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范文10篇

民族问题范文篇1

【摘要题】世界政治

【关键词】东欧/民族矛盾/政治转轨

【正文】

一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与政治转轨的开始

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东欧的争夺和占领，给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政治地图的划定更使少数民族问题凸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交战，民族积怨加深。战后，苏美等国对欧洲的重新安排使得东欧归于苏联麾下，苏东之间、东欧各国主体民族之间、乃至某些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矛盾盘根错节，复杂的民族关系贯穿了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始终。

如果把东欧各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们都是处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从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的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主权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欧各民族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不满，促使其为摆脱苏联控制，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式的政治模式，走上了政治转轨的道路。

东欧因其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自二战结束前，苏联就开始了在控制东欧方面的动作。二战后，伴随着苏美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苏联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监控。1947年9月，苏联发起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和1955年5月，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借助这些组织苏联开始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推行苏联模式，并以其利益规范东欧各国的行动，对东欧国家出现的独立自主倾向，轻则批评、干预，重则武力相对，与东欧各民族的矛盾日渐加深(注：只有保加利亚与苏联自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剧变前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遗患无穷。苏南冲突的爆发使苏联为清除铁托独立倾向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带动作用，加大了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结果更激化了东欧各民族与苏联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民族主义复活的原动力来自于斯大林本身，当时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发起或它同意的对诸如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安娜•波克等犹太族领导人的清洗。”(注：JeffreySimon,TrondGilberg(ed.),SecurityImplicationsofNationalisminEasternEurope,WestviewPress,1986,p.71.)苏联对波匈捷三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他们对苏联的怨恨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最终变为对当权者的反抗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不仅如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东欧国家主体民族间、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纠纷。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二战后，建立南、保、罗和阿联邦以及南阿合并计划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虽无法断言这样的联合一定有利于缓和民族纷争，但其后形成的保苏、南罗和阿尔巴尼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无疑埋下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冲突的祸根；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苏联胁迫匈、波、保、罗、捷各国对南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并在匈、保、阿等国大揪“铁托分子”，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波兰，1968年，苏联联合波、匈、保、民德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强烈抗议，此外，苏联对捷内政的干涉还加剧了捷国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间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为主力的改革派被镇压，斯洛伐克族领袖胡萨克当政，斯族在党政部门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命脉，这使得捷克族深为不满。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在实现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多有进展，但与此同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失误，是导致东欧内部民族矛盾丛生，并使之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在1945年4月捷民族战线政府通过的科息斯纲领中清楚说明，“政府保证新国家将建立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直到1968年有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联邦国家的法律通过，每个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国家的所有行政部门。”(注：MikulasTeichandRoyPorter(ed.),TheNationalQuestioninEuropeinHistoricalContex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p.246.)在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推行的农村规范化政策不仅引起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抵触情绪和大量出走，而且加剧了罗南、罗匈间关系的紧张。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实施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认境内土耳其族的存在，致使土族人怨声载道。在南斯拉夫联邦，“不平衡的地区发展，连同相应的文化分歧，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SecondEdition,RevisedandUpdated,St.Matin''''sPress,1998,p.145.)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更是火上浇油，民族纠纷不断，1967年3月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1968年11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而引发的游行，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总理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1969年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的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1971年11月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骚乱，1981年3月由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发起的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示威和罢工等使得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间的冲突日趋尖锐，科索沃频发的动荡还给南阿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东欧内部的民族矛盾给西方国家干预东欧内政提供了机会。比如，1989年5月，保加利亚警方与其北部的穆斯林发生流血冲突，西方国家借机攻击保政府。8月，保武装部队又与居住在其东南部的穆斯林发生冲突，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谴责保加利亚的浪潮。再如，在罗马尼亚警察和军队与蒂米什瓦拉市的示威者爆发激战后，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欧共体冻结了与罗的长期贸易协定，停止了与罗的一切高级接触，其成员国还纷纷召回了驻罗大使，以示抗议。

