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化范文10篇

情绪化范文篇1

一、网络情绪化传播现象

谈到网络情绪化传播不得不说一个案例，莱温斯基和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一个是白宫实习生，一个是美国前总统，两人产生了一段办公室恋情，莱温斯基向自己的好友崔普透露与总统交往的内容，电话被好友秘密录音，还将录音交给了检察官。于是一起桃色新闻调查轰动了整个美国，更是轰动了整个互联网，一种“情绪性舆论”蔓延整个网络，莱温斯基成为全世界公开羞辱的对象，被公开羞辱对个人而言代价很大。

二、心理暴力与大众传播

互联网还没问世之前，大众传播的途径主要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互联网的到来推动了新媒体传播技术发展，给大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信息之旅，从传统媒体传播单向性强的特点演变到多向互动极强的新媒体传播。日本传播学者清水几太郎认为，大众传播使现代人满足于肤浅的表层信息，现在社会是一个由“大量复制的信息”支配着的社会，大众媒介不管出于盈利也好还是宣传也罢，将广大受众淹没于表层信息的“洪水”之中，使其丧失了对公众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大众传播对于现代人来说类似于一种“心理暴力”。②互联网络中出现的种种非理性的信息传播，受众必须要保持自我净化能力，理性地看待网络信息，而非被网络牵着鼻子走。

三、受众心理和传播行为研究

情绪化范文篇2

关键词：情绪化情感调控歌唱心态

情绪是在感情这个基本态度之上，随心理内外条件而随时发展变化的表象，是人格的基础和重要保障。通俗地讲，情绪化是指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遇事非大喜则大悲，容易因小事而大发脾气。不过，情绪化也极容易让人因喜乐而手舞足蹈。快乐时的天真烂漫，固然让人感染了喜悦，满心欢喜；但愤怒时的火暴脾气，却也令人避之不及。情绪化的人不是不愿控制他们无端的情绪，而是根本难以控制，他们往往身不由己。

在众多的声乐学习者中，就有一些易受到情绪化影响的人们。如果说情绪化之中的细腻敏感可以帮助歌唱者更好地处理歌曲的感情，那么同样，无端的情绪变化则会使歌唱者本人都始料未及。对于声乐这样一个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取得进步的学习过程来说，情绪化的负面影响较大。情绪和情感是建立于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歌唱者的情绪——喜、怒、哀、乐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发声和演唱。因此，我们可以说声乐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情绪”这一特殊心理因素的影响或支配。①

从心理学的概念来看，人的气质可分为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与抑郁质四种类型。一般来说，多血质与胆汁质属于外向型，黏液质与抑郁质属于内向型。②情绪化的人群一般都分布在前两个类型里。就积极的方面来说，情绪化人群性情开朗活泼、喜活动、爱交际，对声乐老师提出的要求敢于大胆去做，能够较快地取得进步；就消极的方面来说，情绪化人群容易急功近利，产生一些违背学习规律的想法，在达不到这种超阶段的成绩时又会滑向极端，以致丧失学习声乐的信心，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过犹不及”，说的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做事达不到或超过这个标准都得不到预期的结果。对于情绪化的人们来讲，这个字眼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天生的热情与冲劲使得他们在声乐学习的起始阶段有着超出常人的刻苦精神，无论是课堂布置的必背歌曲，还是老师随口说的每天跑步一个小时，他们都会严格地执行。在声乐学习的初期，情绪化人群中的绝大部分都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歌唱家，这明显违背了声乐学习的科学规律，即：“过”。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声乐学习进程中螺旋型的进步幅度不能满足其高标准的要求，挫败感油然而生，内心的多愁善感会催化这种负面情绪使之变质为自卑等多种消极情绪，即：“不及”。

那么这种特殊现象之本质究竟是怎样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的情绪化在声乐学习中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歌剧艺术片《江姐》中江姐的饰演者杨维忠曾经说过：“神韵和味道是学不来的，就像有的花朵天生就开着与众不同的颜色。”这说的就是，每一个歌唱者拥有着独特的内在而能够表现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形象。应该说，具有鲜明个性的声乐学习者，是能够唱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的，并且他们对老师所列举的那些抽象的言语比较敏感，比如：“天灵盖好像打开了，与天空连接在一起”“脚下仿佛是万丈深渊，气息不断地往下沉”等。这其中包含的心理、生理感觉是非常微妙的，需要学生有较好的悟性。那么什么是“悟性”呢？在声乐课堂上，“悟性”就是调动自己的思维，迅速做到教师所描绘的那种感觉。情绪化的人多数都有这份悟性，因为敏感的天性和细腻的感情，使得他们心中往往积累着丰富的情感沉淀，这些情感沉淀来自其自身对周遭生活的体验，那些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景物或事件的细节，对有着敏感性格的人来说，会引起清明透彻的心灵感触，他们会将这些事物自然、习惯地印在脑海中。正所谓“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些从生活中亲身体会到的情绪和情感经过日积月累和潜意识的加工，便成就了丰厚的情感沉淀，易情绪化的人群仿佛拥有一个机能的“情感库”，无论老师要求什么样的感觉，只要在“情感库”中，从这些丰富多彩的积累中调出来就可以尽情地二次体验了。

就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从纯生理的神经系统的“S-R”模式（刺激与反应模式）到有经验的介入的“S-O-R”模式，是学界所认可的转变。研究人类，需要后一个模式“O”涉及的“经验”，这不仅包括个人的遗传经验，而且包括实践经验。对刺激的反应通过经验“O”的介入而产生，然而经验的不同，意味着反应的差异，它的有效性受到实践的证明和支持。这时，刺激源是主体自身的体验及周围的生活，中介“O”是主体的审美体验，反应“R”是主体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和影响审美的所有经验作为中介一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个理论就可以解释声乐作品《铁蹄下的歌女》的最后一部分，“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不同人的演唱体现着不同的艺术感受。鉴于这些积极的影响，笔者建议，所有的声乐学习者都应该怀着敏锐的心来感受和发现生活，将值得留念的细节印入脑海，以便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审美体验，为建立健全“情感库”打下良好的基础。杨维忠教授曾经说过：“花是通灵性的，它不会忘记吹过它耳边的每一缕风，洒在它身上的每一滴水，以及和它说话的每一个手势和眼神。”让我们像这花儿一样，拥有一颗细腻而美好的心灵。

情绪化在声乐学习中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一，最大的弊端就是渗入性格的“情绪化”，最明显的表象就是不稳定性，其中许多声乐学习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心情烦躁或焦虑等过激情绪成为主要情绪时，声乐学习者往往会出现喉咙发紧、软腭僵硬等情况；而当自卑、空虚、失望等一些颓废情绪出现时，则会出现发声管道扩张不够，音高偏低等现象。情绪化的声乐学习者如果不注意调控自己的情绪，绝大部分都容易出现这两种极端情况。如此频繁地出现极端情绪，会严重阻碍声乐训练，更会对学习者的信心产生打击。

