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观范文10篇

民族观范文篇1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民族观范文篇2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应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既有违中国历史的传统，也不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启超的民族观更具近代特色，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也就更具有进步意义。早在1896年，梁启超鉴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清朝满族权贵“深闭固拒”，反对改革，坚持狭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严峻现实，即阐发了满汉民族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平满汉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页。），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权的政治主张，尤其在世界列强争长竞雄、疯狂侵略扩张的险恶环境中，他更看到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危险性，深刻地阐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的道理。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从理论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确实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

正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之时，梁启超却能够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边疆不宁之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论著，充分表达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右加专

民族观范文篇3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应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既有违中国历史的传统，也不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启超的民族观更具近代特色，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也就更具有进步意义。早在1896年，梁启超鉴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清朝满族权贵“深闭固拒”，反对改革，坚持狭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严峻现实，即阐发了满汉民族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平满汉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页。），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权的政治主张，尤其在世界列强争长竞雄、疯狂侵略扩张的险恶环境中，他更看到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危险性，深刻地阐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的道理。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从理论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确实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

正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之时，梁启超却能够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边疆不宁之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论著，充分表达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右加专

民族观范文篇4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

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

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

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

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

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

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

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4]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

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

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6]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

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

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

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地关注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帮助各民族改善生活，给予各民族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快消除各民族的贫困，即努力消除各民族的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民族政策是推动民族工作进步、促进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政政策实践过程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一)民族政策以维护和实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利益和人的发展为根本，但它强调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以人为本理念中的“人”，指的是中国人民，利益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以中国56个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以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本。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保障和实现各族人民的利益，一项具体的民族政策既要使作为政策客体的民族受益，也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二)更好地体现照顾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哪类人。在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综合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大局。为此，以人为本应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亟待加快发展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差距度决定了以人为本要具有“民族特色”和针对性，要突出强调通过民族政策激活民族发展的内部活力，让受益的民族获得自身永续性的发展能力，而不是一时的“福利”。

(三)更好地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共享和共有，意味着同等地位的同等待遇。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之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各民族内部结构性变化和民族社会分层流动加快，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就表现得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高度概括为是“族体共享”的政策。民族政策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时代变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联动性作用加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

五、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反思了过去发展的挫折与教训，汲取了人类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其内涵集发展应体现的人性伦理关怀、发展的理路与范式选择、对发展的本质认识于一体，对民族政策的内容优化、实践过程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将理想目标微观化、具体化，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的规范作用

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为了聚合民心，提高各民族成员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提出和确立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的原则及目标设定和旧社会民族关系恶化的状况相比，无疑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未来多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一种价值理想，是一种宏观原则，也是一种发展目标，将其从抽象的信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身体力行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将其从口号、辞令层面切实内化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一种包容、尊重、理解、善待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以人文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不单单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人人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来自于政府权威，而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却在民间。

民族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民族政策的执行并不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民族工作也不只是某个或某些部门的工作。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因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人人有责。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实践，要在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通过微观化、具体化的政策渗透，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作为规范的作用，规范政府、社团、公民在民族交往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得体的言行。民族政策既要通过看得见的一面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看不见的一面体现出来。

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也是公众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固定化的认为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其结果是社会公众的责任淡了。民族纠纷、冲突的出现后，往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普通民众怕、躲、靠、看，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说明，民族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社会基层发挥得比较薄弱。

民族政策贯彻实施需要创新，民族政策要通过微观化、具体化、基层化、社会化来实施。如果各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彼此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克制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真正人人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和谐的基础才会建立起来。

(二)民族政策过程中体现民族关怀

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民族政策是益民的社会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行政工作和任务。贯彻执行好一项民族政策的“催化剂”是民族关怀。所谓民族关怀就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带着感情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带着对受益民族的尊重、爱护和关心去工作。这是政府公共责任感在民族政策执行上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政府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

高效应的民族政策实践过程离不开民族关怀因素，民族关怀应充分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控等各个环节。

民族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起始阶段和首要环节。在这个阶段要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汇集各方面民族发展的政策意向和信息，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进行政策实施预测，形成政策提案，经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正式的准备付诸执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形成的政策符合民意，应把民族政策的制定置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吸纳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和新闻媒体介入、举行听证会等途径、方式了解各方反应，了解受益民族群众和利益相关民族群众的真实想法，以确保政策目标真正为民族群众所急、为民族群众所想。

民族政策执行是构成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既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个环节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本身又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和组织准备、试点和全面铺开等环节。体现民族关怀以尊重民族群众的知情权为前提，通过必要的宣传让民族群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和目的，让民族群众觉得民族政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支持政策，积极参与政策执行。体现民族关怀也体现在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上，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自治权的充分运用，发挥出政策效益。在这个环节，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避免主观作风和单一的行政行为模式化，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服务于当地各族人民。一些对口援建项目采取的“交钥匙”工程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必要的民族关怀。为了各族群众、相信各族群众、依靠各族群众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民族政策评估是判断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政策评估将为政策的继续、调整还是终结提供依据，有利于促进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运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估可采用专家评估、民意收集、综合评估等方式，要以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为评估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民意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民族政策监控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末，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来监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有助于确保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挖掘民族政策的监控源，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派、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尤其应注意吸收受益群体的代表参与政策监控工作。

(三)从群体受益向地区受益和个体受益转化

目前，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族体共享”的政策。[10]这一传统来自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满族、回族以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分布在传统的居住区域内，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一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情况不突出，因此，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实现民族政策“族体共享”是合理的。

时至今日，我国民族政策的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民族散居化趋势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居住区域相对固定，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各个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现象比较普遍，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群体性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被个体化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替代；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平、公正、平等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都不断地叩问“为什么在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方面不实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

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社会整体的扶贫工作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如果再简单地实施“族体共享”的做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民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应该微观化、细致化，不能再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某些省在招收民族预科班学生时，招生政策原则上规定录取分数线可降低80分，结果吸引了大批城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满计划数的录取方法，实际录取分数线只降低了几分到十几分，结果是：被录取的学生成绩好，但又不愿意多上一年的预科班，而这些省内欠发达地市需要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却没有真正享受到政策优惠，城市内与享受这一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同等家庭环境和同等教育条件的汉族学生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11]这一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以照顾差距为基础，简单的以族体受益为标准，因而其结果是“该照顾的没有受到照顾”，“不该照顾的却受到了照顾”。

科学发展观要求民族政策实践应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以人为本，既要体现民族照顾，又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受益对象界定方面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同样或相近的政策，做到民族发展和地区整体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即谁需要帮助，政府就扶助谁。[12]

总之，随着时代演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应对这些新情况，就要以人文本，不断创新。

注释：

[1]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75.

