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范文10篇

民族研究范文篇1

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作为旅游人类学的先锋之作，该书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2001年，史密斯和布伦特(Brent)编辑出版了主客关系研究领域的第二部力作《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聚焦。Aramberri指出，①在旅游研究中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领域，即主客关系领域、②旅游作为非寻常行为的研究③和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研究。④Nash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学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应该是主客关系。⑤并且Pearce认为，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是个涵盖面广、极富挑战性且越来越有价值的学术领域。⑥正是基于这些认识，McNaughton指出，旅游研究的焦点应实现一个重要转变，即由过去关注旅游和游客本身，转变到关注当地居民(主人)、旅游影响和主客互动上面来。⑦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互动，即民族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往，具体涉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互动。⑧因此，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应是民族旅游研究的核心。尽管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在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研究述评: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从目前国内外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相关研究看，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互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那么，根据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应重点关注这种人际互动的过程以及这种互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研究的现实情况是，目前大部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游客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的结果上。⑨已有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内容多数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对主客相互影响的结果进行测量，即大量的文献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及其结果上面。在民族旅游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①学者们对主客互动结果的研究较多，这种结果表现在主客态度、价值观、行为倾向、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或者由于游客的进入而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商品化、文化包装、文化瓦解、文化复兴、示范效应、社会矛盾和冲突等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产生。这些研究往往偏向于对主客互动结果的一种宏观测量，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些研究涉及了主客互动的微观层面，如对于互动内容与互动方式的探讨，但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描述。笔者认为，如果要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过程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深入探讨主客互动这种现象中互动控制所涉及的主体的角色、地位与权力等问题，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Colton认为，对休闲、娱乐与旅游等相关行为的解释，只有通过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整体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布鲁默指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符号互动，人们通过运用符号来解释或确定相互间的意义。符号互动就是一个通过人们对符号意义的相互理解而激发的一个过程，意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互动的基石。③符号互动论强调主体行为的产生，建立在主体对于符号意义的主观解读基础之上。对于人类行为和事物背后意义的解释，布鲁默强调，在对人类互动行为进行解释时包含了主观的经验，即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理解事物。在主客互动之前，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客体的意义是主体在互动中赋予的，甚至可以说，客体是在与主体的符号互动中被创造、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特征在于强调人类对彼此行动的解释和定义。个人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里他们必须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个体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既要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④当个体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个体会理所当然地对他人的行动进行意义的解读，而且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同样如此。⑤而问题恰恰在于，已有的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方面研究，大都停留于互动现象的表面，比如互动的结果、特征、方式以及互动交换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互动行为背后主体对于客体符号意义的解读，以及基于这种解读基础之上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并不对应主客互动中的主人与客人。因为站在主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客人;而站在客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主人。并且在民族旅游中，与主体互动的“客体”不仅仅是主人或客人本身，还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或符号，比如主人的民族服饰、建筑、手工艺品、传统器具、特色美食以及文化符号(如纳西族的东巴文与东巴图画等)，或者客人的潮流服饰、高科技装备(相机、手机、摄影机等)、露营设施、消费方式等。因此，对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必须关注主人或客人对于各种“客体”背后的符号意义是如何解读的，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于意义的解读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互动行为的控制。此外，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解读”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深入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具有确切的意义。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

也就是说，任何有意义的人际互动，总是在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情境中设计并实现的。对于外来游客而言，当他进入民族地区旅游后，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主客互动的情境就产生了。这个时候他必须对各种符号进行解释，并对情境进行定义，然后才开始行动。⑦为了理解这些符号并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游客首先必须对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进行观察和解释。但也有学者指出，对任何情境的理解，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参与者自身的角色。⑧因此，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过程中，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各种境遇(即托马斯所说的“情境”)中的地位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十分关键。诚然，主客互动不仅涉及某种具体的旅游情境，而且还将涉及互动过程中双方主体的地位、角色与权力等方面。而民族旅游主客互动双方的角色、地位与权力微观层面的问题，恰恰是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内核，即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首先，从角色方面来看，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中，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往往视自己为主人，视外来游客为客人。而这种角色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Aramberri指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传统的主客角色关系会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主人不再是主人，而是服务提供商;游客也不再是客人，而是顾客。①不过Pearce认为，尽管主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益，但他们在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仍然要尊重对方、彼此诚信、开放、友好和真诚。②实际上，这种角色认知的变化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次，从地位与权力的角度看，在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居民可以控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提供的方式，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弱势的。这种看法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Li认为，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即将消亡的种群(dyingbreed)，③他们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过去，并且是欠发展的。④而游客作为来自异地的汉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先进的、强势的。他们在民族地区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⑤他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货币以及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但现实情况是，有些游客进入民族地区之后，自己的这种“相对优势感”却淡化了，反而觉得自己受东道主的控制。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自我，这种自我就是库利的“反射的我”或“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⑥即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重新认识自我，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要深入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双方对于互动过程的控制，就必须考察双方如何通过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三、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研究模型的构建

民族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反生态思想;消解

关于文化的研究，学界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相较而言，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则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目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评价及建构途径的探讨方面。〔1〕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些仍然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而有些却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理念相悖。因此，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无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首要步骤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探讨过《辩证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2〕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上，而忽视了文化在不同时代而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在其对待方式上也必然会全盘吸收。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否能够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科学的引领作用，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的本质，是否分清了它的构成成分。为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诸多的文化现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它们尽可能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优秀的、先进的生态文化进行科学引领，而错误的反生态思想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3〕80“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是因、在先;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当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导”，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伦理观及政绩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因此，“蕴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5〕在西部地区，虽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别，但其生态文化的本质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们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开发西部，在保证天蓝、地绿、水净的前提下发展西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护西部。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则无法发挥这些积极的作用，相反，会把我们的行为引向保护自然的对立面，使我们成为自然的敌人。其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素质的提升，需要有生态文化中正面的生态思想的引领和负面的反生态思想的警示。所谓生态素质，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遇到环境问题能自觉地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就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态素质的人。生态素质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并整理这些民族生态文化，对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别，并在生态素质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保护的技能，同时通过反生态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做到远离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到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在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上，我国一贯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缺少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倘若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规划作为开发的基点，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无序，文化开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与破坏。”〔6〕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优秀、进步、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精华”，以便于人们去保持、继承和发扬;同时，甄别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糟粕”，帮助人们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弃。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需要补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则要及时加以修正或摒弃。“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和探索。”〔7〕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基于自然———人———社会‘三维化’的，由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四个层次共同构建的方法论体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分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我国大家庭中的成员，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而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反生态思想则要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及时剔除。综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创新都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又为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特征。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及其特征