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矛盾和东欧内部各民族的纷争再也无法遏制，在一些国家以迅猛之势爆发出来，政治转轨开始了。1988年8月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抓住民众把共产党、社会主义与苏联控制相提并论的心理，借苏联出兵20周年、捷独立70周年和帕拉赫自焚20周年的契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喊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1989年4～5月间，保加利亚土族人聚居区不断爆发示威游行，挑战日夫科夫政权；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匈牙利族神父拉斯洛•托克什因反对齐奥塞斯库的农村规范化计划被驱逐，该市市民发起抗议活动，罗局势迅速恶化，蒂米什瓦拉事件成了罗政局演变的导火线。

与上述三国相比，南斯拉夫联邦境内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克罗地亚族、黑山族以及波黑波什尼克族(注：即穆斯林——作者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引发了政治转轨的同时，更导致了国家解体乃至流血战争，正如《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一书中所写：“虽然南斯拉夫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诸如经济停滞、外债增加、风气衰败、意识形态体系崩溃等问题，但真正导致这个国家解体的原因却是民族冲突。”(注：[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前南地区国家的政治转轨也因而在东欧显得颇为独特。

二政治转轨的展开与民族矛盾的激化

政治转轨开始后，东欧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表现得更尖锐。“如果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正在从全球政治中消失，那么，民族主义便替代了它的位置。……在东欧和苏联，民族主义曾被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加强了的联系所抑制。在西欧，民族间的紧张状态曾被冷战这个更大的问题所遮掩，被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所缓和。而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崩溃将在整个欧洲大陆释放出民族主义的幽灵。”(注：DavidS.Mason,RevolutioninEast-CentralEurope:TheRiseandFalofCommunistandtheColdWar,WestviewPress,1992,p.173.)压抑多年的民族矛盾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在某些国家领导人及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下，在西方国家及其机构的干预下迅速激化，成为“叠加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上的”(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又一重大问题。

“东欧，特别是其南部，是多个民族不可救药地混合在一起的地区，把它们安排进一个单独的实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巴尔干，土耳其人撤走后便不断爆发剧烈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里开始，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互残酷地屠杀。现在这些仇恨再一次表面化了。”(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前南斯拉夫成为民族矛盾最为复杂、民族冲突最为尖锐的东欧国家。

伴随着南联邦的解体，斯洛文尼亚地方部队与南人民军交火；克罗地亚克塞两族间矛盾激化，拥护南联邦统一、反对独立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居民组成克拉伊纳塞族自治区，要求脱离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合并，该自治区继而联合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雷姆塞族自治区及西斯拉沃尼亚塞族自治区建立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克塞两族间激烈冲突，并因支持塞族的南人民军的卷入而愈演愈烈；波黑独立在得到了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支持的同时，遭到塞尔维亚族的坚决反对，后者为此退出波黑议会和政府，相继组建了五个自治区，并把这些自治区合并为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克族也成立了赫尔采格—波斯尼亚克族共和国，波什尼亚族则控制了波黑共和国政府，局势急剧恶化，三族混战旷日持久，惨烈异常，直到1995年年底“波黑和平协议”签署，燃烧了三年多的战火才渐渐熄灭。

然而，前南地区的民族争斗并未结束。1998年2月，南联盟科索沃地区的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间又大动干戈，冲突升级，南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积极介入，并于1999年3月底到6月初对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狂轰滥炸，同时，南联盟内部黑山族与塞尔维亚族的矛盾也在加剧，黑山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南联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2001年2月，马其顿和南联盟签署边界协定，划定了绝大部分边界线，这引起了科索沃阿族极端分子的不满，马与南科索沃交界地区硝烟弥漫，马境内阿族的民族情绪也随之高涨，马其顿这个前南地区惟一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的共和国(注：1991年11月马其顿独立以来，希腊一直反对马其顿使用“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并对马实施经济制裁。1993年4月，马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临时国名加入联合国。1995年马希双方达成了关系正常化的临时协议，经济制裁被取消。2001年2月，马希就马国名问题进行谈判，希腊以给马提供经济援助、对马公民免入境签证、支持马加入欧盟为条件，建议马以“北马其顿”命名。)终未逃脱战争的厄运，《中欧和东欧：转轨的挑战》一书的预言不无道理：“有50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马其顿。这可能赋予争斗以国际性。希腊和保加利亚，在其境内实际上存在着马其顿族，关注马其顿的命运。土耳其已经对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的穆斯林的命运表示了担忧。又一个巴尔干战争的幽灵在这里徘徊。”(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

【正文】engeofTransition,p.35.)