[2]青觉.民族政策：国家行为的政治规范[J].中国民族报，2007-02-02.

[3]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94.

[4]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J].开发研究，2004(4)：23.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8.

[6]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于1963年前后提出了公平理论。其中公平差别阈(EDTequitydifferencethreshold)理论强调条件不相等的公平感，认为在人们心理承受的范围内，存在分配差别是允许的.根据个人工龄，职位，资历，劳动投入量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人的收入存在的差别。条件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称为悬殊差别)或差别过小(称为无差别)时，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只有适宜的差别分配才能产生公平感。所以，公平差别阈的概念是：刚刚能使两个条件不相等的人产生公平感时的适宜差别分配的比值。将这一理论借用到民族政策的影响上来，如果民族政策对某一民族的照顾过于优惠，超过了其他民族的心理承受限度就会对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7]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08.

[8]靳薇.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J]，科学社会主义，2008(2)：94.

[9]严庆.浅谈民族发展政策对科学发展观的回应[J].贵州民族研究，2005(3)：18.

[10]熊坤，新严庆.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政策的时代特色[J].满族研究，2007(2)：2.

民族观范文篇5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

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2

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3

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

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

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

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

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4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

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

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5，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6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

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7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

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8

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地关注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帮助各民族改善生活，给予各民族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快消除各民族的贫困，即努力消除各民族的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9民族政策是推动民族工作进步、促进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政政策实践过程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一)民族政策以维护和实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利益和人的发展为根本，但它强调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以人为本理念中的“人”，指的是中国人民，利益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以中国56个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以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本。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保障和实现各族人民的利益，一项具体的民族政策既要使作为政策客体的民族受益，也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二)更好地体现照顾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哪类人。在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综合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大局。为此，以人为本应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亟待加快发展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差距度决定了以人为本要具有“民族特色”和针对性，要突出强调通过民族政策激活民族发展的内部活力，让受益的民族获得自身永续性的发展能力，而不是一时的“福利”。

(三)更好地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共享和共有，意味着同等地位的同等待遇。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之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各民族内部结构性变化和民族社会分层流动加快，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就表现得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高度概括为是“族体共享”的政策。民族政策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时代变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联动性作用加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

五、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反思了过去发展的挫折与教训，汲取了人类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其内涵集发展应体现的人性伦理关怀、发展的理路与范式选择、对发展的本质认识于一体，对民族政策的内容优化、实践过程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将理想目标微观化、具体化，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的规范作用

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为了聚合民心，提高各民族成员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提出和确立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的原则及目标设定和旧社会民族关系恶化的状况相比，无疑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未来多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一种价值理想，是一种宏观原则，也是一种发展目标，将其从抽象的信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身体力行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将其从口号、辞令层面切实内化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一种包容、尊重、理解、善待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以人文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不单单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人人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来自于政府权威，而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却在民间。

民族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民族政策的执行并不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民族工作也不只是某个或某些部门的工作。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因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人人有责。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实践，要在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通过微观化、具体化的政策渗透，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作为规范的作用，规范政府、社团、公民在民族交往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得体的言行。民族政策既要通过看得见的一面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看不见的一面体现出来。

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也是公众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固定化的认为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其结果是社会公众的责任淡了。民族纠纷、冲突的出现后，往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普通民众怕、躲、靠、看，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说明，民族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社会基层发挥得比较薄弱。

民族政策贯彻实施需要创新，民族政策要通过微观化、具体化、基层化、社会化来实施。如果各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彼此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克制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真正人人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和谐的基础才会建立起来。

(二)民族政策过程中体现民族关怀

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民族政策是益民的社会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行政工作和任务。贯彻执行好一项民族政策的“催化剂”是民族关怀。所谓民族关怀就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带着感情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带着对受益民族的尊重、爱护和关心去工作。这是政府公共责任感在民族政策执行上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政府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

高效应的民族政策实践过程离不开民族关怀因素，民族关怀应充分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控等各个环节。

民族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起始阶段和首要环节。在这个阶段要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汇集各方面民族发展的政策意向和信息，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进行政策实施预测，形成政策提案，经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正式的准备付诸执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形成的政策符合民意，应把民族政策的制定置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吸纳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和新闻媒体介入、举行听证会等途径、方式了解各方反应，了解受益民族群众和利益相关民族群众的真实想法，以确保政策目标真正为民族群众所急、为民族群众所想。

民族政策执行是构成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既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个环节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本身又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和组织准备、试点和全面铺开等环节。体现民族关怀以尊重民族群众的知情权为前提，通过必要的宣传让民族群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和目的，让民族群众觉得民族政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支持政策，积极参与政策执行。体现民族关怀也体现在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上，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自治权的充分运用，发挥出政策效益。在这个环节，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避免主观作风和单一的行政行为模式化，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服务于当地各族人民。一些对口援建项目采取的“交钥匙”工程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必要的民族关怀。为了各族群众、相信各族群众、依靠各族群众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民族政策评估是判断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政策评估将为政策的继续、调整还是终结提供依据，有利于促进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运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估可采用专家评估、民意收集、综合评估等方式，要以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为评估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民意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民族政策监控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末，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来监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有助于确保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挖掘民族政策的监控源，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派、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尤其应注意吸收受益群体的代表参与政策监控工作。

(三)从群体受益向地区受益和个体受益转化

目前，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族体共享”的政策。10这一传统来自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满族、回族以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分布在传统的居住区域内，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一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情况不突出，因此，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实现民族政策“族体共享”是合理的。

时至今日，我国民族政策的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民族散居化趋势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居住区域相对固定，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各个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现象比较普遍，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群体性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被个体化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替代；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平、公正、平等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都不断地叩问“为什么在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方面不实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

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社会整体的扶贫工作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如果再简单地实施“族体共享”的做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民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应该微观化、细致化，不能再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某些省在招收民族预科班学生时，招生政策原则上规定录取分数线可降低80分，结果吸引了大批城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满计划数的录取方法，实际录取分数线只降低了几分到十几分，结果是：被录取的学生成绩好，但又不愿意多上一年的预科班，而这些省内欠发达地市需要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却没有真正享受到政策优惠，城市内与享受这一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同等家庭环境和同等教育条件的汉族学生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11这一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以照顾差距为基础，简单的以族体受益为标准，因而其结果是“该照顾的没有受到照顾”，“不该照顾的却受到了照顾”。

科学发展观要求民族政策实践应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以人为本，既要体现民族照顾，又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受益对象界定方面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同样或相近的政策，做到民族发展和地区整体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即谁需要帮助，政府就扶助谁。12

总之，随着时代演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应对这些新情况，就要以人文本，不断创新。

注释：

1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75.

