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范文10篇

民族理论范文篇1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突厥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维吾尔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及其思想家、理论家们，是用他们自己民族的审美尺度来阐释他们的文艺观，他们几乎对古代各类文学艺术都有全面、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表述。在文学中，不仅有他们的诗学。这是十分丰富的；而且有他们的故事学、小说学；特别是近现代，他们通过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评点，发表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和戏剧，都有他们特殊的理论建树。我们十分高兴地读到藏族著作家第巴·桑结嘉措的藏文书法论、尊巴·崔称仁青和工珠·云丹嘉措的工艺论、满族画家高秉的指头画说，以及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等。这些论述，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史上，即在中华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足令人震聋发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还十分重视对作家、艺术家即创作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接受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文艺审美效应的研究。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开创了现代接受理论的先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如彝族诗文论，是自成体系的民族化的文艺理论，有属于本民族自己的话语系统。诗律方面的声、韵、押、扣、连、对、段、偶、字、句等，不能用汉族的诗论观去简单的对应这些概念；文方面的主、题、体、骨、肉、风、彩、神、色、景、立、惊等，也有其特殊的概念，也不能作日常习惯用语去理解。就拿“主”、“题”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主”是指作为内容主体的客观对象，“题”是指因主体对象而生发出来的感情、意向、行为及其情节、细节等。在藏族文艺学中，最高的审美范畴是“味”，而“味“的涵义，最本质的规定，是生命意识的感性体验。理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切不可望文生意或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术语牵强附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体系和传统，其发展转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文艺创作实践的理性总结，而且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

四

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亦然。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整一性。中华文艺理论也具有多元整一性，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彼此文化长期的影响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华文艺理论特色。如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言志抒情之说，为国为民之论，感兴讽渝之旨，妙悟神韵之趣，不仅为汉民族所遵循，也通过少数民族中深谙汉学的知识分子在本民族中的传播，为各族人民所接受。

另一方面，就各个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乃至表现在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上，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统一中的多样性。本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若按历史形态发展顺序排列起来，大致可以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中国西南的独龙、怒、佰、傈僳、布朗、景颇、基诺、德昂、珞巴等民族地区，东北的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地区，以及海南、福建、台湾的黎、畲、高山等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以狩猎和刀耕文化为特色，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以农耕文化为主，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占有突出地位；而藏、傣、哈尼、维吾尔等民族地区，曾实行以领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回、蒙古、苗、壮、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则比较发达。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形成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民族特性的基础原因。我们看到，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愈是接近的各民族，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所表现出的共性就愈多；反之，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差别愈大，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就愈鲜明。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直接制约着各民族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表现。所谓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制度、道德习尚、宗教信仰、风情习俗，以及该民族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植根于其中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倾向也有了不同的选择和走向，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异彩纷呈，正是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丰富性的表现。

但是，与汉族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又有其少数民族共性。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主要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了中原文化族体；少数民族几乎都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周边地区，从东北延伸至华北至西北，再转向西南；海南、华南，直至台湾、福建，形成了一个“C”形周边族体分布带。这是地理分布带，也是族体文化分布带。中原族体文化分布和“C’形周边族体文化分布，可以称作中心圆形文化带和周边弧形文化带。产生于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有着与汉民族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特色，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关于文化内涵。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处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也深刻地积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制约，突出表现为神秘性。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转型期，原始宗教信仰和初期阶级宗教信仰渗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以神秘主义为精魂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他少数民族虽已进入农业时代和阶级社会，但是，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统治的历史过程，神秘主义依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成为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这些都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性，不仅表现在表达形态上，或是以宗教经典或经文出现，或是在宗教仪式上假神灵或圣明之言，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观念上，无论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功能、艺术特征、艺术灵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于神秘旨意，以强调其神圣性和无可辩驳性。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的神秘性，丝毫不否认其科学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宗教与艺术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宗教与艺术都是寻找形式、创造形式、指向形式的，因而都具有感性形象形态；宗教与艺术都是创造者主体的自我价值表现，因而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渲泄性；宗教与艺术在其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又都具有迷狂性和灵感性特征。形象、表现与迷狂是宗教与艺术的共同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是在神秘包裹中的艺术科学和审美学。

第二，关于人性精神。中国汉族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传统，由于受到儒家学派的深刻影响，虽然也关心人，也谈人性，但是，所谈论和关心的人，往往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的人；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往往在理性、道德和政治功利中消失，留下的是没有感情、毫无血肉的关于“人的公式”。而在汉族的文艺创作传统实绩中，似乎并不恪守“人的公式”，呈现给人们的是活生生的人性的世界。魏晋时期，是中国个性感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在魏晋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表现出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个性心灵的苏醒和生命本质的张扬。魏晋的理论思想传统。在“克己复礼”、“不知悦生”占主导思潮的中原文化环境中并未得到贯彻始终；倒是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生殖带上表现出高扬之热，贯通古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与其所形成的创作实迹的基础相统一，具有对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性的挚着追求和强烈呼唤。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论著中看到。他们有着关于文学艺术即人性表现的传统主张，把人性自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因而把活生生的具有生命本体的感性的人看作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对象。元好问继承自魏晋开创的文学艺术乃个性意识张扬、个人生命价值表现的实践与理论传统，倡导诗乃“传心”之说；直至李贽提出“童心”说，可以看作是系统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人本主义；待到曹雪芹，一把辛酸泪，铸成红楼梦，尽情地表现出自由的人类本性。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创造中，也随时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界，在他们的理论思维和审美心理中，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乌兽虫鱼，一句话，我们称之为身外的自然万物都被包括到人类主体的感性的生命本体中，浪漫精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的主题，这种浪漫精神，正是以人性的强烈表现为内在根据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在想象的自由领域对美的热切渴求，似乎醉心于怪异的、遥远的、奇迹般的、幻想的目标，表现出一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而实际上正是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而为一。藏族在中华各民族中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最高尺度来塑艺术形象的。早在八世纪修建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塑造度母象时。就请了几位贵族女性作活体模特儿。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众多的佛教寺院建筑如白居寺等，其体量均合于人体比例，藏式佛塔也依人体比例造型，西藏的神佛造像也以人的尺度为造像原则，并洋溢着世俗的情感、情态和情趣。藏族的艺术论(画论、造象论、舞论、剧论、诗论等)就是对艺术表现人性精神理论概括。宗教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曾占有主导地位，但宗教始终也未能扼杀人性精神。

