律基础。加拿大多吉尔大学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欧盟代表弗兰兹·贾森、人民大学郭寿康教授、对外贸易大学白树强教授等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WTO即法制经济，中国加入WTO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入世带来的经济冲击不会一夜间到来，入世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将是法律的重新构建。

二、WTO规则在法院审判中的适用

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在介绍加拿大法院适用法律方面的情况时说，加拿大法院时常会受理有关执行GATT规则的案件，但是，在加拿大，国际条约不是自动生效，必须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当一部法律与GATT之间有冲突时，国内法优先；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认为，法院应当研究国际条约以便确定本国履行国际义务时有所帮助，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有几次加拿大事实上已经违背了GATT的义务，原因就是法院错误地适用了GATT规则，而没有适用本国法。德国律师葛毅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讨论，各种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的，主流的观点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相对独立的，国际法准则如要在某国发生效力则必须将其融入到国内法；融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个案（具体）的方法，即要在某国生效的国际法准则，应当分别融入到该国国内法的体系中去，这种方法最能为各国接受，但是这种方法在融合国际惯例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各国为不断变化的国际惯例单独立法似乎又不太可能；二是一般的方法，即国际法规范无须更多的立法即可成为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直接适用），这种方法很适合于融合国际惯例，却很难融合国际条约；总之，任何形式的国际法要成为可适用的国内法，宪法通常是这种融合的媒体。国家法官学院教师刘汉富博士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就适用法律而言，几乎所有WTO成员都坚持WTO规则在法院不具有直接适用力，这是“国际惯例”，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与我国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的做法不同，他认为WTO规则在中国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的理由有：1国家主权问题；2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规则的困难；3GATT/WTO是政治性条约，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在不明其背景的条件下不宜直接适用；4WTO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国内法院管辖属程序不当；他强调对WTO在国内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立法机关应当进行立法控制，这不仅仅是通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程序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的程序问题，而是实质性的立法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第四次革命，从国际法理论上看，执行国际条约应遵守两个原则：一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二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南申在发言中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目前没有直接适用WTO规则的案例，中国入世后，中国法院必须恪守WTO规则，按WTO规则办案；但是WTO规则的适用有其复杂性，他认为中国法院按现有的审判模式，对WTO规则不会大量直接适用，对法律适用问题应做出专门规定或司法解释以指导对WTO规则的适用，在涉外个案处理上应采取对等原则。

三、TRIPS与司法审判

关于TRIPS的要求与中国有关立法的差距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教授认为，我国入世谈判的障碍不在知识产权，而在服务贸易，但是，入世后还有一些知识产权问题需要解决，WTO在争端解决机制、最惠国待遇、保护范围及执法程序等方面均超出TRIPS的规定，而TRIPS的规定从反面体现出我国民法的不规范性，民法的某些规定并不适用于知识产权，如关于“即发侵权”的认定，民法通则关于构成侵权的四个要件中的“实际损害”，就不能适用于即发侵权的情况，知识产权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与有形物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以“赔偿责任”代替侵权责任的全部，有的被侵权人可能只诉求侵权人停止生产、查封生产线及销毁侵权物就够了；还有的被侵权人在诉讼中往往将“物上请求权‘（认定权利归属、停止侵权等）与”债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一并提出，如果司法者在处理案件时仅将精力放在”债权请求“上就不可能真正制止侵权的发生。北京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陈锦川则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上达到了TRIPS的要求，主要差距是对国内行政决定能否进行司法审查以及TRIPS所要求的简洁救济程序方面。加拿大律师柯沃克介绍说，加拿大和英国的情况基本相同，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优于TRIPS协议，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TRIPS是国内司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蒋志培在讨论中做了重要发言，他指出，中国知识产权界对TRIPS的检讨，应立足于达到TRIPS的最底保护标准，这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TRIPS的“补偿原则”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得到广泛采用；要充分发挥现有的法律体制，不必为知识产权保护另立一套法律机制，比如，TRIPS中有关司法当局执法的“禁令”的规定，这是美国人的做法，中国没有必要同美国一样也叫“禁令”才算有了禁令性的法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足以解决“禁令”涉及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历来主张利用中国现有的法律进行知识产权审判，不要否定现行的立法；要正确概括和理解现行立法与TRIPS的关系，责任问题，如民事责任问题、归则原则问题，还有，知识产权的请求权类似于物权上的请求权，不以过错为前提等。

四、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司法审判

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到本世纪70年代才被人们独立分列成为单独的部门，而且，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到90年代，服务业已经占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60％，美国则达到70％以上，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也已占到25—30％的份额。服务是一个内容十分庞杂的概念，很难对其下一个抽象的定义，据美国统计，服务的门类达150个。我国国家统计局将其列为“第三产业”计24个门类。诸如，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电讯服务、建筑服务、旅游业等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理查德·詹达在介绍中国入世谈判中的情况时说，或许中国加入WTO谈判中最引人注目的突破是中国对电讯和金融服务实质性自由化承诺的接受。然而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介绍了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情况：1982年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对“三资”企业在中国的设立和经营做了具体的规定；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法，该法在整体上符合了关贸总协定和当时即将形成与生效的WTO的宗旨和主要原则。此外中国还先后实施了一系列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如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民用航空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中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现状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数量还是极其有限的，除对外贸易法对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做了较为综合的规定外，其他立法多局限于对商业服务提供方式方面的规定。因此，加强对外贸易方面的立法是迎接挑战的当务之急。与司法审判问题有关的是，GATS并不要求各成员方同时建立司法、仲裁和行政三种审查机构来审查本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从机构设置上，中国表面上已经具备了GATS所要求的审查机构条件，但是，具体到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有关管辖范围的规定上，司法和仲裁都难以依据这两个法律对GATS所指的“行政决定”进行有效管辖，因为GATS并未对行政决定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还是“针对具体服务贸易提供者”作出区分，将大量有关服务贸易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排除在法院管辖之外，这可能会成为GATS其他成员方提出异议的问题之一。另外，服务贸易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商业的存在与自然的流动，可能使法院的内国司法权落空，这是各国司法都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国际货物贸易及法院审理涉外交易纠纷案件中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最高法院高级法官王王允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官詹姆斯·法利分别介绍了本国情况。