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似乎没有像前南斯拉夫那样充满火药味，但在较为平静的水面下也涌动着民族冲突的暗流，难免有时会波澜骤起。捷克斯洛伐克剧变后，“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坚决地提上了日程，民族主义也是一样。捷克欲快速转向西方式经济，而斯洛伐克更主张国家控制经济部门的所有权并建立福利国家。这反映了两个共和国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斯洛伐克相对落后的状况。在此之上，在语言和历史遗产等文化方面的不同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更为突出。但决定性的事实是，当拥有了自由选举的权利时，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归在了民族主义和社会议程互不兼容的政党旗下。”(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p.147.)两族先是在修改国名问题上激烈争斗，接着斯独立党、民族党等政党和一些民族主义组织举行集会，发表声明，要求斯洛伐克独立，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最终在1992年6月大选后，由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两个执政党——公民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协商，实现了和平分手。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在捷克共和国的308，000斯洛伐克人和在斯洛伐克的59，000捷克人成为少数民族，甚至是外国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BertelsmannFoundationPublishers,1996,p.86.)捷克和斯洛伐克新的民族问题出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划分使得多达1/3的匈牙利族人沦落到外国统治之下，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近200万、斯洛伐克南部约60万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伏伊伏丁那省约40万的匈牙利族人(注：见上书，第63页。)不仅与其所在国主体民族多有冲突，而且因匈牙利对境外匈族人的关注造成了匈与罗、斯、南三国间的隔阂。1990年3月，罗马尼亚的匈族人借纪念匈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142周年之机，打出匈牙利国旗，涂改街道、机关等的罗文名称和罗军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引起罗族人的强烈抗议，两族发生暴力冲突，部分公共设施和匈航空公司驻罗办事处被毁，罗匈两族矛盾激化，罗匈两国也相互指责，匈总统根茨•阿尔巴德甚至亲自为《特兰西瓦尼亚的过去和未来》一书校对，重版了这本强调罗马尼亚境内的特兰西瓦尼亚为匈领土的书，罗匈间的领土争议被重新提起。同样，斯洛伐克匈族人的自治要求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支持，后者不仅呼吁斯洛伐克保证匈族人的政治、文化和语言权利，还在匈斯边界进行了军事演习，再加上在共同修建多瑙河水坝问题上的纠纷，两国间关系趋于冷淡。在南联盟，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匈族与塞族也是尖锐对立，并要求建立自治区，南匈两国矛盾不断加深。

保加利亚的演变加剧了保族与土族的对立。1990年年初，为与日夫科夫的民族同化政策彻底划清界线，保社会党政府决定恢复土耳其族人的穆斯林姓名，保族人对此深为不满，指责政府不顾泛土耳其主义在保的影响，仓促向土族人妥协，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土族人则抨击保族人搞民族沙文主义，并悬挂土耳其国旗，呼吁马上恢复土语学校。双方接二连三地游行和集会，保族工人还进行了罢工，两个民族冲突频发。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的德意志族、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保加利亚的马其顿族和捷克的波兰族等也提出了平等、甚至自治的要求，与本国主体民族时有摩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捷克和波兰间因民族分布分别存在着对多布罗加和西里西亚地区的领土争端，吉普赛人和犹太人问题也在困扰着东欧，尽管它们是否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尚无定论。从一定意义上说，“1989年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崩溃为少数民族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空间。”(注：RayTaras(ed.),NationalIdentitiesandEthnicMinoritiesinEasternEuropeSelectedPapersfromtheFifthWorldCongressofCentralandEastEuropeanStudies,Warsaw,1995,FirstpublishedinGreatBritain1998byMACMILLANPRESSLTD,First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998byST.MARTIN''''SPRESS,INC,p.208.)东欧国家自转轨一开始就羁绊于斑驳复杂的民族矛盾之中。