第三，关于文艺功能。文艺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但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理论思想，对文艺的真、善、美的功能效应，有着不同的强调、侧重和理解。儒家文艺观，在注意到文艺真善美的综合功能的同时，更强调文艺的扬善惩恶的功能和教化功能，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文艺社会功利观。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的功能问题，虽然也强调文艺的真善美的综合功能效应，但更注重和强调文艺的乐生功能和表现功能，强调文艺的审美效应。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十分注意区别历史和文艺的不同，他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指出：“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象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这样写：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想象，就可作文章。可以有假想，夸饰也不妨。”在这里，他谈论的是文艺创作的特性和艺术真实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文艺的乐生功能与表现功能的问题。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他就直言强调诗歌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效应，他说：“诗歌作用大，诗歌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帐。”或者成为“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举奢哲的文艺功能说，可以代表中国少数民族具有普遍性的文艺功能观。特别在民间文艺论述中，几乎普遍强调文艺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功能。珞巴族说：“酒醉歌儿多”，“越唱越快活”。“歌儿唱不完，歌伴我生活。”“歌儿代代传，铭记苦和乐。”怒族说，当人们“生活十分寂苦凄凉”的时候。音乐和舞蹈可以“排解寂寞，抒发情怀”，“以饱耳福”，“享受欢乐”。侗族说：“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吆!”而舞蹈的目的是“手拉手呀来寻求娱乐，消除长夜莫让它漫漫。”哈尼族说，唱歌、跳舞、讲故事是为了了解除心中的苦闷、寻求生活的快乐，因而歌、舞和故事是生活中绽开的“金色的花”。畲族把人类的特质生产和娱乐生产作了明确划分，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歌言本是闲人造。”含有游戏说的意味，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乐生”：“生得喉咙要唱歌，苦头苦脸日子难过；无衣无食歌当饭，胜过老爷吃燕窝。”独龙族则把音乐和舞蹈看作即能娱神，同时也能娱人，具有娱人娱神相统一的功能。实际上娱神还是为了娱人。独龙族关于文艺“娱神娱人”的功能观在少数民族中具有普遍性。在这些十分朴实的言语中，表达了极富理论深意的文艺和审美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少数民族倍受欺压和凌戮，使他们有着一种民族内聚、团结和自强的热烈渴望，因而对文艺可以发挥团结民族、统一意志的作用，在少数民族文艺功能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民族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全球化；多元化；民族文化；民族影视艺术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与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传播界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全球被村庄化，人类被世界化，大众传播媒介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面临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进程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发展究竟应当“一元”还是“多元”？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等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与全球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所谓整体化，是指全球作为同一个整体而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强；所谓互联化，是指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关性；所谓依存化，是指国际合作与协调，对话与协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趋同，更不能将其想象为一种“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对于文化来讲，更要看到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又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文化呈现各异的形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或曰阶段性）。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显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态势。

世纪之交，在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出现了文化本土化与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与文化一元化的激烈争论，后殖民理论批评也显得越来越活跃。后殖民理论可以说就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它与后现论相呼应，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日益处于全球化语境的条件下，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一系列新课题。关于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二战以后正式出现，其理论成熟的标示性著作首推原籍巴勒斯坦，后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之后，又有许多其他学者相继与著作，着重分析了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揭露了文化殖民主义的内蕴及历史走向。尤其是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失势之后，后殖民主义更是异军突起，越来越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特别是四位国际知名学者相继加盟后殖民主义批评，他们是：法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德里达、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英国著名学者伊格尔顿、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从而使得后殖民主义批评成为西方文坛90年代的一种显学。后殖民主义批评往往直接批判帝国主义和欧洲文化中心论，例如赛义德认为，所谓“东方主义”其实是从欧洲文化中心论看待东方，实质上是西方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编造的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略，背后支撑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用这种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东方，必然带来许多关于东方文化的误会和歪曲。西方向东方推行自己的“东方主义”，本质上就是推行一种殖民文化观念。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依靠武力对弱势国家进行侵略的话，后殖民主义则是依靠文化侵略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的意见。例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出版于80年代中期，该书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由于汤林森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使他否认了利奥塔德和杰姆逊等人的后现代媒介批判理论，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只是中性的、平等的传播，而不是强加意识形态于第三世界。在此基础上，汤林森也不同意文化帝国主义是某种原来的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侵略”的说法，而宁愿采用“影响”这一概念，他还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当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文化）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从而否定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单方面强调其同一性和全球性。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美国后现代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国家和民族并没有消亡，因此，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个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杰姆逊指出，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处于非中心地位，而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

确实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主权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防止文化保守主义，积极参与到世界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当中去；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既接纳现代性又保持民族性的文化整合，既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又维护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

二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语境下，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中，影视无疑具有最广大的观众群和覆盖面。“毫无疑问，国际间的交流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交流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国际传播，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其中对传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是通过天空直接传播的媒介，即广播和电视。……同时，作为以视觉图像传递的媒介，电视传播又受到国际电影交流的影响，并在记录媒介的交流中，吸取了国际间电影交流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国际间音像特别是影视交流的新领域。”(2)

由于电影电视的画面具有直观可视性，逼真活动的人物影像可以通过形体语言、行为动作的全人类性建立共同的理解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对文字的依赖，以及广播对语言的依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电影电视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更加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尤其是由于影视艺术自身特有的强大魅力，决定了影视艺术仍然是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加上高新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巨大变化，更是使得电影电视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自身的艺术魅力和传播能力。随着传播手段的日益先进，电影电视跨国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电影电视的国际交流，不但为影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国际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迅速为全人类所共享，影视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信息、表达情感、传播文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架起国际文化交往的桥梁的作用，增进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但是，犹如一把双刃剑，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少数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凭借诸多优势实际控制着国际传播与世界影视市场，使得影视传播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而仅仅只是一种单向的跨国传播，使得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存在着不平等与不合理的格局。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影视市场处于霸主地位，一是因为拥有雄厚的资本，二是因为拥有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制作手法，以及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三是因为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市场经验。美国好莱坞电影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强大的推销能力，在20世纪始终保持着世界电影市场霸主的地位，尤其是近十年来这种势头更是有增无减，一部《泰坦尼克号》耗资2亿多美元，却在全球赚取了18.25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截止至1998年12月），以及近18亿美元的其他收入，其中大部分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甚至一部片长90分钟，投资4500万美元的卡通片《狮子王》，也为迪斯尼公司在世界各国赚取了9亿多美元的高额回报。好莱坞电影不但大举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影视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美国的电影片和电视片甚至还占据了欧洲主要的文化市场。资料显示，早在1993年美国影视产品就已经成为美国出口欧共体各国的第二大出口商品，销售额相当于同年度欧共体国家出口到美国影视产品的12倍，这种极不平等的文化贸易，引起了欧共体国家极大的忧虑与不满。特别是在法国，一些知识分子竟然提出了“50年后欧洲作为一种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又如加拿大，由于与美国毗邻的原因，美国文化几乎无孔不入，对加拿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加拿大的大部分电影院线被美国资本所控制，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也都是好莱坞影片。电视业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无力应对美国电视节目的大举入侵，使得加拿大娱乐市场的美国化倾向日益严重。虽然加拿大政府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和优惠政策扶持本国影视产业，但结果仍然是收效甚微，难以抵御美国文化产品的长驱直入。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影视业举步维艰的处境可想而知。中国大陆1999年电影市场下滑幅度达到50%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影院亏损，尽管国家目前每年只允许进口十部外国大片（主要是好莱坞影片），但这十部影片的票房收入却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一半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起来捍卫自身的利益，维持本民族的文化，要求打破国际传播中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认为应当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尽快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许多学者更是在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当跨国传播使外来文化不断涌现到人们面前时，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将受到严峻的考验。是福星高照，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还是祸从天降，破坏优秀的文化传统。”(3)