“生态文化中既包含文明、进步、科学、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也可能包含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9〕ⅴ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形式，我们如何从有利于生态环境和不利于生态环境这两个方面来区分这些具体的生态文化呢?以什么标准进行区分?它们又具有哪些重要的特征呢?本文从文化与环境互动的角度入手，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此加深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认识。“生态文化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有关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各种认识、经验和技能，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得并56逐渐积累起来的。”〔9〕ⅴ生态文化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本无所谓好坏、优劣之分，但当生态文化与它所主导的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联系起来之后，在价值指向上，它就有“正面”和“负面”、“精华”和“糟粕”的区分了。因为只有正面的、优秀的生态思想，才可以培养人们形成生态保护的价值观念、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生态保护实践;而负面的、违背生态保护理念的文化往往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错误的方向，最终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钟伯清把这种有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的民俗称为反生态民俗，他认为“凡是对生态系统维持其自身的平衡不利或破坏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行为、思想，都是反生态的。”〔10〕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根据生态文化的具体内容，即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行为等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结果而将其区分为“生态思想”和“反生态思想”。其中的生态思想，是指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对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的文化成分，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之相对应的反生态思想则是指那些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对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发挥负面、消极作用的文化成分，即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生态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文化选择，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囊括了科技、伦理、哲学、文艺、美学、宗教、教育等文化形式。〔3〕142－155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对待人与自然的观点也体现在本民族的哲学、伦理、科技、教育、文艺、美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式当中。那么，如此丰富的体系，用什么标准来确定哪些是生态思想，哪些是反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要看这种文化所主导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是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把自然当做朋友，还是把自然当做掠夺、征服的对象。“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是文化的基本因素和两大界面，是文化涵盖及派生的相对峙的基本范畴。”〔11〕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都只能是“文化精华”与“文化糟粕”的统一体。当然，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也不例外，是由其中的“精华”———生态思想和“糟粕”———反生态思想共同构成。因此，生态思想、反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一是相对独立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区分，是立足于当前各个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所做出的简单区分。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生态思想，还是反生态思想，都体现在各民族文化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中，诸如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从这个角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里的“独立”不是“孤立”，而是“自立”“自主”的意思。“由于这种独立性的客观性质，所以这种判断和归纳往往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当然，这种‘文化精华与糟粕’的独立性虽有人类共通性的特点，但它仍然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绝不是永恒或绝对的。”〔12〕二是历史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产生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变迁。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但同时又要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影响和制约。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下来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总汇，这种“总汇”正在伴随着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变化。本文中所谓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区分，是基于目前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观念而对业已形成的生态文化做出的区分，具有鲜明的生态文明时代的特征。“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就难以对某些文化现象作出精华与糟粕的鉴别和判定。这就决定我们应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来判定文化的精华与糟粕。”〔11〕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与其中的生态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文化一经产生便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与变迁。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将其不合理的成分剥离出文化的范畴，只能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让其自身实现进化、不断优化、不断适合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也一样，其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本身融为一体，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产生了一些促使其发生变迁的因素，使得原本对于生态有利的思想转化为对生态有破坏性的思想，有些在生态文化的外在表现上逐渐弱化甚至逐渐从文化体系中慢慢消失。因此，66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促使二者分化的因素和条件。如果我们适当改变外部条件，对不利于环境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消费观等加以引导，修正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分，进而加以弘扬，他们就会重新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正面作用。

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滋生反生态思想的原因分析

文化现代化如同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一样，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究其原因，不外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从内部因素来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自身的演化与发展是产生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分化的内在动因。“文化作为社会基本样态的综合反映，具有非常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文化注入的情况下，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体系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文化的自组织系统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13〕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突或碰撞，也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这种变迁对于文化自身来说是客观的、中立的，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就有可能出现生态思想与反生态思想的分化。从外部因素来看，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干旱、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是当前西部地区的主要特征，相比古代“沃野千里，谷稼殷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景象已经大有不同。生态环境的变化，迫使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得不举起“保护生态”的旗帜，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自然的放牧、人口繁衍等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一旦超过生态环境承载的能力就变成“反生态”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前的自然环境需要人们有更高的生态保护意识、更强的生态保护责任和更科学的生态保护技能，否则，可能就会成为破坏环境的刽子手。其二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西部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在进行耕种的时候对土地进行适度的开发，并采取各种形式减少与神灵的冲突。例如，佤族人在耕种的过程中，为了使土地上的森林在砍伐之后获得复生的机会，他们在连续使用一块土地两年后就会放荒8－10年。〔14〕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发力度的增加和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逐渐缩短了土地轮歇周期和范围，致使所有的轮歇土地都变成了永久的固定耕地，很多甚至被开发成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原来对于土地的敬畏意识变得淡漠，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甚至在做着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转变为反生态思想。其三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哈尼族的传统观念中，人类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祖”，视土地为自己的亲人和伙伴。〔15〕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人定胜天”和无神论思想的主导下，非理性的“大炼钢铁”除了使很多森林遭到砍伐，连同哈尼族凭借万物有灵的神灵信仰保留下来的寨神林和风景林也未逃脱厄运。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不仅在哈尼族中间盛行，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中也不少见，它改变了人们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准，使得年轻一代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因此，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神灵信仰的文化结构在经历经济观念变化的过程中正在一步步陷入危机。思维方式的变化，促使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对自然有利的精华的内容逐渐淡化，随之产生的是一些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思想。最后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梳理出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都是与该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偏低、科学技术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类文化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随着人类建筑技术的提升、交通工具的改进，一些原生态、零污染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交通方式。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采用现代化的开采方式开采当地的矿产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掠夺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走向与自然对立的一面。