五、WTO与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WTO各项规则（协议）得以实施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没有司法审查允，WTO的很多规定将是空中楼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认为，WTO的宗旨是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消除各国政府对贸易的壁垒，WTO规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政府行为的，是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的，这些规则如果没有一个保障机制就无法保障各成员政府履行义务，司法审查和WTO争端解决机制（DSB）是国内外保证WTO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根据WTO的要求，首先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审查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1980年前《中外合作企业税法》就已经规定，外国经济组织可就政府纳税提起行政诉讼，而后，在全国普通法院中设立的行政审判庭行使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二是要建立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中国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外评论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司法审查程序法；三是必须给予当事人司法请求的权利。中国在权利的保护方面从制度安排上是非常周密的，国外这方面的保护一般尚处于对“权”的保护上，我们对“利”的保护已经超出国外的水平，在审理“不作为”问题上更是比外国做得好，达到了WTO的要求。当然，加入WTO，仍有必要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包括通过行政诉讼取消不适当的行政终局决定权；通过国内立法迅速解决WTO规则的适用问题，有人认为，WTO规则可以直接适用，有一定的法律根据，在行政诉讼司法程序上是可以优先适用WTO规则，但对行政实体法方面的直接适用有推敲的余地，应有所保留。中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基本符合WTO的要求，没有必要做大的调整，有人认为，WTO要求司法当局“临时禁令”就要改变现有的立法体制，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我国的法律与美国的不同，不能简单的套用，司法当局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司法机关，有的行政执法机关也可能是WTO所指的司法当局，WTO的基本原则不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现有体制和现政为前提，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认识。

六、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司法审判

由GATT的第22、23条规定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形成的习惯规则，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颇具国际经济法特色的国际司法体制——WTO附件2《管理解决争端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社科院法学所赵维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有人认为GATT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是“没有牙的老虎”是不对的，从GATT处理的200余件案例来看，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和解释的作用功不可没，而且，GATT的协议管辖也不是完全没有执行力的，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革命，是夸大其辞的；关于国际法的效力，通常制定规则只对制定法的国家具有约束力，而对习惯法国家则没有约束力，但是国际惯例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原国际法上有一个原则，既国家不被起诉，因此GATT的协议管辖是对这一原则的遵守，现在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反向适用，主权国家可以被起诉，应该说是国际法的一个进步；尽管如此，该争端解决机制仍有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其裁决缺少透明度；二是其上诉机关没有驳回重审权；WTO争端解决机制只相当于一种国际贸易法院或法庭的性质，专家组成上诉机关只能依WTO所含各协议的规定裁决，而不象联合国国际法院那样，可以适用的法律非常广泛，甚至可以是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绝非是可适用一般国际法或国内法的司法机构。加拿大安大略省詹姆斯·法利大法官发言说，WTO是政府的机制，个人并不参与其中，两个私人的争议是到不了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加拿大有这样一个案例：在加拿大的一个美国制药公司向法院起诉加拿大某药品公司，原告试图引用WTO的有关规定，加拿大法院认为不能适用WTO规则，因为加拿大法律完备，应适用加拿大法，因此原告败诉，但原告是美国的公司，该公司提请美国政府干预，使该案成为政府间的争议，到了DSB后才适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每个国家应自己作出努力来解决对WTO的实施问题，而不能指望WTO来解决全球的所有贸易问题。

七、WTO千年回合可能涉及到的问题

WTO之外将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涉及到的问题有：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劳工标准及电子商务等，上述问题在WTO中不完全是新问题，有的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系统化完善。国家工商总局的孔祥俊博士介绍了与WTO相关的贸易与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情况，近年来，特别是近2、3年来，竞争政策在WTO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竞争政策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重要工具，随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渐的不再成为突出的贸易障碍，私人的反竞争行为有取而代之的倾向，正在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对于跨国的反竞争和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也需要从竞争政策的角度重新进行衡量。而作为国内法的竞争法，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国内法，竞争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近年来为保护其公民和经营者，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扩展其法律的管辖范围，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案件具有国际成分；竞争执法的双边合作也在逐渐加强，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已签署和实施竞争执法合作协作，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开始签定竞争执法的协议，如美国与巴西不久前就签定了此类协议。对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应当采取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并举的方式，行政机关应当享有调查权和行政处罚权，有权代表受害的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在垄断案件的司法审查上应当规定法院的专属管辖和较高的审级。多伦多律师阿姆斯特朗和人民大学的龙翼飞教授在发言中讨论了千年回合中关于劳工、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劳工权利和国际贸易协定之间的联系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劳工标准是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贸易上的“比较优势”，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国际流动劳动者享受所在国平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保障，解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保险服务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双边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已经向我国提出双边劳工待遇问题。加快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和改革，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投入和经营管理将是中国入世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八、WTO与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

司法审判范文篇7

党的十五大明确地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已成为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研讨的热点问题。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拟从司法权的本质方面研讨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审判独立,在西方以称司法独立(judi-cialindependence),简单地说,就是指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既定的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不受来自任何机关、团体(包括执政党)或个人(无论是法院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干涉。审判独立一般包括四个方面,即:整体独立,指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一切国家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内部独立,指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进行司法裁判活动时,应独立于其同事以及上级法院的法官,[1]不受来自法院内部未参与审判的其他法官,包括法院司法行政领导,如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上级法官的干涉、控制和不当影响;身份独立指法官的职位及法官的任职条件(包括法官的任期、薪金、惩戒、任免、升迁、调动及职业司法豁免权特别保障等),[2]应得到充分保障;实质独立,指法官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3]而司法公正,它和一般的社会公正一样,首先体现为观念和社会评价,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思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实体规范,正确合理确认和分配具体权利的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和方式体现公平合理性。即:既包括实体的公正又包括程序的公正。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现代司法的永恒和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一切司法工作的落脚点和生命线,是司法根本目的之所在。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