三民族问题对政治转轨的影响

(一)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出台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东欧各民族间的恩恩怨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影响着各国的政治转轨进程。面对旧政权崩溃后的真空，“新精英不仅想通过把自己定位于民主、市场经济和‘欧洲’，而且打算用民族的概念来填补这种真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10.)民族问题为新出现的政党和政府所关注。

波兰剧变后即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化局和波兰与犹太人关系委员会，以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和睦相处。1997年4月通过的《波兰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波兰共和国应保证属于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波兰公民自由地维护和发展它们自己的语言，维护它们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并发展它们自己的文化。少数民族或种族应有权建立教育和文化机构，旨在保护宗教认同的机构，以及参与与它们文化认同相关的事务的提案。”(注：《波兰共和国宪法》(1997年4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英文版，引自网上资料。)

匈牙利在其1990年8月公布的宪法中特别强调少数民族权利：“在匈牙利共和国居住的少数民族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立国因素。”“匈牙利共和国参与保护少数民族。保证其集体参与公共生活，保护自己的文化，使用母语，传授母语，以自己的语言使用姓名的权利。”“匈牙利共和国的法律保证在国家领土上生活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机构。”“少数民族可以建立地方或全国性自治政府。”“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在其被通过时需要与会代表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注：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4页。以下关于宪法的注释均参见此书。)1993年7月，匈还通过了少数民族法，加强对少数民族的保护。

斯洛伐克宪法第33和34条专门提到了保护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的权利，包括与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一起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用他们的母语传播和接受信息，参加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建立和维护教育与文化机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在官方联系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及参与解决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等权利。

克罗地亚宪法表示：“克罗地亚共和国要建成克罗地亚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和其他民族与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在克罗地亚共和国，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对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员均保障表达民族属性的自由，保障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保障文化自治。”同时要“保护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自己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他们同祖国的联系。”

斯洛文尼亚更为重视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19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61～65条除认定“每个人有权自由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成分，维护和展现本民族的文化，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每个人有权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中，在与国家机关和其他从事公务的机关交往中，依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外，还专门列举了其境内聚居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以及吉普赛人的特殊权利，并于1994年10月颁布了少数民族法。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联盟和马其顿均在其宪法中宣布其公民不论其民族和种族归属一律平等，拥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本民族文化等权利，罗更关注境外罗马尼亚族，保则禁止以种族、人种为基础建立政党。

被捷克共和国沿用的1991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颁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法案”的第24和25条也涉及保护少数民族问题(注：参见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38.)，阿尔巴尼亚则与保加利亚一样禁止以“种族原因”建立政党(注：同上书，第39页。)。

(二)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出现并介入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