尤其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影视媒体跨国传播显然已经成为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影视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速度也在日益加快。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必将对于两岸三地的影视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用最现代的语言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如何应对WTO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如何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影视行业激烈竞争之中？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影视业在世界影视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这些问题已经不只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除了在观念和措施等诸多方面均应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入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影视艺术作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并且为世界各国广大观众所接受。

毫无疑问，我们民族影视艺术自身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正因为如此，中国影视艺术能否在世界上占有它应当具有的地位，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创作出经得起世界性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为各国观众所接受的影视作品。这一论点，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电影艺术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从根本上讲，影视艺术的民族性就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一方面，影视艺术越具有民族性也才越具有国际性，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影视艺术民族性的沃土；另一方面，影视艺术更需要对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运用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照与超越则是影视艺术时代性的需要。显然，这种继承性与超越性，正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深层内蕴。

2000年4月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21世纪华语电影在跨国传播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此次会议上，我宣读了自己的论文，题目是《传播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本论文的部分已发表在《电影艺术》2001年1期），我这篇论文写作的灵感，来自于香港《亚洲周刊》的一则消息，这条消息讲到，世纪之交，香港《亚洲周刊》举行了评选“20世纪中文电影100强”的活动，其评选结果令人深思：近百年来华语电影拍摄了上万部。但是，这次评选出来的百部优秀影片中，80年代的影片竟然占据了1／3，而且中文电影也是在8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受国际瞩目，两岸三地均有影片相继在全世界各个重要国际电影节上获奖，90年代港台一些著名导演和演员甚至被好莱坞重金聘请，真正参与到国际电影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80年代堪称中国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真正开始走向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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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就是需要通过现代创新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成功的经验，我们不但可以从上述列举的80年代前后两岸三地电影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还可以从90年代李安、吴宇森等一批成功地进军好莱坞的著名华人导演那里找到例证。甚至还可以从其他艺术门类享誉世界的著名华人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诸如绘画艺术中，善于运用最具有现代创新意识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云南画派”代表人物丁绍光，以及善于将东西方文化有机融汇在一起的旅法著名画家赵无极，还有善于运用现代建筑语言来体现东方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建筑艺术大师贝聿铭，以及音乐界将古代编钟与现代音乐语汇有机结合并运用到香港回归音乐会的著名音乐家谭盾等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难以尽述。但是，从总体上讲，五千年中华文化所形成的文化范式，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范式，从而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明确的区别。《中华文化史》指出：“社会结构的宗法特征，导致中华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4)“伦理”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中西伦理观的差异，甚至成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之一。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性，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讲：“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人们清楚地揭示出来了。”(5)

在世纪之交，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东西方文化冲撞加剧的情况下，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影视艺术家们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主题，拍出了许多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其中，被誉为台湾新生代最重要导演之一的李安，连续拍摄了《推手》（1991）、《喜宴》（1993）和《饮食男女》（1994）组成的“家庭伦理三部曲”。许多评论都指出，李安电影作为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在其影片中深深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李安电影擅长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表现家庭伦理道德问题，他的影片《推手》是借中国太极拳的推手，以及退休拳师坎坷的黄昏恋，来探讨人际关系的平衡问题；《饮食男女》则是以退休名厨朱师傅同三个女儿和女邻居之间的微妙关系，巧妙地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恋父情结”与东方传统人伦关系交错在一起；特别是《喜宴》，更是将东方式的家庭亲情与西方式的同性恋现象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与冲突，最后达到宽容与和解，表现了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的“父权”的屈服与让步。李安电影一方面有意识地表现太极推手、中国书法、烹饪艺术等中华文化奇观，这些富于东方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无疑成为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李安这几部影片所表现的核心问题几乎都是“家庭”问题或伦理问题，通过“家庭”与伦理问题来反映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渗透与和解。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李安电影在题材取向上无疑适应了当代东西方观念的需要，使得他的影片既能在台湾本土稳居商业主流电影行列，又能适应西方国家电影市场的需要，具有较高的票房。特别是李安擅长于通过娴熟的电影语言将温情和幽默共融于戏剧化的情境之中，将戏剧性情节放置到影片构架的重要支点，再辅之以平实的叙事风格和熟练的电影技巧，使他的影片既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又有成功的商业价值。

四民族影视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21世纪中华民族影视艺术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与国际主流传播市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20世纪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是，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仅仅只是进入了国际艺术电影竞争行列，尚未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

影的竞争市场。电视艺术方面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中国大陆电视以商业方式进军国际电视节目市场，实际上仅仅只有几年时间，尤其是“与国际市场的要求相比，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电视与国际市场大面积接轨还需要相当时日，多数电视从业人员还缺乏对国际电视节目市场的了解，还不习惯以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制作节目……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进程，影响到中国电视的国际存在和国际地位。”(6)这就是说，必须处理好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显然，中华民族影视艺术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影视市场，关键还在于能否运用国际化制作方式，创作出让西方观众也能够读懂与接受的影视作品。事实上，李安电影也有一个调整过程，他的“家庭伦理三部曲”中，《推手》在美国的票房并不理想，而后来的《喜宴》则吸取了教训，从决定投拍之时起，作为投资方的美国“好机器电影公司”总裁夏慕斯便积极参与到原剧本的加工和修改之中，较多地考虑了西方国家观众的理解与接受问题，并且增强了商业层面的考虑，通过商业娱乐的包装来表现浓厚的东方文化蕴味，从而使

《喜宴》在海内外均取得了可观的商业成就。

另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就是被誉为2001年初最大娱乐新闻的李安的《卧虎藏龙》。当几个月前，李安携这部影片来北京做宣传时，放映之后效果一般，票房更是很不理想；而这部影片在美国放映时却一直高居全美票房前十位之列，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并且于今年初站到了金球奖的领奖台上。而且更加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批评者与赞扬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部片子是否很中国化、很东方化，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者以中国人居多，认为这部影片实在很一般；赞扬者以西方人居多，认为这部片子拍得很有中国情调。这种十分矛盾的现象，正好说明李安对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一样熟悉和了解，再加上他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能以西方人所能读懂与接受的方式讲述一个东方悲情武侠故事，并且让西方人真正进入东方情境。李安《卧虎藏龙》的真正意义在于，这部影片已经不再是以所谓东方奇观来吸引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而是以一种人类共同的情感来打动西方观众，使西方人真心实意地迷恋上了东方情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影片标志着华语电影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市场，让相互隔膜的东西方文化在影视艺术领域内开始了真正的交流。正如有评论指出：“如果我们不是太敏感地纠结于它的东方性和西方性，我们会看到这部片子所代表的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未来的许多运作，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经济的，都可能是一种国际化运作，用着一种既东方又西方的方式。而我们的艺术家与运作人，随着事业的拓展，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意味。其身上东西方杂糅的意味更浓更深。”(7)

