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化范文10篇

企业化范文篇1

传统的行政模式可以追溯到1854年英国的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它奠定了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而后马克思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两分法这一传统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模式发韧于19世纪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基本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领导或控制之下的行政，严格的官僚组织体制和政治行政相对分离是其两大主要特征。[1]

穷则变，危机是变革的先导或前奏，传统行政模式的危机表现为其不适应性，而这种不适应性的来源则是时代的变革造成的。

政府仿企业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的官僚组织体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适合工业化时代的需要并在当时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这种官僚制为基础的行政体制有六大特征，即法制化、层级制、公私分开、专业化、职业化和规律性[2]；具有这些特征的传统行政体制基本上适合于传统的工业技术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原来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政府体制与这个新的环境之间的关联内容及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行政理念及范式(或曰治道)面临变革或转换的需要。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就是试图应答如何转换行政范式的行政改革理论中的一种。

政府仿企业化的倡导者一般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论证其合理性的：

其一，政府必须以变革来回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几大特征：如全球化、信息技术等。在一个日趋全球化和充满竞争的时代，政府作用在提升国家比较优势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国家的经济表现之间有一种联系。”[3]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的关系，由此导致各国政府在行政改革方向中的某些趋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适应于工业时代的传统行政模式难以提供适应变革时代所需的政府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官僚组织等级制的形式，组织结构开始由垂直向平行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及大众的沟通方式，电子政府应运而生。

其二，企业也同样面临着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美国的企业花了大量时间，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下放权力、扁平机构、强调质量、接近顾客[4]。与政府相比较，企业在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上表现出众；而政府很难象企业一样站在变革队伍的前列，因此，在为生存或竞争而进行的巨大变革中的企业就值得政府模仿。

至于政府仿企业化的内容，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实践中可见一斑。克里斯托夫·波里特在《西方五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轨道与模式比较》中对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和新西兰五国行政改革的内容作了归纳，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私有化或公司化、采用市场机制的情况、分权、产出导向、传统性重构。同时他还认为，在行政改革中，威斯敏斯特国家采用是“最小化模式”，北欧国家采用的是“现代化模式”，较少采用“私有化方式”[5]。另外，国内有些学者从模仿企业理念和企业运作机制方面对政府仿企业化的内容作了归纳和区分[6]。

二、政府仿企业化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定位

行政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又相互配套的发展模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行政改革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部的地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对于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有什么意义呢?

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用精简、高效、统一、廉洁、民主、法治等来描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其中民主与效率的张力尤为明显[7]。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与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与民主的统一。根据这一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应以政治体制改革来追求民主，而行政体制改革则应以效率为核心目标或价值[8]。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行政改革不外乎包括行政职能合理化及行政结构合理化。应对于现行行政体制的功能和结构，行政职能合理化是通过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实现的；而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则借助于行政机构改革。一般说来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又引导机构改革，二者相辅相成。

上文探讨了行政改革在当代中国三大改革中的地位，那么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又如何在行政改革中定位呢?

第一，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首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层次或方式手段。

第二，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应对于行政职能合理化当中的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的优化。即只有当我们可以将政府视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之时(于企业而言，面对的是拥有消费理性的自由消费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环境则是既定的，因此，企业的运作机制具有典型的应对—操作色彩)，政府仿企业化的思路才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采取这样一种视角，既是有意义的又是有条件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美国或德国政府称之为应对—操作系统就比将中国政府称之为应对—操作系统，在现实条件中要合适的多[9]——不过这不是说中国政府不是一种操作系统，或没有这种操作职能，而是对于任何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曰后现代国家政府更应从另两个视角来审视政府职能即发展视角和维持视角。因此，也更应该强调另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即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职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促进现代化；而维持职能一般是指人们较为熟悉的政府四大职能(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平衡[10])。作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企业是极具效率和活力的，值得政府仿效。然而企业本身的发展活动和维持活动，与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相比，二者的不同是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然而不是全部，也不是核心。结构与功能紧密相连，上文提到如果将政府视为一种典型的应对—操作系统，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如是政府观，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也就是说，如果从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看，操作职能藉以实现的结构或机构形式的变革(其目标是达成效率、节约成本等)对于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亲和力的；而从政府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层面意义上讲，体现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的政府机构或结构形式的变革思路客观上与仿企业化改革思路的相容性则比较有限。并且于后现代国家而言，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基于后现代国家本身的特征，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并具有特殊性，这就要求在对后现代国家的政府作应对—操作系统观的同时，更要强调和突出其发展视角和维持视角上的政府职能及其职能实现的结构形式，这不是单纯的仿企业化思路可以解决的。

由此可见，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改革的一种思路和途径，本身构成行政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它作为服务于政府职能合理化和结构合理化的一种手段，不能涵盖行政改革的全部内涵，也不是行政改革唯一手段或全部手段，于后现代国家的政府改革而言，更是如此。

三、政府仿企业化思路阐释方式的新思考

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到政府仿企业化问题之时，其思路往往是由企业而及政府，也就是说，他们的思维过程是：企业为何表现如此出众——充满生机、活力和效率?而政府何以效率低下，官僚成风，充斥着腐败、无能?企业的效率能否通过政府模仿企业而复制到政府身上?应当说这是我们发现问题并引起兴趣的常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但也有缺陷。

本文着重简述另一种思路，即由政府而及企业的思路。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对政府本身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以政府为中心吸取企业某些优势为我所用，实现政府改革本身的“内源发展”。

上文提及，作为一种操作—应对系统的政府，在行政改革中适当采取“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意义的。下文将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政府在哪些方面可以仿效和借鉴企业的优势。

(一)政府结构与企业结构的比较分析。以中国为例，胡伟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府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1]。

首先，是宪政体制结构层面：人大制度，中共领导体制，政党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府结构的宪政框架。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当代企业运作的基本框架，给了企业一个相当独立、宽松的条件，也因此企业必须完全对自己负责。宪政体制及其变革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在这一层面上，是“仿企业化”思路所效力不及的。

其次，是体制化结构层面：胡伟认为政府在当代中国应涵盖中国共产党、人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等全部履行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显然这是一种大政府的概念，不适合于本文分析。那么就狭义的政府即中央、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而言，“政府仿企业化”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政府结构形式仿效企业组织机制，进行政府结构的再设计。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广泛采用了分权、私有化或公司及政府结构的传统性重构等，都属于这一层面上的仿企业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更适于仿企业化[12]。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操作—应对系统，而中央政府同时还必须时时体现出其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

再次是人格化结构层面：在这一层面，政府仿企业化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就人力资源管理而言，政府和企业有理由被视为一种操作—应对系统，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有相通之处的，政府中的人力资源一般可以分为领导者——权力精英——一般公务员，这与企业人力资源存在一种对应关系。第一，政府领袖或领导者与企业领导人被要求具有的素质越来越具有相似性。政府领导者越来越被要求具有“企业家”精神，而企业领导人则被要求具有领袖气质。西班牙经济学家何赛·B·特赛罗则倾向于未来新经济企业“同样也更需要政治”，比如“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组织未来的能力”[13]。所谓的“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很大程度上更直接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领导者被要求部分地具有企业家特质这一事实上。第二，政府权力精英和企业人才结构相对应。当代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拥有一定的人才结构：如企业设计师、财务专家、管理工程师、培训工程师、产品工程师等。作者认为，当代社会政府权力精英构成的人才结构配置与企业人才结构配置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政府也应当有自己的战略设计师、财务专家、管理工程师等。第三，政府内部一般公务员的管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比照，政府人事管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领域中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经验。比如在人才招聘、用人、激励、报酬等环节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企业的一些做法。

总的来说，在政府结构的三层面中，“仿企业化”对于政府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是同时应指出的是，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并非能解决政府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变迁中的所有问题，比如，越往高层，特别是中央政府仿企业化的有效范围变得越窄，但是中央政府却同样面临机构改革的任务，这显然并非单靠仿企业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再比如，在政府人格化结构改革中如何重塑政府人员的行为模式，显然也并非仿企业化所能解决的，因为行政人员所处的环境永远与管理者和员工所处的环境有区别。