四、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消解对策

民族研究范文篇3

论文摘要：民族认同是民族的自觉行为，表现为一种归属感。跨界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认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作用最为敏感。因此，要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特别吸引世人眼球的国际社会现象，即围绕着民族有关的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地区争端或冲突，而且随着历史的继续演进，这些地区冲突有着进一步加剧之趋势。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冲突一方面涉及到“冷战期间被认为已经或趋于消失而在冷战结束后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焦点之一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还涉及到认同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在存在跨界民族或跨界民族问题的地方更是如此。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Ethnic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政治范畴中的“边界或国界”。“边界或国界”一方面包含了作为社会文化层面的民族的地理居住地，这种居住地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作为政治领域的民族的领土分界，这种分界具有相当的现实性。为此，有学者将跨界民族定义为“那些原发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而在地域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见，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模式而言，“有的是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更多的国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发展(如外国干涉或采取暴力的强迫手段)”。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所谓民族国家，即国家的领土与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国家’的政治形态。”它暗示了国家和民族的一致性。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什么是认同(Identity)?这是一个困扰学术界很久的难题，西方学者将它认为是无所不在同时又含义模糊的重要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很难对其下一个科学和准确的定义，但是大家却一直都在高频率地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学术界围绕对认同的研究兴趣一直没有减退。总结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述，但还是有这样一些共同或共通的地方，即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俞正樑则认为认同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同特性基础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身份与形象，以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有两个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内生的认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认同，二是社会建构的认同，即自我与他者通过互动所造就的认同。”

由此可见，可以这样来对认同进行理论界定：(1)认同的发生首先是基于自我和他者的比较，在某种条件下上升为一种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差异或差别是实际存在的，并且这种差异或差别也获得他者的体认；(2)认同涉及的内容有形象、身份、符号、记忆、文化、传说和历史，并且表现为一种社会心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认同是一种心理意识，其表现形态取决于自我和他者对具体情势的认知、比照和判断，这种心理意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传承性；(4)认同并非是单一形态，通常是以复合形态出现在各种问题领域中的，且复合形态下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以上的界定为我们探讨跨界民族的认同提供基本的理论分析路径。我们以跨界民族认同的内容为标准，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等类型，显然，深入探讨这些认同的属性对深入理解和解决跨界民族问题提供必需的理论基础，是大有裨益的。

1民族认同

民族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认同在民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始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构成民族的六大要素之一。顾名思义，跨界民族首先是以民族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民族认同即是民族成员在对民族整体的认同心理和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度自觉的民族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凝结和升华的，最后形成一种为所有成员共同认同的复合体，比如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

由于跨界民族本身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跨界民族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并非完全叠合的表现形式。换言之，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中的民族和作为利益政治中的国家不一致而直接导致的。但是，从其产生的渊源、发展的过程、共有的风俗习惯、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的心理认同等标准来看，只不过是同一族群或种族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政治边界且连成一片居住状态而已。所以，适用于社会层面的民族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国际关系层面的跨界民族的认同。这是因为民族的认同具有多层次性，就像中华民族的56个兄弟民族的认同也是如此，有对作为国族(na－tion)的集体认同，也有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其中一分子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对此，费孝通概括得最为全面。他说，中华民族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高层次认同，对本民族的认同是低层次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行不悖。

需要指出的是，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当今世界上的国家90％以上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作用，这些多民族国家有相当一大部分又存在着跨界民族，如何理性认识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鉴于民族认同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民族国家是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回避，以及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艺术，在冷战后民族分裂主义盛行的今天确实是考验民族国家的一大难题。事实一再表明，如果多民族国家能够妥善处理最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和最低层次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意愿，尊重主流，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是不会成为民族和谐、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负担的，相反倒是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贯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证。

2政治认同

对于民族来说，政治诉求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关切。相对于其他社会历史现象，对权力和利益的关注是民族行事的最初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民族国家中的国族意义层面上的民族更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那样：“在难以界定和把握的‘民族’之后，拥有一个共同目标，该目标直接地植根于政治事务领域……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民族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个可以凭借自己方式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共同体，并且一个民族常常倾向于自己最初发源的国家的共同体。”简单地说，民族天生具有政治的本能。这种政治本能在认同方面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效忠对象而且其效忠对象相对是稳定的，这个效忠对象就是国家；再一方面就是效忠对象即国家需要为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演进提供必须的生存空间、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必备的制度保证。

然而，对于跨界民族而言，政治认同就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惑和犯难的大问题。跨界民族首先是民族，同时又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这是因为自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通常意义上的民族都是在一定政治实体之内即国家所属范围进行效忠的，然而跨界民族是“一种特殊民族共同体”，其分布跨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疆域，所以他们在效忠对象的选择就显得异常困难和引人注目，其可能性有：(1)对最初自己所发源的国家的效忠；(2)对现在自己所居住的国家效忠；(3)对两个国家都效忠；(4)对两个国家都不效忠，寻求新的的效忠对象，如另外建立自己的国家等。