如《东欧向民主的转轨》一书中所写：“地区和民族党，在许多多民族国家是个重要的力量，有时它们会使意识形态阵营间的平衡倾斜，就像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党那样。”(注：KlausvonByme,TransitiontoDemocracyinEasternEurope,MacmillanPressLTD,1996,p.139.)主要由土耳其族组成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保1990、1991、1994、1997和2001年的五次议会选举中，始终保持了较稳定的得票率和席位数，因而一度成为左右翼力量间的砝码。“在1991～1994年间，‘运动’成为仅由三党构成的保加利亚议会的决定性因素。”(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45.)1991年10月选举后，它联合民主力量联盟一起把社会党赶下了台，1992年9月它撤回了对民盟的支持，同社会党联合行动，弹劾身为民盟成员的议长，否决对政府的信任案，致使民盟政府辞职，继而在民盟和社会党组阁失败后，得以掌握组阁大权。2001年大选后，作为议会第四大党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与大获全胜的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达成协议，入主联合政府。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南联盟的匈族政党在各自国内也较有影响。罗的匈牙利族民主联盟在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中得到了7.23%的选票和29个议席，两年后的第二次大选，其得票率上升为7.46%，在议席由396减至341的众议院中占据了27个席位，1996年选举后得以进入政府，对罗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有所加深。斯洛伐克的匈族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在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和民族议会选举中，共处党联合匈牙利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在联邦议会两院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分别得到12和14席，在公众反暴力组织的旗帜下参选的独立匈牙利行动分别得到了4席和6席；其后，独立匈牙利运动重组为匈牙利公民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分裂出了匈牙利人民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共处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和人民党组成选举联盟，以共处党的名义参选，保住了其在联邦议会12席和斯民族议会14席的席位，公民党则未能进入联邦和民族议会；直到1994年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选举，共处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和公民党才成功地组成了统一的匈牙利族政党联盟，以10.18%的得票率赢得17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三大政治力量；1998年选举后，匈族联盟入主联合政府，开始在斯洛伐克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南联盟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民主同盟在1990、1992和1993年三次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中相继以2.75%、3.17%和2.72%的得票率在250个席位中得到8、9和5席，(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66。其他有关选举的数字均参见本文附录。)并在1992年12月和1996年11月产生的联盟公民院中，占了3个议席。

较之罗、斯、南三国的匈族政党，罗、波、匈三国的德意志族组织的力量要薄弱得多。罗的德意志族民主论坛在1990年大选中在众议院只夺得了1个席位，在参议院则是空手而归，1992年选举也未见起色；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党在众议院历次选举中所占议席呈下降趋势，1991年为7个(注：同上书，第71页。)，1993年为4个，1997和2001年均为2个；匈牙利的德意志人联盟更为弱小，以至于无法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只能在地方选举中分得一杯羹。

吉普赛人在东欧一般还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只在罗马尼亚和马其顿有自己的政党和组织。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组织在1990年选举中获得一个众议院席位，马其顿的吉普赛人彻底解放党则在议会中一直保有一个席位(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88.)。此外，马其顿的阿族政党——民主繁荣党、斯洛文尼亚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组织、克罗地亚代表塞族的党等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本国的政治转轨进程。

(三)民族间的尖锐对立阻碍政治转轨进程

尽管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但是，在某些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民族间的对立、乃至兵戎相见仍不时阻碍、甚或打断政治转轨进程，这在前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斯洛文尼亚的武装冲突在欧共体的调解下只进行了三天便告结束，而克罗地亚的内战打了九个月，波黑的战事则持续了三年多，科索沃危机的升级更使南联盟遭受了北约极为残暴的空中打击，北约的数千枚导弹和两万多吨炸弹严重破坏了南的工厂、医院、交通和电讯等设施，难民人数激增。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孤立的国际环境，面对西方支持的反对党频繁活动和海牙国际法庭的威胁，米洛舍维奇在极力抵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的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对军队、警察部队、经济命脉、乃至文化教育和新闻媒体的控制。西方所认定的南联盟在政治转轨方面的落后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政治转轨进程受挫。

同时，塞尔维亚和黑山在科索沃问题上相互指责。黑山坚持中立，避免了北约的大规模轰炸和西方的各种制裁，它还通过了与南联盟或塞尔维亚的公民权相区别的公民权利法，实行德国马克和南斯拉夫第纳尔并行的双重货币制，独立倾向日益加重。2002年3月，在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斡旋下，塞尔维亚和黑山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宣称新国家将以“塞尔维亚及黑山”为名，给予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允诺其在三年后有权寻求更改共和国地位，南斯拉夫联盟又一次面临解体的威胁。