(二)政府过程与仿企业化。政府活动的一般过程可以借鉴企业活动一般过程中的某些规则，在这里企业过程是指企业获取、占用一定的资源，生产、销售一定的产品以获得最大利润的过程。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企业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第一，企业活动以服务顾客为中心，这一规则包涵的内容有以顾客需要为自变量、质量管理和创新等；第二，竞争机制与高效率原则；第三，企业活动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于政府而言，以公众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在对具体公共事务的执行性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追求高效率；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讲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等，就成为政府仿企业化的重要内容。

应当指出的是当政府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作用时，政府过程就表现为一定的政府功能，而政府仿企业化一般仅限于对具体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执行层次而非决策层次，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尚不能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借鉴意义仅限于政府功能实现方式或操作职能层面如何去做的问题。

(三)政府环境——变革与仿企业化。政府系统本身置于一定的环境当中，政府环境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不居，系统的适应性要求政府以变应变。就当代中国来讲，政府环境可以简明表述为：全球化，现代化，民众参与复兴。政府环境与政府为生存和取得合法性而进行的适应性努力之间的关联(互动)，将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动力机制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企业作为经济领域中的基本要素，自身也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和必要性。比如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当代经济进入新、旧经济并存的时代，美国经济学家预计，当代经济进入了“下一个经济时代”[14]，以此为时代背景的经济学理论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行为主义经济学”来临[15]。面对这一切，企业必须作出回应。并且，在“政府仿企业化”理论中，作为政府效仿对象的企业，并非十全十美，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以变革来求得生存、适应与发展。从本质上看，企业与政府面临的都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问题，在当代，组织理论面临着挑战和革新，政府要变，企业要变，组织理论本身也要变。

四、中西方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的比较

政府仿企业化在当代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本部分的目的在于探讨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可能取得的特殊地位和应用价值，为此，我们将对中西方行政改革作一极为简略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而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到1992年终于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6]，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重大且难于操作，于是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基于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的关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又实际上成为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纽带。因此，中、西方的改革有不同的国情。

第一，当代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达成公民对政权、市场对政府、社会对国家的民主诉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追求；还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追求一个威权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目标模式。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环境、背景或条件，因而也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内容、方式和地位，西方的行政改革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改革。作为从西方行政改革环境中诞生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合于极具特殊性的中国行政改革，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二，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行政文化，并且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后现代国家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的角色应当是作为“市场替代者”，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角色应定为“第一推动力”[17]。然而，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具有特殊的职能，这一点却成为共识。加之中西方行政文化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比较浓厚，并且这种主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行政改革的思路或战略都必须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性和特殊性(虽然不排斥相互借鉴的可能)，由此决定了政府仿企业化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改革中的作用范围、应用前景、表现方式都将是有所区别的。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及其实践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以美国1993年行政改革为例，正如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所言的，这次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问题，而“政府仿企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技术和工具。这种改革思路与改革实践的高度同质性和契合性决定了“仿企业化”方略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相对较高的地位。不过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型政府”是否就是行政改革的核心取向，还有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也不同于“政府仿企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不可能成为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们不否认政府可以借鉴企业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但是当代中国政府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必须更多地保持有其独特的行政理念和区别于企业的运作机制——即使是在“政府仿企业化”思路的尝试性实践当中；在当代中国，单纯地推进“政府仿企业化”，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五、结束语和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政府仿企业化，研究公共行政的学者，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其效果和影响如何评价，是否要认真地考虑时间问题。这让人联想起19世纪始发于诺斯科特和屈维廉报告的那次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文官制度，从历史上看，当时很多人对这场变革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原因在于没有用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去看问题。“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改组是天生正确或错误的，没有任何一种特定行政模式会永无止境地提高效率……然而这些却不说明改组没有意义，相反，改组的后果常常是很深刻的。”[18]那么在今天，当我们评价政府仿企业化的效用与其影响之时，用5年时间作一个时间单元还是用50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来看待这个问题，结果或答案也许很不相同。很少有人考虑，如果“仿企业化”是合乎当代行政改革的逻辑的，那么“仿企业化”之后政府的变革又将怎样走；也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想，50年之后，当我们反观今天的“政府仿企业化”时，会觉得是对还是错。这也许是人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以后的人们，常常不得不仓促地应对一种现实，被动地适应一种现实，或是被迫地去进行一场变革的原因之一。因此，布坎南说：“我们需要的是像哈耶克(Hayek)这样的学者的深遂智慧来防止我们陷入空想。”[19]

第二，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曾经提到了“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概念[20]，内源发展系指“每个社会都应通过在自己的技术、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和多方面的创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都应选择独特的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也不是被迫要模仿其它社会并忠实地仿效或注定坚持唯一的发展道路或模式。”[21]作者指出，外源发展必须让位于从本国实际上出发的内源发展。

行政体系的发展也有“内源”和“外源”之分，有些学者提出要用“发展行政”代替“行政发展”，意在凸现行政体系自身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变革上的主动性和内源性。

那么，政府仿企业化于行政体系而言，是属于内源发展还是外源发展，是发展行政还是行政发展呢?这全在于政府如何仿企业化。简单地说，我们是从政府独特的规定性出发，去探求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和模仿企业呢，还是以致力于将企业表现得特别出众的优点加诸于政府呢?这有点类似于因为牛痘可治病，所以政府的痼疾多半是天花，并且最好是将这种牛痘即刻种到政府身上。

第三，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突破，“政府仿企业化”或者是其中一种，然而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本身来看，一个缺陷是过于局限于技术性、工具性层面，缺乏一种终极性、价值性的目标和理念的供给。因而，从理论形态上看并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仿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模本，似乎忽略了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情况是：政府和企业作为当代社会典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实体，二者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变革，并且同等程度地迫切需要组织理论的创新，因此，就理论上来说没有谁仿谁的问题。

在给出以上三点思考以后，文章的末尾需要说明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

“政府仿企业化”毕竟最初是发端于西方的，有其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条件。由于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先于各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全球化，某些中国学者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颇具改革意味的方略，然而我们在界定这一“改革方略”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地位之时必须将中国国情尤其是政治国情中的宪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我们必须在维护这一体制的前提下操作改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当“仿企业化”这一方略更多地具有了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特点之后，只有当这一方略本身得以再发展，它在中国行政改革中或者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点。

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浪潮中，同志指出：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加之仿企业化方略包含的改革精神值得称道，以及各国对本国政府的效率问题、腐败现象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在中国感受得到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这同时也是对政府改革或改革政府的诉求。

因此，仿企业化理论要发展，改革精神要坚持，中国国情要考虑。

总之，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挑战，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值得称道的不是政府仿企业化本身，而是其意指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思维。危机感不仅仅来源于企业运作得好而政府充斥着腐败、无能与低效，而更多的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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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企业化范文篇2

关键词：实践教学；企业化

“双元制”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步实现建设一个制造业大国，让中国崛起在东方，屹立于世界的强国梦，加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力度也正在成为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目标中的重要环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技师和高级技师为重点，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高职院校如何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占领世界制造业创新高地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已成为一个政府重视、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就是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与上海德商会合作移植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并结合中国国情，持续推进“本土双元”建设，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开辟了新的途径。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的“双元制”在与企业的合作中，根据我国专科教育的要求结合企业人才的需求，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共同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教学上突出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培养和专业综合能力的培养，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方式培养出了一批既具备我国培养规格要求，又达到了德国职业教育标准的技能型人才。整个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的企业化是功不可没的。我们“双元制”实践教学企业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教学环境工厂化

再好的实践教学环境不如让学生身临“企”境，为学生提供一个与工厂一样或类似的学习与工作场所，有助于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技能的训练和职业素养的提升。我们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正是利用身在新区这一优势、与企业合作、与科研院所合作，初步构建了“双元制”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在与德商会的“双元制”教学合作中，通过学习、消化、引进、创新，建立了高技能人才实训中心，并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对设备的种类、型号和5S管理要求重新调整和布局，建设了机械加工、机电一体化、液气电、PLC控制等项目教学实训室，创造出“双元制”课程的教学环境。在环境的规划中根据已有的教学设施，结合与企业共同制定的生产与教学目标进行安置与摆放，并做到生产组织与设备布局形式的匹配性，合理划分教学、实践、讨论与休息的区域，让实践教学环境更贴近工厂化。