可是，在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中，跨界民族的以上选择却是异常的艰难。对于第一种情况，许多存在跨界民族阿国家主要是在战后反帝反殖反霸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一些民族在权力政治的作用下变成了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本身在发展方面又存在着不平衡性，其中分布在边界两端的他们要实现对原来发源的国家效忠的时候，总有居住于两国之内的一方变得几乎不可能，形成了“合法性危机”。对于第三种情况，要求跨界民族对所分布的两个国家都要效忠，这种动机一开始就遭到国家的反对，尤其是在那些历史上存在恩怨、隔阂和误解而在现实中又没有走出历史阴影的两个国家更是如此。对于跨界民族自身来说，他们也不愿意那样，因为处理不好，他们在现实中有可能被当成“第五纵队”，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不正常时往往遭到无端的怀疑、排挤、压制或惩罚，所以这样的想法通常被认为极为不明智和不理性之举。对于第四种情况，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现行国家边界和疆域相对稳定，跨界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往往受到国际关系的制约，特别是跨界民族本身所居住的相邻国家更是一致的反对和制止，比如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这种想法的可操作性无疑会遭到大多数人的质疑。无奈之下，跨界民族最后只有选择和接受第二种方案了，这种做法也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问题是，由于一些国家对跨界民族采取不公正、不合理的政策和待遇，跨界民族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再加上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最后就形成了棘手的跨界民族问题，比如中亚地区的俄罗斯人问题、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巴斯克人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诸族问题、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一泰米尔问题等。3文化认同

文化被认为是民族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以复合体的形式存在和出现的。认同则是民族对固有的习俗和传统而产生的归属感，其主要动机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作出的区别。所以文化认同被理解成民族对其本身的传统而生发的一种内在情结(complex)。对民族而言，“文化作为价值和意义体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但它不能与衍生的结构现象分离开来”，所以文化被视为限定一个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

显然，这种理论认识就很难适用于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的讨论。因为“人们普遍承认，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西方建构”。而跨界民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衍生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非、拉广大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本身就存在了许多恩恩怨怨，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就面临许多困惑，比如跨界民族究竟以哪一个文化主体作为其认同的对象：是最初的母体文化还是现在所居住国家的主体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情结，按理应该是对最初母体文化的认同，但问题是母体文化如果在现在国家不是作为主体文化而存在而是作为该国的文化支系而存在，或者该母体文化在内力或外力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或者逐渐衰落了，那么对面居住的同根同族同文同血脉的族群将怎么实现自己的文化认同呢?

当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90％以上都是异质民族国家，尽管这些异质民族国家也公开承认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但随着交流的增多，融合始终是大趋势，一体化则是最后归宿。所以，最后的结局极有可能是“只要民族国家以为它可以通过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把这些东西置于樊篱之中，它们就会被视作为某种更充分的一体化迈进的道路上的一些加油站”。跨界民族由于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作为这些国家民族构成的一分子，其文化的异质性的生存处境越来越艰难了，主要是这些国家一方面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但对文化同质性的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却变得更加强烈。换言之，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变得更加模糊化。与此同时，围绕文化认同而引发的跨界民族问题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

4社会认同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和演进总是同一定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同时，社会运行状况和社会属性也会体现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从而形成民族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是对于‘我们’区别于‘他们’特质的认识，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的集中体现，它包含了群体中的个体对于所属群体及其文化的归属感和内心的承诺。”对于跨界民族而言，社会认同除了具有作为民族所具有的归属感和自我体认以外，还包括他们在所居住的国家同其他族群的族际关系究竟如何。简言之，就是跨界民族的社会适应性和民族融合程度同其发展状况是否协调。历史证明，跨界民族的社会认同常常受居住国的社会秩序、社会状况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总的来看，跨界民族的社会认同有4种类型：(1)和而不同，一些多民族国家实行平等或宽松的民族政策，推行多元主义，作为其国民构成之一的、在数量上属于非主体的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关系和谐。在文化上，各族群之间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良好的发展；在社会融入程度方面，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已经相互适应，社会联系紧密，社会心理成熟，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互相关照，形成休戚与共，良性互动，呈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局面，比如中国和越南之间的京族(越族)、苗族(赫蒙)和仡佬族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情形。(2)由和而同，在一些存在跨界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里，尽管政治边界把同一个族群分布在两个国度里，跨界民族在与主体民族的族际关系总的来说是和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跨界民族在文化上已经相互适应；在社会观念上，跨界民族经由了“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转型，最后融入了该国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国和老挝之间的瑶族就是最好的例证。(3)因同而和，跨界民族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在文化上，跨界民族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所居住国的文化的一个支系，同时与其他文化支系之间在经历过碰撞和交锋之后，已经相互借鉴，互相认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跨界民族的适应性相对较高，实现了完全融入的状态，比如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兄弟民族之一的朝鲜族就是典型。(4)不和不同，在许多存在跨界民族问题的地区，跨界民族与居住国之间的族际关系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显得不是很正常，文化上相对封闭，心理上互相防范，社会融入度相对较差，社会适应性明显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跨界民族和居住国的主体民族相互不认同，或者主体民族采取的强制措施和高压政策不为跨界民族接受与认可，族际关系通常显得紧张，尤其是在对面同一民族的支持与鼓动下，跨界民族的要求摆脱现状，追求如自治等政治目标，离心倾向较大，从而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冷战之后，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科索沃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问题、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等跨界民族问题，就是由于跨界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不和不同”的历史因素同现实政治纠缠在一起共同引发的紧张局势。