2001年年初，战火烧到了马其顿——一个曾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驻守下免遭战乱之苦的前南共和国。马安全部队与阿族“民族解放军”半年多的战斗激化了马国内马阿两族间的矛盾，阿族组织反政府游行，支持“民族解放军”，并在民主繁荣党之外，又组织了新党——民族，提出建立“马阿联盟共和国”的主张，马政局动荡。为缓解危机，2001年5月，在马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联盟的提议下，包括阿族政党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但马阿两族的对话仍十分艰难。阿族政党要求马当局停止对阿族“民族解放军”的进攻，修改宪法，改变阿族的少数民族地位，加强阿族在参政、议政及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把阿族升格马“主体民族”，马族政党则坚持要将“马其顿人”写入宪法前言。在西方的敦促和斡旋下，马议会于9月通过了宪法修正草案，将宪法前言中“马其顿共和国是马其顿人的国家”一句修改为“马其顿共和国公民，包括马其顿人以及在马境内生活的其他民族，如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等，均负有法定责任”(注：新华社地位那2001年10月26日电。)，宪法修正案的审议并通过指日可待。可以说，在前南斯拉夫联邦中，除冲突迅速被平息的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轨得以进行外，克罗地亚、波黑的政治转轨刚一开始，就被战争打断，南联盟更是纠缠于前南地区形形色色的民族纠纷，政治转轨才刚刚起步，而马其顿则因阿族极端势力的介入导致了政局动荡，政府换马和宪法的修改。

与前南地区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矛盾虽也引起了国家结构形式的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在和平中进行的，因此未造成其政治转轨进程的中断。其后，捷克共和国的民族成分变得较为简单，没有因民族分歧影响到政治转轨的推进。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族与斯洛伐克族的关系却很紧张，有时直接干扰转轨进程，如，1995年11月，斯通过语言法，把斯洛伐克语作为斯惟一的官方语言，引起了匈族的抗议和匈牙利的反对，导致国内政局动荡，而“如果民主制的巩固也能够被理解为社会上所有重要团体都需要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利益的话”(注：KarenDawishaandBruceParrott(ed.),TheConsolidationofDemocracyinEast-Central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234.)，斯洛伐克的做法则显然是有悖于所谓“民主制”原则的。

民族问题范文篇2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

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

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民族问题范文篇3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民族问题范文篇4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革命和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从根本上说，民族工作的宗旨和追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要求完全一致。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要高扬“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为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贡献。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打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要素中，经济是首要因素。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经济落后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落后。当前，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一些群众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民族地区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以及、艾滋病问题等等，都与贫困问题相联系。有贫困就不可能有和谐，有贫困就不可能有稳定。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但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真加以解决。切实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的位置上来。加大感情投入、政策投入、人才投入、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中，加快每一个民族的自身发展，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从根本上维护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得到各民族衷心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这一制度绝不是权宜之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既不能因为现在民族关系总体比较和谐，就否定这项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贯彻落实这项制度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怀疑这项制度的科学性。任何怀疑甚至否定这项制度的行为都是危险和错误的。“”中是有过深刻的教训。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要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国家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责任和义务，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明确监督主体，完善监督机制，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挥应有作用。

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和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民族文化体现着民族的心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国之大，不仅在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还在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是维系中国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坚强纽带。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努力形成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存共荣的生动局面。

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文化问题十分敏感。每个民族都十分珍视自己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首先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民族文化，前提是正确认识民族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要继承、保护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民族的文化正受到巨大的冲击，许多文化现象正在消失。要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大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要正确处理继承、改革、发展的关系，让现代化内容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让民族文化再现时代特征。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紧密相关。少数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不断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通过振兴、繁荣民族文化，最大限度发挥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各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切实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是分属不同民族的。如果搞不好民族团结，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当前，我国民族关系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由各种因素引起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摩擦和纠纷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认真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教育汉族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继续深入开展“三个离不开”和“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宣传教育。要根据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新特点，建立和完善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要紧密结合各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继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一步打牢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干部保障。