二、教学内容项目化

“双元制”课程注重项目引领，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在人才培养的初期，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发职业岗位标准，构建新的工作过程为项目的课程体系，制定出符合“双元制”教学要求的课程标准。在人才培养的实施过程中，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一同制定工作项目编写项目教材，共同指导“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与企业交流“理实一体”的备课要求和授课方法。我们把教学场所从教室迁移至实训室、从课堂迁移到车间、从学校迁移到企业，以项目内容为教学内容，结合企业的生产要求制定合理的教学项目，再根据由浅入深、平行推进、螺旋上升的教学规律，打造出以典型项目为载体的课程模块。强化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专业与产业的对接，形成了校企双元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和学习项目化的课程标准。以“项目产品”为教学成果，以工作过程和产品质检考核为成绩评定依据，采用“做中学，学中做”的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收到良好效果，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来访人员看过学生的作品后不禁为之惊叹。与此同时我院教师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带领学生自行设计制造实验实训设备及装置，例如自制台钳升降架、安全罩、工具车（箱）、物流架、展示柜等，得到德国专家的肯定。

三、教学氛围宽松化

实践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实践过程中除了要像在企业生产那样严格标准严格流程外。还要像企业一样给学生营造出良好的宽松的学习氛围，这更有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有利于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实践教学环节中师生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彼此间应互相尊重、相互信赖、共同合作，共同学习，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才能心无旁骛、轻松愉快、兴致盎然地发挥想象力，才会产生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想法。教师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并要求其坚持，在实践中印证是否可行和对错。教育学生要敢于有自己的见解，要敢于与老师争论，勇于向学术权威挑战，向传统教材挑战，要学会尽情地参与讨论，自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师生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的平等、自由、互动的交流平台。学生带着宽松、新奇、愉悦心情，无拘无束体验着学习的乐趣，学习兴趣更加高涨，学习状态进入最佳，从而激发出他们潜在的创造能力，从心底迸发出创造的欲望，焕发出实践教学独有的创造力。

四、教学评定标准化

根据德商会提供德国专业工种的教育标准，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结合我国专科教育的要求，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设计。第一年学员在学校主要接受文化课教育和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第二年主要培养学员的职业能力，突出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培养，采用四周在学校学习，六周在企业培训的工学交替的培养模式；第三年主要在企业培训，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应用能力。三年中除了正常的课程考试外，还有两次德国职业行业工种资格证书（AHK）考试，分别安排在第四学期和第六学期。既保证了我国人才培养的规格，又达到了德国的职业教育标准。学校和企业对培养对象实行双重考核，按照共同制定的职业岗位标准，制定出适合于教学的质量检验考核标准，共同进行课程的理论知识考核、实践技能考核，考核通过者颁发“双证书”，即“学历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目前，我院的德国职业资格证书（AHK）考试本土化已经具备良好条件，已具有获得考试委员资格证书的教师，专业考试委员会亦已成立，AHK证书考试工作即可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并取得中、终期两次考试的经验，所组织的期考，成绩优良，德商会及企业十分满意。下一步，准备把AHK证书考试的内容、考试方法以及工作流程移植到我国技术工种的考评中去，彻底消除应试教育的痕迹。

五、教学团队“双师”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既要教授知识又要教授技能是职业教育教师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企业化教学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学团队是关键。我们充分利用无锡新区灵活的用人机制，引进了一批来自企业的从事产品开发制造的高级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将他们与现有师资资源调配与整合组建出了多个自己的“双元制”教学团队，在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进行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这个过程也能促使教师对职业教育的人才观、教育观发生转变，再通过行动导向、项目引领的“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的实施，有力地提升了师资队伍的双师素质。在与德商会的合作中进一步挖掘与外资企业合作的优势和发挥德国专家的作用，开阔专任教师的国际化视野；教学上与企业密切合作，合理分配学校与企业交替教学与课程的设置和衔接。开发出学生在校以“学”为主，在学中做；在企业以“做”为主，在做中学的教学内容与项目化课程，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全面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还可通过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并与企业共同组建有外籍专家参与的师资团队参与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准的“双元制”教学团队。综上所述，我们“双元制”的教学方式正在逐步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更适应企业需求，校企合作更加紧密，企业也在人才培养过程由被动变为主动，全程参与学生培养环境的建设与教学过程，达到了学校培养与企业所需的一致性，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毕业生优质就业提供了平台，创造了条件，也为更好地实现“双元制”教学本土化探索了新路。

参考文献：

[1]姜庆余，杨大春.“双闭合链”模式“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建设——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的探索与实践[J].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9

企业化范文篇3

传统的行政模式可以追溯到1854年英国的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它奠定了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而后马克思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两分法这一传统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模式发韧于19世纪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基本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领导或控制之下的行政，严格的官僚组织体制和政治行政相对分离是其两大主要特征。[1]

穷则变，危机是变革的先导或前奏，传统行政模式的危机表现为其不适应性，而这种不适应性的来源则是时代的变革造成的。

政府仿企业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的官僚组织体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适合工业化时代的需要并在当时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这种官僚制为基础的行政体制有六大特征，即法制化、层级制、公私分开、专业化、职业化和规律性[2]；具有这些特征的传统行政体制基本上适合于传统的工业技术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原来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政府体制与这个新的环境之间的关联内容及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行政理念及范式(或曰治道)面临变革或转换的需要。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就是试图应答如何转换行政范式的行政改革理论中的一种。

政府仿企业化的倡导者一般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论证其合理性的：

其一，政府必须以变革来回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几大特征：如全球化、信息技术等。在一个日趋全球化和充满竞争的时代，政府作用在提升国家比较优势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国家的经济表现之间有一种联系。”[3]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的关系，由此导致各国政府在行政改革方向中的某些趋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适应于工业时代的传统行政模式难以提供适应变革时代所需的政府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官僚组织等级制的形式，组织结构开始由垂直向平行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及大众的沟通方式，电子政府应运而生。

其二，企业也同样面临着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美国的企业花了大量时间，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下放权力、扁平机构、强调质量、接近顾客[4]。与政府相比较，企业在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上表现出众；而政府很难象企业一样站在变革队伍的前列，因此，在为生存或竞争而进行的巨大变革中的企业就值得政府模仿。

至于政府仿企业化的内容，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实践中可见一斑。克里斯托夫·波里特在《西方五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轨道与模式比较》中对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和新西兰五国行政改革的内容作了归纳，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私有化或公司化、采用市场机制的情况、分权、产出导向、传统性重构。同时他还认为，在行政改革中，威斯敏斯特国家采用是“最小化模式”，北欧国家采用的是“现代化模式”，较少采用“私有化方式”[5]。另外，国内有些学者从模仿企业理念和企业运作机制方面对政府仿企业化的内容作了归纳和区分[6]。

二、政府仿企业化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定位

行政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又相互配套的发展模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行政改革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部的地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对于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有什么意义呢?

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用精简、高效、统一、廉洁、民主、法治等来描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其中民主与效率的张力尤为明显[7]。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与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与民主的统一。根据这一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应以政治体制改革来追求民主，而行政体制改革则应以效率为核心目标或价值[8]。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行政改革不外乎包括行政职能合理化及行政结构合理化。应对于现行行政体制的功能和结构，行政职能合理化是通过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实现的；而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则借助于行政机构改革。一般说来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又引导机构改革，二者相辅相成。

上文探讨了行政改革在当代中国三大改革中的地位，那么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又如何在行政改革中定位呢?