第二，情绪化的人们天生的冲动造成了轻易的急功近利心理，急于求成的他们误认为只要刻苦努力，就可以在两三个月中达到别人三五年的成就。其实“欲速则不达”，而声乐学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些操之过急的行为往往会造成一些不成功的经历。累积形成认知偏差，使之自认为不需要继续努力，反正以往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特定时期中的情绪化人群实际上比一般人渴求更多的成就润泽，而他们自己却往往出于回避挫折的动机否定自身潜意识中的成就渴求。艺术是时间的结晶，尤其是声乐艺术更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打磨。歌唱艺术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困难，凡有志献身声乐事业的青年，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巨大而持久的耐心，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又怎能坚持走过这漫长的通往成功的路途呢？在音乐界，有关歌唱的心态问题已经被人们所重视。沈湘先生就要求学生在演唱时要保持稳定状态，在动中求静，无论音域、语言、情感上如何变化，心态总是那么平静、松弛。喻宜宣教授在《几年来音乐院校声乐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把重视学生歌唱心理的培养认为是声乐教学的基础训练，她说:“从这几年的经验中,我们懂得了要在进行训练以前就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了解到一个人的心理不自然、不平静，精神不集中、不充沛，那他就不可能发出好的声音，就不会唱好歌曲。只有当他内心充满歌唱的愿望时，只有当他具有坚定的学习信心时，才能做课堂上的作业。因此，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去培养他们的歌唱情绪，使学生从训练之初就养成一种很好的精神状态，非常自然地、热诚地、聚精会神地、严格地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合唱指挥家陈家海教授在排练合唱时也曾提及歌唱心态问题，他认为，歌唱者无论自己心情多么不好，在歌唱的那一刻也要努力做到“微笑”的心态，这是作为一个歌唱者始终应该做到的一件事。笔者自身也有深刻的体会，导师经常谆谆教导，要“不停地学，不停地悟，一生才会不断在进步”。所以说，心态问题对于情绪化的声乐学习者来说是通向成功之路的最大绊脚石，首先要把它克服掉。被誉为“世界男高音之王”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是经过了长期刻苦的学习、磨炼才成名的，他在回忆他学习声乐的情况时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是做练声和母音练习，这种练习使我下巴放松、增加音量，并能自然发出清晰的声音。我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练哪，练哪，没有曲调，只有音节和练习曲。偌大的世界，对一个19岁的青年有何等的吸引力！而我，却在一遍一遍地唱音阶。没完没了地唱音阶，没完没了地重复a、e、i、o、u！不少学声乐的人为此感到苦闷，而我，不但不觉得枯燥，反而从中得到了乐趣，一边学一边欣赏着用新的发声技巧唱出来的声音。”③对于生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一般原则，那就是不要过和不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庸之道”，比如说，勇敢中唯有中庸才是美德，过分的勇敢是鲁莽，而缺乏勇气则是怯懦。声乐学习又何尝不是这样，过分的努力是急功近利，而缺乏努力则是懈怠。

好的情绪、情感是教学成败的关键。教师在教学中应合理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增强学生情绪情感的控制能力，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目的。对学生来说，应该体谅老师，应把这一任务重点交由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让这与生俱来的性格得到理性的控制。笔者认为，声乐情感教学应该从教学的主客体两方面同时进行，并且重点在教学客体的自我醒悟与主动调节和改善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声乐学习中的情绪化调控，除了要重视歌唱技能技巧训练外，还必须培养良好的心态。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即提升精神状态。精神状态提升的目的，是让人的精神状态与所处的现实境遇相适宜的前提下，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否定人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是在遇到挫折时正常情绪的反馈。人不可能一直处于积极的精神状态下，也不可能总处于消极的精神状态，应将消极精神状态的影响缩小到最小范围，将消极的精神状态的持续时间减到最低限度，应该尽快实现由消极精神状态到积极精神状态的飞跃。一个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整个国民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生存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个人而言，提升精神状态，是开发精神动力资源的基本方式，这可以培养人的主体性健康人格，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④就声乐学习而言，在情绪化泛滥的时候，提升精神状态是抑制泛滥情绪的有效方法。鉴于提升精神状态对声乐学习的重要性，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阅读大量的文学名著，从中汲取滋养，陶冶自己的性情；大量涉猎有关音乐的文献，系统地研究歌唱之道，从音乐理论和技术上武装和充实自己，让自己站在理性的高度科学全面地认识歌唱；重视发声练习，处理好技巧与情感的平衡，加强对歌唱原理的认识和把握，养成良好的歌唱状态。有了像习惯一样的科学的歌唱状态做资本，就等于获得了能够长期学习声乐的通行证。

总体来说，情绪化影响是声乐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只有从理论高度上对其进行认识，从理性角度上对其剖析，才能把握声乐学习和演唱时的心理状态，培养出有利于歌唱的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保证声乐教学、演唱的科学性，从而较快地培养出高水平的声乐人才。

注释：

①吴耘.歌唱心理在声乐演唱与教学中的作用.美与时代.2006(11).

②普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③(意)盛廉·赖特编，黎汝译.当代歌王帕瓦罗蒂.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申来津，张燕.精神状态的提升：以管理方格为分析工具.2006(01).

参考文献:

[1]石惟正.声乐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

[2]邹本初.歌唱学.人民音乐出版社.

[3]杰罗姆·汉涅斯.大歌唱家谈精湛的演唱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

[4]宋瑾.什么“音乐”的“美学”.舞台艺术.2002(01).

情绪化范文篇3

关键词：情绪化情感调控歌唱心态

情绪是在感情这个基本态度之上，随心理内外条件而随时发展变化的表象，是人格的基础和重要保障。通俗地讲，情绪化是指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遇事非大喜则大悲，容易因小事而大发脾气。不过，情绪化也极容易让人因喜乐而手舞足蹈。快乐时的天真烂漫，固然让人感染了喜悦，满心欢喜；但愤怒时的火暴脾气，却也令人避之不及。情绪化的人不是不愿控制他们无端的情绪，而是根本难以控制，他们往往身不由己。

在众多的声乐学习者中，就有一些易受到情绪化影响的人们。如果说情绪化之中的细腻敏感可以帮助歌唱者更好地处理歌曲的感情，那么同样，无端的情绪变化则会使歌唱者本人都始料未及。对于声乐这样一个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取得进步的学习过程来说，情绪化的负面影响较大。情绪和情感是建立于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歌唱者的情绪——喜、怒、哀、乐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发声和演唱。因此，我们可以说声乐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情绪”这一特殊心理因素的影响或支配。①

从心理学的概念来看，人的气质可分为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与抑郁质四种类型。一般来说，多血质与胆汁质属于外向型，黏液质与抑郁质属于内向型。②情绪化的人群一般都分布在前两个类型里。就积极的方面来说，情绪化人群性情开朗活泼、喜活动、爱交际，对声乐老师提出的要求敢于大胆去做，能够较快地取得进步；就消极的方面来说，情绪化人群容易急功近利，产生一些违背学习规律的想法，在达不到这种超阶段的成绩时又会滑向极端，以致丧失学习声乐的信心，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过犹不及”，说的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做事达不到或超过这个标准都得不到预期的结果。对于情绪化的人们来讲，这个字眼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天生的热情与冲劲使得他们在声乐学习的起始阶段有着超出常人的刻苦精神，无论是课堂布置的必背歌曲，还是老师随口说的每天跑步一个小时，他们都会严格地执行。在声乐学习的初期，情绪化人群中的绝大部分都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歌唱家，这明显违背了声乐学习的科学规律，即：“过”。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声乐学习进程中螺旋型的进步幅度不能满足其高标准的要求，挫败感油然而生，内心的多愁善感会催化这种负面情绪使之变质为自卑等多种消极情绪，即：“不及”。