民族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声乐；教育特点；美声民族文化

一、中国声乐的教育特点

（一）声乐教学侧重演唱技能的培养。声乐教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演唱技能的培养。技能与声音不同，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肌体动作训练而成。对于学生来说，要想有稳定良好的声音状态和演唱状态，必须通过一整套科学标准、协调一致的动作训练才能达到。演唱技能的培养没有捷径可走，对于学生来说，就是需要不断、反复练习才能够把握演唱技能的科学规律，形成良好的演唱习惯。声乐课所训练的内容一般都遵循由浅到深、逐步变难的原则，不断强化和完善学生的音域、音色和音量的控制，培养学生独特的演唱风格和发声技术，使学生的演唱技能能够得到全方位培养。（二）音乐知识的传授是基础。在声乐教学当中，很多教师都会反复对学生强调演唱技能的重要性，但这不是说声乐教学就不注重基本的音乐知识教学。我们必须明白，音乐知识的传授是教学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演唱技能的基础。对于学生来说，像歌曲分析、艺术处理等内容都需要教师在音乐课堂中进行细致讲解才能明白。（三）声乐演唱具有很强的时间概念。从时间概念来说，声乐演唱的时间概念明显强于其他学科。比如，其他学科在考试过程中，还有机会和时间进行反复修改，而在声乐演唱过程中，时间的控制则是十分严格的。演唱过程中，如果出现声音不理想、技巧不规范或者“开破”等现象，后果将十分严重。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声乐教师应当充分激发学生的时间概念，严格培养学生的发声方法和演唱技能，保证学生在演唱表演或者考试时，能够更加游刃有余、表演自然。（四）声带和相关的发声器官是声乐教学的“乐器”。声乐教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还表现在其所依托的乐器就是人自身的器官，比如声带和相关的发生器官，声音经过内耳道的传递，与通过口腔向体外传送时所产生的震动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得声乐演唱者在实际演唱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演唱者主观上的听觉，与其演唱的客观情况很难达到一个完美统一。有时演唱者觉得自己演唱的声音太小了，而听众觉得很大，从而出现不太理想的演唱效果。目前这也是声乐教学当中的难点所在。

二、美声民族文化的起源及相关特点

（一）美声唱法的文化起源及发展。美声唱法这个词是从意大利语Belcanto直接翻译过来的，它的原义是美好歌唱的意思。从它的原义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美声演唱不是只对声音有较高的要求，它对于演唱者的音准、节奏、风度、仪表和气质都要十分严格的规定和标准。谈起美声唱法的起源，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乐器的发展史。在17世纪的欧洲，为声乐伴奏的乐器只有钢琴，并且当时的钢琴由于没有延音踏板，致使其发出的声音短促，音量很小，演唱风格整体偏轻柔。在尚家骧先生的《意大利歌曲集》中有一首《我亲爱的》，这首歌就是17世纪左右的作品，因此整首歌的演唱十分轻柔缓慢，代表了美声唱法早期的一些典型特征。随着乐器的不断发展，古钢琴不再是唯一的伴奏乐器，弦乐器的出现使得三重奏、四重奏都得以实现，因此木管小乐队、钢管小乐队以及双管大乐队日益发展壮大，人们开始加强对于声乐的发展和声音的技术化处理。人声开始在这个时期得到最大限度发掘，人们在演唱的时候必须打开喉咙，才能够将优美的人声传递给观众。在文艺复兴时期，美声唱法逐渐呈现出现代化特征，比如强调呼吸艺术、注重声音的高位置、打开喉咙等。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十分经典的作品，如《爱之甘醇》当中有一段咏叹调，被奉为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调。在20世纪后期，美声唱法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像世界三大男高音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美声演唱风格。（二）美声唱法的要素。美声唱法对于声音的要求很高，要求发声自然，声音宏亮，音色美妙，有适当的共鸣和圆润的连贯音、特重的起因法、巧妙的滑音、稳定的持续音以及装饰音等。美声唱法的要素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嗓音自然优美，在整个歌唱音域范围内保持声音的均匀与统一。第二，通过严格的技巧训练和演唱技能的培训，能够演唱具有高度技巧性的音乐作品。第三，通过赏析优秀歌唱家的表演，掌握各种美声唱法。

参考文献：

[1]李军.浅谈美声唱法的民族化[J].音乐时空，2015(08).

[2]马璠.民族文化境遇下的美声唱法研究[J].大众文艺，2013(04).

[3]王红艳.美声唱法与蒙古族长调歌唱艺术之比较研究与借鉴[D].首都师范大学，2006.

[4]田保卫.俄罗斯声乐教学的特点和对中国声乐教育的启示[J].大舞台，2013(04).

民族研究范文篇5

论文摘要：民族软实力的成熟与否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是否健康崛起的根本问题。加强成熟的制度文化、民族文化建设,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塑造强大民族软实力，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思想源头和强大动力。搞好民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打造民族文化发展机制是实现民族崛起之源，是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所应当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我们国家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加强中华民族软实力建设，塑造强大民族之魂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什么是民族软实力？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其概念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以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

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

二、成熟民族文化的表现

一个民族的成熟最终表现在制度文化和民族文化胸怀上的成熟。首先、成熟的民族必定有博大的民族文化胸怀，善于吸收一切民族的一切优异成果。真正成熟而伟大的民族是"泰山不辞杯土""江河不择细流"才成其高成其大的民族，理性对待世界一切赞美和批判、甚至诋毁的民族，在脚踏实地的行动中增强世界的影响力的民族，决不是靠暴力统治世界的民族。决不是张扬且霸气十足的民族，必定是以其不张扬而达张扬目的的民族。要用这样的心态理性对待这个世界，只有这样的民族心态看待一切，对待一切，我们才能轻装上阵，不为眼前的迷雾而迷失前进的方向。如当前世界上掀起的抵制中国奥运，将奥运政治化的做法，我们要理性对待，不能过于刺激民族情绪。