2青觉.民族政策：国家行为的政治规范J.中国民族报，2007-02-02.

3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94.

4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J.开发研究，2004(4)：23.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8.

6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于1963年前后提出了公平理论。其中公平差别阈(EDTequitydifferencethreshold)理论强调条件不相等的公平感，认为在人们心理承受的范围内，存在分配差别是允许的.根据个人工龄，职位，资历，劳动投入量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人的收入存在的差别。条件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称为悬殊差别)或差别过小(称为无差别)时，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只有适宜的差别分配才能产生公平感。所以，公平差别阈的概念是：刚刚能使两个条件不相等的人产生公平感时的适宜差别分配的比值。将这一理论借用到民族政策的影响上来，如果民族政策对某一民族的照顾过于优惠，超过了其他民族的心理承受限度就会对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7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08.

8靳薇.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J，科学社会主义，2008(2)：94.

9严庆.浅谈民族发展政策对科学发展观的回应J.贵州民族研究，2005(3)：18.

10熊坤，新严庆.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政策的时代特色J.满族研究，2007(2)：2.

民族观范文篇6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在这空前统一的国家内，我国封建社会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融合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史学对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也通过民族史观更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从时代、史学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对此问题加以梳理，希望有助于对民族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发展规律的探讨。

一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代背景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正统之说在元代勃兴的原因有多种，政治上的因素当为其中首要方面。与辽、金一样，元朝在建立之初就声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元初两篇诏文中看出来。一篇是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诏》，其中说，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一是忽必烈本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所以，尽管忽必烈“峻辞固让，至于再三”，还是不得不顺应上天的指示，“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做了皇帝。这种神人共济，奉天承运、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与政治词令，与汉族历代皇帝即位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另一篇诏文是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国号诏》，它把自汉唐以来的国号进行了排比分类，认为他们或“从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因此元朝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的具体途径，就是从经典、古制中寻找帮助，最终“取《易》经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5]。如果说第一篇诏书是元统治者以“天下之主”的身分颁布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体现了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第二篇诏书则通过国号的确定，明确地把元朝统治与尧、舜、禹等先代贤君联系起来，表示自己在文化、政统上与他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从而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元代与前代任何政权一样，都认可、遵循同一价值与伦理观念。元代统治者的这一思路，无疑对于当时正统之论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元代正统论勃兴的文化原因在于对兴起于宋的理学的发扬光大。理学起于宋而兴于元，史学即是这种“兴”的形式之一，故而元学与史学结合的特点较为突出。而理学在民族史观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却需要做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分析。毋庸置疑，有些史家通过改订史书的形式阐发正统观念，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贵中国而贱夷狄”[6]，但也有多史家在正统问题上已经能够从理论角度把正统与夷夏问题区分开来，如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中把正统分为得、传、衰、复、与、陷、归八种情况，并依此把历代政权进行分类，而夷夏因素并不是他的分类标准。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史家，对理学的理解与运用角度都有种种差别，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元代正统论、理学与夷夏大防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因而以宋为正统的观念，在元初是有其夷夏大防的心理认识与文化背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二者就一定是等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元代如揭傒斯、苏天爵等史家一面为朝廷命官，一面却对宋统之说反复致意的情况。

第三，元代史家的正统之争，不论争论各方持何种具体观点，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有着共识的，那就是元代的文治武功超越前代，其历史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如主张元继宋统的杨维祯认为当朝乃“堂堂大国，林林钜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7]；理学名家苏天爵亦认为元乃“定一函夏，跻世隆康”的盛世[8]；同为理学家、史学名家的揭傒斯在为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所作的序中称“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还认为“自秦、汉之后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风者，宋而已”[9]。言辞之间，流露出他对汉族政权及其文化的深厚感情。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元统治反复给予了肯定，在评价元灭宋的历史事件时，他是这样说的：“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复振者，本于张浚抑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桧杀岳飞父子；而终于贾似道之专，刘整之叛。况天方以数千年不能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强之宋，岂能以数万之金币保区区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战亦亡，和亦亡，况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贾似道误国失信，无以正皇元出师之号，非刘整之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天也。”[10]由此可见，所谓夷夏之辨，在元代正统观中虽仍然存在，乃至影响到元修三史的时间、体例及具体史实评价及整个元代史学的诸多方面，但在涉及与当朝有关的问题时，各派却都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立场。这固然与元代政治统治的民族压迫政策密切相关，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传统的“以夏变夷”的观念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11]，“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12]，就是这种观念在元代的新的体现，也是元代史家在民族史观上存在以上特点的原因所在。应该说，这种观念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元代史学中的正统论，多围绕辽、宋、金三史的修撰工作展开，这反映了当时史家对前代史修撰工作的热情与责任心；而三史延绵几十年才告成的艰难修撰过程，则说明正统问题在元代受重视的程度及其影响史学之深刻。大概言之，在三史修撰的正统问题上，当时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以修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从时间、地域等方面来看，辽、宋、金各有特点，不相统一，故元修诸史，当仿唐修《南》、《北》史的方法，以辽、金入“北史”，以南迁以后的宋入“南史”；一是以杨维祯为代表的元继宋统说，认为辽、金不得予正统，故“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13]前一种意见盖以功业言之，与欧阳修的正统论有相通之处，后一种意见则强调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二者立论角度不同，所反映的文化心理与背景也不相同。众所周知，这一历史公案最后由蒙古族丞相、监修国史脱脱做出裁断，以辽、宋、金三朝各与正统，分别系以本朝年号为了结。从史学观念上讲，这是一种折衷的解决方法，这种折衷的办法使得具有各种正统观念的士人，尤其是汉族史家不能满意，乃至出现了各种私人撰述。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三史各与正统的办法，不仅在客观上促成了三史的迅速修成，而且有利于史家比较客观、全面地记述相互对峙的民族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我们今天民族史及中国通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史料。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对三史所谓“正统”问题的讨论，由于与具体史学活动紧密相联，实际上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论中出奴入主的政治偏见大为减弱。不仅如此，通过三史的撰修，还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元代统治者因大一统局面的取得而独得“天下之统”的自豪与自信，而这种自豪与自信，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三官修史书中的民族史观

元代官修史书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诸多方面，这些史著在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反映元展状况方面各有其历史作用。同时，受元代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贵族的客观现实的决定，在这些史书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方面的材料应是相当丰富的。现从元代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辽》、《金》、《宋》三史在此方面的成果为例作一分析。