这些例子启发我们，中华民族影视艺术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影视市场，还必须培养出一批既熟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的制片人和编导，也就是“东西方杂糅”的影视艺术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文化隔阂问题，真正与国际影视市场接轨。正如吴宇森的《变脸》获得成功后所说：“要拍一部国际性的电影，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他们的思想行为，但是我拍电影的一贯方式是希望尽量找出我们一些共通之处，不论我们是来自哪个地方或哪个民族。譬如我们中国人，不管是来自香港、台湾还是内地，我们可以找到共通的所谓‘仁义精神’。至于西方人，我也希望能找出我们之间的共同处，他们也有一种‘仁义精神’，也喜欢帮助别人，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外国人比较含蓄一些，中国人则比较豪放。在《变脸》里面我找到一个相通点，就是大家都有的‘家庭观念’。”(8)

显然，吴宇森这段话启示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共同的，家庭、爱情、亲情、友谊等等是属于全人类共通的情感，生命、死亡、存在、毁灭这些终极关怀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青春、健康、真善美等等更是全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但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也是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所应当关注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大卫·鲍威尔教授（David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在他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Spaces：ChineseCinemaasWorld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发言：“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然而，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

注释：

(1)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钟大年等主编《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3)同上，第11页。

(4)同(1)，第232页。

(5)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6)西冰《浅谈开拓国际电视节目市场问题》，载《电视研究》2000年第5期。

民族理论范文篇3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目前，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分析世界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三股势力”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三股势力”，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三股势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规律，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第三，放眼世界。始终以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与结论；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理论范文篇4

【正文】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0）06—0073—04

民族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民族理论反映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著述中，其中以的著述最丰富、系统、深刻，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至1970年《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共约50年间的著述中，直接提到民族、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革命等民族理论的文章有近60篇，这些文章主要是讲国内民族问题理论、政策和策略的，也讲到一些国际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策略，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揭示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在具体分析中国民族、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总称的概念，他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民族起源具有特殊性。关于民族共同体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对于民族概念，民族消亡的理论，斯大林有突出的贡献。但是，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认为在资本主义民族形成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这显然是与恩格斯关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是相违背的，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没有作系统的评述。但他对民族和部族的区分有看法。他说部族的提法，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从中国民族的实际出发，确认中国古代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都是民族，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时间，他又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还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2〕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汉族的形成是“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的，这个论断不仅同恩格斯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相吻合，而且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正因为揭示了中国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所以1956年前后，他发动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使一大批本来还处于奴隶社会制度、封建领主制度、封建地主制度，甚至是原始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确认为民族，而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的民族结构具有特殊性。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而却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他在1948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就公开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4〕

中国的民族传统关系具有特殊性。根据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相互影响也很多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指出：1.“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2.“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6〕3.“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4.“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5.“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7〕归纳起来，这就是说中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状况，形成了中国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人民互相合作、互相通婚、互相影响、友好往来、追求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三国的鼎立，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夏、金的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各民族的互相依存，友好往来的关系是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内聚力的坚实基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这种主流的作用作了论述。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8〕

中国在民族观问题上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从中国民族关系中，汉族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汉族几乎遍布所有民族地区；汉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先进；汉族长期占统治地位，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事实出发，指出大汉族主义是中国传统民族观问题的主要倾向，强调要着重批判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他反复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9〕“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也有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10〕说明始终如一地认为中国民族观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就是大汉族主义，是我们必须着重反对的，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民族主义指明了大方向，1952年和1956年，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这两次大检查都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纠正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

——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东方落后民族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那些还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中国各少数民族解放前以及民主改革前都处在前资本主义制度，除了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比较先进的少数民族有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外，其余分别处在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地主制（牧主制）的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束缚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早在1954年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11〕广大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遭受本民族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盼望早日从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少数民族得以发展和繁荣，成为建国初期彻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通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的。这种社会改革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实行，废除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压迫、剥削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改变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党和国家为顺利地完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和一系列的政策，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在改革的时间、方式、方法和步骤上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各民族的发展特点，根据本民族人民群众及与人民有联系的公众领袖的意愿，并且依靠本民族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去进行。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时间、步骤进行改革。在党和的正确领导下，从1951年至1953年，在汉族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在一部分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分别于1955年至1959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和奴隶主所有制；接着又在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此中国各民族便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先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2月，宣布：“经过各民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2〕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在旧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落后。有的民族仍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还有十多个民族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愿望，经过同各方面的协调，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先后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原来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13〕

——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完整纲领和一系列政策。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说来就是：其一，中华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外取得民族独立；其二，在国内，反对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族群众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结成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其四，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政策；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宗旨和现实目标。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纲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经验，对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族平等，是古今中外民族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也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平等，并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际”，提出了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其主要之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4〕“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15〕二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6〕三是各民族在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平等权利；四是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与实践，有显著的中国特色。1、进行民族识别。这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复杂，所以在1953年就明确指出，不论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和部落。同时，民族识别也并不照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而是坚持从中国各民族实际出发。经过科学识别，国务院正式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功，使我国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压迫，甚至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民族成分的各少数民族，从此有了自己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统一族称。2、民族不分大小，都有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凡是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各级人大、政协均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历届少数民族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人数，据统计，都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应占的比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政治上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3、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平等权利。1952年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的谈话中着重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7〕4、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很少见到“民族团结”四个字，一般都是讲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联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提出“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民族团结理论是各民族人民“平等的联合”的理论。它包括中华民族整体的“全民族团结”，包括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包括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三个层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阶级基础来看，中国民族团结，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农牧民的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不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与团结。从对象和范围来看，中国民族团结，既包括各民族工农劳动大众，又包括各民族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和剥削阶级。所以中国的民族团结，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民族性。

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各个国家的民族情况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因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是，都以实现民族平等、联合、自主、自治、发展繁荣为主要内容。和我们党从30年代起就明确提出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主张，并且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为蒙、回等民族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国家形式却是联邦制。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国家形式是采取单一制的自治地方制，还是联邦制，对此，有过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深入研究，党中央和决定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载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与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并列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特点是：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集中统一与各民族充分享有平等自治权利的正确结合。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正确结合。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民族理论范文篇5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突厥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维吾尔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及其思想家、理论家们，是用他们自己民族的审美尺度来阐释他们的文艺观，他们几乎对古代各类文学艺术都有全面、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表述。在文学中，不仅有他们的诗学。这是十分丰富的；而且有他们的故事学、小说学；特别是近现代，他们通过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评点，发表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和戏剧，都有他们特殊的理论建树。我们十分高兴地读到藏族著作家第巴·桑结嘉措的藏文书法论、尊巴·崔称仁青和工珠·云丹嘉措的工艺论、满族画家高秉的指头画说，以及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等。这些论述，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史上，即在中华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足令人震聋发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还十分重视对作家、艺术家即创作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接受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文艺审美效应的研究。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开创了现代接受理论的先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如彝族诗文论，是自成体系的民族化的文艺理论，有属于本民族自己的话语系统。诗律方面的声、韵、押、扣、连、对、段、偶、字、句等，不能用汉族的诗论观去简单的对应这些概念；文方面的主、题、体、骨、肉、风、彩、神、色、景、立、惊等，也有其特殊的概念，也不能作日常习惯用语去理解。就拿“主”、“题”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主”是指作为内容主体的客观对象，“题”是指因主体对象而生发出来的感情、意向、行为及其情节、细节等。在藏族文艺学中，最高的审美范畴是“味”，而“味“的涵义，最本质的规定，是生命意识的感性体验。理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切不可望文生意或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术语牵强附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体系和传统，其发展转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文艺创作实践的理性总结，而且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