第一，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首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层次或方式手段。

第二，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应对于行政职能合理化当中的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的优化。即只有当我们可以将政府视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之时(于企业而言，面对的是拥有消费理性的自由消费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环境则是既定的，因此，企业的运作机制具有典型的应对—操作色彩)，政府仿企业化的思路才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采取这样一种视角，既是有意义的又是有条件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美国或德国政府称之为应对—操作系统就比将中国政府称之为应对—操作系统，在现实条件中要合适的多[9]——不过这不是说中国政府不是一种操作系统，或没有这种操作职能，而是对于任何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曰后现代国家政府更应从另两个视角来审视政府职能即发展视角和维持视角。因此，也更应该强调另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即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职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促进现代化；而维持职能一般是指人们较为熟悉的政府四大职能(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平衡[10])。作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企业是极具效率和活力的，值得政府仿效。然而企业本身的发展活动和维持活动，与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相比，二者的不同是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然而不是全部，也不是核心。结构与功能紧密相连，上文提到如果将政府视为一种典型的应对—操作系统，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如是政府观，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也就是说，如果从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看，操作职能藉以实现的结构或机构形式的变革(其目标是达成效率、节约成本等)对于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亲和力的；而从政府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层面意义上讲，体现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的政府机构或结构形式的变革思路客观上与仿企业化改革思路的相容性则比较有限。并且于后现代国家而言，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基于后现代国家本身的特征，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并具有特殊性，这就要求在对后现代国家的政府作应对—操作系统观的同时，更要强调和突出其发展视角和维持视角上的政府职能及其职能实现的结构形式，这不是单纯的仿企业化思路可以解决的。

由此可见，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改革的一种思路和途径，本身构成行政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它作为服务于政府职能合理化和结构合理化的一种手段，不能涵盖行政改革的全部内涵，也不是行政改革唯一手段或全部手段，于后现代国家的政府改革而言，更是如此。

三、政府仿企业化思路阐释方式的新思考

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到政府仿企业化问题之时，其思路往往是由企业而及政府，也就是说，他们的思维过程是：企业为何表现如此出众——充满生机、活力和效率?而政府何以效率低下，官僚成风，充斥着腐败、无能?企业的效率能否通过政府模仿企业而复制到政府身上?应当说这是我们发现问题并引起兴趣的常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但也有缺陷。

本文着重简述另一种思路，即由政府而及企业的思路。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对政府本身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以政府为中心吸取企业某些优势为我所用，实现政府改革本身的“内源发展”。

上文提及，作为一种操作—应对系统的政府，在行政改革中适当采取“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意义的。下文将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政府在哪些方面可以仿效和借鉴企业的优势。

(一)政府结构与企业结构的比较分析。以中国为例，胡伟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府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1]。

首先，是宪政体制结构层面：人大制度，中共领导体制，政党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府结构的宪政框架。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当代企业运作的基本框架，给了企业一个相当独立、宽松的条件，也因此企业必须完全对自己负责。宪政体制及其变革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在这一层面上，是“仿企业化”思路所效力不及的。

其次，是体制化结构层面：胡伟认为政府在当代中国应涵盖中国共产党、人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等全部履行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显然这是一种大政府的概念，不适合于本文分析。那么就狭义的政府即中央、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而言，“政府仿企业化”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政府结构形式仿效企业组织机制，进行政府结构的再设计。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广泛采用了分权、私有化或公司及政府结构的传统性重构等，都属于这一层面上的仿企业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更适于仿企业化[12]。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操作—应对系统，而中央政府同时还必须时时体现出其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

再次是人格化结构层面：在这一层面，政府仿企业化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就人力资源管理而言，政府和企业有理由被视为一种操作—应对系统，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有相通之处的，政府中的人力资源一般可以分为领导者——权力精英——一般公务员，这与企业人力资源存在一种对应关系。第一，政府领袖或领导者与企业领导人被要求具有的素质越来越具有相似性。政府领导者越来越被要求具有“企业家”精神，而企业领导人则被要求具有领袖气质。西班牙经济学家何赛·B·特赛罗则倾向于未来新经济企业“同样也更需要政治”，比如“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组织未来的能力”[13]。所谓的“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很大程度上更直接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领导者被要求部分地具有企业家特质这一事实上。第二，政府权力精英和企业人才结构相对应。当代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拥有一定的人才结构：如企业设计师、财务专家、管理工程师、培训工程师、产品工程师等。作者认为，当代社会政府权力精英构成的人才结构配置与企业人才结构配置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政府也应当有自己的战略设计师、财务专家、管理工程师等。第三，政府内部一般公务员的管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比照，政府人事管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领域中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经验。比如在人才招聘、用人、激励、报酬等环节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企业的一些做法。

总的来说，在政府结构的三层面中，“仿企业化”对于政府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是同时应指出的是，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并非能解决政府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变迁中的所有问题，比如，越往高层，特别是中央政府仿企业化的有效范围变得越窄，但是中央政府却同样面临机构改革的任务，这显然并非单靠仿企业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再比如，在政府人格化结构改革中如何重塑政府人员的行为模式，显然也并非仿企业化所能解决的，因为行政人员所处的环境永远与管理者和员工所处的环境有区别。

(二)政府过程与仿企业化。政府活动的一般过程可以借鉴企业活动一般过程中的某些规则，在这里企业过程是指企业获取、占用一定的资源，生产、销售一定的产品以获得最大利润的过程。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企业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第一，企业活动以服务顾客为中心，这一规则包涵的内容有以顾客需要为自变量、质量管理和创新等；第二，竞争机制与高效率原则；第三，企业活动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于政府而言，以公众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在对具体公共事务的执行性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追求高效率；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讲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等，就成为政府仿企业化的重要内容。

应当指出的是当政府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作用时，政府过程就表现为一定的政府功能，而政府仿企业化一般仅限于对具体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执行层次而非决策层次，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尚不能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借鉴意义仅限于政府功能实现方式或操作职能层面如何去做的问题。

(三)政府环境——变革与仿企业化。政府系统本身置于一定的环境当中，政府环境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不居，系统的适应性要求政府以变应变。就当代中国来讲，政府环境可以简明表述为：全球化，现代化，民众参与复兴。政府环境与政府为生存和取得合法性而进行的适应性努力之间的关联(互动)，将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动力机制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企业作为经济领域中的基本要素，自身也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和必要性。比如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当代经济进入新、旧经济并存的时代，美国经济学家预计，当代经济进入了“下一个经济时代”[14]，以此为时代背景的经济学理论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行为主义经济学”来临[15]。面对这一切，企业必须作出回应。并且，在“政府仿企业化”理论中，作为政府效仿对象的企业，并非十全十美，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以变革来求得生存、适应与发展。从本质上看，企业与政府面临的都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问题，在当代，组织理论面临着挑战和革新，政府要变，企业要变，组织理论本身也要变。

四、中西方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的比较

政府仿企业化在当代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本部分的目的在于探讨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可能取得的特殊地位和应用价值，为此，我们将对中西方行政改革作一极为简略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而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到1992年终于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6]，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重大且难于操作，于是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基于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的关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又实际上成为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纽带。因此，中、西方的改革有不同的国情。

第一，当代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达成公民对政权、市场对政府、社会对国家的民主诉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追求；还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追求一个威权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目标模式。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环境、背景或条件，因而也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内容、方式和地位，西方的行政改革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改革。作为从西方行政改革环境中诞生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合于极具特殊性的中国行政改革，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二，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行政文化，并且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后现代国家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的角色应当是作为“市场替代者”，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角色应定为“第一推动力”[17]。然而，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具有特殊的职能，这一点却成为共识。加之中西方行政文化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比较浓厚，并且这种主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行政改革的思路或战略都必须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性和特殊性(虽然不排斥相互借鉴的可能)，由此决定了政府仿企业化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改革中的作用范围、应用前景、表现方式都将是有所区别的。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及其实践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以美国1993年行政改革为例，正如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所言的，这次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问题，而“政府仿企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技术和工具。这种改革思路与改革实践的高度同质性和契合性决定了“仿企业化”方略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相对较高的地位。不过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型政府”是否就是行政改革的核心取向，还有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也不同于“政府仿企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不可能成为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们不否认政府可以借鉴企业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但是当代中国政府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必须更多地保持有其独特的行政理念和区别于企业的运作机制——即使是在“政府仿企业化”思路的尝试性实践当中；在当代中国，单纯地推进“政府仿企业化”，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五、结束语和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政府仿企业化，研究公共行政的学者，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其效果和影响如何评价，是否要认真地考虑时间问题。这让人联想起19世纪始发于诺斯科特和屈维廉报告的那次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文官制度，从历史上看，当时很多人对这场变革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原因在于没有用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去看问题。“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改组是天生正确或错误的，没有任何一种特定行政模式会永无止境地提高效率……然而这些却不说明改组没有意义，相反，改组的后果常常是很深刻的。”[18]那么在今天，当我们评价政府仿企业化的效用与其影响之时，用5年时间作一个时间单元还是用50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来看待这个问题，结果或答案也许很不相同。很少有人考虑，如果“仿企业化”是合乎当代行政改革的逻辑的，那么“仿企业化”之后政府的变革又将怎样走；也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想，50年之后，当我们反观今天的“政府仿企业化”时，会觉得是对还是错。这也许是人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以后的人们，常常不得不仓促地应对一种现实，被动地适应一种现实，或是被迫地去进行一场变革的原因之一。因此，布坎南说：“我们需要的是像哈耶克(Hayek)这样的学者的深遂智慧来防止我们陷入空想。”[19]