民族问题范文篇5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革命和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从根本上说，民族工作的宗旨和追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要求完全一致。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要高扬“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为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贡献。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打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要素中，经济是首要因素。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经济落后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落后。当前，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一些群众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民族地区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以及、艾滋病问题等等，都与贫困问题相联系。有贫困就不可能有和谐，有贫困就不可能有稳定。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但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真加以解决。切实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的位置上来。加大感情投入、政策投入、人才投入、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中，加快每一个民族的自身发展，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从根本上维护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得到各民族衷心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这一制度绝不是权宜之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既不能因为现在民族关系总体比较和谐，就否定这项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贯彻落实这项制度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怀疑这项制度的科学性。任何怀疑甚至否定这项制度的行为都是危险和错误的。“”中是有过深刻的教训。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要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国家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责任和义务，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明确监督主体，完善监督机制，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挥应有作用。

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和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民族文化体现着民族的心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国之大，不仅在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还在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是维系中国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坚强纽带。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努力形成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存共荣的生动局面。

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文化问题十分敏感。每个民族都十分珍视自己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首先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民族文化，前提是正确认识民族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要继承、保护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民族的文化正受到巨大的冲击，许多文化现象正在消失。要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大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要正确处理继承、改革、发展的关系，让现代化内容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让民族文化再现时代特征。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紧密相关。少数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不断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通过振兴、繁荣民族文化，最大限度发挥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各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切实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是分属不同民族的。如果搞不好民族团结，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当前，我国民族关系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由各种因素引起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摩擦和纠纷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认真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教育汉族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继续深入开展“三个离不开”和“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宣传教育。要根据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新特点，建立和完善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要紧密结合各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继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一步打牢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干部保障。

民族问题范文篇6

【正文】

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民族团结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世界发展变化的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实力、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反对“三股势力”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三股势力”，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三股势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第三，放眼世界。始终以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与结论；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问题范文篇7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目前，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分析世界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三股势力”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三股势力”，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三股势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规律，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第三，放眼世界。始终以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与结论；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问题范文篇8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目前，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分析世界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三股势力”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三股势力”，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三股势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规律，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第三，放眼世界。始终以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与结论；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问题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又不断与时俱进。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国内外处理民族问题经验教训，从12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当代的新发展，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当代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七要素”引入民族概念。

正确认识、科学阐述民族的内涵，是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关于民族的概念都是沿用斯大林的“四要素”说，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但斯大林的定义主要是根据当时苏联各民族的情况，主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情况。

“这一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像我国这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和民族交往历史的国家的民族界定，也不完全适用于像美国那样新兴的移民国家的民族界定。”[1]因此，这个定义在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给予了新的诠释，明确提出了“七要素说”，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10-11。对民族概念的新阐述，不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把历史渊源、宗教等作为一些民族形成和构成的因素，进一步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民族概念既符合民族共同体的一般发展规律，又符合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发展规律，这是对民族概念的新认识和新突破。

二、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民族问题。

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民族理论界对民族问题的内涵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形成了见解不一的多家争鸣格局。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也由于对民族问题内涵认识方面的偏颇，我们党曾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加之其他因素，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过程中不能把民族问题正确定位，使我国民族工作进程曲折和严重失误。

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2]。

根据这个论述，民族问题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这个关于民族问题的定义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一次肯定这一观点。

“民族问题的根本，说到底是发展问题。离开发展，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答案。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在以往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曲折和失误，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现在搞清楚了，就为正确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3]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突出和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社会的发展。因此，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抓住历史的机遇，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赶上先进的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揭示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强调民族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

关于民族问题的特性，重点强调了“三性”。他在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2]240他多次强调：

“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4]。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肯定了“三性”，并进一步指出，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同时，在事关国家主权问题上，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总之，“民族、宗教无小事”，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解决好民族问题无论是对多民族国家，还是对由多民族组成的世界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些新阐述和新概括，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宝库。

四、概括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上，进一步指出，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民族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

1982年，党章和宪法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明确表述为“平等、团结、互助”后，党和国家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学术研究的成果，一般都使用这一提法。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理论界对这一表述提出了几种补充意见，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83年4月，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补充“合作”的观点。1985年10月，第三届全国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加上“竞争”的观点，随后又有人提出“共同繁荣”的内容，认为随着党中央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执行，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这就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此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的文件中、国家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对有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表述，除了平等、团结、互助以外又提到“友爱”，而且对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的排列和表述顺序也不同[5]。