四

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亦然。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整一性。中华文艺理论也具有多元整一性，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彼此文化长期的影响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华文艺理论特色。如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言志抒情之说，为国为民之论，感兴讽渝之旨，妙悟神韵之趣，不仅为汉民族所遵循，也通过少数民族中深谙汉学的知识分子在本民族中的传播，为各族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就各个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乃至表现在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上，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统一中的多样性。本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若按历史形态发展顺序排列起来，大致可以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中国西南的独龙、怒、佰、傈僳、布朗、景颇、基诺、德昂、珞巴等民族地区，东北的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地区，以及海南、福建、台湾的黎、畲、高山等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以狩猎和刀耕文化为特色，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以农耕文化为主，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占有突出地位；而藏、傣、哈尼、维吾尔等民族地区，曾实行以领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回、蒙古、苗、壮、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则比较发达。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形成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民族特性的基础原因。我们看到，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愈是接近的各民族，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所表现出的共性就愈多；反之，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差别愈大，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就愈鲜明。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直接制约着各民族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表现。所谓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制度、道德习尚、宗教信仰、风情习俗，以及该民族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植根于其中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倾向也有了不同的选择和走向，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异彩纷呈，正是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丰富性的表现。

但是，与汉族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又有其少数民族共性。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主要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了中原文化族体；少数民族几乎都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周边地区，从东北延伸至华北至西北，再转向西南；海南、华南，直至台湾、福建，形成了一个“C”形周边族体分布带。这是地理分布带，也是族体文化分布带。中原族体文化分布和“C’形周边族体文化分布，可以称作中心圆形文化带和周边弧形文化带。产生于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有着与汉民族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特色，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关于文化内涵。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处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也深刻地积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制约，突出表现为神秘性。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转型期，原始宗教信仰和初期阶级宗教信仰渗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以神秘主义为精魂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他少数民族虽已进入农业时代和阶级社会，但是，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统治的历史过程，神秘主义依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成为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这些都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性，不仅表现在表达形态上，或是以宗教经典或经文出现，或是在宗教仪式上假神灵或圣明之言，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观念上，无论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功能、艺术特征、艺术灵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于神秘旨意，以强调其神圣性和无可辩驳性。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的神秘性，丝毫不否认其科学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宗教与艺术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宗教与艺术都是寻找形式、创造形式、指向形式的，因而都具有感性形象形态；宗教与艺术都是创造者主体的自我价值表现，因而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渲泄性；宗教与艺术在其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又都具有迷狂性和灵感性特征。形象、表现与迷狂是宗教与艺术的共同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是在神秘包裹中的艺术科学和审美学。

第二，关于人性精神。中国汉族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传统，由于受到儒家学派的深刻影响，虽然也关心人，也谈人性，但是，所谈论和关心的人，往往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的人；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往往在理性、道德和政治功利中消失，留下的是没有感情、毫无血肉的关于“人的公式”。而在汉族的文艺创作传统实绩中，似乎并不恪守“人的公式”，呈现给人们的是活生生的人性的世界。魏晋时期，是中国个性感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在魏晋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表现出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个性心灵的苏醒和生命本质的张扬。魏晋的理论思想传统。在“克己复礼”、“不知悦生”占主导思潮的中原文化环境中并未得到贯彻始终；倒是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生殖带上表现出高扬之热，贯通古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与其所形成的创作实迹的基础相统一，具有对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性的挚着追求和强烈呼唤。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论著中看到。他们有着关于文学艺术即人性表现的传统主张，把人性自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因而把活生生的具有生命本体的感性的人看作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对象。元好问继承自魏晋开创的文学艺术乃个性意识张扬、个人生命价值表现的实践与理论传统，倡导诗乃“传心”之说；直至李贽提出“童心”说，可以看作是系统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人本主义；待到曹雪芹，一把辛酸泪，铸成红楼梦，尽情地表现出自由的人类本性。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创造中，也随时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界，在他们的理论思维和审美心理中，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乌兽虫鱼，一句话，我们称之为身外的自然万物都被包括到人类主体的感性的生命本体中，浪漫精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的主题，这种浪漫精神，正是以人性的强烈表现为内在根据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在想象的自由领域对美的热切渴求，似乎醉心于怪异的、遥远的、奇迹般的、幻想的目标，表现出一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而实际上正是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而为一。藏族在中华各民族中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最高尺度来塑艺术形象的。早在八世纪修建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塑造度母象时。就请了几位贵族女性作活体模特儿。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众多的佛教寺院建筑如白居寺等，其体量均合于人体比例，藏式佛塔也依人体比例造型，西藏的神佛造像也以人的尺度为造像原则，并洋溢着世俗的情感、情态和情趣。藏族的艺术论(画论、造象论、舞论、剧论、诗论等)就是对艺术表现人性精神理论概括。宗教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曾占有主导地位，但宗教始终也未能扼杀人性精神。

第三，关于文艺功能。文艺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但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理论思想，对文艺的真、善、美的功能效应，有着不同的强调、侧重和理解。儒家文艺观，在注意到文艺真善美的综合功能的同时，更强调文艺的扬善惩恶的功能和教化功能，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文艺社会功利观。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的功能问题，虽然也强调文艺的真善美的综合功能效应，但更注重和强调文艺的乐生功能和表现功能，强调文艺的审美效应。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十分注意区别历史和文艺的不同，他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指出：“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象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这样写：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想象，就可作文章。可以有假想，夸饰也不妨。”在这里，他谈论的是文艺创作的特性和艺术真实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文艺的乐生功能与表现功能的问题。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他就直言强调诗歌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效应，他说：“诗歌作用大，诗歌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帐。”或者成为“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举奢哲的文艺功能说，可以代表中国少数民族具有普遍性的文艺功能观。特别在民间文艺论述中，几乎普遍强调文艺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功能。珞巴族说：“酒醉歌儿多”，“越唱越快活”。“歌儿唱不完，歌伴我生活。”“歌儿代代传，铭记苦和乐。”怒族说，当人们“生活十分寂苦凄凉”的时候。音乐和舞蹈可以“排解寂寞，抒发情怀”，“以饱耳福”，“享受欢乐”。侗族说：“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吆!”而舞蹈的目的是“手拉手呀来寻求娱乐，消除长夜莫让它漫漫。”哈尼族说，唱歌、跳舞、讲故事是为了了解除心中的苦闷、寻求生活的快乐，因而歌、舞和故事是生活中绽开的“金色的花”。畲族把人类的特质生产和娱乐生产作了明确划分，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歌言本是闲人造。”含有游戏说的意味，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乐生”：“生得喉咙要唱歌，苦头苦脸日子难过；无衣无食歌当饭，胜过老爷吃燕窝。”独龙族则把音乐和舞蹈看作即能娱神，同时也能娱人，具有娱人娱神相统一的功能。实际上娱神还是为了娱人。独龙族关于文艺“娱神娱人”的功能观在少数民族中具有普遍性。在这些十分朴实的言语中，表达了极富理论深意的文艺和审美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少数民族倍受欺压和凌戮，使他们有着一种民族内聚、团结和自强的热烈渴望，因而对文艺可以发挥团结民族、统一意志的作用，在少数民族文艺功能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民族理论范文篇6