第二，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曾经提到了“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概念[20]，内源发展系指“每个社会都应通过在自己的技术、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和多方面的创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都应选择独特的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也不是被迫要模仿其它社会并忠实地仿效或注定坚持唯一的发展道路或模式。”[21]作者指出，外源发展必须让位于从本国实际上出发的内源发展。

行政体系的发展也有“内源”和“外源”之分，有些学者提出要用“发展行政”代替“行政发展”，意在凸现行政体系自身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变革上的主动性和内源性。

那么，政府仿企业化于行政体系而言，是属于内源发展还是外源发展，是发展行政还是行政发展呢?这全在于政府如何仿企业化。简单地说，我们是从政府独特的规定性出发，去探求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和模仿企业呢，还是以致力于将企业表现得特别出众的优点加诸于政府呢?这有点类似于因为牛痘可治病，所以政府的痼疾多半是天花，并且最好是将这种牛痘即刻种到政府身上。

第三，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突破，“政府仿企业化”或者是其中一种，然而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本身来看，一个缺陷是过于局限于技术性、工具性层面，缺乏一种终极性、价值性的目标和理念的供给。因而，从理论形态上看并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仿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模本，似乎忽略了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情况是：政府和企业作为当代社会典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实体，二者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变革，并且同等程度地迫切需要组织理论的创新，因此，就理论上来说没有谁仿谁的问题。

在给出以上三点思考以后，文章的末尾需要说明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

“政府仿企业化”毕竟最初是发端于西方的，有其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条件。由于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先于各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全球化，某些中国学者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颇具改革意味的方略，然而我们在界定这一“改革方略”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地位之时必须将中国国情尤其是政治国情中的宪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我们必须在维护这一体制的前提下操作改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当“仿企业化”这一方略更多地具有了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特点之后，只有当这一方略本身得以再发展，它在中国行政改革中或者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点。

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浪潮中，同志指出：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加之仿企业化方略包含的改革精神值得称道，以及各国对本国政府的效率问题、腐败现象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在中国感受得到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这同时也是对政府改革或改革政府的诉求。

因此，仿企业化理论要发展，改革精神要坚持，中国国情要考虑。

总之，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挑战，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值得称道的不是政府仿企业化本身，而是其意指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思维。危机感不仅仅来源于企业运作得好而政府充斥着腐败、无能与低效，而更多的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2]竺乾威.从行政到管理[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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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德]汉斯·艾歇尔.政府：一种应用操作系统[N].参考消息，200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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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路易斯·尤奇特尔.一些经济学家称行为是一个重要因素[N].纽约时报，200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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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下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5.

[1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企业化范文篇4

关键词:农业企业化；研究；综述

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进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变革，理论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变革来展开，对农业企业化的研究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地贯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研究背景、出发点、重点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改造问题又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阶段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家庭经营制度通过两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属于小生产的范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产者，不足以形成农业生产的优化规模，还需要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为方向进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径(罗伟雄，1986；王文彦，1988；宋伍生，1988；张锐，1989)；(2)主张积极发展家庭农业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业企业具有投资少、费用低、经营活、见效快、费用低等特点，是专业农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形式包括纯农户办型、农户和农户或农户和企业联合经营型等(杨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张德山，1985)；(3)提出了农业企业化发展思路。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还必须进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农村培育农业企业，实行农业企业化(张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张锐，1989)；(4)主张发展合作经济与专业合作社。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应发展不同于公社化时期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并非真正合作经济的真正合作经济，发展重点应是各种专业合作社(乔长勋，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对农业企业化的条件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规模经营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研究者认为农业企业化必然是规模化生产经营，而这又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为前提，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黄河清，1986；王代，1986)。

企业化范文篇5

1.农业经济组织走企业化发展道路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支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问题，发展现代农业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随后，党中央又提出了“以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经营理念引领农业”的发展理念，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有效途径。本着以企业经营模式经营农村、以企业文化精神引领农民的理念，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管理机制应运而生。其实，我国农业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有过短暂的企业化发展历史，但是那时的经济组织走的是传统农业组织合作的老路，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组织管理中，农民不但要承担部分经济后果，政府也会对组织生产行为直接干预和指导。现下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是以经济效益提升为目标，以资源配置优化、农业技术和现代企业理念为手段，坚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规范化、市场化，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又因其经济效益显著而受到企业和农民的欢迎。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就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水平的必然选择。

2.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的意义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以实现农田建设标准化、农业操作机械化、农业生产专业化、农业管理科学化为目的，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农业济组织企业化的意义，一是缓解了农业经济组织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企业化模式下，农业经济组织立足于农业合作组织，开展生产资料大规模采购和对外业务，形成生产合力和规模经营，增加了与金融机构谈判的筹码。有了制度化的组织、规范化的经营管理，加上农业经济组织的牵头引线，金融机构为农业经济组织提供担保显然更有信心。二是推动了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企业管理人才匮乏始终是制约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我国农业企业多是民营企业，多实行家族式管理，人才理念淡薄。在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管理模式中，选拔企业中有才能、有闯劲的负责人到高等院校系统培训，就成为农业经济组织关注的重点。除此之外，许多农业经济组织还与企业联手举办大型人才招聘会，聘请专业人才来，建立农业企业专业化管理团队，彻底扭转了农业企业管理人才匮乏的局面。三是增强了农业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应用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农业经济组织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为了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他们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培训、产品质检、品牌打造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许多农业经济组织还与地方高校、科研机构联手开展技术合作，争取为产品中注入更多的科技元素。四是促进了农民利益均衡体系的构建。农业经济组织在农业经济活动中通常采用的是农产品培育、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农产品加工、运营、销售领域产生的增值利润能通过合作制度、剩余分享制度很快回流给农民，产品外部利润的内化程度也因此提高，外部利润的差别则相对淡化，农业群众利益均衡体系也随之构建起来，农业效率和利润公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

二、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发展思路分析

1.政府扶持，构建成熟的企业化政策环境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多国政府都给予农业经济组织的企业化发展以大力支持，法国就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专门制订了一系列涵盖农业经济组织的税收优惠、补助金发放、贷款优惠在内的规定；意大利也做出了给予农协经营性经济组织财政补贴的规定。尽快构建成熟的外在制度环境是我国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发展的必要前提。鉴于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组织的政策指导与扶持力度，加大农业经济组织管理制度建设。首先，应完善农业经济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农业经济组织能够享受到其它农业服务组织、农业经济龙头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其次，政府要为农业经济组织提供适度的资金支持，做好农业经济组织的管理和建设补贴。同时，政府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农业经济组织的性质、权利和义务，规定其经营活动范围，并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农业经济组织注册、还贷能力审核工作，督促金融机构为农业经济组织提供必要担保。最后，地方政府部门要合理减免农业经济组织注册、登记、检查等费用，简化相关流程，禁止有关部门对农业经济组织的工作直接干预。对供销社、技术公司、劳动协会给农业经济组织提供的的各项服务应持支持态度；为农业经济组织提供教育培训和技术帮助，鼓励地方高等院校、农业科技单位、农业部门与农业经济组织携手共建，设立以农业经济组织为主体、龙头企业为骨干、其它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将农业经济组织的公益性与农业经营、服务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综合服务与专项服务的协调。