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新提法。这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和完善阶段。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中加入‘和谐’的要素，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目标出发，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是新的理论突破，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使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的内容更加完善、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5][论文网]

五、提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主张。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主张。这一观点源于“两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两个离不开”

是党中央1981年在讨论和解决新疆民族关系问题时正式提出来的。1981年10月，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进一步概括指出：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两个离不开”思想由于符合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很快为全国各族干部群众所接受和拥护。1981年7月，中央转发的《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指出：“在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一定要非常慎重。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6]

1990年9月，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指出：

“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6]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各民族之间要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携手奋斗。

在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会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和巩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观念深入人心，民族地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7]。

关于新形势下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党始终认为，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党始终注重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识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中的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使出现一些乱子，也始终立足于信任、争取和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对于破坏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突发性事件，及时采取措施，将其消弭在萌芽状态，而对于各民族中的违法犯罪分子，尤其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坚决依法予以打击。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利益和文化习俗方面出现的问题，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曾多次发出通知和规定，要求商业和宣传等部门注意民族政策，严禁有损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行为发生。国务院、国家民委和各级地方民族团结表彰活动对民族团结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六、明确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最早的表述是2003年3月4日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接见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少数民族界委员时的谈话。他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更好地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需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8]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阐述了这个主题的具体含义和这个主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商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具有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具建设基础。抓住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9]

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进一步加大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力度，其中否定、攻击、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思潮和活动日益猖獗。与此同时，在我国学术领域内，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出现了不同声音。

有鉴于此，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全面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经验基础上，肯定和重申了我们党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三个不容”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坚定立场。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是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他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强调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此外，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方面，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重要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总结提升的与时俱进的认识。

总之，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逐渐探索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就与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正确认识是分不开。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1.

[2]国家民委政研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250.

[3]李德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J].中国民族，2002,（7）：4.

[4]中共中央统战部。“三个代表”与统一战线[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38-39.

[5]金炳镐。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下）[DB/OL].中国机构网，2009-03-10..

[6]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49.

[7]。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N].人民日报，2004-10-23.

民族问题范文篇10

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

如何科学判断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直接关系我们党怎样正确认识、妥善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因而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错误地认为：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基本消灭，各族人民已经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我国民族问题的实质依然是阶级问题。这不仅混淆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界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的基本原理。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在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下，人们严重混淆了民族关系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民族关系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民族工作领域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果断摈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实现了我们党在民族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依据。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就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民族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性质的科学判断，意义重大。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就是从彻底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观点开始的；新时期民族工作重点的转移，也是从彻底否定这一错误观点开始的。

明确提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制定一切民族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我国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同志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这些精辟论述，为民族工作确立了衡量得失、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他还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地把加快民族自治地区发展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一项重要原则。

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指明了前进方向。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十分迫切。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根据“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东部地区率先实现了加快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99年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民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针对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匮乏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他强调，要根据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努力发展文化事业，“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明确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针对“”期间民族区域自治遭到破坏、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在新疆视察工作时强调：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下，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固定下来。邓小平同志强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把民族区域自治上升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高度，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1981年，他在新疆视察工作时进一步强调：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新疆的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要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在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主张向民族地区选派一部分能够真正帮助少数民族的汉族干部。他指出：“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这些精辟论述，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明了方向。

明确强调必须不断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西藏工作时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1990年，他又强调：“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真正”的民族平等，含义在于不仅要帮助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而且要使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得到改善和提高，这样才能为民族团结奠定坚实的基础。

民族分裂活动是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最大危险，是影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他指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搞好民族团结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搞好民族团结，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消除民族隔阂。二是抛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

明确强调全党必须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强调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很长的历史，民族问题在中国的存在也有很长的历史。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低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早在1950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民族问题非常复杂，解决好民族问题，必须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要做长期的工作”；要“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进一步强调：民族工作确有很多问题要提起注意。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为我们正确观察、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