成熟的民族必定是善于开放的民族，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改革的民族。一个国家若无开放，则绝无好的改革。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精神，以博大的胸怀，实行民族文化的对外开放。中国必须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尽可能把握大的趋势，研判世界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体制、方法、组织形态，去粗取精，区分优劣，看那些能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好效果，值得学习借鉴。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应有的态度，才是一个执政党应有的治国理政的成熟态度，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根本标志。决不能投鼠忌器、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决不能以一党一己一小集团利益之私见而置民族国家利益而不顾，以什么国情为借口拒绝改革，拒绝向外国学习。要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真正摆正党和人民的位置。从制度构建，文化构建上找出路，真正实现主观与客观、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的内在逻辑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好制度准备和文化准备。我们不能搞形而上学主义；更不能搞灵魂和躯体分离主义。灵魂和躯体分离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强大的，也不可能实现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政党文化是国家的灵魂，人民是国家的躯体。只有二者的一体化，国家才能真正崛起。一个公民和执政党离心离德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最终要丧失政权。

三、"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硬实力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是硬实力持续发展永久壮大的文化根源。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说，能够买更好的文化工作设备、雇佣更多的人、开办更多的媒体、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更进一步，能够从国际上为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包括媒体雇佣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雄厚的硬实力为基础，并以此在许多方面作长期、稳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够推动软实力的显著提升。

但是，我们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作过度的线性解读，否则，就成了物资崇拜主义。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钱、对外贸易、兵力，就一定在国际社会里有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能够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的话，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会是像这样的了。纵贯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整体的硬实力亦很有限，但它们在国际社会却令人敬重；它们的声音受到广泛的关注；它们提出的一些规章、建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好评--它们常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类国家至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诸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新西兰、荷兰、冰岛、瑞士等。

这些国家从硬实力来讲，在全球的头二十名以下。它们的人口很少，没有吓人的军队和核武器，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然而，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无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东方的大国，都很难忽视。譬如新西兰，全国人口400万，远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就以它的国内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开明，令美国人刮目相看。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坚持其周边领域为无核区，即便是它的战略盟友美国，也不能将核动力军舰泊进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欧诸小国就更不用提了，它们在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拒绝作世界上现有大国的附庸。它们经常批评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经常批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国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中，这些小国秉持基本的国际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权而呼吁奔波，它们在国内的社会政策和人权方面的持续进步，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硬实力的相应规模。

软实力的影响力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和现实性的高度统一。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强弱，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和怎样说，更在于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距离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么说、怎么表达，是会影响到你的软实力之投射效果的。一个国家那些更会说、更会写、更会表达的官方人士和媒介，当然有助于拉升他们试图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关键的并不在于你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于你的言辞后面，有多少相应的行为与事实来支持。

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典名言被很多人重复："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在国际社会里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难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试图长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最根本的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各种媒体、文化机构、艺术表演机构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演，根本的是，这个国家能否对它声称的东西提供实在的、经验的、事实的支持。说到底，"软实力"指的是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们产生正面的、富有感召力的影响，令别人真诚地信服你，乃至采纳和学习你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规章制度。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论是它的行政部门、美国之音，还是其它的官方机构，他们要是试图让全世界相信，黑人在美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论它们怎么讲、怎么写、怎么表达，也许只有少部分人在短时间里能够相信。但是只要有机会去验证，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没法相信那是真实的。然而到了今天，如果美国的媒体、政府、学界、外交界在国际舞台上讲，在我们国家，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大概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个说法。

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多元文化的包容共存的特性上。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是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用一个一致的观点宣传，用一个整合的理念宣讲，是绝对不可能增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这个国家若是内部观点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它的对外软实力影响就越是具有实质内容。

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虽然可以以国家的公司、财团、政府去运作彰显其影响力，但它的最终生命之源，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广大公民，来自民间社会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艺术、宗教、发明、发现、商业、法律、社会公益、国际联谊--等等领域的活动，在这种多元大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广泛持续的创造力。

而且，一个国家的各方各面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是多元，其它国家的公众就越是信赖这个国家发出的声音的真实性，就越是易于接受这个国家推出的理念中他们认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够理解这个国家颂扬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标。

因为你们是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所发出的声音就有一种信赖--你们不是被强迫被操纵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人口多少，是几百万、几千万，更不要说是几亿、十几亿，其最自然的状况一定会是有多种观点、多种理念、多种声音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一定是被操纵的声音，是不被他人信赖的声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多年以来"全国上下"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那么，这个观点和声音一定很难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换句话说，它所企图展示的"软实力"，只是一个在向全世界推销的负资产。这和市场的运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市场相当的规范、成熟、公平，那里的产品一定是竟相报价的；如果你这个市场上同样商品的所有价格都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市场肯定是被操纵的市场，消费者对你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自主自发的正当感情的表达，尤其能赢得他国人民的同情和共鸣，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注入新鲜血液。四川"5.12"大地震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爱心义举，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异国民众，这就是最好的诠释。

五、打造民族文化与民族软实力的重要性。

（一）、繁荣民族文化，塑造民族之魂是打造民族软实力实现民族崛起的关键。民族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振兴的根本。软实力虽然没有硬实力那样具有明显和直接的力量，但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进文化。文化的先进性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首先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先进文化的核心和集中体现是先进的理论。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因此，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必须立足当代、立足国情，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成熟的理论发展机制，整合理论创新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根据新形势、新特点，发展新理论、创造新理论，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依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最广大群众的利益。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其事关大局、事关全局的巨大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当今世界的竞争最根本的是民族软势力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争夺文化制高点的竞争。只有占据文化的制高点，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竞争最终表现在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即文化先进性的竞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成长的基因，民族文化基因的改造与优化是保持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绵延不衰的关键动因。而只有先进的民族文化才是民族发展强大的底气之根。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多文化中心同时崛起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不能继续单独用强权独霸这个世界称雄这个世界，只能结合民族软势力来影响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我们有时讲领导人要有人格魅力，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其民族魅力，才能够影响其他民族，形成我们的民族的世界向心力。民族文化魅力是民族文化的强大之源。民族软势力是否强大已成为决定民族命运的最根本因素。物质力量可以被非物质的力量利用而摧毁，而物质的力量是无法摧毁非物质力量的。一个民族只要还剩最后一人，其民族精神就不会倒下。只要我们塑造起强大的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终有一天会真正崛起强大起来，引领人类发展潮流，而势不可挡。所以要高瞻远瞩，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以博大开放的胸怀，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建先进的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文化、精神文明文化，）繁荣我们的民族文化，增强我们民族的软实力，塑造我们民族的世界魅力，（即核心竞争力）使我们的民族在道义上、文化上始终占据世界文化发展的至高点。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既是机遇，又是空前挑战。如果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势必成为中华民族崛起道路上的罪人。