2.通过农业经济组织管理机制的构建，促进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规范化经营才是事物长久发展的根本。为了避免走弯路，农业经济组织应积极借助科学、规范的制度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完善。农业经济组织机制建设的重点为：首先，企业产权制度。农业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决定了其产权制度必须涵盖产权性质、组织发行的财产权地位、公共产权的完整性维护等方面的内容。当然，在组织产权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农业经济组织要本着民主管理、同股同利、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明确产权边界，维护产权个体的合法权益。在产权制度施行过程中，为了确保这一分配制度的公平公正，组织还要设立风险基金，处理好农业经济组织与组织成员的利益。同时，农业经济组织还要在按劳分红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施行按照交易额、股份进行分配的形式，争取让基层农民享受到真正的服务与实惠，促进农业经济组织规模的不断发展。其次，监督职业制度。监督是最利于组织发展的约束机制。农业经济组织监督由内部监督、系统监督和社会监督组成，这三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合力作用。最后，完善组织内部管理机制。与农业经济组织发展密切相关的组织机制非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管理制度莫属。在“三会”中，会员大会是组织权力机构，肩负着组织发展、决策的重任，理事会和监事会都由其选举产生；理事会是组织决策执行机构，外部业务开展、内部事务管理是其主要职责；监事会是组织监督机构，负责理事会各项决策的执行和监督。“三会”只有明确自身职责、权限与义务，才能确保农业经济组织企业化发展不偏离正常轨道。

企业化范文篇6

关键词:农业企业化;研究;综述

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进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变革,理论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变革来展开,对农业企业化的研究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地贯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研究背景、出发点、重点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改造问题又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阶段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家庭经营制度通过两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属于小生产的范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产者,不足以形成农业生产的优化规模,还需要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为方向进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径(罗伟雄,1986;王文彦,1988;宋伍生,1988;张锐,1989);(2)主张积极发展家庭农业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业企业具有投资少、费用低、经营活、见效快、费用低等特点,是专业农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形式包括纯农户办型、农户和农户或农户和企业联合经营型等(杨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张德山,1985);(3)提出了农业企业化发展思路。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还必须进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农村培育农业企业,实行农业企业化(张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张锐,1989);(4)主张发展合作经济与专业合作社。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应发展不同于公社化时期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并非真正合作经济的真正合作经济,发展重点应是各种专业合作社(乔长勋,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对农业企业化的条件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规模经营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研究者认为农业企业化必然是规模化生产经营,而这又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为前提,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黄河清,1986;王代,1986)。

企业化范文篇7

关键词：企业化；服装设计；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中职教育的不断发展，服装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导致毕业生数量过盛，很多学生毕业后都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同时服装市场又呈现人才缺失的现象。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前高职院校对于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较为落后，所培养的学生素质与企业的需求差距较大，导致很多学生在毕业后无法适应工作的需求，专业基础知识较差，实践能力较弱，同时缺乏与人沟通、协调的能力。为了提高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增强学生素质与企业需求的适应度，高职院校在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需采用企业化的培养模式，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培养专业化、高素质化的复合型人才。

一、服装专业运用企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1.是推动服装专业教育改革的需要

在当前教育改革大环境下，各院校、各专业都在不断探索新型的教育模式，从而更好的适应时展的要求。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服装专业大多以课堂教育为主，老师是教育的主体，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老师教授的内容，可拓展性较差。[1]这种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创新发展，同时制约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只有加强对教育模式的改革，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实践环节在教学中的应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素质，为企业、社会培养更多可用的人才。

2.是满足企业需求的重要方法

学生接受教育除了服务社会、实现自身价值以外，最主要的就是满足生存需求，所以大多数学生在毕业以后需要进入企业，通过自身的奋斗和拼搏增强自信心，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找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满足企业的需求，当学生所具备的技能和素质与企业的需求切合度较高时，其找工作成功的概率也会相应提升，尤其对于中职院校或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要求更高，所以在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企业的需求，建立企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体会真正的工作环境对素质的要求，从而有针对性的查缺补漏，更好的满足企业的需求。

3.是加快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任何行业的发展最根本的动力都是人才，只有充足的人才支持才能为行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实现行业的创新发展。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其教育水平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素质，进而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服装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应加快推动我国服装行业的改革发展。而要想实现服装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入手，提高学生的素质，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

二、基于企业化服装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探讨

企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最主要的是提高学生素质，其在服装专业人才培养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常规教学

企业化在服装专业常规教学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的改革等方面，在企业化教学模式下，教学的主要内容应围绕企业的需求开展，课程的设置应与企业相关，同时服装设计的软件要紧随市场的发展。[2]另外，学校应采用专业模块化教学，采取校企合作的方法，在企业内建立学校的实践基地，实施小班教学策略，让学生感受真实的工作环境，以学分制为主体，允许学生分阶段、分目标的完成学业。在初入学阶段，老师要加强对学生基本专业技能的培训，让学生了解服装设计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理论，随后要鼓励学生进企业实践并设置实践学分，努力发挥学生的专业特长，而在最后的阶段，要求学生对所掌握的技能进行汇总并应用到毕业设计中，从而不断增强学生的专业技能。

2.项目教学

项目教学是实践教学环节常用的手段，指的是让学生参与真实的项目中去，在实际工作中增长自身技能。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学生才能真正明白自身不足。在项目中老师要设置具体的、具有实际意义的任务让学生来完成，为学生设置清晰的任务说明，要求学生以所学到的基础理论为支撑，独自或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并将最终的成果进行展示。通过设置项目教学，可以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让学生体会真正工作时的要求，另外，在此过程中，还能不断增强学生与人沟通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仿真实训教学

企业化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实训教学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包括校内岗位模拟实习以及校外企业实习等。其中，校内岗位模拟实习要求学校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充分模拟实际的企业结构，设置服装设计部、营销部、生产部等多个部门，尽可能的与企业的实际相同，从而构建真实的教学环境。在实训教学环节，要求老师与学生配合，共同参与所有的环节，并将最后的成果推向社会，形成完整的流水线作业，从而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必备的技能。而到校外企业实习指的就是使学生到真正的企业工作，为他们提供实习的机会，感受真实的工作环境。为了进一步强化教学效果，应将实践环节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指标，加强对学生实践活动的监督，确保实践目标的实现。

三、结语

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对服装专业人才培养应采用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深化对教育方法的改革，创新教育思想，加强企业化人才培养在常规教学、项目教学以及仿真实训教学中的应用，从而使学生体会真正的工作环境，提高服装专业学生的素质，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用人才。

作者:吴平 单位: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

参考文献：

企业化范文篇8

关键词：企业化管理；高校；实践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其中，经济的现代化就要与国际经济接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促进我国经济不断繁荣。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不断积极调整，企业纷纷改革，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逐渐被广泛应用，经过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探索和实践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昂扬的态势，其中的宝贵经验——企业化管理位列其中。据此，作为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人才，对其培养方式和目标也进行着巨大的调整变革，将其培养成市场需要的、对企业有用的人才就成了职业高校的教学方向。

一、理论背景

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客观发展和需求促成了高职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的教学实践。其实，任何一项实践的实施都是由理论到实践的系统过程，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是完整的实践，因此对于班级企业化管理模式在班级管理中的实践，有必要先从理论上进行梳理。企业化管理方式多种多样，并且随着企业的发展也在不停变化，其中很多成功企业的管理方式甚至被奉为经典模式，这就为我们教学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众多的选择之中不被迷乱眼花就成了对高职教学实践的第一步要求。教育者们要明确——输入到教学里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并不完全等于市场经济中企业主体的管理模式，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培养学生具有企业责任意识、竞争态度以及作为经济体的行为方式，班级教学管理实践的主要形态应该是以企业的组织为形式、思想内核为精神导向、企业素养为内容。

二、企业化管理模式的实施

（一）组织形式的确定

在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之后，我们就采取没有明显生产或营销特点的最基本的企业管理模式应用于班级教学管理。一般而言，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由董事长、总经理、部门经理以及秘书和广大员工组成，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为领导层，他们实行对上一级负责制，董事长纵览大局一般由班主任担任，总经理由班长担任，各部门经理在班级中就体现为负责学习、文娱、体育、党团务、财务、记录等各部分内容的代表人物。在处理各项具体事宜当中，部门经理要与所属部门的员工民主协商共同决定，且领导阶层要定期选举产生，轮流坐庄。争取让每一个学生对企业管理各部分各流程都有所体验、有所经历、有所感悟。