首先，从三史撰述的基本原则来看，除三史“各与正统”之外，《辽史》所附录的《三史凡例》，为我们了解元代统治阶层的民族史观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史料。它关于帝纪部分的撰写是这样规定的：“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列传部分：“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三史书法准《史》、《汉》、《唐书》等汉族史学名著，以及遵循《春秋》求实的史学传统，表明三史在继承汉族修史传统及标准方面的努力；而各国称号准《南》、《北史》的作法，则为三史各与正统找到了具体的参照形式；至于“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则表明元代史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狭隘的民族偏见与观念，他们通过对对立政权中的死节之士的记载与表彰，一则以求得史学之实，一则以阐扬理学要义，为现实统治服务。这种对占主导地位的史学传统的继承、发扬的做法，同元修三史一起，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客观事实及其通过史学反映出来的鲜明的文化认同意识。

其次，从辽、宋、金三史所载内容来看，元代史家不仅能够对三朝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作比较客观的记载，而且在进行历史评价时也做到了相对的公允持中。如《宋史·夏国传下》是这样论述宋、夏关系的：“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子孙历王五代……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官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这种对宋夏关系的客观认识，固然与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史家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能够据实书之的可贵精神与认识水平。在西夏历史评价方面，《金史·夏国传》总结为：“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而对于不专修西夏史书的原因，《宋史·夏国传》也有说明：“前宋旧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虽偭乡不常，而视金有间，故仍旧史所录存焉。”“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这些解释表明，元人在对西夏历史问题的处理上，其基本态度是公允的，即一方面因为与金有差别，这种差别或表现在文化上，或表现于政治功业上；一方面因为文献不足之故，所以才采取依旧附其于宋、金史中的做法。这一态度进一步说明了元人在民族史观上的宽阔胸怀与气度。与此相类，元代史家在《金史》中对金“能自立于唐、宋之间”的文治武功，亦抱着“善亦吾师恶亦吾师”的求实态度[14]，进行了客观的记述与评价。对金统治下“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5]，“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6]的民族融合情况亦做了如实的记述。同样，宋代历史也得到了元代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如《宋史》各民族列传中，对有宋一代在民族政策及戌边方略方面的成功之处多有记载，但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卫，亦岂先王制荒服之道哉！”“纳土之议，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17]。如果说这些评判不免有参考、沿袭宋人旧说的成分，那么《进宋史表》则更为明确地体现了元代史家对宋代历史的总体认识，其中对宋代诸帝在政治、教化、军事、用人等方面的得失评价，可谓大致允当，同时也是对宋代历史简明扼要的概括。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元代史家通过三史修撰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史观上的卓识；同时也说明，三史各与正统是有其思想认识基础与实践依托的。这一基础与依托对后来的历史与史学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再次，从三史的民族史志的立目来看，也体现出元代史家在认识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历史方面的思想。其具体表现是：辽、宋、金三史均设有“外国”列传，用以容纳与其同时存在的其他皇朝的史事，而以传统的蛮夷传记述各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史事。这一看似简单无奇的改变，事实上说明在元代史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并不是一个强调种族差异的概念，而是指在功业及文化发展阶段上尚处在比较后进状态的一些民族。这一认识吸收了传统的夷夏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并通过史书体例更为系统地体现出来；而对宋代史书中开始出现的“外国”传加以吸收并普遍化，则成为国家观念发展的重要体现。虽然这些立目仍不免保留了民族歧视的色彩，但与固守“夷夏之辨”、“夷夏大防”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进展。

四私人历史撰述中的民族史观

与前代封建皇朝一样，私人著史同样也是元朝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元代私人修史，其荦荦大者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鉴》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代表为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亦称《新注资治通鉴》），一是典制体史书的突出成就，其代表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使得这些私人史著在民族史观上体现出与官修史书不同的特点。其中能较明显地反映当时史家民族史观特征的，当属前者。

元代“《通鉴》学”发达，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载，即有郝经《通鉴书法》、金履祥《通鉴前编》等十六种[18]。其中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的《通

鉴纲目书法》旨在阐扬《通鉴纲目》义理之说，被后人视为“最为谨严精当，深能有得于朱子之志者”[19]，而在他们的著作中，确有不同程度的夷夏之辨的色彩。这从一定程度上拆射出元代民族史观对现实民族压迫的反映。但正如前所说，以宋为正统不等同于主张夷夏之辨一样，元代史家对《资治通鉴》的阐发、续作，以求揭示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其着重点亦在讲“正统”，而并非都在华夷问题上。换言之，元代史家虽然反对民族压迫，亦有故国之情萦绕不去，但史家的天然职责仍促使他们对前代及本朝历史作比较客观的探讨与总结。故国思绪并不等同于民族史观。这一结论在以《音注资治通鉴》闻名的胡三省身上即有所体现。

历来研究《通鉴》胡注者，都因为其中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以其作为反对元朝统治者民族压迫的典型代表，这种看法固然有理，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胡三省的注文中，亦包含有相当多关于民族问题的平实认识。首先，从胡三省注《通鉴》的宗旨来看，胡三省并不像元代其他续、注《通鉴》者一样，完全以理学为依据进行史学的编纂工作，而是多就事论事，随感而发论。关于这一点，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有精到的分析：“《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20]。求真务实的史学旨趣，使胡三省的注释在理论出发点上淡化了对理学的阐扬与发挥，而更注重从历史事实出发评判史事。其次，从胡氏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对亡国之痛的反复强调，“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正程正叔所谓见之者也。天乎！天乎！”[21]对待少数民族政权，胡三省也确有不少贬斥之词，如“夷狄之俗，好货而已，岂知有纲常哉！”[22]从这一感情出发，他对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作了剖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史学家的责任感却促使他对民族问题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与评价，继承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成果，因而注文中同时也包括了大量对民族问题的平实看法，如他论赵国石勒，称其识见卓然，“使死者有知，孟德、仲达其抱愧于地下矣”[23]；称赞苻坚之政说“苻坚之政如此，而犹不能终，况不及苻坚者乎！”[24]。关于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他也有所表述：“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5]这一看法从民族变迁这一更为具体、细致的角度说明了在拓跋氏统治之下民族之间差别日益缩小的事实。象这样对民族关系发展现象进行的辨析，在《通鉴》胡注中还有很多。从民族史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胡三省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值得重视的，而他以一名史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前代民族史所作的理性分析与评论，更是胡三省史学中极有价值的部分。由此类推，元代其他私人史著也应以这样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封建史家，揭示中国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总之，元代民族史观以正统论及官修、私修史著等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理论认识、史学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这些进展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及其复杂性特征表现得都很明显。