司法独立的理由(依据必要性意义或作用)可以信手拈来,随意罗列,权力分立学说的论证,司法独立在西方的实践,人权保障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克服司法腐败的趋势,法律有效实施的保障,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甚至保证司法审查的行政诉讼制度的需要等。但是,它们都还不是最根本的内在理由。最根本的是,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依托和根本保障,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不谈起”[4],司法独立之所以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根本地决定于司法活动的根本性质和内在本质。

(一)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它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利诱和法外不当影响,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倚地按既定规则办事“对法官而言,法律规范是目的的本身,而且,在法官那里降临尘世的法律还不能受到异物的侵入。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只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5]“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际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6]试想,在是与非、真与假、对与错、曲与直、有与无等问题的判断上,如果判断者有外来干扰,有“私心杂念”,那么,该判断的纯洁性和正确性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势必导致判断失察、失真、失误和最终的失败,判断与客观结果必然是“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谬之千里!从法哲学上看,司法的任务就是对各种权利义务纠纷作出公正裁决,而公正的裁决来源于准确的判断。一项准确判断的产生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判断者心智的健全;二是判断者拥有自由判断所必需的充分的活动空间。前者是对进行司法裁判人员的基本要求,后者则是对司法活动自主性基本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计算机中的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共同擎起司法公正之大厦,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以裁断纠纷为天职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是主要矛盾,而裁判的自主性则成为一切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无论是普通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司法的公正性,都只有在司法具有依法裁判的自主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没有裁判的自主性,即在没有司法独立性的情况下,司法的公正性就根本无从谈起。我国著名学者贺卫方教授在考查司法独立的必要性时,将其与足球比赛裁判联系起来,形象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司法独立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他指出,1997年北京国安队主场以9:1大胜申花队,假如当值裁判是北京人陆俊,上海人会如何评价这场比赛呢?或者假如比赛结束后,裁判告诉两只足球队,北京队进9个球,上海队进1个球,但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得向某个委员会汇报,由该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讨论中一些委员认为,比赛结果是惟一的尺度,应承认场上的结果,但多数委员不以为然,认为上海队水平要略高于北京队,这样的比分是不正常的,应按照真实水平判上海队胜一球。最终裁判在比赛前就已经收到了来自某个委员会的或某个委员的指示,或者中场休息时,收到某个领导的批条,要求他应当怎么吹,而不能或者不敢、不愿违背这些指示,那么,何谈裁判的公正性呢?[7]事实上,进行诉讼本身就像一场比赛,在英美法中,历来就存在着诉讼竞技理论,按照该理论,诉讼就像竞技运动一样,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就像从事一种竞技比赛,而法官只是双方的裁判,他必须独立于双方当事人,才有资格充当裁判,同时,也才能够保证裁判的公正!竞技理论尽管主要是为了解释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但它也较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独立的原因。假如一个法官在裁判中不独立,就像一个裁判在比赛中因受到外来的干预指示或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则会明显偏袒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一样,这种裁判就不可能是公正的。足球比赛要求裁判保持独立,同样,在诉讼活动中,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更应保持独立,这是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司法独立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是排除非法干预的屏障。

(二)从司法权自身的性质与特点看,司法权具有裁判的性质与先天“贫弱”性和易受侵犯性,司法权作为专职裁断社会纠纷争端和冲突之职的司法裁判权,只有司法独立,才能司法公正。司法权是一种裁判社会纠纷与争端(冲突)的权力,而且,司法裁判总是涉及各纠纷主体切身利益的重组与分配,且利益和争执往往已至无法协调的地步才诉诸法院而由法院裁断的,所以,司法权的裁判性质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权裁判社会纠纷与争端过程中,必须处于超然中立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必须不受制于任何一方和任何人而做到无所畏惧,才有可能做到司法公正。否则,法官在制作司法裁判时,必然会受到外界因素(包括更高权力、权威主体、势力)的影响和干扰,从而,在诉讼中丧失中立无偏的公正立场,司法公正就会无从谈起。实际上,司法权具有与生俱来的贫弱性,它容易受到立法权、行政权及其他力量的侵犯和控制。司法权还是一种抑制型、被动性的权力,法官被动地执行法律,通过“不告不理”的原则来解决一定范围的社会冲突。与立法和行政部门相比,“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司法部门绝对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自保,免受其他两个方面的侵犯。”[8]因为,“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9]“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10]同样,“短期任职的法官,不论如何任命或由谁任命,均将在一些方面使其独立精神受到影响”,因为“如任命权在行政或者立法机关,则行使司法权的法官有俯首听命于有任命权的某一部门的危险”;“如由双方任命,则可产生不愿触犯任何一方的情绪”;“如由人民选举法官或由人民选举出的专人任命,则可产生过于迁就民意,影响其惟以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为准则、执法不阿的态度”。[11]在我国,无数事实亦证明,如果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受制于地方党委或行政机关,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地方利益的影响,也难以置自己的帽子和票子(即官位和经费)于不顾。而司法权的先天贫弱性和易受侵犯性要求司法权必须保持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部门有足够的力量与保障条件抵制其他部门和势力的干扰、侵犯和控制,从而使其有能力和条件来履行其公正裁判社会纠纷与争端或冲突的“社会正义庇护所”之职责,使司法权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三)当事人的权利受到行政或立法不公的侵害而寻求司法救济时,司法不独立,则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必要性还在于,在政治上“通过司法权的独立,可以获得一种政治上的''''间离效应'''',以维系政治结果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程序的稳定性”。[12]这是对人类缓冲社会基本管理经验的总结。研究表明,在社会变革时间,一个自治的、职业化的司法机关可以成为改革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器,起到缓冲社会动荡的作用,经受住了因改革激起“惊涛骇浪的考验,并使之成为其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司法独立的政治“间离效应”这一点,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所以,当今法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把对行政权行使的司法审查和对立法的合宪审查权都赋予了法院,并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制文明标志之一。当公民的正当权利受到行政权或立法权的侵害时,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这是公民权得到救济的最后机会。但是,如果司法不独立,“在政府仍然控制司法活动,而民众仍然把司法机构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的地方,强调把问题''''纳入法律轨道''''的办法并不能起到减轻社会震荡的作用。司法不独立,法官必然会被政治权力左右,他就会不公正地维护政府的单方利益,因而,法院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以‘法律的方式’公正地解决问题”。[13]试想,如果涉及不同地区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执行总是取决于当地政府是否“以大局利益为重”,是否愿意“配合”;如果行政诉讼案件能否顺利审理总是取决于被告是“愿意”来坐坐被告席,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期待它的司法公正呢?