那么这种特殊现象之本质究竟是怎样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的情绪化在声乐学习中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歌剧艺术片《江姐》中江姐的饰演者杨维忠曾经说过：“神韵和味道是学不来的，就像有的花朵天生就开着与众不同的颜色。”这说的就是，每一个歌唱者拥有着独特的内在而能够表现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形象。应该说，具有鲜明个性的声乐学习者，是能够唱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的，并且他们对老师所列举的那些抽象的言语比较敏感，比如：“天灵盖好像打开了，与天空连接在一起”“脚下仿佛是万丈深渊，气息不断地往下沉”等。这其中包含的心理、生理感觉是非常微妙的，需要学生有较好的悟性。那么什么是“悟性”呢？在声乐课堂上，“悟性”就是调动自己的思维，迅速做到教师所描绘的那种感觉。情绪化的人多数都有这份悟性，因为敏感的天性和细腻的感情，使得他们心中往往积累着丰富的情感沉淀，这些情感沉淀来自其自身对周遭生活的体验，那些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景物或事件的细节，对有着敏感性格的人来说，会引起清明透彻的心灵感触，他们会将这些事物自然、习惯地印在脑海中。正所谓“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些从生活中亲身体会到的情绪和情感经过日积月累和潜意识的加工，便成就了丰厚的情感沉淀，易情绪化的人群仿佛拥有一个机能的“情感库”，无论老师要求什么样的感觉，只要在“情感库”中，从这些丰富多彩的积累中调出来就可以尽情地二次体验了。

就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从纯生理的神经系统的“S-R”模式（刺激与反应模式）到有经验的介入的“S-O-R”模式，是学界所认可的转变。研究人类，需要后一个模式“O”涉及的“经验”，这不仅包括个人的遗传经验，而且包括实践经验。对刺激的反应通过经验“O”的介入而产生，然而经验的不同，意味着反应的差异，它的有效性受到实践的证明和支持。这时，刺激源是主体自身的体验及周围的生活，中介“O”是主体的审美体验，反应“R”是主体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和影响审美的所有经验作为中介一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个理论就可以解释声乐作品《铁蹄下的歌女》的最后一部分，“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不同人的演唱体现着不同的艺术感受。鉴于这些积极的影响，笔者建议，所有的声乐学习者都应该怀着敏锐的心来感受和发现生活，将值得留念的细节印入脑海，以便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审美体验，为建立健全“情感库”打下良好的基础。杨维忠教授曾经说过：“花是通灵性的，它不会忘记吹过它耳边的每一缕风，洒在它身上的每一滴水，以及和它说话的每一个手势和眼神。”让我们像这花儿一样，拥有一颗细腻而美好的心灵。

情绪化在声乐学习中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一，最大的弊端就是渗入性格的“情绪化”，最明显的表象就是不稳定性，其中许多声乐学习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心情烦躁或焦虑等过激情绪成为主要情绪时，声乐学习者往往会出现喉咙发紧、软腭僵硬等情况；而当自卑、空虚、失望等一些颓废情绪出现时，则会出现发声管道扩张不够，音高偏低等现象。情绪化的声乐学习者如果不注意调控自己的情绪，绝大部分都容易出现这两种极端情况。如此频繁地出现极端情绪，会严重阻碍声乐训练，更会对学习者的信心产生打击。

第二，情绪化的人们天生的冲动造成了轻易的急功近利心理，急于求成的他们误认为只要刻苦努力，就可以在两三个月中达到别人三五年的成就。其实“欲速则不达”，而声乐学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些操之过急的行为往往会造成一些不成功的经历。累积形成认知偏差，使之自认为不需要继续努力，反正以往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特定时期中的情绪化人群实际上比一般人渴求更多的成就润泽，而他们自己却往往出于回避挫折的动机否定自身潜意识中的成就渴求。艺术是时间的结晶，尤其是声乐艺术更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打磨。歌唱艺术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困难，凡有志献身声乐事业的青年，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巨大而持久的耐心，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又怎能坚持走过这漫长的通往成功的路途呢？在音乐界，有关歌唱的心态问题已经被人们所重视。沈湘先生就要求学生在演唱时要保持稳定状态，在动中求静，无论音域、语言、情感上如何变化，心态总是那么平静、松弛。喻宜宣教授在《几年来音乐院校声乐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把重视学生歌唱心理的培养认为是声乐教学的基础训练，她说:“从这几年的经验中,我们懂得了要在进行训练以前就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了解到一个人的心理不自然、不平静，精神不集中、不充沛，那他就不可能发出好的声音，就不会唱好歌曲。只有当他内心充满歌唱的愿望时，只有当他具有坚定的学习信心时，才能做课堂上的作业。因此，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去培养他们的歌唱情绪，使学生从训练之初就养成一种很好的精神状态，非常自然地、热诚地、聚精会神地、严格地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合唱指挥家陈家海教授在排练合唱时也曾提及歌唱心态问题，他认为，歌唱者无论自己心情多么不好，在歌唱的那一刻也要努力做到“微笑”的心态，这是作为一个歌唱者始终应该做到的一件事。笔者自身也有深刻的体会，导师经常谆谆教导，要“不停地学，不停地悟，一生才会不断在进步”。所以说，心态问题对于情绪化的声乐学习者来说是通向成功之路的最大绊脚石，首先要把它克服掉。被誉为“世界男高音之王”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是经过了长期刻苦的学习、磨炼才成名的，他在回忆他学习声乐的情况时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是做练声和母音练习，这种练习使我下巴放松、增加音量，并能自然发出清晰的声音。我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练哪，练哪，没有曲调，只有音节和练习曲。偌大的世界，对一个19岁的青年有何等的吸引力！而我，却在一遍一遍地唱音阶。没完没了地唱音阶，没完没了地重复a、e、i、o、u！不少学声乐的人为此感到苦闷，而我，不但不觉得枯燥，反而从中得到了乐趣，一边学一边欣赏着用新的发声技巧唱出来的声音。”③对于生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一般原则，那就是不要过和不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庸之道”，比如说，勇敢中唯有中庸才是美德，过分的勇敢是鲁莽，而缺乏勇气则是怯懦。声乐学习又何尝不是这样，过分的努力是急功近利，而缺乏努力则是懈怠。

好的情绪、情感是教学成败的关键。教师在教学中应合理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增强学生情绪情感的控制能力，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目的。对学生来说，应该体谅老师，应把这一任务重点交由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让这与生俱来的性格得到理性的控制。笔者认为，声乐情感教学应该从教学的主客体两方面同时进行，并且重点在教学客体的自我醒悟与主动调节和改善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声乐学习中的情绪化调控，除了要重视歌唱技能技巧训练外，还必须培养良好的心态。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即提升精神状态。精神状态提升的目的，是让人的精神状态与所处的现实境遇相适宜的前提下，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否定人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是在遇到挫折时正常情绪的反馈。人不可能一直处于积极的精神状态下，也不可能总处于消极的精神状态，应将消极精神状态的影响缩小到最小范围，将消极的精神状态的持续时间减到最低限度，应该尽快实现由消极精神状态到积极精神状态的飞跃。一个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整个国民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生存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个人而言，提升精神状态，是开发精神动力资源的基本方式，这可以培养人的主体性健康人格，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④就声乐学习而言，在情绪化泛滥的时候，提升精神状态是抑制泛滥情绪的有效方法。鉴于提升精神状态对声乐学习的重要性，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阅读大量的文学名著，从中汲取滋养，陶冶自己的性情；大量涉猎有关音乐的文献，系统地研究歌唱之道，从音乐理论和技术上武装和充实自己，让自己站在理性的高度科学全面地认识歌唱；重视发声练习，处理好技巧与情感的平衡，加强对歌唱原理的认识和把握，养成良好的歌唱状态。有了像习惯一样的科学的歌唱状态做资本，就等于获得了能够长期学习声乐的通行证。

总体来说，情绪化影响是声乐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只有从理论高度上对其进行认识，从理性角度上对其剖析，才能把握声乐学习和演唱时的心理状态，培养出有利于歌唱的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保证声乐教学、演唱的科学性，从而较快地培养出高水平的声乐人才。

注释：

①吴耘.歌唱心理在声乐演唱与教学中的作用.美与时代.2006(11).