结语

元代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它的史学中的民族史观在阐扬大一统，强调“用夏变夷”方面取得理论进展，并在史学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取得突出的史学成就，但同时民族压迫的客观事实又使得它的民族史观通过私家修史体现出更多夷夏之辨的色彩。时代政治形势、文化背景（主要是正统观）及史学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三个主要因素。具体说来，元代民族史观的特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在宋元时期勃兴并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辽、金尤其是元代民族压迫十分突出，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意识仍然在向前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与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前者的分裂割据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皇朝为其结局，后者的诸国纷争则以蒙古族统治者为首建立起来的更大规模的封建皇朝为其结局。如果说，唐代空前的大一统使得唐代史家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更多宽容与理性的成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魏晋南北朝史学中南北相互攻讦的弊病，那么，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促使当时史家从更深入、客观的角度去思考与反映这一历史事实，从而使正统论、华夷之辨的讨论走向内容与层次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史学本身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更为成熟，具有了更加独立的学术特点。这是两者存在的主要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同为大一统局面，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却不尽相类的状况；也正是这种差别，促使后世史家不断结合现实对民族问题进行新的阐发与辨析，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认识。

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包括民族史观在内的史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就成为其曲折性与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民族史观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不断由局部的地区性的统一逐步走向整体的全国性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由隔阂、敌对逐渐走向了解、通好，并在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走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辽宋夏金元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历史事实的民族史观，也通过对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下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的认识与思考，达到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元代民族史观的进一步分析与说明，对于更好地透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8—540页。

[3]参与元修三史的史家民族成分，本文以翁独健先生主编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所述为准。

[4]（元）家铉翁：《中州集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此两篇诏书均见《元文类》卷九。

[6]（元）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序》,上海同文书局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8]（元）苏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六《正学编序》,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

[9]（元）揭傒斯撰：《揭傒斯文集》卷五《杨氏忠节祠记》，李梦生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11]（元）郝经撰：《与宋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12]（元）杨奂撰：《正统八例总序》，《元文类》卷三二。

[13]《南村辍耕录》卷三。

[14]（元）阿鲁图撰：《进金史表》，见脱脱等撰：《金史》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15]（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太祖纪》。

[16]《金史》卷七十五《卢彦伦传》。

[1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

[18]《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19]（南宋）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编集诸儒姓氏》，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20]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第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21]（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晋齐王开运三年注。

[22]《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注。

[23]《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和七年注。

民族观范文篇7

与辽、金、西夏等皇朝一样，元代的政治功绩在初期大都经由武力而得。这就决定了它在文化方面亦基本遵循从相对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到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发展途径。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疆域最为广袤的封建皇朝，元朝在文化发展上又具有与前者不同的特征：其一，自魏晋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从割据一方到建立与中原皇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再到君临万方，统一全国，其势力发展、演进的轨迹十分明显，而这一发展的最高点，无疑是元皇朝。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决定了它在吸收各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前代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开阔性、广泛性；其二，元朝统一战争也是中国各民族力量进行新的重组的过程，经过战争的洗礼，有些民族消失了，有些新的民族产生了。元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民族构成基本确定下来，“中国历史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1]。在元代统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材为其所用，并立下汗马功劳，如畏兀、吐蕃、摩些、契丹、回回等民族，他们或为蒙古贵族冲锋陷阵，或为其劝降招抚，推动了元统一的进程[2]。这一现象说明且决定了元代民族融合具有深厚而广泛的历史基础，即其民族融合的深刻性；其三，受上述两点决定，元代的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就史学方面来说，元代不仅有本民族的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又有藏族史家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史》、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等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问世；至于元修三部正史，更是汉、蒙、康里、唐兀、畏兀儿、哈剌鲁[3]等各民族、各地区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回回族赡思，也是当时著名的史家。在这种情况下，“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4]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溢美之词，而是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与可能，并进而成为史学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与此同时，民族政权的封建性质所必然带来的民族不平等与民族压迫，也成为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历史现象，决定了元代民族史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正统论与民族史观

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说，论三史修撰者，以修端、杨维祯为代表；而继南宋正统问题讨论余绪者，则多以对《资治通鉴纲目》及三国史事的续作、改订、阐发为基本方式；从总论角度阐述正统之说者，则以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为代表。其中每家都各持一说，其讨论范围之广实为前代罕见。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对这些正统观点进行概括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正统之说在元代勃兴的原因有多种，政治上的因素当为其中首要方面。与辽、金一样，元朝在建立之初就声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元初两篇诏文中看出来。一篇是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诏》，其中说，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一是忽必烈本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所以，尽管忽必烈“峻辞固让，至于再三”，还是不得不顺应上天的指示，“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做了皇帝。这种神人共济，奉天承运、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与政治词令，与汉族历代皇帝即位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另一篇诏文是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国号诏》，它把自汉唐以来的国号进行了排比分类，认为他们或“从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因此元朝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的具体途径，就是从经典、古制中寻找帮助，最终“取《易》经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5]。如果说第一篇诏书是元统治者以“天下之主”的身分颁布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体现了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第二篇诏书则通过国号的确定，明确地把元朝统治与尧、舜、禹等先代贤君联系起来，表示自己在文化、政统上与他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从而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元代与前代任何政权一样，都认可、遵循同一价值与伦理观念。元代统治者的这一思路，无疑对于当时正统之论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元代正统论勃兴的文化原因在于对兴起于宋的理学的发扬光大。理学起于宋而兴于元，史学即是这种“兴”的形式之一，故而元学与史学结合的特点较为突出。而理学在民族史观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却需要做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分析。毋庸置疑，有些史家通过改订史书的形式阐发正统观念，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贵中国而贱夷狄”[6]，但也有多史家在正统问题上已经能够从理论角度把正统与夷夏问题区分开来，如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中把正统分为得、传、衰、复、与、陷、归八种情况，并依此把历代政权进行分类，而夷夏因素并不是他的分类标准。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史家，对理学的理解与运用角度都有种种差别，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元代正统论、理学与夷夏大防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因而以宋为正统的观念，在元初是有其夷夏大防的心理认识与文化背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二者就一定是等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元代如揭傒斯、苏天爵等史家一面为朝廷命官，一面却对宋统之说反复致意的情况。