(四)由于司法审判是一种最讲究“亲历性”的司法认识活动,这种司法过程中的“亲历性”特征决定了:如果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个人不独立,即“内部不独立”,而要听凭没有参加审判的其他领导(包括庭长、院长及其他更高职务长官)或“长”之类旨意,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审判活动是法官的认识活动,是法官对具体案件事实的认识和评价过程。法官在这种司法认识的基础上,将抽象的、普遍的法律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并形成最后的法律结论。“审判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解决法律争议的活动,通常包括审理和裁判两项活动。这是一个调查事实、判明是非、适用法律的复杂过程,它要求法官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适用作出判断”。[14]虽然,法官审理案件的活动是以法院的名义进行的,但其本质是以法官个人为认识主体的司法认识过程,而且,这一认识过程中是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完成的,表现为法官对当事人举证、质证、抗辩的认识及在这种认识的直接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心证。这种心证的形成只能以法官的知识、经验、职业道德和庭审的直接感知的形成认识为基础,以法官直接参与诉讼过程为基本手段。即“法官对证据的客观性、证明力、可靠性的认识与评价、取与舍,凭借的都是法官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这种认识与评价是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即庭审的情境中作出的。因而,未置身于其中,未身临其境的人,无法对其判断结果作出评价”。[15]贺卫方先生也曾指出,司法是一种最讲究“亲历性”的活动,“对当事人言辞的判断,对证人所作证词可信性的判断,都离不开判断者对被判断者的近距离观察”;[16]而只有在这种“近距离观察”的基础上的判断,才更接近真实,也更让人信服。因此,法官的司法认识不能依靠其他主体而获得,而且,其他主体的干预往往使法官的认知形成偏差,从而影响司法认知的准确性,并最终影响司法公正。更何况,司法外因素对审判的影响往往是以实现满足不当利益为目标,这就使得这种法外因素的干预及不当影响更易导致司法认知偏离正确、公正的轨道。马克思在总结法官审判活动的性质以后,对法官的工作这样要求:“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17]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都把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作为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准则,日本著名的诉讼法学家兼子一在论及言词原则时,这样概括,“诉讼法是从拿破仑法典之一的法国民事诉讼法以来,都采用口头主义。口头主义不仅陈述新鲜、印象深刻,而且由于法官与关系人直接见面,能够当场发问,去除不必要的陈述,既容易理解,又容易明确争点,使审判充满活力”。兼子一同时认为,“直接主义在陈述的目的,识别其真伪、把握案件真相等方面,不言而喻胜过间接主义”。[18]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直接参加诉讼过程的法官享有审判权,法官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即使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人员、其他审判人员都不能对法官的司法认识和判断横加干涉,以保障司法认识尽可能的真实,使行使司法权的法官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与案件事实真相一致,并在法官自我确信这种一致已经完全达成时,对案件作出裁决。[19]总之一句话,即由司法认知过程的“亲历性”特征所决定:司法不独立,则不可能有司法公正!

二、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一种手段与目的关系

司法审判范文篇8

司法技术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司法鉴定意见属于我国诉讼法律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不仅其本身具有证据功能，而且有印证、判定其他证据的独特功能，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保障诉讼活动依法、顺利进行，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司法技术鉴定工作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北安市法院对司法技术鉴定工作高度重视，逐步发展和创新与审判制度改革相适应的以“审鉴分离、统一对外委托司法鉴定”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因审鉴不分，审判和执行人员直接委托司法鉴定而产生的执法不公，以及随意委托、多头鉴定、重复鉴定、诉讼成本增加、超审限和当事人累诉等现象。笔者从四个方面探析当前做好司法技术鉴定工作。

一、建立了规范的案件收办结程序。为进一步规范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流程，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等有关文件的要求，建立了统一立案、统一编号、统一办理的“三统一”的工作程序，对司法技术辅助工作从立案、办理到归档的整个流程做出了详细规定，实现了这项工作的规范化管理。现在，该院凡涉及到审计、鉴定、评估、拍卖的案件，必须由办案人持当事人申请、委托事项登记表及审计、鉴定、评估、拍卖所必需的有关材料到立案大厅办理立案登记。立案庭在立案大厅设专人负责办理立案审查登记，经审查，材料齐全，符合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并填写立案登记表。审计、鉴定、评估、拍卖立案实行统一编号。技术室统一办理审计、鉴定、评估、拍卖工作，对立案庭移交的审计、鉴定、评估、拍卖案件材料进行认真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签收，材料不齐全的退回立案庭进行补充。技术室对签收的案件，严格按照《意见》的规定，进行办理。自实行“三统一”工作程序以来，该院从未出现过一起因为工作程序不当而导致当事人上诉、上访案件的发生。

二、建立了顺畅的信息交流机制。在审判执行人员、双方当事人和中介机构之间建立顺畅的信息交流平台，既对法院审判或执行案件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向受委托中介机构作充分说明，又对中介机构委托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审判执行人员或当事人进行反馈，保证案件的正常审理或执行，特别是对受委托机构的鉴定期限、收费、现场勘验等问题加强监督，实现案件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既确保审判、执行部门需要委托的案件及时委托，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加大对委托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委托工作质量。同时针对目前需鉴定的案件数量大，法官普遍不具备司法鉴定专业知识的情况，该院与各个方面的司法鉴定专家面对面共同探讨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交流经验，探索下一步工作的新思路，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效果。