②普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③(意)盛廉·赖特编，黎汝译.当代歌王帕瓦罗蒂.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申来津，张燕.精神状态的提升：以管理方格为分析工具.2006(01).

参考文献:

[1]石惟正.声乐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

[2]邹本初.歌唱学.人民音乐出版社.

[3]杰罗姆·汉涅斯.大歌唱家谈精湛的演唱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

[4]宋瑾.什么“音乐”的“美学”.舞台艺术.2002(01).

情绪化范文篇4

以下是十四项心理定律，你可以应用它们在任何的领域里。无论是销售沟通、还是设立目标、时间管理、领导组织都可以应用这些原理和定律。

1、坚信定律

当你对某件事情抱着百分之一万的相信，它最后就会变成事实。

2、期望定律

期望定律告诉我们，当我们怀着对某件事情非常强烈期望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事物就会出现。

3、情绪定律

情绪定律告诉我们，人百分之百是情绪化的。即使有人说某人很理性，其实当这个人很有“理性”地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是受到他当时情绪状态的影响，“理性地思考”本身也是一种情绪状态。所以人百分之百是情绪化的动物，而且任何时候的决定都是情绪化的决定。

4、因果定律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有因才有果。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任何现象的时候，你不用觉得不可理解或者奇怪，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有其原因。你今天的现状结果是你过去种下的因导致的结果。

5、吸引定律

当你的思想专注在某一领域的时候，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人、事、物就会被你吸引而来。

6、重复定律

任何的行为和思维，只要你不断的重复就会得到不断的加强。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只要你能够不断地重复一些人、事、物，它们都会在潜意识里变成事实。

7、累积定律

很多年轻人都曾梦想做一番大事业，其实天下并没有什么大事可做，有的只是小事。一件一件小事累积起来就形成了大事。任何大成就或者大灾难都是累积的结果。

8、辐射定律

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它还会辐射到相关的其他领域。任何事情都有辐射作用。

9、相关定律

情绪化范文篇5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政治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变迁过程。由于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也影响着政治行为的方式和结果。脱离了一定政治文化，与之相应的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所以研究这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变迁作一大体梳理与评析。

一、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第一、从上层政治文化方面讲，在改革开放前绝对一元化政治文化结构中，被曲解了的政治思想与理论（其凝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唯一圭臬，在整个政治文化体系中拥有绝对至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对内凝聚、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扼杀内部“异端”政治文化，对外抗御外国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根据。亚政治文化的层次性不明显，并且为主导政治文化所同化。

主导政治文化对内外异质政治文化表现出极端的傲慢与偏见乃至敌视。面对政治文化的这种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要求党内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群众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1］（p143）因为，破除原有封闭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根本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共的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最终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的治国方针的过程。这种进程虽远没有完成，但一定会进行下去。我们不难看出，隐匿在这种政治方略变化背后的是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有借鉴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1992年7月，乔石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几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利用。［3］

政治体制如公务员制度、完善人大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也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衡等原则；前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上层政治文化实际上已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一面。

2000年8月15日，在接受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4］这都表明上层政治文化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主导政治文化走向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主导政治文化控制范围由全能转向有限。原来的政治文化泛化是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的，强制地控制着乃至代替了大众文化。

改革开放后，主导政治文化开始放松对大众文化的控制。从80年代初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矛盾与争执。但“春水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已不可能继续控制本来不该它控制的领域了。

第二、从大众政治文化层面看，改革开往二十年来，尽管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大众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意识等政治文化诸方面从整体上讲，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等因素使普通民众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的政治主体意识苏醒，封闭的大众政治文化开始主动向上层政治文化传输信息，与之进行双向交流。还有，二十年来，西方政治文化以各种方式涌进国门，给大众政治文化吹进了阵阵清凉的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原有的封闭型政治文化，促使其走向开放。

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比而言，其开放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文化、政治。包括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形态相比，政治文化的政治性比文化性更强烈）在内的政治领域对外的开放程度远不如经济领域。与大众政治文化相比，主导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不如后者大些。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中国精英政治体制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政治社会动乱。从这方面说，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②政治上层领导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将政治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实事，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在过去的二十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现代化的努力与对政治民主化所必须的“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

80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5］但在80年代，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某些知识精英，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及其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态的政治民主等理论概念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痼疾了。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的情绪化主要表现为情绪化的“左”的教条和西化的教条以及民族主义。

“左”的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凡是”及其残余意识上。它以宁“左”勿右的激进面目出现，容易激荡起人们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尽管现实已证明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但它使改革步伐停滞等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文化专制、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官僚腐败的泛滥、中西政治文化强烈的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与焦虑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便得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主流思想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情绪化，具有激进性、和浪漫性。［6］

这种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即自由化，表现在：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文化与制度模式，以之完全替代中国现存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这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间的几次学潮与罢工，与其说是理性化的政治参与，倒不如说是一次社会政治潜伏情绪的无奈释放和爆发，与“”相比，其情绪化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并没有摆脱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只不过走向另一极端罢了。它见之于行动时，导致的只能是对社会政治正常进程完全没有直接效用的自伤性破坏以及由此决定的反动性结果。

民族主义是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特色。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于情绪而非理性。90年代前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丛书创作比较粗糙，却十分畅销，这表明潜在于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巨大的。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中国民众自发性反美反霸游行示威则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从西化式的全面“走向蓝色文明”到《中国可以说不》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其间是有着某种“一体两面”的情绪连续性，其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理性认知与判断。

进入90年代，以上几种具有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了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世俗文化的冲击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理论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对电影剧本《苦恋》的理性批判表明情绪化的“左”倾教条走向式微。

其二，理性、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政治意识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逐渐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7］全盘西化式的政治情绪已没有市场，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出现分野。

自由化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只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看法，这与自由主义渐进、多元化的宽容（当然这种宽容必须是多元中每元之间的相互宽容）基本精神是相矛盾的。这种激进的情绪外化为实际政治行动，只能是没有任何直接政治后果的，从而背离了自由主义政治精神内核。

自由化者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当然，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也一种西方舶来品，它能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种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险的”。［8］

因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而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9］

当前，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浪漫性走向现实性的一个标识。

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但也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4］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国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10］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也逐渐发育成熟。这种政治文化与心态的变化，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活动迥旋余地。

三、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

原有政治全能社会体制造就了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这严重地阻碍政治社会改革与发展，必须消除。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要在党范围内解放思想，倡导独立思考。［1］（p147）

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深入，政治人格开始从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见于报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渐增多。特别是市场经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动力。因为市场经济能培育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自由精神、宽容精神、平等观念、妥协思维。

这些意识和精神必然要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独立政治人格和新型政治文化。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人格（特别是深层意识）固有的稳定性、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等诸多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对二十年中政治人格的转变作过于乐观的估计。应该看到，无论是从各层官员还是普通公民讲，依附型依然是中国人政治人格的主要特点之一。从现实政治系统运行方面讲，这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录用制度和政治监督机制残缺造成的。