（三）、成熟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崛起之本。一个成熟的民族必定有成熟的民族文化和成熟的政党文化。只有民族之魂的伟大才有国家的伟大。因此塑造伟大的民族之魂，是民族强大之根民族强盛之本。只有塑造这样的民族之魂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才能实现民族崛起的长久性永续性。这是形成民族强大核心竞争力的根本。物质文明可以摧毁再建，如果一个民族的灵魂堕落、迷失、以至被摧毁，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彻底消亡。我国古代北方一些少数民族为什么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消亡，逐步被大汉民族所融合，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民族文化。二战之后为什么身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能够迅速重新崛起，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拥有强大民族文化才支撑起这些国家的重新崛起。历史已经证明有了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国家才能繁荣，才不会被任何民族灾难所击垮，才能面对各种挑战而强盛不衰，才能始终站在世界发展的最前沿。

六、塑造民族软实力的途径

（一）搞好制度文化建设，以实现政党文化与实践形式的有机统一。

制度文化（或者政党文化）也是一种重要文化。成熟的制度文化是一个党成熟的根本标志，建设成熟的制度文化是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好制度准备的需要。

先进民族文化依靠民主制度，依靠机制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机制，文化发展机制去体现、去发展、去创新。我认为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权利在人民的掌控下运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党群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理想同现实的差距与对立日日严重，在部分普通党员和群众中造成信仰迷失问题。面对严峻现实我们党绝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要立足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现状，去思考、探索密切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途径，重树对党的宗旨信念的信仰。这条途径就是建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利益的代表，并且享有充分的监督罢免不合格的公仆的权力，在制度上切实做到执政者执政地位得自人民的授予的制度文化，在实践上切切实实落实先进的制度文化。在制度上使执政从替民做主到由民自己做主还政于民的根本转变，以适应时展的要求。这个问题须从制度上机制上找出路，探索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党政分开的科学的社会制度，通过制度构建，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形成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使权力确实在人民的掌控下运行，逐步实现权力由暗箱操作到阳光下运行，由阳光下运行到群众参与，由群众参与到人民掌控下运行的转变。通过制度构建把立法、选举、决策、执行、监督都置于人民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个机制就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设计，只有在这个机制下才能保证权力在人民的掌控下运行。使权力不以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依领导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一个执政党如果始终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决定国家大事，制定政策执行政策，从而实现替民做主代民做主到由民自己做主还政于民的转变，这样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设计就是这一机制的成熟表现形式。民主宪政是三个代表的实现形式，而三个代表是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我们不能自己授予自己代表人民的权力，而只能把权力的运作纳入到机制化、秩序化、程序化之下，由人民授予执政的权力，这个党才有资格代表人民，其权力才带有合法性，才能实现执政宗旨与形式的统一，只有这样才是成熟的政党文化。

2、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形成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塑造民族软实力的根本途径

民族研究范文篇6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民族研究范文篇7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体察少数民族的愿望，热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强调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3］。在党中央和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人民发挥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民族研究范文篇8

一、适应时代主题的大转换，由极性思维向和合思维转变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二、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和人民在邓小平的反复教诲下，在不断收到开放政策结出的硕果的实际教育下，逐步地由封闭思维转向了开放思维。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定势的作用，我们的开放思维仍然是不充分的和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这具体反映在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中缺少深入、全面开放的底蕴：第一，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尽管党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还是不断，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政府行政规则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某种弊端，我们的过渡态的体制与制度还不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我们党过去是“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相应地，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党和政府长期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不是短时期相对的开放格局所能完全扭转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适应入世以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的需要的。第二，制度创新的紧迫感不强。把上述第一个问题背后涉及的各地方掌权者思维方式和工作运作方式上的弊端再深追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的制度错位和缺失状况的扭转缺少紧迫感。世贸组织的规则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应该为我国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搞好制度供给，并在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上下功夫。但现实的状况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与管不好的事，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却很不够。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也存在着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阻滞作用。不管有多大的阻碍，都得加快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入世以后，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是有时限的，由不得我们渐进式地、由易到难地推进。当今的改革，是以外在动力为第一推动力，是以全方位开放来推动的。第三，越是落后地区越封闭。近些年来，盲目上项目，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求得所谓发展与一时致富的事情，多发生在落后地区。

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呢?其一，要树立新发展观。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摒弃。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已经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内。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不断减少贫富差距，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必须使发展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这样才能同全球的进步观念达成共识与同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形成共同的行动。其二，要树立全球意识。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总的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人类共性总的说还是大于各国特色。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前述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要有汉、唐时期那样“雄大魄力”。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党历史上已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全国各地已逐步形成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基层民主促进中上层民主的思路。树立全球意识，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进步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与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要树立环境意识。这方面中国人本有优势，我国传统哲学是强调尊重自然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了“三个文明”的提法，将来，随着我国更好地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应有第四个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生态现代化，即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它要求多生产绿色产品，生产过程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强调环境责任制度和预防环境灾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环境管理是跨国的，甚致是全球性的。树立环境意识，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克服落后的封闭思维，确立开放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转变