第三，元代史家的正统之争，不论争论各方持何种具体观点，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有着共识的，那就是元代的文治武功超越前代，其历史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如主张元继宋统的杨维祯认为当朝乃“堂堂大国，林林钜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7]；理学名家苏天爵亦认为元乃“定一函夏，跻世隆康”的盛世[8]；同为理学家、史学名家的揭傒斯在为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所作的序中称“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还认为“自秦、汉之后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风者，宋而已”[9]。言辞之间，流露出他对汉族政权及其文化的深厚感情。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元统治反复给予了肯定，在评价元灭宋的历史事件时，他是这样说的：“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复振者，本于张浚抑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桧杀岳飞父子；而终于贾似道之专，刘整之叛。况天方以数千年不能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强之宋，岂能以数万之金币保区区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战亦亡，和亦亡，况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贾似道误国失信，无以正皇元出师之号，非刘整之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天也。”[10]由此可见，所谓夷夏之辨，在元代正统观中虽仍然存在，乃至影响到元修三史的时间、体例及具体史实评价及整个元代史学的诸多方面，但在涉及与当朝有关的问题时，各派却都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立场。这固然与元代政治统治的民族压迫政策密切相关，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传统的“以夏变夷”的观念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11]，“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12]，就是这种观念在元代的新的体现，也是元代史家在民族史观上存在以上特点的原因所在。应该说，这种观念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元代史学中的正统论，多围绕辽、宋、金三史的修撰工作展开，这反映了当时史家对前代史修撰工作的热情与责任心；而三史延绵几十年才告成的艰难修撰过程，则说明正统问题在元代受重视的程度及其影响史学之深刻。大概言之，在三史修撰的正统问题上，当时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以修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从时间、地域等方面来看，辽、宋、金各有特点，不相统一，故元修诸史，当仿唐修《南》、《北》史的方法，以辽、金入“北史”，以南迁以后的宋入“南史”；一是以杨维祯为代表的元继宋统说，认为辽、金不得予正统，故“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13]前一种意见盖以功业言之，与欧阳修的正统论有相通之处，后一种意见则强调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二者立论角度不同，所反映的文化心理与背景也不相同。众所周知，这一历史公案最后由蒙古族丞相、监修国史脱脱做出裁断，以辽、宋、金三朝各与正统，分别系以本朝年号为了结。从史学观念上讲，这是一种折衷的解决方法，这种折衷的办法使得具有各种正统观念的士人，尤其是汉族史家不能满意，乃至出现了各种私人撰述。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三史各与正统的办法，不仅在客观上促成了三史的迅速修成，而且有利于史家比较客观、全面地记述相互对峙的民族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我们今天民族史及中国通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史料。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对三史所谓“正统”问题的讨论，由于与具体史学活动紧密相联，实际上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论中出奴入主的政治偏见大为减弱。不仅如此，通过三史的撰修，还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元代统治者因大一统局面的取得而独得“天下之统”的自豪与自信，而这种自豪与自信，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三官修史书中的民族史观

元代官修史书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诸多方面，这些史著在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反映元展状况方面各有其历史作用。同时，受元代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贵族的客观现实的决定，在这些史书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方面的材料应是相当丰富的。现从元代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辽》、《金》、《宋》三史在此方面的成果为例作一分析。

首先，从三史撰述的基本原则来看，除三史“各与正统”之外，《辽史》所附录的《三史凡例》，为我们了解元代统治阶层的民族史观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史料。它关于帝纪部分的撰写是这样规定的：“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列传部分：“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三史书法准《史》、《汉》、《唐书》等汉族史学名著，以及遵循《春秋》求实的史学传统，表明三史在继承汉族修史传统及标准方面的努力；而各国称号准《南》、《北史》的作法，则为三史各与正统找到了具体的参照形式；至于“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则表明元代史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狭隘的民族偏见与观念，他们通过对对立政权中的死节之士的记载与表彰，一则以求得史学之实，一则以阐扬理学要义，为现实统治服务。这种对占主导地位的史学传统的继承、发扬的做法，同元修三史一起，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客观事实及其通过史学反映出来的鲜明的文化认同意识。

其次，从辽、宋、金三史所载内容来看，元代史家不仅能够对三朝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作比较客观的记载，而且在进行历史评价时也做到了相对的公允持中。如《宋史·夏国传下》是这样论述宋、夏关系的：“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子孙历王五代……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官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这种对宋夏关系的客观认识，固然与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史家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能够据实书之的可贵精神与认识水平。在西夏历史评价方面，《金史·夏国传》总结为：“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而对于不专修西夏史书的原因，《宋史·夏国传》也有说明：“前宋旧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虽偭乡不常，而视金有间，故仍旧史所录存焉。”“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这些解释表明，元人在对西夏历史问题的处理上，其基本态度是公允的，即一方面因为与金有差别，这种差别或表现在文化上，或表现于政治功业上；一方面因为文献不足之故，所以才采取依旧附其于宋、金史中的做法。这一态度进一步说明了元人在民族史观上的宽阔胸怀与气度。与此相类，元代史家在《金史》中对金“能自立于唐、宋之间”的文治武功，亦抱着“善亦吾师恶亦吾师”的求实态度[14]，进行了客观的记述与评价。对金统治下“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5]，“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6]的民族融合情况亦做了如实的记述。同样，宋代历史也得到了元代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如《宋史》各民族列传中，对有宋一代在民族政策及戌边方略方面的成功之处多有记载，但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卫，亦岂先王制荒服之道哉！”“纳土之议，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17]。如果说这些评判不免有参考、沿袭宋人旧说的成分，那么《进宋史表》则更为明确地体现了元代史家对宋代历史的总体认识，其中对宋代诸帝在政治、教化、军事、用人等方面的得失评价，可谓大致允当，同时也是对宋代历史简明扼要的概括。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元代史家通过三史修撰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史观上的卓识；同时也说明，三史各与正统是有其思想认识基础与实践依托的。这一基础与依托对后来的历史与史学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再次，从三史的民族史志的立目来看，也体现出元代史家在认识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历史方面的思想。其具体表现是：辽、宋、金三史均设有“外国”列传，用以容纳与其同时存在的其他皇朝的史事，而以传统的蛮夷传记述各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史事。这一看似简单无奇的改变，事实上说明在元代史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并不是一个强调种族差异的概念，而是指在功业及文化发展阶段上尚处在比较后进状态的一些民族。这一认识吸收了传统的夷夏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并通过史书体例更为系统地体现出来；而对宋代史书中开始出现的“外国”传加以吸收并普遍化，则成为国家观念发展的重要体现。虽然这些立目仍不免保留了民族歧视的色彩，但与固守“夷夏之辨”、“夷夏大防”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进展。

四私人历史撰述中的民族史观

与前代封建皇朝一样，私人著史同样也是元朝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元代私人修史，其荦荦大者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通鉴》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代表为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亦称《新注资治通鉴》），一是典制体史书的突出成就，其代表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使得这些私人史著在民族史观上体现出与官修史书不同的特点。其中能较明显地反映当时史家民族史观特征的，当属前者。

元代“《通鉴》学”发达，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载，即有郝经《通鉴书法》、金履祥《通鉴前编》等十六种[18]。其中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的《通