前述市场培育出了独立自主民主意识观点，如果用于经济领域尚可，若说用于政治文化领域则值得商榷。也就是说，二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或者说是经济人格。独立的经济人格转化为独立的政治人格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

从影响政治人格、政治文化变化的短期因素来讲，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较市场经济更直接、更重要——尽管从长期看后者更具根本性。加之，在当前政治架构内，政治主体将这种独立政治人格纳入政治运行要冒较大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离政治较远、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如官商勾结）等因素，这都使得独立的政治人格很难较快地在政治文化中体现出来——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以为对抗现存政权是独立政治人格的张扬，但他们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却是知识分子奴性性格的典型。

政治运行中的怕上级、怕“公仆”、随大流的现象随处可见。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等意识仍广泛存在，某些官员的主奴性格（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比较典型。“民告官”多是“官逼”民才告。正如革命时期民众被动员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觉悟已经革命化、现代化了一样，“民告官”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政治独立人格、权利意识有多高，他们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进行本能反抗。

这与历史上官逼民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现行政治体制为这种反抗及解决提供了一种法律制度框架。退一步讲，与为官者侵害人民的利益的实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赢的比例太小了。据报道，全国范围内民告官原告胜诉率仅为35.4％，北京市仅为23％。［11］这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公民的“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等传统心理和为官者的主人心态、司法者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等。

显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能说明国人的政治人格已完全独立。退一步讲，民能告赢的，或是有高层领导干预，或已是倾家荡产，这对胜诉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或许能强化他们的“清官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对政治运作的偏激的冷漠甚至是憎恨。

如果说政治人格完整和独立是民主政治意识成长的标识和出发点，那么，二十年来，政治主体政治人格已有初步的转变，但以上现象表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整体性独立政治人格等民主精神远未形成。

四、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阶级斗争理论诠释统制着整个政治文化，其二元对立特征主宰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成为阻滞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桎梏。改革开放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政治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中和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12］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思维方式既不是放弃政治原则与政治立场，也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思维方式。

自由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涉及根本政治原则，决不能让步。正如邓小平所说：“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13］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作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也就不能不表现出来。当然，这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只是在中和务实式政治思维指导下，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具有全局性与指导性。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务实政治思维主要特征的生动表述。中和式务实政治思维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则表现在既防左又防右，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战略观从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发展观等方面。

二十年中，政治思维方式一方面正在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时隐时现地从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有的学者指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改革与保守、西方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私有与公有等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维方式。［14］

在二十年始终不绝的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是其典型体现。民族主义的情绪化也加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在二元式思维支配下，对立双方对各自目标的单线式固执地追求，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容易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而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某些问题上，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和平演变”策略的可适用程度和建设性效应，是值得反思的。尽管当时有西方某些大国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这一史实作基本背景。

五、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

“”以虚妄愚弄了历史，欺骗了人生，伤害了执着于理想主义的心灵，摧毁了人们的政治道德信念，在国人的精神家园中留下了一片废墟。

人们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大面积塌陷，出现了政治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共纠正了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式曲解，重新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力图消弥政治信仰危机，重建政治信仰。这对新时期政治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起了重要的支撑和导控作用。

但是，社会政治的整体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信仰不存在任何裂痕、政治信仰危机不再出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需要在对过去信仰伦理、价值理性的合理扬弃中，创造出一种新的主流政治文化来实现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整合，创造出一种科学、民主、自由的社会新情境来培育社会每一个公民的科学、理性、法制和自由创造政治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过程。但在现实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建制受到世俗化大潮的巨大冲击。

所以，在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如果主导政治文化还是以过去革命年代的政治信仰来引导和教育公民，就会与公民在世俗化社会的那种希望社会公正、平等和自由追求财富与权利的意愿相冲突，从而引起人们对那套反复说了几十年的主流话语的反感和躲避。

因此，无论是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基调的“红色经典”，还是以正面英雄人物的歌颂为基调的革命英雄主义，虽然在对历史的反复回顾中会有着众多的资源，但在世俗化转型中，如果其主题不能促进公民的科学、民主、法制和自由创造的政治精神，不能培育公民的工具理性精神，不能让公民个人在其中联想到自身对财富追求、对财产的支配的安全和自由，而总要仰视那些英雄，总要学习这样的英雄时刻准备为终极信仰献出一切，这是会令大多数公民心灵沮丧的。

现实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政治信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大，尽管这一政治信仰在政治活动被反复强调和突出，人们接受起来也比较勉强，其号召力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5］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国内外各种因素又导致了政治信仰危机的重新浮出水面。基督教在农村逐渐呈蔓延扩大之势；90年代后期，泛滥，危及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等都从一个侧面证明政治信仰危机到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这种危机在现实政治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①缺失型：主要指一般公民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想，处于一种自在状态。九十年代初的热也从一定程度上反衬出普通公民心中的政治信仰缺失导致的心理迷惘。1998年8月对山东省妇女政治信仰、政治心理方面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仅有30％的人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16］

1997－1999年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认同率在下滑，而对“两院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17］

由此可推知，相当一部分公民处于无政治信仰状态，主导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信仰依然存在认同层面上的危机。

②虚伪型：这是指有的人口头和表面上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实质上官本位、权力本位占据着他们灵魂，在其政治观念中具有至上的地位，权力与官位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

这实质上也是没有政治理想与政治信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隐藏状态。在我党大张旗鼓地进行“三讲”期间形成规模，其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干部，这不能使我们对当前政治信仰、政治理想作过于乐观的估计，也不能不对政治思想工作作全方位的反思。

③异端型：指一些人持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对立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处于自在或隐藏状态。

政治信仰的危机与政治理想的缺失无疑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政治体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却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解决。二十年中，面对较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与政治理想的缺失，主导政治文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政治文化整合，力图重建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想。

例如，强调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旗帜问题致关重要，要高兴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要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加强党的建设与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整体来讲，二十年中，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

六、政治价值取向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调适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也会迁移到政治领域，当它们涉及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时，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个人根本没有应有的合法地位。将集体权益完全置于个人权益之上，割裂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压抑了个人的参与政治的主动性，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成为生成子民－臣民型政治人格和政治依附心理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将之统一起来。主导政治文化仍侧重强调集体主义，一方面，“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先进分子还要“公而忘私”。［18］另一方面，主导政治文化对个人主义仍保持某种戒备心理。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整体主义政治文化氛围中，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的个人主义易滑向极端个人主义。

从理论层面来说，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调适，过分强调哪一方都可能有危险，如果不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考虑，便很难判断它的可行性。从中国当今现实来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一方面，在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要将政治价值取向完全转向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

当在实际操作中二者发生冲突时，我们不难想象会发生什么。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进行、个休独立意识的提高，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调适，将会在保持前者主导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向后者倾斜。

综观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其理论层面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19］

最近一部人治色彩浓厚的电影《生死抉择》受到全国上下大多数人的倡导、称赞，这一现象很能说明问题。所以，从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重建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8页。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方面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153页。

［4］：《世界应该丰富多采》，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5日，第1版。

［5］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7页。

［6］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7］萧功秦：《从新保守主义立场看中国变革中的激进主义》，/

［8］陈彦：《当代自由主义的转型及出路》，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第78页。

［9］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度”》，载《天涯》1999年第2期。

［10］陈晓律：《理性化民主时代的到来》/pages/content/04/65.htm

［11］张翠玲，吴海虹：《＜行政诉讼法＞走过十年》，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26日，第21版。