【正文】

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民族团结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世界发展变化的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实力、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反对“三股势力”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三股势力”，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三股势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第三，放眼世界。始终以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与结论；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统一

1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的形成

《共产党宣言》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成熟化发展阶段，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开始进入相同发展历程。在《宣言》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就如何解决民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最直观的斗争方式同样可以应用在民族解放运用之中。在马克思看来，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就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导致的，只有消灭阶级，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才会最终消失。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为某个民族服务的，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建立在全人类高度之上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族解放问题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共产党宣言》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进行指引的同时，也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着指导。在列宁的领导下，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俄国大地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苏联建立之后，列宁沿袭着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思路，同时进行了深化，针对苏联境内复杂的民族问题，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民族自决概念用今天的话简述，即被压迫和殖民统治的民族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和选择，与美国《宪法》中“人人生而平等”相似，殖民之下的民族也是人类，拥有获得幸福和平等的权利。列宁强调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运动的核心发展方向，所以，任何情况下，不能忽略经济因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作用。“民族自决权”在实行之后，极大的激起了苏联内各民族的共鸣，民族首领纷纷响应列宁的号召，这也使得苏联在建立之后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稳固，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增添了生命力。赋予“民族自决权”这一方法不仅在解决苏联民族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同时也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列宁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了初步深刻的阐释，确立了无产阶级“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则，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的理论，对后来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解决本国民族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实现民族自决，社会始终抵制各种由外部因素影响民族自决的行为，例如殖民者的暴力侵占行为和利益组织的非正义侵占行为等。并且社会民族党将没有任何条件地承认任何民族自决自由斗争，但支持和帮助殖民民族或弱势民族并非社会的第一要义，促进各民族无产阶级自决才是社会在实现民族自决中的首要任务。列宁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民族治理理论，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了起来。

2民族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深受苏联影响，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照搬了苏联的民族治理模式。在1922年主张建立联邦国家，参照民族自决方法提出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民族自决的主张。然而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却发现，苏联的方法不适配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在1934年红军长征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作战的经历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广泛地接触了少数民族，在艰苦的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1937年后，中国抗日形势严峻，面对着国民党的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938年10月，同志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如何使存在的国内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其表示，多个少数民族应当与汉族享有相同权力，在原则一致条件下，各自管理自身事务，但始终与汉族共同形成统一化国家。如果部分区域范围内属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群众混合居住状态，则需要少数民族群众代表共同组建委员会，负责相关事务管理，包括对各民族关系进行调节等，各级政府委员系统中也应当为其保留相应位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我国民族治理政策开始与苏联的民族政策相分离，中国化的民族治理理论正在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同纲领》正式，其明确表示，在我国区域范围内，拥有多个少数民族，政府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维护祖国的统一。从中也能够看出，全国各民族群众都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后续发展阶段内，民族区域自治也被纳入我国宪法管理范畴，因此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民族区域自治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方面，而且在解放区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一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体系。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组建，其也为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储备丰富经验，同时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一批自治州、自治县以及民族乡镇等。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出台，不仅对民族自治区域进行划分，同时也提出民族乡能够对相关体系起到一定补充作用。后续发展阶段内，又先后成立了四个民族自治区。二是加大民族团结深度，要求少数民族地区也要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问题，成立更多民族自治区域。新疆、广西、宁夏、西藏4个自治区的筹备时间一般都用了二三年的时间，经过各级干部、上层人士和群众反复地充分协商，使得这些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认识到联合起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性。在酝酿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总理亲自做广西汉族和壮族代表人士的工作，深刻地阐明了汉族与壮族“合则双利，分则两害”的道理，并指示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省、县、市的人大、政协以及广大群众中去讨论，以达成共识，使自治区的建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3党的十八大之后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具体实践

自建立民族区域自治以来，各少数民族自我管理的积极性被不断激发，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成立不仅巩固着新中国的政权，还为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安定提供着制度保障。在70年的实践中，共产党人在民族治理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得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一致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民族治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的指引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民族治理理论迎来了新的发展。在民族治理上，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区域的发展，先后于2014年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其主要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相应阐述，并提出了“两个结合”发展目标，即将统一与自治、民族与地域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放在第一位，将这些条件视为民族区域自治实行的初衷，坚持的依据，同时也为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10月，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一部分党章内容进行调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覆盖其中。简单理解即是，中华民族团结事业发展阶段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会得到相应完善；2019年党的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并且将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体系的五大支柱之一。同时对于祖国的边陲地区，尤为关心，先后召开了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擘肌分理地分析了西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系统阐释了新时代治藏方略，即做好西藏工作，时刻围绕在党中央周围，走民族区域自治发展道路，并将治边稳藏战略作用全面体现出来，这些真知灼见，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的光芒，又显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于民族治理理论的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被激发，经济发展的快速步伐也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下，各少数民族跟随者改革的步伐，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民主权利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可以独立进行民族事务的处理，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了更为明晰的制度保障。同时在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可以和汉族一道，推选本民族的人民代表。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选举人大代表规定，自治区和聚居少数民族的省，在进行全国人大代表选取时，可以另增加百分之五的代表名额，此项规定是切实地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利益，及维护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热情，少数民族代表的增多正是这一情况的有力佐证。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我国的实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几千年来，各民族人民劳动生息在祖国的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共同发展，并在不同民族之间打造紧密的经济文化发展关系。通过长期的经济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基本达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程度。这就为我们创造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条件。第二，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各民族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各民族有效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不可否认，各民族团结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第三，我国民族分布状况完全满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求。受客观因素影响，我国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几乎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完全单独地聚居在一个地方，而某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有多种民族成分。只有民族区域自治。才能使人口多的民族以及人口的民族，在享受的民族自治权利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5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综合考虑了各民族发展关系要素，尤其是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及社会和政治经济条件所共同决定的，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在70年的发展中，少数民族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心，和全国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治理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着国家统一的同时又加快了少数民族的发展步伐。事实证明，中国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是正确的，在新时期，我们更应矢志不渝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推进民族地区取得更大的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1］黄仲盈．制度自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三个自信”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四［J］．广西民族研究，2015，（02）．

［2］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

［4］国家民委．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问答［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0．

［5］．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Z］．2020．

民族理论范文篇8

【正文】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与联合，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胜利前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使民族工作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总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在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1990年在一次工作考察中，同志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概括。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同志的有关论述，又进一步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各民族要加强互助合作，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这些基本观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充分表明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体系。正如同志所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

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突出地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新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因而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纪之交，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今后不仅已有的政策措施不会取消，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还会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他进一步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总之，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使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使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更加巩固。