三、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司法技术辅助工作。区法院在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中，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基本原则，在鉴定机构的选定、督办、送达等工作中，完善工作制度，狠抓工作落实，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该院根据类别分别建立了审计、鉴定、评估、拍卖机构名册，供当事人选择。列入名册的审计、鉴定、评估、拍卖机构必须是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把鉴定机构的资质状况证明附在名册后，以备当事人查询。在确定审计、鉴定、评估、拍卖机构时，严格按照最高院的规定，首先由当事人从名册中协商选择，协商不成的，由技术室从名册中随机选择。为提高工作效率，该院对审计、鉴定、评估、拍卖等活动分别限定了完成期限，要求技术室负责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督办，确保其限期完成，如果司法鉴定机构无故不能按期完成工作，技术室的相关工作人员要承担责任。同时该院将对外委托司法技术鉴定材料单独立卷并纳入卷宗评查。司法鉴定工作是一项业务性和程序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要将相关材料及时装订入卷，由档案室集中保存。为此，该院借鉴诉讼卷宗的装订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卷宗，并制定了相关卷宗装订规则。技术室对每起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案件进行单独立卷，每月将已结案件卷宗报审监庭评查，审监庭按照政研室通报的结案数和技术室报送的结案卷宗认真做好审计、鉴定、评估、拍卖案件的卷宗评查工作。案卷评查情况每月一通报。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卷宗实行档案化管理的做法，受到了上级法院领导的充分肯定。

司法审判范文篇9

一、法律的局限性

早在很久之前，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对法律的局限性进行过思考。他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写到“个体之间、行为之间所固有的差异性、多样化，以及每日改变的人类活动，这样都意味着无论何时，采用何种技巧，都无法设计出普遍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人意识到法律所存在的局限性，法律是由人类所设定的，就像人类设定的大多数规则一样，一般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弊端。如果人类不能够正视或者不重视这些弊端，那么人类最终将无法合理地运行法律。(一)时滞性。法律是人类意识的文字反映，因而法律条款内容必然会滞后于社会现实。面对纷繁复杂、变幻万千的现实社会，法律很容易出现滞后的现象。我们可以说法律是稳定的，不过，我们所在的社会却是不断前进的，这也是法律滞后的原因之一。(二)不周延性。笔者在上述文章当中谈及法律是人类意识的产物，是人类内在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的内容主要是由文字来表述的，但是，对于这个复杂、多样化的社会来说，人类的任何文字都不能真切地描述它，自然也不能彻底地约束它。因为立法受制于文字表达技术或者语言媒介载体是事实，所以它很难将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本质准确且清晰地表达出来，并且，很难做到使人民大众对法律语言的理解不存在差异。(三)法律要素内涵的相对不确定性。任何事情都如同硬币一样存在两面性，法律也一样，法律本身优劣并存，优势体现在它适用范围广，而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可以很好地约束公民的行为，劣势体现在它僵硬、形式固定、教条。其一，相比于法律规则，法律条款稳定性比较强，普遍适用于同种类的多个行为，因而理解上也存在模糊性，依赖于法官的司法解释，尤其是当规则出现意外的情况下。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法律规则有固定的格式与结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僵硬化，不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而法律原则就相对于宽松一点，没有那么僵硬化，而且在一些法律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广延性特征，以此弥补法律规则僵化的缺陷，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其二，法律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的重要工具，但是因为部分来源于生活中的实践与常识，还有一些部分是来源于一些法律专家们的创建，绝大多数情况下，生活中的概念和法律概念两者差异很大，每个个体对于法律概念也有自己独特见解，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法律概念进行审判解释。其三，法律漏洞与法律冲突。现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多领域不断发展的特殊时期，法律文化也在飞快的进步，立法也在增多。数量虽然在不断的猛速上升，不过质量却有一些不尽人意。因为语言本身的缺陷会导致法律漏洞的出现，此时需要利用审判解释，在法律概念本身与现实利益之间做出最终抉择。

二、法律局限性的矫正与弥补

(一)法官应该具有正确的法律思维。法官具有正确的法律思维可以体现在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法律的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不仅包括了个体之间平等、自由，同时也保障社会安全与运行高效。安全价值是个体最基本的追求。平等大体是指权利、义务的平等。自由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不过这种人人都有的权利很可能会有重叠的现象发生，甚至还会发生冲突，也就需要法官根据法律运用自己的法律思维进行处理。而效率是在前三者都拥有之后的一种社会效力。(二)法官要懂得将法律原则与法律精神了融化。到具体案件之中法官对案件的审判应该公正公平，不得拒绝审判案件。如今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最终需要依靠法官审理予以解决，而各种案件也反映出社会各领域出现的矛盾。而法官需要做到公正裁判，在判案的过程中充分将毕生所学融入到每一个案件中去，充分保证每一个处理的案件都能够公平、公正、合理。

三、结束语

由于法律具有局限性，因而更加依赖于法官运用专业法律知识，丰富的司法审判经验，正确理解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法律，以其特有的专业法律思维来弥补法律条文中的不足，进而充分实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控能力，在最大限度上确保法律的权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1］董皓．司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9．

［2］杨解君．走向法治的缺失言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7．

司法审判范文篇10

关键词：审判逻辑法律规范法律原则事实

法制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正在我国波澜壮阔地展开，这一进程需要一系列现代法治理念来支撑和指导，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法律的形式化。这一重要理念体现到审判领域，就是要求司法形式主义，而司法形式主义的实质正是司法法治主义。司法法治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适用法律的严格合法性，这就要求司法审判必须依法进行，绝不能超越法律之外，仅凭非法律依据断案。（1）这是现代法治对审判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法治从宏观上对现代司法审判逻辑的规定。那么法治从微观上对现代司法审判的逻辑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本文试从成文法构成的视角来作一展示。

一、法官裁判的模式结构

审判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这一中介环节，把法律规范的抽象设定和普遍要求，转化为成员的具体单个的行为，法官的任务就在于把一般法规于特殊情况下的具体事实，从而使司法判决具有可靠的预测性。（2）而法官要把法律规范和具体事实联系起来，主要是通过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这一形式逻辑集中体现为著名的三段论公式：