（二）组织管理人员的确定

组织框架确立之后，人员的定岗就成为下一步的主要任务，由于企业在人员的选用上普遍采取竞聘的方式，所以班级管理在人员确定方面也要坚持公平公开的竞聘。首先要将班级管理企业化的思想意愿宣传到班级每位同学的心里，可以通过组织一场班会的形式来宣传，在班会上展示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各种管理方式，明确只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才会产生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结合班级同学未来就业大势，若想进一步在企业获得长足的发展，走入领导岗位也是必由之路。将竞选提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尝试预演，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解说一定会将学生打动，借此高潮的氛围，全班就乘势开启一场竞选大会，班级同学通过对自身长处的考量，报名各个岗位，发表竞选宣言，表明自己的决心，阐明自己的管理思路，由全班进行投票，并公开唱票。在领导阶层的人员确立之后，各个领导者要自己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员工，用自己“领导者”的魅力在自己的旗下组建团队。最后，公布定岗人名单。

（三）企业化管理的规章制度化

在班级企业化管理模式初见规模的基础上，加入规章制度就会使管理更加规范和有保障，规章制度化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班级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就要充分考虑到班级特色，使制度发挥出有效性、监督性和激发创造性的多重功能。最好将制度完善，分为常规制度的制定和临时任务行为规范的制度制定。常规活动具有长期性和一般性的特点，临时任务有突发性和即时性的特点。在学习、文娱、体育、党团务、财务、记录等部门，常规活动就包括每周学习收获讨论的组织、每月班级联谊晚会的举办、每月栏板的内容设计更新、每周体育活动友谊赛等课外活动、定期党的思想理论学习宣传活动、班级卫生的责任区划分、班费的开支明细记录、拉班费赞助的活动策划，以及每次各部门开会的详细记录存档等等；临时任务主要针对学院和学校临时任务的承接，根据上级发派任务内容的属性，在班级领导班子和广大成员的共同商讨下，将其转入某一或几个部门负责。对每项涉及的事项在制度上明确总负责人，检查具体行动的落实程度，完成结果的奖惩标准等等，使得整个班级企业化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制度化的管理主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并且激发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其聪明才智的发挥创造更大的空间和舞台。

（四）监督及奖惩

为了使班级企业化管理更加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和可行性，就有必要引入企业管理中的监督及奖惩机制，这是平行于管理的另一个体系。在企业中一般会有一个独立的监督体系，而在班级实践中这一职责由其他部门员工群体承担效果比较好，一则是这一群体本身与领导阶层的人员无直接利益关联，二则是可以让更广泛的学生体会，培养“企业”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监督做出奖惩决定，对于没有按照规章制度完成的部门，给予上公告栏通报批评和扣发分数的惩罚，但要注意的是一般应该以奖励为主、惩罚为辅，奖励形式多样，根据监督者的考核记录，任务完成者和部门都会得到相应分数。此外，每周都评选出最佳部门、最佳部门经理、最佳员工、进步最快部门、进步最快部门经理、进步最快员工等予以表扬并加不等分数，每月分数进行排榜，按排名发放不等的“工资”，“工资”由班费购买的书、笔记本、笔等形式发放，最后一名的员工和最后一名的部门给予不发放“工资”形式的惩罚，以期通过监督和奖惩调动起班级人员在企业中洁身自好、努力工作、力争上游的良性竞争氛围。

（五）实施过程中的其他几点注意事项

首先，班级管理采用企业化管理的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两者结合各取所长的一种形式，就好比是生物学中两种植物的嫁接。为了使效果更加逼真，班级有必要营造出企业的氛围，这在点滴之处就能体现，比如班级的环境布置上可以将规章制度、每周最佳员工和部门及进步最快员工正装头像等张贴上墙，每天早读时抽十分钟时间各部门开部门常规会议，宣讲企业精神并大声宣誓各部门的口号理念，每周由董事长召开领导阶层会议处理常规班务及其他各种问题。每次举行会议的时候要求一律穿正装，通过这些小小仪式感的烘托，就很容易感受到企业文化的庄重感。其次，班主任和各科任课教师的协调配合也很重要，在班级模拟企业化管理尤其需要教师的有力引导，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企业管理知识经验，在学生践行企业化管理模式的同时讲解相关企业精神和实际效益，让学生认识到这种管理思维方式的现实意义。其实，企业管理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管理形式，更多的是要挖掘企业精神内核、员工个人品质的磨砺、集体作业时的团队精神、崇高的敬业精神、敢于突破的创新意识、立于足下的脚踏实地精神等等，都是学生在企业中自身发展所必须积淀的内在素养，是学生在企业中长远发展的必经之路。经过教师的点拨和有意栽培，相信学生会少走很多弯路，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再次，班级要与固定实习企业基地保持长时期的联络。可以说实习基地的企业为在校大学生们对本行业最初的了解提供了一个窗口，学生所有的理论最先在这里实践，学生最初的行业印象在这里形成，以及学生最初的经验教训也是在这里被铸造成深刻记忆。实习企业基地对学生企业价值观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要抓住实习企业基地的开放态度，认真考察观摩企业，做好观后总结，共同交流讨论，发表各自看法，并邀请教师给予指导。学校还可以聘请企业管理人员作客高校讲座，讲解企业文化、企业需求、企业管理的技能技巧等，让学生审视自己、完善自己。

三、总结

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和高职人才培养专业化的趋势，班级企业化管理模式应运而出，这一模式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反复论证愈发具有经典意义，在具体实践中，班级要把握好企业化组织形式的确定，科学填充组织管理人员，将规范制度化，并且重视监督管理，制定出有激励作用的奖惩标准，在班级事务管理中领导阶层和广大员工不断磨合，逐渐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艺术化。此外，高校还应配合营造企业氛围，教师再进一步纵深挖掘企业精神，点拨指导学生的行为方向，充分利用好对口的实习企业基地，争取在众多合力配合下使企业化管理模式下的班级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未来企业精英们。

作者:巢居鹏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企业化范文篇9

关键词：企业化政府；副作用；启示和反思

一、新西兰政府企业化改革的内容

新西兰的行政改革在20个世纪最后20年的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改革有一系列的法律作保障，二是改革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三是改革的彻底性，四是改革的持续一致性，五是成效的显著性。这五个特点使得新西兰的改革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被许多国家誉为改革的典范。

新西兰的改革受到国际上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新西兰政府的改革内容有：

(一)对政府核心部门的改革是全面、系统、自上而下的改革。

上至中央政府各部门，下至地方行政部门，都卷入了改革的大潮之中。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决策质量和对绩效的责任感，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在组织形式方面，把部门内的中下层组织转变成独立性质的单位，而单位的负责人也不再是官僚，而是被赋予了编制、人事、财务等大权的经理。这被称为“公司化的改革模式”。在这种新的关系模式之下，政府上级主要负责决策，中下级已经公司化的部门则负责执行。在管理方式上，由于上下级之间决策和执行的分离，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完成了由着眼于工作过程到着眼于工作结果的转变。在结果导向的影响之下，政府的管理也从传统的过程管理转向绩效管理。

(二)通过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新西兰模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政府在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全面实行绩效管理，建立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绩效合同，与供货部门签订绩效框架协议，同意以特定的价格生产特定数量与质量的产品。政府既可以与私营部门签订供货协议，也可与公共部门签订类似的协议，这就形成了公共部门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激发各个部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通过公司化、民营化等方式，优化政府职能。

新西兰在国有资产的公司化与民营化方面的彻底程度更甚于英国等国家。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化必须按照私营企业的方式运作，注重效率和产出。当然，公司化最终是为民营化服务。包括国有银行、航空、保险、电信、造船等企业都由私人经营。这样，政府就退出竞争性市场的商业活动，从大量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把属于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把属于社会的职能交给社会，由社会经济组织或中介组织承担。政府赤字也大幅下降。这样就可以将资金充分投入到提供市场和社会很难提供的公共物品上，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使提供质量大大上升。

二、对新西兰政府企业化改革副作用的分析

改革之后，新西兰在经济、政治或是其他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举措的成果都应当做出及时的评估。新西兰政府对改革进行了至少两次大规模的评估。两次评估都得出积极的结论，同时也指出一些领域需要继续注意。其中不太积极的成果包括：