二、深刻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五个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是指民族问题在世界上广泛存在，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始终。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是指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我国民族问题而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世界民族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国际关系及人权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指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是指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不等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指民族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国家的现实和未来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志用简明的语言，响亮地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断改进、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必须把握这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把握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制定实施处理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三、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事关我们党和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十五大精神，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与时俱进，也是在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民族区域自治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经过修订，这一法律更臻完备。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目前，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制定了133个自治条例、280个单行条例和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四、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休戚与共、相互依存、亲密无间，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志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国各民族都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神圣义务。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各族人民都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爱国主义牢牢扎根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成为推动事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志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个概括，既充分考虑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全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又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在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事件中，要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同志深刻分析世界发展变化的时代特征，明确把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一道，并列为综合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就等于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我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五、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三股势力”

纵观全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存在和激化的根本原因。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有关。因此，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必须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和其他各种旗号，对我进行的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必须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相联系。必须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三股势力”，无论发生在哪里，本质上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的大团结，都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三股势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

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

六、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同志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并明确指出：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即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特别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高中级干部。

同志提出，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按照上述要求，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在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吸引和凝聚各类人才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七、深刻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现象。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战火连绵，与民族、宗教问题卷在一起不无关系。而这个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并不明显。这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同志正确揭示了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的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一些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出身哪个民族的共产党员，都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与和组织宗教活动、不得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必须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认真做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添新的力量。

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反映了各族人民谋繁荣发展、求团结进步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贯穿这一理论的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新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尊重民族发展规律，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制定的方针政策，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风险与挑战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第二，与时俱进。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论断、制定新政策、采取新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推动民族工作实践与时展同步伐。

第三，放眼世界。始终以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与结论；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民族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和谐；启示

民族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1］“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的论述为统一全党、全民思想，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民族关系理论，突出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主要途径，关照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权益及感情，对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怎样巩固和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以实现各民族平等为基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列宁曾明确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民族平等，是邓小平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最为鲜明的基本立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2］

邓小平立足并归宿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反映了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全一致。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之间如果相互蔑视、歧视甚至敌视、仇视，或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就会导致民族危机，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成各民族间的正常往来，只有接近、了解，才能消除民族歧视、偏见与隔阂，才能创造各民族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的和谐局面。当前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少数民族群众不安定的原因所在，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必须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群众政治上真正享有平等权利、经济生活得到切实改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二、以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邓小平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3］。观察少数民族地区、衡量民族工作是否取得成效，“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4］，哪个民族地区能够尽快地发展起来，那里的群众才会安居乐业，民族关系才会融洽，说明这里的民族工作搞好了；哪个民族地区不能发展起来，那里的群众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增多，民族关系就会紧张起来，就说明这里的民族工作还没有做好。“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5］

经济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首要因素。民族地区经济若发展缓慢、长期落后，不仅不能形成自身发展的能力，还将造成区域收入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在当前周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关系巩固已形成压力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容易引起少数民族心理失衡，恶化民族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较落后且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现阶段，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对少数民族区域交通及其它基础设施的投入，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大对少数民族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促进产业层次升级，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加大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的力度，提高每一个民族自身的素质，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和谐繁荣。

三、以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为重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文化是密切民族关系的纽带。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邓小平把保护、发展和提高民族文化放到了与民族平等、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6］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和他们的文化有密切联系，要“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7］“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8］

众所周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若民族间有文化交流与认同，那民族间的差异就会被认同感、和谐感所淡化而相近相亲。相反，若民族间不能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彼此的文化，民族间隔阂的状态就很难打破。我国各民族文化绚丽多彩，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群众联系和交流增多，在民族文化得到融合和发展的同时，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之间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也时有发生。在实际工作中，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对珍贵、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加以抢救、发掘和整理；正确开发、传递少数民族文化；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及文化互动；促成区域文化复杂性互动的平衡，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使中华各民族文化形成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存共荣的生动局面，筑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在根本上调和、融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四、以各民族间的真诚互助为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民族之间团结、互助，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保证。立足于我国民族隔阂历史实际，邓小平提出了“两个离不开”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9］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水平起点低，实现现代化困难多的现实，邓小平又提出了“两个大局”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使之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地区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给西部地区以积极的支持，带动和帮助西部地区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0］

邓小平的“两个离不开”思想和“两个大局”构想从战略高度，深化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缺一不可的共同利益关系，密切了民族之间相互支援、相互帮助，谋求共同利益的依存关系。中国的现实是：汉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繁荣昌盛离不开少数民族的丰富物资和广阔市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汉族的先进文化和人才及资金，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其他少数民族的合作与帮助。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民族问题还将长期存在且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影响各民族的利益关系和团结。必须从国家统一的全局利益高度去重视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在各民族中进行深入、持久地民族团结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营造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和谐氛围；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与东西部经济优势互补的现实，推动民族之间的诚信合作，实现各民族的互动共进；在全国一盘棋的框架内兼顾

不同民族的利益，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合理要求，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消除各民族间的矛盾，使民族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良性互动局面。

五、以加强民族民主法制建设为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

法律是规范和调整民族关系的保障。邓小平认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很高兴”，“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11］“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以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2］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用法律手段来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政策自主权。”［13］

良好的民族关系需要公正制度作为载体和维系力量。我国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和程序等规范要素的合理安排，保障了少数民族群众平等的民主权利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调动了少数民族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必须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出现了法规体系不健全、操作性不强、执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等不适应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缺憾。因此，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除了在民族工作中严格遵守国家已颁布的自治法及相关政策外，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总结，加强相关的立法，保护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权益，通过立法和法律的实施，使自治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让各民族才智得以发挥、利益受尊重、权利可诉求、竞争有秩序、成果得保护，从而保障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总之，邓小平为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进行的艰辛探索，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做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民族关系理论，对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4］［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6－167，562，217，162.

［3］［5］［10］［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7，297，152，559.

［7］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68.

民族理论范文篇10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突厥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维吾尔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及其思想家、理论家们，是用他们自己民族的审美尺度来阐释他们的文艺观，他们几乎对古代各类文学艺术都有全面、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表述。在文学中，不仅有他们的诗学。这是十分丰富的；而且有他们的故事学、小说学；特别是近现代，他们通过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评点，发表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和戏剧，都有他们特殊的理论建树。我们十分高兴地读到藏族著作家第巴·桑结嘉措的藏文书法论、尊巴·崔称仁青和工珠·云丹嘉措的工艺论、满族画家高秉的指头画说，以及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等。这些论述，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史上，即在中华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足令人震聋发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还十分重视对作家、艺术家即创作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接受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文艺审美效应的研究。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开创了现代接受理论的先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如彝族诗文论，是自成体系的民族化的文艺理论，有属于本民族自己的话语系统。诗律方面的声、韵、押、扣、连、对、段、偶、字、句等，不能用汉族的诗论观去简单的对应这些概念；文方面的主、题、体、骨、肉、风、彩、神、色、景、立、惊等，也有其特殊的概念，也不能作日常习惯用语去理解。就拿“主”、“题”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主”是指作为内容主体的客观对象，“题”是指因主体对象而生发出来的感情、意向、行为及其情节、细节等。在藏族文艺学中，最高的审美范畴是“味”，而“味“的涵义，最本质的规定，是生命意识的感性体验。理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切不可望文生意或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术语牵强附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体系和传统，其发展转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文艺创作实践的理性总结，而且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