T→R

S＝T

S→R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法官要以法律规范作为三段论的大前提，将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从而推导出一个司法结论。即使在英美法系中，法官也是先要搜集上级法院或本院从前的有关判决，从这些司法先例中归纳出一个一般原则，再以演绎之法将此一般原则应用于具体案件之中。法律的逻辑推理甚至可以全凭法律和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受非法律和非逻辑因素的。比如，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战胜夏洛克所依靠的正是逻辑，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因此，法官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必须先构建这两个前提。首先是构建和掌握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所谓法律规范，是实在法的基本要素之一。法界认为，构成实在法的基本要素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法官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审判，就是根据这些要素来对纠纷进行区分、构建与裁断。所谓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它预先设定了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也赋予了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后果，确立了确定的、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所谓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法律规范的基础或本源的具有综合性的、稳定性特点的原理和准则，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预先规定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赋予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后果，因而也没有确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3）相应的，法官裁判的模式也就有两种，一种是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模式，即规范模式，一种是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模式，即原则模式，有人称之为辩证推理模式。规范模式作为一个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模式，是审判的一般形式，尤其在成文法国家，绝大多数案件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解决。而原则模式不能直接通过一个形式逻辑的推理得到结论，它的结论主要在逻辑以外的事物的运动联系中去得到，但这不是审判获得结论的一般形式，而只能是特殊形式。这种裁判模式结构不只与逻辑有关，更与法治的要求有关。为了排除判断的任意性、专断性，就要采用形式逻辑的推理，形式逻辑推理是一种可以获得共识的有效思维方法，体现的是一种思维上的必然。如果离开形式逻辑的推理，不是依据法律规范进行案件的裁判，而是直接采用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进行裁判，那么因为利益的不一致，就很可能不能获得共识，结论极可能是力量的对比与较量的结果，因而可能是一方意志的专断和独霸。这与法治要求的一致性（如同样的案件同样对待）、平等性（任何合法利益都应当获得同等的关怀）等价值原则是直接矛盾的。另外，就法律调整的角度而言，也是通过法律规范作为中介的，而不是通过法律原则作为中介的。（4）因而根据原则来裁判案件不是一般形式。只有依据法律规范进行形式逻辑推理来处理案件才符合法治的上述价值要求，才是裁判的一般模式，才符合司法法治主义的内在要求。

二、法律规范的结构

而要正确运用法律规范，还要深入了解法律规范的结构。在成文法下，法律规范有着特定的结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三种：即前提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前提条件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适用该规范的条件或情况，说明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某个社会关系才由这一法律规范来调整。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规定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的效力的那一部分，属于法律规范的前提条件。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行为规则本身的部分。这部分确定了人们的行为目标和模式，具体指明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部分。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三类：（1）可以这样行为；（2）应该这样行为；（3）禁止这样行为。第一类行为模式赋予了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与之相应的规范是授权规范。第二类行为模式设定了积极作为的义务，与之对应的规范是命令性规范。第三类行为模式设定了消极不作为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规范是禁止性规范。后两种规范合称为义务性规范。这两个构成要素，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规范设定的事实这一概念。而这一事实从思维的角度看，则是立法者在经验的基础上，在其思维中构建的关于某类需要予以规范的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的理想的观念对象，因而它既有很强的具体性，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是某类事实的外延和内涵的统一体。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的遵从或违反法律规范时所导致的法律后果的部分。法律后果可以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某种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并加以保护。（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认为是违法的，无效的，并加以制裁。法律规范的上述三种结构要素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缺一不可。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即对某种行为许可、命令或禁止，往往是通过对这种行为所赋予的法律后果体现出来的。同时，这种划分作为一种逻辑结构，不一定会、通常也不会都表现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中，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将前提条件省略或隐含在其他条文之中。（5）但法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却必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尽管很多时候是下意识完成的。也正是法律规范的存在，使得审判中的“格式化”成为可能和必须。

三、事实的构建

法官在掌握了法律规范后，另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就是构建形式逻辑推理的小前提，也就是确定案件事实。

在上，对于所谓案件事实还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使用“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称谓，分别指客观上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和法院在审判程序中认定的事实。一些外国学者也将案件事实区分为“形式上的法律真实”与“实质真实”。前者是指法律上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陪审员）按照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后者则是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从其涵义来看，与“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并无二致。通说认为，客观事实就是通常所谓的客观真实、实质真实，是实际发生过的“原汁原味”的案件事实，是实际存在过的事实真相，也就是上所说的指反映事物本来属性和面目，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而法律事实则是所谓的法律真实，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对客观事实的“重现”或“复原”，是在审判程序中认定的案件事实。法律事实基本上是客观事实与法官主观认识的统一，具有主客观的统一性。（6）

但是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这种两分法并不完全符合审判的实际情形，实际上审判中案件事实有多个层次。先来看一个例子。苏力教授在他的名著《送法下乡》中过一个关于耕牛搭伙的案件（事实上苏力教授《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这一整章及全书都极富启发意义）。（7）这个案件涉及到了几个不同的事实。其一是在的时空中曾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笔者称之为原生事实。其二是双方当事人用非法律术语陈述的事实，其三是法官依据证据规则确认的事实，其四是关于合伙的法律规范中设定的合伙的构成要件事实。其五是法官将确认的事实归属为某种法律规范事实，也即与规范设定的事实比较后获得的事实。在这个案件中就有这样的五层事实。其实不独这个案件中是这样，其他案件莫不如此。可见，审判中的事实有五个层次，而不只是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两个层次而已。