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什么?它对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什么要求?在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最大的变化就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讲的，我国已“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在竞争中，谁能率先、谁能独占鳌头，就看其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和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了。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我国不是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在高科技时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当代世界的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在知识的创新性上要求高。所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比任何一个以往时代都强烈。并且，创新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冲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要求后者与之相适应。创新思维方式的反面，是惯性思维方式。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实现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变。

民族研究范文篇9

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文化认同度比较高，均值为4.51分，这也符合我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多民族和谐社会与文化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当问到我国受到外敌入侵时，95.4%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应该奋起抗战，这说明他们在维护中华民族主权时拥有十分积极的态度，愿意主动参与维护祖国主权。在谈到少数民族归属问题时，94.5%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94.3%的少数民族学生十分同意“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这一观点，80.8%的少数民族学生觉得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前程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前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息息相关，18.4%的学生表示不太清楚。根据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以上调查结论表明，我国已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民族实体，少数民族学生拥有良好的主流文化认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主流文化认同方面，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但他们的积极民族文化认同程度确呈现多元走向，整体均值不是太高（M=2.64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拥有比较理性的民族认同，而不是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题1中只有2.4%的学生表示自己一般不参加汉族活动，92.2%的学生表示不同意；题9中只有6.5%的学生表示“当我发现和我一样的少数民族学生和人打架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助少数民族同学。”，29.2%的学生表示说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少数民族的积极民族文化认同是相对理性的；题12中95.7%的学生表示“如果有人问起我的民族身份，我会直接了断地告诉他、她”，这说明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己民族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并对自己的归属感到满意。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能理性看待其民族认同，但消极的民族文化认同情况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对自己民族身份、民族地位、民族语言等认同方面，不是太普遍。题4中2.8%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有时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汉族就好了”；题18中，仅有0.8%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如果能有机会重新选择，他愿意选择当汉族；题19中，2.7%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产生迷茫和失望。对于民族身份能否带来自卑，仅1%的学生表示当他和汉族学生在一起时，自己有自卑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如他们，而问及到如果你成为单位的领导，是否会掩饰自己的民族身份时，也仅有1.1%的学生表示他们会刻意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82.2%的少数民族学生以自己是少数民族为荣，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持肯定积极的态度，只有3.1%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自己会常常怀疑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时还有8.6%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公共场合使用民族语言时，会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在民族行为卷入方面，少数民族学生大多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本民族的各项活动，例如食物的制作，传统节日等，他们也愿意参加本民族的亲友聚会。

二、讨论与启示

（一）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程度极高

具有良好的国家观念，能积极肯定和认同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这是我国多年来多元文化一体格局的最佳诠释，生存在同一环境的不同民族，是特定的区域生活使他们之间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乃至社会组织都会变得互相兼容，甚至变得十分接近。作为这个多元一体的核心，即从华夏族到汉族，在不断壮大的同时，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凝聚作用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在中国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文化即中华文化极高的认同是我国多元文化一体格局的最好显现，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民族地区今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良好的主流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二）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本民族积极认同程度（M=2.64分）明显低于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M=4.51分）

这和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特点有关，居住地区呈现交错分布、大杂居的特点，而且傣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彝族、回族、傈僳族均为云南世居少数民族，长期和汉族杂居在一起，他们生活的村子或者社区是汉族人口比本民族人口多（90.3%），要好的朋友当中也是汉族比本民族多（94.2%），汉语学习时间十年以上的占95.4%，所以，从小深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对部分学生的访谈中，发现他们生活中语言使用多为普通话及当地汉语方言，只有少部分学生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此外，他们表示，上大学以后，他们的民族语水平都有下降，况且，还有极大一部分同学谈到他们的民族语水平时，都表示“只能听懂一些，但是不会说”。如此一来，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语言等都处于一种朦胧不太确定的状态。为此，在问到学生，对于家乡小学的授课模式应该采用以汉语为主，还是民汉双语时，他们都认为应该选择民汉双语的教学模式，这也体现了云南省目前民汉双语教学体制改革中还存在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对民族态度的情况（M=2.56分）也基本和本民族积极认同情况一致，均低于3分。

（三）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本民族消极认同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很普遍（M=1.46分）

民族研究范文篇10

其一、所谓复兴，也就是恢复以前的辉煌。而我们中华民族以前有过什么辉煌？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还是大清的康乾盛世？不错，这几个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比较强盛，百姓也比较富足的时期，在科学和艺术上的发展和进步也的确比其他时期要好一些。但这几个时期更是皇权张扬、人权备受压制的时期，是人民的思想自由被严密控制、被日益剥夺的时期，是整个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的活力被窒息和扼杀的时期。特别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更是一个人民不敢多说一句、多写一字，文网密布，稍有不慎即会因言获罪惨罹文祸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如果要说辉煌，它也只是专制制度的辉煌、皇权的辉煌，这样的时代，确实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者们的天堂，值得他们憧憬和向往，但对老百姓而言，这样的时代只是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虽然略可温饱，但奴隶的地位和命运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的时代有什么值得去留恋？。

现在提出民族复兴，令人怀疑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在内心深处，有复辟专制制度、重回封建时代的潜意识。这样的口号与民主已成世界潮流的当今之世是绝不相宜的。

其二、所谓“复兴”的口号，意味着不是把眼光放在今后、放在未来，而是把眼光放在过去、放在从前，是一种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表现的是一种“先前阔”的阿Q心态。而“振兴中华”的口号表现的则是一种承认落后，又不甘落后，眼光向前的态度。

也许有人会说，西方的文艺复兴不也是把眼光放在过去、放在从前的吗？是的，文艺复兴的确是把眼光放在过去、放在从前的。因为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没有其他先进的社会可做参照，相对于中世纪的停滞和黑暗落后，古希腊和罗马在许多方面反倒要先进和发达得多，学习先进、效法先行是人类很自然的选择，既然同时代没有现成的先进可资效法，那复兴古代的先进和辉煌自然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