鉴纲目书法》旨在阐扬《通鉴纲目》义理之说，被后人视为“最为谨严精当，深能有得于朱子之志者”[19]，而在他们的著作中，确有不同程度的夷夏之辨的色彩。这从一定程度上拆射出元代民族史观对现实民族压迫的反映。但正如前所说，以宋为正统不等同于主张夷夏之辨一样，元代史家对《资治通鉴》的阐发、续作，以求揭示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其着重点亦在讲“正统”，而并非都在华夷问题上。换言之，元代史家虽然反对民族压迫，亦有故国之情萦绕不去，但史家的天然职责仍促使他们对前代及本朝历史作比较客观的探讨与总结。故国思绪并不等同于民族史观。这一结论在以《音注资治通鉴》闻名的胡三省身上即有所体现。

历来研究《通鉴》胡注者，都因为其中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以其作为反对元朝统治者民族压迫的典型代表，这种看法固然有理，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胡三省的注文中，亦包含有相当多关于民族问题的平实认识。首先，从胡三省注《通鉴》的宗旨来看，胡三省并不像元代其他续、注《通鉴》者一样，完全以理学为依据进行史学的编纂工作，而是多就事论事，随感而发论。关于这一点，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有精到的分析：“《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20]。求真务实的史学旨趣，使胡三省的注释在理论出发点上淡化了对理学的阐扬与发挥，而更注重从历史事实出发评判史事。其次，从胡氏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对亡国之痛的反复强调，“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正程正叔所谓见之者也。天乎！天乎！”[21]对待少数民族政权，胡三省也确有不少贬斥之词，如“夷狄之俗，好货而已，岂知有纲常哉！”[22]从这一感情出发，他对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作了剖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史学家的责任感却促使他对民族问题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与评价，继承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成果，因而注文中同时也包括了大量对民族问题的平实看法，如他论赵国石勒，称其识见卓然，“使死者有知，孟德、仲达其抱愧于地下矣”[23]；称赞苻坚之政说“苻坚之政如此，而犹不能终，况不及苻坚者乎！”[24]。关于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他也有所表述：“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5]这一看法从民族变迁这一更为具体、细致的角度说明了在拓跋氏统治之下民族之间差别日益缩小的事实。象这样对民族关系发展现象进行的辨析，在《通鉴》胡注中还有很多。从民族史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胡三省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值得重视的，而他以一名史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前代民族史所作的理性分析与评论，更是胡三省史学中极有价值的部分。由此类推，元代其他私人史著也应以这样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封建史家，揭示中国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总之，元代民族史观以正统论及官修、私修史著等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理论认识、史学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这些进展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及其复杂性特征表现得都很明显。

结语

元代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它的史学中的民族史观在阐扬大一统，强调“用夏变夷”方面取得理论进展，并在史学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取得突出的史学成就，但同时民族压迫的客观事实又使得它的民族史观通过私家修史体现出更多夷夏之辨的色彩。时代政治形势、文化背景（主要是正统观）及史学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三个主要因素。具体说来，元代民族史观的特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在宋元时期勃兴并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辽、金尤其是元代民族压迫十分突出，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意识仍然在向前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与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前者的分裂割据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皇朝为其结局，后者的诸国纷争则以蒙古族统治者为首建立起来的更大规模的封建皇朝为其结局。如果说，唐代空前的大一统使得唐代史家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更多宽容与理性的成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魏晋南北朝史学中南北相互攻讦的弊病，那么，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促使当时史家从更深入、客观的角度去思考与反映这一历史事实，从而使正统论、华夷之辨的讨论走向内容与层次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史学本身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更为成熟，具有了更加独立的学术特点。这是两者存在的主要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同为大一统局面，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却不尽相类的状况；也正是这种差别，促使后世史家不断结合现实对民族问题进行新的阐发与辨析，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认识。

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包括民族史观在内的史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就成为其曲折性与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民族史观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不断由局部的地区性的统一逐步走向整体的全国性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由隔阂、敌对逐渐走向了解、通好，并在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走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辽宋夏金元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历史事实的民族史观，也通过对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下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的认识与思考，达到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元代民族史观的进一步分析与说明，对于更好地透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8—540页。

[3]参与元修三史的史家民族成分，本文以翁独健先生主编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所述为准。

[4]（元）家铉翁：《中州集后》，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此两篇诏书均见《元文类》卷九。

[6]（元）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序》,上海同文书局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8]（元）苏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六《正学编序》,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

[9]（元）揭傒斯撰：《揭傒斯文集》卷五《杨氏忠节祠记》，李梦生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0]（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11]（元）郝经撰：《与宋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12]（元）杨奂撰：《正统八例总序》，《元文类》卷三二。

[13]《南村辍耕录》卷三。

[14]（元）阿鲁图撰：《进金史表》，见脱脱等撰：《金史》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15]（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太祖纪》。

[16]《金史》卷七十五《卢彦伦传》。

[1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

[18]《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

[19]（南宋）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编集诸儒姓氏》，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20]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第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21]（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晋齐王开运三年注。

[22]《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注。

[23]《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和七年注。

民族观范文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民族文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重要升华，对于推动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指明了新的思路。

1、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抓好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前提。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人的价值取向，强调发展的均衡协调性和整体综合性，强调要在经济发展中将文化和人的价值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2、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抓好规划的编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但发展不平衡，需要按照时代的要求进行规划、整合、提高，要根据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类别制定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地区间合作规划，打破省际、区际界限，以“大文化圈”为前提，对民族文化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规划中应包括民族文化的定位、基础设施建设、民族文化研究、人才培养、民族文化活动开展、文化产业化推进、文化经济政策等。

3、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抓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增长的需要，在城镇缺乏大型的、综合的、专门的民族活动场所，在乡村不少地方连看报看电视的条件都没有。因此，国家应加大投入，帮助民族地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活动中心和民族文化博物馆，继续推进农村“村村通”电视广播工程，建设基层文化活动场所等。对于经营性的文化设施，如演出业、娱乐业、广电影视业等，要深化改革，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这一领域，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向市场要效益。

4、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抓好各项文化活动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提高少数民族的文明素质，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组织、动员和吸引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他们喜爱的、有一定品位的传统文化活动中去，感受文化的迷人魅力，陶冶情操，寓教于乐，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应根据自已的实际，组织开展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并逐步走出以市场运作为主，推动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发展路子，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化，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业、餐饮住宿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全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文艺汇演为契机，广泛开展民族文化的创新活动，繁荣民族文化事业。