［12］：《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45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2页。

［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15］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6］陈海燕：《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载《文史哲》2000年第3期。

［17］刘道福等：《社会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的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建设——北京市知识分子现状调研报告》，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情绪化范文篇6

随着电视剧似水年华》在央视八套播出，“新人文剧”这一概念浮出水面，并且由于媒体的炒作而迅速成为大众话题。被归并在这一概念下的有《大明宫词)、《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似水年华》、《半生缘》等近年来被广为关注同时又备受争议的一些电视剧。这一概念的出笼和围绕它的褒贬争议很能说明当今电视剧创作和消费的一些问题，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澄清和理解。

一、关于“新人文剧”的提法，有人说是作品宣传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有人说是客观存在的类型。对其内涵的界定也众说不一，一种观点称它渊流于“人文剧”，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它实质上就是“偶像剧”的变体。这种两极评价反映了这一类型电视剧的复杂。

我们注意到，确实有这么一批唯美的电视剧试图在当今熙熙攘攘的电视剧坛上另树一帜，当它们在主题、趣味、表现手法等方面形成了类型，需要一种称谓来概括时，“新人文剧”的名称就这样提出来了，至于它是否妥贴准确，尚待进一步界定其内涵，清理其外延。

以前，我们把那些自觉追求人文精神的电视剧称之为“人文剧”，如《围城》、一地鸡毛》等。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关注人以及人的生存状态，肯定张扬人性，关怀人的现实需求和精神需求，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注重现实人生，注意开掘思想内涵和人物性格，追求叙事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切等。

显然，“新人文剧”在现实关怀上与“人文剧”相去甚远，从《大明官词到《似水年华》，这一类型的电视剧走的都是浪漫一路，把历史个人化，把故事情绪化，把爱情神话化，寄托浪漫温情或者渲泄激扬悲愤。它们有意无意地忽略社会发生内容这一点倒像是偶像剧，如永恒的爱情主题，感性气氛的渲染，画龙点睛的音乐，精致的画面以及偶像作用的发挥等，使它们与商业性的偶像剧瓜葛颇深。

那么，是什么使这一类的电视剧号称“新人文剧”呢?近年市场化的运作，使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向着模式化、规格化发展，在强调大众化、通俗性的舆论中，偶像剧成为新宠。纯粹的大众叙事，以受众的接受心理为创作前提，以娱乐为要义，一时风头正劲。“新人文剧”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其不同。以李少红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导演介入电视剧，将电影创作中对艺术主体性的强调，对导演个性风格的重视引入电视剧，在创作上表现出了更多的艺术追求，以审美为旨归。通过美的建构提升精神，解放心灵是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因而追求审美的“新人文剧”被认为具有人文气息而得名。

但是仔细分析，这一类型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优雅、唯美、抒情等特征更偏重于形式，它与时下通俗偶像剧的不同有如当年昆曲与京剧的区别，前者委婉深曲，后者直露浅白，在深层的思想内容上并无重大不同。这种形式审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人文关怀应该存疑。

介于“偶像剧”与“人文剧”之间的“新人文剧”，最大特征就是令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存于一体，试图协调艺术品位与商业逻辑的关系，围绕它的争议与关注其实都缘于此。

二、“新人文剧”独树一帜，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情节情绪化

“新人文剧”的领军人物李少红，首先尝试以个人情绪化的方式讲故事，以情绪推动情节进程。《大明官词》中贯穿着太平公主的内心独白，以她的感受展开历史的述说(似水年华》里，英和文的故事几乎没有明显的情节可寻，全靠人物的心理变化推动故事向前。这种做法，就使戏剧所需的矛盾和悬念自外部人物关系的斗争转向人物内心的冲突。作品内涵丰富，情绪的缠绵往复或一气贯注就会引起深刻的悬念，它能上升为有情感或象征参与的深层牵连的激情，而不象编织的情节那样属于人为制造的好奇心，缺乏感动因而只能是好奇心；作品内涵空虚的话，这种情绪化叙述就会寡淡如水，非但不能激起激情，甚至于不能激起好奇心。

2人物意念化

人物的魅力一是看他是否来自于生活；二看他是否带着创作者的心灵感悟和体验。一般说来，寄寓着创作者意念的人物更具有广度和深度，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是个性鲜活的。但是部分“新人文剧”由于赋予了人物过多的意念，而使人物标签化，角色所代表的含义一目了然。比如《橘子红了》，大妈就代表一个被封建思想扭曲了人性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的女人，但是剧中既对这种复杂人性的内在依据缺乏交待，对她行为心理的解释又苍白无力。再如似水年华》中文的形象，对他的外在个性特点可谓反复申明，如一介硕士偏隐小镇修古书的怪僻和认死理等，但对支撑这些个性特点的内在情性却虚晃而过，完全不予说明。这些人物因此十分缺少现实感，实际上只是创作者意念的产物。而任何时候，命运的残酷都来自于人性的抗争和无奈，没有真实的人性，悲剧就只能是误会和巧合的结果，这就使一些作品沦落为肤浅的言情剧，而失掉了悲剧的品格和力量。

3、节奏偏缓慢

舒缓的节奏比较适合古典审美：

一定距离的静观，超越感官的心灵的沉醉，条件是创作者提供了某种意境，把人引向更高更远的外界而非自身感官的快感。意境的营造并不简单，既需要创作者的人生境界和人生体味出场，又需要内容的铺垫和积聚。有意境，才有静观和沉醉，人们观看才不觉缓慢，能使现代人浮躁的心清淡下来。比如《橘子红了》中黄磊坐在廊下看天的意境，时间流逝了而很多东西还在这里——对它的品味确实需要时间和舒缓的节奏。但没有意境时，大量既无目标吸引力又无情节凝聚力的镜头只为了一点小感受和小情调，就显得松散拖沓。“当在一定的时间内所出现的事物比我们所期待的要少时，就会使我们感到时间本身，从而产生厌倦”。，缓慢的节奏就会变成对观众耐心的考验，《似水年华》中大量乌镇的风景镜头即属此类。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些审美处理实际上都是双刃剑，当它与作品内涵、与人物个性、与意境营造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引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层追问，对人的精神要求的终极关怀，从而实现审美的最终目的——提升精神、净化情感。当它们没有深厚的内容支撑时，就只剩下审美形式和表现元素了，没有情绪，只剩下语言和音乐；没有意境，只剩下风光和布景；没有人物，只剩下服装和偶像。从“新人文剧”的实际效果看，良莠互见，大多数情况下不很理想，美的建构要么浅尝辄止，要么止于形式，最糟的情况是弄巧成拙，内容完全萎缩在形式下。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审美追求是嫁接在商业诉求上的，商业诉求使审美在内容上作出让步，仅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使它的审美追求不能纯粹不能彻底。

三、电视剧是最早实现市场化与制播分离的电视艺术品种，商业运作迫使它面向市场。“新人文剧”向市场的妥协表现在：它所包含的商业诉求与它的审美追求一样鲜明：

1、永恒爱情的主题。“新人文剧”普遍选择爱情这一“最通俗的沟通主题和最安全的审美体验，”。何为?“以广大市场作为目标，意味着内容必须被化解为可被普遍消费的母题”。可普遍消费意味着它需要温情脉脉，不会触及人性的某些真正残酷之处以及有意回避某些道德禁区，这实际上妨碍了它对内涵的培植和主题的开掘。