对这几个层次的事实，笔者认为，原生事实属于客观事实。而法官通过程序法与证据法查明的事实则仍然属于客观事实范畴，只不过这种事实受到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制约而与原生事实状态可能不能完全同一罢了。这一意义的客观事实与案件原生事实一般应当是趋于一致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二者之间有时的确存在差距，但这一差距主要存在于细节，一般不存在于要素与结构，而事物的规定性则主要决定于要素与结构，因此不能因为存在差距就否定法官查明的事实就是客观事实这一主流趋势。因此所谓案件的客观事实就是指法官依法查明的事实，而非当事人自述或其认知的事实。而法律事实首先是指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它带有抽象性、普遍性，是思维中抽象的具体。而把查明的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一般叫定性，也就是归类，这是一个比较同异的过程，比较同异是通过构成要素及结构来进行的。有人认为，“传统的所谓司法上的事实争议，通常是如何通过各种最多也是第二手报道的事实来重构过去发生的案件始末或真相的”，（8）而在法律语境没有提供一个模型来概括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如何把法官查明的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就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比如，法律中并没有“搭伙”的概念，这是一个民间概念，当法官是否把它解释成合伙这一法律模型时，这就是一个法律争议。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和法官查明的事实往复互相比对、互相接近、求同去异的过程，是一个寻找两个事实的同一性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规范设定的事实就象事先做好的衣服式样，法官查明的事实就象一块布，这块布并不天然就符合某种式样（当然并不排除有天然就符合某种式样的），而是要通过法官进行剪裁后才可能符合，而怎样才能剪裁得最符合，则全靠法官通过锻炼形成的剪裁技术或。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法官得到的即将适用一定法律后果的所谓事实，才是个案的法律事实。这里的法律事实是已运用法律概念予以改造过了的事实，是一种用法律术语重构了的事实，而非原生事实，也非当事人用普通语言构建的事实。这种事实背后既有一套严格的的程序和证据来支持，又有一套完整的严谨的实体规范中关于事实的构成来支持，是最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事实。

可见，那种认为不能把“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把客观事实从审判过程中排除出去的观点更是没有道理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在审判过程中都有其固有的地位，排除客观事实，法律规范就失去了解释、适用的对象，排除了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就没有一个评价、“格式化”标准，更谈不上对客观事实进行处理，因为这等于排除了法律规范。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需要人的认识来联系起来，都是一个完整认识过程中的一部分。

审判过程中，纠纷——原生事实——法庭调查——程序法、证据法——客观事实（程序事实、证据事实），此过程中的辩论内容则是证据是否存在，是否能由证据推导出某个结论，这些结论能否构成某种事实或构成一个怎么样的事实——一个连续的过程——客观事实的构成。在这一个过程中法官除了运用程序法以外，在判断证据、事实方面依靠的只能是经验、常识以及已有的科学结论，法官在这方面并不比别人包括当事人高明，英美的陪审制度中陪审团可以确定案件事实的合理性也在于此，在形成、构成客观事实上，法官并没有应当享有独占权、垄断权的合理依据。这跟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材料有关，与有无实体法律知识及实体法律知识掌握的程度无关。这是一个科学的认识过程，不依赖于实体法律而进行。依赖的程序法一般并不对这一认识的对象有实质性的影响，即程序法一般并不能改变这一对象的存在与否以及存在状况。程序法主要是保证人们认识这一过程的平等、公正、公开，以及由谁引发这一过程及引发者的责任，当然广义的程序法也提供认识的路径。

把法律规范中关于规范设定的事实的构成要素与查清的事实因素联系起来，需要进行比较。客观事实（即法官查明的事实）经过对接、逆向同一、解释、贯通、合一、互相满足、互相充实、完满、置换、重合、重叠、交叉、交集这样一个过程，从而获得实体法规范设定的事实。此过程中也有辩论，但辩论的内容是此种客观事实是否能够或应当解释成某种法律事实——即实体法规范设定的事实和客观事实是如何存在同一性的，客观事实是否构成此唯一的法律事实，是否还可以构成别种法律事实，即是否还与别种实体法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有同一性。为什么要解释成构成此种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为什么不能解释成构成别种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此过程完全是思维的交锋，与实体法律规范知识的有无、多少有直接的、根本的、成正比的关系。这就是平时所谓的案件的定性。定性是一个过程，比较、比对、选择的过程。定性不是一开始就能确定的，而是在客观事实确定下来后才开始进行的。在此过程前的定性只能是一种先入之见，不是必然正确的。个案法律事实有两个来源或支柱，一是客观事实，二是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二者的共同拱起的才是法律事实。这个过程也就是苏力教授所谓的“格式化”过程。

从法官审判使用的工具－－语言－－来看，由于法官是通过语言来描述案件表象，用语词将客观的任何维度的空间都在平面内展示出来，而不留下认识的褶皱或黑洞，加之语言本身有很多的分枝，同一表象可以有很多种语言描述，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当存在法律术语与普通语言的区分时，就把客观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而言，法官是在确定不同系统的语词之间的同一性或相似性以及语词与表象即事物间是否存在同一性或相似性。虽然人们常提起霍姆斯的名言，“我们想的应当是事，而不是词”，（9）但语词本身对人们认识表象即事物却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法律术语构建事实往往是通过特征来完成的，也就是仅通过部分被认为是重要的要素来构建的，包括法律概念的形成。而无论是概念、事实还是规范，都是通过要素、要素在时空内的分布即结构来得以描述的。因此，法官在将客观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时，也要通过对不同系统的语言进行对接，对语词所表示的表象的要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才能将不同系统的语言所表述的概念相置换，并最终确定这些语词和概念所指的事实是同一表象。这似乎是一个很科学的过程，然而由于法律语言系统是人为的，又是开放的，因而这一过程就有很大的人择性，从而导致失去寻找同一性和相似性的终极标准，法官断案在很多时候正是在这里争议不下，茫然无措。就象苏力教授所举耕牛案例中，法官对搭伙到底是不是合伙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样。

然而经过这么一个“剪裁事实”（10）的“事件的社会格式化”（11）和“事件的公文格式化”（12）过程，把法律事实构成了，于是判决就很简单，法官裁判只要进行后果部分的置换操作就是了。当然这个置换也不完全是机械的，有时要在一定的幅度内进行选择。最后将置换所得按原规范的形式结构（句子要素结构）联贯起来，于是就得到一个新判断，这就是案件的法律判断。