5、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抓好文化队伍建设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文化事业的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要发展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就应把文化队伍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当前，主要问题是文化管理、创作、表演、研究的人才年龄老化，专业断层现象突出。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一套民族文化队伍建设制度，确保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首先应倍加珍惜现有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理解和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其次抓好人才培养，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培育土生土长的优秀文化人才，增强发展后劲。第三应不断改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在政治上、经济上关心爱护人才，多给一些政策上的支持，留住人才。

6、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抓好民族文化的收集、挖掘和整理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民族文化资源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但有责任和义务保护珍惜，还应继承和发扬光大。民族地区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以挖掘整理民族文化资源为契机，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内涵。对于有失散可能的民族古籍、有失传可能的民族艺术、有失灭可能的民族文物等应进行抢救性整理；对于目前广泛流传的民族文化艺术，应进行总结提高，并不断创新，永葆艺术魅力。发展先进的民族文化，离不开各个民族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离不开各种文化要素的协调互动，因此，民族地区应在整理的基础上，对民族的发展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

（2）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3年10月。

（3）李晓东：《全球化与文化整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

（4）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民族观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又不断与时俱进。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国内外处理民族问题经验教训，从12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当代的新发展，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当代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七要素”引入民族概念。

正确认识、科学阐述民族的内涵，是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关于民族的概念都是沿用斯大林的“四要素”说，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但斯大林的定义主要是根据当时苏联各民族的情况，主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情况。

“这一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像我国这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和民族交往历史的国家的民族界定，也不完全适用于像美国那样新兴的移民国家的民族界定。”[1]因此，这个定义在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给予了新的诠释，明确提出了“七要素说”，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10-11。对民族概念的新阐述，不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把历史渊源、宗教等作为一些民族形成和构成的因素，进一步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民族概念既符合民族共同体的一般发展规律，又符合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发展规律，这是对民族概念的新认识和新突破。

二、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民族问题。

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民族理论界对民族问题的内涵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形成了见解不一的多家争鸣格局。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也由于对民族问题内涵认识方面的偏颇，我们党曾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加之其他因素，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过程中不能把民族问题正确定位，使我国民族工作进程曲折和严重失误。

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2]。

根据这个论述，民族问题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这个关于民族问题的定义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一次肯定这一观点。

“民族问题的根本，说到底是发展问题。离开发展，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答案。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在以往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曲折和失误，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现在搞清楚了，就为正确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3]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突出和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社会的发展。因此，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抓住历史的机遇，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赶上先进的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揭示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强调民族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

关于民族问题的特性，重点强调了“三性”。他在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2]240他多次强调：

“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4]。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肯定了“三性”，并进一步指出，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同时，在事关国家主权问题上，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总之，“民族、宗教无小事”，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解决好民族问题无论是对多民族国家，还是对由多民族组成的世界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些新阐述和新概括，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宝库。

四、概括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上，进一步指出，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民族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

1982年，党章和宪法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明确表述为“平等、团结、互助”后，党和国家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学术研究的成果，一般都使用这一提法。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理论界对这一表述提出了几种补充意见，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83年4月，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补充“合作”的观点。1985年10月，第三届全国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加上“竞争”的观点，随后又有人提出“共同繁荣”的内容，认为随着党中央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执行，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这就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此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的文件中、国家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对有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表述，除了平等、团结、互助以外又提到“友爱”，而且对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的排列和表述顺序也不同[5]。

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新提法。这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公务员之家

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和完善阶段。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中加入‘和谐’的要素，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目标出发，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是新的理论突破，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使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的内容更加完善、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5]

五、提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主张。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主张。这一观点源于“两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两个离不开”

是党中央1981年在讨论和解决新疆民族关系问题时正式提出来的。1981年10月，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进一步概括指出：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两个离不开”思想由于符合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很快为全国各族干部群众所接受和拥护。1981年7月，中央转发的《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指出：“在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一定要非常慎重。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6]

1990年9月，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指出：

“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6]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各民族之间要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携手奋斗。

在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会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和巩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观念深入人心，民族地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7]。

关于新形势下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党始终认为，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党始终注重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识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中的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使出现一些乱子，也始终立足于信任、争取和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对于破坏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突发性事件，及时采取措施，将其消弭在萌芽状态，而对于各民族中的违法犯罪分子，尤其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坚决依法予以打击。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利益和文化习俗方面出现的问题，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曾多次发出通知和规定，要求商业和宣传等部门注意民族政策，严禁有损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行为发生。国务院、国家民委和各级地方民族团结表彰活动对民族团结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六、明确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最早的表述是2003年3月4日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接见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少数民族界委员时的谈话。他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更好地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需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8]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阐述了这个主题的具体含义和这个主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商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具有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具建设基础。抓住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9]

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进一步加大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力度，其中否定、攻击、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思潮和活动日益猖獗。与此同时，在我国学术领域内，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出现了不同声音。

有鉴于此，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全面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经验基础上，肯定和重申了我们党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三个不容”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坚定立场。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是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多次强调，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他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扩大数量；第二，要提高素质；第三，要改善结构；第四，要提高层次。强调要把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实抓好。

此外，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方面，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重要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总结提升的与时俱进的认识。

总之，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逐渐探索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就与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正确认识是分不开。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1.

[2]国家民委政研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250.

[3]李德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J].中国民族，2002,（7）：4.

[4]中共中央统战部。“三个代表”与统一战线[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38-39.

[5]金炳镐。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下）[DB/OL].中国机构网，2009-03-10..

[6]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49.

[7]。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N].人民日报，2004-10-23.

民族观范文篇10

第一，普世性原则。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价值判断和行为走向，因而它应当奠基于对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未来走向的总概括之上，要将整个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最本质的价值准则结合进去，惟此才能吸引和召唤更广泛的人们去遵循和坚守，才能以此支撑和谐社会的构建，支撑和推动和谐世界的形成。只有坚持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原则，民族间的交集点和相通性才会形成，共存共荣才能实现。

第二，民族性原则。由封闭到开放，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中国社会，需要构建新的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必须建立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上，而不是奠基于外来文化。这一点对世界各国都具有规律性。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为例，其成就于几百年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精神因子甚至追溯至古希腊文明，追溯于基督教教义。当然，对于历史文化必须持以科学的态度，不行，民粹主义也不行，惟一可行的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结合现代文明，予以发掘、归纳和整理，力求使其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第三，政治性原则。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里，要形成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没有执政党的倡导和推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当一个民族选择了某一政党，即意味着这个党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可以满足民族的要求，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与民族核心价值观有着相通性。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所强调的构建和谐社会，即建立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这基本上满足了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需求，或者说支撑了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与推行。所以说，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一定不能脱离执政党的执政理念。