2、偶像化。“新人文剧”的共同特征就是片中大腕云集，无非是想利用明星效应。明星的号召力源于他们获得了观众的认同，能满足受众的心理投射需要。但树立偶像束缚了创作者的手脚，务使人物形象在道德上尽可能是善的，以使观众产生认同，这就令人物的复杂和深度大打折扣。《人间四月天》中徐志摩纠缠于三段感情中，当创作者用死亡这一简单的不可抗力解决他的矛盾时，保住了偶像纯洁的同时错过了深层次上人性的、道德的拷问。

3、形式化。为了读图时代的受众需要，“新人文剧”在影视语言的探索上作了多种尝试，美仑美奂的画面和音乐极具视听冲击力。服装、道具、语言、光效、色彩、音乐都成为卖点，当形式压倒内容时，艺术就成为包装，审美褪变为噱头。

4、虚无情调。人海中的擦肩而过、命运的无常、红尘中的寂寞，这些伤感显然给平庸的生活带来了某些调剂。“新人文剧”中有大量类似的虚无嗟叹，实际上是风花雪月的变调，它们也构成了某种生活的消费品，是颇受时下城市小资们青睐的一种情调，人生的复杂体味经常被这些情调轻轻带过了。

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的尴尬共存，使“新人文剧”成了一种很难一语道尽的电视类型，造成了同样尴尬的收视效果——“有人喜欢有人烦”。喜欢的人或认同它的审美追求，认为它为观众提供了另类的审美情趣，唯荚而抒情，或认同它的商业诉求，受形式包装、偶像号召、虚无情调的吸引；烦的人或嫌它在审美上做作矫情，或觉得它在商业上缺乏看点，情节单一、人物苍白、节奏拖沓。这种两极评价使每一部新人文剧推出都引起争议。

四、撇开情绪化的褒贬，从电视剧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新人文剧”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类型。对它的客观评价有助于我们澄清对当前电视剧创作中某些问题的理解

首先，“新人文剧”对审美追求与商业诉求的融合，这种尝试应予肯定。我们是“在一个技术化的时代张扬艺术，在一个泛审美的时代强化审美，在一个非个性化的时代寻求个性。”。这构成了当前电视剧创作的两难处境。作为艺术的电视剧要追求深层的审美，作为大众叙事的电视剧又必须顺应电视剧制作中的娱乐法则。因此协调个性创造与大众趣味，兼顾艺术与市场，是电视剧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当这是不得不然的选择时，“新人文剧”的这种努力本身无论得失都应肯定，它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公务员之家

情绪化范文篇7

关键词：情绪；理性；小学班级管理

小学阶段的教育对孩子的未来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小学生毕竟是个孩子，他们的心智和心理都处在一个发育的阶段。所以小学阶段的班级管理和初中、高中、大学有着很大的差别。不仅仅表现在日常事情的差别，最主要的是管理对象的特殊性。既然提到小学教育，那么老师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为老师主要负责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的工作。同时由于小学生和小学老师的特殊性，这就导致小学班级管理中的理性与情绪的双重矛盾会比较凸显，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1小学班级管理中的“情绪”

1．1小学生的“情绪”：小学生由于年纪比较小，所以孩子们在天性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天生爱玩，爱捣蛋等等。由于国家计划生育的实行，好多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都是父母手心里的宝贝，父母对他们更是疼爱有加，因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娇蛮的性格。因此，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如果不加以管理，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胡做非为、交头接耳、上课来回走动，打打骂骂或者整天为一些小事打小报告等，长此以往会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实际上小学生的这些行为对我们来说感觉很诧异，感觉小题大做。但是对孩子来说，其实这就是一种本能和天性，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不带任何修饰、出于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本性、活脱脱展现出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习惯称之为孩子的“情绪”。1．2教师的“情绪”：老师对小学生来说是一个管理的角色。由于天性使然，孩子们在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活泼好动，说话聊天等行为，让一般的老师很头疼，无计可施。有时候有的小孩子会在课堂上公然出手和同学打架，老师看见更是着急，这种情况的话老师会下意识的训斥他们。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叫做老师的“情绪”。当然对有经验的教师来讲，这种问题看起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身经百战”，对孩子们的这种本能行为也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孩子们的方法，并且有很好的效果。这种管理办法的形成是一步一步教师素质积累的结果。这里我们所说的情绪就是一种还原于人的潜意识状态下，除去过多约束下的状态。

2小学班级管理中的“理性”

2．1教师的理性：老师是一个很伟大而神圣的职业，他们是辛勤灌溉祖国未来花朵的园丁，所以很多人想成为一个人民教师。但是老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的，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教师理性的问题。老师要有专业的职业素养。老师其实要分两部分来解释：一是老师的职业，再一个是老师本身，但是不管哪个部分都需要理性。老师的理性其实指的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能感情用事，教师的理性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限制力，教师要恪守教师规范和规章制度，不能去触摸更不能去突破教师的底线，只能往上提升自身的素养。老师的教师素养越高，老师的职称也会相应的提升。面对小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这些情绪化的行为，老师也会有自己的情绪，会采取一些在教师规范限制下的管理措施，这就是要保持教师的理性。这样班级的管理才会更科学和人性化。2．2小学生的理性：虽然小学生处在一个特殊年龄层，社会需要关爱他们。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一个事实，孩子们既然进入学校就是一个学生的角色，保持孩子的天性是教育的本质，但还要有个学生的样子，这也是教育的本质，所以对小学生的规范约束、教育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学生要遵守相应的规范和约束，这在教育中叫做小学生的理性。比如说上课应该好好听课，不能交头接耳说话，扰乱课堂秩序，更不能公然打架骂人等等。要是这没有这些理性，那么教育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价值。

3小学班级管理的情绪与理性的转化

小学班级的管理需要我们老师的智慧。面对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教师潜意识里要把这些困难当成一个挑战和机遇，因为这会使老师思考如何管理好小学班级。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当然小学班级的管理也不例外。要是小学老师在小学班级的管理上没有科学合理的办法，那么小学班级的管理就会失去育人的作用。在小学管理中，老师要“恩威并重”，课堂上老师需要严肃也需要关爱学生，要辩证的处理好这个关系，提高班级的管理水平，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3．1以理性化情绪：凡事都讲一个度，这个度就是约束和规范，超过这个度就是不合理的。小学的班级管理也是这样。任由学生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样老师和学生的情绪会掩盖住理性，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当然纯粹的理性和情绪更不可取。对小学的班级管理我们要客观全面的分析，不能放纵学生，也不能捆绑住学生，而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倡导所有的学生参与班级的管理，使他们有一个主人公的意识。以教师为主要指导者，宏观调控这种管理模式关系，建立一套自律、自主、自信及自强的班级管理模式。在转化小学生情绪的过程中就需要教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孩子们的情绪转化为理性下的情绪。

3．2以情绪化理性：在班级管理中，规定的规范和制度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应该要有一个缓冲的范围，要不然只会让学生感到压力和束缚，达不到在保留孩子们天性的基础上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在理性中我们需要加一点智慧，加一点调和剂，使班级管理对学生来讲不是那么死板，充分发挥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班级各种活动中，这就是所说的以情绪化理性的道理，

4结语

小学班级的管理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它的管理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老师冷静的思考和发挥自己的能力来把它做好。在情绪与理性之下，使班级管理变得人性化，，给学生以温暖。在情绪与理性的转化中，让课堂更温馨，让班级更像一个家，让教育最大化使学生受益。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兴业小学