1、改革的费用没有认真计算，但很可能偏高。这包括大范围的工作中断，持续性和“机构记忆”的丧失。

2、已经坐到更加关注产出，但有时是以不注意后果作为代价的。

3、对于机构中不同的“皇家实体”的责任性和监督安排不是很清楚。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新的改革方案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以私有企业的运作方式来实现公共服务的目的，这个过程中的公私利益如何平衡，运作中的行为规范由谁来监管等问题使得整个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再次陷入一个管理的困境圈子。而将企业力量引入公共产品的输出过程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当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博弈。

下面将针对新西兰的三个改革的不理想方面做出一些分析：

(一)以结果为导向引起的问题

在公共责任的个人化以及任期制的多重压力下，企业型政府官员工作的结果导向会更加明显，从而存在为了完成目标达到结果而忽视过程正当性甚至合法性的危险。而这正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结果导向”(resultdriven)被人广为批评的一大“罪状”。改革通常的做法是在包括专门的个人目标和重点的年度合约或准合同中写上所要求的成绩。改革通常只是部分的一年限和资格仍然是整体衡量的因素一但要使公务员更关注专门的而且是短期目标的意图很明显。

一些学者指出：“企业型政府在某些时候违背了公共服务的传统，不利于提供服务”。由于其过分重视结果，而在某些时候忽视了必要乃至正当的程序。因此，在某些时候是一种不民主的制度安排，使有些公共企业家为了效率和结果而牺牲部分公共利益。库珀指出，民主是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之一，为了效率和结果而牺牲民主的做法往往是不可取的。

(二)市场化方案暴露出的问题

市场化方案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政府机构。随着实践的开展，在市场机制与公共职能的结合的改革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私营部门追求营利、效率，而公共部门不单纯追求效率而更注重责任与公平。两者目标的不同，导致了在高度民营化与合同出租中存在缺乏责任问题，将公共责任以合同的形式转移到私营部门，在某些情况下将变成一种责任转嫁，结果是减少了公共责任与公共精神的范围，责任机制不能很好落实。企业型政府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与私人责任交换不仅产生了行政伦理问题，而且是对公民与政府关系的又一次破坏。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古德塞尔明确指出：“处理公共问题应该具有创造性，但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对于新合同主义，还有学者提出其他方面的批评：“合同出租是市场导向的主要原则，它有利于提高效率与效益，但却缩小了公共责任的范围，也妨碍了公共管理有民众的联系与沟通。”

(三)政府中的企业家精神风险

在成熟的商业文化背景下，企业家往往是与冒险和孤注一掷联系在一的。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下，公共行政领域中，尤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几乎是没有风险可言的，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使得风险最小化。公共企业家继承了私营企业家的衣钵，同样有大规模投资的欲望倾向，而且他们进行的投资往往更缺乏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因为钱是纳税人的，公共企业家可以不必担心资金的来源问题)，这也给财政资源被滥用增加了风险。在民主社会，这是相当严重的行政伦理问题。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部门必然要经过一个改造的过程，但是如何改造。以及如何在降低公共利益风险和保持企业家创新精神和锐气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还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的课题。

三、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和反思

毋庸置疑，新西兰政府企业化改革可以为世界各国公共服务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而对正处于市场导向的中国行政改革来说，除了学习其改革成果之外，还应当通过对利弊的分析，针对自己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思考。

(一)对“以结果为导向”的思考

中国不少地方都实行过“一票否决”制，即如果在某个方面，如GDP增长速度、计划生育率等方面达不到要求。就可能被通报批评或调整领导班子。如果一个地方的绩效突出，除了精神方面的激励外，还为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职务晋升创造了更好的机会。政府绩效评估需要公众参与，但我们也应该辩证对待群众的评价。一个官员的任免不能仅凭群众一票说了算，而应该依据组织发和公务员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

我们要明白，现代意义的绩效评估，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评估查找问题，寻求改善管理的途径和对策，建设高效政府。为此，面对绩效结果，要又冷静的思考，切勿将奖惩的大棒作为控制和对付下属的唯一手段。尤其在公共部门，如果过于频繁的使用这种手段，就可能会养成公职人员斤斤计较的习惯，而失去了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发扬。政府绩效评估的目的永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因此，如何通过绩效评估，在公共部门养成良好的绩效导向的意识，以低绩效为耻、以高绩效为荣，在公共服务方面形成精益求精的良好氛围。是一个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问题。

(二)对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思考

相关研究和统计资料显示，公共服务民营化在节约政府开支、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服务价格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成效，因此，基本证明了民营化的积极意义。

在中国，公共服务民营化中也出现了由于缺乏国际合作经验、运作不规范、风险意识淡薄和推出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民营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资产评估、股票市场和监管机制等，还涉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因此，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缜密的考虑与操作。但是民营化往往是在政府大规模改革浪潮中仓促推进的，难念出现一些纰漏，国有资产流失就是民营化的一个“副产品”就像政治和社会运动高潮中的情景，容易冲动而导致一些过激的行为。许多国有企业是以大大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的，这表现在国有企业股票上市不久，股票价格便大幅度上涨。有关资料显示，出售国有企业的许多股票价格在短短几年后，平均增长率116％。

企业化范文篇10

摸清乡村资产的底数，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为乡村经营发展提供依据，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及乡村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0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摸清乡村资产的底数，为乡村经营发展提供依据。

二、组织领导

成立市区清产核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负责清产核资工作中的组织与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加强对清产核资工作的领导。办公地点设在区财政局，由区财政局副局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清产核资的范围

1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范围：区编委核定编制、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能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

2乡村资产的范围：由区财政全部或局部投资所形成的公用设施；由区财政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所形成的公用设施；由区级财政性借款所形成的公用设施；其他应界定为国有资产的公用设施。

四、清产核资的内容

1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清产核资的内容

1基本情况清理：对单位的编制、人员等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清理。

2资产清查：对单位占有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对外投资、无形资产及负债进行清查。

3收支状况清理：对单位的各项收入及支出情况逐项清理核实。

对各项资产盘盈、财富损失和资金挂帐情况进行核实处置，4资金核实：对单位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清查登记和对收入、支出情况进行详细核对的基础上。确认单位占用的各项资产价值总额和净资产的真实状况。

2乡村资产清产核资的内容

1资产清查：指对各类乡村资产、负债和权益进行全面清理、登记、核对和查实。

2产权界定：指对乡村资产依法确认其所有权归属。

五、清产核资工作的方法

从年9月19日开始，本次清产核资工作。年11月30日结束（年12月31日为清产核资的时间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年9月19日至年9月25日）

1召开清产核资工作会议进行动员和安排部署。

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2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

第二阶段为实施阶段（年9月26日至年11月20日）

上报主管部门。1单位自查（年9月26日至年10月25日）各单位对各项资产、各项资金进行清查、登记、核对；并对清查结果和查出的问题进行更正；编制本单位清产核资报表及说明。

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或委托中介机构对各单位清产核资结果进行检查验收。2组织检查验收（年10月26日至年11月20日）区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具体情况。

第三阶段为总结和建章建制阶段（年11月21日至年11月30日）

制定改进和加强资产财务管理的方法。1各单位根据清产核资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并将总结报区财政局。2各单位对清产核资结果进行书面总结。

六、清产核资工作的要求

成立资产清查小组，各单位要提高对清产核资工作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严格依照国家清产核资有关政策、规定和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认真组织落实。

将实物盘点同核查帐务、清理资产同核查负债、收入与支出结合起来，1要对上述各类资产进行完全清查。以物对帐，以帐查物，查清资产来源、去向和管理情况。

进行填报。2清查结果要依照区财政局制订的报表格式及要求。

要严格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清产核资政策，3对清查出的各类问题。经申报核准后进行处理。

及时料理有关固定资产移交手续。4已完工工程要依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

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财务资产管理制度，5针对清产核资中发现的问题。完善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责任，建立单位内部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防止前清后乱。

七、工作纪律

区财政局将暂缓其下年度预算的审核，1对不按规定要求完成或拒不完成、弄虚作假、不如实填报的单位。暂缓拨付经费。

根据情节轻重，2对清产核资中发现的由于失职、渎职造成单位财富损失浪费严重的要查明原因。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者的行政责任；对贪污盗窃、化公为私、低价变卖和转移国家财富的要依照国家有关法规严肃处置，冒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