也由此可见，把审判程序机械地分为法庭调查和辩论两个阶段是不明审判的一般逻辑的机械做法，因为实则审判程序各阶段都有辩论，只是内容不同罢了。也由此，法律文书的说理的重点就在于，一是客观事实认定的道理，即法官是如何根据现有证据推出事实存在与否、存在的状况的结论的，二是为什么把客观事实解释成、抽象成某一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即证明客观事实与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之间存在同一性的置换关系，同时还要驳倒存在其他的可能置换——一般是当事人提出的其他同一性。而法官——尤其是上下级法院的法官对案件的理解主要正是在两个方面可能存在不同，一是客观事实的认定上，二是把客观事实解释成何种法律事实上不同。

四、无规范涵盖的事实如何评价

无规范涵盖的事实如何评价，这是法官审判的特殊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是其合法性如何得到保证。

评价客观事实的认定或构成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人们共同的经验、常识和已有的结论，这是人们共有的知识。法官要获得、构成、建构客观事实，要使获得、构成、建构的客观事实最大程度地正确，即合乎人们对世界事物联系的已有的认识结论－－这就是经验，包括具体的体验、常识及科学结论——而不与之矛盾，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这些共同知识，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法官具有丰富的经验的原因。但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年龄大的较年龄小的人一般具有更多的此种知识，只能是一个大数，并不绝对。说法官一定要年龄大的人才可以担任无疑太过绝对化。评价法律事实的构成正确与否的标准是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一般法律事实，这是一种专业知识，法官的分工优势即在于此专业知识的掌握。这是法官、律师、法学家、立法者这一法律共同体的共产，共识，是互相交流、判断彼此正确与否的基础和标准。

只有当现有的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都不能和客观事实相重合,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不能完全解释客观事实的全部构成要素、结构，客观事实的某此要素、结构的某些部分还在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范围之外时，那么法律就有了漏洞或盲点，这时就要创造新的规范。在新的规范还没有创建以前，在成文法下，压倒性的观点是只能适用法律原则来处理。然而适用法律原则只是一个利益衡量与判断，是一个价值评价过程，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适用法律的规范的过程，因为原则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规范，它没有规范所具有的共同的结构，其假设部分是不明确的，其后果部分也是不明确的，至多是一种隐含。因此，适用原则处理一个客观事实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明确的肯定的规范基础，没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完全开放的价值评价，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评价，从同一原则人们可能推出不同规范来，因此直接用原则处理案件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审判应当尽可能不直接适用原则，万不得已要适用时也要说出充足的法律以外的理由，即为什么如此进行利益衡量的理由。否则这一判决的约束力就值得怀疑，因为它所依据的标准——即为什么如此进行利益衡量的理由——并没有法律上约束力——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如此判断和取舍。这和法律规范不同，法律规范明确规定了行为人应当如何去行为，这就是法律的约束，没有这样规定，法律就没有约束，行为人就可以不这样行为而不构成违法。因而从绝对法治的角度来讲，一切以利益衡量作为唯一根据来判决的案件都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都不是一个审判行为，而是一个行为，它是专断的选择和取舍，把在法律上不构成违法的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不承认其合法性，或者认定成违法，同时它也是溯及既往的，以一个事后的判断作为标准来调整行为人已发生的行为。因而，依据原则判案或是利益衡量法判案都是应然法的范畴，不是实然法的范畴。法是什么？法学认为，法是规范、规则，有着特定构成结构的行为指令，这种指令有时体现或是一部分人的认识和意志，有时则体现或是大多数人的认识和意志，这是一种狭义的法律。而广义的法律观认为，法既包括规范，也包括原则。利用原则判案与利益衡量法判案都不可避免，也是生活中必须的，这是广义上的法，而不是狭义上的法。然而，法官适用的就应当是狭义上的法，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从法本身找到限制法官的任意性、保证法到处都是法本身、保持其同一性的根据，才能找到司法法治的基础。而适用原则于个案则是一种创制个别规范的行为，这种行为有其任意性、专断性、非普遍性，因而不是司法法治的基础。

但是为什么又要适用原则呢？德沃金认为“原则”是应予遵守的准则，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政治、或者情势，而是因为它是正义、公平的要求，或者其他道德方面的要求。即原则就是正义、公平的体现，就是道德准则。（13）但是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原则之所以被适用，正是因为原则被认为是促进或者保证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等等的最高系统标准，而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正是正义、公平的，也就是说原则从实质上看是对利益与价值的陈述。在规范本身是有限的，而生活事实是无限的前提下（这种情况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则是人类无法将世界完全纳入一个语言系统内，无法用一个语言系统将多维度的世界在平面内全部展示出来），总存在规范体系没有能够纳入其麾下的事实，总有事实游离于规范体系以外，当这些事实通过程序法进入审判领域时，法官在认定、构成事实以后，无法将其转化为法律事实，因为没有规范作为转化依据或参照系，因而法官无法进行形式逻辑的推理，然而审判的本质要求法官必须作出判断，法官要顺从这一约束，唯一的就是进行价值判断、利益衡量，而原则正是利益与价值的陈述，因而法官就实现了客观事实与原则的对接，尽管在思维中也可能存在一个据原则推出一个规范，据规范构成法律事实的过程，但这种规范只是一种个别体验、个别认识，不是共识，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期性。从原则到客观事实中间是有规范效力间隙、断裂的，因而适用原则处理案件履行的直接是一种政治功能，有其独断性、非法治性。法律的非全民性在这里得到了最为明显的表现。

五、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对成文法下审判的逻辑的揭示。关于审判的这一逻辑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还不是为全体审判人员全部明了或接受的，尤其在当前法律法规滞后于现实实践（其实，成文法的一大必然特点就是其对于现实实践的滞后性），各种司法理念百花齐放的情况下，认清这一逻辑对于正确认识审判过程和把握好案件的审理，对于坚持司法法治主义是有着基础性的意义的。

（1）参见公丕祥：《法制化的逻辑》，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93－95页。

（2）同上书，第93页。

（3）参见公丕祥主编：《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章。

（4）同上书，第185－194页。

（5）同上书，第333－335页。

（6）孔祥俊：《论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政法论坛》2002年10月第20卷第5期。

（7）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六章。

（8）同上书，第205页。

（9）同上书，第215页。

（10）同上书，第212页。

（11）同上书，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