参考文献

情绪化范文篇8

（一）本文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理论基础是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理论。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而进行的。要正确理解人本管理，必须把握什么是“人本”。从本原上讲，“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的一个必然要求。“以人为本”之“本”实际上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位”、“根本”、“目的”之意。因此，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完善为终极目标的管理，在管理行为中，任何物质的、功利的追求都应退居其次。媒体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得以落实的结果。因此，我们主张通过媒体影响政府决策来建构深度政民关系。所谓深度政民关系，表现为政民之间在诸多方面的了解与认识逐步加深，尤其是情感的逐渐向好。深度政民关系的建构可以说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生命的相遇”，体现为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生命都变得更加生动而鲜活。（二）国内外研究现状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Maxwell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Shaw）在1972年的《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对某些命题的着重强调和这些命题在受众中受重视的程度构成强烈的正比关系。维尼•若歇（WyeneRash）的《媒体政治学：新兴媒体对政治过程的影响》、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Davis）的《网络政治学：因特网对美国政治系统的影响》、罗扎（RozaTsagarousianou）的《媒体民主——技术、城市与城市网络》等，对网络时代的政治稳定、民主决策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指出网络媒体对传统的政府决策提出了挑战，重塑着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金字塔式的传统政治结构正向网络化的扁平状发展。还有，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曾指出，“凡是生活中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到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我国国内诸多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目前已达成共识的是：如果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借助新闻媒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那么决策肯定会出问题；可是如果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过于信赖大众媒体，那么也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如何根据具体问题把握好尺度，在充分尊重媒体民意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是今后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网络媒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一）1.快捷性促进政府决策的高效化网络热点的出现说明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高度关注，这些社会问题或是影响公众生活的热点问题，或是一些网络上热议的突发事件，要求政府具备有更快捷的反应能力和更高效的行政效率，及时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对民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予以反馈。2.多元性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化原生态的民意是一盘散沙，众说纷纭的，媒体舆论需要博采众长，集思广益，正确认识和发现民意，科学、理性地分析民意，为政府决策涉及的问题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只有正视多元性的存在，才能避免偏听偏信，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化。3.开放性增进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认同感网络媒体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其开放性使得民众的参政意识逐渐增强，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使得政府能够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诉求，在扩大政策宣传的同时不断修正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同，促进了决策民主，增强了政策的公信力。（二）网络媒体对政府决策的负面影响1.弱化政府舆论把关的力度网络媒体是高度开放的空间，尤其是网络信息传播是多方向、发散式的，信息准入的标准太过宽泛，超链接、搜索引擎等服务的提供者由于信息量太大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过滤性把关”，加上各级“把关人”对网络信息的控制能力参差不齐，导致政府“把关”的力度明显减弱，造成舆论包罗万象、真假难辨，这给政府甄别舆论信息的准确度、可信度带来一定的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政府决策，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2.情绪化舆论影响社会和谐当前的许多所谓的“网络热点”，大多集中于突发事件、社会阴暗面、腐败案件的一些负面效应上。鉴别能力较弱的百姓，容易对一些错误的情绪化思想产生“认同感”，导致非理性共鸣，导致情绪化舆论的出现。情绪化舆论有可能演变成各种谣言，如不迅速予以澄清，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因素产生，影响社会和谐。3.影响政府对决策过程的主导由于受信息来源的限制，网络舆论与事实真相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有的新闻信息受观察角度、空间或者观察者认识水平所限，报道和传播的事件并不一定准确，有些甚至可能是凭空捏造，存在着被敌对势力利用的危险。虚假信息或谣言在得到澄清之前，可能会误导舆论走向，引发偏离事实真相的媒体舆论，造成群体的盲从与冲动，从而影响政府对决策过程的主导。

情绪化范文篇9

一、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工作、使自己工作效率不断得到提高

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每一项工作顺利开展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保障。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是自己的工作原则。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要做到零误差，用满腔热情积极、认真地完成好每一项任务、并履行岗位职责。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和精确性。以提高准确率和工作效率。

二、积极配合领导、团结同事、相互学习

又成为了彼此的后盾，相互并肩扶携着。从我个人而言，工作的过程中我受益非浅，从做事、做人;从看问题、解决问题上都给了新的机会和经验。尊重领导、服从命令、积极配合工作;平日里多关心同事、团结一体、互相学习。工作中我都是彼此的老师,有好的也有坏的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三、对客户真诚、耐心

真诚服务于每个客户。竟可能做到客户满意，耐心倾听并解答客户的每一项问题。自己放心，不再给领导添加不必要的麻烦。遇到特殊解决不了问题，请示于领导的帮助和支持。业主不论什么时间、什么情况、有需要帮助或有疑问的会及时、认真的给与业主帮助。

情绪化范文篇10

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状况总体来说是健康的，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自我为中心。当代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感受着家庭的温暖、亲人的溺爱，很自然地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习惯于站在自我的立场看待和处理问题，忽视他人和集体，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不能或者不愿深入地了解他人，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常常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2．自卑与退缩。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甚至身体素质的差别很容易在学生心理上形成层次感。个别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的学生，在来自大城市或者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学生面前抬不起头来；部分同学悲伤于自己长相不好，口才欠佳，缺乏幽默感等等。他们对人际交往特别敏感，对交往中的负面因素考虑太多，总是极力回避，久而久之，逐渐形成自卑与退缩的性格，陷入焦虑、痛苦、自卑并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这类学生虽然相对较少，但危害极大，不容忽视。

3．情绪化倾向。情绪化是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不足的体现，表明了个人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幼稚。有些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过于情绪化，习惯于感情用事，高兴时满面春风，称兄道弟；不高兴时冷若冰霜，拒人千里。随自己心情的好坏决定对待他人的态度，不顾及他人感受，这就很容易伤害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使人感到不快，在心理上产生隔阂。

4．缺乏交往技巧。人际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对部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相对中学时代来说较为宽松和富有弹性。生活和环境的巨大变化使这些交往需求迫切但交往技巧相对不足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挫折而导致情感的损伤，这在大学新生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二、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的对策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个性品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强烈地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塑造健康的身心和形成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因此，探索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意义重大，措施如下：

1．优化人格。改造不良人格，培养和优化良好人格，这是建立和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大学生一定要经常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现和总结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培养热情开朗、积极果敢、自信宽容等优良品质，形成良好的人格魅力，同时，要善于向那些人际关系好的同学学习，使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逐步提高，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当然，人格的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学生只有在实践中反复地总结，不断地修正自己，才能日趋成熟。

2．加强指导。发挥大学“德育课”教学主渠道的作用；开设适合大学生需求的心理课程进行集体辅导和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学会从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等各个环节上，把握他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关注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把握他们的潜在意识和心态，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此外，还要配置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进行个别辅导，及时解答学生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困惑，使他们能及早走出心中的阴影，增强自信，克服自卑，在心灵上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

3．提升校园文化建品位。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丰富大学生的业余生活，陶冶情操，而且有助于大学生间正常的人际交往。举办各种讲座联谊会和其他形式的活动，可以为学生提供众多人际交往的机会。这就使他们既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又在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的群体氛围中协调、感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们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为他们的人际交往向纵深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的原因是很多的，仅仅依靠大学师生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家庭和社会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要让孩子有一个健康温馨的家庭生活环境，让孩子感受到亲情的美好并学会爱；对社会而言，要营造一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并尽最大的可能减少贫富差距，从而使大学生们能及早走出心中的阴影，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正常的交往中去。

参考文献

(1)张进辅.青年心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