四

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亦然。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整一性。中华文艺理论也具有多元整一性，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彼此文化长期的影响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华文艺理论特色。如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言志抒情之说，为国为民之论，感兴讽渝之旨，妙悟神韵之趣，不仅为汉民族所遵循，也通过少数民族中深谙汉学的知识分子在本民族中的传播，为各族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就各个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乃至表现在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上，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统一中的多样性。本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若按历史形态发展顺序排列起来，大致可以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中国西南的独龙、怒、佰、傈僳、布朗、景颇、基诺、德昂、珞巴等民族地区，东北的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地区，以及海南、福建、台湾的黎、畲、高山等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以狩猎和刀耕文化为特色，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以农耕文化为主，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占有突出地位；而藏、傣、哈尼、维吾尔等民族地区，曾实行以领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回、蒙古、苗、壮、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则比较发达。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形成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民族特性的基础原因。我们看到，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愈是接近的各民族，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所表现出的共性就愈多；反之，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差别愈大，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就愈鲜明。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直接制约着各民族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表现。所谓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制度、道德习尚、宗教信仰、风情习俗，以及该民族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植根于其中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倾向也有了不同的选择和走向，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异彩纷呈，正是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丰富性的表现。

但是，与汉族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又有其少数民族共性。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主要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了中原文化族体；少数民族几乎都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周边地区，从东北延伸至华北至西北，再转向西南；海南、华南，直至台湾、福建，形成了一个“C”形周边族体分布带。这是地理分布带，也是族体文化分布带。中原族体文化分布和“C’形周边族体文化分布，可以称作中心圆形文化带和周边弧形文化带。产生于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有着与汉民族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特色，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关于文化内涵。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处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也深刻地积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制约，突出表现为神秘性。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转型期，原始宗教信仰和初期阶级宗教信仰渗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以神秘主义为精魂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他少数民族虽已进入农业时代和阶级社会，但是，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统治的历史过程，神秘主义依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成为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这些都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性，不仅表现在表达形态上，或是以宗教经典或经文出现，或是在宗教仪式上假神灵或圣明之言，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观念上，无论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功能、艺术特征、艺术灵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于神秘旨意，以强调其神圣性和无可辩驳性。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的神秘性，丝毫不否认其科学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宗教与艺术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宗教与艺术都是寻找形式、创造形式、指向形式的，因而都具有感性形象形态；宗教与艺术都是创造者主体的自我价值表现，因而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渲泄性；宗教与艺术在其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又都具有迷狂性和灵感性特征。形象、表现与迷狂是宗教与艺术的共同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是在神秘包裹中的艺术科学和审美学。

第二，关于人性精神。中国汉族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传统，由于受到儒家学派的深刻影响，虽然也关心人，也谈人性，但是，所谈论和关心的人，往往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的人；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往往在理性、道德和政治功利中消失，留下的是没有感情、毫无血肉的关于“人的公式”。而在汉族的文艺创作传统实绩中，似乎并不恪守“人的公式”，呈现给人们的是活生生的人性的世界。魏晋时期，是中国个性感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在魏晋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表现出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个性心灵的苏醒和生命本质的张扬。魏晋的理论思想传统。在“克己复礼”、“不知悦生”占主导思潮的中原文化环境中并未得到贯彻始终；倒是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生殖带上表现出高扬之热，贯通古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与其所形成的创作实迹的基础相统一，具有对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性的挚着追求和强烈呼唤。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论著中看到。他们有着关于文学艺术即人性表现的传统主张，把人性自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因而把活生生的具有生命本体的感性的人看作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对象。元好问继承自魏晋开创的文学艺术乃个性意识张扬、个人生命价值表现的实践与理论传统，倡导诗乃“传心”之说；直至李贽提出“童心”说，可以看作是系统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人本主义；待到曹雪芹，一把辛酸泪，铸成红楼梦，尽情地表现出自由的人类本性。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创造中，也随时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界，在他们的理论思维和审美心理中，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乌兽虫鱼，一句话，我们称之为身外的自然万物都被包括到人类主体的感性的生命本体中，浪漫精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的主题，这种浪漫精神，正是以人性的强烈表现为内在根据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在想象的自由领域对美的热切渴求，似乎醉心于怪异的、遥远的、奇迹般的、幻想的目标，表现出一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而实际上正是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而为一。藏族在中华各民族中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最高尺度来塑艺术形象的。早在八世纪修建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塑造度母象时。就请了几位贵族女性作活体模特儿。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众多的佛教寺院建筑如白居寺等，其体量均合于人体比例，藏式佛塔也依人体比例造型，西藏的神佛造像也以人的尺度为造像原则，并洋溢着世俗的情感、情态和情趣。藏族的艺术论(画论、造象论、舞论、剧论、诗论等)就是对艺术表现人性精神理论概括。宗教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曾占有主导地位，但宗教始终也未能扼杀人性精神。

第三，关于文艺功能。文艺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但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理论思想，对文艺的真、善、美的功能效应，有着不同的强调、侧重和理解。儒家文艺观，在注意到文艺真善美的综合功能的同时，更强调文艺的扬善惩恶的功能和教化功能，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文艺社会功利观。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的功能问题，虽然也强调文艺的真善美的综合功能效应，但更注重和强调文艺的乐生功能和表现功能，强调文艺的审美效应。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十分注意区别历史和文艺的不同，他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指出：“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象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这样写：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想象，就可作文章。可以有假想，夸饰也不妨。”在这里，他谈论的是文艺创作的特性和艺术真实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文艺的乐生功能与表现功能的问题。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他就直言强调诗歌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效应，他说：“诗歌作用大，诗歌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帐。”或者成为“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举奢哲的文艺功能说，可以代表中国少数民族具有普遍性的文艺功能观。特别在民间文艺论述中，几乎普遍强调文艺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功能。珞巴族说：“酒醉歌儿多”，“越唱越快活”。“歌儿唱不完，歌伴我生活。”“歌儿代代传，铭记苦和乐。”怒族说，当人们“生活十分寂苦凄凉”的时候。音乐和舞蹈可以“排解寂寞，抒发情怀”，“以饱耳福”，“享受欢乐”。侗族说：“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吆!”而舞蹈的目的是“手拉手呀来寻求娱乐，消除长夜莫让它漫漫。”哈尼族说，唱歌、跳舞、讲故事是为了了解除心中的苦闷、寻求生活的快乐，因而歌、舞和故事是生活中绽开的“金色的花”。畲族把人类的特质生产和娱乐生产作了明确划分，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歌言本是闲人造。”含有游戏说的意味，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乐生”：“生得喉咙要唱歌，苦头苦脸日子难过；无衣无食歌当饭，胜过老爷吃燕窝。”独龙族则把音乐和舞蹈看作即能娱神，同时也能娱人，具有娱人娱神相统一的功能。实际上娱神还是为了娱人。独龙族关于文艺“娱神娱人”的功能观在少数民族中具有普遍性。在这些十分朴实的言语中，表达了极富理论深意的文艺和审美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少数民族倍受欺压和凌戮，使他们有着一种民族内聚、团结和自强的热烈渴望，因而对文艺可以发挥团结民族、统一意志的作用，在少数民族文艺功能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